我的奋斗
序言：
有声书：https://archive.org/details/20260226_20260226_1048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所有中文版“我的奋斗”一般只有区区200-300页，只有南洋版近千页，我草草浏览，译文之粗制滥造，令人惊讶！根据我多年翻译经验，无论你如何简练，只要是全本翻译，中文和英文页数都应该是基本相当的，上下误差最多几十页，不可能超过100页，而“我的奋斗”问世近百年，完整中文版居然至今尚未出现，我个人估计除了吃力不讨好，就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压，随着现代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人类思想的传播不必完全依赖于过去传统陈腐的出版，电视，电台，报纸…等“飞科牛屎fake news”序列，那些都是统治集团的愚民洗脑工具，有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开启民智，启迪思想，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全本翻译“我的奋斗”目的就在于此，一部作品（书籍）的是非功过，应该由读者自己评判，而不是由统治集团和他们的喉舌“飞科牛屎”们来替我们的大脑做主，定义。
版本介绍
James Murphy 英译本（1939年伦敦版），译者James Vincent Murphy（1880s–1946，爱尔兰记者，1930年代，常驻德国，精通德语，曾与纳粹宣传机构有接触，他在1936–1938年间完成翻译，出版机构：Hurst and Blackett，时间：1939年3月（战争前几个月），当时英国政府与出版界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让公众看到《我的奋斗》的完整内容？Murphy 版本成为当时最接近完整文本的英文译本之一。是否“完整”？基本是全文翻译，与德文原版对应较严密，未像美国 Dugdale 版那样大幅删节（美国当时流通的是删节本），Murphy 的翻译特点：句式相对忠实原文，保留大量意识形态语言，风格，略显英国化，有时对长句做适度拆分，总体评价：学术价值高于可读性。政治敏感问题：1938–39年间：纳粹政府试图控制英文版本，希望删去过于激进、反英的段落Murphy 一度与德国方面关系紧张。后来德国方面转而支持一个“更温和”的英文版。文本风格特征，Murphy尽量保持：原文的煽动性，反犹主义段落，反民主语言，对东欧扩张的表述，因此它比删节版更“危险”，但也更真实。有一点可以肯定，德文原版1000多页，我对照了几乎所有主流英文版，只有这个墨菲版超过1000页，正如上述，只有这个版本几乎是逐段对照翻译的，我本人的翻译原则一项是信雅达，信排在首位，至关重要，为了信，可以牺牲雅达，反之则万万不可，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詹姆斯墨菲版的原因。
正文翻译开始
**献词**
1923年11月9日中午十二点半，下列姓名所列诸公，在慕尼黑的“统帅堂”（Feldherrnhalle）前，以及原战争部前庭，为了他们对本民族复兴的忠诚信念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阿尔法特，费利克斯，商人，生于1901年7月5日
鲍里德尔，安德烈亚斯，制帽匠，生于1879年5月4日
卡塞拉，特奥多尔，银行职员，生于1900年8月8日
埃尔利希，威廉，银行职员，生于1894年8月19日
福斯特，马丁，银行职员，生于1901年1月27日
赫兴贝格，安东，锁匠，生于1902年9月28日
克尔纳，奥斯卡，商人，生于1875年1月4日
库恩，卡尔，餐厅领班，生于1897年7月25日
拉福尔斯，卡尔，工科学生，生于1904年10月28日
诺伊鲍尔，库尔特，侍者，生于1899年3月27日
帕佩，克劳斯•冯，商人，生于1904年8月16日
冯•德•普福尔滕，特奥多尔，高等省法院顾问，生于1873年5月14日
里克默斯，约翰，退役骑兵上尉，生于1881年5月7日
舍布纳-里希特，马克斯•埃尔温•冯，工学博士，生于1884年1月9日
施特兰斯基，洛伦茨•里特•冯，工程师，生于1899年3月14日
沃尔夫，威廉，商人，生于1898年10月19日
所谓的政府官员拒绝让这些死去的英雄合葬于一处，以便后人永远怀念、凭吊。因此，我将本书第一卷献给他们，使本书成为纪念这些英雄的永恒丰碑，让我们对烈士们的怀念，成为我们运动追随者心中永恒的那束光。
兰茨贝格要塞
1924年10月16日
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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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言**
1924年4月1日，根据当时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决，我开始在兰茨贝格•阿姆•莱希要塞服刑。
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劳作，我现在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开始撰写这本许多人曾向我建议、而我自己也认为对我们的运动有益的著述。因此，我决定用两卷篇幅，不仅阐述我们运动的目标，也叙述它的发展过程。从这本书中所能学到的东西，远胜于任何纯粹教条式的论著。
这也使我得以回顾自身的成长过程，但只陈述为理解本书两卷所必需的部分，并借此驳斥犹太报刊加诸于我的种种天方夜谭式的谎言。
本书不是专门写给那些陌生的读者，而是写给那些心属我们这项运动、并愿意更深入研究这项运动的志同道合者。我深知，生动有力的口头演说比枯燥的文字表达更能打动人心，地球上一切伟大的运动，其发展壮大更多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
然而，为了让各方捍卫自己信念的方式更加统一规范，每个信念的基本原则都必须付诸文字。因此，愿我这两卷书成为我为这项共同事业建造的大厦所贡献的基石。
兰茨贝格•阿姆•莱希要塞
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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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
当我把这部未经删节的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英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觉得有责任提醒读者注意某些历史事实。若读者希望对这部非比寻常的著作作出的公正评判，这些事实必须铭记于心。
《我的奋斗》第一卷是在作者被囚禁于巴伐利亚一座要塞时写成的。他如何身陷囹圄？又为何至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重要，因为本书正是围绕将作者置于这种境地的那些事件展开，而他写作时正承受着当时历史事件所带来的情感压力。那是德国最苦难屈辱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多世纪之前，当拿破仑肢解了旧德意志帝国、法国士兵占领了几乎整个德国之时。
1923年初，法国入侵德国，占领鲁尔区，并夺取莱茵兰若干德国城镇。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当时英国各政治派别一致提出抗议。德国人已根据《凡尔赛条约》被解除武装，因此无法有效自卫。令德国的困境雪上加霜，前景更加暗淡的是，法国大力鼓吹莱茵兰脱离德国共和国，并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地区。大量金钱被用来贿赂煽动者以推动这次分裂运动，而德国人中那些最阴险的分子也在侵略者（法国人）的资助下异常活跃。同时，在巴伐利亚也掀起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主张该邦脱离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君主国，臣属于法国，正如拿破仑在1805年册封马克西米连为巴伐利亚第一任国王时所做的那样。
莱茵兰的分离运动如火如荼，以至于某些德国政界领袖公开表示支持，暗示若将莱茵兰割让，或许可以就赔款问题与法国达成交易。但在巴伐利亚，分离运动走得更远，而且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若在巴伐利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君主国，下一步便可能与天主教的德属奥地利合并，甚至可能由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统治。如此便会形成一个从莱茵兰，经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延伸至多瑙河流域的天主教大区，至少在道义与军事上-----即便不在完全的政治意义上----必定处于法国的霸权之下。如今看来这似乎很荒诞，但在那段荒诞的岁月里，这种分离被视为切实可行。若此计划付诸实施，意味着德国将被彻底肢解——而这正是法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当然，这种目标如今已不复存在。若非当年希特勒写作《我的奋斗》时这些分离运动是如此迫近而真实，而且分离后果之不幸远甚于我们今日所能想象，我本不愿重提这些如今看来“陈年旧账、遥远且悲伤”的往事。
到1923年秋，巴伐利亚的分离运动已几乎既成事实。巴伐利亚国防军首长冯•洛索将军不再听命于柏林。德意志共和国的旗帜已难得一见。最终，巴伐利亚总理决定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并脱离德意志共和国。此举原定于德国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前夕（1918年11月9日）进行。
希特勒部署了反击行动。此前数日，他已在慕尼黑附近集结其冲锋队，意在举行一次全国性示威，并希望国防军能支持他以阻止分裂。鲁登道夫与他同行。希特勒认为以这位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统帅（鲁登道夫）的威望，足以赢得职业军人们的拥护。
11月8日晚，原定在比尔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一次集会。巴伐利亚的爱国团体齐聚一堂，总理冯•卡尔博士开始宣读其官方宣言，内容几乎等同于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并脱离共和国。正当卡尔发言时，希特勒在鲁登道夫陪同下进入会场，会议随即被打断。
次日，纳粹营队走上街头，举行支持民族统一的大规模示威。他们以整齐队形行进，由希特勒与鲁登道夫领头。当他们抵达市中心广场之一时，军队向他们开火。十六名游行者当场身亡，另有两人在国防军兵营中伤重不治，另有多人受伤。希特勒跌倒在地，锁骨骨折。鲁登道夫则径直走向在路障后射击的士兵，但无人敢向这位昔日统帅扣动扳机。
