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研究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生存危機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前言

　　自 2013 年到 2018 年間，中國勞工通訊就建築行業工人維權案例做了 37 起訪談1。這些案例中，涉及拖欠工程款和工資的案例共有 24 起，被拖欠者包括建築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包工頭、末梢包工頭和普通建築工人。另有工傷案例 7 起，工亡案例 6 起。 雖然本報告起因於上述的個案訪談，但報告主體中所引數據、案例和相關資料，則分別來自於官方文件以及網絡公開信息。個案詳情，列為本報告之附錄。

　　本報告並不聲稱這些案例代表著我國建築行業的常態。畢竟， 5 年間 37 個案例，相對於中國五千萬建築工人而言，樣本意義並不足夠，不具有隨機代表性。這些案例中，有包工頭因被欠工程款付不出工人工資而自殺，有工人因工傷、職業病得不到工傷認定和醫治，有工亡工人家屬得不到合理賠償， 有工人被欠薪幾年甚至十幾年拿不回來，有工人維權上訪被抓被維穩甚至被判刑等等。上述事件雖然並非每天都發生在每壹個建築工地上；不過，這類案例，無需成為常態，更無需發生在絕大多數工人頭上，只需有少數案例中的當事人被逼入極端狀態，便足以使整個行業甚至整個國家陷於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

　　這份報告卻不想停留在對建築工人苦難的控訴，不想對著苦難中的建築工人落淚，也不想煽動對於制造這些苦難的始作俑者和責任人的仇恨情緒。因為，在我國建築行業“法外運行”的鏈條上，沒有贏家。本報告嘗試穿過壹個個令人心碎的個案故事，越過譴責加害人和同情受害者這堵墻，企圖找到壹條路徑——對於侵害建築工人權利的行為，既能做到事後追責，更可以做到事前預防。

　　本報告認為，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運行的市場化，我國建築行業，從發展商到總承包商，從專業承包商到工程和勞務分包商，利潤和利益驅動已經成為各類建築企業的運行模式。面對利潤和利益驅使之下的企業行為，單靠政府行政權力，已經無力落實《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各項保障工人權利的法律法規。

　　從上世紀 70 年代末改革開放至今， 40 年來，幾千萬中國建築工人，早已從早年跟著建築隊到城裏幹活兒，只有力氣但卻沒有多少技術、只知賣力甚至賣命但卻沒有權利意識、遭遇不公卻不懂反抗的零散“農民工”，發展成為了壹個工種齊全、專業技術成熟、分工精細、專業技術成熟、從業相對穩定的新時代產業工人隊伍。

　　壹方面，沒有這支龐大的建築產業工人隊伍，我國的建築業將無從立足。另壹方面，我國建築業工人遭遇侵權時敢於奮起抗爭的權利意識和行動能力，尤其是集體行動的能力2，對建築行業勞資關系的規範和勞資利益的協調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亦即，新時代的建築行業勞資關系和勞資利益，應該由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行業企業協會之間，通過集體談判所達成的集體協議進行規範和協調。

　　本報告試圖提出，理順我國建築行業的混亂現狀，改善我國建築工人的權利保障狀況，應該從“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的有效運作和互動入手。本報告提議，應該將壹線建築工地的建築工人組織到建築行業工人工會中來，成為工會會員，從而使建築行業工會在壹線建築工人當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應該推動在壹線建築工人當中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在建築企業當中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建築企業協會，通過年度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實現按年調整業內不同工種的工資標準，規範工資支付方法和日期，確定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的繳費方法以及繳費額度。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每名建築工人在進入工地前，便繳付了各種保險，從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無意違法。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建築企業可以以符合建築行業特點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築工人支付工資，從而最大程度避免發生欠薪。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壹線建築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們，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如此，將建築工人從工業意外和職業傷害最大的潛在受害者，變成最有效的監督員。而且，建築工人在工地現場隨時隨地進行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監督，比政府應急管理部的監督更有效，也無需增加公共預算。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的約定，壹旦不幸發生工傷、工亡、職業病，或者出現雇主違法欠薪，只需按圖索驥，依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各方責任清清楚楚，當事工人無需浪費時間和金錢進行仲裁訴訟，更能夠減少因絕望而發生的悲劇。

　　2018 年 10 月 29 日， 習近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新壹屆領導班子集體講話，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這為我國工會在勞資利益協調和沖突中能夠發揮更加主動的作用——即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給出了巨大的空間。

　　本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充分運用這壹空間，從建築行業入手，從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起，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工會在努力做到“哪裏的建築工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 的同時，更應該主動往前多邁出壹步，各地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應該主動與建築企業協會展開集體談判，探索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規範建築行業運行、保障建築工人權利的新路徑。

　　又到春節了，又是建築企業欠薪的季節，又是建築行業農民工討薪的季節。本報告建議，各級政府為了應付建築業周期性欠薪問題，在推出新方法、 新手段3的同時，更應該從長計議，鼓勵各地建築企業成立和完善建築企業協會，盡早將“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召集在壹起，共同商討建築行業年度集體談判制度之百年大計。

　　農民工

　　“農民工” ，曾經專指那些在各行各業幹著“工人” 的活兒，卻來自農村的人。

　　過 50 歲的中國人應該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幾乎在壹夜間，大批建築包工隊從農村湧入城市。這些人擠在開往不同城市的綠皮火車上。車廂過道裏和車廂連接處，這些身穿黑白藍三個顏色衣衫的人，坐在大紅大綠的被卷上，奔向同壹個夢想：富起來。

　　車輪碾過伸向遠方的鋼軌，咣當咣當。

　　工地上，男人們光著膀子，穿件親娘或老婆手縫的布短褲，女人們身上土灰色的的確良汗衫，前胸後背汗堿壹圈兒套著壹圈兒。這些男人們和女人們，像不知道什麽是疲倦的工蟻、工蜂，在城裏大大小小的工地間穿梭移動，蓋樓、修路、挖溝。在自己的汗水裏，這些遠離家鄉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憧憬著有壹天能過上美好生活。

　　這些人，被城裏人和有知識的人賦予了壹個身份：農民工。

　　自那以後， “農民工” 這叫法，就像壹道咒符，壹直追著這群男人和女人，不隨時間的推移而變，也不隨空間轉換而改，壹代接壹代，走到哪兒，跟到哪兒。

　　過 50 歲的人，也應該記得這首歌：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麽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啊，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要靠妳，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壹輩！

　　但願到那時，我們再相會，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為祖國，為四化，流過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親愛的朋友們，願我們自豪地舉起杯，挺胸膛，笑揚眉，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壹輩！ ”

　　整整 40 年，兩個 20 年過去了，兩代農民工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了奇跡。道路、橋梁交錯縱橫，高樓大廈林立，為偉大的祖國實現了“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 。為此，這些農民工們流了汗，流了血，還有人失去了生命甚至家破人亡。但是，這些男人和女人們， 回首打工歲月，心中卻慚愧不已。愧對父老，愧對兒女， 卻沒有愧對“偉大的祖國” 。

　　當有人“挺胸膛，笑揚眉” 、 “自豪地舉起杯” 時，這些農民工們，有人卻在為拿不到工資發愁，有人受工傷癱在床上卻認定不了工傷得不到醫治，有人在工地上摔死或被砸死卻認定不了工亡得不到賠償。

　　還有人在抗爭，更多的人，則沈默著。

　　“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農民工” 這道咒符，沈默中，正在成為焚燒的地火。

　　歷史上，同壹把地火，曾經燒毀過舊世界。未來，還是這把地火，能否熔出壹個新世代呢？

　　壹、建築行業基本狀況

　　改革開放 40 年，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加速，我國經濟的結構和運行方式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所有制形式方面，從國有企業獨大，變化為國有與私有企業平分天下；經濟運行模式方面，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企業經營模式方面， 則從效益“好壞壹個樣” 的官式經營，形成了以效益為先的多種經營方式。這壹過程中，相較於其它行業，建築行業的運行模式和建築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所發生的變化，更可謂是翻天覆地。

　　1996 年時， 我國國有建築企業有 9109 個，占建築企業總數 81%；到 2017 年，國有建築企業還剩 2187 個，僅占建築企業總數 2.5%。

　　1996 年時， 我國股份制建築企業有 1601 家，占建築企業總數 14%；到 2017 年，股份制建築企業增加到 32894 個，占建築企業總數高達 37.3%。

　　1996 年時， 我國私營建築企業有 535 家，占建築企業總數 4.7%；到 2017 年，私營建築企業增加到 49645 個，占建築企業總數高達 56.4%。

　　1996 年時， 我國國有建築企業從業人數 856 萬人，占建築業總從業人數 92.5%；到2017 年，國有建築企業從業人數減至 183.0 萬人，僅占建築業總從業人數 3.3%。

　　1996 年， 我國股份制建築企業從業人數 60 萬人，占建築業總從業人數 6.4%；到2017 年， 股份制建築企業從業人數增至 2828 萬人，僅占建築業總從業人數達 51.1%。

　　1996 年， 我國私營建築企業從業人數 9 萬人，僅占建築業總從業人數 0.09%；到2017 年，私營建築企業從業人數增至從業人員 2340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達到 42.3%5。

　　這壹過程中，我國建築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從以國有企業為主，完成了向股份制企業和私營企業為主的大轉型；建築工地上的工人也從過去以國有職工為主，轉變成了今天以農民工為主7。在 2017 年我國建築行業從業總人數 5535 萬人中8，只有 115 萬人不是農民工——也就是說，我國建築行業從業者的 97.8%都是農民工。

　　建築企業私營化，使得建築行業從業人數和勞動生產率逐年增加，為進入新世紀後建築業的起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效率的建築工人隊伍。進入新世紀僅十多年間，數不清的高樓大廈在全國各地大小城市拔地而起，道路、隧道、橋梁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鐵路、公路網絡貫通了全國幾乎每壹個鄉鎮甚至村落，大小工業園區星羅棋布。

　　1978 年，我國鐵路營業裏程只有 5.2 萬公裏； 2017 年，我國鐵路營業裏程達到 12.7萬公裏，其中高速鐵路運營裏程達 2.5 萬公裏，位居世界第壹。

　　1978 年，我國運輸機場僅有 78 個； 2017 年，我國境內民用航空（頒證）機場共有229 個（不含香港、澳門和臺灣）。

　　1988 年，我國境內高速公路裏程 0.01 萬公裏； 2017 年，這個數字達到了 13.6 萬公裏。

　　1978 年，全國公路總裏程 89 萬公裏； 2017 年末，全國公路總裏程達到 477.4 萬公裏。

　　1981 年，全社會竣工住宅面積 6.9 億平方米； 2017 年，這個數字達到 15.5 億平方米。

　　從 1981 到 2017 年， 36 年間，住宅竣工總面積達 473.5 億多平方米9。

　　改革開放 40 年間，在我國建築工人和建築企業的共同努力下，不但完成了如此輝煌的建設成就，從而全方位更新和改變了國人的居住、出行、通訊、就業、消費等生活和行為方式，使得建築行業成為了國家經濟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而且， 建築企業繳納的稅金， 也已經“成為國家特別是各級地方財政收入中穩定而重要的增長點” 10。

　　1978 年，全國建築業完成增加值 139 億元； 2017 年，建築業增加值達到 55689 億元，增長 400 倍。

　　1991 年，建築企業上繳稅收 43 億元； 2017 年，建築企業上交的稅收增加到 6367 億元，增長近 149 倍。

　　1991 年， 建築行業年人均上繳稅收 403 元； 2017 年，建築行業人均上繳稅收 11515元，增長了近 28 倍。

　　耀眼的數據背後，卻是冰冷的現實。

　　就收入而言，圖 2 顯示， 1985 年我國建築行業從業人數不到 1000 萬人，就按 1000萬人算，以 1985 年“建築業企業實現勞動者報酬 83 億元” 11為基數， 1985 年建築工人月收入約為 787 元。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 2017 年我國建築業農民工的月工資平均為3918 元12。算下來，從 1985 年到 2017 年，歷經 32 年，我國建築業工人的月工資增長了4.97 倍。 而這期間， 1993 年時，我國建築企業“利潤總額僅有 65 億元” ， 24 年後的2017 年， “利潤總額已高達 7761 億元，翻了約 119 倍” 13。

　　分行業農民工月均收入及增速14

　　單位：元、 %

　　2016 年 2017 年 增速

　　合計 3275 3485 6.4

　　制造業 3233 3444 6.5

　　建築業 3687 3918 6.3

　　批發和零售業 2839 3048 7.4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3775 4048 7.2

　　住宿和餐飲業 2872 3019 5.1

　　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 2851 3022 6.0

　　1978 年 12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壹致向前看》為題做報告。鄧小平在報告裏說：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壹部分地區、壹部分企業、壹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壹些，生活先好起來。壹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從此， “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達到共同富裕” 便成為了 40 年改革開放的大原則。

　　從 1985 年到 2017 年，用了 32 年，我國建築工人的工資增長了 4.97 倍。而從 1993年到 2017 年，我國建築企業的利潤則增長了 119 倍！對比我國建築工人工資增長幅度和建築企業利潤增長幅度，顯然，建築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支撐作用愈發明顯” 的同時，建築工地上的工人所見證的卻是“別人的富裕” 。

　　除了收入低之外，建築行業壹直是安全生產事故高發的行業。 1991 年到 1993 年，隨著建築業產值增加，事故死亡人數也迅速上升。 1993 年建築業事故死亡人數達到 1867 人的高峰，此後壹直保持在每年死亡千人以上，居於產業第二，僅次於煤礦15。 2006 年建築業事故死亡 1046 人， 2007 年有所下降，死亡 1012 人16。 2009 年起至今，建築業事故起數開始超過煤礦， “已連續 9 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 17。 2018 年，僅上半年，全國建築業便發生生產安全事故 1732 起、死亡 1752 人，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 2016 年起連續“雙上升” 18。 根據中國安全事故地圖統計， 2018 年建築工人也是各行業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體（占比 26%） 19。

　　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沒有保障，已經成了建築工人和他們家庭每天必須面對的噩夢。

　　壹旦發生意外或患上職業病， 工人們輕則因病致貧，重則家破人亡。

　　改革開放 40 年，壹方面，建築企業實現了利潤暴漲，建築行業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另壹方面，建築工人卻相對收入微薄，更沒有生命和健康保障。造成這壹現狀的直接原因，就是整個建築行業多年來“法外運行” 。

　　二、建築業發包、承包、分包、轉包“法外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 1997 年正式實施， 2011 年修訂。

　　第 18 條：建築工程造價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由發包單位與承包單位在合同中約定。公開招標發包的，其造價的約定，須遵守招標投標法律的規定。

　　發包單位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及時撥付工程款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 2000 年 1 月 1 日實施。

　　第 9 條第 2 款：招標人應當有進行招標項目的相應資金或者資金來源已經落實，並應當在招標文件中如實載明。

　　第 33 條：投標人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報價競標，也不得以他人名義投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虛作假，騙取中標。

　　現實中，我國建築業在快速發展的早期階段，某些環節便進入了法外運行。除批項、融資、投標過程中的行賄、受賄、索要收受回扣等犯罪行為外，承包方為了得到工程項目合約而帶資投標，壹直都是建築行業工程項目資金風險轉嫁最為常見的法外運行手法。

　　早在 1996 年，建設部、國家計委、財政部便聯合發出過《關於嚴格禁止在工程建設中帶資承包的通知》。可見，政府早已經意識到了建築行業項目資金風險轉嫁問題的嚴重性。

　　當建設單位遇到項目融資困難，便會要求投標的承建商自帶資金，稱為“墊資施工”

　　和“帶資承包” 。承建商為了得到項目總承建合約，便會帶資承包工程。 按照這種做法，發包單位便無需“按照合同的約定，及時撥付工程款項” ， 這實際上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的規定； 同時，發包單位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有關“招標人應當有進行招標項目的相應資金或者資金來源已經落實” 的規定。而總承包方不要發包單位壹分錢帶資承包，則違反了“投標人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報價競標” 的規定。

　　承建商以法外運行的帶資承包方式拿到項目總承建合同之後， 便會要求專業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或包工頭自帶資金進場，否則免談。專業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和包工頭，則會要求跟著他們幹活兒的小包工頭和建築工人交工資保證金。為了有活兒幹，末梢包工頭和普通建築工人便會拿出家裏的存款，甚至借高利貸交工資保證金。而在這壹過程中，還衍生出了建築行業的另外壹個頑疾——非法多層轉包、分包、掛靠。

　　於是，壹項資金還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的工程， 甚至有時根本壹分錢都沒有，就這樣以法外運行的方式開工了。13這類帶資承包工程，壹旦建設單位不能按時湊足資金，工程總承建商便不能按時足額拿到工程款，工程專業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和包工頭便拿不到勞務費，現場施工的建築工人也就拿不到工資。此時，最末稍包工頭們為了保住手裏的工程，便得千方百計不惜代價維持工程進度，最普遍的做法是包工頭自己拿錢支付施工工人生活費甚至工程材料款，同時忐忑不安地等著年終或者項目結束時結算。

　　現實中，大批末梢包工頭和建築工人到年底或項目結束結算工錢的時候，往往壹分錢都拿不到。為什麽呢？因為專業分包公司、勞務分包公司和包工頭沒拿到勞務費，因為工程總承包商沒拿到工程款，因為建設單位在資金不到位的情況下便開了工。

　　輾轉於不同建築工地上的末梢包工頭們，不但要招募、組織和管理壹線建築工人，更要“為私人掛靠者的資金缺口墊付資金” ，從而成為了“夾心餅幹” 20。

　　帶資承包這種法外運行的做法，產生了大量施工合同糾紛。為此，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六條規定， “當事人對墊資和墊資利息有約定，承包人請求按照約定返還墊資及其利息的，應予支持” ， “當事人對墊資沒有約定的，按照工程欠款處理” 。最高法院的這壹司法解釋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合法化了帶資承包，而只是對這壹法外運行做法所造成的後果，拿出了壹個臨時補鍋的方法。

　　但是，補鍋並未改善建築行業資金風險轉嫁的法外運行狀況。

　　為此，建設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於 2006 年春節前發出了《關於嚴禁政府投資項目使用帶資承包方式進行建設的通知》，要求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把好工程建設項目審核關，不得批準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的政府投資項目，要求各級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在發放施工許可時要嚴格審驗資金到位情況，對建設資金不落實的，不予發放施工許可證，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借款合同中明確約定不得利用銀行貸款帶資承包政府投資項目，並要求“對以帶資承包方式承攬政府投資項目的施工總承包企業和以帶資承包方式承攬專業分包工程、勞務工程的專業分包企業、勞務分包企業，壹經發現，有關部門要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對該企業依法進行查處” 。

　　《通知》的意圖很明顯，是想從政府項目入手作出示範，進而推廣。但此後 10 年間，效果並不好。

　　2016 年春節前，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出《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要求“不得將合同應收工程款等經營風險轉嫁給農民工” 。但是， 建築行業由帶資承包衍生出來的非法轉包掛靠，再衍生出違法用工，以至於建築工地上“表面看甲方已經把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交給了乙方，但由於工程層層分包，有的並不具備承包資質，再加上對於工程款的爭議，農民工工資很容易變成爭議的犧牲品。 21”

　　帶資承包往往會發生非法多層轉包分包，最後演變成拖欠工資， 最終受損害的是建築工人的利益。但是，至今為止“針對當前建築領域欠薪問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監察條例》、《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等均明確應由人社部門牽頭處理，勞動監察部門也可通過罰款、仲裁、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等諸多有力、有效手段治理欠薪” 。

　　但“壹本明白賬，怎麽就千絲萬縷理不清了呢？ ” 22。

　　其實，多年來，無論是行政、立法還是司法，無論是媒體還是參與討論的公眾，甚至是被欠薪侵權的建築工人，大家都壹直在修改完善法律、加大企業違法成本、加強勞動行政部門執法力度、加強輿論監督之間兜圈子，卻不約而同地忽略了壹個重要角色：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第六條第二款：工會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系，維護企業職工勞動權益。

　　第十條第四款：同壹行業或者性質相近的幾個行業，可以根據需要建立全國的或者地方的產業工會。

　　《中國工會章程》

　　第二十八條：工會基層委員會的基本任務是：

　　（三）參與協調勞動關系和調解勞動爭議，與企業、事業單位行政方面建立協商制度，協商解決涉及職工切身利益問題。幫助和指導職工與企業、事業單位行政方面簽訂和履行勞動合同，代表職工與企業、事業單位行政方面簽訂集體合同或者其他專項協議，並監督執行。

　　如果，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能夠把各地大小工地上的建築工人組織到工會中來，配合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政措施，在 2006 年建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出《關於嚴禁政府投資項目使用帶資承包方式進行建設的通知》

　　後，在工會會員中發起“抵制帶資承包工程工地，只接依法依規工程” 的行動，建築企業就不會成為拖欠工資的重災區。

　　如果， 在 2016 年春節前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出《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要求“不得將合同應收工程款等經營風險轉嫁給農民工” 的同時，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能夠采取配合行動，拿出壹份黑名單和壹份紅名單，號召會員拒絕到曾經拖欠工程款的建築企業（黑名單）所承包的項目工地幹活，鼓勵會員到沒有拖欠工程款的建築企業（紅名單）所承包的項目工地幹活…可以想見，這不但能夠對改善建築行業運行法外之地的現狀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更能夠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引發的欠薪行為。

　　三、建築業勞動關系及建築工人權利保障“法外運行”

　　1.建築業在勞動法“法外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第 50 條：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

　　但現實中，建築業卻成為了《勞動法》的法外之地，從未落實過《勞動法》的這項規定。

　　從世紀初起飛至今，建築業在全國各地壹直是拖欠工資“重災區” 23。到 2010 年，建設領域拖欠民工工資已“占拖欠民工工資案件的 60％，而七成左右的建築施工企業存在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建設領域的民工 80％多被拖欠過或者正在被拖欠著工資” 24。據人社部統計， 2013 年至 2015 年間，全國查處的欠薪案件中，有 80%以上的案件和金額，發生於工程建設領域，在壹些省份甚至高達 90%以上25。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甚至認為：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民工外出打工就開始出現了欠薪的問題。 ” 26。

　　2014 年 12 月，多所高校內“關註新生代農民工計劃” 與公益組織“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 ，根據 7 年間跟蹤訪談的 138 起集體討薪案例，聯合撰寫發布了壹份《當代建築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報告指出，在這 138 例欠薪案件中，勞務分包企業拖欠占 43.5%，開發商拖欠占 31.2%，包工頭拖欠占 13.8%。其中 30.1%的案例中，討薪工人被毆打，打人者卻無人受到追究27。

　　現實中，由於現行制度安排並不利於農民工討薪，面對“年年討薪年年欠” 的尷尬局面， “農民工討薪中的過激行為往往受到法律追究，而欠薪方毆打討薪者的行為卻往往只以賠償醫藥費了事，極少承擔法律責任” 28。於是，面對前來討薪的建築工人，湖南湘達路橋建設有限公司便喊出了“再敢討要工資，來壹次打壹次” 29的威脅。

　　就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已成常態，以及討薪難於上青天的現狀， 2017 年春節前夕，新華網在壹篇報道裏寫道：“1 月 2 日，陜西戶縣，農民工討薪， 4 人被匕首刺傷！ 1 月 8日下午 6 時許，湖北省襄陽市， 5 名農民工討薪，欲跳樓！ 1 月 13 日，陜西周至縣壹包工頭，因為討不到工程款，在欠款單位的辦公室內服毒！”報道還寫道：“年關將近，但各地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已不再是新聞！” 30字裏行間，憤怒交織著無奈，溢於言表。

　　新華網絕非是在聳人聽聞。從拖欠建築工人工資曾經是新聞，曾經能夠引起公眾對於被拖欠工資工人的同情，以及對於相關雇主的不齒甚至憤怒，到拖欠工資已經不再是新聞…這壹轉變背後，潛藏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確定性。也許，壹萬起討薪事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起，討薪工人都能做到忍氣吞聲甚至“創意” 討薪31，但只要有壹起討薪工人失去耐心和理智，便有可能釀成無可挽回的人間悲劇。

　　建築業成為了勞動法的法外之地，欠薪損害的是建築工人的利益。壹旦欠薪演變成討薪悲劇，則工人、企業和社會幾敗俱傷，沒有贏家。但至今為止，無論是行政還是立法，亦或是司法，甚至媒體和參與討論的公眾，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壹個重要角色：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為改善建築行業法外運行普遍違反勞動法的現狀，為將建築企業勞資關系扳回到法制軌道上來，建築行業工人工會作為我國建築工人利益的代表者，過去做過些什麽？今後又能夠做些什麽呢？

　　2.建築業在勞動合同法“法外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第 6 條：工會應當幫助、指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依法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並與用人單位建立集體協商機制，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 10 條：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壹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第 11 條：用人單位未在用工的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與勞動者約定的勞動報酬不明確的，新招用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按照集體合同規定的標準執行；沒有集體合同或者集體合同未規定的，實行同工同酬。

　　第 51 條第 2 款：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企業職工壹方與用人單位訂立；尚未建立工會的用人單位，由上級工會指導勞動者推舉的代表與用人單位訂立。

　　第 78 條：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履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情況進行監督。

　　但在建築業這個法外之地，現實卻是另壹番景象。

　　《勞動合同法》實施兩年後， 2010 年 3 月，中國農林水利氣象工會原主席、政協委員盛明富便提出了壹份“關於規範建築市場勞動用工的提案” 。提案介紹，建築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目前只在 40％左右。尤其是中小建築勞務企業，多數沒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提案舉例“福建莆田的建築勞務企業簽訂率不足 5%，湖北宜昌建築勞務企業的簽訂率只有 6.8%”，並特別提到西部地方“大多數建築企業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32

　　。

　　《勞動合同法》實施三年後， 2011 年 4 月，來自北京、重慶、上海、深圳 4 個中心城市的大學師生，對所在城市建築工人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並於當年年底發表了壹份《京、渝、滬、深四城市建築工人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33。報告稱“有 75.6%的受調查建築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而簽訂過勞動合同的受訪者中有“63.6%的工人自己手上沒

　　有勞動合同” 。

　　《勞動合同法》實施四年後， 2012 年 2 月，成都市政協常委、律師肖佑嘉提出了“關於規範建築行業勞務用工體系的建議” 34。 該文指出，成都市建築行業大部分具體的施工任務，其實是由建築總承包企業直接組織勞務隊完成。而“勞務隊(或稱勞務班組)是建築總承包企業與勞務公司簽定勞務購買協議，由勞務公司派遣的專項勞務班組，成員多為社會閑散的農民工。勞務公司收取壹定的勞務派遣管理費，負責開據勞務發票，但實際上不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不支付勞動報酬，不負責農民工的崗前培訓” 。

　　《勞動合同法》實施五年後， 2013 年，前面提到的同壹批大學師生，又在成都、重慶、西安、武漢、沈陽、鄭州、北京 7 個城市，就勞動合同的簽訂，對壹線建築工人進行了調查 35。結論是， 7 個城市裏，沒有與建築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建築企業平均達到82.6%。其中最差的重慶市，高達 94.5%的建築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之後依次是，鄭州 93.2%，武漢 87.9%，成都 85.5%，沈陽 85.1%，北京 68%的建築工人沒簽合同。在情況最好的西安市，也有高達 66.2%的建築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如果看 2009 年以來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從建築行業抽身出來，看到整體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狀況。

　　2009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42.8%，建築業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最高，達到 74%。

　　2011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43.8%，比上年提高 1.8 個百分點。

　　分行業看，建築業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最高，達到 73.6%。

　　2012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43.9%。分行業看，建築業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最高為 75.1％，比上年上升 1.5 個百分點。

　　2013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41.3%，比上年減少 2.6 個百分點。

　　2014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38%，又比上年減少 3.3%各百分點。

　　2015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36.2%，又比上年減少 1.8 個百分點，2016 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 35.1%，再比上減少 1.1 個百分點。

　　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36

　　簽訂勞動合同比例 沒有勞動合同比例

　　2009 年農民工 42.8% 57.2%

　　其中：建築工 26% 74%

　　2010 年農民工

　　其中：建築工

　　42%

　　29.1%

　　58%

　　70.9%

　　2011 年農民工 43.8% 56.2%

　　其中：建築工 26.4% 73.6%

　　2012 年農民工 43.9% 56.1%

　　其中：建築工 24.9% 75.1%

　　2013 年農民工

　　（建築工：未公布）

　　41.3%

　　/

　　58.7%

　　/

　　2014 年農民工

　　（建築工：未公布）

　　38%

　　/

　　62%

　　/

　　2015 年農民工

　　（建築工：未公布）

　　36.2%

　　/

　　63.8%

　　/

　　2016 年農民工

　　（建築工：未公布）

　　35.1%

　　/

　　64.9%

　　/

　　2017 年農民工（未公布）

　　（建築工：未公布）

　　/ /

　　/ /

　　2009 年到 2012 年，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由 42.8%變為 43.9%，略微上升了 1.1 個百分點。此後直到 2016 年，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壹路滑落到 35.1%。

　　2017 年，不知什麽原因，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裏，沒有了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數字。不過，建築行業作為多年來的重災區， 2017 年建築企業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狀況，就算不會更差，也很難更好。

　　而據“關註新生代農民工計劃” 的調研，建築業所簽訂的勞動合同，真正有效的合同僅為 8.8%37。

　　無論是人大代表所提的議案，還是政協委員的提案，無論是媒體的詰問，還是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建議，針對更加有效地落實《勞動合同法》這壹問題，大家又不約而同地忽略了壹個重要的角色：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工會自身更是如此。

　　2010 年 3 月兩會上，時任中國農林水利氣象工會主席、政協委員盛明富提出“關於規範建築市場勞動用工的提案” 38， 當中要求“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大勞動執法力度” ，“繼續推進由建設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等有關部門聯合下發的《關於加強建設等行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管理的通知》精神的落實” ， “鼓勵具有壹定規模實力的勞務企業將零散的包工頭隊伍收編到勞務企業中” ， “加大對建築施工企業勞動用工情況的監督檢查” ， “加強對廣大農民工自我維權意識和能力的培養教育，指導和幫助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 。

　　盛明富前主席的提案裏，行動的主體只有壹個，那就是政府。政府應該加大執法力度；政府應該繼續推進...落實；政府應該鼓勵建築企業...；政府應該監督檢查...；政府應該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政府應該指導和幫助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

　　《勞動合同法》明明規定：工會應當幫助、指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依法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並與用人單位建立集體協商機制，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第 6 條）。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企業職工壹方與用人單位訂立；尚未建立工會的用人單位，由上級工會指導勞動者推舉的代表與用人單位訂立（第 51 條第 2 款）。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履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情況進行監督（第 78 條）。

　　《勞動合同法》規定的主體非常清楚。幫助、指導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主體是工會，代表企業職工與用人單位訂立集體合同的主體是工會，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主體是工會，監督用人單位履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主體是工會。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可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把散落在各地大小工地上的建築工人組織起來加入工會，敦促各建築企業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 啟動“沒有勞動合同不進工地”

　　的工會行動，鼓勵和轉介建築工人到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工地工作，號召和教育建築工人抵制不簽勞動合同的工程等等。與其把所有的事情都堆積在政府頭上，不如工會依法行動起來，積極履行工會職責。如此， 不但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建築工人勞動合同的覆蓋面，長遠來看， 更能夠帶領我國建築業走出行業“法外運行” 和勞動關系“法外運行”

　　的沈屙。

　　3.“總理討薪” 催生建築業討薪維權之“法外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於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第 80 條：在用人單位內，可以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用人單位代表和工會代表組成。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主任由工會代表擔任。

　　勞動爭議經調解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應當履行。

　　第 85 條：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制止，並責令改正。

　　第 88 條：各級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

　　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於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檢舉和控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於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第 73 條第 2 款：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勞動合同制度實施的監督管理。

　　第 3 款：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在勞動合同制度實施的監督管理工作中，應當聽取工會、企業方面代表以及有關行業主管部門的意見。

　　第 78 條：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履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情況進行監督。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工會有權提出意見或者要求糾正；勞動者申請仲裁、提起訴訟的，工會依法給予支持和幫助。

　　第 79 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對違反本法的行為都有權舉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及時核實、處理，並對舉報有功人員給予獎勵。

　　人們應該不會忘記“溫家寶總理親自為建築農民工討薪” 事件。

　　200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5 時左右，時任總理溫家寶路過重慶龍泉村，村民熊德明向總理反映，在雲陽縣城做建築工的丈夫，被拖欠 2300 元工資。溫家寶當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決好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六個小時後當晚 11 時，熊德明的丈夫便拿到了被欠的工資。

　　壹年後， 2004 年 11 月 3 日，《南方都市報》報道了壹起發生在廣州市的建築農民工討薪被毒打事件。報道寫道： “胡×輝渾身是血地躺在醫院急診室內，神情呆滯，說不出話。 10 多名工友守在壹旁，據他們介紹，昨日下午 4 時， 25 名工人在南洲路某工地討薪時被鎖在工地隊部的院子裏，隨後 30 多名便衣男子持鐵棍、拿磚頭對討薪者壹頓毒打，其中有 3 人還用滅火器向工人噴射幹粉” 39。

　　溫家寶次日便作出批示： “培炎同誌： 不知這些信息是否屬實？總之，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仍需高度重視。天津的經驗可轉各地參考。 40”

　　時任副總理的曾培炎，隨後將此批示轉給建設部部長汪光燾： “明年春節前務必把2003 年底前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全部清欠完。中央壹級財政性投資拖欠的建築工程款基本清欠完成。天津的經驗由國辦發‘政務信息交流’ 。本期情況的核實已批另件。 41”

　　溫家寶批示所指“天津經驗” 指的是：

　　1.農民工工資“月支付，季結算” 制度。

　　2.農民工身份管理制度。統壹簽訂建築業農民工專用《勞動合同書》。各工程項目部要為每壹名進場的農民工發放記工卡，工地要實行封閉管理，將記工考勤作為工資發放依據。勞務企業要建立工人用工管理檔案和工資臺帳，向總包企業派遣勞務用工要進行登記，並委派勞務隊長帶隊。工地項目部每月要公示農民工出勤和工資發放情況，農民工每月都能掌握自己的工資情況，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3.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保證金數額為總承包企業 100 萬元，其他企業 30 萬元。施工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並拒不支付的，直接扣除保證金，用於支付農民工工資。

　　4.創新勞務隊長管理制度。實現了“包工頭” 退市和勞務隊長的職業化。 42“天津經驗” 基於兩個假設：壹是政府行政措施具有絕對權威且有效力，二是建築企業不敢違抗政府行政措施。

　　可現實卻並非如此。就在天津市鄭重宣布“農民工工資拖欠成為歷史” （2007 年 3月）之後，發生在天津市的拖欠工資案例並未減少。

　　2007 年開工的天津漢沽區逸安園公墓(北區)建成後，漢沽區殯葬管理所被指“拖欠1380 萬元工程款，其中 350 萬是農民工工錢” 。被欠薪的農民工制作了“民工工資討薪新聞發布會” 視頻在網上走紅。視頻中，女發言人模仿外交部發言人的腔調：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眾所周知，我和農民工兄弟為天津漢沽殯葬管理所幹了壹個工程。應支付我們各項工程款 1400 多萬元……。我們重申，漢沽殯葬管理所應立即無條件把工錢支付給我們。”視頻裏還提到“天津二中院曾經判定聯營方應支付 1400 多萬元” 43。

　　2010 年 12 月 27 日， Youtube 上貼出壹個短視頻，壹群農民工聚集在天津地質調查中心大門前拉橫幅討薪。工人在橫幅上寫著“辛苦幹壹年 黑心不給錢 還我血汗錢” 44。

　　2011 年 5 月，華宸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標大張莊鎮回遷項目後，與天津市沭陽建築勞務服務公司簽訂了《天津市建設工程施工勞務分包合同》。該項標準合同由天津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和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監制。 2013 年下半年， 400 多名農民工在沭陽公司的帶領下，按合同如期交工，可華宸公司拖欠的工程尾款卻始終不能兌現。直到2017 年 5 月，回遷的居民陸續住滿了小區，沐陽公司卻還在帶著 300 多名農民工討薪。

　　而“華宸公司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單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7 年、 2008 年” 45。

　　2014 年 12 月 21 日，幾十名農民工及包工頭在天津悅榕莊酒店大堂內討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安徽舒城縣包工頭徐誌宏告訴央廣新聞中心記者： “承包方拖欠我的工程款，讓我走投無路!我拖欠民工的工資，我無地自容啊!”被欠薪的甘肅工人趙永民告訴記者：

　　“我也知道是承包商拖欠了徐誌宏的工程款，他才拖欠了我們的工資，可我們都是靠打工養家糊口的老百姓，被拖欠這麽多錢，生活太難熬了!”徐誌宏說： “我要了 N 次了，僅在 2014 年，我就從安徽到天津要債十幾次，每月都來啊!”

　　2015 年 1 月，天津市規劃高速公路網中“九橫五縱” 中的壹縱“塘承高速公路二期工程” ，農民工為討要工資，從周邊運來砂石及集裝箱、活動房等，圍堵了這段曾經付出辛苦和汗水修築起來的公路，這直接導致塘承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無法驗收進行試運營通車。討薪工人分別來自河北、山東、四川及武清、寶坻本地，在幾個月討要工資款的過程中，不僅沒有拿到錢，還在路基工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驅趕及不明身份人的毆打” 46。

　　2017 年 9 月，來自江蘇、山東、內蒙古的壹批工人，為中國燃氣公司位於天津薊州區的煤改氣工程中六個村莊鋪設輸氣管道。據工人們反映，作為央企的中國燃氣公司涉嫌非法多層轉包，導致工人工資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中國燃氣公司從未發出過施工質量標準指引，薊州區煤改氣工程用戶將來在使用時，有潛在的安全隱患。另外，帶領工人維權的包工頭閆京港，曾被聲稱是中國燃氣公司項目部的人員從當地派出所強行帶走，並被強迫在更改過的工價單上簽字畫押（見本報告後附案例 30）。

　　2018 年 7 月 5 日，運久然等 23 名農民工，拿著法院判決書來到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法院，要求執行宏馳混凝土有限公司拖欠工資案。法官徐文捷接案後在該公司銀行賬戶“數次均未查到余款” 。幸虧徐法官後來執意追查，終於查到該公司銀行賬戶其實壹直還在走賬，但“壹旦進錢便會立即被轉走” 。最終， 23 名農民工工資才“得到了足額給付” 47。

　　2018 年 11 月 26 日，天津京雄科技工程發展有限公司在中國法院網“給大法官留言” 欄目中留言：“2015 年我司在貴院起訴福鴻房地產，要求福鴻房產支付工程款及利息。該院於 2015 年 5 月 8 日做出了（2015）南民初字第 1029 號民事判決書，判令福鴻房地產給付我司工程款 1014000 元及利息若幹。判決生效後，福鴻房地產拒不執行該判決，我司於 2015 年 7 月 13 日向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後執行局張保群法官作為該案的承辦法官。至今該案分文未予執行，我司未曾收到南開法院執行局關於本案的任何執行文書，而在最高人民法院被執行信息網上，居然查詢不到本案的任何執行信息，為此，我司多次電話與執行局張保群法官聯系，詢問具體情況，但張法官永遠不接電話48。”

　　從 2007 年 3 月天津市宣布“農民工工資拖欠成為歷史” ，到 2018 年年底，近 12 年間，天津市建築企業使用各種規避手段，不僅使政府的行政措施失去了應有的強制力，就連生效的法院判決，也可以變成“壹紙空文” 49。

　　本節以天津市為例，原因是前總理溫家寶在親筆批示中特別提到要推廣“天津的經驗” ，其後，天津市在 2007 年 3 月宣布“農民工工資拖欠成為歷史” ，從而引發本報告的特別關註。

　　如果說前總理溫家寶批示推廣的“天津經驗” 是失敗的經驗，絕不為過。

　　天津經驗的失敗，並非天津的失敗，而是總理討薪的失敗，是被總理討薪進壹步強化了的對行政權力迷信的失敗，是總理討薪催生出來的“法外運行” 討薪的失敗。

　　其實， 2016 年 12 月，也就是天津市宣布“農民工工資拖欠成為歷史” 的 10 年後，天津市政府人力社保局等 12 部門曾發出壹份《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實施意見》。這份《意見》將目標調整為要求力爭到 2020 年“實現基本無拖欠” 50。調子低壹些反而是壹件好事。低調行事的政府和相關行政部門，往往更加務實。

　　總理討薪，為各級政府官員去除官僚作風、密切聯系群眾樹立了活的榜樣。

　　但是，具體到欠薪和討薪問題，國務院總理的責任，應該是充分協調和運用包括企業、工會、政府、司法、媒體等各方資源，促成壹個可操作的長效制度的建立，從而有步驟地、紮實地清理欠薪，更加重要的是制度性遏制欠薪。同樣，地方政府行政首長的職責也應如此。

　　但遺憾的是，總理討薪事件卻使“救火式” 討薪成為了地方政府和相關行政部門的常態，總是壹到年關就頻頻“救火” 51。總理討薪“催生了各地轟轟烈烈的政府討薪大行動，以及各種解決欠薪辦法，但在壹些地方，因欠薪引發的矛盾仍層出不窮” 52。有些地方甚至還曾經出現政府“排雷式清欠” ，欠薪案件被“媒體曝光了就趕緊采取措施補救，沒有曝光的，即使幹的是同壹個項目的活，任妳喊破嗓子跑斷腿也難有動靜，感覺這樣的清欠方式就像是在‘排雷’ 。說是政府部門選擇性作為，還不如說是選擇性不作為！ ”

　　53。以至於“不少地方、不少部門日常很忙……每天忙於出了事之後的補救、忙於‘救火’ ，而不是著力如何防患於未然、如何‘防火’ ” 54。也正是因此，農民工討薪事件就“如同壹部‘連續劇’ ，幾乎每到年終歲尾總會在不同的地方上演” 55。

　　總理討薪，行政部門首長和地方行政首長“熱線” 討薪，也給被欠薪的建築工人帶來了不切實際的預期，並發展出了“只有想辦法把事情鬧大，盡可能地造成極大的社會影響，驚動全社會，甚至引起中央領導層的註意，才有可能出奇制勝，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 的討薪維權心理56。如果是討薪者發揮創意，以黑色幽默的討薪方式引起關註，也許沒用，但也無大礙。但是，如果被侵權被欠薪的建築工人們誤以為“以死相逼才能解決問題” 57，則往往釀成討薪悲劇。

　　各地各級政府官員們，大家每天都只有 24 小時，每天工作時間都是 8 小時。官員們把時間花在幫農民工討薪上，建立遏制欠薪的制度這壹更加重要的目標便旁落了。尤其是，相對於長效的遏制欠薪制度的建立，救火式討薪對於政績來說見效快。換句話說，總理討薪惡化了相關行政部門和地方行政首長的短期績效心理，從而使遏制欠薪長效機制的建立，像接力棒壹樣，壹任接壹任地留給了永遠的下壹任。

　　還是得提出同壹個問題：在總理親自為建築工人討薪的時候，失敗的“天津經驗” 在推廣過程中，我們國家的工會，尤其是本應代表建築工人利益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都做了些什麽呢？

　　4.政府行政權力在“法外運行” 中失效

　　從 12 年“天津經驗” 的失敗，不難推測全國其它省、市縣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的效果，也是失敗的。

　　其實，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依靠行政權力解決建築業欠薪的問題，可謂不遺余力。下面壹起來看看，從 2003 年至 2017 年， 14 年間，僅國務院就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所發布的壹系列文件。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 （2003 年 1月 5 日）三、切實解決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

　　各級建設、勞動保障等有關部門要重點做好對建築施工企業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違法行為的查處工作，嚴厲打擊惡意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的違法行為。因建設單位拖欠施工企業工程款，致使施工企業不能按時發放農民工工資的，要追究建設單位的責任；施工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要追究施工單位的責任。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 （2003 年 11 月 23日）各地政府要對當地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進行壹次全面清理，采取有效措施，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重點解決房地產開發項目和政府投資工程項目拖欠的工程款。要做到清理與防範並重，在清理已有拖欠的同時，嚴格項目審批和市場監管，進壹步規範建築市場秩序，培育信用體系，健全法規制度，規範市場主體行為，從源頭上防止發生新的拖欠。自 2004 年起，用 3 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幹意見》 （2006 年 1 月 31 日）（六）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嚴格規範用人單位工資支付行為，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給本人，做到工資發放月清月結或按勞動合同約定執行。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 ... ...

