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羅谷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導論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一九九五年初，我來到北京擔任記者一職，開始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經退休，並且據報有病在身，但不論是對學者、商人，還是共幹、平民百姓來說，他始終還是眾人的談資。多年前他早就辭去最後一項正式職位，不再擔任軍隊的頭頭，只保留了中國橋牌協會的「榮譽主席」職銜。他一直很愛打橋牌。他雖然身體狀況岌岌可危，但是他對黨高層人事安排、經濟政策之擬定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大家仍然經常熱烈議論。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從紐約飛抵北京，一頭鑽進了北京夜晚那乾燥冷冽的空氣當中。才下飛機幾個小時，我就聽到兩名同業在討論要替這個生命力頑強的四川老菸槍寫訃聞。當時北京早就屢次謠傳他已病逝。謠言往往每隔幾個月就出現一次，每一次大家都把同樣的話再講一次，間雜以各種臆測，猜測他是否還是很健康，仍然在幕後掌權。兩年多之後，他終於真的過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們在一家主打「毛家菜」的飯館用餐（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鄧小平在湖南省隔壁的四川省出生；這兩省都以愛吃辣出名，也以出國家領導著名）。飯館裡燒著煤球以為取暖之用，空氣中的煤煙味十分嗆鼻。這時我們看到一名美國記者在罵她的澳洲籍男朋友，他也是駐中記者。她罵他竟然還沒有寫好鄧小平的訃聞。因為鄧小平可能隨時都會死掉，身為外籍駐中記者，要是認真把工作當一回事的話，應該早就寫好鉅細靡遺的報導，隨時只要按個「傳送」，就能夠把報導送到報社才對。這樣的報導應該包含這一位「領導」傳承下來的一切。若要說到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政治獨裁的歷史，走入現代世界，功勞都非他莫屬。

　　他的訃聞無法不提及他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扮演的重大角色。

　　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刀闊斧地革除毛澤東的徹底激進的平均主義，為中國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

　　該國現在的高速鐵路網，其里程數占全世界里程數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公路上擠滿了嶄新的汽車，地底下複雜的地鐵路網四通八達，人工智慧產業日益強大，專利發明數量占全世界第二位，舉國所產出的億萬富翁人數僅次於美國，然而其領導力卻更為果斷。所有和鄧小平有關聯的政策裡面，至少有兩個是中國這一切的發展的關鍵，一個是結束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自由選擇在家裡種田或是離開農村，去工廠做事。第二個是鼓勵民營企業，並且歡迎外資前往深圳、廈門等沿海城市新設立的經濟特區投資。

　　「農民放棄人民公社」這樣的事情尤其是當今官方論述特別強調的成就。我們在這些故事中聽說中國共產黨總是充滿了務實的精神：共產黨高幹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但又能夠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變革。他們容許中國企業主在城市創立私有企業，也容許農民在農村掌有土地，自行決定要種植什麼作物，收成之後要賣給誰；這樣不但能夠提升產量，也能夠促進經濟成長。如此這般，那時候滿腦子生意經的黨只要開口邀請外人來投資，其實都已經替投資者準備好了勞動力；人民公社已經解散，農村裡那些過剩的勞動力全都湧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賺錢。他們在城裡賺的錢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 最大的人口移動潮就這樣開始了。

　　幾年前我在史丹佛大學讀當代中國史時就有讀到中國這一段歷史。

　　中國從毛主義獨裁國家蛻變成由務實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這段史實無論是學界人士或商界高管來看都很肯定。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悲劇當然令人懷疑日後再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國朝向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發展的趨勢卻像木已成舟，不會再有改變了。過程中難免發展不均等。據說，鄧小平在他的「涓滴經濟學」中曾經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有本事的中國人 ── 包括千千萬萬的農民與工人 ──都有機會。但是，這樣的「機會」，背後卻隱含一樁看不見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可以公開批評黨，不向黨要求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黨則是負責不斷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以期增加人民的物質財富。

　　我於一九九五年來到中國，鄧於一九九七年亡故，但是這一樁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並未人亡政息。九七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黨領導階層在會中宣布私有企業解禁，民營企業從此「成為中國經濟體重要的一部分」，但這其實只是反映中國經濟前此數年來已有快速的成長，不少中國人早在國家法條的禁錮之外創造了大筆財富。一九九九年，一心一意推動改革的總理朱鎔基為了使中國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主導了「市場開放」等極為艱鉅的「讓步」措施。朱和毛澤東一樣，都是湖南人，但和毛不同的是主張放鬆黨對國有銀行及新聞自由的控制。中國領導高層承諾歡迎外資投入中國汽車、農產、金融、保險、觀光等等一切產業。此一「自由化」開放政策後來從海外引來了一股錢潮，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創造了就業和機會。二○○○年，網路榮景席捲中國，網易、搜狐、中華網在納斯達克掛牌，股價大漲。相關各界極力宣揚這一現象，說這一種現象證明新中國已經快速轉變成適合創辦最先進企業的地方。城裡一些見過世面的人開始會用英文縮寫「VC」來講「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另外，眾多八○年代後陸續前往海外求學的中國學生現在也開始歸國，渴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參上一腳。

　　然而，即便各種交易消息可以吸引讀者，我對這一片網路繁榮現象卻興趣缺缺。當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國，是因為我想知道，這個古老的國家，文化和西方差異如此巨大，後來到底是歷經怎樣的農業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最後又開始要轉變成市場經濟體的？如今我既然來到北京擔任《商業周刊》（ Businessweek）的記者，自然會想看看在這一波改革當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記得當時我曾經跟朋友說，我來中國並不是要來報導一些哈佛畢業的MBA以及前麥肯錫投資管理顧問怎樣運用VC熱錢投入新創網路公司。事實上我一直覺得這些東西很無聊。多年後，我發現學術界論述中國農村時也會用到縮寫詞「VC」，但現在他們指的「village committees」（村委），而不再是「風險投資」，我好高興！

　　離開北京

　　所以當大家在北京熱議新興的網路「遊戲」之際，二○○○年夏季，我從北京南下，來到了當時還未受到這一股「網路瘋」波及的廣東和貴州兩地。廣東在當時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貴州卻還是很貧窮，沒有什麼發展。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令名；此地 ── 包括深圳、東莞 ── 聚集了數百萬農民工，在數千家工廠裡做工。深圳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東莞一區聚集了許多工廠市鎮，那些工廠蓋得亂七八糟，毫無規劃，但是每一鎮都有其特定產業，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燈具等是。貴州長久以來處於中國邊疆，以其美麗的石灰岩山水為人所知，山水之間住著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

　　他們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傳統。大家都知道這裡耕地不足，人無恆財。這種情況意味著大部分年輕人都必須離鄉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廠做工，做工地工人。有一句諺語就說，貴州這裡「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

　　我跑來這裡，是想要看看共產黨政府進行的那一筆巨大的交易，「另一個中國」是否買帳。這裡的「另一個中國」，指的是貴州等發展遲緩省分的工人、農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質財富越來越發達的樣板城市比較有錢的居民。二○○○年初，決策官員決定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一項政策會叫做「西部大開發」，就表示在中國的這一片腹地裡各類發展有待加強。這一個政策是江澤民主席的構想，他是中國領導人當中最「城市化」的一位，一生從政生涯大部分都在上海，但是他這個政策的目標卻是想要促進貴州、廣西、四川、甘肅等內陸省分，甚至是西藏、山城重慶等地的經濟成長。政策實施之後，靠著免稅、低利貸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鐵路、發電廠等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吸引了眾多本國及跨國大公司進駐投資。北京方面的官員確實認識到中國有許多地方發展落後，區域與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很不均等，但是他們沒有講的是，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要讓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工廠做工的農民工返鄉回家。要讓農民工回家，中國內地起碼要有某個程度的繁榮才行。

　　二十一世紀初，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長安鎮是農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長安鎮是全中國最大的「鎮」，人口有六十萬之多（中國人口眾多，所以中國政府分為五級，依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省、市、縣、鎮；「鎮」有時候聚集的人口可達數十萬，長安鎮就是這樣。至於「村」，雖然不算是正規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但還是設有村長及黨書記）。東莞眾多工廠市鎮都是沿著一○七國道延伸展開，長安鎮也一樣。一○七國道北起北京，向南貫穿整個中國，最後直抵東莞香港邊界。在最後這一段，中國在這裡的巨大出口「機器」其內部景象一覽無遺，醜陋不堪：一間間兩層樓高，裝著鐵窗的廠房，屋頂積滿了厚厚的泥塵，沿著這條幹道一公里接著一公里連綿不絕。廠房與廠房之間，那些水泥牆後面，偶爾可見幾棟別墅，是台灣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條國道一直維持著這樣的情景，最後來到深圳的大海港鹽田。這個地方，每次都要等到有颱風掃過，大量雨水清洗掉那些工業景象，遠方地平線外青山重現，你才會發覺原來廣東是亞熱帶地區。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農民工來自貴州同一個村子。我初識她時，她才十八歲，來工廠做工即將邁入第二年。她十五歲那一年輟學，然而卻是他們村子裡幾個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輟學之後，前兩年她在家裡幫父母下田種稻，後來於一九九八年來到長安鎮。我們碰面時，她還是穿著藍色工作褲裝。她每天要上班十四個小時，穿著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檢查錄音帶、錄影帶有沒有瑕疵。我們在「崔頓電子廠」（TritonElectronics factory）對面一家餐廳面對面坐著，她很害羞，講話的時候一直躲著我的目光。「家鄉那裡找不到工作，我們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來做事。」她一邊眼睛看著桌面，一邊說她工作每小時工資一塊人民幣。廠裡有供給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熱，冬天酷寒，而且還是十五個人同住一室1。梅荃的遠親表哥莫玉開和我們一起用餐。他二十四歲，頭上一綹頭髮染成紅色，很有一點時尚味。他說：「我覺得很慘。

　　我想回家做一點小生意，不想再回來了。」2

　　莫路波在世慶五金機械廠從事焊接工作。攝影： Greg Girard, 2000後來我也和他們另外兩位同鄉碰面了。三十二歲的莫文吉是第一次來長安鎮，現在一家台商電子廠當廚師，一直很掛念家鄉的妻女。他們每一年才見一次面。二十五歲的莫路波是莫文吉的同事，在廠裡擔任焊接工；焊接工人比較少見，所以擁有這項技能讓他很得意，打算一直留在東莞。我們來到他那一間十一個人同住、濕氣很重的宿舍，他一直在讚嘆這裡要買牙膏、音樂帶等等日用品是那麼方便，工廠外面街上很多商店、小吃店，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換成在家鄉，這些都要等每個星期一次的市集才有。莫路波的床腳下擺著一組槓鈴，他每天下班回來都要練一練舉重。室內一張桌子已經壞得差不多，桌上擺著一組機車模型；他說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弄一輛真的來騎。路波很有自信，有個同齡女友，在附近一家工廠做工，長得很「正」，來自河南的農家。要去河南省的話，要從廣東、貴州北邊上去，路途遙遠。那一天晚上，路波在熱鬧的街上介紹我們認識。街上到處都是小吃店，為中國各地來的農民工填飽肚子3。

　　
　　見識了莫家人在城裡工作的環境之後，當年秋天，我又拜訪了他們遙遠的家鄉炳花村。炳花村位於貴州省東南邊，村裡人口一千人不滿，幾乎都是少數民族布依族。我從北京搭飛機三個小時來到貴陽，轉火車五個小時來到一處縣城，接著再轉搭客運車兩個小時來到一個地方。一名前途看好的年輕官員莫路順來車站接我。他也是炳花村人，但是現在附近一個市鎮做事。到達他們村裡最後一段路程，由他來陪我。這一段路，我們坐著馬馱車在山區走了一個多小時（梅荃已先從東莞回來；她這一趟路花了二十九個小時），最後從一座水壩頂上走過，才進入他們的村莊。水壩是水泥建築，水壩頂「路面」很狹窄，積水盈足，又濕又滑。村裡一處充滿綠意的山坡立著一座座木屋，看起來並不牢固。石頭小路從村裡蜿蜒穿過，偶有一兩塊小小的平地，可見雞隻一直在以爪抓地，木屋一樓幽暗的畜舍傳出牛鳴與豬叫。人住在木屋的二樓，洗澡間在外面，煮東西的爐子燒的是柴火。最近的醫院和學校在幾個小時路程之外，村子裡沒有電話。

　　我和五十多歲的村黨部書記莫文克在一間幽暗的房子裡坐著談話（這裡一天只有幾個小時有電）。他抽著香菸，紅色的香菸頭散發著一點亮光。他很嚴肅的告訴我說：「路不好阻礙了村子的發展。」但是，鎮上管轄炳花村的官員已經向他和村民保證，隨著「西部大開發」政策指導下展開的一項基礎建設計畫，這一切即將完全改觀。尤其是本村對外的那一條泥土路，不但會鋪上水泥，而且還會拓寬為兩線道，方便本村和鎮上往來通行。然後從鎮上銜接到幾條計畫中要興建的公路，到達兩百二十二公里外的省城貴陽。政府官員還說，中國希望一年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為村裡的農產品打開新的市場。村民希望這種新的機會能夠吸引一些離家外出工作的年輕人返鄉，讓炳花村不要再只看得到老人和小孩。村人已經開始在計劃增加作物種類，不要只種玉蜀黍、稻米，還要種比較有價值的辣椒、油菜籽、水果等等。除此之外，黨書記說還要蓋一座小型加工廠，將這幾種新的作物做成加工產品。村子裡如果要繁榮發達，這是關鍵所在。 4

　　梅荃回到村子，像是換了一個人，和東莞那裡的她完全不一樣。在東莞，她很害羞，在這裡，她那羞赧不見了，換成了一張笑臉，急著帶我看他們的村子。村民一直跑來看我們；他們有的穿的是毛澤東時代普羅大眾常穿的那種粗布外套，有的穿的是自製的布依族傳統深藍布衣。

　　他們跑來看外國人，還一直問梅荃外面城裡的事情。他們問梅荃在工廠做事賺多少錢，都吃些什麼東西，城裡的人好不好等等，邊問邊摸著梅荃身上那件紅色新背心。你可以看見他們的手因為務農的關係都很粗糙。梅荃後來告訴我說：「等到錢夠了，我要去上學；公路蓋好以後，我要做一點生意，為村裡做一點事情。」5

　　她這次是回來幫父母割稻子，另外還要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換新的身分證。她現在的身分即將到期，要是不換新的，在東莞給警察抓到就不好了。在東莞，農民工開始上工的時候，都必須把身分證交給管理人員保管。所以他們常常坐「黑牢」。「黑牢」指的是警察任意拘留人犯的「拘留中心」。警察總是因為他們沒有帶身分證，強行把他們關進「黑牢」，有時候還會毆打他們。要想脫身，必須付一百元賄款給警察。一百元人民幣在他們是一筆大錢，大約相當於一個禮拜的工錢。

　　梅荃的一個遠親就曾經在惠州給關了三個月的「黑牢」。惠州離東莞不遠，也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城市。這一個遠親出獄之後，棄職逃回家鄉炳花村，從此再也不敢回去。

　　
　　二○○○年，《商業周刊》刊登了一篇評論，評論中說：「中國的公民大約有十分之一在他們自己的家鄉是非法的外人，這實在太荒唐了。

　　要矯正這種亂象，唯一的方法就是賦予現有國內農民工合法的身分。唯有這樣才能夠阻止各地警察發覺民眾沒有攜帶身分證時的索賄、非法拘禁，甚至拷打等行為。」《商業周刊》指的是中國的家戶登記制度「戶口」制。「這個問題（黨）拖延越久，農民、工人，以及他們的子女的不滿就越有可能沸騰，因此所形成的社會動亂可能連中國恐怖的國安機器都無法處理。」6

　　從這一次去到炳花村一直到二○一五年，這期間我沒有再去炳花村，但是我去東莞，去中國各地的工廠市鎮、村莊去了幾十趟，訪問當地的工人、農民。這些工、農生活很困苦，中國的戶口制度始終把他們列為二等公民。但是情況現在確實慢慢在改善。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工人的工資和談判權都有增長，血汗工廠開始逐漸消失。二○○七年中國通過「勞動合同法」，工人振奮之餘，對自己應有的權益更加堅持。不過官方的工會還是沒有什麼用。這一期間，中國爆發了多件農民工家庭的悲慘事件，引發了全國人的熱烈討論。這些事件很多都發生在貴州，受害人是農民工留在家鄉的子女。大家不只爭論農民工的處境，同時也呼籲政府應該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其中包括讓農民工子女方便在城裡上學。後來政府針對農民的土地實施了一系列小小的改革，提升了農民對自有土地的權益。這些改革措施有的是二○○八及二○一三年的黨會議決議的。

　　二○一六年夏天，我終於又去了一趟炳花村，但是已經看不到當年我在東莞認識的那幾位莫姓人家。由於製造成本增加，有些工廠不是關閉就是移往海外，工人只好回轉家鄉，設法在服務業 ── 包括觀光業── 謀職。如今的中國西部已經鋪築了幾千公里長的鐵、公路。省城貴陽現在已經有一條南下的快速道路，開車時間減少了一半。不過炳花村卻依然還在等待那一條雙線道公路把他們送往鄰近的縣城。當年地方官員親口保證這條公路完成之後，觀光客將會像潮水般湧入。村民為了迎接觀光客，早就開始在修葺村裡眾多的木造農舍，準備作為觀光旅館之用。大部分村民自己現在住在村溪對岸、山腳下的三層水泥農舍。村裡現在已經全天正常供電，大人人手一機，但是生活還是很不容易，女人還是要到村溪去洗衣服，大部分人家還是燒柴火煮飯。

　　半年之後的農曆新年，我又去了一趟炳花村，這一次才又見到了他們幾位。農曆新年是中國人傳統的重大節日。每一年這個節日，大家都要返鄉和家人團聚。要去炳花村途中，我雇請的車子在鄉間迷路，我和司機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莫路波就建議我們把車子開到離我們最近的甲良鎮，和他約好在甲良鎮一處街角碰面。十幾年前東莞某間工廠的年輕焊接工人莫路波，現在年近中年，身材已經發福，不過那個眼神還是和以前一樣靈活。他開著一輛小本田，我們跟在他後面，沿著一條一線道開上山去，一路顛簸，最後開始陡然下坡，進入一座山谷，來到了炳花村。他的第一輛機動車輛就是他在工廠當焊接工時非常想要的機車，後來才換成這一輛本田汽車。幾天前他才從東莞開車返鄉探望年邁的父母；這一趟路他足足開了十五個鐘頭。他很高興自己現在已經不用每天在工廠上那麼久的班，不過他說他現在在網路上賣運動服飾也只是勉強度日而已。他在長安鎮租了一間小公寓，當作倉庫兼住家，用起居室做網路生意，他和老婆、五歲大的女兒同住。他老婆就是他多年前那個女朋友，我也見過。問他會不會回炳花村，他說絕不可能。那一天晚上，我們在他父母那一幢水泥農舍的一樓圍著火炭爐坐著，他向我解釋說，因為東莞的師資比鄉下的學校好，所以他決定讓他的女兒在東莞上學。

　　他父母這一棟農舍有四層樓，很大，但是又很空，一樓作起居室兼農具間用。由於農民工的子女依法不得上城裡的公立學校，所以他們必須上私立學校。但是私立學校的學費很貴，農民工往往負擔不起。他說，這一筆學費，通常一學期最少要六千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千美元，但是學校教室破破爛爛，教學條件又差。

　　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後，我發現整個村子充滿了過節的氣氛。包括從外地放年假返鄉的人，村民已經為迎接「年初三」開始準備晚上的宴席。年久失修的露天水泥台上有人在殺豬，豬血從台上一路流到了路邊，引來村裡幾頭皮毛粗硬的小狗跑來舔食。不久，他們把豬移上低矮的長桌，二十幾個人沿著桌邊坐在塑膠凳子上，開始分解，他們的切肉大刀剁在豬身上，喀喀作響。有人從村溪裡捕了幾尾魚，村裡年長的女人開始做一道本地的菜餚，先捏一些韭蔥豬肉丸子，然後塞到硬豆腐塊裡，這樣就成了本地特有的韭蔥肉丸豆腐。晚上，村民紛紛用熱水瓶裝上自釀的米酒拿到宴席上來，倒在琺瑯質碗裡，大家舉杯互祝新年。要是碰到有人推辭不喝，就會有人跟他說：「你一定要和我喝這一杯。下一次你再來這裡，我在外地掙錢，不會在家。你我只有新年才有機會在這裡同樂一下！」

　　
　　中國如今已面臨一個轉捩點。多年來以投資主導的經濟成長使地方政府及公司承受了過多的債務，銀行也有很多呆帳。過去東莞等城市中一直依賴超低工資賺取利潤的工廠，現在漸漸開始找不到工人，很多都在倒閉邊緣。鄉村農民現在擁有的耕地還是很小塊，這是限制農民租、售農地的制度造成的結果。除了限制農民租、售農地之外，地方政府還沉溺於徵收農地轉為商用以從中獲利。建造高速鐵路、快速道路，一部分也要依靠這種制度。這一種制度偏袒國家，不利個人，容許政府以一點小錢奪走人民的土地，自然會激起社會的不滿。政府高官很清楚多年來的經濟成長模式已經持續不下去，國家必須轉換為一種依賴服務業以及人民消費力的經濟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讓千千萬萬農民及農民工── 為數將近中國人口的一半 ── 開始多賺錢，成為城市居民，亦即變成中產階級。麥肯錫公司之前預估中國到二○一二年將有足足兩億五千六百萬人成為中產階級。7

　　數十年來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潮流，如今走到了盡頭。人口統計，以及城市農民工一直面對的歧視性政策，可以解釋這種重大的變化。工人年齡漸增，已經不太願意再為那麼一點工資做那麼粗重的工作，況且他們也會想念家人。很多城市都在打壓收容農民工子女的私立學校，並且為工人傷病就醫設立種種障礙。還有老家年邁的父母也需要有人照顧。

　　二○一七年秋季，中國農業部長韓長賦說，當年的前半年，中國有七百萬工人回到了他們故鄉的村子。但這一股逆潮完全合乎決策官員的計畫。三十多年前，中國農民開始離開家鄉，遷往城市；現在，中國的經濟計劃官員卻希望他們大部分都回家去，定居在自己的村莊或中國政府認為人口需要成長的城市。在官員一廂情願的計畫中，這些返鄉人士回去之後會做一些小生意，會從事農產業、服務業，會買多年來過度建設造成的空置房產來住。不回去的，決策官員就給他們定了很高的標準，要他們好好接受教育，練得好技藝，從事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譬如寫手機程式、從事電商等等。

　　至於製造業，當局憧憬的未來是工廠自動化，只雇用少數工人。中國官員有一項全國性大計畫，叫做「中國製造二○二五」，目標是推動製造業運用高科技生產產品。北京當局已經下令幾個省分和城市推動五年產業升級行動計畫，目標是生產線全面採用機器人。地方政府提供廠商補貼，鼓勵廠商盡速實施自動化。中國的鄰國日本人口同樣也在快速高齡化，中國的決策高官認為日本的製造業空洞化值得警惕，希望中國能夠避開這種命運，一方面繼續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一方面成為全球的一股創新力量。製造業繼續用低薪雇請工人已經很難生存，這一個新的政策使他們只要致力於生產線自動化就好，不必再煩惱必須改善工人待遇、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等問題。

　　這一切政策全部都是為了要實現讓中國躍升為世界超級強權的計畫，其野心讓美國、日本、德國等許多國家為之駭然。美國總統川普屢次抨擊中國傷害美國企業及勞工。二○一七年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訪問亞洲時曾說，中國對機器人及各種製造業的補貼損害了全球產業。中國的領導人知道，成功發展出強大的消費市場，增加進口貨物，可以大幅降低中國對美國等幾個國家的貿易順差，同時遏制對中國國家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抵制。

　　中國應該放鬆對農民的控管

　　不過，中國想實現這樣的願景，卻有不少重大的阻礙。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政府對廠商提升技術的補貼措施、社會福利計畫等很容易就會取消。政府為了改善內地的教育、醫護服務，實施了很多措施，並且為中國最貧窮人口訂定了所謂「低保」的最低保障收入，十多年來已經用掉數億美元經費，但是社服、收入方面，城鄉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鄉村青年完成高中學業的之所以不及四分之一，內地人之所以平均壽命低於沿海地區，城鄉差距就說明了其原因。一直到現在，收入不平等的現象仍然繼續在惡化，不公不義之程度早已超越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白瑞．諾頓（Barry Naughton）寫道：「這一套制度已經無法處理舊社會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反而把收入大部分都分配給比較富裕的都市人口。鄉村居民享有的社會服務確實已有相當改善，但還是遠遠低於城市居民享有的。」8這種差距影響到了工人的消費行為，因為擔心日後的生活所需，不敢花錢。

　　樂觀的決策官員希望的是，在這些返鄉農工參與之下，內地發展出繁榮的創業經濟，使中國成為「發電廠」經濟體，而為全世界所倚賴。

　　但是實際的情形是，有的農民工對返鄉興趣缺缺，有的則是並非想找什麼工作就保證有什麼工作。因此，毫不意外，這些前農民工後來找到的工作都不是什麼高端技術的工作，而是低端的，常常是有危險性的工作，譬如機車快遞員就是。令人擔憂的是，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力雙雙下滑，表示中國的經濟即將停滯下來，陷入發展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無法依靠以低薪工人為基礎的產業存續下去，但又無法轉型為依靠精密技術的高附加價值經濟。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平均年收入依然只有兩千一百多美元，僅及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強。

　　最後，要把農民工整合到中國的中產階級，還必須取消毛時代嚴格的戶口登記制度以及農村土地公有制，讓農民想住哪裡就住哪裡、想在哪裡做事就在哪裡做事，真正從自有土地獲利。問題是以前號稱十分務實，現在卻已倒退為「政治掛帥」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有辦法接受這種重大的改變。在黨總書記習近平統治之下，中國現在並不是把前此將農民阻卻於城市之外的種種規定放寬，而是實施「中國製造二○二五」這種由國家主導、從上到下的政策，追求生產製造自動化，強化由黨員帶領的村集體的角色，好讓農業「現代化」。類似於此的還有一項全國性的脫貧運動，除了重新安置貧窮村落之外，還投入大筆經費蓋學校、醫院等設施。但是「遷村」卻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因為農民無權自主選擇住哪裡，去哪裡找事做。在所謂「大灣區」計畫中，廣東的經濟會和香港、澳門緊密連結，所以這就是國內版的「一帶一路」戰略。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意欲在海外很多國家實施龐大的基礎建設計畫，廣建鐵路、公路、港口、電力網等設施。貴州貴陽市早經政府指定為大數據產業基地。不過這項決策卻不像是務實追求經濟發展，而是為了國家的虛榮，所以用了大筆的補貼誘使外資前來貴州省這個偏遠的省城投資。

　　蘋果公司就是此種外資之一；該公司後來同意於二○一七年在這裡投資十億美元。但是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經濟「榮景」之中，到底有什麼東西契合人民的需求，政府從來就沒說。

　　工人想要什麼東西其實很清楚。他們多年來在工廠、工地辛苦勞動，巴望的就是黨最後會把他們的生活標準提升到城市的水平。他們希望工作可以不要那麼操勞，也許還可以自己做點生意；如果住在城裡，就享有城市居民所有的權利，如果回到農村，就要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他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把各國外資吸引過來的溫馴工人，而是比較有受過教育、會上網，也懂得要求自己應有的權益了。近年來，即使政府已經對公民社會進行全面的鎮壓，包括逮捕勞工運動領袖、維權律師、女性主義者等等，但是因扣發工資、任意扣押土地而引發的工、農抗議運動還是越來越多。習近平忙於集權、擴權之餘，似乎難以適應開放的社會必然會有的複雜動亂情勢。但是中國共產黨如果不對中國近一半人口的工、農民放鬆管制，中國必然無法過渡為可永續發展、以消費為動力的經濟，因而導致社會嚴重動蕩不安。

　　但是中國政府要你相信的神話卻不是這樣。中國說他們現在已經邁向勇往直前的康莊大道，不但國內中產階級大量擴增，尖端科技和強大的公司也主宰了海外的市場。在持續成長的經濟推動之下，不久就要出現一個強大、重振聲威的中國。他們說中國的發展途徑和威權體制將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的典範，甚至取代西方老舊的「自由市場、個人權利」模式。本書要探討的就是為什麼這一切都不會實現，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會嚴重遲緩下來，千百萬人民的期待將會落空，導致社會動亂。以經濟持續成長交換共產黨繼續保有統治地位，要結束這種交易，對中國的領導人而言當然是嚴重的挑戰。中國如何面對此一挑戰，對中國人民，對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章

　　沿海的工廠

　　我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和我們的村子不一樣。我認為只有離開我才會有出路。

　　── 莫梅荃

　　我從來沒有聽過工人在工廠掙不到錢的！這真是「血汗工廠」。

　　── 珠海某農民工

　　莫路波十三歲時就打算不上學了。他就讀的小學在甲良鎮，從炳花村走一條蜿蜒的泥土路到學校大約要兩個小時。學校教室破破爛爛，學校裡的老師已經認定哪些個學生會繼續上初中，其中沒有莫路波。心高氣傲的路波一直覺得村子裡的生活千篇一律，很沒有意思。他常常坐在那四處透風的舊教室後面，想像廣東、浙江等沿海省分的人生活情形。

　　他聽說那裡一個月可以賺三百元人民幣（當時相當於三十六美元）；對一個農家小孩子而言，這是一筆難以想像的數目。他們家每一年都得賣豬，那一年才會稍有餘裕。他們村子本來每年就有不少孩子輟學，現在他也是。輟學之後，他在村子裡待了一年，有時候幫父母的忙下田做事，除此之外就是成天作白日夢，想像沿海省分人的生活。他還和一幫遊手好閒的小鬼鬼混；這一批年輕人愛和外鎮的人幹架，四處惹事。他後來回想說：「我變成了壞孩子，在炳花村看樣子沒什麼前途。」1他有個表哥莫文吉這時已經在廣東東莞做事。文吉是一九八九年出去的，是村子裡最早外出做工的年輕人之一。路波從小就我行我素，所以沒想要追隨文吉的腳步。他聽說繁榮的長江三角洲有不少電子工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長江是中國的大動脈，流經上海、寧波等城市及其港口。一九九三年夏天，路波終於離家出外，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寧波。這是他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坐火車。出了車站，他四顧茫然，不知道要往哪裡走去找工作。這時三個流氓跑過來圍著他，喝令他把身上的錢 ── 差不多相當於二十美元 ── 交給他們。他們本來想要綁架他，打算等到他找到工作再說。路波有反擊，但是沒有什麼用。那幾個人在他臉上揍了一拳，他最後臉上流著血坐在火車站路邊。他身上一毛錢也沒有，不知道要去哪裡、該怎麼辦。他現在在這裡是沒有戶口的「流民」，去報警沒有用，警察甚至反而會把他關起來，因為他沒有申請臨時居住證就跑來寧波。凡是農民工都必須申請臨時居住證，但是卻必須找到工作才能申請。

　　但是接著發生的事情卻讓他更感覺意外。一對夫婦跑過來和他講話，問他怎麼一回事，然後要他到他們開的工廠來做事。他們的工廠是做水壺蓋的。他們扶著他，幫助他站起來。

　　他回憶說：「他們把我帶回工廠，給我工作，還給我毛巾、洗髮精，要我洗澡，把臉上的血擦乾淨。」他邊說邊一直點頭，感覺難以置信：「碰到這種事，不認識的人對待我卻像朋友一樣。我真是老天保佑。你知道我們這些農民工在城裡並不受歡迎。」多年後他曾經跑去寧波，想找這一對夫婦向他們表示感謝，但是他的恩人連帶他們的工廠卻都不見了。

　　戶口之惡

　　中國的農民加上他們的家人數以千萬計，約占中國全部人口的一半，其中很多早就成為農民工。影響他們生活的種種因素當中，最大的莫過於「戶口」制度這個東西。「戶口」就是家戶人口登記制度。他們家家戶戶都有一本紅色的小冊子，叫做「居民戶口簿」，上面記載每一戶的戶籍。這本「居民戶口簿」決定了他們享有的公民權利。2中國大量的農民工之所以會成為二等公民、生活之所以會那麼不安定，就是因為這個戶口登記制度。中國的工廠、工地、服務業等那麼多勞動者即使在城裡工作多年，最後仍然無法在當地定居，原因也是在這個戶口登記制。因為這個制度，他們享有的醫療保健品質非常低落。因為這個制度，他們常常骨肉分離，把孩子留在鄉下，在鄉下長大。這些小孩子的輟學率遠遠高於城市的小孩子。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戶口登記制，所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中國數十個二線城市都看不到南美、非、亞很多地方常見的貧民窟。因為這個戶口制度，所以政府可以突然強迫整個一區的農民工移居城外，但是城市居民漠不關心。由於這種制度的關係，城裡的小孩子上學是小班制，師資比較好；他們的父母要是生病，看的醫生也比較專業。因為這個制度，所以上海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比貴州省民整整多出五年。尤有甚者，就是因為這個戶口登記制度，今天的中國才會成為那樣傾斜的，極度不平等的社會。

　　戶口登記制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人民共和國最初成立之時。南韓、台灣等亞洲國家都有戶口登記制度，中國的戶口登記制卻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但主要是用於課稅與徵兵，以及有時候在戰爭或動亂時期拿來作控制人口移動之用。不過，根據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

　　Washington）地理學家陳金永的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決定仿照蘇聯史達林的「大推進理論」（Big Push）設定中國的發展路徑，將重點放在工業化，不再追求農業與消費，這時他才發現必須要制定嚴格的制度，將龐大的農村人口保留在鄉村，不要進入城市。3中國政府官員從地主手中奪得土地，開始在農村設立人民公社，並且制定一套物價制度，刻意將農產品價格規定得很便宜。這使得農民開始一波波向城市移動。五○年末「大躍進」期間，中國發生大饑荒，從鄉村奔往城市的農民數量遽增。這一波人口遷徙，共黨官員輕蔑稱之「盲流」，認為非制止不可。一九五九年，政府開始強制實施戶口登記制度。這一套制度非常嚴格，一方面自然抑遏了大部分的人口遷徙，一方面也確保了「農民起碼可以維生，又可以將鄉村資源挪作他用，以推動工業化」，陳金永說。這就表示最好的教育機會、醫療設施、養老金全部集中流向了城市工作者，鄉村剩下的只有不夠標準的社會服務人員。一九五五年之時，城市工作者僅占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陳說：「（戶口登記制）相當於史達林於一九二、三○年代在蘇聯實施的『居民許可證』（ propiska），也影響了中國第一個五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計畫。這一個五年計畫是中國的蘇維埃專家 ── 中國多的是 ── 協助制定的。」4這一項政策讓中國快速工業化，但是卻沒有城市化，這種情形歷史上很少見。

　　從「城市化不足」到「城市化不全」

　　不過這一切到了一九七○年代，卻都變了。七○年代，中國解散了人民工社，極力要從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前此在人民公社種田的幾百萬農民一下子失去了生計，開始湧入城市。這當然違反規定，但是，官員起初是容忍這一股人流，後來卻轉為「歡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並不只是要解放農村經濟而已，而且還要釋放製造業，歡迎外國工廠前來投資。外資總希望能夠找到便宜的勞工，農村跑出來的這些人就是了。

　　此後的農民工人口從八○年代初的幾百萬人一直增加，到了二○一四年已經超過兩億五千萬人。但即便如此，他們卻始終不曾比照擁有戶籍的城市居民那樣，享有城市居民的權益、社會福利。所以，中國建國最初的十年是工業化了卻沒有跟著都市化，幾十年後現在的這種都市化也一樣很怪異，是一種從未之見的都市化，亦即城市人口劇增了，但是其中卻有大量的居民受到歧視，一直在城市中位居二等公民。陳金永說得很好：

　　毛澤東的時代用戶口登記制度防止農民進入城市，結果是中國的低度城市化比不上其工業化程度，造成了『城市化不足』（under-urbanization）現象。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卻出現了一種『城市化不全』（in complete urbanization）型態。防止人口移動的管制措施一經解除，『鄉村遷徙城市』應聲急速擴張，然而城市的社經利益並沒有隨之延伸到大部分鄉村來的移工身上。很多事實上的城市居民註定只是『臨時』在住，無法享有遷居之後一般會有的城市公民身分以及利益。5

　　對於後來接手經營中國市場化經濟的決策官員而言，他們要的正是這樣的結果。戶口登記制度不但使農民工在城市中成為下等階級，而且還保證了中國會有源源不絕，聽話又便宜的勞動力。不管是法律還是其他途徑，這些農民工沒有什麼申訴的權利，對於那種微薄的薪水、惡劣的工作環境，儘管心裡不爽快，也只能接受。這一切接著又支撐了數十年來中國快速成長的GDP。陳金永寫道，戶口登記制度「或許是中國前所未有經濟成長背後最不為人知的秘密」。6這個制度犧牲了農民工的生活水準，造就了便宜的工業原物料與城市人便宜的米糧。戶口登記政策在許久以前的「工業化」時代非常重要，現在則是轉而開始扮演新的角色，也就是確保中國當前所需勞動力無短缺之虞。有這一個戶口制度架在農民工脖子上，加上很長的工作時數，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才會持續發展。

　　二○○一年之後，中國開始更加需要便宜的勞工。那一年十二月，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因此不能不開始開放前此專制壟斷的工業，容許外國公司投資。但是中國經濟發展這關鍵性的一章，「寫作」過程並非順順利利。這新的一章後來帶給我們的，就是當今的貿易大戰，以及世人開始擔憂這個崛起的強權一直想要掌控全世界的技術及製造業。

　　中共一幫元老 ── 包括前總理李鵬 ── 反對引進產業來和中國原有的骨幹產業競爭，擔心這樣會影響共產黨的控制力道。李鵬，以其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對工人、學生的血腥鎮壓所扮演的角色，外號「北京屠夫」。他們反對引進外來產業，但是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以及其繼任者江澤民、總理朱鎔基等改革派卻認為，外資及技術進入，是建設現代工業的關鍵，而且還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加入世貿組織

　　一九八九年之後是一段艱困的歲月。天安門事件造成很多國際公司在中國停止營運。李鵬及其支持者都說中國在經濟上應該回歸以前那種封閉的控管狀態，不要再依靠那些善變的外國人。鄧小平為了反制李鵬這些人，一九九二年做了一趟「南巡」，巡視了廣東省的深圳、中山、佛山等城市。這幾個城市在一九八○年代初經指定為經濟特區之後，率先迎接了外資。鄧小平於一九九七年過世，朱鎔基對此時大家爭論不已的經濟改革扮演了堅定擁護的角色，幾年後還在中國「入世」的戰鬥中擔任主要的推手。朱和毛都是湖南長沙人，鄧是四川人；這兩個省位處中國西南，當地人以嗜食辣椒聞名，當地出身的領導人也以喜怒無常著名。朱鎔基在江澤民監督之下，於一九九○年代末開始整頓國營部門；過程中遭到極大的抗拒，非常痛苦。朱鎔基在這一波整頓中關閉了幾萬家公司，造成三千萬城市工人失業。除了整頓國營部門，他還發動了城市住房私有化政策。國營事業所有的住宅，以前是免費或以很低的費用供給員工居住，現在開始改成以象徵性的費用出售給員工。這個政策使中國的房產市場開始起飛，嘉惠了有房子的人，但卻使城、鄉中國人的財富差距更加擴大。

　　經濟要不要開放，隨著中國可能加入全球貿易網絡的展望，大家吵得更兇。對朱鎔基等改革派而言，WTO帶來的不只是中國欠缺的強勢貨幣，而且還有外國的技藝、技術，因為中國會要求外國公司和中國廠商成立合資公司，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同時，新的廠商和產品進入中國還會引發競爭，撼動那些長久受到呵護的產業，強迫本國一些最差的公司關閉，鼓勵比較強的「選手」進場參賽。此外，WHO還可以「掩護」目前進行中的改革。那些懷疑改革的人，朱鎔基及其支持者會告訴他們說，容許競爭者進入中國，是中國入世無可商量的代價。

　　不過，實際上改革派的處境卻十分困窘。一方面他們很想趕快達成協議，盡快開始整頓中國百病叢生的國有經濟。另一方面，他們想為中國的產業達成最好的協議，但是卻又不想讓人覺得全部出賣給了資本主義西方，畢竟不久前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的頭號敵人。要是有跡象顯示他們對國際談判代表輕易就退讓，不但他們本身會招致眾人的抨擊，而且還會影響中國進入世貿的可能性。世界各國中尤其是美國，與中國談判的結果將是進入世貿成敗的關鍵（按照規定，中國必須先和多個國家達成雙邊貿易協議，才能夠進入世貿組織。美中雙邊貿易協議是其中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個）。

　　一九九九年春，美中談判膠著之際，朱鎔基啟程訪問美國，準備放手一搏。說服中國的懷疑者同意開放中國一些很重要但又沒有競爭力的農業、汽車製造、電信等經濟產業，一直是美中談判過程中特別困難的部分。常常有些結論看似突破，但最後卻功虧一簣。後來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把朱鎔基提出的異常寬鬆的條件貼上網站，中國民眾為之譁然，認為他們的領導人是不是準備要把國家的「皇冠寶石」給賣了。

　　不久，當年五月發生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誤炸」事件，儘管美國帶頭的北約始終堅持那是「誤炸」，但是中國人的憂國之情立即隨之燎原。北京大學研究中美貿易關係的專家副教授王勇當時告訴我說，此時「原本是關切國家主權和國家尊嚴，現在卻和經濟的民族主義掛鉤了」。7

　　中國的談判代表面對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手。美國的談判代表團由四十八歲的夏琳．巴爾謝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率領。她在芝加哥近北區一個波蘭猶太裔移民家庭長大，是個以強悍而見多識廣著稱的經紀人。她總是愛說，老練的談判者永遠都會記得唯一會讓談判破裂的，就是斷然決然的說「不」。後來她進一步解釋說：「真要說不的話，唯一能用的字眼就是『不』。」二○一五年，她對《華爾街日報》

　　說：

　　「這不可能！」這句話的意思不是「不」，而是「我們另外再想辦法」。說「我如果同意的話，我會沒有工作」，失業是真的可惜，但是這句話意思不是「不」。要是說「我這一輩子沒有受過這種侮辱」，表示東西他還是要，但是口氣比較委婉。8當年夏季，北京謠言滿天飛，說一直靠著爭強鬥勝升官的朱鎔基已經搞到快要丟掉烏紗帽。他到美國的訪問受到國內嚴厲的批評，說他為外國人背叛自己的原則；談判膠著之時也看不到總理的人。十一月六日，江澤民和美國總統柯林頓互通電話，兩個人談了很久。江澤民認為入世是驅動中國持續經濟改革的力量，而且還可以藉這個機會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壓制宿敵台灣。江、柯通過電話不久，巴爾謝夫斯基飛往北京，力圖挽救美中雙邊談判。在這六天談判之中，美國代表團曾經一度整理行李，威脅說要搭下一班飛機離開北京。但就在這種走鋼索式的策略當中，美中雙方在最後一分鐘達成了協議。巴爾謝夫斯基和當時的中國對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一群中外記者面前簽署了厚厚的「加入」文件，然後舉杯互相道賀。接著美國代表團驅車前往中南海面見中國國家主席。中南海是中國的領導中心，在北京市中心，內有一座湖泊。江澤民看得出來心情很好，在紫光閣迎接美國代表團。他興致高昂的用英語說：「Everyone!」，意思是說他要和代表團每一個人握手。他一邊把代表團迎入閣內，一邊嘴裡一直說：「Good, good, good!」紫光閣幾百年來就是接待外國貴賓的地方。朱鎔基並沒有參加簽約儀式和慶功宴，但是在大家看來，這個湖南出身的強悍談判者已經勝出。9中國於二○○一年尾正式入世。世貿後來害很多中國企業苦不堪言，很多公司準備不及，紛紛倒閉。不過與此同時，卻也有錢潮開始流入中國的製造業，數以萬計的新工廠開始營運，不久之後也創建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電子、工具機等產業。二○○一年有四百七十億美元外資投入中國，十年之後成長到一千兩百四十億。中國崛起，後來也開始影響墨西哥、泰國等國現有的出口產業。不過，也有很多人談起了一種「理想」，說是中國的經濟和世界接軌之後，無可避免一定帶動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柯林頓總統等領導人向美國公民推銷美中貿易協定時，就是拿這個來作其論據。中國正式入世的前一年，二○○○年三月，柯林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演講，他極力鋪陳這樣的觀點：「經由入世，中國不但同意向我們購買更多產品，而且也同意輸入民主最寶貴的價值之一，那就是經濟上的自由。個人要是不只有權夢想，而且有權實現夢想，他們就會要求更大的話語權。」10

　　綜觀各方面事實來看中國入世之後是否比較開放或透明，很久以來一直就是世界各國爭辯的議題。入世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這一點在城市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地毫無疑問。中國調降了半導體晶片、塑膠等等幾乎是一切產品的關稅，也調降了中國製造的玩具、紡織品、電子產品的國際雙重課稅，很明顯是在為出口而培養製造業。中國選擇沿海城市及各大港口為其生產基地，這些地方開始出現巨大的工廠聚集區，其中包括完善的工廠市鎮東莞。東莞沿著珠江上來就在深圳北邊。

　　廣東珠江三角洲的稻田和棕櫚開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快速搭建、外牆貼磁磚的工廠，附帶灰暗的員工宿舍，旁邊還冒出一座座別墅區，要由大門進出，是海外回來的中國老闆住的地方（但這一切對於炳花小村都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畢竟後來連那一座眾所盼望的辣椒加工廠都沒有蓋出來）。

　　鴉片戰爭時的小鎮

　　二十世紀末時，一般人都認為東莞是個沒有歷史的地方，覺得它是個像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工廠聚落，不知道這裡曾經過多年自然的發展，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正式成「市」。東莞的每一個鎮都有自己的「特產」，譬如玩具、電子產品、鞋類、家具等等，這些鎮聚合成「市」，成了一個幅員廣達一萬七千多平方公里的群落，南至深圳，北至廣東省會廣州，東北到達惠州，西邊直抵珠江。那些工廠的台、港籍老闆以「壞」著稱，但當地人認為他們是一時的「必要之惡」；那些農民工人數多達當地人的三倍多，雖然在此地享有的權利遠遠不及那些老闆，但也是「闖入者」。有朝一日，說不定將來的某個時候，等到本區有錢了，足以自給自足，不必依靠這些人了，這兩種人都要離開。

　　但實際上，本區並非沒有歷史之地。一九八○年代初，這個亞熱帶地區還是個農業地帶，隨處可見山丘蜿蜒，田野蒼翠，主要生產香蕉、荔枝、龍眼及各類水果。儘管現在的東莞是個匆匆忙忙的地方，但卻有其悠久古老的根源。這裡有考古遺跡「蠔崗貝丘」；科學家說，其中挖掘出來的碎陶、斷骨是五千年前當地聚落的遺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發現的最古老的遺物。東莞有一個鎮曾經在中國近代史一個關鍵時刻粉墨登場。這個鎮叫作「虎門」，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叫做「鴉片戰爭」。

　　虎門是因為附近有個大虎島，形狀像是一頭老虎趴在那裡而得名。這裡現在是中國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地之一，在該國崛起為全球大出口國的過程中厥功至偉。不過關於虎門這個地方，中國的年輕人學的並不是這一段經濟發展史，而是這裡曾經有個民族英雄挺身對抗英國。每一個小學生在學校學到的都是這個民族英雄曾經領導全國人民英勇對抗以鴉片殘害中國的帝國主義者。

　　一八三九年，清朝學官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分抵達廣東。林據說自幼「天資聰穎」，一生提倡復興中國傳統思想。他曾經見過皇帝十九次，深受皇恩。他直接從道光皇帝奉旨務必清除中國的鴉片禍害。中國到一八三八年為止，每一年進口鴉片已達四萬箱，每一箱重量一百四十磅。這些鴉片進到中國來交換茶葉、絲綢、瓷器。才不過兩年，一八四○年，中國估計已有一千萬人抽鴉片上癮。11林一開始是道德勸說，後來強行收繳英商兩百六十萬磅鴉片，載到海邊，摻和石灰和鹵鹽，倒入虎門灣中。這一件「銷煙」任務動用了五百個人，花了二十三天才完成。林則徐果真是個儒士、謙謙君子，事前還先寫了一篇〈熬化鴉片煙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為了以沒入的鴉片汙染海洋向海神告罪。」12

　　雖然林則徐一開始獲得勝利，最後的結局卻讓中國灰頭土臉。英國對於英商在中國受到此等慘痛打擊十分憤怒，派出海軍砲艦攻打中國口岸城市。林則徐一開始的不妥協姿態，最後導致中國屈服於英國強大的武力，最終於一八四二年將香港讓給英國。前此大家稱讚他對鴉片貿易採取的強悍行動，現在卻成了民族災難和帝國蒙羞的代罪羔羊，遭道光皇帝貶謫至新疆，該地是今日共產黨殘酷鎮壓穆斯林維吾爾族人之處。

　　林後來獲得了平反，中國人至今仍然在紀念他當年強硬對抗殘酷外人的精神。他曾經公開寫信給英國女王說：

　　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為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為害，而貪利之極，不顧害人，試問天良安在？