希特勒与数名同伴被捕，并被囚禁在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要塞。1924年2月26日，他在慕尼黑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处五年监禁于要塞。他与几名同样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同伴一起返回兰茨贝格，直至当年12月20日获释。他总共服刑约十三个月。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第一卷。
若牢记以上背景知识，我们便能理解《我的奋斗》写作时所承受的情感压力。希特勒自然对巴伐利亚政府当局、对那些往往不自觉成为法国棋子浅薄的爱国团体，以及对法国本身充满愤慨。在那样的情势下，他对法国言辞激烈，是可以理解的。那时称法国为德国“不可调和且致命的敌人”并非夸张。这种言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外，甚至连和平主义者也在使用。
尽管《我的奋斗》第二卷是在希特勒出狱后写成，并发表于法国撤出鲁尔之后，但入侵军队的脚步声仍回荡在德国人的耳中。法国入侵对德国工业与金融生活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国家陷入社会与经济混乱。在法国，法郎价值跌至原来的一半。事实上，法国入侵鲁尔与莱茵兰之后，整个欧洲都濒临破产边缘。
然而，这些事情如今已归于不堪回首的历史，无人愿再提起。因此常有人问：希特勒为何不修订《我的奋斗》？在我看来，一个公正的评论者会立即想到，《我的奋斗》是一份带有时代烙印的历史文献。若加以修订，便等于将其从历史语境中抽离。此外，希特勒曾声明，他的行动与公开言论已构成对该书的部分修订，应如此理解。尤其是书中关于法国以及尚未并入帝国的德意志同胞的言论。他已明确承认南蒂罗尔的德意志地区永久属于意大利；关于法国，他也一再声明，德国与法国之间如今不存在政治利益冲突的理由，德国对法国没有领土要求。最后，我还要指出，希特勒亦曾声明，他在撰写此书时只是政治领袖，而非承担官方责任的政治家，因此书中所言并不意味着他作为帝国总理时的立场。
接下来我谈到文本中若干反复出现、可能并非人人明了的用语。例如，希特勒时常提到“德意志帝国”。有时他指第一帝国，有时则指1871年威廉一世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顺带一提，他1933年建立的政权通常被称为“第三帝国”，尽管这一说法并未出现在《我的奋斗》中。他还提及“奥地利帝国”和“东部边区”，却并未始终明确区分哈布斯堡帝国与奥地利本身。若读者牢记以下历史梗概，便能理解这些指涉。
“Reich”一词源自拉丁语“Regnum”，并不等同于王国、帝国或共和国，而是一种可适用于任何宪制形式的基本概念。或许可译为“国域”或“疆域”，在其确为帝国时则可译为“帝国”。第一德意志帝国的前身是公元800年查理曼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这是一支后来罗马化的日耳曼部族集团。十世纪时，帝国转入德意志人手中，奥托一世（936—973年）成为皇帝。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它在德意志皇帝统治下延续，直到拿破仑在上世纪头十年征服并肢解德国。1806年8月6日，最后一位皇帝弗朗茨二世正式放弃德意志皇冠。同年10月，在耶拿战役之后，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柏林。
拿破仑倒台后，重新统一德意志诸邦的运动开始兴起。但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是1871年在普法战争之后建立第二德意志帝国。然而，这一帝国并未包括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德意志领土，这些地区被称为“德属奥地利”。俾斯麦曾梦想将德属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但这一梦想直到1938年大权在握的希特勒才使之成为现实。牢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将所有德意志邦国统一于一个帝国之下的梦想，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爱国主义与政治家的主旋律，也是希特勒自童年起的理想之一。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常提到“东部边区”。这一“东部边区”，即东方边境之地，是查理曼为帝国东部防线所设立。其居民主要为被称作巴伐里人的日耳曼—凯尔特部族。数百年来，它（东方边境之地）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抵御东方入侵，尤其是抵御土耳其人的坚固堡垒。从地理上看，它几乎与德属奥地利相同。
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例如，我常常保留“Weltanschauung”一词的原文。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准确传达这一德语词的含义；若每次都用解释性短语替代，会使文本过于冗赘。“Weltanschauung”字面意为“世界观”，但在德语中通常指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关于人生、人类价值、文化与宗教观念、政治、经济等等，事实上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观。基督教可以称为一种Weltanschauung，伊斯兰教也可以，社会主义亦然，尤其是在俄国所宣扬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种Weltanschauung。
另一个我常保留原文的词是“völkisch”。其基本词为“Volk”，常译为“人民”，但德语中的“Volk”指的是不分阶级或等级的整体民族主体，是一个暗示基本民族血统的根本概念。1918年战败、君主制垮台、贵族与上层阶级解体之后，“人民”（Das Volk）的概念凸显为统一德意志民族的纽带。因此战后出现大量“民族主义”社团，也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概念。这与社会主义将国家视为阶级分裂体的观念相对立。希特勒的理想是“民族国家”（Völkischer Staat），我将其译为“人民国家”。
最后，我要指出，“社会民主”一词在英语中可能产生误解，因为它并不具有我们理解的民主含义。这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名称。该党完全奉行马克思主义；但它采用“社会民主”之名，是为了吸引德国社会中的民主派人士。
詹姆斯•墨菲
阿博茨兰利
1939年2月
中文全球禁书：我的奋斗 全本翻译
Moderator: 吴三桂
Re: 中文全球禁书：我的奋斗 全本翻译
第一卷：回顾
第一章 在我父母的家中
有声书：https://archive.org/details/20260226_20260226_0435
今天看来，命运将布劳瑙—因河畔小城指定为我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实属幸运。因为这座小城正坐落在那两个国家的边界线上，而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来，这两个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一项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奉献生命去完成的使命，并且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归伟大的德意志祖国，而且这绝不是出于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不，不。即便这种统一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甚至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利的，统一也必须实现。拥有同一血统的（德国）人民，应当生活在同一个帝国之中。德意志民族在将她所有子女汇聚于一个国家之前，没有权利拓展海外殖民地。只有当帝国的疆域已经涵盖所有德意志人，却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时，民族出于生存需要而向外拓展领土，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到那时，犁亦为剑；战争的血泪，将为后世赢得生存的粮食
因此，这座边陲小城在我看来象征着一项伟大的使命。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个小镇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一个多世纪以前，这片荒乡僻壤之地曾发生一场不幸的悲剧，震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并将永远被铭记，至少会铭刻在德意志历史的篇章中。在祖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一位书商，约翰内斯•帕尔姆，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法国的敌人，因为“不幸地深爱着德国”而在此被处死。他顽固地拒绝透露同伙的姓名，或者更确切地说，拒绝揭发那些对此事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与后来利奥•施拉格特的遭遇如出一辙。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被政府的密探向法国人告发。而在此次事件中，收获卑劣“声名”的，是来自奥格斯堡的一位警察局长；他开创了一个先例，而这个先例后来被塞弗林先生执政的帝国中的“新德意志”官员所效仿。
【注1】为理解此处及《我的奋斗》后文中的类似提法，须注意如下背景：
1792年至1814年间，法国革命军席卷德国。1800年，巴伐利亚在霍恩林登战役中与奥地利一同战败，法国军队占领慕尼黑。1805年，巴伐利亚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群诸侯，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即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定权利）被拿破仑封为巴伐利亚国王，这位选帝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 (Maximilian I Joseph)）承诺在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中向法国提供三万人的兵力支持。于是，巴伐利亚成为法国的完全附庸国。这一时期被称为“德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希特勒在书中屡次提及此一称谓。