　　對重點監控的建築施工企業實行工資保證金制度。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對惡意拖欠、情節嚴重的，可依法責令停業整頓、降低或取消資質，直至吊銷營業執照，並對有關人員依法予以制裁。

　　《國務院關於同意建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的批復》 （2006 年 3 月 31 日）（二）聯席會議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監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勞動保障部、建設部、農業部、文化部、衛生部、人口計生委、人民銀行、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統計局、安全監管總局、法制辦、國研室、扶貧辦、西部開發辦和中宣部、中農辦、高法院、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共 31 個部門和單位組成。聯席會議由國務院領導同誌任總召集人，勞動保障部部長、國務院 1 位副秘書長、國務院研究室 1 位負責同誌為召集人，各成員單位 1 名負責同誌為組成人員。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解決企業工資拖欠問題部際聯席會議關於推進企業解決工資拖欠問題若幹意見的通知》 （2006 年 11 月 23 日）（九）建立工資保證金制度。對重點監控的建築施工企業和發生過拖欠工資的其他企業，各級勞動保障、建設等有關部門應強制企業在指定的開戶銀行按期預存工資保證金，實行專戶管理，用於償付拖欠工資。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12 月 20 日）四、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努力創造有利於農民工穩定就業的良好環境，維護農民工的勞動保障權益。完善工資保證金制度，加強工資保證金賬戶管理，強化工資支付監控，確保農民工工資發放。

　　制定應急預案，避免和及時處理因欠薪問題導致的各種突發事件。建立勞動保障、建設、公安、工商、金融、工會等有關部門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聯動防控機制，及時掌握企業拖欠工資的情況。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緊急通知》 （2010 年 2月 5 日）最近在壹些地區接連發生因企業特別是建設領域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和單位加大工作力度，切實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經國務院批準，現緊急通知如下：

　　壹、…住房城鄉建設、發展改革、監察、財政等部門和工會要按照職責分工，積極做好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及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相關工作。

　　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在普遍檢查的基礎上，集中力量重點解決建設領域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要抓緊組織對本行政區域內所有在建工程項目支付農民工工資情況逐壹排查，發現拖欠工資問題或欠薪苗頭及時督促企業妥善解決；對反映投訴的建設領域工資歷史拖欠問題，也要認真加以解決。…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進壹步健全應急工作機制，完善應急預案，及時妥善處置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堅決防止事態蔓延擴大。 ... ...對監管責任不落實、工作不到位以及政府投資工程項目拖欠工程款導致拖欠工資問題引發嚴重群體性事件的，要對直接責任人員和有關領導實行責任追究。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 （2013 年 2 月 8日）25、…落實清償欠薪的工程總承包企業負責制、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惡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資支付屬地政府負責制度。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負責）。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 （2014 年 9 月 12 日）（七）…依法規範勞務派遣用工行為，清理建設領域違法發包分包行為……（八）保障農民工工資報酬權益。在建設領域和其他容易發生欠薪的行業推行工資保證金制度，在有條件的市縣探索建立健全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完善並落實工程總承包企業對所承包工程的農民工工資支付全面負責制度、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聯動治理惡意欠薪制度、解決欠薪問題地方政府負總責制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 （2015 年 3 月 21 日）（四）…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落實清償欠薪的施工總承包企業負責制，依法懲處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等違法犯罪行為，保障職工特別是農民工按時足額領到工資報酬。……《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 （2016 年 1 月 17 日）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事關廣大農民工切身利益，事關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穩定。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先後出臺了壹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加大工作力度，經過多年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要看到，這壹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部分行業特別是工程建設領域拖欠工資問題仍較突出，壹些政府投資工程項目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嚴重侵害了農民工合法權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為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經國務院同意，現提出如下意見：

　　（三）明確工資支付各方主體責任。全面落實企業對招用農民工的工資支付責任，督促各類企業嚴格依法將工資按月足額支付給農民工本人，嚴禁將工資發放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和個人。在工程建設領域，施工總承包企業（包括直接承包建設單位發包工程的專業承包企業，下同）對所承包工程項目的農民工工資支付負總責，分包企業（包括承包施工總承包企業發包工程的專業企業，下同）對所招用農民工的工資支付負直接責任，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為由克扣或拖欠農民工工資，不得將合同應收工程款等經營風險轉嫁給農民工。

　　（五）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推動各類企業委托銀行代發農民工工資。在工程建設領域，鼓勵實行分包企業農民工工資委托施工總承包企業直接代發的辦法。分包企業負責為招用的農民工申辦銀行個人工資賬戶並辦理實名制工資支付銀行卡，按月考核農民工工作量並編制工資支付表，經農民工本人簽字確認後，交施工總承包企業委托銀行通過其設立的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直接將工資劃入農民工個人工資賬戶。

　　（八）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管理制度。在工程建設領域，實行人工費用與其他工程款分賬管理制度，推動農民工工資與工程材料款等相分離。施工總承包企業應分解工程價款中的人工費用，在工程項目所在地銀行開設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專項用於支付農民工工資。建設單位應按照工程承包合同約定的比例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提供的人工費用數額，將應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費單獨撥付到施工總承包企業開設的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應向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和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設項目主管部門備案，並委托開戶銀行負責日常監管，確保專款專用。開戶銀行發現賬戶資金不足、被挪用等情況，應及時向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和交通、 水利等工程建設項目主管部門報告。

　　（九）…在工程建設領域，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未按合同約定及時劃撥工程款，致使分包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以未結清的工程款為限先行墊付農民工工資。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將工程違法發包、轉包或違法分包致使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依法承擔清償責任。

　　（十二）…完善勞動保障監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健全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間信息共享、案情通報、案件移送等制度，推動完善人民檢察院立案監督和人民法院及時財產保全等制度。對惡意欠薪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切實發揮刑法對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行為的威懾作用。

　　（十五）…加強對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的管理，對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的政府投資工程項目不予批準。政府投資項目壹律不得以施工企業帶資承包的方式進行建設，並嚴禁將帶資承包有關內容寫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補充條款。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 (2016 年 6 月 23 日）（五）實行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差異化繳存辦法。對壹定時期內未發生工資拖欠的企業，實行減免措施；對發生工資拖欠的企業，適當提高繳存比例。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 (2017 年 2 月 21 日）（十）規範工程價款結算。審計機關應依法加強對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公共工程建設項目的審計監督，建設單位不得將未完成審計作為延期工程結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

　　未完成竣工結算的項目，有關部門不予辦理產權登記。對長期拖欠工程款的單位不得批準新項目開工。嚴格執行工程預付款制度，及時按合同約定足額向承包單位支付預付款。 通過工程款支付擔保等經濟、法律手段約束建設單位履約行為，預防拖欠工程款。

　　（十三）保護工人合法權益。全面落實勞動合同制度，加大監察力度，督促施工單位與招用的建築工人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到 2020 年基本實現勞動合同全覆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制度，按照誰用工誰負責和總承包負總責的原則，落實企業工資支付責任，依法按月足額發放工人工資。將存在拖欠工資行為的企業列入黑名單，對其采取限制市場準入等懲戒措施，情節嚴重的降低資質等級。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考核辦法》 （2017 年 12 月 6 日）第壹條：為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的屬地監管責任，有效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切實保障農民工勞動報酬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五條：考核內容主要包括加強對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的組織領導、建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薪特別是工程建設領域欠薪工作成效等情況。

　　第八條：（二）有下列情形之壹的，考核等級為 C 級： 1.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不力、成效不明顯、欠薪問題突出，考核得分排在全國後三名的； 2.發生 5 起及以上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 50 人以上群體性事件，或發生 2 起及以上因政府投資工程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 50 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的； 3.發生 1 起及以上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極端事件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第十條：…對考核等級為 C 級的，由部際聯席會議對該省級政府有關負責人進行約談，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被約談省級政府應當制定整改措施，並在被約談後 2 周內提交書面報告，由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督促落實。

　　2003 年到 2017 年， 14 年間，僅國務院就發出了至少 14 份“通知” 、 “緊急通知” 、 “意見” 和“辦法” 。至於說各部委和各省、市、縣政府和相關部門，就此曾經分別發出過多少份文件，相信沒人數過。

　　仔細審視國務院所發出的這些文件，按年份，越往後，文件規定的內容越細致，責任主體及問責也越具體。因此，我們不能說國務院對於建築業拖欠工資問題不重視。我們也願意相信，由於來自國務院的問責越來越具體，各地各級政府和相關行政部門，對於建築業欠薪問題也不敢不重視。但問題是， 效果並不好。換句話說，這些文件絕大部分所做的都是“無用功” ，甚至明知這些文件發了也不解決問題，但還是照發。

　　包括遏制建築業欠薪的長效機制在內，任何長效機制，都不可能由政府行政權力強行規定而成，更不可能由於政府做出了行政規定而自動生效。換句話說，單靠政府的規定和文件，堆砌不出遏制欠薪的長效機制。

　　市場經濟中有兩只手， “看不見的手” 是市場，反應快且具有彈性， “看得見的手”

　　則是政府，反應需時且彈性不足。市場這只手，時而像海綿吸水，時而又像皮筋彈射，但就是不會像石頭般堅硬。因此，試圖單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發布行政規定來約束市場行為是徒勞的，行政規定發布之後，單靠政府行政權力強行推行這些規定，也是徒勞的。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前副院長鄒力行在任時曾撰文指出： “中國在創造‘經濟奇跡’

　　的同時，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也出現了不平衡、不協調，中國的轉型出現壹些失衡現象。

　　這個失衡是轉型中有的快、有的慢引起的。很多政策轉了，體制卻沒轉，有些體制轉了法律卻沒轉，有些法律轉了理念卻沒轉，特別是在市場信用體制建設方面嚴重存在‘信’ 和‘用’ 的失衡，也就是落後的信用體制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所產生的融資需求之間的失衡58。”鄒力行提出“解決這個失衡的問題，需要靠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的結合” ，並認為“政府和市場互動是互為目標、互相推進，是外在力量和內在力量互相促進、共同成長的過程” 。

　　我國建築業欠薪就是建築企業信用失衡的重要表現。建築業勞動關系中的勞資雙方，均為建築市場中重要的市場元素。因此，必須經由企業、工會、建設單位、政府等相關利益各方的不斷互動，包括建築企業不斷越界、工會代表工人不斷與企業的越界行為沖突、勞資之間不斷妥協、勞資政之間不斷磨合，才能夠形成行業共識， 才能夠建立起遏制建築業欠薪的長效機制。而在前述各相關利益方中間，政府的行政權力僅僅作為其中的壹方，是不可能單獨解決整個建築行業的問題。

　　還是要提出那個問題：這些年來，為了解決建築業欠薪這壹建築企業“信用失衡” 問題，在國務院和各省市縣政府不斷發文件的同時，我國的工會跟著政府發了不少文件。除此之外，本應代表建築工人利益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還做了些什麽呢？今後又能夠做些什麽呢？

　　5.政府行政權力“官僚”+“無牙” 難以遏制建築欠薪其實，從 2003 年溫家寶總理為建築農民工討薪開始，有壹個錯誤觀念便壹直被不斷強化著，即，發生欠薪是由於政府監管不力所致，發生討薪悲劇是政府行政部門不作為所致。 因此，遏制欠薪和杜絕討薪悲劇，只能靠政府行政權力的強力介入。於是，壹次次欠薪引發壹次次討薪悲劇，壹次次討薪悲劇引出壹份份政府“意見” 、 “通知” 、 “緊急通知” 、 “通報” 、 “辦法” 等等。但是，我國建築業從早期的“成為了欠薪重災區” ，到後來的“還是欠薪重災區” ，到再後來的“仍是欠薪重災區” ，除了每年春節前“救火”

　　式清欠行動解決幾個案件外，整體情況並沒有發生好轉。而相對於各級政府多年來為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所投入的財政和行政資源，治理建築業欠薪的努力可以說完全失敗。

　　發生欠薪，討薪建築工人便會被上下左右踢皮球。

　　包工頭會告訴討薪工人，說是上家包工頭沒給錢，讓大家去找上家包工頭。有時，包工頭也會帶著工人們壹起集體找上家包工頭要錢。上家包工頭往往會告知討薪工人，是再上家包工頭或勞務分包公司或專業分包商沒按時足額支付勞務費。最後，壹直找到工程建設單位，則會被告知資金不到位，沒錢。討薪過程中，如果工人們運氣好的話，相關包工頭和勞務公司會認賬，但不會給錢，因為沒錢。如果運氣不好，從上家包工頭壹直到建設單位， 都聲稱“妳們又不是給我打工，我不認識妳們，憑什麽找我要錢呢？ ”

　　討薪工人找到當地勞動行政部門，工作人員明知建築行業普遍存在不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違法用工情況，卻要求討薪工人出具勞動合同，否則不管。

　　可是，按《勞動合同法》規定，縣級以上勞動行政部門本應依法“對包括勞動合同在內的用工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換言之，轄區內出現建築企業不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違法用工情況，其實是勞動行政部門監管不利所致。另外，《勞動合同法》還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對違反本法的行為都有權舉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及時核實、處理，並對舉報有功人員給予獎勵（第 79 條） ” 。退壹步說，當建築工人向勞動行政部門求助討薪，工作人員發現沒有勞動合同時，最少應該將案件視為舉報非法用工，並依法進行核實和處理。

　　但現實中，勞動行政部門工作人員遇到工人討薪，幾乎毫無例外的會以慣常的官僚手法推脫，以沒有勞動合同為由將討薪工人推出門外。不過話說回來，面對連國務院文件都解決不了的欠薪問題，勞動行政部門手中的行政權力，真有“牙齒” 嗎？

　　答案是否定的。

　　官僚+無牙，依賴這樣的權力，根本不可能解決我國建築業長期存在的欠薪問題。

　　還是那個問題：這麽多年來，我國的工會，除了跟著政府部門發“沒牙” 文件之外，有沒有盡量走出去，到就近的夠得著的工地上，組織建築工人加入工會，指導建築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同時代表本地建築工人與本地建築企業通過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呢？

　　6.工傷保險制度

　　《工傷保險條例》，於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第十條：用人單位應當按時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個人不繳納工傷保險費。

　　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的數額為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乘以單位繳費費率之積。

　　第十壹條：工傷保險基金在直轄市和設區的市實行全市統籌，其他地區的統籌層次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確定。

　　跨地區、 生產流動性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相對集中的方式異地參加統籌地區的工傷保險。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有關行業的主管部門制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於 2011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

　　第三十三條：職工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由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不繳納工傷保險費。

　　第三十四條：國家根據不同行業的工傷風險程度確定行業的差別費率，並根據使用工傷保險基金、工傷發生率等情況在每個行業內確定費率檔次。行業差別費率和行業內費率檔次由國務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準後公布施行。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用人單位使用工傷保險基金、工傷發生率和所屬行業費率檔次等情況，確定用人單位繳費費率。

　　第三十五條：用人單位應當按照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根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確定的費率繳納工傷保險費。

　　2004 年，改革開放 26 年後，《工傷保險條例》的訂立， 令我國工傷職業病保障從混亂無序狀態走向了法制軌道。 7 年後的 2011 年，《社會保險法》的訂立，則把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五項基本社會保險統壹起來，為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進壹步成熟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項法律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社會保險制度需要資金累積，上面引述的幾條規定，保證了工傷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

　　2010 年，也就是訂立社會保險法的前壹年，也是改革開放進入第 34 年，國務院還發出過壹份《關於試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的意見》，嘗試建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制度。此後，社保基金和工傷保險基金，賬面上每年都收大於支，滾存結余壹年比壹年高。

　　2010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1.7 萬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總收入 270 億元，比上年增加 43 億元，增長 19%；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258 億元，比上年增長 20%。工傷保險基金總支出 179 億元，比上年增加 34 億元，增長 23%。收支相抵，當年結余 91 億元，年終滾存結余 547 億元，比上年增長 20%。

　　2011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29818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448 億元，比上年增加 178 億元，增長 66%。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371 億元，比上年增長 44%。本年支出 271 億元，比上年增加 92 億元，增長 51%。本年收支結余 177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723 億元。

　　2012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37540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506 億元，比上年增加 58 億元，增長 13%。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472 億元，比上年增加 101 億元，增長 27%。本年支出 387 億元，比上年增加 116 億元，增長 43%。其中，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378 億元，比上年增加 116 億元，增長 44%。本年收支結余 119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844 億元。

　　2013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44884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591 億元，比上年增加 85 億元，增長 17%。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554 億元，比上年增加 82 億元，增長 17%。本年支出 460 億元，比上年增加 73 億元，增長 19%。其中，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454 億元，比上年增加 76 億元，增長 20%。本年收支結余 131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973 億元。

　　2014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51635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671 億元，增長 3.7％；支出 538 億元，增長 6.8％。本年收支結余 134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1107 億元。

　　2015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58893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729 億元，比上年增加 58 億元，增長 8.6%。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685 億元，比上年增加 62 億元，增長 10.0%。本年支出 576 億元，比上年增加 38 億元，增長 7.1%。其中，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569 億元，比上年增加 42 億元，增長 8.0%，完成預算的 97.3%。本年收支結余 153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1263 億元。

　　2016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65425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716 億元，比上年減少 14 億元，降低 1.9%。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670 億元，比上年減少 15 億元，降低 2.2%。本年支出 588 億元，比上年增加 12 億元，增長 2.1%。其中，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582 億元，比上年增加 13 億元，增長 2.3%。本年收支結余 128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1391 億元。

　　2017 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 75348.58 億元。

　　工傷保險基金收入 831.77 億元，比上年增加 115.75 億元，增長 16.2%。其中：工傷保險費收入 783.71 億元，比上年增加 113.27 億元，增長 16.9%。本年支出 641.43 億元，比上年增加 53.25 億元，增長 9.1%。其中，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634.96 億元，比上年增加 53.04 億元，增長 9.1%。本年收支結余 190.34 億元，年末滾存結余 1590.56 億元。

　　圖 5. 工傷保險基金收支及年末滾存結余狀況（單位：億元） 59總收入 總支出 當年收支結余 年末滾存結余2010 年 258 179 91 547

　　2011 年 448 271 177 723

　　2012 年 506 387 119 844

　　2013 年 591 460 131 973

　　2014 年 671 538 134 1107

　　2015 年 729 576 153 1263

　　2016 年 716 588 128 1391

　　2017 年 831.77 641.43 190.34 1590.56

　　2010 年到 2017 年， 8 年間，社保基金年末滾存結余翻了近 4 倍半，工傷保險基金年末滾存結余翻了近 3 倍。

　　賬面看起來，落實工傷保險制度形勢壹片大好。

　　但現實中上，尤其是建築行業，也許並不那麽簡單。

　　7.建築業在工傷保險制度“法外運行”

　　2014 年 12 月 29 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安全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關於進壹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 60，指出“建築施工企業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實、工傷保險參保覆蓋率低、壹線建築工人特別是農民工工傷維權能力弱、工傷待遇落實難等問題” 。

　　三個月後， 2015 年 3 月 27 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又發出《關於開展建築業“同舟計劃” ——建築業工傷保險專項擴面行動計劃的通知》 61。 “同舟計劃” 確定了三年內要完成的具體目標：

　　“2015 年：新開工建築項目全部參加工傷保險；繼續鞏固已參保的在建項目參保成果，努力將未參保的在建項目納入保障範圍。初步建立按項目參保和優先辦理工傷保險的工作機制。同時推進交通、鐵路、水利等建築施工企業參加工傷保險。

　　2016 年：建設項目基本實現全部參保，大部分交通、鐵路、水利等建築施工企業參加工傷保險。

　　2017 年：全部建築企業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

　　從“同舟計劃” 所提出的目標，我們不難看出，前述工傷保險基金年末滾存額的增長，幾乎沒有建築企業的參與。換句話說，《工傷保險條例》 實施 11 年，《社會保險法》實施 4 年，建築業仍是“法外之地” 。

　　壹年後， 2016 年 3 月 24 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又發出了壹份《關於加快推進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通知》 62，指出，壹年多來落實《意見》和“同舟計劃” 參保擴面任務工作中“部分地區尚未形成有效推進工作的合力，工作進展較慢；宣傳培訓工作力度不夠，建築施工企業按項目參保的惠民政策社會知曉度不高；參保擴面、工傷認定、經辦管理服務等工作還不能完全適應建築業按項目參保的工作要求等” 。也即是說，建築業“法外之地” 的狀況依然故我。

　　又過了壹年， 2017 年 2 月 21 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 63，要求“建立健全與建築業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參保繳費方式，大力推進建築施工單位參加工傷保險” 。建築施工單位參加工傷保險還是得要“大力推進” ，而且要由國務院親自出馬。看起來，落實工傷保險制度，建築業“法外之地” 的狀況仍未有大突破。

　　然後，又壹年後， 2018 年 1 月 2 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能源局、鐵路局、民航局發出了《關於鐵路、公路、水運、水利、能源、機場工程建設項目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的通知》 64，通知要求“加大力度將在各類工程建設項目中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保障” 。

　　從 2014 年到 2018 年，四年間，三個“通知” 兩個“意見” ，共發出 5 份行政文件，涉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安全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能源局、鐵路局、民航局等九個部門，其中壹個“意見” 更是來自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但結果，還是要“加大力度將在各類工程建設項目中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保障” 。似乎，建築企業走出《工傷保險條例》和《社會保險法》的法外之地，仍然任重道遠。

　　不過，值得壹提的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安全監管總局、 全國總工會於 2014 年 12 月聯合發出的《關於進壹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 65，針對建築行業的特點，提出了“對不能按用人單位參保、建築項目使用的建築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 ，可以“按照項目工程總造價的壹定比例計算繳納工傷保險費” 。至 2018 年，建築工地壹線建築工人的工傷保險覆蓋率，住建領域“新開工工程建設項目參保率已達到 99.73%”。雖未達至“同舟計劃” 所預設的“建設項目基本實現全部參保，大部分交通、鐵路、水利等建築施工企業參加工傷保險” 的目標（2016 年目標），更未實現“全部建築企業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 的目標（2017 年目標），但仍可以說，在 2017 年初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親自出馬，再發行政“意見” 之後，各地勞動部門和建築企業，還是有所動作的。

　　不過，這也帶出了壹系列需要回答的問題：工傷保險制度的完善和落實，能夠永遠靠行政權力（尤其是國務院）的介入嗎？行政權力介入所發生的效果，可以持久嗎？除行政權力之外，有沒有其它資源可以利用呢？或者說，行政權力之外的哪些資源，並沒有有效地運用起來呢？

　　這裏，還要提出那個被我們壹再忽略掉的重要角色：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試想，如果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能夠硬起來，代表建築工人近距離監督工傷保險制度的落實，在行政部門發出“沒有工傷保險壹律不準開工” 66的強制要求之時，組織每個工地上的工會會員，展開“沒有工傷保險壹律不進工地” 行動，建築企業和建設項目的工傷保險參保率，壹定能夠得到提升， 而且效果更加可持續。

　　8.工傷認定和待遇落實“法外運行”

　　《工傷保險條例》，於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第 17 條：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 30 日內，向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遇有特殊情況，經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

　　用人單位未按前款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工傷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在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 1 年內，可以直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

　　按照本條第壹款規定應當由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進行工傷認定的事項，根據屬地原則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的設區的市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辦理。

　　用人單位未在本條第壹款規定的時限內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在此期間發生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工傷待遇等有關費用由該用人單位負擔。

　　《社會保險法》，於 2011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

　　第四十壹條：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發生工傷事故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

　　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傷保險待遇應當由用人單位償還。用人單位不償還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追償。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顯示， 2014 年全國工傷事故死亡 23508 人，工傷1146592 人，其中，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占 905240人。 2015 年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達到 201.9 萬人67。

　　年鑒沒有將建築業的數據單列出來。不過，據最新資料顯示， “自 2009 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開始超過煤礦，已連續 9 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 68。由此不難推斷，2014 年，我國建築業安全事故造成工傷工亡的實際狀況有多嚴重。

　　建築行業成為“事故最多行業” 之時，不幸受傷的建築工人及遇難建築工人的家屬們，在工傷認定和索取賠償的過程中，情況又如何呢？

　　2013 年 12 月《人民政協報》發表調查報道《傷不起的建築工人》 69後，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批示，將文章中所反映的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問題，作為全國政協 2014 年重點調研課題及雙周協商座談主題，由主席辦公會議督辦解決。 2014 年 1 月至 2 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率隊，由全國政協委員、人社部、住建部相關負責人組成的聯合調研組開始在北京、江蘇、湖南等地開展調研。

　　2014 年春節前後，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提案委員會也聯合組成調研組，就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調研顯示“建築工人的權益特別是工傷後的權益容易受到侵犯，工傷維權問題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壹是工傷保險參保率低。據初步統計，建築業從業人員參保比例不到四分之壹。二是工傷認定難。由於建築工人流動性大，勞動關系難以確認，進而影響工傷認定。三是工傷後的待遇落實難。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程序復雜，等待時間較長。四是建築工人（特別是農民工）法律維權意識較為薄弱，建築企業安全生產意識需要進壹步加強” 70。

　　壹年後， 2014 年 12 月，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再次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主題進行協商，人社部、建設部等四部門在此前調研基礎上初步形成《關於進壹步做好建築工人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

　　《傷不起的建築工人》居然驚動了政協副主席，更難得的是，還就此展開了調研，並拿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調研報告。但遺憾的是，所有這壹切，最後還是落在了政府行政部門的頭上，變成了又壹份政府行政部門的“意見” 。就像拉磨的驢子，不辭辛苦的蒙著眼睛整天拉啊拉，揭開眼罩，發現還是在原地打轉。

　　2015 年 1 月， “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 發布了《建築業農民工勞動保護與工傷維權調研報告》。報告顯示， 5 年間（2010 年-2014 年），在該機構完整跟進的 73 個建築工人工傷案例中，有 89.10%的工傷工人，既沒有合同也沒有工傷保險，最終難以認定勞動關系的工傷工人達到 60.20%。這些工傷工人中，有 89.00%都遭遇到拒賠，甚至“有些大型國企，就是說沒錢，法院都沒辦法” 。遇到這種情況，工傷工人壹般都選擇降低訴求，以求私了。 73 個工傷案件中“67.10%的工傷工人最後接受了私了的方式” 。走上訴訟維權的工人，就算是運氣好堅持到了最後壹步，但在勝訴後往往“功虧壹簣，21.9%的人會遭遇執行困難” 71。

　　《社會保險法》 頒布實施後，第 41 條規定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的制度安排，曾經讓人們眼前壹亮。但這壹制度安排，從出臺至今已經 8 年多了，實施起來仍困難重重。壹些法律專家曾稱之為“形同虛設” 72。 “勞動者向社保局申請先行支付成功的案例很少” ，鮮有成功的案例都是通過司法的強力介入才得以實施。如果壹些地方社保機構與法院形成“默契” ，以各種理由推托，先行支付制度的執行便成了鏡花水月。

　　既然建築工人不幸發生工傷工亡後工傷認定難，而且就算是運氣好拿到工傷認定，也難以落實賠償，那麽，作為建築企業，何來動力為工人繳納工傷保險呢？在此背景下，工傷保險參保率低還只是目前我國建築工人職業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壹個方面，受影響的是壹旦發生工傷工亡後的認定和賠償。更加嚴重的後果是，這壹現狀縱容著建築企業的冒險賭博心態，在不繳納工傷保險的同時，更加不會投入資金改善施工現場的安全防護，從而將建築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隨時暴露於不可知的風險中。

　　從 2009 年至 2018 年，建築業事故起數超過煤礦“連續 9 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 ，也就不足為奇了。

　　2014 年 3 月，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上，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政協委員李濱生，代表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曾經作過題為《切實解決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問題》的發言73。作為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書記，李濱生在發言中認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施工企業應該是“多層次建築工人培訓體系，不斷提升建築工人的安全意識和崗位技能水平，減少安全事故發生” 的主體。至於說工會在建築工人工傷維權方面能夠發揮的作用，李濱生則認為應該是“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

　　這裏又要提出那個被我們忽略了的重要角色：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工會的職責應該是把建築工地上的工人組織起來，工會的職能是代表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和待遇，以及在發生事故後代表工人維護權益。工會不是法律援助機構。

　　換句話說，我們並非要求工會去做什麽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只是希望工會能夠依據相關法律已經賦予工會的權利而履行職責。

　　壹旦不幸發生工傷、職業病或者工亡事故，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應該第壹時間進入事故現場，以當事建築工人代表的身份，要求企業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 17 條第 1 款的規定，在 30 天內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如果企業拒絕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工會應該以當事工人代表的身份，依據《工傷保險條例》 17 條第 2 款的規定，代表當事工人向當地社保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做出工傷認定之後，工會應該代表當事工人，與建築企業談判協商落實待遇和賠償。如果建築企業拒絕依法落實待遇和賠償，工會應該代表當事工人，向工傷保險基金提出申請先行支付。

　　如果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能夠行動起來，充分運用《工傷保險條例》已經賦予工會的上述權利，建築工人工傷待遇落實難的問題，雖然不會迎刃而解， 但壹定會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的改善。工傷保險先行支付的制度安排，便不會再被詬病為形同虛設。

　　9.建築業事故預防“法外運行”

　　工傷保險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僅僅限於“合理聚資、未雨綢繆、分擔風險、事後補償” 。而對於工人和工人的家庭來說，以及對於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盡可能做好事前預防，從而盡量減少甚至杜絕事故的發生。換句話說，工傷保險制度能夠解決的問題是，壹旦發生事故，通過風險分擔達到合理補償，但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即事故的預防。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 1992 年正式實施。

　　第二十四條：工會發現企業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企業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工會有權向企業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企業必須及時作出處理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 ， 2002 年正式實施。

　　第五十七條：工會有權對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進行監督，提出意見。

　　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 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從業人員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從業人員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

　　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現實中，我國的建築業多年來壹直都是事故“重災區” 。

　　1991 年到 1993 年，隨著建築業產值增加，事故死亡人數也迅速上升。 1993 年建築業事故死亡人數達到 1867 人的“高峰” ，此後壹直保持在每年死亡千人以上，居於產業第二，僅次於煤礦74。

　　2004 年壹季度，北京七成大事故來自建築業75。

　　2006 年 10 月份，全國建築業重大傷亡事故頻發，共發生 3 人以上重大事故 16 起，死亡 59 人76。

　　2006 年全年，建築業事故死亡 1046 人。 2007 年有所下降，死亡 1012 人77。

　　2007 年全國房屋建築與市政工程事故共造成 1012 人死亡，總體雖比去年下降3.44%，但部分地區形勢嚴峻。 2007 年，全國有天津、內蒙古、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浙江、山東、河南、廣西、雲南、貴州、寧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 14 個地區建築施工事故死亡人數上升，其中天津上升達 70%、寧夏上升和廣西上升達 45%、河南上升達37%78。

　　2009 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超過煤礦，連續 9 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79。

　　2010 年前兩個半月，山東省大建築業範疇的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都上升了 200%80。

　　2012 年， 武漢市建築業成事故重災區81。

　　2017 年 5 月，山東建築施工領域成“重災區” 82。

　　2018 年 7 月 5 日，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發出通報，僅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共發生生產安全事故 1732 起、死亡 1752 人，同比分別上升 7.8%和 1.4%，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 2016 年起連續“雙上升” 83。該通報分析， “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仍是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部分施工單位安全生產紅線意識不牢，存在僥幸心理，大部分的事故中施工單位總承包、專業承包、勞務分包關系界限不清、職責不明，現場管理混亂，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技術交底和培訓教育流於形式，不按專項方案施工，施工現場違規違章行為普遍，直接導致事故發生；建設、監理等單位未嚴格對工程項目進行監督管理，對施工現場安全隱患督促整改不力” 。

　　10.政府行政權力在事故預防方面失效

　　這麽多年來，建築行業壹直是事故高發領域。從中央到地方，各政府部門為此發了數不清的文件、通知、意見、通報，政府關於工業安全不可謂不重視。但是建築業的安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裏僅列舉了 2003 年到 2018 年， 15 年間，國務院就建築行業安全問題發布的壹系列文件。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 （2003 年1 月 5 日）四、改善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條件

　　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農民工的生產安全和職業病防治問題。使用農民工的單位，必須按照國家標準和行業要求，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產設施、勞動保護條件及職業病防治措施。從事礦山、建築和危險物品生產經營作業的農民工上崗前必須依法接受培訓。要嚴格執行安全生產規章制度， 加大生產安全監察工作力度，嚴防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要做好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範圍的工作。發生生產安全事故要嚴格追究事故責任人的法律責任，並保證在事故中受到損害的農民工依法享有各項工傷保險待遇。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成立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的通知》 （2003 年 10 月 29日）成立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以下簡稱安委會）。

　　安委會主要職責

　　（壹）在國務院領導下，負責研究部署、指導協調全國安全生產工作。

　　（二）研究提出全國安全生產工作的重大方針政策。

　　（三）分析全國安全生產形勢，研究解決安全生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四）必要時，協調總參謀部和武警總部調集部隊參加特大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救援工作。

　　（五）完成國務院交辦的其他安全生產工作。

　　《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 （2003 年 11 月 24 日）第三條 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堅持安全第壹、預防為主的方針。

　　《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 （2004 年 01 月 13 日）第二條 國家對礦山企業、建築施工企業和危險化學品、煙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產企業(以下統稱企業)實行安全生產許可制度。

　　企業未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的，不得從事生產活動。

　　《安全生產“十壹五”規劃》 （2006 年 8 月 17 日）建築施工：完善建設工程安全生產法律法規體系，進壹步理順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加強監督執法隊伍建設，落實安全生產監管責任。強化建築施工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動態監管，規範事故調查處理機制。建立建設工程安全監管信息系統，健全建築施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安全生產信用體系和失信懲戒制度。強化高處墜落、施工坍塌等多發事故的專項整治，督促和檢查重點地區、重點企業事故預防措施的制訂和落實。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安全監管總局等部門關於加強企業應急管理工作意見的通知》 （2007 年 2 月 28 日）建立健全企業應急管理組織體系。大型企業要設置或明確應急管理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配備專職或兼職人員開展應急管理工作，形成企業主要領導全面負責、分管領導具體負責、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群團組織協助配合、相關人員全部參與的應急管理組織體系；礦山、建築施工企業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險化學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險物品的生產、經營、儲運企業（以下簡稱高危行業企業）要設置或指定應急管理辦事機構，配備應急管理人員。其他各類企業也要在企業負責人的領導下組織開展自身應急管理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壹步加強學校及周邊建築安全管理的通知》 （2008 年 10月 15 日）今年以來，部分地區陸續發生數起校園及周邊建築工程安全事故，造成多名學生傷亡。 10 月 10 日，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劉家村壹住宅樓建築施工過程中，發生塔吊倒塌事故，造成鄰近劉家村幼兒園 5 名幼兒死亡， 2 名幼兒重傷。國務院領導同誌42對此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對學校、幼兒園及其周邊建築進行安全檢查，並健全相關制度，確保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 （2010 年 7 月 19 日）1.工作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的理念，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把經濟發展建立在安全生產有可靠保障的基礎上；堅持“安全第壹、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全面加強企業安全管理，健全規章制度，完善安全標準，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夯實安全生產基礎；堅持依法依規生產經營，切實加強安全監管，強化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落實和責任追究，促進我國安全生產形勢實現根本好轉。

　　《國務院關於堅持科學發展安全發展促進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好轉的意見》

　　（2011 年 11 月 26 日）

　　（二十）加強建築施工安全生產管理。按照“誰發證、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 進壹步落實建築工程招投標、資質審批、施工許可、現場作業等各環節安全監管責任。強化建築工程參建各方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嚴密排查治理起重機、吊罐、腳手架等設施設備安全隱患。建立建築工程安全生產信息系統，健全施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安全信用體系，完善失信懲戒制度。建立完善鐵路、公路、水利、核電等重點工程項目安全風險評估制度。嚴厲打擊超越資質範圍承攬工程、違法分包轉包工程等不法行為。

　　《安全生產“十二五”規劃》 （2011 年 10 月 01 日）（二）基本原則。統籌兼顧，協調發展。強化法治，綜合治理。突出預防，落實責任。依靠科技，創新機制。

　　建築施工：加強工程招投標、資質審批、施工許可、現場作業等環節安全監管，淘汰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建築企業和施工工藝、技術及裝備。落實建設工程參建各方安全生產主體責任。重點排查治理起重機、吊罐、腳手架和橋梁等設施設備存在的安全隱患。建立建築工程安全生產信息動態數據庫，健全建築施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安全生產信用體系，完善失信懲戒制度。以鐵路、公路、水利、核電等重點工程及橋梁、隧道等危險性較大項目為重點，建立完善設計、 施工階段安全風險評估制度。

　　《省級政府安全生產工作考核辦法》 （2016 年 8 月 12 日）第五條 考核內容包括以下方面：

　　（壹）健全責任體系。

　　（二）推進依法治理。

　　（三）完善體制機制。

　　（四）加強安全預防。

　　（五）強化基礎建設。

　　（六）防範遏制事故。

　　第九條 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強化重特大事故防控情況考核，嚴格實行“壹票否決”制度，發生特別重大事故的按不合格評定。

　　第十二條 對考核結果為不合格的省級政府，責令其在考核結果通報後壹個月內，制定整改措施，向國務院安委會書面報告。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負責督促落實。

　　《安全生產“十三五”規劃》 （2017 年 01 月 12 日）建築施工：完善建築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強化建設、勘察、 設計、施工和工程監理安全責任。加強施工現場安全管理，嚴厲打擊建築施工轉包、違法發包分包和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等行為。強化深基坑、高支模等危險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安全管理。嚴格建築勘察、設計、施工和監理單位資質管理，嚴禁無資質或超越資質等級範圍承攬業務。建立市場準入、違規行為查處、誠信體系建設、施工事故處罰相結合的管理制度。

　　專欄 8 建築施工事故防範重點

　　重點部位：大跨度橋梁及復雜隧道、高邊坡及高擋墻、高架管線、圍堰等。

　　關鍵環節：基坑支護及降水工程、結構拆除、土石方開挖、腳手架及模板支撐、起重吊裝及安裝拆卸工程、爆破拆除等。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 （2017 年 02 月 21 日）（六）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全面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加強施工現場安全防護，特別要強化對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機械等危險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的管理，以及對不良地質地區重大工程項目的風險評估或論證。推進信息技術與安全生產深度融合，加快建設建築施工安全監管信息系統，通過信息化手段加強安全生產管理。

　　建立健全全覆蓋、多層次、經常性的安全生產培訓制度，提升從業人員安全素質以及各方主體的本質安全水平。

　　2003 年到 2018 年， 15 年間，國務院就安全生產發出了不少“通知” 、 “緊急通知” 、 “意見” 、 “辦法” 等等。從《安全生產“十三五” 規劃》中可以看出，在建築業安全生產方面，既有制度建設， “完善建築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加強施工現場安全管理，嚴厲打擊建築施工轉包、違法發包分包和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等行為” ，也重視了建築施工方方面面的細節，如建築施工事故防範關鍵環節包括“基坑支護及降水工程、結構拆除、土石方開挖、腳手架及模板支撐、起重吊裝及安裝拆卸工程、爆破拆除等”

　　84

　　。

　　有關安全生產的立法，除了《建築法》、《安全生產法》，還有許多條例、辦法，例如《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建築施工安全生產標準化考評暫行辦法》、《建築施工項目經理質量安全責任十項規定（試行）》、《房屋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施工安全監督規定》、《危險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安全管理規定》

　　等等。

　　國務院也制定了《省級政府安全生產工作考核辦法》 85，將安全生產列入省級政府考核工作。考核結果分為 4 個等級：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對考核結果為不合格的省級政府，責令其在考核結果通報後壹個月內，制定整改措施，向國務院安委會書面報告。

　　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負責督促落實。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強化重特大事故防控情況考核，嚴格實行“壹票否決” 制度，發生特別重大事故的按不合格評定。

　　此外，應急管理部、住建部等部委也就事故預防開展了相關工作。如果查看應急管理部和住建部的網站，可以看到數不清的專項整治、安全生產大檢查，覆蓋工程建設的各方面，如預防坍塌事故、加強玻璃幕墻安全防護等。每當發生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後，緊接著就會有關於吸取近期事故教訓進壹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緊急通知。住建部則壹向勤勤懇懇地發布建築業相關的國際標準、行業標準。

　　關於建築工人， 2007 年 3 月，由建設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教育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發文，提出在建築工地創建農民工業余學校86。建築面積或工程造價達到壹定規模的工程項目，工程開工後要依托施工現場設立農民工業余學校，負責本企業農民工培訓工作。農民工業余學校的教育培訓內容要按照工程進度和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確定，重點是安全知識、法律法規、文明禮儀、社會公德、職業道德、衛生防疫、操作技能等內容。 2014 年 4 月，住建部辦公廳發布關於開展建築業“千萬農民工同上壹堂課” 安全培訓活動的通知87。安全培訓主要依托農民工業余學校開展培訓。安全培訓的對象為從事壹線生產操作的建築業農民工，重點是新進場、新上崗的農民工和建築施工特種作業人員。培訓時間每人累計應不少於 4 小時。

　　2018 年 12 月底，住建部辦公廳發布了關於 2018 年三季度建築施工安全專項治理行動進展情況的通報，其中介紹了安全監管長效機制建設情況88。截至 2018 年三季度，全國有 26 個地區的省級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開展了建築施工安全生產層級考核工作，占全部地區數量的 81.25%。安全監管長效機制的建設還包括推進建築施工安全監管信息共享交換，建立全國建築施工安全監管信息系統，記錄建築施工安全生產不良信用信息。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2018 年前三季度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仍然保持“雙上升” ，較大及以上事故未得到有效遏制。且根據統計，自 2009 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超過煤礦，連續 9 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89。

　　這裏我們還是要提出那個問題：這些年來，為了建築行業的安全問題，我國的工會做了什麽？本應代表建築工人利益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了什麽？

　　這麽多年，關於建築行業事故高發，我們其實壹直都在原地踏步。每次發生事故，從中央到地方，各政府部門都忙的不可開交，發文件、通知、意見、通報，定期停工整改、定點停工整改等等。但是，多年過去了，文件、通知、意見、通報還是同壹套行文，只是改了日期，事故還是不斷上升。還是那個比喻，政府行政部門以發文件、通知、意見、通報的形式，試圖減少建築行業事故發生，就像蒙著眼睛的驢子拉磨，拉了壹輩子，卻還在原地打轉。

　　如果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能夠行動起來，情況就會不壹樣。

　　如果“總承包、專業承包、勞務分包關系界限不清、職責不明，現場管理混亂，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技術交底和培訓教育流於形式，不按專項方案施工，施工現場違規違章行為普遍” ，工會會員（工地現場施工工人）便會立即知會工會，以便工會向相關企業提出要求改善。如果相關企業繼續不采取措施做出改善，工會便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 57 條第二款，以及《工會法》第 24 條“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 。

　　試想，在預防事故的主體責任人仍是建築企業的情況下，如果建築施工現場有足夠多的工會會員，便等於多出了壹組事故預防的主體監督人——工會會員，亦即是工地現場施工工人。就算是建築企業存在僥幸心理，但工會會員（現場施工工人）卻不會心存僥幸。

　　因為，壹旦發生事故，第壹受害人就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

　　工會會員在工會的組織下發揮建築工地現場主體監督人的作用，既不會額外增加企業的安全生產開支，更不需要政府增加預算。更重要的是，工會和工會會員作為建築工地現場安全生產的主體監督人，壹定比政府人員和企業管理更加有效。

　　還是那個問題：工會在做什麽？這些年來， 或者往少了說， 自 2009 年建築業事故起數超過煤礦而成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的這 9 年以來，我國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了些什麽呢？

　　11.建築業“法外運行” 侵權者和維權者皆輸

　　無論是被欠薪，或遭遇工傷、工亡或職業病，絕大部分當事的工人和家屬，既沒有基本法律知識，又沒錢請不起律師。再加上沒有勞動合同，無法證明勞動關系，走訴訟途徑對他們來說無疑於水中撈月。而就算是少數幸運者能夠得到法律援助，願意拿起法律武器進入訴訟，從尋找證據證明勞動關系到提起仲裁，如涉及工傷、工亡和職業病，又得申請工傷認定，直到走完壹裁二審，程序繁復且耗時漫長。敗訴就不用說了。就算勝訴，老板還是能拖著不執行判決90。

　　然後就是上訪這條死胡同。如果無奈進入上訪，等著討薪和維權建築工人或家屬的往往是威脅、監視、截訪甚至拘留、判刑。很多被欠薪和因工傷、工亡得不到賠償的工人和家屬，因此更成為了當地政府和公安的“維穩” 對象。結果，與勞資關系本無直接關聯的警察也被拖進了勞資糾紛中。

　　在建築業這塊法外之地，討薪者和欠薪者，侵權者、維權者以及政府，甚至社會公眾，大家的命運就像古羅馬鬥獸場裏的奴隸角鬥士，誰都沒有保障。

　　早在 2005 年，寧夏石嘴山便發生過壹起因欠薪引發的討薪悲劇。建築工人王斌余，向工地上最末梢的包工頭討要被拖欠的 5000 元工資不果，找當地勞動局求助被推到法院，法院又把他推回到勞動局。在勞動局裏，包工頭承諾先給 400 元，出門後便說只給50 元。王斌余上門要錢，雙方發生口角，被包工頭扇了壹記耳光。壹怒之下，王斌余拔刀殺了包工頭壹家四口人，結果被法院判處死刑。後來死者家人找到上家包工頭要被拖欠的工資，上家包工頭卻以沒有勞動合同為由，矢口否認與被殺的最末梢包工頭有勞動關系。

　　在看守所裏，王斌余對記者說：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我爸說了，很支持記者的采訪。妳們采訪我，文章發出來，可以讓更多的人關註我們農民工。領導到下面來，只看表面大樓好著呢，我們在墻上施工，壹不小心就摔死了，妳知道修大樓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護我們農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執行，我們的權利還是得不到保障” 91。

　　采寫報道的記者感嘆“悲劇就是死的都是好人，沒有勝利者” ，因為“王斌余殺的並不是備受詬病的包工頭，而是和他壹起打工的並幫助過他的工友及其無辜的親屬” 。而在悲劇發生後，欠薪的上家包工頭居然矢口否認被害的末梢包工頭是他的工人。壹家四口被殺，被害人家屬發出悲嗆的質問： “天哪，蘇誌剛都跟了他快兩年了，就因為沒簽合同嗎？他還欠著我們幾個人的工錢沒給呢！ ” 。

　　在看守所，王斌余對死者家人說:“下輩子就是做牛做馬也要報答妳們全家” 92。

　　王斌余討薪悲劇 7 年後， 2012 年底，光明日報曾就欠薪和討薪問題發表過壹篇文章，題目是《減少討薪：先對惡意欠薪說“不” 》。這篇文章在指出“沒有欠薪，自然就不會有討薪” 的同時，卻將拖欠工程款與欠薪這壹對互為因果的問題割裂開來，更將跳樓、堵路、裸奔、爬塔吊、跳河等討薪手段稱為“惡意討薪” 93。從此， “惡意討薪” 的說法不脛而走。

　　此後，為了不被說成是“惡意討薪”，各地建築工人討薪行動的烈度的確有所緩和，並出現了“創意” 討薪。憤怒鳥、關公、包公、狄仁傑、元芳、聖誕老人、唐老鴨、加菲貓、財神爺、超人等，紛紛出現在討薪現場94。但是，討薪建築工人從“惡意” 轉向“創意” ，並未改善建築業工人被欠薪的狀況。

　　2016 年 1 月， 也就是王斌余討薪悲劇發生後的第 11 年， 春節前，又是在寧夏，末梢包工頭馬永平在銀川點燃了壹輛公交車，導致 18 無辜乘客死亡， 33 人受傷。

　　這起悲劇的原因並不復雜，末梢包工頭馬永平被拖欠 33 萬元工程款，發不出跟著他幹活工人的工資，經過三年多討要沒有結果。 2013 年 6 月，馬永平帶著 15 名工人在寧夏賀蘭縣洪廣鎮移民小區做水暖工程。當初定下的工資總額為 33.63 萬元。馬永平在壹份討薪材料裏寫道： “三年裏我到處借錢墊付工人工資，有銀行貸款，有私人高利貸，有親戚處借的低息款，還有幾人的工資未發。這些債務和利息使我妻離子散，有家不能回。 95”

　　就在點燃公交車的壹個月前， 2015 年 12 月 7 日，馬永平曾把壹桶汽油淋在身上，爬上銀川商城對面隆悅賓館的天臺，並往朋友圈發了張自拍照。馬永平在朋友圈寫道： “如果我是火炬，我毅然地燃燒自己……再見，美麗的銀川，原諒我再不能給妳添加壹磚壹瓦” 96。馬永平上家的土建包工頭馬上拿著 9.9 萬元現金來到現場，洪廣鎮書記和派出所民警也拿著 20 萬元現金來到現場。馬永平見到錢款下來後，土建包工頭把 9.9 萬元給了他，但鎮書記和派出所的 20 萬元卻不給，鎮書記只是承諾， 12 月 30 日前會付清余款。

　　這次事件，寧夏電視臺“直播 60 分” 節目稱之為“惡意討薪” 97。節目裏，新華街派出所副所長楊某表示： “馬永平的這種行為已經觸犯了治安處罰法，屬於擾亂公共秩序，必須對他進行處罰” 。馬永平被拘留 10 天後於 12 月 18 日獲釋。獲釋後，馬永平用 9.9萬元中的 5 萬元還了貸款，其余的補發了部分工人的工資。但鎮書記“12 月 30 日前付清余款” 的承諾沒兌現98。

　　於是，便發生了 1 月 5 日的悲劇， 18 人枉死， 32 人受傷。

　　馬永平在絕筆信中寫道99：

　　“當拿起這支似有千斤的筆，遲遲不能落紙。我想不明白，事情怎麽會到這壹步。我想我不是壹個沖動的人，也不是壹個神經病患者，更不是壹個嗜血的恐怖分子。但是，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局。

　　這都是妳們逼的，逼得我活不成了。丁 X 成，洪廣鎮政府，賀蘭縣政府，丁寶成，妳可以有黃老五壹幫黑社會打手，可以行賄政府各部分不管我的事。大小政府，妳們可以用謊言和暴力來掩蓋這壹切的不平等和妳們收了黑錢而不作為行徑，但掩蓋不了壹個為求最基本生存權力的人的決心。妳們三年欠我二十多萬工資，妳們看著我死，我也不叫妳們好活。受欺騙和壓迫的農民工兄弟們，我呼籲妳們站起來，采取任何手段，為我們的生存下去的權力而鬥爭。 ”

　　馬永平絕筆信中的呼籲，並沒有喚起他的“農民工兄弟” 們群起采取“任何手段” 為“我們的生存下去的權力而鬥爭” 。

　　兩個月後， 2016 年 3 月中，剛剛過完春節， 倒是發生了四川閬中法院對 8 名討薪建築工人公審、公判、公開遊街示眾事件。法院認為“8 名被告人以暴力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公務，長時間在交通要道上對民警進行挾持，嚴重擾亂了社會管理秩序。故其行為均已構成妨害公務罪” 。當地的媒體還寫道： “公判大會” 的召開，讓“不少群眾表示自己接受了壹堂法治教育” 100。

　　活生生的現實告訴我們，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僅僅依靠政府行政權力是壹條死路。

　　這跟政府是否民選，是否勤政作為，是否能夠被問責，沒有直接關系。地方縣市勞動行政部門手中的那點兒“沒牙” 的行政權力，在老百姓跟前耍耍“官僚” 威風可以，打打太極推手可以，懶政惰政可以。真的要解決像建築業欠薪這樣的經年累積的問題，就算是把地方勞動行政部門的公務員都問責下課，甚至問責到每年換壹批人，也照樣解決不了。

　　正所謂“差之毫厘謬之千裏” 。方向搞錯了，便越走離目標越遠。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必須要由建築企業、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建築行業協會、 政府相關行政部門、建設單位等通過談判、溝通、協調，再經媒體平臺讓公眾可以參與討論和辯論，才能找到解決之道。

　　這裏還是要提出那個問題：工會在哪裏？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可以做些什麽？

　　四、建築業“法外運行”之問——工會在哪裏？

　　從建設單位到政府批項部門，從建築總承包商到勞務分包公司，從包工頭到建築工人，各司其職，使得建築行業得以運行。但與此同時，整個建築業的“法外運行”，也串起了發生在建築行業的壹起起工傷、工亡、職業病、欠薪、討薪、殺人、自殺等悲劇。

　　2012 年 6 月 13 日，湖北省鐘祥市“村村通” 公路工程石牌鎮路段，無用工資質的分包人安排農用貨車送工人下班回家，路上發生事故， 3 名工人死亡 6 人受傷。事故發生後，工程總承包鐘祥市交通工程公司沒有受到處罰，並繼續將工程非法分包給沒有用工資質的分包人。 9 個月後， 2013 年 3 月 29 日， 90 公裏外的張集段再次發生同樣事故，無用工資質的分包人安排沒有駕照的司機接工人上班發生側翻事故， 5 名工人死亡 9 人傷殘。

　　3·29 事故後，遇難工友家屬要求政府追究非法分包責任，但當地政府不但不追責，反而威脅遇難工友家屬，先火化遺體再談賠償。並揚言：越往後火化賠償越少。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壹切從頭來過。第壹次事故後，如果分包人違法安排貨車載工人上下班的做法被追責；如果鐘祥交通工程公司違法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用工資質的個人被追責；如果鐘祥交通局作為總發包單位被追責， 9 個月後 5 人遇難 9 人傷殘的第二次事故就不會發生。

　　但是，追責總得有人追著不放才行。現實中，除了家屬，誰會追著不放呢？而家屬，如果花時間、金錢和精力追責，日子還怎麽過呢？

　　那麽，工會做過什麽呢？

　　2014 年 4 月，來自雲南鎮雄的建築工人蘇傳遠，千裏迢迢跑到福建，在興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地上打工。由於工地安全防護設施不足，蘇遠傳幹了還不到兩個星期，便從高處跌下，重傷昏迷不醒。事故發生後，公司拒絕依法為他申請工傷認定，拒絕依法支付原工資待遇和護理費，更於蘇傳遠昏迷 7 個月後停付了所有醫療費。公司給家屬的理由是：蘇傳遠是給包工頭打工的，不是興盛公司的員工。

　　蘇傳遠的妻子從雲南跑到福建日夜照顧昏迷不醒丈夫，家裏 83 歲的失明婆婆，則交給兩個剛高考完的孩子照顧。蘇傳遠半睜著無神的雙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讓人不忍直視。

　　那麽，工會能做些什麽呢？

　　2014 年 5 月，來自四川南江縣的建築工人謝思才，開始在山東濰坊永泰置業有限公司承建的工程項目工地做木工。幹了不到兩個月，謝思才便在工作中從高空摔下受重傷。

　　工傷保險基金拒絕依法先行支付工傷治療費，理由是永泰置業有限公司沒有依法給員工繳納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幾個星期後，公司也停止支付醫療費，理由是謝思才沒

　　跟公司簽勞動合同，不是公司員工。天下真有這種道理！公司違法不跟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反到成了沒有勞動關系的證據！當家屬找政府信訪和安監局求助，卻被告知公司說的對。憤怒之下，家屬跟幾名工友壹起到工地拉電閘抗議。這下有人管了。壹起拉電閘的家屬和工友共六人，全被公安拘留了 10 天。四個月後，建築工人謝思才去世，家屬沒有得到依法應該享有的工亡待遇。

　　謝思才的兒子謝長春在投訴中寫道： “公司至今仍拖欠近 30 余名農民工 20 多萬元的血汗錢卻遲遲不予兌現。我父親在該工地因公致殘成為植物人，醫院急需的救命錢單位卻拒付，我因此找單位討說法，遭到毒打，當地公安不伸張正義卻將我們行政拘留十天，至今不給我們出具書面行政處罰書，無理剝奪我們行政訴訟權。天啊，在濰坊市咋就如此黑暗！ ”

　　“絕望” 壹詞，已經無法描述壹個兒子此時的感受。

　　那麽，工會可否做些什麽呢？

　　2014 年，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縣的建築工人王友誌與妻子周秀雲和兒子王奎琳，在山西太原建築工地打工，至 12 月結算時，仍被拖欠 2.9 萬元工資。包工頭說是“上邊的大老板不給他結” 。王友誌壹家人繼續住在位於工地內的工棚內討薪。 12 月 13 日，王奎林上街買東西回來時保安員以沒戴安全帽為由攔住不讓進工地，雙方發生肢體沖突，保安員報警。警察到現場聲稱“對妳們這些犯罪嫌疑人就不能態度好” ，並隨即將王友誌按在地上銬了起來。周秀雲阻止警察帶走王友誌，警察王文軍過度使用暴力致周秀雲死亡。王友誌和王奎琳被帶到派出所，並在派出所內遭警察群毆。王友誌被打斷六條肋骨。壹個星期後，周秀雲被警察王文軍踩住頭發直挺挺躺在地上的照片和視頻在網上曝光，社交媒體平臺壹片怒斥。警察王文軍被以故意傷害罪判刑 5 年，另外兩名涉事警察被判緩刑。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壹切從頭來過。事件中，如果建築工人王友誌沒被拖欠工資 2.9萬元，便無需在完工後還住在工地內工棚裏討薪，也就不會發生因為沒戴安全帽保安員不讓進門的事情；警察王文軍就無需接警到場；周秀雲也不會因為王文軍過度使用暴力而死亡；王文軍等三名警察也就不會因此被判刑。當然，王文軍等三名警察，即使不在這次事件中被判刑，也會在未來某次執法中因為過度使用暴力被處罰。因為，我國警察在執法中過度使用暴力仍是常態。只是如果王友誌沒被拖欠工資，就不會有這次悲劇。從這個角度來說，死者周秀雲及家人、王文軍等被判刑的警察，可以說都是這起拖欠工資事件的受害人。

　　那麽，如果工會曾經做過些什麽，結果會不會不壹樣呢？

　　2014 年 12 月 23 日淩晨 0： 26 分。四川雷波縣包工頭王建華給 13 歲的兒子發了份短信遺言，讓孩子長大以後別像爸爸壹樣沒出息，並對孩子說對不起。收到留言後家人趕到王建華住的地方，人不見了，地板上有壹灘鮮血。

　　兩天後， 12 月 25 日，雷波縣公安局、縣勞動監察大隊認定，承包了雷波縣無電地區鋪設電線工程的包工頭王建華，拿著工人工資潛逃了。 12 月 26 日，將工程分包給王建華的總承建商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在縣勞動局和公安局配合下開始向壹百多名被王建華拖欠工資的工人發放工資。而就在此時，包工頭王建華的屍體卻從不遠處金沙江底漂了上來。真相終於浮出水面，王建華不是攜款潛逃，而是被逼自殺。