　　── 林則徐一八三九年於廣州發布致英國女王信。13今天，不僅東莞虎門鎮的鴉片戰爭博物館前豎立了林則徐的雕像，就連美國紐約華埠查塔姆廣場（Chatham Square）都立有一尊將近六公尺高的林則徐雕像，那個紅色花崗石基座上分別刻著中文的「世界禁毒先驅」和英文的「Pioneer in the War against Drugs」兩行字。這尊雕像豎立於一九九七年，主要由紐約的福建同鄉會出資。林則徐正是福建人。

　　台商與官員的互利關係

　　蓬勃的娼妓業使東莞博得了「中國性都」的稱號，而這裡的娼妓業之所以如此發達，主要是拜台商所賜。台商大部分都把老婆留在台灣，自己過來東莞。他們的老婆住在海峽另一邊的台北、台中等城市。大量台商 ── 估計大約有五十萬人 ── 聚集在這裡，為了供應他們的種種需求，很多基礎設施因應而生，其中包括一部分風化業 ── 幾百家三溫暖為台商提供一種按摩服務，也就是年輕女子將按摩油抹在乳房上，然後在客人身上磨蹭。從事這個行業的女人、女孩子數以千計，她們其實都是從中國各省來的外地人。東莞台商的子女，如果有跟過來的話，上的是台商自己的國際學校（但是習近平上來以後便開始禁止台商子女使用台灣的課本，必須使用中國那些充滿政治宣傳的教科書），看病有台商專屬的醫院，想吃什麼有「小台北」飲食街。在「小台北」窄窄的一條街上，兩旁的餐廳、小吃店販賣珍珠奶茶、牛肉麵等餐點飲品，人行道上有幾間像台灣到處可見的那種販賣檳榔的玻璃亭子。檳榔是一種核果，抹上石膏放在嘴裡咀嚼，可以提神；人行道地面上到處可見血紅色檳榔汁。

　　東莞市中心高價精品街東城區矗立著一座「東莞台商大廈」，樓高兩百八十九米，層數六十八層；始建於二○○八年，中途歷經全球金融危機，出口廠商受到嚴重打擊，致使建程停頓，拖延多年之後才在二○一三年落成。剛落成的台商大樓比當時東莞次於它的高樓高三倍有餘，第六、七層是台商協會的辦公室，有一座中國式空中花園，花園入口是中國傳統的圓拱門，走進去之後是一方水池，池裡養著錦鯉，池邊種了一排竹子。

　　一天上午，我跑來這裡找老朋友樓達人，英文名字叫Hayes。一九八○年代他住在蒙大拿州小鎮蘇必略（Superior），協助朋友經營安全帽工廠。Hayes這個名字是那時候取的。一九九○年代初他跟著工廠搬遷到東莞。他苦笑著說，住在洛磯山脈那幾年真的很辛苦（我本身就是蒙大拿州人，所以我們雖然在那裡並不相識，但是在這裡卻成了他所說的「蒙大拿來的老朋友」）。身高六呎三吋的Hayes在那裡最先碰到的考驗是當地一個人對他有種族歧視。這個人一直以為他是美國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後來聽到他講英文很流利但是有中文腔，才知道他不是。還有一次考驗是他為了抵禦蒙大拿的寒冬，沒問清楚就買了一件粉紅色的大外套。他穿這一件外套出門，立刻招來了幾個人訕笑。不過以他那高壯魁梧的身材，他立刻震懾了那些人。

　　他現在是台商會的名譽會長，是住在東莞最久的台灣人，台灣人社區當中私下公認的有力人士，又是《台商》月刊的編輯。我等他開完會，等一下我們要一起吃飯。他把我領進台商辦公室的「展覽室」。展覽室牆壁上掛滿了大幅照片，都是歷任會長和來訪政府高官的合照；一張張桌子、檯子上面擺滿了精緻的花瓶、瓷盤，各界人士送這些東西來表彰台商協會對東莞經濟的貢獻。

　　我後來才了解，這一間展覽室是東莞台商和當地官員之間緊密關係的華麗「門面」。他們以各種方式表現這種關係，有時候很煩瑣，有時候很齷齪；前者譬如舉辦花瓶敬贈儀式，儀式之後繼之以有燕窩、魚翅、各類海鮮等菜餚的宴席；後者如宴席之後去三溫暖、卡拉OK「續攤」（去卡拉OK玩，一般一開始都是叫十幾個小姐出來排排站，讓男性客人挑選，選出來的小姐就是男客今天晚上的「伴」，要陪他喝酒，唱歌，有時候還有其他服務）。台商和官員進行這種交誼，交換的東西其實很簡單：台商、港澳商因為其原來所在地工資調漲或是政府實施環保的新規定，所以把工廠搬到這裡來繼續賺錢。官員呢，官員要的也是錢，方式是台港澳商把每年營收的一部分交給當地稅捐機關，要不就是直接賄賂官員，讓官員批准工廠擴建或對違反勞動法規的案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互相利用的關係能夠成立，主要是依靠源源不絕的溫馴農民工勞動力。在把台港澳商吸引到珠江三角洲的種種因素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薪勞工，這一點當地高幹太清楚了。二○○八年，當地勞工就業局奉命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這些官員頓時不知所措。他們當然希望農民工賺的錢要讓生活過得去，但是如果照新規定付給工人加班費，多年來的官商同盟就會受到影響。大部分農民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常常連續幾個星期沒有休假，一個月所得不過幾十美元。這就是工廠那些經理要的。一次採訪中，東莞本地一名女性勞動官員笑著對我說：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客戶廠裡有工人，不用給高得不合理的薪資。我們對他們的要求要合理。」14

　　春絲企業皮包廠製造的皮包在沃爾瑪

　　（Walmart）有銷售。這家企業一開始是設在澳門，十年後鑑於工資上漲，於一九九○年遷廠到大陸。這個期間，有成千上萬的港台澳廠商和他們一樣因為原所在地工資上漲而遷廠到中國，其中大多數落腳在珠江三角洲。春絲皮包在珠江的西邊，也就是深圳和東莞的對岸，開了兩間工廠，一間在珠海，一間在中山市。中山市這一間距離中山市種滿棕櫚樹的美麗市中心大約四十五分鐘車程。珠海隔海與南邊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相望，而現在的澳門已經變成全世界的博弈聖地外加洗錢中心。

　　春絲皮包遷廠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這時候也有很多製革廠、扣件廠商開始在這裡設廠，春絲皮包就這樣連接了皮包製造業迅速擴張的供應鏈。像春絲皮包這種低端製造商，搞一點旁門左道乃是生存所必須，壓低那些弱勢農民工的薪資是其中一種很容易執行的方法。很多生產出口公司都有一套剋扣員工薪資的規矩，春絲皮包也不例外。他們對工人設定了一套收費、扣錢、罰款的制度，目標無非就是盡量減少公司付給工人的薪資。這一來，工人的實薪原本就已經很微薄，現在又給扒了一層皮。15

　　從工資上榨出利潤

　　工人應徵工作一經錄取，第一天就要交一百元人民幣（約十二美元）的登記費，這一筆錢不退。春絲企業每逢雇工旺季 ── 譬如農曆春節過後 ── 就故意多錄取工人；這是他們的搖錢樹。工人一多，常常要兩人睡一張床，廠裡的生產線也無法容納全部的工人。有個工人以前在這裡做過，他告訴我說，這些多餘的工人一辭職，他們之前交的登記費就進了管理幹部的口袋。新進工人除了要交一百元人民幣登記費，還要預繳兩個月的伙食費、住宿費，第一個月的薪水則是照例延遲發放（應該是為了降低工人的高流動率）。任職不到六十天離職，還沒有用到的伙食費、住宿費由廠方沒入，已做的工作不發薪水或只發部分薪水。

　　想要待下去的人，廠裡還有一堆規定要你遵守，違反規定者會罰款數美元至十美元不等。上廁所太多次、和同事交談、忘記佩戴工作證、未經允許擅離廠區 ── 這一點最嚴重 ── 等等都違反公司規定，必須要扣薪水。廠裡的警衛、管理幹部可以分到一部分違規罰款，所以他們告發、檢舉的動機很強。春絲的工人即使經常整天在生產線上工作，由於他們是論件計酬制，每做一個手提包只賺到幾毛錢，所以大部分人都要很拚命才有辦法維生。一名矮小黝黑的農民工以前在春絲做工，現在在工地做粗重的工作，賺的錢比較多。他氣憤地說：「我們經常做到晚上十一、二點。第一個月他們不發薪水給你，你要自己先繳兩個月的伙食費、住宿費。大部分人靠論件計酬每個月只賺九十到一百元。第三個月以前，你一個月只拿到三、四塊人民幣，實際上等於沒賺到錢。還有那些罰則，實在太過分了。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工人在工廠掙不到錢的！這真叫做『血汗工廠』。」大熱天裡，他的黑頭髮閃著汗水的白光。16後來我去春絲拜訪他們的出口經理賽莉娜．秦（Selina Qing）。

　　她是老闆的女兒，三十幾歲的人。她很緊張，為他們廠裡的做法辯解說：「工人老愛跑去上廁所，愛聊天，有時候還有人去告密。我們很難做。我們培訓工人，但是他們跑了。照現在中國的勞動法規，他們要走，我們不能不要他走。」17

　　這就是中國的民工就業時遭遇的困境。管理人員和工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嚴重向前者傾斜，地方官員幾乎事事配合工廠管理幹部。另外，一樣讓人不安的是，很多官員都把弱勢的民工視為「外快」的來源。公安警察在街上會把工人擋下來，要他們出示身分證和暫住證。如果他們沒

　　有，公安就會把他們送到拘留中心坐「黑牢」。但是他們通常沒有，因為工廠裡的管理幹部會要求他們在受雇期間把身分證交給廠裡，目的是不要他們外出時跑太遠。但公安這樣做其實是在「索賄」。他們拘留民工，等民工的同事或廠裡的幹部趕過來繳了罰金才放人。這一筆罰金是相當大一筆數目，有時候相當於民工兩個月的薪水。炳花村那一位莫姓表親就曾經碰到這種事情。他從「黑牢」裡出來之後即刻逃離東莞，從此再也不敢回來。澳洲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陳佩華說：「警察會定期臨檢，把沒有許可證的人找出來，先是騷擾、羞辱、體罰，然後送到拘留中心關起來。拘留中心的環境有時候比國家監獄還要糟。最後把他們遣送回鄉下……許可制控制他們的方法，和以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下的通行證制度如出一轍。」18

　　因為怕自己會消失在中國的黑牢裡面，莫梅荃於二○○○年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她兩年前回來過一次。這一次回來是因為她身分證已經到期，她怕會被警察查到，因此乾脆辭職返鄉，想要在炳花村另覓新職。

　　她十五歲時初次離家，對於自己的未來又緊張又興奮。有表哥莫路波打前鋒，讓這個害羞的十五歲女孩子鼓起了勇氣。莫路波在浙江、上海都做過事，後來落腳在東莞當起焊接工人（他不太跟村子裡的人講他在寧波遭到勒索的事情，就連莫梅荃他也沒講）。一九九八年六月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梅荃長這麼大了第一次坐上巴士，經過一條三十小時之久的遙遠路途，來到東莞。她說：「我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和我們的村子都不一樣。我認為只有離開我才會有出路。」她父親莫路香說：

　　「我們才剛開始插秧，她就走了。我想我的孩子要是在外面可以找到工作，那當然好；靠種田賺錢太難了。」19

　　村子外面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樣，但並不是她原來期待的樣子。梅荃在虎門一家做皮帶扣環的港商工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她的職務是負責金屬鑄模拋光，每十二小時輪一班。這個工作做到她手指發麻，依照她完成的件數計酬，一個月才賺三十（美）元左右。後來，他們老闆拿到了一筆超大訂單，就下令所有的工人全力趕工，要盡快完成合約要求的成品數量。他們一直做，中間沒有什麼休息，四十八小時以後，廠裡四百名工人當中約四分之一離位抗議，梅荃也是。她說：「我很生氣。我想我還年輕，錢不是那麼重要。我從生產線走進辦公室，跟他們說我不幹了。」20

　　遇見好老闆

　　我發覺，和這些民工講話，有時候我會覺得他們的生活像是一直在尋找一個關心他們權益的老闆。只是這樣的老闆很稀有，不知道在哪裡。有一次我和炳花村來的那個民工在東莞一家餐廳裡聊天，我指著牆上一張傳單要他們看。那是一家電子廠的招工廣告，有人在上面寫了一句話，說那裡是「騙人的地方」。莫文吉說：「他們會騙你。貼這種啟事的工廠你光是去應徵就要繳一百元，也不給你事做。」莫文吉今年三十二歲，炳花村人跑來東莞的，他是第一個。他輕蔑地說：「就是給你事做，宿舍居住條件也一點都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好。」不過，幾年下來，經歷過幾個冷血無情的老闆之後，他現在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關心他們的老闆。他現在世慶五金機械廠當廚師，每個月薪水一千元之多。

　　世慶做的是製作金屬板的模具、器械，老闆是台灣人，總經理是湖北人。文吉說，他們兩個人都很關心工人快活不快活。

　　那一天，文吉和路波後來帶我進入廠區。路波在這裡當焊接工人。

　　世慶隔著街道的對面是幾棟漂亮的公寓，住著一些工廠老闆、當地有錢人。站在街上，隔著牆頭，你可以看到那些公寓架著花格子鐵窗的陽台，大門口有警衛，隨時準備驅趕閒雜人等。從外面看，世慶的廠房有幾棟，三層樓高，外牆貼白色磁磚，牆壁周邊漆著漂亮的藍色邊線，看起整齊清潔，但是一走進廠房，這種印象立刻完全改觀。廠房光線陰暗，機器發出轟隆隆的噪音；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工人，手裡拿著巨大的扳手走來走去，看到組裝中的電鍍機有螺絲鬆掉，就走上前鎖緊。電鍍機有一端比較高，緩降到檯面上，遠遠看過去，整台電鍍機很像是心理醫師的躺椅，只是比較笨重。

　　工人的寢室很熱，東西很多，擺了六張雙層床，可容納十二個人，此外沒有廁所，也沒有自來水。走道另一邊有一間共用的廁所，充滿了尿臭味。雙層床的下床有的會在兩邊床柱之間拉一條繩子，掛一塊布遮起來，以保持一點隱私。天花板上掛著一台吊傘，電扇頭慢慢迴轉，吹出微弱的風，逐一掃過每一張床。有時候會有工人闊綽地自己買電扇來吹，但沒多久就會把扇頭固定，只吹自己。像這樣的寢室，不管是誰來睡，應該不至於因此認為公司很照顧員工，但是文吉卻這麼認為。這個沉默寡言的貴州人解釋說他不是很關心舒適、隱私問題。「我們那裡很窮，我又不找女人。每天晚上一下班，我就睡覺。」我們後來前往員工餐廳，從其中的擺設倒是可以看出老闆很在意員工。建築本身漂亮多了。員工餐廳的狀況，尤其是伙食好壞，是決定工人滿意不滿意的關鍵（伙食不好有時候會造成工人情緒躁動。菜不好吃、菜色差、沒有肉往往是工人罷工、怠工的原因）。但是現在這間員工餐廳，長桌邊擺了一排凳子，一邊牆頭上架了一台國際牌二十一吋電視機，讓工人晚上來唱卡拉OK取樂；這是工人殺時間的方法（比起東莞那些工廠老闆玩卡拉OK的方式，他們乖多了）。天花板每隔一個距離就有一台吊扇，供客人驅暑　上還掛著布條，上面寫著：「世慶是我們的家，清潔靠大家。」布條旁邊掛了一幅畫，畫面中是一把紅色的花，外加一排字，說「想家的日子」。

　　文吉在工廠的廚房工作。廚房光線幽暗，長年的油煙在牆壁上積了一層油漬。鍋裡正在燉雞肉，空氣中聞得到雞肉香味。這證明這間工廠給工人吃的不錯。工人常常會算工廠的伙食一個星期吃幾次肉來看一間工廠的伙食好不好。文吉黃襯衫灰褲子上圍著髒髒的白色圍裙，拿著鍋鏟翻攪那一鍋雞肉，一旁砧板上已經剁好一堆蒜頭、辣椒，等一下就要加到鍋裡去。醬油罐旁邊一疊鐵盤子，還有一頭三色花貓帶著幾隻小貓在那裡輕步慢行。

　　世慶的賴經理說：「沒錯，環境條件很差，但是文吉很努力。」他帶著我在悶熱的廠房內參觀，窗外可見棕櫚樹在讓空氣中搖曳。廠內一面牆壁上用噴漆噴了幾個大字，說2000 Merry Christmas，旁邊還搭配了幾朵雪花圖案。

　　文吉剛來的時候，起薪一個月六百元，後來調高為九百元，現在是一千元人民幣。賴經理說，這間工廠調薪很少有這麼快的，不過這很值得；因為文吉還沒有來之前，工廠需要請兩名全職廚師，但是「現在他一個人全部搞定，而且從來沒有來不及開飯」。他的口氣十分肯定。

　　「工人效率提高，我們就有辦法幫他調薪。」他還說，現在他們廠裡是三個工人一組一天製造一台電鍍機，他還在想辦法要把那個時間縮短。

　　至於莫路波，他一開始在廠裡做得並不順，差一點就給炒魷魚。他在這裡已經快要一年，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經驗，拖累了大家的工作。賴經理說：「他會妨礙別人工作，添麻煩。」後來老闆要他走路，但是賴經理跟老闆說莫路波很想學東西，以此說服老闆再給他一次機會。賴經理說：「我告訴他這件事，他哭了。我要他努力做事，就是做最低賤的工作，幫別人搬機器也沒有關係。他接受了。」他笑著說：

　　「最沒有發展的地方來的人做事最拚。你有聽過有錢人還替人家做事的嗎？」21

　　工傷律師的周立太

　　翌日，我包了一輛車子南下直奔深圳。根據宣傳，今天的深圳是創新科技的溫床，但是我那一次去當時，深圳卻是毫無盡頭的民工宿舍。

　　我們在整排的五層水泥樓房之間開了一個多小時，每一棟大樓看起來都一樣，分不清哪一棟是哪一棟，只有牆壁上很多擦撞的斑駁。但是位於地面的一樓卻不一樣，你看到的是沒完沒了的招牌、字跡潦草的招貼、霓虹燈廣告，上面標示店號以及販賣的辣味四川菜、湖南菜、貴州菜、河南口味的麵食、中國東北的燉肉等等，還有摩托羅拉製造的「大哥大」呼叫器 ── 這是現代手機的前身。有些店面小小的，賣廉價網球鞋、胸罩、休閒襯衫。有的店天花板上吊著彩色塑膠洗衣籃，貨架上擺滿了捆好的毯子，賣給工人晚上睡覺保暖用。還有二十一種香菸，來自中國各省分；另外還有中國北方遼寧省歌星那英的卡式音樂帶。

　　燉鍋裡滿滿的小吃，包括茶葉蛋、烤玉米、烤芋頭、花生，還有香氣濃郁的糖炒栗子。那連綿不絕的商店之間，偶爾會看到有撞球台擺在人行道上，一堆工人圍在旁邊，邊抽菸邊打撞球。這個巨大的市場顯然供應了中國各地來的人各種飲食及生活習慣之所需。但是要買東西，口袋當然裡要有錢。之前有一次我和路波在他們東莞工廠外面類似的街區同行，他就告訴我說：「雖然下班後就可以去，但是東西太貴了，我們通常買不起。」

　　我們終於在一棟外觀類似、斑駁一樣很多的大樓前停車。我爬到三樓，要去拜訪周立太。周立太是重慶人，那一個城市曾經是中國戰時的首都。現年四十三歲的他是中國最先出現的工傷律師之一，現在至少在珠江三角洲碰到困難的工人之間越來越有名。他在學校只讀到二年級就輟學在家，十七歲時從軍，曾經在西藏服役五年。退役之後，他先在湖南一間磁磚工廠做了幾年，之後又連換了好幾個工作，都是很辛苦的手工業。他一直苦於無力改變勞工惡劣的工作條件，後來下決心要當律師。經過多年自修之後，他終於在一九八六年開始執業。後來有一次，有一個他們家鄉來的人在深圳發生車禍死亡，那個人的父親委託他打官司。沒想到這一次官司竟然打贏了。他不但從肇事司機那裡要到了賠償，而且從那個人做事的工廠也要到了賠償。

　　除了低工資、長工時之外，中國各地也常見「工傷」事件。工傷的賠償金少得可憐，斷掌、瘸腿可以拿到幾千塊人民幣，但矽肺病、肺癌這種會死人的病卻通常一毛錢都沒有。這種病往往要病人離職很久之後才會出現，之前他們通常已經在灰塵瀰漫的珠寶拋光工廠、化學硝煙充斥的玩具工廠工作多年。周立太說，深圳每一年發生兩萬件工傷事件，他自然會在這裡開業。他的事務所就設在我現在身處的這一棟大樓，開設沒多久，求助的人就如潮水般湧至。

　　事務所裡面有十幾個人，有的坐在行軍床或沙發上搖著扇子看電視，有的坐在凳子上玩牌。他們現在都暫住在周立太那間狹小、擁擠的公寓，等待開庭。一臉怒氣的周跑到門口迎接我們，接著他不是招呼我們坐下、讓我們採訪他，而是揮手要我們跟他過去。他走到玩牌的那幾個人那裡，抓起其中一個的手臂，把衣袖往上拉，露出一隻斷掌。他說：「你們看！」他也不先問一下，抓起另外一個人的腿，露出從膝蓋以下全部切除的斷腿。原來這些人都是發生工傷的工人。他們好像已經習慣周律師這樣對他們，每個都若無其事繼續玩牌。周氣憤地說：「這就是中國工人在工廠受到的待遇。政府官員覺得讓工廠老闆開心，他們就有聚寶盆。他們的態度是，找工人容易，找肯投資的老闆難。所以他們根本不管法令，才會這樣經常發生意外。」周立太代表這些民工打官司，不但沒有獲得賞識，還有很多人不高興。他說：「地方政府認為這些案子嚴重影響他們的名譽，破壞投資環境。這裡的人，從市長到市民，個個都討厭我。」他講話開始變很大聲：「但是，我們不保護工人的權益，社會就會亂。一九二○年代中國會有那麼多工人罷工，就是因為當時很多工人都很憤怒。」22

　　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那幾年，中國又有了新一代的憤怒勞工。

　　抗議大部分發生在受到朱鎔基整頓裁員政策影響的國有企業。但是國有企業以外的農民工，因為工資過低、工作環境危險，也跟著開始罷工。

　　香港的勞工權益維護團體《中國勞工通訊》在他們二○○七年的報告中寫說：「大約從二○○二年起，勞工運動開始改變，推動抗議活動的農民工多了起來，產業行動的規模、次數、歷程時間都多了起來，工人的騷動從偶然、零星，發展為經常。」23

　　孫志剛的冤死

　　二○○三年發生的一件民工死亡事件，造成很多農民工猛然自覺到自身的處境。二十七歲的湖北人孫志剛大學畢業後來廣州就業，在一間紡織廠擔任設計師（他受的教育比一般民工高，這也許是他的事比較受到全國矚目的原因）。有一天，他在街上被警察擋下來要求檢查證件，但是他暫住證也沒有，身分證也沒有。暫住證他還沒申請，身分證放在湖北省家裡。因此警察把他送進了拘留中心。依照一九八二年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警察拘留他是合法的。這一部法令實施以來，已經有無數民工被警察拘留，從未造成公眾騷動。孫志剛有打電話回湖北，要求他的朋友把他的身分證送過來。可是他的朋友再次接到電話時，傳來的卻是他的死訊。他進去拘留所才不過三天，就在三月二十日被拘留所警衛打死。這件謀殺案件經過專門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報導，消息立即在中國的微部落格平台「微博」傳開（近年來，政府在SARS傳播期間第一次禁止中國人使用「微博」；那時候，關於SARS疫情，若想知道未經官方審核的消息，「微博」是主要來源）。

　　那時候知道許志永律師的人還不太多。他幾年前才從菁英學校北京大學畢業。後來他說到自己初次聽說這次事件時的感受：「二○○三年四月，當時的SARS清空了北京的街頭。二十五號那天，我在網路上讀到孫志剛事件的報導，禁不住流下眼淚。本來從二○○二年的下半年，我就已經開始在研究拘留及遣送（農民工）的相關法律，所以這時候我很了解孫志剛碰到了什麼事情。」他後來成了為農民工講話最直言無諱、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二○一四年，他因和另外兩名北大的法律學者，即俞江與滕彪，共同推動公平而合憲的改革而獲罪，入獄四年。

　　他們三人當時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政府重新檢討中國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24

　　讓很多人大感意外的是，孫志剛之死引發的民情騷動似乎嚇到了領導當局。六月二十日，總理溫家寶宣布從八月一日起取消強制拘留所。

　　他們這種反應前所未有。七月底，當時的公安部長周永康發言批評警察，說警察「絕對不可以再違背天理，製造民憤」。25（但是十年之後，周永康自己遭控嚴重貪腐，判處終生監禁）。孫志剛事件一般認為是中國「維權」運動之始。民眾的壓力及律師的倡導促成政府改變政策，但是這種勝利在農民工而言卻很虛幻。戶口制度並沒有取消，「黑牢」沒有了，改名叫「社會救助管理站」，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改變。許志永那一封公開信的連署人滕彪說：「名義上這種救助管理站採自願制，意指遊民是自己願意來這裡的，但實際上，大家很快就了解到政府會用這種管理站來關押不聽話的人。」滕彪後來也成了最有名的維權律師，但是於二○一四年出亡到美國。26

　　總理拒絕回答的提問

　　二○○○年前代中期，北京三月的一個冬日，我努力在為當天要在中國國務院總理年度記者會上詢問的問題修改措辭。中國總理的年度記者會循例都在每一年初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之後舉行。我想問的是戶口制度的事情；我想知道戶口制度的改革為何走走停停，還有政府是否有在設法降低該制度對中國農民工的差別待遇。我先把問題提交給中國外交部。我這樣做其實是加入了中國預先安排記者會的遊戲。這樣的記者會不會出現意外，然後中國就會對外張揚說這樣的記者會表現了中國的開放。不過，我提交問題之後，外交部發言人卻一直跑來找我，要我修改措辭，甚至是換題目。我是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不喜歡我所提問題的什麼東西。

　　後來我獲得了他們的回答。該名官員耐著性子向我說「戶口制度」問題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如今政策已經改變，民工的職業及生活已經不再受到限制。他問我說，我何不另外想個題目？我搞不懂。我知道事情不是這樣，至少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戶口制度依然在有效實施當中。難道說我百密一疏，僅管很注意中國政府當時進行的種種經濟及政治改革，卻沒有發現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我想應該沒有，所以我就告訴那名官員說，問題我願意稍做修改，但還是要提。後來記者會我去了。我還是想問那個問題。我努力舉手，但是一直未獲點名。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自己當時有多天真：該名官員最不想要的，當然是有人要求總理說明他的政府要怎麼修改這個已經實施了幾十年的制度。他們根本不想改變這一種制度，因為這一種制度早已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時代世界工廠製造業經濟的基石。

　　第二章

　　工人的子女

　　有教無類

　　── 孔子1

　　不送孩子上小學、中學，是違法的行為。

　　── 村莊所見標語

　　中國鄉村大部分家庭父母和孩子兩代走的大致上都是一樣的路，讀完小學就輟學，跑去做工。但是有一部分家庭不是這樣。他們會有一兩個兄弟姊妹排除萬難，繼續讀中學，有的甚至讀到大學，畢業後在政府機關就業。莫路順就是從這樣的家庭出來的。我第一次來炳花村時，莫路順到縣城裡來接我到他們村子裡。這個極有企圖心的地方官員，他的父母雖然不識字，但是一直灌輸他們五個子女「讀書很重要」這個觀念。他讀到大學畢業，之後先就近在當地地方政府就業，後來還升職到省城，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職位。他們家不只他這樣，他大哥莫路吉也是讀到大學，畢業後當了公務員，現在是距離炳花村最近的城市荔波市一名待人親切的幹部。他暇時的嗜好是攝影，喜歡拍貴州的鄉村風景。

　　他們的兩個姐妹也是讀到中學畢業，現在雙雙在荔波的一間酒廠做事。

　　莫路春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很有人緣，顯然也很聰明。但他倒是十六歲那一年就被迫輟學。那一年他們的父親身體開始變不好，「我的兄弟姐妹都要上學，但是我不行，要不然我父母會沒飯吃。」他的口氣帶著一點遺憾。這一天晚上，我和他在他位於荔波市的公寓裡聊天。這一次碰面，距二○○○年我第一次去貴州已有多年。他和大部分年輕民工一樣，都是離家外出當民工，做過的工作包括木材廠、製鞋、電子等等，多得讓人吃驚。他待過水泥廠，一度回村裡山上放羊。我第一次去炳花村就是那時候，我們曾經短暫碰面。如今他在城裡多年，早已學會一口標準普通話。普通話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他們村子裡就不講普通話。因為他會講標準普通話，所以那一次我要告別炳花村時，他的二哥路順就要他協助我處理事情（路順有事，早先就必須離開）。我從炳花村同樣坐著馱馬車離開，到附近一個小鎮和路春會和。然後他送我到鎮上客運站，我在那裡搭客運車轉往省會貴陽。多年後有次他告訴我說，他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碰面時我給了他一瓶礦泉水，他那時候很驚訝怎麼會有人那麼好。

　　重遊虎門

　　多年後一次四月中旬，我再次來到虎門，這時雨季正要開始，天氣也開始轉為溽暑，空氣中有一種緊繃的氣氛，像是有什麼事要發生一樣。我接受路波的建議，入住一間比較好的旅館，叫做「東莞國際龍泉大酒店」。旅館距離路波妻女一家住的地方不遠。沿著車道來到旅館的玻璃大門，並沒有看到什麼「國際性」的東西。接待櫃檯後面那一面牆用磁磚貼出一幅中國地圖，地圖中有一方插圖，標示出南海的「九段線」。這九段線沿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台灣的沿海水域畫出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區域。

　　大廳主要的擺飾，像是特意要突顯中國在海域版圖問題上的傲慢一樣，是一口巨大的水族箱，裡面養著兩隻大海龜。海龜從嘴尖到尾尖大約身長兩公尺，伐著鰭肢沿著圓形的水族箱繞圈子，時浮時潛。我想，這兩頭海龜禁閉在這水族箱裡固然可憐，可是倒沒有附近一家購物中心那一頭北極熊悲慘。這一頭北極熊的悲劇最近成了國際媒體的頭條新聞。路波把他的小本田停到旅館的停車場之後，和我在旅館大門外面碰面。要走進大廳時，他很緊張。或許他想起以前在工廠做工時，根本不可能來這種地方。但是到了現在的二○一七年，身為一名小企業主，經營著自己的體育運動服飾生意，他在這裡會受歡迎嗎？他快速地帶著我們向停車場走去，好像不想知道答案。

　　虎門在某些方面沒有什麼改變，一樣沒有什麼城市規劃，一樣到處都是工廠，只是現在多了一些高層公寓、商業大樓；工廠緊貼著住宅區，住宅區環繞著稻田。龍泉酒店外面有一排新的商店街，其中也有一家7-Eleven，鮮豔的橘、紅、綠三色招牌再上去的二樓是一間兒童語言補習班，叫做「Spirit Kids English」。臨近一間咖啡廳用音箱對著街上播放流行歌曲，窗戶上面寫了一句不知所云的英文：LOVE 85 COFFEEBECAUSE TOP。

　　東莞位居中國南方，遠離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一直是個天高皇帝遠、便宜行事的製造業城市，但是現在從那滿街的標語卻可以看出習近平以降新的強硬領導班子的蹤影。路燈柱子上掛滿了長方形的海報宣揚習近平的「中國夢」。這是習近平二○一二年掌權之後不久發想的一句話，他想要建立一個更為強大的黨和國家，為中國帶來新一波的繁榮。

　　海報上面，在那一句豪語的旁邊，一群白鴿在飛翔，背景是夕陽西下中一座現代化大橋，天空中還「飄浮」著一座華表。華表是一種傳統的大理石柱，柱身刻有祥雲、蟠龍，柱頂是一頭「蹲獸」。天安門廣場也立了兩座華表（龍是一種神秘的動物，據說會將民心所向傳達給皇帝）。

　　一家鋼筆製造廠外牆上畫了一幅習近平的畫像，畫中習近平身著毛裝，一臉嚴肅，兩手交疊，似乎是在宣示決心；旁邊一排字說：「人民有信心，民族就有希望，國家就會強大。」

　　莫路波的家庭工廠

　　路波的家在鄰近一處住宅區，距離他以前工作的電子廠幾公里遠。

　　我將近二十年前在那裡和他初次相識，還記得那一家工廠的宿舍很爛（路波告訴我說那一家工廠現在還在）。他們這一棟大樓的一樓是一間包子店，店裡可見鋁製蒸籠堆滿了包子。一名婦人坐在一方小桌子前面，小桌子上面擺滿了新鮮的香蕉，還有一台塑膠製飲水機，裡面可以看到一塊剛切的鳳梨泡在水裡。也有典型的專賣民工日用品的商店，門口擺得滿滿的水桶、臉盆，大大小小，紅、藍、黃、綠、粉紅，半白透明，各種顏色都有。民工需要這些工具洗衣，洗臉，擦地板。另外還有淺藍色吸頭的馬桶吸盤、螢光綠或粉紅色水盆、沐浴擦背刷等等，全部像是罐子裡倒出來的廢棄物一樣，擺滿了一地。麥稈或尼龍掃帚、拖把頭上腳下，倒插擺放著；貨架上擺滿了各種品牌的牙膏、香皂、毛巾、洗髮精、洗衣精。

　　上去樓上之後，路波帶著我參觀他們那一間住家兼辦公室的公寓。

　　樓梯梯口直通一間小小的起居室，外面的陽台可以俯視街道和附近一家工廠，那工廠的廠房看起來像是倉庫，外面有幾棵棕櫚樹，枝葉已經長到了地上。小廚房、臥房外面靠著牆壁擺了一台「容聲」牌冰箱和一台「美的」牌家電製造的立式飲水機。自從併購了德國的「皇冠寶石」機器人製造廠KUKA AG之後，美的家電就開始以自動機器聞名。

　　門口進來旁邊的一處壁龕，是他們夫妻處理公司事務的地方，夫婦兩人顯然都以他們現在做的生意自豪。他太太以前也是工廠的工人，穿著一件黃綠條紋配紅、橘、藍圓點洋裝；我們進門時，她坐在原地對我笑一笑，隨即又繼續做她的事情。她現在雖然在家工作，但還是像以前一樣，每天都要化妝。我在他們家待了兩個多小時，她始終看著電腦螢幕，專心的做事情，填訂單，安排送貨時間，一刻都不停歇。他們幾年前買了一個運動服小品牌，看得出來現在很努力要讓這一番事業成功。

　　她那個工作的地方，三張桌子拼在一起，其中中間的一張橫放，另兩張直擺在兩旁，這樣就隔出了一個小空間，桌上擺了幾台聯想筆電，一台舊印表機，這就成了她現在坐著處理事情的工作間。室內的布置很簡單，就是幾盆綠葉植物盆栽，加上牆上一幅大紅色橫聯，橫聯邊邊印有俗艷的金色紋飾，中間四個燙金字「生意興隆」，橫聯下端印了一堆金銀財寶。粗重的傢俱漆的是橘色亮光漆，兩張椅子和一張沙發椅椅面硬得坐上去都會痛，此外再加上一張玻璃桌面客廳桌，這就是客廳布置的全部了。

　　另外兩個小房間看起來比較舒適。廚房雖然對外開了一扇小窗，還是光線陰暗；有一台雙口瓦斯爐，靠牆而立一個橘色瓦斯桶，還有大部分中國人的廚房都有的抽油煙機。檯子上一具銀色美的牌電鍋，旁邊碗盤架上幾個飯碗，碗上面印著米老鼠與米妮的圖案，他們中間還有一顆粉紅之心　上釘了一具器皿架子，架子上面掛著一般常見的勺子、飯匙、長柄濾勺、瀝水碗。檯子上還有一碗切好的西瓜，也許是他們的女兒下午的點心。

　　他們的女兒這時候在隔壁的小臥室忙著她的事情。這一間臥室竟是他們全家三個人的睡房，一開始的時候我還覺得很難想像。折疊床被黃綠色汽車軌道、呼拉圈、小音樂鼓等等一堆玩具蓋住，幾乎看不到。角落旁衣架上掛著一塊橡膠襯墊，襯墊上面印有高飛狗與達菲鴨的圖案。

　　他們的女兒在一台「骸」牌顯示器前看卡通影片，一邊看一邊整理一個粉紅色的兒童化妝箱。我問她在做什麼，她沒有回我話，只是一臉不解地看著我，那個表情好像是在說：「笨問題！你這外國人好奇怪，你沒有看到我在看卡通片，整理化妝箱嗎？」

　　女兒能去哪裡唸書？

　　雖然距離二○一八年九月還有一年的時間，但是路波他們夫妻已經在煩惱女兒就學的問題，不知道屆時他們的女兒該進哪一所學校。這真的有一點諷刺。路波自己早早就已輟學；那時候的他比他女兒現在也大不了幾歲，在學校時每一分鐘都覺得很討厭，但是現在設法讓他們的女兒進好學校卻成了他們夫妻最大的煩惱。按照中國嚴苛的「戶口」制度，農民工的子女幾乎完全禁止進入城裡的公立學校（少數進去的，因為不是本地居民，通常是繳了一筆很大的特別費才進去的）。他們必須到父母出生地村子裡小學就讀，不管多遠都一樣。但是他們的父母現在既不住那裡，也不在那裡工作。後來這些遠離家人在鄉下就讀的孩子發生了一些悲慘的事情，教育官員這才表示要修改法令，多開放鄉下孩子到城市小學就讀，讓孩子多接近父母。不過路波卻說，要讓孩子擠進城市學校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口氣很克制。

　　東莞，以及全國各大城市，已經開始在實驗一種「記點制」，準備對一定數額的外地人提供「戶口」。按照計點制的規定，有意者若是累積到一定點數，就可以合法申請當地「居住許可」以及此項「許可」附帶的種種權益。這種種權益當中，大家最想要的無疑就是孩子在城市學校上學這一項。這一種記點制依照各種標準幫你打點數，譬如教育程度越高，點數就越多；在當地買房也有點數，連續幾年捐款給社會福利計畫也有點數。但是對大多數農民工而言，要累積到足夠的點數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這一點在莫路波也不例外。他們多數都沒讀過幾年書，對社會福利計畫捐獻也沒有規定要求的那麼多；老闆和員工都一樣，為了省錢，很少或根本不會捐款。這在中國是很普遍的情形。他們也幾乎是永遠沒有錢在城裡買房子。路波說：「你就算在虎門買了房子，你在虎門一樣沒有戶口。東莞的戶口是給天才用的，只有特殊人士才要得到。」2

　　所以，路波夫妻必須考慮公立學校以外的選項。有一個可能是讓她進東莞的私立學校。這些私立學校很多都自誇為「外語學院」。我問路波所謂「外語學院」是不是表示他們有在教英語，他認為應該是有，但是他不確定。中國的鄉下人很多都會把全世界的語言分成兩種，一種是「中國話」，一種是「外國話」，路波也是這樣。他是布依人，他們從小說的傣語被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是「中國話」。至於「外國話」，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會講「外國話」（中國人要是聽見有人講英語，總是會說：「哇，你外語講得真好！」）。不過私立學校學費很貴，一個學期的學費可能高達一萬五千人民幣；要繳這一筆錢，真的需要一番天人交戰。教學品質問題也很大。和公立學校比較起來，這些「外語學院」大部分老師都不懂教學法，也沒有備置標準教學設施（其他自稱有教外語的學校也一樣）。農民工最後的選擇就是把孩子送回自己家鄉，去讀村子裡的住宿學校。這也是他們最常見的選擇。這是路波最不想要的。

　　「我們要女兒留在身邊，不想讓她變成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悲歌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一些悲慘的事件，「留守兒童」變成全國聞名的一句話。「留守兒童」指的是全國大約有六千一百萬農民工子女，或說是全中國五分之一的青少年，不是在父母身邊長大。那些悲慘事件，其中最重大的一件或許是貴州畢節市五名兒童死在垃圾箱裡的事件。這五名陶姓兄弟躲在垃圾箱裡燒煤炭取暖，結果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這些孩子的父親都在深圳做事，把他們留在家鄉就學。三年後，一樣是在畢節，又發生一兄三妹兒童自殺事件。這一兄三妹在他們父母離家外出工作之後，喝農藥自殺身亡。

　　除了「留守兒童」問題之外，研究人員也開始探討戶口政策對年幼兒童造成的健康傷害。這種問題雖然比較沒有人注意，但是一樣困擾。

　　社會科學家的田野調查發現農民工的子女常有營養不良、發育不良情形。小朋友不論是住校或者是和祖父母同住，吃得都很差。根據史丹佛大學、中國科學院、西安西北大學所做的聯合調查研究，這些留守兒童身高平均比其餘的中國兒童矮三公分，體重也少很多。

　　心理的傷害同樣令人擔憂。根據北京「歌路營」（GrowingHome）基金會二○一五年所做的調查研究，鄉村住校學生有百分之六十三有孤獨感，將近五分之一說他們很憂愁，還有不少人想過要自殺。吸藥、輕微犯罪也很常見。北京師範大學和官方的「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二○一三年所做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有很多小朋友受到親友、老師性騷擾。北京有一家瑞典來的企業顧問公司北京瑞聯稚博諮詢有限公司，二○一四年我開始報導這些小朋友的境遇之時，該公司的「兒童權利及企業社會責任中心」執行長桑娜．強森（SannaJohnson）告訴我

　　說：「這些孩童都有某種心理創傷，通常在學校都學習不良，也很容易出現不良行為。」3

　　在二○○○年代，農民工如潮水般湧入沿海城市，掏空了鄉村人口，另外一部分由於「一胎化」政策，全國的生育率也開始降低，政府官員因此下令整頓小學。一九九七年全中國有六十三萬間小學，其中很多都是鄉村的小學校；經過整頓的結果，二○一一年全中國剩下二十五萬四千所小學，但班級平均規模增大。4鄉村的小學校關閉，鄉村間的縣城卻建了很多大型住宿學校來收容留守兒童。到了二○一五年，全中國總共有十萬間住宿學校，大部分都過於擁擠，質量不佳。5中國科學院是個龐雜的官僚機構，工作人員有六萬人，其中四萬八千五百人是科學家和研究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一個月，中國人模仿當時蘇維埃的國家科學院，創立了中國科學院，由郭沫若擔任院長，一當就當了將近三十年。郭沫若是當時中國著名的作家、詩人、共產黨信徒。如今中國科學院在中國各地總共有一百零四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包括火箭科學家、物理學家、奈米技術專家、氣候變遷專家等等，什麼科目的科學家都有。由於我是《商業周刊》的記者，所以中國科學院平日並非我的「轄區」。

　　不過有一年三月一個冷冽的早晨，我卻要前去北京大學拜訪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羅斯高是史丹佛大學教授，六十開外歲數，滿頭白髮，一輩子皓首窮經做研究。他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中國同事常常笑他「比我們還像中國人」。有個教授從事田野工作已經多達三十年，他卻說：「羅斯高在中國鄉下的時間沒有哪一個外國人比得上，沒有人比他更了解鄉村教育狀況。」

　　我們在中心三樓一間寒冷的會議室就座，羅斯高笑著說：「我們在這裡（北京大學）比較好，因為我們在這裡很受器重。中國科學院不太注意我們的研究。」

　　我這一次來找他，是要為幾天之後的一趟中國華西報導之旅確認我該遵守的「規矩」。中國政府經常宣揚他們在華西辦教育非常成功，我這一次報導之旅是想要去看看這種「成功」的另一面。我想看看中國內地那些住宿學校擁擠的情形，而不是通常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那一面。

　　但是，羅斯高說，我做報導的時候，凡是和我談過話的校長、老師，在我報導中必須完全「匿名」。我們之前有通過電話，他在電話中說：

　　「我不管你報導說哪一所學校宿舍有尿臭味，因為沒有電燈，因為最近的廁所距離宿舍一百公尺，六歲的小朋友晚上不敢上廁所，所以尿在床上，結果被下一輪要睡那一張床的同學打，但是你不可以說劉校長這樣說、劉校長那樣說，要不然他們會遭到革職。」（他說的「劉校長」只是舉例說明，不是真有其人。「劉」是中國人常見的姓氏。）我們在空蕩蕩的會議室隔桌相對，他說：「我們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講出他們的姓名。你可以講『陝西』，可以說陝西這個西北省分以豐富的煤礦儲存量和貧窮的鄉村聞名，你可以講『陝西東南部』，但是不要講哪一縣。除非有人告訴你他不在乎你把名字講出來，要不然你就這樣做。你這一趟報導之旅，只有這一條底線。」6秦嶺上的小學

　　要離開西安之時，我發覺實在很難相信這裡曾經是唐朝都城，那時候叫做長安，意思是「長治久安」。西安的街道呈規律的方形網狀，街道兩旁種滿了槐樹。六世紀時，這裡是全世界最大、最繁榮的城市，四處可見本地和外來穆斯林和佛教徒社區。「兵馬俑」就出土於這個塵土飛揚的城市，那是一種以赤陶土塑成的士兵塑像，年代回溯到更早的秦朝，吸引全球無數觀光客慕名而來。全中國的城市都曾經歷過房地產泡沫，西安自不例外。我們出城前往鄉下的路上，路邊全是剛剛蓋好的住家大樓，大部分都沒有人住，連綿數公里，最後才看到一些低矮的工廠廠房集結在郊區。這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城市常見的情景。

　　等到我們開始爬上秦嶺，這一幅熟悉的情景消失了。秦嶺自東向西綿延，形成了北邊黃河南邊長江之間的天然界線，最高峰超過三千五百公尺。這一帶的針葉林和落葉林是赤褐色秦嶺熊貓和巨大蠑螈的棲息地。這裡的中國蠑螈身長可達一點八米，是全世界最大的兩棲動物。二○○七年，中國的G5高速公路（京昆高速）開通，總長兩百五十五公里，沿途有五百四十座橋梁、一百三十六條隧道。我們行駛在G5上面，偶爾看到兩旁山坡上紅磚瓦房的村落。我們還看到山谷中間的一條路，路邊矗立著「比亞迪」電池廠廠房。

　　抵達縣城之後，我們的車子立即離開幹道，轉到一條山路。這是一條土石路，汽車開上去一會兒，路面開始縮小成一半，接著從一條陡峭的坡道開到一條河谷裡面，左邊是溪流，右邊是直逼眼前的山壁。司機每遇到轉彎處就猛按喇叭，因為看不到轉角另一頭是不是有來車。我們經過一處地震災後遷置的村落，新的磚牆屋牆上掛著一個牌子寫著WC，表示這是臨時公用廁所。這一處遷置村落蓋在一座舊水庫下方，那高高的水壩就聳立在村莊後方。我衷心希望這個地方不要經常有地震。

　　我們的廂型車終於駛進一座大門，停在一所小學的庭院中。有十五個小朋友在庭院中圍成圓圈用皮球在玩「鬼抓人」遊戲。他們穿的是很便宜的尼龍大外套，頭上戴著聚酯帽子，手套縫縫補補的。那一棟紅磚房是教室，進出的門開在一邊。教室的水泥地面髒髒的，桌椅坑坑疤疤。另外有一間廚房，因為是用燒柴的爐子，廚房牆壁上沾滿了煤灰。

　　外面靠牆壁放了一堆木柴，擺得很整齊，遮住了半個牆面。這些木柴不但要供煮飯菜用，也要供給學生冬天生火取暖。

　　校長笑著走過來迎接我們。他四十二歲，一頭亂髮，一臉風霜，對我說：「我們去辦公室談，那裡比較舒服。」但是，以他那樣想要好好接待遠方來客的殷切之情，他的辦公室之簡陋讓人看了不禁一陣辛酸。

　　他的辦公室位於二樓，是前幾年才在峽谷比較高的一端增建出來的，經費來自遠在北京的教育部撥出的一筆特別基金。幾年下來，這間「新」辦公室已經折舊到和整個校區融合無間了。7

　　我和校長在那一間寒冷的辦公室隔著一張長桌就座。他的後面靠牆有一座玻璃櫥櫃，加了鎖，裡面放的是幾本學校視為珍寶的精裝書，學生讀的紙本教科書太單薄，與此不可同日而語。從小小的窗戶看出去，可以看到密集耕作的玉米田一直延伸到山壁前的緩坡之上。「很不容易，」校長臉上泛起愁色，「我們這裡六十個學生，三分之一住校，我煩惱的就是他們。其餘的三分之二晚上回到家可以吃好一點，住校生也可以吃飽沒問題，他們不會挨餓，問題是他們吃的東西不對。」後來，有個十二歲的男孩子告訴我說他喜歡這裡的伙食。他說，他們一個星期只吃一次肉，肉類特別受學生歡迎。

　　校長叫了兩名學生來讓我詢問，兩個都是住宿生，和我們談話時，眼睛始終看著桌面，不想和我眼光接觸。其中那個女生，十三歲，穿著蓬鬆的粉紅色大外套，手臂上套著兩層毛線袖套。她看樣子比較不那麼害羞。我們交談的時候，她有時候抬起眼睛偷瞄我一下，眼光馬上又飄回桌面。