1806年，一本题为《德国最深重的耻辱》的小册子在德国南部出版。协助传播此册子的有纽伦堡书商约翰内斯•菲利普•帕尔姆。他被一名巴伐利亚警察密探向法国人告发。在审判中，他拒绝透露作者姓名。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他于1806年8月26日在因河畔布劳瑙被枪决。后来在行刑地点为他建立的纪念碑，是希特勒童年时期最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公共纪念物之一。
施拉格特的案件在许多方面都与约翰内斯•帕尔姆的遭遇相似。施拉格特是一名德国神学学生，1914年自愿参军。他成为一名炮兵军官，并获得两级铁十字勋章。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时，施拉格特协助组织了德国人针对入侵的法国人的消极抵运动。他与同伴炸毁了一座铁路桥，以阻碍德国煤炭被运往法国。
参与此事的人被一名德国告密者向法国人出卖。施拉格特独自一人揽下了所有罪责，被判处死刑；他的同伴则被法国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和苦役。施拉格特拒绝透露下令炸毁铁路桥的领导人的身份，也拒绝在法国法庭上乞求宽恕。1923年5月26日，他被法国行刑队枪决。当时塞弗林担任德国帝国内政部长。据说有人曾为施拉格特向他求情，而他拒绝干预。
施拉格特后来成为德国反抗法国占领鲁尔的主要烈士，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英雄之一。他在该运动早期便已加入，其纳粹党员证编号为61。
在这座因河畔的小镇里，在德国烈士的记忆光环笼罩之下，这座血统属巴伐利亚却受奥地利国家统治的小城里，我的父母在上个世纪末定居下来。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极为尽责地履行职务。母亲操持家务，满怀慈爱地照料孩子。那一时期我记忆不多；因为几年之后，父亲便不得不离开这座我深深喜爱的边境小城，前往因河谷更下游的帕绍任职，帕绍位于德国境内。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公务员通常要定期调任。不久之后，父亲又从帕绍调往林茨，并在那里退休，领取养老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老人能够就此安闲度日。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户之家，少年时便心生不安，离家出走。年仅十三岁时，他背起行囊，离开了故乡那片林间教区。尽管村民们以“经验之谈”劝阻，他仍前往维也纳学习手艺。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带着仅有的三枚古尔登 (Gulden德意志南部通行货币)，决定离开故乡、面对未知，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当这个十三岁的少年长到十七岁，通过了学徒考试，成为一名手工业者时，他并不满足。恰恰相反，当时持续的经济萧条与贫困艰难，更加坚定了他放弃手工业者工作、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孩提时代，他曾认为故乡教区神父的地位是人类成就的最高境界；但在大城市开阔了眼界之后，他把追求国家官员的尊贵地位视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在困苦与艰难中早熟，带着顽强的毅力开始新的计划，并坚持到底，终于如愿以偿。他成为了一名公务员。我想，他大约二十三岁时达成了这个目标。这样，他兑现了少年时的诺言——在成为“有出息的人”之前，不再回到故乡。
他达到了目的。然而村里已无人记得他童年的模样，故乡本身也变得陌生。
当他五十六岁时，终于结束公职生涯；但他一天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在上奥地利兰巴赫小集镇郊外，他购置了一处农场，亲自耕作。于是，在漫长而勤勉的一生之后，他又回到了父亲曾经过的生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孕育了自己的理想。我常在放学回家的长路上奔跑，在野外嬉戏，与一群最顽劣的男孩厮混，这让母亲时常忧心忡忡。这一切使我与一个乐于呆在室内安静的孩子截然不同。关于未来职业，我几乎没有认真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父亲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认同感。我想，在与同伴们那些多少有些激烈的争论中，我天生的演说才能开始显现。我成了我们那个少年团伙的头儿，在学校里学习轻松而成绩不错，却很难被管束。闲暇时，我在兰巴赫修道院教堂的唱诗班练习歌唱，因此屡屡为庄严华丽的宗教仪式激动不已。在我心中，院长一度成了我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正如父亲少年时曾把故乡的乡村神父视为最高追求目标一样。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想的。然而，我与父亲之间由于少年叛逆而发生的争执，并未使他把儿子的口才视为适合投身神职工作的良好征兆，因此他自然无法理解我当时那些孩子气的念头。我这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颇为忧虑。
事实上，这种对神职工作短暂的向往很快让位于更符合我气质的希望。翻阅父亲的书籍时，我偶然发现几本军事题材的出版物。其中一本是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通俗历史，分为两卷，是当年的图文期刊。这些期刊立刻成为了我最喜爱的读物。不久，那场伟大而英勇的战争在我心中占据了首位。从那时起，我对一切与战争或军事相关的事物愈发热衷。
但这场普法战争对我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第一次——虽然还相当模糊——一个问题在我心中浮现：参加那场战争的德国人，与其他德国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那是什么？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参加？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其他人没有参与那场斗争？我们难道不是与其他德国人一样吗？我们难道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吗？
正是在那时，这个问题第一次搅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我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中，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虽然心中暗含妒意：那就是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有幸属于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这一点令我难以理解。
父亲后来决定让我继续求学，他综合分析我的性格与气质，认为文科中的古典课程不太适合我的天分。他觉得非古典中等学校（Realschule注2 实科中学）更适合我。我在绘画方面明显的天分强化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奥地利文科中学对绘画的重视远远不够。也许，根据他自己曾走过的艰辛道路，使他把古典教育视为不切实际的课程，因此评价不高。在他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儿子也应成为国家公务员。他为我规划了这条成为公务员的道路。他在自己奋斗过程中经历的艰难，使他高估了自身的成就——而这成就确实完全出自他不懈的勤勉与毅力。一个白手起家者特有的自豪感，使他希望儿子也追随同样的职业，若可能，在这个职业中达到更高的职位。更何况，他一生辛勤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儿子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注2：Realschule非古典中等学校，实科中学，偏向现代科学、技术、数学和现代语言（如法语、英语）。Lyceum 与 Gymnasium 为古典或半古典中等学校，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的研究】
他根本无法想象，我竟会拒绝那种在他一生中几乎意味着一切的事业。父亲的决定简单、明确、毫不含糊；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像他这样的人，凭借自身艰苦奋斗而在家庭中形成了近乎专断的权威，绝不会想到让那些“毫无经验”、缺乏责任感的年轻人自行选择职业。尤其是在关乎自己儿子前途的问题上，如果任其自作主张，在他看来，那将是他对父权与责任的严重失职，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完全违背了他一贯恪守的责任感。
然而，事情终究不可能如此。
在我一生中第一次——那时我十一岁——被迫公开反抗父亲。无论父亲多么坚决地要执行他的计划和意见，他的儿子在拒绝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想法时，同样顽固。
我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
无论多少次劝说，无论多少“严肃”的警告，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成为国家官员。父亲试图通过描绘他自己的仕途来激发我对那种职业的兴趣，但结果恰恰相反。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束缚在办公座位上，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被迫终其一生填写表格，我便感到作呕。
可以想象，这样的前景会在一个绝非通常意义上“乖孩子”的少年心中激起怎样的念头。学校布置的功课荒唐地轻松，使我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户外，而不是待在家里。如今，当我的政治对手细致入微地翻查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企图最终证明这个希特勒在年轻时曾干过多少不光彩的勾当时，我反倒感谢上天，使我能够回望那段快乐的岁月，并从中获得慰藉。田野与森林，便是当年一切争论展开的战场。
即便进入实科中学，也未能改变我安排时间的方式。但此时我又面临另一场斗争。