　　為什麽說王建華是被逼自殺呢？

　　2013 年初，總承建商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以 1391 萬元的價格，取得了雷波縣無電地區鋪設電線工程，轉手卻以 677 萬元，也就是不到總價壹半的價格包給了王建華。但是， 2013 年 3 月開工時，總承建商卻壹分錢沒付，王建華不想丟掉工程，便自己貸款 126 萬元用於工程啟動開支。包工頭王建華不斷找總承建商要這筆錢，但對方卻壹直拖著不給。直到 2014 年底完工， 總承建商仍不給錢。王建華沒錢給工人結算工資，壹時想不開便投金沙江自盡了。

　　本案除了包工頭被逼自盡，還有幾個問題要問：壹是，工程總價近 1400 萬元，總承建商卻以低於壹半的價格發包，這麽大的差價，合理嗎？合法嗎？二是，如果工程實際只需要 700 萬元，雷波縣政府為什麽把發包價定在 1400 萬元呢？三是，如果工程真的需要1400 萬元，那麽，總承包方以不到壹半的價格分包給包工頭，包工頭要想賺錢，除了偷工減料或克扣工人工資，甚至拿著工人工資款潛逃，還有其它選擇嗎？四是，總承包留下的 700 萬元，是壹家獨吞了嗎？其中多少給了當地政府部門官員呢？

　　王建華從來沒有想到過找工會。

　　王建華為什麽沒想過找工會呢？如果王建華當初找工會，工會又會做些什麽呢？

　　試想，如果湖北鐘祥“村村通” 公路工地上的工人都是建築行業工會會員，他們在進入工地前就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建築行業集體協議的保障。如果包工頭使用貨車接載工人上下班，工人便會拒絕冒險搭乘。如果包工頭因為工人拒絕搭乘貨車上下班而進行報復，建築行業工會便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進行交涉，包工頭執意違反安全生產法律規定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很多。

　　悲劇，壹個接壹個發生，就像詛咒，誰都不知道哪壹天會發生在誰身上。追責，就像擲骰子，誰都不知道明天會輪到誰頭上。而最諷刺的是， “事後追責” 已經成為了壹道堅固無比的“墻” ，遮住了尋找出路的眼睛。

　　自 2013 年至今，中國勞工通訊采訪過 37 起建築行業工傷、工亡、職業病、欠薪個案的當事工人或工人家屬。訪談中，我們痛感中國建築工人之苦難。我們看到，從建築工人到包工頭，從分包商到總承建商，從建設單位到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以至於本不該介入勞資糾紛的警察，每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受害者。

　　五、建築業“法外運行”背後的困局

　　我國建築業，包括勞動關系、行業運行、職業健康和安全生產在內的全方位“法外運行” ，經年已久。無論是在《勞動法》外運行，還是在《勞動合同法》外運行，還是在《工傷保險條例》和《社會保險法》外運行，或者在《安全生產法》外運行，背後的困境都是壹個，即，過分迷信於法律的完善，過分依賴於政府行政執法，過分寄望於輿論壓力。與此同時，卻完全忽略了建築工人自身的潛力，忽略了建築行業工人工會的作用。

　　1.迷信於法律完善和加強執法的困局

　　勞動法律文本的不斷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解決勞資利益協調問題的最大期望，放在法律文本的完善上和法律條文技術層面的精致上， 則協調勞資利益這壹目的，反而會被弱化。

　　前文提到，我國並不缺少規範建築行業和約束建築企業行為的法律法規，更不缺少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門的規定、辦法、意見、通知、緊急通知等。但是，如此多的法律法規和各級政府所發的行政文件，有法不依的現狀，為什麽還是得不到預期的改善呢？原因之壹，便是我國勞動法律的立法過程，更像是壹個專家學者們的學術討論和爭論過程，而非勞、資、政等各相關利益方爭執和妥協的結果。因此，我國勞動法律在給人“太好了” 的印象的同時，也成為了落實最差的法律。

　　以 2008 年 1 月日正式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為例。第 14 條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用人單位初次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或者國有企業改制重新訂立勞動合同時，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十年的；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難想象，就這壹條，勞動關系學者們當初經過了多麽激烈的“學術” 爭論。但是，出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法律應該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考慮，這壹條就通過了。

　　可是，從《勞動合同法》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過，到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這段期間，大批企業（大型企業甚至是國企居多）為了規避法律中規定的“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壹窩蜂的展開了裁員行動。 LG 電子（中國）公司於 2007 年 6 月底在總部和全國各地分公司，大量裁減 5～9 年的老員工，其中“重災區” 成都分公司的裁員規模達到20%。 9 月底開始，深圳華為 7000 多名工作滿 8 年的老員工，相繼向公司提交“請辭” 自54願離職，這些員工是趕在 2008 年元旦之前“主動辭職” ，再“競業上崗” ，他們將與公司簽訂 1-3 年的勞動合同101。

　　《勞動合同法》不但在實施前引發了裁員潮，從 2008 年實施至今 11 年間，諸如關於勞務派遣、關於集體合同、關於非全日制用工等，本意為“保護勞動者利益” 的條款，均沒有得到有效落實。至今為止，我國建築業大批工人仍簽不到勞動合同。上海王景林律師根據實踐經驗，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形同虛設” 102。上海市徐匯區總工會職工法律援助中心簽約法援律師李翔寫道： “接待咨詢過程中，遇到壹個比較普遍現象就是用人單位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即使簽訂了合同也巧借各種理由拒絕提供合同本文給員工留存” 103。王景林律師和李翔律師所述的情況發生在上海。不難想象，其它省份及二、三線城市的情況會是怎樣。

　　2012 年 6 月，人大常委會修改《勞動合同法》，進壹步規範和限制使用勞務派遣工。就修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永新說： “勞動合同法出臺後，勞動派遣成了規避風險新的‘港灣’ ，出現問題時企業與勞務派遣方相互推諉，逃避應該承擔的責任” 。修改後的“規定勞務派遣只能使用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三類崗位” 。 但是，三年後，到2015 年“非法使用勞務派遣工問題在國有企業表現依然突出” 104。

　　2013 年 12 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還通過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嚴格限定“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 ，並規定“臨時性工作崗位是指存續時間不超過 6 個月的崗位；輔助性工作崗位是指為主營業務崗位提供服務的非主營業務崗位；替代性工作崗位是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無法工作的壹定期間內，可以由其他勞動者替代工作的崗位” 。

　　法律如此精致的規定，並沒有改變因勞務派遣工濫用而引發的勞資糾紛。到 2015年， “非法使用勞務派遣工問題在國有企業表現依然突出” 105 ， “勞務派遣用工日漸成為勞動爭議案件多發的源頭” 106。

　　此後， 2016 年和 2017 年，連續兩屆人大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河南天明城鄉建設開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明，建議修改《勞動合同法》，保留靈活用工的發展空間，建立工資能高能低的機制，允許通過約定條件終止勞動合同等。

　　2016 年兩會上，時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提出，《勞動合同法》 “在企業方面和雇員方面保護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並表示，下壹步要修改《勞動合同法》，把合理的地方保留，把過於僵化的部分剔除，以保證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體現企業和勞動者的平衡。

　　姜董事長從企業的角度出發，抱怨法律限制了用工靈活性，因此要求修改法律。樓部長從政府的角度出發，認識到法律“在企業方面和雇員方面保護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因此認為應該修改法律。還有更多的從“傾斜保護原則” 出發的言論，認為應該訂立更加嚴格的法律條文，規制企業違法行為，保護勞動者權益。來自三個不同角度的看法，均源於壹個現實，那就是現有的法律難以貫徹執行。

　　但是，不要忘記，這部 11 年前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實施後第 4 年已經修改過壹次，但實施起來還是困難重重。總不能每隔 4 年就修改壹次吧！

　　再以塵肺病為例。

　　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制造業工人塵肺病問題，連續數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利用全國兩會的機會大聲疾呼。 2012 年，只有壹位人大代表提出議案關註塵肺病人，到2016 年兩會，這壹數字已經上升到 26 人107。

　　壹方面，更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關註工傷職業病工人的權益保障，值得高興。另壹方面，委員和代表們仍然陷於如何完善立法以及加強政府行政執法的困局裏，又令人沮喪。

　　到 2017 年，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嚴慧英，已經連續四年在兩會期間關註塵肺病人。 2017 年兩會上，她帶來了“關於將不能納入工傷保險基金的塵肺病治療費用納入醫保基金的建議” 、 “關於修改塵肺病防治條例的建議” 、 “關於建立健全職業安全教育機制的建議” 、 “關於制作塵肺病宣傳公益廣告並在全國公共媒體刊播的建議” ，以及“將不參加工傷保險並且拒不支付勞動者工傷保險待遇的涉塵企業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建議” 等，共 5 件提案108。但是毫無例外，嚴慧英委員的所有建議，全部都是強調如何加強政府行政外力對勞資利益的協調。

　　同壹屆兩會上，就塵肺病工人權益保障問題，中國農林水利氣象工會前任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盛明富則提出“必須打破塵肺病診斷機構的壟斷，推進市場化改革” 。盛明富直言：只要壟斷存在，塵肺病鑒定就會被企業利益和地方政府權力所左右109。

　　代表企業的人大代表姜明，代表工會的政協委員盛明富，對塵肺病工人充滿同情心的政協委員嚴慧英，政府官員樓繼偉，都看到了法律得不到有效執行的問題。但是，幾位或迷信修法，或迷信執法，唯獨沒有人提出工會可以做什麽。

　　尤其是， 作為前工會主席的政協委員盛明富，與其在政協會議上提案加強政府執法力度，不如在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上，以工會主席的身份提出工會議案，要求各地工會出面代表本地已患塵肺病工人，與相關企業和政府部門進行協商談判，落實職業病待遇。要求各地工會進入本地有粉塵作業的企業，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並由工會代表員工與企業進行集體談判，改善工作場所的勞動條件，減少甚至杜絕塵肺病的發生。

　　但是，盛明富前工會主席並沒有從工會職能的角度提出工會方案。這壹點，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2.建立勞資平等協商走出迷信困局

　　2018 年 3 月 28 日，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壹分院副院長孫國鳴，在該院“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 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勞動立法的現狀在壹定程度上無法有效適應審判的現實需要。由於勞動法的規定過於原則，缺少配套法律法規，操作性有待提高，而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則立法層次低、主體多元、體系不完整，且在勞動法領域無法可依情況下能否引用普通民事法律規則處理存在爭議，加之大量勞動爭議尤其是涉及社薄議受制於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導致當前勞動爭議審判中法律適用面臨挑戰” 110。

　　孫國鳴副院長提到，該院審理的勞動爭議案件中“群體性案件呈現多發性、集團性。

　　我院 2016 年審結 5 件以上群體性案件 45 宗共計 451 件， 2017 年審結 5 件以上群體性案件 26 宗共計 1089 件，分別占當年結案數的 21.66%和 45.38%。此外，群體性勞動爭議案件還呈現集團化特點，壹宗案件涉及數十甚至數百名勞動者的情形多發” 。

　　孫國鳴副院長沒有提議修改完善勞動法律，而是建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應建立平等協商保障機制” ，建議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或工會代表平等協商” 。他還建議“勞動者應依法參加工會，正確理解法律規定，合理預期自身權益，正確認識訴訟風險，在權益受到侵害時，優先通過協商或調解的方式解決” 111。

　　姜董事長和樓部長，從《勞動合同法》應該平衡保護勞資雙方的角度出發，認為應該修改和完善法律，擴大企業招聘和解雇的靈活性。政協委員嚴慧英和工會前主席盛明富，則出於“傾斜保護原則” ，認為應該加大政府行政部門的執法力度。按他們的建議，我國建築業欠薪問題，恐怕還得像驢子拉磨壹樣，在完善立法和加強執法這條死路上不斷兜圈子。

　　孫國鳴副院長則跳出了完善立法和加強執法的困局，建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應建立平等協商保障機制” 。孫國鳴副院長不但提到了工會在勞資平等協商中的重要性，更向勞動者提出了“應依法參加工會” 的建議。 112。

　　孫國鳴副院長根據審判實踐給我們呈現出來的，壹是政府已經無法通過行使行政權力由外向內、由上而下地完成勞資之間的利益協調；二是，就算法院也無力通過司法審判完成勞資利益協調。換句話說，無論是政府行政還是司法，公權力在計劃經濟時代曾經無處不在的強勢，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早已失去了昔日雄風。

　　因此，回到建築業欠薪的問題。解決問題，必須擺脫對政府公權力的迷信，通過建立“勞”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資” （建築企業協會）平等協商，漸進地（也可能是非常緩慢地）生成勞資協商共存的建築業勞動關系。

　　其實，近年來，在各種場合，壹直都有人不斷提出工會的作用問題。不過，由於 40年改革開放壹直以提升生產力為主要矛盾，所以， 關於工會作用的聲音，也就壹直無法成為主流意見。

　　2013 年，前中國工運學院教授馮同慶便撰文指出，外力的不適當幹預，傷害了勞資關系，使雙方的契約、權利、信任等本原性基礎難以建立113。馮教授在文章裏寫道： “不適當的外力替代勞資雙方的自主、自理、自治、自洽，無論其初衷如何，都會導致合作病變，造成了中國近現代勞動狀況中深深的痛” 。馮教授還以《勞動合同法》為例，指出“頒布後，由於用工標準嚴苛、倚重資源不足的行政力等，導致企業普遍規避法律，勞務派遣、用工外包、用工個人化等形式大量出現，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更多本來可以避免的勞動爭議或突發事件” 。馮教授的觀察結論是，不適當的外力替代勞資之間社會權利的建構，特別明顯的是，愈是由此制造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愈加強化不適當的外力幹預。

　　2017 年 12 月，中國勞動關系副教授沈劍鋒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認為，建築業推行月薪制，至少要做三個方面的制度建設。其中之壹便是“農民工工會制度建設問題” 114。

　　還是那個問題，我國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在推動建立建築行業集體談判制度方面，能否、應否做些什麽呢？

　　3.丹麥：社會民主主義制度下的靈活用工制度

　　這裏有必要提壹下丹麥的靈活用工制度。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在丹麥，終止雇傭合同的規定非常寬松。丹麥雇主只要出於正當理由，便可以自由解雇員工。如果雇主解雇受聘 12 月內的員工，不需要支付解聘補償。而且除非大規模裁員或有勞資雙方集體協議的具體約定，否則丹麥雇主解雇雇員時，甚至無須與工會進行協商。即使進行協商，協商結果並不影響雇主解雇員工的權利。

　　因此，丹麥的企業能夠更加便利地對勞動力規模進行調整115。

　　丹麥有如此靈活的用工制度，全賴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失業保險制度。

　　“丹麥政府與私有失業基金會合作來完成失業保險工作，各類私有失業基金會往往同工會或某個行業協會有協作關系。丹麥有 36 個失業基金參與失業保險工作，其中 34 個經辦工人失業保險工作， 2 個經辦經理失業保險工作。就業者必須選擇申請成為某壹失業基金會的會員才有資格享受失業保險帶來的福利” 116。

　　那麽，丹麥靈活用工制度賴以存在的完善的包括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誰提出來的呢？或者說，是由誰設計的呢？或者說，是哪個社保制度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呢？都不是。

　　丹麥的靈活用工制度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失業保險制度） ，是過去壹百多年來，丹麥的企業 行業協會與各企業 行業工會，通過每年壹次的集體談判，慢慢摸索出來的勞資共存、雙贏之策。這百多年裏，工會與雇主之間不斷通過螺旋式的爭執-妥協-再爭執-再妥協，才壹步步形成了如今這個令人羨慕的制度。

　　六、結語：建築業走出法外運行——從工會開始欠薪、不簽勞動合同、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安全生產保障不足等問題，困擾我國建築行業多年，至今仍看不到出路。

　　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的形成和常態化，甚至惡化，其根本原因，既不是因為建築企業老板無良，也不是因為各級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員麻木不作為，更不是因為建築工人沒有權利意識。

　　換言之，妖魔化建築企業，將建築工人刻畫成無助的受害者，過度強調政府執法的效果，無限誇大完善法律法規的作用，不可能導出解決建築業諸多問題的出路。

　　如果我們從立法、修法、執法、譴責、同情的困局中退出來， 也許能看到結癥所在，並能找準解決問題的方法。

　　首先，我國的建築行業工人工會， 要盡快歸位。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要從外在於勞、資、政的“第三者”角色，回歸到建築工人利益代表者這壹“當事人” 身份上來；要從提供法律援助的事後“維權者” ，回歸到建築工地上建築工人的“組織者” 身份上來，回歸到代表建築工人與建築企業協會集體談判的“談判者” 身份上來。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歸位，不可能壹蹴而就解決我國建築業長期存在的所有頑疾沈屙，工會歸位，只是尋找出路的起點。

　　2018 年 5 月，住建部組織起草了《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117。

　　2018 年 11 月 2 日，全國建築工人管理服務信息平臺啟動試運行，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在全國範圍內同步推開118。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歸位，可以從盡快籌備建立建築行業工會會員實名制平臺起步。平臺應該具備建築企業招聘信息登記功能，以及各工種建築工人就業信息登記的功能。 通過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平臺，將各地建築業企業用工信息與各工種建築工人的就業信息銜接起來，逐步實現建築業用工和就業由工會主導。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歸位， 應該盡快與全國建築行業協會及各地方建築行業分會展開溝通，協商建立建築行業年度集體談判制度的可能性。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歸位， 應該開始籌備各地建築行業工人分會的培訓中心， 由工會主辦建築工地安全生產知識培訓和考核，以及各工種職業技能培訓和級別考核。

　　經工會主辦的安全生產培訓並考核過的建築工人，建築企業無需再安排培訓。從工會的就業登記人員中，建築企業可以聘請到技能有保證、 從業相對穩定的各工種建築工人。

　　建築行業工人工會歸位， 要求工會走出辦公大樓，走進建築工地現場，把建築工人組織到工會中來。假以時日，工會便能夠擴展會員人數，在建築工人當中建立信任並具備代表性，從而最終實現代表各地建築工人與建築企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

　　有了建築行業集體談判制度， 我國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足等問題，便能夠逐步得到解決。

　　案例詳情

　　案例 1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舒家明 v 青海海東地區援建辦與樂都縣援建辦來自四川的民工頭舒家明自 2011 年底就在網上實名舉報青海省海東地區援建辦與樂都縣援建辦，在玉樹抗震救災中涉嫌違規轉分包工程，勾結工程承包人搞假招投標、套取救災資金，導致他所做的藏民住房工程完工壹年半之後，至今仍然拖欠部分工人工資，另有當地參與工程的藏族災民至今仍然拿不到材料款和運輸費。這項救災工程多處違規違法，數百萬元救災資金被套取，結果不但來自四川及其它 6 個省到青海玉樹地區抗震救災的近壹百民工拿不到工資，地震災民也遲遲不能住進安置房。據 2012 年 1 月，國家審計署審計報告的數據，災後重建項目中，涉及審批手續不全、未嚴格執行招投標規定、違規轉分包等問題的項目多達 80 個，單位和個人擠占挪用、轉移和套取重建資金達 14.16 億元。期間，舒家明他們為追討欠款而直接與承包人交涉，也有上訪、起訴，去到青海省、海州地區、都樂縣、北京等地，為了討債維權，他們經歷了政府部門踢皮球、包庇、威脅、毆打等遭遇。

　　案例 2 拖欠工資 譚某等 v 陜西神木縣爾林兔鎮政府2013 年 11 月 18 日，壹群來自漢中的建築工人，聚集在陜西神木縣爾林兔鎮政府門前，要求鎮政府發還拖欠的 14 萬工資。當年農歷四月，鎮政府出資修建廉租房時，這些農民工包下所有木工方面的活，到農歷 8 月 16 日離開工地時，政府共計欠農民工 24 萬余元工資，經過多次討要只要來 13 萬元，剩余的 11 萬之多壹直沒有音信。當天，跟往常壹樣，政府采取拖字訣，拒絕承諾還錢。當負責接待的鎮長王某要開車離開時，討薪的工人攔住了他的去路。鎮長王某跳下車，手拿兩塊磚頭，朝帶頭的兩名工人猛砸，其中壹人頭被打破，後來送醫院縫了五針。討薪工人報警，警察到場後，才把打人的鎮長拉開。但是在警車上，囂張的鎮長王某居然又當著警察的面，毆打了另壹名已經被他打傷的工人。

　　案例 3 工人工亡 張江棟 v 湖北省鐘祥市交通工程公司，包工頭楊華2012 年，湖北省鐘祥市“村村通” 公路工程石牌鎮江沙三級公路改造工程沒有資質的承包人安排農用貨車送工人下班回家，路上發生事故， 3 名工人死亡 6 人受傷。 9 個月後， 2013 年 3 月 29 日， “村村通” 公路張集段工程，又是無資質的承包人安排“黑貨車” 由沒駕照的司機接工人上班，結果發生側翻事故， 5 名工人死亡 9 人傷殘。 3·29 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仍不追究鐘祥交通工程公司非法承包責任，更在事故第二天便威脅遇難工友家屬先火化遺體再談賠償。並揚言：越往後火化賠償越少。 3·29 事故遇難工友之壹張江棟的家屬多年來頂著壓力，通過各種途徑維權，並試圖追究事故責任，但至今沒有結果。62案例 4 工人工傷 曹德利 v 國企中鐵五局

　　來自陜西寶雞鳳翔縣的曹德利，從 2013 年 4 月 1 號開始，在中鐵五局拉薩到日喀則鐵路工程的尼木縣吞巴鄉工地上班，從事鐵軌道床鋪設工作。半年後， 10 月 15 日，在吊裝橋梁時被掉下來的大塊模板砸中身體左側，造成左側鎖骨及左小腿骨折。事故發生後三個星期， 11 月 7 日，中鐵五局便為他辦好了工傷認定和傷殘鑒定，並制作了壹份《工傷賠償協議》。由於不了解《工傷保險條例》有關工傷待遇的具體內容，曹德利並不知道賠償數額是怎麽算出來的。更過分的是，在賠償協議上簽了字之後，中鐵五局壹直以各種借口不給錢。直到受傷後 9 個月，曹德利才拿到賠償金。

　　案例 5 工人工亡 謝思才 v 山東濰坊永泰置業有限公司56 歲的謝思才，來自四川省南江縣紅巖鄉。 2014 年 5 月，謝思才開始在山東濰坊永泰置業有限公司承建的濰坊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項目做木工。幹了才不到兩個月，於 7 月 8日在工作中從高空摔下受傷，送醫院後壹直昏迷。住院期間，公司只在頭幾個星期給了部分醫療費，之後就不管了。四個多月後，謝思才去世。家屬找公司遭到推諉，找當地青州市政府和青州市安監局，並通過人民網給濰坊市委書記杜昌文發求助信，但均無答復。悲憤交加之下，家屬和幾名工友等六人壹起到工地拉電閘抗議，結果被關了 10 天，公安則拒絕出具行政處罰決定書。而公司欠 30 余名工人的 20 多萬元工資還沒有兌現。

　　案例 6 工人工傷 蘇傳遠 v 福建省興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來自雲南鎮雄母享鎮坪橋村的蘇傳遠，為了多掙些錢供兩個先後考上大學的孩子讀書，於 2014 年 4 月來到福建，在福建省興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打工。幹了不到兩個星期，由於工地安全防護設施不足，蘇傳遠從 25 層跌落到 24 層，此後昏迷不醒。事故發生後兩個月，傷者家屬在興盛公司拒絕依法申請工傷認定的情況下，自己花錢請律師完成了工傷認定。依照法律規定應該向傷者支付的原工資待遇和護理費，興盛公司也壹直拒絕支付，並於事故發生後 7 個月停付了醫療費，理由是蘇傳遠是給包工頭打工的，不是興盛公司的員工。

　　案例 7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王建華 v 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2014 年初，王建華通過朋友承包了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的壹項農電網改造工程，在雷波縣無電區埋電桿架電線。省電力公司發給四川省變送電建設公司的總價是1391 萬元，但經過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轉手到王建華手裏只剩下不到壹半，變成了667 萬元。而且 2 月份王建華帶著工人進場開工，直到 5 月份才得到第壹筆工程款。此後壹直拖欠工程款。直到 12 月份，王建華被夾在催要工資的工人和拖欠工程款的省送變電建設公司中間，無奈之下於 12 月 23 日投江自盡。從王建華失蹤到遺體被發現的 15 天63裏，四川省送變電建設公司在明知沒給王建華足額劃撥工程款的情況下，卻誣陷他攜款潛逃。

　　案例 8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郁紅華 v 新農村改造工程包工頭劉老板42 歲的郁紅華，從壹名包工頭劉老板手裏拿到了江蘇蘇州吳中區金庭鎮政府新農村改造工程下水道鋪設工程的壹部分，為其中兩個村子鋪下水管道。 2013 年 3 月，郁紅華帶著 60 多名工人正式開工，幹了 10 個月， 2014 年壹月完工。當時口頭約定每米 28 元，可結帳時，劉老板卻按每米 15 元計算，以致郁紅華無法足額結清所有工人的工資。在之後的近壹年裏，郁紅華多次找劉老板要錢無果，找鎮政府勞動部門卻被告知沒協議沒合同他們不管，後來，雙方又經鎮司法所幾次調解仍達不成協議。 2015 年 1 月 21 日，雙方又壹次到鎮司法所調解，司法所調解人員在調解時對郁紅華說了壹句， “當初如果嫌 15 元壹米太少妳大可不做嘛！ ” 郁紅華絕望之下喝下帶在身上的農藥“百草枯” ，於 2 月 9 號死亡。

　　案例 9 工人工傷 楊通國 v 天築建築安裝有限公司來自四川宜賓的鋼筋工楊通國，幾年來，每年開春後到新疆從事建築工作， 11 月份回老家。 2014 年 7 月，楊通國進入新疆天築華鑫集團天築建築安裝有限公司承包的阿勒泰富蘊縣廣匯煤炭綜合開發項目工地幹活，才幹了壹個月，便在工作中受了重傷。由於雇主沒有跟工人簽勞動合同，也沒有繳納工傷保險，在支付了初期治療費之後，雇主不但沒

　　有依法向楊通國支付治療期間的工資，更拒絕支付第二次手術費用。 為了維護合法權益，確認事實勞動關系，楊通國聘請律師，走上了仲裁和訴訟之路。

　　案例 10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居延芳 v 山東省濟寧市金鄉縣公安局2012 年 8 月，包工頭居延芳經山東省濟寧市金鄉縣公安局副局長妹夫介紹，包下了縣公安局新建辦公樓的水電工程，條件是給公安局副局長、副局長的妹夫，以及非法向居延芳轉介工程承包資質的當地村書記，支付相當於工程總造價 35%的提成費。就在工程接近完成之際，公安局副局長強行要求居延芳離場，將工程交給了村書記。最後，縣公安局以居延芳沒有資質為名，拒絕支付已經完成的工程款近 200 萬元。此後，居延芳從金鄉縣到北京，在各級信訪、紀委之間走了幾個來回，壹直沒有結果。

　　案例 11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胡祥貴 v 黑龍江鶴崗比優特商場業主來自黑龍江肇慶的胡祥貴，幹了十幾年建築裝修包工頭，壹直都帶著工人從各類工程項目總承包那裏分包活兒。 2011 年，胡祥貴想多賺些錢，便直接從鶴崗壹家甲方業主那裏接下了新建商場的內外裝修工程。可沒想到，活兒幹完了，質量驗收也合格了，甲方卻沒有支付內外裝修共約 100 萬元，其中內裝修 50 萬元全部都是工人工資。甲方拒絕支付工人工資的理由是沒錢了，要等商場開業後慢慢還。胡祥貴到法院起訴，壹審判決甲方立64即支付內裝修的 50 萬元工人工資，二審和省高院申訴程序也維持了原判，但至今，工人們卻仍然拿不到被拖欠了 3 年的工資。

　　案例 12 拖欠工資 包工頭張三林與工人等 v 中城建六局2012 年 8 月， 103 名來自四川的建築工人跟著包工頭張三林，進入中城建六局在遼寧省阜新市承建的華鼎商業廣場施工工地幹主體工程，壹直幹到 2013 年 11 月底，由於中城建六局與開發商就承建合同發生糾紛導致停工。停工時，中城建六局仍欠 103 名工人 480萬元工資。此後，工人們不斷找中城建六局施工現場負責人，要求盡快結清工資並全額支付，但對方總是以各種理由和借口推拖，工人們便提起了勞動仲裁並勝訴。收到裁決書後，中城建六局非但沒有盡快支付非法拖欠的工人工資，反而在集團公司所在地安微省蚌埠市蚌山區法院把壹百多名農民工告到了法院，致使勞動仲裁裁決書至今不能生效， 103名工人仍然拿不到被拖欠了兩年之久的工資。

　　案例 13 拖欠工程款 河南二建 v 三門峽天元電力有限公司1996 年 8 月，河南二建承建了原三門峽天元電力有限公司電廠工程，天元電力應付工程款 551.8 萬元，但直到 2006 年，款項仍未支付，河南二建便按雙方事前協議，向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提起了仲裁申請。 2006 年 4 月，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裁決，要求天元電力公司工程款加違約金共 567.9 萬元。此後，從 2007 年到 2010 年間，此項裁決經三門峽市中級法院三次強制執行，可每次款項劃撥到法院賬戶之後，都在市政法委書記的幹預下，原封不動的退了回去。壹個發電企業拖欠施工工程款申請執行的案件，三門峽中院從 2006 年開始執行，其間省高院院長五次作出批示，省人大表、全國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兩次為民請命，省政法委書記責令省高院常務副院長親自督辦，可至今仍然是壹張法律的白條。

　　案例 14 拖欠工資 包工頭周承東 v 大盛裝飾裝修工程公司2015 年 7 月，來自湖北孝感的建築包工頭周成東，經朋友介紹，從大盛裝飾裝修工程公司手裏，接下了武漢市王家灣中央生活區幾幢居民樓的外墻塗料工程。進場開工時，既沒有簽訂勞務合同，也沒有勞動合同。結果，幹了壹個半月完工之後，大約 9 萬元的總工程量，卻被扣減到了 2 萬六千元。周晨東討薪未果，於 9 月 26 日，也就是中秋節前壹天，被帶到工地辦公室遭到毒打。行兇者不但逍遙法外，甚至連壹萬多元的醫療費都拒絕支付。

　　案例 15 拖欠工資 王彥明等 v 永勝食品加工廠2015 年 8 月初，建築木工王彥明從老家黑龍江哈爾濱帶著幾十名工人，與另外 300多名各工種工人，跟著包工頭來到內蒙古紮賚特旗，承建壹座叫“永勝食品加工廠” 的廠房。幹了三個月，包工頭兒還沒拿到錢，十月底，工人停工，工頭拿到了 200 萬元，發了65壹部分工資。此後，便壹直沒再發工資。包工頭帶著工人們到紮賚特旗政府請求協助沒人管，壹百多名工人留在政府辦公樓內拒絕離開，公安抓了壹部分工人， 其後包工頭仍被關押。

　　案例 16 拖欠工資 鹹陽建築工 v 西安市臨潼區驪山新家園2016 年 1 月 29 日， 10 多名來自鹹陽的建築工人，冒著大雪，聚集在西安市臨潼區驪山新家園門口，討要從 2012 年 10 月到 2013 年 9 月間幹活，被拖欠的 34.2 萬元工資。討薪工人在投訴材料裏透露，過去三年間，他們多次找臨潼區和西安市政府部門尋求協助，壹直被推來推去。找臨潼區人社局，被推到區勞動監察大隊，找勞動監察大隊，又被推到曲江管委會，找曲江管委會，又被推回到區勞動監察大隊。被推了三年，至今仍沒拿到被拖欠的工資。

　　案例 17 克扣工程款 武漢壹建築勞務公司 v 水電四局來自湖北武漢的建築勞務公司股東周幼嬌反映， 2010 年 4 月 14 日， 青海玉樹發生強烈地震後，災區民房幾乎全部倒塌。她當年曾經作為震後重建參與者，帶領幾百名工人在玉樹極端惡劣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下工作。 災後，國家對玉樹重建撥款 316.5 億元。

　　重建過程中，針對初期對玉樹施工現場人工、材料、機械的實際價格高於青海省公布價格，建設項目實際成本遠超青海省規定的工程造價指導標準等實際情況，國家又將成本價平均提高了差不多壹倍。但是，重建工作的主力，建築行業四家央企之壹的甲方，於2012 年 4 月在沒有絲毫征兆的情況下撕毀項目合同，之後也沒有進行剩余款項的清算。

　　這家公司因參與玉樹震後重建，被甲方水電四局克扣工程款，結果發不出工人工資，公司也陷入癱瘓。多年來，周幼嬌帶著拿不到工資的工人，來往於武漢、北京、西寧、玉樹之間維權。參與重建的工人，有很多人至今仍沒拿到合理的工資；而小型建築公司，至今不但沒賺到合理利潤，反而瀕臨破產。

　　案例 18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李洪偉等 v 四川渠縣政府，總包永強公司2013 年，四川省渠縣政府決定以 BT 模式興建渠縣至三匯鎮快速通道。但是，本應自籌全部 3.6 億元建設資金的工程總承包方，在沒有按合同約定向指定賬戶撥繳 3600 萬元，相當於工程總造價百分之十的履約保證金的情況下，便拿到了“開工通知書” ，並據此招攬施工隊伍，向 14 個施工隊共收取了 3000 萬元履約保證金。開工後，總承包方也沒

　　有按照合同約定按月向指定賬戶撥繳工程進度款，以至於各施工隊老板只能自己籌資支付包括工人工資在內的工程開支。對此，渠縣政府非但不履行監管責任，反而卻壹再說服施工隊老板繼續墊錢施工，直到施工隊老板們無錢可墊並停工。

　　案例 19 工人工亡 王秀龍 v 河北唐山遷西縣昌晟市政園林綠化有限公司662011 年 10 月 4 日，建築木工王秀龍在河北唐山遷西縣昌晟市政園林綠化有限公司的項目施工時，從高處跌落導致高位截癱。事故發生後，用人單位拒不承認勞動關系，勞動部門也不給認定工傷。此後，家屬通過勞動仲裁和訴訟程序，用了差不多壹年半的時間，終於認定了勞動關系，但王秀龍沒有挨到評定傷殘等級，便去世了。王秀龍去世多年之後，家屬不但仍然得不到合理的工亡賠償，反而因為上訪被多次拘留。

　　案例 20 工人工亡 李敏 v 中建六局，江蘇大盛建築工程勞務有限公司49 歲的建築工人李敏，幾年來壹直跟著壹名包工頭在山西太原打工。 2016 年 9 月 7日，由於勞務公司挪用工程款，包工頭發不出工資。壹起幹活兒的工友張永江，叫大家壹起罷工找包工頭要錢，李敏沒有跟從。結果，張永江殺死包工頭， 之後又將正在幹活兒的李敏殺死。悲劇發生後，壹直跟著李敏在太原幹活兒的兒子李佳霖，找工程總承包中建六局路橋分公司，以及他們父子的直接用人單位，分包方江蘇大盛建築工程勞務有限公司，要求出具勞動關系證明，以便提出工亡認定申請，均遭到拒絕。此後，李佳霖找太原市政府各相關部門以及總工會請求協助，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歸我們管” 。

　　案例 21 拖欠工程款 包工頭宋楊祿 v 發包人張夢留，洛陽西工區政府改造工程洛陽包工頭宋楊祿， 2001 年帶著壹百多工人，從總承包手裏包下了西工區政府重點街道改造工程的門面房部分。完工後，門面房都出租了，總承包卻以質量問題為由，拒絕支付工程款，百多名工人拿不到工資。後來，宋楊祿帶著工人圍堵總承包建築公司大門討薪，結果被拉進去捆起來毒打，耳朵打聾了，還刀架脖子，讓他簽不再討薪保證書。這整個過程，當地派出所壹名副所長壹直在場旁觀。此後，洛陽市政法委介入調查，但過程中，洛陽公安局卻聲稱把所有證據材料都丟了，責任追究不了了。沖動之下，宋陽祿的兒子以非法拘禁手段逼總承包商還錢，結果，包括宋陽祿父子三人在內的 7 名工人，被以重罪“綁架罪” 分別判刑。當初因為與發包方的 150 萬元工程款爭議，發不出工人工資；之後找政府部門求助討薪維權，又遭遇政府不作為；被非法拘禁北毆打威脅放棄討薪警方視而不見甚至參與其中；最後，有工友控制欠薪老板並將老板扭送派出所，工友卻被以“綁架罪” 重判；當地官方媒體又以嚴懲“綁匪” 為名對此大肆渲染。經歷了這麽多磨難，最後， 150 萬的工資還是沒有討回來。

　　案例 22 拖欠工資 工人宋簡等 v 湖北黃岡蘄春縣政府燃氣管道工程2015 年 5 月，來自重慶、貴州、四川、河南等地的八百多工人，跟著包工頭在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進行燃氣管道安裝作業。年底，當地政府突然宣布停工，結果幾百名工人幹了 8 個月，卻壹分錢工資都沒拿到。 2016 年整整壹年，幾名工人代表千裏迢迢多次到湖北蘄春討薪，分別找了蘄春縣信訪局四次，縣長信箱三次，縣委辦公室壹次，縣勞動監察大隊十次以上，黃岡市信訪局壹次，黃岡市勞動監察支隊壹次。每個政府部門都說這件事應該解決，但至今工人們卻仍然連到底應該向誰討薪都還搞不清。67案例 23 工人工亡 陳幼平 v 成都華川公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2017 年 1 月 2 日，湖北紅安縣二程鎮煙爐山村的蔡桂珍，收到來自四川達州營達高速公路工地的電話，說她在高速公路工地從事鉆機打孔作業的丈夫陳幼平突然失蹤了。幾天後，蔡桂珍在家人陪同下來到四川達州， 但陳幼平的雇主，成都華川公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工地負責人認定是失蹤而非事故，拒絕跟家屬溝通。壹位副經理居然放話說， “再來找，我就讓妳們橫著出去。 ” 家屬為求真相，只能在當地公安局、鎮政府和安監局之間奔波。最後， 1 月 18 日，挖掘機在陳幼平生前作業現場挖到了他的遺體。

　　案例 24 工人工傷 鄭海榮 v 泰宏發展有限公司，小包劉老板2016 年 7 月 14 日，建築粉刷工鄭海榮在安陽市中華路與長江大道的空港新城工地工作期間，由於工地防護不足，從高處跌落，造成腰椎爆裂性骨折，及肺挫傷。由於沒簽勞動合同，沒工傷保險，事故發生後，包工頭先墊了壹部分醫療費，之後發現後續治療費是個無底洞，便不再給錢。半年來，家屬被各方踢皮球。總承包以沒勞動合同為由否認勞動關系，申請仲裁確認勞動關系，包工頭拒絕出庭作證，而勞動仲裁只認包工頭證詞，否則不予確認。而就“120 急救” 出具的工地現場救人記錄這壹鐵證，仲裁庭卻不予采納。

　　案例 25 工人工傷 唐冬林 v 天津市靜海區體育學院工程建設2017 年 3 月 24 日，參加天津市靜海區體育學院工程建設的 22 歲建築工人唐冬林，在吃完晚飯回宿舍的路上，被壹輛酒後駕駛的汽車撞成重傷。跟我國無數建築工地上的千千萬萬建築工人壹樣，唐冬林既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工傷保險，幹壹天活掙壹天錢。那麽，在吃完晚飯回宿舍的路上被車撞傷算不算工傷呢？最高人民法院於 2014 年 4 月通過的《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第六條第三款規定：從事屬於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和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第四款規定：在合理時間內其他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應該予以認定工傷。雖然下來了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但是唐冬林仍然得不到任何賠償和醫療待遇。

　　案例 26 工人工傷 張彪 v 甘肅省第壹建築集團公司2017 年 7 月 14 日下午四點多，在蘭州市安寧區，由甘肅省第壹建築集團公司承建的瑞南-紫郡住宅小區工地發生事故，壹名叫張彪的雜工，沒經過培訓，便被安排操作鋼筋切割機，結果不慎把自己的五根腳趾切斷了。事故發生後，包工頭到醫院留下五千元錢，便從此消失了。好在公司項目部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耍賴，仍然支付著醫療費。不過，對於申請工傷認定，項目部卻閃爍其詞。張彪的哥哥張凱找勞動行政部門請求協助，也經歷了樓下推樓上，樓上再推樓上的“被踢皮球” 。

　　案例 27 工人工亡 煤礦司機 v 新疆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68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午 12 點多，新疆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壹名來自湖北大冶的司機，在吐魯番托克遜縣神華黑山露天煤礦作業期間，暈倒在駕駛位上。同車工友駕車送他去醫院，卻遭到工地工頭阻攔，結果壹直耽擱到當晚 6 點多，才送到新疆人民醫院搶救。醫生建議住院，但公司卻擅自辦理了出院手續，並對遠在湖北的家屬說，要住院，家屬自己來新疆處理，醫療費家屬自己出，公司不會付錢。無奈之下，這名司機帶著重病，上了從烏魯木齊到武漢的火車。結果，在路上不幸去世。

　　案例 28 拖欠工資 隋紅兵等 v 海南海峰建設有限公司來自安徽亳州的幾十名工人，在陜西渭南合陽縣九龍公園別墅工地幹外墻保溫塗料工程，從 2017 年 7 月進場到 10 月完工。三個月間，工程老板違反勞動法，沒有按月向工人支付工資，每月只給每名工人預支 1500 元生活費。工程完工後，老板以質量問題為由，拒絕足額支付工人工資。而由於當初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方就每平米工價各執壹詞，死無對證。工人們到當地政府建設局了勞動監察部門投訴求助，結果被踢皮球。

　　案例 29 工人工傷 徐元清 v 河南安陽殷都區大眾煤礦井下礦井建設工程2017 年 7 月 18 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大眾煤礦井下礦井建設工程幹活兒的工人徐元清，工作時因鋼絲繩老化受傷，右腳踝骨骨折。徐元清出院後，由於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工傷保險，礦方和井建工程總承包以及帶著徐元清等 40 多名工人幹活兒的包工頭，三方就賠償問題踢皮球。無奈之下，徐元清到殷都區安監局舉報，結果舉報材料卻被轉到了項目部手裏。拄著拐杖到礦裏找，不但沒有結果，反而被保安打了壹頓打。最後，在殷都區信訪辦主持下，跟包工頭達成壹次性賠償 5 萬元的私了協議。但這份由政府主持的協議，居然沒給徐元清認定工傷。

　　案例 30 拖欠工資 閆京港等工人 v 中國燃氣公司天津薊州區煤改氣工程壹群來自江蘇、山東、內蒙古的工人，從 2017 年九月開始，在中國燃氣公司位於天津薊州區的煤改氣工程，為其中的六個村莊鋪設輸氣管道。據工人們反映，做為央企的中國燃氣公司涉嫌非法多層轉包，導致工人工資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中國燃氣公司從未發出過施工質量標準指引，薊州區煤改氣工程用戶將來在使用時，有潛在的安全隱患。另外，被拖欠工資後，帶領工人維權的包工頭曾被聲稱是中國燃氣公司項目部的人員從當地派出所強行帶走，並被強迫在更改過的工價單上簽字畫押。

　　案例 31 拖欠工資 謝文光 v 北京建工在深圳的地鐵工程52 歲來自重慶的謝文光， 5 年前離開家鄉，開始跟著包工頭外出幹建築工。雖然從沒

　　簽過勞動合同，而且是年底壹次性跟包工頭結全年工資，但謝文光運氣算好，從未被拖欠過工資。直到 2016 年，他和三個工友壹起，跟著壹個姓李的包工頭在北京建工的深圳工地拆混凝土澆築模板。說好年底結賬，但到了年底，謝文光等三名工人等著結賬回家過69年，包工頭兒卻讓他們留下銀行卡號，說是把錢打到每個人的銀行戶口裏。但此後，包工頭就再也不接電話了。

　　案例 32 拖欠工資 楊濤等工人 v 中建二局，孝感力天勞務公司壹群來自湖北利川的建築工人，從 2017 年 4 月開始，在青島市黃島區由中建二局承建的萬達維多利亞灣住宅項目工地上做木工。工程於 2018 年 1 月 5 號封頂完工，但中建二局卻沒有按時撥付工程款，導致勞務公司發不出工人工資，合計約壹百萬元。工人們找中建二局，得到的答復是先支付 20 萬元，相當於每人壹萬元，余下的八十萬元今後分三次發放，但卻沒有承諾在多長時間內分三次發放。工人找到到黃島開發區清欠辦，清欠辦工作人員也只是重復中建二局的說法，沒有具體的作為。工人們再次聚集到中建二局，結果在食堂就餐時，中建二局項目負責人與工人發生了肢體沖突，幾個工友受傷。期間，勞務公司的人還威脅工人說要把帶頭討薪的人抓起來。

　　案例 33 拖欠工資 工人 v 四川九寨溝安樂鄉異地搬遷安置房工程來自四川南充的建築工人跟著包工頭，到四川省九寨溝縣安樂鄉建異地搬遷安置房。

　　當初，勞務公司騙兩個包工頭說圖紙沒出來，讓他們簽了勞務合同先把活兒幹起來，以後再調整工價。後來，包工頭要求按實際施工情況提高工價，但勞務公司卻百般推脫，同時承諾絕不會讓包工頭吃虧。壹直拖到工程完工，結果工程款不夠付工人工資。工人們到縣政府上訪，遭建築公司老板糾結黑社會威脅。最後，安樂鄉政府介入，要求已經沒了錢的兩名包工頭承擔 70 萬元中的 50 萬，否則就抓兩人坐牢。

　　案例 34 拖欠工資 鄧征等工人 v 捷徑環保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底，幾十名建築工人跟著包工頭到河南中牟縣韓寺鎮，為鄭州東部餐廚垃圾處理廠建辦公樓和廠房的主體工程。辦公樓主體開工的時候，廠房的工程圖紙還沒有定下來，而且業主甲方的資金也沒有足額到位，本來半年的工程，結果壹年多才完工。 2018年初完工後，仍欠 185 萬元工人工資發不出來。當初進場開工之前，勞務公司只是跟包工頭簽了壹個勞務用工合同，並沒有依法跟每名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在持續壹年多的非法用工期間，當地勞動監察部門居然毫無察覺。

　　案例 35 拖欠工資 苑誌會 v 北京盛品空心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2018 年 4 月， 13 名來自河北保定的建築工人，從壹家在北京大興註冊的建築公司手裏，包下了昌平區小湯山鎮兩座民房的建設工程。開工前，這家建築公司沒有依法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卻跟工人代表簽了壹份勞務分包協議。開工壹個多月主體完工後，材料供應商拒絕繼續提供材料，原因是這家建築公司拖欠材料款，結果導致停工。 13 名工人提出要求按已經完成的工程量結算共計 13 萬元的工資，但建築公司卻拒絕付款。70案例 36 拖欠工資 包工頭李雲冬等 v 貴州盤州市石橋鎮鎮政府工程2016 年 7 月，幾百名來自四川的建築工人來到貴州省盤州市石橋鎮，參與鎮政府面子工程，為當地古村落民房美化外墻，因為當時在貴州召開的壹個國際會議，與會者要來參觀這個古村。由於石橋鎮政府壹分錢資金都沒有，便要求帶工人幹活兒的班組長自帶資金，而工人們則在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工傷保險的情況下進場開工。可沒想到，工程進行到壹半被鎮政府叫停，原因是國際會議改了議程不來參觀了。幾百名工人幹了幾個月壹分錢工資沒拿到，自帶資金的班組長們更是債臺高築。他們到石橋鎮政府討要工資，鎮政府不但矢口否認與這些工人有任何關系，鎮書記和政法委書記更對工人代表大打出手。討薪兩年，仍有 294 名工人被拖欠四百多萬元工資，壹分錢都沒要到。

　　案例 37 拖欠工資 包工頭朱百勝等 v 陜西鑫昌德建設工程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包工頭朱百勝帶著十幾名工人來到西安市長安區太乙宮街道，隔著另外兩層包工頭，包下了由陜西鑫昌德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總承包的壹項工程的屋頂上瓦工序。半年後工程完工，該結帳發工資的時候，上兩層包工頭卻聯系不上了。十幾名工人壹共十幾萬元工資沒了著落。朱百勝帶著工人找總承包，被告知“妳不是給我幹的活兒，妳給誰幹活兒找誰去。”找長安區勞動局，勞動局卻對總承包違法多重轉包這壹事實視而不見，說由於朱百勝跟上家包工頭簽了協議，屬合同糾紛，不歸勞動局管。壹年多過去了，十幾萬元被賴賬的工資，仍找不到頭緒該跟誰要。71無法面對工人 投江自盡的包工頭農村電網建設包工頭因長期被欠工程款自殺身亡2014 年初，王建華通過朋友承包了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的壹項農電網改造工程，在雷波縣無電區埋電桿架電線。

　　省電力公司發給四川省變送電建設公司的總價是1391 萬元，但經過送變電建設有限責任公司轉手到王建華手裏只剩下不到壹半，變成了667 萬元。總承包方手心手背壹翻，變賺了 700 多萬。而且， 2 月份王建華帶著工人進場開工，直到 5 月份才得到第壹筆工程款。此後壹直被拖欠工程款。可以說，工程進行的兩年期間，包工頭王建華壹直在以不足 35%的工程撥款，保證百分百的工程進度。直到 12月份，王建華被夾在催要工資的工人和拖欠工程款的省送變電建設公司中間，無奈之下於12 月 23 日投江自盡。從王建華失蹤到遺體被發現的 15 天裏，四川省送變電建設公司在明知沒給王建華足額劃撥工程款的情況下，還誣陷他攜款潛逃。

　　王建華姐姐王曉華的敘述如下：

　　我兄弟王建華被拖欠工程款，最後走投無路自殺。現在就是給了我們點錢，想草草了事了。給錢的是我們縣的黨委政府和保險人，黨委政府出面解決，隨便給了 40 萬塊錢。

　　40 萬是安葬費和撫養費，贍養費全部加在壹起。但其實，我兄弟失蹤那段時間，我們自己去找人很花錢，光是找人的各方面經費就花了 30 多萬，而他們只給我們 40 萬。

　　說起這個事，是因為我弟弟作為包工頭，承包了壹個工程，發包方是四川省電力局。

　　這個工程是農網改造，在農村沒電的地區做事，具體就是栽電線桿、挖窩子、架線、安電表這些。開工的時候，我弟弟墊支 100 多萬，慢慢的就是 200 多萬欠下來。結果，四五個月也沒有給他錢。 100 多號工人整天追著他要工資，我弟弟他也沒錢，沒錢他就去找公司，找這個總承包方去催錢，承包商又不給，所以他就被擠在中間，受夾板氣。

　　有壹天，有個同事中午喊他吃飯的時候，推開門發現地上有壹灘血。就報案了。結果弟弟上面的那個公司也報案了。對方報的案呢，是說我弟弟攜款潛逃了。此外，還有雷波縣政府的各個機關各個單位都是這樣認為的，認為我弟弟攜款潛逃。可實際上，攜什麽款？他們都沒給錢我弟弟，攜什麽款呢？

　　2014 年 12 月 24 號報案時，他們報失蹤，說我弟弟攜款潛逃。後來是，到了 2015 年的元月 7 號，在江裏面找到我弟弟。在金沙江裏找到了我弟弟的屍體。而此時，公安局根據我弟弟住的地方留了壹份遺書，就判斷我弟弟是自殺了。72他接的這個工程是在涼山州雷波縣做電力工程，不過總發包方應該是四川省電力局。