　　我問她你想不想父母。她沒回答，只是伸手去搓袖口，接著突然流下淚來。我看著她，覺得很懊惱，想說她以後是不是會永遠記得在學校裡曾經有個陌生人把她弄哭了。校長輕聲地問她：「你想不想父母？」她回一回神，然後說：「想，很想。」她一年只看到父母一兩次。大部分農民工的孩子都是這樣。農民工不論在哪裡的工廠做工、在哪裡的工地做工、在哪裡的飯館廚房打工，都很少有假期。8中國共產黨總是聲稱自己的存在是要「為人民服務」。這種說法如果是真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就必須依靠它確實為全民提供了基本教育才會成立。以前國民黨統治的時期，中國內戰不斷，加上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兒童只有一小部分有機會受教育。一九四九年以後，這種情形改觀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黨打算在全國提供全民教育──

　　這「全

　　民」包括數以千萬的農民子女。這一項政策將和全民醫療政策一起推動。政府將派遣大批的「赤腳醫生」前往農村，解決過去無人理會的鄉村群眾之所需。所謂「赤腳醫生」，指的是僅僅受過基礎訓練的醫護人員。同時每一個農村公社和國有企業都要建立集體學校，一定要做到每一個小孩子都有學習的機會。不過這裡面很諷刺的是，共產黨雖然不喜歡孔子，但是卻拿孔子家喻戶曉的「有教無類」這一句話來做號召。共產黨宣稱，要振興中國，一定要靠教育給予每一個人公平的機會。

　　新的領導人在這一方面確實有相當大的成果。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人約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到了一九六四年，這個數字降低到三分之一，一九八二年又降低到百分之二二點八一。一九八六年，中國通過相關法令，開始實施全民九年義務教育。我在一九九五年初次來到北京，五年後的二○○○年，中國的文盲率僅剩百分之六點七二。9上海菁英教育的假象

　　但是，這種成果儘管確有其事，中國的教育制度實際上卻很不公平。最大城市的學生分配到的資源也最多，內地學校則是教室、宿舍都太擁擠，教學品質低落。但是各國觀察家卻總是稱讚中國教育制度令人又愛又恨，對於這個現實卻常常視而不見。這種傾向，到了二○一○年末，更是明白顯露。此前不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宣布說，中國上海的十五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三方面檢測所得分數最高。對於這個消息，很多美國人幾乎再一次感受到「史普尼克震撼」 ── 一九五七年，蘇聯在太空競賽中領先美國，率先將史普尼克號衛星發射到了太空 ── 美國人舉國開始反省。美國人在PISA那裡的表現這麼差，國會隨即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Act），撥款數十億元用以改善學校教學品質。美國學生在PISA的數學測驗中，落在中國上海、匈牙利、波蘭、捷克之後，位居第三十一名。美國人驚嚇之餘，促成了歐巴馬政府開始實施「共同核心州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到目前為止，美國總共有四十二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實施這一項標準。

　　二○一○年十二月，美國教育部長阿恩．鄧肯（Arne Duncan）說：

　　「說起來很殘酷，PISA測驗的結果顯示很多已開發國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們……中國教育制度之『寶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積分。近二十年來，很多進步國家都已經一一超越我們；這個真相很殘酷。美國人必須認清這樣的現實。新興競爭者已經在培養他們的國家幼苗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人，我們不能再忽視自己的責任。」10他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對美國人而言，這絕對是一記警鐘，其結果對我們每個人都構成了重大的挑戰，我們不能不處理這個殘酷的真相，以認真的態度面對美國人的教育。」11

　　但是，上海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舉上海為例來稱讚中國的教育制度，總讓人想起俄國一件相同的事例「波坦金村」（Potemkinvillage）。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搭配戶口制度、極高的生活費用、冷血而效率極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不僅上海的小朋友無法代表全中國的小朋友，就是上海本身住在的一百多萬民工子女也都禁止就讀公立學校，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什麼PISA的測驗。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是研究中國戶口制度的專家。十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學外面一間咖啡廳碰面。他說：

　　「只要農民工子女多一點的學校，PISA就不取作樣本。」12共產黨長久以來一直宣傳教育機會人人平等，但是中國教育制度不公平，其實早在建國之初就因刻意的政策而種下了根源。毛澤東等一幫人，效法蘇聯的史達林，決定當時稀少的教育資源必須集中在少數幾間從小學到高中的公立學校上面。這些權貴學校始建於一九五○年代，至今還在運作，很像現今美國的一些「直屬學校」，讓畢業生大多數進入頂尖大學。在中國，這種權貴學校叫做「重點學校」，專為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訓練技術官僚、工程師、「專家」（依照毛澤東的想法，中國教育制度的目標是培養「又紅又專」的學生。「又紅又專」意思是指「意識形態正確，又具有專業技能」）。重點學校只有少數人能夠入讀，主要是一些和黨內關係良好的人，其餘多數人都下放到低品質的學校。

　　地方財政窘境惡化了教育條件

　　這樣的制度十分扭曲。但是隨著一九九○年代中政府進行的財政改革，這種制度的扭曲更加嚴重了。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施政志在必得，後來以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為人稱頌。但他當時有個艱難的任務，就是要管住一些越來越不服從中央領導的省分。拜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所賜，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讓這些沿海省分的地方政府累積了一些預算剩餘，開始不理會中央的政令。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內，外界的觀察家此時寫出來的報告都說中國和前蘇聯一樣，即將分崩離析。

　　北京的領導階層知道，要管住那些不聽話的省分，就必須加強控制他們的荷包。還不用等到他一九九八年升任總理，朱鎔基就已經達成這個任務。之前那些省分交給中央的地方稅收只有百分之二十，現在則是奉命交出一半以上。這些省分現在手頭上錢少了，行動就不再那麼肆意而為。但是這樣的追稅，偏偏又碰上此時中央領導階層亟欲重建並擴大社會福利，這當然包括教育和醫療保健。這兩方面此前碰上人民公社結束和國有企業改革時就完全崩潰。但是現在中央卻要地方負責為新計畫提供經費。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說：「北京擔心對廣東等這種富裕的省分失去控制。這就是『中央再集權』的理論基礎。他們對地方財政施用的辦法就是讓歲入和歲出差距擴大。」13（在中國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之下，地方政府不得徵收自己的稅捐。）正因為如此，所以朱鎔基的改革無意間造成了社會福利經費的地區差異，後果至今仍困擾著中國政府。因為這種差異，沿海富裕省分用在醫療保健上面的經費就排擠了貧窮內地的經費，也造成了區域間平均壽命的差異。譬如說，上海男性的平均壽命是八十點二年，但是西藏卻只有六十八點四年。也是因為這種差異，所以幾年前上海用在每一名小學生的經費平均為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元，但是在貴州卻只有三千兩百三十七元，或不到上海的四分之一。14因此難怪貴州等急缺現金的地區學生的輟學率比上海、北京等富裕的城市高了很多。二○一二年傳出湖北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學生自備課桌椅上學的事情，中國人驚愕之餘，網路上大家熱烈議論了很久。

　　家長不在身邊的孩子

　　離開陝西南部山區，重回平地，進入廣闊的河谷，四周所見全是一望無際的玉米田和稻田，包圍著中間一個本區最大的市鎮。一進入鎮裡，農業立刻讓位給商業。大街上一整排商店，有賣手機的，有賣菸酒的。他們在窗戶上直接噴上中國字「手機」、「菸酒」當作招牌，連什麼牌子都不講。「菸酒」這兩個字特別有意思，因為可以拿來玩「同音不同義」文字遊戲。中國人很愛這種遊戲。像「菸酒」和「研究」就同音不同義。據說中國的地方官員碰到人民申請批准開店開工廠時，常常會說：「（這個我們）研究研究！」他這個話的意思是說他要先研究看看再決定要不要批准，不過據說這也有可能是一句暗語，在向你示意說如果你送他菸酒，你申請批准的流程就會快一點。

　　不過，在這種小市鎮，除了通信器具、菸酒消耗品之外，一樣有賣日常用品的商店，看得到的商品有美國來的汰漬（Tide）、奧妙（Omo）、中國品牌白貓（White Cat）等洗潔精、粗糙的絲襪、積滿了灰塵的貨架上有米餅、草莓味奧利奧（Oreo）餅乾。平面滑蓋型冷藏櫃裡有可口可樂、雪花啤酒、奶茶、礦泉水。那些礦泉水，瓶身軟趴，一拿起來就從中間彎掉。街上三輪拖車熙熙攘攘，走得又慢又吵；機車很多，四處穿梭；送貨車急行而過，司機按喇叭像是在參加電玩競賽一樣，從不鬆手。

　　離開吵鬧的大街，從貼白磁磚的大門進入學校，整個人立即感覺輕鬆不少。這所學校有一棟新建的三層教室大樓，圍成方形，像是一座「圍城」，中間是運動場。停車場旁邊有一座名人雕像，雕像兩旁各建有一座中國式寶塔。這位名人是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華羅庚，雕像的基座刻著這位名人的名言：「時間是由分秒積成的，善於利用零星時間的人，才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校長身材矮胖，一張圓臉表情很嚴肅，來到我們的廂型車前迎接我們，然後帶著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我現在已經很熟悉這樣送往迎來的流程。學校的擴音機正在對學生宣布一些規定，我盡力在那嗡嗡聲響之中對校長講話，讚美學校的運動場整齊乾淨，但是這一位進入中國教育制度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的老鳥似乎無動於衷。對他而言，比較重要的是抓住這一次機會讓現在這個外國訪客明白管理住宿學校非常困難，但實際上也確實很困難。這所學校的硬體建設尚可 ── 實際上近年來中央政府確實給了經費在全國各地學校蓋新的教室、運動場，重新裝修餐廳 ── 但是教學軟體奇缺。本校學生約為三百名，但是老師卻嚴重不足，大部分又有點年紀，受過扎實訓練的也不多，流動率又高，特別是年輕的老師，往往沒多久就離任前往城市就業。他來這裡擔任校長三年，已經有八位老師走掉。

　　由於學生的父母通常遠在外地，所以有時候碰到學生需要就醫，就必須由校方想辦法。他之前曾經向地方的教育局申請設置一名護士，但是未獲批准。說到這件事，他明顯很惱火。他說：「簡單的事情我們都盡量自己處理，但是碰到比較嚴重的，我們就不能不送到醫院。」他邊說，手機邊在兩手間換來換去。他四十多歲的人，穿著舊舊的咖啡色西裝，黑色皮帶的帶扣上有CHIC字樣。對於這一位校長來說，哪些學生最難搞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留守兒童」，約占全校學生的一半，都是住校生。他說：

　　他們的父母大部分時候都不在，這樣，管教的責任就落在老師身上。他們情緒不穩，因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父母親都不在。碰到有什麼事情要處理，必須去他們家，找得到的都是他們的祖父母。

　　他開始說起這些學生的種種困難，口氣很忍耐：他們不好好讀書、不做功課、不來上課，有來的話就睡覺，要不就是玩手機。他說，我們盡力讓他們吃飽，睡好。他們只有一名「生活老師」負責管理七十名住校男學生，另一名「生活老師」管理差不多也是七十名女性住校生。根據北京新制定的政策，現在每一所住宿學校都必須要有「舍監」老師，但事實上很多學校都沒有設置。校長說我只要和舍監聊聊，就知道他們受到的挑戰有多大；說著就把我們帶到學校的大宿舍。15管女生那個生活老師對自己信心堅定。她三年前從軍中退役就來做這一份工作，現在差不多年近三十。她手裡抓著一大串鑰匙，抿著嘴笑說：「我是來這裡保證她們安全的。」那一串鑰匙裡面鐵定有一支是開樓下欄杆鐵門上那一支大鎖的。我剛剛上來有看到一支大鎖掛在上面。

　　這一道欄杆鐵門圍住了上來的梯道。我突然領悟到這一道鐵門晚上是關起來鎖住的。我這一想，心裡不禁一沉，因為近年來工廠工人、卡拉OK員工、學生因為宿舍鐵門鎖住而被大火燒死的事情時有所聞。

　　我和這位生活老師站在三樓宿舍外面走道上交談。她說：「我讓這些女孩子懂得每個星期應該洗兩次頭髮，要常常把床單拿出來晾，房間一定要保持整潔。」「幫助這些孩子處理心理問題也是我的工作，」她說，「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想念父母，覺得孤單，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特別會有這種感覺。」管男生的生活老師受到的挑戰不一樣，男住宿生最常見的問題是打架、逃學。16

　　校長剛剛也有說，要讓這些住宿生不要製造問題，辦法之一就是把他們的時間排滿，不要讓他們有空閒。女生宿舍很簡陋，一間寢室睡八個人，配置藍色雙層鐵床，床尾擺著一條摺疊好的毯子。我在其中一間寢室的牆上看到一張每日作息表。原來這些學生是每天早晨六點五十至七點二十之間起床，先是打掃房間、個人漱洗，七點半到外面集合，跟著擴音機播放的音樂做十分鐘早操，然後吃早餐。吃過早餐之後，整天上課，全部七節課，每一節四十分鐘。他們上的課，其中數學、中文、英文、政治是必修科。

　　除了中午吃中飯，下午做十五分鐘的運動，下午下課後吃晚飯，他們整天不是上課就是「自習」。這種課程安排就是要讓學生每一分鐘都有事做，一刻不得閒。下午六點四十吃過晚飯之後，住校生全部要進教室安靜自習 ── 此時校方會把教室門鎖住 ── 然後十點就寢。有個十四歲的男生，留個碗蓋頭，小小的個子使他看起來沒那麼大。他說：

　　「我很想念父母。沒有人和我講話，我很難過。」17返鄉後的適應困難

　　在連結九龍半島與香港島的紅磡海底隧道的出口附近，座落著香港理工大學。十月的一天，原本濕熱的夏季氣候近日已經變得比較舒適，我來到理工大學的一間小辦公室，和社會學家顧靜華碰面。她書桌後面的書架擺滿了書本和各類期刊、學報，全部都是探討中國工廠經濟苛待民工現象的資料。中國這些苛待民工的工廠，其中包括蘋果iPhone與iPad的龐大供應商富士康。顧靜華說她研究的是這些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以及決定這些孩子在哪裡以及如何上學與生活的戶口制度。

　　她三十多歲，是香港本地人。她說，農民工的孩子，從出生到五歲左右，通常留在村子裡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到了該上小學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會到父母工作的城鎮和父母同住。少數小孩子會留在村子裡，根本不上學。不過現在這種做法比較少了。我在炳花村一處磚牆上就看過兩句用紅字寫成的標語，說「文盲不結束，窮根不會斷」與「不送孩子上小學、中學是非法行為！」。

　　農民工子女到了城市，通常是進私立學校。近年來，因為農民工子女禁止進入公立小學，於是很多私立小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讓農民子女就讀。但是私立學校往往品質堪慮，而且學費又不便宜。像莫路波，他拚命要讓他女兒上學，就發現私立學校學費真的很貴，而且隨時有搬遷甚至突然關閉的風險，特別是如果當局想要強迫農民工離開時，這種風險更是高，因為這些學校的創辦本來就遊走在法律邊緣。然而，因為這些孩子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不得就讀城裡的中學，不管公立還是私立都一樣。所以小朋友到了五年級之後，大部分還是要回鄉下參加「中考」 ── 要進入鄉村裡的中學得參加的考試。每年這個時候，大部分中國十一、二歲的孩子都會進入住宿學校。根據估計數字，中國有三千三百萬學子以住宿學校為家。

　　屢屢搬遷，再加上與父母分離，他們的心理問題便是根源於此。顧靜華在河北省北京附近走訪過很多學生，和她面談過的，幾乎沒有例外，總是說回到鄉下是他們生活中的夢魘。她說，這些孩子在城裡學的禮貌，譬如「垃圾要丟垃圾桶」，早上碰到人要說「早」等等，但是村子裡不來這一套，也不欣賞這一套。其實就連語言都是問題。孩子很多都已經習慣城裡講的普通話，後來回鄉要用方言和家鄉人交談就覺得痛苦。顧靜華說：「我們一再一再聽到他們說，他們回鄉之後覺得自己過得不如從前 ── 他們覺得自己回到了地獄。他們總是問自己說為什麼要把他們送回落後的鄉下。」18

　　但是還有一個想不到的意外，那就是他們在城裡學校讀的課業，程度竟然比從未離開鄉下的同學低了一至兩級。這其實是改革無意間造成的結果。改革的本意是好的，原來是要讓中國的教育從原來偏重記憶轉向發揮創意。所以城裡的學校早就開始增加多元課程，減少考試壓力；不再一面倒幫助學生準備「中考」和「高考」，而是減少整體課業負擔，但是增加了體育、藝術等新科目。

　　但是學生在城裡遭到驅逐，回流到鄉村學校之後，鄉村學校施教的卻還是以考試為導向的課程。顧靜華說，這一來就使返鄉學生處境更加不利19。前幾年在城裡上的寬鬆課程現在反過來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她解釋說：「本來是中國的決策者希望中國能夠趕上新的創新經濟，所以進行了改革；他們不想再繼續填鴨式教學，開始鼓勵獨立思考。但是農民工子女回到村子裡時，讓他們苦惱的就是這種改革。」搬遷、轉學、遠離家人，住在沒有人情味的學校宿舍，這些都可以解釋他們學習不良的原因。同樣也是這些原因，所以返鄉學生輟學的越來越多。史丹佛大學的羅斯高告訴我說，中國現在的勞工，高中畢業的只有四分之一，這個比率甚至低於土耳其、巴西與南非。「鄉村小孩不上學，其代價可能是中國經濟在二○三○年崩潰。只要還有四億人不認識字，不會寫字，中國就沒有辦法轉進為高工資高技術經濟。」20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

　　同時，有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高考」是很公平的制度，可以不論學生的社會背景，把最優秀的學生送進最優良的學校，但其實「高考」擔當這個角色是很失敗的。運氣好出生在北京、上海等富裕城市的小孩子，申請上當地大學自然具有主場優勢，而當地大學正好就是全國最優良的大學。他們分數比鄉村小孩低，但是卻會被這些學校錄取。所以你在北京的北大、上海的復旦大學等頂尖大學碰到的常常是當地的小孩子。同時，鄉村小孩子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 ── 大部分都是來自華西貧窮省分，而這些省分又沒有什麼好的大學 ── 原來就已經很少了，能夠獲得錄取進入華東地區優良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個問題早在二○○五年在男性青年身上就已經很嚴重。那一年，全中國各城市二十三歲的男性年輕人有百分之六十八完成了高中以上學業，但是在鄉村，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三。但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約翰．吉爾斯（JohnGiles）說，這麼多年來這種差距並沒有怎麼改變。21顧靜華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階級」在英國的情況。她認為，在中國，教育制度是維繫嚴格社會結構的關鍵。她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國，大家都認為他們的教育制度是擇英才而教，公眾教育和高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公平的機會，但其實當然沒有。」中國政府希望學生至少都接受「最起碼的」教育，但這是因為他們想要培養好工人、好勞工，以利追求新經濟。但也就只有這樣了。政府教育是用來培養工人，不是培養公民的。

　　顧靜華把中國的教育制度比喻為巨大的「漏斗」，這個漏斗逼迫數以百萬、千萬計的鄉村孩子必須做一個不情願的選擇。他們要不就是百般無奈地忍受住宿學校，並接受幾乎不可能擠進大學窄門的現實；要不然他們就是中途輟學，再度回到城裡，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到工廠、工地、餐廳做工。後面這一個選擇就是重蹈他們父母走過的路，整個循環重新開始。以後一樣把他們的孩子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一樣無法接受良好教育，最後和他們一樣又出來做工。這就是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父母那種失落之情的緣由，他們原本一直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夠生活好過一點。

　　小陳一家

　　我去拜訪前農民工陳金彥（譯音）時，在他身上就看到了這種惡性循環造成的後果。陳金彥年輕時早早就輟學離家，二十年來都在青島的工地做工。青島是中國北方的沿海城市，以生產青島啤酒聞名於世。目前他暫時回到陝西南部一個市鎮。他小時候在這裡長大。現在他和父親陳登科（譯音）一起在蓋一間兩層磚樓，準備他兒子日後娶媳婦成家時可以有地方住（他自己幾年前離婚了）。

　　他兒子小陳，今年十四歲，八天前一天下午走出住宿學校後人就不見了。他學校我去過。陳金彥拿著鐵鎚在樓房樑木上釘釘子，然後停下來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逃跑。他交了一些壞朋友，學壞了。我希望他還是會回來。我要他讀書，但是我總是不在家，要怎麼盯他？我一定要到外面找工作，要不然沒辦法。我要賺錢才活得下去。」祖父陳登科身體靠著新砌的磚牆，像是在看有沒有下雨那樣半抬著頭說：「我給吃給穿，給零用錢。我做得到的就這個。他現在長大了，我管不動了。」22

　　我未曾見過陳金彥的兒子，後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回家。隔天，我拜訪了同一鎮上另外一名中輟生。這名中輟生現在在西安一家北平烤鴨餐廳當廚師，月入兩千元人民幣。他向我描述他之前讀的學校，聽起來我看過的學校都沒有這麼差的。他會決定要離開，惡劣的住宿條件是主因。十九歲的陳學良（譯音；和剛剛的陳姓一家人沒有關係）上工之前坐在他們餐館的進餐區告訴我說：「宿舍爛透了。一間房住二十個人，一張床兩三個人睡，我從來沒想到會這麼擠。」他身上罩著白色罩衫，頭上很隨性的戴著廚師高帽，說：「常常沒有床，他們就把飯桌併在一起給我們睡。我父母親自己只讀到三年級，卻一直要我們讀書。我跑過兩次，他們跑來把我找回去。」他說得很懊惱，「最後他們還是算了。我的小妹妹是個好學生，我們家又窮，所以我想我們最好把錢花在她身上比較好。但是我有時候也很後悔。」23

　　製造廉價勞工的職業學校

　　學生除了輟學，完全離開學校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進入職業學校。職業學校近年來成長很快。很多決策者都認為這是個好出路。鄉村小孩子如果成績不好，不如就乾脆放棄學業，直接受訓培養一技之長，擔當創造新經濟的齒輪。二○一四年春，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北京全國職業教育會議上說：「中國經濟將隨著中國產品及服務品質的改善而崛起。如果中國的九億多勞動力大部分都學會了中端到高端技術，中國製產品的規模和水平會高到什麼程度。」24中國仿效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制定及實施各種五年經濟計畫、社會計畫已有近七十年的歷史；當局在這些計畫中都設定了宏大的目標。職業高中和兩年制及三年制的職業學院的學生預計將從二○一四年的三千萬人增加到二○二○年的三千八百三十萬人。另外，在現有一千三百所職業學院之外，還要將大約六百所大學改制為職業學院。包括一萬兩千所建教中學在內，中國現有的這一類學校全世界最多，但是大部分都師資不良、經費不足。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布的實施準則，這些職業學校的經費由地方政府負責，但是職業學校可以申請低利貸款及優惠稅率。25那一次前往陝西省採訪，我順便觀察了一下這些計畫推展的成果。

　　已經有媒體報導指出問題其實很嚴重。根據當地媒體所說，現在的學校重點變成在訓練低技術工人，使之成為電子工廠的廉價勞工。二○一○年，富士康員工幾個月之內二十幾人相繼自殺，使得富士康在國際上身敗名裂。輿論對富士康的批評就是該廠極度依賴低薪職校學生製造產品。

　　那一天，我採訪了幾所住宿學校之後，投宿在一家旅館。旅館大廳鋪著華麗的大理石，附帶的咖啡座沒有什麼客人。上樓進了房間，發覺房間很小，床鋪很硬，毛毯破舊。我找到了一家賣豬排的餐廳，多喝了一點啤酒，醺醺然之間不禁覺得自己幸好不是在中國鄉村長大的。隔天早上，我爬上我們的廂型車，先打開車窗透透氣，讓自己從宿醉中清醒過來，然後向鎮上唯一一所職業學校出發。

　　在這所學校的校長辦公室裡，穿著黑色西裝的校長告訴我說，他們這一所學校有學生七百多人，年齡十六到十八歲，學生接受六種職業別的訓練，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學前教育、汽車修復（女生選修這一科的最多，男生則是第二多）、火車服務這三項。中國的高速鐵路目前正大幅擴建中。校長是陝西本地人，年齡五十開外；他告訴我說，學生想從事火車服務業的話，要學習的課程包括禮儀、食品安全、衛生、標準普通話、基本英語。另外的三個科目是電腦、旅館及旅宿管理與農業訓練。

　　不幸的是，一項新的政策規定學前教育老師必須接受大學層級的訓練。

　　他感慨說，他的學生因此而受阻，未來無法選擇學前教育老師為職業。

　　「所以我們運氣不好。火車服務以後將會成為我們的第一個選擇。」每一個學生經過兩年的學習之後，必須要去外面的公司實習一年才能夠畢業。

　　不過校長也承認，在這義務性實習的一年，學生做的事情其實和在校學的科目根本沒有關聯。這一所職業學校早已成為江蘇省蘇州一家汽車零件製造廠廉價勞工的來源，保證供應無缺。絕大部分職業學校都有這種情形。他們這一所學校甚至因為和廠商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派了三名老師駐廠內，以便學生發生問題（譬如在廠裡弄壞了什麼東西）時可以就近處理。和我早先去別的學校採訪時一樣，這一次校長也是從宿舍找來了四名學生，讓我這個外國人問問題。我準備好筆電，他們四個人列隊走進來，在我面前坐下來。他們四個看法都一樣，認為所謂「實習」其實就是上生產線做工，而且工作通常不是很愉快，報酬也不怎麼樣（他們都會收到一份所謂「薪水」，但往往是全廠薪水最低的員工）。他們四個人都沒聽說過有什麼實習項目和在校學習的科目有關，他們本校或他校都一樣。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說：「廠裡沒有人會教我們什麼東西，他們看我們就是廉價勞工。」這個女孩子是陝西本地人。

　　「老員工應該要教我們才對，但是他們沒有，我們一做錯事就罵我們，整個生產線就受到了影響。」26

　　我和很多專家都討論過，其中沒有一個比羅斯高更認為推廣職教是個嚴重錯誤。他的看法有統計數據支持。他和陝西師範大學的幾位中國專家對省內一百四十所職業學校以及沿海省分浙江省的職業學校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實際情況比他們想像的還要糟糕。學校不但沒有教學生電腦、旅宿服務等本科科目，就連數學等基本科目也沒教。羅斯高告訴我說：「我們發現這些學生第三學期懂的東西反而比剛入學的時候少，因為他們已經忘記之前學的東西。」

　　因為總理李克強等中國領導人大力肯定職業訓練非常重要，因此政府的大筆經費就開始流入各校，造成了嚴重的貪汙問題。羅斯高和他的團隊進行調查研究時必須找學校來做研調，於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幽靈學校」，進而發現了貪汙規模之龐大。這些「幽靈學校」都有登記為學校，但是卻沒有校園、老師、行政人員、學生，只有學生名冊，但當然是造假的學生名冊。中央政府對這些「假學生」，每一名每一年撥付一千五百元補助款。羅斯高估計，這一筆金額全部多達每一年八百億美元。「中國的職業教育從來沒有做過評估，所以他們不知道這種事情。」校長也告訴我說：「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有人來視察時，「他們就請人假裝學生，事後帶著補助款就不見了。」27二月，潮濕的貴州山區嚴寒滯留不去，因為海拔的關係，再加上經常下雨，使得這種天氣變得異常難受。不過我在那樣的季節還是配合中國的農曆新年，安排了我的拜訪之旅。農民工平常向來很少返鄉，但農曆新年卻是去他們故鄉村子裡找他們的大好時機。我上次在虎門見過莫路波一家人之後，這十個月以來，他們家裡又多了一個人。他們家那個新生兒現在才兩個月大，很安靜，不太常哭。但是除此之外，路波整個人看起來很累的樣子，一臉浮腫。我們穿著大衣，坐在他們家一樓起居室談話。這是一棟農舍，很大，但是空蕩蕩的，是他蓋給他父母住的。

　　他用著疲憊的聲調向我解釋說隔天他必須自己一個人開車回東莞，然後後天才能夠到附近的機場去接他的妻小。他們要坐飛機回去，不要帶著襁褓中的兒子在那遙遠的路途上顛簸奔波。

　　我問他說他女兒再六個月就要上小學了，他準備讓她上哪裡的學校。他說他還不知道，但一定是私立學校。他肯定不可能累積足夠的點數好讓他的女兒在東莞上公立學校。他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不夠久，銀行帳戶的錢也不夠，但這兩項都是重要積點項目。況且他也沒有繳足社福基金。未欠繳社福基金也是獲得本地人身分的必備資格之一。我安慰他，說至少這幾年內他還不必煩惱他小兒子的就學問題。但是我一說完，馬上就意識到自己的失言像是在傷口上撒鹽，提醒他未來還有一件煩心事。28

　　推倒阻隔農村的教育高牆

　　中國的領導階層很清楚這種制度對農民工家庭有歧視，他們也說過最後會修正過來。除了想要擴大職業教育的那一股巨大動力，當局還曾經宣布一項「全國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計畫」，預計擴大對各層級教育的支出，於二○二○年制定出較為公平的制度。這項計畫呼籲眾人共同努力，做到「和農民工父母同住在城市的兒童能夠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研究並制定法規，容許這些兒童完成義務教育之後可以參加中學入學考試，不必回返鄉村。」29

　　不過，這一項計畫還是一樣把完成目標的責任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反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地方政府以其十分有限的預算，實在沒有那個動機接受外地的學生，增加自己財政的負擔。還有，計畫聲稱（還特別強調）「要加速設立鄉村住宿學校，優先讓留守兒童進住」也是十分冒進。香港大學華正中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白傑瑞（Gerard Postiglione）說：「讓學生接受義務教育這一方面中國做得很好，但是，讓學生的教育程度齊平這一方面卻做得不好，尤其城鄉之間更是如此。」30不論是怎樣的改革，如果要成功，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把那一道阻礙鄉村學生在城裡就學的圍牆推倒。這一道圍牆把中國的教育制度分成了鄉村和城市兩個不平等的制度。但是共產黨會這樣為中產階級和富裕城市居民提供機會，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城市的優良學校就讀，是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收買人心。各城市如果開放他們的學校給數以千萬計的鄉村小孩就讀，包括教室、師資等稀少的教育資源都會受到巨大壓力，中國的城市居民就會起來反對。中國的公安單位之所以會極力鎮壓那些出來要求平等受教機會的運動人士及民工父母，這才是主要的原因，要不然他們的要求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維權律師許志永留著一頭平頭短髮，相貌堂堂；他後來才漸漸了解這種要求有多敏感。先前的二○○三年，因為孫志剛事件，他開始參與取消「任意拘留」制度的運動。之後有鑑於中國教育制度對農民工子女的歧視，他開始漸漸把工作轉向對抗這一不公平的制度。他建立以維權為重點的NGO，號召全國工共知識分子開會討論公民權利。他這些作為觸怒了中國公安單位。一次協助農民工進行抗議活動，要求北京的學校對農民工子女開放之後，公安警察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名逮捕了他。二○一四年一月，北京中級第一人民法院判決他入獄服刑四年。法院如此重判，似乎是在警告一些想做草根組織運動的人。在庭審最後，他做了很長的陳述，半途被法官打斷，斥之為「沒有關聯」。這一篇陳述非常感人，他在其中呼籲所有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子女：

　　想到千千萬萬被萬惡的戶籍隔離政策永遠改變命運的孩子，想到一代又一代被萬惡的戶籍隔離制度傷害的中國人，想到那些無以計數的死在收容遣送路上的中國人，為消除中國特色的身分隔離政策，為中國數以千萬留守兒童爭取在父母身邊上學的權利，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何止是無怨無悔，我是多麼的驕傲啊。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倡導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在這荒誕的後極權社會，成了我的三大罪狀。如果執政者有一點點誠意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我們當然無罪。

第三章

　　賤賣的土地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

　　── 貴州諺語

　　城裡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

　　── 費孝通《鄉土中國》1

　　中國共產黨本以打倒地主、還地於農起家，如今官員卻在土地「集體化」名義的掩護下，一面大肆霸佔民產、收刮農田，一面賤賣土地以圖開發。土地買賣之獲利占了全國地方政府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時，抵押土地導致的負債已趨近三十兆人民幣！荒唐的是，農民本身卻無法享有買賣土地的果實。作者走訪安徽小崗村、海南抱板鎮、與重慶郊區，探訪那些土地兼併的受害者。

　　在那個青翠的寧靜之地待久一點，你最後一定會聽到貴州人自己這麼形容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這句話起源不詳，但是當地人常用這句話來解釋貴州的貧窮落後，說的時候那口氣通常是抱著幾分遺憾。這句話之所以流行，就是因為真實。貴州並非中國最多雨的省分。湖南、廣東、福建都比貴州潮濕，但是貴州是最多雲的省分之一。貴州省會貴陽每一年有九個月是陰天。貴州多山，沒有多少可耕地，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

　　貴州的特點在於其所在位置以及景色比中國其他地方都更特出。貴州位於中國西南，地處亞熱帶，溫度適中，年平均溫攝氏十到二十度。

　　然而，超高濕度製造了貴州惡名在外的濃霧，這種濃霧對外地來客始終是一大困擾。一六三八年，中國一位探險家曾經寫道，每一年自春轉夏之際，「群山籠照在瘴氣之中，令人窒息。人多苦於頭痛、胸悶、下痢等病痛；瘧疾為常見瘟疫。」貴州位於雲貴高原東邊，雲貴高原則是從湖南、廣西山地呈坡狀往西逐漸上升到西藏高原，高度從貴州的七百公尺上升到西緣的兩千公尺。

　　貴州地形之獨特在於多山。四處突起奇形怪狀的山丘，占據了百分之八十七的地面，不容平地展開為平原。如果該省沒有那麼多易於腐蝕的石灰石 ── 其地特有的深水洞窟即是因此而來 ── 那些山丘就不會那樣奇形怪狀；其地質偶爾裸露出來之時，你看到的是大片青翠之間突然冒出一塊灰色泥盆紀岩石，像是有一頭大貓剛剛從這裡經過，慵懶的伸出爪子往那蒼綠陡坡抓了一下一樣。貴州的可耕地不到百分之五，最常見到的是耕作起來很費力又無效率的梯田，所以他們一直很貧窮。貴州有四十幾個少數民族，占貴州總人口約五分之二。其餘的五分之三是漢人（「漢」是中國人的正式族名），大部分是三百年來從清國移民過去的。少數民族當中有一族叫做「布依」族，講傣語，約有兩百九十萬人，是少數民族中的最大族，分布在貴州南半部。炳花村莫姓人家就是這裡的布依人。

　　天氣長年陰沉，可耕地很少。至少從有文字記載以來，貧窮就讓貴州顯得與眾不同。於貴州而言，其地形即是其命運。一七五○年，清朝的貴州巡撫鈕祜祿愛必達寫道：「鄉村陰鬱而難以深入，常有大雨。凡田地必為梯田，土壤均為石質，流行火耕。田沼難致富，桑麻不生利。

　　每年稅收均不如內地大縣。苗、狆苗、僮人密如蜂蟻，多信鬼神。或為尋仇，或為盜竊，事無大小，均嗜暴虐；易於煽惑，難以安撫。循至於王廷亦難以尋得堅定且勝任之地方官員，獲任者輕視自身職位……頹墮放任，舉事皆無功而返。百毒叢生而日益深厚，一旦流出即不可收拾……貴州實無可生利。」2

　　貧窮與反抗

　　但是，儘管巡撫如此嚴厲批評，對於遠在北京深宮中的朝廷而言，貴州在其領土野心當中卻不可或缺。貴州或許真的「陰鬱而難以深入」，但是控制貴州省，就確保了進入隔壁雲南的鑰匙。雲南不只有豐富的銅礦藏量，而且是戰略上從南方進入西藏的門戶。西藏是一處高原，高原兩邊分別是清帝國及印度。3要控制貴州，就必須鼓勵漢人移民此處，鼓勵的方法一部分是以金錢和減稅為之。（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朝代，滿人本身就是少數民族，但卻一直將漢人移往少數民族居住之處，以鞏固朝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根據一項調查研究的估計，由於人口流入，貴州人口從十六世紀的一百五十萬，到一七三三年時已遽增為三百萬，至一七七五年又倍增為六百萬。茱荻．維恩斯坦（JodiL.

　　Weinstein）在她的《帝國與身分：地方對清國擴張之反抗》（ Empireand Identity: 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一書中說，這兩三百年間，貴州經歷了一次「人口爆炸」4。

　　貴州本來就資源匱乏，人口流入自然對貴州形成重大壓力，導致原住民和移民之間關係變得非常緊張。移民占據了原住民原有的稻田，把原住民趕到山區，原住民不得已只好在山區磽薄的土地種植玉米、大麥過活。還有，清廷改變政策，從京城派官員到地方上取代原來的地方首長，也使地方人士非常憤怒，最後開始公然謀反。一七九七年，貴州發生「南籠起義」，以「天將滅漢人，并滅苗目兵役」為號召，以游擊戰術結合超自然信仰以及卓越的領導，很快就控制了貴州西部每一個市鎮。清廷最後必須從外面調派大軍進入貴州，才在當年秋季平定這一場叛變。

　　但是，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緊張並未因此而解除，整個清朝，這裡大大小小謀叛不斷。大者如一八五四至一八七三年間的「苗變」，是布依、苗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一連串的謀反行動。根據幾位歷史學家的記述，在清軍的殘酷鎮壓之下，貴州大部分城市毀於戰火，四百九十萬人，或說該省一半以上人口死亡。戰爭結束後將近十年之際，一名西方訪客來到這裡，後於一八八二年寫：「時至今日，遺害仍然到處可見，不時可見廢村、廢鎮，土地荒廢，滿目瘡痍。」5有鑑於貴州民性「謀反」的傾向，就有人發明了「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這一句話來描述貴州人。6

　　貴州至今仍然普遍貧窮，少數民族尤其如此。「資源有限」這個因素現在還是會造成族際關係緊張。這種緊張引爆的事件，最嚴重的一次是二○○八年六月瓮安縣的布依族及苗族暴動。他們在這一次暴動中推倒警車，放火燒警車、警局。暴動的近因是一名十六歲女孩子死亡的事件。當局說這個女孩子是自殺，但是當地大多數人卻相信她被兩名年輕人姦殺，而這兩個年輕人家裡和當地高官關係良好。7這次事件發生時，距離北京奧運開幕不到一個月，時機相當敏感，因為中國迫切需要向全世界呈現「穩定」的形象。對於黨高官，尤其是總書記胡錦濤而言，降低該地緊張成了第一要務。他們一方面派出數千名武警前往鎮壓，一方面派資深官員到這個偏遠之縣進行調查。當局後來的報告說：

　　「瓮安縣民之憤怒爆發，不只是因為這個女孩子死非其時，」同樣重要的是長久以來居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腐敗官員和地方幫派為挖取煤、磷礦合謀侵占村民土地，還有為了建水庫、水壩，數千村民被迫遷居，卻只獲得少少的補償金。8

　　近年來，這種「貧窮，然後反抗」的循環開始有了變化。莫路波他們當年，有一部分是因為不想學壞，所以才放棄鄉村生活，到外地工廠做工。但現在貴州及各地的農村青年都已經可以在東南沿海比較有發展的省分找到工作。維恩斯坦寫說：「貴州年輕人不再在家鄉偷竊、作亂，而是到廣東等繁榮的省分尋找希望。」年輕人出走現象在華西各省非常普遍，所以他們村子裡居民不多，大部分都是老人。年輕人外出工作之後，常常只有過年才會回家，有時候則是因為奔喪回家。

　　貴州的道路本來就不好走了，現在連續下了幾天雨，更是處處危機。我們的司機秦吉介（譯音）是當地的房地產商，莫路春的朋友。中國的小市鎮建房業普遍很景氣，荔波縣這裡也是。秦吉介顯然受惠於此：他的穿著比大部分當地人高檔，手腕上戴著一只大大的金錶，一直向我們吹噓他開的那一輛所謂「美國車」 ── 一輛BMW SUV。他最近才剛離婚，此刻開車並不專心，似乎想利用這一次少有的機會，要這個老外替他在國外找個老婆。他提議說：「中國找不到什麼好女人。下次來的時候，請你帶個美國女孩子來介紹給我。你看她會不會喜歡我？對美國人來說，貴州是不是太窮，太落後了？」我對於當地人帶著歉意說他們這裡太落後，其實早就準備好如何回答

　　──

　　「對，也許真的很

　　窮，但是美麗的風景勝過所有的缺點」

　　──

　　但我絕對不回應他「做

　　媒」的要求。他好像沒看出來我的態度，還是講得口沫橫飛：「你找到的話，下一次再來之前，可以先拍張照片給我看看。」車子出了荔波市，雨開始下大起來。奇怪，那一天上午離開荔波市區他家時，他一直向我保證我不需要帶雨衣，我一直不懂為什麼。但是後來我才明白這其實又是當地那種過於熱情的待客之道；我對於這種待客之道一直很難理解。因為我是「貴賓」，所以他必須確保我不能吹到一點風、淋到一滴雨。但是那時候我關心的並不是那些吹風淋雨，而是我們大家安然抵達炳花村。我們的車子行駛在那狹小的山路之時，我眼睛一直盯著那柏油路面，那路面始終被雨水淹沒。不過，路面儘管如此濕滑，危險的卻不是這個，而是那些沖刷到路上的泥漿與砂石。但是，儘管我膽戰心驚，他卻仍然談笑風生，一邊盯著路面開車，一邊討論替他「做媒」的事情。

　　布依族的葬禮

　　炳花村一個大家族八十歲的祖婆過世。這表示莫路春等這些長年離家在外的同村人必須回家一趟。近幾十年來鄉村年輕人出走固然意味著鄉村許多傳統的式微，但是大家依然認為送老者最後一程是很重要的儀式，每一個人都要回家一趟。下午老人遺體妥善埋葬之後，稍晚一些時分，酒席就要開始。路春解釋說：「我們都是一家人，炳花村大家都姓莫。所以我們要一起做事。」路春平步青雲的弟弟路順現在是貴陽的黨官，他前一天已經過來致意，我本來希望能夠趁這個機會和他碰頭。我二○○○年和他短暫碰過一次面之後，至今未曾見過面。但是這一次我還是和他失之交臂了。他人還在炳花村時在手機上告訴我說：「報歉，我臨時要到另外一個城市開會，今天下午就要搭飛機離開。」那時候我還在貴陽，要隔天才會到炳花村。

　　我們順利走完泥濘崎嶇的山路，抵達炳花村。到達之後，雨勢小了一些，但還是一直下個不停。我站在路春父母家前門裡面看著送葬的隊伍經過，隊中每個人都披著蓑衣、頭戴斗笠，多數人腳穿夾腳拖鞋，在爛泥間舉步前進。他們走得很快，有人敲鑼打鼓，另外一些人沿路燃放鞭炮，濕悶的空氣中爆竹連天，煙硝瀰漫。有的人舉著竹枝，竹枝隨著他們走動而同步搖曳；也有人手執烓香。六個人扛著黑色木棺，送葬行列走出村外，來到山上一間佛寺附近的高點，把棺木安葬在那裡。

　　後續就是喝酒吃飯。他們宰了一頭牛。我剛剛走到村裡的戶外屠宰場，想和那裡幾位負責宰牛的長者聊聊，了解一下過程，但是他們只會說布依族方言。宴席在往生者最大的兒子家舉行，他在現場招呼大家。

　　他家是一幢木造農舍，位於這個依山傍水老村子的中央，一樓是畜欄，養著牛、雞、鴨，這在貴州很常見。上到幽暗的二樓，二樓排滿了矮圓桌子，眾親友坐著矮凳子圍攏在圓桌四周。每一張桌子都有一座火盆，燒著柴火，有個人用鍋子在炒牛肉、豆腐、青菜。另外還有人抱著一包包透明塑膠袋，裡面裝著牛肉，並一一分配給各桌。桌子上有款式很常見的茶壺，有鋁質的也有陶瓷的，裡面都裝滿了燙好的酒，酒是村民自釀的。亡者的長子五十幾歲，按照傳統披麻帶孝，四處走動招呼來客，送上一包包貴陽牌子的香菸 ── 路春特別細心地告訴我說那是貴州牌子最好的香菸。

　　雨終於停了。外面有架設一排救災帳篷，是政府提供的，帳篷上面印有大大的「民政救灾」（民政救災）四個字。幾個小朋友流著鼻涕在帳篷下玩麻將遊戲。我剛剛才和莫文克道別。二○○○年和他初次見面時，他是村裡的黨支部書記，對於炳花村的發展很有想法，有一些計畫。如今他已退休多年，所以我現在很想找個時間和他聊聊，看看現在這些計畫進行得如何。但是他說：「喝了一下午的酒，我大概會去荔波。」這話聽起來像是那一天我們也許能夠碰面，不過他也有可能會離開村子，並不確定。這個時候，村子裡每個人對於事情的輕重緩急都心照不宣：今天下午就是要喝酒。文克說得很清楚，不是吃，也不是談話，而是喝酒，不過當然也會順道吃點東西話家常。我要離開的時候，眾人抓住這和老外敬酒的最後機會，紛紛舉杯，喊著「喝酒！喝酒！」十八世紀一名觀察者描述布依族的葬禮說：「葬禮需宰牛備肉，廣邀親友。客人以『快樂的牛角』飲酒，喝至酩酊大醉，甚至一醉不醒。」我想今天下午喝酒我是躲不了了，但應該不致於搞出人命才對。

　　我們要回荔波之前，路春另外還約了一戶人家要過去拜訪，喝酒。

　　每次去炳花村，都要在路春陪同之下，挨家挨戶向當地的一些地方人士敬酒，以表示盡社會責任。這樣做似乎有兩個目的，一方面不管我們去拜訪的是誰，因為我們有找時間過去和他們喝酒，所以表現了我們的敬意。另一方面，路春似乎也很想炫耀一下他的外國朋友；有外國朋友，這在貴州任何一個村子而言都是很稀罕的，顯見他「見過世面」。我倒是樂得配合演出，唯一的隱憂是我恐怕一不小心就會喝到掛。

　　我們往山坡走上去，進到村子新近擴建的區域，來到最後要拜訪的那一家，他們有幾個人在等我們。我叮嚀路春一定要告訴他們說因為我下午還要工作，所以不能喝太多。走進那一家門，裡面光線黯淡，桌前圍坐著幾個人，看起來都比參加葬禮的那些人年輕，也「醉」得比較厲害。這幾個人都是地方上的幹部。路春幫我介紹了其中一個最資深的，他是荔波經濟發展局局長。他暫時奉派到貴州這個偏遠地區主持蠶絲業營造；這是一項新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北京中央政府推動的眾多解決貧窮政策當中的一項。這一名幹部對著我喊說：「美國朋友！你一定要和我們喝個酒！」路春連忙向他說明我因為工作關係沒辦法待太久，他鄙夷地回說：「我今天下午也有會要開，我還不是照喝不誤！」邊說邊把一碗酒湊到我眼前。我們倆人一飲而盡，然後互相秀一下碗底，以示不虛。接著他做了一次熱烈的演說：「美國很好！很了不起！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也很了不起！我們的經濟越來越強，農民生活越來越好，習近平計畫在二○二○年前消除所有的貧窮，了不起！」

土地與革命

　　習近平如果想要改善全體中國人的生活，改善城市人口的生活，也改善鄉村人口的生活，他和他的決策班子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土地問題。土地該是誰所有、土地之生該歸給誰？相關的分歧衝突經常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轉折。中國領土將近一千萬平方公里，是俄國、加拿大之後全世界第三大國。但是除去山區和西部的沙漠，中國的農業用地只占其領土的百分之十五不到，面積約一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不過真正令人吃驚的卻是中國的人口那麼多，土地卻那麼少。如果將那些土地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那麼每一個中國人擁有的土地將不到四分之一英畝，不到全球平均數的一半。中國的領導階層就常常指陳說，他們的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但是可耕地卻是占全世界可耕地十分之一不到。

　　土地稀少迫使中國人創新。農民會在高山上開闢梯田種稻子。在西元前二五六年的戰國時代完工的都江堰，是全世界最早的水利灌溉系統，至今仍在四川成都灌溉那裡原本土壤磽薄的農田。成都是個寧靜的城市，茶館林立，常見客人在裡面玩麻將；也有路易威登、香奈兒等精品店，讓一些從事房地產而致富的新富階級上門採購。不過土地稀少還是一直釀成巨大衝突。歷史上，農民造反，皇朝遞嬗，都是為了爭奪土地而起。西元一世紀的王莽就是此中實例。當時的王莽統治的版圖廣達六百九十萬平方公里。他出生於官宦之家，自幼生活優渥。後來，身為新朝唯一皇帝的十四年間，他的思想日益激進。他曾經寫道：「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10於是他設置了第一個國家社會安全體系，將百畝以上的土地都收歸國有，然後劃成每五畝一塊，分配給農家。所以他獲得了農民的擁戴。

　　然而，後來事情有了變化。他在「二十七婦、三夫人、九嬪、八十一御妻」成群妻妾的陪同之下，下令軍隊準備迎戰叛軍。這些人想要把他推翻，制止他危險的平等主義政策。事情最後是他的理想連同他本人都不得倖存。一千名效忠他的部隊經過最後的保衛戰，西元二十三年的一天下午，王莽遭到殺害，憤怒的群眾將他的屍體大卸八塊，一名士兵還吃了他的舌頭。王的繼任者很快就把土地歸還給原來的地主，中國農民也跟著重新過起農奴生活。不過十數世紀以來，土地問題還是照樣困擾政治領導人和革命分子，有時候引發的農民起義就連今天的共產黨還是一樣畏懼。

