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希特勒的战争“ 83页有声书 4 个小时，8万字
https://archive.org/details/83_20260219
现代人类已经没有耐心阅读大部头文字，特提供有声书版本，可以开车听
希特勒的战争
-----------------通往战争之路
“在汗牛充栋的二战英文文献中，有两本书脱颖而出：切斯特•威尔莫特1952年出版的《为欧洲而战》，以及大卫•欧文的《希特勒的战争》。” ——约翰•基根，《泰晤士文学增刊》
一位医生转述希特勒对传记作者的看法：
“一个外国人如果熟悉德国这个国家，熟悉她的人民、语言以及档案资料，或许反而更容易对德国的某位政客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
“听起来确实有道理，沙米耶当时还比较年轻，想必并不认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本人。但他的书不仅显示出对档案和文件的精准把握，而且还借助于大量私人材料的帮助，比如威廉二世的书信，以及他与朋友和敌人谈话的书面备忘录。”
“随后希特勒说，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开始让速记员把所有重要的讨论和军事会议记录下来，以留给后世作为文献资料,也许有一天，在希特勒去世并入土为安之后，会有一位客观的英国人前来，给予他类似这些文件资料那样，那种公正、不偏不倚的评判；而当代这一代人既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做。”
——埃尔温•吉辛博士的日记，记录了他与希特勒关于德皇威廉二世的英国传记作者的一次谈话（作者藏本）
作者简介：
大卫•欧文是英国皇家海军一名指挥官的儿子，他先后就读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但教育并不完整；随后他在德国的一家钢铁厂工作了一年，同时进一步完善提高了自己的德语水平，在他已出版的三十部著作中，最知名的包括：《希特勒的战争》；《狐狸的踪迹：陆军元帅隆美尔的一生》；《意外：西科尔斯基将军之死》；《德国空军的兴衰》；《戈林：一部传记》；以及《纽伦堡：最后的战役》，他还翻译过多位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莱因哈德•盖伦将军以及尼基•劳达的自传，他居住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附近，养育了五个女儿。
他出版了《德累斯顿的毁灭》，该书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他推出了修订版《一九四五年的启示录》，同时还出版了他的重要传记作品《戈培尔：第三帝国的策士》，《丘吉尔的战争》第二卷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第三卷，他的著作可在其网站上免费下载。
导言
历史学家被赋予了一种连诸神都不具备的特权——那就是篡改真实的历史！
当我着手研究阿道夫•希特勒那十二年拥有绝对权力的历史时期的时候，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把自己视作一名清洗石头雕塑表面的工匠——与其说关注对建筑本身的评价，不如说更在意擦去一座沉默而又令人望而生畏的纪念碑外表上多年积累的污垢与斑驳，我试图把自己置于希特勒办公桌后方来描述这些事件，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每一个情节，这种写作方法必然会缩小视野范围，但它确实有助于解释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决策，据我所知，此前无人尝试过这种方式，但这项努力似乎值得一试，毕竟，希特勒的战争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使整个欧洲和半个亚洲在烈火与爆炸中化为废墟，这场战争摧毁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英国破产并失去了其一代帝国的地位，同时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长期的混乱，这场战争还见证了共产主义在一个大陆的扎根巩固，并在另一个大陆开始崛起。
在早期的著作中，我依赖的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手档案，而不是已出版的文献；后者对历史学家而言布满了太多陷阱。我曾天真地以为，同样依靠原始资料的方法，可以在五年之内完成对希特勒的研究。事实上，直到十三年之后，《Hitler’s War》第一卷才于1977年出版；二十年后，我仍在为自己的档案材料编目、补充。我现在还记得1965年曾驱车前往蒂尔伯里码头，提取一箱为本书向美国政府订购的缩微胶卷；运来那只木箱的远洋客轮早已报废，连那座码头本身也已被夷为平地。我想，我或许确实过于从容的来完成这部作品了。然而，我仍希望这部如今已更新修订的传记能够比它的竞争者更为长久地流传下去，并且让越来越多未来的作者不得不查阅它，因为其中所包含的资料在其他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发现这本书使学术史学界从上到下出现了严重分裂，尤其是在围绕“犹太人大屠杀”的争议问题上。仅在澳大利亚，一些大学的学生告诉我，在那里引用《希特勒的战争》会受到处罚；而在另一些大学，如果不引用这本书，学生反而会受到处分，这部传记一度是多所军事学院军官的必读书目，直到特殊利益团体向这些学府施加压力为止，在其问世之初，这本书获得了铁幕后失联专家和西方极右翼圈内人士保守谨慎的称赞。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作品感到满意，作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我的住宅曾被暴徒闯入并破坏，我的家人遭到恐吓，我的名誉被抹黑，我的印刷书商遭到燃烧弹袭击，而我本人则被那个弹丸之国，所谓的民主国家奥地利逮捕并驱逐出境——他们的法院后来裁定这一行为是非法的，相关责任人也因此受到惩罚，随后几年里，在一些学者和有影响力人士的要求下，我被多个国家驱逐或拒绝入境，我被驱逐出加拿大（1992年），并被拒绝入境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南非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国家（1993年）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国际团体向全世界图书馆管理人员发送信件，恳求将这本书从书架上撤下，这些信件的副本不时被人们拿来给我看，1988年，一位《时代》杂志的记者在纽约与我共进晚餐时评论道：“来之前我看了关于你的剪报档案。在《希特勒的战争》之前，你几乎没有犯过错，你是媒体的宠儿；但在那之后……”
对于我修订希特勒形象的行为，我不会为此道歉，我尽力给予希特勒那种在英国法庭上本应得到的审判——适用正常的证物原则，同时也允许运用一定程度的洞察判断力。
有人对过度依赖那些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倾向性的私人资料作为调查方法是否比依赖传统的信息来源更可靠表示怀疑。我的回答是，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私人资料的价值。正如《华盛顿邮报》在1977年对第一版的评论中指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一直比德国或美国的作家对希特勒更加客观。”
在完成手稿后，我得出的结论甚至令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希特勒远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全能的元首，他对下属的控制力每一年都在削弱，三个事件——恩斯特•雷姆事件的后续、多尔夫斯刺杀事件，以及反犹暴行——显示了希特勒的部分权力如何被那些他或多或少感到亏欠的人先发制人抢夺去的，尽管希特勒在战前的核心目标和纲领性野心始终如一，他的手段和策略却显得过于机会主义，希特勒坚信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曾经对随从们说过：“命运女神只有那么一刻从你身边一闪而过，如果你那时不抓住她的衣襟，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他利用那次双重丑闻，将过于保守的陆军总司令赶下台，并自封为最高统帅的手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的地缘政治野心始终未变。他对英国及其帝国根本没有野心，所有掌握的记录都明确支持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建立了方向错误的空军和海军，不可能对英伦群岛发起持久战；而一些微妙迹象——比如他对弗里茨•托特的指示（第21页），在帝国西部边界竖立巨型纪念碑——表明对希特勒而言，这些边界具有永久性质。同样，有确凿证据显示他计划向东侵略——1933年2月的秘密演讲（第25页）、1936年8月的备忘录（第40–41页）、1937年6月关于将皮劳扩建为波罗的海海军基地的指示（第50页），以及1938年5月他对墨索里尼的谈话（第88页），宣称“德国将沿着古老的条顿道路（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在中世纪东欧扩张的征服之路），向东方迈进。”直到当月晚些时候（第92页），希特勒才最终意识到，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不会袖手旁观。
在战争前的最后几年，希特勒高度依赖心理战技术。这一手段并不新鲜：拿破仑曾这样定义心理战：“战争中军队的声誉就是一切，相当于现实军力。”，我通过利用宣传部和各类编辑机构的档案，试图说明纳粹在这些“冷战”技术上有多么先进，与此主题相关的是，我强调了希特勒的对外情报来源，纳粹的窃听与密码破解机构——研究局，成为了希特勒许多成功案例的关键因素，该机构对驻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实施窃听，更重要的是，它每小时向希特勒提供从陷入困境的布拉格与伦敦及巴黎的捷克外交官之间的令人惊讶且不谨慎的电话谈话的逐字记录。从慕尼黑事件直到与英国开战，希特勒几乎可以每小时跟踪敌人对每一次纳粹战略行动的反应，他正确地推断出，尽管西方列强可能会正式宣战，但最初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真正与德国交战的。
战争期间，希特勒表现为一位强而有力且坚韧不拔的军事指挥官，许多伟大的胜利来自于他的奇思妙想，例如法国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甚至朱可夫元帅后来私下承认，希特勒在夏季的战略——而非总参谋部对莫斯科的正面进攻——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希特勒却成为一位懈怠且优柔寡断的政治领导人，使国家事务深陷泥潭。尽管他个性中经常表现出残酷且缺乏同情心的一面，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却缺乏必要的决断与冷酷无情。直到丘吉尔迫使他作出决定之前，他一直拒绝轰炸伦敦这个城市。他不愿让德国的“优等民族”们经受全面动员的考验，直到为时已晚才改变初衷，以致于弹药工厂急需人手时，优哉游哉的德国家庭主妇仍雇佣了大量佣人来打扫房屋和擦拭家具。希特勒在军事上的犹豫有时也会暴露无疑，例如在纳尔维克战役等危机时刻，他曾显得惊慌而摇摆不定。他对德国境内的敌人采取了长期且效率低下的措施，而且似乎无法有效应对最高指挥部内部产生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事实上，他忍受自己无能的部长和将军的时间远比盟军领导人忍受自己无能的手下将军们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未能将党内和国防军之间的敌对派系团结起来以实现共同的目标，也证明了自己无法遏制陆军军部与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之间长期的内耗。
我认为，我在本书中已经表明：希特勒越是把自己密闭在那个偏远军事总部周围的铁丝网和雷区之后，他的德国就越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国家”，而没有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则由各个领域中最具权势的人分别掌控——在经济领域是赫尔曼•戈林；在行政体系中是帝国总理府主任汉斯•拉默斯；在党务方面是纳粹党魁马丁•鲍曼；而在内政与安全事务上，则是内政部长、党卫军全国总指挥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特勒始终是一个问题，一个谜，甚至对他最亲近的顾问而言也是如此。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的监狱牢房中写道：
我是在较早时候开始较为深入地接触阿道夫•希特勒的。然而，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是否真正了解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说到底，几乎一无所知。事实是，尽管我与他一同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但在与他共事的那些年里，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其他方面，我从未比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天更近一步了解他多分毫。
希特勒性格的极端复杂性，从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残酷，与他几近多愁善感的情绪，以及对被其他人早已抛弃的军事惯例的顽固坚守之间的对比中，便可见端倪。我们看到希特勒冷酷地下令：每有一名德军占领军士兵被杀，就处决一百名敌方人质；他命令屠杀那些掉头与德军交战的意大利军官；他还下令杀害苏联红军政工委员、盟军突击队员以及被俘的盟军空勤人员；并且宣布，要将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男性人口全部消灭。他将所有这些命令都以“战争需要”为理由加以合法化。然而，正是这位希特勒，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却愤怒地指责苏联坦克在柏林巷战中悬挂纳粹卍字旗作为伪装以欺骗德军，并且严令禁止德意志国防军违反交战双方旗帜使用规则。他反对任何使用毒气的建议，因为那将违反《日内瓦议定书》；而就在当时，德国却是唯一一个可以制造出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神经毒剂的国家。在一个一众民主国家的政府曾试图、策划或默许刺杀“障碍人物”的时代，我们却得知，作为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独裁者，希特勒不仅从未诉诸于刺杀外国对手，反而还明确禁止他的军事情报局这样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断然否决了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提出的刺杀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人员的计划。
在对希特勒进行理性分析时，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过多年偏激的战时宣传以及战后充满情绪色彩的史学叙述，整个世界刻意塑造并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厌恶与反感。而我则是几乎抱着一种中立的态度来探讨这个主题的。我对战争的个人印象，仅限于一些零散的瞬间记忆，例如：夏天在英国当地蓝铃花林中，一架轰炸机残骸旁野餐；炸弹飞行从头顶掠过时发出的如同地狱风琴般的轰鸣声；一队队灰扑扑的军用卡车从乡间大门前隆隆驶过；每天数着返航轰炸机编队中损失的飞机拉下的空位；向驶往诺曼底的运兵船挥手；当然，还有胜利日那天，篝火燃起，家族铜锣被敲得震天响。而对于那些“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德国人，我们的了解非常肤浅。我还记得，在早已停刊的杂志上，有一个栏目，每周都会刊登讽刺漫画，把一个跛脚的侏儒形象称作戈培尔，以及其他一些滑稽可笑的纳粹“英雄”的讽刺漫画。
这些漫画式的形象从此以后一直困扰、扭曲着现代历史的书写。当真正面对“希特勒”这一现象时，历史学家往往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他不过是一个会走会说话、体重约一百五十五磅、头发已经斑白、大部分是假牙、而且长期饱受消化系统疾病折磨的普通人。在当代历史学家眼中，希特勒是魔鬼的化身；他必须是魔鬼，因为我们为了摧毁他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
这种将人物漫画化、脸谱化的过程，在纽伦堡战争罪审判中变得“名正言顺”。自那以后，撰写历史一直饱受控方对证据材料的选择方式以及后续出版物的困扰，而任何可能妨碍控方指控的辩方文件则被销毁。在纽伦堡，对所发生一切的责任被层层转移——从将军转到部长，从部长转到党内官员，而最终无一例外地，全都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在战后德国由胜利者建立的“特许”出版社和报刊制度下，这些经过加工、固化、甚至夸大的历史叙述得以盛行。任何历史叙述，无论多么荒谬离奇，都能在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作为真实的历史获得一席之地。
在这些“创意编造型”作者中，德国总参谋部人员“自豪地”占据着首要位置。如果没有希特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晋升到上校以上。他们的职位、勋章、产业和资助，甚至不乏他们的彪炳战绩都要归功于希特勒。战争结束后，那些幸存下来的将领——有时是因为他们早已被免职，从而避开了战场阵亡的危险-----设法把最终的失败的责任转嫁出去。在纽伦堡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的档案中，我发现一则笔记，提醒注意前总参谋部主任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拟采取的策略：“我只是想提醒您注意CSDIC（“联合军情详细审讯中心”）截获的哈尔德与其他将军的谈话。他对哪些内容应被压制或歪曲表现得非常坦率，尤其对德国总参谋部是否参与任何事情——特别是战争筹划——的暗示非常敏感。”。
幸运的是，这种在良知与记忆之间的尴尬冲突，曾多次被 CSDIC（联合军情详细审讯中心） 的隐藏麦克风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了证据。因此，骑兵将军罗斯基尔希（Rothkirch，第3军团司令）于1945年3月6日在比特堡被俘后，三天内被偷听到他向同为战俘的人讲述自己在俄罗斯维捷布斯克附近一个小镇亲自处决犹太人的经过，以及如何被警告不要骚扰明斯克附近的集体墓地，因为那些墓地即将被挖掘并焚烧，以销毁一切痕迹。他对战俘说：“我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虚报我的每一句陈述，让军官团彻底洗白——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当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Heinz Guderian）和傲慢自负的列奥•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Leo Geyr von Schweppenburg）被美军俘虏要求撰写自己的战争历史时，他们首先征求了第七集团军CSDIC高级将领、元帅威廉•李布（Wilhelm Leeb）的许可。隐藏的麦克风再次记录下他们的对话：
李布：嗯，我只能给你们个人意见……当你们回答涉及作战目标、原因和作战进展的问题时，必须仔细斟酌，以判断哪些内容可能触及我们祖国的利益。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对作战过程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甚至知道我们这边动用了哪些部队。然而，他们对我们的动机并不十分熟悉。有一点尤其需要谨慎处理，以免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不知道你们与希特勒的关系如何，但我清楚他的军事能力……在涉及这个话题时，你们必须慎重回答，避免说出任何可能令祖国难堪的话……
盖尔•冯•施韦彭堡：心理学所描述的各种精神病类型，都无法与元首饱受的的疾病折磨相提并论。他是一个被仆役环绕的精神不健康的人。我认为在我们的陈述中不必表达得那么强烈。不过，为了给某些人开脱，这一点必须提及。
李布在苦苦思索哪些德国将领（如果有的话）在1939年主张开战后，建议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坦率承认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盖尔：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会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李布：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成就。国家社会主义的过激行为，从根本上和最终分析上都源于元首的个人性格。
古德里安：其基本原则是好的。
李布：这倒是真的。
因此，在撰写这本传记时，我在选择资料来源方面采用了严格的标准。我不仅使用了军事记录和档案，还深入研究了希特勒最亲近的个人幕僚在当时所写的文字材料，从这些幕僚写给妻子和朋友的日记与私人信件中寻找接近真实的线索。对于我所引用的少数自传性著作，我更倾向于依赖其原始手稿，而非印刷文本，因为在战后初期，那些忧心忡忡的出版社曾对这些作品作出大幅度的修改。——例如，在希特勒的贴身仆人卡尔•威廉•克劳泽的回忆录中。因此，我依靠的是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谢伦伯格的原始手稿回忆录，而非随后由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的被篡改和代笔的版本。
我甚至要进一步警告人们，不要再依赖几部迄今被视为研究希特勒的“标准”文献。尤其是那些康拉德•海登，阿贝韦尔/OSS双重间谍汉斯•伯恩德•吉塞维乌斯、埃里希•科尔特，以及希特勒被解职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的作品。（后者在一封1940年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中毫不掩饰地解释：“即使有夸张甚至虚假的内容混入，也无所谓。”）卡尔•雅各布•布克哈特教授在其回忆录《我的但泽使命 1937–1939》中引用的“日记”，与希特勒的实际行踪根本就对不上；而赫尔曼•劳施宁的《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世，1940）自出版以来，一直让人们在希特勒的政策相关分析方面感到困惑不已，这本书是由邪恶的洗脑宣传专家埃梅里•雷维斯（Imre Revész）出版的，和其他一大堆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一同出版。劳施宁曾是纳粹时期但泽的政治家，他与希特勒只在极少数正式场合见过面。这本书甚至在1973年仍在维也纳再版，尽管西德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教授在一部关于希特勒手稿的严肃著作中漫不经心地收录了78份伪造材料，却轻描淡写地称这些伪造材料不过占其出版总量不到5%,他仍在《历史科学与教学》（1977年第11期）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强调，劳施宁的著作根本无可信性。雷维斯同时也是另一部著名“早期纳粹历史资料”——弗里茨•蒂森的《我曾资助希特勒》（伦敦，1943）——的出版人。亨利•阿什比•特纳在《当代史季刊》（1971年第3期）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倒霉的蒂森实际上连书中19章中的8章都没看到，其余部分竟是用法语草拟的！这类伪造著作的名单不胜枚举。已故克里斯塔•施罗德的匿名回忆录《希特勒私人》（杜塞尔多夫，1949）则是由美军第七集团军的法国军方联络官阿尔贝•佐勒代笔完成的。而马丁•博尔曼记录的所谓的希特勒最后地堡谈话笔记——1961年由休•特雷弗-罗珀教授撰写导言出版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并不幸地在1981年由阿尔布雷希特•克瑙斯出版社以德文出版为《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博尔曼口述录》——在我看来完全是伪造的：我手中有一份部分打字、部分手写的原稿副本，其虚假性毋庸置疑。
然而，历史学家却顽固不化，只要某个资料看起来像是一手史料，他们就会加以引用，不管其虚假的来源已经被多么有力地揭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秘录》（Inside the Third Reich）使他在1969年由西柏林Propyläen出版社出版后赚得了巨额个人财富。这本书因对希特勒的彻底否定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然而，一些评论家对美国版与德文原版《回忆录》（Erinnerungen）及英国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感到困惑。。我从当事人口中得知了真相——施佩尔从监狱获释后，我是1966年他从斯潘道监狱释放后第一批采访斯佩尔的作家之一。这位前帝国部长曾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声朗读他尚未定稿的回忆录草稿给我听。他解释说，后来出版的书与初稿差别很大，是由我所熟知的乌尔斯坦出版社内部编辑安妮特•恩格尔（旧姓埃蒂安）、总编辑沃尔夫•约布斯特•齐德勒，以及享有盛誉的《法兰克福汇报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编辑、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共同撰写的。埃蒂安女士也证实了这一点。1979年10月，我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出版界晚宴上私下要求斯佩尔出版他的原稿，他略带惆怅地回答说，他希望能做到：“但是，那是不可能的。那份手稿与现代的微妙环境格格不入，就连各章的标题都会带来麻烦。”后来，一位勇敢的柏林作家出版了一本书，揭穿了关于施佩尔的传奇神话以及那部所谓的“回忆录”的真相；然而，许多历史学家的书架上摆着的仍然是那本虚假的回忆录，而不是揭发骗子的著作，这恰恰印证了本篇引言开头所说的话。
这正是施佩尔对历史“诚实态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他在监狱期间，出资将其办公室在战争时期的全部日记重新誊写打印，并删去了其中不愿让人知晓的段落，然后将这些伪造的文件捐赠给了档案馆。我将1943年的原版（保存在英国内阁办公室档案中）与联邦档案馆的复印本进行对比后，这一点显而易见。马蒂亚斯•施密特也揭露了这一伪造行为。事实上，经仔细查验后被证明是伪造或被篡改的这类“日记”数量之多，令我震惊——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对希特勒不利的。
两个人声称拥有传奇性人物阿布维尔（Abwehr德国国防军军事情报部）负责人、被希特勒于1945年4月处决的海军中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的完整日记。第一位是克劳斯•本辛（Klaus Benzing），他提供了“战后德国情报局（BND）的文件”和原始文件“由卡纳里斯签署”作为佐证；第二位是德国高级法院法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他宣称其全套日记最近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归还给西德政府。由伦敦Hehner & Cox有限公司实验室为我进行的纸张和墨水鉴定显示，第一位提供的“卡纳里斯文件”是伪造的。而在对马德里对佛朗哥办公室负责人、其妹夫唐•费利佩•波洛•巴尔德斯（Don Felipe Polo Valdes）的采访中，他则否定了德国法官同样不太可能是真实的说法。
类似地，由电影演员路易斯•特伦克（Luis Trenker）出版的《埃娃•布劳恩日记》，大部分是伪造的，其内容主要摘自几十年前由艾尔玛•拉里施-瓦勒西伯爵夫人（Countess Irma Larisch-Wallersee）撰写的回忆录；慕尼黑法院在1948年10月确认了这一伪造事实。埃娃•布劳恩的真实日记以及她与希特勒的庞大私人信件，则由驻斯图加特-巴克南的罗伯特•A•古铁雷斯上校（Colonel Robert A. Gutierrez）领导的CIC小组于1945年夏天获得；随后，由乌尔苏拉•戈勒（Frau Ursula Göhler）代为进行短暂筛选，这些文献自此未再公开。