　　本來我們也不懂，我弟弟去世過後，才了解說這個是省上的工程，就是說這個工程是歸省上管，不是縣裏管。

　　這個施工單位的總承包方是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公司。我兄弟是怎麽拿到這項工程的呢？是通過他的壹個朋友，涼山州電力局壹個總監介紹的。涼山電力局的總監給我兄弟介紹了這個送變電公司的工程，這項工程總發包的價格是 1391 萬，公裏數具體是多少我不是很清楚。

　　然後呢，這工程到我兄弟手裏就剩了 667 萬。 1391 萬的總工程價，包到我兄弟手裏就是 667 萬，壹半都不到嘛。也就是說這總承包方截留了超過總發包價的壹半還多。而且我兄弟是包下了這項工程的所有，就是連工帶料都包下來。

　　這個事我們了解到的，就是他們雙方簽過壹個協議，但是沒日期也沒蓋公章，就只有壹個四川省送變電有限公司的任誌平和我弟弟簽了壹個名字。任誌平是省送變電有限公司的項目經理。這個協議的標題是勞務合同，甲方就是四川省送變電公司，寫 667 萬把這個工程承包給我弟弟。雙方就只有這樣壹個合同，具體他們公司還有沒有別的，我們也不清楚，到現在我們都沒看到。

　　在我弟弟出事之後，這個公司有出面，但他們說我弟弟是他們的職工，會解決他的安葬費。所以他們是按照員工的這個待遇去付安葬費。他們是安葬了，給了我弟弟的安葬費，娃娃的撫養費， 82 歲老人的贍養費，以我們全省的平均工資來給他算，算完了就給他安葬費。

　　如果要是弟弟要用自己的錢，自己墊付的錢去開工，那怎麽又是職工呢？而協議又講過這是壹個承包關系？

　　其實，我兄弟不是為這個公司打工，他不拿公司工資的——他沒有拿過他們壹分錢工資。他們的事實關系是承包關系，因為我兄弟是從這個四川省送變電建設責任有限公司承包了壹項工程，而且給的價只是總包價的壹半，但是這個公司不知道出於什麽理由，又給我兄弟安了壹個他們公司項目部經理的壹個職位。

　　這事兒就是個光天化日下的謊言，原本是承包關系，但他們給我兄弟安了壹個項目部經理，說我弟弟是四川省電力有限公司的項目經理，這個項目經理是總承包方給我兄弟的壹個頭銜。這個所謂的項目部，在法律上是直接受到總承包方的管理。法律上來講，四川省送變電建設有限公司他們是老板，說我兄弟是替他打工。

　　當然，簽那個協議的時候，他們也知道我弟弟是沒有從事這項工程資質的。總承包方用這種方法承包給我弟弟，其實是屬於違法的分包。所以現在呢，公司現在不說這個，現在根本不談工程，不談活動，就只談撫恤金。只談談我弟弟是他們的項目經理，是他的職73工，就按照職工標準來給他解決。我們每次談承包的事，讓他們講這個問題，他們都是避開不說，他們不作任何回答。

　　什麽時候開工？開工之前，總承包方做了什麽？

　　這個工程是 2014 年 2 月 15 日開工的，開工之前總承包方沒有預付工程款。我弟弟從 2 月 15 日進的場，是我老公幫他找的工人，壹共 100 來號人。這期間的材料啊、運費啊、什麽啊，所有產生的費用都是我弟弟自己墊付的。我弟弟是跟朋友借錢，墊了 100 多萬 ，總共應該是 126 萬多。公司從 5 月 15 日，過了三個月之後，才給他第壹次付款，付了 10 萬。從 5 月 15 日開始補款，補到 8 月，補了 270 多萬。據說，開工前這個工程的總發包方——省電力公司也沒有向總承包方——四川省送變電建設責任有限公司預付工程款撥款，所以其實在開工的時候承包方也沒有拿到工程款， 也付不出錢來給我弟弟工程款。

　　工程方面我們了解,以前做就是要根據進度撥款，壹開始就先給 10%或 20%。發包方完全不給錢的情況不多。以前壹般來說是會給錢的，經常就撥 10%或者 20%。但為什麽這壹次就壹分錢沒有，而弟弟就要自己墊錢？我們也不清楚。

　　具體工程方面，我弟弟他們挖坑啊，栽電桿啊，架線啊，安電表，啥事子都做。

　　這個發包方，從 5 月份開始給這個總承包方撥了款，但是承包方並沒有把錢全部給到我弟弟手裏，他每個月只是撥壹部分款，他想撥多少就撥多少，最後累積起來越欠越多。

　　我兄弟是肯定催他們的，但是不可能妳需要多少給妳多少，是他想給妳多少給妳多少。

　　到年底 12 月份的時候， 壹共欠了多少錢？工資、材料、運營什麽的欠 100 多萬嘛，再加上壹開始， 這個開工的時候，墊支了 100 多萬，就等於是 200 多萬欠下來。

　　弟弟可能就是受不了這個壓力，就是，可能是投江自盡了。

　　弟弟的死因成謎…

　　我們貼了尋人啟示嘛，然後有村民找到，村民發現了他的遺體，然後就告訴我們的，給打撈上來了。在江裏面，金沙江裏找到的。

　　我們去公安局報了失蹤，可是公安局他們都還是壹直在做他攜款潛逃這方面的案子。

　　因為公司那邊報案說我弟弟攜款潛逃，還有雷波縣政府的各個機關各個單位都是這樣子認為的。從 2014 年 12 月 24 號，他們報的失蹤，說我弟弟攜款潛逃；攜的什麽款？他們連錢都沒給，攜什麽款呢？最後， 2015 年元月 7 號在江裏面找到我弟弟。

　　對我弟弟的驗屍結果，驗屍說的是喉管裏面沒有吸塵物，肺裏面也沒有吸塵物。他給我們講，解釋的是說這個江水太清、沒得吸塵物。就是說喉管裏和那個肺裏沒有吸進的東西，就是水沒有嗆到肺裏。（這是什麽意思？按我們通常的理解，就是說這人如果還活著74的時候，還呼吸的時候，掉在水裏，那是會嗆到水，嗆到肺的呀。 ——也就是說進水的時候已經不呼吸了。）即便如此，公安局對我弟弟還是認定自殺。公安解釋的是，水太清了所以沒得吸塵物，他們是這樣解釋的。我們是農民工，也不懂這些事，我們壹直都懷疑應該是他殺嘛。

　　我們跟警方提出過這個疑問，但提出了他們根本置之不理，根本不過問。我們也就沒再問，當地政府根本就不理不睬，沒有說理的地方。

　　兄弟是個什麽樣的人？

　　我兄弟過去是在工廠上班，在我們縣裏面的國營企業上班，是糖廠的車間主任。他工作積極，人品好，還選上了政協委員。過去十來年，他是工作幹的好，積極表現這種，才選上的政協委員。他是壹個性格比較開朗，做事踏實的人，死的時候才 43 歲。他自己是個很講誠信的人，結果頭壹回幹承包，就遇到拖欠工資這種事。左催右催，今天說要給人家發工資，明天又說要發工資，承諾了無數回都達不到，所以無法面對工人。

　　這次他第壹次做承包， 結果就作為包工頭被夾在工人和發包方、和這個總承包中間，日子不好過，受夾板氣。錢都拿不到，無法面對人家，很艱難的差事。賠本賺吆喝，最後就死路壹條，陪上壹條命。

　　他的 667 萬這工程款，活是差不多幹了 80%多。但是工程款絕對沒有支付 80%多。總共就支付了我弟弟 400 多萬， 450 多萬。還欠下我弟弟 200 多萬。我弟弟最後拿到了 456萬，他就給工人發工錢，發了 80%吧，還有 5 個人沒拿到，屬於管理的沒拿到，可能有幾十萬塊吧。

　　家屬還能有什麽打算呢？追回欠款，追究責任？

　　現在還沒有心思處理這些事，現在我們主要處理我弟弟死人的這個問題吧。

　　我們肯定是想要追究承包的責任，這個背後的黑幕真相，包括發包商合謀牟取暴利劃走壹半以上的總工程款。但是作為我們農民工來說，沒權利，也沒錢去和他們糾纏，最終還不曉得怎麽辦。關鍵還有，對方現在是有權有勢，可以說是連當地政府都圍著他轉，那肯定是他的勢力是相當的大，因為他們這個多余的錢都全部用來買通這些關系。我們農民工不曉得從哪方面著手。

　　當地的這個雷波縣政府，包括公安、政府勞動部門等等都是幫助那個公司方、承包方壓制我們，說要用解決職工的撫恤金了事。他們說我們必須把這個撫恤金拿走，不拿走的話就這樣那樣。公安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來壓制我們。

　　弟弟的遺體，我們已經拉回我們這兒的涼山州把他火化了。下壹步的打算？求助於政府也好像無助的那種感覺。我們在網上發帖，也希望社會能夠支援我們。因為我們農民工本來現在妳投入的資金也得不到回收，還有農民工法律知識也好，都很淡薄，肯定需要社會能夠給我們伸出援助的手。75結果，因為發帖，他們就喊我們簽壹個協議，說不能在媒體上做任何負面的宣傳，假如說是我們說了對他們不利的話，他們還要追究我們的法律責任。我們當地政府，我們所在的當地政府和雷波縣的政府，他們組織了壹個協調小組，他們喊我們去，說我們必須這樣子簽。

　　簽這個協議的時候我們也提出了疑問的，就是說我們做正當的行為，說說我們自己的心裏的話，或者說心聲也好，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還是簽了字，因為這件事也是拖了好久才給了我們壹個草草的解決方案，我們親屬是根本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嘛，如果不簽這個承諾就啥都不給我們。就說是我們不簽這個承諾，就不給錢我們。

　　所以現在，我們先簽了這個承諾，就把錢先拿到，然後把弟弟的後事先辦了。給錢的是我們縣的黨委政府和保險人，黨委政府出面解決，隨便給了 40 萬塊錢。 40 萬是安葬費和撫養費，贍養費全部加在壹起。但其實，我兄弟失蹤那段時間，我們自己去找人很花錢，光是找人的各方面經費就花了 30 多萬，而他們只給我們 40 萬。

　　雖然簽了這個所謂的承諾，但是我們不會閉嘴的，還會繼續說。我們希望，最後能夠給我兄弟壹個公正的解決。

　　血汗工廠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執行總結

　　中國勞工觀察自 2012 年起開始對惠州海格科技的工作條件進行調查，並於分別於2012 年、2014 年及 2015 年發布了調查報告。本報告是對惠州海格科技的第四份調查報告。

　　惠州海格科技是壹家國企控制的生產代工廠，主要供應給各大手機品牌，其中包括三星、OPPO、小米和 TCL。中國勞工觀察於 2012 年的初次的調查中揭露了海格科技存在著嚴重的勞工侵權問題，如雇傭童工、不支付學生工薪水及招聘歧視等的情況。自中國勞工觀察的首份調查報告和緊接著的跟進調查報告，海格科技有了顯著的改進：

　　至 2015 年，海格科技除了不再雇傭童工，也不再對應聘者的年齡或身體特征有招聘歧視；到 2018 年，海格科技更進壹步的改善了工作條件，例如不再對應聘者有性別歧視、加班不再是強制性的、工廠為工人購入社會保險以及工人不再承擔入職前體檢費用。

　　但海格科在壹些方面卻退步了。我們在 2015 年的調查中發現，工人會參加為其四天的上崗前培訓；但在我們 2018 年的調查報告中顯示，調查員只參加了少於 24 小時的上崗前培訓。2015 年的報告指出招聘過程已不再有年齡歧視，但我們 2018 年的報告卻揭露年齡高於 39 歲的應聘者未被錄用。除此以外，在 2015 年的時候，工人在簽署合同後的壹周內就會被派發合同副本，但在 2018 年工人卻面臨更長久的等待，需要等壹個月後才可以要求合同副本。

　　除了上述的退步的情況，還有長期以來壹直存在的問題，例如過度加班。據老員工所述，在 2017 年的下半年，有工人在壹個月內加班了 105 個小時，甚至有些工人連續上班 13 天。因為工人的底薪只有 1600 元，為了掙錢生活他們別無他擇只能加班，而且拒絕管理層的加班要求會影響他們的全勤獎。若在工作上遇到任何問題的時候，能讓工人匿名舉報的選項不多，投訴渠道唯壹只有三星的工人熱線。接受訪談的工人都表示沒有使用過工人熱線。投訴渠道不足導致工人無法如實反映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海格科技的勞工侵權概述：

　　招聘歧視：年齡高於 39 歲的應聘者未被錄用

　　上崗前安全培訓不足，並遠遠少於法律規定的 24 小時安全培訓時間。

　　辭職申請統壹安排在每周壹處理，導致工人無法在國家規定的三天內處理好辭職申請工廠不主動提供工人合同副本，工人必須自行開口要求招聘廣告聲稱工人可在壹個月內獲得 2200 元的底薪，但實際上工人所得到的底薪只有 1600 元工人若拒絕加班會被扣除全勤獎

　　滅火器沒有明確的檢查記錄

　　工人沒有被明確告知工廠的規則條例

　　雖然工廠內設有工會，但工人沒有被告知其作用。工人不清楚工會成員的身份，也不知道是否有工人代表或職工大會。

　　比起海格科技在 2012 年的狀況，他們在自身的工作條件和招聘過程都作出了無可否認的改進，甚至還采取了嚴厲的防範措施以避免雇傭童工。與此同時，海格科技在某些方面的退步及在投訴渠道等方面亦沒有作出改進，他們必須持續的在工作條件上不斷的作出改進。三星的全球行為準則的商業原則中提及了“我們遵守法律和道德準則” ，三星應當承認自己的其中壹家供應商工廠裏存有不足之處並采取措施予以糾正。雖然小米至今未曾公開過供應商行為準則或者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他們亦身肩無可否認的責任去糾正在我們的調查報告中出現的勞工侵權行為。

　　工廠簡介

　　惠州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隸屬於哈爾濱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屬的哈投集團，集團最早成立於 1965 年。惠州公司成立於 2008 年，系國有控股企業（國企），目前規模為壹萬余人。培訓講師說明：海格壹共九個事業部，分布在惠州不同地區，本次調查惠州陳江海格總部下轄的第壹、第五兩個事業部，第壹事業部做三星外發貼片組裝，第五事業部生產小米產品。1全名：惠州海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地址：廣東省惠州市仲愷高新區陳江海格路 1 號聯絡方式：法人代表： 關鐵寧 0752-5750098主要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數字音視頻編解碼設備，數字放聲設備（數字音響、車載影音產品），MP3，MP4，移動通信終端設備，電池，移動電源等。

　　主要客戶：三星、小米、OPPO、VIVO、龍旗、TCL受訪人數：約 50 人受訪者男女比例：4：1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聘要求

　　海格招聘廣告

　　根據招聘廣告中的信息，入職員工男女不限，需符合國家法定用工年齡，持本人第二代有效身份證原件應聘。調查期間，工廠正在招聘的崗位有：作業員、SMT 操作員、物料員、QC、IPQC、倉管員、保安、廚工、清潔工、技術員、儲備幹部等。

　　調查員與該廠招聘人員聊天時了解到，該廠不收籍貫為雲南曲靖、重慶巫山、湖北廣水的工人，原因是這三個地方的人愛打架。 如果有這三個地方的人來求職，招聘人員並不會直接拒絕他們，而是在填寫登記信息表之後，不使他們通過面試。

　　然而入職後，調查員了解到，廠內有湖北廣水人在此工作。訪談得知其為熟人介紹進入海格廠。由此可知，雖在原則上不收籍貫為雲南曲靖、重慶巫山、湖北廣水的工人，實際執行中有自由裁量。

　　在招聘大廳內，設置有測試手指靈活度的工具，專門針對 35 歲以上的求職者。

　　海格招聘人員的微信曾發布“好消息，海格第壹事業部放寬年齡到 39 啦” 。

　　海格並不像其招聘廣告中所稱的招聘要求很寬松，在實際招聘中仍然對特定年齡、地域求職者限制準入。

　　招聘程序

　　該廠西門外有專職招聘人員值守，發傳單，接受求職者的咨詢。求職者被詢問籍貫、工作經歷、是否有親友在海格或惠州附近。作答完畢，就算通過面試，招聘者填寫壹張復試通知單，發給求職者。

　　等到有大約 15 人通過了招聘者的面試的時候，招聘者會請保安打開大門，帶領求職者進入廠內的招聘大廳。

　　求職者依次排隊查驗身份證是否有效，接受復試。 復試問題包括工作經歷、是否有親友介紹進廠、體內是否有金屬（骨科鋼釘、種植牙）。作答通過後，工作人員會拿出幾張空白表格用訂書機釘在壹起，要求職者到大廳另壹側照著墻上的模板填表。

　　所填寫的表格有《員工求職登記表》、《身份確認承諾書》、《錄用條件確認書》、《入職聲明》、《加班聲明》。

　　填寫完畢表格，工作人員確認無誤後，求職者需在表格的簽名處按上手印，並且在壹樓大廳用指紋考勤設備錄指紋。

　　然後，到二樓入職離職辦公室拍照辦理廠牌。

　　在辦公室，工作人員給新員工發《新員工入職培訓須知》、《新員工入住申請表》、《惠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健康體檢表》，並且提醒說明天早上八點前到二樓培訓室門口打卡等待培訓。

　　考試結束後，新員工會領取到工作服、拖鞋，女工領取無鋼圈內衣。

　　廠服、拖鞋不收費，在辭職時回收。內衣不能回收，如女工在入職未滿壹年時辭職，廠方會扣除內衣費用，金額未知。

　　體檢完畢，就可以離開招聘大廳自由活動，到宿管辦公室辦理宿舍入住手續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入職聲明》第六項內容：“在此之前，公司已向本身出示了公司現有的各項規章制度，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清楚公司將根據情況不時更新這些制度，本人表示認同並且將對其予以嚴格遵守，如有違反將願意按照公司相關規章制度接受處罰”，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人向求職者出示公司的任何規章制度。

　　入職不扣押金、證件，體檢沒有收費。

　　崗位分配

　　調查員所在的車間調動頻繁，調查員在調查期間換了大約五條流水線，做過五個不同的崗位：手機屏幕安裝工序的工人、外觀檢測員、質檢 QC 員等。

　　未成年工

　　該廠在招聘大廳懸掛橫幅，不招收 16 歲以下的工人。暑假期間也不招收學生工、暑假工。

　　該廠部分工人來源於職業技術學校輸送的畢業生，通過詢問壹批來自四川達州的職校工人得知，工廠工人中有少量 17 歲左右的工人。他們的工作內容與壹般普工無異。

　　第五事業部有學生工，薪資為 12 元/時。不確定第壹事業部是否有學生工。調查期間在第壹事業部制造二科沒有打聽到學生工，上下班時觀察工人進出車間，也沒有學生模樣的人。與工人的聊天中得知，有工人在非工作場合在第五事業部遇到過學生工。

　　調查員認為，可能是三星對海格有相關要求，拒絕學生工參與三星手機生產。

　　體檢

　　體檢在公交車改裝的體檢車上進行。幾個護士在招聘大廳擺設兩張桌子，準備安排體檢。工作人員說，體檢表上蓋了「劉萌」章的人，可以不用繳費，直接開始體檢。

　　由於海格廠公布的緊急事務處理小組聯絡網——人員救護及送院——第壹聯絡人劉萌，調查員推測劉萌是海格廠負責人員醫療健康方面的管理人員。

　　當時等待體檢的人體檢表上都有蓋章，因此沒有人繳費，直接開始體檢（X 光胸透、抽血化驗）。

　　體檢表上若沒有蓋“劉萌”章的應聘者，需要現場交體檢費 30 元，然後廠方會報銷，補發在第壹個月的工資裏。

　　入職體檢只有兩項內容：胸部 X 光透射、采血化驗。在體檢車上，安裝有壹臺 X 光射線胸透設備，工人們排隊進入車內，掃描三秒鐘，然後到招聘大廳排隊體等待抽血。

　　抽血之後，體檢就結束了。檢測結果廠方不會主動發還，工人如果想要知道體檢結果，需要等待約壹個星期後，自行找工作人員索取。

　　入職培訓

　　入職培訓時間為壹天，上午培訓內容是海格廠的發展過程、部門設置、業務內容、願景方針價值觀企業文化、薪資結構、福利待遇、考勤紀律和用餐規則，時間約為三個小時。然後在上午十壹點時簽合同。下午培訓內容是質量管理體系 5S、安全教育（火災分類、滅火器分類、滅火方法），之後在社內教育訓練內容上簽字，時間約為兩個小時。

　　下午三點半閉卷測試培訓效果，70 分以上為合格。培訓免費，時間計薪。

　　入職當天晚上 18:30，進入第壹事業部車間內培訓室，接受了大約半小時的車間級崗前培訓，內容包括車間內各功能區域分布、操作電器設備的註意事項、戴靜電環、手指套，也需在教育培訓表上簽字。

　　6 月 8 日，各個拉長領到 11 頁《教育記錄表：員工安全教育檔案》，分別為：消防安全知識、化學品使用安全知識、節假日安全知識、職業健康安全知識、企業用電安全知識、生產安全知識、出行安全知識、環境與安全運行控制程序、春季夏季各種流行病的預防措施、惡劣天氣安全知識、性騷擾預防及處理技巧。6 月 11 日，拉長們要求工人在每壹張表上簽名後，就將安全教育檔案收回，實際沒有執行培訓教育。

　　試用期

　　工人試用期為壹個月，間接人員試用期為三個月，主管以上試用期為六個月。

　　離職

　　如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通知廠方，填寫辭職單。如合同期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通知。第壹事業部的辭職手續，統壹安排在每周壹辦理，因此即使某周壹或者周二提出辭職、填寫了辭職申請表交給辦公室，也必須等到下周壹，才能到車間內辦公室領取《員工離職辦理登記表》，開始辦理辭職的流程。調查員向辦公室人員詢問國家規定的是提前三天就能辦理，為什麽實際上不行。工作人員答復說這是第壹事業部的規定，不管提前幾天填表，都必須要下個星期壹才能辦手續，妳要是有意見，妳找老板改規定去。

　　辭職不結算工資。無論辭職、在職，工資統壹在次月 21 日左右發放到工人的銀行卡。

　　沒有離職體檢。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兩份《勞動合同》、壹張《職業危害告知書》在入職培訓當天上午十壹點左右發給工人，合同正文內的空白處已經被工作人員填寫完畢，工人只需要按照培訓老師的要求填寫合同封面的個人信息、在封底簽名、按手印，然後全部交還給培訓老師。培訓老師要求工人當場在《勞動合同簽收表》上簽字，但實際上工人並沒有收到合同副本。該廠不會主動發還合同副本，工人需要等待壹個月，自己到二樓辦公室索取合同。因調查時間有限，調查員未能獲取勞動合同副本。

　　簽署勞動合同的過程中沒有人對合同內容做過講解。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的款項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勞動合同的變更、解除和終止。

　　三、工作時間

　　每天正常工作為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每月工作 22 天。

　　每天加班 1.5 小時，周六、周日不加班，星期五偶爾不加班，每月加班總時長約 28 小時。旺季壹般在九月到十二月，周六需要加班。

　　訪談中有工人提到 2017 年下半年為了趕三星手機的訂單，有幾條線的普工月加班時長達到 105 小時。工作日加班 2 小時，每周六加班 10 小時，周日偶爾也加班，在調查中所了解到的最長連續上班時間為 13 天。

　　作息時間

　　上午（上半夜） 下午（下半夜） 加班

　　白班 8:00——10:00

　　10:10——12:00

　　13:00——15:00

　　15:10——17:00

　　18:00——19:30

　　夜班 20:00——22:00

　　22:10——0:00

　　1:00——3:00

　　3:10——17:00

　　6:00——7:30

　　下午四點半左右，拉長會做出安排，哪些人可以不加班，哪些人要加班。通常，臨時工可以自願選擇加班或者不加班，正式工必須要加班。有時，正式工不願加班的工人向所在流水線的拉長口頭通知，壹般可以得到批準。六月中旬，有工人以有事為由告知拉長不去加班，拉長訓斥道：“有事？妳想加就加、不想加就不加嗎？”，但最終該工人還是沒有加班。

　　拒絕加班安排，按照該廠規定不會遭遇處罰。但是第壹事業部的薪資構成中有績效考核項，績效考核分為 A、B、C、D、E 五個等級，由拉長等管理人員最終決定工人的績效等級。壹般情況下，大多數工人的績效等級為 C，少數資深工人可以獲得 B 等。

　　如果多次拒絕拉長的加班安排或者被視為頂撞管理幹部、不服從生產安排，有可能會被降低績效考核等級。績效考核的等級直接影響到工人的加班費計算基數。

　　每天的休息時間可以達到 10 小時。調查期間都是每周工作五天，周六、周日不加班，休息時間可以保證。工人每班次吃飯時間為壹小時。

　　壹般情況是，每三個星期白班和夜班對調，兩班制工人換班時有連續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

　　在組裝型號為 SM-G532M 三星手機的流水線上，每天的產量指標是 2044 個。在流水線各個機位設備正常運轉的前提下，可以在八小時內實現該指標。如果設備多次故障維修，就可能完不成指標。

　　制造二科的組裝車間有 16 條流水線，保持運轉的大約 10 條。如果不包含車間內的非流水線工人（物料員、QC、包裝工），大約有 300 人。夜班人數與白班基本壹致。

　　調查期間的觀察，組裝車間裏，不同機型、不同工作內容的流水線，產量指標不同。

　　有的流水線專門做主板元件、外觀、功能測試，指標約 2000 個。有的流水線專做成品機的功能測試，手機型號 SM-J727A 功能測試流水線，指標約為 2500 個，手機型號SM-G532M 的整機組裝流水線，指標是 2044 個。組裝成品機的流水線，有的是金屬機身，有的是塑料機身，有的手機後蓋可以打開拆卸電池，有的手機後蓋不可拆卸，其整機組裝難度、工序、需要的設備和人手各異，指標也不盡相同。

　　因為是兩班制，沒有提前上班、延時下班的情況。工時記錄通過指紋打卡機，車間內有十個打卡機，壹般不需要排隊。進入車間不安檢，出車間的時候需要排隊經過安檢門，此時排隊時間 3 分鐘左右，安檢門旁邊也有指紋打卡機，如果在安檢的時候打卡，排隊時間計入工資；如果在車間內打卡後再排隊安檢，則排隊時間不會計入工資。工時記錄會在每月中旬張貼在車間內的墻上，如果記錄有誤，可以在每月 21 日～30 日向拉長提出，要求行政人員糾正。每天上班前都開早會，下班偶爾開會，開會時間會計入工資。

　　早會壹般兩分鐘左右，內容為本班次生產哪款產品（主板、成機）、計劃產量是多少、該產品生產中需要著重註意的工序、可能出現的質量問題以及工作紀律。

　　偶爾會在上午下班前、下午下班前開會，內容為本日工作情況總結、用餐時間安排、加班安排，時間在 5 分鐘以內，開完會打卡吃飯。

　　四、勞動薪酬及福利

　　報酬

　　2018 年上半年第壹事業部普通工人月工資平均 2600 元左右，包含基本工資 1600 元、技能津貼 200 元、和全勤獎勵、績效獎勵、加班費、夜班補貼。臨時工月薪保底 3600元，若實發工資低於此金額，則由臨時工的中介補足差額。根據臨時工的描述，會補足差額。有個臨時工 5 月中旬進海格廠，該月上班不到半個月，發薪 1700 元。如果是正式工，同樣的工作時間，薪資不會超過 1300 元。

　　薪資為計時工資，1600 元/月（73.56 元/日），夜班補貼 7 元/日。根據工人描述，臨時工按照 15 元/時計薪，第壹事業部臨時工與正式工人數比例約為 1：1 。

　　加班費的計算方式是已 1.5*（基本工資+技能津貼+全勤獎勵+績效獎勵）/176 為基準，工作日加班工資為其 1.5 倍，雙休日加班工資為其 2 倍。績效獎勵有 ABCDE 五個等級，分別為 400 元、300 元、200 元、100 元、0 元。入職培訓老師特別強調，在沒有征得管理者同意下拒絕加班會影響到全勤獎。

　　該廠固定每月 21 日發放上月的工資，直接進入工人的銀行卡賬戶。該廠不發放實體工資條，需要工人下載手機 APP“掌上工資條”，註冊賬號，查看自己的薪資詳單。調查員因手機故障，未能成功下載 APP。扣款項目：住宿費、水電費、社保個人繳納部分、餐費，合計每月扣款約 500 元。

　　請假制度

　　根據該廠在食堂外宣傳欄發布的文宣，病假有工資，額度為惠州市日最低工資標準的80%。請病假必須有區級以上醫院出具的病假證明。

　　有帶薪看護假、產假、年假、婚假、喪假。看護假適用於男性員工，假期 10 天，需要提供結婚證復印件、準生證復印件、出生證明復印件。產假假期 98 天，需要提供結婚證、準生證、孕檢證明。婚假時長為晚婚者 13 天、其它情況 3 天，需要提供雙方身份證復印件、結婚證原件以及復印件。在該廠工作滿壹年，每年可有 5 天年假，10 年以上，每年可有 10 天年假。喪假有 3 天，需要提供戶口簿復印件、喪假需要的證明。

　　休假

　　法定節假日休息付薪。

　　社保

　　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廠方每月繳納 501.29 元，工人薪資中扣除 235.18 元。

　　福利設施

　　除了工廠食堂前有壹個籃球場，沒有其他福利設施。籃球是男工人在廠內除了抽煙打手機遊戲之外僅有的娛樂。

　　結婚、生育的在職工人可以獲得廠方 200 元的結婚禮金、200 元的生育禮金。

　　工人在生日的當月，可以領取壹個小蛋糕、壹個單肩包。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會提供食宿。該廠有兩個食堂，分別為壹號食堂、二號食堂。壹號食堂夥食費用為：早餐 1 元、午餐 2 元、晚餐 2 元，買飯窗口設置指紋打卡機記錄工人用餐時間、次數，每月結算餐費，從工資中扣除。

　　根據招聘簡章正面食宿條件（食堂川粵湘口味俱全，兩葷壹素壹湯；標準—早餐：1元/人，午餐/晚餐：2 元/人）的說明，該公司的用餐收費制度為：早餐 3 元標準（個人承擔 1 元、公司補貼 2 元）、中餐/晚餐 6 元標準（個人承擔 2 元、公司補貼 4 元），則為該廠提供用餐補貼，但是，此補貼是補給食堂的，不是補給工人的。

　　因此，如果工人的三餐都在食堂吃，廠方會從薪資裏每天扣除 5 元（1+2+2）的夥食費。如果工人不在食堂吃，廠方不會補貼工人夥食費。

　　在二號食堂用餐，不能刷指紋，需要辦理壹張用餐卡，充值後，每次購餐刷卡扣費，該食堂菜品質量相對好，但價格高於壹號食堂，也會供應面條、湯粉。

　　因為價格相對便宜，絕大多數工人會選擇在壹號食堂用餐。該食堂設置兩個無辣椒窗口、六個有辣菜窗口，提供的蔬菜種類還算豐富，但是肉類菜品常常供應不足，米飯供應充足，工人可自取。

　　在食堂用餐有時會遇到有蟲眼的辣椒，或者米飯裏有清潔球斷掉的鋼絲。

　　宿舍條件

　　該公司住宿標準如下：單身主管 2 人/套，主任級別人員 4～6 人/間，主任級以下職員6～8 人/間，直接員工 10 人壹間普通工人宿舍額定住十人，20 平方米的宿舍裏，放了五張雙層鐵架子床。有十個儲物櫃、壹臺空調、兩間淋浴兼衛生間，每間宿舍有無線網絡路由器，每層宿舍樓梯間設置壹臺飲用熱水器。宿舍二樓 202 房間安裝了十臺洗衣機，每次洗衣收費 3 元。住宿費每人固定扣 50 元。

　　水電費根據使用量全宿舍人員分攤，冷水 3.24 元/立方，熱水 10 元/立方，電費 0.89元/度，平均每人扣 20～35 元。

　　宿舍在廠區內，宿舍樓壹樓是食堂，門口是籃球場，宿舍樓東側 15 米處就是生產車間大樓。從宿舍內步行 2 分鐘可到車間內。

　　工人可以選擇是否在食堂就餐、在宿舍住。不在食堂就餐的，沒有補貼。不住廠裏宿舍，也不會提供租房補貼。有大量工人在工廠附近的城中村租房，壹室壹廳房租約300 元。城中村在三星電子廠東門外，從海格廠步行通勤需時 10～15 分鐘。

　　六、職業安全與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第壹事業部車間為封閉式，有中央空調控制恒溫 24℃，有送風設備，地面幹凈，無高分貝噪聲，空氣無異味，通道暢通。

　　車間內、宿管處有急救箱，都已上鎖，貼有藥品目錄，可以輕松打開。存放有害廢棄物的化學品倉庫，是壹間單獨封鎖的小平房，在車間大樓對面、招聘大廳旁邊，外墻有清晰標識，門口有滅火設備。

　　勞保用品

　　根據該廠的宣傳內容了解到，該廠生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化學品（酒精、PCB 洗板水、樹脂膠、錫膏、固體膠）、易燃易爆品（酒精、PCB 洗板水）、危險廢棄物（廢錫膏瓶、樹脂膠瓶，酒精、洗板水容器，廢油，含油抹布，含樹脂膠、固體膠、酒精、洗板水的抹布，5 號、7 號電池，手機電池），在第壹事業部組裝流水線大多數工人接觸不到以上物品，少量崗位的工人（手機屏幕安裝工序的工人、外觀檢測員、質檢 QC員）工作中需要用白布蘸酒精擦拭玻璃屏幕，可能會直接接觸到液體酒精，這些崗位的工人被要求戴手指套，保護手指。在組裝流水線，絕大多數工位的操作中不需要用到防護工具。手指套由流水線的物料員每天發壹次，裝到相關操作臺上的小盒子裏，工人自取。在作業指導書規定需要戴手指套的工位，廠方會嚴格要求工人必須戴手指套，並且每天多次安排巡檢人員，觀察工人是否戴手指套、靜電環，是否按照正確的作業流程規範操作。發現有不遵守作業規定的工人，會被要求到車間內的培訓室接受半小時左右的培訓，有的工人被要求抄寫作業指導書五遍。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員工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不確定是否存在。

　　工傷

　　沒有聽說工傷事故的信息。

　　七、消防

　　車間、宿舍的通道、緊急出口有清晰標識、照明充足、無雜物阻塞，緊急出口門沒有上鎖。廠區、宿舍區無易燃物品。

　　宿舍區、車間內滅火器普遍是二氧化碳滅火器（無壓力表），調查期間在車間內、宿舍走廊、廠區內查驗了十余個消防栓、滅火器罐，只有招聘大廳門口的消防栓有壹張點檢表顯示每月有定期點檢，其他消防設備上都沒有點檢表，無從判斷是否得到定期點檢。

　　該廠每半年舉行壹次消防演習，調查期間即有壹次，但是白班工人沒有參與，只有少部分夜班工人參加了，沒有打聽到演習的細節。

　　白班工人上班期間，正是夜班工人休息時間，在此時間演習（安排已經下班的夜班人員參加）不會耽誤生產進度。因為白夜班作息時間顛倒，兩班人員基本沒有機會見面交流，得不到演習細節相關信息。不清楚是否自願參加。

　　八、獎懲管理

　　該廠不提供員工手冊，也沒有發放任何規章制度，只在培訓中講師提到帶手機進車間會被處罰、多次考勤異常會被處罰，沒有詳細說明處罰內容。

　　車間外張貼的《安檢管理規定》在“違反規定的處罰”項目下也語焉不詳：“上報公司領導從嚴處理”、“依據公司有關規定酌情處置”。該廠的宣傳欄張貼的幾份處罰通告，將有盜竊行為的員工辭退、永久拉入黑名單，依據是《員工獎懲條例》的規定。但實際上工人們普遍沒見過該條例的具體內容。

　　在訪談中，有工人提到，她聽說介紹壹個人進海格廠，被介紹人做滿壹年的，介紹人拿 1000 元獎金，被介紹者拿 1500 元獎金。實際上沒有人見到相關規定條文。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入職培訓中提到該廠的工會成立於 2010 年。具體何人是工會成員、是否有工人代表、是否有開職工大會，沒有講。問資深工人、拉長，也都不知道。工人平時有問題找拉長，或者車間辦公室的管理人員。

　　投訴渠道

　　該廠沒有設置工人熱線，公布了緊急事務處理小組各個負責部門的聯絡電話。三星在該廠宿舍走廊、食堂門口、車間內公布了熱線電話。調查期間的訪談對象都沒有使用過該熱線電話。未知其他人在其他時間是否使用過。

　　十、其他

　　員工關系

　　上班時間去洗手間、喝水需要向拉長報告。下班後可自由進出宿舍。

　　沒有過罷工情況 。

　　調查期間訪談的工人基本不知道有這個溝通會，也不知道誰參加了溝通會。

　　下班時工人必須排隊通過安檢門，身上有任何金屬物體，都會觸發探測器警報，保安就會要求工人仔細檢查身上的物品，全部拿出來，重新過壹次安檢門。

　　如果有帶在身上的含金屬部件物品（廠牌、簽字筆、鑰匙），必須全部取出來放在安檢門旁邊的長條形盒子裏，人通過安檢探測後，再取回自己的物品。因為多數腰帶扣是金屬制品，導致排隊安檢的時候，許多工人不得不解下腰帶放進盒子，提著褲子通過安檢後再拿回自己的腰帶系上。工人進出工廠門口如果有背包或者箱子，會被保安要求打開，驗看裏面的物品。

　　客戶訪問及審計

　　沒有接觸到審計相關情況。

　　工人滿意度

　　工人壹般是由親友、同學介紹入職該廠。還有壹些工人，是從籍貫所在縣市（比如：

　　四川達州、陜西漢中、廣西玉林、河南、重慶）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被校方成批地安排到海格廠。

　　今年以來，每個月的薪水都在兩千五百元左右，加班減少，連續多個星期雙休，組裝三星手機的訂單越來越少，第壹事業部下屬的制造二科原本有二十多條組裝流水線，撤銷四分之壹，現在有十六條。不知道該部其他車間是否也有裁撤。

　　工人們在發薪日聚集在壹起抱怨連連，感嘆這麽點錢不夠花，根本存不到錢。調查員所在宿舍，發薪當天就有三個工人辭職離開惠州，到江蘇、到珠海等地求職。調查員所在的流水線有大約 4/5 的新員工，車間裏資深工人很少。訪談中相當多人流露出辭職的打算，包括兩個拉長。

　　調查員日記

　　上班的第四天，拉長又給我安排了壹個新的機位，操作自動鎖螺絲機，這個機位有四臺鎖螺絲機。鎖螺絲機通過電腦程序設置固定坐標，從螺絲排列機上自動吸附螺絲、定位螺絲孔、鎖緊螺絲，工人需要操作的步驟是：按下按鈕打開托盤、把流水線上已經安裝完成主板和後蓋的半成品手機放進治具托盤、蓋托盤罩、按下啟動按鈕將托盤移動到起始坐標位置、等待機器鎖緊全部螺絲（約 16 秒）、托盤彈出後按下按鈕打開托盤蓋取出半成品手機、長按手機電源鍵開機、把已經開機的半成品手機交付給下壹工位。拉長介紹了怎麽操作自動鎖螺絲機之後就讓我開始工作了。

　　上午剛開工的時候，需要等待前面幾道工序完成部件組裝、主板測試，再把半成品傳送給我，因此雖然我不熟練，也能跟得上節奏。大概過了壹個小時，前面工序傳來的半成品的速度就越來越快了。當流水線上源源不斷地傳送來等待鎖螺絲的半成品，我就必須同時操作四臺設備，以最快的速度裝、取手機，以免堆積太多半成品在我的工位。

　　如果這四臺設備全部正常運轉，能夠跟上流水線的節奏。但是這四臺設備很少會以最佳狀態全速運行，或多或少地會出壹些小故障，有臺設備會把螺絲鎖歪在螺母裏，有臺設備的電動螺絲起子口容易被堵住導致不能吸附螺絲、有臺設備鎖完某個坐標的螺絲後電動起子不能歸位、有臺設備的螺絲排列機轉動四次才能排上壹粒螺絲導致等待時間延長，有時也會其他方面的問題。每當出現問題，設備會持續發出滴滴的警報聲，需要我關閉機器，尋找原因，排除故障。大部分故障的解決方式就是重啟設備，當重啟也沒有效果時，我就只能叫拉長來處理了。在這個崗位，至少有三分之壹到四分之壹的時間是在重啟設備。壹邊操作還能運轉的自動鎖螺絲機，盡可能保障流水線的正常流動，壹邊還要檢查處理故障螺絲機，導致手忙腳亂、效率低下，常常堆積幾十數百臺沒有鎖螺絲的半成品在我的工位，因為流水線的速度是以所有設備全部正常運轉為前提設置的。

　　這個工位沒有設置座椅，工作時全程站立，時間壹久會感到腿腳酸脹。上午十點、下午三點，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這時可以找別的工位或者去車間的休息區坐壹坐，緩解疲勞。

　　因為食堂容量有限，容納不了所有人同時下班用餐，因此安排各個流水線輪班吃午餐，我所在的流水線吃午餐時間常常是 11:50～12:50。出車間的時候必須安檢掃描。

　　工人們排成三列經過安檢門，取出身上的鑰匙、圓珠筆、廠牌，解下皮帶，放在安檢門旁邊，過安檢後，再取回這些物品。每次體驗抽出腰帶、提著褲子經過安檢、重新系上腰帶的過程，都會感到尷尬，就像被當作犯罪嫌疑人而受到懷疑後的忐忑不安，我不確定這是否屬於人格羞辱或者精神虐待。壹天三次重復這樣的尷尬忐忑，迫使我下班後到商場買了壹條不需要系腰帶的長褲。

　　出了安檢，需要把工作服、拖鞋換下，存放到儲物間，再離開生產大樓，去食堂吃飯。

　　食堂就在生產車間樓十幾米外，到食堂時，往往已經人滿為患了，每個買飯窗口排隊有十米長。

　　排隊大約五分鐘，就能買到午餐，午餐壹般是兩個葷菜壹個素菜，菜的分量挺少，米飯倒是供應充足，所以不到十分鐘就能吃完。

　　收拾完餐盤，回到宿舍，吃根火腿腸或者牛肉幹，因為食堂的菜裏肉確實不多，我得自己補充點蛋白質。

　　洗漱之後，就回到生產大樓，換上工作服、拖鞋，進車間等待上班。中午用餐加上休息時間總共也就壹個小時，沒有時間午睡，所以回到車間打卡後，等待約十幾分鐘，流水線就又啟動了，開始四個小時緊張繁忙的工作。

　　操作自動螺絲機需要精神集中，因此下午就算感到疲勞也要因為工作的緊張而強忍住，到三點鐘休息的時候，才能找個凳子坐著。

　　下午用餐時間是 4:50～5:50，餐後壹般會安排加班。我所在的第壹事業部每天八小時的日薪是 73.5 元，這是很低的酬勞，因此工人們不得不依賴延長工作時間，掙壹點加班費，大部分工人被安排每天加班 1. 5 小時。拉長會在 7:20 左右停下流水線，要求工人們打掃工作臺的衛生、盤點登記剩余物料，就可以打卡下班了。經過壹天的緊張工作，下班後常常回到宿舍往往困倦不已，就直接睡覺了，睡到十壹點，醒來後洗漱壹番，繼續睡去。

　　執行總結

　　玩具在許多人的童年回憶裏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夏天的時候到遊樂場轉壹圈，您很大可能會見到這壹幕場景：小朋友們拿著 Nerf 槍互相追逐或手持迪士尼公主娃娃在玩過家家。在遊樂場見到的場景看起來或許很天真爛漫，但孩子們手中的玩具的制作過程並非如此的美好。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工廠位於廣東省韶關市，主要生產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的產品。這些品牌的代表商品包括備受大眾喜愛的玩具，例如上文提到的 Nerf 槍及迪士尼的公主娃娃等。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7 年 8 月展開了對旭日的第壹次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工廠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存在嚴重超時加班、招聘歧視及無有效工會等壹連串問題。讓人更為擔憂的是兩起旭日工人從工廠建築跳下的事件，事件釀成壹死壹昏迷的悲劇，進入昏迷狀態的工人在數個月後才恢復意識。

　　在這壹系列的侵權行為和工傷事件的背後是跨國企業的供應商行為守則所許下的承諾，他們許諾“在所有運作中都嚴守職業道德並承擔責任”

　　1和“做好防範措施，防治工作場所危害”

　　2，但似乎

　　這些承諾都沒有被履行。

　　工廠惡劣的工作條件在 2017 年被曝光後，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8 年 4 月再次展開了跟進調查，以查證工廠是否有在工作條件上作出改善。我們在本次調查過程中發現工廠作出了改善，例如提供急救箱給工人，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以及在消防措施上升級，但是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問題依舊沒

　　有得到改善。

　　持續存在的勞工侵權問題

　　· 存在招聘歧視的問題。擁有韶關戶口的工人不能應征臨時工，只能成為正式工。

　　工人需自行承擔入職前體檢，工廠不提供報銷。

　　上崗前安全培訓不足，培訓時間遠少於法律規定的 24 小時。

　　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75 小時，遠超過法律規定的 36 小時。

　　工廠的請假制度不明確。生病的工人無法請病假，只能請無薪事假。

　　工人沒有獲得充分的勞保用品。車間內雖然有張貼安全告示牌提醒必須穿戴護耳器具，但是工廠沒有配發棉線手套和廠服以外的東西。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工人也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培訓。

　　工人不知道工人代表是誰，也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

　　除了面對這壹連串不符合標準的工作條件，正式工每個月的工資大約只有 2600 元，臨時工的工資因為不繳納社會保險所以稍微高壹些，大約有 3100 元。相比之下，韶關市的平均工資是 65739元，月平均為 5478.25 元3。因此工人被迫依靠加班費以維持基本的生活生平，但這在工廠淡季時很難做到。

　　當小孩終於得到壹個盼望已久的玩具時所展露出的喜悅是無法估量的，但這份喜悅不應該以工廠工人的利益作為代價。大眾應嚴厲譴責這壹系列不公平的做法，而以上的品牌公司應確保其供應商有遵守及履行其供應商行為準則，並且迅速解決在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報告中所發現的問題。

　　公司簡介4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廠是香港旭日國際集團在韶關新建的壹家大型外商獨資企業。公司主要生產電子玩具、手袋、旅行袋、旅行箱、制衣等產品，產品全 部遠銷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公司創建於 2004 年，是韶關市政府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壹，目前也是粵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企業。 公司占地面積約 3900 畝。

　　工廠全名：韶關旭日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韶關市沐溪大道 26 號

　　聯系方式: 0751-8828888 陳錦銘

　　產品：塑膠五金電子玩具、服裝、手袋、背包、電子電視遊戲機、攝錄機、家電音響、文具用品、旅行袋、塑膠工模、遊樂車、紙箱、鞋類、紙制品、電池、電子產品、塑膠制品、包裝制品、醫療器械設備.