　　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在他的《天朝田畝制度》一文當中寫道：

　　「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洪秀全是個烏托邦理想主義者，自稱是耶穌的弟弟。他是半個客家人。歷史上，客家人以屢屢在海內外遷徙聞名。洪此時成立了「拜上帝會」組織，會眾數萬人，以農民、礦工為主，一八五○至一八六四年間占有華南多數地區。洪秀全提倡土地共有制，以家戶二十五家為一組，糧食按所需配給，其餘歸為國有：「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人不均勻，無人不飽暖。」11

　　此時，流亡於倫敦，三十四歲的卡爾．馬克思從英國觀察這一場謀反的發展，認為自己正在見證全世界大轉變的起始。一八五三年，也就是《資本論》發表的十四年前，他在《紐約每日論壇報》（ New-YorkDaily Tribune）撰文預言說，「我們大可以說中國的這一場革命將會把火花丟進現今已負荷過度的工業體制『礦坑』，引爆醞釀已久的大危機；如果往海外擴散的話，緊緊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12他說的這個「政治革命」後來並沒有發生，但是太平天國革命確實鼓動了另外幾次動亂。史學家簡克斯（Robert Darrah Jenks）說太平之亂「強烈激發」了「苗亂」，「太平之亂不但造成政府增稅，將軍隊從貴州等省分調離，而且還彰顯了清廷的脆弱」。13一八六四年，清帝國軍隊擊潰太平天國，洪秀全在南京的王宮內服毒自盡。他的淑世之方，和王莽一樣，見棄於世。但是他們的構想卻給了現代中國領導者某些靈感。

　　大企業蒐購海外土地

　　馬文峰說：「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在於解決農民的問題。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改革也是想要解決農民問題。」馬文峰是農業分析師，人很親切，在河南省的農家長大。莫路波的太太就是河南人。「中國當前的領導人也知道他們必須解決土地問題 ── 要處理好土地問題，提高土地生產力，讓農民有事做，要不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下去。」當時我正在寫一篇報導，講到中國各方努力使那時仍然相當落後的農產業現代化的種種作法，但是我不了解為什麼一些中國公司總是在海外進行收購。這些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中糧集團有限公司（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Corporation，簡稱COFCO）。這一頭國有「巨獸」在智利有葡萄園，在澳洲有糖廠，在荷蘭、新加坡買下商品交易商股份。馬文峰為我解說：「農產公司要有規模才會賺錢，所以他們必須大量收購農場。但是中國現在還有六億農民要靠土地生活，所以不允許農業公司進行大量併購，要不然這麼多農民怎麼辦？」14

　　今天這一個少見晴朗而沒有霧霾的上午，我約了好幾個人要訪談。

　　但是在車水馬龍、交通癱瘓的首都北京，我今天約的場次應該是太多了。馬文峰的辦公室在北京東北端，接著我的下一個場次卻是在北京南邊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跨國企業蘋果、艾克森美孚的中國總部也都在這一棟大樓。我搭計程車經由北京三環路一路龜速前行，於正午前抵達，和美國農業貿易協會會長在阿麗雅餐廳（Aria Restaurant）碰面。

　　北京的外籍經理人和中國商人常愛來阿麗雅餐廳見面談生意。面對餐桌上的蒸扇貝、鮭魚柳，加上一瓶夏多內白葡萄酒，會長說起近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已經影響到了農業政策。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常吃豬、牛、雞肉，所以中國對於小麥、大麥、玉米等飼料作物的需求也就跟著越來越大。

　　食物需求量增加，使領導階層悄悄放棄了幾百年來糧食自給自足的政策，反過來鼓勵農產公司「走出去」。COFCO在北京的財務支援之下，再過幾個月之內就會完成該公司第二次海外大收購。他們的目標是達到規模等同於嘉吉（Cargill）或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中國巨型農業公司。會長說：「中國的農業供應量有限，但需求量卻開始在上升，所以他們只好往海外發展。但是我常常愛說這真的很諷刺，因為中國原本立國的原則是奪走地主的土地，但是現在卻要走出去，到世界各國去收購。」15

　　毛澤東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前幾年，其施政大部分都是在奪取地主和富農的田產，重新分配給農民，但是奪取的手法非常粗暴。某一地若有前人曾經試圖改變該地的土地結構而未果，毛澤東以其堅定的意志與靈活的手腕卻獲得成功。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最先講出「耕者有其田」這句話，現在毛澤東真的依照這句口號把土地撥給了農民。後來雖然農民擁有這種田產所有權的時間並不久，但是中國確實沒有再回到幾百年來的傳統土地制度。

　　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辭世，但四十年後，他卻又突然出現在新聞報導中。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斷然廢除後鄧小平時代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政策，開始獨攬大權，並且著眼於中國的海外利益，於是與論紛紛開始進行比較。習的權力是否比江澤民大？

　　那和鄧小平比呢？實際上，學者和記者的結論是，他是毛澤東之後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他重新高舉共產黨意識形態，而且不只是政治上強調，包括教育制度、媒體、法律、企業，他都歸功於長久以來中國人口中那一位「偉大的舵手」，說是他留下的永久資產。

　　毛澤東一八九三年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但是後來卻是在鄉村找到他日後革命的動力。這一個年輕革命家的理解是，造反要由土地被剝奪的農民開始，城市裡的普羅階級則是擔任第二要角；這和俄國的革命以及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一樣。一九二七年，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壓抑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16

　　一九四九年掌權之後，毛極力慫恿農民起來造反。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沒幾年，他們就從地主、富農手中奪取了數百萬畝土地，打死了四百五十萬名地主、富農。新的領導毛澤東一九五○年頒令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17可是那時候農民享有這土地所有權也沒有很久，因為毛對「新中國」的想像和他想把中國「工業化」分不開。他常常從史達林那裡獲得啟發，但也常常想要超越史達林。他決定以煉鋼作為中國工業化的主要目標，宣稱中國的鋼鐵產量將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和西方國家。姑且不論這是不是癡心妄想，反正整個社會都必須動員起來。所以這時國家就需要大量便宜但聽話的農民種田產榖、養豬養雞，餵飽新近蓋起來的工廠工人。

　　於是這又表示農場必須集體化。經過很多人的流血反抗，「集體化」於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土地由共產黨員接管，不再是農民所有。

　　農民除了在新的「老闆」監督之下每天在巨大的生產合作社長時間勞動，五○年代末「戶口」政策開始實施之後，還要面對這一政策加諸於他們身上的遷移限制。但諷刺的是，毛澤東推動的農民革命，最後最大的受益人卻是城市和城市居民，不是鄉村。這種情形當時沒有人討論，一直到今天還是沒有人討論。一九四九年之後，鄉村群眾淪為二等公民，他們主要的功用就是在新的體制中養育城市。

　　中國的鄉村開始產生巨大的變化

　　──

　　包括一九五八年開始推動

　　「人民公社」，中國出現了巨大的萬人公社，但是多年後隨著毛澤東亡故旋又瓦解消失。之所以會這樣，乃是毛澤東的善變性格使然，況且大躍進時期的農村大饑荒悲劇也必須予以遏止。但不論如何，中國農村二十幾年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狀態：農民和土地鎖在一起，對自己的生計無法自作主張。這一切，一直到毛亡故，才有了變化。

　　小崗村民歃血為盟

　　要去小崗村，一路上經過一個又一個破敗貧窮的村莊，一棟棟村舍貼著白磁磚，牆面水泥烏黑破損。地面到處是碎玻璃、塑膠袋、空罐頭，幾隻瘦腳黃狗一直聞著那些垃圾。快速道路上遍體鱗傷的客運汽車、平板貨車、送貨廂型車、大馬力機車，一路按喇叭，一路狂飆。狹窄的路肩上，老農夫穿著傳統毛裝，一臉倦怠，無視於車潮與喧囂，緩緩走進快速路上，像是都不怕汽車撞似的。有一面標語勸人說「人要安全請靠右，汽要安全請減速」，給人的感覺好像是說只要行人不要走到路上去，那些亂象就困擾不到你的意思。村道上到處停著藍色的農用車，把後面的車斗打開，就成了攤販，就地做起買賣，賣的有蘋果、桃子、梨子等水果，還用擴音機喊價叫賣。路邊有人趁著上午的太陽擺出桌椅晾曬毯子。一片髒亂之中，抬頭可見白酒的廣告牌，可見喝酒是這裡的人主要的休閒活動。白酒是一種烈酒，以稻米、高粱或是大麥釀製。

　　安徽本就是貧窮省分，鳳陽又以安徽最窮的縣聞名已久，從未曾顯現改革與開放美好的一面。這個地方簇擁著幾百間簡陋的工廠，包括吐著白煙的玻璃工廠，一直排廢水的造紙工廠；工人薪資所得不足以糊口，住的地方就在這片汙染區旁邊。這一帶在二○○○年代中期曾經以「癌症村」聞名。住在淮河岸邊的村民，因為長期取用已經嚴重汙染的淮河河水，有幾千戶人家因此罹患大腸癌。不過著名的小崗村也是在鳳陽。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曾經出現一個最重要的經濟改革辦法，叫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制度允許農民主動運用自己的土地，誕生地就在小崗村。

　　這個辦法後來受到領導階層的讚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策，但這種由下而上發起改革的辦法，公然牴觸共產黨從中央指揮地方的制度。一九七八年，由於苦旱，小崗村十八個饑腸轆轆的農民私自決定，將本村公社的土地分成幾個等分，每一個人負責耕作一份，作物收成之後，除了上繳，要是有剩餘他們就自己決定要賣給誰，甚至決定接下來要種什麼作物。他們決定要這麼做之後，十八個人歃血為盟，決心不論當局有什麼反應，他們都會團結共進退。此時毛澤東已經亡故，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趙紫陽（當時是四川省黨委第一書記）、萬里（安徽省黨委第一書記）決定要讓這種由下而上的辦法繼續實驗下去。黨既然不鎮壓，這種草根運動就迅速擴展，後來甚且得到官方認可。當時民間就出現了一首歌謠，說「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對領導階層的愛戴溢於言表。

　　這十八個農民當中，當時的公社農業生產隊隊長在一份記述中說：

　　「實施包產到戶制度之前，糧食不夠大家吃，家家戶戶煮樹葉、樹皮，隨便什麼野生植物，只要可以吃的都煮來吃。後來我下定決心，找幾個村民來商量之後，決定不管會受到什麼懲罰，都要實施包產到戶。我們不想再挨餓了。」18

　　在通往小崗村的路上，你要是看到路突然變寬，而且還鋪了柏油，就知道小崗村到了。現在路面上已經不再有坑坑洞洞，看到的是新油漆的交通指標。道路兩旁不再是破舊的村舍，而是藍白色燈柱、排列整齊的小樹、紅葉灌木叢。然後是一座石頭打造的碧瓦四柱牌坊，牌坊門楣上取費孝通寫過的字，按其筆跡刻著「鳳陽縣小崗村」六個字。費孝通是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也是中國農民生活專家，已過世多年。從牌坊下走進村裡，眼中所見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粉刷牆兩層樓房，一樓高高的柱子後面是觀光商店和高價餐廳，唯一的例外是兩座蓋得活像陵墓的博物館，一間用立體布景、圖表、照片展覽包產到戶制的歷史沿革。另外一間是紀念館，紀念一名模範官員，叫做沈浩。據說沈浩在小崗村做事，生活勤儉，每天都穿同樣一件淺褐色襯衫，後來過勞而死。紀念館照原樣展出了他生前樸素的辦公室。館裡一張告示牌告訴遊客說：「小崗村是國家紅色景點、愛國教育基地、遊藝農場示範點，是珍貴的資源。」

　　不過今天的小崗村卻像是已經沒有了農民一般。村裡居民大部分都受雇於當地的商店，做起紅色旅遊業。「紅色旅遊」指的是到共產黨革命史中著名的地點旅遊。有一間安安靜靜的店，門可羅雀，店裡只有幾個當地人在打麻將。遊客在「改革路」上晃來晃去。改革路是鎮上的大街。我後來在那裡認識了蕭光飛。他是個工程師，人很友善，從安徽淮安來的。我問他為什麼要來看小崗村，他的回答相當理所當然：「凡是有助於我國發展，強大的地方，我都有興趣。我對改革的歷史很有興趣，因為改革能夠使中國強大。我很愛國。」他說得十分自豪。19

　　改革路穿過村莊，最後來到一座很大的停車場。從停車場可以俯視四周青翠的稻田。遊客、官員總是以此處為背景，拍照留念，認為這裡可以表現共產黨農業改革的成功。即使是對黨的高層而言，這裡都已經變成非常重要的朝聖地；習近平的一趟小崗村之行就證明了這一點。二○一六年四月，我來過這裡的三個星期之後，習近平於四月二十五日前來小崗村巡視。20從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面露笑容和農民見面，接著在地方官員簇擁之下，表情嚴肅的檢視稻穗。21「今天我來看看改革的成果。改革是我們黨百年來堅定不移的基本路線。我們要持續改革、開放，寫下新的篇章，」他說，農民和農業「是國家現代化和建設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康」是他們黨內的「行話」，翻譯起來是「適度繁榮」的意思。22

　　省多年來一直把小崗村列為「農家樂」的模範村，但是一出小崗村，東南方向處隔壁就有個小村，叫大廟余村23，村裡農舍破舊，徑巷堆滿了土灰，四處散落的乾草堆上有水牛臥著。有一個人，六十開外，瞇著一雙眼睛，以懷疑的眼光從他那頂破爛的紅星帽簷下瞄了我一眼，然後揮手叫我過去，拿了一根香菸請我抽。我們抽一口菸、講一句話，講一句話、抽一口菸，簡直沒辦法停下來換氣。他右手拿著一根菸，耳朵上夾著一根，門牙間還咬著已經點著在抽的一根。我問他住在小崗村是什麼感覺，他一下子話匣子就開了。

　　「小康」的真相

　　「我們村就在小崗村隔壁，但是我們很窮。我們有八張嘴要吃飯，就那五畝（相當於五分之四英畝）地實在搞不來。」他一邊埋怨，一邊帶著我走進他們家。他剛剛自己猜我的年齡，說我大概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我說不止，剛說完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立刻領悟到，他猜我的年齡猜不準，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鄉村會使他這種人老得很快。屋子裡有他老婆、媳婦、四個孫女兒。他兒子在杭州一間工廠做事。杭州距離這裡大約四百公里遠。幾隻黃狗在木頭飯桌底下東聞西嗅找東西吃。他從飯桌子底下拉出一張凳子讓我坐，幾隻狗連忙跳開。一個鄰居走進來，他往那鄰居前面地上丟了一根香菸，鄰人彎身撿起來，自己點了那根菸。

　　「你看到的都是表面。他們花錢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但是那個對農民沒有什麼幫助，也不會讓農民生活好過一點。那是表演用的，給你們這種人看，也讓領導來看看他們宣傳的東西。他們不管我們農民。那裡的事情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很窮，日子很苦。」他媳婦頭髮打髻，穿著一件派卡外套，外套上有假皮毛做的襞褶。

　　她抱著最小的女兒，偶爾幫我把她公公鄉音很重的話翻譯成標準普通話。但是她突然話鋒一轉：「小康？領導說要讓整個國家都富強！騙誰？我們眼前連飯都不夠吃。」她很生氣，我不知道怎麼接她的話，只好要求要看看他們家裡。我們走進隔壁的房間，裡面很亂，有床單，草蓆捲成長條，一口箱子裡有幾瓶豆漿，幾包衣服用塑膠袋裝著，堆在水泥地面上。有兩只大澡盆，裡面全是剛孵出一天的小雞，「有一百隻，」他老婆笑著說　上掛著一幅月曆，月曆上印的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圖片。她問我說：「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好不好？」我連忙回答：「好！很好！」24

　　中國的掃除貧窮政策確實已有相當的進展，不過鄉村裡的窮人還是很多，他們的收入依然落在其他中國人後面。這個不幸的事實，其成因有一部分就是「戶口」制度。戶口制度使鄉村人口受到了限制，讓他們無法在城市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除了戶口制度之外，另外一個原因是農民對於自己土地的權利，至今仍然受到種種限制。他們雖然可以自行決定怎樣運用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沒有所有權。根據異議知識分子劉曉波的看法，這種「部分改革」根本是「半吊子私有化」。劉曉波是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以文獲罪而入獄，二○一七年死於監獄之中。他曾經為文敘述中國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中國唯一的地主。毛澤東在的時候，農民耕作的是『國有地』，所以農民就像是奴隸。到了後毛澤東時代，農民充其量也只是佃農。」25

　　習近平巡視小崗村時，強調農村改革的核心在於「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就是黨表態要繼續禁止土地買賣。土地國有化和取消農村土地私有制，當初在共產黨的革命行動及意識形態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所以現在黨自然不願意反其道而行。領導階層認為，只要藉由「集體」方式，農村的土地實際上就屬於全體人民所有。以前毛澤東也曾經有過這種說法（但是反過來，城市的土地雖然照規定也是「國有」，但是共產黨卻允許實質上的房地產市場發展）。在政府官員眼中，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即使分配的地很小塊或非良田，也算是一種基本保障，讓農民有個能夠維持生計的糧食及收入來源。政府官員害怕的是，如果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他們會被一些不良商人欺騙，失去營生手段，使中國浮現大量沒有土地的人民起來造反。不過，鄉村農民看到城市裡的人因為有權自由買賣土地而越來越有錢，而他們卻一直那麼貧窮，政府官員的這種邏輯他們實在嚥不下去。

　　殺雞取卵的土地財政

　　雖然視真正的房地產市場為禁忌，但是決策者確實有在逐步強化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一開始他們是在海南島這樣的地方試行一些計畫。二○○一年三月某個炎熱的一天，我從海南省省會海口市搭乘客運車出發，目的地是海南島西岸的東方市。東方市是本島最貧窮的地區之一，是少數民族黎族的所在地；那些形同沉睡的農村，和一百五十公里外、海南島最南端正在大肆興建遊艇俱樂部、高爾夫球俱樂部的三亞市形同兩個世界。

　　海南改革計畫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對眾多香蕉及芒果果農頒發使用證書，一個是將農民擁有使用權的年限從三十年延長到七十年。

　　前者使地方政府較難將土地轉用於開發，後者則是使重獲信心的農業家願意投資能提高產量及收入的水利建設、新作物，與新耕做法。

　　不過，我和抱板鎮黨書記聊過之後，卻理解到眾所期待的這種成果來得很慢。抱板鎮有十個農村，人口一萬兩千人。因為長期曝曬熱帶陽光的關係，四十七歲的符世煥（譯音）臉色黝黑。他解釋說，頒發土地使用權證書，延長使用權年限，這些大家當然都歡迎，但是當地的紅泉國有農場並不理會這些「權利」。紅泉農場是巨大的國有香蕉農場，種植面積一萬畝，香蕉田緊鄰村落。這幾個月以來，紅泉農場在地方官員包庇之下占據了一些農地，準備擴大香蕉種植面積，日後很可能用來開發房地產。

　　這是個悶熱潮濕的上午，我們談話所在的政府辦公室為了通風，窗戶全開。辦公室是一棟外貼白色磁磚的三層樓房，裡面牆上掛著一幅海報，一面獎狀。海報中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前的情景。獎狀的獎勵事由則是這裡的地方幹部推行家庭計劃政策卓有成效。樓下積滿塵灰的院子有幾棵看起來有氣無力的菠羅蜜和矮棕櫚，偶爾傳來公雞的叫聲，打破了這個上午沉悶的氛圍。符世煥氣沖沖地說：「村民覺得他們世代都在這一塊土地耕作，現在連一個說法都不給，就要交給國有農場？」26

　　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問題遠遠不只農民所遭遇的那些。在中國，農民加上農民工，足足占了中國十四億人口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個農民的耕地只有一點五英畝，非常沒有效率，經濟規模在全中國經濟體中只占十分之一。但是農地的價值卻不只是那些收割的作物。今天，儘管農民不准買賣土地，但是土地買賣所得卻占全國數萬個縣、市、鎮、村政府每年歲入的至少一半以上。依照一九九八年頒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官方劃分為「農地」的田畝如果符合該法模糊界定的「公共利益」，得以改為工、商業用地。這樣，官員便可以較高的價格把土地合法賣給開發商，讓飢渴的開發商人在城郊建造住商大樓。著有《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的記者兼作家夏偉（OrvilleSchell）說：「全世界沒有一個經濟體一直處在這種異场☆態中，一邊將土地收歸國有，一邊又轉賣出去，真的很虛偽。這是對國家經濟殺雞取卵的作法，永遠都不會持久。」27

　　城市的官員既然能夠以遠低於市場的費率取得土地及貸款，自然紛紛搞起城市擴張，廣建巨大的購物中心、怪異的政府辦公大樓。土地便宜，輕易取得的土地信用造成了中國常見的「鬼城」現象。江蘇的古城揚州現在都有大量豪華住家大樓擱在那裡沒有人住。美國投資經理人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在二○一○年說中國這種現象是「杜拜乘以一千倍，或許不止」。他預言中國的經濟將會大崩盤。28城市貸款蓋房子之時，也是拿土地質押。截至二○一七年底，中國各地方政府負債總額已達二十九點九五兆人民幣，相當於四點三兆美元。根據標普全球評等（S&P Global Rating）計算，這筆負債總額，加上預算外赤字或隱藏性借款四十兆元（五點八兆美元），總共占中國GDP的百分之六十，「很驚人」。因為債務成長，因此就拿從土地方面來的歲入來付利息。物價下跌，財產值縮水又在全中國引發各地方政府一連串的債務違約。標普的一份報告說：「因為巨大的信用危機，潛在債務量形同一座冰山。」29

　　城市、廠區早已深入各地肥沃良田地帶。不過因為過度施用農藥，又受到含鎘、鎳、砷等重金屬廢水的汙染，這些農田其實也已經損壞。

　　二○一四年春中國環境保護部所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如今中國可耕地已有五分之一受到汙染。中國境內有十分之一的地方會下酸雨，其中尤其以長江三角洲特別嚴重。官員說現在中國已經開始接近所謂「紅線」，亦即可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最低農地量，差不多是一億兩千萬公頃（兩億九千七百萬畝）。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早在二○○七年就示警說，中國即將面對「失衡的，各行其是的，難以持久的發展」。溫家寶溫文儒雅，但是他在位期間，他的太太及親屬至少搜刮了二十七億財產。30協助農民城市化的困難

　　一九七八年時，全中國居住於城市的居民占全國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現在卻已經超過一半。但是相對於處在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的百分之六十，中國的城市化速率還是很慢。約有三億人的中國城市居民原本是農民工，但有的已經失去原耕作地的權利。他們因為沒有城市居住許可，所以無法加入平價的健保和城市住宅計畫，子女也無法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就是工作也不知道可以做多久。所以他們會努力存錢，也就是做經濟學家所謂的「預防性儲蓄」，因此他們沒有什麼錢可以花。

　　相對的，留在農村的人則是守住一方小田地，努力營生，不願意將自己微薄的收入投資在改善灌溉設施、購買優良種子等，所以作物產量始終低落。以上種種，就是中國這個經濟體內，「家庭消費」始終只占一小部分的原因。

　　一個體制這樣子剝削其中一半人口，中國的領導人也知道這個體制難以持久。中國現任總理李克強是中國第一位擁有（經濟及法律）雙學位的總理。他一直在推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化政策。所謂「以人民為中心」，意思是說不只是要繼續做城市建設，而且也要讓農民工擁有較多的權利。這個政策要讓農民工離農之後，在城市有辦法賺錢，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也期待農地合併成比較有效率的大塊農田之後，可以提高稻穀、蔬菜、水果的產量，以滿足中產階級日益增長的胃納；另外在幾個城市也將逐漸把戶口制度鬆綁。

　　然而，當局其實並無意真正允許農民遷徙。歷次城市中驅趕農民工的運動就清楚說明了這一點。政府選擇性的提供住宅，目的是要把農民工引導到比較小的都會區，譬如北京附近的河北保定市，或是離上海不遠的江蘇鎮江。不過大城市總是比較吸引農民工。二○一四年三月，前北京大學教授、花旗銀行公司經濟學家沈明高針對中國的城市化狀況提出報告說：「人口是跟著一地區的工作機會及服務品質流動的，」到哪裡都一樣。他在這份報告中對政府的微觀管理提出了質疑。31從財政角度來看，協助農民城市化的成本滿高的。二○一四年，一名財務首長估計，每接納一名城市新居民，在居住、社福等各方面總共必須花費大約八萬人民幣成本，全年全中國要用掉六十八億美元；所希望的結果是每一個城市新居民每一年在城市裡花費一千六百多元人民幣，以帶動整體消費。32為了讓地方不再依賴土地收入，他們計劃另闢融資來源。城市將發行市政債券，提高水、電、取暖燃料費率，最後可能開始全國課徵財產稅（迄今為止，一些擁有多間房產的地方官員一直抗拒這項措施，成了這項措施實施的巨大障礙）。

　　以土地換戶口

　　重慶市人口兩千九百萬，但近幾年間，城市卻增加了數百萬新人口。這顯示了中國如今的走向。重慶市，儘管前黨委書記薄熙來後來倒台，但還是快速在成長。薄熙來是共產黨老革命家薄一波的兒子，屬於「太子黨」的一員，人脈廣闊。出事之後以腐敗及濫權獲罪，入監服刑。但重慶市雖然持續成長，其成長動力卻是來自大量占有土地。

　　二○一三年，我去了一趟重慶，想要了解在該地快速城市化的趨勢中，農民生活所發生的變化。第一天，我拜訪了一個剛剛移居到城市不久的人。他用自己原有的一小塊農地換到了官方建造的城市住房。他引以為傲的住房，其實是一棟新建大樓高高的樓層上在角落蓋出來的壁龕式一房住家，具體象徵了他現在就卡在家鄉土地以及成為城裡人之後，仍未可知的未來之間。

　　坐在這間狹窄的居宅裡面，我問他們最喜歡這間新住家的什麼地方。他們爭相回答說熱水、自己的浴廁。我突然想到，他們之前是農民，每個皮膚都曬得黝黑，可能一輩子從來不曾置身在這麼高的地方！

　　我下樓要穿過一樓的庭院時，聽到大樓的擴音器在宣導說：「陽台不要亂放東西；垃圾都要丟到垃圾桶；照指定的路線走，愛惜草坪；」「機車不要亂停。」一樓要到電梯的路有遮蔭，停滿了輪胎沾滿泥巴的機車，以致於要進電梯有點困難。

　　這個地方給人的感覺很特別：這裡是全新的住宅社區，但是又有雜貨店、洗衣房、圖書館，一間店面光鮮的職訓中心霓虹招牌上寫說他們現在在招募清潔工、雜工。所有這一切全都是為一批為數大約一萬人的農民建造的。他們其實不久前還在距離這裡不遠的大嶺村耕種稻子、玉米。新建的社區似乎自給自足，也提供各類職務。這些職務不只是要為他們服務，而且他們反過來也需要這些職務。這個社區除了給人這樣的印象之外，另外還有一種很偏僻、孤立的感覺。十幾棟大樓幾乎是任意錯落在綠色山坡上，大樓和大樓間可見一塊塊零星的稻田與玉米田。不過我想，照現在這種城市化的速率，這些農地十年內應該就會消失殆盡。

　　一名「前農民」急著帶我去看他那位於第二十層樓、面積七十平方公尺的住家。他說：「我這裡的洗澡間比我以前的睡房還要好。」他們家現在還有「康佳」電視，外加一台「格蘭仕」微波爐。他老婆，四十八歲，人很害羞。他搶著替她回我的話，說他們這一次搬家，最高興的就是他們家原來是燒煤炭爐，現在換成了瓦斯爐。她在旁邊一直點頭表示認同33。他說，他們家女兒開了一家服飾店，生意很好。他最近找到一個大樓管理員的好工作，剛剛來接我之前才打了手機給廠商報修電梯故障。

　　這樣的新環境，很多農民顯然都很滿意。不過「土地換戶口」政策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要滿足農民的心願。這個政策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將農地轉為開發用地，讓很多地方官員、房地產公司發大財。這才是主要的關鍵目的。另外一個目的是，配合一項全國性的策略，將大嶺村改造成新「款」的大嶺村，將農民改造成城市人，躋身中產階級，日後好創造消費。二○一二這一年，中國住在城市的人開始多於住在農村的人。

　　政府決策者很希望這個趨勢持續下去。

　　這個目標，在大嶺村似已在望。不過，我不免要提醒自己，對新居住地很滿意的這些人，其實都是替我這個外國記者安排採訪過程的官員找來的。這些官員在占地廣闊的經濟發展區工作。他們推動的經濟展策略如果要成功，他們就必須不斷占據農村，把農地轉給公司，讓公司蓋工廠，繳納公司稅，創造有酬職務。那一天我後半段的行程是要訪談幾個不是那麼高興離開自家農地的人士。

　　強徵民地的悲劇

　　下午一點，我已經離開那個大樓林立的模範村，來到另一個剛建成不久的城區。我在那裡四處梭巡，後來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在玩什麼機智尋寶遊戲。那一天我事先和一位女士約好碰面。我依照她透過手機給我的指示，在一個大十字路口下計程車。那個十字路口由兩條大馬路構成，兩條路都空蕩蕩的，似乎正在等待未來汽車開進來，有錢人住進來。那一位女士要我走的方向很奇怪。手機當中，她的話語焉不詳：

　　「穿過馬路，走到那一間汽車公司，」「左轉，往前走幾百公尺，」「現在再穿過馬路，」「在第一個十字路口左轉，再走兩百公尺，」云云。

　　這一天天氣很熱。重慶是中國著名「三大火爐」之一（另外兩個是南京和武漢，都是長江沿岸的城市），夏天氣溫常在攝氏三十二度以上，濕度可達百分之八十。我走在路上，汗水很快就使我的襯衫黏住了身體。我不懂這個女士在想什麼。她只是不善於為人指路，還是在替我擺脫可能跟蹤我的人？

　　走到最後，路的右肩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高約十公尺高的水泥拱壁。一座斷崖的上方正在大興土木，一樣是在建造連棟的二十層樓高住家大樓。我終於在石馬路菜市場前面見到了那一位女士。她年約四十五，一張臉圓圓胖胖，緊張兮兮的神情。石馬路菜市場是一座棚頂建築。她指著馬路對面那些新的建物說：「以前那是我們的地。以前我們自己有地有房子。」她定定地看著我，說得很慢，彷彿在等我回答她為什麼那麼多事情都亂了套。

　　如果要採訪拆遷戶，我們以前就有接受過一些指導，要我們切記不要在一個地方待太久，盡快提問，然後離開，因為當局其實一直在旁嚴密監視。我沒有忘記這些指示，因此我建議我們去他們夫妻最近租來的住家再談。我們從一間便利商店和一家小米手機店之間穿過，進入住宅區，迎目所見房舍骯髒低矮。

　　我們爬了三段樓梯，裡面光線陰暗，我一直在懷疑有沒有人在跟蹤我們。我著急地想說，三段樓梯有一段的梯轉台其實很適合攔查像我這樣迷路的外國記者。我這次來採訪有帶筆電出門。事先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因為很可能會被警察抓到。我是不是來錯了？我們走進一間小住家，空氣中濃濃的香菸臭味。她老公在等我們。我不用催他，他就開始訴說他們夫婦的遭遇。他說，在陰雨綿綿的一月，有一天地方官員找來的流氓打斷了他的手腳，他才明白原來官員是真的要霸占他的土地。

　　他小頭小臉，用著平淡的口氣說：「地方政府常常和房地產公司勾結來趕人。流氓打人的時候，警察和官員都在場，但就是不出手阻止那些流氓。我受傷之後沒辦法工作。我太太賣雞鴨賺錢，後來禽流感一來，也沒辦法賣了。不過他們不管這些。他們只管搞錢。中央政府當然不希望城市化害我們生活水平降低，但實際上就是降低了。」34土地改革如果要成功，最大的障礙就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始終還是以賣地為操作方法，而且常常獲得贈金、暗盤交易等利益。由於中國中央政府反對土地私有化的意識形態偏見，它至今無法為地方找出其他充足財源，同時全國土地買賣的相關歲入已經高達一年約一兆美元35。

　　（這一兆美元大部分都進了市、鎮政府，進入村級單位的很少。）美國西雅圖非營利的農業發展研究所（Landesa）二○一一年所做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全中國的農村有百分之四十的農民的土地遭到了徵收，政府給付的賠償金僅僅聊勝於無。36世界銀行估計，二十年來，中國的農村人口因其土地收益上的損失，總共短收兩兆元人民幣（三千兩百一十億三千四百萬美元），約占中國二○一三年GDP的百分之四。（有人說應該遠遠不止）

　　根據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二○一三年發表的「堅守家園：中國成千上萬農民面對暴力徵地拆遷」（StandingTheir Ground: Thousands Face Violent Eviction in China）這一份報告，農民若是抗拒徵收，常常遭到毆打，甚至發生更嚴重的案情；二○○九至二○一一年全年之間，至少有四十一名農人為抗議土地強制徵收而點火自焚。更悲慘的一個事件是，二○一四年秋天，雲南省會昆明城外一個農村有八個人為了土地徵收問題鬥毆致死。官方媒體報導說，這八個人當中有四個是工地工人，被當地農民綁起來放火燒死。

　　美國大使館前的抗議

　　我從中國西南回來大約半年之後，一個寒冷的冬日上午在北京遇見了幾十名農民從重慶來到北京抗議。他們很悲傷。他們的故事其實還是一樣：地方官員把他們趕走，在他們的土地上建造大樓。絕望之餘，他們來到首都準備放手一搏，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他們有一個跟我解釋說，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任期即將屆滿，回返美國，他一定可以請求美國總統歐巴馬幫助我們。他們認為歐巴馬依然是世界上提倡民主和人權的一國領袖。

　　這些農民年齡大部分在五、六十歲之間。他們那種鬆垮不合身的穿著，在北京這個中國都城很不合宜。那一天，美國大使館外如同往常一樣，排著長長的人龍，都是要申請美國簽證的。這些農民藉由這一條人龍的掩護，溜到了大使館大門的崗哨前面。大使館的崗哨是灰色的，看起來很像掩體，是二○○八年北京奧運舉行前建造的。他們慢慢往大門接近，突然每個人都把手上的牌子掛在自己身上，開始抗議行動。他們的牌子上寫著大大的「冤」。他們對天揮拳，喊著：「還我土地！」眾人在旁圍觀，一臉驚奇模樣。

　　身著橄欖綠夾克、頭戴毛線帽的年輕警衛，配合穿著制服的警察，很快就把這些示威者團團圍住，拉扯他們手裡的牌子，驅趕他們。但是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些農民一點都不害怕。他們喊著：「要臉不要臉？」這一群臨時糾合的農民絕對不是八十七年前毛澤東誇讚的那一股「大風」，但是那時候我看著他們和威權當局誓死對抗，心裡開始明白共產黨在鄉村將會遭遇巨大的挑戰。

　　空巢村的老人

　　藍白兩色的高速火車像蛇一般駛入石家莊火車站月台。它行動像蛇，那它有沒有毒呢？它的車頭燈穿透了淡褐色的晨霧。乘客成群結隊走進幽暗的車站巨大的水泥量體裡面。這一尾蛇大約每隔半個小時就進出一次，在全國各地如斯反覆吞吐著人群，鄉村中國人就這樣來回他們的農村，或是去到各地的灰色工廠、工地。

　　太行山在河北省會石家莊西境高高聳起，但是卻籠罩在二氧化硫、氮氫化物、臭氧的惡臭雲霧當中。這些化學廢氣是河北省的玻璃廠、水泥廠、鋼鐵工廠排放的；39情況到了冬季會更嚴重。我們今天在石家莊這裡呼吸的空氣含有大量最致命的微小粒子，微粒直徑小於二點五微米；空氣品質突破了每一立方公尺五百微粒子的上限。美國大使館有一次在推特上面說這種空氣品質「糟糕的不可思議」（crazy bad）。即使你離開城市，離開那些髒亂的農村，這種煙霧，或說「霧霾」，照樣如影隨形纏著你。那些霧霾籠罩著山嶺，飄蕩在沾滿泥灰的樹木之間，看起來不像是本地該有的東西。農村本身就貧窮、偏遠，找不到工作，這些你都認了，但至少不是應該要有新鮮的空氣嗎？

　　上圩里像個廢村。瞄一眼村裡那長長的泥土路，最多你只會看到老人包在褪色的藍外套裡面，拄著拐杖，偶爾從路角一閃而過。村子裡感覺不到什麼生氣，只有農家屋頂上的糧倉掛著幾串黃玉米。那種糧倉用鐵絲網圍成圓圈構成，直經約一公尺、高兩公尺多。上圩里村和炳花村，和中國成千上萬個農村一樣，都是「空巢村」 ── 意指年輕人都離家外出工作，村子裡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由老人來帶小孩這樣的情形。像上圩里，理論上這裡有三百戶人家、一千兩百個村民，但實際上大部分人都不在家，真的住在村子裡的只有幾百人，絕大多數都是老人、小孩。

　　董祥祝，六十九歲，坐在她家門口外面一張木凳子上，呆視著自家前院。她一張長臉紅通通的，是中國北方人常有的一種臉相。

　　她一輩子不曾裡離開這個偏遠的村子，然而她的神情卻有一種看盡世事的滄桑感。突然看到外國人出現，而且還是村子第一次有外國人出現，她卻若無其事。她一邊拍打著膝蓋，一邊回答我說：「現在這裡是什麼人在住？就小孩子啊！還有我們這些老人，要小心不要生病，才能下田幹活。但是我現在也沒有辦法了！」我們繼續聊著，她還是一直在拍膝蓋，好像在處罰她的關節炎似的。她的女兒在石家莊一家網路金融公司做事，她告訴我說這裡的老人長年在田裡勞作，普遍都患有關節炎。絕大部分村子的老人都一樣。他們常常一輩子種田，種到七十多歲或是種不動了為止。董祥祝的老公，今年七十歲的高秋尼插話說：

　　「我還可以種小麥、玉米。」40

　　院子裡一隻紅黃羽毛豐美的公雞一邊啄著地面，一邊啜一口旁邊盆子裡的水；每啜一口，就把頭抬得高高的，把水嚥下去，活像在喝酒。

　　屋旁豬舍跑出一頭豬，一邊尖叫，一邊亂衝亂撞，高秋尼揮著棍子把牠趕了回去。這些牲畜除了宰來吃之外，要是養得好，有時候還可以賣錢，貼補家用。院子地上曬著花生、地瓜，架子上掛著綠豆做的粉條；這些東西除了補充小麥、玉米主食之外，另外還可以「補充」他們的收入。

　　中國的老人現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到二○五○年時將增長為三分之一，花費巨大的醫療健康成本，造成嚴重社會負擔。但是比較不為人所知的一面是，這種情勢對上圩里這一類的農村是最不利的。因為年輕人離開農村的關係，人口老化速度在鄉村比城市快三點二倍。中國現在的「城市外」人口，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有八千萬人，占全國老人數約五分之三41。和城市老人比較起來，農村老人比較容易身體失能42，罹患高血壓、呼吸系統疾病但未治療的機率也比較高。

　　農村老人憂鬱症問題也越來越嚴重，自殺率是城市老人的三倍 。

　　他們的子女通常都住在遠方城市，無法經常來探望他們；這也讓他們比較容易出事。根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蘇國夏（譯音）所說，鄉村老人有五分之一所得落在官方貧窮線之下，比例比城市老人高了許多；百分之四十因為家人生病而陷入貧困。結果，除非必要，病患家屬往往不願讓病患就醫。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家亞伯特．帕克（Albert Park）說：「在中國農村，老人就連健康不佳，受到的醫療照護一樣比較少。」董祥祝說：「受得了痛，就不上醫院，太貴了。」莫路波圖涼快，穿著橘色襯衫、卡其色短褲，坐在他家起居室的沙發椅上，傾身向前，不想讓背部貼著那硬硬的椅背。我們談論著他炳花村家裡的兩老，他屁股老是在椅面上移來移去。「我們曾經有兩三次把他們帶來這裡，但是他們不習慣這裡的生活。沒有人可以講話，就算有，也聽不懂他們的話。我母親待在這裡最久的一次是六個月。那次是我生女兒，她來照顧我女兒。

　　「我幫他們在炳花村蓋了新房子，他們現在老了，要回原來的家，爬山爬不動了，我就幫他們在溪邊蓋了這一間屋子，讓他們生活容易一點。」路波皺著眉頭說：「我要是可以住在荔波，他們老了我就不用擔心，需要探望他們的時候，隨時都可以去。我們的村子是不是比這裡好？我真想回家，可是那裡沒有事做。我現在四十一歲，要退休還早！」他說著說著，臉上終於露出一點笑容。

　　那一天晚上，我們跑去他們家附近一間湖南餐館吃飯。飯桌上我們討論到他如果繼續留在長安鎮，遠離家鄉的父母，這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將是個禁忌；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認為長子理當奉養父母，甚至應該要和父母同住才對。路波的太太在旁邊一邊聽一邊抿著嘴笑。顯然他們夫妻以前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她會不會想搬回農村住，她馬上用力搖著頭，回答說不：「他們老是吃火鍋，我不習慣。我們河南人吃麵。」她的家鄉在河南省。但是除了三餐吃什麼的問題，她對炳花村顯然還另有顧慮。我還記得路波的媽媽曾經埋怨說她媳婦那一身大花洋裝及一臉濃妝和當地村民格格不入；她不喜歡農村生活，而且還要她丈夫提早回長安鎮。路波說：「我喜歡鄉村生活，很舒服，但是也很難。因為買東西很不方便。孩子也要上學，有時候生病還要看醫生。這些在那裡沒有一樣可以。」

　　第四章

　　政權的打壓

　　我們的專政，叫做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之前，我們都在玩貓捉老鼠遊戲。

　　── 耐吉供應商，世喬服裝公司總經理彼得潘在頹糜的椰子樹和幾座巨大的玩具、電子、紡織廠廠房之間，座落一棟水泥樓房，它的牆壁早早就沾滿了汙物，從陰暗的樓梯走上二樓就是番禺打工仔服務部所在。二○○五年春季一天早上，服務部來了幾十名農民工，四散在這沉悶的室內，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下棋，有的靜靜地在看漫畫，看《中國律師》、《城市青年》雜誌。書架上面擺著各種冊子，有一本是說明中國共產黨黨員資格的小冊子，與之並列的是美國國務院發行的《民主議題》論集。服務部牆壁上掛著廣東省地圖、世界地圖、勞工上課受訓的照片，還貼著兩幅標語，說「讀書可以致富」、「知識改變命運」。

　　羅光復剛剛上完十二小時的大夜班就跑來這裡上課，學習中國新頒定的勞動法規。這個一臉嚴肅的年輕人今年二十七歲，來自重慶農村，在番禺一間紡織廠操作織布機。番禺位於廣東省會廣州的東南方。平常下班之後是他的睡眠時間，但是今天他還是跑來上課。課程由服務處的一名志工講授。這個服務處的志工本身全都是農民工。羅光復很渴望學習。他說：「勞工要是不懂中國的勞動法，他麻煩就大了。要是工廠給我們的薪水太低，我們就可以用勞動法對抗。」1服務處主任曾飛洋，三十歲，來自廣東省北部多山地帶一個貧窮的市鎮，當過公務員、律師。他說：「現在勞工懂得自己權利的越來越多；這真是值得高興的事情。」他留著小平頭，大眼鏡鏡框上方兩道濃眉。「我們一九九八年創立時，還是最早的組織。現在NGO就多了。」他的服務處也替銳跑（Reebok）等公司做勞工訓練，賺了一些錢。2勞工只是黨的棋子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的勞工從工廠密集的廣東省開始覺醒自己的權利。二○○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外國投資客開始如潮水般湧入中國，越來越多人受雇於和中國政府無關的工廠、工地。工人從一批新近來自台灣、香港、歐美的老闆發現原來薪資、工作時數、工安等基本勞動條件和以前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之前那種勞動條件突然改變了。以前，城市、國有企業、鄉村、公社那一套鉅細靡遺的人事管理辦法決定了職業的每一環節，也決定人生基本的選擇──

　　譬如何時要生小孩子 ── 甚至連避孕藥也是由老闆發放。但是這一切都結束了。以前黨擔任的是「照管者」的角色。它為城市勞工提供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因為這樣的好處，所以大家都說這一套制度叫「鐵飯碗」。但是黨後來開始調整這樣的角色，於是開始出現一種很粗暴的資本主義，只要工人的血汗，不關心工人其他事情。所以工人便面臨一個由不得你的選擇：工廠提供的勞動條件不管多差都得接受，然後卑微地利用現有任何手段要求老闆給予良好待遇。

　　農民工離鄉背井，也遠離（至少在公文、書面上）代表他們的地方官員，自然最難以承受這種制度之害。地方黨部官員也許會拿錢支助村裡婦女「健康分娩」或者村民年度外出旅遊，但是自己村裡農民一旦到了城裡，他們就沒有什麼可以使力之處。譬如，我曾經在炳花村內一處牆壁上看到一面紅色公告牌，上面是捐款贊助二○一六年村內中秋節聚餐宴席諸位人士的芳名錄。其中，莫路春的弟弟莫路順贊助三千元，是芳名錄當中七十六人裡面贊助最多的。莫路順在黨內職位升遷很快，現在已奉調到貴陽做事。我在村子裡的一處宣傳共產黨消息的亭子看到一張他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在對來訪的省財政指導員致意，照片上面還有「領導關愛啟事」六個字。但是對於離開貴州，在外地工作的莫姓親族而言，有個在黨內得意的親戚並沒有什麼意義。中國勞工，只要一離開家鄉，國家立即對他們視而不見。

　　對於勞動階級如此冷漠，相較於之前中國革命時共產黨對工人的態度，真是莫大的轉變。優秀的共產黨員都明白無產階級會在國家的轉變上扮演關鍵角色：毛澤東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那個時候，共產黨總是在政治宣傳中宣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中寫道：「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3二十三年後，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國。毛澤東於數年後的一九五七年二月又寫說，中國這個國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4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曾經把一千六百名年輕人送到法國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鄧小平也是其中一員。他曾經在那裡的鐵工廠做工，也做過紙花、橡膠鞋子，對勞工生活有過第一手體驗5。革命之後，中國的新領導向蘇聯的共產黨信徒學習，也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傳統，亦即定期推舉「勞動模範」，宣揚其事蹟，用意是告訴人民說，共和國的人民要做黨的好僕人。對於在中國長大的無數孩子而言，一九七○年代最令人感念的「勞動模範」莫過於北京的張秉貴了。張秉貴在百貨公司賣糖果，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不用秤子，客人要多少重量的糖果，他一抓就準（「一抓準，一口清，一團火」）。

　　一九四九年以前，共產黨在城市進行地下活動的策略，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上海等城市動員工人搞罷工。這個策略至少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共產黨員利用工人的抗議活動，把中國幾個城市從政敵國民黨手中「解放」了出來。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這種情況卻開始產生變化。毛澤東師法史達林的「大推進」政策，開始著重於工業化發展，尤其更要發展重工業；這一來，讓聽話的勞動力備便妥當就變成了緊要因素。所以從此工人不可以再罷工，每一名工人都由他的雇主 ── 也就是他所屬的「單位」 ── 看管。城市之外，鄉村工人擁有的權利永遠比不上城市國有企業的工人。毛澤東死後，經濟改革開始，工人又開始變得很重要，但是主要的原因卻是因為他們是國內外投資者廉價的勞動力來源。

　　「農夫」是個髒字

　　今天，中國的勞動階級絕大部分是由農民工組成，但是中國社會卻很看不起他們。有時候偶爾有些人虛情假意流露一點憐憫，但是絕大多數城市人對農民工只有鄙夷、憎恨。因為農民工是「外地人」，所以時常成為代罪羔羊，城市人對於道路壅塞、物價高漲、各類偷雞摸狗的輕微犯罪，凡事都怪罪農民工。今天的中國，說人「農民！」是很看不起人的，是在罵人、捉弄人。儘管工人在黨的宣傳當中還是很重要，每一年在中國的娛樂兼宣傳大戲「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的演出都是要角，而且黨仍然公開宣告他們那個由國家控制的工會很重要，可以保障工人的權益，但實際情形其實不然；黨還是希望他們聽話，乖乖當二等公民。

　　黨已經不再「保護」工人，但還是運用一些措施讓他們繼續當意識形態道具。黨已經不再鉅細靡遺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個法令架構來規範一些新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太虧待勞工。這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防止社會動亂。中國共產黨採納勞動法之後，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才突然開始實施，但大部分局限於規範工作時數、薪資問題。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沒幾年，中國於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外國投資越來越多，中國官員也開始認真管理起那些外籍老闆的人力資源實務。

　　當局首先於二○○一年十月開始宣導一部職業傷病法令，八個月之後又頒布了勞工安全法令。在這一切的同時，由於國有媒體持續宣導新法令的重要性，國際輿論也越來越關切血汗工廠問題，大學裡的勞動及法律學者、工人自修而成的律師受到了鼓舞，開始在很多新成立的NGO對工人講授勞工權益。