我曾两次在新墨西哥拜访古铁雷斯——随后他将埃娃•布劳恩的婚纱和银质餐具（他承认一直保留着）交给了我的研究同事威利•科尔特（Willi Korte），但对于那些失踪的文稿和日记，他绝不割爱。
经常被引用的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在柏林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的所谓日记同样是伪造的——例如英文版第 xxiii 章（第 165–171 页）中描述的“关于希特勒的二十六页医疗档案”，与我在 1983 年发现并出版的希特勒私人医生特奥•莫雷尔的真实日记相比，便可知端倪。克尔斯滕的真实日记，休•特雷弗-罗珀教授曾在瑞典见过，却从未出版，或许是因为其中涉及瑞典精英的政治敏感内容，包括据称曾向希姆莱提供全瑞典犹太人地址以换取纳粹入侵后的特权的出版商阿尔伯特•博尼耶。类似地，鲁道夫•塞姆勒在《戈培尔——希特勒身边的人》（伦敦，1947 年）中出版的“日记”也是假的，其中 1945 年 1 月 12 日的条目就证明了这一点：记录希特勒作为戈培尔的宾客在柏林，而实际上元首当时仍在西德总部指挥突出部战役（巴登战役）
加列亚佐•钱诺伯爵广泛引用的“日记”中存在过于明显的年代错误：例如 1940 年 12 月 12 日罗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对隆美尔的“抱怨”，那时隆美尔距离被任命为意大利北非战区指挥官还有整整两个月！事实上，钱诺在 1943 年 2 月被免职后的几个月里，亲自重写并“修饰”了日记，这使得日记更有可读性，但对历史研究毫无价值。里宾特洛甫在狱中回忆录中就警告过这种伪造——他声称在 1943 年 9 月见过钱诺的真实日记——而纳粹翻译欧根•多尔曼在回忆录中也描述过，这一伪造行为实际上是由一名英国军官在战俘营里向他承认的。有关此事的 OSS 档案存于普林斯顿大学穆德图书馆的艾伦•W•杜勒斯文稿中（遗憾的是，该档案至今仍未对外开放）；但即便是对原手写稿最肤浅的检查，也能看出钱诺（或他人）对其中内容篡改和插入材料的程度——然而，即便是声誉极高的历史学家，也毫无保留地引用了这些材料，就像他们引用钱诺所谓的“里斯本文件”一样，尽管后者同样带有明显的后期编辑痕迹。（这些文件虽然名义上是在 1936–1942 六年间形成的，但都是用同一台打字机重新打过的。）
有些日记经过修改，改动相对无害：例如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的真实速记日记，往往与他出版的《最后一个月》（曼海姆，1949 年）版本毫无相似之处。而直到 1943 年一直负责总参谋部作战参谋处官方战时日记的赫尔穆特•格赖纳，在 1945 年应美方要求，为遗失卷册（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3 月）重新抄录原始笔记时，顺手删去了那些对同为战俘的将军如阿道夫•霍伊辛格不利的段落——或者对希特勒过于有利的内容；无疑为了讨好美方，他还加入了大量尖锐批评希特勒指挥战争行为的段落，而这些在他原始手写笔记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在战后“鞭挞希特勒”的倾向，在已故将军格哈德•恩格尔的“日记”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恩格尔自 1938 年 3 月至 1943 年 10 月担任希特勒的陆军副官。仅从史学证据来看——例如对照 1940 年弗里茨•托特帝国部长的私人日记，或陆军将军鲁道夫•施蒙特之妻的日记，或斯大林格勒时期曼施坦因元帅的顿河集团军记录——都显示这些所谓“日记”根本不是同期记载的；纸张年代检测也予以证实。遗憾的是，著名的慕尼黑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仍将其出版于一卷《希特勒的陆军副官 1938–1943》（斯图加特，1974 年），在短短的导言中仅勉强提及这些“日记”的不一致之处。
休•特雷弗•罗珀（现戴克雷勋爵）著作《希特勒的最后日子》是个例外，该著作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因此即使在今天也几乎无懈可击。而其余每一位继任的传记作家，要么重复前人的传说，要么干脆采信这些神话故事；即便有所考证，也只是翻阅了最容易获得的参考资料而已。在 1960 和 1970 年代，一股不太引人注目、重复且乏善可陈的希特勒传记浪潮席卷了书店。其中最广为宣传的是由德国电视名人兼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撰写的作品；但他后来对提问者坦言，他甚至没有亲访位于华盛顿的壮观国家档案馆——那里收藏着迄今为止最大量的近现代欧洲历史档案。从文体上看，费斯特的德语确实不错；但旧有的传奇神话故事被重新搬出来，经过打磨后仍闪耀着令人信服的权威光芒。
同一家柏林出版社在此之后不久，也出版了我的希特勒传记，书名为《希特勒与他的将军们》。他们的总编辑西德勒（Siedler）觉得我书中的许多论点令人反感，甚至有危险，于是在并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就擅自删改，甚至颠倒了部分内容。在印刷出版的这本书中，希特勒并没有像我的原始手稿中描述的那样在 1941 年 11 月 30 日告诉希姆莱说要“不要处决”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已经出版的书中希特勒只是告诉希姆莱不要在公开场合使用“处决”（liquidate）一词来描述其灭绝计划。由此，历史被篡改了！出于这一类似原因，我在该书在德国出版两天后即禁止其继续印刷，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以重新获得我这本原书出版的权利。柏林出版社为其行为辩解称，我的手稿表达了一些“对该国既定历史观点的冒犯性意见”。
我那些懒散的前历史作家（学家）们曾感慨万分地哀叹，大多数文件都已被销毁。其实并非如此——它们保存得令人尴尬地完备。空军元帅埃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戈林的副手）的官方文件被英国人缴获，总计超过 6 万页；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整个战时日记也幸存下来，其价值远超过单纯的海军事务。在华盛顿，我花了数月时间阅读 69 卷正文，其中一些超过 900 页，并审查了华盛顿保存的 3800 多份德国海军档案微缩胶片中最有价值的记录。1975 年本书首版在柏林出版后，约瑟夫•戈培尔斯的日记又在西方陆续公布；我曾担心这些新资料可能会证明我一些更危险的假设是错误的。（无论是首批公布的日记，还是我在 1992 年莫斯科档案中首次利用的那些缺失的戈培尔斯日记，以及其余部分，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我错了。）
许多至关重要的史料仍然下落不明。令我困惑的是，这些外交史学家在三十年间竟从未去拜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后来的西德总统之父）的遗孀。若他们曾去寻找里宾特洛甫的联络官瓦尔特•赫维尔（Walther Hewel）遗孀，也会得知赫维尔的日记。至于那些对犹太人悲剧过于情绪化的历史学家，在我着手研究之前，甚至从未去翻阅一份轻易可得的、由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亲手书写的电话笔记，或阅读他与阿道夫•希特勒秘密会晤的备忘录。唉，除了 1935 年和 1939 年的袖珍日记（我已将复印件捐赠给联邦档案馆）外，希姆莱的大部分日记基本上已经消失——部分作为战利品被带往莫斯科，其中大部分 1941–42 年的页数直到最近才被找回*；另有部分被运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前驻纽约以色列领事馆随员柴姆•罗森塔尔（Chaim Rosenthal）通过极具争议的手段获得了一些希姆莱日记，并于 1982 年捐赠给特拉维夫大学，但经过对罗森塔尔——现已被美国列为不受欢迎人士——的长期诉讼后，该大学将这些卷册归还给他（由于获得渠道不合法，捐赠也就不合法）。
其他日记也同样令人遗憾地失踪。前盖世太保高管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的日记最后一次出现在 1945 年的哥本哈根皇家档案馆；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的日记最后一次出现在纽伦堡。汉斯•拉默斯（Hans Lammers）、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和卡尔•博登沙茨（Karl Bodenschatz）的日记则落入了美国或法国之手；西奥•莫雷尔教授（Theo Morell）的日记也曾消失，后来在我 1981 年亲临华盛顿时奇迹般地出现了（两年后我出版了完整的编辑版译本）。
尼古劳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的日记很可能在莫斯科。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剩余未出版的日记，被已故美国律师、法兰克福人罗伯特•M•W•肯普纳（Robert M. W. Kempner）非法持有；他的档案在宾夕法尼亚州兰斯敦被保存，目前正成为犹太档案馆与其家族之间一场不体面的争议焦点。米尔希（Milch）其余的日记，我在 1967 年曾获取并制成约五千页的微缩胶片，也已经失踪，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 1940–1943 年的日记亦然；1945 年 5 月，这些日记连同他的私人财产一起被英国第 11 装甲师在弗伦斯堡掠走。
仅存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日记是一小段：党卫军曾在 1945 年 1 月抄写原件并归还给他，但原件及里宾特洛甫档案中的副本如今都已不翼而飞。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的关键日记不幸地在 1945 年 4 月应他本人要求，由随行副官、海军上将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Karl Jesco von Puttkamer）焚毁，同时焚毁的还有普特卡默自己的日记。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着党卫军上级集团领袖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Friedrich Wilhelm Krüger）的日记——这是西德历史学家故意忽略的一项资料。
我对可能揭示希特勒性格的资料的搜寻，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在东德的一片森林里，我用质子磁力计——一种超灵敏的地雷探测器——搜寻数周，却未能发现一只装有戈培尔最后日记速记稿的玻璃罐，尽管根据我手中的地图，我们有时一定就站在日记所处的位置上面。然而，在撰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确实获得了大量真实的、鲜为人知的希特勒身边人物日记，包括约德尔未公开的日记片段；为陆军总司令威廉•凯特尔撰写的官方日记，由其副官沃尔夫•埃伯哈德记录，以及埃伯哈德本人在1936至1939年的日记；尼古劳斯•冯•福尔曼的日记，他在1939年8月至9月间担任希特勒的陆军联络官；以及马丁•鲍曼和希特勒私人副官马克斯•温谢所记载的关于希特勒行动的日记。
此外，我还使用了费多尔•冯•博克、埃尔哈德•米尔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威廉•李布、埃尔文•拉豪森和爱德华•瓦格纳的未公开日记——瓦格纳的遗孀允许我复印了约两千页他的私人信件。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之一克里斯塔•施罗德专门向我提供了她的重要当代文件。尤利乌斯•绍布的家人允许我复印他关于担任希特勒高级助理二十年的全部手稿，威廉•布吕克纳的儿子也同样如此合作。
我是第一位使用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及其部长理查德•沃尔特•达雷的私人文件，以及弗里茨•托特的日记、笔记本和文件的传记作者。英国政府友好地向我提供了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日记的珍贵片段。我在德国和美国各地找到了欧文•隆美尔日记的速记和打字稿，以及难以寻觅的国防元帅赫尔曼•戈林从童年起所保存的日记和笔记本。
本传记中使用的最具启发性的文件之一，是沃纳•弗赖赫尔•冯•弗里奇上将（Colonel-General）于1938年和1939年撰写的手稿，这些我从苏联方面获得。尤塔•弗赖夫劳•冯•里希特霍芬夫人允许我查阅她已故丈夫陆军元帅的大量未公开日记。
简而言之，我所找到的每一位希特勒工作人员或高级指挥部成员似乎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日记或文件，这些材料最终都被我用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大多为德语，但我研究工作外围的参考资料则呈现出语言大杂烩：意大利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捷克语。赫维尔日记中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一些隐晦记载令我绞尽脑汁破译，却最终发现这些内容竟然是用印尼语写成的！
我已将所有这些档案捐赠给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作为“作者收藏”供其他学者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者可通过 Microform Academic Publishers Ltd.（地址：Main Street, East Ardsley, Wakefield, Yorkshire, WF3 2AT, England；电子邮箱：
info@microform.co.uk；电话：+44 1924-825700；传真：1924-871005）获取我在研究本书及其他著作过程中收集的微缩胶片资料。
在现有档案收藏中，有四类尤为值得关注：
1. 位于伦敦凯尤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s Office, Kew）WO208类的前绝密 CSDIC 系列审讯报告；
2. 德国党卫军及警察部队的密码电台信息，这些信息曾被英国布莱切利园破译，如今归档于 HW1、HW3 和 HW16 类；
3. 存放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Seeley G. Mudd 图书馆三只文件箱中的“希特勒收藏”；
4. 大约五百页里宾特洛甫在担任部长前写给希特勒的信件和备忘录（1933–1936），在帝国总理府废墟中发现，如今存于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的 Louis Lochner 档案中。
“希特勒藏品”由美国陆军战犯罪分支的士兵埃里克•哈姆（Eric Hamm）从希特勒慕尼黑住所中盗出，后来被芝加哥一家拍卖行出售。该收藏对了解希特勒生涯极具价值——其中包含档案照片、他的素描和绘画、外交使节电报、有关射杀“抵抗逮捕的职业罪犯”的报告、1925 年希特勒填写的酒店登记表（自报为“无国籍”）、西班牙内战文件、1923 年啤酒厅政变中罗姆的筹备情况、马丁•鲍曼指示希特勒为巡回公主霍亨洛厄支付账单但不再多付的文件，以及党与教会关系的广泛记录；1940 年 12 月 20 日，皮埃尔•拉瓦尔写信给希特勒“衷心希望我的国家不受伤害”，并保证“与德国合作的政策得到法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希尔玛•沙赫特曾多次向希特勒抗议反犹经济政策造成的损害；1935 年 8 月 24 日，他写道，罗伯特•莱指示伍尔沃斯公司不得向犹太供应商购买商品，将导致公司总部每年取消来自德国的 1000 万马克订单：“我无法理解，也从未理解，在这种政策下我该如何筹集外汇。”1936 年 3 月 30 日，沙赫特请求希特勒接见一位应罗斯福总统要求“向元首致以个人问候”的美国丝绸制造商。
1938年6月20日，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伯爵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关于柏林有组织反犹突袭的报告。同年晚些时候，警方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关于犹太刺客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的档案，确认其父母于10月29日被驱逐回波兰边境的诺伊本岑（Neu Bentschen）——几天后，他在巴黎枪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这是纳粹对定居在德国的波兰犹太人的打压行动的一部分。1939年2月，希特勒批准其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向库尔特•吕德克（Kurt Lüdecke）支付赎金，吕德克是前纳粹，他曾邀请党出版社或其他帝国机构购买其恶意回忆录的全部版权以阻止出版。同一份档案还显示，希特勒采取行动阻止纳粹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与黑人拳手乔•路易斯（Joe Louis）进行复赛。（“如您所知，”尤利乌斯•绍布于1939年3月2日写信给体育部长，“元首本来就反对这场比赛。”）
这些文件中最神秘的一份显然由盖世太保在1940年之后起草，使用专门的“元首打字机”打字，记录了关于希特勒家族的丑闻传闻——“元首是阿洛伊斯的私生子，被收养；元首母亲在收养前姓希克尔格鲁伯（Schicklgruber），希克尔格鲁伯家族出过一连串的傻子。”
这些傻子中包括一名税务官约瑟夫•费特（Joseph Veit），1904年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去世。他的一个儿子自杀，一名女儿死于精神病院，一名幸存女儿半疯，第三名女儿智力低下。盖世太保确认格拉茨的康拉德•普拉切尔（Konrad Pracher）家族拥有相关的照片和证件档案。希姆莱下令没收这些档案，“以防被滥用。”
作者注:
事实上，希特勒的父亲是玛丽亚•安娜•希克尔格鲁伯（Maria Anna Schicklgruber）的私生子。纳粹报纸多次被禁止对此进行推测，例如1939年12月16日。维尔纳•马泽（Werner Maser）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早期历史》（Die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波恩，1965年）中指出，1942年8月4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指示盖世太保调查元首的出身血统；他们的平淡结论仅被列为“geheim”（秘密）。然而，上述引用的这份文件却被盖上了最高级别的机密印章——“Geheime Reichssache”。
里宾特洛甫的档案反映了他作为“特命全权大使”与希特勒及其竞争对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通过与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影响力——这些人不仅包括工业家如E.W.D.泰南特（E. W. D. Tennant）和报业大亨如罗斯默尔勋爵（Lord Rothermere）、阿斯特勋爵（Lord Astor）及卡姆罗斯勋爵（Lord Camrose），还包括当时的内阁部长，如黑尔舍姆勋爵（Lord Hailsham）、劳埃德勋爵（Lord Lloyd）、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以及年轻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里宾特洛甫认为他是保守党冉冉升起的新星。档案中记录了里宾特洛甫于1933年和1934年与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会晤情况，也反映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及其副手与柏林纳粹党领导层之间建立的脆弱联系。
典型的里宾特洛甫致希特勒的手写信之一，日期为1935年1月6日，感谢希特勒对他新任党内“帝国领导人”（Reichsleiter）职务所表现出的信任——“这不仅明确了我在党内的地位，消除了对您对我及我所从事事务的看法的任何疑虑，而且这一任命也让我在对外和对内事务上，相对于外交部有了不同的地位。”他在信末署名“你忠实的里宾特洛甫”。
当本传记首次出版时，没有什么比我对希特勒在犹太人悲剧中的角色分析更令批评者痛苦的了。他们的笔端充满了怨恨，但我认为没有理由修改我的核心假设，这一假设基于当时的史料：希特勒很早就意识到反犹主义将在德国成为强大的选票动员力量；他毫不犹豫地骑上这匹邪恶的奔马，直奔1933年总理府的大门；但一旦掌权，他便立即下马，对党纲中的这一部分（反犹主义）仅停留于口头上。
然而，希特勒麾下的纳粹暴徒哪怕是违反他的指示，仍然肆意妄为，例如1938年11月的情况。至于集中营，他则轻松地将纳粹统治这一不光彩的历史事件交给希姆莱处理。希特勒自己从未亲自视察过那些集中营；那些在1933和1934年曾获准参观达豪的高级官员和外国人，如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埃尔哈德•米尔希将军（General Erhard Milch）或英国议会议员，均对这些集中营留下了良好印象（但那时的集中营还只是初期阶段）。据知，希姆莱于1941年和1942年曾视察奥斯维辛，而希特勒从未如此做过。
德国犹太人问题的规模，可从希特勒的前任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Dr. Heinrich Brüning）的一份未发表手稿中看出。他在1943年流亡美国时写道，通货膨胀之后，德国仅有一家主要银行不受犹太人控制，其中一些“极其腐败”。1931年，他将银行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并不得不对银行中的不诚实行为保密，“以免引发反犹骚乱”。布吕宁指责外国通讯员夸大了纳粹政权初期“对犹太人的偶发虐待”。
1933年春，外国通讯员报道柏林施普雷河（Spree）上漂满了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而在当时，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犹太人遭到攻击，除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尖锐地补充道，“如果从政权一开始就对犹太人如此残酷，那又怎能解释直到1938年前，为何如此少的犹太人离开德国呢？”
1948年，布吕宁致《生活》杂志编辑，禁止他们刊登他在1937年8月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信件，信中透露，“自1928年10月起，纳粹党的两大固定捐助者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的总经理，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人还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
我最初以1960年代流行的传统视角看待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假设希特勒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天才指挥官，那么，“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这本书仅仅是希特勒帝国兴衰史，那么得出“希特勒杀害了犹太人”的结论也算合理。他在1930年代的演讲中创造了仇恨氛围；他与希姆莱共同创立了党卫军；他的演讲虽从未明说，但给人的清晰印象是“清洗”（liquidate）正是他的意思。
对于一部完整的希特勒战争传记，我认为需要对关键问题采取更分析性的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最终解决”中的角色从未被深入考察过。即便是以细致著称的德国历史学家，也在涉及希特勒时出现了巨大的盲点：常常作出赤裸裸的论断，却毫无证据支持。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也心照不宣地随波逐流，其他学者也同样引用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三十年来，我们对希特勒在这一暴行中角色的认识，几乎建立在历史学界内部的相互引用之上。许多人，尤其在德国和奥地利，有意宣传这样一种版本：整个悲剧源自一个狂人的命令。这个命令究竟是何时下达的，确实模糊不清。
事实上，每一份实际将希特勒与德国犹太人遭遇联系起来的文件，都以禁令的形式存在，从1923年啤酒馆政变（当时他据称处罚了一名抢劫犹太熟食店的纳粹中尉）一直延续到1943–1944年。在新发现的戈培尔日记中，我们看到1935年9月，希特勒训诫各地区党部书记：“最重要的是，不得对犹太人采取过激行动，不得迫害‘非雅利安人’。”戈培尔试图阻止他采取这一温和路线，他在日记中写道：“犹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我们争论了很久，但元首仍无法做出决定。”至于1938年11月水晶之夜期间，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向“各地区党部下达立即执行”命令的文件，要求立即停止对犹太人财产的纵火攻击，“此命令出自最高层（希特勒）”。其他历史学家都视而不见，希望这份令人不快的文件自行消失。
类似的文件还有1942年春，由司法部国务秘书弗朗茨•施莱格尔伯格口述的著名记录：“司法部长兰默尔通知我，元首已多次宣布，他希望将犹太问题的解决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无论如何解读，这份文件都与希特勒曾下达紧急清洗计划的说法不符。（文件原件存于科布伦茨档案馆R22/52号司法部档案中。）戈林本人在1942年7月6日的一次柏林会议上也明确强调，希特勒极力反对骚扰犹太科学家，例如他指出：
我现在已与元首本人讨论过；我们在维也纳延用了一名犹太人两年，另一名用于摄影研究，因为他们拥有我们所需的某些技能，目前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益处。
若此刻说“他必须走。他是个杰出的研究者，才智非凡，但妻子是犹太人，他不能继续在大学任职”等等，这会是完全丧失理智的行为。
元首在艺术领域也做出了类似的例外决定，一直延伸到轻歌剧层面；在真正伟大的项目或研究者面前，他更可能给出例外决定。*
当然，自1939年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也发表了若干严厉言论；但在1942年和1943年的许多私下场合，他所作的陈述却与“他知道全面清洗计划已经开始”这一观点不符。1943年10月，即使希姆莱向亲信的党卫军将领和地区党部书记披露欧洲犹太人已被系统性屠杀时，希特勒仍然禁止清洗——例如罗马的意大利犹太人——而是下令将其关押。（这一命令他的党卫军也没有遵守。）1944年7月，他无视希姆莱的反对，下令以外汇或物资交换犹太人；有证据表明，他像当代恐怖分子一样，将这些被俘者视为潜在资产，一种可以用来勒索敌人的手段。完全符合其性格，当面对事实时，希特勒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惩戒罪责者；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才解除希姆莱的党卫军全国领袖职务。人们或许可以用一种并不罕见的特质来描述希特勒：那是一种过度依赖强势顾问的国家元首常见的特征：一种有意识地“选择不去知道”的心理。然而，要对此判断提供确凿证据，确实超出了历史学家们的能力。
由于缺乏硬证据——1977年我曾悬赏一千英镑，奖励任何能出示一份显示希特勒明确知晓奥斯威辛情况的战争时期文件的人——批评者便转而使用各种论证手段，从微妙到粗暴（有一次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铁锤）。他们假设存在元首命令，但毫无书面证据。约翰•托兰（John Toland），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出版的希特勒传记作者，在《明镜》杂志上情绪化地呼吁历史学家驳斥我的假说，他们也尝试了各种手段。不解的是，当面对1941年11月30日希姆莱从狼穴地堡写给海德里希的手写笔记——“逮捕Jekelius博士，疑为莫洛托夫之子。柏林犹太人运输。禁止清洗。”——这些现代历史的“奇才”嘲笑说，莫洛托夫的儿子大概被误认为是列车上的Jekelius博士，不得清洗。实际上，莫洛托夫并无儿子；Jekelius博士很可能是参与安乐死计划的维也纳神经科医生Erwin Jekelius*，而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列车当日上午已抵达里加，并被当地党卫军指挥官清洗完毕，当希姆莱记录这似乎明确是希特勒指令的笔记时，事实如此。*否则，希特勒为何要从地堡通过电话与海德里希沟通？