　　主要客戶：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員工總數5： 三萬。

　　工人人數： 27000

　　男女比例：3:7，根據在車間以及上下班路上的觀察推測，工人平均年齡當在 35 歲左右。裝配部門流水線的正式工人，幾乎都是是 40 歲左右的女工。

　　受訪人數：50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 3:2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旭日招工處的普工招聘信息：18 周歲以上的城鄉男女青年。

　　在韶關市西聯鎮上廟背村的壹份中介招聘信息上顯示，旭日玩具廠限韶關以外戶口加入。

　　調查期間確認，韶關戶籍者可應聘正式工，但該廠不招收韶關戶籍的臨時工。 當時問詢該廠多名老員工，說不出具體原因。有壹個說法是“不好管”，未確認。個人推測，可能是為了降低用工成本。

　　臨時工全部是移民工人，多數來自毗鄰縣市，以湖南郴州下屬各縣農村戶籍者為主。4 月13 日入職當天的培訓，正式工約 15%，其余都是臨時工。裝配車間，根據自己帶飯盒的人數估測，正式工可能有 50%。工廠宿舍內沒有插座，工人無法使用任何自帶電器，能自己做飯帶飯盒的人，肯定是有廚房的，也就是在外租房的人，而臨時工因工作時間靈活沒有租房的需求。

　　招聘程序：

　　自主應聘時，應聘者先到招工處大廳的文員處交身份證，身份證復印件三份存檔，證件照兩張，身份證原件掃描，未見扣押證件，工廠未向工人收費。

　　文員查看應聘者的文件了以後，沒有問話，直接發了壹張空白的工人職位申請表，填完後交給文員，就又發了壹張體格檢查表。次日體檢完畢，交體檢表給文員；發了壹張員工報到通知單。入職整個過程沒有被問。

　　臨時工壹般通過中介介紹進入該廠。向臨時工了解過大致的情況。入職流程與正式工人沒

　　有區別。

　　入職途徑：

　　A.自主應聘

　　B.中介輸入。

　　崗位分配：

　　工人的車間由招聘文員安排，具體崗位由拉長分配。同壹條流水線上的不同工位之間的調換，必須有拉長的許可。

　　未成年學生工：

　　未發現使用童工。未成年學生工的情況，主要來自對老員工的訪問。獲知暑寒假期間會招聘大量 16～18 周歲的學生工。2017 年暑假的學生工薪資是 10.5 元/時，未知是否有生活補貼，收入應略高於正式普工，低於臨時工。臨時工與學生工全部分配在裝配部，工作內容與正式工人壹致。

　　體檢：

　　入職體檢，指定在西聯鎮粵北第二人民醫院，費用 40 元，由工人承擔。

　　該院體檢內容，男性為兩項：抽血化驗、X 光胸透，女性多壹項：驗尿。身高、體重、視力部分工人自行填寫。

　　體檢結果能當天獲取，沒有離職體檢。

　　入職培訓：

　　培訓時間為上午 10:10～11:05，內容為介紹旭日玩具廠的組織架構、考勤制度、薪資福利、獎懲制度、辭職手續辦理、糾紛溝通渠道。培訓時間有工資。培訓室內的《新員工入職安全教育安排》完全沒有執行，形同虛設。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六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個月告知主管。

　　辦理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 合同沒有寫當日能結清。問老員工，基本是上午辦理辭職結算，下午工資到賬。調查員結束車間工作離開韶關是在星期六，當天各行政部門沒有上班，無法辦理手續，徑行離開，5 月 9 日再去辦理的辭工手續，交還廠牌、飯卡，當天下午收到工資。

　　沒有發實體的工資單，發了手機短信。

　　離職沒有難度，調查員向拉長提出辭工，拉長說自己沒有權力批辭工，應該找車間主管。

　　到車間辦公室，車間主管安排文員發壹張辭工申請表，當場填寫，交還文員，文員拿給主管簽字存檔。到下午下班時，文員發還壹張員工離廠記錄表，說三天後就可以結工資。辦理辭工手續，在辭工結算中心，交還廠牌，文員會拿出壹張表格，記錄有當天全部辭工人員的當月的考勤、薪資信息，找到調查員的名字，調查員在結尾空格內簽名確認。當天下午六點前，工資已經發到調查員的銀行卡中。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上午 8:30 應聘者憑《職員工報到通知單》到招工處壹樓大廳集合，排隊進入二樓培訓室，9:00 開始簽培訓簽到表，發空白合同，講解合同內容，簽訂合同，交合同，10:10 開始培訓，11:05 培訓結束，發合同副本。該廠簽合同，壹般為固定期限三年，比如調查員2018 年 4 月 13 日入職，合同終止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13 日。48 歲左右的人簽的合同，終止日期為她們的 50 歲生日。

　　合同內容：

　　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制度；合同變更；經濟補償；合同解除和終止手續；爭議處理；其他。

　　三、工作時間

　　上午 下午 加班

　　工作時間 7:45～12:45 13:45～16:45 16:45～18:45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制。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打卡機記錄工時。上班打卡不需要排隊，但下班打卡需要排隊 5 分鐘，該時間計入工資。

　　調查期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周六加班 10 小時。合計每月加班 75 小時。

　　根據老員工反饋，在暑假工較多的 6、7、8 三個月，加班時間有時會延長至 3 小時，19:45 下班。 加班自願，不想加班的工人口頭告知拉長即可。調查員所在的流水線，每天生產指標是 4000 個玩具槍，不易達到。

　　據了解，噴油、裝配、成型等部門沒有夜班，都是長白班。可能其他部門有夜班，未能接觸到了解相關情況的人。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工廠執行日薪制，工資結構為：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工人底薪 64 元/日，生活補貼 12 元/日，平時加班 12 元/時，周末加班 16 元/時，法定節假日加班 24 元/時。工人綜合月薪約 2600 元。

　　該廠沒有全勤獎。每月 15 日發工資條，確認上月考勤、薪資，20 日發上月工資。工資打到工人的中國銀行賬戶上。

　　臨時工薪資為時薪制，不論平時上班、周末，都按 13 元/時計薪。月綜合工資約 3100元。臨時工的生活補貼每周 70 元，直接打入旭日通卡（飯卡）。正式工人的工資條上，有 “增加款項——津貼” 欄目，就是生活補貼，每天 12 元，僅限上班日，周末、請假則沒有。

　　工人很少有升職的機會，偶爾有的人會成為拉長。根據拉長自述。她的月綜合工資，只比正式工多 28 元。調薪也只是在獎懲制度提到過，老員工沒有漲過工資。

　　請假制度：

　　因為該廠無全勤獎，工人請普通事假基本可以獲批。

　　該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婚假、喪假的相關制度。有工人因感冒發燒請假壹天，只能請事假。 請事假就算當天沒有上班。請假壹天，當天沒有工資、沒有生活補貼。

　　休假：

　　5 月 1 日為國際勞動節，放假壹天，當天有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享有為期五天的年假。

　　社保：

　　該廠為合同工購買社會保險，包含五個險種：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工人繳納264.86 元，廠方繳納 586. 46 元。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

　　調查員註意到買社保的正是工人壹般為中年女性，因為她們希望能長期穩定地工作到退休，領取退休金，然而沒有買社保的正式工壹般是青年男性，對於該廠的低工資感到很無奈，有辭職的念頭。

　　福利設施：

　　該廠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觀影廳、KTV廳、圖書室。KTV 廳在 7 號食堂三樓，桌球室、觀影廳、乒乓球室、圖書室在 3 號食堂三樓。籃球場、KTV 室是工人下班後常去的地方，其他設施使用者較少。圖書室辦公桌旁邊貼有圖書館理規定，工人只能在圖書室內瀏覽，不能辦卡外借圖書，職員交 50 元押金可辦卡借書壹本。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食堂、宿舍在生活區內。A 區開放兩個食堂；E 區建有五個食堂大樓，目前啟用三個：3號食堂、6 號食堂、7 號食堂。3 號食堂壹樓、二樓面向工人開放，菜品比較豐富，微辣為主，每餐價格 4.5 元起。7 號食堂二樓每餐 7.5 元。

　　6 號食堂為 “職員食堂” ，不對工人開放，調查員試圖在該食堂購買午餐，食堂工作人員檢查廠牌後，說： “這裏是領導食堂，妳不能在這裏買飯吃。” 經觀察，6 號食堂菜品迥異於其他幾個食堂，以清淡的粵菜、燉湯為主，沒有放辣椒。

　　因為中午時間有限，在外租房的工人壹般會自帶午餐，省去往返食堂、排隊買飯的時間，可以在車間外面打個盹，睡壹個午覺。

　　宿舍條件：

　　旭日玩具廠生活區與生產區緊鄰，從車間到宿舍，步行約 10 分鐘。有門崗值守，需刷廠牌出入。臨時工住宿舍，只有少量的正式工住宿舍。

　　該廠宿舍有電風扇、衣櫥、陽臺、蹲廁、洗澡間，但是洗澡間無水管、花灑、衣帽鉤，不能淋浴，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在陽臺的熱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4 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壹般住 4～6 人。宿舍內沒有空調。

　　在該廠宿舍居住的工人，需要繳納住宿費、水電費，每月約 50 元，在工資中扣除。

　　六、職業安全與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裝配部門為開放式車間，無空調設備，窗戶上安裝有風扇。調查期間，調查員遇見有人更換排氣扇。車間整體環境幹凈、衛生；各通道暢通。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出辦公室使用。

　　勞保用品：

　　裝配流水線上裝配工人壹般不會接觸到毒害物質，其他車間，根據培訓講師描述，噴油部會接觸到油漆，需要戴防護口罩，要定期體檢，且噴油部的生活補貼是 16 元，高於裝配部門。但調查期間沒有接觸到噴油部門的人。

　　車間油倉門口張貼有毒害物質警告標誌，丁酮、DSP8160A 助劑、環己酮、白電油、異佛爾酮、異丙醇、甲苯、二甲苯、甲醇、丙醇。

　　油倉門平時不打開，偶爾有人進出取用物品，但沒有防護措施，沒人戴口罩、防護眼鏡。

　　裝配工人的勞保用品，只有壹雙棉線手套，每周發放壹雙。工廠發兩套藍色的長袖廠服。

　　制服是免費的，辭工時退還給車間辦公室。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配發護耳設備。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人普遍不知道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調查期間也沒有聽說這個名稱。

　　工人入職培訓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全方面，車間也沒有做任何培訓。

　　工傷：

　　在調查期間，調查員沒有發現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提示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車間內塑料玩具、零部件、包裝紙盒都是易燃品。車間具有禁止吸煙的標誌以及天花板上噴淋管網。

　　3 號食堂三樓的幾個消防栓、滅火器，沒有做到定期檢查，不僅檢查日期被塗改，而且沒

　　有 2018 年的檢查記錄，可推測此處的消防設備至少半年沒有檢查過了。

　　根據老員工回憶，工廠每年會安排消防演習，展示怎樣用滅火器、消防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參加的，是隨機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有工人入職四年多，只被抽到過壹次參加消防演習的機會。

　　八、獎懲措施

　　該廠對工人的獎懲制度是扣分制，每人進廠時默認滿分為 10 分，根據違紀情況扣分，扣分達到 10 分以上就開除。

　　扣分雖然不會扣薪水，但會減少升職、加薪的機會。

　　該廠連全勤獎也沒有，其他獎勵更是聞所未聞，只有舉報盜竊、破壞的壹個獎勵通知。

　　該廠也不會在傳統節日向工人發放慰問品：端午節不會發粽子，中秋節不會發月餅。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該廠在招聘大廳、宿舍樓道、車間走廊都張貼了工會代表名單。問詢老員工，都不清楚工會代表怎麽產生的，因為她們沒有投票過，也不曾開職工大會。

　　員工關愛熱線的電話也貼在車間醒目位置。該熱線能打通。工人有問題會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十、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4 月底，車間通知，有客戶驗廠，流水線的拉長給工人開早會，提醒工人維護自己工位的整潔。4 月 25 日，車間辦公室人員在打卡機旁張貼工人熱線電話的告示、在流水線各工位掛上新打印的作業指導書。

　　工作環境：

　　工人進出廠不會被搜身，但如果工人背包出廠，會被保安用探測儀掃描。

　　工人滿意度：

　　工人在求職網站上反饋曾遭管理層辱罵，該廠薪水較低，壹天工作十小時，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合計 100 元，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難以有所積蓄。工人期望能掙三千以上。韶關戶籍的工人聲稱，很想做臨時工，多掙壹點錢。

　　工人認為工作時間太長，下午上班會困；期望中午有足夠休息時間。

　　正式工在旭日工作的，主要是韶關本地戶籍的農村女性，她們選擇旭日，主要是該廠穩定、工作門檻低（玩具裝配工作對視力、雙手靈活度要求都不高）、有社保，如果能做到退休，可以拿退休金，獲得壹定程度的養老保障（中國農民普遍沒有退休金）。

　　臨時工在旭日工作的，壹般是湖南郴州下屬縣市的農民子弟，由當地熟人帶到韶關打工，有事做、有錢掙就行，進入哪個廠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談不上他們“選擇”旭日玩具廠。

　　調查員日記

　　早晨 7:40 左右到車間打卡，7:45 之前必須到各自的工位，開始壹天的工作。我的工位在流水線的最末端，內容主要是堆疊已經封箱的成品到卡板、登記產量，為紙箱蓋印，有時給紙箱貼標簽。

　　我所在的裝配流水線是做玩具槍的，壹天的目標任務是 4000 個成品，四只玩具槍裝壹個紙箱，每個卡板需要堆 108 箱貨，平均壹小時堆滿壹個卡板。玩具槍是塑料產品，裝箱後也不重，總體來說這個工位不算累。

　　但是因為自動封箱機只封紙箱中軸線，有的訂單需要把紙箱所有的縫隙都封上，那就需要在紙箱通過封箱機後，我再手動封箱，用透明膠帶封好剩余的四個邊。手動封四個邊的速度當然比不上封箱機的封兩邊的速度，因此常常會堆貨，在流水線下貨慢的時候再趕時間封。遇到這種訂單，就比較累，需要連續壹個多小時手腳不停封箱、堆箱，很少有時間休息。

　　上午的上班時間是 7:45~12:45，五個小時整，因為早餐壹般吃不了多少，所以在中午十壹點多會感到餓，有些經驗豐富的老員工會帶壹些餅幹、水果，放在飲水處，趁著上廁所或者去喝水的空兒，悄悄吃壹點零食。剛開始幾天，每到十壹點半左右，就又累又餓，沒什麽氣力。幸好流水線上的工人也餓得沒什麽勁頭，手腳會慢下來壹點，不至於堆太多箱子。

　　到 12:43 左右流水線就會停下，工人們擁擠到車間的兩個打卡機排隊。

　　壹個車間 6 條流水線，每條流水線大約 60 個工人，整個車間大概有三百多人，排隊打卡需要五分鐘左右。打卡後步行五分鐘到食堂，中間需要穿過壹個門崗，又得排隊刷廠牌，到食堂後還得排隊五到八分鐘分鐘才打得到飯。

　　吃過飯後，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就要回到車間上班，這樣導致下午三點多的時候很困，經常有人打瞌睡。有時候看到旁邊流水線的壹個裝箱工人站在操作臺旁邊就睡著了。

　　為了避免下午打瞌睡，大量工人會選擇不去食堂吃飯，省去來回走路、排隊的時間。他們早上自己帶飯到車間，存在車間外面，中午下班就直接在車間附近吃，吃完飯才壹點鐘，這樣他們可以擠出半個小時來午覺。

　　因為車間大門在中午打卡後就被辦公室人員鎖起來了，工人並不能到車間工位睡午覺，只能在車間外面找地方。有的工人直接躺地上就睡著了，有的會躺在空的塑料籃上，有的坐在卡板上打盹，有的靠著墻根睡覺。能自己帶飯、有空睡午覺的，只能是在廠外租房的老員工，可以自己做飯。新員工往往不會租房，也只能吃食堂。所以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常常看到工人們打瞌睡，壹邊手上的動作不停，近乎機械的勞作。

　　到下午五點鐘左右，拉長會統計產量，估算到下班時能不能做到 4000 個貨。如果做少了，這個時候拉長就會催促整條流水線的人，要大家手腳快壹些。這時就是壹天中最忙累的時候，壹箱箱貨不停地滾下封箱機，封箱、堆箱必須聚精會神，飛快地進行，直到下班前五分鐘。因此到下午下班的時候，往往會有氣無力，沒有精神。剛開始幾天，下午很困，下班後直接回宿舍睡覺，睡醒才去食堂吃晚飯。

　　2017 年與 2018 年的工作條件比較

　　2017 2018

　　招聘 旭日工廠的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

　　齡介於 18-45 歲的男女員工。

　　自從 2009 年的韶關事件後，工廠不再

　　招收來自新疆的應聘者。

　　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齡介於 18-48 歲

　　的男女員工。48 歲左右的應聘者所簽署的

　　合同，終止日期為他們的 50 歲生日。

　　旭日工廠的正式工只限韶關戶籍者應

　　聘；臨時工則不招收韶關戶籍的應聘

　　者。

　　學生工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大量招用

　　年齡介於 16 至 17 歲的學生工，學生

　　工的工資是每小時 10 元。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招收大量的學

　　生工，學生工的工資為每小時 10.5 元。

　　體檢 工人共有兩次體檢，分別是入職前

　　後。體檢費為 40 元，由工人自行承擔

　　工人有壹次入職前體檢，費用是 40 元，

　　由工人承擔。

　　入職培訓 工人出席壹個為時三小時的培訓課

　　程。培訓時間未計入工資。

　　工人上崗前出席壹個不足壹小時的培

　　訓課程。培訓時間有計入工資。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

　　為 6 個月。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 6

　　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至壹星期通

　　知；合同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

　　辦好離職程序後，工人次日可以結清

　　工資。工資在辭工後的壹周內到賬。

　　工廠不向辭職工人提供工資條。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

　　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

　　個月告知主管。

　　完成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離職

　　後，調查員通過手機信息收到工資

　　單，而工資也在離職當天下午到賬。

　　勞動合同 培訓人事員要求工人必須填寫“本人自願申請廠方在空余時間安排加班”

　　的條款。

　　沒有提及自願加班的條款

　　工作時長 正常工作為每天 8 小時，每周工作 5天，每月工作約 26 天。

　　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加班的工時經

　　常沒有被計入工資。此外，工廠也規

　　定工人上班時必須提前 15 分鐘內完成

　　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制，每周至少

　　休息壹天。工人上班考勤打卡時不需要

　　排隊，但下班打卡時需排隊五分鐘，該時

　　間有被計入工資。

　　打卡，但是這 15 分鐘並沒有被計入工

　　資裏。

　　加班 淡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10 小

　　時；旺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40

　　小時。選擇不加班的工人必須提交書

　　面申請，並且經過車間主管的同意後

　　即可。

　　在 2017 年的 9 月份，工人被迫連續上

　　班 13 天。多數工人在該月內只有兩天

　　的休息日。

　　調查員工作時是該工廠的淡季。調查期

　　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 到

　　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工人平均每月加班 75 小時。選擇

　　不加班的工人，口頭告訴拉長即可。

　　勞動報酬 工人的平均工資是 3000 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按工時計算，正常工作時間為每小時

　　8 元，平日加班費為每小時 12 元，周

　　六周日全天的加班費為每小時 16 元。

　　對於正式工人，工廠執行日薪制，其中包

　　括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平日加班每小時 12 元，周末加班為每小

　　時 16 元，法定節假日加班為每小時 24

　　元。工人的工資每月大概 2600 元左右。

　　臨時工的工資為時薪制，不論平日還是周

　　末上班都按每小時 13 元計算，每月平均

　　工資為 3100 元。

　　請假制度 據員工說，工廠只有工傷原因允許請病假，工資按基本薪標準每日 64 元發放。請病假需要醫院的證明以及報

　　告，向工廠提出書面請假，經主管簽

　　字同意後即可。

　　工廠未按合同規定向員工提供帶薪婚

　　假、產假和喪假。

　　該工廠無全勤獎，所以工人請普通事假基

　　本都可以獲批。工人請假當天沒有工資。

　　工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喪假的相關制

　　度。感冒發生的工人想請病假壹天卻只能

　　請事假。

　　休假 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以在春節期間獲

　　得 5 天的年假。法定節假日工人享有

　　補償。

　　工人五月壹日享有勞動節休假，當天可獲

　　得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

　　以獲得 5 天的年假。

　　社保 工廠不為工人繳納社保。 工廠為合同工購買社保。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但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工人繳納 264.86 元，廠方繳納

　　586. 46 元。

　　福利設施 工廠為工人提供籃球場、羽毛球、乒乓球、圖書室、桌球室、卡拉 OK室、電腦室等。

　　該廠的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

　　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

　　觀影廳、KTV 廳和圖書室。

　　夥食條件 食堂提供的夥食質量差，工人覺得價格較貴。工人每個月的夥食費平均600-700 元。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

　　人開放。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人開

　　放。

　　住宿條件 宿舍包括水電費每月 50 元，沒有水管或者任何洗浴設備，工人洗澡洗漱全都是在楊濤。選擇在外租房的工人，

　　平均每個月房租和水電費大概在 300

　　到 500 元之間。

　　宿舍費每月 50 元。宿舍有洗澡間但沒有

　　水管，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到陽臺的

　　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職業安全

　　健康

　　調查期間沒有發現工廠環境健康安全

　　委員會。工廠在工作期間只給工人提

　　供口罩作為勞保用品。

　　很多工作崗位都會接觸到有毒或化學

　　物質，但這些工作崗位的工人往往沒

　　有得到任何勞保用具或者防護措施，

　　工廠亦沒有對有毒化學品的使用方法

　　進行詳細說明。學生工也被安排在有

　　職業危害的崗位上。

　　車間和宿舍內並未發現急救箱。車間

　　沒有空調，壹些通風設備和機器設備

　　都沒有定期接受檢查。

　　調查期間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

　　會。工人入職培訓也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

　　全方面的。

　　裝配部門的工人每周得到棉線手套壹雙。

　　工廠給每個工人免費發兩套藍色的廠服。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

　　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

　　配發護耳設備。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

　　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

　　出辦公室使用。

　　工傷 A11-2 裝備部的劉春波，在車間工作

　　時不小心滑倒導致左腿骨折。廠方付

　　了 8000 元的醫療費，但只批準了壹個

　　月的帶薪工傷假，逼得劉春波只能選

　　擇辭職離廠。

　　楊宗方遭工廠開除後從工廠建築跳

　　下，當場斃命。但是他的家人只得到

　　了 130,000 元的補償金。

　　調查員在調查期間沒有發現任何工傷事故

　　林金華從工廠建築跳下，導致他進入

　　了昏迷狀態。廠方負責繳納他的醫療

　　費用。

　　消防 大部分車間及樓道出口都堆放著大量

　　物品及雜物，阻塞通道。

　　宿舍區緊急出口有標識、照明充足，

　　未發現雜物阻塞，緊急出口沒有上

　　鎖。

　　調查期間未見到消防演習，詢問過的

　　很多工友也不清楚。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標

　　誌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工廠每年都會安排消防演習，但都是隨機

　　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

　　獎懲管理 報告內沒有提及 工廠沒有任何獎勵措施。獎懲制度是扣分制，根據違紀情況扣分，累積罰分達到 10分以後就開除。

　　工會 沒有發現工會或者工人代表。工友往

　　往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調查員發現工廠內貼有工會代表名單的海

　　報，但受訪的工人表示沒有給工人代表投

　　過票。

　　投訴渠道 工廠沒有提供工人熱線號碼給工人，調查員多次嘗試聯系該號碼都沒有打通。

　　工廠設有意見箱但未有工人使用過的

　　跡象

　　工人熱線能打通，但是工人有問題會

　　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工人待遇 調查員曾目擊工人被辱罵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客戶訪問及審計

　　受訪的工人表示，客戶驗廠前會先讓

　　工廠知道，好讓工廠準備應付方法。

　　車間開早會通知工人有客戶要驗廠

　　執行總結

　　時至今日，大多數玩具都是在中國制造的，它們是全世界兒童夢想的源泉。然而，創造這些夢想的過程仍然是壹個噩夢。過量的加班時間、與危險化學品的接觸以及勉強維持生存的工資是三個最大的問題。該報告揭示了四家工廠的侵權行為，其中包括最大的玩具品牌孩之寶、迪士尼和美泰、以及 Simba Dickie，Schleich 和 Ravensburger 等德國制造商。該報告指出了惡劣工作條件存在的原因，並呼籲跨國公司在生產供應鏈中承擔責任，以打擊這種剝削。

　　危及工人的嚴重侵權行為

　　為了呈現工廠工人的惡劣工作條件，中國勞工觀察今年 4 月至 9 月間派出臥底調查員進入四家工廠：東莞利法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東莞興利五金塑膠有限公司、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和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工廠為各種跨國公司生產產品，包括孩之寶、迪斯尼、美泰、辛巴迪基、施萊希和雷文斯堡。 調查顯示共有 23 項侵權行為，最嚴重的侵權行為如下：

　　· 在生產高峰期，盡管中國勞動法規定加班時間不超過每月 36 小時，但工人每月的加班時間仍介於 80 至 175 小時之間。

　　· 工人沒有參加法定的 24 小時崗前安全培訓。因工人沒有參與該有的培訓，他們無法得知他們所接觸到的有毒化學品，也不知道如何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 工人可能在接觸到有毒化學品，或噪音和灰塵較多的環境中工作，但他們並沒有被提供必要的防護設備。

　　· 缺乏工作前體檢。如果沒有體檢，工人很難證明職業病是因為在工廠工作所導致的。

　　· 工人被要求簽署空白合同。他們沒有聽到對合同的解釋，也沒有收到合同副本。

　　· 惡劣的生活條件。8 名工人被分配到工廠宿舍的壹個房間，有些浴室沒有提供熱水。

　　· 未依法購買社會保險。中國勞動法要求雇主按照既定繳費率購買社會保險和繳納工人的住房公積金。

　　· 缺乏代為工人爭取權益及正常運作的工會。

　　· 缺乏有效的申訴渠道。當工人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時，他們壹般選擇辭職或隱忍。

　　工廠之間的工作條件差異

　　鑒於中國經濟的壹部分主要基於體力勞動，過度的工作時間是在工廠裏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是，四家工廠工人加班加點的情況有所不同。華登的情況最為極端：工人每月工作時間最高可以達到175 小時，而在八月份只有壹個休息日。如果裝配線調整為生產新的產品，工人必須加班以達到生產配額，但他們不會得到額外的工資。在旺季期間，休息時間部分縮短，工人在 21:30 打卡，但之後繼續工作。此外，利法寶要求每月加班 104 小時，興利要求每月 96 小時，鎮泰則要求每月80 小時。這顯然超過了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每月加班最高限額：36 小時。

　　由於工廠的工資計算方式非常復雜，所以工人壹般都無法理解。最終工資包括基本工資（通常相當於最低工資）、加班時間以及許多其他扣除和補貼。壹個名為“勞動力”的非政府組織在 2017年時計算得出，廣東省壹戶人家的生活工資在 6900 元到 7500 元之間。假設在壹個家庭裏有兩個賺取生計的成年人，壹個工人必須每月至少賺取 3450 元至 3750 元以維持生活。然而，現實情況與此大相徑庭。 在非旺季期間，工人的月工資接近基礎工資：鎮泰 2100 元人民幣、興利 1800 元人民幣、利法寶 1720 元人民幣、華登 2000 元人民幣。這些工資遠低於維持體面生活水平所需的工資。因此，在旺季期間，工人除了過度加班以賺取生活工資之外別無選擇。在華登，工人平均收入為 3000 至 4500 元人民幣、利法寶 4000 元人民幣、興利 3500 元人民幣、鎮泰 2900 至 3500元人民幣。如果我們根據壹個家庭中有兩個賺取收入的成年人的假設來計算維生工資，工廠裏的工人必須兩個人都加班工作才可以維持基本體面生活的工資。但維生工資的定義是每個家庭裏只需壹名成年人正常上班就能養活全家。

　　除了工資和加班，在生活條件和職業安全這些重要的問題上，工廠之間也存在差異。在華登和利法寶，8 到 10 名工人擠在狹小的宿舍裏。而鎮泰和興利，只有 2 到 4 名工人共用壹個房間。由於淋浴間沒有提供溫水，工人只能用大水桶搬運溫水洗澡。

　　工人的職業安全也是壹個問題。 嘈雜的註塑車間裏，稀釋劑、溶劑和膠水被使用後散發的強烈氣味刺激著工人們的鼻子和皮膚，塑料熔化時也會產生有毒煙霧，但工人們卻不了解這些化學用品的毒性。工人在沒有明確的安全指示和保護的情況下操作機器，很容易造成嚴重的事故。盡管安全培訓和定期的健康檢查至關重要，但華登、利法寶和興利都沒有告知工人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也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防護服。相比之下，只有鎮泰相對重視工人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為什麽這些侵權行為還在持續發生？

　　中國工人的權益沒有得到改善的原因有三個方面。

　　1）跨國品牌公司的價格壓力

　　國際品牌公司不承認它們對供應鏈中人權侵犯負有責任。品牌公司通過使用具有激烈價格競爭的短期合同和在短期內改變訂單，來壓制工人的聲音。

　　國際品牌公司對於在它們的供應鏈裏出現的人權侵犯事件中不承擔任何的責任，但這些品牌公司卻在剝削工人權益的情況裏扮演著最活躍的角色。品牌公司通過使用具有激烈價格競爭的短期合同和在短期內改變訂單，來壓制工人的聲音。

　　每年許多公司都會要求玩具工廠增加生產配額，同時降低生產成本。例如，在 2017 年，100 個孩之寶和美泰玩具的生產成本為 100 美元。 然而，在 2018 年，孩之寶和美泰要求工廠用 100 美元生產 105 個或更多數量的相同的玩具。對於同壹產品，品牌公司將找到兩三家玩具工廠參與訂單收購，而生產成本最低的工廠將獲得最多的訂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廠無法降低制造過程中使用的材料成本，他們只能將降低生產成本的負擔壓在中國工人的身上。

　　在華登工廠，生產迪士尼 Princess Sing 和 Sparkle Ariel 玩偶的包裝部門的工人每天生產約1,800–2,500 件玩具，每月工作 26 天，每月收入約 3000 元。工人每生產壹個玩偶可賺 0.01 美元。 目前，迪士尼的 Sing 和 Sparkle Ariel 玩偶在亞馬遜上的零售價為 34.99 美元。 華登的壹名工人只賺取了他們所生產的玩具市場價值的 0.031％。壹些在工廠的包裝部門和生產部門的工人也有份生產迪士尼 Princess Sing 和 Sparkle Ariel 的產品，但工人們從每個玩偶的身上只賺取了 0.75 美元。

　　2）中國對工人權益保護的缺乏，壹種競爭優勢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有所增加，對工人權益保護的缺乏也可以理解為中國玩具業的競爭優勢。

　　在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工人擁有以罷工對抗不公平的勞動條件的權利。 反觀中國，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雖然這並沒有阻止多年來陸續爆發的罷工，但它們大多數受到了嚴厲的壓制。

　　在中國工廠所成立的工會沒有任何的實際目的。盡管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工廠級工會的建立，但它們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該工會基本上是中國政黨的壹個部門，因此用來維護政府的利益而不是真正代表工人的權益。盡管目前許多工廠都有工會，但是這些工會不得不面臨由人力資源部或總務部的高層來接手管理工會。此外，由於工會領導不是由工廠工人選舉產生，而是由工廠管理層任命的，所以工會並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很難捍衛工人的權利。沒有自由獨立的工會和有效的投訴機制，工人的權利無法受到保護。

　　3）反復違反相關法律

　　中國的勞動法有很多規定，但工廠會試圖規避或違反這些規定，因為違反此類法律的相關成本很低。例如，中國勞動法把工人的加班時間限制在每月 36 小時。 然而，工廠經常讓工人加班超過80 小時。壹些工廠將要求當地政府實施全面的工時制度，這樣壹來，它們就可以合法規避加班，每年為工人分配高達 432 個小時的加班時間。 由於違反加班時間相關的法律不會受到懲罰，許多工廠甚至沒有申請綜合工時制度。此外，中國法律規定，工廠應根據工人工資總額購買退休保險和工人住房公積金。 雖然中國政府的重視使得情況有所改善，但許多工廠依然未依法購買社會保險。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的工廠按工人的基本工資計算繳費，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實際上會損失壹半的福利。 此外，移民到另壹個省的工人必須在那裏工作很多年才有權領取退休福利。 因此，如果工廠關閉或工人希望換工作並搬遷到另壹個省，他們將無法申請退休福利。 由於工人的離職率如此之高，辭職的工人無法要求工廠對工資差異做出解釋。

　　中國法律規定雇用學生工人和派遣工人是有限制的。例如，學生工人每天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並且只能在與其專業相關的領域工作。但是，實際上學生工人很有可能做與普通工人相似的工作。在旺季期間，派遣工人的數量往往超過 10％的法律規定。 派遣工人在與代理機構簽訂合的同時更容易受到剝削，任何不滿或爭議都由代理機構處理。 派遣工人通常收到較低的工資，而代理機構則不會給工人的社會保險繳款。

　　中國法律的另壹項要求規定，雇主必須給工人提供上崗前培訓，其中包括小組，車間和工廠級別的崗前培訓以及使用新材料或新機器時的安全培訓。中國法律中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

　　主要針對女性工人的權益，包括不允許懷有身孕超過 7 個月以上的女工加班或上夜班。鑒於訴訟費用對工人而言過高，工人通常不會因非法行為起訴工廠。

　　結論

　　中國勞工觀察對玩具工廠進行了近二十年的調查，然而，今年的調查揭示了在中國玩具業持續發生的問題。 品牌公司仍然希望將利潤最大化，並通過使工廠相互競爭以達到最低的生產成本來實現這壹目標，最終導致對工人的剝削。

　　我們呼籲從這些工廠獲取勞動力的品牌公司真正致力於改善工作條件，來解決玩具業中猖獗的侵權行為。多年以來，工人源源不斷地創造了公司的利潤，卻不得不繼續在公然侵犯其權益的工廠繼續辛苦勞作。需要進行重大改變的不僅是品牌公司的采購模式，還有它們在與供應商合作時確保工人權利受到保護的方法。

　　侵權事項壹覽表

　　華登（河源）玩

　　具制品有限公司

　　鎮泰（廣州）

　　實業有限公司

　　東莞利法寶玩

　　具制品有限公

　　司

　　東莞興利五金

　　塑膠有限公司

　　雇傭歧視* x

　　沒有為所有工人提供入

　　職前體檢

　　x x

　　非自願加班* x

　　過度加班* x x x x

　　工廠虐待工人 x x

　　工廠沒有向工人解釋合

　　同內容

　　x x x

　　工廠虐待工人 x x

　　工廠沒有向工人解釋合

　　同內容

　　x x x

　　工廠沒有履行勞動合同

　　*

　　x x x

　　工廠沒有提供 24 小時

　　的崗前安全培訓*

　　x x x x

　　工廠沒有向工人提供防

　　護設備*

　　x x

　　工廠缺乏足夠的職業健

　　康安全的防範措施*

　　x x x

　　居住條件差 x x

　　工廠車間存在火災隱患

　　*

　　x

　　未依法購買社會保險* x

　　缺乏獨立運作的工會 x x x x

　　缺乏有效的投訴渠道 x x x x

　　工人必須在辭職前獲得

　　批準

　　x

　　扣押工人的身份證 x

　　未向所有工人提供合同

　　副本

　　x x

　　簽訂空白合同 x x

　　低薪（工人的薪資在當

　　地最低工資的 5%內）

　　x x x

　　無薪工作時間 x x

　　註：“*”代表違反中國勞工法的行為

　　中國玩具行業女工現狀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近幾年來進入“新常態”瓶頸期，生產成本上升，制造業持續面臨困境，特朗普的貿易戰進壹步激化了矛盾。中國企業為了生存，將成本上升的壓力轉移到工人身上，近年來各地都出現了很多侵犯勞工權益的案例。而女工，作為中國玩具制造業的主要勞動力，因其要額外承擔的家庭責任和生理特性，面臨著更惡劣的生存現狀。中國勞工觀察在調查了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和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這兩家玩具工廠之後，可以從幾個方面刻畫玩具女工的現狀。

　　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在這兩家企業中管理層中，女性的比例極低，僅有壹兩名為女性，有話語權的人和“壹把手”基本都為男性。而在工人中，女性工人的比例高達 80%。大多數女工選擇這個工作的原因只是因為年齡大，教育水平低。工廠也更願意招女性工人，因其老實，顧慮家庭，不會輕易鬧事。另外，招工對孕婦和備孕女性也存在招聘歧視的情況。《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第三條凡適合婦女從事勞動的單位，不得拒絕招收女職工。而鎮泰沒有將崗位分類，因孕婦或備孕女性不能做胸透提供體檢報告，將她們拒之門外。

　　家庭與生活的不平衡。這兩個工廠月加班時長都在 70 個小時以上，如不加班，則靠 2000 元左右的基本工資難以維持生活。但除此之外，中國的文化傳統將家庭的責任也放在了女性身上。雖然《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五條規定在女性孕期、產期、哺乳期，用人單位不得因女職工懷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資、予以辭退、與其解除勞動或者聘用合同。《勞動法》第六十壹條，對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女職工，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如女性因為照顧孩子、生理期、懷孕等特殊情況請假，就會在以後的工作中被取消加班的資格或調到更辛苦的崗位，逼迫其主動辭職。

　　生活條件惡劣。《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條 女職工比較多的用人單位應當根據女職工的需要，建立女職工衛生室、孕婦休息室、哺乳室等設施，妥善解決女職工在生理衛生、哺乳方面的困難。但現實生活中，不僅沒有對女性特別的照顧設施，連基本的生活水準都難以保障。華登車間的衛生間比較臟，周圍會散發出臭味，工作期間如去洗手間太多次，會被拉長批評。普工宿舍 8-10 人壹間，宿舍內沒有熱水，對女性來講，洗澡十分不方便，只能拿桶去樓道接水洗澡。

　　社會保障不足。《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八條，女職工生育或者流產的醫療費用，按照生育保險規定的項目和標準，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對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支付。但由於社會保險費用對工廠來講，是額外的成本，多數工廠存在對工人社會保險金繳納只按照最低工資繳納的情況，即使繳納社會保險，也存在只繳三險，而不為女職工繳納生育保險的情況。

　　無工會保障權利。盡管女工面臨著很惡劣的生存環境，這兩家工廠的女工都表示沒有途徑可以反映、解決問題，只能自己忍氣吞聲或選擇辭職。工廠工會形同虛設，工人熱線也無法接通。

　　華登女性權益報告

　　1．就業機會

　　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就業機會對於男性和女性來說嚴重不平等。調查人員所在的流水線普工人數約 36 個，其中約有五個普工是男性，其余的是女性，女工比例占普工的 80%；與之相比較，在管理層中，調查人員所在的車間約 9 個拉長都是男性，主管和產品技術員等其他管理級別的人也是男性，只有文員是女性。管理層中的女性比例僅占 1/9。

　　造成這壹現象的原因可能和生產產品的性質有關，生產玩具相對於在建築工地搬磚等需要重體力活的工作來講，工資相對較少且對體力的需求相對較低。女性普工年齡大，多在 45 歲以上，沒受過什麽教育，文化程度低，老實，逆來順受，生活重心更偏重於子女和家庭，所以會更傾向於選擇這壹工作。廠家也願意招女性工人，因為她們不會鬧事便於管理。流水線上的普工無論男女工資和工作強度相同。

　　2.工作和家庭

　　女性工人如果在華登玩具公司工作，便很難維持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多數受訪女工表示他們需要承擔照顧家庭的義務，要每天照顧老人和小孩，或要給成年的兒子買房。受訪者中甚至有丈夫閑賦在家，女性壹人承擔全部的家庭責任，但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休假少，很難照顧周全。60%以上女性普工的住址靠近工廠。若雙親都工作，小孩則由老人照顧。受訪女工中有人考慮過找其他工作，但是因為文化水平低，工作職位少，且有失業的風險，並不是很容易離開華登。

　　3.工時和收入

　　雖然新工人入職時有簽勞動合同，但是合同只是為了應付檢查。工人並拿不到勞動合同的副本，合同上的權利也不能得到保護，多數工人表示不清楚合同的具體內容。

　　華登的工作時長和報酬違反了合同和勞動法的規定。在旺季，工人每天工作 10-13 個小時，每月工作 26-29 天。如在加班時請假，只能拿到 7.5 人民幣每小時的日工資，這樣月工資便不到 2000元，工人只能選擇加班。因外部原因（如生產工序調整）導致生產指標沒有完成，需另外加班的，不付加班工資。旺季打卡後會繼續工作，超出的工作時間不付工資，集合開會時間不付工資。

　　華登的請假程序很復雜和嚴格，打電話發短信形式的請假不會被同意，工人必須寫請假條親自去車間請拉長簽字，拉長同意之後才能請假。請假和放假都沒有工資。如請假不被允許就會被記曠工，扣工資。有女工在下班途中騎車摔傷，發微信向拉長請假也沒有得到同意，不得不親自去車間請假。放假請假不付薪資。

　　如此長的工作時長和嚴苛的請假規則使得女性工人得不到合適的休息，每個月的例假期身體不適請假便得不到薪資。廠內有壹七八個月的孕婦，工作時長和強度也與壹般工人壹樣，請假得不到薪資。而根據《勞動法》第六十壹條，對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女職工，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

　　4.工作和生活環境

　　在華登玩具制作過程中，對於接觸有害物質的員工，沒有在職或者離職的職業病檢查。作業的機器設備有時會出現問題，但是機器設備也沒有定期檢查。

　　車間的衛生間比較臟，周圍會散發出臭味。工作期間如去洗手間太多次，會被拉長批評。普工宿舍 8-10 人壹間，宿舍內沒有熱水。對女性來講，洗澡十分不方便，只能拿桶去樓道接水。

　　在該廠沒有性騷擾的事件發生；男性普工和女性普工的宿舍在同壹棟樓，女性普工住 2/3/4 層，男性普工住 5/6 層，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層，管工中男性偏多。調查期間沒有聽說女工上下班途中發生不安全事件，但工廠位置較為偏僻，交通也不方便，工廠附近有時會看見年紀偏大無所事事的男性，調查人員在廠期間從不敢天黑以後獨自外出。車間洗手間雖然比較簡陋，但使用過程相對安全。

　　5.社會保障

　　工廠中年齡未滿 45 歲的工人不可購買社會保險。工人們表示，因為收入少，他們也不願意購買保險。因此，懷孕的女工或失業的女工他們並得不到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的補償保護。

　　對於女性來講，請假的規則是壹致的，需寫請假書親自去車間向拉長請假。女性生育沒有產假，辭職或請假便得不到工資。如因家中有事，需照顧孩子不能上班，請假也不能得到工資。若員工想要離職，程序也很復雜，需提前壹個月寫辭職書，拉長簽字，自離則本月工資拿不到。

　　6.工會與工人代表

　　華登並有沒有工會以及工會代表，在有問題的時候，大多數工人有問題會選擇忍氣吞聲或者辭工。

　　鎮泰女性權益報告

　　1.就業機會

　　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的就業機會對男女存在不平等的情況。工人人數約 4000 人，其中女工占 80%，年齡多在 30-45 歲之間，男女比例為 1:8。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女工大多數教育水平低，老實，更註重孩子和家庭，所以易於管理不鬧事。

　　雖然《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各單位在錄用女職工時，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中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鎮泰並沒有對普工工作進行職業病危險的測評，不管什麽崗位錄取程序都要求求職者提供體檢報告，體檢中有胸透檢查。已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婦女因為害怕對胎兒有影響，不做胸透，則拿不到體檢結果。如不提供體檢結果，就不會被工廠錄用。

　　2.工時和收入

　　工人在旺季需要加班，工作日每天加班 1.5 到 2.5 個小時，周六加班壹天，每月累計加班約 66.5到 78.25 個小時。若不加班，收入不到 2000 元，完全不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在旺季加班，收入則有 2900 元到 3500 元。

　　工廠有帶薪年假、產假、婚假、喪假，產假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這些假期請假需要提前告知產品管理員，並在產品管理員處拿請假條。

　　若有女工懷孕，工廠會安排其不加班。若不加班，工人很可能被取消以後的晚上加班和周六加班，或被要求辭職。有女工因為例假肚子痛連續兩天請假而被要求辭職。

　　3.社會保障及福利

　　工廠有給工人購買社保，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但是由於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個人不支付由工廠支付，工人並不清楚所繳費用有多少。

　　工廠娛樂設施很多，如體育館、足球場、舞蹈房等，還有手遊電競大賽等活動。使用這些娛樂設施的多為男性工人以及暑期工，有少數女工會去舞蹈房跳舞。

　　4.工作安全與穩定性

　　鎮泰的廠房通風良好。接觸的油和膠水經過檢測，對身體危害小。工廠每年會組織員工體檢，體檢費用由工廠支付，離職時確認無職業病才離廠。

　　但是因為工作強度過大，有些女工會因高血壓或者貧血在流水線上暈倒。工傷事故每年最多有壹兩起，去年有壹女工和旁邊人說話註意力不集中，手指被機器切斷，落下殘疾，最終廠方賠償其三萬元的賠償金。

　　5.生活與工作環境

　　鎮泰宿舍條件較差。宿舍沒有單獨的沖涼房和洗手間，每層公用壹個沖涼房與洗手間。沖涼房放不出熱水且涼水也很臟，洗澡需要拿桶到外面接熱水。對女工來講尤其不方便。

　　6.工作與生活平衡

　　因為工作時間較長，工資相對較低，女工如在鎮泰工作很難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壹名電子部的女工今年 6 月通過工廠直招進場，已婚，育有兩個小孩。由於她和老公都在廣州打工，孩子只能由家中老人照顧。

　　7.工會與工人代表

　　根據鎮泰員工服務點墻上貼的公司員工代表圖和工會委員會成員圖，該工廠共有員工代表 12 人，其中有壹位是男性，其余的都是女性；工會委員共 11 人，主席、副主席、生產委員、組織委員和壹位宣傳文體委員為男性，壹位宣傳文體委員、兩位女工委員和兩位財務委員是女性，男女比例為 6：5。但是撥打工會聯系電話無法接通，工人傾訴熱線現場傾訴時間因與上班時間重合，工人無法抽身去提意見。

　　調查員所在的生產 Hasbro 玩具的 A7 車間有兩個主管，正主管是男性, 副主管是女性，如工作中有問題，工友建議直接去找男主管，因為其更有發言權。

　　關於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調查報告公司簡介花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是專註於原料及加工行業的民營企業公司，主要經營生產和銷售塑膠電子、電動玩具、化妝品玩具、布膠公仔、玩具服飾、塑料制品及聖誕燈飾等產品。產品100%外銷。產品銷往美國、日本、韓國、歐洲等國家。並通過國家工商管理局註冊成立的專業化的公司，成立於 2001 年 12 月 28 日，註冊資本 3500 萬香港元。公司坐落於河源市源城區民營工業園（高塘村內）。

　　基本信息1

　　工廠全名：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園

　　聯絡方式：0762-3268980/鄧女士

　　生產的產品：塑料玩具、電動玩具、化妝玩具、塑料公仔、玩具服飾等產品。

　　主要客戶：WAL-MART、K-MART、孩之寶、迪斯尼、TESCO 等國際知名品牌。

　　普工總數：約 2000 人（女工占工人總數 80%左右）旺季時工人總數：約 2300 人（含暑假工）管理層男女比例 8:1

　　受訪人數：16

　　受訪者所在部門：包裝部/生產部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5:9

　　訪談形式：面談，QQ/微信，線上交流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工對性別沒有要求。

　　招聘程序

　　在網上搜索“華登（河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普工招聘”得知工廠正在招聘大量普工。打電話（0762-3268980）過去詢問招聘方，招聘方說：工廠招工時間是早上八點到十二點，下午壹點到五點；普工不需要工作經驗，只要帶身份證和兩張壹寸照片就可以；工廠包住不包吃，住宿八到十人壹間；工資按計件，多勞多得。入職時需要交身份證，新工人身份證會被扣押三天，給身份證復印件存檔。工廠招工對性別沒有要求。

　　入職途徑：

　　網上招聘、工友介紹、工廠直招。

　　崗位分配:

　　工人可以自選去哪個部門。招聘人員問了調查員想去生產部還是包裝部。

　　流水線上的普工無論男女工資和工作強度相同；調查人員所在的流水線普工人數約 36 個，其中約有五個普工是男性，其余的是女性；調查人員所在的車間有約 9 個拉長，都是男性，文員是女性，主管和產品技術員等其他管理級別的人是男性。

　　未成年工：

　　工廠要求暑假工年滿 18 周歲，沒有未成年工；沒有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工。

　　體檢:

　　工人入職時不需要體檢。詢問工友得知工廠去年安排過壹次體檢，體檢費為 40 元，直接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工友無論去不去體檢都要會從工資中扣除體檢費用。

　　入職培訓:

　　入職不需要培訓。新人身份證會提前壹天被扣押，新人需要在第二天早上八點以前達到工廠招聘處，招聘人員發放廠牌後直接由文員安排進車間。

　　試用期:

　　工廠沒有和試用期相關的規定。

　　離職:

　　辭職必須提前壹個月通知，暑假工至少要做滿壹個月才能辭職。通過訪問壹位已經離職的工友得知，辭職只有在提前壹個月通知並寫辭工書讓拉長簽字時才能在下個月七號領取廠方所欠工資。

　　如果完全按照工廠的辭職規定，員工可以辭職，如果廠方不同意，自離後拿不到工資。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廠方會在工人第壹天進工廠時和他們簽訂勞動合同。拿到由車間的文員發放的合同後，工友需要在合同的封面上填好姓名、身份證號、住址、電話等個人信息，同時在合同的最後兩頁右下角簽上姓名，且不允許簽日期。文員還要求工人在表格右下角的框填上，“本人自願受雇，為了增加收入自願進行加班”。簽好文員立刻將合同收走，不會向工人解釋合同的內容和含義。

　　合同內容：

　　合同內容包括：使用說明；合同期限；工作地點和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勞動紀律；勞動合同的變更、解除和終止；違反合同責任；調解與仲裁；其他；職業危害告知書。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副本。有工友反映說，合同簽了也沒用，廠方讓妳簽的目的只是為了應付檢查。

　　三、工作時間

　　長白班

　　淡旺季工作時間

　　旺季 淡季

　　每天工作 10-13 小時 8-10 小時

　　每周工作 6-7 天 5-6 天

　　每月工作 26-29 天 22-23 天

　　29

　　淡旺季加班時間

　　旺季 淡季

　　每天加班 2-5 小時 偶爾加班，平時加班 2

　　個小時，周六加班 8

　　個小時

　　周末加班 16-26 小時

　　每月加班 84-175 小時

　　工廠旺季集中在 6、7、8、9 月，有工友說去年過年之前也連續趕貨，1 月份的時候也經常上連班並且加班很晚。其余的月份是生產淡季，3、4 月份的時候工資最低。

　　加班最長的月份是去年的八月，只休息了壹天。工友可以選擇不加班，如選擇不加班，需提前口頭告知拉長，拉長同意即可。若不加班，壹天的工資按 7.5 元/小時計算。工友說生產旺季的時候最晚晚上十二點才下班，休息時間都不足八個小時。

　　工作及間歇休息時間

　　長白班

　　早上 下午 晚上

　　8:00-12:00；

　　10:00 時休息十分鐘

　　13:30-17:30；

　　15:30 時休息十分鐘

　　18:30-

　　20:30/21:30/22:30/23:30

　　；

　　30

　　12:00 下班有 90 分鐘吃飯

　　時間

　　17:30 下班有 60 分鐘吃飯

　　時間

　　20:30 時休息十分鐘

　　長白班從晚上六點半開始計算加班時間，進廠時招工方會問想進哪個部門，可以選擇兩班倒的車間。旺季和淡季的上班時間沒有不同。

　　兩班制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白班 8:00-20:00 共有兩次休息時間，每次休息三十分鐘夜班 20:00-8:00 共有兩次休息時間，每次休息三十分鐘工廠 A、B、C 三棟樓有生產車間，C 棟三層的流水線兩班倒，其余的是長白班。

　　其他

　　每條拉有都生產指標，多數情況下指標是 1800 個，有時指標是 2500 個。機器沒有出現故障或作業流程安排恰當時指標容易達到，指標沒有達到時，必須延長時間完成產量才能下班，超出的工作時間不計入工資。

　　早、中、晚必須提前十分鐘到崗；如旺季時需要趕貨，上長白班的工人經常會被要求上連班：午飯時間縮短為 50 分鐘或 60 分鐘，晚飯時間縮短為 30 分鐘；晚上 9:30 時拉長會統壹安排打卡，打完卡後繼續作業，下班時間推遲至晚上 10:30 或 11:00，超出的工作時間不計入工資。

　　工廠要求每次上班需要提前十分鐘打卡，上下班打卡有時需要排隊。排隊時間不超過 5 分鐘，且不計入工資。

　　絕大多數情況下，拉長會在打卡下班後要求集合開會，開會時間不計入工資。壹般都是強調要加快作業的速度，不能生產次品，上班不要講話這些問題。

　　調查員在廠期間沒有遇見過工友選擇晚上不加班，因為不加班白天的工資只能按 7.5 元/小時計算；調查人員估計除非工友有要緊的事才會選擇不加班，這種情況下拉長會同意；拉長對廠裏的暑期工比對長期工更客氣，有女工說流水線的拉長人特別壞，很多時候做夠了產量卻不給下班，隨意要求加班到晚上十點十壹點又不多給錢。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旺季 淡季

　　約 3000-4500 元 約 2000 元

　　工廠網上招聘信息顯示，工廠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正常情況下 70%以上的員工在晚上 8:30或 9:30 以前可以完成產量，若產量提前完成仍需繼續作業直到下班。多名工友說，超出的產量不會計算工資。

　　拉長每天晚上會在報數表上寫好第二天的目標產量和目標工資。第三天早上 11 點左右，每個工友會在生產日報表上看到自己前壹天的工資金額，並在上面簽字。

　　通常情況下從早上 7:50 工作到晚上 8:30，工資為約 130 元；晚上 9:30 及 9:30 以後下班，工資約為 140 元；少數情況下晚上 10:30 下班，工資約為 150 元。周六加班，從早上 8:00 到工作到下午 5:30，工資約為 160 元，若下午 6:30 下班，工資約為 180 元；若晚上 8:30 或 9:30 下班，工資約為 210 元、230 元或 240 元。

　　廠裏生產部平時晚上 10:30 下班，工資約 170 元，周六加班工資最高約 300 元。

　　每條拉的工資金額有差別，工資由拉長計算。工友反映說弄不明白工資的計算方式。

　　生產日報表

　　請假或放假沒有工資，晚上加班時間請假，白天的工資按照 7.5 元/小時計算；若由於拉上換了新貨，生產工序調整導致不能完成產量，無論加班到多晚工資都是 105 元/天。若產品需要返工，工作不會計入工資。

　　工廠每個月十二號或十三號會要求工友核對總的工資金額並簽字，工資在每個月二十五號之前發放。所發工資是截止上個月月底的工資，工資直接打到工商銀行卡上面，工人沒有工資條。

　　請假制度：

　　請病假必須本人親自到車間向拉長 ，拉長同意後拿請假條給主管簽字。

　　打電話或發短信形式的請假不會被同意。有女工因下班途中騎車摔傷，發微信給拉長請假沒有被同意，因此不得不親自到車間請假。請假若不被允許就會被記曠工，曠工會被扣錢。

　　休假：

　　放假或請假（無論是事假還是病假）都沒有工資，法定節假日休息不付薪。在廠裏只見過壹個懷孕的普工（大概有七、八個月身孕），她的勞動時間和強度與其他普工壹樣。

　　社保：

　　工廠規定年滿 45 周歲以上的工人必須買社保，否則不能在廠裏工作。社保 200 多元，每月直接從工資中扣除。除了年滿 45 周歲以上的人其余的工人都沒有買社保。很多工友說每月可支配的收入少，不願意買。即使工友有意願買社保，若年齡沒到 45 周歲，工廠也不予購買。