　　政策與對策

　　但是很多工人後來發現，光是有嚴格法規還是不夠，必須要能夠有效執行才有用。可以想見，新的工廠老闆總是盡量規避法規，因為採取新的做法都會增加成本。面對嚴格法令規定，他們開始鑽法律漏洞，繼續壓榨勞工。這樣想盡辦法，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保持原有的利潤。後來，針對耐吉、沃爾瑪等大公司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起來之後，這些跨國公司開始要求他們的供應鏈廠商必須遵守新的法規。他們都怕勞動醜聞會影響他們的股價。於是中國開始出現一種產值頗巨的產業，亦即由一些國際品牌、零售商雇用的稽核公司，負責檢查其供應商的工時、薪資等問題。像Cal Safety Compliance，法國的Bureau Veritas，瑞士的SGS都是這一類公司。他們帶領當地雇請的團隊前進各個工廠，檢查各家工廠是否遵守新的法規與公司行為規範。

　　然而，這一種新興的稽核產業廠商之間卻缺乏橫向聯繫、協調，弄到每一個品牌或零售商似乎都比較關心維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真的制定可行的改善程序，讓供應商願意遵守。有些大工廠，一個廠就生產多個品牌或零售商的商品，就會變成需要遵守幾種彼此互相衝突的行為法規，有時候幾乎每天都要接待檢查團隊。檢查團隊一來，免不了都會要求巡檢廠房，查看薪資紀錄，找經理、工人來問話。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奧瑞特．凡．西厄登（Auret van Heerden）說：「麥當勞、迪士尼、沃爾瑪每一年都要接受幾千次各公司自行其是的稽核。」西厄登留著一頭長髮，有「咖啡癮」，以前在南非是反隔離政策運動人士。他說，各家工廠的那些經理「已經對稽核很疲乏」。6自然，各家工廠很快就開始懂得和這一套新制度玩遊戲。他們會製作幾本帳簿，一本給稅務稽查員看，一本給稽核公司看，正確的帳簿給自己看。另外他們還有一套巧妙的方法，把壓榨勞工的醜事掩蔽起來，並且常常賄賂檢查員。廣州一家紡織出口公司有一份給管理員看的「指引」，要他們碰到有人來稽核時，「先通知未成年實習工、未成年全職工、無身分證員工從後門離開廠房，要他們不要在宿舍區逗留，然後馬上要求接待員備便所有相關文件。」這一份指引同時還要求工人這時候要戴上口罩、耳機。7

　　深圳的這一條街道人車雜沓，從外面看，你很難從從其中找出這一間小玩具工廠。我們穿過一間骯髒的會議室，來到工廠的一樓。會議室平常作為接待買家用。工廠一樓通風不良，空氣中滿是油漆氣味。女工在壓鑄模具前彎著身子，小心翼翼地往白雪公主、灰姑娘、迪士尼公主娃娃身上噴油漆。我跟著一間美國大零售商的稽核經理跑來這裡，他做這一行已經很多年了。有鑑於所謂的「突擊檢查」現在已經司空見慣，而且有些大品牌也開始對一些搞怪的企業視而不見，所以他現在帶我來看看所謂「稽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名中國籍經理陪同我們做檢查，他顯然很緊張，因為我們半個小時之前才通知他要來。我們巡查廠房時，他一直催我們快一點。我們看到有一扇門不只關起來，還鎖住。

　　問他那裡面有什麼東西，他起先一直說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但是在我們堅持之下，他只好拿出鑰匙把門打開。原來這裡也是工廠，裡面有一群女工在做事，其中幾個看起來不足十六歲。違法。我們進去的時候，有個女工連忙跳起來躲到幾個女工後面。工廠經理很著急，承認這裡面一直藏著一些違規情節最嚴重的工人。

　　世喬服裝公司的總經理彼得潘說：「之前，我們都在玩貓捉老鼠遊戲。」世喬破舊的廠房位於廣州番禺一片芒果樹林和稻田之間，在前面所說那間深圳的玩具廠西北方約兩小時車程之處。世喬專為耐吉製作運動服，員工六百人，每天在廠房裡操作縫紉機、熨斗，製造運動服、短褲。滿腹委屈的彼得潘說，上次被耐吉查到違規之後，他們做了一次整頓。「不管改善什麼東西，都會增加成本。」這會使公司更不容易付加班費。平日每天八小時以外加班的加班費以一倍半計算，週六、日及假日加班費以兩到三倍計算。他抱怨說：「（耐吉的）價格從來沒有調升過一毛錢，但是要遵守勞動法規，一定會增加成本。」8

交易的破局

　　然而，官員表面上要求廠商遵守新的法規，可是其實他們自己也是三心兩意。在地方上，政府官員不想讓投資者難過，因為他們畢竟帶來了稅收和就業機會。其實就連北京的高層決策官員也都知道，目前這種又髒又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各大品牌商則是比較關心藉由執行稽核才能在出事時撇清責任，並沒有真的多期待供應商改變做法。如今工人已經從原先的革命先鋒變成了工業經濟的螺絲，工人至少在原則上應該要默默接受這一點才對。新的法規應該可以防止最嚴重的壓榨情事，但是工人不可以對外張揚。

　　認命的工人有助於維繫黨和城內人所做的交易，那就是，讓你所得增加，但是我要更加限制人權，禁止人民公開批評中國領導階層。聽話的工人曾經協助毛澤東進行中國的工業化，現在，他們卑微的身分則是快速推升經濟成長，提高新中產階級城市人生活水平的必需品。以前我剛剛認識莫文吉不久，他曾經告訴我說他小時候父親就死了，那時候他父親正在參與一項水壩建築計畫。文吉沒有責怪什麼人，只認為失去父親是他這種中國鄉下窮人注定的命運。他只說了一句：「他工作太累了，才會死掉。」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就是共產黨要的。9問題在於，現在工人也越來越不聽話了。這種變化，部分原因來自於人口組成的變動。世界各國的企業本來一直很羨慕中國有那簡直是「無窮」的勞工可資運用，但是這種情形在二○○五年突然反轉，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工業區開始出現嚴重缺工現象。這有一部分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結果。一胎化政策確實大大降低了中國人的生育率。不過還有一部分原因卻是需求遽增，也就是進入中國的製造商越來越多，不斷集中，其中包括在兩個三角洲以外地區設立工廠，這些製造廠全部都在競逐農民工。這就表示工人開始能夠有所選擇，薪資過低就換工作。以前去工廠上班要把身分證交給廠方，形同變成老闆的囚犯，這樣的時代如今已經結束；為了吸引勞工，留住工人，各廠也相繼開始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與生活環境。

　　新一代的勞工

　　除了經濟環境已經從始終有利於資本家轉變成對勞工較為平衡，新一代八○後出生的民工也已經和他們的父母不一樣了。新一代的民工有手機，會上網，顯然比較了解自己應該擁有什麼權利。他們的教育程度比較高，找工作時想的是要找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是想賺錢寄回去給家鄉的父母。最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多如牛毛的勞動法規知之甚詳，而且會運用。春季的一天，在他朋友所租的深圳的一間房子裡，慶永志（譯音）說：「想要出來做工，重要的是要很了解法規。」慶永志一九八四年在貴州畢節出生，現在深圳一家日商公司做手工藝扇子。畢節這個市後來曾經發生數名「留守兒童」的意外，死在垃圾箱子裡的悲慘事件，全國皆知。「我父親那一代認為法律是給資本家用的，不是給工人用的。」10

　　勞工運動推動者也開始在形成一股新興的力量。他們現在已經不止於為民工講解勞動法規，而且還進一步鼓勵民工採取行動。他們教導民工集體談判技巧，並且嘗試影響政策。在世紀交接的前後幾年，全中國只有十幾名勞動法倡議者。不出十幾年，中國現在已經有大約八十個勞權團體。以前那些勞動法倡議者包括重慶出生的周立太，廣東番禺的曾飛洋等人；周立太是無牌「赤腳律師」，多次代表工人要求工商賠償。

　　現在的幾十個勞權團體，大約有一半分布在北京、上海、重慶、廣東等地，他們在中國日益強大的勞工運動中越來越居於關鍵角色。11張治儒是這些勞工運動家當中的一個。他現在自己在深圳設立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叫做「春風勞動爭議服務處」（「春風」這個名字帶有希望新中國開放的意思）。他出生於華中湖南鄉下的洞口縣，十五歲那一年中學讀到一半不讀了，跑到東莞一間鞋廠做工；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後他開始自己研讀勞動法規。二○一一年秋，他決定競選深圳全國人大代表，想要為深圳的數百萬農民工服務。對於相關官員而言，全國人大長久以來一直只是橡皮圖章，現在他想參選，當局很不爽快。

　　首先就有當地的警察上門，警告說他有可能因為「破壞」選舉而遭到逮捕。接著，幹部又發布新的規定，讓他這個沒有當地「戶口」的人沒有辦法參選。張治儒因而退出選舉。12

　　參選事件後半年，我和他第一次在深圳一家餐廳見面。這一家餐廳位於深圳市郊的工廠區內，客人很多。我們談到了廠商最近新發明的手法「臨時工」。臨時工在這裡叫做「派遣工」。我後來比較了解他以後，就發現他總是很冷靜，不管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他都可以馬上和你聊起勞工權利。他問我說：「我有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服務處是要要求改善臨時工的條件，還是應該要求完全禁止派遣工？」當時餐廳客滿，很吵鬧，我並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要我回答。13法律管不到的派遣

　　當時各家工廠雇用派遣工的情形已經很普遍，所以他的問題顯得有點多餘。中國於二○○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加強了「加班」方面的規定，並且強制資方實行社福給付。這將使工廠的成本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不過這一部勞動合同法有個漏洞，就是不管「派遣工」。因此地方政府一開始執行勞動合同法，各家公司就開始把全職工換成派遣工。根據某一方面估計的數字，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之後，到了二○一二年，全中國派遣工數量已經達到六千萬人，是合同法剛開始實施的三倍。依賴派遣工的情形不只在小型出口工廠很普遍，就是最大的國有企業也一樣；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中國銀行，還有很多跨國公司都有這種事情。禾眾基金會網絡（Solidaridad Network）是荷蘭一家駐在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改善工廠的工作條件。該基金會的中國總監馬瑛說：「工廠老闆都很聰明。他們要是認為勞動合同看起來實在很花錢，一定會另外想辦法規避 ──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我看過很多工廠都是以前雇用達一千名全職員工，現在只剩下銷售部門雇用五十個。」14

　　東莞南城區有一個地方，面積廣達數英畝，在眾人口中叫做「諾基亞生活區」，區內街上有一些平價餐廳、手機店、藥房。要知道自己來到了「諾基亞生活區」，第一個線索就是你會看到很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個個都穿著諾基亞白底藍字襯衫。諾基亞全球各地公司的員工都穿這種襯衫。這裡巨大的手機製造廠雇用了足足一萬名民工，這些年輕人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他們雖然穿著諾基亞襯衫，其實只有少數幾個是真的諾基亞員工，其餘的都是勞動派遣公司派來的派遣工。梁兵說，這表示他們和諾基亞的正職勞工同工不同酬，領到的薪水只有後者的四分之三、沒有紅利、不能入住廠裡的宿舍、不能參加工會，常常被管理人員欺負。梁兵今年二十歲，在湖南省長大。二○一二年初一個溫暖的晚上，我和他們五名工人在他們廠外幾分鐘腳程的一家咖啡館聊天。他估計，他的同事真正屬於諾基亞員工的，不到三分之一。「諾基亞只想省錢，逃避責任。我們只是任它壓榨的勞力。」15但是諾基亞說他們最近一次稽核東莞廠，發現東莞廠「乾淨，管理適當，尊重員工，沒有歧視。」但是問他契約工在所有工人裡面占比多少，他卻不肯說。16

　　東北大罷工

　　一九九○年代末、二○○○年代初，中國政府大量裁撤國有企業之後，東北爆發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第一樁工人大規模抗議。二○○二年春，大慶和遼陽這兩個工業城市開始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出來示威。大慶在黑龍江省，因其巨大的石油儲存量而變得很重要。遼陽在遼寧省，是鋼鐵、鐵合金生產基地。這兩個城市最初都是日本人在一九三○年代發展出來的。示威發生的那段時間，從省會瀋陽通往遼陽的公路一路上都有警察在監視。三月下旬一天晚上，我搭乘計程車，在同情示威工人的計程車司機協助之下，溜進了這個煤煙瀰漫的城市。工廠倒閉之後，這些工人失去了工作，廠方又欠薪未發。我坐在後座，司機丟給我一頂棒球帽，說：「戴著。我們已經接近檢查哨，等一下你要坐矮一點。」我戴上棒球帽蓋住頭髮，帽簷遮住臉部，縮著身子，假裝在睡覺。檢查哨的警察在打瞌睡，只揮了一下手就讓我們過去了。我們繼續往遼陽前進。

　　在中國的這個「鐵鏽帶」發生規模這麼大的抗議事件，北京的中央政府嚇到了。但是它卻是以精心策畫的策略給予鐵腕回應。這些策略包括找出抗議活動籌畫人，予以重刑懲罰，藉此嚇阻未來的抗議運動人士；譴責地方官員沒有適時排解雙方紛爭；丟一點錢給抗議群眾，聊表安慰之意。這樣的手法後來都依樣畫葫蘆，用在無數抗議事件之上。在遼陽市，兩個帶頭的人分別以「顛覆」罪名遭判七年和四年徒刑。17當地報紙報導說，十三名官員以貪腐獲罪，「將會」予以懲罰。另外根據當地報紙報導，抗議的工人拿到了一半之前工廠積欠的薪資，並且獲得日後領取失業救濟金或退休金的承諾。這些做法都是為了在事態始發之時立即撲滅火苗，以防各廠工人甚至整個地區工人開始串聯。中國官員知道之前東歐等地發生勞工示威運動的後果，引為前車之鑑。18有一天晚上，香港職工會聯盟秘書長李卓人告訴我說：「中國政權很怕之前波蘭團結工聯的經驗進入中國。」我們在當時香港立法會所在那一棟白色花崗石大樓碰面。19那一棟壯觀的大樓是英國在港時代建造的。李卓人一九五七年出生於上海。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跑去北京支持那些學生、工人，後來就一直被禁止再進入中國。

　　但是，中國的國有經濟在寒冷的東北地區引發第一波示威抗議之時，中國並沒有出現一位「華勒沙」來領導工人運動。事件的結果證明黨為了整頓舊經濟大量資遣工人相當成功。一些中年勞工在這一波資遣當中被迫提早退休。有的人在民營公司另外找到了工作，但往往是低薪的工作；在中國這叫做「下海」。勞工運動真正在中國引發嚴重後果，造成社會動盪的，是後來發生在廣東的農民工抗議運動；這個地方，距離中國東北足足有兩千三百公里遠。

　　王侃是勞工專家，北京中國產業關係研究所（現已改為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授。他好學不倦、溫文儒雅的談吐和他研究的領域很不搭嘎。他研究的是中國勞工和工廠老闆之間衝突頻生的關係。我們通常會在一家韓國人開的咖啡廳碰面。我們開始聊沒多久，我就了解到他最近的研究發掘出很多「勞工抗議」方面的資料。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勞工抗議目前已經迅速成為敏感的課題。近年來，參加過自發性罷工（wildcat strike；指工人自發性的、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的工人，二○○六年還不到百分之十，到了二○一五年已經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同一個時期，尋求由政府管道解決問題的，從百分之六十左右下降到不到一半。王侃說，以前農民工的抗議通常規模都比較小，但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改變。二○○六年時，參加過十人以上規模罷工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一，十年之後，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幾乎是所有的工人都參加過罷工。同一個時期內，認為罷工時同事的支持效力最強的人，從百分之四十四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三，但依賴官方工會的則是從未超過百分之八，到了二○一三年甚至降為「零」。王侃說：「現在工人比較有團體意識。我們問工人為什麼要參加罷工，大部分都回答說他們參加罷工是為了支持同事罷工。之所以會那麼做，是因為以前的經驗 ── 曾經目睹罷工或參加罷工的工人越來越多。」20張治儒的「度假」

　　近年來，廣東的勞工短缺成了各公司嚴重的問題。我屢次來這裡採訪，大部分時間都在聽工廠經理埋怨工資上升，工人流動率太高。不過其中有一次不一樣。那一次我要採訪的是中國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二○一四年四月，因為位於東莞的八間工廠沒有發放社福基金，造成四萬多民工出來罷工。這八間工廠全部屬於裕元集團。裕元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鞋商，也是耐吉、愛迪達的最大供應商。四年前，離這裡不遠的佛山市，也有本田汽車的供應商發生工人罷工；當時公認是新一波勞工權利運動的發端。我那一次南行，除了採訪裕元集團工人的罷工事件，另外也想看看當地的勞工NGO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因為我已經聽說番禺曾飛洋服務處的職工和深圳張治儒春風服務處的職工一直在傳授罷工工人談判技巧。另外還有個小NGO，並沒有涉入這次的裕元罷工，但也是一直在協助勞工。這個小NGO由勇敢無畏的吳貴軍獨自一個人運作。幾年前，吳貴軍在一家傢俱廠上班時受傷，他跑去醫院治療，卻被老闆以「曠職」論處罰款。工人的權益這麼不受尊重，他駭異之餘，開始跑去勞工NGO當志工。後來有一間傢俱廠關閉，但沒有發薪資給員工；他帶領工人起來罷工，因此坐牢坐了一年。之後因為法院判決說沒

　　有證據足以證明他犯罪，他因而獲得釋放，而且還得到了一筆賠償金。

　　這是一次很罕見的勝利。他後來用那一筆賠償金組成了自己的勞工支援團體。21但是，就在我一切準備妥當，即將出發之前，勞工運動圈子裡開始流傳一個消息，說政府已經開始鎮壓這一次罷工。張治儒的同事林東已經以「散播網路謠言」罪名遭到逮捕。但是他其實只是在WeChat的「短信息」服務上貼了一則另外一次罷工的訊息。消息還說春風服務處的負責人張治儒已經被可怕的「國保」 ── 國內安全保衛局 ── 強行帶走，下落不明。

　　春風要重新找辦公房舍真的很困難。上次和張治儒碰面之後到現在，這兩年之間他已經搬了好幾次家。警察要是認為誰是作亂者，通常都會要求房主不要把房子租給他。在中國的各個城市，這是警察騷擾人民常見的一種手法（那一年，為了抗議他們又一次被警方驅趕，張治儒後來攜同妻小在他們城外的辦公室外面進行了他們自己的示威抗議）22。看樣子警察已經把張治儒趕到離深圳更遠的郊外了。現在，我搭的計程車在一個農民工村落的窄巷裡鑽進鑽出之際，我不禁開始想說，張治儒和我約妥碰面之後的這幾天，顯然已經遭到綁架。

　　張治儒失蹤讓人憂心忡忡，但我卻因為這樣的機會和他新任的副手碰了面。這個年輕人今年才二十出頭，個性開朗，充滿理想，剛來春風做事不久。他也是農民工之子，在江西省的一個小農村長大。江西多山，毛澤東等革命分子曾經以江西為其基地。這個地方至今還是非常貧窮。他很用功，在全國的大學入學試考到了高分，進入大學就讀，也成了貧窮農村青年相當少見的模範。他原來打算大學畢業後進入北京中央黨校就讀，修習碩士學位。江西當地人解釋說，他的成就使他成了村裡的名人。在眾親友 ── 都是農民 ── 的想法當中，他日後將會去政府機關做事。大家都知道，在政府機關做事，就算薪水不多，旁門左道的油水卻不少。但是後來他卻決定要去深圳的春風任職，村民都非常失望。我和他在春風的會議室談話，他苦笑著說：「我大學畢業，賺的錢卻比很多工人少，他們很多人都很失望。」春風的會議室正對二樓的入口和電梯口。「但是我很了解農民工家庭。我是留守兒童。我從很早就下決心要找有效的方法改變中國農民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這裡，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集體談判。當初為裕元的事情罷工時，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工人都相信春風。但是現在政府卻抓走了負責人張治儒，還有林東。」他的口氣變成很哀傷。

　　他從這一份新的工作很快就學會了應付當局及其粗暴策略的方法。

　　他之前負責在東莞設立春風的第二辦公室，那裡比較接近很多目前發生爭議的工廠。但是這裡這間辦公室設立四個月以來，已經被迫搬了四次家。他說，他沒有家累，所以受得了這樣的流離變動，但是對張治儒來說，這卻非常辛苦。他有老婆，有孩子，還有個老母和他們同住。他說：「我們到哪裡都有人跟蹤，不是警察，是一些受雇來監視我們的人。然後還有國保。國保找我們談話，還告訴我同事說你要是繼續在春風做事，你在東莞就沒有家了。不只是你 ── 你媽媽，你孩子，連你妹妹一家人，都要搬走。那一天晚上我們都哭了。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卑鄙。他們說我前途光明，不需要做這種工作。他們警告我要謹慎選擇工作和生活方式。你不希望做事情會後悔。他們還告訴我說張先生在做非法的事情，但是卻披著法律的外衣騙人。我要求他們拿出證據。我告訴他們說，只要你有證據，我一定會反對他。我本人就會和他對抗。但是他們拿不出來。」十二月十日張治儒對他說要放棄設立東莞辦公室的計畫，他就搬回了深圳。

　　我們聊到了快半夜，還在討論春風的種種問題，張治儒突然走了進來。他和平日一樣，穿著熨燙服貼的白襯衫，一臉堅定的表情。他說：

　　「國保剛剛載我回來。」他邊說邊把手上提的幾包豆腐放下來；那是他買回來要給家人吃的。小伙子很高興，喊說：「志儒，你回來了！」然後打手機給張治儒的老婆，要她馬上從樓上的住家下樓來。張治儒現在在「度假」。中國的公安如果想要某個人噤聲，有時候會強行把那個人帶走，送到賓館或是什麼觀光景點要他輕鬆過個幾天；這就叫做「度假」。他是前幾天被兩名公安帶走的。這兩名公安以前來過春風辦公室幾次，他早就認識。他們把他送到廣州郊外一間旅館。這個地方，照他用中國人形容風景的常用語來說，「有山有水」，環境優美。他在這裡待了兩天兩夜。經過第一個晚上，隔天他向他們要求放了他。他們很禮貌的回答說那不可能，並且要他上去「微信」發個簡訊說他這幾天在度假。他憤憤不平地說：「我在中國最大的一次罷工期間跑去度假？我怎麼會幹這種事情？我不會發這種簡訊。」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們突然告訴他說可以回家了。他們開車載他南下，三小時之後回到了深圳。接著就是我們在半夜時分碰面了。他說：「他們花了很多時間要我不要幫裕元的工人，但是我告訴他們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我其實是在協助解決罷工。」23

　　裕元罷工現場

　　兩天之後陰雨的下午，我啟程前往東莞高埗。東江河畔裕元巨大的廠區看起來已顯老舊，區內總共有八間製鞋廠。東江是珠江由東而至的支流。我們的廂型車經過一座大門進入廠區。我縮著身體坐在座位上，怕有人看到我。路邊停滿了黑白兩色的警察和武警的綠色廂型車，幾輛大巴士裡面坐滿了大小官員，在那裡打瞌睡。發亮的樹木旁邊警察三三兩兩走來走去，有的腰間掛著自動步槍。我想把車窗搖下來好看清楚外面的情形，才降下來一條縫，看到那些警察，頓時覺得一陣噁心。我提醒自己說，這其實只是常識 ── 我要是搖下車窗，很可能接著就是警察揮手要我們停下來，然後至少就是他們命令我離開，不要再回來。我們的司機說：「讓外國人看到這種事情有一點敏感。」他開始緊張了。

　　我們行經一面掛著布條的牆壁，布條上寫「YY的工人可以免費上電腦課」。我出聲唸了出來，司機輕蔑地說罷工者根本禁止懸掛任何布條，只有說「好消息」的例外。

　　我從紐約皇后區一個中國勞工權益組織那裡拿到了一名裕元工人的姓名和聯絡資料。這一名工人是四川人，今年二十七歲，在裕元已經做了四年。我這次要來高埗之前有和他電話聯繫。他同意和我碰面。但是現在，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事情已經有了變化。我們車子進入高埗地區時，我打手機給他，他說：「現在見面談話不方便。」他的口氣很緊張。「當局 ── 警察、武警 ── 看我們看得很緊，不讓我們離開廠房。和外人講話他們一定會抓起來。」我知道這一次通電話之後，我不會再有機會和他講話，於是我連忙問他為什麼至少當下大部分工人都不罷工了。「因為工廠管理員、地方官員、警察一起在看管工人。我們不管在廠裡做事還是在外面吃飯，都有人看著。前面有人看，後面也有人看，一直不離開。工廠門口也有人看。他們說要是我們不上工，就把我們抓走。但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明明承諾我們會獲得適當對待。我們會堅持我們的權利。」他匆匆忙忙說完，就掛了電話。24對付工會的兩手策略

　　全中國都聽得到他這種說法。人民認為地方政府很腐敗，總是和工廠勾結，聯手壓榨勞工，謀取金錢利益。中央官員遠在北京，但肯定是站在工人這一邊的。他們要是知道工人受到這種待遇，一定會出面阻止。他們頒訂的法律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但是，這種信心喊話，不管說多少次，始終讓我感到悲傷。因為，實際上，北京關心的就是「維穩」，絕對不會放手讓工人自行其是。共產黨自己就弄了一個工會在處理勞工問題。這個工會叫做「中華全國總工會」，目前會員三億零兩百萬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工會。有鑑於中國的領導階層總是執著於既要避免動亂，又要經濟快速成長，所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是聽到勞工運動就皺眉頭，而且一定是站在廠方管理部門這一邊。

　　這種情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創立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其結構及宗旨都是刻意模仿當時蘇聯的勞工聯盟；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有提醒黨要關切勞工的意思，但主要的目的完全不在解決工人遭受的委屈，而是把黨的指令下達給勞動群眾，動員工人進行政治運動。列寧在〈論工會、當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 The TradeUn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otsky’s Mistakes）這篇文章當中說：

　　「沒有一些『輸送帶』把先鋒隊和先進階級群眾連結起來，再把先進階級群眾和勞動群眾連結起來，就無法實現專政。」25確實，黨不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真正代表工人，都有一段抑制工會力量的歷史。一九五七年，上海的機械、紡織、肥料工廠發生了一連串的罷工事件，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在這一波動亂的原因上面和黨決裂。有幹部說這一波動亂是因為新的一批勞工「幼稚、不純潔、充滿下層階級意識」。賴若愚卻批判工會沒有協助工人。一九五七年五月，賴若愚在北京對一批工會幹部講話，說：「工業社會化之後，在很多工人眼中，工會（已經）變得沒有用處。」他說工會官員「和企業管理一個鼻孔出氣」。不久他就遭到了黨的整肅。一九五八年他因肝癌離世，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獲得平反。26

　　往後的一個時期，包括大約三十年後的天安門六四事件期間，只要有人企圖建立獨立工會，都會受到嚴酷的打壓。鐵路工人韓東方在天安門工、學示威抗議期間帶頭成立獨立工會「北京工人自治聯盟」；六四運動遭到鎮壓之後，他隨之獲罪，繫獄二十二個月，後因在獄中染患肺結核獲得釋放27。後來他逃到香港，成立了「中國勞工通訊」機構。中國大陸以外有很多機構會以贊助經費、策略訓練等方式支援中國境內的勞工運動，但中國勞工通訊在這一方面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其他機構都來得重要。他們就曾經在裕元罷工事件中支援過番禺的春風服務中心。香港秋季的一個下午，我和韓東方在太古廣場的萬豪酒店碰面。氣宇不凡的他邊喝著烏龍茶邊說：「我們不搞中國的Salidarnosc（團結工聯），我們沒有要推翻共產黨和全國總工會。我們的工會只想為勞工服務。」28

　　但是，北京的共黨領導階層卻不是這麼看的。他們長久以來就一直很擔心中國的勞工運動會受外力操縱，變形為反黨運動，反抗他們的統治。裕元罷工事件落幕之後不到一年，在中國最資深官員的命令之下，共產黨就開始全面鎮壓勞工運動及其推動者。警方審訊了數十名勞工運動成員，要他們不可以再協助工人，很多人遭到逮捕。他們特別點名番禺的春風服務中心，指控春風接受海外支助（春風確實接受過香港中國勞工通訊和美國福特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的支助）。曾飛洋則是以「破壞公共秩序」罪名被捕。他因為支援一家製鞋廠工人罷工而獲得此項罪名。這一間製鞋廠位於番禺，是拉夫勞倫、卡文克萊、Coach的製造

　　商。共產黨不只逮捕他，還透過國有媒體對他進行抹黑，說他是有婦之夫，卻常常去嫖妓，至少有八個女朋友，還愛和人分享色情影片。二○一五年，中國最高層工會官員李玉賦接受國營媒體《新展望》訪問，在訪問中說：「充滿敵意的外國勢力正在加緊滲透，企圖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王侃這樣子解說：共產黨在剷除（工運）老手。目前這些勞工運動成員已經建立了社會網絡，共產黨要把他們趕走，互解他們的正當性。共產黨要把這些作亂的人趕走。29

　　系統性打壓獨立勞工運動之際，習近平在當年夏季的一次會議中嚴詞批評政府的工會沒有盡責維持穩定的工作環境，必須大力整頓。習近平說，包括工會在內，群眾組織不可以「和人民有距離」。那一年秋季，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高層就展開了一項計畫，開始全面整頓工會。該計畫的目標是二○一六年底以前將工會臃腫的職工從六十八萬名全職人員削減百分之四十，另外再重新吸收幾百萬名工人 ── 包括農民工 ──加入。此外，這項改革計畫還呼籲在全國增設數萬個服務中心，作為工人休閒娛樂以及受訓學習之用。工人可以來中心看電影、上課、學習電腦、勞動法規等多種課程。但是，最重要的，或許是中心可以做各種政宣討論，嚴密監視勞工是否有「異心」、騷動。國家新聞機構在該計畫的綱要中說，工會必須帶領勞動群眾接受黨的領導。

　　王侃說：「習近平的構想是影響工人的想法，重建『輸送帶』。但是工會要是發現有麻煩或罷工即將發生，也可以立即通知地方政府和公安，讓他們採取行動，予以控制。」30

　　二○一六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我又來到了番禺。這一天天氣晴朗，稍微炎熱，距離我第一次來這裡已經有十一年了。上一次來的時候，曾飛洋自豪地帶著我參觀他的服務中心。那一次我認識了紡織廠工人羅光復。那時候羅光復很急著要弄懂當時剛開始實施的新勞動法規。

　　曾飛洋在牢裡熬了九個月之後，最近自行答辯有罪，認了「破壞公共秩序」罪名，獲判三年徒刑，四年緩刑。他另外三名同夥也因同樣的罪名遭到判刑。孟晗的情形最突出。他現年五十二歲，之前在醫院當警衛，後來加入勞工運動，在曾飛洋這裡做事，現在也是面臨「破壞公共秩序」審判。他在番禺區人民法院受審。法院是一棟雄偉的大樓，樓高八層，隔著街道與之面對的卻是一排破舊的汽車修理廠。一排蓋了一半的高層公寓，院子裡雜草叢生，掛著一面黨的政宣布條，上面四個大字寫著「公平，正義」。

　　孟晗自從被警察拘留以來，至今將近一年，經常要面對警方的嚴酷審訊，而常常不讓他睡覺。由於他不肯認罪，不肯供出同夥，所以警方也一直不願意把他交付審判。上個月，他年老的父母家遭到斷水，還有流氓用斧頭砸壞了他們家的門，他們只好搬家。之後還有國保上門來要他們去說服兒子配合警方審訊。31忍受了幾個月巨大的壓力，孟晗最後終於屈服認罪，接著就在這個月獲判二十一個月徒刑。在他的審判和判決約三個月之前，他告訴律師說：「警方指控我們企圖改變中華全國總工會。但是，這個所謂的『工會』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嗎？當然沒有！總工會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只會跑出來作秀！我們訓練工人，幫助他們保護自己的權利，政府不做的事情我們來做。工會應該屬於勞工，為勞工做事。工會不是保護老闆利益的機關。」32

　　同樣也是二○一六年，深圳當局早先就已經在逼迫春風停止運作。

　　雖然春風的工作人員當時並沒有在坐牢，也不得不放棄勞工組訓。張治儒開始跑到外面市場上尋找仿冒品，然後向商業局檢舉，藉此領取獎金。他的副手開始做白天安親班，照顧小孩子；小孩子的家長是附近龍華富士康iPhone工廠的員工。龍華富士康六年前因為多名工人相繼自殺而惡名遠播。這些工人的小孩再長大一些，就必須送回家鄉村子裡就學，因為他們在深圳沒有「戶口」，不得上這裡的公立小學。我上午十點來到這間平價安親班，外面的天氣已經很炎熱。安親班的教室是由一間單房公寓修改而成，是孩子的遊戲學習區。張治儒的副手切了一顆冰過的西瓜，西瓜汁流到了桌子上。風扇聲音很大，旁邊又有小孩子跑來跑去，尖叫呼喊，我們必須大聲講話，彼此才聽得見對方在講什麼。他說：「我去這裡的一個勞工組織找工作，才知道國保已經把我列入黑名單。他們告訴大家不可以雇用我。他們趕走了所有NGO的領導者，組織還在，但是集體談判這種重要的事情就沒辦法做，所以今天只好教一些飲食衛生課程。」33

　　他說，我們都不知道接下來中國會怎樣，有時候感覺我們好像在倒退，口氣很哀傷。他問說我認不認為中國整個政治體制太脆弱，也許撐不久了。我說沒有，大部分人還是會接受現在的領導人。他們現在生活比較好過，而且現在中國真正的窮人已經不多。（說到這裡，我突然疑心疑鬼了起來：是警察要他問我這個的嗎？他會向警察呈報我們的談話內容嗎？我為什麼要告訴他我在寫書？警察會有什麼反應？）但是他不容許我規避答案。他應用他的知識，告訴我說：「按照托克維爾所說，人民會起來不是因為貧窮，而是因為發現別人比我過得好而憤恨不平。

　　你也知道我們的勞工是個大問題。他們覺得新中國遺棄了他們。」

　　第五章

　　機器人是解藥還是毒藥？

　　騰籠換鳥

　　── 二○○七至二○一二年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之語，他以這句政宣口號鼓勵工廠增設機器人，提高生產量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有個人掉在地上

　　── 許立志《一顆螺絲掉在地上》。許立志生前是富士康工人，於二○一四年九月跳樓自殺。

　　中午過後，夜車從省城武漢向十堰市出發，當天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湖北東部的江漢平原蛇行。江漢平原是長江和漢水兩河沖積而成。穿過江漢平原之後，破曉時分進入崎嶇的武當山區。這裡靠湖北省的西北角，地處偏僻，遠離人口密集的華東地區，一千多年來一直是講求寧靜致遠的道士們安頓之處。武當山現在有九宮、八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廟，三十九座橋貫通於峰谷之間，有時候稱之為「道教的搖籃」。

　　1不遠處有個神農架自然保護區，區內濃林密布，隨處可見巉岩峭壁，電影《阿凡達》就是在這裡拍攝的。2

　　上午，火車抵達十堰市。十堰市並不是什麼觀光景點、朝覲聖地，但說來奇怪，這個偏遠城市卻是中國最大的卡車製造基地之一，光從新聞報導常暱稱這裡是「汽車城」就可見一斑。山城十堰市位於漢水上游，城內分布了幾十家汽車裝配廠、零件工廠，是典型中國版的工廠市鎮，近百萬居民大部分都在東風汽車廠工作或至少是有家人受雇於東風汽車廠。東風汽車廠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卡車製造廠，一九六九年建成之後，有個充滿社會主義氣息的名稱，叫做「第二汽車廠」。

　　「汽車城」原來是個小小的山村，只有十戶人家。後來，在該國最為專制獨裁的年代，因政策使然，才創造了這個「汽車城」。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和蘇聯的赫魯雪夫「鬧翻」，蘇聯對中國取消援助，並且於一九六○年撤回了幾千名蘇聯工程師。這時，隨著越戰情勢升高，中國的領導開始跟著緊張起來，很擔心美俄兩國會攻打中國。中國的反應是在一九六四年開始實施「三線建設」政策，開始在多山的華西地區大量投資，進行基礎建設；其中，第二汽車廠就是主要的代表。這項政策的目標是在保護中國的工業經濟，使之不受沿海戰爭的影響。在實施「三線建設」的七年期間，全中國的投資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投資在這個政策上面，其規模之大，就是數十年後的「西部大開發」也相形見絀。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對他那些經濟計畫官員說：「我們必須高度關注三線建設；我們是在買時間對抗帝國主義，對抗修正主義……三線建設中，我們已經開始建設鋼鐵、武器、機械、化學、石油、鐵路基地，要是戰爭爆發，我們就不用擔心。」3

　　一九八八年，政治經濟學家白瑞．諾頓（Barry Naughton）寫道：

　　「和第二汽車廠有關聯的工廠，包括橡膠、輪胎、油漆、培林製造廠，很多都蓋在華西的湖北。安康、漢中一直到漢江河畔，也建了很多機械廠。這一個時期是大家最擔心可能和蘇聯打仗的時期，所以很多工廠都蓋在狹窄的山谷當中，有的還開鑿山洞，蓋在山洞裡面。譬如漢中，漢中一帶建了五間大機械廠，但是每一間都建在小山谷裡面，所以廠與廠之間運輸、交通幾乎是不可能。第二汽車廠就分割成二十間大廠房，分別建在東西迤邐達三十二公里的二十個山谷谷口中。這種生產力的分散反映了整個計畫中軍事方面的考量，建廠位置這樣的安排是希望把遭受空襲的損失降到最低。」4此時，整個中國的工廠都移到了偏遠的地方，人車難以到達。

　　從二汽到東風

　　但是，二十年後來到改革開放時期，北京的官員卻決定要讓中國那長久以來一直受到保護的汽車工業擺脫過去。中國的領導階層開始全面整頓國有企業，把這些大公司歸納為兩類，兩類整頓的策略不一樣。依照「捉大放小」政策，一些屬於戰略性工業的大公司必須保留，甚至補強，小公司則是合併或宣布破產。第二汽車廠規模僅次於第一汽車廠。

　　第一汽車廠是一九五○年代運用蘇聯的經費和技術在中國東北建造的。

　　現在官員決定將這第二汽車廠改造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車廠。中國的經濟計劃官員找來了苗圩。當時的苗圩是個胸懷大志的年輕官員，河北沿海昌黎縣人。昌黎離北京很近，在渤海灣旁邊，人口五十萬不到，是個謀生不易的農業區。但是今天的昌黎，在當地一間國有酒廠以及外來有錢企業家的經營之下，已經成了中國領頭的釀酒製酒區；那裡處處散布著乾草叢的砂岩山上也開始有仿法式城堡點綴其間。5北京出生的苗圩二十歲未滿就離開了天候乾旱的華北，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奉派到華南安徽鄉下當下崗青年。那個動亂的時代結束之後，中國的大學重新開放，他獲得了安徽省素有令譽的合肥工業大學的入學許可。在合肥工大拿到了內燃機學位之後，他開始在當地的國有汽車工廠做事。在那裡，他以心態開放，願意嘗試新觀念為人所知。一九九九年，他奉派為第二汽車廠總經理，背負的任務是將這一間長久以來沒有什麼競爭力的車廠改造成新改革時代的全國冠軍。他發誓，如果他改革失敗，他就辭職。最近，這間大車廠改名為「東風」。6四十八歲的苗圩說：「二十年前，這個地方必須保密，外國人根本不許來這裡。」他愛戴無框銀絲眼鏡，笑口常開。這是二○○三年六月一個晴朗無雲的下午，我們在他那間大辦公室裡談話。他那收拾得很整齊的辦公桌擺著三具東風卡車模型和一具「陽光」轎車模型。這個陽光轎車是東風賣得最好的客車。他身後的書架擺滿了書，包括他收集的中國各大公司的資料，還有他自己寫的企業管理論文。「（一九六九年）那時候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很緊張。冷戰時期，美國一直想要製造爭端。

　　所以政府就決定要把設備搬到深山。運輸設施和基礎建設都不行，地方經濟也不發達，這個你今天看還是一樣。這也許很荒唐，但是在當時卻很有道理。首先，為了備戰，你會把你們的工廠隱藏起來；第二，每間工廠都要互相分開。這在今天要做生意就不容易。」7苗圩的重大計畫包括東風的轉型。目前卡車製產占東風總營業額的四分之三，但他想把重點轉移到客車製造，以因應中國當前快速成長的客車市場。以後轎車將在武漢、廣州等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製造，卡車生產還是留在十堰。東風的貨車一開始是做給解放軍用的，現在有載重量三噸到三十噸的各種車種，一般都漆成紅色或藍色，賣給全國各地的國營建設公司。十堰市區內青山翠峰之間隱藏著一間工廠，建於一九六九年，和該公司成立於同一年。廠房牆壁上掛著布條，上面寫道：「關愛每一個人，關愛每一部車。」廠區內一個濃蔭密布的公園有一間小廟。一名經理向我說明這是讓退休員工休閒散步用的。他身上配有一枚大大的徽章，徽章上面有金色鐵鎚和鐮刀圖案。工廠現在有一萬八千名藍工作服工人，平均年齡三十六歲，其人力生產線和機器可以回溯到三十五年前工廠始建之時。這一名經理人很和善，他說：「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不用改變技術。我的生產線還是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但是要往前進的話，我們就必須走國際標準的路。」

　　東風想製造比較好的卡車、汽車，就必須引進資本、技術、管理技能。要引進這些東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外國汽車廠合作。所以後來苗圩和法國的寶獅雪鐵龍集團（PSA Peugeot Citro?n）、南韓起亞汽車（Kia）都洽簽了合資公司；二○一八年又和日本汽車大廠日產合資建廠。和日產簽署這項計畫時，彼時日產的董事長還是人稱「救援總經理」的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和日產建立合資公司尤其是大膽的舉動。幾十年前，二戰爆發前日本入侵中國，很多中國人至今仇日情緒仍然很強烈。苗圩讓以前的敵國一家公司進來中國買下中國頂尖的汽車製造廠，受到很多人的批評。高恩以十點零三億美元的投資額，使日產穩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這是第一家能夠這樣做的外國公司。之前的外國合夥人都被限制在中國的汽車廠最多只能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8我前去湖北採訪之前不久，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高盛銀行業務聯席主管朱寒松在他北京的辦公室告訴我說：「在苗圩領導下，東風的策略其實很清楚，那就是利用外國公司的技術，也利用他們的管理技能，來翻轉東風。」9

　　在北京官員的命令之下，苗圩確保了這一項合資計畫產出的汽車不只屬於「日產」品牌，也掛上了「東風」品牌。另外，他還讓日本合夥人同意在新公司的管理制度中成立強大的黨組織，並且成立官方的工會監視勞工。但其實，東風雖然一直是國有企業，可是在當時，合資計畫通常不包括成立黨組織和官方工會。東風的員工曾經一度達到十二萬名之多，但是現在苗圩的監督之下裁員將近一半，主要的辦法是讓一些員工提早退休。苗圩力主剩下的員工大部分都移轉到合資新廠，日本人也同意了這項要求。中國當時所有的國有大公司存在的作用並非只是擔當「雇主」而已，東風自不例外。東風自己有醫院、學校，還有自己的報紙，甚至是電視台，還有東風警察局、消防隊。這些機構員工很多，但是從來沒有上過生產線替公司賺到一毛錢。苗圩說：「東風原來就是個小社會。」但是他其實很清楚，要降低東風的成本，辦法之一就是再削減一些人員。因此，他後來與市政府達成協議，將廠裡那些社會單位移交給市政府，然後慢慢在目前勞力密集的工廠中開始增添自動化機具；但這一項計畫嚇到了員工。

　　現有的員工，很多在東風已經是第二代，但他們都必須簽署新的工作合同，才能轉移到不到三週前剛成立的日產合資企業。對員工而言，原本東風扮演的角色具有「從搖籃到墳墓」的好處，但是新的協議取消這些好處，員工的薪資、升遷完全看他的工作表現而定。我在廠裡遇見了三十三歲的品管員關秀清。他一副官方政宣的口吻告訴我說：「我們認為這間公司前途光明。我們會從日本引進高端技術，改善管理，改善生產技術。」他有個六歲大的兒子，妻子也在這家公司做事。他自己二十歲時就上這家公司的裝配線工作，他的父母之前也是。

　　他說：「另外一方面，我們肩上的壓力也很大。身為勞工，我們要學的新東西很多。」但是他還說，他幾個星期前才簽的合同大大小小各種規定「很詳細」，還把他的薪資微調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幣，相當於一百八十美元，但是調降了一些福利保障。10

　　這樣的改革引發了一些抗議。我來這裡採訪的前一天，三百名新近退休的員工聚集在管理大樓前要求面見苗圩。由於他們現在不再由東風負責，而是由市政府負責，所以他們很擔心退休金會減少。總經理苗圩邀請他們十個人為代表，進來辦公室大家討論。他向他們保證市政府不會突然削減他們的退休金。他向我說明：「他們的退休金已經併入市政府的退休體制，他們不懂那個意思，很擔心。他們為自己未來的生活緊張，我努力讓他們放心。」我問他這些舊員工的退休金確實有保障嗎？

　　他沒有回答。他說：「不瞞你說，人這一部分最麻煩。我們現在還有七萬多名員工，從勞動生產力觀點看，這樣很不好。從合資企業觀點看，這個數字也不好看。但是從社會穩定觀點看，這也許又是必要的。把人和財產分開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社會變動，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影響，都要調整，自然會有的人滿意，有的人不滿意。」11

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事件

　　滿意，不滿意；向心，離心。改革了國有企業，遣散了數以千萬的勞工，十年之後，如今的中國面臨的卻是全新的勞工問題。隨著流動率的上升，廣東各家工廠現在努力的是讓勞工高興，至少不要有煩惱。如果說東風的改革、整頓代表的是「擺脫過去」，那麼現在全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商富士康（Foxconn）必須管理一百多萬心懷不滿的勞工便是這個新時代才有的問題。富士康是蘋果最大的供應商，每年歲入一半以上來自美國蘋果總公司（Cupertino company）。但是，自從它深圳的巨大廠區連續五個月內二十幾名員工跳樓自殺之後，它的業務已經開始萎縮。這個員工連續自殺的事件曾經蔚為全球醜聞。富士康雖然曾經在二○一一年緊急處理其後果，但是卻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要面對，那就是它的勞動力現在是男多於女，而且年齡比較大，對廠裡的工作很不滿，常常因此吵架、打架，而且總是待不久。富士康，和很多以出口為主的廠商一樣，依靠規模、速度、壓低成本等「硬經濟」手法拓展業績。富士康深圳廠區四周圍擠滿了幾百家供應商，和港口、機場距離不到一個小時車程，能夠快速取得電池、晶片組、Wi-Fi模組、射頻收發器等關鍵零組件。另外，富士康的「成功」，同樣關鍵的原因在於有大量的農民工接受極低工資在這裡工作。在深圳，農民工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他們的收入低到超乎想像，但是他們卻是富士康達成大量業績的基礎，而且不是現在才這樣，而是從一九八八年在深圳開業以來就是這樣12。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已有變化。

　　二○一四年春季我到富士康巨大的龍華廠區採訪，那時我就明顯感覺到一股緊張的氣息。龍華廠負責製造iPad和慧與科技（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前身為惠普）的伺服器。我那一次採訪的行程是當時的總經理兼富士康董事長特助胡國輝安排的。胡國輝好著高領衫，之前是蘋果公司的經理，人緣很好。他在史丹佛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經在史丹佛大學、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和芝加哥大學教過書。二○一○年富士康發生員工連續自殺事件之後，胡國輝變成很多好奇的記者、惶恐的投資者指定要找的人物。富士康員工一個接一個跳樓之時，一開始富士康本來還想低調處理，但是到了第九個自殺案件之後，才連忙進入公司緊急狀態。（富士康員工近一百萬人，若以這個數字看實際自殺人數，其實不算高，事實上低於全中國平均自殺率。）

　　富士康一直聘請博雅公關（Burson-Marsteller）處理公共關係事務。博雅公關創辦人馬克．彭恩（Mark Penn）處理公司危機溝通方面經驗很豐富。但是他卻拒絕討論博雅和富士康的關係。他接受《廣告時代》（ AdAge）訪問時只說：「我們曾經幫他們做過幾次推廣。」13作為其「魅力攻勢」的一部分，富士康將其廠房開放給 ── 包括《彭博商業周刊》在內 ── 的記者參觀，記者可以巡行廠房，和管理人員、工人講話。講話直白粗俗的創辦人郭台銘也盡可能不公開露面，若有需要才由胡國輝出面。不過，儘管如此，郭台銘似乎有時候還是免不了言語失當。二○一二年，他曾經在公司的年終園遊會上說：「鴻海全球有百萬大軍，人也是動物，要管理一百萬動物，頭痛得要死。」14一頭花白頭髮的胡國輝曾經強調說他會允許我見任何人，和任何人講話，想訪問他多久就訪問多久。他確實言出必行，隨便我在他們叫做「校園」（campus）的廠房間自由走動，隨意把人攔下來問話，沒有富士康的人隨行，打斷對話。大部分工廠確實都不會允許記者這樣。富士康龍華廠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像大學，有三座奧運標準尺寸的游泳池，多座籃球場，榕樹成排的商店街，店裡販售「骸」迷你冰箱、小米手機等等商品，供應十三萬五千名員工各類生活用品。還有一間咖啡店，叫做「富士康咖啡」，賣卡布奇諾、柚子茶等等。但是，這美好的印象，等到你一走進員工宿舍大樓，就立刻消失殆盡。富士康的宿舍大樓，在二樓高的地方，外牆上都掛著「防自殺網」。每一棟大樓二樓外牆外都釘上了鐵桿，用鐵桿往外掛上十幾呎寬的網子。那些網子看起來像是撐不住什麼重量，但理論上則是如果有人仿效之前那二十幾個人，從樓上窗子往地面跳，這些網子可以把他們接住。