只要父亲要我当公务员的想法还只是个打算，并未与我自己的计划正面冲突，这场争执还算好应付。我可以在表达个人看法时保持克制，从而避免无休止的争执。那时，只要坚持自己绝不成为政府官员的决心，就足以使我内心安定。我只需坚持这一信念即可。然而，当我有了一个可以向父亲提出的积极方案时，局势便变得复杂起来。那时我才刚十二岁。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今已难以说清；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要成为一名画家——一名艺术家。我在绘画方面确有天赋，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甚至是父亲把我送进实科中学的原因之一；但他从未想过要将这种才能发展为职业。恰恰相反。当我再次拒绝采纳他的计划后，父亲第一次问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父亲一时愣住了。“画家？艺术画家？”他惊呼。
他怀疑我是否神志清醒，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或误解了我的意思。但当我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看出我是认真的时候，他以一贯的坚决态度加以反对。他的决定极为简单，丝毫不受我所谓天赋的影响。
“艺术家？只要我活着，绝不可能。”既然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固执，又添加了自己的性格，我的回答同样坚定，只是立场完全相反。
于是我们的斗争陷入僵局。父亲不肯收回他的“绝不”，而我则愈发坚持自己的“偏要”。
很自然地，这种局面并不愉快。父亲恼怒异常；而我虽然真心爱他，也同样心怀不满。父亲严禁我再抱有以绘画为职业的希望。我则更进一步，宣称若不能如此，便什么都不学。这样的表态使局势更加紧张，父亲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行使他的父权。这迫使我采取一种表面谨慎沉默的态度，但我暗中却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我想，只要父亲看到我在实科中学毫无进展，无论好坏，他终究会被迫允许我走那条我梦寐以求的道路。
至于我的是否是否有效，我并不清楚。但我在学校成绩的退步确实十分明显。我只学习那些吸引我的科目，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将来对我成为画家有帮助的课程。凡是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或不合兴趣的科目，我则敷衍了事。我那时的成绩单，总是呈现极端：某些科目“很好”或“优秀”，另一些则是“中等”甚至“低于平均”。我最出色的科目是地理，尤其是历史。这两门课是我的最爱，分数我常居全班首位。
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经历，我发现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清晰地浮现出来。
第一，我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
第二，我学会了理解并把握历史的真正意义。
旧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少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在普法战争胜利大军凯旋之后，帝国内部的德国人逐渐与边界之外的德国人疏远，一方面因为德国境内德国人不屑于正确评价那些边界外同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根本无力这样做。
帝国境内的德国人并未意识到：倘若奥地利的德国人并非最优秀的民族血统，他们绝不可能在一个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的帝国之中如此鲜明地打上自身性格的烙印，以至于在德国本土竟产生了一种观念——尽管完全错误——认为奥地利本身就是一个德国国家。这种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然而，这同时也是对东部边疆(注3)那一千万德国人优良品格的雄辩证明。帝国境内真正了解那些东部德国人每日为维护德语、德意志学校和德意志民族性而进行艰苦斗争的人，寥寥无几。直到今日，当残酷的命运将我们数百万同胞从帝国分裂出去，迫使他们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心中怀念着那共同的祖国，朝思暮想，至少要为使用母语这一神圣权利而斗争时——直到如今，更广大的德国民众才开始明白，为捍卫民族传统而战意味着什么。或许此刻，才有人能够估量那种曾经激励着古老东部边疆的德意志人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那些东部边疆的德国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在数百年间为帝国抵御东方势力的入侵；随后，他们又通过类似消耗战的游击斗争——以零散而持久的方式捍卫德语的使用和传统——守护了德语的疆域。那时，德意志帝国热衷于经营海外殖民地，却对自己门前的骨肉同胞漠不关心。
【注3：参见译者序言。】
在旧奥地利围绕语言展开的斗争中，也如同一切斗争那样，自始至终存在三种人：战斗者、摇摆者和叛徒。这种分化甚至在学校里便已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之争或许在学校周围表现得最为激烈；因为学校是培育未来一代的苗圃。斗争的战术目标在于争取儿童，因此第一声号召便是向儿童发出的：
“德意志青年，不要忘记你是德国人！”
“记住，小女孩，你将来要成为一位德国母亲！”
凡是了解少年心理的人都明白，青年人总会热情响应这样的号召。年轻人以各种形式投身斗争，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武器作战。他们拒绝演唱非德语歌曲。越是有人企图动摇他们对德意志的忠诚，他们就越是要表达对德国民族英雄的敬仰。他们省下平日的零花钱，把钱投入大人们为民族抗争而筹措的经费中。他们对非德语教师言辞中的含沙射影异常警觉，并异口同地声反驳。他们佩戴被禁止的德意志民族标志，因此受到处罚，甚至为遭受体罚而感到自豪。这些少年微小的抗争为成年人树立了忠诚的榜样。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相当年幼时便参与了旧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当为“南部边疆德意志联盟”和“学校联盟”举行集会时，我们佩戴矢车菊和黑红金三色，以示忠诚。我们以“万岁！”互致问候，并不顾警告与处罚，拒唱奥地利国歌，而唱我们自己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因此，在所谓民族国家的公民大多对自身民族身份所知有限的时代，青年却已经接受了政治教育。当然，我并不属于摇摆者。不久之后，我便成为一名热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一称谓与今日政党意义上的用法不同。
我的思想迅速倾向于民族主义；十五岁时，我已懂得忠于君王的爱国主义，与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我的立场完全在后者一边。
对于那些从未研究过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帝国）国内状况的人来说，他们或许难以理解这种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奥地利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几乎只教授世界史，而专门的奥地利史所占篇幅极少。这个国家的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存在与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把历史分为德国史与奥地利史，实际上几乎难以想象。事实上，也只有当德意志民族被分割为两个国家之后，德国史与奥地利史的分离才真正开始。。
那些仍保存在维也纳的帝国徽饰（注4），与其说是永久统一的现实象征，不如说更像带着神秘色彩的历史遗物。
【注4：当弗朗茨二世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压力下放弃“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时，帝国的王冠与权杖等皇权徽记仍留在了维也纳。1871年，在威廉一世领导下重新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曾有人要求将这些徽记迁往柏林，但未被采纳。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之后，希特勒将其运至德国，并在1938年9月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展出。】
1918年，当哈布斯堡国家（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时，奥地利的德国人几乎本能地呼喊要与德意志祖国统一。那是整个民族心中一致的渴望——回归祖辈未曾忘却的家园。然而，这种普遍而又强烈的渴望，唯有从每个奥地利德国人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才能得到解释。那是一股永不干涸的源泉。尤其在迷惘与遗忘之际，那虽不高亢但却深沉的声音提醒人们勿忘过去，敦促他们不必计较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将目光投向新的未来。