　　福利設施：

　　工廠宿舍樓下有壹個籃球場，此外沒有其他福利設施。

　　五、食宿條件

　　工友可以自己選擇在工廠的宿舍和食堂吃住，住宿不要錢，吃飯需要自己掏錢，沒有住宿和用餐補貼。

　　夥食條件：

　　廠內有兩個食堂，其中壹個食堂飯菜價格為六塊錢，另壹個食堂飯菜價格為七塊錢。食堂在早餐和晚餐賣粉，3-5 塊錢壹碗。兩個食堂都比較小，中午吃飯的人較多，去晚壹點很難買到飯菜。

　　下午下班可以選擇去廠門口小攤上買食物，涼皮涼面 4 塊錢壹份，肉粽兩塊錢壹個，粥兩塊錢壹碗，粉三塊錢壹份。工廠外面有小店賣快餐，快餐價格為 8-10 塊錢壹份。

　　宿舍條件：

　　宿舍分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普工宿舍 8-10 人間，有兩個風扇，有洗手間和儲物櫃，宿舍沒有熱水，洗澡時需要拿桶去樓道接水。宿舍沒有插座，用電時需要去壹樓宿管。管工宿舍有空調，是套間。

　　約 60%以上的女性普工住址靠近工廠，若雙親都工作，家中的小孩由老人照顧。

　　男性普工和女性普工的宿舍在同壹棟樓，女性普工住 2/3/4 層，男性普工住 5/6 層，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層，管工中男性偏多。調查期間沒有聽說女工上下班途中發生不安全事件，但工廠位置較為偏僻，交通也不方便，工廠附近有時會看見年紀偏大無所事事的男性，調查人員在廠期間從不敢天黑以後獨自外出。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開著排氣扇和風扇，溫度比室外低，約 30℃；車間的廁所比較臟，天氣不好時會散發壹股臭味，離 2 米遠都可以聞到。

　　安全出口通道暢通。作業的機器設備有時會出問題，不會定期檢查。

　　勞保用品：

　　接觸車間洗面水、酒精、瞬間接著劑，以及打磨玩具零部件的崗位需要戴口罩。

　　接觸貼有“高溫，小心燙傷” 的工具箱時需要戴手套。調查員旁邊的壹個工作位置上放置了壹個盒子，盒子裏的光線非常明亮，讓人眩暈。盡管離盒子有壹米遠的距離，調查員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熱量。工人帶著非常厚的手套來防止燙傷，但沒有其它的防護設備。

　　口罩每天更換，手套不清楚多久更換壹次。

　　接觸有害物質的員工，都沒有進行在職、離職職業病體檢。拉上很少調動崗位，接觸有害物質的崗位很長時間都不會被調換壹次。在車間壹個角落裏面擺有壹個桶，桶上面貼有“有害廢棄物回收桶”字樣，桶上有蓋子。

　　桶上面貼有“有害廢棄物回收桶”字樣

　　調查員在包裝部門工作。 其中壹個工作崗位要求工人用防水油刷電池盒。 油非常粘，暴露在空氣中時不會幹燥，工作時，工人需要戴上工廠提供的手套。 但是，如果戴手套的時間太長，工人的手就會出汗，難以取下手套。 由於油會滲透手套，下班後，調查人員需要用肥皂或洗衣液洗手，以保持雙手清潔。

　　防水油有強烈的氣味，但車間的其他氣味更具壓倒性。 壹名工人說，這種油有毒並且對健康有害，因此工作時需要佩戴面罩。 工人還提到玩具廠的許多材料都是有毒的，戴上口罩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工廠並沒有為工人提供面罩。

　　包裝部門使用的膠水會散發出異味。 盡管工廠為拋光和膠刷位置的工人提供了面罩; 但是，有些工人因為覺得戴口罩不舒服，所以選擇不戴口罩或不正確地戴口罩。 例如，他們只是把口罩覆蓋嘴而不是鼻子。調查員推測拋光機所產生的難聞的氣體是危險的。

　　模切部門和生產部門使用的化學產品在車間散發出強烈的氣味。 生產部門的壹些工人報告說，車間的工業化學品聞起來很可怕，戴著兩個面罩幾乎沒有幫助，整個車間就像毒氣室壹樣。機械操作的聲音來自 A 樓保持門敞開的模切部門。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員工上崗前沒有經過崗位的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七、消防

　　車間和宿舍有消火栓和滅火器，沒有急救箱。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和緊急出口都有清晰的標誌，沒有雜物阻塞。

　　車間內緊急出口的門有時上鎖有時沒上鎖。工友說每年三月或四月生產淡季的時候有消防演習，壹年壹次。

　　八、獎懲管理

　　上班不能穿拖鞋，若不遵守會被罰十塊錢；曠工半天扣十塊錢，曠工壹天扣二十塊錢，若連續曠工三天以上，工人會直接被開除；上班若遲到，五分鐘扣五塊錢、十分鐘扣十塊錢，罰金以現金形式直接交給拉長。宿舍沒人時需要關電，若沒有關電被發現會被罰錢，具體罰多少不清楚。所有的懲罰措施均由管理層口述，沒有見過任何紙質版的文件。車間宣傳欄上面貼有員工手冊，紙張已經發黃，字很小，不容易看清楚。

　　關於獎勵措施工友表示不清楚。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被訪工友沒有聽說過工會或工人代表，多數工人遇到問題時選擇忍氣吞聲或辭工。

　　投訴渠道：

　　每棟車間樓道旁宣傳欄貼有國際玩具工業理事會（ICTI）商業行為守則，紙張已經發黃，字很小，不容易看清楚，沒有工人關註。

　　車間樓裏設置了意見箱，但意見箱被物料箱子擋住。

　　十、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上半年查廠的次數較多，集中在三四月份，查廠的人多關註產品的質量，若工友被問月收入有多少需回答有三千多。查廠期間拉上的工友有些被安排去打掃衛生或給貨物打包裝。工廠宣傳欄貼的國際玩具工業理事會商業行為守則等資料紙張都已經發黃，估計查廠的人不會是第三方機構或者國際品牌審計人員。

　　人身自由情況：

　　工人上班去洗手間或喝水的次數沒有限制，但洗手間去太多次或太久會被拉長批評，下班後可自由進出宿舍。

　　工人滿意度：

　　工友選擇這家工廠的原因：1.離家較近，方便照顧老人或小孩；2.年齡大、文化程度低，沒有更好的選擇。3.工作難找，為了生活。

　　受訪工人表示加班時間太長，加班最多時壹個月只休息了壹天。若晚上加班時間請假壹天的工資只按 7.5 元/小時計算，不加班月工資不到 2000 元，所以不得不選擇加班。工人們說車間裏各種化學品味道很濃，對身體是有害的，但是也沒辦法只能忍受。工友盡量選擇自己回家做飯吃或帶飯到廠裏吃，她們說在隨便外面吃壹點壹天的生活費就要 30 多塊錢，太高了。對於工廠的管理制度工友只是順從，即便心裏不滿也不會說。工友說月收入三千多仍然沒有什麽錢，物價很高，各個方面都要花錢，她們的工資太少了，錢總是不夠用，在廠裏幹壹天算壹天，未來會怎樣她們也不知道。

　　沒有性騷擾的事件發生。調查人員推測工廠雖然女性普工比例大但管理層男性多的原因是：女性普工年齡大，多在 45 歲以上，沒受過什麽教育，文化程度低，老實，逆來順受，生活重心更偏重於子女和家庭。河源市發展落後，衛生等情況較差，華登廠的工人給人的總體感覺是窮困不堪。

　　管理層有工作服，拉長戴紅色帽子穿黃色衣服，整個工廠只見過 5-6 個女拉長，其余的都是男的；調查員所在的車間主管是男的，文員是女的，其他的管理層不知道是什麽級別，只見過壹個女的，其余的都是男的。調查人員所在的流水線女工有約 36 人，未婚的約 2 人，整個工廠除暑期工外年輕的女工人數特別少，約占總女性普工人數的 10%。

　　整個調查是在調查人員每天睡眠不足 5 個小時的情況下完成的。關於女性問題的提綱在男性普工和女性普工工資工時等問題上的差異上確實不明顯，關於管理層也很難了解到中高層男女比例/職位/工資等的差異。在流水線上作業時不能講話，對女工的訪談只能在有限的休息時間內進行。

　　調查員日記

　　2018.6.26

　　今晚接近十點才下班，九點四十五左右拉長才叫線上的人集合，集合後拉長批評我們說今天雖然也完成了產量但是今天多了兩個人總產量卻比昨天更低，他說這意味著線上有兩個人是多余的，白拿了工資。他說每天不管怎樣也不管加班到多晚壹定要完成產量才可以下班，每個人都必須壹刻不停地作業，即使達到產量沒到下班時間也不能停下手中的事情，這兩天會有人來查廠，查廠的人是不會管是否達到了產量，只要看見工位上有人沒有做事就是不可以的。

　　我今天的工作是給電池版測電流，這個工位離車間的廁所比較近，車間的廁所不太幹凈，散發著壹股味道，讓人感覺特別惡心。今天室外的溫度比較高，35 攝氏度左右，車間的溫度比室外更涼快，排氣扇和風扇壹直開著但是還是覺得熱。在休息的時候我問壹個作業時戴口罩的工友她作業時用的膠水是不是對人體有害，她說肯定有害，不然也不會要求戴口罩，我說那個膠水聞著很臭，在旁邊都可以聞到，她說臭也沒辦法甚至還有壹種更臭的膠水，她說她很不喜歡給玩具塗膠那個工位，因為她感覺那個膠水吸入身體會有害，但是沒辦法只能忍受。

　　線上有打磨或塗膠的工位的工友在作業時被要求戴口罩，但是有些工友覺得口罩戴著不舒服而選擇不戴口罩或不按標準佩戴口罩，只是把口罩掛在嘴巴上並不遮住鼻子。今晚休息的時候我準備看壹下打磨的工位上的作業要求，因為工友每次打磨機器都會散發出壹股難聞的氣味，我覺得那個氣體很可能對人體有害，但是打磨那個工位上面掛著的說明書掛了好高，根本看不到具體的操作規範。我問我後面的工友如果打膠水是不是要戴著口罩作業，有壹個打膠水的工友沒有戴口罩，她小聲地對我說：“不要管別人，只管自己。”廠裏的女工年齡偏大，許多人的小孩都已經二十來歲，她們有些人脾氣不怎麽好，作業時要是所加工的玩具部件出現問題會怪前面的人沒有做好，她們特別怕完不成產量或領不到工資，永遠在流水線上壹刻不停地使勁兒地做，能做多少做多少。

　　廠裏 C 棟三層的工友兩班倒的工作制，白班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夜班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聽有些工友說兩班倒的人工作的流水線永遠不會停，他們的工資實行個人計件，每月能拿到三、五千，但是累得不行。

　　2018.6.30

　　今天下午拉上壹位工友（姓名：張女士）因中午下班後回家的路上騎電瓶車摔傷又沒有拉長的電話於是發微信給我讓我幫她向拉長請假，我把張女士發給我的微信給拉長看，拉長說不行，請不了。後來張女士給我說她現在在醫院並且發了頭部受傷的視頻給我，我說拉長不同意我也沒辦法讓她直接在微信的工作群裏像拉長請假，後來張女士在工作群裏發消息說她因出交通事故需要請假，希望拉長能理解，但拉長沒有回。聽其他工友說如果只是發微信請假是準不了，必須要本人到廠裏像拉長請假寫了請假條才能準假，但是今天是周六請假準不了也不能算曠工，那就不會被扣錢。

　　今天加班到晚上八點四十，工資 240 塊錢，晚上集合開會的時候拉長說我們拉上有壹位工友（性別：男）上班期間每次去廁所最少要去十分鐘，最多的時候要十八分鐘，而且老是去廁所，這個人叫什麽名字他就不多說了，自己心裏知道。他說整條流水線每個崗位壹定要接上，前面慢了後面就沒貨，這樣不行，現在我們拉上有三個暑假工，那天專門給暑假工強調每次開線前要求提前十分鐘到崗，這個規定同樣也適用於拉上其他人，他說他有權利扣遲到的人的錢，遲到五分鐘扣五塊錢,遲到十分鐘扣十塊錢，要是壹天遲到三次會被扣三十塊錢，看誰會最先被扣錢。

　　今天周六，下午五點半下班打卡出車間，聽工友說晚上上班不用打卡，因為周六晚上上班都不用打卡。六點二十左右回到車間，打卡機上了鎖，沒有人去打卡。

　　關於工廠具體的獎懲制度許多工友是不清楚的，宿舍規定宿舍裏沒人時要關電，如果被檢查到沒

　　有關就會被罰錢，但是到底罰多少，如何罰工友都表示不知道。

　　今晚下班後我給拉長說我要辭工，他說沒做滿壹個月不能辭工，我說我實在太累了，這份工作做不了了，他勸我說他十四、五歲就到廣東去打工壹直到現在，做壹份工作就要堅持把它做好，就拿當兵來說，去了壹兩個月就想退伍是不行的，那就是逃兵。他說妳在學校上課不辛苦嗎？每天都要上早晚自習，現在出來社會有壹份工作妳就應該要堅持把它做完。我問那最早什麽時候可以辭工，他說最早也要到下個月二十四、五號，現在廠裏是生產高峰期，我們車間本來還要開壹條線，但是沒人開不了，我們這條拉上也缺人,他每天都要去別的啦上借人。他說妳就堅持到下個月二十多號，領幾千塊錢回家,爸媽看著也欣慰，辭工需要提前壹個月通知還要寫辭工書，現在辭工是辭不了的。

　　這邊氣溫每天是三十五、三十六攝氏度，車間開著大風扇和排氣扇，溫度比室外更低，但是還是會感覺熱。宿舍裏裝了兩個風扇，但是也很熱，特別是每天中午吃完飯回宿舍休息時躺在涼席上不動汗水也會壹直不停地流，晚上睡覺時有時壹覺醒來也是汗流浹背，很多時候還會被熱醒。宿舍樓下雖然提供了免費的涼茶，但氣溫太高喝涼茶也解不了暑。

　　包裝部壹共有 8 條線，每條線上 30 個人左右，壹個車間約 240 人，廠裏有八個車間開了線，其中壹個車間是兩班倒，總的算來廠裏的人數約 2200 人，現在廠裏招了大批暑假工，人數約有 200-300 人,他們大部分是高中畢業生，本地人，家裏條件不怎麽好，高考成績也不理想，在廠裏打工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他們很多人體會到工廠工作的辛苦，計劃著繼續去讀大學。

　　東莞利法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工廠簡介

　　東莞利法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LOVABLE PRODUCTS(Hong Kong) LTD.）隸屬於香港利寶公司，註冊資本 1200 萬港幣，位於厚街赤嶺工業區，現有員工 800 多人，占地面積 20000 平方米。

　　工廠全名：東莞利法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Lovable Products (Hong Kong) Ltd.

　　地址：東莞市厚街鎮赤嶺工業區二橫路

　　聯系方式：(86) 769-83099098

　　主要產品：塑膠益智玩具，包括仿真型動物公仔系列、古代武士系列。

　　主要客戶：美國 Safari、德國 Schleich，德國 Ravensburger員工總數：約八百人工人總數：約五百人

　　男女比例：約 3:2

　　受訪人數：約 30 人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1:1

　　受訪者所在部門：生產壹部

　　訪談形式：匿名面談

　　壹、 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根據東莞利法寶在招聘網站上發布的普工招聘信息，該廠招聘工人男女不限，需在 16-50 歲，手麻利，無色盲即可。

　　招工程序：

　　該廠正門、後門都張貼有招工廣告。求職者不需要提前聯系，可直接到正門的保安室，交驗身份證，填表面試。面試流程由保安完成，壹共問了四個問題“從哪裏來、應聘哪個工種、以前做過什麽、有無熟人在本廠”。面試之後填寫個人信息登記表，該表背面有壹份關於自願服從該廠加班安排同意書，求職者需要在同意書上簽名、蓋手印，同時交壹寸證件照四張、身份證正反面復印件三份。入職不扣押金、證件，無收費。

　　入職途徑：

　　a.自主應聘

　　b.由熟人老鄉介紹

　　崗位分配：

　　調查期間只招註塑工人，所以無法選擇崗位。後來有幾個註塑工人受不了註塑辛苦，就趁著包裝部因為暑假工陸續辭職離開需要人手，直接跟包裝部的主管表示想要轉到包裝部。包裝的主管簽名同意後，他們就轉過去了。

　　未成年工：

　　該廠無 16 歲以下工人，但招收大量暑假工。暑期工以高中畢業生為主，也有少量大學在讀生，從事普通工人崗位，主要在註塑、包裝車間。暑假工以約 9 元/時計算薪資。

　　體檢：

　　填完個人信息登記表後，保安簽發體檢表，到厚街赤嶺綜合門診部體檢，繳費 32 元，由工人承擔，沒有收費單據，收費員在體檢表蓋章“款已付清”。體檢內容只有壹項 x 光胸透，無其他項目，結果當場可取。體檢表交回保安室，由宿舍保安簽入住單，拿行李進宿舍。

　　入職培訓：

　　上崗前沒有任何培訓。第壹天報名入住，第二天早上就上崗開機。當天組長拿壹份消防安全培訓簽到表以及其他幾張表格到新員工工位，員工根本來不及瀏覽各個表格的內容和用途，就被要求直接簽名。當員工問組長簽的是什麽時，她回答：“趕快簽，簽了就行了”。星期五下班後，組長把本周入職的幾個工人集合到行政樓壹樓的培訓室，由培訓人員做了約 15 分鐘的註塑操作培訓。這是在該廠調查期間僅有的壹個培訓，且時間安排在下班打卡後，無薪。

　　試用期：

　　工人試用期三個月

　　離職：

　　工人的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管理人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個月告知，並且填寫辭職表。

　　該廠規定每周四結算工資，因此所有辭職者無論在試用期內或者是合同期內，都會把辭職離廠日期填在某個星期四，辭職當天即可結清工資。如果辭職離廠日期早於星期四，且要求立即結算工資，則廠方會額外扣壹周的基本工資三百多元，接近四百元。如果辭職離廠日期早於星期四，並不急於結算工資，那麽可以填寫工資代簽申請表，委托廠內他人簽署工資單，則不會扣錢，工資會在星期四到賬。

　　二、 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入職第二個星期五下午四點半左右，壹個文員拿著新員工名單找到調查員所在到工位上，在名單上找到名字和工號之後就讓調查員在名單末簽名。然後從壹疊空白合同裏拿出壹份，叫調查員在合同最末頁簽字、按手印，隨即離開。當問及怎麽只有壹份合同而不是兩份時，文員回答說‘’

　　這就是給勞動局備案，沒什麽別的用途”。調查員又問：”這合同什麽時候發回我們”，他回答”說不發，自己找人事部要。”

　　辦理辭職手續時，調查員向文員問怎樣取回自己的合同，文員說“合同要存檔、工人自己是拿不到的”，旁邊壹個更高級的管理人員說“拿合同幹什麽，想拿合同告我們嗎？怎麽可能讓妳們拿合同告我們呢？”，所以調查員最終也沒有拿到勞動合同。調查中了解到，在利法寶工作好幾年資深工人，也普遍沒有拿到自己的勞動合同。

　　合同內容：

　　簽署勞動合同的過程中沒有對合同內容做講解。簽合同整個過程不到壹分鐘，沒有時間細看內容，對勞動合同條款不清楚。

　　三、 工作時間

　　每天工作 11 小時，每周 6 天，每月 26 天。以每周工作 5 天，每天 8 個小時的工作時長為基準計算，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 11 小時，合計每周加班 26 小時，每月加班總時長 104 小時以上。

　　加班時間恒定，不分淡旺季。入職時問保安周六是不是要加班，保安說“星期六是正班，星期天都會安排放假，不會加班的”。意思是每周六上班是該廠常態，他們認為星期天上班才算加班。

　　作息時間：

　　註塑部 上午（上半夜） 下午（下半夜） 加班白班 7:30——11:30 12:00——17:00 17:30——19:30夜班 19:30——23:30 0:00——4:00 4:30——7:30包裝部 上午 下午 加班8:00——12:00 13:45——17:45 18:45——21:45註塑部工人晚餐，早餐只有半個小時，沒有休息時間；包裝部用餐休息時間較長壹些。

　　每天可以休息至少十小時；每周末固定休息壹天；每班次吃飯時間 30 分鐘每兩周白夜班對調；換班時有連續 24 小時休息時間。

　　工人可以不加班，需要通知生產組長壹聲，不需要書面請假。不加班無處罰。

　　有產量指標，不同工位的生產指標不同，註塑部門的生產指標範圍 1200~3500 個，包裝部門的生產指標範圍 6000~10000 個，具體數量根據工藝設計、難易程度有所調整。機臺、物料正常情況下，完成生產指標需 10 小時。若機器維修、物料斷供時間超過 1 小時，則不易完成指標。完不成指標，就沒有超產獎勵。如果壹個月內指標完成率不到 50%，就會扣夥食費。

　　兩班倒的時間制度下，不存在延時下班、提前上班的情況。每日用廠牌電子打卡上下班，早晚打卡兩次，上班前十五分鐘 7:15~7:30 和下班後 19:30。打卡排隊不到壹分鐘，不計入工資。工時記錄有文員每天記錄，缺漏錯誤之處，文員會告訴當班組長，組長轉達給工人，能得到糾正。

　　下班之後不會開會。上班前偶爾開會，時間不計入工時，不算工資。開會時間多為 7:20 左右，內容多是總結前壹日生產車間裏出現的問題（動作慢、返工產品處理、工人催促維修員修機器導致爭吵），對工人進行勸導、訓誡，時長不超過三分鐘。

　　工人在工廠裏

　　相比包裝部，註塑部門工作時間安排得很緊湊，只提供 30 分鐘的吃飯時間，從早 7 點到晚 7 點半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因此往往下班就沒力氣了，回宿舍倒頭睡覺。

　　四、 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工人月均工資 4000 元左右，包括基本工資 1720 元、加班費、職位獎金、夜班補貼以及全勤獎勵50~80 元。該廠工人薪酬既計時、也計件。該廠有壹套比較復雜的工人打分計薪方式，職位獎金、夜班補貼、餐費扣除的額度根據工人的出勤率時間，產量達標或超標總次數浮動。如下圖，夜班補貼有五個等級：30 元、60 元、90 元、130 元、160 元。

　　平時加班 14.83 元/時，周六加班 19.77 元/時，節假日加班 29.66 元/時。工資中還要扣除住宿費、水電費、社保個人繳納部分、餐費，合計每月扣款約 500 元。

　　該廠固定每月 28 日~30 日發放上月的工資，直接匯入工人的東莞農商行銀行卡賬戶。工人必須到當地的東莞農村商業銀行開戶辦卡，用以領收工資。暑假工不必開卡，可以在離廠時直接領取現金。每月中上旬發工資單，工人當場確認計薪無誤後簽名交還組長，不能留存。

　　請假制度：

　　工人可以不加班，需要通知生產組長壹聲，不需要書面請假。不加班無處罰。

　　休假：

　　該廠招工簡章寫有：在職滿壹年後每年 5 天年假，滿十年後每年 10 天年假，滿二十年後每年 15天年假。調查員不確定年假是否帶薪。未知是否有其他假期福利。

　　社保：

　　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廠方每月繳納 520.52 元，工人薪資中扣除 276.08 元。

　　福利設施：

　　該廠食堂邊有壹個籃球場、兩個乒乓球桌，另有壹間員工休息室，提供免費 wifi 熱點。宿舍樓內不提供 wifi。

　　根據該廠宣傳欄張貼的內容，該廠在八月組織工人旅遊漂流壹次，安排職工孩童娛樂壹次。

　　五、 食宿工作條件

　　夥食條件：

　　工人可以選擇是否在食堂就餐、在宿舍住。不在食堂就餐的，沒有補貼。

　　宿舍樓壹樓是員工食堂，設兩個窗口，每天 11:30、17:00 兩次正餐，提供兩葷壹素工作餐，供應涼茶、湯、米飯，偶爾發西瓜。早餐提供面條、饅頭、米粥。其中壹個窗口提供“組長菜”，不給工人吃。另有壹個職員食堂，其中菜品更佳，供給更高級別人員。對該廠餐食供應的等級特權，工人偶爾會調侃抱怨：”當官的不開機器，不出力不出汗，還有好菜吃；我們工人站壹天開機最累、體力消耗最大，更應該吃點好的才對嘛！”

　　根據該廠的評分計薪方式，日平均分低於 4 分者，扣 260 元夥食費；日平均分高於 4 分、低於 6分者，扣 130 元夥食費。

　　宿舍條件：

　　該廠提供宿舍，宿舍內有五張雙層鐵架床、兩個電風扇、壹臺空調、壹個洗澡間、壹個衛生間、壹個儲物櫃。壹間宿舍住 4 人或 5 人。 住宿費每月扣款 30 元，水電費由宿舍人員分攤，合計每月扣款約壹百元。如不住廠裏宿舍，也不會提供租房補貼。有少量工人在工廠附近租房，壹室壹廳房租約 300 元。

　　人身侵犯：

　　上班時間飲水、如廁自由，不需要告知組長。下班後可自由進出宿舍。

　　工人進出工廠門口如果有背包或者箱子，需要到保安處開放行條，背包會被保安要求打開，驗看裏面的物品。

　　沒有與侮辱、毆打、騷擾相關的信息。

　　六、 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有多處通風設備，設備有檢查。車間辦公室、宿管處有急救箱，都已上鎖，可以打開。車間裏安裝有緊急洗眼裝置。

　　註塑車間是開放式的，有冷氣扇，但因為註塑機臺料管高溫持續散熱，註塑機操作員在機臺邊工作十余小時，往往熱得汗流浹背。註塑機工作室噪音極大，在車間內面對面溝通都得大聲喊，廠方沒有發保護聽力的防護設備，長期工作可能會影響聽力。各通道暢通，衛生狀況尚可。

　　註塑機臺操作工人會接觸到稀釋劑（該廠內編號 740），刺激皮膚粘膜。稀釋劑濺到手臂皮膚上會感到輕微刺痛，需清水沖洗；有揮發性，氣味刺激鼻腔黏膜，導致打噴嚏。但是廠方並沒有給註塑工人發口罩或者手套。塑膠料米融化射膠時，熱熔膠會散發惡心的氣味。物料房裏機器粉碎塑料顆粒會產生細小的粉塵，吸入對肺部有害。料房工人工作時會戴口罩。

　　廠方免費安排每年體檢，料房、噴油部的工人是重點關註對象。據工人講述，多年前有壹個料房工人得了肺結核，之後料房工人害怕得病，壹般入職不到兩年會主動辭職。

　　勞保用品：

　　廠方不會主動給工人發任何防護設備、勞保用品。調查期間觀察到所有註塑操作工都是裸手操作，到最後兩天看到有臺機器的操作女工戴著橡膠長手套，可以保護雙手不被產品燙傷，能避免雙手長期泡在冷水裏，還可以防止稀釋劑濺到手臂上。調查員問她”手套是自己買的，還是廠裏發的”，她說“妳得自己找組長要”。

　　廠方不主動發放工作服。調查期間問工人”為什麽有人有廠服，有人沒有廠服”，工人說”得工人主動向管理人員索要，不然不會發”。廠服不扣費。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員工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不確定是否存在。

　　上崗前沒有任何培訓。第壹天報名入住，第二天早上就上崗開機，當天組長拿壹份消防安全培訓簽到表以及其他幾張表格到新員工工位，員工根本來不及看各個表格的內容和用途，就被要求直接簽名。當被問及這是簽的什麽時，組長回答“趕快簽，簽了就行了”。星期五下班後，組長把本周入職的幾個工人集合到行政樓壹樓的培訓室，由培訓人員做了約 15 分鐘的註塑操作培訓。這是在該廠調查期間僅有的壹個培訓，且時間安排在下班打卡後，無薪。

　　七、 消防

　　車間、宿舍的通道、緊急出口有清晰標識、無雜物阻塞，緊急出口門沒有上鎖。宿舍區、工作場所無易燃物品。宿舍區、車間內滅火器普遍是二氧化碳滅火器，貼有點檢封條。該廠每年舉行兩次消防演習，宿舍區、生產區各壹次，包裝部是重點。訪談到的幾位資深註塑車間工人都沒有參77加過消防演習。

　　八、 獎懲管理

　　該廠不提供員工手冊，也沒有公布任何規章制度。

　　沒有公布處罰的制度。獎勵有超產獎金、全勤獎。

　　九、 勞工協會及投訴

　　工會：

　　該廠有工人代表，其選拔方式工人不知情；廠方會安排工人代表會定期與其他部門開會，反映問題。根據工人描述，開這種會也是走過場，提出的情況往往並不會得到改善。工人不清楚開會日期。

　　投訴渠道：

　　工人平時遇到問題，主要找生產組長，然後是車間辦公室文員。

　　該廠無工人熱線。無罷工。

　　十、 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今年六七月份，國外客戶駐廠約壹個月，但只在註塑車間走了壹趟，全程不足三分鐘。

　　工人滿意度：

　　該廠在赤嶺工業區附近，總體薪資中上，高於旁邊的鞋廠。註塑工人每月不缺勤的情況下到手月薪剛過四千，相對於其工作時長、勞累程度，是不夠高的。工人常抱怨打工苦打工累，但是沒有別的辦法，為了活著，只能打工。有工人在附近鞋廠做過兩三年，每月三千出頭，還經常被領導罵，因此較能接受利法寶的管理和薪資，有人說”雖然這裏每天累死累活，好歹不用挨罵，工資也勉強過得去”。還有人說”這個廠比較自由，沒人逼妳做多少，也沒人瞎管亂罵，想多掙錢就快點，累了就做慢點，多點時間休息，大不了少拿幾百塊工資”。

　　註塑車間環境噪音大、工作累、休息少，壹般工人很難長期忍受，做幾個月就考慮辭職換工作。

　　因此該車間人員流動性較大，很少有持續工作壹年以上的工人。

　　問題總結

　　崗前沒有任何培訓。

　　要求工人簽空白合同，且扣留拒不返還。

　　廠內管理制度不透明，無員工手冊，有工人上班兩個月仍然不知道工資扣款項目細節，也不知道積分薪酬具體計算方式。

　　廠方不主動提供工作服、防護用品。

　　調查員日記

　　早晨不到七點鐘，起床上班，樓下食堂早餐還是方便面、饅頭、米粥。匆匆吃了點，差不多七點壹刻了。趕緊去車間打卡，組長說要開會，於是大家在車間大樓外排了兩隊。

　　開會主要講不要跟調模技工吵嘴，技工負責十幾個機臺，如果同時有三四臺機等著他維修，忙不過來的時候，心情煩躁，脾氣不太好，這時候就不要去埋怨他，不要跟他吵。整個註塑車間只有壹個技工負責調機、維護，現在新員工比較多，對機臺操作不熟練，還沒有能力自己處理壹些簡單的故障，技工的工作量就增加了。但是註塑工人的薪資獎金、夥食費是和產量掛鉤的，如果機器停下來等待維修的時間太長，勢必難以完成定額，更不可能拿超產獎金了。所以工人希望機臺很快正常運轉，能夠早點做夠產量，機器故障的時候也很焦慮煩躁，所以就與同樣煩躁的技術員起了壹點口角。組長開會就此現象說了些勸導疏通的話，就宣布散會開工。

　　散會回車間，先到組長那裏領刀片，還要簽名。大部分註塑產品需要刮水口、批鋒，所以刀片是必備的。但是只有光禿禿壹個刀片，沒有刀架，徒手握住這樣的刀片削水口，看上去比較危險，所幸還沒見到誰被割傷。我用了兩天，大拇指就腫痛了，因為我習慣刀背抵住大拇指指腹運刀，壹天推三千多次，指腹反復受壓，導致血腫，無法再施力運刀，只好跟組長說。組長拿來壹個長布條，讓我裹住手指，減輕刀背壓力。但是因為手需要經常泡在水裏，棉布浸水後變重，很容易從指上滑脫。於是我只好把棉布裁成兩條，壹條纏拇指，壹條纏刀片，再用透明膠帶固定，這樣手指上的棉布少了，吸水後也不至於很快滑落，刀片纏上棉布也就不容易硌傷手了。

　　註塑車間有四十四臺註塑機，每天大概開二十臺左右。壹人守著壹臺機器，取件、浸水、削水口批鋒、定型、排列、剔除不良品、裝盤，全部工序都是壹人單獨完成，註塑機臺模具周期設定常常是 30 秒左右，在 30 秒內完成四五道工序，時間比較緊張，基本上沒有休息的時候。組長每天巡視兩三次，看看產量；調模技工每天巡視兩次，記錄機臺參數；QC 每天巡檢壹次，抽檢成品是否合格。各自停留不到壹分鐘。其余時間就是壹個人、壹臺機，不停地操作。

　　上午沒有休息的時間，到中午十壹點半吃飯，而午餐時間只給半個小時，吃飯的時候大家基本不聊天，都是默默地很快吃完，有次我吃飯的時候跟壹個工人聊了聊，感覺沒聊多少內容，就已接近十二點，只好不吃了，把剩下的飯菜倒掉，趕緊去上班。下午是整整五個小時的班，從十二點到下午五點，中間沒安排休息時間。因為中午沒有休息，壹般來說，到下午兩點就開始犯困，頻頻打呵欠，我還看到有臺註塑機門上被以前的工人寫了瞌睡。因為握著刀片削水口，有次犯困的時候走神了，刀片劃到了左手，還好劃得不深，擠出幾滴血，過了兩天就愈合了，但也不敢在上班時候犯困了，再困也要聚精會神地撐住。基本上到三點半左右，困倦的勁頭會漸漸被壓制下去。五點鐘吃晚飯，也是半個小時。

　　五點半再上班，這時候感覺會輕松壹些。因為如果上午、下午機臺正常的話，此時已經完成 90%的產量要求了，這時可以稍微做慢壹點。而且白天氣溫高，車間燥熱，到傍晚時分太陽西沈，再起點風，會涼爽壹點。七點鐘，組長到每個機臺統計當天的產量，七點十分，交回刀片，這時就可以停機了。停機後，收拾臺面，打掃機臺附近的衛生，就等著打卡下班。也只有在這段時間裏，工人們可以聚在壹起聊聊天。也有人忍不住困意，這時候找個角落坐著睡覺。

　　七點半下班，就可以打卡離開車間了。回宿舍洗澡的時候才發現，雙腿雙腳有點浮腫，而且右肩膀酸痛。問壹些資深工人，做了那麽久，會不會也酸痛浮腫，他們說剛開始是那樣的，壹天站十壹個小時沒有習慣的話，腿腳是會腫的，站半個月就習慣了；手臂肩膀酸是因為開關註塑機的門用力了，壹天開門關門幾千次，當然酸了，以後可以換著手開門關門。因為白天上班十多小時裏總體上是精神集中時間緊張的，洗澡後人壹放松，困意排山倒海，立刻就躺倒睡覺了。

　　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工廠基本信息

　　鎮泰集團於 1977 年在香港創業，現在已發展成為玩具行業中原始設備制造商的龍頭。1983 年在廣州開設分公司，其中有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位於廣州從化，該公司的工廠主要生產的產品有硬膠玩具、電子玩具、毛絨玩具、積木玩具、小型電器等，產品多數銷往美、歐、日、東南亞及世界各地市場。

　　工廠全名：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 ：廣東省廣州從化城郊街城鰲大道東路 163 號電話：020-37996666 轉 8802/8279聯系人：羅小姐/駱小姐

　　生產的產品：硬膠玩具、電子玩具、毛絨玩具、積木玩具、小型電器等生產的品牌：孩之寶，美泰主要客戶：產品主要銷往美、歐、日、東南亞及世界各地市場員工總數：約 6000 人工人人數：約 4000 人 （廠裏的女工約占總人數的 80%，年齡多在 30-45 歲之間）旺季時工人總數：約 6000 人（含暑假工）男女比例：1:8

　　以上信息來源：

　　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員工手冊、工廠招工公布信息及工友提供信息受訪人數：16受訪者所在部門:裝配部/電子部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 7/9

　　訪談形式：

　　1. 面談

　　2. 微信/QQ 線上交流

　　3. 受訪者不知調查人員身份

　　壹、入職及離職

　　招工要求

　　：

　　在調查期間，工廠大量招收長期工，要求 23 周歲以上。

　　招聘程序:

　　工廠東門保安室的窗戶上貼有“鎮泰掃碼招工咨詢”微信二維碼，掃二維碼加微信好友，招工群裏發消息稱“鎮泰玩具廠大量招收長期工，有意者需帶上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壹份、小壹寸照片2 張、體檢費 35 元、筆壹支於工作日(周壹至周五)早上 9 點前到公司面試。

　　入職時需提交身份證，身份證復印件存檔。

　　新員工入廠兩個星期後工廠統壹發放工作服，夏天是壹件短袖，冬天是壹個套在外面的背心，除此之外工廠每年會發壹次工作服，工作服不收費。

　　入職途徑：

　　工廠直招、工友介紹。

　　崗位分配：

　　工人不能自己選擇崗位，崗位由流水線上的產品管理員安排未成年工：

　　調查期間，廠裏有大量的暑期工，絕大部分是高中畢業學生，也有少量大學生，暑期工回在八月中下旬辭工。旺季時，暑假工約有 2000 人。

　　暑期工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和其他工人壹樣，工廠沒有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工。暑期工大部分是高中畢業生，為了賺大學的學費或生活費等原因到工廠打工，有極少數大學生為了賺生活費或完成學校安排的暑期社會實踐的作業也在廠裏打工。

　　體檢:

　　入職需體檢，體檢主要是抽血和胸透，如果已經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婦女不能去做胸透，因為胸透會對肚子裏的寶寶有影響，因此如果已經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婦女就拿不到體檢結果，不會被工廠所聘用。體檢費用 35 元由工人支付，工人拿不到體檢結果。工廠每年安排壹次工人體檢，費用由工廠支付。

　　入職培訓:

　　工廠有入職培訓，培訓時間約 2 個小時，主要內容是簽訂勞動合同；簽署保密機密資料協議書、自願加班申請表；發放公司規章制度手冊和員工手冊、職安健培訓資料、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培訓資料；填寫壹份新員工入職廠級培訓考試卷；培訓結束後直接由文員帶領進車間，培訓時間計入工資。

　　試用期:

　　新員工的試用期兩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須提前三天通知；合同期內辭職須提前壹個月通知。辭工需在組長處領離職書，填好離職日期後交上級簽字確認即可離職。

　　工人辭職需先辦理退宿和離職手續，之後將離職書和廠卡交會計部即可結算工資。工資以現金或轉賬的形式支付，辭工後壹星期之內可以領到工資。

　　廠卡如果離職時還有錢，廠裏的工作人員會查詢記錄，然後通過現金退款。

　　辭工不難，若不被同意可以去員工服務點外面的辭職自動申請機上打印離職條交車間文員即可。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合同在培訓時簽訂。培訓老師給每人發兩份合同，告訴工人合同的封面上的空格需要填，第壹頁第壹款需要簽名，最後壹頁有鎮泰的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章，最後壹頁需要簽名，還有壹張勞動合同的補充說明，也需要簽名，合同壹式兩份，雙方各執壹份，保密協議書作為合同的附件，簽好後和其中壹份合同壹並上交，合同的期限是兩年半，試用期兩個月。

　　合同內容：

　　工人有勞動合同副本，合同的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病危害防護；勞動紀律；勞動合同的變更；合同的解除和終止；違反合同的責任；關於文書送達地址的約定；因履行本合同發生爭議的解決辦法；其他；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勞動合同補充說明。

　　三、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裝配部 Hasbro 流水線）

　　（壹）淡旺季工作時間

　　旺季 淡季

　　每天工作 8-10.5 小時 8 小時

　　每周工作 5-6 天 5 天

　　每月工作 22-26 天 22 天

　　（二）淡旺季加班時間

　　旺季 淡季

　　每天加班 1.5-2.5 小時 偶爾加班，若加班，每周末加班 17.25-19.75 小時 天不超過 2 小時每月加班 66.5-78.25 小時加班最長的月份是 6、7、8、9 月，加班最長約 80 小時。若有女工懷孕，工廠會安排其不加班。

　　工人可以選擇不加班，口頭告知產品管理員即可，若不加班，工人很可能被取消以後平時和周六的加班，或被要求辭職。

　　（三）工作時間表及休息時間安排

　　旺季（6、7、8、9 月）

　　早上 下午

　　7:45-12:15；

　　10:30 時休息十分鐘

　　12:15 休息，60 分鐘吃飯時間

　　13:15-17:15；

　　15:30 時休息十分鐘

　　17:30 時休息 5-6 分鐘，最遲 19:15 下班

　　淡季

　　早上 下午

　　8:15-12:15；

　　10:30 時休息十分鐘

　　12:15 休息，60 分鐘吃飯時間

　　13:15-17:15；

　　15:30 時休息十分鐘

　　17:15 下班

　　每條流水線有生產指標，具體多少不知道，工人被要求加快速度使勁兒做，數量做得越多越好，超出指標的部分每月有超產獎。

　　工時通過打卡記錄，下班打卡需排隊，時間約 2-3 分鐘，排隊時間計入工資；工時記錄完整，如有錯誤，可以告訴車間文員幫忙查詢。

　　上下班車間不開會。

　　人身自由情況：

　　上班期間工人必須在規定的休息時間內去喝水、上廁所；工人下班後可自由進出宿舍，進出廠不會被搜身。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壹）工資金額（裝配部 Hasbro 流水線）：

　　旺季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 2900-3500 元（扣除社保之後），淡季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扣除社保之後不到 2000 元。

　　工資項目包括：正常工資；病假工資；加班工資；月獎金；技術津貼；保健/夜班津貼；特別津貼；高溫津貼；調休上班工資；補款；代購養老保險；代購失業保險；代購醫療保險；代購住房公積金；宿舍費用；扣稅；實際扣款。

　　工人工資基本月薪 2100 元，平時約 12 元/時。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1.5 倍，休息日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 元×2 倍，法定假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 元×3 倍。

　　招工廣告上顯示裝配部/電子車間工人月綜合工資約 4300 元，其中加班費共 1667 元，但 1667 元的加班工資是按照 22 天每天加班 2.25 個小時，每周六加班 8 小時計算出來的，工人月加班必須達 81.5 個小時月綜合工資才能達到 4300 元，工友反映在無論是淡季還是旺季根本拿不了那麽多錢。

　　支付方式：

　　工廠每月 10 號前發上月工資，工人直接從工廠拿工資，發工資前發工資條，工資上列明應發和應扣的工資明細，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同。

　　工資條有扣款項目，包括：代購養老保險；代購失業保險；代購醫療保險；代購住房公積金；宿舍費用，扣其他；扣稅；實際陪扣款；事假；曠工。曠工三天以上算自動離職。有些工友說自離後工資在十五天後支付，有些工友說即便是自離工廠也會打電話給自離的工人回廠辦離職手續、領工資。

　　請假制度：

　　病假有工資，請病假需要向產品管理員拿請假條並提供病例本。

　　如果請病假並且工人有病假條和訪問醫生的收據，他們的工資將被扣除 50％左右。 如果工人錯過工作或定期休假，工人就無法領到工資。如果工人連續三天不工作，他們將被視為已自動辭職。 壹些工人說，離開後，工資將在 15 天後到賬，而其他工人則表示，即使工人辭職，工廠也會打電話給他們，要求他們返回工廠提交辭職表並領取工資。

　　工廠有帶薪年假、產假、婚假、喪假，這些假期請假需提前告知產品管理員，並在產品管理員處拿請假條；產假按法律的規定執行；電子部的壹名女工說她所在的流水線可以在年假休假結束後補開請假條。

　　休假：

　　廠有法定有薪假期，法定節假日休息工廠不給錢（已和壹名工友核實，之前寫的法定節假日休息工廠付薪是調查員理解錯誤），社保：

　　住房公積金繳存調整的通知

　　工廠有給工人購買社保。每個工人扣得社保費用不壹樣，部門不同工資會有差異。

　　種類 金額（裝配部 Hasbro 流水線）

　　養老保險 277.52 元

　　失業保險 約 4.2 元

　　醫療保險 98.62 元

　　工傷、生育保險 由工廠支付，具體金額不知

　　住房公積金 105 元

　　福利設施：

　　工廠有圖書館、電視房、卡拉 OK 廳、足球場、籃球場、舞蹈房、室內體育館、乒乓球臺、閱報欄。

　　工廠的娛樂設施很多，有室內體育館、露天籃球場、足球場、乒乓球臺、還有電視房，圖書館，舞蹈房，並且舉辦有手遊電競大賽等活動。但是不難發現，去打籃球、踢足球的人多是暑假工，去電視房看電視的人大多是五十歲左右的男性工人，除了舞蹈房偶爾有幾個女工在裏面跳舞以外，其它的娛樂設施很少看見有女工活動的身影。特別是手遊電競大賽，看上去很熱鬧，但是去參加的大多是年輕的暑假工，而女工只對活動旁邊放的免費糖水感興趣。工廠雖然有很多娛樂設施，但是很少有女工感興趣，壹位女工說工廠舉辦的娛樂活動她從來不去參加，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

　　工廠有醫務室，買藥須刷廠卡，工友說有些女工會因高血壓或貧血在流水線上暈倒，工人生病首先送醫務室，若情況嚴重保安會打 120 急救電話。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食宿，早餐約 3 元，午餐和晚餐約 5-7 元，工友覺得食堂的飯比外面的便宜。

　　工人可以自己選擇在工廠的食堂和宿舍吃住，若不在廠裏吃住，不會被扣錢，工廠招工廣告上顯示“凡是在 6 月 9 日-6 月 25 日入職的員工，給予三個月的住宿補貼（每月 40 元）”，其他員工無住宿補貼；工人無用餐補貼。

　　工廠食堂比較大也比較幹凈，工人買飯需提前在廠卡裏充值，買飯刷廠卡；食堂只提供碗，工人吃飯需自己帶匙羹，吃完飯後將碗放回餐具桶；部分工人選擇自己帶飯到廠裏吃。

　　宿舍條件：

　　宿舍是 4 人間，房間裏有風扇、儲物櫃；包括水電費 40 元/月, 宿舍沒有單獨的沖涼房和洗手間，每層樓有沖涼房和洗手間；沖涼房裏約有十個浴頭，但浴頭放不出熱水並且涼水也很臟，洗澡時需要拿桶到隔間外面接熱水。

　　宿舍二樓有壹個洗衣機，工友說那個洗衣機已經壞了好多年，沒人管也沒

　　人修。宿舍二樓有壹個煮食間，工友可以去那裏煮飯。

　　上下班若乘廠車，每次乘車兩塊錢。

　　壹名電子部的女工今年 6 月份通過工廠直招進廠，08 年以前在鎮泰廣州白雲區的工廠工作過 4年；已婚；育有 2 個小孩，兒子 9 歲，女兒 2 歲；她和她老公都在廣州打工，小孩在家裏由老人照顧，這名女工在今年 5 月份出來打工之前壹直在家照顧小孩；這名女工住工廠宿舍，周末去他老公上班的地方，坐公車過去約半個小時。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員工上崗前培訓老師發過壹份職安健培訓資料和 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培訓資料，工人做過壹份新員工入職廠級培訓考試卷，總時間約 20 分鐘。

　　安全設備：

　　勞保用品：

　　車間比室外涼快，有風扇和通風設備，通道暢通。工友說廠裏的車工和噴油工作業時需戴勞保用品，但接觸的油和膠水是經過檢測的，對身體的危害性小。

　　工廠每年會安排員工體檢，體檢費用由工廠支付，接觸有毒有害物質的員工離職時會經過職業病體檢，確保沒有職業病才離廠。

　　在註塑部上班需要戴耳塞，因為嗓音特別大。

　　宿舍有急救箱，裏面的藥品主要有酒精、風油精、棉花、膠布、正骨水、剪刀、紗布、壹次性手套等，急救箱沒有上鎖，使用完裏面的藥品後需要在記錄表上登記。

　　工傷：

　　工廠有工傷事故，發生的次數很少，每年最多壹兩起。發生工傷的主要原因有：員工操作時註意力不集中；操作方法或手勢不正確；車間對員工進行崗位安全操作培訓不到位；設備有待改良；違章操作；車間沒有做好 5S 管理；員工安全意識不足，車間監督不力。有工友說前幾年她親眼看見過壹個女工作業時轉過身去和旁邊的人說話因註意力不集中作業的機器壹下切在她的食指上，後來那位女工被送去醫院，治療後手指落下了殘疾，最後得到了三萬塊錢的賠償金。

　　調查員被分配到壹個將繩索綁在小部件上的工作站。 該部件非常小，繩索相對較薄。 經過壹個上午的工作，調查員感到手指、指甲、拇指和食指的關節都非常疼痛。因為他們整天都在系繩子，指關節之間會留有疤痕。工人們建議調查人員用膠帶纏繞手指。

　　另壹個工作崗位要求工人將毛皮附著在玩偶上。 工人們會用繃帶將食指，中指和拇指包裹在雙手上，因為他們必須非常快速地連續使用雙手。 有些工人會在晚上因為手指疼痛而睡不著覺。

　　七、消防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誌，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車間和宿舍有滅火器。

　　工廠每年會組織兩次消防演習，時間在五月和十月，生產區和宿舍區都有，每次演習約 30 分鐘；六月至九月期間是生產旺季，沒有消防演習。

　　八、獎懲管理

　　“獎勵與處罰”在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規章制度的第十三章有明確規定。獎勵分為表揚、記功、加薪、晉升四種，處罰分為書面警告、記過、解除勞動合同三種。實際上，工人得到最多的懲罰是不準加班或被要求辭職，若作業速度慢或不願加班可能被取消以後的加班，有女工因例假肚子痛連續兩天向產品管理員申請不加班被要求辭職。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廠有工會和工人代表，工友說工人代表由車間主管或文員推薦，廠裏的工會每兩個月開壹次會，每次開會約壹個小時，最近壹次開會是在七月底。開會時員工代表會反應員工的壹些意見，比如說新員工的醫保卡什麽時候發，底薪什麽時候可以漲等問題。工廠員工服務點的墻上貼有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員工代表圖和鎮泰（廣州）工會委員會成員圖，其中員工代表共 12 人,有壹位是男性，其余的都是女性，男女比例 1:11。工會委員會成員共 11 人，主席和副主席（兼任生產委員）是男性，兩位生產委員和壹位組織委員是男性，宣傳文體委員有壹位男性和壹位女性，剩下的兩位女工委員和兩位財務委員是女性，男女比例 6:5。工會的聯系電話為：

　　87996666，但撥打過去電話壹邊的答復是 “您呼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請稍後再撥。”

　　工廠有傾訴熱線，聯系電話為：37996666 轉 8292，現場傾訴的時間是每周四下午五點到七點，但在生產旺季時壹般情況下工友會加班到六點四十五或七點十五下班，工友下班時傾訴熱線的服務小組也下班了。傾訴熱線的成員也會說廣東話，但工廠裏有壹部分不會說廣東話的工人。工廠有CH 產部壹站式服務聯系電話：37996666-8661；工廠有關懷小組，共三個老師，李美賢老師（聯系電話：020—39303936）、黃金喜老師（聯系電話：020-3930393,QQ:978583369）、林潤碧老師（聯系電話：020-39303937，QQ:859661280）。

　　自助餐廳入口處有壹個建議箱，但建議必須與工作健康和安全、環境保護、反恐或知識產權有關。

　　十壹、 其他

　　工人選擇這家工廠的原因：（1）年齡大，工作難找（2）工資按時發，不會被拖欠（3）辭工容易（4）工廠買社保，有帶薪假，每月的收入可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

　　受訪員工期望扣除社保後工資能有 4000 元/月，但即便是在生產旺季，扣除社保後，大多數工人工資約 2900-3500 元/月。工人期望休息日或法定節假日可以加班，對在旺季時每天加班 1.5-2.5小時表示可以接受。