迄今为止，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无法帮助托兰先生，除了声称该计划过于秘密，只能口头下达命令。然而，为什么在这一事件中希特勒会如此谨慎，而他对成千上万同胞的清洗（菲利普•布勒勒的T-4安乐死计划）、按百比一比例处决人质、对敌军俘虏（突击队命令）、盟军空军人员（绞刑命令）及俄国官员（专员命令）的执行，却毫不犹豫？这些都从元首总部的命令文件一路延伸至执行者手中。
我的大多数批评者依赖的是脆弱而不专业的证据。例如，他们对希特勒演讲中的词语提供另类、甚至荒谬的翻译（显然“最终解决”过于机密，他无法签署命令，但同时又不是如此秘密，以至于不能在公开演讲中吹嘘）；还引用了孤立文件，而这些文件早已被严肃历史学家视为无价值或伪造，如格尔斯坦报告†或前述“地堡谈话”。对于明确的、书面的战争时期证据——那种足以定人罪的证据——他们一行都未提供。
因此，在对希特勒与“最终解决”的分析（伦敦，1983）中，杰拉尔德•弗莱明教授依赖战争罪审判证词，而这些证词根本不可靠；戈登•克雷格教授在评论该书时指出，即便弗莱明也未能反驳我的假说。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马丁•布罗斯扎特教授粗暴地在该所刊物上用37页评论攻击我的传记，随后拒绝提供我回击他的机会。他不熟悉我的资料，也未意识到我在几个案例中使用的是他和其他历史学家仅读过英文翻译的原始档案，就指责我歪曲甚至捏造引文。*
在如此轻易发出的诽谤和污蔑中，布罗斯扎特还是不得不承认：“大卫•欧文确实正确地认识到，他认为犹太人的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是‘Verlegenheitslösung’，‘摆脱尴尬困境的方式’。”布罗斯扎特进一步指出，没有希特勒的最高指示导致大屠杀的说法，在全球历史学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真实一场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这场争论不仅限于左右政治立场。
我自己的结论则更进一步：战争时期的独裁政权本质上是脆弱的——独裁者即便警觉，也无法监督其远程帝国内所有执行者的所作所为；在本案中，我得出的结论是，造成对犹太人的血腥和盲目屠杀的罪责应归于大量德国人（以及非德国人），其中许多人至今仍然在世，而不仅仅是一位“疯狂独裁者”，我们想当然认为其命令必须无条件被执行。
我还觉得有必要对希特勒推行的教条式外交政策作出非常不同的历史强调——从他在1940年英国陷入困境时显然不愿羞辱对方，到他对塞尔维亚人的伤害性、情绪化的仇恨，对贝尼托•墨索里尼不合逻辑且过度忠诚的钦佩，以及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混合复杂的情绪。
对我来说，探究阿道夫•希特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意图摧毁英国及其帝国——这是我们付出惨重代价而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在1940年几乎无声地取代了1939年8月提出的更难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从外部压迫中解救波兰。接下来的章节中，从最私密的资料中反复提取的证据——比如1940年6月希特勒与女性秘书的私人谈话——显示他原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欲望去伤害英国或摧毁帝国，那么至少英国读者必须自问：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考虑到英国人民在1940年12月前已经自我破产，并为击败希特勒而失去了帝国，难道希特勒所说的“Après moi le déluge（德国谚语，类似中国人的”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只要能摆脱可恶的纳粹德国，大英帝国不惜一切代价”不对吗？
不受意识形态理想主义束缚的温莎公爵在1940年7月怀疑战争继续进行，仅是为了让某些英国政治家（他指丘吉尔及其同僚）保全面子，即便这意味着将国家与帝国拖入财政困境。其他人务实地认为，不可能与希特勒及纳粹妥协。然而，英国领导人真的这样相信吗？弗赖堡大学的伯恩德•马丁博士揭示了1939年10月以及更久之后，英国与德国之间秘密和平谈判的持续情况——有趣的是，丘吉尔的档案官方上一直封存至21世纪，内阁记录也被涂黑。类似谈判也在1940年6月进行，当时即便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也曾短暂表现出如果条件合适愿意与希特勒谈判。
当然，在评估这些谈判的实际价值以及希特勒公开声明的意图时，了解以下事实是有益的：1941年6月2日，他对瓦尔特•赫维尔承认：“就我个人而言，我永远不会撒谎；但为了德国，我不惜做任何虚假之事！”然而，人们不禁要想，如果双方都推进谈判，会有多少苦难得以避免——1940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饱和轰炸、人口迁移、瘟疫，甚至大屠杀，本可能被避免吗？问题重大，但现代史学选择忽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异端邪说。
这里揭示的关于希特勒行动、动机和观点的事实，应为新的辩论提供基础。美国读者将会发现关于珍珠港前几个月的许多新情况。法国人将获得更多证据，显示希特勒对被击败国家的处理更多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德国的待遇影响，而非对墨索里尼的尊重。俄罗斯人可以尝试设想，如果斯大林在1940年11月接受希特勒提出的加入轴心国的提议；或者在1941年6月28日希特勒短暂提出的“第二次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平条约中，斯大林接受条件仅在乌拉尔以外重建苏联军力；或者如果希特勒认真对待1944年9月斯大林所谓的和平提议，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
经过二十年的档案研究，结果如何？希特勒仍将是一个谜，无论我们如何深入探究。即便是他的亲信也意识到，他们几乎不了解他。我已引用里宾特罗普的困惑；而希特勒最亲密的战略顾问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元帅也在纽伦堡牢房中于1946年3月10日写道：
“然而，我问自己，你是否真正了解这位你在其身边度过如此艰辛、清苦生活的人？他是否只是戏弄你的理想主义，用它来服务于他深藏的黑暗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向你敞开心扉——无论是在悲痛还是狂喜中——你敢声称自己了解他吗？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什么，或真正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与猜测。如果，现在当覆盖雕像的布幔落下，我们本以为它是一件艺术作品，却只发现一个堕落的怪兽——那么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这究竟是从一开始如此，还是随情势而变。”
我不断犯同样的错误：我责怪他的卑微出身。但随后我记起，有多少农民之子被历史赐予“伟大”之名。
“希特勒•伟大”？不，当代历史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称号。从1933年1月30日他“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知道，如果不能恢复战后德国的自豪与帝国，等待他的只有突然死亡。他的密友兼侍从尤利乌斯•沙布记录了希特勒在那晚向工作人员的兴奋夸耀，当最后庆祝的宾客离开柏林总理府时，他说：“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活着离开这栋建筑！”
历史见证了这一预言的实现：1945年4月30日，剩余的少数纳粹党忠实者小心翼翼地进入他位于地堡的地下书房，看到他尚且余温的遗体——躺在沙发上，下颌下垂，血液缓缓流出，右太阳穴有一枪伤口——空气中弥漫着苦杏仁气味。
用灰色军毯裹住，他被抬到弹痕累累的总理府花园，汽油泼洒在一处恶臭的坑中并点燃，而工作人员匆忙敬礼后退入掩体。
至此，希特勒战争的六年历史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大卫•欧文
伦敦，1976年1月及1989年1月
**千年版附记**
自上一版出版以来，千年版《希特勒的战争》将叙述更新至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主要来自美国和前苏联档案馆。我成为首位获俄罗斯允许利用约瑟夫•戈培尔微缩胶片日记的作者，这些日记包含了关于希特勒在罗姆清洗、水晶之夜、最终解决方案及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的进一步关键资料。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处消息来源获得了鲁道夫•赫斯飞往苏格兰后头几天对其随从进行的盖世太保原始审讯记录。英国情报部门现已将希姆莱及其他党卫军指挥官以密码发送的最高机密信息拦截内容公开。
这些仅是新材料融入本书叙述中的几个例子。我可以很高兴的表示，我并未必须修改最初表达的观点：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依据原始档案，就不会偏离事实太远。然而，这些新的档案资料使得我能够更精确地修订叙述，并提升我此前论断的文献依据。
大卫•欧文
伦敦 1.12.2002
序言 精华（金块）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了解希特勒的真实野心呢？有一个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从1937年起一直担任他空军副官直到最后的那个人——曾强调：即使当我们读到希特勒对他的亲信们发出的某些令人震惊的激烈言论，并觉得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我们也必须始终自问：那真的是希特勒本人吗？还是那仅仅是他希望在当时那个特定听众面前强行树立的一个形象？他是否只是想把那些自满的封疆大吏们从危险的麻木状态中猛然惊醒？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历史的最底层基岩，才能找到那块黑色的“金块之核”——他生命最后六年的一切，不过是这块金块核心的剧烈表象而已。
优秀的史料早在《我的奋斗》之前就已经存在。慕尼黑在1919年和1920年处于革命的苏维埃氛围中，在那些烟雾缭绕、挤满人群的大厅里，警方对希特勒二十场早期演讲的秘密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窥见他信念外表的窗口。当时刚满三十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并没有表达什么宏大的地缘政治理念。他的鼓动完全围绕着凡尔赛和约强加给柏林“懦弱而腐败”的代表们的条款；他试图说服听众：世界大战的失败并不是外国敌人造成的，而是由内部的革命者——那些受犹太人操控的柏林政客——造成的。
剔除其中的煽动性修辞，这些演讲的意义仅在于希特勒反复强调：一个被解除武装的德国，只能成为她那些掠夺成性的邻国肆意索求的猎物。他要求德国成为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彼此尊重对方的贡献。有一次，在1920年4月，他甚至宣称：“如果我们想要再次崛起，我们需要一位天才的独裁者。”
他的目标即使在那时也毫不谦逊：他要重建德意志帝国，疆域从东部的梅梅尔延伸到西部的斯特拉斯堡，从柯尼斯堡一直到布拉迪斯拉发。在另一场秘密演讲中——显然是1920年8月7日或8日，在萨尔茨堡向听众发表——希特勒用同样的两大理想来激励他的奥地利同胞：“首先，德意志高于世界一切。其次，我们的德意志疆域延伸到德语所及之处。”
这份萨尔茨堡演讲，只有一份褪色、脆弱且此前从未出版的速记稿幸存下来，它最接近于揭示他早期的思想与态度：
“这是我们必须提出的、也正在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让我们的民族获得自由，让这些枷锁被彻底砸碎，让德国再次成为自己灵魂的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与所有愿意加入德国的人一起。（掌声）
实现这一首要目标，将为所有其他改革开辟道路。
这里有一点，或许从我们的纲领上将我们与你们区分开来，尽管它非常符合时代精神：我们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视而不见、通过小让步就能解决的问题。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的民族能否真正恢复健康、犹太精神能否真正被根除的问题。不要误以为可以不杀死病原体、不消灭细菌就战胜疾病。不要以为可以不清除携带种族肺结核的病原体就战胜种族肺结核。这种犹太污染不会消退，这种对民族的毒害不会结束，除非携带者本人——犹太人——被从我们之中驱逐。（掌声）”
这样的演说很受欢迎。然而希特勒很快发现，群众想要听的并不是这种语言。他呼吁绞死战争暴发户，并将他们指认为犹太人。根据警方报告，1920年8月13日，他第一次发表了完全针对犹太人的演讲。他指责犹太人对战争负有责任并从中牟取暴利。他宣称，纳粹党必须发起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十字军东征。“我们不想煽动屠犹气氛，”他警告说，“但我们必须怀着毫不留情的决心，抓住这一邪恶的根源，将其连根拔除。”几周后，他明确表示：“我们不能绕过犹太人问题。它必须得到解决。”
从1920年到他1933年夺取政权之间的事件，这里只需简要概述即可。但有必要在此转载一份此前未曾出版的记录：1922年12月21日，希特勒与该党两位财务支持者——弗雷德亲王和总领事沙勒——在慕尼黑豪华的雷吉娜宫酒店举行秘密会晤的记录。后者带了一名速记员，记录了希特勒阐述政治观点与意图时的惊人坦率。
“我确切知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德国占上风，我要么被吊在最近的路灯柱上，要么被关进某个地窖。所以对我来说，问题不是我想不想做这个或那个，而是我们能否成功阻止布尔什维克接管。我本人怀有盲目的信念，我们的运动必将获胜。我们三年前半以六个人起步，”他说，“今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将取得胜利。”
他继续说，各省政府最近对纳粹党的禁令，反而帮助他的运动传播得更远，超出了巴伐利亚的边界。
然而，共产党人在德国北部汉堡一带正在扎根。“我不相信，”他承认，“我们能在灾难发生前及时在北方组建起什么有分量的力量。如果现在某个事件触发大规模冲突，那么我们将失去北方，它将无药可救。我们从南方最多只能组织一次反击。所有关于北方民族主义组织的谈论都是纯粹的虚张声势……他们没有合适的有力人物。那些本应成为组织中心的城市，都掌握在我们政治敌人的手中。
在考察了士兵委员会的软弱之后（“我确信慕尼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乌托邦，”他说），希特勒继续说道：
“在巴伐利亚，我们没有理由诉诸武力，因为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增长。每周都会增加一两个‘百人队’（纳粹冲锋队支队），党员人数增加数千人。只要我们的力量在增长，我们就没有理由选择暴力之路。”他私下表示，只有当他感到党无法再扩张、“我们再也无法从克制中获益”时，才会诉诸武力。他希望到那时巴伐利亚军队能为他提供武器。“我有十七个百人队，”他吹嘘道，“借助这些，我可以扫除街上任何我不喜欢的东西。”他提醒两位富有的听众，墨索里尼仅用1800名法西斯分子就粉碎了意大利大罢工。“如果我在关键时刻投入我这些人，作为一支充满活力且协调一致的力量，没有什么是我不能镇压的。”
接着，希特勒阐述了他对新德意志国家发展的设想：
“首先将发生内战，一场漫长的权力斗争。那些对德国重生感兴趣的欧洲国家会支持我们——尤其是英国。另一方面，法国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因为她最希望德国尽可能长期保持动荡，以便自己在莱茵兰和鲁尔地区自由行动。”
希特勒预计英国会支持未来的德国政府——只要它展现出足够的可靠性——因为德国的毁灭会导致法国在欧洲称霸，英国将被降格为“三流世界强国”。
他预计意大利会与英国和美国一样，有兴趣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我们必须保持意大利对此的兴趣，不能因为宣传我们与德语奥地利的合并，或收复（意大利的）南蒂罗尔，而惹恼她。我对那些想把我们的外交政策捆绑在解放南蒂罗尔上的人毫无兴趣……我们会与意大利关系恶化；记住，如果（与法国）开战，我们除了通过意大利外，没有其他途径获得煤炭和原材料。我丝毫没有为南蒂罗尔流德国人鲜血的打算。我们能说服德国人为莱茵河而战，但绝不会为梅拉诺或博尔扎诺而战……目前，”他强调，“绝不能与拉丁民族发生冲突。”
然后他说：“我相信，在二三十年内，我们将向法国进军。”
他对英国的评论带有善意，但他不指望英国允许德国超越第二强国的地位。
“无论英国对我们多么友好，她绝不会再次让我们成为大国——因为她已经尝过我们在世界大战前科学实力和大战期间军事实力的滋味…
一旦德国或多或少恢复稳定，我们就必须消除所有已造成的损害。我们可以选择全球战略，也可以选择大陆战略。全球战略的前提是在大陆拥有广阔基地。如果我们选择全球战略，那么我们将始终与英国发生冲突。
我们在大战前本可以推行全球战略，但那时我们应该与俄国结盟。然而如果英国因此崩溃，德国也不会受益：俄国将获得印度……”因此，希特勒总结道，“也许采取大陆战略更好。我们本该在1899年与英国结盟。那样我们就能击败俄国，对法国自由行动。德国成为大陆主人，就绝不会有与英国的战争。”
谈到苏联，他对这个特权小圈子说出了惊人的话语：“目前俄罗斯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我们是危险的。一旦俄国人有能力，他们就会割断帮助他们掌权者的喉咙。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分裂俄罗斯帝国，瓜分她的领土和土地，由德国移民定居，用德国的犁来耕种。然后……如果我们与英国关系良好，我们就能在英国不干涉的情况下解决法国问题。”
虽然尚未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他已触及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首先，”他说，“我们必须确保获得足够的空间——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我们的政府才能再次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走向一场民族主义战争。这场战争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可以采取措施确保必要的秘密得到保密。大战前，像42厘米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这样的秘密都被严格保密。”他认为英国人太“精明”，不会毫无保留地为德国背书，但他预计长期来看英国会支持德国对抗法国，只要两国明确各自利益。
谈到德国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希特勒对亲王和总领事说：“我相信，一旦停止印钞，帝国马克的贬值就会停止。然而政府只是不停印新纸币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政府机关里过去一个人干的活，现在有三四个人来干。这必须停止。只有一个残酷的政府才能对抗这种寄生虫和食客的天堂——一个对个人声望毫不在意的独裁者。”德国需要一个新的俾斯麦，希特勒说。
如果他掌权，他会迅速处理敌人：“独裁者一出现，就会面临总罢工，”他解释道，“这场总罢工将给他提供清除政府机关的理想机会。任何拒绝按独裁者条件工作的人将被解雇。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雇用。那些因为所属党派而进入政府机关的人将被赶出去。”他重复说，他相信德国人民需要“一个君主般的偶像”——但不是温和的国王，而是一个“热血且无情的统治者”，一个像奥利弗•克伦威尔那样铁腕统治的独裁者。现有的王室继承人中没有这样的人。“经过多年铁腕统治后，当人民渴望温和领导时——那时才是交给一位温和仁慈君主的时候，他们会将他奉若神明。这就像训练狗：先交给严厉的驯兽师，经过严格训练后再交给友善的主人，它会更加忠诚和献身。”
这就是3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22年12月所说的话。谈到宗教，他简单地说基督教是德国唯一可能的伦理基础，宗教纷争是德国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谈到法律，他说：“我认为正式宣誓的职业法官是法律体系唯一可接受的仲裁者”——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陪审法庭和非职业法官。
“犹太人问题”显然使他深感困扰，因为在这篇引人注目的演说中，他最后并且长时间地谈到了这一问题。他钦佩腓特烈大帝的解决办法：“大帝把犹太人排除在他们必然有能力产生危害的领域之外，但在能利用他们的地方继续雇用他们。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希特勒继续说，“犹太人无疑是有害的。他们在系统性地毒害我们的人民。我过去总是认为反犹主义是不人道的，但如今我自身的经历让我变成了犹太教最狂热敌人：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种族来对抗犹太人。”他把犹太人描述为天生的破坏者，根本不是统治者；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艺术或建筑，“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文化最确定的表达”。“民族有灵魂，”希特勒说，“而犹太人没有。他们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解释了为什么只有犹太人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它否定并摧毁一切文化的基础。借助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希望创造一大群没有真正智慧、没有头脑的底层平民，成为他们手中的脑残工具。”
他问道，难道德国人必须继续呗犹太人奴役吗？
“狮子是掠食动物，”他回答道，“它无法控制自己——这是它的天性。但人类不一定非要让自己被狮子撕咬。人类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全自己，即使狮子因此受伤。必须找到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能用常识解决，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不能，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血腥冲突，要么是‘亚美尼亚化’。”
（希特勒是否指本世纪初土耳其秘密屠杀150万亚美尼亚人的事件？他在这点上语焉不详，让人困惑。）
“在战术和政治上，”他解释道，“我采取的立场是，必须让我的民众相信：反对我们的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几周后，1923年2月23日，纳粹党慕尼黑分部从前德国驻外总领事沙勒那里收到一百万帝国马克的捐款。
几个月后，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一次流产的革命；他遭到审判，被关押在兰茨贝格要塞，最终获释。他出版了《我的奋斗》，并在随后几年重建了党，使其成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威权组织机构，拥有自己的党内法庭、褐衫党冲锋队（SA）和黑制服的“禁卫军”党卫军（SS），直到1933年1月，他率领百万党员大军进入柏林总理府。从一个一文不名、差点被毒气致盲的代理下士，仅凭演说能力和野心勃勃的雄心壮志就做到了这一步，其成就非同小可。
在1933年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希特勒已把他的计划形成了最终方案。他在1928年一份从未出版的手稿中比较连贯地重复了这些方案。他的外交政策极其机器简单粗暴：将德国疆域从目前的21.6万平方英里扩大到超过50万平方英里，以牺牲俄国和波兰为代价。他的同时代人显得保守多了，只希望恢复德国1914年的边界。对希特勒来说，这是“最愚蠢的外交目标”，它“在爱国主义上不足，在军事上也不令人满意”。不，德国必须放弃过时的海外殖民市场追求，转而回归“清晰、明确的领土政策”（Raumpolitik）。首先德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 让外国人既重视又心存敬畏。然后，他写道，在1928年，必须与英国及其帝国结盟，“共同主宰今后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些年里，他的演说变得更加强而有力。他的演讲冗长且即兴，但逻辑严密。其中蕴含的潜在力量抓住了听众中的每一个人。正如罗伯斯庇尔曾评价马拉特那样：“那个人很危险：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正如戴维•劳合•乔治在1936年所写，希特勒在1933年后的权力建立在他兑现承诺的基础上。上台后，他废除了19世纪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一个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富人和穷人机会平等的德国。“他对知识分子毫不在意，”他的兰茨贝格狱友瓦尔特•赫韦尔在1924年12月14日写道，“那些知识分子对每个决定总有一千条反对意见。希特勒需要的知识分子会主动投奔他，并成为他的运动领导力量。”二十年后，1944年1月27日，他在对将军们的秘密讲话中概述了自己发现的伪达尔文式选拔德国新统治阶级的过程：他故意把党作为筛选未来领导人才的工具——选拔那些足够无情、在真正斗争开始时不会腿软的人。
“我制定了我的斗争宣言，并故意让它只吸引德国人民中最坚韧、最决绝的少数派。
当我们还很渺小、不起眼时，我经常告诉我的追随者：如果这份宣言年复一年在全国数千场演讲中宣讲，它必将像磁铁一样：逐渐地，一片又一片钢铁碎屑会从凡夫俗子的大众中剥离，吸附到这块磁铁上，然后那一刻就会到来——一边是少数派，一边是多数派——但正是这个少数派将创造历史，因为多数派永远会跟随坚韧的少数派前行。”
1933年掌权后，希特勒采用了同样的基本方法来重塑德意志民族，并使他的八千万臣民为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变得坚韧不拔。他对他们的信心并非空穴来风：德国人勤劳、富有创造力且具有艺术天赋；他们曾经孕育出伟大的工匠、作曲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希特勒曾说过，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近两千年前描述那些游荡在西北欧的日耳曼部落以来从未改变——那是一群“狂野、勇敢、慷慨、蓝眼睛的民族”。希特勒断言，尽管如此，如果历史一再见证德国民族被时代洪流所吞噬，那是因为他们那些无能的领袖辜负了他们。
很难事先确定希特勒成功塑造人民性格的原因。墨索里尼即便在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下，也从未能在意大利人民身上取得同样的成功。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那松散的结构在几次空袭和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便迅速瓦解。然而在德国，经过十年纳粹思想灌输，希特勒的臣民却能以一种令敌人恼火的坚忍态度承受敌方空袭——那些空袭常常在一夜之间夺走五万甚至十万人的生命。到了最后，当德国再次战败时，那些敌人不得不诉诸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大规模审判、没收与剥夺财产、拘禁与再教育，才得以根除希特勒播下的种子。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建立在反复无常的选票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之上，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直到最后都给予了他无条件的支持。
一个不祥的开端：1933年3月24日，国际犹太组织向希特勒的德国正式“宣战”（作者收藏）
第一部分：走向绝对权力
Der Pöbel, pah!
Rienzi ist’s, der ihn zu Rittern macht.
Nimm ihm Rienzi, und er ist, was er war.