中等学校所谓的世界历史教学仍然非常不令人满意。很少有教师意识到，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记住一些日期和事实，学生对某场战役的确切日期或某位元帅的生日并不感兴趣，对自己祖先的王冠何时加冕更是不关心——至少兴趣极其有限。这些显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学习历史意味着去寻找和发现那些导致眼前历史事件结果的因素。阅读与学习的艺术在于记住本质，而忘却非本质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一生几乎都受到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因为我曾有一位历史教授，他对如何在教学和考试中贯彻这种历史观有着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的理解。这位教师是林茨中学的莱奥波德•波特施博士。他拥有一个理想的历史老师所需具备的所有品质：一位举止果断、心地仁慈的长者，口才出众，能够以自己的热情感染我们。即便到今天，我仍无法保持平静地回忆起这位令人敬仰的人物，他充满热情的历史讲解常常让我们完全忘记现实，仿佛被魔法带回了过去。他穿透了数千年的迷雾，把死去的历史记忆转化为生动的现实。聆听他讲课时，我们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更幸运的是，这位教授不仅能用现实事例说明过去，而且还能从过去为现实提供教训。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当时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的民族热情，被他巧妙地用作教育我们的工具，经常激发起我们的民族荣誉感；因此，他比用其他任何手段更容易维持课堂秩序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教授，历史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学科。顺理成章地，但并非教授有意，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少年叛逆者。但是，谁在这样的教师指导下学习德意志历史，我们又怎能不成为那个国家（奥匈帝国）的敌人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又怎能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呢？它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证明，这个王朝随时准备为了蝇头小利出卖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少年，难道没有充分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对我们德意志人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吗？
历史教给我们的哈布斯堡政策，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互印证。在北方和南方，外来民族的毒害正在侵蚀我们人民的体魄，连维也纳也逐渐非德意志化。皇室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偏袒捷克人。事实上，正是永恒正义与无情复仇女神之手，使得奥地利德意志最凶恶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死于他自己参与制造的子弹之下。他是自上而下推动奥地利成为斯拉夫国家运动的狂热支持者。
德意志人民肩上的负担巨大，他们必须付出的金钱与鲜血难以计数。
然而，任何不至于完全失明人都应当看出，德意志人民的付出都是徒劳的。最令我们痛苦的是，整个体系在道义上似乎受到同盟德国的保护，因此奥匈帝国内德意志精神属性的缓慢消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德国的默许。哈布斯堡王朝表面上让人民相信奥地利仍是德意志国家的虚伪，加深了奥匈帝国境内德国人对哈布斯堡皇室的仇恨，同时也激发人们对王室的反抗与蔑视精神。
而在德意志帝国内，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切却毫无察觉。仿佛被雷电击瞎，他们站在一具尸体旁，却在腐尸中误以为看到了复苏的迹象。在年轻的德意志帝国与虚幻的奥地利国家这段不幸的联姻中，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以及奥匈帝国最终崩溃的伏笔。。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这里，我只需要说明一点：在我少年时期，我便得出了一些结论，并从未动摇。随着岁月流逝，我对这些信念愈加深信不疑。这些信念是：奥匈帝国的解体是保卫德国的前提条件；民族感情绝非君主制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注定要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幸。
顺理成章地，我对德意志—奥地利故乡产生了强烈的热爱，同时对奥地利这个国家深恶痛绝。
通过在学校学习历史所培养出的这种历史思维，一直伴随着我。世界历史逐渐成为帮助理解当代历史性政治事件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我不是‘学习’政治，而是从政治中汲取教益。
正如我在艺术上展现出早熟的革命精神，我在政治上也同样早熟。那时，上奥地利省会有一座剧院，相对而言水平尚可，几乎演出所有剧目。我十二岁时观看了《威廉•退尔》这部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几个月后，我观看了《罗恩格林》，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歌剧，我立刻被它深深吸引。我对拜罗伊特大师充满了无比的敬仰，每次都渴望再次聆听他的歌剧。可以说，这些在小城的简朴演出，为我日后欣赏更高级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切加深了我对父亲为我选择的职业的厌恶。随着少年时代的粗犷与锋芒逐渐消退，这种不满愈发强烈，我愈发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在公务岗位上感到快乐。林茨中学已确认并认可我在绘画上的天赋，我成为画家的决心因此更加坚定。任何咒骂或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立志成为画家，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我强迫成我为公务员。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将此视为绘画才能的自然延伸，并为自己在艺术领域的拓展而沾沾自喜。我当时未曾料到，这条艺术道路终将夭折。
我的职业选择，比我所预想到的更早便已确定。
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当时身体依然健壮，却因一次中风毫无痛苦地结束了自己尘世间的旅程，他的离世使我们全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事业上有所进展，从而使我免于他本人曾经经历的艰苦磨难。然而他生前就已经明白，这一愿望似乎已经无法实现。然而，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播下了未来的种子——那是当时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未来。
起初，外表看起来，父亲去世后家中的一切仍与往常无异
母亲觉得自己有责任按照父亲的意愿让我继续学业，也就是说，她希望我走公务员的道路。而我本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成为国家官员。中学所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以至于我逐渐对学业越来越不感兴趣。生病突然帮了我一把。短短几周之内，病魔就决定了我的未来，也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家庭内部冲突。我的肺部受到严重损害，医生强烈建议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从事必须在办公室工作的职业。他命令我至少休学一年，不再去读实科中学。我长期以来暗自渴望，并不断为之抗争的事情，几乎在一瞬之间成为了现实。
由于病魔缠身，母亲同意我离开实科中学，转而进入艺术学院。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我看来几乎如同美梦一般；然而，它注定只能是个美好的梦。两年之后，母亲的离世无情地终止了我所有美好的计划。她由于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而去世，从一开始，她的病就几乎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尽管早有预料，她的离世仍然给我以沉重的打击。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更爱我的母亲。
贫困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迅速作出决定。
家中微薄的积蓄几乎因母亲的重病而消耗殆尽。我作为孤儿所领取的津贴，甚至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自谋生路了。
拎着装满衣物的小提箱，怀着坚忍不拔的决心，我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旅程。我希望能像父亲五十年前那样，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大人物”——但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
第一章 在我父母的家中
有声书：https://archive.org/details/20260226_20260226_0435
今天看来，命运将布劳瑙—因河畔小城指定为我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实属幸运。因为这座小城正坐落在那两个国家的边界线上，而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来，这两个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一项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奉献生命去完成的使命，并且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归伟大的德意志祖国，而且这绝不是出于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不，不。即便这种统一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甚至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利的，统一也必须实现。拥有同一血统的（德国）人民，应当生活在同一个帝国之中。德意志民族在将她所有子女汇聚于一个国家之前，没有权利拓展海外殖民地。只有当帝国的疆域已经涵盖所有德意志人，却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时，民族出于生存需要而向外拓展领土，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到那时，犁亦为剑；战争的血泪，将为后世赢得生存的粮食