　　富士康，不論如何動作遲緩，對於二○一○那一波員工自殺潮究竟還是有反應的。他們後來開始實施一系列「關愛工程」，制定一套制度來處理員工憂慮不安的情緒。這個制度有人員，有機制，還設立了一條二十四小時可通的投訴及緊急求救熱線，有心理輔導師接聽，這些心理輔導師總共有二十名，都受過心理學訓練，有執照。相較之下，富士康觀瀾廠在這一方面做法和龍華廠不太一樣。觀瀾廠也很大，在深圳的另一區。這裡有公司提供的各種APP，有的可以在發生勞資爭議時從官方工會中挑選適當人選，有的可以告訴你當地的娛樂場所、餐廳等等，什麼資訊都有。有人帶我去看所謂「關愛中心」的心理諮詢室，諮詢室牆壁漆成粉紅色，牆壁下半段畫的是花園景象，「花園」中有柵欄，有花，有蝴蝶（我一眼就看到「花園」底下的地板、牆壁上都發霉了；這一間諮商室很潮濕）；一張小圓桌，幾張沙發椅已經坐到破爛；旁邊一株盆栽，那些綠葉都裂開了。一名諮商師熱切為我解說：「在這裡我們可以當面解答工人的問題。我們希望他們來這裡感覺會很舒服，所以我們就用溫暖的顏色來布置。」不過，關愛中心的職工其實好像無所事事。我碰到的工人，每一個都說他們不知道那個服務中心是幹什麼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會去使用。15

　　10％的員工流動率

　　我有看到一座很大的足球場，場邊有一座水泥看台，水泥已經碎裂開來。我發現有個人在那裡打盹。他是白耀傑，甘肅天水人，今年二十一歲。他的父母在家鄉務農，種小麥。他十六歲時輟學，跟他哥哥一樣跑到廣東來做工。他最近交了一個女朋友。女朋友是貴州人，在附近的市場賣衣服。我問起他在富士康工作的感覺，說他在這裡一個月賺兩千人民幣，如果和在家鄉做工比較起來，快要接近兩倍，他聞言笑了出來：「在這裡我們存不了錢，全部都要用。我的薪水沒有那麼高，但是深圳的生活費用卻很高。在這裡生產線工作很無聊，感覺生活沒有什麼意義。我想我們勞工的感覺都一樣。」他計劃年底要帶女朋友轉回家鄉，考駕照，開卡車送貨，多賺一點錢好生活。16後來我告訴胡國輝說，我碰到的員工很多都計畫要盡快離開，他向我證實說這的確是這間工廠的常態。他說，富士康的員工流動率高達每個月百分之十；他們很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每個人都一樣，我們留人確實有問題。新員工通常做不到幾個星期，就會開始說，『哇！我不知道工廠做工要早上六點半起床，七點上工』。」他講話時那教授般的口吻很節制，很有說服力。「並不是薪水多少的問題，也不是工作環境，而是工作性質。不幸的是，不管我們怎樣努力，都沒辦法讓製造業變成輕鬆體面的工作，但是新一代的勞工卻希望這樣。」17

　　格於這樣的現實，所以該公司最近才宣布一項計畫，預備未來幾年將在該公司大陸的廠房增設一百萬具機器人。胡國輝說：「泰瑞（Terry）一直想要推動自動化、機器人。工人現在已經不想再做那種很普通的工作，今天新一代的年輕工人更不喜歡；老是重複一樣的動作，很無聊。所以我們的計劃就是不要再給他們這種工作，轉交給機器人做。」（胡國輝總是直接叫他們的老闆Terry，我免不了認為這也許是刻意要「調教」郭台銘；郭一向以專橫霸道出名。）他笑著對我說：

　　「這個我們廠裡現在已經在做了。找一天我帶你去看已經弄好的自動化設施。你走進烏漆嘛黑的工廠 ── 機器不需要照明！ ── 產品就這樣蹦出來，很環保。」後來有一次我在網路上搜尋富士康自動化進程的報導之時，看到了一則悲哀的消息。那就是，我這次去採訪後不到半年，富士康又有一名勞工跳樓自殺。他叫許立志，當時只有二十四歲。但不尋常的是，他留下了很多詩稿，寫的都是他在富士康生活的事情。他在這一年比較早的時候寫了一首詩，以沉痛的語調描寫「自殺」：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有個人掉在地上。18

　　人口紅利與路易斯拐點

　　深圳這邊工廠經理人開始設置機器人，解雇勞工，北京那邊的決策官員就開始注意中國的這個製造中心接下來的發展。他們越來越關切這件事情。缺工情形越來越普遍，勞工示威也是。這次我去深圳富士康採訪之時，裕元的高埗鞋廠就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國官員知道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成就來自於生產全球消費者嗜購的便宜貨品。那個時期內，中國龐大而且持續成長的勞動力提供了經濟學家所說的「人口紅利」。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這一筆「人口紅利」每一年貢獻了中國百分之零點九的經濟成長率。但是現在這種「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現在的中國面對的是工資上漲的巨大挑戰。工資上漲不但會擠壓公司利潤，而且會影響經濟生產力。中國現在已經來到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瑟．路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所謂的「路易斯拐點」」（Lewisturning point），它指的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越來越少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中國應對這項挑戰如果失敗，將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在低端產業已無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後來，劉鶴受命處理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劉鶴，長臉白髮，曾經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獲得公共行政學碩士，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父親是河北昌黎縣人，和苗圩同鄉。他曾經研究產業經濟在各個階段可能面對的挑戰，還寫過這一方面的書。最近他成了習近平最信任的經濟顧問。這個職位應該可以讓他有所發揮。

　　全球製造業強權的野心

　　只要了解北京神秘的共黨政治，就知道劉鶴會站上這個有利的職位並不意外。劉鶴和習近平的關係可以回溯到他們年輕的時代。他們在北京上的是兩所相鄰的權貴學校。中國的經濟一遭遇挑戰，就是他們兩人的大好時機。對劉鶴而言，他要的是在決策方面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對習近平而言，他則是希望改造自己的形象，不希望別人看他只會搞政治鬥爭。讓人有點意外的是，習近平後來竟會對他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發生興趣，還認為是自己對中國經濟的主要貢獻。不過他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卻和美國共和黨的版本不太一樣，偏重於關閉「殭屍」公司，給予有利的產業補貼。但是他連基本的經濟學都所知甚少，所以他需要一名經濟學家來支持並打響他偏好的理論，而一旁的劉鶴早就準備好了。二○一六年一整年，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出現了幾篇匿名文章宣揚習近平的理論，要使習近平的理論成為輿論討論的話題，也讓其他國有媒體開始積極關注。19

　　劉鶴及另外幾位經濟學家參酌其他國家的經驗，認為以中國經濟現在面對的問題而言，日本是個值得中國警惕的真實案例。但是中國人早年的看法卻不是這樣。那時候的中國認為日本是個技術完全成功的國家，可是現在看這個島嶼鄰國，卻認為曾經主導全世界製造業的日本，現在已經因為工資上漲、勞動力老化而失去了這種權威，經濟也受到了打擊。由於中國現在已經有很多工廠開始搬遷到勞動力比較便宜、比較年輕的國家，所以他們很擔心中國以後會失去產業優勢。確實，中國以前在所謂「掏空日本產業」這一方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現在自然不願意這種事發生在自己頭上。若是要避免這種厄運，那麼中國就必須發展機器人技術，而且要趕過早就在發展機器人的日本。北京中國產業關係研究所的王侃這樣解說給我聽：「習近平和他的顧問認為我們遲早會變成日本那樣。日本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動作不夠快。（中國）不會再有廉價勞工，所以我們要用機器人來代替工人。」早先夏季之時，王侃偕同幾名經濟學家、勞工專家和劉鶴開了個會。他說：「短期而言，中國將面對多次震盪。但是再過二十年，年輕人會越來越少。利用機器人做產業升級，（目標）就是要克服這一點。我們和劉鶴碰面時，他就說他的看法是，自動化使中國得以征服未來。」20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於「失去製造業優勢」的擔憂卻又夾雜著一股意欲成為全球技術強權的野心。他們在二○一五年宣布了一項新的產業政策，叫做「中國製造二○二五」。這一項政策的靈感來自德國的「工業4.0」（Industrie 4.0）策略，高度偏重設置機器人和自動化。在這項政策之下，中國將在其施行的十年間從「製造業巨人」轉變為「世界製造業強權」21。北京將此項政策交付給苗圩執行，這實在是命運奇妙的轉折。那時候他已經是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曾經在安徽鄉下勞動改造的那個年輕人，後來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高峰期以處理工廠冗員而博得令名，現在又被委以這一項任務，負責主管中國下一波勞工精簡以及其製造部門最大的一次改革，亦即結束中國經濟對農民工勞動力的依賴，以機器人取代。

　　五月，總理李克強在苗圩參與之下宣布了這一項政策，整個計畫後面的野心隨之曝光。四十年來，中國扮演的是「世界工廠」的角色，以低廉工資和虛有其表的環保法規為基礎，專事製造玩具、鞋類、簡易電子產品等低附加價值產品。但是現在，這樣的製造業經濟將轉進為資本密集型態，各公司將會研發各種高端技術，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銷售全世界。新華通訊社宣布說：「下列九項任務列為優先：提升製造業創新，整合信息技術及工業，強化工業基礎，扶植中國品牌，加強綠色製程，促進十大部門突破，進行製造部門整頓，促進服務性製造業以及製造業相關之服務業，製程國際化。」至二○二五年結束前的這十年間，信息技術、航天、高科技船隻、鐵路設施、新能源車輛、電力設施、新材料、生物醫學、醫療器材、農業機械，數控工具及機器人等十大部門將成為世界級產業，其中以數控工具及機器人最為關鍵。政府將運用減稅、補貼、貸款、債券、政府採購等優惠措施來鼓勵廠商研發。中央及各省政府將以數十億美元預算專款專用，在中國各地設立「製造創新公司」。苗圩說，到了二○二五年之時，「中國會完成的工業化基本上將相當於德國和日本工業化初期的水準。」22

　　廣東的自動化先行者

　　「中國製造」政策和中國很多經濟政策一樣，都會讓人想起幾年前的廣東。二○○七至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廣東省的出口經濟有將近五年時間一直苦於工資上漲之痛，本來已經危殆的經濟更加損耗。

　　歐洲、美國的消費者對於中國製廉價玩具的買氣一弛緩下來，幾千家本來就在苦撐的工廠隨即倒閉，造成大約兩千萬農民工失業。這種事情驚醒了一個當時日漸崛起的政治明星，五十三歲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那時候汪洋也是改革派一員。二○○八年五月，他提出了一個名稱十分花俏的政策，叫做「騰籠換鳥」。在這項政策之下，他和一批副手開始鼓勵工廠放棄勞力密集、耗能、汙染性的產業，轉換成軟體、新能源、生技等乾淨的新產業。「騰籠換鳥」政策以減稅措施鼓勵新產業，以較為嚴格的勞動、環保法規對低利潤產業施壓。他們的做法在景氣最低迷期間雖然稍有放軟，但是這些官員後來撐過金融危機之後，卻更確定必須將中國經濟升級。二○○九年，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接受彭博《商業周刊》訪問時說：「廣東省面臨的問題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尋找新的競爭力資源。」23這一年十月，北京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閱兵。中國在這場閱兵顯示了其野心當中比較不那麼窮兵黷武，但是同樣重要的一面。閱兵台前駛過一個三十四輛平台車組成的車隊，其中一輛上面站著一批工人，男的穿藍黃色工褲裝，戴黃色安全帽；女的穿紡織工人灰色褲裝，戴白色布帽「表現了產業勞工充滿活力而神奇的面貌」 ── 當時的一個官方網站這麼說24。這一輛平台車的意思自然是在向中國產業的過去致意，但是其餘的平台車表達的卻是中國對於未來的野心。有一輛平台車，車上載著原寸大小的高速火車頭和噴射客機模型，意在宣示中國對於未來交通運輸建設的「抱負」。另外一輛平台車上架設了油井模型，但是也有綠能機具、風車；這一輛平台車兩旁有一兩百名工人戴著紅色安全帽，舉著太陽能板跟著走。還有一輛平台車，側邊做成電腦鍵盤模樣，車上載著二十名中國頂尖的科學家、工程師，還有一台顯微鏡、裝了藍色液體的試管、望遠鏡，車頭掛了幾個立體大字，說「自主創新」。這是當時中國提倡技術研發的口號。中國政府約六年後提出的「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技術自主」也是其中主要的項目，而且還明定其新產品 ── 包括中國製的機器人 ──的「市占率」目標。25

　　要對「中國製造二○二五」做第一手觀察，就要去廣東。不只是因為這裡已經有幾千家廠商為求生存而轉型為自動化工廠，而且也是因為這裡是全中國最大機器人產地之一，已經成為政府「全面升級」政策的櫥窗。當年廣東省的九百三十萬製造業勞工初次開始出現短缺現象時，省政府就曾經祭出屬於廣東省版本「中國製造」政策，運用補貼政策鼓勵廠商購置機器人；同時指定省會廣州為這個極富有企圖心之政策的模範。已經轉型成功的廠商若是要開拓新能源車輛、無人機等政府偏好的產業，會享有很多各種名目的低利貸款、補貼。

　　一些產業顧問常說中國至今在機器人的「採用」方面還落在很多國家後面。眾多工廠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依靠廉價勞動力，現在要他們在自動機器方面投資，自然動作就很慢。中國領導階層一、二十年來在這一方面野心勃勃，但中國現在實情就是如此。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時值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不久。他看到日本工業技術的精密、進步，大為吃驚。他告訴日本主人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不足。我們的國家很落後，必須向日本學習。」他去東京近郊日產座間廠參觀，看到那裡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又聽說了該廠平均每一名工人可製造汽車輛數。他拿這個數字和中國的勞力密集汽車工業一比較，大為震撼。

　　他說：「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現代化。」26中國的工廠，迄於二○一七年為止，平均每一萬名工人只有九十七個機器人，相較於日本每一萬名工人有三百零八個，德國三百二十二，南韓七百一十，中國的九十七個實在很少。南韓是目前全世界自動化比率最高的國家。不過中國現在也在急起直追。二○一七年，中國購置了十三萬八千具機器人，比起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占全球總銷售量三分之一強。27當然，中國眾多的工廠其實也沒有什麼選擇餘地。經過了工資上漲一倍的十年，中國的勞工已經不再那麼便宜了。二○一五年中國工人平均月薪為四千一百二十六元人民幣，和巴西相當，但是比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度都高出很多。在廣東省，每一年每十名農民工有三名辭職，二十八歲以下年輕工人辭職率為百分之三十七28。有的廠商把工廠搬到東南亞工資較低的國家，有的則是直接關廠。炳花村人莫路波就是把自己的小工廠直接關閉。他的小工廠原本請了四名工人生產自家品牌運動服。莫路波向我說明：「公司已經撐不下去，所以，熬了幾年，我乾脆關廠。」不過一些大工廠只有「升級」一途。機器人每一具價格二十萬人民幣（兩萬九千美元），可以取代三名工人，約二十二個月可以回本，在高工資地區則是一年多就可以回本29。莫路波關廠後一年，廣東的工廠每十家有一家使用機器人，百分之四十四裝置了自動機器。這當然代表工廠的職位開始減少。那一年廣東製造業就業率減少了百分之六點六，一半以上的工廠員工有減少。

　　政府提供的優惠措施加速了工廠裝置機器人的速度，所加裝的機器人包括執行油漆、焊接、磨砂等簡易工作的機器人。二○一五年，廣東省政府宣布將對當地機器人製造商以及想要將工廠轉為自動化的汽車、家電、建材等製造商，全部大約兩千家工廠，提供總額九千四百三十億人民幣（一千三百四十億美元）的補貼。隨著農民工人口的減縮，東莞也宣布了「機器換人」政策，要撥出兩億元人民幣，專款專用，給各公司進行升級之用。這一分補貼約占各廠家換用機器人費用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另外還為各廠家提供免稅、退稅、低利融資。廣東省實施了這些獎勵措施之後，全中國各製造區開始起而仿效。浙江等沿海省分開始提出獎勵措施，鼓勵工廠實施自動化。就連遠在珠江三角洲以北一千公里之外的內地湖北也開始如法炮製。湖北是東風汽車廠所在地，苗圩在那裡過了大半生，二○○八年才奉調到北京。

　　更大、更強的中國製造

　　從十堰市沿漢江下行約四百五十公里，回到平坦的江漢平原之後，到達了漢川市。漢川市這個工業市鎮就是以穿越該市的漢江為名。從漢川市繼續往南行三十公里，是武漢市。苗圩離開東風之後，曾經在武漢擔任黨委書記。我於二○一七年六月的一天來到這裡；到達的時候，市區天空籠罩著一層霧霾，那是沿著漢江分布的工廠排放出來的。這些工廠有生產玻璃的、有製造鋁門窗的，還有生產汽車車窗、紡織、包裝材料等等產品的，什麼都有。湖北有三百四十萬名勞工，但是和廣東一樣，也開始有工資上漲、員工流動率過高等問題，逼得廠商不得不設法升級。百分之六的廠商已經添置機器人，百分之四十六（這一個比例高於廣東）的工廠已經開始使用數控機械等工具做鑽孔、銑削、鑄鐵等製程，半數廠商遣散了員工，勞工人數年間減少了百分之三點三。30老胡，今年六十六歲，一九八四年他開了一家小工廠，製造娃娃車和娃娃車輪。那個時候工人從來不缺，發薪水給工人也不是難事。老胡的兒子胡成朋今年三十四歲，五年前接任廠裡的CEO。他還記得小時候常常在廠裡玩耍。他說，現在總是很難確保廠裡生產線人員充足。他們平常雇用四百二十名工人在那陰暗骯髒的廠房工作，員工流動率在百分之二十上下，但是工資卻每一年呈兩位數上漲。成朋說：「工資實在是太高了。」就因為工資一直上漲，所以他最近終於決定要購置四十具機器人，每一具價格四萬人民幣，這一筆購置費其中有一部分由政府金融機構以無息貸款代墊。這一批新機器在他廠裡將取代幾十名工人做塑膠鑄模切割工作。他父親老胡自豪地說：「我們現在就是在執行自動化策略。」最後全廠工人可以減少四分之一，但是產量卻不會降低。目前他們的產量是一年八千輛娃娃車。31

　　老胡他們這種民營小型企業確實能夠獲得地方政府的資金協助，將生產方式現代化。但是，龐大的國有企業公司獲得的融資其實更多。習近平也說過要讓國有企業「更大、更強」。在南方的廣州市，市政府當局提撥了四筆百億人民幣基金，各公司如果要創設「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規劃項目下的新產業，市政府將予以免稅、一次性補貼，並且低價甚至免費供給土地。廣州汽車集團是中國排名第六的大客車及SUV製造商，創設於一九五五年，目前和飛雅特、本田、鈴木、豐田等汽車廠合作製造汽車。廣汽集團長久以來就一直享有該市的優惠待遇。我去珠江新鎮的廣汽採訪之時，廣汽集團現年四十八歲的總裁馮興亞在該公司的展覽室告訴我說，現在因為中國正在推動工廠設置機器人，生產新能源車輛，所以廣汽自然也將之列為重點發展項目，當然也獲得了大力支持。

　　馮總裁說，他們目前已規劃一間新廠將在二○一九年開始運轉。這一間工廠很大，將生產新能源車輛，廠內大部分都是自動化機器，建廠用地就是廣州市政府免費提供。該公司有一個品牌「傳祺」，英文名稱叫Trumpchi32，因為太特別，引起了國際人士的注意。該公司也利用了低利貸款和政府的減稅措施。他說：「這是我們遇到過的最有利的環境條件。」計畫中新能源車輛的產量將在二○二○年達到年產二十萬輛電動車。馮興亞說，如果這個產量繼續增加，那麼他們廠裡的七萬六千名員工也許就不需再精簡。不過他卻有計畫添購德國KUKA製造的那一具橘色的機器人，進駐裝配線上。KUKA機器人在全世界各地汽車廠幾乎都看得到。他說，他要這樣做「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品質，因為機器人不會出錯。第二是現在工資一直在上漲。第三個是可以準時交貨。你用的是機器人，就可以省時間，工人就沒有辦法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上班」。33

　　不過決策官員要的不只是增建生產工廠，還要這些工廠使用中國國產機器人。「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開始實施前一年，習近平就已經在呼籲中國人進行「機器人革命」。他說，機器人將成為「製造業的皇冠寶石」。官員於二○一七年設定的目標，是國產工業用機器人的占比將從目前的四分之一於二○二五年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不過，清華大學電子商務交易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柴耀廷說，這個目標最大的挑戰在於要有公司能夠製造伺服馬達、驅動器、控制面板這三樣機器人核心零組件。目前中國為數約八百家機器人製造商大多數都是向發那科（Funac）、西門子等海外廠商購買。柴耀廷說：「中國機器人製造廠很多，但是技術都是來自日本、美國。中國人自己的機器人技術還很有限。」34

　　廣東省，尤其是佛山順德區，如今已經成為中國機器人製造中心。

　　順德位於廣州南邊的珠江西岸，長久以來就以千門萬戶的電子廠出名，現在卻已經成為快速成長的機器人製造商大本營。伊雪松（E-Deodar）製造的機器人銷售價格一萬五千美元，比外國品牌便宜三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有家具廠、電子廠等各類製造廠都在用。伊雪松有一條裝配線月產四十具機器人，經理辦公室位於這條裝配線的後端，非常安靜。辦公室裡面設有咖啡店，有一具人形機器人會泡咖啡給年輕的員工喝。總經理褚偉雄留著短短的頭髮，穿著休閒背心。他說：「有人問我說你們做機器人可以做多久，我說很簡單，做到工廠裡沒有工人為止。」這話是二○一七年後半年的時候說的。35

　　當中國買下德國百年企業

　　從伊雪松開車大約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美的集團（Midea Group）辦公室。美的集團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家電製造商，也已經成為中國衛冕全球機器人技術冠軍的最大希望所在。以前要是說到美的集團，大家都說那是賣廉價冷氣機、飲水機的公司，但是，二○○六年美的集團以四十億美元買下了德國KUKA AG百分之九十五的股份，整個企業體頓時改觀。KUKA位於德國奧格斯堡（Augsburg），是一家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的自動機器人製造廠。美的集團本來就計畫要將本身的十幾家工廠改為自動化工廠，縮減工人員額，併購KUKA可說正好切合所需。其實它的工人早先在二○一一年就已經從二十萬名減至半數，成為十萬。不過，同樣重要的是，併購KUKA使美的集團得以主宰中國快速成長的自動機器市場，讓它可以把機器人賣給全中國各地的公司。美的集團總部位於一棟光鮮絢麗的大樓之內，集團主席方洪波在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說：「我們相信未來幾年內中國的機器人及自動機部門一定會爆炸性成長，現在只是剛開始而已。」36根據這一位現年五十歲的主席所說，美的的目標是在二○二○年將其自動機企業年收入提升至將近兩倍，亦即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他在美的集團服務至今已有二十五年37。他們公司當年春季開始在附近建造一處面積八十萬平方米的智慧製造園區，準備用來和KUKA合作製造機器人給「聰明製造業」、物流、醫療保健、居家生活等企業工廠使用，總投資額達到一百億人民幣（十億四千六百萬美元）。38

　　美的集團併購歐洲公司KUKA當時在德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德國政壇人士擔心他們在中國的競爭者占有他們的技術，甚至害怕德國奧格斯堡廠的員工會遭到資遣，實在是很諷刺。依據當初的合約，美的將保留原KUKA所有的員工，至二○二三年底前不關閉德國廠，不將其股票下市，公司總部不搬遷。美的副執行總裁顧炎民還曾經數度飛往德國，和擔憂這件交易案的政壇人士、公司領導階層洽談。顧炎民曾經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人口學博士學位。二○一七年這一件交易案完成後不久，顧炎民和德國KUKA執行總裁提爾．羅伊特（Till Reuter）兩人聯袂出席上海電器展。羅伊特，戴眼鏡，以前曾經是投資銀行經理，在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雷曼兄弟控股服務過。他們兩人在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豪華舒適的會議室力言 KUKA交易案的種種好處。香格里拉飯店會議室可以俯視黃浦江的上海外灘。他們說KUKA主宰了自動化產業，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經是全球機器人三大品牌之一。現在有這一項交易案之後，KUKA更可以利用美的巨大的銷售及鋪貨網絡掌握中國部分的業務；包括製造服務機器人以應中國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醫療保健所需──

　　顧炎民如是說。羅伊特說：「我們還要力求多元化，開拓其他產業。美的可以幫助我們打開那些門路。」不過顧炎民卻不是那麼篤定。

　　他告訴我說：「KUKA的名聲就在於可靠。但是你也知道，它是德國公司，他們著稱於世的並不是低價產品。我們一定要努力設法降低那種價格。」39

　　結果這一項交易案完成之後不到兩年，二○一八年十一月，美的便訓令羅伊特辭職。《金融時報》當時報導說：「一位知情人士說，羅伊特先生對於KUKA在中國的營運策略其實和顧炎民並不一樣，」還說：

　　「羅伊特先生並沒有想那麼早離開。」40羅伊特被迫辭職再次引爆德國人的關切，不知道KUKA中國公司對於他們的高端技術意欲何為。但是，除了KUKA交易案，後來的幾件交易案一樣使德國人很不安，其中包括二○一八年二月中國吉利汽車廠收購戴姆勒克萊斯勒股份的交易案。德國的情報機構近年曾經發表報告，提出示警說，中國政府正在利用其國企公司破壞德國的經濟及安全。德國的情報頭子漢斯吉歐．馬森（Hans-Georg Maassen）在柏林對記者表示：「如果有風聲透露，潛在買家背後有外國勢力圖謀純粹併購之外的利益，我們當然要格外謹慎。」41

　　同一個時期，隨著美中貿易戰開始升高，川普政府也特別指名「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明言這就是中國的保護主義以及對美國產業構成傷害的中國產業政策。另外，美國認為中國由國家支持的龐大補貼計畫做得太過火，已經造成全球的供應過剩，像前一陣子的太陽能板和鋼鐵就是。譬如，根據彭博的資料，自從中國宣布要對電動車製造廠至少投資九百八十億人民幣之後，中國的新能源車輛產能在二○一七年就達到了兩百九十萬單位，這個數字是前一年銷售數字的六倍。位於華盛頓的「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商務及政治經濟項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說：「大家擔心的是中國公司。強打興奮劑會毀掉利潤，而且毀掉的不只是公司利潤，也毀掉整個產業的利潤。」42對於這種過度的補貼，中國官員的反應是開始淡化其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因此國有媒體接獲指示以後不再報導這一方面的事情。43二○一八年十二月，川普總統告訴記者說：「我覺得『中國25』很侮辱人，所以中國拿掉了。我說『中國25』很侮辱人，因為它的意思是，中國將在二○二五年從經濟上掌控全世界。『沒有這種事情。』」44

蔡昉的憂慮

　　不過，真正認真的觀察家很少有人相信習近平真的有意克制其國家野心，不再追求高科技經濟。官員公開的談話或許不再強調這些計畫有多重要，但實際上中國人二、三十年前就已經立志要提升中國體制。哪一個國家都一樣，有錢了就會定這種目標，不這樣才奇怪。確實，在中國，這一計畫執行的速度之快，讓一些官員、經濟學家反而開始擔心，怕工廠自動化太快會引發勞工問題。世界銀行有一份報告指出，中國這種推展自動化的速度將在二○三○年危及全中國四分之三的就業機會。45中國太大了，大到可能這一地區勞工短缺，另外一個地區卻失業率高升。而且，中國擁有的勞動力就算縮減了，還是很龐大。在其工作年齡人口當中，十六至六十五歲的人約有十億。這樣的現實使一些對機器人持懷疑態度的人士很擔心，連中國國務院總理都要出言示警說：「這樣子全面應用人工智慧、機器人會不會剝奪人的就業機會？這確實是個問題，而且事實上已經在一些產業發生。」李克強這話是二○一七年在大連世界經濟論壇演講時說的。46

　　蔡昉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及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十年來一直在示警勞工短缺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的風險。蔡昉在中國率先論及「路易斯拐點」，把這個概念引介給中國整整一個世代的經濟學家、官員。但是這一位言談溫文儒雅的北京人現在擔心的卻是自動化速度太快可能會造成失業問題。蔡昉於二○一四年八月起開始擔任社科院副院長。他接受《南華早報》記者訪問時說：

　　「我們必須抑制機器人發展的速度，限制其方向，人類才能免於受到壞的影響。從人口學觀點說，現在的中國正在和時間進行兩種競賽。」確實，一方面勞動力持續在衰減，所以需要機器人來提高生產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卻必須「搞清楚人類優於機器人的部分，譬如情緒商數、判斷力或創意思考等等。這樣我們才能夠訂定計畫來補償最弱勢的一群人，也就是被機器人取代，無法再找到工作的那些人。」47但是，蔡昉雖然這樣疾呼政府採取步驟降低自動化對農民工的副作用，大部分公司經理人、官員卻漠不關心。我曾經問美的集團和廣汽集團的CEO，說他們準備採取什麼步驟讓員工適應未來「聰明製造」的世界，兩人都回以泛泛之論，說要訓練員工讓他們做新的工作，譬如管理機器人、修理機器人等等。我再問說，那那些即將失業的大部分人要怎麼辦？他們卻茫然了。那是他們的責任嗎？他們也許會問。

　　那一天晚上我和一個老朋友李鏑見面。李鏑之前在英國讀書，現在廣州經營一間小小的勞動顧問公司。他喜歡威士忌和一般酒類，卻又兼愛素食；愛打壁球，也玩得很認真。我們相約在城裡一間很酷的雞尾酒吧POP碰頭。POP在一家稍嫌老舊的百貨公司的二樓，一樓是一間麥當勞。不過，進得門來，你卻進入了一個新潮時髦的世界，裡面進出的是一些有錢的城市年輕白領階級。這裡的客人大部分都在共享經濟網路新創公司或是區塊鏈娛樂產業做事。店內裝潢是一種工業風，天花板上通風管直接暴露在外，水泥牆壁很粗糙，光線黯淡，光亮的吧台下方一排倒三角形格子裡面透出一點黃光，映照著吧台前一排高凳子的皮椅椅面。吧台裡面牆上的架子擺滿了一瓶一瓶高級威士忌與伏特加　壁上用投影機投射一些墨跡圖案，圖案一閃一閃，不斷變換新形狀，變換新顏色，很像人吸過迷幻藥之後眼中所見熔岩燈釋放出來的東西。

　　我問李鏑廣東有沒有工人在抗議或阻止「機器換人」政策，他有沒

　　有看到什麼跡象顯示自動化熱潮已開始在引發新的勞工問題；他的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幾家大公司管理職工投訴熱線，費用由這幾家公司所屬的國際品牌支付。他的公司也有替愛迪達供應商之一裕元製鞋管理投訴熱線，包括裕元高埗廠爆發大規模工人抗議之後。我問他那些問題，李鏑臉上帶著一股奇怪的笑意看著我，那個表情好像是在說：「你真的還搞不清楚。」他啜了一口威士忌，用他多年前在英國學到的津橋腔（Oxbridge-accented）英語說：「你一定要記住一件事。這些工人根本不想待在這裡。他們沒有想要那些工作。工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做工廠工人。」48

　　第六章

　　回家的困難

　　歸雁興貴

　　── 共產黨鼓勵農民工返鄉的標語

　　好吃懶做很可恥，貧窮落後不光榮。

　　返鄉做事更有利，不趕不累不慌張。

　　唯有勤勞能致富，要不貧窮就做事。

　　── 貴州鄉村建築工地所見宣傳標語

　　二○一六年夏天，長期處於沉睡狀態的炳花村開始出現一種「期待」的氛圍。當時中國沿海城市製造業成本開始上漲，很多工廠不是關閉就是搬到海外，造成很多農民工回到了村裡，而且村人說還有一些其他人很快就要回來。這一次，他們回來就不走了。他們會在自己家鄉做小生意，從事村裡不久可能就要興盛起來的旅遊服務業，打破村裡長久以來的沉寂狀態。老人家坐在家門口抽著菸草或廉價香菸，空氣中揚溢著一股快活的氣氛。他們議論著說誰家的小孩子準備要回來，誰誰打算要開賓館，誰誰要開養魚場等等。他們還會閒聊說哪一家已經獲得政府核准，將會獲得一筆經費修繕他們家的傳統木屋，他們會怎樣用那一筆「橫財」等等；同時村人還會稱讚荔波縣政府這樣提撥特別基金幫助人民。

　　炳花村已經開發了新路，那是一條步道，通往一處新闢的水泥停車廠，沿途設置了一些座椅，中間有一段路還搭建了有著傳統中國式棚頂的廊道，棚頂上還用水泥做了一具水牛頭

　　──

　　這是布依族傳統的象

　　徵。步道末尾的停車場是為了預期中將來的觀光客建造的，但現在當然是空蕩蕩的。這條路，在村子裡的路段已經做了鋪面，但基本上還是一條小巷子，不過村人卻說很快就要拓寬了。貴州多奇山異水，還有很多少數民族，各有各的特色服飾、傳統辣味地方菜餚，因此北京的經濟計畫官員已經選定這裡為鄉村旅遊業重點旅遊景點，加速其發展。荔波縣和炳花村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亦經政府選定要予以大力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十年前就已經將這裡的石林指定為「世界自然遺產」。荔波縣南有一座石橋，叫做「小七孔」，建於一八三五年，橋墩、橋孔下長滿了蕨類植物，以前是貴州和廣西之間通商的要道，橋下綠水長流，已經成了觀光客的首選之一。

　　五百年前村民開始在炳花村定居時，精挑細選選定了這裡。甲良江在這裡轉了一個彎，轉彎處的小山頭長滿了竹林、紫杉、銀杏，從遠處看像個龍頭，於是村民就選擇了這個山頭定居下來。你要是跑到對岸，瞇起眼睛往這邊看，還會看到龍首。村民說，村子另外一邊那一片梯田所在是「龍背」。這裡後有山，前有水，兩旁綠樹密布，一片好「風水」，所以山上是建立家園的好地方。這種特殊地形讓炳花村躲掉了愚蠢的「提升」政策。政府歷年來的「提升」政策不知毀掉了中國多少村落。後來，多半是因為農民工會寄錢回家的關係，村民的生活開始改善，並想要開始建造大間的農舍。這些農舍地點很自然就在對岸那大片空地，都是三、四層樓高好像箱子一般的水泥房子，但千篇一律都蓋得很醜。所以原來的炳花村很幸運沒有遭遇拆掉的命運而必須重新發展，但是河岸那一片空地卻在二○○○年代中期建造了一些毫無特色的市鎮型房舍；那是在我第一次拜訪炳花村之後的事情。原來的炳花村，那些傳統布依村屋雖然破敗，反而就這樣保存了下來。那些雙框架木造農舍有很多都已經一兩百年之久，農舍間蜿蜒通往山上的小路也都很古老。炳花村就是因為傳統農舍大部分都在，所以荔波縣政府便特別指定為值得保存的三A歷史旅遊景點。官員並且要求村民不要再在村莊四周的農地種玉米、辣椒，要開始種樹，好讓炳花村景色恢復當年風貌。還有就是禁止「炸魚」，亦即點燃炮竹丟進河裡，把魚嚇昏，浮上水面，然後村民再用魚網將魚撈起來。稻田倒是可以保留，因為那是景色之一，旅遊客人會喜歡。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些老屋必須依現狀保存，不可以修繕或增建。有些村民本來想為自己家的老房子增添馬桶等現代設施，對這一項政策就不免抱怨。若是要讓炳花村在全省競相招徠遊客的比賽中占有優勢 ── 至少村民是這樣期待的 ── 以上說的這些就是代價。

　　黨領導的轉型

　　這樣的計畫徹底改變了炳花村的未來。炳花村人幾百年來一直以農業為生，現在卻要開始轉型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官方將貴州的旅遊業或貴州人自稱的「山地旅遊業」歸類為「現代服務業」。炳花村將不會再只看得到老人和小孩，不會再出現中國的農村都有的「空巢村」現象，返鄉的農民工會越來越多，回到自己家鄉成為企業主，創立小型企業來為這新的「服務業」服務。他們將在傳統老屋開設旅館，經營泛舟、登山腳踏車等遊樂項目，以綠色方法養殖鴨、鰻魚、豬、野兔等等，供應給前來躲避城市喧囂的有錢人。炳花村這裡（但其實幾乎整個貴州省都是）完全沒有什麼「重工業」可言，所以這裡的水很乾淨，空氣沒有大半中國人深受其苦的煙塵汙染，將會吸引城市人帶著錢來這裡消費。在中國，一個地方的轉型一概由當地的地方黨部負責執行；因此炳花村這裡自然就是由莫波春負責。莫波春今年四十五歲，我初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現職待了九年。他不但要負責說服村民相信炳花村劇烈的變化對村裡每一個人都有利，而且還要負責接待遠道而來的訪客，包括我這個外國記者。對於他以及中國很多官員、企業家而言，若有商業刊物願意報導他們就是一種行銷，就是對潛在投資者、合夥人喊話。

　　炳花村居民九百六十八名，其中二十五名是共產黨員。七月一個炎熱的下午，黨支部書記要向我介紹村民的時候，就是由這幾名黨員開始的。我感覺這樣有點奇怪，但是我也提醒自己說，他必須負責帶領這二十幾名黨員，而這些黨員必須擔當前鋒，一舉一動還要為民表率，讓村民相信要勇於面對這一波的變化潮流。我們大家坐在地方黨部一間會議室內，我和波春隔著長桌相望。他偕同副手找來了幾個已經返鄉的村民來，向我這個外國記者說明為何會放棄城市裡的農民工生涯。會議室內一邊的牆壁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鄧小平的肖像，掛的位置很高，似乎務必使其望之儼然。這一排肖像下方掛著習近平、江澤民、胡錦濤的肖像；這九個「人」俯視著會議室中的我們，「表情」似有不解。不過莫波春有點心不在焉，好像在煩惱一些事情。

　　他的女兒已經在鄰省湖南的長沙上大學，但是兒子最近才參加了荔波縣「高考」。他說：「我們連他考得怎麼樣都不知道。他要是考得好，就會上好大學。要是考不好，我們真的不知道他要到哪裡去。」說完臉上浮出一絲憂愁的苦笑。1

　　對炳花村大部分人家而言，孩子要是能夠讀完中學就已經是莫大的成就，讀不讀大學，大學好不好在他們根本不是問題。他們反而比較關心目前村裡規劃的轉型會不會成功。這個問題對不久前返鄉，現年三十六歲的莫望清特別重要。他是莫波春的表弟，一年前返鄉，已經在村子裡投資了五十萬元人民幣，那是他畢生的積蓄再加上部分借貸。他投資的是一處八十畝大的養魚場（他WeChat帳號上的照片是他笑逐顏開地抓著一條大魚）。他十八歲離家外出，在福建的電子廠做工，也在廣州做過，開過小服飾店，最後一份工作是跑到廣西的木材廠城市貴港市，在一間牆板廠做工。貴港市就在荔波縣南邊，距離不遠。據說莫文吉現在也在貴港一家木材廠當經理。我多年前在東莞初識文吉之時，他是在一間工廠當廚師。我後來幾次拜訪炳花村都碰不到他。莫梅荃也是。我在炳花村和她父親談過幾次話，不過我幾次嘗試，都碰不到她。她已經結婚，依照中國的傳統，這樣她就是夫家那邊的人了。她透過簡訊告訴我說，她夫家所在村莊距離炳花村不遠，她也有了孩子。但是她忙著那裡的家事，沒辦法和我碰面。

　　莫望清臉色黝黑，現在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兒，兩個十二歲和十歲的兒子。他告訴我說：「我在那裡做了一年，當上了生產線經理。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開養魚場就是在那裡，那時候就決定我也要來開一間。」他還說城裡昂貴的教育費用也是讓他決定返鄉的因素之一。他笑著說：

　　「我想我在這裡應該可以多賺一點錢，多存一點錢，享受一下生活，從事新的職業。在外地當農民工，常常感覺很孤單，要看到家人、朋友很不容易。回到家鄉，隨時想看都看得到。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在工廠做工，哪裡也去不了。」他講了一大串，講得很快。「我要留在這裡做生意。我的下一步計畫就是開鮮魚餐館，賣給遊客。我很高興回到自己村子裡，不過要自己做生意，壓力還是很大。」2黨支部書記莫波春解釋說，如果沒有莫望清這樣的農民工決定返鄉做生意，炳花村轉型就不會成功。這並非只是因為他們會把勞動力帶回來村子裡。目前村子裡看得到的就是老人和小孩子。他希望，這些返鄉人在沿海城市待過那麼多年，應該已經學到了貴州鄉下學不到的技藝、知識。「我們的農民工回來會有很多好處。首先，他們可以讓一些年齡比較大的人去他們的公司做事。但是他們也會把『電子商業』等新觀念和城市裡的經商模式帶回來。」包括莫望清在內，炳花村現在已經有八名農民工從外地返鄉。莫波春充滿信心；他說他相信最後每一個人都會回來。為了誘導農民工返鄉創業，附近甲良鎮的銀行已經開始提供低利貸款，當地的商業部門也已經開設了網路銷售平台，讓他們銷售鄉村旅宿、無抗生素養的雞等等產品。領導解釋說：「以前我們靠農業討生活，種稻子、玉米、辣椒。現在我們要把我們這個老村莊改變成旅遊景點。我們會讓大家住老屋、吃新鮮的菜、去保護區泛舟，享受大自然。」他說的這三樣東西，當地人每個人都認為是炳花村的特產。縣裡的財政官員幾年前就給了炳花村兩百八十萬元的經費，讓村民修繕傳統老房子。後來他們要求再提撥三百萬元，現在還在等候批准。他說：

　　「我們要用這筆錢把那些老房子裡裡外外裝修一下，下雨時才不會漏雨。另外我們還要在河邊蓋釣魚台。」3

　　人口與產業的劇變

　　但是，正當中國貴州省的一個村莊這樣誘導農民工返鄉之際，整個中國卻同時在面對一個巨大的轉變趨勢，這個轉變將對中國及全世界的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二、三十年來始終持續成長的經濟現在已經開始遲緩下來。二○一五年，中國十六至六十五歲人口達到最高峰，為數約十億人左右，之後便開始下降。目前中國每一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勞工均不足一千五百萬人，相較之下三十年前卻幾乎有這個數字的兩倍之多。

　　二○一八年，中國的農民工人口幾乎沒有成長，前一年則是僅僅增加百分之零點六，達到兩億八千八百萬人4。另外一次調查研究顯示農民工人口其實早在二○一五年就開始縮減5。數十年來中國製造業一直是依靠農民工在成長，但農民工這二、三十年來的擴張趨勢，如今即將結束。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形，根本原因在於一個很簡單的人口方程式。

　　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平均為一點六個小孩，低於維持原有人口所需的二點一人替代率；若是和實施一胎化政策及其他限制人口政策之前的一九六○年代比較，更是減少許多；當時的生育率為六人。這種情形，簡單地說就是出生率趕不上死亡率。二○一五年中國政府放寬了限制生育規定，中國婦女當時的收入和教育程度也使她們開始偏好小家庭，所以生育率始終偏低、紋風不動。二○一九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預測說中國人口將在二○二九年達到最高峰十四億四千兩百萬人。這比原本的預期早了三年。中國人口預期將在二○五○年減至十三億六千萬人，一直到二○六五年將減至十一億七千萬人。6但是，影響農民工人數及其就業地的因素，並非只有生育率一端。

　　中國的流動人口變老之後，想要離家遠行的人也跟著減少了。二○一三年，中國所有勞工當中，五十歲以上的工人占比百分十五點二，二○一七年增加至二十一點三。同一時期內，十六至二十歲勞工的占比卻減少百分之二以上，剩下百分之二點六。中國社科院二○一六年的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全國的鄉村中國人，有一半不想再遷居到城市。他們說自己年齡已長，必須照顧父母、小孩；有的則是說不習慣城市生活。研究顯示，還是想遷居的一部分人，有三分之二說確實計畫到時候還是要回到村子裡。歧視性的「戶口」政策使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十分艱難，肯定也是農民工想要回家的主因。另外，中國西部經過多年的建設，公路、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已經到位，也吸引了很多工廠及其他機會來到內地，為返鄉者提供了比較好的就業機會。因此，多年來較為富裕，發展比較超前的華東固然一直是農民工離家外出最常去的目的地，但如今華西已經趕上來了。二○一七年，在內地省分就業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百分之二十點一，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點九；在華東工作的占百分之五十五點八，比去年僅僅上升百分之○點二。華中地區的成長率也超過了華東，在這裡工作的農民工占比二十點六，比前一年成長百分之二點九。在蓬勃發展的珠江三角洲，農民工人數則是減少了四十五萬人，相當於減少了百分之零點九。7

　　另外一種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很深遠。農民工現在開始會去找新型的工作。尤其是，現在服務業或餐館、物流等「第三部門產業」雇用的農民工人數已經超過工廠、工地的農民工。工廠，工地本來是他們傳統就業之處。這種趨勢無疑是跟著經濟體本身的改變而來的。中國的經濟，現在已經逐漸從製造業轉變為依賴服務業。二○一五年是這種變化的里程碑。當年的第一季度，中國的服務業首度在整個經濟體中占比超過一半。從經濟計畫官員的觀點看，他們要的就是這種變化。服務業一般耗費的能源比較少，不像工廠那樣會破壞環境。相較於資本密集的製造業、建築營造業，在等量的GDP之下，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比較多。依據大家都接受的經濟學理論，第三部門職業的薪酬也比較高（不過，中國後來實際的情形卻不是這樣）。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一個偏重於服務業的經濟體將有助於國家達成「提振個人消費」這個目標。目前中國的個人消費還是偏低，約占GDP的百分之四十上下，和美國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差距頗大。8

　　二○一七年，工廠農民工人數延續一股已經確立的下降趨勢，占比減少為二十九點九，比前一年減少百分之零點六。建築工地工人也微幅下降百分之零點八，來到百分之十八點九。但是同一年第三部門服務業從業員卻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八，比前一年上升百分之一點三9。如果和改革開放初期比較的話，那個時候中國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的占比高達百分之七十點五，從事服務業的只有十二點二。10這種轉變完全符合黨的期待。實施「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在沿海省分推動「自動化工廠」，這些都表示工人在製造業就業的機會將會開始減少。二○一三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訂定了企圖心旺盛的計畫，說是要放鬆戶口制度，讓農民工想住哪裡就住哪裡。但這樣的計畫卻在最後的幾年取消，而且後來共產黨反而在多個大城市實施更為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不過當局並沒有忘記他們曾經保證要在二○二○年之前將一億多鄉村居民轉換成城市居民。只是這個政策和中國共產黨的很多政策一樣，又想要全面實施，卻又含糊籠統，一味認定城市化可以提振個人消費。所以中國的經濟計畫官員沒有要讓農民自行決定住在哪裡，而是想把農民工誘導到一些小城市，特別是誘導到官方指定必須促進人口成長的城市。按照中國傳統的「五年發展計畫」，每一個城市都必須訂定人口成長目標，然後接下來就視當時狀況，看是用紅蘿蔔還是棍子，設法達成目標。有的城市是由官員訂定適當的成長率，然後以低利貸款等優惠措施誘使農民工遷居過來；有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各省省會，則是下令關閉農民工子女學校，強迫農民工遷出原先所住公寓。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南郊一棟破舊的兩層公寓樓房「聚福緣公寓」發生大火，燒死了十九個人，其中有八個是小孩子11。這一次火災隨後在北京，繼之在全中國各大城市，引發了一場更大的災難，那就是各市政府以聚福緣大火為藉口，強迫數以萬計的農民工搬家，逼迫他們回去鄉下12。這幾年以來，北京大興區的新建村日漸擴大為勞工社區。進住這裡的勞工多半來自河北、浙江，在沒有牌照的紡織廠工作，近年來也開始進入機車快遞業服務。聚福緣的大火是由地下冷凍庫的電線走火而起的。火起之後，有毒煙灰和火焰很快就瀰漫到狹窄的上下兩個樓層。這一棟兩層樓每一個房間住了三、四個人。火災過後，北京工安委員會進行了四十天的清查，找出了全市沒有牌照的公寓。然後，就在攝氏零下的氣溫當中，大隊公安進入公寓當中，強制驅離住客。新建街狹窄的街道頓時堆置了一堆堆的衣物、書籍、家具。一下子就要住戶搬家，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家當都帶走。很多樓房都是當場用推土機推倒13。官方下令這一次強迫拆遷的公文稱呼這些農民工「低端人口」，引發了眾人對這一次迫遷的憤怒。北京學者章立凡說：