贱民，呸！
是黎恩济使他们成为骑士。
剥夺了他的黎恩济，他就又成了他原本的样子。
（这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歌剧《黎恩济》（Rienzi, der Letzte der Tribunen，意为“黎恩济，最后的护民官”）中的一句台词，出自歌剧的剧本（Libretto），由瓦格纳本人撰写）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时，德国是一个在破产的世界中彻底破产的国家。失业人口达数百万。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他的党在国会647个席位中获得了288席。共产党被取缔——这是希特勒在1月30日的首次内阁会议上曾建议阻止的措施，他当时担心会引发总罢工（“你不能禁止六百万人”）——随后他开始实施自己承诺的法律，包括旨在将犹太人逐出德国各行各业、商业领域，并最终逐出德国的法令。
他对经济学的理解比人们想象的要扎实。上届政府留任的财政部长卢茨•施韦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在战后私下写道：“他对通货膨胀的警告置之不理，并评论道（虽然这个评论并不完全准确），在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他对支出必须与收入保持一致有着完全健康的直觉。”
希特勒恢复了国民对未来的信心，这是任何经济复苏的基础。物价和工资受到严格控制。与此同时，帝国银行专横的主席亚尔马•沙赫特博士通过引入严格的双边贸易协定、为希特勒雄心勃勃的计划筹集信贷，来恢复德国的偿付能力。
1933年，希特勒的第一个权力基础是劳工阶层。在瓦尔特•赫韦尔（那位与他共度兰茨贝格监狱时光的十九岁学生）的文件中，保存着希特勒用刚劲有力的笔迹写下的这些思想主张：
他们必须学会互相尊重并重新获得尊重——知识分子必须尊重体力劳动者，反之亦然。没有对方，任何一方都无法存在。
这两者中将诞生新的群体：未来德意志帝国的新人！
阿道夫•希特勒，兰茨贝格，1924年12月18日（要塞服役中）
1933年以后，工人不再是社会弃儿。工业动荡的所有恶性症状——罢工、停工、旷工——都成了过去时的幽灵。正如希特勒短暂的继任者卡尔•邓尼茨在1945年所说：“工人们才不在乎犹太人问题之类的东西呢？他们终于又有了食物和工作，而且重新被当作受尊重的人。”
1933年4月，希特勒关闭了工会；一年后，他将工会的人员、会员和资产全部转入一个统一的德国劳工阵线（DAF）。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也是最成功的工会之一。控制DAF长达十二年的罗伯特•莱博士——那位口吃、身材敦实的党务官员——理应从历史上获得更好的评价。DAF定期收到95%的应缴会费——这三千万会员的信任表现前所未有。凭借这笔巨额财富，DAF为会员建造了度假游轮、住宅、商店、酒店和疗养院；资助了大众汽车工厂、沃尔坎造船厂、食品工业生产中心和德国劳工银行。希特勒尊重莱博士的能力，并乐意与他那位金发碧眼的第一任美貌妻子合影。劳工领袖莱博士直到最后都站在希特勒身边支持他。
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几个月里，希特勒曾提到一个特别的抱负：建设高速公路网。施韦林•冯•克罗西克后来写道：
希特勒常常描述城市居民周日出游后如何挤在满载的火车上，纽扣被挤掉、帽子被压扁、好心情被毁、所有放松的好处都白费；如果城市工人能拥有自己的汽车，就能真正享受周日出游，而不必经历这一切，那该多好……他说，从罗马人、印加人到拿破仑，修路一直是强大政府的标志。
掌权仅十二天后，1933年，希特勒就宣布了高速公路建设计划；6月28日内阁通过了法律。几天后，他召见弗里茨•托特博士——一位曾在1932年写过48页公路建设问题研究的工程师——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德国公路建设总监。他说自己一直更喜欢开车旅行而不是坐火车，因为这样与人民的接触更密切：“我在十四年的权力斗争中开了五十万英里。”托特接受了工作：这次面谈只持续了不到三分钟。7月5日，希特勒再次召见托特，与他散步九十分钟，告诉他第一批路网的路线，规定了车道的最小宽度，并命令他立即开工。（这一切都来自托特本人的私人文件。）高速公路的军事重要性被夸大了。德国铁路系统的重要性远超于此。目前，高速公路是增强德国国家统一感的手段，因为希特勒意识到，反对地方主义和分裂倾向的斗争还将持续多年。
与此同时，希特勒任命了宣传与国民启蒙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一位能言善辩的35岁莱茵兰人。1933年3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解释道：
该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政府的重要举措做好准备……政府的措施必须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国民启蒙后才能开始实施。
希特勒认为民主国家报纸的随意争吵是在浪费重要的国家资源。他相信新闻界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有力工具。早在希特勒上台前，海因里希•布吕宁和弗朗茨•冯•帕彭的紧急法令已严重限制了编辑的自由。戈培尔则更进一步，清除异见声音，将出版社纳入轨道或直接没收。为了建立纳粹党几乎垄断的新闻界，希特勒利用了1920年党购买的弗朗茨•埃赫尔出版社。（当时该社出版的慕尼黑日报《人民观察家报》濒临破产，只有约7000订户；1922年4月，希特勒任命一战时的军士长马克斯•阿曼管理埃赫尔出版社，此后报纸发行量开始攀升。）掌权一年后，纳粹党控制了86家报纸，读者达320万人。法律关闭了120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印刷厂，这些厂以极低价格卖给纳粹党。马克斯•阿曼很快控制了一个拥有700家报纸的帝国。
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时都被禁止从事新闻工作。从1935年中起，从1935年年中起，天主教背景的报刊也被整肃，清除了所有分裂性的倾向。正如戈培尔强调：“我拒绝德国存在天主教报纸和新教报纸、工人报纸、农民报纸、城市报纸或无产阶级报纸的观点。只有德国的报纸。”
与此同时，希特勒建立了他的警察国家。帝国警察机构的控制权逐步落入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中。希姆莱最初在希特勒掌权后控制慕尼黑警察；到1935年，他控制了整个帝国的警察力量。希特勒欣然接受希姆莱的“集中营”对政治异见者——甚至对道德败坏者——的“再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到1935年，集中营里关押了不止一位因某些不堪的人性弱点而被希特勒下令严厉“治疗”的倒霉蛋。（1937年5月18日，希姆莱写信给达豪集中营里的一名酗酒者：“元首下令惩罚你，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为了把你从显然已让你和家人走向毁灭的道路上拉回来。”）
安全警察首脑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33年3月，希姆莱任命当时29岁的他领导慕尼黑警察总部的政治部门。海德里希高大、金发、鹰钩鼻——后来以冷血闻名——但他内心一定有些幽默，因为1939年他竟敢写信给党卫军全国领袖，说在希姆莱的祖先中发现了一名女巫，并于1629年被烧死。
关于希特勒与希姆莱关系的性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希姆莱用迂腐、尖锐的币调列出他打算与元首讨论的议题，有时还记录希特勒对每项的决定。这些笔记留下的空白如此惊人，以至于我们必须假设，希姆莱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对希特勒完全保密。
在希特勒的警察国家中，最重要的监视武器之一由赫尔曼•戈林而非希姆莱掌控。这就是1933年4月成立的“研究局”（Forschungsamt，简称FA），垄断了窃听业务。FA是警察、经济和政治情报的高级来源。这些窃听记录印在特有的棕色纸上，因而被称为“棕色页码”（Brown Pages），以严格的“需知道原则”通过锁闭的公文箱或用气压管道分发给希特勒的部长们。
不幸的是，FA全部档案在1945年被销毁。幸存的零散文件显示了其高效而令人不安的特性，对即将登场的人物如高区长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斯蒂芬妮•霍亨洛厄公主、戈培尔的情妇，甚至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都进行了常规窃听。FA工作的最早提及出现在1933年3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上，当时希特勒获悉关于德国反犹暴行的夸张报道主要由赫斯特报系驻德记者德斯发往美国。“通过窃听他的电话交谈，已确凿证明这一点。”（希特勒同意将德斯驱逐出境。）德国反对派也被窃听。一份棕色页码记录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妻子给一位女友的电话，内容是个谜语：“是什么东西？——没有‘i’没人想要它；有了‘i’，人人想要。”答案是arisch（雅利安人）。（Arsch在德语中是粗俗的骂人话。）
希特勒谨慎地笼络德国德高望重的总统、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兴登堡是最高统帅，也能阻挠希特勒的任何提议。希特勒通过任命宪法专家汉斯•拉默斯为帝国总理府长官来讨好他。他还承诺保留奥托•迈斯纳博士为总统府长官、弗朗茨•泽尔特为劳工部长——这些承诺他一直遵守到十二年后去世。
希特勒也努力争取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的支持。当时德国只被允许拥有十万人的军队——人数比大多数国家的消防队还少（意大利有60万人）。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重炮、军用飞机、坦克或防空炮；海军处于休眠状态；没有空军。早在1933年之前，希特勒就像一位试图笼络所需盟友的政治家那样，带着恭维和姿态接触了国防军。但早期接触令他失望。希特勒曾崇敬退役将军汉斯•冯•塞克特，直到1932年11月在戈林的柏林公寓与他私下会面。在这里，塞克特谈到自己与德国人民党的密切关系，希特勒突然起身打断道：“将军阁下！我以为我在与世界大战的一位伟大军队指挥官交谈。你竟然与一个政党如此纠缠不清，这让我震惊。就到这里吧。”
希特勒与现任陆军总司令、浮夸的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关系同样冷淡。将军曾带着拖腔对希特勒说：“希特勒先生，如你合法上台，一切好说；如果不合法，我就要开火了 。”然而，兴登堡任命的新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伯格将军曾在东普鲁士飞地担任司令官，他尊重纳粹党在那里的组织，认为它是该省抵御波兰不断威胁的宝贵增援力量。他宣布对希特勒无条件忠诚。他的参谋长赖歇瑙也来自东普鲁士，对纳粹意识形态并非毫无认同。
对所有将军，希特勒都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他将不顾凡尔赛限制，恢复德国的武装力量。掌权后不久，他就要求会见将军们，并借用哈默施泰因在本德勒大街14号的官邸举办招待会。那是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带着拉默斯和身穿冲锋队制服的高大副官威廉•布吕克纳到来，整个晚宴他都显得紧张；随后他敲杯示意安静，发表演讲，哈默施泰因的副官霍斯特•冯•梅伦廷少校做了详细记录。部分内容如下： ,
克服我们绝望处境有两种可能方式：第一，通过武力夺取新的生产市场；第二，为我们过剩的人口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爱好和平的公众无法接受这样的目标。必须为这些目标做好准备。德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决策自由。除非我们首先赢得政治权力，否则这不可能实现。因此我的目标是首先恢复我们的政治力量。我的[纳粹党]组织是让我们的公民重新振作起来的必要组织。民主制度是乌托邦，它不可能实现。工业和军队里都没有民主制度，所以在像国家这样复杂的机构中，它也不可能有用，民主是最坏的恶。只需要一个人有能力也可以发号施令即可。这是我自1918年以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当我想到我的运动——从七个人发展到一千两百万人——把我从普通士兵推上帝国总理的位置，这似乎表明仍有很大一部分公众有待被这个理念争取过来
公众必须学会以民族的方式思考。这将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不能仅靠说服，而只能靠强制。那些不愿意认同的人必须被强制改变。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我们的统一。
这一过程今天已在顺利进行中。这就是我建立组织并将其献给国家的原因。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德国的力量。我为此用尽一切手段。要恢复力量，我们需要国防军、武装力量……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防政策，因为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最后的战斗必须靠武力进行。我创建的[纳粹党]组织不是为了拿起武器，而是为了对个人的道德教育；我通过对抗马克思主义来实现这一点……我的组织将仅限于对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以满足军队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需要。我承诺引入义务兵役制[凡尔赛条约禁止]。
我向你们指出的这条道路需要走很多年。如果法国有真正的政治家，她会在准备阶段就对我们下手——不是她自己，而是很可能利用其东方的附庸国。因此，过分执着于平等军备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上秘密进行所有准备，只有当所有准备工作100%完成时才公开。那时我们将重新获得决策自由……
然后我们必须决定：对外市场，还是殖民地？我选择殖民地……
总有一天我们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我强调，我绝不会用武装力量对付国内敌人：我有其他手段收拾国内反对派。）
因此，我请你们理解我的目标，并接受我的政治援助。借助我的运动，祖国已经发生了奇迹。但这样的奇迹不会再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它。
希特勒几乎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尽管如此，他的听众并未被打动。有人低声说：“这个人竟然要当德国人民的元首？”但那时希特勒的革命才刚开始四天，所有民众有很多要学的（习惯于有一个元首）。
四天后，内阁讨论了各种减少失业的方法。希特勒声明：“每一个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创造就业项目，必须仅以一个标准来判断：它是否为恢复德意志民族的战斗能力所必需？”他规定，未来五年（至1938年），只有一个指导目标：“一切为了国防军。”
几天后，希特勒强行通过了戈林的大规模“民用航空”预算。内阁记录写道：“帝国总理[希特勒]解释说……这是以伪装形式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一支目前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新空军。”
希特勒告诉布隆伯格，萌芽期的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将在未来几年被优先作为精锐部队。他特别希望空军军官团充满“激烈的进攻精神”。最初的“风险空军计划(指早期的实验性或先行部队)”应在1935年底准备就绪。
更值得关注的是希特勒对德国海军的指示。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在希特勒掌权时被单独召见。海军早在1932年11月就与布隆伯格的前任讨论过大规模海军建设计划。希特勒现在指示雷德尔海军建设要以法国和俄国海军为竞争对象。雷德尔的副官埃里希•舒尔特-蒙廷上校回忆：
希特勒告诉雷德尔，与英国和平共处将是未来外交政策的支柱，他打算通过尝试与英国签署海军协定来实际表达这一点。
他希望德国海军保持相对较小，因为他承认英国作为世界强国拥有海军霸权的权利。他打算据此提出力量平衡的建议。
在德国人眼前，希特勒的承诺正在实现。1933年9月23日，他在法兰克福为弗里茨•托特的高速公路网举行了第一铲仪式——1932年该市有八千人失业。早上七点，第一批七百人伴着军乐队跨过美因河走向工地。上午十点，希特勒对他们讲话：“我知道这个节日很快会结束——雨、霜、雪都会让你们感到痛苦，工作会变得艰难得多。但如果我们不自救，没人会帮我们。”他离开后，工人们蜂拥而上抢夺他铲过的那一小堆土，带回家做纪念。这就是希特勒激发的近乎宗教般的狂热。托特在1933年9月30日写信给一位教授：“我完全相信，任何人每周只要与元首相处十分钟，就能发挥出比平常多十倍的产能。”
高速公路网逐渐扩展。它们穿越工程师先前认为无法通行的路线，例如巴伐利亚基姆湖南岸的广阔沼泽。像曼格法尔桥这样200英尺高的长高架桥，是希特勒从七十个竞标设计中亲自挑选的，因为其简洁而坚实的线条：“我们正在建造的东西，”他解释道，“在我们去世很久以后仍将屹立不倒。”他巡视工地，与工人交谈。“等我到你这个年纪，”他在达姆施塔特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工人奉承道，“我希望能像你现在这样工作。”1936年11月，他下令在高速公路上用130英尺高的纪念碑标示帝国的西部边界。
随着重整军备计划已经启动，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是破坏国际联盟。希特勒早先告诉兴登堡，国联无异于战胜国结伙确保从战败国榨取战利品的工具。长期以来他相信应继续日内瓦谈判，而他的将军们主张退出。9月底，纽赖特也敦促他退出日内瓦，但希特勒再次采取更温和的立场。直到10月4日上午，布隆伯格才成功说服他。希特勒于13日正式通知内阁决定：次日10月14日退出国联。这是个冒险的决定，但当希特勒派戈培尔国务秘书瓦尔特•冯克前往东普鲁士征求元帅的同意时，兴登堡大声说道：“终于有了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人！”10月13日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宣布次日也将解散国会，让公众通过公民投票表达对他的“和平政策”的支持。11月12日，4050万德国人投了他的赞成票，占所有选票的95%以上。两天后，副总理帕彭在全体内阁面前祝贺希特勒：
我们，你最亲密的同僚，今天站在这里，感受到一个国家对其领袖给予的最非凡、最压倒性的支持。通过你的天才领导和你为我们重塑的理想，你在短短九个月内，从一个内部纷争、失去希望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团结的帝国，充满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
希特勒绕过自己的外交部，开始派遣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那位傲慢但人脉极广的商人、鲁道夫•赫斯任命的纳粹党“外交局”负责人——执行外交任务。
具有意义的是，第一次任务在1933年11月前往英国。在伦敦，里宾特洛甫争取了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并会见了斯坦利•鲍德温、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等主要政治人物。里宾特洛甫本人为希特勒写的秘密报告现在已经被遭找到。他缓解了麦克唐纳对犹太人问题的担忧。“我告诉他，”里宾特洛甫记录道，“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革命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可能会让数万犹太人丧生；但希特勒绝非嗜血，我们在德国通过24小时抵制和采取某些明确措施防止犹太人的泛滥成灾来解决这个问题。”里宾特洛甫打断首相的插话：“可能从来没有找到过比这更人道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健康的英国人民竟允许犹太移民蛊惑他们的头脑。”德国相信全世界最终都会同情他们。
1933年11月20日，里宾特洛甫会见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我告诉他，”他报告道，“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新战争完全不可能，英国与德国之间也是，这在总理（希特勒）心中是基本原则，不仅在他有生之年，而且作为留给民族的未来见证。”里宾特洛甫如实向英国人保证，希特勒无意发展全球海上战略，因此英国和德国可以轻松解决各自海军规模的任何分歧。当天晚些时候，首相自称是纳粹德国友谊的坚定信徒。六天后，麦克唐纳重复说他的政府将尽力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当你向总理报告时，”首相说，“请私下转告他，我们肯定会找到一条共同的道路（各方面达成一致）。”
里宾特洛甫声称，正是由于他与鲍德温、西蒙和安东尼•艾登的秘密外交，才促成后者于1934年2月首次访问柏林。
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尽力将里宾特洛甫排除在会谈之外。但里宾特洛甫已开始强势跻身上层，他立刻向希特勒口述抱怨：“我听说总理（希特勒）将与艾登先生和英国大使共进早餐。我建议他向艾登先生指出，我在外交事务上拥有总理的信任，这是我唯一的合法依据。”2月19日他再次写信给希特勒，敦促让艾登带些成果回国——英国人年轻、亲法，但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是前途无量的保守党政治家——里宾特洛甫再三强调：‘我还想提醒您，总理在与埃登先生会谈时，提到在外交事务上得到他信任的是我，这既必要又有价值。’”
与英国达成协议的障碍仍是英国与法国的关系。几周后，正如里宾特洛甫的秘密档案显示，他（力宾特洛普）试图与法国达成交易。1934年3月4日，他在巴黎拜访70岁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得知外交部内有像巴尔图副手亚历克西•莱热这样的“黑暗势力”，一直强烈反德。巴尔图质问里宾特洛甫如何解释希特勒谈论和平，而法国每一个特工——他指着一厚叠档案——都报告希特勒正在疯狂重整军备准备战争；巴尔图还特别提到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准军事训练。里宾特洛甫反驳说法国也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
法国似乎仍将是个问题。1934年8月25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他们必须设法消除英国外交部亲法的倾向。或许应该对乔治五世国王下手。“在英国，”他口述道，“王室的影响力远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由于王室对德国有一定同情，我希望我们在那里能为外交政策获得一些帮助。我将随时向总理报告。我将另行报告，”力宾特洛普在他夸张的笔迹中补充写道：‘关于如何与英国达成协议这一根本问题。。”
1933年，希特勒的权力仍远非绝对。例如，他对高级军队任命毫无影响力。在他眼中，冯•施韦德勒将军的陆军人事部门是“反对派的温床”。然而1934年2月，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被男爵维尔纳•冯•弗里奇取代。
弗里奇戴着超大的单片眼镜，有着刺耳的学究腔嗓音，坐姿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仿佛军规如此。尽管如此，弗里奇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他与许多德国人一样仇恨犹太人、“犹太报纸”，认为“和平主义者、犹太人、民主派、黑红金旗、法国的都是一回事，即一心要让德国灭亡的人”。他对希特勒有好感，并在1934年2月下令军队在徽章中加入纳粹卐字。从他的私人信件和手稿来看，弗里奇逐渐喜欢为希特勒工作，但他对希特勒周围的“狂热分子”同样缺乏尊重，正如那些人对他这个保守、犹豫、谨慎的将军也缺乏尊重。
弗里奇首次向希特勒报到那天，希特勒对他说：“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军队，内部高度统一、训练水平尽可能高。”
1933年1月希特勒的“革命”成功，使恩斯特•罗姆的褐衫街头打手军队基本变得多余。冲锋队已膨胀到250万人。
最初在布隆伯格和赖歇瑙的鼓励下，冲锋队曾接受正规军的初步军事训练，以令党组织满意。但到1934年初，冲锋队变得膨胀贪婪：它不仅对弱小的正规军构成真正威胁，也对希特勒本人构成威胁。罗姆认为希特勒正在背叛其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要求建立一支以冲锋队为基础的人民军队。
希特勒自1933年夏天就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莱茵河畔对冲锋队与国防军军官的联席会议上感受到这场风暴正在酝酿中。当时他解释说，每一场革命之后都必须有一个稳定发展期。这种文字游戏并未让冲锋队满意。尽管布隆伯格在1934年1月中旬呼吁罗姆不要兴风作浪，摩擦仍在加剧。2月1日——弗里奇接管陆军那天——罗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正规军并入冲锋队，由他罗姆担任总司令。
对罗姆来说，“革命精神”至关重要，但对弗里奇并非如此。“军队必须建立在纪律之上，”他在2月3日与布隆伯格在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上争辩道，“而不是什么‘革命精神’。”他们共同决心击败罗姆。
出于外交考虑，希特勒试图推迟摊牌。当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柏林，抱怨秘密组建的空军和德国违反凡尔赛精神行为时，希特勒承诺将庞大的冲锋队去军事化。2月28日，他召集冲锋队领袖和国防军将军到战争部大楼，粗暴地粉碎了罗姆建立冲锋队“人民军队”的野心。陆军将军库尔特•利布曼当天记录道：
希特勒说：当我在1933年1月接管政府时，我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宽阔平坦的康庄大道上。但随后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路面越来越糟。它变成了一条狭窄小径——今天我感觉自己像在钢丝上寸步前行，每天都有新的压力左右袭来。
只有现有的国防军及其职业军官才能满足他的主要需求；根据另一位将军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的速记，希特勒补充说：“新军队必须在五年内具备完全的防御能力；在八年内具备各种进攻能力。”由于西方列强很可能不允许德国赢得生存空间，西线可能需要短促激烈的战争，“然后是东线的战争”。
希特勒后来得知——或许是通过电话监听——罗姆当天嘲笑他是“那个无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士”。研究局对冲锋队主要电话进行了窃听。罗姆的行动受到监视。他被发现与前国防部长施莱歇尔和外国外交官接触。一名外交官（显然是法国人）鼓励他可能成为“第三帝国的波拿巴”。冲锋队被观察到在囤积武器——显然是为“第二次革命”做准备，推翻希特勒。
尽管恩斯特•罗姆是他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少数能与他互称“你”的特权人物，希特勒依然决定拿他杀鸡儆猴。希特勒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仍不明朗。只有一次，即1939年9月，希特勒据信私下讨论了他对罗姆阴谋的了解，而那时他可能已在自我辩护而非客观回忆：
我知道尤其在法国有强大势力主张干预——凡尔赛条约强加的条款为干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我要单独感谢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多亏他才没有走到那一步。我阅读了他所有的电报[被研究局截获]。我知道罗姆与他和法国人勾结进行叛国行为。但我看到蓬塞秘密建议巴黎不要干预——法国人应该等到这里（德国）爆发内战，那时他们就能更容易得手了。
正是知道这一点，才让我在1933年和1934年坚持下来。
作者备注：
研究局（Forschungsamt）持续破译法国外交电报，但现在的法国外交档案中似乎没有任何报告显示罗姆（Röhm）与弗朗索瓦-蓬塞先生（M. François-Poncet）有阴谋勾结，而且后者在与我的通信中也否认了这一点。