因此，这座边陲小城在我看来象征着一项伟大的使命。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个小镇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一个多世纪以前，这片荒乡僻壤之地曾发生一场不幸的悲剧，震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并将永远被铭记，至少会铭刻在德意志历史的篇章中。在祖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一位书商，约翰内斯•帕尔姆，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法国的敌人，因为“不幸地深爱着德国”而在此被处死。他顽固地拒绝透露同伙的姓名，或者更确切地说，拒绝揭发那些对此事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与后来利奥•施拉格特的遭遇如出一辙。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被政府的密探向法国人告发。而在此次事件中，收获卑劣“声名”的，是来自奥格斯堡的一位警察局长；他开创了一个先例，而这个先例后来被塞弗林先生执政的帝国中的“新德意志”官员所效仿。
【注1】为理解此处及《我的奋斗》后文中的类似提法，须注意如下背景：
1792年至1814年间，法国革命军席卷德国。1800年，巴伐利亚在霍恩林登战役中与奥地利一同战败，法国军队占领慕尼黑。1805年，巴伐利亚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群诸侯，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即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定权利）被拿破仑封为巴伐利亚国王，这位选帝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 (Maximilian I Joseph)）承诺在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中向法国提供三万人的兵力支持。于是，巴伐利亚成为法国的完全附庸国。这一时期被称为“德国最深重的屈辱时期”，希特勒在书中屡次提及此一称谓。
1806年，一本题为《德国最深重的耻辱》的小册子在德国南部出版。协助传播此册子的有纽伦堡书商约翰内斯•菲利普•帕尔姆。他被一名巴伐利亚警察密探向法国人告发。在审判中，他拒绝透露作者姓名。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他于1806年8月26日在因河畔布劳瑙被枪决。后来在行刑地点为他建立的纪念碑，是希特勒童年时期最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公共纪念物之一。
施拉格特的案件在许多方面都与约翰内斯•帕尔姆的遭遇相似。施拉格特是一名德国神学学生，1914年自愿参军。他成为一名炮兵军官，并获得两级铁十字勋章。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时，施拉格特协助组织了德国人针对入侵的法国人的消极抵运动。他与同伴炸毁了一座铁路桥，以阻碍德国煤炭被运往法国。
参与此事的人被一名德国告密者向法国人出卖。施拉格特独自一人揽下了所有罪责，被判处死刑；他的同伴则被法国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和苦役。施拉格特拒绝透露下令炸毁铁路桥的领导人的身份，也拒绝在法国法庭上乞求宽恕。1923年5月26日，他被法国行刑队枪决。当时塞弗林担任德国帝国内政部长。据说有人曾为施拉格特向他求情，而他拒绝干预。
施拉格特后来成为德国反抗法国占领鲁尔的主要烈士，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英雄之一。他在该运动早期便已加入，其纳粹党员证编号为61。
在这座因河畔的小镇里，在德国烈士的记忆光环笼罩之下，这座血统属巴伐利亚却受奥地利国家统治的小城里，我的父母在上个世纪末定居下来。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极为尽责地履行职务。母亲操持家务，满怀慈爱地照料孩子。那一时期我记忆不多；因为几年之后，父亲便不得不离开这座我深深喜爱的边境小城，前往因河谷更下游的帕绍任职，帕绍位于德国境内。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公务员通常要定期调任。不久之后，父亲又从帕绍调往林茨，并在那里退休，领取养老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老人能够就此安闲度日。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户之家，少年时便心生不安，离家出走。年仅十三岁时，他背起行囊，离开了故乡那片林间教区。尽管村民们以“经验之谈”劝阻，他仍前往维也纳学习手艺。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带着仅有的三枚古尔登 (Gulden德意志南部通行货币)，决定离开故乡、面对未知，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当这个十三岁的少年长到十七岁，通过了学徒考试，成为一名手工业者时，他并不满足。恰恰相反，当时持续的经济萧条与贫困艰难，更加坚定了他放弃手工业者工作、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孩提时代，他曾认为故乡教区神父的地位是人类成就的最高境界；但在大城市开阔了眼界之后，他把追求国家官员的尊贵地位视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在困苦与艰难中早熟，带着顽强的毅力开始新的计划，并坚持到底，终于如愿以偿。他成为了一名公务员。我想，他大约二十三岁时达成了这个目标。这样，他兑现了少年时的诺言——在成为“有出息的人”之前，不再回到故乡。
他达到了目的。然而村里已无人记得他童年的模样，故乡本身也变得陌生。
当他五十六岁时，终于结束公职生涯；但他一天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在上奥地利兰巴赫小集镇郊外，他购置了一处农场，亲自耕作。于是，在漫长而勤勉的一生之后，他又回到了父亲曾经过的生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孕育了自己的理想。我常在放学回家的长路上奔跑，在野外嬉戏，与一群最顽劣的男孩厮混，这让母亲时常忧心忡忡。这一切使我与一个乐于呆在室内安静的孩子截然不同。关于未来职业，我几乎没有认真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父亲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认同感。我想，在与同伴们那些多少有些激烈的争论中，我天生的演说才能开始显现。我成了我们那个少年团伙的头儿，在学校里学习轻松而成绩不错，却很难被管束。闲暇时，我在兰巴赫修道院教堂的唱诗班练习歌唱，因此屡屡为庄严华丽的宗教仪式激动不已。在我心中，院长一度成了我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正如父亲少年时曾把故乡的乡村神父视为最高追求目标一样。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想的。然而，我与父亲之间由于少年叛逆而发生的争执，并未使他把儿子的口才视为适合投身神职工作的良好征兆，因此他自然无法理解我当时那些孩子气的念头。我这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颇为忧虑。
事实上，这种对神职工作短暂的向往很快让位于更符合我气质的希望。翻阅父亲的书籍时，我偶然发现几本军事题材的出版物。其中一本是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通俗历史，分为两卷，是当年的图文期刊。这些期刊立刻成为了我最喜爱的读物。不久，那场伟大而英勇的战争在我心中占据了首位。从那时起，我对一切与战争或军事相关的事物愈发热衷。
但这场普法战争对我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第一次——虽然还相当模糊——一个问题在我心中浮现：参加那场战争的德国人，与其他德国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那是什么？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参加？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其他人没有参与那场斗争？我们难道不是与其他德国人一样吗？我们难道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吗？
正是在那时，这个问题第一次搅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我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中，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虽然心中暗含妒意：那就是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有幸属于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这一点令我难以理解。
父亲后来决定让我继续求学，他综合分析我的性格与气质，认为文科中的古典课程不太适合我的天分。他觉得非古典中等学校（Realschule注2 实科中学）更适合我。我在绘画方面明显的天分强化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奥地利文科中学对绘画的重视远远不够。也许，根据他自己曾走过的艰辛道路，使他把古典教育视为不切实际的课程，因此评价不高。在他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儿子也应成为国家公务员。他为我规划了这条成为公务员的道路。他在自己奋斗过程中经历的艰难，使他高估了自身的成就——而这成就确实完全出自他不懈的勤勉与毅力。一个白手起家者特有的自豪感，使他希望儿子也追随同样的职业，若可能，在这个职业中达到更高的职位。更何况，他一生辛勤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儿子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注2：Realschule非古典中等学校，实科中学，偏向现代科学、技术、数学和现代语言（如法语、英语）。Lyceum 与 Gymnasium 为古典或半古典中等学校，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历史、哲学及艺术的研究】