　　「他們說他們要的是社會穩定，但是他們採取的大規模行動本質上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他和一群學者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評這次迫遷是「對低收入人口的歧視」。14巧合的是，這一次清除農民工措施不久前，北京剛剛才進行了一次黨官僚所說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行動。這一句「官話」說的是要拆除那些什麼東西都賣的大型批發市場。但拆除這些市場卻剝奪了幾千名市場從業員的收入。後來的幾個月，深圳、廣州、上海都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不過除了拆除那些批發市場之外，全中國各大城市市政府又開始強制關閉農民工子女上的私立學校。這更加彰顯出農民工在城市是多麼不受歡迎。二○一七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說，北京的人口（在北京住了六個月以上的才算）自一九九七年之後首度開始減少，比前一年減少了兩萬兩千人；二○一八年更是減少了十六萬五千人，使北京市人口減為兩千一百五十萬人。上海二○一七年的人口也減少了一萬三千七百人，成為兩千四百一十八萬人15。北京佳富龍洲經訊（GavekalDragonomics）分析師啊南崔（Ernan Cui）說：「在中國，人民之所以要遷居，原因在於要賺錢維生。哪裡的薪資好，有經濟利益，有就業機會，人就會往哪裡去。不過現在政府卻要阻止農民工遷移。政府不希望這些人分走經濟利益，所以就用戶口制度阻礙農民工，不讓他們自由遷居。」16凱投宏觀獨立經濟研究公司（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亞洲經濟分析師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說：「這幾年，政府一直想把農民工趕到小城市，不讓他們去北京、上海。不過，要要求農民工一定要去哪裡，實在很難。」17

　　鄉村振興戰略

　　這樣對農民工強硬設限，顯然是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自幼在北京成長，當時的北京嚴格控制人民遷居，人口是現在的四分之三。二○一七年秋天，習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最具體的政策就是將農村土地放租期延長三十年。這很明顯就是要誘導農民工回歸農村。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設計出自蘇聯人之手。十月十八日，習近平在這座幽深的會堂，對著兩千三百個人民代表發表了一篇兩百零五分鐘的演講，敘述自己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崇高理想」。他在演講中強調說，讓農村富裕起來可以提振消費，是很重要的經濟驅動器。不過這篇演講也顯露了他保守的傾向。他強調對中國而言，確保糧食安全還是非常重要。很多經濟學家卻認為這種政策在今天這個透過貿易互通有無的時代早已不合時宜。他一方面宣示說必須保衛「農村人民的財產權和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卻又說「必須強化集體經濟」，實際上等於排除了所有賦予農民真正土地所有權的可能。

　　習近平在這篇像是沒完沒了的馬拉松式演講中說：「農業、鄉村地區、農村人民在中國都是很根本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穩定和人民的福祉。這些問題應該放在黨的行事曆中央的位置，我們必須優先發展農業及鄉村地區。要建設農村，使之企業發達，生活環境舒適，社會井然有序，政府治理有效，經濟繁榮，我們就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及政策，促進都市整體的發展，加速農業及農村現代化……我們要促進農村地區第一、第二、第三部門產業的整體發展，支持並鼓勵農村地區就業及創業，打通增加農民收入的管道。」但是他卻又說：

　　「我們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就是宣示他仍然贊同削減城市人口。18

　　中國領導階層屢次提出政策要振興農村，習近平這次提出策略是最新的一次。他的目的，有一部分就是希望農民工回去鄉村定居。他的前任胡錦濤曾經在二○○五年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投入大量政府經費改善鄉村醫療及教育設施，但仍然無法填補城鄉差距鴻溝（不過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在任內宣布取消課徵已達百年之久的農業稅，確實對農民的收入和福利有幫助）。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則是延續一些支持「鄉鎮企業」（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簡稱TVE）成長的政策。這時所謂「鄉鎮企業」，指的是改革開放之後那幾年村民自己創設的準私有企業，在當時是農村財富增加的關鍵。再往前一任，鄧小平時代有所謂「包產到戶」制度。「包產到戶」在某些方面其實只是追認已經存在的制度，並非什麼「政策」。這個制度是農民私自解散集體耕作制度，自己耕耘自己分內土地的做法形成的，對於提高農村生活水平，貢獻無疑比後來那些名稱堂皇無比的「政策」大了許多。

　　習近平早先也曾經推行一些農村改善倡議，他自己稱之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政策。照某些中國學者的描述，習的這些政策目標是要「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降低城鄉發展差距、區域發展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現在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企圖心更大，目標是「管理」農民工的未來：決定他們去哪裡做什麼事19。這一個政策認為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農民工遷移返鄉是一定要的：工人返鄉之後會創業，會購屋，進而振興遭人遺忘已久的社區，推動停滯已久的地方經濟。同時，正因為這些農民工不在城市了，中國各個擁擠的城市公路、醫院、學校的負荷將立即緩解。不過，農民工突然離開城市，城市居民一開始非常高興，但是不久就發現自己這個城市和居民有多麼需要農民工。城市裡很多餐館廚師、服務生、洗碗工、快遞員、「滴滴出行」（即中國版的Uber）司機、小商店老闆、髮廊業主、居家清潔員、保姆等等都需要農民工擔當。

　　農民工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之後要如何謀生，可以想見是決策官員極為關切的問題。二○○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曾經在二○○三年出版《大繁榮》（ MassFlourishing）這本書。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從這本書獲得靈感，開始推行一個他稱之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論，其核心意旨是說只要鼓勵人民勇於冒險，自己創業，中國將會創造出一種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模式，足以取代前此由國家支持，巨量投資的經濟型態以及現今極度衰敗的農業經濟型態。20若是適當搭配減稅、低利貸款、訓練課程等支持性措施，中國的農民工將會立刻開始在農村創業，為那些返鄉而急於享有城市生活水平的人服務。這樣就會形成良性循環，農民工回返農村，開始產生對貨品、服務的需求，後續又有人回來創業，為他們服務，地方經濟開始繁榮，然後又吸引更多人回來。

　　各地淘寶村的興起

　　決策官員也很有信心，認為鄉村如果振興起來，便可以為城市提供產品及服務，進而構成全國經濟體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有一種新型的「武器」可以確保中國那些偏遠的村落經濟發展成功，那就是網路，尤其是電商。近年來電商在中國已呈現爆炸性成長。根據他們的了解，中國鄉村的資源非常豐富，包括水果、有機茶葉、野放家畜、豬肉等等，西藏冬蟲夏草、苗族的紮蠟染布料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就更不用說。

　　農民工返鄉之後會開設旅館，建造小型工廠製造運動服飾、鞋、背包等等。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東西可以賣，而是在於怎樣把貨物送到幅員廣大的中國各地客戶手中。這時候就要借重網路銷售了。網路足以把偏遠省分種植羊肚菌菇的農民和城裡想要買這種菌菰的中上白領階級連接起來，也可以為城裡愛好冒險的遊客提供泛舟活動。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已經開設了線上商業平台，而且往往是透過全世界最大網路銷售商，電商巨人阿里巴巴的「鄉村淘寶計畫」和淘寶合作。要不就是和經營鄉村線上商業的JD.com合作。純粹就「量」而言，這個平台相當成功。中國的農村線上零售營業額在二○一七年底達到一點二四兆人民幣（一千八百億美元），比起前一年成長了將近百分之四十。這個營業額相當於全美網售營業額的四分之一。根據中國商業部的統計，中國農村的網上商店已經有九百八十萬家，成長了百分之二十點七，電商部分創造了兩千八百萬個就業機會。中國的城市網售規模固然還是維持在鄉村網售規模的數倍以上，而且也是成長很快，但成長步調已經趕不上鄉村網售。21

　　由於網售商業發展實在太快了，所以近年來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各地都出現了「淘寶村」。「淘寶村」往往出現在城市外圍，幾間工廠群聚在一起，製造一樣的產品，通常是服飾、鞋、包。城市的工資上漲使得鄉村競爭力勝過沿海城市。網路的靈活性也使產地不一定要接近客源所在。訂單規模常常比較小，但整備時間比較快，證明這種小型生產工廠很適合電商企業。二○一六年我再去河北的「空巢村」採訪時，那裡的老農夫就告訴我說現在村子裡的人口會隨著季節而變動。很多住家，原本因為年輕人已經遷居城市，都空在那裡，現在卻有了新的用途。現在那些空房子開始擺滿了簡易縫紉機，淡季時空置在那裡，但一到旺季，就有農民工回村子來用那些縫紉機製造背包、服飾。所謂「旺季」，指的是聖誕節前的幾個月。那時候歐美的訂單會開始多起來。他們解釋說，就因為這時候會有很多年輕人回村子裡工作，所以村子裡人口常常一夜之間就變為三倍之多。這些年輕人很多都是年輕的媽媽，往往幾個月前把孩子留給村子裡的阿公阿嬤照顧，自己到沿海省分的工廠做事。現在她們回到自己村子，抱著孩子哺乳，那是她們幾個月以來的第一次。

　　世界銀行曾經偕同淘寶一起研究過這個現象。根據世界銀行的看法，「淘寶村」蔓延速度很快，具有振興中國廣大鄉村地區的潛能。

　　「淘寶村」的定義是，年交易量至少一千萬元人民幣，加上「村」裡至少開設了一百家網路商店。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顯示，這樣的「淘寶村」，二○一三年之時只有二十個，到了二○一八年已經遽增為三千兩百零二個22。美籍韓裔的世界銀行總裁金墉（Jim Yong Kim，譯按：他於二○一九年一月突然辭職）二○一七年曾經來貴州參觀這種工廠群落，後來在推特上面極力稱讚說：「我看到淘寶村促進了新的網路企業，讓年輕父母能夠回家照顧孩子，農人又能夠製造產品，賣得好價錢。這種型態鋪展了新的發展途徑。我希望大家多多學習貴州的榜樣。」23

　　貴州的貧窮問題

　　回想我第一次來貴州採訪時所見的情形，你無法想像後來會有人說貴州是經濟發展的模範。那時候江澤民才剛宣布「西部大開發」政策不久。這個政策將在內地省分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經費，協助內地省分趕上沿海城市。那個時候我所看到的貴州，即使是以當地低標準來看，還是十分落後。在該政策所列的十幾個省和自治區當中，除了西藏，貴州的平均所得最低，貧窮度最高。該省的經濟主要是靠菸草以及茅台這兩種產品。在貴州省，投資於道路及電力建設照說應該會提振該地的經濟，別的省分常是如此。貴州總共有一萬四千多個村莊，其中約三分之一還沒有暢通的公路及常態發電廠。讓鄉村具備這一類基礎建設，是改善村民生活的關鍵；這些村民其中包括官方註記為「貧民」的三百八十七萬居民。但是貴州地形崎嶇不平，氣候潮濕多雨，對經濟發展形成了特別重大的挑戰。貴州全境平地不到百分之十，適耕農地很少。貴陽市社會救濟局局長肖新田解釋說，該省地質結構主要是石灰岩山丘，特別容易腐蝕，引發土石流，毀損作物，淹埋民居。平時如果氣候正常，貴州三千六百三十萬人口 ── 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 當中每一年大約有百分之十會復歸貧窮。但如果氣候失常，這個比例將會上升到百分之十五。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將整個村落遷移，安置在非偏遠地區國家提供的房舍之內。這個政策其實已經行之多年。

　　肖新田解釋說，未來的幾年還計畫將偏遠地區的四十萬貧農移置他處。

　　「我們可以說，貴州之所以那麼貧窮，主要的原因就在那些喀斯特山丘或地形。這個問題不處理不行。」24

　　出貴陽市向西行，觸目所及都是飽經開採，滿目瘡痍的石灰岩及花崗石山丘，山頭光禿禿一片，不見樹木，只有山坡上一座座採石場，一個個大坑洞，每個都大到好像隨時會崩塌。雨中，貴州惡名昭彰的「瘴癘之氣」瀰漫於平地，繚繞於山頭。路上男孩子抽著菸，推著手推車，車上滿載燒飯用的木柴。骯髒的白鵝在路面坑洞中戲水，背脊凹陷的水牛從旁輕步而過。我們的路從一個村莊中間穿過，路邊可見一些神情疲憊的男子和一些只有十歲左右的小孩子用鐵槌在打花崗石，用鑿子在做墓碑，白色煙灰在他們身邊久久不散。我從大大的車窗望出去，替他們感到擔憂的，不是他們的眼睛，而是他們的肺部。那些男子看起來簡直像是流放到這裡來勞動改造的知識分子。有個小孩子躺在卡車車斗間，嘴裡含著糖果在吸吮。一個小女孩往路邊吐了一口痰，跟那些坐在家門口的老人一個樣。一輛吉普車呼嘯而過，車身上有白色的「UNDP」（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字樣。我們中途在苗族村落大坡村停留，要去看那裡實施「梯田計畫」的情形。這一項計畫的經費由省政府提供。我們往梯田區走去，一路上聽到的都是石頭滾動，滑動，落地的聲音，山坡上火藥爆炸之後岩石的碎裂聲，拖拉機推著地面碎石的傾軋聲，將碎石倒入車斗時的撞擊聲，全部灌滿了耳朵。梯田製作過程很簡單，但很辛苦：先將山坡爆破，將那些岩石壓碎，堆成田埂，填土，開始種玉米（季間則是種植小麥、西瓜、菸草），然後挖蓄水池保存下雨時徑流水。一名地方官員解釋說：「我們用的是祖先的技術。」在貴州，要對抗貧窮，就必須和山丘進行殘酷的戰鬥。

　　副書記莫路順

　　那一次採訪我沒有去炳花村，也沒有見到莫姓任何一個族人。不過當年秋天我再去貴州時，就去了炳花村，也見到了他們幾個人。我要去之前，有個朋友給了我莫路順的電話，說我應該見見他。年輕而充滿企圖心的地方官員莫路順很想讓外界知道自己的家鄉炳花村的存在。他知道中國最近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將會為中國帶來外國投資客。所以他很想和商業記者聊聊。他現在是貴州獨山縣麻尾鎮黨副書記，那裡距離炳花村不遠。地方官員接待外國記者本來必須經過繁雜的手續，打很多電話、傳真，向當地政宣單位申請，通過冗長的程序，才會獲得批准。但現在炳花村不歸莫路順管，事情反而比較簡單。他立刻同意我進行非正式參訪。我們在他的小辦公室碰面。他說：「現在這個『開大門』政策，只要有人要投資，我們都歡迎。」他穿著皺巴巴的襯衫，沒

　　有穿西裝外套，也不打領帶。他很想和我多聊一些，但是他接待一個素昧平生的外國人，態度那麼輕鬆，倒是讓人覺得有點意外。辦公室外面是今天的市集日，附近山區各村很多苗人、布依族人都跑到鎮上來，很多頭上都紮著他們本族特有的藍灰格子狀頭巾。街上竹籠子裡雞、鴨叫個不停，有人要買的時候，主人就抓出一隻來，倒吊在秤子上稱一下重量，然後收錢找錢。莫路順說：「每一個村子都要競爭才會賺錢。」25第二天，他帶我去炳花村。我們一路上先是坐吉普車，最後一段泥濘山路則是坐馬拉車。他把家鄉村子裡的經濟成長完全寄託在種植商業作物，而不是只種一些玉米、小麥、稻米自己人吃。他帶著我在村子裡繞，很自豪地對我說：「花生價格好壞不一定，每一年都不一樣。辣椒、油菜籽是我們最可靠的經濟作物。橘子、桃、李等水果產業還沒有發展起來，但是到最後一定會成為我們鎮上的骨幹。以前我們只會用天然肥料，現在我們開始會用化學肥料。」他說，轉型為經濟作物之後，他們下一步就是找人投資做加工廠，一開始或許先做辣椒醬。不過要說服人來投資，首先要先改善村子裡對外的道路，補好那些坑坑洞洞，還要拓寬。「現在就是要來我們這裡太難了，所以沒有人要買我們的東西。不過現在我們已經列入『西部大開發』計畫中，我們很期待未來。」26

　　西部大開發拯救了貴州

　　「西部大開發」計畫確實有照應到貴州所需的基礎建設。這是貴州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貴州鄰省四川成都市一名美國外交官早在二○○○年就告訴我說：「問題始終就在交通運輸，看你怎樣把產品送出去。」這個問題，經過了這麼多年，看起來像是終於解決了。在華西地區大舉進行基礎建設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並沒有遺漏貴州。二○一七年，貴州的高速公路總長度已經有五千八百三十三公里，高速鐵路達到一千兩百一十四公里。貴陽、遵義、安順、梨平等城市總共興建了九座機場，全省電力網發電一千億千瓦。貴州的經濟確實已經在快速成長，過去五年來每一年平均成長百分之十點九。這使得該省貧窮率從二○一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八下降到二○一八年的七點七五，赤貧人口減少了八百萬人。27

　　不過，光是確保經濟學家所謂「真實經濟」成長，對中國的經濟計畫師而言常常都「不夠宏大」。現在官員希望的是，貴州的經濟發展，下一步應該要趕上全世界各地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其中包括電商、社交媒體、視訊串流。政府的經濟計畫要求將貴州建設為資料儲存中心，保存每天都在增加的資訊。這些資訊必須在網路上有個歸處。好笑的是，貴州自然環境的特性以前一直使高端科技聞貴州而卻步，但是現在它們卻成了貴州得天獨厚之處。貴州經常下雨，連同雨水造成的湍急河水，成了豐富的水力發電資源。這表示貴州電力很便宜。這對必須以低溫保存資料的伺服器很有利。貴州地處偏鄉，所以土地也很便宜。當地的氣溫低意味著資訊廠房比較不需要空調。那些石灰岩山丘，雖然地質特殊，但現在卻有了用途。包括騰訊在內，一些IT公司買了巨大的伺服器要安裝在貴陽市外新開發的商業園區時，往往發現他們可以把那些天然的喀斯特山洞當作自然冷卻系統，把伺服器廠蓋在裡面。

　　中央政府在二○一五年決定中國應該發展「大數據雲」產業，於是開始把眼光望向中國的偏遠地區。土地和電力都很便宜的貴州在競爭激烈的各省中脫穎而出，大半原因在於貴州實在太過貧窮；這話聽起來很奇怪，但就是因為非常貧窮，所以極需要發展，所以成了這次發展計畫的首選地。不過也是因為極需要發展，所以這裡常常成為新秀黨官歷練之處。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幾乎總是要先在貧窮偏遠省分任職一段時間，之後才升任為北京高層。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曾經待過貴州，前財政部長樓繼偉、中央銀行總裁郭樹清也都待過這裡（習近平待過河北及福建的農村和比較富裕的浙江）。28總之，二○一五年政府在貴陽舉辦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時，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寧夏、內蒙等早先的競爭者，顯然已經不是中國雲數據產業發展的要角，所以後來也沒有像貴州省那樣接受中央政府挹注大筆補貼、減稅。29「精準脫貧」大作戰

　　後來習近平決定要在二○二○年前消滅貧窮，也是指定貴州為目標，而且還在二○一七年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將這件事列為中國最優先任務，稱之為中國的「三大攻堅戰」（精準脫貧、防範金融風險、汙染防治）之一。中國政府將「脫貧」界定為「不再有人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年三百三十五美元或一天一美元；但這個數字仍然遠低於世界銀行設定的一天一點九美元）。習近平以及一些政府官員認為做好脫貧可以提振中國共產黨日漸低迷的聲譽，非常重要，畢竟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使中國脫離貧窮就是共產黨標榜的理想30。（中國的領導階層宣稱他們提早六年，在二○一八年使中國的貧窮人口從八千兩百三十九萬人減少為一千六百六十萬人31。看來他們真的會在二○二○年達成「完全脫貧」目標。）

　　他們知道，想要在二○二一年將國民平均所得提高到一萬美元，同樣也是必須提高貧窮人口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他們想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之際將中國建設為「小康社會」；這是他們的國家目標之一。最初是鄧小平立下這個目標，之後歷任領導人都一再肯定，包括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也是。習近平在十一月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特別以「貴州省代表」身分出席。這個姿態用意在於告訴大家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應該人人受益，而非只是某些省、市獲利。習近平對全國黨代表說起貧窮人口減少，環境改善，以及「良好的政治環境」，說「貴州省的成就是一個模範，象徵黨和國家自十八大以後重大的進步」。貴州省的成功顯示「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和計畫完全正確」。32

　　習近平的愛將陳敏爾去了貴州之後，貴州的經濟開始呈現起飛之勢。陳敏爾今年四十一歲，在貴州起先是擔任副省長、省黨委副書記，後升任為省長、省委書記。他之前在浙江竄升，起先是在宣傳部任職，曾經一度擔任報社編輯，後又擔任當時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到貴州擔任新職之後，這一個浙江人開始負責掌管龐大的基礎建設擴建計畫，開設「貴安新區」，並於二○一四年一月開放給科技公司進駐。33陳找了蘋果等跨國大公司來到貴陽。蘋果公司還同意投入合資十億美元建設儲存資料的廠房，從而和屬於貴州省政府的雲上貴州大數據公司連結。34貴州省崛起，另一個關鍵人物是陳剛。陳剛之前在北京當官，後來來貴州貴陽市擔任市委書記。這兩名高幹後來離開貴州之時，貴州及其省會貴陽市，至少在投資額以及GDP方面均已改觀。35蘋果公司，連同高通、華為、騰訊、阿里巴巴，以及幾家中國國有電信公司，總共在貴陽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二○一七年，貴州省的數位經濟 ── 廠家絕大部分都在省會貴陽

　　──

　　成長百分之三十七點二，成長速度居全國之

　　冠，其中軟體服務成長三十四點八，電商百分之四十。36省政府的一名官員說：「大數據已經成了貴州進入全世界的途徑。」37陳敏爾高升至中國最高領導政體「政治局」，並且轉任重慶市委書記。重慶是中國內地最大最重要的城市。陳剛則是出任河北雄安新區工委書記。雄安新區計畫是習近平的雄心壯志下的目標。他想要在北京市外建造創新大城市。

　　莫路順的舞台沒那麼大，但也做得很好。他先是在荔波縣政府服務多年，其中包括擔任財政官員。這個職位讓他有權力把經費撥給各個村莊。二○一六年他奉調到貴陽，新的職位是負責管理貴安的民營企業。

　　他的職位很明顯贏得了自己家鄉炳花村民的尊敬。他們有機會就講他升遷到省會做事，一說到他近年開始擔任的重大角色，突然口氣就變得肅然起敬，都說咱們村子裡這個子弟幹得好。路波告訴我說，路順之所以仕途那麼順利，是因為他的老師認識李克強。我始終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路順的二哥路春似乎對自己弟弟的成功有點不解。他不了解自己為什麼沒有辦法像路順那樣幹練，而且還開奧迪A6轎車。我幾次想約見路順而不果，顯見他真的很忙。每次打電話給他說我何時會到貴陽，他總是正好要搭飛機或高鐵前往華西另一個新興城市：「很抱歉這一次沒

　　辦法和你碰面。我馬上就要離開，去重慶（或是成都、西安）開會。下次要到貴州來時，請麻煩打電話給我。」但是我知道他的主場不在他負責管理的那些民營公司，而是一些大型國有電信公司、跨國及國際科技大廠。這幾年這些廠商都來到了貴安新區。

　　郭台銘不想回答的問題

　　我從路面平坦的高速公路開車四十五分鐘來到貴陽城外的貴安新區。到了這裡，那些突起的山丘看起來已經不再那麼「野」，區裡的道路兩旁出現了落葉喬木行道樹。進入園區之後，你開始看到一些告示牌在宣傳「貴州大數據雲的未來」。這一大片園區面積廣達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地形還是以山丘為主，不過那些山卻開鑿了很多「資料隧道」，那些科技大廠把他們每天收集到的資料存在那裡，數量非常龐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富士康最近也決定除了iPads和iPhones的生產設施之外，還要在這裡開設一個中心。創辦人郭台銘今天就要在這裡主持開工典禮。他的記者會吸引了幾十名中外記者，每一個都想聽他講講究竟是什麼東西說服了全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雇主到貴州來設廠。他雇請的工人多達百萬人以上。他來這裡設廠，在某些方面可說是非常意外。因為不論如何，貴州距離深圳八百六十八公里，深圳才是iPhones和iPads的大本營，最大的工廠在那裡，全世界最大的電子製品供應網絡也在那裡。大家都知道貴州並沒有多少高端技術工人、工程師。富士康早就在內地河南鄭州和四川成都開工廠，利用兩地便宜的勞動力，但貴州貴陽卻更遙遠、更貧窮。

　　富士康創辦人對於自己受到那麼多人矚目，似乎覺得沒有什麼。他走進來的時候，中國記者用一堆攝影機、相機圍住他，大聲問他問題。

　　他穿淺藍色西裝，打格子領帶，一雙黑色皮鞋擦得晶亮，臉上露著嚴肅的笑意。他似乎習慣手腕上戴著兩串佛珠，一串是橘色寶石佛珠，另一串是檀木佛珠。他走上講台，拿起麥克風開始講話，滔滔不絕地說明他為何選擇貴陽做他最新的一次投資，還一一說明這裡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條件。貴州省政府為了爭取他來貴陽，首先是貴陽市政府特地蓋了一條快速道路，從機場直通貴安，終點就在富士康廠房附近。他說：

　　「我們不想進入市區，他們就蓋了這條公路給我們。他們蓋了公路，然後來找我們。良好的基礎建設永遠都是關鍵所在。為了吸引大數據產業，他們建設了一座光纖網路讓各家公司使用。」對於新公司的審核程序，因為貴陽市政府很希望流程一路順暢，因此乾脆派員進駐新區。

　　「這些工作人員就住在區裡面。正常情況下，你本來應該自己跑去最近的市政府申請，但是這一次為了產業的發展，他們把主辦人員搬到了現場。」

　　除了資本投入，市庫有稅收收入，還有因為大公司來投資而博得好名聲，對於貴陽等城市而言，就業機會始終是最主要的好處。有一個人問說，那富士康這裡的新廠準備要雇用多少人呢？這一問，一向冷靜自若的泰瑞．郭似乎有點激動。他一直搖頭，像是在駁斥這個問題。「我希望我們在這個產業園區的用心不是用請了多少人來表現。」他說富士康這一次的模式不一樣。「我們在這裡打好基礎之後──

　　這需要時

　　間，大概要三到五年

　　──

　　然後我們會開始用機器人製造機器人或產

　　品。我們不想回到以前那種傳統的、勞力密集的（模式），單純就是勞動。我們不只是要讓這間新廠友善環境。我們要讓這間新廠變成高科技，工程密集，技術密集。我們要在這裡先為這一切打好基礎，」他說，「然後推廣到整個中國。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來這裡做事。這一點我沒有辦法回答你。」38

　　這幾年正好也是貴州的農民工開始返鄉的時候。這麼多年來，貴州省一直就是以「人口外移」為其特性，年輕人大多數離家外出工作，現在農民工開始自外歸來，這種改變不可謂不大。二○一一年，貴州省有五十二萬農民工從沿海返鄉，二○一六年增加為三倍，達到一百六十萬人。貴州等幾個省的官員都認為這種「移返」是好事。這些返鄉人不但為衰敗的農村經濟帶來了活力，也創造了社會利益，因為他們能夠自己帶孩子，照顧父母，讓家鄉不再發生「留守兒童」悲劇，緩解孩子的心理問題以及學習能力不足問題，改善農村貧窮人口的生活。貴州省一名勞動官員解釋說：「農民工返鄉就業一方面有助於地方經濟成長，擴大稅基，促進市鎮發展，而且能夠幫助村人就業，帶領大家脫離貧窮。他們能夠及時照顧老人和小孩，有助於促進家庭和樂，小孩子就能夠健康快樂地長大。」39

　　各種充滿數字的計畫

　　「歸雁興貴」口號很動聽，但省政府確實也有開始實施一些措施幫助返鄉者順利「歸隊」。共產黨通常是有政策就有行動計畫。這一次的計畫叫做「五個一○○工程」，計劃名稱有不少數字，意思好像是說讓它聽起來像數學方程式有助於該計畫成功似的。該計畫訂定了五個一○○目標，計劃在貴州設置一百個產業園區，一百個高效能農業示範區，一百個指定最佳旅遊景點，一百個模範小鎮，一百個模範城市社區。另為還有一個「五個」是「五種新產業」，包括大數據、藥品、無汙染有機「山地農業」、文化性質的「山地旅遊」、低碳節能建材。除了這五個一○○以外，另外還要在全省實施培訓計畫，加強農村勞工的技術，指導創業方法。每一種一○○計畫都以補貼、減稅、低利貸款等措施鼓勵返鄉者創業。另外，這裡的官員和中國各地的官員一樣，都認為運用電商是企業發展成功的關鍵。40

　　對於貴陽和北京辦公室裡的高幹而言，貴州如今仍然如同田園一般的環境必須開發成新的山地旅遊產業。他們的目標是要利用那些美景、長久以來被城市漢人視為蠻夷之族的少數民族，還有多種熱炒野菇、山珍等辣味菜餚創造出旅遊企業。中國新一代的中產階級一開始花錢，貴州就受益了。根據統計，到二○一七年截止的五年間，貴州省的年度旅遊業收入以及來黔遊客數雙雙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服務業已經成為對經濟最有貢獻的產業，占比約百分之四十五，相較之下，製造業的貢獻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農業更是只有百分之十五（然而，貴州大部分的人口還是農民）。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比較富裕的省、市長久一來一直在對貴州以及西藏等貧窮地區進行投資或是派遣經營人才。在另外一個也是充滿數字的「萬企幫萬村」政策之下，大連萬達和廣州恆大這兩家中國最大的建商當時也開始在貴州的喀斯特地形中建造旅遊遊樂場。

　　41

　　所以，對於大量的返鄉者，政府還是希望他們開旅館，在各村莊及農村家庭間擔當新的永續模式的骨幹。在貴陽經營線上農村旅遊業的孫哲原先是學者，後來轉為經商。他告訴我說：「留守兒童是當今中國最大的悲劇之一。有一道看不見的牆擋住了這些孩子，讓他們無法進入社會。」他的公司連結了貴州省幾百個村莊（炳花村還沒有），這些村莊個個都極力想誘導城市人到他們村子裡旅遊。「我們想賺錢，不過我們也想幫助那些家人（農民工）有機會回家。」孫哲出身於另一種農民工家庭。一九五○年代，他父親因為響應「三線建設」政策，從中國東北的瀋陽來到貴州北部貧窮的清洪鎮，協助當地發展鋼鐵工業。他們一家人從未有機會回到故鄉居住，但是現在他希望他的公司能夠幫助貴州一些農民工有這種機會。42

　　荔波縣城種種跡象顯示該地旅遊業確實已經開始興盛起來。炳花村就在荔波縣。境內橫跨樟江新建了一座艷紅色拱橋，拱橋南端建了一座主題園區「荔波古鎮」，園區面積一百八十英畝，建造經費三十二億人民幣。43園區內一間間灰牆灰柱二至三層樓房，全部清一色中國寺廟式屋頂，這些旅遊商店賣的東西包括苗族紮蠟染、工廠量產的少數民族服飾、假牛角頭。石板街上那些餐廳賣的餐飲價格昂貴。這樣花俏而粗糙的呈現少數民族的種族特色，和中國各地那麼多少數民族文化旅遊景點沒有兩樣。園區內一處廣場立了一座「奔牛蟠龍」像，底下飾版用英文刻了幾句話：

　　布依族人世代居住在詩情畫意的雲貴高原上，能歌善舞、熱情好客。他們相信萬物皆有靈，牛代表著力量，龍與魚遨翔於蒼翠的毛竹之上，矯健奔騰，象徵著布依族人的創業精神，與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莫路春的連續創業夢

　　莫路春住在樟江北岸。這裡現在已經在原來的農地蓋起了二、三十座二十八層樓的住家大樓。由於大家預期這裡旅遊業會興旺，房價也水漲船高。區裡可以看到巨大的廣告牌在廣告「蒙娜麗莎磁磚」，顯示中國這裡大量複製了這一張著名的臉（中國各地蓋了樓房大部分外牆都會貼磁磚；磁磚廣告常常是中國鄉下地方的特色）。街道兩邊整排仿古典燈柱，依稀是五○年代中國各城市蘇聯風格燈柱的現代變種。路春住的這一棟，樓下一樓有一家電器行在賣冷氣機，還有一家室內裝潢公司（中國的住家公寓出售時通常是一個水泥空殼子）。他幾年前在廣西的木材廠做事時曾經當過招攬工人掮客。後來他用當招工掮客賺的錢買了這一間公寓。那時，他在木材廠做了幾年之後，無意間發現了這一種賺錢的行業，那就是走遍各村招攬願意接受低薪的農民工。他做這一行，廣西幾百家木材廠經理付給他的報酬相當不錯。

　　他們家在十樓，有三個房間，和老婆、兒子，以及未來的兒媳婦同住。十樓位置不低，感覺上和炳花村那些寒冷的農舍是兩個世界。廚房有一台新的「美的」冰箱。起居室裡的銀色沙發感覺很虛浮，鋪著一塊錦緞，搭配的頭枕填充得很硬。這種布置顯然是想追求歐洲古典風格但技遜一籌　壁上先掛上一塊人工皮革，然後架上去一台巨大的平面電視。門邊一座大櫥櫃，櫃子裡擺著茅台酒、中國長城紅酒，預備讓來客隨時飲用。紅、白色陶罐裝的米釀茅台可能是貴州最有名的產品。還有一個紙盒子，裡面擺了一瓶「鮮牛奶」 ── 瓶身上的標示就是「鮮牛奶」。還有本地產的「乙肝茶」，號稱可以修復肝臟。從陽台看出去，可以看到底下一處工地，也正在興建住家大樓。路春早先告訴我說，這一處工地的承包商就是上次一個下雨天開車送我去炳花村的秦吉介。我還記得那一次他一路上一直要我幫他找個美國老婆。

　　昨天晚上喝了太多啤酒，我步履蹣跚走出客房，感覺到頭很痛。我從客廳裡一個背包中拿出一瓶即溶咖啡 ── 路春昨天晚上告訴我那裡面有咖啡 ── 喝下去之後在電視機前坐下來，希望路春散步回來之後我頭痛已經好了。電視上播的節目顯然是在對現在的新式農夫進行宣導，這一次宣導的對象是兔農。節目中穿插了不少手機、能量飲等廣告，然後是一名農夫 ── 也有可能是一名科學家 ── 穿著實驗室罩衫，套著橡膠手套陸陸續續講了一些畜牧業的技巧。他身旁有個籠子，他從籠子裡抓出一隻母兔，手法熟練地抓住兔子的兩隻後腳，翻過來檢查那一隻兔子是不是已經發情。接著畫面轉換成一窩小兔子。那個人很嚴肅地說：「你必須一直幫牠們保暖，盡量讓牠們吃。」路春昨天晚上告訴我說，他的想法絕對不是養養兔子就好。我們又喝毛尖茶，又喝雪花啤酒，這個穿著整齊、身材消瘦的前農民工跟我侃侃而談說他想要做旅遊業生意，希望能從這裡改變他們的家鄉炳花村。

　　他講了很多炳花村那些從山坡一路下降到河邊的稻子梯田的事情，然後說，要是能夠把種稻改成高附加價值的經濟作物，對外銷售，村民就不再那麼需要土地密集的稻田。然後把那些放領期還很長的土地租下來，或者是讓農民持股以交換使用他們的土地，他就把那些土地經營成果園，以之為旅遊景點，讓遊客來採水果。他這個旅遊景點還會有旅館，有餐館，專賣現撈河鱒、山上的野生藥草，還有，當然，本地人養的兔子肉。最後還要有游泳池 ── 他解釋說，這裡的河水雖然很乾淨，但是有的遊客可能不喜歡在河裡游泳。路春的兒子今年二十二歲，長相俊俏，沒事老噘著嘴巴。他從房間裡走出來，路春抬頭看一下他，要他向我敬菸。在中國，不論走到哪裡，敬菸在男人之間都是表示歡迎客人的意思。這個男生默默把菸遞給我，一句話都沒說就走了。路春苦笑著說：「他想做生意，但是不要和我一起做。我們互相不了解。他長大時，我都不在家。」這不是我第一次聽莫路春說要做什麼投資。我上一次來找他時，他說的是想要在老家後面山上弄個櫻桃果園，讓遊客來摘櫻桃。再前一次，他說的是要開顧問公司，協助農民轉做生意。但這些都無疾而終。他最後的一次投資是和朋友合資向山東一個商人買了一百頭牛，結果也很慘。那些牛始終沒有長到那個商人所說的那麼大，最後他們只好認賠賣出。他說：「我們受騙了。我們也沒什麼辦法，只能認了。」

　　鋸木業是莫路春很熟悉的一種行業，所以他最新的一項投資計畫聽起來像是蠻有賺頭。由於廣西那邊的經營成本已經升高，所以他打算趁這個機會打破廣西對鋸木業的半壟斷狀態，到荔波設廠。他說，在荔波設廠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就近利用貴州豐富的林場資源。但是由於現在貴州省政府正在推動計畫，要將貴州變成綠色旅遊區，所以要開工廠的話，將會很難獲得批准。不過路春卻在政府開始緊縮之前獲得了批准。他想要藉鋸木業多賺一點錢，然後把賺來的錢用在真正關心的事情上面，那就是炳花村的發展。不過，若要實現他對家鄉炳花村的想法，他卻需要區外的投資者，需要真正有錢的人來幫助他。他告訴我說：

　　「你也知道，講了那麼多，結果我們炳花村到現在還是一家旅館都沒

　　有，連餐館都沒有，商店也沒有。沒有一家人完成了老屋修繕。我們要怎樣去跟人家講說我們村子值得投資？我們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辦法把我們村子變成旅遊景點？」

　　莫路波也是在煩惱這個問題。住在東莞多年，因為是租房子，常常在搬家，最後，他幾年前所做的決定終於開始動搖。那時候的他是決定要留在東莞不走的。他的女兒是農民工子女，要上私立學校，學費很貴。另外，他很牽掛家裡年邁父母的健康。長久在東莞做個「外人」，不受歡迎，也是很折磨人。這一切都讓他很不快樂。幾年前他曾經一度回到荔波縣。但是他發現這裡距離能夠供貨給他的廣州工廠太遠了，附近又沒有淘寶的分公司。那時候他想在他父母家隔壁一塊地蓋賓館，不過這要炳花村如村民所願變成了旅遊景點之後才有意義。他用手機搜尋了荔波的一個旅遊網網站，拿給我看，說：「荔波那裡有很多事可以做。每年五月到十月，餐館、旅館全部客滿，可是我們村子沒有。」那個網站裡貼有泛舟活動的照片，另外還貼有飛機、巴士、高速火車等照片，意思是要來荔波玩可以有這些交通工具。不過，那一座機場其實已經荒廢；那一棟白色機場大廈已經毀壞，最近還膺選為中國「最少人使用航廈」」的惡名。高速鐵路也還沒有鋪，公路也還沒有開。他說：

　　「我要等來的人多了再考慮蓋個小旅館。不過天曉得那是什麼時候。」44

　　故鄉的異鄉人

　　對農民工而言，回到鄉村也不容易。他們在城裡過了大半成年歲月，回到鄉村，往往不習慣鄉村那種緩慢的生活步調，要買東西貨樣又少。利用電商網購確實可以多買到幾樣吃的穿的，但是根本沒有電影院等休閒場所，就是要散個步，也沒有公園可以去。農民工的子女也是一樣。他們返鄉來讀初中、高中，但是卻受不了生活發生那麼大的變化，置身自己的故鄉感覺卻像異鄉人，常常中途輟學，沒有幾個人可以倖免。今年三十歲的楊猛說：「我已經夠窮了，像我這樣的人想回家鄉做生意的話，危險的地方在於生意失敗，然後變得更窮。」我經由幾個農民轉而認識楊猛，他是四川宜賓人，之前在深圳做事。他說他父母之前買了三百頭豬來養，但是二○○三年碰到SARS疫情，中國經濟衰退，結果豬賣不出去。楊猛說：「農民工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沒有技術沒有能力控制市場。在城市待了那麼久，在家鄉已經沒有什麼『關係』，碰到麻煩，他們不知道該去找什麼人。鄉下只能容納少部分人，工人回到家鄉不一定有辦法找到事做。」45

　　回到貴州來看看，跡象顯示這些「歸雁」並未完全順利安置。從貴陽要到炳花村的路上，我們經過了當地跨國技術公司漂亮的辦公室，看到巨大的廣告牌宣揚著「創新的光明未來，電商的新夢想」，之後路面開始縮小，路邊又開始出現破敗的農舍，成堆的垃圾，路上的狗骨瘦如柴，路旁牆壁上寫了一些標語勸告返鄉的人不要懶惰。炳花村外的半路上，一處工地的籬笆上掛著上下排布條，用大大的白色字道：

　　好吃懶做很可恥，貧窮落後不光榮。

　　返鄉做事更有利，不趕不累不慌張。

　　唯有勤勞能致富，要不貧窮就做事。

　　第七章

　　即將到來的危機

　　一個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權力能為人民服務是一個奇跡。奇跡可以有，但不能視作當然，所以為了要保證一個權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務，還得先由人民控制住這權力，這才是政治上的常軌。

　　── 費孝通一九四八年《鄉土中國》

　　二○一九年，農曆新年將屆，北京市開始有「空掉了」的感覺。對於一個人口兩千三百萬人的城市而言，這讓人感覺有點奇怪。經過了一年的農民工大遣送，一接近新年，平時很熱鬧的商業區變安靜了，商店拉下門窗，紅磚門、窗在灰色牆壁的襯托之下，讓人想起這裡經常出現的人潮。這就像是「幻肢」一樣，雖然已經切除，但是神經卻還在觸動。北京五環路以內區域，二○一七年以來過年就禁止燃放鞭炮。上海、廣州後來也實施這種禁令，把中國最大節日弄得很沒有氣氛、了無生氣，感覺很奇怪。經濟衰退尤其加深了這種蒼涼感。美中貿易戰開戰以來至今已經一年，關稅問題引發了切膚之痛，中國對北美出口開始衰退，工廠也開始解雇勞工。人口減少造成了經濟緊張，多年來舉債因應支出的方式也開始失效。這兩個問題像是這個城市天上那一層霧霾一樣，令人惴惴不安。

　　經濟分析家告訴我說，中國出了名的都市中產階級 ── 那些舉世震驚的消費力的創作者 ── 已經開始在縮減支出，汽車、手機銷售量雙雙下跌。以前路上來來去去都是一些機車快遞員，騎著機車把大大小小各種包裹、餐飲送進入大街小巷。現在這種快遞比以前少了，車上那些神情疲憊的遞送員表情也跟著嚴肅了起來。新年期間，習近平來胡同裡「問候人民」（這是中國領導人傳統的新年「演出」，以示關心貧窮人口）。他來的這一處胡同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一直住著一些流動攤販、工人1。那些快遞員看到習近平，有點不確定，又有點緊張。習近平對他們說：「你們像勤勞的蜜蜂一樣，是最勤勞的，到處跑來跑去，日曬雨淋，不簡單。」當天晚上電視新聞就播出了習近平的愛民親民之舉。影片中，這個中國終身領導人問那些快遞員說：「你們要回家過年嗎？」2那些快遞員一張臉擰成了一團，回答說「要」。他們的表情好像是在懷疑這一次回鄉和家人團聚之後是不是還會再回來這個衰退的城市。

　　佳士工人維權事件

　　在中國，傳統上新年前大家都要清理一下個人事務，譬如家裡大掃除，去理頭髮，把家裡的刀子磨一磨，還債，清理個人恩怨。就在這一個時期，不到兩個星期之前，在北京以南兩千公里外的深圳，警察來到張治儒、吳貴軍這兩個全中國最出名的勞工運動家家裡，帶走了他們。

　　這幾年來，他們一直遵照警方的要求，從不越線，所以一直能夠平安無事。外國媒體的報導讓警方比較忌諱把他們關起來。不過張治儒早先就告訴我說，這一次不一樣（媒體審核官員早先就命令媒體不要報導他們這兩個敏感人物）。深圳那邊抓了幾個勞工運動分子，不久就放人，但是抓了張治儒和吳貴軍卻沒有。當局指控他們「擾亂公共秩序」，和四年前加諸於曾飛洋和孟琀的罪名一樣。3一年多前吳貴軍曾經傳簡訊給我，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聯絡。他的簡訊有點情緒化，說他最近「很幸運（這裡加了一個『笑臉』表情圖示）一切如常，『喝茶已經成了習慣』。」他這裡說的「喝茶」，其實是很委婉地在說當地公安常常找他去問話。唉，我心想，我知道這樣的「問話」其實蠻可怕的，不過，他們兩個人至少還懂得避免牢獄之災。所以，他們兩人停用了微信「朋友圈」（moments）並不意外。原來他們經常在「朋友圈」貼文。（張治儒的副手，就是前面說過原本想在東莞增設一間「春風」辦公室但後來作罷的那個年輕人，他在微信的「視訊串流」上很活躍，只是仍然盡量保持低調。看得出來他近來開始對「新儒家」產生了興趣，因為你會在視訊中看到他到孔廟拈香下跪拜孔子，然後簡訊內容說：「用心趕上，新年和祖先同在。」）

　　這一次公安逮捕張治儒、吳貴軍兩人，是近年來中國最大一次鎮壓勞工運動行動的一部分。事情的起源是二○一八年「佳士科技」（JasicTechnology）所屬的焊割機械製造廠拖欠工資，廠裡工人發動抗議，並且組織獨立工會，力圖保護自身利益。當局的反應和平時一樣嚴厲，於七月時逮捕了二十九名工人，無疑認為下重手可以把事情了結。但是，這件事卻引起北大、清華大學等幾所大學左翼學生及校友的注意，一行人跑到廣東來支援工人。當局看到這種情勢變化，不得不開始警戒。八月下旬，學生到了廣東之後，在惠州擁擠的住宅區租了一間公寓住下來。不久他們上傳了一部影片向大家說明為何要來支援工人抗議。影片中，他們穿著一件制服T恤，T恤上面用黑白色印了五個年輕工人圖樣，底下一排社會主義寫實體的紅色大字，說「團結就是力量」。隔天，當局就開始鎮壓。八月二十四日一早，鎮暴警察戴著防彈面罩，配備盾牌，來到他們住的公寓，破門而入，揮棍打人，最後帶走了五十名工人和學生。這五十個人，有一部分人由警方隨即送回其原居地，交給他們的父母，其餘的繼續拘留4。當局繼續鎮壓。十一月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五大城市同步行動，強行抓走學生和勞工運動家。接著十二月及隔年五月再次抓走學生、工人。一名目擊者向外國記者描述有近十名黑衣人士在北大校內攔住一名校友，先予以毆打，而後強行推入汽車之內載走5。「他們痛打這個人，立刻就把他制服。」（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一日這兩次擄人，前者是毛澤東生辰一百二十五週年，後者是中國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勞動節，當局都沒有發現到這種很諷刺的巧合。）

　　張治儒和吳貴軍都沒有公開支援佳士出來抗議的工人，所以他們兩人這一次被捕是不是和佳士事件有關並不清楚。不過抓他們兩人要傳遞什麼信息倒是很清楚，那就是殺雞儆猴。有鑑於中國又開始出現了新一波罷工風潮，抓他們兩人就是警告那些想幫助中國工人人。中國現在新一波的抗議示威已經不限於工廠、工地。二○一七年，中國發生一千兩百二十五起工人抗議事件。二○一八年增加到一千七百多起，其中有很多是發生於服務業，包括成長很快，但很危險的新興產業快遞業。如今快遞業雇用的農民工多達三百多萬（曾經參與天安門事變的工人領袖韓東方在香港設立的《中國勞工通訊》所登載的抗議次數可能低於實際上發生次數；他們這個組織規模比較小，無法記載所有這類事件）。6

雙十一背後的快遞悲歌

　　在中國所締造的、號稱全世界最驚人的資本主義故事當中，一日千里的電商是這個故事最新的主角。待遇不良的快遞員在電商的快速成長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卻總是遭到冷落。不論是賣餐飲、雜貨、辦公室設備，抑或是花卉，網路銷售都是全年無休，沒有一天打烊。不過，其中只有雙十一節這一天才真正能夠說明網路可以創造多麼驚人的「天文數字」。這一天之所以叫做「雙十一節」，是因為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一日，中文的說法有兩個「十一」所致。「雙十一節」原本叫做「光棍節」，大家用這一天代替情人節，藉以嘲笑一些沒有伴侶的人，但後來卻演變成中國一年一度最大的購物節，一場歷時二十四小時的消費狂歡日。這一天之內，光是阿里巴巴這個網售平台，蘋果、愛迪達、耐吉、小米等各品牌的銷售金額就超過三百億美元，比美國「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和「網路星期一」（Cyber Monday）這兩個平台合起來還多7。但是，大家驚愕於那樣的天文數字之餘，沒有討論到的卻是那公然的「同類相殘」效應。那就是，電商平台這一天銷售量的暴衝，不但奪走了平日的銷售量，而且還把其他購物中心、家庭式雜貨店等零售通路「開腸破肚」，使他們不得不解雇員工。