某些事实是明确的。冲锋队计划推翻希特勒政府：影子部长已提名。布隆伯格向希特勒展示了一份罗姆于5月23日签署的显然是真实的命令，要求冲锋队尽可能获取武器，“以增强冲锋队与国防军较量的实力”。 这种措辞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深信不疑。他后来在内阁中说：“这构成了叛国罪的确凿证据。”很快他的特工报告，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集团在卡尔•恩斯特领导下，正在为“6月底”的行动囤积非法武器。这给了他一个最后的期限，但希特勒先让阴谋继续发酵。6月初，他与罗姆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对峙。罗姆以名誉担保，将从6月7日起前往巴伐利亚休假，并让冲锋队在7月休假三十天。一位高级陆军军官——爱德华•瓦格纳上校——11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有传言说罗姆不会回来了。”
6月初，他与罗姆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对峙。罗姆以荣誉担保，将从6月7日起前往巴伐利亚休假，并让冲锋队全体在7月休假三十天。一位高级陆军军官——爱德华•瓦格纳上校——在11日写信给妻子：“有传言说罗姆不会回来了。”
有人选定了1934年6月的最后一天——一个星期六——作为清洗日。星期六在后来的岁月里确实是希特勒最喜欢用来制造戏剧性事件的日子。他显然事先向海军上将雷德尔透露了行动即将开始的信息，于是这位上将便神秘地建议他的高级幕僚推迟原计划在那周进行的一次为期一周的考察巡航，却没有给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6月16日，在希特勒前往威尼斯期间，雷德尔和戈林出席了英国大使举办的晚宴。一位女记者在日记中写道，戈林迟到了二十分钟，胸前勋章叮当作响。“抱歉，”他道歉说，“威尼斯来消息说元首和我预约了通话，我得等着和他通话。”他隔着桌子对雷德尔补充道：“如果他要求，我愿意立刻飞过去，但他告诉我：‘你就待在那儿，我会比预想更早回来。’有事要发生了。”记者注意到，上将咬住了嘴唇；弗朗索瓦-蓬塞得意地窃笑，仆人们则一言不发地继续忙碌。
谣言四起。弗朗茨•冯•帕彭在马尔堡的一次演讲中对纳粹发表了充满敌意的言论。6月21日，兴登堡告诉希特勒要“终于让那些捣乱分子清醒过来”。那天希特勒对戈培尔说，他已经看穿了帕彭：“他给自己惹了一大堆麻烦。”第二天，6月22日，希特勒派飞机把可靠但平庸的冲锋队指挥官维克托•卢策从汉诺威接来，在卢策发誓保密后告诉他，希特勒接到消息说恩斯特•罗姆正在密谋反对“反动”的国防军。他打算让罗姆退休，并让卢策待命接受进一步命令。23日，冯•弗里奇将军开始向他的部队发出警戒令。战争部走廊里出现了机枪掩体。陆军与党卫军讨论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提供武器、弹药和运输来协助针对冲锋队的行动。在第七军区（即慕尼黑）的档案中，有一条1934年6月28日的隐晦记录：“帝国战争部通知：……总理(希特勒)的态度是[我]对军队的忠诚深信不疑。赖歇瑙情绪高昂。罗姆的命令。”
那天，希特勒和戈林离开柏林前往鲁尔区，参加当地大区长特尔博文婚礼。戈林在1945年7月的盟军审讯中作证：“在那里[埃森]我们得知，罗姆已下令冲锋队待命，并召集所有冲锋队指挥官到维塞镇与他会面。”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卢策注意到希特勒被叫去接电话。希特勒开始采取措施粉碎看似一场政变的行动，他立即派戈林返回柏林。婚宴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戈林和希姆莱从柏林不断打来电话，盖世太保也打来电话。戈林的秘书“皮利”•克尔纳从柏林带来一叠窃听记录。这些记录似乎显示，罗姆及其同伙计划在30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发动政变。希特勒宣布：“我要拿他们杀鸡儆猴。”
罗姆正和他的亲信呆在慕尼黑郊外的温泉胜地巴特维塞。6月28日晚，希特勒打电话给罗姆的副官，下令30日上午11点在那里（巴特维塞）与他会面。埃哈德•米尔希在1945年的回忆是，戈林派他的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带着几份研究局的窃听记录给希特勒，证明罗姆有罪。前研究局雇员证实，负责“任务”科的政府参事鲁道夫•波普在揭露即将发生的政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次日早晨，希特勒打电话给在柏林的戈培尔，命令他立即飞过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莱茵河德雷森酒店与他会合。“所以——开始了，”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以上帝的名义！”他接着写道，并补充：“无论如何，总比这种可怕的等待好。”希特勒让他带上新私人秘书克丽丝塔•施罗德，当时她25岁。
穿着轻薄白色夏装的部长（戈培尔）下午四点抵达酒店。几分钟后，维克托•卢策也加入他们。希特勒向戈培尔简要说明，他即将清除叛乱的冲锋队领导层，其中包括戈培尔许多最亲近的老朋友。
“要流血，”戈培尔赞许地记录道。“必须让他们明白，叛乱是要掉脑袋的。我同意。如果要干，就要毫不留情。有证据显示罗姆与弗朗索瓦-蓬塞、施莱歇尔和斯特拉瑟勾结。所以，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在这份此前未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元首下定决心后非常平静。我们用讨论问题来打发时间。没有人察觉任何异常。与新任[冲锋队]参谋长卢策谈话。他非常出色。”他们花了一个小时观看劳工服务队的火炬游行，太阳落山时，对岸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体组成的卐字火炬。“元首紧张但非常坚定，”戈培尔叙述道。“我们都保持沉默。”接近午夜，正如卢策和戈培尔都在日记中好奇地记录，希特勒又接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电话。“叛乱分子正在武装自己，”戈培尔写道。“一刻也不能耽搁。”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的希特勒宣布：“我们出发。”他建议戈培尔打电话给妻子，让家人到柏林的安全地方避难。
29日午夜，希特勒突然决定亲自飞往巴伐利亚，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他的副官布吕克纳猜测，有信使从柏林带来了进一步的关键情报。在起飞前，希特勒确实收到消息：巴伐利亚已经爆发了一些事件，柏林冲锋队已接到警报，准备次日即30日下午四点采取某种行动。
希特勒在6月30日凌晨两点多起飞前往慕尼黑。机场上有陆军军官迎接。他扯下两位茫然的当地冲锋队指挥官奥古斯特•施奈德胡贝尔和威廉•施密德的徽章，把他们送往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后来又有一车其他冲锋队要员被送进去。在短暂拜访当地内政部后，希特勒的车队于凌晨五点半出发前往巴特维塞，三辆敞篷梅赛德斯豪华轿车：希特勒、卢策和赫斯在第一辆，探员们在第二辆，戈培尔在第三辆。
希特勒本人冒着个人风险，亲自冲进维塞湖畔酒店，把罗姆、埃德蒙•海因斯和其他亲信从房间里揪出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表现精彩。海因斯显得可怜，与一个男妓在一起。罗姆保持冷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海因斯被带走时向卢策求助：“我什么都没做！救救我！”但他和其他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到上午八点，希特勒已返回慕尼黑。
极具价值的是，当地军区司令亚当将军总部当天记录的希特勒讲话：
所有冲锋队指挥官现已被关押，除恩斯特集团长官外。我[希特勒]早就知道他的[罗姆的？]弱点，但长期以来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引向正确轨道。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多年来与我并肩战斗的同志们，我要与他们诀别，这对我来说无比艰难。这些人会毁掉整个冲锋队。我必须制止。
我们突袭维塞期间的场景既可耻又丑陋——比我想象中更令人作呕。
现在我划定了明确的界线：军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将来无论是否冲锋队队员，每个人都归军队调遣。国防军朝谁一勾手指，谁就属于它。我对国防军和帝国战争部长有最大信任。必须划清界线。你们可以放心，我现在就要建立秩序。
当然，有些事实与希特勒的说法并不吻合。柏林的冲锋队集团长恩斯特根本没有发动政变，他正带着年轻新娘前往不来梅港度假。在波茨坦，一伙人闯入施莱歇尔将军家，在书桌前枪杀了他；挡路的妻子也被枪杀。讽刺的是，戈林的研究局仍在窃听施莱歇尔的电话；当波茨坦检察官办公室的凶杀组探员从他家打电话向司法部报告施莱歇尔显然是“政治暗杀”受害者时，戈林愤怒地反驳这些探员——官方说法将完全不同。冯•布雷多夫将军也惨遭杀害，帕彭的一些幕僚，包括有争议的埃德加•荣博士，也惨遭杀害。
回到慕尼黑党总部，希特勒打电话给柏林发出暗号“Kolibri”（蜂鸟），这是戈林在那里发动反击的信号。当天上午稍晚，希特勒向亲信透露，有些被捕者将被枪决。盖世太保有个名单，其中几个名字被画上了十字。卢策浏览名单时注意到罗姆不在其中：罗姆当然是希特勒的亲密朋友。
赫斯一度争辩说，放过罗姆不公平；要么全杀，要么都不杀。但下午五点，希特勒交给党卫军警卫旗队指挥官塞普•迪特里希的七人名单上，罗姆的名字仍未打钩。当天晚些时候，另外六人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被枪决。晚上八点，希特勒与戈培尔乘容克52飞机飞回柏林。戈林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迎接；希特勒看到秘密建队的空军副司令埃哈德•米尔希已穿着新空军制服列队欢迎他。
戈林此时向希特勒透露，他擅自把几个名字加进了暗杀名单，这让希特勒深感震惊。戈培尔当天记录：“戈林报告柏林一切按计划进行。只有一个失误：施莱歇尔夫人也被干掉了。很糟糕，但没办法。”
克丽丝塔•施罗德——希特勒命令她全程陪同这次暴力巴伐利亚之行的私人秘书——后来回忆，当晚她在总理府独自吃素食晚餐时，希特勒突然加入。他惊呼：“好了！我洗了个澡，现在感觉像新生儿一样干净。”
事实上发生了很多让希特勒不安的事。戈林肆意处决了希特勒的对手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巴伐利亚也发生了一连串杀戮。希特勒得知有人杀死了他的老友伯恩哈德•施滕普弗勒牧师——这位牧师是早年几乎每天见面、帮他编辑《我的奋斗》冗长篇章的人。副官布吕克纳后来在私人文件中描述，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带着最终受害者名单（总计八十二人）出现在总理府时，希特勒向他发泄了愤怒之情。后来几个月，维克托•卢策逢人便说，元首最初只列了七个人；他曾给罗姆自杀机会，罗姆拒绝后才被枪杀。希特勒的七人变成了十七人，然后是八十二人。“元首因此陷入尴尬境地，不得不事后批准了所有八十二起处决行为，”卢策抱怨道。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希姆莱和戈林。
7月1日午餐时，戈培尔发现希特勒脸色苍白、神情苦涩。“戈林呈交报告，”他写道。“处决几乎结束。还需几个。决策艰难但必要。恩斯特、斯特拉瑟、森勒[施滕普弗勒]、德滕？只要再来一次大清除，我们就度过最后难关。保未来二十年平安。”他陪着希特勒消磨了一下午的时光。“我不能让他独自一人呆着，”戈培尔报告说，他（戈培尔）显然很高兴待在这个避风港里。“他（希特勒）痛苦极了，但仍很坚强。死刑宣判极其严酷。总共约六十人。”在其他人的施压下，希特勒那天终于让步了，下令把罗姆的名字加入死亡名单。“罗姆被单独留在审讯室两次，每次二十分钟，手边有一把手枪，”戈培尔在他充满戏剧性的日记中记录道“但是他(罗姆)没敢用那把枪（自杀），然后他就被枪决了。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塞普•迪特里希进来报告时，“迪特里希脸色有点发白”，戈培尔写道，并补充：“我们不是天生当刽子手的料。”
希特勒罕见地表现出宽宏大量，下令为“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由此得名）遇害者的近亲提供国家抚恤金。尽管如此，噩梦开始困扰他，陷入失眠。他的医疗记录显示，从这一事件起，胃病开始困扰他；但长期来看，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收获了国防军将领们的绝对忠诚，可谓结成了“血盟”。7月3日，布隆伯格作为战争部长代表全体内阁感谢希特勒。内阁事后将大多数杀戮合法化了，称其为“国家紧急状态下的行为”。“现在终于清楚了，”戈培尔写道。“事件戏剧性地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帝国濒临深渊。元首拯救了它。”然而随后几天，希特勒逐渐意识到了许多亲信擅自行事，超出了他的控制。戈培尔在希特勒造访他湖畔小屋后含糊地写道：“他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卢策也起了疑心。”希特勒事后才意识到戈林、希姆莱和国防军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他。
内阁会议后，希特勒飞往东普鲁士，向日渐衰弱的总统汇报此次事件（长刀之夜）。兴登堡表示理解。“亲爱的总理，”他低语，“创造历史的人有时候必须心狠手辣……”
作者注
"并非所有杀戮都是合法的。1934年8月3日的内阁会议记录提到，一些人被指控趁机公报私仇：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当事人仅仅因为某人在民事诉讼中作证不利于他，就在6月30日射杀了那人。"
意志的胜利
7月底，希特勒在国外的形象进一步受损。7月25日，急于推翻维也纳独裁政权的奥地利党卫军枪手在恐慌中将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射杀于他的维也纳办公室内。墨索里尼对这起谋杀深感震惊，这使得德意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后来希特勒声称自己对阴谋完全不知情。然而保存在莫斯科的戈培尔日记微缩胶片，以及巴伐利亚第七军区军事指挥官的私人文件证明并非如此。6月从威尼斯返回后，希特勒向戈培尔吐露，他相信墨索里尼已同意给他在奥地利问题上全权处理的自由：“赶走多尔富斯！”戈培尔写道。“在中立可信人士领导下举行新选举。纳粹的影响力取决于得票多寡。经济问题则由罗马和柏林共同解决。双方已达成一致。会通知多尔富斯！”（两位独裁者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在裁军问题上，墨索里尼完全支持希特勒立场：“法国疯了，”他说。他们还讨论了“东方”——他们将尝试与波兰建立更密切友谊，“并寻求与俄国达成妥协”。）7月10日午餐时，希特勒向戈培尔提到即将发生的维也纳政变；7月22日，在拜罗伊特一年一度的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上，戈培尔发现希特勒正与奥地利纳粹领袖特奥•哈比希特秘密会晤。戈培尔对是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那天上午希特勒命令威廉•亚当将军到拜罗伊特向他报到。面对困惑的将军，希特勒透露：“今天奥地利军队将推翻政府！”他透露，著名奥地利政治家安东•林特伦博士将接替多尔富斯，林特伦将批准所有奥地利难民（即逃亡德国的奥地利纳粹）返回。亚当的任务是用德国军队库存武器为这些奥地利“军团战士”装备武器。
希特勒向他（戈培尔）保证：“一旦我收到维也纳消息，就会通知你，到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很快首批报告传来，情况却不太妙。“出大事了，”戈培尔写道。“气氛极度紧张，等待令人煎熬。我对成功与否仍持怀疑。”下午三点希特勒打电话过来：“在维也纳的行动一切按计划进行。政府大楼在我们手中。多尔富斯受伤——其余消息尚未确定。我会再打电话过来。”但他再也没打来，因为多尔富斯已经死了；欧洲各国首都一片哗然。
哈比希特的计划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他夸大了自己在奥地利的追随者规模——尤其是奥地利军队的支持。其次，计划已泄露给多尔富斯内阁，一些部长已转移去了安全区域。第三，德国6月30日事件令非法的奥地利冲锋队组织不满，他们故意取消了已经承诺的援助。参与行动的党卫军团伙在恐慌中向德国公使馆求助，使希特勒处境变得更糟。希特勒否认与奥地利党卫军行动有关。他关闭边境，向多尔富斯遗孀发去慰问电报，并在戈培尔建议下解除了哈比希特职务。刺客们在维也纳被公开绞死。
多尔富斯遇害两天后，希特勒坦率地向戈培尔谈及未来。“他（希特勒）有先知般的预见，”部长（戈培尔）写道。“德国成为世界主人。这是一个世纪的任务。”
希特勒派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作为“特别大使”前往维也纳，并紧急派汉斯•拉默斯博士前往东普鲁士诺伊德克，通知总统兴登堡。拉默斯带回消息：年迈的总统已奄奄一息。8月1日，希特勒亲自飞往诺伊德克向这位陆军元帅告别。垂死的老人神志不清，讲话困难，不断称希特勒为“陛下”。当晚，希特勒告诉内阁，医生说兴登堡活不过二十四小时。内阁通过如下法律：
帝国总统职务与帝国总理职务合并。因此，帝国总统原有权力移交元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他将指定自己的副手。
次日，兴登堡去世，临终遗言是向希特勒先生致以最美好的祝愿。8月19日的公民投票中，90%的德国人赞成新法律。“就这样，”希特勒得意地对布隆伯格说，“我征服了德国。”
国防军现在向元首效忠。不过，只有战争部长布隆伯格才能实际下达命令，这一形式上的障碍直到1938年才被移除。
与此同时，希姆莱的党卫军团开始亮相，1934年党大会上，他那些高大健壮的部队的壮观阅兵式成为大会亮点。党卫军制服黑色而优雅，这支希姆莱打造的完美精英部队从不缺申请者。党卫军强制推行的神秘主义甚至让希特勒觉得有些可笑：1940年圣诞节，在见证党卫军警卫旗队的异教徒冬至庆典时，希特勒悄悄对一名副官嘲讽说，这个庆典永远取代不了《平安夜》。他向布隆伯格宣布，只允许党卫军组建一个武装师——“特别机动部队”（Verfügungstruppe）——即武装党卫军的前身。
对希特勒来说，武装党卫军是第四武装力量，是精英。直到1942年，他仍规定和平时期武装党卫军与正规军的比例固定为1:10。然而军队既嫉妒又不信任党卫军。冲锋队被削弱后，冯•弗里奇将军怀疑希姆莱在暗中对付他。将军们声称党卫军在收集他们的档案资料。慕尼黑国防军区总部确实发现了隐藏的麦克风。1938年，布隆伯格办公室保险柜关不上时，发现卡住的是一根电线，由此追踪到了地板下的放大器，军事情报局一直追查到了盖世太保总部。1934年下半年，纳粹党和国防军之间的公开敌意非常明显。纳粹党怀疑弗里奇在策划军队政变推翻希特勒。卡尔•博登沙茨上校听到上司戈林与希特勒讨论此事。米尔希也证实了这些传闻。希特勒可能预感到了对他的刺杀企图。甚至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死去，1934年12月13日，他说服内阁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他指定自己的继任者。外国报纸和海外流亡组织的宣传甚嚣尘上，谈论即将发生的大屠杀。
希特勒神经紧张到极点，于1935年1月3日紧急召集党和国防军领袖到普鲁士国家歌剧院，在一场充满戏剧性的两小时演讲中再次声明他对国防军的坚定支持，将国防军描述为国家支柱，与纳粹党同等重要——“只要保持团结，两者同样重要且不可战胜。”维尔纳•贝斯特后来回忆，这篇演讲充满了威胁与劝诫：“演讲高潮部分是他绝望地宣称，如果帝国各机构拒绝协调工作，他将对准自己脑袋开枪。”海军上将赫尔曼•伯姆回忆希特勒说：“假如某个党干部跑来说，‘元首，一切都好，但某某将军在背后说你坏话、搞破坏。’我就回答：‘我不信。’如果他又说：‘这里有书面证据，元首，’我就把那些书面证据垃圾撕掉，因为我对国防军的信念不可动摇。”戈培尔和戈林起草了一份效忠宣言，由后者（国防军）向元首宣读。
“元首演讲后，”弗里奇本人记录道，“党卫军的猎巫行动（毫无证据的栽赃陷害）暂时平息。”
希特勒全心全意关注国防军。他对军事技术表现出真诚兴趣，他那异常敏锐的大脑能极好地吸收展示给他的数据和尺寸，多年后仍能毫无差错地复述。1935年2月6日，他视察库默斯多夫陆军研究站——他是自1890年以来首位这样做的总理。布隆伯格和赖歇瑙积极支持古德里安展示那些现代坦克和装甲车原型——但弗里奇及其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对这种现代战争技术并不看好。贝克是1933年10月因右翼观点被任命的沉稳、敬业的参谋军官。他曾默许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但他极度不信任无线电和其他新奇设备。
这次展示后，希特勒决定展示新国防军的强大力量。1935年3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六——他正式宣布德国已建立了秘密空军部队。一周后，他违反凡尔赛条约重新引入义务兵役。戈培尔记录了这一决定的完成过程：“整个星期六上午[3月16日]都在讨论。元首与布隆伯格争论师级编制的数量。最终按他的意思：三十六个。以下为他对人民发表的盛大宣言：《重建武装力量法》；义务兵役。要结束讨价还价，就必须制造既成事实。对方不会为此开战。至于他们的咒骂：我们只需要耳朵里塞棉花，装听不见。下午1:30的内阁会议：元首说明了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然后宣读宣言和法律。强大情感席卷我们所有人。布隆伯格起身感谢元首。第一次在这些内阁会议房间里高呼‘希特勒万岁’。仅仅一纸法律，凡尔赛条约就被抹去。这是历史性时刻。永恒的震颤！感恩我们能见证并参与这一切。”墨索里尼不安地抗议，并在1935年4月中旬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与法国重申，根据洛迦诺条约，任何德国违反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行为都将招致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干预。冯•弗里奇将军告诫他的将军们，那年任何违反莱茵兰现状的行为都肯定会成为“压垮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稻草”。
然而同月，希特勒获悉法国正准备与苏联结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也包括进来。二十五个大型机场已在建设——远远超出捷克的正当需求。4月24日，弗里奇向将军们保证：“元首决心避免战争，为此将不遗余力。他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5月2日，布隆伯格因此下达了名为 “训练行动”（Schulung）的秘密临时指令，以便在西线发生战争时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袭，消除这一威胁。7月10日，布隆伯格发布进一步重要指令：任何法国入侵莱茵兰的行为都将被希特勒当做开战的理由；他（希特勒）将在那里进行牵制行动，直到莱茵河桥梁被炸毁。然后国防军将沿莱茵河一线保卫德国。
与此同时，希特勒恢复了对英国的示好，再次选择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作为谈判代表。正如他在3月17日慕尼黑对赞赏他的将军们阐述的那样：“我的外交部不会影响外交政策——它只是记录政治事件。”他的观点是：“英国人迟早会主动找上门。”
当月晚些时候，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来到柏林，试图为德国重整军备设定某些限制。希特勒在总理府会议厅接待他们，吹嘘他的陆军正扩充到三十六个师（属实），空军已与皇家空军规模相当（不实）。里宾特洛甫4月3日向希特勒建议：“我绝对不相信今年夏天会发生严重事件。”如果德国能平安度过1936年春季，那么危机就过去了。西蒙的访问进展顺利，他返回伦敦后，已经完全确信元首渴望和平。事实上，西蒙曾谈到一个新的德国殖民帝国，他的手在非洲地图上从法属刚果划到意属索马里兰，但希特勒打断了他：“目前我对殖民地不感兴趣。”他提议英国政府同意德国海军扩张到英国吨位的35%。这是里宾特洛甫无可否认的成就——英国最终同意了。现在签署的《英德海军协定》让希特勒相信，日后与英国达成更广泛联盟是可能的。
1935年5月，他（希特勒）私下里还有另一个更令人担忧的事情：一个息肉开始阻塞他的声带。他一直对癌症有着病态恐惧，因为亲眼目睹他母亲死于癌症，他暗中担心这个息肉可能是癌变，会让他的全球事业还没有真正开始前就夭折。5月5日，柏林顶尖喉科医生卡尔•冯•艾肯教授切除了息肉。希特勒被禁止说话三天——他甚至必须给即将赴罗马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戈林手写下达指令，5月25日，当他得知《英德海军协定》即将签署时，他正在汉堡。在这里他也收到了息肉的病理检验结果——是良性肿瘤。“今天，”他喜悦地对雷德尔上将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今早医生告诉我，我的喉咙感染不严重；今天下午我又收到这个重要的政治消息，”指的是海军协定。
在上一次会面即1934年8月的时候，垂死的陆军元帅兴登堡曾喃喃低语：“现在，希特勒先生，别相信意大利人！”希特勒向内阁汇报了元帅的这一警告，并补充说道——据施韦林•冯•克罗西克记载——如果必须在英国和意大利之间选择，兴登堡的话将会是他做出选择的依据。他的私人副官弗里茨•维德曼也引用他（希特勒）的话说：“如果我必须在英国和墨索里尼之间选择，答案很清楚：意大利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更接近，但政治上我只看到与英国结盟才会有未来。”毫不令人意外，希特勒认为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3日入侵阿比西尼亚时机不当，他宣称：“保守国家和进取国家之间的较量时机仍远未成熟”。英国和法国宣布对意大利实施制裁。这逼迫希特勒必须做出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他不能容忍法西斯的意大利被摧毁。正如凯特尔回忆的那样，他向高级将军和部长们解释道：“有一天，”他说，“德国也必须同样对抗外部干预——那一天我们也要开始主张我们自己的正当权利。”
维德曼回忆：“当希特勒专注于某些计划时，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能听到他不安地来回踱步。他总是独自做出那些真正重大的决定——如重整军备、占领莱茵兰等——这些决定大多数都会违背幕僚和顾问的建议。他非常清楚，只有他一人必须承担做出这些决策的责任。”
在戈培尔博士强烈影响下，希特勒现在放弃了政治家稳健负责的政策路线，转而踏上了通往欧洲霸权的险恶征途。到了1936年1月中旬，希特勒已经决定通过一次新的冒险行动来巩固他那并不稳固的政权：他将重新在德国的莱茵兰地区部署军队——这一行动再次公然违反了《凡尔赛和约》。他以法国即将批准与苏联的条约作为此次冒险行动的完美借口。希特勒认为该法俄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他在1月20日向戈培尔博士透露了自己的意图。2月27日，他在与戈林和戈培尔共进午餐时，仍觉得进军莱茵兰地区为时尚早。然而第二天，法国正式批准了与苏联的条约。令人惊讶的是，戈培尔反而主张谨慎行事，但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3月2日，勃洛姆堡下达了前期准备命令。次日，弗里奇向三个步兵营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指定日期渡过莱茵河，进入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地区；但弗里奇提到了1935年7月10日的条令，明确表示如果法国进行反击，德军可能不得不撤回到莱茵河东岸。
3月4日，法国批准了与苏联的条约。5日，勃洛姆堡下令两天后开始占领莱茵兰地区。内阁表示同意。步兵开进了莱茵兰。希特勒的这一步行动立即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法国方面也发出了明确的战争叫嚣。勃洛姆堡害怕了，恳求希特勒在正式开战之前撤军。驻伦敦的三位德国武官联名向勃洛姆堡发来警告电报。然而希特勒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英国和法国都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实质行动来对抗希特勒；他将此部分归功于英国新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干预。“如果我们现在保持冷静，”戈培尔在日记中回顾这场持续两周的危机时写道，“我们就赢了。”
德国公众明显被希特勒的策略所震撼。1936年3月底，他再次获得了压倒性的民众支持——这次全民公投对他表示赞成的比例超过九比一。