　　受訪工友認為在崗位上作業雖然手痛但是接觸的有毒有害物質少，工傷也少見，對整體的工作環境基本滿意。

　　工友若每天乘車回家每月的交通費約 100 元，在工廠外面租房租金約 200 元/月，若住工廠宿舍費用 40 元/月，工人每天夥食費約 30 元，每月的基本開支約 1500 元。

　　對工廠的管理制度方面，工人認為有些流水線的管理員素質低，有女工因為和產品管理員頂嘴被調到最辛苦的工位、有女工因為作業速度慢也被調到最辛苦的工位，還有女工因例假肚子痛申請不加班被要求辭職。生產 Hasbro 玩具的 A7 車間有兩個主管，男的是正主管，女的是副主管，工友建議有事情直接找男主管，因為他更有發言權。

　　年齡在 30-40 歲的女工覺得生產淡季時工廠的工資太低，賺不了錢，計劃合適的時候就去工資更高的廠；年齡在 40-50 歲的女工認為工廠繳納五險壹金，不拖欠工資，在廠裏上班能維持最低生活，幹壹天算壹天。

　　調查員日記

　　2018.7.24

　　早上八點十五分開始作業，今天我的工作是給娃娃穿毛皮，這個崗位總共有七個人，組長要求每個人每小時做四十個娃娃，實行個人計產量，做不夠數的不給加班。給娃娃穿毛皮的崗位特別辛苦，需要用很大的力氣並且十個手指頭壹刻都不能停，給娃娃穿毛皮工位的工友很多都在雙手的食指、中指和大拇指上綁上了膠帶，因為手指不停地用力很快就會特別疼，綁上膠帶之後會感覺沒那麽疼。

　　壹個小時左右，組長拿了壹個表站在我旁邊數了壹下我旁邊箱子裏面放的娃娃的個數，對我說沒

　　有做夠數，自己想想應該怎麽辦，她說就算不給我加班也不能動作太慢在那裏混時間等著下班，因為每條線每天是有產量的（每條線管理層的工資和產量掛鉤，若產量超標有超產獎，產量越高工資越高），要快點做，不要在那裏偷懶。組長要求給娃娃穿毛皮崗位的工友每個人每小時做夠四十個，但因為很多人在那個崗位上只工作過壹兩天，因此大部分人每小時做的數量約二十五、六個，組長在旁邊不停地催：“快壹點，美女，加油！靚仔，快做！。”

　　中午十二點十五去食堂買飯，食堂的菜單貼在窗口的玻璃上，每天的菜都是壹樣的，我在賣蒸菜的窗口買了兩個菜壹個飯花了六塊六毛錢。食堂早中晚餐都供應，只要在規定的用餐時間都可以買到吃的，價錢比廠外的便宜，也比較幹凈。

　　下午壹點十五分回到線上繼續作業，組長和產品管理員繼續在線上不停地催：“做快壹點，不能這麽慢……”快到五點十五分的時候我對面的工友（姓名：小莫，和我同壹天進廠）給組長說他不加班，組長說讓他加班，然後讓我不加班，我說我要加班，加班才能提升速度。組長說機會是自己爭取的不是別人給的，那妳就做快壹點，她說今天小莫不加班，那妳就加班，但是要做快壹點。六點四十多，別的線上調過來壹個人坐我對面給娃娃穿毛皮，她是來我們這條線上幫忙的，來幫忙這位工友是暑假工，穿毛皮的速度特別快，約壹分半鐘就可以做好壹個，而我需要三至五分鐘才能做好壹個。

　　我對她說我覺得她特別厲害，她說她的速度完全是被逼出來的，她們線也是要求個人記產量，每個人每個小時必須做夠四十個，做不夠就不給加班，因此她不得不拼了命使勁兒地做，她說她那條線上的阿姨做得比她還要快，有些壹個小時能做五十個。她告訴我她進廠已經壹個多月了，壹直在給娃娃穿毛皮，現在作業時十個手指都需要纏上膠布，因為手指太疼了，她還告訴我她所在的那條線上的阿姨因為給娃娃穿毛皮手指太痛連晚上睡覺都會被痛醒。來幫忙的這位工友離七點十五還有約兩分鐘又回到了她自己的線上，她在我對面作業約二十分鐘，我面前堆的貨基本都被她做完了。

　　今天七點十五下班，離下班還有二三分鐘，線上的暑假工都離開了崗位去排隊打卡，七點十五分準時打卡下班。

　　昨天線上統壹七點下班，六點四十五下班的暑期工今天早上遭到了產品管理員的批評，產品管理員說不想幹就不要來了，這份工作妳不做有人會做。

　　組長總是把速度太慢不給加班掛在嘴邊，因為每天完成了產量後多做出來的產量有獎金，因此作業時組長會壹直不停地催不停地催，目的是多做出些產量。不加班需要提前告訴產品管理員。

　　2018.8.1

　　今天早上七點四十五開始作業，我的工作依然是給娃娃穿毛皮，坐我對面的工友（姓名：小謝）給我說她的雙手痛到不行並且右手食指都已經腫了，她把她的左手和右手比較給我看，的確可以明顯地看出右手食指比左手食指更腫。旁邊和我同樣崗位的壹位工友已經在給娃娃穿毛皮的崗位上工作了三天，她也說她的手好痛，都快不想上班了。開始作業後的十五分鐘之內我因為手痛作業的速度特別慢，後來整雙手麻木之後我作業的速度又開始變快，第壹個小時做了三十個娃娃，第二個小時做了三十五個娃娃，但之後雖然心裏不斷地催自己快點做、快點做，但是速度就是快不起來，娃娃越做越少，到今天下午四點二十的時候組長說我做娃娃越做越少了，今天不給我加班可不可以，我說可以，因為我感覺手都已經在抽筋了。我對組長說今天我不加班，明天我爭取在壹個小時之內做四十個娃娃。對面的工友小美說她也不想加班，她讓我繼續加班，她不加班，我開玩笑說她是骨幹力量，做得快，必須留下來，我做得最慢才有資格不加班。下班之前我用最快的速度做完了箱子裏剩下的娃娃，給組長說了壹聲便離開了車間，其他的工友今天加班到了七點十五。

　　下班回宿舍之後我在床上睡了壹個小時，六點左右英姐回宿舍吃晚飯，她自己用電飯鍋煮了冬瓜和白米飯，我和她聊天說我手痛到不行，像抽筋了壹樣。英姐說在玩具廠上班就是特別虧手，雖然沒有什麽職業病危害，但手會很痛的。她說裝配部其實好壹點，要是在註塑部上班還需要戴耳塞，因為那個噪音特別大。我問她廠裏有崗位補貼的車工和噴油工是不是男的更多，她說那個工位有男有女，在那兩個崗位工作每天需要戴勞保用品，衣服會弄得很臟，那些人離職需要經過體檢，確保沒有職業病才會離廠，但是那些工人接觸的化學品是沒有毒的,因為那些油和膠水是經過檢測的。我問她工廠有沒有給工人安排體檢，她說每年會免費體檢壹次，進廠的時候體檢需自己付錢，之後每年體檢是工廠給錢。英姐說新員工入廠兩個星期後工廠會統壹發工作服，夏天是壹件短袖，冬天是壹個套在外面的背心，除此之外每年也都會發壹次工作服，都是不要錢的。她說她在廠裏已經工作了十六年，現在壹年的年休假有十五天，每次提前請假可以休息，壹次最多休息壹星期。我說我剛剛下班的時候看見壹個孕婦也下班，她說孕婦是不可以給加班的，每天只能上八個小時，產假是按照廠裏的規章制度來安排。

　　晚上八點左右宿舍的另外壹位工友（姓名：阿黃）也回到了宿舍，她說她今天加班 2.75 個小時，早上七點半上班，下午七點十五下班，每天多加半個小時班感覺要累很多，但是這周六廠裏不會給加班了。我說要是平時取消掉加班，周六直接加十個小時的班，那工資豈不是要高很多，她說工廠肯定不會這樣做呀。

　　廠裏的女工每天基本只管上班、下班，其它的事情很少有人關心，我問了好幾個人廠裏的工會是做什麽的,她們的表情都很茫然。

　　每天下午五點半休息的時候有壹些女工會在開水房吃餅幹、面包或水果，吃完後繼續加班，因為幹活確實很費體力，每天到下午六點左右很多人都已經顯得疲憊不堪。

　　今天下午組長告訴我我填寫的離職日期是周四，但周五不能辦離職，下下周壹也不能辦離職，因此她建議我改成下周三，這樣辦離職才方便，我說那就麻煩她去幫我改壹下。

　　工廠規定請假需拿請假條，請病假如果有病歷本和診療的發票工資會扣百分之五十左右，礦工和請假都沒有工資，連續礦工三天以上算自動離職，有些工友說自離後工資在十五天後支付，有些工友說即便是自離工廠也會打電話給自離的工人回廠辦離職手續、領工資。

　　車間比室外涼快，有風扇和通風設備，有些工位可以吹到風不會感覺有多熱，但有些工位吹不到風,例如給娃娃穿毛皮這個工位，不僅吹不到風還老是被催要做快壹點，工友在那個崗位作業老是抱怨說熱，我每天給娃娃穿毛皮也都是汗流浹背。

　　工廠員工服務點的墻上貼有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員工代表圖和鎮泰（廣州）工會委員會成員圖，其中員工代表共十二人,有壹位是男性，其余的都是女性。工會委員會成員共十二人，主席和副主席是男性，三位生產委員和壹位組織委員是男性，宣傳文體委員有壹位男性和壹位女性，剩下的兩位女工委員和兩位財務委員都是女性。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工廠 80%以上是女工，但在工會的高層領導中男性仍占優勢。

　　東莞興利五金塑膠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是壹件多元化的工業集團，其產品遠銷至世界各國。興利集團旗下設有玩具部、家庭用品部、電腦制品部和時計部，在香港、中國大陸及英國均設有營運機構。

　　興利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於 1969 年成立，在中國大陸設有兩間工廠，在東莞聘請超過 6,000 多名員工。這些設施包括總占地面 積 130 萬平方英尺的工廠及宿舍區。

　　興利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是香港領先的玩具公司，專門生產動作人形公仔玩具、無線電遙控車船玩具、電子遊戲以及學前兒童玩具等壹 系列產品。2工廠基本信息全名：東莞興利五金塑膠有限公司

　　介紹：香港興利集團旗下大型玩具制造企業，生產和銷售塑膠玩具、電子玩具、布絨玩具、塑膠制品、五金廚具用品、五金模具。

　　法人代表： 郭南埔

　　工廠地址：廣東東莞石排鎮埔心三路

　　聯系電話：(86) 0769-86551728

　　電子郵件：dhacc@heraldtoyprc.com

　　郵 編：523338

　　主要客戶：Disney、Walmart、HASBRO

　　員工總數：約三千。

　　男女比例：約 1:5

　　受訪人數：約 30 人

　　受訪者男女比例：1:5

　　受訪者所在部門：壓煉部

　　訪談形式：匿名面談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外有橫幅布條寫著：興利公司高薪招聘各類普通、技工。

　　網上招聘的職位描述註明男女不限，年齡 16-45 歲，持本人身份證，身體健康，服從安排，能吃苦耐勞，抗壓能力強。

　　招聘程序

　　該廠南門外墻長期貼有招聘廣告，正門圍墻外也有招工橫幅。應聘者統壹到南門閱看、查詢招聘信息，該廠安排有工作人員在南門接待。工作人員的問題有：想應聘哪個職位，從哪裏過來的，有沒有熟人在興利，是不是第壹次到石排，以前做過什麽，能不能接受上夜班。應聘者作答之後，就由工作人員帶領到廠內的培訓室內，填寫個人資料表壹份、工作履歷表壹份（要申明自己無違法犯罪記錄），交兩張證件照、兩張身份證復印件。填寫完畢後，工作人員打電話請相應部門的管理人員到培訓室裏，進行第二輪的面試。註塑車間的管理人員面試的問題與剛才基本壹樣，面試結束後，車間管理人員在個人資料表上簽字同意試用，就離開了。當時還有三個人在等待面試，壹個女孩應聘質檢或者倉管，壹個中年男子應聘註塑操作工，壹個青年男子應聘模具學徒，工作人員告知應聘者，次日早晨八點鐘準時到培訓室簽合同。

　　次日早八點，應聘者到培訓室等待，工作人員拿出壹份職工進廠責任書、壹份承諾書、壹份培訓簽到表、兩份空白合同，讓應聘者自己看。大概十五分鐘後，工作人員就讓應聘者在上述文件上簽名落款。過幾分鐘，又拿來壹份中國銀行辦卡申請，讓應聘者簽字確認，由該廠代辦工資卡。

　　全部簽完名，工作人員就收回文件。

　　到九點鐘，培訓室隔壁人事部辦公室的文員來，發了壹個廠牌，讓應聘者在廠牌發放清單上簽字確認。根據清單可以看到，當天只有壹人入職。之後到人事部辦公室錄指紋，錄完指紋，人事文員打電話到車間派工作人員到辦公室領人。過了壹會兒，車間文員到人事辦公室，帶應聘者到車間後，就拿出幾張表格要求應聘者立刻簽字，表格上半部分被文員的筆記本壓住，應聘者不清楚簽的是什麽文件。簽字後，文員介紹了車間打卡的程序、時間，使用打卡鐘的方法，上下班時間。之後就離開了，應聘者在車間等待分配工作。

　　入職途徑：

　　入職途徑壹般是自主應聘、熟人介紹，暑假工主要是由中介輸入。

　　崗位分配：

　　應聘者向工作人員提出想應聘哪個職位，填寫資料和提交證件照後，工作人員打電話請相應部門的管理人員到培訓室裏，進行第二輪的面試。相應部門的管理人員面試的問題與剛才基本壹樣，面試結束後，相應部門的管理人員在個人資料表上簽字同意試用就可以了。

　　未成年工：

　　調查時間不是寒暑假時段，所以沒有學生工。根據工人反饋，暑假期間，該廠通過勞務中介接收大批學生工，主要安排在包裝部，時薪 10 元。也有該廠工人介紹自己的子女或者晚輩親戚進廠做暑假工，薪資等同於壹般工人。

　　體檢:

　　沒有入職體檢程序。該廠每半年免費為全體工作人員體檢壹次，最近的體檢在 9 月 13 日。

　　入職培訓：

　　該廠對工人沒有職前、在職培訓。雖然在培訓簽到表上簽名了，但是沒有任何培訓。

　　入職壹周後車間組長拿了好幾張培訓簽到表（ICTI 體系文件及紀律常規定期培訓、反恐安全培訓、安全生產標準化管理程序講解培訓、興利廠的安全方針和質量方針培訓、消防安全培訓、鋒利工具控制程序培訓），到各個工位上，要求工人壹張張簽名，但並沒有做培訓。

　　試用期：

　　試用期三個月，試用期內辭職要提前二十天。應聘者拿合同問他：這裏第八章第四條說是提前三天通知的。他的回應是：那只是通知，還得我們批準，廠裏的規定是二十天。（該廠此規定是違法的）離職：

　　該廠每月設置兩個辭工手續辦理日（具體日期不固定，通常是每月的第二個星期五、第四個星期五，每月由廠方傳達到各辦公室，但不會主動傳達給工人），無論工人處於試用期還是合同期，只能在那兩天辦理辭職手續。這壹辭職規定，既違反法律，也不符合基本規章制度第五節第四小節“解除勞動合同及離廠手續辦理”第四條【新入職職工，在試用期內辭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或以上以書面形式向人事部/部門通知】。

　　辭職的前壹日，工人需要歸還廠方發的工衣、袖套給車間辦公室。車間文員會出具壹份職工離廠工作交接單。辭職當天，工人需要在上午十點之前收拾完全部行李放到宿舍管理處，交還宿舍鑰匙，把交接單給宿舍總務和保衛處簽名，最後讓保衛處開壹張行李放行條。下午兩點，辭職工人到培訓室集合，輪流簽訂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之後讓人事部在交接單上簽名。兩點壹刻，工人輪流到培訓室前結算工資，簽工資單，辭職當月、上月的工資以現金形式壹次性結清。之後工人就可以到宿舍管理處取行李，把憑放行條交給門禁保安。保安要求工人打開行李驗視壹番，給予放行。

　　當天辦理辭職手續的約 25 人，離職率約 1%。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整個入職過程中，沒有解釋合同，合同內的空白部分，也沒有說明，直接收回，由廠方填寫。

　　入職第二個月，發還合同。

　　合同內容：

　　合同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放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合同的解除和終止，調解與仲裁，服務期與競業限制，其他。

　　三、工作時間

　　壓煉車間 加班

　　白班 8:00——12:00 13:00——17:30 18:30——21:00夜班 20:00——00:00 01:00——5:00 6:00——9:00工作時間：

　　正常工作時間是五天八小時。根據車間組長的介紹，該廠實行每周六十四小時工作制：周壹到周四，每天加班三小時，周五加班兩小時，周六加班十小時，合計每周加班二十四小時。每天上午車間組長統計該日加班人數、加班時間，工人填寫加班申請表，預定加班時間默認三小時。如果不願意加班，或者要求縮短加班時長，需要口頭告知組長，如實填寫申請表。周六的加班申請表，壹般是在周五或者周四簽。該廠每周日休息壹天。少量工人安排在周日上班的，則星期六休息。部分夜班人員為了能在早上八點鐘下班，早些回家睡覺，會選擇提前壹小時上班，下午七點鐘就到車間。晚七點到晚八點的壹小時，計入加班時間。

　　調查所在的壓煉車間（註塑車間），沒有生產指標，上下班打卡有兩種方式：紙卡、指紋卡。調查期間，指紋打卡機正在調試狀態，未正式投入使用，因此還是以紙卡為準。如果漏打卡或者打卡錯誤，需要寫簽卡申請書，格式內容統壹是“尊敬的領導，我因 XXX 忘記打卡（打卡錯誤），請求簽卡，希望領導批準”，交車間辦公室主管簽字確認，再由車間文員手寫修正。上下班不開會，調查期間沒有開過任何會。

　　淡旺季在報告裏已補充，5~9 月為旺季，每周上班 64 小時，加班 24 小時；其余為淡季，加班時數減少三分之壹。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該廠固定每月 28 日發放上月的工資條，工資匯入工人的中國銀行賬戶。普通工人月均工資 3500元左右，包括基本工資 1800 元、加班費、夜班補貼 18 元/天、全勤獎勵 30 元。加班費平時加班15.5 元/時，周六加班 20.7 元/時，節假日加班 31 元/時。周六夜班沒有補貼。

　　普工試用期結束經過考核後，成為多功能工，底薪 1914 元，平時加班 16.5 元/時，周六加班 22元/時，節假日加班 33 元/時。多功能工月均工資 3800 元左右。

　　扣款項目：住宿費 30 元/月、社保個人繳納部分 257.56 元，合計每月扣款約 300 元。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 377.78 元、醫療保險 61.66 元、失業保險 14.43 元、工傷保險26.15 元、生育保險 20.34 元，合計 500.46 元。

　　請假制度：

　　工廠公開帶薪年假、病假、婚嫁、陪產假、喪假的申請制度。

　　休假：

　　該廠貼有通知告知有帶薪年假，工作滿壹年有 5 天，滿 10 年有 10 天。

　　法定節假日有休息，國慶日休息了 3 天，中秋節休日了 1 天。

　　社保：

　　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 377.78 元、醫療保險 61.66 元、失業保險 14.43 元、工傷保險 26.15 元、生育保險 20.34 元，合計 500.46 元。工人個人社保繳納部分 257.56 元。

　　帶薪年假被執行，多功能工人年假期間每天發基本工資 88 元。

　　福利設施：

　　該廠無福利設施 。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該廠提供食宿，食堂分為員工食堂、職員食堂兩個，職員食堂只對級別較高的管理人員開放，普通工人只能到員工食堂用餐。員工食堂早餐 2 元，提供面條、炒粉、粥；午餐 6 元，晚餐 6 元，兩葷壹素，飯菜質量尚可。工人在食堂用餐，壹般是現金付賬，廠方不提供飯補。星期天、節假日食堂不營業。絕大多數工人不在食堂用餐，而選擇回家吃飯，或者在南門外的快餐店用餐。

　　宿舍條件：

　　工人宿舍樓在食堂背後，每間面積約 15 ㎡，有四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兩臺風扇，兩盞日光燈，四個銹跡斑斑的儲物櫃，宿舍陽臺有洗臉池，晾衣繩，衛生間也用作洗澡間。宿舍用電設限，插座只能用來給手機充電，不能接大功率電器如電吹風。住宿費每人每月 30 元，不收水電費。壹般每間宿舍入住兩人，最多三人。宿舍入住率很低，絕多數人在石排鎮租房，壹室壹廳每月房租約200 元。不在工廠食堂用餐、不在工廠宿舍住的，沒有補貼。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調查期間，A 棟壓煉車間內氣溫 30℃左右，下午會升高到 32℃；B 棟壓煉車間內氣溫略低於 A棟，約 28℃。車間內都有空調，工位上安排有電風扇，窗戶上安裝有排氣扇，車間清潔衛生情況良好，各通道暢通。車間、宿舍的急救箱在辦公室裏。

　　勞保用品：

　　工衣壹般在入職數月後發放，免費。

　　壓煉車間的墻上張貼有職業病危害告知卡，介紹了噪音、粉塵的危害和防護方法：戴護耳器、戴防護口罩、戴防護鏡，但該廠沒有給壓煉車間的工人配備以上防護用具。碎料、混料車間裏，粉塵彌漫，噪音也大，職業病危害告知卡上提示有責任佩戴口罩、手套、耳罩、護目鏡，但也有工人在工作時沒有防護措施（視頻中遠處正在機器上加料的工人，無防護用品）。

　　調查所在的壓煉車間（註塑），工人沒有接觸到化學藥劑。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有安全生產委員會，但是沒有環境、健康方面的。

　　工傷：

　　沒有了解到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宿舍的通道、緊急出口有清晰標識、無雜物阻塞，緊急出口門沒有上鎖。宿舍區、工作場所無易燃物品。

　　宿舍區、車間內滅火器貼有點檢封條，每月定期檢查，滅火器內壓力顯示正常。

　　該廠每年舉行兩次消防演習，宿舍區、生產區各壹次。9 月 27 日、28 日舉行了消防演習。11:40分，安全檢查人員到車間視察，查看消防栓、滅火器的保養。11:45 分，警報鈴聲響起，車間管理人員、車間辦公室人員都離開工位，到演習集合區域排隊，聽該廠幹部念壹遍《消防安全管理規定》，各自回到車間，演習即結束，全過程不到十分鐘。演習期間，壓煉車間的機器照常運轉，工人仍然在工作，沒有被要求參加演習。

　　八、獎懲管理

　　沒有看到公開的獎勵或處罰通知。

　　該廠《廠區公共安全管理規定》、《宿舍管理規定》內有警告、開除兩種懲罰措施，共七頁，數百款。

　　獎勵制度有七款。對工人而言，比較有可能獲得的，只有全勤獎 30 元。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該廠的工會成員、工人代表名單張貼在在各個車間裏，各個部門的代表其實就是該部門的管理人員，完全代表廠方管理層。

　　投訴渠道:

　　該廠熱線電話 18033339700，ICTI 關愛熱線 4001583580，調查期間訪談的工人都沒有使用過。

　　該廠設有意見箱，意見箱旁邊貼有舉報電話的號碼。工人也可以發短信舉報。

　　十、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調查期間沒有審計、訪客。

　　工人滿意度：

　　工人普遍對收入不滿意，認為該廠工資太低，以該廠每周 64 小時的上班時間計算，沒有夜班的月份，平均薪資 3500 元左右，有夜班的月份，平均薪資約 3800 元。工人們都希望工資至少漲到四千元以上。該廠每周固定加班 24 小時，很多工人覺得加班太久、太累，就每星期選擇壹天不加班。

　　壓煉車間的普工主要是女工（主要是湖南、四川、廣西、廣東的移民），有少量男工。女工們普遍已婚有孩，在石排鎮租房，孩子在石排上學，丈夫也在附近工廠上班，也有相當數量的夫妻都在興利廠工作數十年的。女工反饋，該廠是按時間計薪，沒有產量要求，即使訂單再多再急，也會每周末休息壹天，工作時間有規律、穩定、壓力小，故而工資雖然不高，但也能接受。工薪階層的家庭財務結構，主要收入來源是男方（存款買房、裝修、買車），女方收入用於日常生活開支（房租、水電、生活費、學雜費），因此女工們的掙錢壓力相對較小，更看重穩定。有相當數量的女工購買社保，期望退休之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

　　調查中了解到，有的工人為了多掙點錢，主動要求不轉白班，連續上五個月的夜班。也有工人在下班後去別的工廠做幾小時的臨時工。

　　調查員日記

　　早晨七點半左右起床，吃過早餐，洗漱完畢，步行約 3 分鐘到壓煉車間。打完卡，在休息區等待組長安排工作。大約八點十分，組長過來，要我去 13 號機。13 號機是壓煉部 B 車間最大的壹個，開關模壹個周期，註塑出十個成品部件，掉進機臺下方的盒子裏。它是半自動的，每次開模，需要手動拉開註塑機的門，取出進膠位置的水口，扔到水口盒子裏，再合上註塑機的門。大約十幾分鐘，機臺下方的盒子就會裝滿大半，這時候需要彎腰探手進去把盒子拉出來，再舉起盒子，把盒子裏面的塑膠件倒在大桌子上。這些塑膠件，有的會有小批鋒，或者水口處有凸起，需要手工刮掉凸起部分和批鋒。有的部件邊緣偶爾會因為高溫註塑而燒焦發黑，需要手工刮去黑點部分。其他的幾個塑膠部件，不需要特別處理。然後全部的塑膠件，都得按照左右分類，整整齊齊地擺放進紙箱或者膠盆。因為塑膠件生產的又多又快，需要手工處理的情況也多，所以這個機臺會安排至少兩個人，壹個人開機，壹個人裝箱，同時兩人都得手工刮批鋒、水口、燒焦，但是這樣也跟不上機臺生產的速度，因此常常需要把盒子裏的塑膠件直接拿出工作區，整箱堆在卡板上，等待以後再分類、處理、裝箱。在機臺工作，沒隔多久就要彎腰取裝有塑膠件的大盒子，而且工位上沒有椅子可坐，工作壹兩個小時就會腰酸背痛，汗流浹背。壹模關閉到第二模打開的間隔時間大約壹分鐘，這小段時間裏，需要刮水口、分類、也基本沒有空閑下來休息。工作中如果需要離崗去衛生間，得找個人接手頂崗，壹般是找維修技術員。

　　中午十二點後是吃午飯時間，因為註塑機開動起來不能停，這時候組長會提前安排人頂崗開機，廠裏稱為“接機”。接機的工人壹般會提前五分鐘到工位，交接壹下註意事項，怎麽分類、裝箱。交接完畢，我就洗手、打卡、下班。

　　午飯時間有壹個小時，絕大多數工人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自己做飯。我們剛來的人，住宿舍，在食堂吃。食堂壹餐飯六元，兩葷壹素，分量、菜品質量還可以。但是聽壹些做了十多年的工人講，她們在廠裏上了十多年班從來沒有進食堂吃過，她們認為食堂裏的菜分量太少，肉也少，不如自己做。有些人會在興利廠南門外的快餐店吃飯，快餐店壹般是七元，肉比食堂多壹些。我吃完飯，會回到宿舍，睡半小時午覺。有的工人吃過飯就在食堂外的休息區坐著上網，或者睡覺。回出租屋吃飯的工人，因為路上來回、做飯需要花時間，很難擠出睡午覺的時間。

　　午覺鬧鐘響過，就起床回到車間，打卡，上班。接機的工人就回到原本的工位做事，壹般是在休息區摘水口，或者對壹些小塑膠件做分類。下午上班的時間是從壹點到五點半，比上午多半個小時。因為這壹套模具很大很復雜，時不時會出壹點故障，需要維修。如果是小故障，只需要技術員在註塑機上操作維修，很快完成，那麽工人就可以在旁邊整理已經堆疊起來的膠件。如果故障比較麻煩，需要拆卸模具，運到模具車間裏維修，那麽就需要幾個小時了。這時候，組長會安排我們處理完本機臺積壓的塑膠件，再調到別的機臺或者休息區，幫忙處理擠壓的半成品，或者是分類，或者是裝箱。模具維修的時候，我們就能稍微喘口氣，走動走動，調崗到休息區分類，還有凳子坐，而且休息區在車間的角落，離註塑機比較遠，噪音會稍微小壹些，有機會跟周邊的工人聊聊天。有個女工說她原本在包裝部，把壹堆玩具部件組裝起來，放說明書，裝箱，組裝的工作雖然壹直是坐著，但因為是流水線模式，手上動作要很快才跟得上節奏，稍微慢壹點就有很多半成品積壓在流水線上，看著煩，手忙腳亂地導致心理壓力比較大，就辭職了，轉到壓煉部跟她丈夫壹起，做註塑工。

　　模具送修，壹般壹個多小時就能修好、裝回註塑機，技術員調試到能正常作業的時候，組長就會叫我們回去繼續開機。下午經常有工人在上班的時候打瞌睡，有的人自己準備風油精或者活絡膏，困的時候，就擦壹些在太陽穴，能有效驅除困意。

　　下午五點半，到吃完飯時間，接機的工人來，我則去吃飯。正常情況下食堂是下午五點鐘開飯，等我們五點半下班的這壹批人到那兒，有時候就沒有菜了，我們就去廠外的快餐店吃飯。下午吃飯時間也是壹個小時，吃過晚飯，壹般就會在食堂外的休息區上網，等待上班時間。六點半回車間上班，開機半個多鐘頭，夜班的工人就會來上班接機。原本夜班是晚上八點上班、早上九點下班，但因為上夜班有時差，比較累，也更困，工人們希望更早點回去，所以就安排在晚上七點上班，早上八點下班。夜班工人來接機後，組長壹般會安排我們到休息區，剪水口、分類小塑膠件。這時有機會跟其他的工人聊聊，有人開機壹天後，胳膊到背部酸痛，因為開關註塑機的門需要用力，而壹天下來需要開門關門九百次。也有人站立壹天，腿腳酸疼，在休息區加班才有得坐。有的工人們把休息區叫做仙人臺，有凳子坐，不用汗流浹背，還能聊聊天，不用跟機器趕速度，比起開機器的忙累，真是舒服多了。加班到九點鐘，就可以打卡下班了。這會兒天都已經黑了，人也乏了。回到宿舍排隊洗澡、洗衣服、刷牙，壹晃就差不多十點鐘了，必須得睡覺了。

　　信息公開申請

　　中國勞工觀察向相關地方政府部門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我們要求政府披露工廠是否繳納工人社會保險，政府是否進行了安全生產檢查，工廠是否申請實施全面的工時制度，以及派遣工人的百分比。

　　根據河源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於華登玩具廠的回應，該公司不存在使用勞務派遣工的情況，無因違反社會保險相關規定被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行政處罰記錄。2016 年至今該公司均未向源城區人社局提出關於實行不定期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申請，因此未作出相關審批決定。通過社保系統查詢導出了華登 2016、2017 年的社會保險繳納情況明細，但只能查詢到每月的參保人員總數和繳費總額，沒有具體的參保人員名冊。中國勞工觀察沒有收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關於工廠安全檢查的回復。

　　東莞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對關於利法寶和興利玩具工廠的信息公開申請做出了回應。答復提到，需要在 15 個工作日內提供與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關聯性證明，並對申請用途進行說明，申請才會被處理。東莞市人力資源局的回復中提到，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間進行的檢查中未發現有關派遣工人的信息。此外，該部門沒有關於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間興利和利法寶的派遣工人百分比的信息。根據東莞市社會保險局，沒有任何記錄顯示興利和利法寶因違反社會保險法而受到懲罰。沒有提供有關勞務派遣、特殊工時和社會保障的答復。

　　沒有收到當地政府關於鎮泰工廠的回復。

　　各工廠的工作條件比較

　　中國勞工觀察於 2015 年調查了鎮泰實業有限公司。下表比較了 2015 年至 2018 年的工作條件。

　　鎮泰 2015 年和 2018 年的工作條件比較

　　2015 2018

　　招

　　聘

　　鎮泰工廠在雇傭過程中存在性別歧視，不

　　歡迎男性工人。

　　在調查期間，工廠大量招收長期工，要求

　　23 周歲以上。

　　學

　　生

　　工

　　報告內沒有提及 調查期間，廠裏有大量的暑期工，絕大部分是高中畢業學生，也有少量大學生，暑期工回在八月中下旬辭工。

　　體

　　檢

　　強制工人們自行承擔上崗前的體檢費用

　　到廠負責體檢的醫生會未經實際檢查兒填

　　寫壹些體檢項目

　　除了噴油工人（其中之壹 2014 年死亡），

　　無人接受過或離崗前體檢。

　　工人必須支付 35 元人民幣進行體檢。

　　入職需體檢，體檢主要是抽血和胸透。體檢

　　費用 35 元由工人支付，工人拿不到體檢結

　　果。

　　入

　　職

　　培

　　訓

　　崗前安全培訓只有壹個小時左右，遠遠低

　　於法律規定的 24 小時。

　　入職培訓與其他義務入職程序第壹天不計

　　入帶薪工作時間。

　　工廠有入職培訓，培訓時間約 2 個小時，培

　　訓時間計入工資。

　　試

　　用

　　期

　　報告內沒有提及 新員工的試用期兩個月。

　　離

　　職

　　管理層通常會延遲辭職日期。 當調查員試

　　圖辭職時，主管表示只有來代替她的另壹

　　名工人被找到之後，她才能離開。

　　工人必須先“申請”，獲得“批準”後才可以辭職。

　　試用期內辭職須提前三天通知；合同期內辭

　　職須提前壹個月通知。辭工需在組長處領離

　　職書，填好離職日期後交上級簽字確認即可

　　離職。

　　勞

　　動

　　合同是短期的，有效時間只有五個半月。 合同不是短期的，有效期大約兩年半。

　　合

　　同

　　工人必須在受雇過程中填寫壹張“加班申請

　　表”。

　　工

　　作

　　時

　　長

　　正常的工作時間是每日 7.25 小時，然而這

　　只是壹種利用將平時加班時間轉移 到周末

　　來壓低周末加班費的方法。

　　上班時間正常是周壹到周五，周六 只上半

　　天，工廠根據需要也會進行稍微調整。

　　根據時間表，午餐和休息時間應該是壹個

　　小時。 但實際上，在午休結束之前，許多

　　工人將不得不返回工作場所開始工作，而

　　在此期間完成的工作是無償的。

　　旺季每天工作 8 到 10.5 小時；淡季每天工

　　作 8 小時。

　　加

　　班

　　給予或不給予加班工作被管理層用作鼓勵

　　提高生產效率的手段。

　　淡季偶爾加班，若加班，每天不超過 2 小時

　　旺季每天加班 1.5 到 2.5 小時，每周 17.25

　　到 19.75 小時，每月加班 66.5 到 78.25 小

　　時。

　　加班最長的月份是 6、7、8、9 月，加班最

　　長約 80 小時。若有女工懷孕，工廠會安排

　　其不加班。工人可以選擇不加班，口頭告知

　　產品管理員即可，若不加班，工人很可能被

　　取消以後平時和周六的加班，或被要求辭

　　職。

　　勞

　　動

　　報

　　酬

　　底薪為當地最低工資。

　　每天工人必須在上班時間前開始工作，這

　　部分時間不計入工資支付。

　　工人平均工資 在 2000 多元壹個月，遇淡

　　季沒有加班就只有 1895 元的基礎工資。很

　　少有 3000 元以上壹個月的。

　　旺季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 2900-3500 元

　　（扣除社保之後），淡季時工人平均每月工

　　資扣除社保之後不到 2000 元。

　　工人工資基本月薪 2100 元，平時約 12 元/

　　時。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1.5 倍，休息

　　日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 元×2 倍，法定

　　假加班工資為每小時 12.07 元×3 倍。

　　請

　　假

　　制

　　度

　　報告內沒有提及 病假有工資，請病假需要向產品管理員拿請假條並提供病例本。

　　工廠有帶薪年假、產假、婚假、喪假，這些

　　假期請假需提前告知產品管理員，並在產品

　　管理員處拿請假條；產假按法律的規定執

　　行；電子部的壹名女工說她所在的流水線可

　　以在年假休假結束後補開請假條。

　　休

　　假

　　報告內沒有提及 廠有法定有薪假期，法定節假日休息工廠不給錢社

　　保

　　鎮泰不為工人購買法律強制規定的保險和

　　福利。

　　只有 2008 年之前被雇用的工人才能獲得退

　　休和失業保險。

　　工廠有給工人購買社保。每個工人扣得社保

　　費用不壹樣，部門不同工資會有差異。

　　福

　　利

　　設

　　施

　　工廠有室內體育中心和室外體育 場，室內

　　羽毛球場，乒乓球場， 但都沒有球。詢問

　　打球的工人哪 可以借到球時，被告知不可

　　以借 了，以前可以，但後來借的人多 了，

　　就不給借了，打球的人全部 是自己買的球

　　和球拍，或幹脆都 沒人打。

　　工廠有圖書館、電視房、卡拉 OK 廳、足球

　　場、籃球場、舞蹈房、室內體育館、乒乓球

　　臺、閱報欄。

　　夥

　　食

　　條

　　件

　　餐飲在工廠不是免費提供的。工人們需要

　　在工作證裏充錢，以便在食堂就餐。

　　調查員和其他員工認為由於飯堂飯菜是由

　　餐飲公司承包的，所在飯菜品種豐富，少

　　則 兩三塊可以吃壹餐，吃好點兩個菜就六

　　七塊。多打多刷卡。飯堂提供早，中，

　　晚，夜宵。

　　工廠員工飯堂不遠處設有職員餐廳，職員

　　餐廳很高檔。調查員也曾去職員餐廳打過

　　早餐，發現職員餐廳裏不論是點心還是 飯

　　菜都比員工飯堂的好很多。

　　工廠提供食宿，早餐約 3 元，午餐和晚餐約

　　5-7 元，工友覺得食堂的飯比外面的便宜。

　　工廠食堂比較大也比較幹凈，工人買飯需提

　　前在廠卡裏充值，買飯刷廠卡；食堂只提供

　　碗，工人吃飯需自己帶匙羹，吃完飯後將碗

　　放回餐具桶；部分工人選擇自己帶飯到廠裏

　　吃。

　　住

　　宿

　　條

　　件

　　每間宿舍可容納八人，浴室共用，不供熱

　　水。房間內沒有插座。工人只能在宿 舍樓

　　中的壹個單間內給手機和電子設備充電。

　　宿舍扣費（含水電費）每月每人 40 元，不

　　足月的按每人 1.3 元壹天算。入住或退宿

　　以員工自願為前提。不在工廠住的不扣住

　　宿費，也沒有補貼。

　　宿舍是 4 人間，房間裏有風扇、儲物櫃；包

　　括水電費 40 元/月, 宿舍沒有單獨的沖涼房

　　和洗手間，每層樓有沖涼房和洗手間；沖涼

　　房裏約有十個浴頭，但浴頭放不出熱水並且

　　涼水也很臟，洗澡時需要拿桶到隔間外面接

　　熱水。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工廠沒有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工人們事

　　實上並未接受任何關於其工作環境中 的特

　　殊健康隱患以及如何自我保護的訓練。

　　極少工人佩戴有防護設施，這壹點導致了

　　許多安全隱患和工傷事故。除非在有 人視

　　察之前，工人有時會被督促佩戴口罩。

　　壹些生產機器並未經例行檢查或保養。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員工上崗前

　　培訓老師發過壹份職安健培訓資料和

　　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培訓資料。

　　工

　　傷

　　2014 年噴油部有壹個工人死亡。（死因詳

　　情不明）

　　有壹位包裝部的女員工讓調查員親眼看見

　　她傷痕累累的雙手，手上有很多深淺不壹

　　的口子，也脫了很多皮，調查員問其沒有

　　手套戴嗎， 阿姨說工廠沒有提供手套。

　　工廠有工傷事故，發生的次數很少，每年最

　　多壹兩起。

　　消

　　防

　　調查員在所居住的宿舍查看過，本棟宿舍

　　平安樓二樓三樓消防設備沒有點檢卡。

　　壹些消防器具沒有定時接受檢查。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

　　誌，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車間和宿舍

　　有滅火器。

　　獎

　　懲

　　管

　　理

　　工廠很少存在罰款現象，調查員從沒發現

　　通告欄上有張貼出工人有罰款的項目， 同

　　時也沒有存在獎勵的項目。

　　“獎勵與處罰”在鎮泰（廣州）實業有限公司

　　規章制度的第十三章有明確規定。獎勵分為

　　表揚、記功、加薪、晉升四種，處罰分為書

　　面警告、記過、解除勞動合同三種。

　　工

　　會

　　鎮泰沒有工會，也沒有獨立或有效的投訴

　　系統。

　　工廠有工會和工人代表，工友說工人代表由

　　車間主管或文員推薦，廠裏的工會每兩個月

　　開壹次會，每次開會約壹個小時，最近壹次

　　開會是在七月底。

　　投

　　訴

　　渠

　　道

　　工廠有對員工開設的“傾訴熱線”活動。

　　廠區設有意見箱。

　　工廠有傾訴熱線，現場傾訴的時間是每周四

　　下午五點到七點，但在生產旺季時壹般情況

　　下工友會加班到六點四十五或七點十五下

　　班，工友下班時傾訴熱線的服務小組也下班

　　了。

　　工

　　人

　　待

　　遇

　　報告內沒有提及 對工廠的管理制度方面，工人認為有些流水線的管理員素質低，有女工因為和產品管理員頂嘴被調到最辛苦的工位、有女工因為作

　　業速度慢也被調到最辛苦的工位，還有女工

　　因例假肚子痛申請不加班被要求辭職。

　　客

　　戶

　　訪

　　問

　　及

　　審

　　計

　　報告內沒有提及 報告內沒有提及

　　東莞廣達 2017 和 2018 年的情況比較

　　2017 年，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東莞的廣達、美泰和威爾遜工廠。今年，我們的調查人員采訪這了三家工廠之外的工人，詢問了他們當前的工作條件。下面的圖表比較了 2017 年和 2018 年之間的工作條件。

　　2017 2018

　　招

　　聘

　　年齡必須年滿 18 歲，持本人有效 身份證，身體健康，男女不限。 員工入職後則會根據工廠生產需 要，分配到相應部門車間，工人 只能無條件接受分配。

　　目前工廠總人數大約 300 人左右，公司

　　保安說工廠已不再招工（其工廠招聘的

　　電子屏幕仍在顯示的招聘信息是想穩定

　　現有員工而已），從工人那裏了解到的

　　情況是，工廠馬上就要放長假，他們感

　　覺實際是要關閉工廠，老板不想開了。

　　學

　　生

　　工

　　應聘者年齡必須年滿 18 歲 目前不清楚現狀

　　體

　　檢

　　入職時不需要體檢，通過對工人探訪得知入職後體檢由工廠安排，不是所有工人都有體檢的機會， 而是由工廠領導說了算，安排到妳就去體檢。體檢費用由工廠支付。

　　目前工廠已停止招聘。

　　入

　　職

　　培

　　訓

　　培訓時先簽到，填寫兩項:壹新 員工（臨時工）事項須知，二新員工培訓試題，（由培訓 老師告知答案後再由自己填寫）。培訓有簡單說明滅火器使用方法，沒有職業安全相關的培訓。培訓時間壹個小時。培訓時間未計入考勤卡內。

　　不招工

　　試

　　用

　　期

　　有兩個月的試用期。 之前有試用期，試用是 3 個月離職

　　兩個月試用期內提前三天申請， 試用期後需提前壹個月申請目前不清楚現狀

　　勞

　　動

　　合

　　同

　　工廠已打印好勞動合同，員工只 需要簽名按個手印即可。為工人 入職工作半月後工廠才會與工人 簽訂勞動合同。簽訂合同時沒有 專人為員工講解合同內容。

　　目前不清楚現狀

　　工

　　作

　　工廠標準工時制，正常工作為每 天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每月 工作約 26 天，在此之外的工作時 間按加班計算。

　　壹般工作時間是 8 個小時，晚上加班 2

　　小時，壹周工作 5 天，每天打卡 6 次，

　　不需要排隊。

　　時

　　間

　　加

　　班

　　淡季時平常壹天加班 2－3 小時，每周工作 6

　　天。周末加班 8 小時/天。平均每月加 班 110 小時。

　　旺季時周壹到周五晚上都實施 3 個小時的 加

　　班。每周工作 6－7 天。周末加班 8 小時/天。

　　平均每月加班 140 小時

　　有強迫工人加班的現象。在工作中有很強的勞動強度， 需要工人長時間坐著工作，來加快生產產量。

　　工廠規定每天只能加班 2 小時，不加班

　　的工人工廠壹般不懲罰。

　　勞

　　動

　　報

　　酬

　　長期工工資待遇：基本工資為 1510 元／月，正薪酬 8.68 元／小 時，平時加班 1.5 倍為 13.02/小 時，周末加班 2 倍為 17.36/小 時，節假日加班 3 倍為 26.04/小 時臨時工工資待遇：中介介紹應 聘的臨時工，工價為 14 元／小 時，而由工廠招聘的為 12 元／小 時。加班工資按各對應小時工 價。

　　工人的月工資壹般在 2000 元左右，沒

　　有臨時工，工資是按照時薪制計算。平

　　時加班費按照法律規定的，周末不加

　　班，雙休。

　　請

　　假

　　制

　　度

　　病假只有工傷是才有請病假的資格。請病假需要醫院的證明以及報告。

　　目前不清楚現狀

　　休

　　假

　　法定節假日按最低基本薪支付， 臨時工無帶薪節假日。工廠要求 工人工作必須滿壹年以上的員工 才享有有薪年假。

　　目前不清楚現狀

　　社

　　保

　　工廠未主動給員工交納社會保 險。臨時工都選擇不夠賣保險。 長期工想購買保險的必須要在工廠長期工作可以去辦理，購買保 險費用每月需交 216.73 元。保險內容主要是養老保險。

　　有社保，之前是通過試用期 3 個月就購

　　買社保，所有工人都必須購買社保，工

　　廠與工人按照法律規定的比例購買。

　　福

　　利

　　設

　　施

　　工廠給工人提供籃球場、電視 房、電影室、圖書室、免費上 網、乒乓球室、桌球室、卡拉 OK室等娛樂設施。實際情況是只有 籃球場，圖書館，電視房，可供 員工進入消遣娛樂。其他設施處 於廢棄狀態中，並且各室門以上 鎖，未供任何員工使用。

　　目前不清楚現狀

　　夥

　　食

　　條

　　件

　　夥食較差，工人表示消費偏貴。工廠未提供任何補助。

　　菜品任意選擇，比較實惠，因為工資待

　　遇低，工友們消費不起，吃多少扣工友

　　多少錢。

　　住

　　宿

　　條

　　件

　　宿舍環境極差，樓道照明昏暗， 隨處可見垃圾及壹股異味。

　　有宿舍，需交 40 元每月，包含水電費

　　在內。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工廠無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無 職業培訓，連工衣都沒有， 在車 間內噪音很大，同時灰塵也大， 工廠發放工帽以外沒有給任何員 工配發其他保護措施。

　　有接觸化學品，有口罩、手套類。

　　東莞美泰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工作條件比較

　　2017 2018

　　招聘 工廠不招未成年工, 年齡上限制在 45 歲以下。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是否雇傭未成年學生工。

　　工廠要求工人初中畢業才

　　可以，沒有明確什麽樣的

　　人不招，沒有了解到是否

　　有童工，但聽說有大學生

　　來打暑假工。

　　體檢 只有特殊崗位的新員工需進行 體檢，費用由工廠承擔。 入職前需要體檢，離職不需要體檢，體檢費公司承擔，主要體檢壹些常規項

　　目，在長安烏沙醫院體

　　檢。

　　入職

　　培訓

　　新進工人有大約四小時的培訓，包括職業安全知識、 環境監控等知識；培訓時間計 入工資。

　　新進工人有培訓，大概 30

　　分鐘至 60 分鐘，內容主要

　　是安全知識培訓，培訓時

　　間有基本工資。

　　試用

　　期

　　試用期 7 天。 有試用期，7 天時間。

　　工作

　　時長

　　每天正常工作 8 小時，每周 5 天，每個月平均工作 21.75天。

　　壹般工作時間是 8 個小時，

　　壹周工作 6 天，每天打卡 6

　　次，不需要排隊。

　　加班 平均每天加班 3 小時，周 六全天加班，壹個月加班 110小時左右。

　　工廠規定是自願加班，不

　　加班的工人工廠壹般不懲

　　罰，淡季加班 2 小時，旺季

　　加班 3 小時，每周休息壹

　　天，

　　勞動

　　報酬

　　基礎工資 1507 元月，8.97 元/ 小時，每月 15-17 日發放上月工 資。

　　工人的月工資壹般在 4000

　　元左右，正式工與臨時工

　　沒有區別，工資是按照時

　　薪制計算。

　　夥食

　　條件

　　工人可以選擇夥食標準。

　　工廠提供 4 元/天的夥食補貼，在旺季新工人入職 的第壹個月裏，免夥食費。

　　菜品很多任意選擇，價格

　　比較貴，每個月公司補助

　　260 元，基本上不夠吃，還

　　需自己充錢。

　　住宿

　　條件

　　工廠給工人提供住宿，工人可以選擇是否住 宿。住宿的標準是 1.73 元/天。壹間宿舍住 8 個人，裏面有床、櫃子、電風扇、凳子、鞋架、陽臺和 鏡子。每個櫃子裏有壹個 USB 充電插孔，可以用來給手機充電。宿舍不提供鑰匙，所以個人物品安全沒有保障。

　　有空調宿舍，6 人壹間房，

　　需交 104 元每月，也有普通

　　宿舍，6 人壹間房，需交 52

　　元每月。

　　社保 試用期結束後工廠為工人購買 社保五險、繳納住房公積金。

　　有社保，上滿足月班就購

　　買社保，所有工人都必須

　　購買社保，工廠與工人按

　　照法律規定的比例購買。

　　職業

　　安全

　　健康

　　有 EHS 委員會，上崗前有經過環境、健康、安全方面 的培訓，對某些特殊崗位提供口罩、手套、安全鞋等 勞保用品。

　　有接觸化學品，有手套

　　類。

　　泰強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情況比較

　　2017 2018

　　招

　　聘

　　應聘者需滿 18 歲。公司在旺季時大量招工，員工通過工廠直招進入工廠工作。沒有強收入職費和押金的現象且證件會及時歸還。 經過簡單的面試後，所有人被帶到員工休 息室，填寫《人事檔案登記表》，交身份證復印件和照片。

　　招聘條件是 18 至 45 周歲具有第

　　二代身份證的中國公民，沒有表

　　明不招什麽樣的人.