　　雙十一節這一天在實體店商業的殘骸上創造了中國的拜物節慶典，同時又以一場星光熠熠的同樂會向中國極力崇拜的科技致敬。中國幾家電商公司的億萬商機創辦人是創造中國雙十一節慶的「大師」，其中包括性好戲謔的阿里巴巴老闆馬雲。馬雲年輕時常在家鄉杭州的西湖搭訕外國遊客，自願當免費嚮導，藉此練習英語。阿里巴巴雙十一這天在上海舉辦同樂會，會中有瑪麗亞·凱莉（Mariah Carey）演唱，還有太陽馬戲團（Cirque du Soleil）的表演，會場中機器人來回穿梭，為客人送雞尾酒，泡咖啡8。但是大家都緊盯著會場中一幅巨大的數位螢幕，因為阿里巴巴在同樂會中用電腦螢幕同步播出阿里巴巴電商網站中的銷售金額（這是每一年大家關注的焦點；大家都在看今年眾人的豪奢消費額會不會再創新高）。9但是，一離開這裡，在中國各城市街道上，大家看到的卻是雙十一的陰暗面。這一天，電商的送貨工人要傾全力送貨，送貨量是平日的五倍以上，而且常常要繳交三十元到兩百元不等的「送貨遲到」或「客訴服務不良」罰款10。這一個消費盛典必須依賴農民工才有辦法運轉，但對他們而言，這是痛苦、疲憊的一天。但是，就算沒有這一天，農民工終年其實也沒有哪一天比較好過。為了達到一定的送貨量，賺到足夠生活的錢，農民工不得不拉長工作時間。所以他們根本無從選擇，必須減少休息時間，包括吃飯時間和上廁所時間；而且開車要很快。送貨工一般都穿著黃色或藍色制服，以便在人車陣中顯得醒目，但他們經常發生車禍，送貨員不是肇事者就是受害人。根據上海市警局的統計，二○一七年光是上半年就有七十六名快遞員於送貨途中發生車禍死亡或受重傷11。中國最大網路電商直接併購最大快遞平台或收購其股份 ── 譬如騰訊之於美團點評（Meituan Dianping），阿里巴巴之於「餓了嗎」（Ele.me） ── 送貨員的勞動條件並沒有因此而改善。他們這些司機其實和大電商公司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經由第三方公司雇請的司機，或者根本就是自由流動司機，所以不受勞動法規的保護，而且往往沒有簽勞動合同。12

　　但他們的勞動條件差也不是新鮮事，因為這種情形只是反映了中國新興的服務業大部分的職務都是「低薪、低技術」的職務。這是中國服務業的大趨勢。中國的經濟計畫官員原本的構想當然不是這樣。原本他們是說會有依靠第三部門的經濟發達起來，勞工在這一部門的經濟中賺的錢會比以前多，還會學到一些技術，又能夠按照「高附加價值經濟」的「想像」生產商品。他們一開始就依照這種想像訂定全面職訓教育計畫。李克強二○一四年就曾經這樣說：「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的九億多勞動力大部分都學會了中端到高端技術，中國製產品的規模和水平會高到什麼程度。」二○一六年時，中國人大部分都在服務業就業，從事製造業、農業的比較少。不過，他們多半在餐館、旅館、零售業、快遞業服務，其職務和經濟計畫官員所期待的手機程式設計、AI工程相去甚遠。中國的公務員、教師絕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生。不過，根據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家亞伯特．帕克的研究，近五年來，這兩種職位減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3。他說：「電信、資訊技術、電腦、金融、企服等高端技術部門至今在整個服務業當中占比仍然不大；有一部分有在成長，但是成長速度不快。」14

　　民營企業得不到公平對待

　　另外一個在新經濟中工人得以仰賴的利器，當然就是「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據說這「企業家精神」是由「創新」發酵之後而成；只是究竟何謂「創新」，大家都講不清楚。在全世界，「創新」一詞似乎包含當代資本主義精神視之為「前端」及「善」的一切；全世界這麼看，中國也這麼看。一頭白髮的經濟學家劉鶴用「五六七八九」這一系列數字提綱挈領來描述民營企業在中國的重要性。這一個「五六七八九」說法指的是，現在全中國已經有百分之五十的稅收、百分之六十的全國GDP、百分之七十的創新產品、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就業機會，乃至於百分之九十的全國有照公司，來於民營企業。不過實際的情形卻是，中小型民企雖說是很重要，但始終還是受制於不公平的制度。長久以來，銀行信貸、政府合同大部分都流向國有企業。這一點並不意外，因為銀行本身就是政府所有，很自然會貸款給國有公司。官員通常不願意看到國有公司破產，所以國有公司碰到難關時會來為他們紓困，使國有公司顯得較有吸引力。習近平主政之後，一股有利於國有公司的趨勢顯然已經復活。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長久以來一直力排眾議，認為中國的私有部門很強，沒有受到什麼歧視。。但是二○一九年初，他的看法卻倒轉了過來。這一年他出了一本書叫做《國家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的結束》（ The State Strike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Reform in China？）；相較於四年前他出的書卻叫做《市場高於毛澤東：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Business in China）。二○一九年一月，總理李克強和一批官員在北京開會，會中李克強再次呼籲各家銀行調整長久以來對民營企業的偏見。官員數年來一直在推動民企，但是成效甚低。北京的《中國日報》報導說：「李克強說，穩定的就業必須依靠數百萬家小型企業，金融機構的支持對於小型企業的發展不可或缺。他呼籲國有銀行為小型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維持市場活力。」15

　　十年來的經濟低點與失業潮

　　由於社會動亂常常和失業有關係，所以中國的領導階層一直很關心失業問題，但目前的失業問題確實讓他們越來越擔心。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於二○一八年底來到了近十年來的最低點16。一項針對全國大型公司的調查統計顯示，此前的十二個月當中，中國的產業失去了兩百八十萬個就業機會。一八年十二月，中國國務院宣布將採取措施遏止「辭退」潮，各公司只要不開除員工，政府將補貼各公司失業保險費用17。

　　設立新公司的各項規定也將開始放寬。政府同時也開始將「零工經濟」（gig economy） ── 說不好聽一點就是自由工或臨時工 ── 當一回事看待。既然企業主認為自己利潤受到了擠壓，同時還在辭退員工，決策官員便轉而希望「自顧型就業」（self-employment） ── 既然沒有健保、退休金、任何職安保險成本 ── 能夠為工人提供生計。中國的國家媒體援引李克強總理在北京主持論壇時說的話，報導說中國政府將會「支持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形成全面的商業應用，有效促進擴大就業。」18根據一項研究的估計，這一支非正式經濟從二○一五到二○一七年間，總共雇用了三千三百三十七萬名原本必須從產業公司離職的工人。19

　　不過現在這一支經濟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面對「共乘制」新法規，自顧型就業機會隨即開始縮水（部分城市開始規定共乘制中的駕駛人必須擁有本地戶口。這對上海及大部分城市都是極大的挑戰，因為那裡的人大多數都不是本地人）。另外電商法規也開始規定線上售貨商必須註冊公司並納稅；政府為了查禁色情及政治內容，開始檢查網路直播；但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的經濟開始變差了。二○一九年初，佳富龍洲經訊的啊南．崔就警示說，零工經濟「作為就業市場的安全閥，其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樣有效」。20他提出這樣的警示之後沒多久，中國最大的叫車服務公司「滴滴出行」就宣布將解雇兩千名員工，相當於該公司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五。21至於農民工如果返鄉，我們也找不到什麼理由假設他們回家後會找到比較好的工作，甚或賺大錢。即使是在內地開設小工廠，以電商方式銷貨 ── 譬如世界銀行總裁金墉極力誇讚的「淘寶村」 ── 其中多數還是復歸為一九九○年代的「血汗工廠」型態：工人沒有簽勞動合同，強制長時間勞動，勞動條件有礙健康及安全。有個這種血汗工廠的老闆跟我說，新的生存策略就是「不要引起注意」。不引起注意，那些擠壓利潤的環保法規、勞動法規就管不到他們。22

　　二○一八年，中國各省分有一半以上經濟成長比預期中遲緩。貴州省雖然是「西部大開發戰略」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習近平「脫貧」政策的重點實施省分，但一樣沒有達成目標。23九○年代末政府整頓國有企業，十年後的金融危機造成數千家工廠倒閉，都曾經引發巨大的失業潮，造成人民普遍的不滿。但是如今從各工廠將要解雇更多工人的情形看，中國很可能即將發生第三波失業潮，引發社會動亂。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一直是保護北京領導階層免被憤恨民情波及、確保共黨政權的護身符，然而現在人民是否終將失去這一種信任，目前看仍不清楚。

　　日益惡化的不平等

　　不過，就算沒有「失業率升高」這個問題，中國的經濟也已經從內部腐爛。在多位經濟學家口中，中國不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就是全世界最不均等的大經濟體24。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二○一三年出版之後，引發世人開始注意「不平等」問題。他和柏克萊經濟學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發現，中國的財富不平等問題之嚴重程度約略相當於寡頭政治統治下的俄國，介乎法國和美國之間。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發現了一個令人心驚的「升高」現象，亦即，前百分之一的人口，其總財富從一九九五年占全世界總財富百分之十五，到二○一五年已經增加到占百分之三十，幾乎增長了一倍（與此類似，同一個時期內，俄國最有錢的人財富占比也是增長了將近兩倍，高達百分之四十三。中國和俄國前百分之十人口的占比類似於此，其中中國占百分之六十七，俄國百分之七十一）。祖克曼寫道：「在中國和俄國，現成的證據顯示二十年來財富不平等急遽惡化。」25經濟學家甘犁發現的情形可能更為嚇人。甘犁在柏克萊拿到博士學位，目前來回於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 & M）和中國成都西南財金大學之間。他在成都創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主持一項全國性質的常態性調查研究。根據他的研究，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coefficient，義大利統計學家柯拉多．基尼於一九一二年制定的「不平等」量測法）已經達到零點六一，是所有大經濟體當中最高的國家。一般認為一個國家基尼係數若是達到零點四，社會就會開始動亂。26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在貧富差距會不會拖垮該國的未來。

　　四十多年前，鄧小平發動經濟改革，曾經說過一句話，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後來變得家喻戶曉。那時候他說，沿海地區富裕起來之後，那裡的財富就會開始「涓滴」到內地。他的說法得到一個經濟理論的支持。這個經濟理論叫做「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curve）。「庫茲涅茨曲線」是說，財富一開始會兩極化，但是等到富有者所創造的經濟利益散布到整個社會之後，兩極之間就會漸漸變得相等。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懷默霆（Martin Whyte）後來提出了一項研究報告說，在中國，那些最貧窮的人就是支撐該國不平等現況最大的力量。

　　他們的態度是對毛澤東的時代激烈而往往不公平的平均主義的反彈而來。懷默霆認為，中國的弱勢者不會採取行動反抗「不平等」。這種情形，他用「社會火山之謎」（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這句話來形容其中的轉折、奧妙27。後來有人強烈反對他的觀點。

　　中產階級的保守性

　　另外一些學者發現，中國人會和同儕、友人比「命」好不好，但是不會和社會背景不一樣的人比「命」好不好。中國儘管始終是有錢人越來越有錢，但是窮人的生活確實也漸漸在改善，毋庸置疑。不過很多人相信，即使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彼此之間一樣會產生摩擦。有一個「現代化理論」說，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提高之後，自然而然對政府的要求也將跟著嚴格起來。多年來，一些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家、駐中的外籍記者都贊同這個理論，也預測說，中國如果發生革命，必定是起因於一批新興中產階級要求共產黨改革或讓位。在二○○○年代，中國開始發生所謂的「鄰避症候群」（NIMBY，為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院子〕的縮寫），城市人出來抗議他們新購住房品質偽劣，或住家附近工廠排放汙染。這些學者、記者的現代化理論於此獲得了眾人的認可。根據一項研究報告所說，二○一五年那一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的生活比起五年前好過，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認為貧富差距確實是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以後是會惡化還是改善，他們的看法就有分歧。28

　　然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習近平卻開始鎮壓異議分子，強力鞏固黨的權力；情勢上看來中產階級似乎已經難以推動什麼改革。不過，有意思的是，城市人如果出來抗議什麼事情，每每是因為他們不想讓自己的子女和農民工子女或家人分享教育資源。中央政府想要改革高考不公平的計分制度，使之不至於對農村子弟形成歧視，讓他們有機會考上好大學。不過若是真這樣改革的話，城市子弟就會遭遇激烈的競爭。所以他們的父母就開始跑來省政府教育部門辦公室前抗議。後來，貴州貴陽市也有漢人出來抗議加分制造成少數民族子女能夠以低分進入大學就讀。

　　29多倫多大學的政治學家王惠玲說，中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一些人以為的那麼激進，他們其實是一股保守力量，但這並不奇怪。她在一篇論文中論及她發現的觀點：「在專制獨裁國家，『報復』成本總是比較高。

　　這意思就是說，收入、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損失的會比收入、教育程度低的人多。換句話說，抗議行為在專制國家是高風險行為，一個人在社會階級上爬得越高，參與抗議活動的機會成本就越高。」30她在二○一九年的一次訪談中這樣解說：「如果你用最寬鬆的意思，以『人均收入增加』界定『現代化』，那麼，一國公民加強問責（或開始出來抗議，有所要求）之時，這個國家就會開始民主化。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個理論顯然不適用於中國。我們發現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越有錢，就越不會出來抗議。」31

　　底層人民的怒火

　　但如果是換成極低薪勞工，甚至是遭解雇的工人出來抗議，這些人就不會有什麼好損失的。他們身為農民工，看得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自己也親歷了遭受歧視的景況。社會科學裡面有一支研究的是社會中人的幸福感；研究的方法有一部分是詢問人對生活有沒有感到滿足。這樣的社會科學可以讓我們認清農民工的一些事情。研究顯示，城市農民工口中報出來的幸福感水平、生活滿意度遠遠低於擁有城市戶口的城市居民。32這一點並不意外。意外的是，城市農民工的收入雖然平均是鄉村人的兩倍有餘，但是幸福感卻低於鄉村人。對於這種情形，李鏑話說得很坦白。他的大半生一直在努力了解農民工的問題。農民工多年在城市中充當下等階級，又曾經在一齣他們自己很愛看的南韓肥皂劇當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所以都認為城裡的人對他們很壞，他們的生活很苦。有一天我和李鏑約在廣州市中心一座大樓裡的咖啡廳碰面。那天下午他告訴我說：「有時候他們還會誇張城裡的小孩子生活有多優渥。他們認為城裡的小孩子就像電視演的那樣，很有錢，而且總是很快活。不過不管這個。他們知道自己生活沒有那麼好，感覺很憤恨不平。」33他說的這些情形有助於理解工人的抗議越來越多的成因。

　　不過，憤恨歸憤恨，農民工的行動長久以來卻一直零零星星，局限在某一家工廠某一群人自己的問題上面。勞動學者解釋說，抗議行動若要達到永久的效果，就必須各廠各地區串聯起來，以群體的力量展開真正全國性的運動。馬克思就說過，勞工一開始只是「階級自在」（classin

　　itself），知道自己受到虧待而覺得忿忿不平。但是他們必須轉變為「階級自為」（class for itself），知道自己受到了歧視，和社會中其他人有別，然後戮力合作，一起努力改變自身集體的命運。在中國，這種轉變可能已經開始。34我們前面討論到的佳士事件就是第一樁結合中國各地工人、勞工運動家、學生的工人抗議行動。除了佳士事件之外，二○一八年還有幾個城市工地吊車師傅以及卡車司機串聯的兩起全國罷工事件。吊車師傅的罷工發生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他們在微信上面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所有的勞工朋友積極加入，讓整個社會聽見我們的聲音」。北京研究勞動關係的學者王江松當時曾預言說：「十幾個城市的塔吊車司機這樣自行動員，從每一個方面看都可以視為中國的勞工已經開始進入歷史的拐點。」35

　　多年來，中國的領導階層和人民一直有個默契，那就是，他們保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羅大眾則是容忍不民主、忽視民眾心聲的中共統治。中國四十幾年來經濟快速成長，推動人民生活水平隨之快速提升，確實了不起，中國人也都受益匪淺。但與此同時，當大部分人似乎都已經接受公民自由權並未隨之增長的事實，少數有異聲的人卻受到了嚴酷的鎮壓。今天，人民和領導階層原先的默契已經產生了致命的裂痕。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表示會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認為黨不再履行官、民默契中的另一半條款，因而起來要求改革。中國政府雖然在網路上設置了防火牆，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民已經發現外界的人擁有的一些權利是他們沒有的，其中包括投票選出自己喜歡的領導人。除了政治面，中國經濟未來的情況也面臨了嚴峻的挑戰。多年來，中國依循「改革開放」途徑發展經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改革開放」無他，一言蔽之，只要政府不介入即可。多年來，決策官員將原本的計劃經濟開放出來，讓效益不良的國有企業接受競爭，容許民營企業成長，外資投入資本和技術，因而大幅提高了生產力，推動了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成長。但這一方面農民工也發揮了他們的作用。同一個時期內，農民工由務農轉而從事製造業或服務業，每一名新工人此時「產出」的生產力是他們務農的好幾倍，大大振興了中國的經濟，平均為中國每年的GDP成長貢獻了一至二個百分點36。前此中國也已經開放農民自行決定種植作物的種類以及收成後的銷售對象，因此提高了中國農業的生產力。

　　不過現在這個公式好像開始失效了。二○一九年，中國經濟持續放緩，中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和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每逢經濟衰退所採取的措施如出一轍：他們下令國有銀行放款挹注經濟。二○一九年，銀行放出的新增貸款達到三兆兩千三百億人民幣（四千七百七十億美元）。這個金額是中國銀行「一個月」內放出過的最大金額。不過，如此巨大的增幅說明的不過是經濟情況的嚴峻；危險之處在於中國這種做法無異於替自己挖掘更深的債務坑洞。這個債務坑洞估計約為整個經濟體的百分之三百，其嚴重程度，換成別的國家早已爆發經濟危機。但即便有國有銀行持續保住經濟，使之不至於崩潰，可是中國常年依賴現金資本流維持經濟活動，表示他們不斷把錢投入到一些不知道該如何用這些錢、不需要用這些錢的公司、經濟計畫上面。這一點，加上從鄉村至城市的勞工流逐漸枯竭，此前實施技術提升及建造完整供應鏈所產生的酬報也已經結束；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中國總要素生產率的下滑。

　　「總要素生產率」是一種估算經濟經營效率的方法。中國的總要素生產率在二○○七年前的十年間，平均每一年為百分之二點六，之後卻跌落至幾乎為零。原本生產率下降是經濟體成熟之後常見的事，但中國的生產率跌落卻來得很突兀，而且是跌落到比美國還低。美國在同一個時期從百分之一跌落到百分之零點五左右。37

　　改革開放的終結

　　改革開放使中國受益三、四十年，其中包括一九八○年代市鎮及鄉村小型企業開始繁榮，九○年代國有企業市場化，二○○一年加入世貿之後大量外資湧入中國。不過這一切目前差不多已經走到了末尾。這就是說，三、四十年來中國那些輕鬆得來的經濟收益即將告終。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家白若文（Loren Brandt）說：「中國如果要延續其生產力，必須在政策上做一番改革。」38佳富龍洲經訊的研究主任白安儒（AndrewBatson）在報告中寫道：「政府不斷利用國有企業刺激短期經濟活動，影響到了民企部門，造成生產力無力成長。」結果就是中國的「未來鎖進『經濟成長遲緩』景況將越來越緊」。39

　　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還有一個就是必須擺脫低價的製造業模式。

　　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成長都是靠低價製造業在推動，但是隨著近年來工資開始上漲，工廠大量搬遷或關閉，經濟也開始放緩。經濟成長一放緩，收入增長就跟著放緩。「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雖然說是要推動全國技術提升，但其實也是在摸索中國經濟新的發展方向，期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非、巴西等國就是在朝向已開發國家邁進時，經濟發展停頓，落入了這個陷阱。中國現在的前進之路確實碰到了極大的障礙。中國想要擺脫勞力密集及低成本經濟，研發自有技術；這是創造高附加價值經濟的關鍵。但這必須要有個非常開放的體制才行。唯有體制開放，才會讓中國不再受制於嚴酷的檢查體制，開始和外界進行學術交流。中國人口老化也是個不利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老年工人比較不願意冒險試驗新觀念。40極度不公平的教育制度造成鄉村學生極高的輟學率，同時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巨大的障礙。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家黃玉多年來在東莞研究機器人對勞工造成的衝擊。他說：「缺乏高端技術工人已確認是中國發展『聰明製造』的主要障礙。」41中國以「戶口」制度限制人民遷移，加上經濟發展制度仍然有利於國有企業或國家附屬企業，不利於民營企業；這些都拖累了生產力。

　　貿易戰導致外國企業出走

　　中國開始推動經濟轉型的時機也很糟糕。就在取得世界高端技術成為其未來發展的關鍵之時，中國經濟卻遇到了全世界對長期重商主義政策 ── 包括規定以技術移轉作為市場准入的代價 ── 的逆流。美中貿易戰並非僅僅涉及關稅和貿易赤字，而根本是一場生存戰爭，因為中國想要取代美國，成為經濟及技術強權，所以華盛頓特區方面決心起來制止。但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並不只是讓外國企業繼續來中國投資，帶來技術，而且他們還要設法止住已經發生的企業外移情況。有很多企業到中國投資並非只是製造產品，而是還要把產品賣給中國消費者，這樣的企業自然不會離開。但除此之外，外籍企業到最後應該都會離開中國，不再回來。去年，外資公司有百分之三十七已經把部分製造部門 ── 大多數是低端裝配線 ── 移出中國。他們所持的理由，最大的一個就是美中貿易戰，其餘的還有土地和工資上漲、環保法規趨嚴等等。二○一九年初，瑞士匯豐投資銀行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中說，這一股趨勢應該還會持續下去，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工廠計畫在未來的六至十二個月內移出。42幾年前，家具、玩具、服裝製造等勞力密集產業就有廠商開始搬遷到越南、柬埔寨、泰國等地，現在則是高端電子供應鏈也開始縮小在中國的規模，改到別的國家發展。但是中國如果要成為全世界的出口強國，高端電子供應鏈卻是關鍵所在。蘋果的裝配商和碩聯合（Pegatron）已經開始把部分連網（networking）機具的生產移到印尼，同時也在考慮移廠到印度、越南43。富士康已經在考慮削減百分之十裝配iPhone的藍領工人。這樣的話，就算他同時在印度擴廠，一樣可以省下六十億元人民幣。44

　　富士康的郭台銘幾次在白宮和川普會面之後，宣布要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蒙特普萊森村（Mount Pleasant）投資一百億美元，建造最先進的廠房，生產電視機面板。這個廠預計將雇用一萬三千名美籍工人45。富士康這次的投資是他們第一次在美國建廠，川普總統立即誇口說這是他政治上的一次勝利，後來還和當時的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PaulRyan）、威州州長華爾克（Scott Walker）一起參加破土典禮46。他當時在典禮上用鏟子鏟土的樣子很笨拙。但是現在這個投資案卻因為給了富士康三十億美元的補貼而受到批評；這是美國史上外國公司曾經享有的最大一筆減稅額度。而且現在也不清楚這間工廠到底會雇用多少工人，預計產量是多少。二○一九年初富士康的胡國輝說，這間工廠到最後有可能會變成研發中心，只雇用極少數藍領工人。47但不論如何，富士康會考慮到美國做重大投資，表示對於這一家台灣公司，以及許多世界性大廠而言，中國將會越來越不重要。

　　富士康簽下威州投資案數月之後，財富全球論壇（FortuneGlobal

　　Forum）二○一七年末在廣州舉行。期間，郭台銘和多位其他公司的CEO、媒體參加一次問答會。會中他現出了他那囉唆、不知所云的講話風格。他描繪他對川普的印象，說川普「是很直接的人，他喜歡你就喜歡你，不喜歡你就不喜歡你。他是個商人，講話直接了當」。還說他很懷念蘋果的賈伯斯，說賈伯斯是「偉大的思想家」。他說參加賈伯斯喪禮的眾人當中，中國人就只有他一個。賈伯斯的喪禮有一段密教的密續儀式，郭還補充說「是黃教密續，不是黑教密續」。他吹噓說，威州投資案定案之前，足足有十個州的州長找過他，要他過去投資。這一位富士康創辦人接著話鋒一轉，說他的公司多年來在中國對工人一直都很好。他說：「那些工人以前很可憐，吃不起豬肉、雞蛋，但是我們給他們吃得很好。在中國經營二十年後，我們辦了一次聚會，他們都帶孩子來參加，結果我們發現那些孩子又白又胖。吃蛋會變胖，這是我從美國學會的。我們在中國有一百二十萬名工人，很多。我們用一套管理訓練制度訓練了很多人。他們都從富士康學到了東西，我認為我們富士康對中國整體（發展）的過程有貢獻。」48

　　費孝通的農村改革計畫

　　中國首席鄉村學學者費孝通，出身於仕紳家族，在中國最好的大學接受教育，後來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不過，他的一生，如果不是因為一次個人人生的悲劇，他應該就不會開始去研究中國的鄉村。之前他太太也是社會學家。婚後，他們兩人連袂前往貴州南部偏遠山區的瑤族村落做田野調查。有一天他們走在一條狹小的山徑之時，費孝通跌到一個捕虎陷阱裡面，受了傷。他太太趕到山下求救。但是一個禮拜以後，有人發現她的屍體浮在一處山溪當中。她在山溪中溺斃。49費孝通在醫院住了幾個月才逐漸從悲傷中復原。期間他對妻子的不幸充滿了自責。一九三六年夏天，他跑去江蘇開弦弓村做研究。他的姊姊在那裡的女子學校教養蠶。開弦弓村距離他們出生的地方不遠。這個村子傳統產業是養蠶產絲，但是後來卻碰到比較有競爭力的日本公司的競爭。費孝通在這裡深入觀察當地人的生活及經濟活動，後來將研究的結果寫成博士論文《江村經濟：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際調查》。這篇博士論文後來也成了他重要的著作。費孝通一九四八年又出版了《鄉土中國：中國社會的基礎》和《鄉土重建》兩本書。費孝通在這三本書中詳細陳述了一個當時仍屬激進的信念，那就是，中國的鄉村未來如果要有所發展，就必須賦予那些飽受歧視的赤貧農民自主選擇權。同時他認為，中國的學者如果真的要了解鄉村及其發展後路，中國的學術界就不該一體借用西方的理論，應該開闢自己的研究路徑。50費孝通在他的時代是非常革命性的。他的觀念，很多放在現在的中國仍然非常適用。中國的農村經濟一直是發展停滯。中國必須改革土地所有制，在農村一部分藉由小型家庭企業和小規模工業化 ── 或許再進一步組成合作社 ── 來發展地方經濟。他希望，藉由創立新企業而使農村經濟活絡起來，並因此把之前離鄉接受教育的村民吸引回來。今天的「歸雁」政策和他這個觀念如出一轍。費孝通在倫敦政經學院讀書時，受教於波蘭籍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深受其影響。他吸收法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theory of functionalism），主張人的行為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非為了社會事務。這種觀點，後來發現果然和中國共黨領導人的觀點完全相悖。在政治上，他的觀點意味著中國農村必須擺脫中央政府不了解民情而又過度的控制；這有一部分要由受過教育的村民擔當要角，在農村培養一種草根式民主。費孝通並沒有詳細敘述他的觀念，不過他確實有寫道，傳統上，「仕紳」階級維持了一種「地方自治」形式。理論上，這一個富有的鄉村地主階級會「折射」中央政府的干預政策；他認為這些人也許就是某種地方民主的關鍵。然而，本身出身自仕紳階級的他也承認，這一個鄉村仕紳階級比較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勢力和利益。一九四八年，他寫道：

　　等這經濟基礎安居之後，再講從來沒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類在生活上比較了飢寒為次要的權利。如果這種國家能有這個機會不能不說是幸運，因為一個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權力能為人民服務是一件奇跡。奇跡可以有，但不能視作當然，所以為了要保證一個權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務，還得有人民控制住這權力。51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因為他著作頗豐，深獲好評，新的共黨政府官員也在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所以對他很好。

　　但是，一九五二年共產黨決定加緊控制之後，他前此受到的禮遇一夕驟變。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經過蘇聯經驗的過濾之後，這時已變成唯一可用以觀察中國社會的觀點，於是社會學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偽科學」；這在費孝通而言或許難以理解。52共產黨政府要他此後開始專門研究少數民族。他們認為這個課題很重要，但是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做分析。他從此就經常來回於北京和中國西南── 包括貴州 ── 之間。幾年之後，他再次遭到政治運動的整肅。53一九五六、五七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在「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他也有出來講話，但不久毛主席態度丕變，他隨即被打成右派。此後的二十年間，他脫離了學術研究生涯，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還曾經打掃過廁所。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離世之後，他獲得平反，後來接受委任重建中國的社會學學術。一九七九年，為了重建中美之間學術界的聯繫，他奉派為中國學術界代表之一，訪問美國。期間，一位美國學者形容他「渾身圓滾滾的，活力充沛，活躍開朗。」 不過，有鑑於下放多年學到的教訓，他已經絕口不提什麼中國鄉村農民的政治權利。他後來於二○○五年離世。

　　八十年前，費孝通開始寫文章探討中國鄉村；八十年後，中國鄉村還是一樣在為生活努力掙扎。多年來政府一直在實施經濟改革，投入數十億美元經費進行社福計畫，建設公路、鐵路、水壩，但是鄉村地區依然遠遠落後於城市地區。農村收入 ── 包括農民工的收入 ── 始終維持在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浙江、廣東兩個臨海省分GDP和澳洲，西班牙相當，這兩國都在全球前十五大經濟體當中；貴州省的GDP，即使有來自北京的大筆轉移支付，還是比孟加拉不如。55中國城鄉之間的教育品質明顯差異很大。上海花在小學生的教育支出是西南省分小學生的四倍。鄉村年輕人讀完中學的比城市少了很多，就讀大學的更是寥寥無幾。教育資源分配的差距同樣反映在醫療保健之上，內地很多省分的預期壽命都低於全國平均預期壽命。經過多年的努力，而且投入大筆經費（二○一八年貧窮救濟用掉了一兆兩千萬人民幣，相當於一千八百億美元），還是有幾百萬人過著貧窮的生活，其中多數都在農村。56這種差距很大一部分最後都可以追溯到仍然嚴格實施的戶口制度和土地所有制。這兩種制度一個限制了人民的居住地，一個限制了人民的土地使用權。二○一三年的三中全會雖然宣布了全面改革計畫，表示最終將會取消實施已數十年之久的各種限制，但是從那時候到現在，政府說的多，做的少。確實有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允許農民工前往定居，但那些地方都不是農民工真正想去的。城市以外偶爾會有開放土地所有制自由化的案例，但往往目標是要鼓勵土地重劃或「規模農業」，受益的往往是地方官員和外來的商人，不是本地農民。

　　大政府、大計劃的癖好

　　中國的領導階層始終很執著於巨大的、由上而下，政府強制執行的建設方案。這種偏執的表現，遠的有紀元前三世紀秦始皇建造長城，近的則是二○一二年完成的三峽大壩。三峽大壩耗費三百七十億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付給一百三十萬人住家拆遷的費用。中國另外一樣「南水北調工程」背後的心態也是一樣。這個工程引入長江的水，通過十個省分，抵達北京和天津，供該兩市使用，耗費七百六十億美元。57另外，雖然廣東省各市因為缺工已經開始在工廠設置機器人，中央政府還是敲鑼打鼓的宣布了「粵港澳大灣區計畫」。這項計畫說是要連結香港、澳門、深圳、廣州以及東莞等眾多珠江三角洲城市，以減免稅措施吸引白領勞工、專業人士等等。這個「大灣區」據說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發展特區，最後且將在創新及技術輸出方面超越美國矽谷。至於整個區域之內各種法規、法令、海關檢查、貨幣等等要如何整合，經濟計畫官員卻沒有說（二○一九年，香港人開始大規模抗議中國企圖控制香港；這也說明了「大灣區」計畫是個浮誇的計畫）。

　　中國的內陸省分現在已經有很多農民工在回歸，但是中央政府制定的龐大計畫一樣在蹂躪這些省分。譬如貴州省現在一心一意就是要建造大數據雲基地，貴州省南部則是在建造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射電望遠鏡，目前已用掉中央及省一億八千四百萬美元經費。這一座望遠鏡建在喀斯特地形當中，直徑五百公尺，面積相當於三十座足球場那麼大。建造這一座望遠鏡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人類第一次和外星人聯繫，58不過建造過程必須遷置九千名農民，多數都是苗族和布依族。59習近平的消滅貧窮計畫也是要大量強制遷移人民住家。在西北省分陝西，政府把兩百四十萬人民從偏遠山區強制遷置於新建造的村莊。60這些遷置措施，有的是出於利益動機，因為地方官員想把空出來的土地改建為工業區或商業住宅區。但是新的遷置區是不是生活方便、經濟會不會衰退，沒有人知道。不過重慶的新建模範村大嶺已經發生這種情形。這樣大量移置村民的危險之處在於，中國西部可能到處都是一些大型的密集安置地，其中多數都沒有就業機會，所以很可能還是回復成過去的窮途潦倒。他們以前住在偏遠地區稀疏的村落當中，不論如何都還可以依靠農作維生，但是現在住在這些新建的社區，除了依靠國家救濟，完全沒有謀生手段。

　　現在城裡會雇用工人的工廠越來越少，有些人留在城裡，最後只有流落到最低階的服務業，更糟糕的就是失業。中國的經濟計畫官員不理解農民，不理解農民工的需要。社會學家黃玉說：「要是機器人取代了工人，然而工人又沒有土地可以回歸，中國的城市很快就會出現貧民窟和嚴重社會問題。」61

　　農民工卑微的盼望

　　這一切日後將會如何發展，目前仍不清楚。經濟計畫官員是否能夠沿用以前面對經濟遲緩的手法，靠大撒錢刺激成長？至少在短期的未來這還有可能，但是長期而言，因為報酬遞減律的關係，中國的收入成長將會越來越緩慢，中國的經濟將會更加貧血。等到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弱勢者更加了解自己悲慘的境遇，中國的經濟將會成為嚴重的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如果再繼續箝制農民工，不讓他們在城市定居，最後將會引發激烈的抗議行動。研究顯示，在職業及工資不變的情形下，能不能藉由在城市入籍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是農民工決定是否支持政府的重要因素。有一名學者這樣寫道：「隨著戶口身分改變而來的向上流動會提升公民對政府的信任。這表示，只要向上流動的途徑還是開放的，中國近年經濟成長趨緩的情勢就不至於立即引發政治動亂。」62不過這樣的途徑眼前就不只官員抗拒，城市居民也反對，因為他們不想和農民工共用城市的學校、醫院、街道。

　　中國經濟發展停滯或發生更嚴重的情況，對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有人說，中國的不幸就是其他國家的好運，這種說法常常到最後是兩邊落空。中國的就業機會枯竭，東南亞國家也許就跟著出現新的就業機會，但是西方國家不會。強大的中國對自由價值構成了威脅，但是中國如果受傷，全世界的經濟成長也將跟著受到拖累。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趨緩之際，美、歐、日等國跨國公司對迅速崛起的中國就依賴日甚。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便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大的貢獻者。有些人似乎認為中國這種角色永遠都不會結束。這或許是因為中國向上成長的趨勢如果停滯的話，大家看不出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取而代之的緣故（印度雖然有可能是未來世界經濟成長的驅動器，但是它目前的經濟卻有一些問題）。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後會發展到多大，之前的預測現在看來都顯得很誇張（麥肯錫曾經預測中國的中產階級二○二二年將達到三億五千七百萬人）。63這種看漲不看跌的預測，背後的假設就是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鄉村人變成都市人，生活改善，變成了永遠增長，快樂消費的資產階級。但是眾所指望的這一股消費力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實現。

　　國際銀行紛紛丟出時間表，預測中國何時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匯豐控股曾經預測是二○三○年，屆時中國的經濟量體將達到二十六兆美元，相對於美國的GDP則是二十五點二兆美元。64「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預測也是二○三○年）。但是大家都不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個「全世界第一」地位會維持多久？中國其實很有可能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卻因為內部情勢惡化而崩潰。

　　這一崩潰，後果將會非常嚴重。要是大部分中國人民都看到自己生活水平驟然下跌，會在已經無所不在的階級鴻溝上雪上加霜，引發更大的動亂。沒有新聞報導自由、沒有反對黨、沒有正常的選舉，人民除了上街，沒有宣洩的出口。鑑於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的表現就是一感受到威脅，就不惜殘酷鎮壓，所以它也有可能認為光是內部鎮壓還不夠。面對國內各界發出的異議，擁有強大軍力的中國共產黨可能會設法分散其公民的注意力，出兵攻打區域內的香港、台灣、南海等熱點。相較於美國等國家，固然中國封閉的體制解壓閥門太少，也很僵化，但是內部的生存危機已經開始造成傷害。一百五十年前，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之下，馬克思早就預言，一個輸出「動亂」的中國將會「把火花丟進現行產業制度負荷過重的地雷當中。」

　　新年裡的草根選舉

　　中國的城市早就已經禁止燃放鞭炮，但是鄉村地區卻一樣樂此不疲。農曆新年是一年一度每個中國人都要回返家鄉的日子，也是平日渺無人煙的農村一年一次的重生。有存下一點錢的農民工這一天難免要買一點鞭炮來放，包括有煙火彈、焰火棒，還有一長串的連珠炮等等。村委會方面，出於環保或安全的考量，並不鼓勵這種行為，但地方上大家都認為他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實上也是如此。所以村子裡到處都是鞭炮聲，刺鼻的白煙飄浮在半空中，久久不散。放鞭炮一方面是滿足傳統上驅鬼求運的意思，一方面農民工也在藉此向家鄉的親友以及其他返鄉者表現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錯。你放炮放得多，表示你有錢──

　　這是一個大家都沒有說出口的意思；只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財富到了明年是不是還在並沒有保證。村裡家家戶戶都貼了春聯。村民在一個露天水泥台上殺豬宰牛，台子旁邊有一條小路，通往連接炳花村舊的一半和新的一半的小橋。新年期間，一到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吃火鍋，喝自己釀的米酒。

　　我曾經去過炳花村幾次，其中這一次是在農曆春節去的。農曆春節是外出到各地做事的農民工一次返鄉互相見面的機會。我們在莫路春父母的家，圍著矮桌，坐在凳子和小孩椅上 ── 在鄉下，他們好像都偏好這種坐法 ── 進行敬酒、敬菸的儀式。平常見不到面的人此時一見面就談起哪裡的工廠在解雇工人、哪一家工廠要關閉、哪裡有新工廠要開工，還有他們自己有什麼打算等等。在這個長久的，醉醺醺的夜晚的某個時候，我看到有幾個人穿梭在眾人之間，分送紙筆給每一個人，但是我和載我來這裡的司機卻沒有。由於現場人聲吵雜，所以我沒有問人說他們在幹什麼。但是第二天我才忽然明白過來，原來我昨天晚上已經目睹了北京方面吹噓已久的草根式民主。他們昨天晚上在選舉村主委。

　　村主委的權力小於村裡的黨支部書記（中國在鄉村設置的是一種二元體制，但是黨領導常常兼任村主委。黨領導不是由村民選出，而是由甲良鎮的上級黨員指派。炳花村等十幾個村都歸鎮裡的共產黨管）。莫路春曾經指著鄰居家牆壁上一張布告要我看。布告上面寫了四個村主委參選人的名字及他們每個人的得票數，字跡潦草。其中當選者獲得六十九票。他們用中文「正」字來記錄得票數；每得一票就劃一劃，每五劃形成一個「正」字，代表五票。我問莫路春那個當選人有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能力怎麼樣，他很不看好。

　　莫路春口氣輕蔑，他說這個新當選的村主委從來不曾「出外」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外出」意思是指鄉下人到外面做事，見識外界。但不論如何，這個職位並沒有實權，鎮上黨部指派的黨支部書記莫波春才是實際決定政策執行與否的人。但接著，一和鎮上的幾個「領導」比較起來，莫波春的權力又小了許多。鎮上才是真正行使權力之處。所以這一次村子裡這一場選舉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昨天晚上路春才沒有為我說明他們在幹什麼。他說，新的村主委沒有辦法替炳花村做什麼事，更不要說還要將炳花村發展為村人期待的重點旅遊村落。至於道路拓寬這一項，我在二○○○年就聽說村裡兩條小路將要鋪上柏油，通往甲良鎮，然後從那裡就可以轉往省會貴陽，再從那裡到達中國各地現代都會。但是這個計畫至今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成，現在村裡換上新的主委，一樣無能為力。路春一臉竭力誠實的表情，他說，一條公路到底能夠為炳花村的未來帶來多少改變，真的沒

　　有人知道。

　　後記

　　精準扶貧還是精準控制？

　　中國共產黨將在二○二一年慶祝建黨一百週年。中共現在已成為全世界統治最久的政黨。建黨一百週年慶屆時將成為自賣自誇的節日，城市將會掛滿鮮紅加金黃色國旗和鐵鎚鐮刀旗，中國媒體在高層指示之下播出諂媚共黨的浮誇文告，習近平無疑也將宣告黨的兩個百年目標之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已經完成。1「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意指「精準脫貧」和GDP達到一萬美元（其中「精準脫貧」是習近平背書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另外兩項是「防範金融風險」、「汙染防治」），這兩項中國將會順利完成。接著，中國將在二○四九年迎來另一個百年慶典，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慶。屆時，中共的目標是將中國提升為富強康樂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但依然由恩威並重的黨緊密控制。不過，真的到了二○四九年之時，共產黨是不是還存在並不清楚。

　　前蘇聯就是一例。前蘇聯原來也是一直顯得很穩定，像是將會長長久久，但是卻在其七十五週年前不久瞬間解體。

　　中國若想安度下一個十年，中共必須在「壓制和回應」（repressionand responsiveness）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中國官吏長久以來就一直接使用「壓制與回應」為統治手段，一手安撫人民，一手控制人民。所以中國政府常常一方面設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嚴酷鎮壓異議言論及抗議活動。但中國政府以這種手法對付農民工的歷史尤其長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教授曼弗瑞德．艾爾福史托洛姆（ManfredElfstrom）當初發明這句話時，其實就是在講中國的農民工。2二○○三年，中國東北遼寧省遼陽市的鐵工廠突然關廠，草率解雇了數千名工人，工人上街抗議，於是爆發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件大規模罷工事件。中國政府處理這次罷工事件的手法就明顯就可以看到「懲罰搭配調解」策略。遼陽市當局奉北京「老闆」之命，一方面公開譴責工廠幾個資深管理人員，承諾查辦腐敗失職的地方官員，補發工資以及失業救濟給失業的工人，另一方面卻以嚴酷徒刑懲罰罷工領導人，藉此對另外一些想要推動抗議活動，爭取自身權益的工人發出警告。這種「胡蘿蔔加棍子」的兩面手法始終是官方處理勞工問題「操作手冊」中的一部分。

　　「壓制與回應」策略還會跟著這個數位時代而與時俱進。中國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日漸擴大使用監視技術及社會信用制度來獎懲城市居民，另外也用來監視或集體監禁西域新疆的穆斯林。他們運用這種科技的方式十分駭人，已經引發全世界各國的關注。不過，較不為人知的是，中國政府也用這一套新的、非常巧妙的控制系統在監控農民工及鄉村赤貧農民。例如在東莞這樣的城市，工廠現在要賺一點利潤越來越難，但是地方官員卻開始在試行社會信用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工廠老闆要是想要降低生產成本短付工人薪水、福利金，就會受到懲罰；懲罰的方式包括無法向銀行貸款，不能購買機票、高速火車票等等。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曾經宣布說，二○一九年的前幾個月就有一百八十家公司因為剋扣工人薪水而列入黑名單。3這種做法當然是要確保農民工獲得中國法律所承諾的薪資和利益。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樣的做法表達他們有傾聽農民工的心聲。

　　但是，既然罷工事件在增加，中國政府自然更是加強壓制。他們用聲臉辨識技術辨識抗議者，找到之後抓起來處以拘留。他們也常常把勞工運動分子列入黑名單，使他們後來沒辦法找工作或開公司。他們的鎮壓手法和以前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推出「聰明城市」。這種「聰明城市」的公安局、交通運輸局處、銀行、商業局等政府機關會分享客戶資料，阻絕有紀錄的客人享有政府的各項服務。農民工要是參加過抗議活動，以後要向銀行貸款，想要創業，孩子想要就學都會有困難。以前，他們只要搬家到另一個城市居住，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是現在這已經越來越不可能。

　　中國政府為了運用這種數位威權統治手法，公安官員開始建立龐大而精密的中國公民資料庫，當中也把目標對準了各城市中弱勢的農民工；這真的很令人難過（當然，他們原來就一直有用「戶口」、檔案等實體文件在監控人民）。人權倡導團體「人權觀察」（HumanRights

　　Watch）說，包括安徽、陝西、貴州等省分在內，地方政府已經開始用尖端科技來追蹤農民工的行動，將他們強制納入聲臉辨識系統，取印指紋，採血驗明DNA序列。貴陽警方說這種做法有助於「建立和諧的社會」；這種說法真的很詭異。4

　　即使是在已經有不少農民工回歸的鄉下地方，你還是可以看到運用新科技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加緊對人民控制的情形。如此這般運用新科技，相當程度補強了中國的「維穩」政策。習近平為了消除中國的貧窮人口，曾經倡導一種「精準」濟貧方法，那就是，不要把整個村莊都列為「貧困」，讓每一個村民都接受經濟補助款 ── 這是長久以來的做法 ── 而是改為以「家庭」為單位，個別審定每一個家庭的貧窮程度是否符合「救濟」資格。這種積極的做法可以確保不需要的人不會收到救濟金，同時還能夠抑制地方官員的貪腐行為，讓他們沒有機會把救濟金分配給自己的親友。為了實現這種作法，中國政府進行了一次全國「貧困」註記，所得到的資料目前已經全部輸入數位資料庫供各地政府機關運用。總計這一次的全國「貧困」註記，地方官員在貴州、湖南、廣西、四川、雲南等省鄉村收集資料，總共註記了十二萬八千個村莊，兩千九百萬「貧困家庭」。5

　　註記了這些資料之後，黨還會定期做家戶查訪，看看貧戶是否還合乎貧戶救濟資格。「低保」 ── 最低保障收入 ── 就是這種救濟措施之一。中國政府對鄉農村住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包括收入、有多少地、一年中多少作物、教育程度、有沒有慢性病等等，鉅細靡遺，這裡我們說的只是其中幾項。另外當局還會檢查村民是否有電腦，是否有養寵物，孩子是不是在當地以外的學校就讀；如果有，「貧困」資格就會自動消失，因為官方認為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奢侈品」。還有，人民如果不參加政府指定的掃街、街坊巡邏、照顧老人、安排及分配救濟物資等「志願」工作，就不可以領取濟貧基金。6政府大量收集人民個人資料的結果，漸漸的，村莊裡每一戶人家的門口開始貼上了條碼，任何人若是想知道這一家人的事情，只要用手機掃一下這個條碼，就可以看到該戶全部資料。7也有貧戶因為不願意向官員透露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或是不願意鄰居知道，只好選擇退掉救濟資格。但是當局除了收集村民資料之外，也在推動農村電商，希望能夠提高農民收入。8隨著中美貿易戰爭打嗝一般打打停停，長久以來維繫兩國經濟關係的製造業供應鏈確實已開始鬆脫。在專家口中，這叫做「脫鉤」。蘋果公司開始鼓勵其供應商把生產線移出中國。有的廠商，譬如富士康，則是已早先一步移出。9全世界最大的消費性商品供應商利豐公司（Li &Fung）是沃爾瑪、耐吉等多家大公司的供應商，它的一個高階經理說，現在中國的工廠都覺得「岌岌可危」。二○一五年，利豐公司來自中國的進貨量占其全球進貨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到了二○一九年卻只剩下一半不到。10「脫鉤」似已成為川普帶領下美國政府貿易策略的主要部分，而習近平卻是一邊繼續宣揚其毛澤東式的「自力更生」政策，一邊尋找美國以外肯賣黃豆、龍蝦等各項貨物給中國的供應商。像中美兩國這樣彼此是對方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若是再這樣「脫鉤」下去，中國勢必會有更多工廠要關閉，辭退工人，使得工人非要返鄉不可，中國城鄉之間將因此而更加緊張。

　　由於經濟與社會的不公平，當前全世界各地民粹運動正方興未艾，造成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結果，譬如英國脫歐、右翼政客在北歐贏得選舉、川普主義（Trumpism）造成美國社會及政界的分裂及退化等等。

　　看到這一種情形，使人不禁聯想到中國，不知道中國各種日益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最後是否也會導致中國發生變化（香港現已發生的反抗運動，一部分也是因為經濟的不公平所致）。中國的領導階層占盡「一黨統治」的便宜，為了加強控制，推出的政策即使充滿爭議亦無所謂。但也正是一黨統治，所以也很脆弱，老百姓不管碰到什麼問題都怪罪共產黨。中國多年來經濟的快速成長要歸功於他們，生活水平降低一樣要抨擊他們治理無方。黨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不斷加強其「壓制與回應」策略，而且壓制的技術還日新月異。問題是，如果如同炳花村莫姓人家那樣的幾百萬農民工到最後認為中國共產黨給的紅蘿蔔不夠，棍子卻不堪忍受呢？那中共要怎麼辦？黨要如何面對持續不墜的反黨統治運動？黨最後還會在嗎？會不會影響中國日後經濟及政治的崛起？中國共產黨憑藉「人民」的名義統治中國，前此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強盛起來，但是卻未能為全國半數「人民」提供公平的機會，還把他們排除在其所憧憬的未來中國藍圖之外。值此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改變此一經濟發展模式之際，他們不能不正視上述這些迫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