1936年，面对德国的经济状况，希特勒感到不满：出于实现战争所需要的完全自给自足的考虑，德国的经济进步实在太少了——强大的经济是赢得战争的先决条件。4月，他任命赫尔曼•戈林负责解决原材料和外汇问题。5月，在希特勒停泊在基尔的游艇“Grille”号上，他向戈培尔谈到了自己对“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合众国”的愿景。“还需要为此努力数年，甚至数十年，”戈培尔在日记中评论道，“但这是多么伟大的目标啊！”6月，在与希特勒、帕彭和里宾特洛甫的秘密会议后，戈培尔写道：“元首预见到远东将会发生冲突。日本将击败俄国。那时德国的伟大时刻就将来临。我们必须夺取足够维持德国一百年持续发展的领土。但愿那时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且元首仍然健在。”对工业进展缓慢感到不耐烦的希特勒，在8月向他的秘书口授了一份冗长的经济备忘录。他抱怨道：“四年宝贵的时间已经被白白的浪费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我们本可以在燃料、橡胶，甚至（部分）铁矿石进口方面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他命令德国必须“有能力对苏联发动一场有意义的战争”，因为“布尔什维克战胜德国不会带来新的凡尔赛条约，而会导致德意志民族的最终毁灭、甚至灭绝[Ausrottung]。”希特勒宣布，他必须一劳永逸地通过扩大“生存空间”（Lebensraum）来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从而获得原材料和粮食来源。他明确提出两大要求：“第一：在四年内德国军队必须做好作战准备；第二：在四年内德国经济也同样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赫尔曼•戈林被召到上萨尔茨堡，被任命为这个新“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威德曼回忆戈林对希特勒说道：“我的元首，如果我没有看错，未来五年内一场大战不可避免。”9月4日，戈林向其他内阁成员宣读了希特勒的备忘录，并明确指出：“这份文件基于一个前提——与俄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俄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戈林的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在9月7日写信给一位同事：“戈林从上萨尔茨堡回来，给我们带来了未来几年的新工作方针。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但等你回到柏林，你会发现前方已经规划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到1936年秋天，希特勒已经深度卷入西班牙内战。7月25日，在拜罗伊特歌剧院观看歌剧的间隙，来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将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使者被卡纳里斯引见给希特勒。他们带来了佛朗哥的求助：希望获得希特勒的援助以推翻马德里的共和政府，佛朗哥想让德国提供运输机，将摩洛哥部队从北非的得土安运送到西班牙本土。到了10月份，一场西班牙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英国和法国向共和政府提供了志愿人员参与战斗，俄国坦克和炸弹也首次出现在战场支援共和政府。在与戈林、米尔希以及新任空军参谋长阿尔伯特•凯塞林商议后，希特勒批准了德国空军全面介入西班牙内战。11月6日，戈林向西班牙派出了由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上校指挥的轰炸机中队。
希特勒喜欢这场战争有多种原因：可以在实战条件下测试新式德国装备，轮番训练军官和士兵。戈林也喜欢西班牙内战，因为可以从西班牙获得四年计划所需的钨、铜和单宁等原材料。戈林在12月1日向内阁发表了一次“重大政治讲话”（没有留下记录）后一两天，他对他的部门负责人说，空军必须“随时准备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德国希望和平维持到1941年，戈林告诉手下（部门负责人）：“可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不会在此之前出现复杂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即使还不是全面战争。”
（图片说明：1936年3月7日，希特勒进入柏林国会大厦，宣布在莱茵兰地区重新部署军队。美国国家档案馆）
"总有一天，世界将属于我们"
到了1937年初，纳粹德国可以被比作一个原子结构：核心是阿道夫•希特勒，周边是一层层环绕在他周围的亲信。内圈 最核心的是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他们知晓他最隐秘的野心以及实现这些野心的手段。再往外圈则是部长、各军种总司令和外交官，每个人只了解从核心辐射出的计划的一小部分。再往外则是德国人民。整个结构被警察国家的原子力量维系——即对盖世太保的恐惧，以及对希姆莱在达豪等地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恐惧。
作为元首有诸多好处。自1933年以来，他没有缴纳过一分钱所得税——无论是《我的奋斗》的版税，还是使用他肖像权的邮票的收入所得税。这些事实被小心地保密，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他拒绝一切好心人试图改变他那“邮差帽”、皱巴巴的靴子和过时小胡子的建议。他既不追求当下的宣传，也不关心后世的评价。他曾写信给汉斯•拉默斯指示，如果英国《名人录》执意要他的生平细节，那就只提供最简略的概述。正如他多年后在1944年对将军们的秘密讲话中所说，当他的将军们抗议他在俄国前线的残酷决定时：“后世怎么看我，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1937年11月初，希特勒告诉幕僚，在西班牙让佛朗哥取得彻底胜利并不可取：“我们的利益在于维持地中海现有的紧张局势。”佛朗哥在西班牙对抗共产主义支持的共和政府只是次要因素。1938年4月，他对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莱因哈德•施皮茨尼直言：“我们在西班牙支持错了对象。我们本该支持共和政府。他们代表人民。我们总能把这些社会主义者后来改造成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佛朗哥周围的人全是反动的教士、贵族和财阀——他们与我们纳粹党毫无共同之处！”
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同样不合逻辑，证据仅仅源于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对阿尔卑斯山以南这位伟人的强烈钦佩”。他向意大利独裁者大肆赠送礼物。亨丽埃特•霍夫曼描述过希特勒如何在慕尼黑最喜欢的咖啡馆与一位装订工一起检查皮革样品，为墨索里尼准备一套尼采全集的精装礼品：希特勒搓揉皮革、嗅闻气味，最后全部否决，并宣称“皮革必须是冰川绿”——意指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站在苍凉蓝绿色的冰川之上凝思世界。
尽管1934年6月希特勒正式访问过威尼斯，墨索里尼依然我行我素。奥地利仍是两人之间的心结。但在西班牙内战中德意结盟之后，墨索里尼开始提到罗马与柏林之间的“轴心”。1937年9月，墨索里尼作为希特勒的客人，观看了自1918年以来德国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希特勒向他展示了德国的新式武器和机械制造工艺——例如为新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建造的高压蒸汽轮机。在柏林，墨索里尼向75万群众发表演讲，之后一场暴雨让柏林交通陷于瘫痪。在总统府，落汤鸡一般浑身湿透的墨索里尼体验到了德国官僚最顽固的一面：一条源自普鲁士古老传统的规定，禁止晚上七点以后在总统府为住客提供热水洗澡。
德国公众觉得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过度的喜爱显得莫名其妙，正如在远东他的德国政策转向亲日一样令人费解。直到1937年，勃洛姆堡、陆军和外交部都试图说服他维持在中国的强大军事使团。他们预期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会用原材料换取德国的枪炮、弹药和兵工厂。希特勒却认为蒋介石腐败且受妻子控制，预言蒋介石与民众缺乏联系，最终会把中国人推向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怀抱。1936年，他授权在柏林举行德日参谋会谈，由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将军和时任希特勒特别外交顾问的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发起。而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诺伊拉特对此一无所知。1937年6月日本对中国宣战后，希特勒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里宾特洛甫要求缔结德、日、意三国轴心军事同盟，“以应对与西方列强不可避免的冲突”。该军事同盟于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
德意日轴心军事同盟是希特勒对英国日益失望的具体证据。自1922年以来，希特勒一直视英国为未来合作的伙伴。他曾经坦率地表示钦佩英国人攫取世界各地土地建立大不列颠帝国时的冷酷无情。他阅读了大量英国民间传说，他知道英国水兵领子上三道白环代表海军上将纳尔逊的三次伟大胜利。他多次明确表示：“大英帝国的崩溃对德国将是一场巨大灾难。”现在他开始勾勒模糊的规划以安抚英国：如果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遭到攻击，德国将予以援助。
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持有相同观点。他早已把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人介绍给了元首。1945年美国人缴获了其中一些英国人和希特勒会见的记录——包括1935年11月22日与《每日快报》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会面；1936年5月17日与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汤姆•琼斯的会面；1936年11月13日与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爵士的会面等等。虽然这些记录后来失踪了，但里宾特洛甫本人的笔记现已重见天日。他向希特勒汇报道：他一再向汤姆•琼斯保证，自从希特勒在慕尼黑以最初的七个人起步以来，“英国与德国之间的绝对合作与友谊”一直是他的外交政策基石。里宾特洛甫在1941年对土耳其外交官阿奇卡林（Archikalin，土耳其驻德大使或某外交官）解释说，他绝不是元首背后的那个“邪恶天才”，事实上他一直建议希特勒竭尽全力争取英国的友谊。作为驻伦敦大使，他甚至秘密向鲍德温提出建立德英之间的“进攻与防御同盟”。
遗憾的是，希特勒认识的英国人太少。他见过米特福德姐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伦敦德里勋爵和罗瑟米尔勋爵，以及记者沃德•普赖斯；英国公认的坦克专家J.F.C.富勒少将也曾秘密与他会面。1936年9月，战时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作为他的客人，在德国停留两周，并在《每日快报》上赞叹希特勒如何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雇主与工匠、富人与穷人团结成“一个民族”（Ein Volk）。（英国报业大亨塞西尔•金四年后在日记中写道：“劳合•乔治称希特勒是自拿破仑以来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甚至可能超过拿破仑。”）劳合•乔治透露，1918年英国人曾濒临投降，因为陆军元帅黑格勋爵表示盟军攻势已难以为继。希特勒在自己战争进入更艰难的年份时，常常向疲惫不堪的德国将军们反复提及这一点。
1937年6月，希特勒又一次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进行了接触：加拿大总理威廉•麦肯齐•金与希特勒进行了两小时会谈（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纳粹“建设性”工作的正面评价）。然而对希特勒来说，所有来自伦敦的报告都包含一个信息：尽管他私下向英国做出保证（德国无意与英国为敌），英国仍在不加掩饰地重整军备，尤其是强化了皇家空军；因此，希特勒在东线实现秘密战略目标的野心必须尽快提上日程。他的驻伦敦武官在1937年2月19日报告说：“在任何战争中，时间都将对英国有利，但前提是她能熬过最初的失败，否则这些最初的挫败就会导致其无法继续作战。”
希特勒早在1935年就对里宾特洛甫解释，他不打算重蹈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的覆辙，陷入军备竞赛；他打算出让海上霸权给英国，希望英国也能在德国未来的陆上称霸方面做出类似让步。然而到1938年9月，德国海军参谋部悲哀地总结：“过去一年半以来，海军和元首都意识到，与英国签署海军协定时元首的希望相反，英国极有可能仍会成为未来德国的敌人之一。”
希特勒显然没有预料到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疏远”；他私下对尤利乌斯•绍布等幕僚说，如果爱德华八世没有被迫退位（1936年12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的继任者——软弱且仓促就位的乔治六世——完全受“邪恶的反德顾问”控制。1937年10月，已成为温莎公爵的爱德华在访问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告诉希特勒许多细节证实了这一观点。不幸的是，他们会面的记录后来也从1945年缴获的文件中消失了。
令希特勒不安的另一个不太具体的原因，是他意识到岁月不断流逝，而他的宏伟蓝图仍未实现。内阁会议室里同样总是聚集着那些死气沉沉的面孔。1937年，一位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的盖世太保文职官员维尔纳•贝斯特发现，元首变得“越来越紧张、脾气暴躁、缺乏耐心、阴郁、唐突、多疑、不公、武断且难以接近”。贝斯特写道：“他阴沉着脸，听取帝国部长们的报告，然后用愠怒的声音回击。他对议题、对争吵、甚至对在场的人明显表现出厌恶之情。”希特勒感到自己正在被政府官僚的惰性所吞噬。他开始任命特别全权代表来执行特定任务。到1937年底，内阁会议几乎完全停止。相反，他通过拉默斯直接处理国家事务，并开始不经讨论直接向部长和将军们传达他的意志。
随着德国内阁政府的终结，事情进展的速度加快了。在1937年和1938年，他多次私下对戈培尔谈到自己雄心壮志：要永远消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德国带来的屈辱——该条约于1648年签署，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一个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工作是对公众舆论的适当操纵。他在1938年11月以惊人的坦率解释道：
“我只有不断强调德国渴望和平、追求和平，才能一点一点地争取到我们采取每一个后续步骤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和军备。”
第一个目标将是奥地利，希特勒希望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奥地利并入德国）。早在1937年7月，他就任命党卫军集团领袖威廉•凯普勒博士作为纳粹党处理奥地利事务的特派代表；但他警告凯普勒，他不会考虑革命性的暴力手段。同月，希特勒在布雷斯劳大型歌咏节上深受感动，因为帝国疆界之外德语地区的代表团——包括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也参加了活动。他在演讲中顺带提到“9500万德国人”，其中只有6800万人目前属于他的第三帝国。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奥地利代表团冲向他的讲台；妇女们激动得失声痛哭。当戈培尔给他看新闻片时，希特勒下令扣押这些影片，以免那些向他欢呼的奥地利人遭到报复；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经常私下里提起这一幕。
歌咏节次日，希特勒造访戈培尔在施瓦嫩韦德别墅时，确认他计划在奥地利“来一次彻底清扫”，接下来就轮到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同样众多。除了1930年统计的斯洛伐克偏远地区约15万人外，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还有350万被1919年人为边界“困住”的德意志族人。
希特勒认为捷克人没有任何权利留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们直到六七世纪才逐渐渗透进来。“捷克人是渗透的老手，”他在1941年10月说道，“以维也纳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00名帝国宫廷官员中只有约170人是德意志血统——其余所有人，从上到下，全是捷克人。”大多数德意志族人居住在边境的“苏台德地区”，捷克和法国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修建防御工事。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残酷地在这些地区推行行政上的“捷克化”政策；希特勒在和戈培尔谈话时，用不雅的语言形容贝奈斯是“一只狡猾、斜眼的小老鼠”。 冯•诺伊拉特男爵曾试图劝说希特勒放缓那些激进的对捷克政策，但收效甚微。
问题在于：希特勒何时应该动手？施皮茨尼回忆了当时的一幕：希特勒戴着金边眼镜审阅最新的通讯社报告，里宾特洛甫从他肩后探头看去。“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说，“我想我们很快就要拔剑出鞘了！”“不，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回答，“现在还不是时候。”
勃洛姆堡在1937年6月给国防军下达的最后一份指令主要是防御性的，只涉及两个次要的紧急情况：“奥托”计划——如果奥地利恢复可恨的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将进攻奥地利；“绿色”计划——如果法国或俄国入侵德国，就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袭击（因为必须首先阻止俄国空军使用现已建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机场）。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将军尽职地下令军队研究突破捷克工事的办法。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与戈培尔共进午餐时，嘱咐宣传部长暂时对捷克人的宣传不要太过激烈，因为目前还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捷克人疯了，”戈培尔在日记中描述这次谈话时写道，“他们被一亿敌人包围，而这些敌人的土地和人民正是被他们篡夺过的。干杯！”希特勒还指示他暂时淡化未来的殖民要求和教会问题：他们必须把宣传火力留到关键时刻。
在希特勒看来，他的军队缺乏热情。军队确实缺乏打一场长期战争所需的弹药和武器。德国正陷入严重的钢铁短缺。1937年初，三个军种都被命令削减军备预算。海军强烈反对现在削减军舰建造，因为英国也开始被视为潜在的敌人。但产能缺口无法弥补。由于1938年计划下水的两艘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所有其他军舰建造计划都必须推迟，只保留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航母继续建造。空军指出，他们每月仅仅分配到7万吨钢。在勃洛姆堡的建议下，希特勒召集总司令到总理府解决这些争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召开了最重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之一——1937年11月5日的所谓“霍斯巴赫会议”（也就是他告诫戈培尔的那天下午）。希特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透露部分秘密目标（或者如他对戈林所说，“给弗里奇的裤裆里点把火”）。他的国防军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在五天后写下了会议纪要。其中一部分幸存至今；法国大使发回的电报也保存下来，报告了他所了解到的希特勒召开的这次长时间会议的情况，以及被召集到总理府的大批陆海空将军们。
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内阁会议。希特勒解释说，议题太重要，不适合这些听众；但为了给会议增添庄重感（他告诉戈林），他邀请了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勃洛姆堡、戈林、雷德尔和弗里奇一起参加，在他“官邸”（总理府一翼）的玻璃墙温室里举行。玻璃门关闭，厚重的窗帘拉上。勃洛姆堡召集来的十几位军火和经济专家只能在隔壁吸烟室里白白等了四个小时。当会议在晚上8:30结束时，消息传开：“海军赢了！”“只有海军拿到了两万吨钢铁。”
在霍斯巴赫记录保存下来的那部分讲话中，希特勒重申了他要在未来五六年内发动战争以解决德国“生存空间”问题的决心。作为第一阶段，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在1938年对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攻击”。希特勒认为英国已经默许了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也会效仿。他语气如此坚决，以至于弗里奇提出取消自己原定于十天后开始的埃及休假。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提出异议。12月21日，勃洛姆堡的部门发布了有关“绿色”计划的指令：必须改善西线边境防御，但希特勒将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以及任何其他军事或经济风险；如果政治形势不像预期那样发展，“绿色”计划可能不得不推迟数年。另一方面，指令称，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使捷克斯洛伐克失去除俄国以外的所有潜在盟友：“届时‘绿色’计划将在德国尚未完全做好战争准备之前开始实施。”
勃洛姆堡的指令显示他对希特勒全部野心的了解是多么有限。任何读过《我的奋斗》第14章的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从他最早的演讲开始，他就不断强调俄国的广阔空间；如果我们用唯一正确的标准来衡量——考察他的长期物资准备——只有一个结论：他的“梦想之地”、他的新帝国，在东方等待着他。德国海军档案中有一条这样的线索：东普鲁士皮劳海军司令写的一封信，报告了1937年6月希特勒与当地党区领袖埃里希•科赫的谈话：希特勒警告说，皮劳将来将成为“比基尔或威廉港更强大的”海军基地，以容纳未来更大的舰队。“在元首看来，这个时间将会到来——大概六七年之后——德国将从目前的防御姿态转向进攻态势。在欧洲，这种扩张只可能是向东方推进。”
遗憾的是，希特勒对党区领袖们的大多数重要演讲记录都没有找到，比如他1937年6月2日的那次演讲（科赫很可能指的是这一场）。有一场对党领导人的演讲被录制在唱片上保存下来。在1937年11月23日的这场长篇演说中，他宣称：“英国人用比我们德国人在世界大战中流血更少的代价，建立了他们的整个帝国……世界性的庞大帝国只能由革命性的暴力手段获得。”后来他又补充道：“今天，德意志民族终于获得了几个世纪以来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民族领导团队。”
希特勒对征服海外殖民地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当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勋爵于11月19日到巴伐利亚拜访他，讨论在非洲为德国提供殖民地时，这个建议并未激起元首的兴趣。
到了1937年底，很明显，接下来的一年将由两个因素主导——希特勒为“生存空间”而战的强烈决心，以及英国将竭尽全力阻挠他日益决定的信念。12月27日，时任希特勒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向他提交了一份对英国态度的分析。英国现在把德国视为最致命的潜在敌人，张伯伦正在制定一项新倡议，希望以提供殖民地以及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某些让步，来换取欧洲的和平。但里宾特洛甫警告说，虽然英国人总体上赞成与德国达成长期协议，但英国存在着一个对德国充满敌意的统治阶级，他们总能通过宣传纳粹的暴行，把英国公众推向支持（与德国）战争。里宾特洛甫写道，有一个“英雄的”统治阶级，绝不会为了保护他们作为世界强国的物质利益而畏惧战争。“一旦英国看到胜算提高，她就会开战。”
如果英国未来继续在每个紧要关头阻挠德国，那么毫无疑问，两国最终将分道扬镳。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的未来政策仍应牢牢坚持在争取与英国达成协议上。因此，德国大使馆将始终如一地为英德达成协约而努力。
19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明显地修正了这一看法。“今天，”他写信给元首，“我不再相信能达成和解。英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实力超强的德国成为这个岛屿国家的永久威胁。因此她会开战。”
结果是希特勒在1月晚些时候要求加强德国舰队的建设。到1944年底，德国海军将拥有四艘战列舰，而不是海军此前计划的六艘。
作者注
作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清楚地证明，里宾特洛甫确实警告过希特勒，英国将会开战。盟军官方出版物《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的编辑们"没有找到"这份文件。
1月21日，希特勒向将军们发表了多次秘密演讲中的第一次。现存一份匿名的三页摘要，显示希特勒从描述罗马帝国开始，讲到随后基督教如何赋予西方文明内在的统一，以抵御来自东方的入侵。“只有一个人能领导，但这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相信我，将军们……我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我因为担心德国而无法入睡。”德国的粮食状况尤其严峻。
“德国的处境真的非常严峻。我日日夜夜都在纠结于这个问题。但有一个事实让我相信德意志民族仍有希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当今统治世界的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统计数据显示，只有极小一部分纯种的统治民族公民，大概四五千万，控制着数百万其他人类和世界上的巨大土地面积。
地球上只有一个民族，生活在欧洲中心，人口密集、种族和语言统一、高度集中：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中欧有1.1亿德国人。这种对比给了我们希望。总有一天，整个世界必将、也应当属于这个团结的中欧集团。”
第一夫人
在慕尼黑宽阔的路德维希街的一端矗立着胜利门；另一端是灰暗的石制统帅堂
1937年12月22日黎明，当沉默的人群沿着冰冷的人行道列队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纳粹德国已悄无声息地踏上了最终导致其毁灭的道路。事情是这样的：兴登堡一战中的老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去世了，他简朴的橡木棺材停放在胜利拱门阴影下，覆盖着皇帝的旗帜，两侧是高大的黑色裹布柱子，顶上燃烧着长明的火焰。新国防军——各军种——的高级军官整夜僵立在灵柩台四角，手捧丝绸垫子，上面放着这位已故士兵获得的八十枚勋章。
希特勒在上午十点前到达，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举手敬礼；空军司令、仅次于希特勒和勃洛姆堡的最有权势人物赫尔曼•戈林紧随其后。（陆军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仍在埃及度假。）随着闷声鼓点的敲击，六名军官将棺材抬上炮车。
照片显示希特勒独自走在前面，脱帽，面无表情，他知道十万双眼睛正盯着他。他明白，这就是他的人民想看到的：他们的元首，身后跟着忠诚的亲信，被臣民环绕，在这场壮观庄严的仪式中团结一致。当《忠诚的同志》最后悲伤的旋律消逝时，霍夫花园的炮台开始十九响礼炮，惊起一群鸽子飞入薄雾轻烟中。
希特勒带着副官走向等候汽车的庭院。这时勃洛姆堡走近他：“我的元首，能否找个地方私下与您谈谈？”完全没有料到他想说什么的希特勒邀请他去自己的私人公寓。五分钟后，勃洛姆堡已到了王储广场16号，乘上了电梯。到了公寓后，勃洛姆堡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再次结婚。他的未婚妻出身平寒，是政府机构的一名女秘书，但这不正是国家社会主义权贵与人民亲密无间的宗旨吗？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