他根本无法想象，我竟会拒绝那种在他一生中几乎意味着一切的事业。父亲的决定简单、明确、毫不含糊；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像他这样的人，凭借自身艰苦奋斗而在家庭中形成了近乎专断的权威，绝不会想到让那些“毫无经验”、缺乏责任感的年轻人自行选择职业。尤其是在关乎自己儿子前途的问题上，如果任其自作主张，在他看来，那将是他对父权与责任的严重失职，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完全违背了他一贯恪守的责任感。
然而，事情终究不可能如此。
在我一生中第一次——那时我十一岁——被迫公开反抗父亲。无论父亲多么坚决地要执行他的计划和意见，他的儿子在拒绝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想法时，同样顽固。
我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
无论多少次劝说，无论多少“严肃”的警告，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成为国家官员。父亲试图通过描绘他自己的仕途来激发我对那种职业的兴趣，但结果恰恰相反。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束缚在办公座位上，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被迫终其一生填写表格，我便感到作呕。
可以想象，这样的前景会在一个绝非通常意义上“乖孩子”的少年心中激起怎样的念头。学校布置的功课荒唐地轻松，使我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户外，而不是待在家里。如今，当我的政治对手细致入微地翻查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企图最终证明这个希特勒在年轻时曾干过多少不光彩的勾当时，我反倒感谢上天，使我能够回望那段快乐的岁月，并从中获得慰藉。田野与森林，便是当年一切争论展开的战场。
即便进入实科中学，也未能改变我安排时间的方式。但此时我又面临另一场斗争。
只要父亲要我当公务员的想法还只是个打算，并未与我自己的计划正面冲突，这场争执还算好应付。我可以在表达个人看法时保持克制，从而避免无休止的争执。那时，只要坚持自己绝不成为政府官员的决心，就足以使我内心安定。我只需坚持这一信念即可。然而，当我有了一个可以向父亲提出的积极方案时，局势便变得复杂起来。那时我才刚十二岁。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今已难以说清；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要成为一名画家——一名艺术家。我在绘画方面确有天赋，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甚至是父亲把我送进实科中学的原因之一；但他从未想过要将这种才能发展为职业。恰恰相反。当我再次拒绝采纳他的计划后，父亲第一次问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父亲一时愣住了。“画家？艺术画家？”他惊呼。
他怀疑我是否神志清醒，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或误解了我的意思。但当我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并且他看出我是认真的时候，他以一贯的坚决态度加以反对。他的决定极为简单，丝毫不受我所谓天赋的影响。
“艺术家？只要我活着，绝不可能。”既然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固执，又添加了自己的性格，我的回答同样坚定，只是立场完全相反。
于是我们的斗争陷入僵局。父亲不肯收回他的“绝不”，而我则愈发坚持自己的“偏要”。
很自然地，这种局面并不愉快。父亲恼怒异常；而我虽然真心爱他，也同样心怀不满。父亲严禁我再抱有以绘画为职业的希望。我则更进一步，宣称若不能如此，便什么都不学。这样的表态使局势更加紧张，父亲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行使他的父权。这迫使我采取一种表面谨慎沉默的态度，但我暗中却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我想，只要父亲看到我在实科中学毫无进展，无论好坏，他终究会被迫允许我走那条我梦寐以求的道路。
至于我的是否是否有效，我并不清楚。但我在学校成绩的退步确实十分明显。我只学习那些吸引我的科目，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将来对我成为画家有帮助的课程。凡是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或不合兴趣的科目，我则敷衍了事。我那时的成绩单，总是呈现极端：某些科目“很好”或“优秀”，另一些则是“中等”甚至“低于平均”。我最出色的科目是地理，尤其是历史。这两门课是我的最爱，分数我常居全班首位。
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经历，我发现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清晰地浮现出来。
第一，我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
第二，我学会了理解并把握历史的真正意义。
旧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少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在普法战争胜利大军凯旋之后，帝国内部的德国人逐渐与边界之外的德国人疏远，一方面因为德国境内德国人不屑于正确评价那些边界外同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根本无力这样做。
帝国境内的德国人并未意识到：倘若奥地利的德国人并非最优秀的民族血统，他们绝不可能在一个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的帝国之中如此鲜明地打上自身性格的烙印，以至于在德国本土竟产生了一种观念——尽管完全错误——认为奥地利本身就是一个德国国家。这种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然而，这同时也是对东部边疆(注3)那一千万德国人优良品格的雄辩证明。帝国境内真正了解那些东部德国人每日为维护德语、德意志学校和德意志民族性而进行艰苦斗争的人，寥寥无几。直到今日，当残酷的命运将我们数百万同胞从帝国分裂出去，迫使他们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心中怀念着那共同的祖国，朝思暮想，至少要为使用母语这一神圣权利而斗争时——直到如今，更广大的德国民众才开始明白，为捍卫民族传统而战意味着什么。或许此刻，才有人能够估量那种曾经激励着古老东部边疆的德意志人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那些东部边疆的德国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在数百年间为帝国抵御东方势力的入侵；随后，他们又通过类似消耗战的游击斗争——以零散而持久的方式捍卫德语的使用和传统——守护了德语的疆域。那时，德意志帝国热衷于经营海外殖民地，却对自己门前的骨肉同胞漠不关心。
【注3：参见译者序言。】
在旧奥地利围绕语言展开的斗争中，也如同一切斗争那样，自始至终存在三种人：战斗者、摇摆者和叛徒。这种分化甚至在学校里便已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之争或许在学校周围表现得最为激烈；因为学校是培育未来一代的苗圃。斗争的战术目标在于争取儿童，因此第一声号召便是向儿童发出的：
“德意志青年，不要忘记你是德国人！”
“记住，小女孩，你将来要成为一位德国母亲！”
凡是了解少年心理的人都明白，青年人总会热情响应这样的号召。年轻人以各种形式投身斗争，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武器作战。他们拒绝演唱非德语歌曲。越是有人企图动摇他们对德意志的忠诚，他们就越是要表达对德国民族英雄的敬仰。他们省下平日的零花钱，把钱投入大人们为民族抗争而筹措的经费中。他们对非德语教师言辞中的含沙射影异常警觉，并异口同地声反驳。他们佩戴被禁止的德意志民族标志，因此受到处罚，甚至为遭受体罚而感到自豪。这些少年微小的抗争为成年人树立了忠诚的榜样。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相当年幼时便参与了旧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当为“南部边疆德意志联盟”和“学校联盟”举行集会时，我们佩戴矢车菊和黑红金三色，以示忠诚。我们以“万岁！”互致问候，并不顾警告与处罚，拒唱奥地利国歌，而唱我们自己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因此，在所谓民族国家的公民大多对自身民族身份所知有限的时代，青年却已经接受了政治教育。当然，我并不属于摇摆者。不久之后，我便成为一名热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一称谓与今日政党意义上的用法不同。
我的思想迅速倾向于民族主义；十五岁时，我已懂得忠于君王的爱国主义，与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我的立场完全在后者一边。
对于那些从未研究过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帝国）国内状况的人来说，他们或许难以理解这种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奥地利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几乎只教授世界史，而专门的奥地利史所占篇幅极少。这个国家的命运与整个德国的存在与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把历史分为德国史与奥地利史，实际上几乎难以想象。事实上，也只有当德意志民族被分割为两个国家之后，德国史与奥地利史的分离才真正开始。。
那些仍保存在维也纳的帝国徽饰（注4），与其说是永久统一的现实象征，不如说更像带着神秘色彩的历史遗物。
【注4：当弗朗茨二世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压力下放弃“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时，帝国的王冠与权杖等皇权徽记仍留在了维也纳。1871年，在威廉一世领导下重新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曾有人要求将这些徽记迁往柏林，但未被采纳。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之后，希特勒将其运至德国，并在1938年9月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展出。】
1918年，当哈布斯堡国家（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时，奥地利的德国人几乎本能地呼喊要与德意志祖国统一。那是整个民族心中一致的渴望——回归祖辈未曾忘却的家园。然而，这种普遍而又强烈的渴望，唯有从每个奥地利德国人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才能得到解释。那是一股永不干涸的源泉。尤其在迷惘与遗忘之际，那虽不高亢但却深沉的声音提醒人们勿忘过去，敦促他们不必计较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将目光投向新的未来。
中等学校所谓的世界历史教学仍然非常不令人满意。很少有教师意识到，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记住一些日期和事实，学生对某场战役的确切日期或某位元帅的生日并不感兴趣，对自己祖先的王冠何时加冕更是不关心——至少兴趣极其有限。这些显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学习历史意味着去寻找和发现那些导致眼前历史事件结果的因素。阅读与学习的艺术在于记住本质，而忘却非本质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一生几乎都受到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因为我曾有一位历史教授，他对如何在教学和考试中贯彻这种历史观有着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的理解。这位教师是林茨中学的莱奥波德•波特施博士。他拥有一个理想的历史老师所需具备的所有品质：一位举止果断、心地仁慈的长者，口才出众，能够以自己的热情感染我们。即便到今天，我仍无法保持平静地回忆起这位令人敬仰的人物，他充满热情的历史讲解常常让我们完全忘记现实，仿佛被魔法带回了过去。他穿透了数千年的迷雾，把死去的历史记忆转化为生动的现实。聆听他讲课时，我们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更幸运的是，这位教授不仅能用现实事例说明过去，而且还能从过去为现实提供教训。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当时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的民族热情，被他巧妙地用作教育我们的工具，经常激发起我们的民族荣誉感；因此，他比用其他任何手段更容易维持课堂秩序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教授，历史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学科。顺理成章地，但并非教授有意，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少年叛逆者。但是，谁在这样的教师指导下学习德意志历史，我们又怎能不成为那个国家（奥匈帝国）的敌人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又怎能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呢？它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证明，这个王朝随时准备为了蝇头小利出卖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少年，难道没有充分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对我们德意志人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吗？
历史教给我们的哈布斯堡政策，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互印证。在北方和南方，外来民族的毒害正在侵蚀我们人民的体魄，连维也纳也逐渐非德意志化。皇室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偏袒捷克人。事实上，正是永恒正义与无情复仇女神之手，使得奥地利德意志最凶恶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死于他自己参与制造的子弹之下。他是自上而下推动奥地利成为斯拉夫国家运动的狂热支持者。
德意志人民肩上的负担巨大，他们必须付出的金钱与鲜血难以计数。
然而，任何不至于完全失明人都应当看出，德意志人民的付出都是徒劳的。最令我们痛苦的是，整个体系在道义上似乎受到同盟德国的保护，因此奥匈帝国内德意志精神属性的缓慢消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德国的默许。哈布斯堡王朝表面上让人民相信奥地利仍是德意志国家的虚伪，加深了奥匈帝国境内德国人对哈布斯堡皇室的仇恨，同时也激发人们对王室的反抗与蔑视精神。
而在德意志帝国内，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切却毫无察觉。仿佛被雷电击瞎，他们站在一具尸体旁，却在腐尸中误以为看到了复苏的迹象。在年轻的德意志帝国与虚幻的奥地利国家这段不幸的联姻中，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以及奥匈帝国最终崩溃的伏笔。。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在这里，我只需要说明一点：在我少年时期，我便得出了一些结论，并从未动摇。随着岁月流逝，我对这些信念愈加深信不疑。这些信念是：奥匈帝国的解体是保卫德国的前提条件；民族感情绝非君主制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注定要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幸。
顺理成章地，我对德意志—奥地利故乡产生了强烈的热爱，同时对奥地利这个国家深恶痛绝。
通过在学校学习历史所培养出的这种历史思维，一直伴随着我。世界历史逐渐成为帮助理解当代历史性政治事件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我不是‘学习’政治，而是从政治中汲取教益。
正如我在艺术上展现出早熟的革命精神，我在政治上也同样早熟。那时，上奥地利省会有一座剧院，相对而言水平尚可，几乎演出所有剧目。我十二岁时观看了《威廉•退尔》这部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几个月后，我观看了《罗恩格林》，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歌剧，我立刻被它深深吸引。我对拜罗伊特大师充满了无比的敬仰，每次都渴望再次聆听他的歌剧。可以说，这些在小城的简朴演出，为我日后欣赏更高级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切加深了我对父亲为我选择的职业的厌恶。随着少年时代的粗犷与锋芒逐渐消退，这种不满愈发强烈，我愈发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在公务岗位上感到快乐。林茨中学已确认并认可我在绘画上的天赋，我成为画家的决心因此更加坚定。任何咒骂或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立志成为画家，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我强迫成我为公务员。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将此视为绘画才能的自然延伸，并为自己在艺术领域的拓展而沾沾自喜。我当时未曾料到，这条艺术道路终将夭折。
我的职业选择，比我所预想到的更早便已确定。
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当时身体依然健壮，却因一次中风毫无痛苦地结束了自己尘世间的旅程，他的离世使我们全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事业上有所进展，从而使我免于他本人曾经经历的艰苦磨难。然而他生前就已经明白，这一愿望似乎已经无法实现。然而，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播下了未来的种子——那是当时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未来。
起初，外表看起来，父亲去世后家中的一切仍与往常无异
母亲觉得自己有责任按照父亲的意愿让我继续学业，也就是说，她希望我走公务员的道路。而我本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成为国家官员。中学所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以至于我逐渐对学业越来越不感兴趣。生病突然帮了我一把。短短几周之内，病魔就决定了我的未来，也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家庭内部冲突。我的肺部受到严重损害，医生强烈建议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从事必须在办公室工作的职业。他命令我至少休学一年，不再去读实科中学。我长期以来暗自渴望，并不断为之抗争的事情，几乎在一瞬之间成为了现实。
由于病魔缠身，母亲同意我离开实科中学，转而进入艺术学院。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我看来几乎如同美梦一般；然而，它注定只能是个美好的梦。两年之后，母亲的离世无情地终止了我所有美好的计划。她由于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而去世，从一开始，她的病就几乎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尽管早有预料，她的离世仍然给我以沉重的打击。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更爱我的母亲。
贫困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迅速作出决定。
家中微薄的积蓄几乎因母亲的重病而消耗殆尽。我作为孤儿所领取的津贴，甚至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自谋生路了。
拎着装满衣物的小提箱，怀着坚忍不拔的决心，我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旅程。我希望能像父亲五十年前那样，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大人物”——但绝不会成为一名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