希特勒早就与勃洛姆堡建立了密切的信任关系。他和戈林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证婚人。婚礼于1938年1月12日在战争部私下举行。新娘二十四岁，而勃洛姆堡已近六十。她无疑很有魅力：身材苗条，金发，宽额头，灰蓝色眼睛，小巧的鼻子，丰满的嘴唇。两人随即动身度蜜月，浑然不觉这场不对等的婚姻日后竟被解读为阿道夫•希特勒迈向绝对权力的最后一步
他们的蜜月很快被勃洛姆堡母亲的意外去世打断。勃洛姆堡的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将军陪同他于1月20日前往柏林以北三十英里的埃伯斯瓦尔德参加葬礼。元帅于24日返回时，一定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因为他立即要求紧急觐见希特勒。
希特勒短暂返回慕尼黑主持了一场大型工艺美术展。1月24日晚，他的汽车停在柏林总理府外时，发现戈林正手持一个牛皮纸文件夹等候。“勃洛姆堡娶了个妓女！”戈林宣布，“我们的新第一夫人有警方犯罪记录。他骗我们当了证婚人。”
在勃洛姆堡离开期间，局势发生了变化：三天前，即1月21日，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冯•黑尔多夫伯爵向陆军元帅凯特尔展示了一张开始无害的地址变更登记卡，问他能否确认照片上的女士就是新冯•勃洛姆堡夫人。凯特尔只在葬礼上见过她，而且她戴着厚厚的面纱；他建议询问戈林，因为戈林参加了婚礼。黑尔多夫解释说，这位女士例行登记将地址变更为战争部大楼内勃洛姆堡的公寓后，她的过去就无法再隐藏了。次日上午，黑尔多夫拜访了戈林，交给了他这位婚前名叫埃娃•格鲁恩小姐的完整警方档案。
1月24日，希特勒打开了这个牛皮纸文件夹，映入眼帘的是一叠档案卡、照片和印制表格。里面有指纹记录、通缉告示，还有六张照片，拍的是一名女子手持蜡烛，摆出各种性感姿势。警方背景材料呈现出经济危机下柏林社会的鲜明图景。格鲁恩小姐的父亲在她五岁时战死。母亲是注册按摩师。1932年，十八岁的埃娃离家出走，与她的情人，四十一岁的捷克犹太人海因里希•勒温格同居。同年晚些时候，有人向他兜售色情照片，他意识到这是一条容易来钱的路子，于是他雇了一名波兰摄影师，在圣诞节下午拍摄了这些照片。勒温格只卖出八张色情照片就被抓捕。档案中其余内容仅限于她未成年离家出走的搜寻通知，以及一张1934年的警方登记卡，明确注明她“无犯罪记录”。据档案，她最后一次于1月9日与未来丈夫一同探望母亲：“我们都知道那是谁，”有人在页边潦草写道。
当他一页页翻看这些文件时，希特勒的怒容渐渐显露。他把文件夹扔回给戈林，喝道：“就没有什么事能让我省心的吗？”
希特勒震惊于勃洛姆堡竟会让他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显然，如戈林所说，这位元帅必须辞职；但谁来接替他？黑衫党卫军的帝国领袖、权势熏天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人选之一。当然，戈林本人也在其列。
然而，最有可能接任的，是冯•弗里奇将军。在这几个动荡星期里，他留下了机密的亲笔记录——这些记录于1945年从波茨坦被运往莫斯科，弗里奇否认自己有接替勃洛姆堡的野心：“鉴于党对我的态度，这样的任命遇到的阻碍将不可逾越，我本来会拒绝这一任命。”希特勒对弗里奇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衣柜里有一具令人担忧的“骷髅”，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两年前，在1936年希特勒重新在莱茵兰地区部署军队危机期间，希姆莱曾向他展示一份警方档案，将弗里奇与一名同性恋敲诈者联系起来。当时希特勒拒绝调查，但指控显然在他脑中发酵。“1936年3月底或4月初，”弗里奇三年后写道，“我邀请元首，为陆军授予一份荣誉——担任波茨坦第9步兵团的名誉上校。元首欣然接受，该团原定于4月20日进军柏林完成这一仪式。4月19日，霍斯巴赫[希特勒的副官]打电话通知我说元首取消了担任第九步兵团荣誉上校的决定。”对弗里奇而言，当时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次日希特勒生日，他从阿赫特贝格病床上发去电报：“军队和我满怀自豪与信任，愿意沿着你为德国未来所规划的道路前进。”（1939年1月18日，弗里奇评论：“那时完全属实。今天我对这个人已毫无信心。军官团对他有多少信任，我无从揣测。”）
到了1939年，他当然明白了当初希特勒撤回同意的原因：“那是1936年春天，”他写道，
“希姆莱首次向元首提供了声称我遭到敲诈的档案。或许这就是元首取消担任荣誉上校的原因。希特勒后来解释说，党绝不会理解他担任一个团的荣誉上校，这不太可能，至少令人无法接受。另一种可能是：希姆莱得知元首想担任第九步兵团上校；他担心这会进一步加强军队影响力，他想阻挠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个恶棍希姆莱绝对干得出这种事。”
直到最近的1937年12月，弗里奇还在埃及时，希姆莱再次提起那份档案，强调如果弗里奇是同性恋将（对国家和军队）构成安全风险。希特勒怀疑这是党在与弗里奇算旧账，要求销毁档案。自弗里奇归来后，希特勒只在1938年1月15日与他见过一次，两人争吵了两小时。弗里奇对此描述道：
元首愤怒地开始谈论军队中无政府主义宣传扩散的担忧。我徒劳地试图安抚他。我要求他出示具体证据。元首说他确实有材料，但不能给我，只能给勃洛姆堡。换言之，对我公开投了不信任票。我不打算就此罢休。我计划要求元首公开对我表示信任，否则我就辞职。但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现在，1月24日，形势发生逆转。希特勒决定与弗里奇摊牌。他命令副官电话召见国防军副官霍斯巴赫。但上校已经睡下了，固执地拒绝立即前来，只能次日清晨赶到。希特勒彻夜未眠，盯着天花板，担心如果这样的双重丑闻公布于众，会如何损害自己的威信。
次日1月25日，上午十一时戈林报告说他已见到了陆军元帅凯特尔，指示他与倒霉的战争部长谈谈他的新娘。下午早些时候，戈林亲自去见了勃洛姆堡（战争部长），并告诉他必须辞职。戈林对希特勒说，这位部长已崩溃。
在霍斯巴赫在场的情况下，戈林现在向希特勒提供了1936年将弗里奇名字与同性恋联系起来的盖世太保档案。该文件夹显然是近期重新建立的，包含几份审讯副本、宣誓书和影印件。1936年被捕的敲诈者奥托•施密特当时讲述了1933年11月他亲眼目睹的“冯•弗里奇将军”的同性恋行为。施密特当时自称自己是“克勒格警探”，威胁逮捕弗里奇将军。那位将军出示军队身份证，咆哮道：“我是冯•弗里奇将军。”他用从柏林郊区利希特费尔德银行取出的2500马克贿赂施密特。正如戈林得意地对希特勒指出，施密特的证词在其他六十起案件中已经被证明完全属实。简而言之，这份档案确凿无疑，对弗里奇极为不利。
即便如此，希特勒对此事仍不确定。他命令戈林详细讯问敲诈者奥托•施密特，并禁止国防军副官霍斯巴赫向弗里奇提及此事。不幸的是，当晚霍斯巴赫语无伦次地向弗里奇透露，有人指控他在1933年11月与一名年轻男子有不当行为；而这些零零碎碎的老消息，后来对弗里奇产生了致命影响。弗里奇推测一定是某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背后作祟：1933年他曾为一名柏林青年——弗里茨•韦梅尔斯基希——在玛丽恩费尔德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安排学徒。但那青年后来走上犯罪道路，向黑道朋友吹嘘自己有高官恩主，弗里奇遂与他断绝一切联系。那已是三年前的事。
次晨霍斯巴赫向希特勒承认他警告了弗里奇：将军激烈驳斥指控为“不值一驳的谎言”，并补充：“如果元首想除掉我，一句话就够，我会辞职。”听后，希特勒明显松了一口气，说道：“那样一切都好办了，冯•弗里奇将军总算可以接任部长了。”
然而到了白天，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勃洛姆堡身着便装被领进希特勒的图书馆。他愤怒地表达了对自己被解职方式的不满。随之而来的，是悲伤取代了愤怒，希特勒出于真心担心勃洛姆堡可能自杀，试图安抚他。暗示当德国的关键时刻到来时，他希望勃洛姆堡能再次站在自己身边。讨论转向继任者。希特勒评论：“戈林既无必须的毅力，也缺乏专注力。”至于弗里奇，希特勒说，有人认为他是不为人知的同性恋。勃洛姆堡平静地回答，他完全相信（弗里奇是同性恋）。
于是，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证词开始与一名罪犯——他的指控者奥托•施密特——的陈述对质，此人现年三十一岁，因多年监禁而苍白浮肿。1月26日晚，弗里奇被召至图书馆。他本人写下了这段此前从未发表的对这场著名场景的记述：
我终于在晚上约8:30被召入。元首立即向我宣布，我被指控从事同性恋行为。他说他能理解一切，但想知道真相。如果我承认对我的指控，我将开始一段长途旅行，以后不会再有事。戈林也以类似口吻对我说话。
我坚决否认任何同性恋行为，并询问是谁指控我。元首回答说指控者是谁无关紧要。他只想知道这些指控是否有丝毫的依据。
弗里奇想起了韦梅尔斯基希（那个他曾经照顾，后来成为罪犯的青年）。“我的元首，”他回答，“这只能是指那件与希特勒青年团有关的事！”
希特勒被弗里奇的回答惊呆。盖世太保档案中的奥托•施密特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员。希特勒把文件夹塞到弗里奇手中。
将军迅速浏览文件，脸色涨紫，将其全部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希特勒发出指示，敲诈者被带进图书馆。施密特毫不犹豫地指向将军，喊道：“就是他。”弗里奇哑口无言。他脸色煞白，被带了出去。
霍斯巴赫敦促希特勒听取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意见；但当希特勒给贝克在利希特费尔德的家打电话时，他焦虑不安的心中又生出新的怀疑：那笔“第一夫人”事件中勒索的钱，难道不是从利希特费尔德的一家银行取出的？（他后来曾盘问贝克上次何时借钱给他的总司令。困惑的贝克只能回答，他从未借过。）
倒霉的弗里奇继续诉说道：
我向元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绝无此事。然而，面对一个惯犯的指控，我的誓言却被轻描淡写地抛在一边，仿佛毫无分量。我被命令次日清晨前往盖世太保报到。元首和戈林对我态度的突然转变，使我深感震惊。我回到家中，简要地将这些指控告知少校库尔特•西韦特（我的参谋长）。不久之后，我也将此事通知了贝克将军。我向他们二人提到，鉴于元首对我施加的这种前所未有的侮辱，我或许最好以自尽了结此事。
弗里奇要求接受彻底的军事法庭审判来洗清自己的名誉。
现在谁来接替勃洛姆堡？戈培尔建议希特勒亲自接任。次日1月27日上午再次被召见时，勃洛姆堡指出，自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元首已是宪法规定的国防军最高统帅。如果希特勒不任命新的战争部长，他将直接控制德国的武装力量。
“我会考虑，”希特勒回答，“但如果我这样做，我就需要一位优秀的国防军参谋长。”
“凯特尔将军，”勃洛姆堡建议，“他曾经为我担任过类似职务。他勤奋，而且内行。”
勃洛姆堡现在身着便装，最后一次离开总理府，注意，哨兵没有向他敬礼。
下午一点，希特勒接见了凯特尔——一位高大英俊、军人气质无可置疑的将军，尽管他奉命穿着便装前来。他曾在近期的陆军扩编中担任组织部门负责人，并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军指挥体系。希特勒询问谁应接替勃洛姆堡，凯特尔也提议由戈林接任。
“不，那不可能，”希特勒冷淡回答，“我不认为戈林有这个能力。我很可能亲自接管勃洛姆堡的职位。”
希特勒要求凯特尔为他物色一位新的国防军副官，以取代不服从的霍斯巴赫。凯特尔选定了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希特勒——凯特尔——施蒙特：历史性的国防军指挥链条正在逐步形成。至于下一个环节——弗里奇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按希特勒的命令，冯•弗里奇将军于1938年1月27日上午接受了盖世太保的讯问。隐藏的麦克风记录下了每一句话，83页的笔录幸存至今，揭示了这位戴单片眼镜的男爵再次面对卑劣敲诈者的戏剧性场面。施密特坚持他那污秽的指控，尽管维尔纳•贝斯特曾严厉警告他撒谎的后果。1933年，他曾看到将军在敲诈讨价还价时至少抽过一支雪茄。施密特再次描述所谓的同性行为：“这个巴伐利亚矮子，”指男妓魏恩加特纳，“站着，那人跪在他面前吮吸……”对此，弗里奇只能愤怒反驳：“他怎敢如此说！那跪的人，难道是在说我吗？弗里奇亲自参与了部分讯问。施密特提供的细节与事实完全不符——他自1925年以来甚至没有抽过一支烟。他坦率承认，这些证据表面上确实不利：“我必须承认，如果有人从某个方面施压让他撒谎，那么他撒谎的手段可真是高明得很。”
另外两名“证人”被悄然安置在盖世太保总部，暗中观察弗里奇。男妓魏恩加特纳坚称，这并非他1933年的客户。施密特的同伙布克则察觉到客人和元帅二者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不敢发誓。希特勒并未被告知这一模棱两可的结果。弗里奇后来写道：“如果元首当时知道这两件事，那么考虑到我向他作出的名誉担保，他的决定肯定会大不相同。”戈培尔在日记中评论道：“这是一个人的誓言对抗另一个人的——一个同性敲诈者的证词对抗陆军总司令。”次日，他又记录道，尽管海德里希（负责审讯的盖世太保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通宵”讯问，弗里奇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希特勒却已经放弃了弗里奇。1月28日，他已经在讨论陆军总司令可能的几个继任者名单。他的首选是瓦尔特•冯•赖歇瑙将军——凯特尔在战争部的前任。凯特尔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自己的候选人是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一位稳重、广受尊敬的将领，其声誉建立于担任东普鲁士军区司令长官期间。事实上，凯特尔已紧急打电话给布劳希奇将军，让他乘下一班火车从德累斯顿赶来；他于当晚8:45抵达。次日上午，凯特尔向希特勒重复了布劳希奇将军在严厉盘问下的回答；特别是布劳希奇愿意将军队与纳粹的国家命运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希特勒召见了布劳希奇。这时将军却提到，他自己也有棘手的私人问题：他想离婚以娶夏洛特•吕弗夫人，她本人也是离异；他的第一任妻子必须得到经济安置，而他却负担不起。布劳希奇的提名因此似乎要告吹了。
争夺弗里奇职位的角逐继续进行。
赖歇瑙频繁出现在战争部大楼。戈林派他的忠实副官卡尔•博登沙茨上校到希特勒的副官中放风，说戈林也应该接管陆军。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派副官提议由备受尊敬但性情暴躁的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暂时接任。希特勒拒绝了所有这些竞争者。他把厚重的《陆军名单》册子扔过桌子给那位海军上校，挑战道：“你来推荐一个！”
2月3日，希特勒不情愿地表示对布劳希奇在教会、党派和军事问题上的态度感到满意，并正式与他握手，确认他为弗里奇的继任者。当天下午，不幸的冯•弗里奇将军被希特勒要求提交辞呈。弗里奇后来写道：“我接受了这一要求，因为我再也无法与这个人共事。”
2月4日，希特勒签署了一封冰冷的信给弗里奇，正式接受他的辞职，“鉴于您的健康状况已严重衰退”。这封信被公开发表，从而如后来所证实的，给弗里奇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与此同时，希特勒委托汉斯•拉默斯博士谈判，为布劳希奇的第一任夫人达成经济和解，以换取和平离婚。最终国家每月为她提供约1300马克的津贴。希特勒由此以相对微薄的代价，完全在道德上掌控了陆军的新总司令。
希特勒——凯特尔——施蒙特——布劳希奇：指挥链又增加了一环。希特勒决定，布劳希奇（陆军）、戈林（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作为三个军种总司令，将从新的最高指挥机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接受命令，由威廉•凯特尔担任总参谋长。希特勒本人将担任最高统帅，新的OKW作为他的军事秘书处。
这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还将行使勃洛姆堡原先的部长职权。他原有的国家防务处（Abteilung Landesverteidigung）将并入OKW，作为其作战参谋机构，由老一代参谋军官马克斯•冯•维巴恩上校指挥。
于是，凯特尔本人便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军事秘书。希特勒从未后悔这一选择；这位将军的“专长”就在于乐于服从。对希特勒而言，他至多只需要一台勤勉而高效的机器，将自己的军事政策付诸实施。
他向凯特尔透露，自己正计划采取一项行动，使整个五欧洲“屏住呼吸”。这也将有助于转移外界对国防军问题的注意力。他打算进行一次高层的全面改组，以向外界营造出一种并非暂时软弱，而是力量正在集聚的印象。
这的确是一场不小的人事震荡。希特勒更换了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像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这样碍事的外交官被强行提前退休；戈林被晋升为元帅；与此同时，约六十名过于年迈、保守或顽固的陆军与空军将领被撤职或调任；凯特尔的弟弟则出任陆军人事部门负责人
大多数目瞪口呆的受害者是次日清晨打开报纸才得知这些人事变动。到了1938年2月5日，希特勒知道他的策略已大体奏效。英国报业大亨罗瑟米尔发电报给他：“请允许我，亲爱的元首，对您进行的有益变革表示祝贺，您的星运会步步攀升。”
然而，德国陆军却并非如此轻易就能被敷衍过去。处置弗里奇，被视为党对军队控制日益加深的明证。2月5日下午四时，希特勒在战争部向环立于他周围、呈半圆形站立的陆军和空军高级将领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逐条陈述了导致勃洛姆堡和弗里奇辞职的那些指控。他宣读了司法部长的正式法律意见，并引用了奥托•施密特档案中的若干关键摘录。
当晚八点，希特勒主持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他简要介绍了凯特尔和布劳希奇——前者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忠实管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后者则是一位唯唯诺诺的陆军总司令，直到1941年12月他才与希特勒分道扬镳。内阁会议后，希特勒作为元首、帝国总理，现在既是事实上也是名义上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启程前往巴伐利亚的山间别墅度假。
“一个女人竟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戈培尔于2月6日在日记中惊叹道，“而且还是那样的一个女人！”然而，如果这些丑闻证明了什么，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所受其阴险爪牙的操控，远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更为深重。到三月初，当他返回柏林时，最初的流言已开始传入他的耳中——党卫军蓄意欺骗了他，甚至戈林也未必全然无辜。希特勒显然无视这些传闻。弗里奇此时已无可挽回；而希姆莱、党卫军以及戈林，却是不可或缺的。
陆军调查人员从2月开始调查。弗里奇聘请了才华横溢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3月1日，戈尔茨成功证明敲诈者施密特看到的并非弗里奇，而是一位同姓的骑兵上尉阿希姆•冯•弗里施。后者非常值得称赞地承认了这起重罪；为彻底证实此事，他甚至出示了施密特签署的收据，证明自己曾支付2500马克。令人不安的是，他还透露，盖世太保早在1月15日就调查了他在利希特费尔德的银行账户，而那一天，与勃洛姆堡婚礼仅隔三天，难道纯属巧合？
代表陆军法庭的瓦尔特•海茨将军于3月3日将这一惊人证据呈送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的第一反应是取消即将举行的听证会。然而，海因里希•希姆莱当时也在场，他插话道：“弗里奇案和弗里施案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敲诈者施密特本人指认的是这位将军（指陆军元帅弗里奇，而不是那位上校）！”为强调这一点，阿希姆•冯•弗里施上校此时也被逮捕，因为他已经承认了同性恋犯罪行为。
希特勒命令弗里奇案的审判于3月10日秘密进行。几天后，弗里奇本人写道：
最初我的印象是戈林[主持审判]倾向于一个公开判决——也就是说，我的罪行虽未被证实，但仍有被判有罪的可能。
然而，证据确凿，即便是戈林也不得不承认，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认定我是清白无辜的。最后，关键证人——敲诈者——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关于我的一切，都是谎言。
在庭审过程中披露，审判前夕，盖世太保同性恋调查部门负责人、刑事顾问约瑟夫•迈辛格曾威胁施密特，如果他在宣誓证词中翻供，将会遭遇不测。弗里奇最终被宣告无罪。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对这场由盖世太保主导的丑恶阴谋背后的内幕有丝毫关注之心。正是迈辛格的一名下属在一月份调查了弗里施在利希特费尔德的银行账户，因此迈辛格至少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庭审开始不久后，希姆莱将他调往维也纳，以避开麻烦；这一失误并未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冯•弗里奇将军的仕途则不然。获释次日，他写信给律师：“元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恢复名誉仍有待观察。我担心他会竭尽全力反对。戈林的结案陈词似乎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私人笔记中，弗里奇回忆道：
“无论是在审查证人尚未结束时，还是在宣读法庭裁决的过程中，戈林都极力为盖世太保的行为辩解……他确实谈到了我所处困境的悲剧性，但又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可奈何。整个过程中，你都能感受到一个主旋律：‘谢天谢地，我们甩掉了他，他再也回不来了。’戈林不断强调地称呼我为‘退役的弗里奇上将’。”
直到3月20日星期日，布劳希奇将军才获得机会与希特勒会面，要求为弗里奇平反。“元首似乎并非完全反对为我恢复名誉，”弗里奇后来写道。
弗里奇起草了一份十二条事实清单，矛头直指盖世太保的阴谋。3月底，他将这些内容写进了给希姆莱的信中。信末以惊人的话语结束：“盖世太保在整个事件中的全部态度表明，它唯一的关心就是把我定为罪犯，”以及“我因此向你挑战，用手枪决斗，不死不休。”他先请贝克、后请伦德施泰特作为他的“决斗副手”将此信递交给希姆莱，两位忠诚正直的将军都礼貌地拒绝了。
在布劳希奇的压力下，希特勒确实用一张他的私人烫金信纸，给弗里奇写了一封同情他的的信。
弗里奇将军以一番无奈的申诉回应，他提到自己曾相信与元首之间存在着坚不可摧的信任关系。希特勒告诉他，在下一次国会会议上，他将亲自说几句赞扬弗里奇将军的话。
希特勒的国会赞扬并未发生。到6月份，弗里奇甚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向每一位高级将领披露了他被判无罪的事实；这封信可能传到了希特勒耳中，因为所有在2月5日听过希特勒柏林秘密演讲的陆军和空军将领，被命令于6月13日前往波美拉尼亚一处偏远机场，名义上是观看空军装备展示。中午，希特勒抵达，随后法庭庭长向他们宣读了弗里奇案件长达三小时的判决和裁定。
之后，希特勒带着明显地尴尬开始讲话：“诸位，”他说，“在冯•弗里奇将军的事件上，我是这起极为遗憾错误的受害者。”他请将领们设想自己因勃洛姆堡事件而经历的“精神折磨”。他回忆道，1936年时，他并未认真对待施密特档案；但在勃洛姆堡丑闻之后，他认为任何事情皆有可能。“对弗里奇将军的指控并非恶意捏造，”他坚称，“只是一个小官员犯了个大错——仅此而已。”他已经下令将敲诈者枪毙。
不止一位将军离开机场时，一度相信希特勒说了真话。布劳希奇两天后向弗里奇汇报了当天的情况。希特勒任命弗里奇为他原先任职的团的上校，但这一古老荣誉难以抚平弗里奇将军的创伤。
“要么元首确保德国重新恢复法治秩序，”弗里奇写道，
……让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流得到应有下场，要么他将继续包庇这些人的恶行——那样的话，我对未来感到担忧。既然元首已经批准并默许了盖世太保在我案中采取的做法，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向希姆莱发起决斗的计划。此外，经过这么长时间，这种做法恐怕也会显得有些矫揉造作。
我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理解元首对我的态度。或许他私下怨恨我，因为我被判无罪，破坏了他那近乎绝对无暇的威望
幸运女神
1938年2月6日清晨，希特勒回到了位于贝希特斯加登小镇上方高处的伯格霍夫。每当他需要思索未来的道路时，总会来到这里。自从他第一次做在别人的摩托车后座，沿着崎岖的山路被载上山以来，他便深深爱上了这片奥伯萨尔茨堡山坡——那是一道横跨湖泊与松林的绿色山脊，周围是如天鹅绒般柔软的牧场和成群的乳牛。20世纪20年代末，他用《我的奋斗》的版税收入，以及在美国以笔名发表于《赫斯特报业集团》和《纽约时报》的文章所得，买下了这里的一座小屋，并在其周围扩建成了伯格霍夫别墅。这里空气清新纯净。“新鲜空气最养人，”他常这样说。
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曾这样描述希特勒的日常生活——
在休息的日子里，元首喜欢熬到深夜：他看电影，然后聊天——如果我在场，通常谈海军的事，因为我们俩都感兴趣——之后再读一会儿书。往往到早晨才睡觉。至少他不会要求在下午1点或2点前叫醒他，这与在柏林不同，那里他同样很晚才睡，但只睡四五个小时就起床。共进午餐后，他和宾客通常会散步半小时或更久，前往一年前新建的茶亭，那里能眺望萨尔茨堡的壮丽景色……坐在大圆桌旁，围着敞开的壁炉，真是非常舒适。圆桌几乎填满同样圆形的建筑。照明靠墙上烛台的蜡烛。[海因里希•]霍夫曼[希特勒的摄影师]和他太太通常也在场——他常像个宫廷小丑似的逗元首开心；总有元首的一位医生：布兰特博士或哈泽博士，還有新闻主管迪特里希博士、副官布吕克纳、绍布或维德曼；你认识的索菲•施托克也经常在那里（这是私人信件，所以有“你认识的”这样句子），和埃娃•布劳恩及她妹妹[格蕾特尔]；有时还有莫雷尔博士和他太太，以及施佩尔教授——施佩尔通常在新建筑规划时都在场。一两个小时后，我们步行约十分钟下山，来到一组等候的越野车旁，载我们返回山下。
希特勒任命赫斯的幕僚长马丁•博尔曼管理贝格霍夫。这一职位逐渐让博尔曼也掌控了希特勒的家庭事务。这位来自梅克伦堡的前庄园经理工作特别勤奋，并确保让希特勒知道这一点：他会打电话请求按惯例出席希特勒的午餐，却又因“工作繁忙”而取消。对那些懒散贪图享乐的军人和官僚来说，鲍曼对工作的痴迷态度使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可憎的家伙。 “自1933年以来，我一直像匹马一样干活，”他在1941年赫斯那次离奇出走之后写信给党内官员时说，“不，比马还辛苦——因为马至少星期天休息，夜里也能睡觉。”
希特勒的话对博尔曼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博尔曼买下周边地块以保护贝格霍夫的隐私。有一次希特勒提到一座农舍挡住了他的视线；下次他再看时，那农舍已被拆除，地基被平整，并铺上了新草皮。1937年6月13日星期日，博尔曼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盛夏酷热，元首希望每天昂首阔步经过的地方有棵树。我便从慕尼黑订购了一棵树。”四天后，这棵菩提树便竖立起来了。
每天都有数千人涌向贝格霍夫，只为一睹希特勒真容。“元首现在在上萨尔茨堡，”他的高速公路建筑师弗里茨•托特写信给朋友说道。“在那些他没什么重要事务要处理的日子，午餐后约下午2点或3点，元首允许任何想来看他的人经过他的花园，他会向人群挥手致意。在奥伯萨尔茨堡，总是有络绎不绝的人群经过，非常热闹……人们安静地经过，向元首行礼致敬，不得喧哗或做出任何出格的行为，只有孩子们可以蹦蹦跳跳地跑到元首身旁。”
重建后的贝格霍夫的主要特色是大礼堂——一间长达六十多英尺的房间。整面墙都是一扇全景窗；初次踏入大礼堂的访客，往往会一时间产生一种诡异的错觉，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块异常鲜艳的绿色窗帘，但当眼睛重新聚焦到远方时，才会发现那是远处昂特斯山（Untersberg）上的树木轮廓。
日后，希特勒将用来自昂特斯山采石场的石材雕琢红色大理石板，重建他的柏林总理府。据传说，中世纪皇帝巴巴罗萨就安眠于昂特斯山山中——他将长眠千年，直到德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才会归来。大礼堂内有一张超长的桌子，桌面正是由来自山谷对面的红色大理石板制成。
每天清晨，副官们在这块大理石板上摊开邮件、报纸和来自柏林的最新电报。后来，在这同一块大理石板上铺开了欧洲地图和世界海洋图表。1940年的一张照片显示元首倾斜俯身面向地图，周围全是将领和副官。盆栽植物被推到桌子远端，施蒙特（希特勒的首席武装部队副官）随手把他的皮革文件袋放在那些盆栽植物中间。国防军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双臂交叉，面无表情地站在一幅华丽的挂毯前。照片背面，约德尔亲手用铅笔写道：“1940年7月31日：在贝格霍夫。元首正在阐述不久前做出的决策——幸好地图看不清楚。”那些是针对苏联的作战地图。
贝格霍夫的日子在单调的重复中度过。这座厚墙建筑笼罩在一种仿佛大教堂般的寂静之中，沉寂偶尔被住在楼上那位不知名的年轻女子所养的两只苏格兰梗犬的吠叫声，或是被某位副官孩子们的笑声所打破。希特勒本人整个上午都在睡觉，仆人们则悄无声息地擦拭木质镶板，或掸去屋里艺术品上面的灰尘——这里是一幅丁托列托的画作，那里是一幅提埃波罗的，还有一件小型的施温特作品。午餐由希特勒主持，那位年轻女子坐在他的左侧；谈话内容围绕电影、戏剧或时尚展开。然而，餐食却极为清淡朴素。早年间，希特勒是吃肉的，但在1931年，慕尼黑他的住所里发生了一起自杀悲剧之后，他突然宣称自己已经成为素食主义者——此后他为这一赶时髦一般的癖好提供过种种理由：比如说，他发现自己吃肉时会有体味；或者说，人类的下颌本就是为素食而设计的。
希特勒常在贝格霍夫的餐桌上，向宾客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屠宰场所见到的血淋淋宰杀牲畜的过程，其细节之丰富，令人倒胃口。坐在他身旁的那位年轻女子虽竭力想岔开话题、转移众人注意力，却始终无法阻止他把这些血淋淋的内容和心理震撼强行灌输给每一位初到贝格霍夫、毫无心理准备的新访客。
晚餐之后，大礼堂里墙上的挂毯被拉开，开始放映电影。直到他发动战争使欧洲陷入战火之前，希特勒几乎每晚都遵循这一惯例。他对电影兴趣之浓，令人惊讶。博尔曼工作很有效率，他每周都会将片单呈报给宣传部，并要求将几部常看的影片——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叛舰喋血记》——长期保存在贝格霍夫，以供元首消遣。
正是在贝格霍夫，希特勒提出要谋划他的下一场政治突袭——那就是与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举行了一次“会谈”。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仍受一九三六年七月签署的一项条约所制约。舒施尼格为人专断而固执，他拒绝面对中欧残酷的政治现实。他曾向自己的一位维也纳警察总监朋友坦言，奥地利的未来“当然”与德国不可分割；但他绝不容忍柏林来指挥自己的外交政策。
与希特勒会面一直是舒施尼格的梦想：他说，他要与帝国总理举行一次“男子汉之间”的会谈、希特勒起初态度冷淡，但在1月份的第一周他告诉驻维也纳特使弗朗茨•冯•帕彭，他与舒施尼格的会晤可能在本月底举行。1月11日，在希特勒的新年外交招待会上，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塞恰好表示希望1938年不会再看到希特勒的“星期六惊喜”——纳粹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则对此回应到，奥地利的内部局势确实令人担忧。
1月21日与奥地利公使斯特凡•陶希茨共进晚餐时，诺伊拉特进一步说明：“如果一个锅炉一直加热，却没有安全阀，它必然会爆炸。”这是指奥地利继续关押纳粹分子，违背1936年7月条约的精神。
1月22日，维也纳从柏林获悉，戈林暗中夸耀称，帝国在春季将解决向奥地利购买原料现金支付短缺的问题。1月26日，也就是弗里奇将军在希特勒图书馆与敲诈者对质的当天，诺伊拉特从柏林电报维也纳，转达元首的提议：贝格霍夫会晤大约定于2月15日举行。五天后，国防军作战总监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的日记引用了国防军最高指挥部总长凯特尔的话：“元首想把舆论焦点先从国防军身上转移开来，让欧洲‘松一口气（放轻松）’……舒施尼格最好别高兴太早，而应感到心惊肉跳。”
两天后，即1938年2月2日，希特勒穿过总理府花园走到外交部，任命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诺伊拉特出任外交部长。他两周前已将此意向告诉了戈培尔；戈培尔警告他里宾特洛甫是个“零（外交经验为零）”，但希特勒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外交秘书——一个会将希特勒的政治指令忠实传达给驻外使团的忠诚亲信。里宾特洛甫鲜有其他支持者。一位陆军将军（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评价概括了对他的主要反对意见：
难以形容的虚荣……他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就是这样：希特勒给他一面鼓，告诉他拿去敲，他就使劲地用力大声地敲。过了一会儿，希特勒拿走鼓，递给他一支小号，他就拼命吹小号，直到希特勒让他别吹了，改吹长笛。他到底为什么一直在敲鼓、吹号、吹笛子，他从来不知道，也永远搞不清楚。
里宾特洛甫比希特勒小四岁。他曾在精锐的普鲁士团服役。战后，他做起了葡萄酒与烈酒进出口生意，生意做得很棒；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他在柏林时尚的达勒姆郊区买下一座别墅，并娶了著名的香槟业巨头亨克尔家族的女儿为妻。
希特勒把这位新晋富豪班底成员视为拥有国外有影响力关系的人物。毫无疑问，他之所以选中此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来接替前外交部长诺伊拉特，是希望借此讨好英国那些政客（尽管希望渺茫）。很显然，希特勒只向里宾特洛甫透露了自己最新的领土野心：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23年被立陶宛夺走的原德国省份梅梅尔（Memel）、但泽（Danzig），以及“波兰走廊”（那条连接波兰与波罗的海、却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开的那片地带）。里宾特洛甫表示绝对保守希特勒的机密。里宾特洛甫是个绅士，有一种有时夸张到近乎可笑程度的“正确”（korrekt）原则。他甚至拒绝向战后美国调查人员透露1939年8月与斯大林签订的秘密条约细节，因为那份条约“仍然保密”，他这么做是“出于国际礼节！”
自1934年起担任希特勒驻维也纳特使的弗朗茨•冯•帕彭，于1938年2月6日晚抵达贝格霍夫，希特勒本人则先期到达。希特勒不久前才将他召回，但随即又派他返回维也纳，指示他邀请奥地利总理于2月12日前往贝格霍夫会晤。才被召回，又原地返回，帕彭只能忍气吞声，照办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与舒施尼格讨论双方各自需要向对方提出的要求。舒施尼格原则上同意任命亲德派的财政部长和安全部长。希特勒则同意关闭纳粹党在维也纳的总部。
为了这次首脑会晤，希特勒特意像拜罗伊特歌剧院的制作人一样精心布置舞台。通往贝格霍夫的道路两旁的警卫营房里住满了来自“奥地利军团”（Austrian Legion）的部队：这个军团有12万人，人数是奥地利住俄住正规军队的两倍。守卫最后一段入口的党卫队哨兵用明显的奥地利南部省份卡林西亚方言低声咆哮。当希特勒大步走下台阶，迎接沿着冰封的车道上来，载着舒施尼格一行人的半履带车时，他身边跟着赖歇瑙（Reichenau）和空军上将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事后他对副官们笑着说：“我最面向凶狠的两名将军。”他后来向戈培尔吹嘘，自己对这位奥地利总理用了“相当强硬”的语言，并威胁动用武力，宣称：“枪杆子比言语更强而有力。”
这位奥地利人给这位伪道学先生的元首留下了不佳的印象。他对身边的人评论说，舒施尼格没有刮胡子，指甲也很脏。他们会谈的场景，可以从希特勒1942年5月的一次回忆中得到生动说明：“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告诉舒施尼格必须拆除那些面对我们边境的可笑小路障，否则我就派几个工兵营替他清理掉时，他是怎样一下子瘫软下去的。”希特勒说，他早已决定不惜以任何方式解决奥地利问题。他的顾问们向他提交了一个替代方案，比军事手段温和一些；但舒施尼格也必须在上面签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改变主意，”希特勒说道。尽管他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恐吓手段裸，舒施尼格仍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午餐时，希特勒的将军们高声谈论空军及其新式炸弹，希特勒则大谈未来的装甲军团。舒施尼格食不知味，只是机械地拨弄着盘中的食物。随后，希特勒巧妙地改变了话题，转而兴致勃勃地谈起重建汉堡的宏伟计划——要建造比纽约摩天大楼还高的巨型高楼；他还描绘了自己与托特（纳粹德国工程总监）将要横跨易北河架设的那座巨桥——世界上最长的桥梁。“修一条隧道会便宜些，”他承认道，“但我要让来欧洲的美国人亲眼看看，他们能做到的，我们德国人能做得更好。”他还宣布，1938年稍晚将有一艘新战舰下水，命名为“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号”——以纪念1866年利萨海战中击沉意大利舰队的奥地利英雄特格特霍夫。“我会邀请您——奥地利总理——以及霍尔蒂海军上将（原奥匈帝国海军上将）一同出席下水仪式，”希特勒向舒施尼格保证道。这种气氛一度被煽动得颇为热烈，以至于午餐后，当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退席去起草那份必须由舒施尼格签署的文件时，一些奥地利来宾竟高声喊出“希特勒万岁”，令在场众人都感到尴尬。。
当舒施尼格看到那份拟定的协议时，此前欢快的气氛骤然改变。协议要求他任命阿图尔•赛斯－因夸特博士为内政与安全部长，任命汉斯•菲施伯克博士为财政部长，以筹备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盟。所有被监禁的纳粹分子都必须获得大赦并恢复原职。里宾特洛甫直截了当地告诉舒施尼格，这些条款不容谈判。新的较量随即开始。要让舒施尼格在文件上签字，绝非易事。。
有一次里宾特洛甫走进希特勒的房间抱怨道：“我的元首，我和他每点都谈妥了，只有一点他不肯让步：他不愿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安全部长。”希特勒回道：“告诉他，如果不同意，我在这个一小时内就入侵奥地利！”（这是虚张声势。）
舒施尼格坚持要六天时间来考虑是否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安全部长，因为只有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才能任命新部长。希特勒把他叫回书房，继续恐吓威胁他。
希特勒一度威胁：“你想让奥地利成为另一个西班牙吗？”然后他命令舒施尼格出去，当门刚一打开，他就朝大厅高喊：“凯特尔将军！”凯特尔匆忙跑进来，希特勒示意他坐下：“你就坐在那儿。”这场哑愚蠢的把戏持续了十分钟，舒施尼格才被叫回来，在协议的最终文本上签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没有再提出异议。他抵挡希特勒那种近乎催眠般的魔力，时间之久，后来连国防军中许多最老练的将领都未能做到。“我不得不承认，”两天后，舒施尼格对一位维也纳的亲近友人说道，“希特勒身上确实有几分先知的气质。”
尽管希特勒言辞强硬，他却无意发动对奥地利的武装入侵——只要舒施尼格履行协议中的承诺即可。希特勒对他的空军副官说，奥地利会“自行”逐步靠拢帝国——或许就在1938年那个秋天——除非舒施尼格在此期间干出什么“蠢事”。不过，为了防止舒施尼格生出反悔之心，他还是命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伪造一次“入侵”的准备行动；海军中将威廉•卡纳里斯亲自在慕尼黑的国防军情报局地区总部策划了这一安排。
起初，这些担忧似乎毫无根据。希特勒返回柏林后不久，于2月15日获悉，米克拉斯总统已经正式批准了贝格霍夫协议。当晚，希特勒设宴招待外交使团；奥地利公使施特凡•陶希茨随后向维也纳报告说，戈林、戈培尔以及希特勒本人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希特勒对外交官们宣称，“（德奥之间）误解的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太久。仿佛接到某人的命令一般，英法报纸开始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对奥地利人进行了“恐吓勒索”。“世界舆论愤怒至极，”戈培尔记录道，“新闻说的并非全无道理，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强暴’。”结果是，1938年2月18日，德国空军首次接到戈林下达的一项临时命令：一旦与英国爆发战争，需研究对伦敦及英格兰南部实施空中轰炸的可能性。鲁道夫•利库斯负责的里宾特洛甫的私人情报机构则获悉，舒施尼格与圭多•施密特（奥地利外交国务秘书）回到维也纳后已经“恢复了镇定”，并正着手破坏贝格霍夫协议。
希特勒仍然遵守该协议——甚至可以说相当殷勤，一丝不苟。在2月20日的下一次国会演说中，他还称赞了舒施尼格。次日，他将激进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约瑟夫•莱奥波德召至柏林，并将其撤职。希特勒告知莱奥波德的继任者，从今往后对奥地利将采取不同的方针。2月间，他对里宾特洛甫以及五名奥地利纳粹分子再次表示，他已永远放弃对奥地利动用武力的念头。他说，时间站在自己一边。
3月3日，希特勒接见了新任美国代办休•R•威尔逊。威尔逊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中提到，这位“这位平日看似极具戏剧性的元首，却出乎意料地显得平静而克制”，而会晤场面也颇为庄严正式。当年威尔逊拜会那位出身马具匠的前任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时，两人曾一起啃黑面包、喝啤酒；而希特勒却身着笔挺的礼服接见他。元首的健康状况比威尔逊预想的要好——身形更为结实挺拔，只是面色苍白。威尔逊向罗斯福传达的第一印象是：元首脸上的神情、那双纤细而富有艺术气质的手，以及他的朴素、直接与谦逊。
同一天，即3月3日，迎来了早已宣布的英国新外交倡议（主旨在于试图通过谈判或协议影响欧洲局势，避免战争）。此次提议由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从伦敦带来。张伯伦本人在1月24日曾向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解释过这一方案：通过该协议，纳粹德国将“作为非洲殖民大国之一被纳入这一新倡议之中”。作为交换，德国需限制军备，并承认欧洲现状。
希特勒眉头紧锁，聆听了英国大使约十分钟的陈述，随后发表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激烈回应：在英国内部针对他的舆论抹黑停止之前，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他也绝不容忍第三方干预中欧事务。他拒绝单方面考虑限制军备，理由是苏联的重新武装仍在不受约束地进行。亨德森耐心地在希特勒书房的地球仪上说明所提供的殖民地。希特勒反问，为何不能简单地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抢走”的非洲殖民地。
希特勒随后要求里宾特洛甫返回伦敦，以德国驻英国大使的身份正式告别英国，回到德国——这是精心安排的取悦英国之举——希特勒还指示里宾特洛甫探查张伯伦是否真心希望达成协约。希特勒对他的更广泛指示，通过里宾特洛甫于3月5日对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的言论可见一斑，当时他邀请魏茨泽克担任新任国务秘书。里宾特洛甫谈到一个“宏大计划”，若无“剑的力量（军事力量加持）”，无法实现。因此，在准备就绪之前，还需三到四年……具体战事的地点和原因可留待以后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奥地利问题必须在1938年底前被彻底解决（liquidiert）。
在柏林，希特勒发现陆军对“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的设立仍心存不满，远处似有惊雷隐隐乍响。
陆军参谋部于1938年3月7日提交了建议书。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在副官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和起草人陆军将军路德维希•贝克署名的备忘录上签署大名。其主张是：在任何国防军指挥系统中，陆军应占据主导地位。从随后由战略轰炸机与潜艇主导的世界大战来看，贝克的备忘录可谓令人失望至极。在一定程度上，这份备忘录毫无缘由地令希特勒感到了极大地不快。备忘录承认，以往任何君王，只要他愿意，他都可成为一代战神——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便是例子；但如今，“即便天才”也难以兼顾政治与军事领导。贝克正确地指出，战争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由“帝国战争部部长”负责组织安排国内战时经济，由“帝国参谋总长”负责战略行动的指挥。鉴于未来战争的胜负将掌握在陆军手中，显然应由陆军提供战略领导职能。
以领土征服为目的东线战事爆发的可能性越大，陆军的战绩优劣最终将决定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一点就越明显。
另一个因素是，在我们的东方敌人中，“俄罗斯和波兰无法在海上或空中遭受致命打击”；即便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被摧毁，充其量只能迫使其割让部分领土，而无法令其完全放弃国家主权。
备忘录认为，海军和空军将主要承担防御性任务——“保持海上通道畅通”和“保卫本土”。贝克甚至从未考虑强化的巡洋舰战（海上游击战+断粮战），潜艇战、和类似从海上入侵荷兰、轰炸贝尔格莱德，以及摧毁波兰、法国和苏联空军的可能性。
希特勒对他的副官们表示，这份文件所要求的，恰恰与他2月4日下达的命令相反。“如果陆军有发言权，”他后来提醒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希特勒身边最核心的军事副官之一），“今天莱茵兰地区仍不会解禁；我们也不会恢复征兵；海军协定不会达成；我们也不会进入奥地利。”
“也不会进入奥地利”：1938年3月9日临近中午时分，希特勒听到传闻，说舒施尼格准备突然就奥地利的未来举行一次紧急公民投票。这正是希特勒一直等待的那种“蠢事”。这次公投只有一个问题，其措辞经过精心设计，以至于任何投“反对”票的奥地利人都可能被控以叛国罪（因为选民必须在选票上写明姓名和住址）。一些部长认为投票年龄应定为十八岁，而且只允许本党成员投票；也有人指出宪法规定的法定投票年龄为二十一岁，但舒施尼格却在此次公投中任意将其提高到二十四岁——纳粹主要是一个青年政党——并规定选票必须交给他自己政党的官员，而不是送到通常的投票站。即便有人把印好的“赞成”票划掉，改写一个大大的“反对”，那张票仍会被算作“赞成”。根本就没有印制“反对”选票。
希特勒派他的代理人凯普勒飞往维也纳，命令其设法阻止公投；若无法阻止，则坚持在公投中增加一个补充问题，征询奥地利公众对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态度。当晚，舒施尼格正式宣布举行公投。希特勒在因斯布鲁克收听广播，随后猛击桌子，喊道：“必须干——而且要马上干！”一个月后他宣称：“当舒施尼格在3月9日违反协议的那一刻，我觉得天意在召唤。”
接近午夜时分，希特勒在总理府召集他的主要心腹——戈林、戈培尔和鲍曼——告诉他们，舒施尼格这个“愚蠢而草率的公投”是在耍小聪明企图耍他们。因此，他提议现在就把自己的解决方案强迫奥地利接受。戈培尔建议派出一千架飞机向奥地利空投传单，然后“主动出击”。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莱因哈德•施皮茨被紧急派往伦敦，携带一封信，请这位新任纳粹外交部长立即评估英国可能作出的反应。
希特勒与戈培尔等人一直密谋到凌晨五点。“他相信时机已经到来，”戈培尔记道，“只是想再睡一觉考虑一下。他说意大利和英国不会采取行动。”主要担忧仍在于奥地利那些强大的邻国与朋友。次日，希特勒煞费苦心起草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信，请求其许可。（七年后在戈林办公桌中发现的完整文本表明，希特勒不仅为进入奥地利辩解，还明确暗示下一步将收拾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是最棘手的问题：如果她不和我们做对，其他国家也不会。”
3月10日上午十点，凯特尔被召至总理府时，希特勒已初步决定两天后入侵奥地利。“三月总是有点特别，”欣喜若狂的戈培尔写道，“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元首的幸运之月。”在里宾特洛甫缺席期间重新赢得希特勒信任的前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也建议迅速夺取奥地利。凯特尔派人回国防军总部索取作战计划。然而，尽管国防军总司令布隆贝格在1937年6月有过明确指示，国防军却几乎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代号“奥托”的方案。凯特尔随即去找贝克将军，询问总参谋部为入侵奥地利制定了什么计划。贝克惊呼：“根本没有！”回到总理府后，他当着希特勒的面重复了这一点。他最多只能动员两个军团。贝克一本正经地宣称：“我不能为入侵奥地利承担任何责任。”
希特勒反驳道：“你不必承担责任。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拖延，我就让我的党卫军去执行入侵。他们会在乐队伴奏下挺近奥地利，难道这是陆军希望看到这样的吗？”贝克在当年10月写给霍斯巴赫的信中苦涩地回忆说，那是他与希特勒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前后不过五分钟。
空军方面则没有任何类似阻碍。戈林立即调拨300架飞机用于宣传飞行。外交部门也迅速行动，正如魏茨泽克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6点30分，从前外交部长诺伊拉特那里得知，我们将于3月12日入侵奥地利……我首先坚持，必须在奥地利内部先安排好，让我们看起来是应奥地利方面的请求而进入该国，从而在历史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对诺伊拉特来说，这个想法很新奇，他会把这个主意带去帝国总理府。”
大约晚上8点，奥地利纳粹分子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关于他，后文还会提到——来到总理府。他说服诺伊拉特向希特勒建议，应由塞斯-英夸特（奥地利纳粹党的重要人物）向柏林发出一份“请求”德国干预的电报。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起草了一份合适的文本。这份电报（塞斯-英夸特甚至从未见过）请求希特勒派兵进入奥地利，以恢复秩序，理由是维也纳发生骚乱、谋杀和流血事件。
在别墅用晚餐时，戈林把电报草稿交给奥地利将军格莱泽-霍斯特瑙，令其带回维也纳。希特勒此前已向这位将军转达了一份含蓄的最后通牒，要塞斯-英夸特亲自交给舒施尼格。凌晨两点，他签署了国防军行动命令，“以恢复奥地利的宪政秩序”。“我将亲自指挥整个行动……”
显然，那一夜希特勒几乎未曾入眠。莱因哈德•施皮茨（里宾特洛甫私人秘书）从伦敦飞回，于凌晨四点抵达（前一晚希特勒还亲自用化名给他打过电话）。希特勒请他共进早餐，并朗读了里宾特洛甫对英国就奥地利事件做出何种反应的判断：“我基本确信，”里宾特洛甫写道，“目前英国不会对我们采取行动，而会努力安抚其他列强。”
3月11日上午，戈培尔的首席宣传官阿尔弗雷德-英格马尔•贝恩特秘密召集柏林新闻界代表并做了简报：“今天要更加突出奥地利的事态——小报必须用头版大标题，政治性报刊要刊登约两栏篇幅。但要避免口径过于一致。”
布劳希奇（德国陆军总司令）几乎整天都在总理府会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装甲军司令)询问，是否可以给坦克装点旗帜与鲜花，以突出这次行动的“和平”性质，希特勒欣然同意。柏林与维也纳之间的电话线路因频繁密谈而嗡嗡作响。总理府电话交换台一度故障，希特勒与戈林不得不在种植植物的温室里的电话亭中通话。
希特勒的特使威廉•凯普勒此时在维也纳紧紧盯住塞斯-英夸特（现任奥地利司法部长），确保这位优柔寡断、过分拘泥法律形式的纳粹部长完全按元首指示行事。舒施尼格（现任奥地利总理）在希特勒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之后仍拖延数小时。在温室电话亭里，可以听见戈林对维也纳的代理人大声下令的声音。戈林的任务是确保舒施尼格在夜幕降临前辞职。
舒施尼格最终推迟了公投；但在与希特勒商议后，戈林致电塞斯-英夸特，要求在下午5点30分前明确告知：米克拉斯总统是否已邀请塞斯-英夸特组建新内阁。塞斯-英夸特虔诚地表示，希望奥地利即便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纳粹），国家也能保持独立。戈林未置可否。
5点30分过去了。戈林命令塞斯-英夸特与武官沃尔夫冈•穆夫将军一同觐见总统：“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果米克拉斯（现任奥地利总统）花了四小时还搞不清形势，那就告诉他现在只剩四分钟。”塞斯-英夸特软弱地回答：“嗯，好吧。”
晚上8点，塞斯-英夸特再次从维也纳打来电话：无人辞职，舒施尼格政府只是“暂停公投那么”，局势悬而未决。
总理府内围绕这种特殊局面展开了半小时的激烈讨论。此时戈林倾向于军事干预，而希特勒则默默沉思。随后，当他们从电话亭踱回会议室时，希特勒猛拍大腿，抬头宣布：“Jetzt geht’s los – voran！”（“好吧，开始干吧！”）
大约晚上8点30分，希特勒签署了执行命令。入侵将于次日清晨展开。
不久之后，晚上8点48分，凯普勒（希特勒派往奥地利的秘密特使）从维也纳来电称，米克拉斯已解散政府，并命令奥地利军队不得抵抗。到晚上10点，那份至关重要、署名“塞斯-英夸特”的电报也已抵达，请求德国军队代表奥地利临时政府前来恢复秩序。10点30分前，希特勒还得知，墨索里尼也将对德国占领奥地利持宽容态度。希特勒在电话中近乎歇斯底里地对其驻罗马特使喊道：“告诉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此所做的一切！……永远，永远，永远！无论发生什么！”又说：“一旦奥地利事件结束，我愿与他共赴一切艰难险阻。”
放下电话后，希特勒对戈林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十多年来，他第一次能够重返故乡奥地利，去莱昂丁拜祭父母的墓地。
希特勒指示副官布吕克纳，务必让里宾特洛甫继续留在伦敦，作为“避雷针”（避免伦敦方面发生意外变故），至少再待两三天。如果一切顺利，下次再见到里宾特洛甫时，自己将已在维也纳。诺伊拉特（前德国外交部长）听后面色苍白，恳求他暂勿冒险前往维也纳，也许可以去布劳瑙（他的出生地），但不要去维也纳。希特勒坚持己见，并下令绝对保密。
两天来，他第一次彻底放松下来。然而他与凯特尔都未能安睡多久。忧心忡忡的将领和外交官纷纷来电，恳求在“血流成河之前”取消行动。布劳希奇(德国陆军元帅与)贝克(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当夜反复致电凯特尔（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部长）与魏茨泽克（外交部“老派”贵族代表），请求他们出面干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马克斯•冯•菲巴恩将军不停地给凯特尔打电话。凌晨两点，他又亲自把驻意大利军事武官穆夫将军的电话接通到希特勒的床头私人专线。次日清晨，菲巴恩精神崩溃，把自己反锁在战争部办公室里，向门口掷墨水瓶，宛如一位军界的马丁•路德。（后来由约德尔接替其职。）
三桂注：
这里的马丁•路德指的是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者Martin Luther（1483–1546），不是后来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这个比喻和一个德国传说有关：路德在瓦尔特堡期间，据说曾把墨水瓶掷向“魔鬼”。这个故事在德语文化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象征画面——一个人愤怒地向“邪恶”或“体制”投掷墨水瓶。作者借这个文化典故，形容那位将军：情绪失控,把自己反锁,朝门口扔墨水瓶,像是在对抗某种“邪恶力量”，带一点戏剧化的讽刺意味。
又是一个星期六。3月12日清晨6点，希特勒乘飞机离开柏林。在慕尼黑的费多尔•冯•博克将军指挥所，他听取了行动进展简报。狂热欢呼的奥地利人民迎接着德国“入侵者”；奥地利军队与一战老兵沿途列队，敬礼并自豪地展示久被遗忘的勋章。捷克斯洛伐克按兵不动。正如希特勒讥讽地对身旁泪流满面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评论地那样，捷克斯洛伐克似乎突然变得极愿意配合他了。约下午四点，希特勒在布劳瑙（希特勒出生地）附近越过边境，站立在敞篷奔驰车前座，向两侧挥手或敬礼。司机埃里希•肯普卡不得不频频换挡减速，以避免撞到涌向车前的狂热人群。黄昏时分，他们抵达林茨（希特勒度过童年，青少年之地），那里挤满了近百万欢呼的奥地利人。
在市政厅阳台上，希特勒对群众发表讲话：“如果上天曾把我从这座美丽的城市送出，并召唤我去领导帝国，那么它必定为我安排了某种使命。而那只能是一个使命——把我挚爱的祖国重新带回德意志帝国！”
希特勒被描绘成“军事领导人”，而非意识形态屠杀主谋
这是本书最危险、最受批评的地方。
试图否认或淡化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责任
**主流历史学界认为这是严重误导**：
对盟军（尤其是英国）决策更为苛刻
根本问题
学术界共识（非常一致）
关键事件：2000年伦敦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