　　學

　　生

　　工

　　應聘者需滿 18 歲 未了解到有童工。

　　體

　　檢

　　除壹些特殊崗位外，大部分員工不需要體檢。體檢費由工廠支付，體檢項目包括崗前體檢、在崗 體檢和離職體檢。 體檢報告要交給廠裏。

　　目前沒有要求體檢。

　　入

　　職

　　培

　　訓

　　上午有 4 小時的工廠級培訓，主要內容有：入職規定、試用期及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解除、反 歧視、反騷擾和虐待、不強迫勞動、工作時間、休息和加班、考勤管理、薪資規定、津貼和各類 績效獎、社保、假期規定、用餐和住宿、安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培訓，培訓時講的比較概括， 沒有涉及工廠具體崗位。下午在車間有 1 個小時的車間級培訓，主要講安全、紀律、請假、打卡等。

　　有壹天入職前的安全培訓及企業

　　文化培訓，培訓的目的是安全生

　　產，培訓時間按深圳市最低標準

　　工資給予支付。

　　試

　　用

　　期

　　合同規定試用期為 6 個月。 壹個月試用期

　　工

　　作

　　時

　　間

　　工廠實施 5 天 8 小時工作制。 現在的工作時間是 5 天 8 小時工作制，每周日固定休息壹天，上下班需要排隊打卡，打卡時間不

　　會超過 5 分鐘。

　　加

　　班

　　淡季基本不加班，在生產旺季時，每天加班 3 小時，每周工作 6 天， 周六加班 8 小時或 11 小時，平均每月加班 85 小時。

　　加班最長的月份是 7 月，加班多少取決於訂單量。

　　不 加班的話提前口頭通知拉，不加班沒有處罰。

　　加班由個人自願，不會懲罰不加

　　班的工人，淡季每天加班 2 個半

　　小時，偶爾不用加班，旺季 2.5

　　至 4 個小時，兩班倒部門除外，

　　每周固定休息壹天。

　　勞

　　動

　　報

　　酬

　　淡季平均工資 2200-3000，旺季平均工 資 3500-4400，工資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和津貼，另外需要扣除個人所得稅、社保、住宿費和水電費。

　　工廠采取計時工資， 每小時工資 12.241 元，正常加班每小時 18.36 元，周末加班每 小時 24.48 元。

　　淡季不加班。

　　員工對收入不是很滿意，他們期望每月都能掙到4000 多。

　　工人每個月工資在 3500 元至

　　5000 元左右，普通員工基本工資

　　按 8 小時計算為 110 元每天，沒

　　有臨時工不得而知，工資按深圳

　　市勞動法最低標準工資計算，平

　　時加班按底薪的 1.5 倍，周末雙

　　倍。

　　社

　　保

　　社保的話需要扣除醫保 7.46 元，失業險 10.65元，交養老保險的話，還要扣 170 元。

　　給予每位員工購買五險壹金（強

　　制性），員工與公司繳納的金額

　　透明化，員工每月繳納 180 塊的

　　養老保險和 100 塊的公積金。

　　夥

　　食

　　條

　　件

　　吃飯午餐和晚餐平均 5-10 元/餐，平均每月 400元。員工普遍認為價格不合理，偏貴。工廠不提供餐補。

　　兩葷壹素 6 塊和兩葷兩素 8 塊錢

　　壹餐自由選擇，吃多少扣多少。

　　工人認為食堂夥食壹般。

　　住

　　宿

　　條

　　件

　　員工宿舍每個房間配有床、櫃子、電風扇、 熱水器，每月住宿費 40 元，水電費由宿舍 人員均攤。

　　宿舍沒有空調，僅有天花板上兩個搖頭的電風扇。

　　宿舍 4 至 6 人壹間，不需要出房

　　租費用，配備空調及熱水器，各

　　自分擔水電費就是了。

　　職

　　業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有過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 培訓。壹些崗位的員工在工作過程中會接工人工作有接觸到酒精和白電油，工廠提供有手指套和膠手

　　套。

　　安

　　全

　　健

　　康

　　觸到丙酮等有毒化 學物質。車間和宿舍配有急救箱。有害廢棄物均被密封並配 有標識和滅火器。

　　執行摘要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中國勞工觀察收到了壹份來自東莞東原電子廠的壹位工人關於該工廠工作環境的投訴舉報。據這位工人稱，工人每月要工作 170 個小時，並只有 15 分鐘的用餐時間。另外，這家工廠還雇傭了大量派遣工，其數量遠超法律規定。在接到投訴後，中國勞工觀察派遣了壹位調查員深入該工廠進行秘密調查，與工人們壹同工作，並對工廠工人進行訪談。這是中國勞工觀察第壹次調查東莞東原電子廠。

　　東莞東原電子廠位於廣東省，是惠州三星電子的主要供應商，主要生產手機充電器以及車載充電器。這家工廠雇傭了大約 500 名工人。

　　調查員在該工廠連續工作了幾周，發現了該工廠壹系列違反勞工權益的問題：

　　沒有職前安全培訓。調查員只接受了三分鐘左右的關於如何使用他工位的機器的演示指導工資並非在辭職當天付清，無論辭職、在職，工資統壹在當月 28 日左右發放工人簽署空白合同工人經常每個月加班大約 55 小時，在生產高峰期期間，工人每月加班超過 100 小時臨時工沒有加班費。不論加班與否，他們的工資均為壹小時 15 元人民幣工廠未能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勞動安全保護設施。焊接工位會產生有害煙霧，沖壓機工位會產生大量噪音，然而這些工位的工人並未得到勞動保護設施調查員所居宿舍中有臭蟲該工廠沒有任何關於工會的信息，工人也不確定工會是否存在。調查員並未聽說過工人熱線。如果工人遇到問題，他們只能找線長或者車間領班公司簡介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系韓國著名企業東原應肯株式會社的下屬企業，是惠州三星電子重點供應商，於 2002 年 6 月在東莞成立，註冊資金 1500 萬港幣。公司地處東莞市寮步鎮浮竹山工業區。隨著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公司先後在山東威海、越南等地投資建立生產基地1。公司主要生產手機充電器及車載充電器2。主要客戶包括韓國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

　　工廠全名：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三星手機充電器

　　法人代表： 河棅朝

　　工廠地址：廣東省東莞市寮步鎮浮竹山工業區

　　聯系電話：0769-83228000

　　主要客戶：韓國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員工總數：約五百人男女比例：約 1：1

　　受訪人數：約 30 人

　　受訪者男女比例：2：1

　　受訪者所在部門：生產二部

　　訪談形式：匿名面談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該廠在招聘簡介中對工人無要求：“男女不限，符合法定工作年齡，具有本人有效身份證件”，但是在該廠生產車間門口張貼的壹份《關於內部介紹員工獎勵的通知》，有明確的入職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男 18-38 歲，女 18-40 歲。

　　招聘程序

　　該廠正門貼有招聘簡介，每周壹、三、五上午安排招工面試，應聘者到該廠門口保安室道明來意，保安會打電話給人事文員到工廠大門口，文員來了之後，問幾個基本問題：“妳怎麽知道東原電子的、有沒有老鄉在廠裏？”、“以前做過什麽工作、有沒有電子廠的工作經驗？”、“是否已婚、有沒有親戚朋友住在附近？”，之後就帶應聘者進入工廠，到宿舍樓壹樓南側的辦公室辦理入職手續。先讓應聘者拿身份證，聯網掃描確認身份信息真實有效，然後每人發壹張《員工信息登記表》，帶求職者到隔壁的食堂大廳填表。填好後由文員收起，拿出用訂書機釘在壹起的幾張空白表格，要求職者照著壹份模板簽字，需要簽字的表格有《入職承諾書》、《錄用條件確認書》、《職業病危害告知書》、《關於加班聲明》、《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員工協議書》、《勞動合同補充協議》。而後文員收起表格，告訴應聘者到泉塘民眾門診部做入職體檢，下午兩點鐘再來廠裏，交體檢結果，簽合同。

　　入職當日在將體檢表交給文員後，應聘者與工廠簽了兩份合同，簽完合同後，文員就發廠牌、分配宿舍，通知大家明天早上八點鐘到人事辦公室報到。次日早上到辦公室，文員安排工人到辦公樓二樓的行政辦公室錄指紋，每人錄三個指紋。錄完指紋，回到人事辦公室，分配工作服：壹雙袖套、壹件藍色短袖靜電服、壹頂藍色靜電帽、壹雙拖鞋。然後文員帶著大家到生產車間大樓北側，分配鞋櫃。大家穿戴靜電鞋帽，由壹個車間管理人員帶到生產車間二樓的休息區，等候安排工作。

　　入職途徑：

　　工廠直接招聘, 中介招聘, 內部推薦

　　崗位分配：

　　員工被安排工作。壹般情況下，輕松的工位安排給了女工，累壹點的安排給男工。

　　未成年工：

　　招聘過程需要身份證原件掃描驗證，很難有未成年人混入。根據調查員在工廠的觀察，沒有發現未成年工人，大部分工人是 35 歲以上；車間、產線管理人員年輕壹些，很多是二十出頭的。根據對工廠中層管理人員的訪談，往年秋冬會接收由中介安排到東原的學生工，今年不知何故，中介帶來的壹大批臨時工，都是 30 歲以上，比較大齡的，沒有大批學生工進入。

　　體檢：

　　應聘者到門診部壹樓領取體檢表，繳費 50 元，填寫個人信息後，到二樓體檢，體檢內容主要是兩項：驗血、心電圖。結果當即打印出來，交給醫生簽字確認，填寫體檢表。體檢費由應聘者個人墊付，該廠會在第壹個月工資裏返還。沒有離職體檢。

　　入職培訓：

　　入職前無培訓。據調查員所述，入職前僅由線長展示了如何操作機器，過程不足三分鐘。

　　試用期：

　　工人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通知廠方，填寫辭職單。

　　離職政策

　　合同期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通知。該廠只在每周三辦理辭職手續。辭職不結算工資。無論辭職、在職，工資統壹在當月 28 日左右發放到工人的銀行卡。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入職當日在將體檢表交給文員後，應聘者與工廠簽了兩份合同，應聘者被要求當即填寫乙方個人信息、在末頁簽名、按手印，有應聘者問合同內空白處怎麽填寫，文員說“這個妳們不用管，我們收上去後會填的”。簽完合同後合同被當即收回，壹般在入職壹個月後發還合同副本。因調查時間有限，調查員未能獲取勞動合同副本。簽署勞動合同的過程中沒有人對合同內容做過講解。

　　合同內容

　　簽署合同的時間不足五分鐘，應聘者甚至沒有時間看完合同全文，文員全程盯著，無法拍照記錄，合同內文具體款項未知。

　　三、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每天正常工作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每月工作 22 天。壹般情況下，每天加班 2 小時，星期五不加班。白班部分產線的加班時間會延長，有時候加班 4 小時。雙休日偶爾需要加壹天班。月總加班時長壹般為 55 小時左右。旺季壹般在九月、十月，常常加班 4 小時，月總加班時長達到 100小時以上。不願意加班的工人口頭通知所在生產線的線長即可。每天的休息時間可以達到 10 小時。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每個月白班和夜班對調，兩班制工人換班時有連續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每班次吃飯時間壹小時。

　　調查員在組裝車間上夜班，該車間有七條流水線，白班時候是七條全開，夜班時候只開三條。因此白班尚有四條流水線可以安排加班。夜班的加班壹般是兩小時，最長也上不會超過 2.5 小時，在白班上班之前夜班已經下班了，不會和白班沖突。

　　夜班補貼是 18 元，相當於壹個小時的加班費。如果白夜班月總工時壹樣，那麽夜班人員工資會比白班多 500 元，這會引起工人的不平衡心理，可能導致有的工人主動要求連續上幾個月的夜班。間歇性地輪流安排白班的各線加班時間延長到 3 小時或 4 小時，也是為了讓白夜班工人工資總額基本相等。

　　作息時間

　　上午（上半夜） 下午（下半夜） 加班

　　白班 8:00——10:00

　　10:10——12:00

　　13:00——15:00

　　15:10——17:00

　　18:00——20:00

　　夜班 20:00——22:00

　　22:10——0:00

　　1:00——3:00

　　3:10——5:00

　　6:00——8:00

　　生產線根據自動化程度，規定了不同的的產量指標。調查員所在的生產線，指標是每天 10000～11000 個充電器；有的流水線自動化程度高，工人安排得多，指標會達到 17000 個充電器。在機器穩定無故障的前提下，可以完成產量指標。如果沖壓設備故障，常常需要半小時以上維修處理，就不容易完成指標。有的充電器外殼尺寸偏小，導致安裝電路板工序的工人很難準確地完成，則會大大降低流水線速度，基本完不成產量；遇到這種情況，工人手指則皮膚破損、疼痛，需要休息或者輪流換人操作。

　　對工人而言，完不成指標沒有處罰。根據工人講述，如果某條流水線多次達不到產量目標，管理人員很可能不安排該線的加班，導致工人們沒機會拿加班費，只能領基本工資。在調查期間，沒

　　有完不成指標的情況，大部分情況下，可以在六點半之前完成任務。

　　因為兩班制，沒有提前上班、延時下班的情況。工時記錄通過指紋打卡機，因為該廠工人很少，打卡排隊壹般不超過 2 分鐘。工時記錄會在每月初由線長打印出來給該生產線的每個人過目，如果記錄有誤，可以立即提出，要求行政人員糾正。大概每周開會壹次，壹般不超過五分鐘，開會時間在工作時間內。

　　以 2019 年 2 月份的第 7 線加班工時統計為例（如下圖所示）。該工線共 22 人，有 20 人是 2019年 2 月入職的新員工。該月工人周壹至周五加班以 4 小時為主，周六周日上班產生的工時屬於加班。該線工人有壹半是中介派遣工，中介公司有佳信、眾才、宏成、鑫達。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正式工月薪壹般是 3000 元左右，薪資為計時工資，包含 1770 元基本工資（大約 10.17 元/小時），以及加班費（平時加班 15.26 元/小時，周末加班 20.34 元/小時）、夜班補貼（18 元/日），工作滿壹年有每月 70 元的工齡津貼。沒有全勤獎勵，也沒有補助。該廠固定每月 28 日發放上月的工資，直接進入工人的銀行卡賬戶。

　　臨時工的工資統壹由中介發放，壹般是發現金，或者直接轉賬到工人的微信。中介給臨時工的招聘承諾是不論加班與否均是 15 元/時，保底 3600 元。如果工廠正常運轉，每月上班時間達到 240小時以上，那麽，臨時工的工資就是工時*15，高於 3600 元。如果工廠因為排班不合理或者訂單減少導致開工不足 240 小時，那麽不按照 15 元/時計算，在臨時工沒有請假或違紀的前提下，該月薪水 3600 元；如果該月開工不足 240 小時，而臨時工有請假記錄，那麽該月薪資仍然按照工時*15 計算，實際少於 3600 元。

　　正式工有工資條，臨時工沒有工資條。調查期間沒有獲得工資條，未知工資條明細。

　　根據對資深工人的訪談，調查員了解到，在 2018 年度裏，大多數時候月薪是三千元左右，只有九月、十月訂單多的時候加班多，月薪達到四千七。因為收入偏低，該廠工人流動性較大，多數人做幾個月就辭職離開了。少數在廠時間長的，有機會被提升為線長，線長的基本工資按每月2800 元計算，月綜合工資可以在五千元以上。

　　休假：

　　法定節假日休息，支付基本工資。工作滿壹年，有 5 天年假，期間有基本工資。該廠沒有員工手冊，調查期間沒有得到有關病、喪、產、婚假的情況。

　　社保：

　　社保個人繳納部分 276 元，在工資中扣除；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

　　福利設施：

　　廠內唯壹的福利設施是籃球場，只有壹個籃球架，位於行政辦公樓門口。下圖是消防演習時，工人在籃球場集合，管理人員在講解消防安全知識，背後黃色建築為行政辦公樓。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食宿免費。食堂飯菜品質普通，米飯供應充足，工人可自取。因為菜品往往缺油少肉，味道寡淡，部分工人自己制作腌漬酸菜，或者買辣椒醬、豆腐乳，帶到食堂下飯菜。工人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在食堂就餐、在宿舍住。不在食堂就餐的，沒有補貼。因為該廠周邊環境荒蕪，沒有商店、飯店，因此大多數工人別無選擇，只能在食堂用餐。少部分工人自己有摩托車或電動車，有條件離開廠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吃飯。

　　宿舍條件

　　工廠食宿免費。普通工人宿舍額定住八人，四張雙層鐵架子床，兩只電風扇。兩個洗澡間，兩個衛生間。不住廠裏宿舍，也不會提供租房補貼。有大量工人在工廠附近的城中村租房，壹室壹廳房租約 300 元。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是開放式的，沒有開空調，門窗長期敞開通風。車間是有空調的，但很少開。部分工位如焊錫作業，有專門的抽風換氣設施。各通道暢通，車間內保持開燈，明亮幹凈。車間內氣溫壹般在30℃左右，比較燥熱。冬天偶爾會降溫到 16℃，需要關窗禦寒。車間內有急救箱，是空的，貼有藥品目錄。工人如果需要使用藥品，必須到車間辦公室找管理人員領取。

　　勞保用品

　　焊錫作業會產生有害煙塵，沖壓作業會產生噪音，工位上方懸掛著相應的標識和危害告知卡，但是這兩個工位的工人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勞保用品。如下圖，沖壓機器操作員沒有耳塞或耳罩，焊錫作業員也沒有護目鏡、口罩。其他工位的工人會每天發放手套，使用過程中磨損、破壞，可以隨時向線長索取。再無其他勞保用品發放。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員工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上崗前也沒有受到任何培訓。

　　工傷

　　沒有了解到工傷事故的信息。調查期間，廠區內為東原電子廠供應充電器外殼的相誌電子廠312月 20 日發生壹起死亡事件，據工人傳聞，死者是相誌廠的司機，因飲酒過量猝死。調查員多方查探，未能得到更確切的消息。

　　七、消防

　　車間、宿舍的通道、緊急出口有清晰標識、照明充足、無雜物阻塞，緊急出口通暢無障礙。車間、宿舍大多數消防栓、滅火器有定期檢點，點檢日期多在每月上旬。調查期間發現宿舍樓內有滅火器上點檢表是空白的，沒有定期檢查的記錄。該廠每半年舉行壹次消防演習，最近的壹次是12 月 14 日，上午 8:00-8:40。

　　八、獎懲管理

　　該廠不提供員工手冊，也沒有公開任何規章制度。車間入口張貼壹份《關於內部介紹員工的獎勵通知》，該廠人員每介紹壹名親友入職生產工人，廠方會獎勵介紹人 150 元。根據壹份火警處理通告了解到，該廠有《宿舍管理規定》，並因為在宿舍用電磁爐做飯觸發煙霧報警器，而取消了兩個宿舍的宿舍長津貼。據了解，該廠只有女工宿舍安排有宿舍長，津貼每月 30 元，負責宿舍衛生環境、安全管理。男工宿舍沒有宿舍長。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該廠沒有公開有關工會的信息，工人們普遍不知是否存在工會，也沒有聽聞職工大會，沒有職工熱線。

　　投訴渠道

　　工人遇到問題，只能找線長或者車間領班。

　　十、其他

　　員工關系

　　沒有過罷工情況，沒有接觸到審計相關情況。

　　沒有搜身，也沒有檢查行李。工人與直接管理者就是流水線的線長，關系相對融洽，沒有起過沖突。但是更高層的管理人員，在工人心目中就比較兇。比如有的工人在上班時戴著耳機聽歌，會被車間主管大聲辱罵，要求工人把耳機收起來。

　　工人滿意度

　　夥食條件和住宿環境基本上沒有人滿意，經常有工人在打飯窗口看壹眼裏面的菜就面露嫌惡，放棄排隊，去小賣部買方便面吃。該廠沒有福利，談到全勤獎的時候，有工人說：“這個廠摳門得很，連全勤獎都沒。”基層工人沒有機會與管理層、行政人員打交道，對他們無感。工作環境滿意度尚可，車間除了機器聲比較嘈雜，總體環境比較幹凈。

　　人身自由

　　上班期間工人需要飲水、如廁，得通知線長來頂位，才能離開。流水線的傳送速度、產量額度是基本固定的，任何壹個工位臨時缺人，都會導致生產停滯，影響整條流水線的運行，因此離崗人員留下的工作量需要有人接替完成，壹般是線長。

　　進出工廠、車間不會搜查。車間入口安排有門禁，保安值守，工人出車間經過門禁時，保安會用金屬探測器掃描每個人。如下圖，車間入口貼有壹張《通知》，第四條“因所有金屬物品都會引發報警，進出安檢門時需將手機、鑰匙等金屬物件放在旁邊的滑槽再通過安檢門，以免引起報警；建議大家更換塑料的皮帶頭、內衣等穿戴物品，以免引起誤報，如有報警時， 請配合保安進行安檢檢査！”

　　調查員沒有發現人身侵害、侮辱、性騷擾的情況。

　　調查員日記

　　到東原電子廠的第壹天，辦理入職手續、分配宿舍後，就和新同事壹起去采買床墊、枕頭、毯子等生活用品。東原廠四周要麽是荒草，要麽是樹林，問工廠門口的保安才知道，需要走五分鐘，穿過高速路的地下隧道到路對面浮竹山村，那邊集中有數百家工廠，配套的商業服務比較完善，會有小賣部、餐館。買好東西，我請新同事吃了晚飯，然後壹起回到廠裏。我選了壹個下鋪，把床鋪好，洗漱後躺下睡覺。不到半小時，感到身上奇癢難忍，起身壹抓，壹只臭蟲啪地掉落在床單上。我大吃壹驚，趕緊檢查床鋪，只見好幾只臭蟲飛快爬來爬去，立刻捏死它們，又看到墻上也有臭蟲。不得已，我把毯子、床墊都拉下來，抱到陽臺上拍打抖抻，確保沒有臭蟲，鋪到另壹個架子床的上鋪，才睡到壹個踏實的覺。剛進來的時候還奇怪，為什麽宿舍裏的工人有下鋪卻空著不睡，都睡在上鋪，原來是躲避臭蟲的侵擾。雙子鐵架子床鋪上下扶手、踏梯、鐵柱表面都刷過油漆，光滑無比，臭蟲基本爬不上去，只能待在下鋪的木板縫隙裏。

　　到第二天下午八點開始上班，我被分配在裝配流水線的測試工位。線長帶我到工位，示範了三分鐘操作測試機器的步驟、方法，就讓我上手了。剛開始動作生疏，手腳慢壹些，線長反復過來催促“測試的快壹點！”，我跟他說“我才剛上班，總要有個適應的過程，慢慢地做熟練了才能快啊”，他說“不能讓妳慢慢來，我們都是有產量任務的”。管理人員反復催促叫喊，給我們新工人施加了挺大的心理壓力，有的人忍不住抱怨“我們拿的都是計時工資，又不是計件工資，有必要催命壹樣催催催嗎？”後來與壹些進廠稍久的工人討論這個事情，才知道，雖然大家都是計時工資，但是產線都是以做得更多更快為目標的，因為這是廠方考核線長、生廠管理人員的主要標準，如果月度總結哪個線的產量連續排在倒數，線長會被廠方批評。

　　手忙腳亂地度過兩個小時，還是跟不上流水線的速度，我面前積壓了幾十個半成品充電器等待測試，線長只好讓我休息壹下，他到我的工位來測試，手速飛快，五分鐘就清理完我積壓的半成品。車間規定是每上兩小時班休息十分鐘，流水線暫停運行。這時感到肩膀有點酸痛，就跟旁邊工位的人說了。他說，“妳沒來之前，我在妳這個工 位頂過壹天班，也是肩膀疼得不得了，這個工位就這樣的。我之前認識壹個人在妳這個工位做了三個月，也堅持下來了，人家能忍的，妳也可以忍過去的”。然後他給我展示他的手指頭，已經磨得指肚上布滿毛刺，裂了口子，直接看到裏面紅色的肉，他說：“妳看我這個工位裝蓋子，每次只需要按壹下，很簡單吧？壹天按壹萬個，手指頭怎麽都會磨破的。妳說疼不疼？能不疼嗎？每次洗澡，手指泡在水裏面的時候，疼得直叫喚。疼也要做啊，不然吃什麽？”

　　休息十分鐘後，流水線開動起來了。忍著肩膀傳來的壹陣陣酸痛，繼續測試，慢慢地找到技巧，怎樣省時省力，盡可能做快壹些，跟上產線的節奏。壹般習慣是坐著測試，手拿取、拔出測試機器上的充電器時，是曲臂懸空前伸，類似坐在電腦桌前打字的姿勢，然後依靠肩膀帶動大臂和手指的力量，拔出充電器或者插入充電器，這個過程肩膀的力量在傳導過程中壹半損耗在平行擡高手肘的動作上了，很不經濟，這樣的動作重復幾十次，肩膀就會酸痛。如果換壹個姿勢，站起來操作，手臂下垂，插入、拔出測試機器上的充電器的時候，不再依賴肩背用力，而是用手腕帶動手指施力，相對來說就很輕松了。因此每當工位上積累較多待測的充電器，我就站著測試，可以很快地跟上產線速度。但是站立工作也有弊端，因為測試工作需要盯著測試儀表的液晶顯示盤，觀察測試數值是否在規定區間，站立測試就得保持低垂著腦袋的姿勢才看得到顯示盤，這個姿勢超過十分鐘，頸椎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而坐著測試基本可以保持平視顯示盤。所以壹般情況下，仍然是坐著測試，只有感覺堆貨太多或者上遊來料加快的時候，才會站立測試。總體上說，要麽坐著肩膀疼，要麽站起來脖子疼腳疼。

　　到十二點鐘，車間電鈴響起，就可以下班吃飯了。工人們在食堂吃過之後，要麽在樓下抽煙聊天，要麽在花壇邊坐著玩手機遊戲、看抖音小視頻，也有壹小部分工人會到車間休息區躺下睡覺。快到壹點的時候，陸續到車間門口打卡上班。下半夜的車間整體相對安靜壹些，大家基本上都有點困意，在工位上默默地做事，手頭動作也慢壹點，只聽到機器哐當哐當的聲音。三點鐘、五點鐘各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這兩個時間，好多人就會因為熬不住困，在工位上打壹個盹兒，睡上幾分鐘，減輕疲勞感。到五點半的時候，已經是不少人壹邊哈欠連天壹邊流著眼淚，線長這時候就會來回鼓勁：“別睡覺啊，快達到產量了哦，再加把油，六點半就可以收線了。”。壹般情況下，六點半之前是可以完成產量目標的。有時候流水線上某臺機器出故障，維修時間長了壹點，就必須做到六點四十五才能停下來。收線，就是停下流水線，清理物料，計算產量，打掃衛生，準備下班。即使是完成產量了，也不能提前下班，必須等到七點鐘打卡才能下班。有壹次，等待下班的工人聚集在休息區聊天，工廠的幹部偶爾看到了，發了壹通脾氣，命令工人們必須回到工位上開工，直到七點鐘下班才可以停下。有的人不滿，說我們已經做夠目標產量了，可以休息了。那個幹部立刻否認說：什麽產量不產量的，現在是上班時間，妳們就必須在工位上工作，立即開工。線長只好乖乖地打開流水線，工人們忿忿不平地做到七點鐘，到下班時，總產量比平時多了近壹千個。

　　七點下班後，工人們聚集到食堂吃早餐。十二點吃壹餐，壹直到七點，中間上六小時班，沒得吃，大家都很餓。食堂早餐壹般是水煮方便面，或者是蛋炒飯，煮細粉。吃過早餐，就會到宿舍睡覺了。有個與我同壹批入職的工人，下班後我看到他的左手食指、中指各起了壹個大水泡，疼得厲害，他旁邊的工人說：“剛來是這樣的，過壹個星期，水泡消了，就好了，忍幾天吧”。

　　2018 年中國勞工觀察對衡陽富士康進行了調查，發現工廠大量違法使用派遣工，強迫工人超時加班等壹系列侵權問題，亞馬遜和富士康曾回應要改善工廠的用工環境。但是根據中國勞工觀察2019 年的調查，發現富士康工作環境沒有改善，並且變得更加惡劣。工人加班時間增加，工資減少，工廠違法使用大量派遣工和實習生，並且強迫實習生超時加班和上夜班。根據工廠工人的說法，富士康正在準備 9 月將生產線移至越南。

　　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發現:

　　實習生

　　富士康 2019 年 7 月 26 日時已從職業學校招收 1581 名實習生，目前仍持續招募實習生。實習生工資每月是 1750 元人民幣（每小時工資為 10.05 元人民幣），2018 年同時期為 1950 元人民幣，月工資減少 200 元。同時也減少了生活補助和入職獎金等壹系費用。

　　如果按每名實習生壹月工作 234 小時來計算，在 2018 年用工成本為 5186 元，到 2019 年實習的用工成本降為 3872.04 元。實習生主要是由衡陽技師學院，衡陽市職業中專，中鋼衡重學校，工業職業大學，衡南縣職業中學等技術學校派出的學生工，這些實習生每天需要工作 10 小時，其中二個小時為加班時間，壹周工作六天，休息壹天。

　　調查發現，壹些實習生被安排上晚班。如果實習生不願意加班或者上晚班，工廠就安排帶隊的老師給學生施加壓力強迫要求學生加班和上晚班，如果學生仍不願意加班和上晚班，工廠要求學校帶隊老師代替學生來辦理離職手續。

　　其次，帶隊老師經常會打罵學生。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多名工人在工廠看到壹名老師打學生，這名老師強行拽著學生的耳朵，不讓學生打卡出車間，並且罵學生。駐廠的帶隊老師為了配合工廠的生產，經常給學生很大的壓力。學校安排在工廠的帶隊老師每月可以從工廠拿到 3000 元的工資補助。另外，每名學生工作 1 小時，該學生所在學校可以拿到 3 元人民幣。

　　派遣工

　　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工廠的派遺工共有 2545 人，占工廠總人數的 34.2%。中國勞工觀察在2018 年的調查中發現工廠雇傭的派遣工數量違犯了中國勞動法。同時也發現工人們存在嚴重的超時加班的現象。當時曾聯系亞馬遜公司而亞馬遜公司回復說，“經調查和審計，發現衡陽富士康(Foxconn)違反了中國勞動法，聘請了過多的臨時工（派遣工）”。但是經過了壹年時間，富士康違法用工的情況仍然沒有改善。目前有企眾，飛宏，華輝升，寧波天坤，創億等多家中介公司幫助富士康招派遣工，2019 年工廠派遣工的工資為 14.50 元人民幣。派遣工每工作 1 小時富士康會補助中介公司 3.5 元人民幣。

　　加班時間

　　工廠生產線分為白班和晚班。在工廠淡季的時候，工人每月加班時間是 60 到 80 小時，壹周有壹天的休息。在旺季，從每年 7 月開始，工人壹個月加班時間是 80 到 140 小時。根據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員工每周的工作時間包括加班不應該超過 60 小時，員工每壹周應至少休息壹天”，但是根據中國勞工觀察得到的資料，在 2019 年 7 月，有 375 名工人的加班時間違反了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的規定。工廠因為要生產大量亞馬遜 8 月份的訂單，所以現在要求工人們加班來完成訂單。許多生產線工人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60 小時，並且未能做到每周休息至少壹天。有些工人為了趕生產，壹個月裏只休息了二天。

　　調查發現，衡陽富士康工廠的部分勞動環境條件仍然與去年壹樣。工廠從員工的每月薪資中固定扣除 400 元人民幣作為社會保險的費用、6 名員工共住壹間宿舍房。同時，工人依然還是不清楚工廠是否設有工會組織，甚至也對工廠的工人代表壹無所知。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表示:“盡管措施是非法的，但富士康仍雇用大量的派遣工與實習生來降低勞工成本。中國的勞動法也通常不是強制執行。”

　　亞馬遜的供應商富士康的侵權行為

　　1. 實習生夜班問題：盡管已有正式工來做晚班工作，生產線人力依然不足，因此實習生通常會被要求上晚班。部分實習生不願加班或上晚班，工廠的夜班領導與學校帶隊老師就會施加壓力給實習生，若實習生仍不願意加班或上晚班，學校帶隊老師將代替學生來辦理離職手續，解除勞動關系（開除實習生）。圖二、十壹、十四：違反《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 16 條 3 項，“不得安排學生加班與夜班。”

　　2. 實習生加班問題：實習生如果僅工作 8 小時會影響工廠的產能，因此實習生需要加班，部分實習生被安排壹日工作 10 小時，其中 8 小時為正常工作時間，另外兩小時為加班。圖二：違反《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 16 條 3 項，“不得安排學生加班與夜班。”

　　3. 實習生待遇下降：2018 年實習生的基本薪資為 1950 元/月，入職獎金為 200 元/月，生活補貼為 100/月; 2019 年實習生的基本薪資則下調到 1750 元/月，薪資待遇與 2018 年相比少了許多。

　　4. 正式工待遇下降：2018 年正式工的基本薪資為 1950 元/月，入職獎金為 200 元/月，生活補貼為 100/月; 2019 年正式工的基本薪資為 1750 元/月，入職獎金和生活補貼全部取消。薪資待遇與 2018 年相比少了許多。

　　5. 派遣工人數比例超過法律規範：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工廠在職總人數為 7435人，派遣工人數為 2545 人，派遣工用工比例約為 34.2%。

　　圖二十五：違反《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第 4 條“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

　　6. 實習生人數比例超過法律規範：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工廠在職人員總人數為7435 人，實習生人數為 1581 人，比率約為 21.3%。

　　圖二十五：違反《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 9 條“頂崗實習學生的人數不超過實習單位在崗職工總數的 10%。”。

　　7.駐廠帶隊老師配合工廠要求，逼迫實習生加班與夜班：因工廠每月會額外支付每位帶隊老師 3000 元的駐廠老師管理津貼。

　　8. 學校配合工廠輸送大量實習生人力，並無視工廠逼迫實習生加班與夜班的情況：因工廠額外支付學校招募補貼 3 元/小時/人，共支付 3 個月。

　　9. 超時加班未休假：壹般來說，工廠將每周工做時間包括加班在內的上限設定為 60 小時，若工人當周工時達 60 小時，該工人將無法繼續打卡上班。然而，當工廠生產指標較大時，各部門解禁 60 小時工時限制，讓工人連續打卡來紀錄加班工時，並要求工人進行周日專案加班作業。目前已有 375 名工人加入周日專案加班作業。每周工作七天，沒有壹天休息。違反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第 3 條“員工每周的工作時間包括加班不應該超過60 小時，員工每壹周應至少休息壹天。”。

　　10.駐廠的帶隊老師對實習生態度惡劣，有動粗嫌疑：7 月 30 日，有駐廠老師在工作車間內打罵實習生的事件。該老師拉拽壹名實習生的耳朵，並推打和言語威脅該實習生。

　　11.亞馬遜方面可能已知富士康衡陽工廠超額雇用派遣工的違法行為：根據資料顯示，富士康工廠人事部曾提及，他們將試著與亞馬遜就在旺季聘請超過 10％派遣工此壹議題達成共識。若亞馬遜公司確實知悉此事，將有與富士康工廠共同違法超額雇用派遣工的問題。違反《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第 4 條“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

　　12.政府出面幹預技術學校實習計劃：工廠提出希望衡陽技師學院提供 600 名實習生，衡陽技師學院提出實習學生只能實習 2 個月，從 9 月中旬到 11 月中旬。 富士康工廠希望實習生可以實習到 11 月底，最終政府出面協調使衡陽技師學院提供 600 名實習生，並延長實習期壹周。違反《職業學校學生實習規定》第 9 條“任何單位或部門不得幹預職業學校正常安排和實施實習計劃，不得強制職業學校安排學生到指定單位實習。”。

　　13.實習生從事需要長時間保持低頭和動作頻率每分鐘大於五十次的流水線工作：實習生從事和正式工壹樣的崗位，實習期間頻繁加班，每天有生產指標需求。這些違反《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第三條第十六項 “未成年工不得從事需要長時間保持低頭、彎腰、上舉、下蹲等強迫體位和動作頻率每分鐘大於五十次的流水線作業。”。

　　工人故事

　　小芳是壹名職業中學的學生，今年 17 歲，她學的是計算機專業。她是 2019 年 7 月初進的衡陽富士康工廠。進廠之前，帶隊老師告訴她是工作事件是每天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實習最開始的時候都是上白班，壹個星期很少加班，可是到了 7 月 22 號開始，每天要加 2 個小時，壹周需要工作六天。她在組裝 Echo 的生產線工作。工作是給 Echo dot 貼膜，每天要做 3000 個左右。工作期間要帶防電手套。她說車間裏開的強燈，很熱。最開始的時候很不適應，做了壹個月，現在勉強可以適應，但是壹天工作 10 小時導致每天她都很累。她有去告訴線上的管理員她不想加班，結果線上管理員通知了她學校的帶隊老師。之後帶隊老師就找她談話，說如果她不加班就不能在富士康實習了，而且會影響她以後畢業和申請學校獎學金等。帶隊老師也曾警告她說，去年有某同學因為不認真實習，結果最後沒有畢業。小芳覺得沒有辦法，只能忍壹下，雖然壓力很大，但是再過二個月就可以回學校。同她壹起進廠實習的同學中，有好幾個同學因為加班太累，就離職了。小芳說如果正常工作 8 小時的話她就可以勉強接受，但是每天都加班，所以實在太累，至少現在工廠還沒有安排她上晚班，如果哪壹天安排上晚班，她可能也會離職。

　　小陳是壹個職業中學的學生，今年 18 歲。今年是他第二次在富士康工廠實習。上壹次是2018 年 9 月。當時學校組織他們來富士康實習三個月，他們全班停課，全班所有學生都必須來富士康實習。當時有同學去衡陽教育局舉報學校強迫學生實習，後來聽說教育局來調查，但是也沒

　　有什麽結果。今年第二次來富士康實習是他自願來的，他想通過實習來賺取自己的學費。他現在上夜班，他所分配到的生產線也是生產 Echo 產品，每天要工作十小時，壹周工作六天。他不了解工資是如何算的。他說他的學校也很差，也不正規。

　　執行總結

　　多年來，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富士康幾家工廠的工作條件。調查揭露了工廠壹系列侵犯勞工的行為。 今年報告中的多名調查員在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作，最長的工作了了四年以上。因為調查時間跨度長，所以有充足的資料詳細說明了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鄭州富士康被稱為蘋果的“iPhone 城”，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工廠。 工人每天在占地面積140 萬平方米的工廠裏工作，生產的 iPhone 占了全球 iPhone 銷售量的壹半。 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的幾年裏，工作條件相對基本穩定。 工人的基本工資維持在 2100 元人民幣，然而這樣的工資水平不足以維持鄭州市壹個家庭的生計。 雖然社會保險繳款從 2015 年到 2018 年有所增加，但仍未達到法律要求。 2017 年開始，上崗前安全培訓從兩天縮短為壹天。

　　為了應對旺季期間的大量訂單，富士康雇用了學生工以及派遣工。 學生工被迫加班加點，在工廠完成與學位無關的實習。 富士康將招聘外包給派遣公司並吸引工人，這些公司會為在短期內受雇的工人提供獎金，獎金根據工廠工人的需求而波動。 然而，許多工人表示自己從未獲得過獎金。

　　工廠的內部推薦計劃是另壹種在旺季雇用更多工人的策略。 工人會有推薦配額，工廠可以取消沒

　　有達到推薦配額的工人的加班時間來作為壹種懲罰。

　　中國的勞動法的規定: “工廠的派遣工不能超過 10%的比例，壹個月加班時間不超過 36 小時”。

　　蘋果公司和其供應商富士康十分了解法律上關於派遣工數量的限定以及加班時間的限制，但是他們並未確實執行。中國勞動法律的執行監督體系又有待完善，特別是針對勞工權益方面。跨國企業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鉆了中國勞動法的漏洞。

　　因為中國的法律規定，蘋果必須在蘋果中國商店撤下超過兩萬五千個應用軟件並把中國用戶的雲端服務中心設在了中國。在中國政府的權力面前，蘋果必須要遵守規定。除此之外，對於蘋果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除了宣稱會善待每壹個生產線上的工人以外，實際上做的非常有限。所有的生產線員工都是領取當地最低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工資。這難以維持工人們的最低生活要求。加班成為蘋果流水線上的福利，工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加班，以加班費換取足以維持生活的薪資。每天工作十小時或者更久，成為了蘋果供應工廠吸引工人的前去工作的有利條件。

　　2016 年以前富士康只有很少的派遣工，而現在派遣工的比例達到 50%或者更多。使用派遣工可以滿足蘋果產品季節性量產的需要，富士康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招大量的派遣工。派遣工的工資會比正式工會高壹些，但因為使用短期派遣工，工廠不需增加正式工的工資，相對用工成本反而更少。

　　十年來，我們壹直在做工廠的調查研究，並且對壹些生產線上的工人進行法律和人權知識的普及，我們經常收到來自蘋果生產線上的工人們的抱怨，有些工人說他們每天要用有毒的化學原料，但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有些時候生病了，還會被強迫加班；管理人員會經常性的罵員工，有時員工還會被罰站；有些女性工人在生產線上會被性騷擾。我們不斷宣揚西方的人權和價值觀念，而這些西方大公司的產品卻是在侵犯人權的過程中，甚至是由被剝削的工人們生產的。

　　蘋果公司每年都會發布供應商責任報告，並有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以確保其供應商「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尊重和尊重員工，公平合理地行事......」。然而，我們最近對鄭州富士康工作條件的調查結果顯示出了幾個違反蘋果公司自身行為準則的問題。蘋果公司有責任和能力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商的工作條件，但蘋果公司並未改善，反而把目前因貿易戰造成的利潤損失通過供應商轉移到工人身上。

　　蘋果的 CEO 庫克最近宣稱要遵守企業社會責任。雖然距離達到國際標準可能還很遙遠，但是蘋果可以做到的是讓其供應商們遵守中國的勞動法。在中國政府的強權制度裏，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力被剝奪了。而蘋果不能利用工人不能自由結社的權益，去侵犯工人的法律權益。中止供應商們讓員工非法加班和過量雇傭派遣工可以是壹個好的開始。這些都是中國勞動法所規定的權益。

　　鄭州富士康的侵權與不道德行為摘要：

　　● 試用期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

　　● 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正式工人辭職不會被批準● 尚未結算的工資會在離職後兩個星期內打款到工資卡上，但是離職當月的工資沒有工資條● 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應有的返費獎金● 工廠沒有依法為被派遣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並辦理社會保險相關手續● 2018 年，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而法律規定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2019 年 8 月派遣工比例在 50%左右。

　　● 未成年工人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必須加班

　　● 旺季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壹百多個小時，旺季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休息壹天● 工人若不想加班必須先得到批準。 如果工人沒有得到批準並且選擇不加班，他們將受到線長經理的警告，並且以後都不會有加班。

　　● 如果工作在輪班結束時沒有完成，工人必須義務加班。 如果工作中出現異常，他們也必須義務加班，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 工人有時不得不無償地留在夜間會議上

　　● 工廠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 工廠未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 工廠內定工會主席，由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 工廠內基層管理人員有瞞報或不報員工工傷現象● 領導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很常見● 工廠通過派遣公司招收學生工，以躲避招學生工的工作時間限制● 違反了學生工不能由派遣公司招的法律規定鴻富錦調查報告（鄭州富士康）公司背景

　　富士康集團在鄭州開設了三個工廠（公司），工商註冊名分別為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泰華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鼎精密工業（鄭州）有限公司。其中，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航空港區綜合保稅區，2010 年 7 月 23 日由港澳和境內合資成立，法定代表人為薛波，從 iPhone 4 到 iPhone XS 系列都是在鴻富錦公司這裏進行加工組裝，並包裝運送到世界各地的蘋果用戶手中。本報告的調查就是針對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展開的，以下內容會用“鴻富錦工廠”或“工廠”來替代該公司名稱。

　　鴻富錦工廠的廠房建設面積約 140 萬平方米。2011 年底開始入駐鄭州以來廠區內外及周邊配套設施逐步建設完善，現已發展出背殼制造、主機板制造、成品組裝以及售後維修四種成熟穩產的產品線。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生產工廠，人們把鄭州工廠所在的航空港區稱為“iPhone城”。

　　2017、2018 連續兩年的旺季（8 月至 11 月）鴻富錦工廠的在職工人超過 30 多萬。在 2018 年的淡季也有 6 萬左右工人，2019 年正在大量招工，人數也在有 8 月也超過 15 萬人。工廠職工男女比例為 4:3（依據調查人員所在車間男女工人比例所估算）；基層全技員（基層管理者）的男女比例在 5:1 左右；組長和線長的男女比例則在 10:1 左右；課長及更高級的管理者的男女比例懸殊更甚，約為 30:1 或更高。絕大多數職工來自河南省各地區，來自外省的職工比例相對來說很低。

　　組織架構

　　鴻富錦鄭州工廠的航空港區的主要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組成。 前者主要負責蘋果手機主機板制造和成品組裝，需要較多勞動力。後者主要負責生產手機背殼。因為都是自動化由機器切割，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較低。2015 年起，鄭州富士康工廠提出“CAA 產品事業群”理念，其用意在於合並工廠的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現在，整個鄭州園區對外稱之為 CAA 產品事業群。

　　事業群同時從地理位置上又分為多個小型廠區以便於管理，以英文字母進行排序命名，分別為A、B、C、D、E、F、G、K、L、N 區。有些區，比如 H、M、J 是當時規劃建設的廠區，現在還沒有實施建設。鄭州富士康工廠職能部門組織結構，從小到大分為：線組級、課級、部級、處級、事業群級、園區級。

　　iDPBG 事業群（數位產品事業群 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時尚移動通訊終端設備及影音數字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其研發及制造團隊，需具備極強的快速爬坡、大量量產能力，可以滿足每年 iPhone 新品發布之後帶來的巨大訂單需求。

　　iDPBG 事業群又主要分為三個“事業處”（處級單位），處級單位以下下轄多個部級單位。分別是主機板制造壹處，主機板制造壹處是制造 iPhone 手機內部主板的產品線。成品組裝壹處，成品組裝二處都是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位於 N 區的售後維修部（部級單位）隸屬於成品組裝壹處的維修部門，負責將客戶返修的手機進行售後維修。

　　另壹個是 SHZBG 事業群（鴻超準產品事業群 Super Precision Mechanical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精密模具、光通產品、3C 產品機構、自動化設備、自動化機器人、精密刀具、光學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鄭州工廠 A 區，B 區是 SHZBG 事業群，主要是生產組裝 iPhone 的金屬背殼，而剩下的幾個區則是 iDPBG 事業群的，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

　　壹、入職和離職

　　招工要求

　　因為工廠工作內容都是重復的機械勞動，所以對普工的要求比較低。只要符合招工年齡 18 到 45周歲、身體健康就可以入職，招工年齡會在赴貨的時候放寬。不需要持有任何技術證書，也沒有地區，民族 ，學歷等限制。入職時只需要攜帶本人的第二代有效身份證原件即可。

　　工廠為了體現壹定的社會責任，對外招工時候會聲稱殘疾人可以報名，但其實殘疾人報名通道並不是全年開放的。而且對殘疾人的招聘大都安排在淡季，並且要求殘疾人必須雙手正常，生活能夠自理，有言語聽力障礙者能夠進行手語或者文字交流，面試入職之後，工廠會安排壹些簡單適合的工作。

　　工廠招募不收任何費用，主要通過內部渠道和派遣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內部渠道有三種，分別是“微信公眾號”、“內部推薦”和“離職返聘”。

　　入職途徑

　　微信公眾號

　　工廠開設壹個名為“鄭州富士康招募中心”的微信公眾號，有入職意願的求職者可以在上面填寫資料，需要輸入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和預計面試日期。

　　填寫完成之後工廠內部的系統會自動審查此人的入職資格。如果是剛從離職，或者剛從其它富士康工廠離職，並沒有滿 90 天，都沒有入職資格。系統還會審查此人在富士康工廠的工作經歷，如果是在工廠的黑名單上，也是同樣沒有入職資格的。如果審查完畢沒有問題，系統就會自動發送短信到預留的手機號上，告知面試者的面試日期及相關事項。

　　由於通過微信渠道入職得到的獎勵最少，因此以來通過微信報名入職的人數都是最少的。2017 年9 月，富士康鄭州工廠 iDPBG 事業群發布了手機應用“愛口袋”。屬於富士康員工專屬的手機應用，可以查詢工資，加班信息，請假信息和政令宣導等等。 求職者也可以通過該應用來申請正式工的工作。

　　內部推薦

　　內部推薦，通過在職員工推薦自己的親朋好友入職，並給予壹定獎勵獎金的方法。工廠在急需人力的時候，內部推薦有壹定的強制性，每個部門都有壹定的推薦指標，指標會均攤到每條線以及每個全技員，然後會進行績效評比。如果拒絕完成推薦指標的工人可能會被全技員取消其幾天的加班資格。從 2015 年開始，工廠的內部推薦還只是大力宣傳，並沒有強制要求員工推薦親友入職。2016 年到如今，旺季的時候每條線都會有六七個內部推薦的名額，生產線的人數越多推薦的名額也會越多。

　　對沒有達到內部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其線長當月的獎金會減少很多，所以線組長們會以不讓加班來威脅員工。因為工廠的底薪較低，員工們通常希望通過加班來獲得更高的工資。所以他們很看重加班的機會。對於已達到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可以留下加班，沒有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依就沒有加班。

　　因為新員工只要入職三天領了廠牌，工廠的員工管理系統就會有入職記錄。所以有些員工為了完成內部推薦指標，寧願自己花錢讓人來面試，頂替壹個推薦名額，等人領了廠牌後再離職，這樣既完成了推薦任務，又可以加班。很多工人沒有人可以推薦，可是又想要申請加班，就會用這種辦法來應付內部推薦指標。

　　申請內部推薦的員工可以在手機應用上填寫推薦人與被推薦人的資料，也可以在部門助理處領取紙本的內部推薦單。工廠人事部系統審核通過後，就會發送信息通知被推薦人前來參加面試，內部推薦獎金分兩個月發放。被推薦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之後獎金隨工資壹並發放。獎金發放時，推薦人與被推薦人必須同時在職，若有其中壹方離職，獎金不予發放。2015 年的推薦獎金是從 100 元/人民幣，最高上漲到 1000 元。獎金數目和工廠的人力需求有很大關系，急需用人的時候獎金會隨之上漲，反之人力需求下降，獎金也會隨之降低。2018 年內部推薦獎金最高調整到3000 元人民幣。旺季時由於高額返費的存在，內部推薦非常困難。

　　內部推薦的入職程序和其他的渠道入職程序是壹樣的。

　　工廠的最終目標是要求員工完成訂單和生產指標，所以可不可以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相較來說並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線長和組長有時還是會因為員工沒有完成內部推薦的指標而不允許其加班。首先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的工人在申請加班的時候會被提前考慮。

　　離職返聘

　　以前從工廠離職的前雇員，可以通過這個政策再次入職。前雇員再次入職之後沒有試用期。離職返聘的前雇員需要重新參加入職培訓。因為有在工廠的工作經驗，所以通過離職返聘渠道再次入職的工人沒有試用期，進廠就是 2100 元的底薪。

　　在每年的旺季，通過離職返聘再次進廠的工人，工廠會免除四個月的每月 150 元的住宿費。與內部推薦的政策相同，離職返聘也享有壹定的獎金獎勵。獎金數額和同時期的內部推薦獎金壹般是保持相同，2018 年同樣最高 3000 元獎勵。

　　招聘程序

　　根據多名調查人員提供的信息，每年的招工情況不壹樣，在 2016 年之前大部份是工廠直招，而現在是由派遣公司進行招工。

　　2019 年，調查人員在網上看到派遣公司發布的招聘信息。調查人員和該派遣公司取得聯系後，隨即乘坐火車趕往鄭州。該派遣公司位於鄭州市二七廣場附近。在鄭州二七廣場地鐵站外，派遣公司安排了接車的師傅。師傅負責接送求職者們去派遣公司的門店進行統壹面試。調查人員發現派遣公司門口有很多前來面試跟體檢的求職者。等候人數達到壹定數量之後，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簡單地講解了壹下面試要求和面試流程，同時也告知壹些和面試官的對話技巧，以便求職者成功入職。

　　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給每位求職者發放了壹張“面試單”。求職者們需要把自己的個人信息填寫上去，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學歷、身份證號、手機號，還有之前的工作經歷。其中學歷壹欄只允許填寫初中或者高中，就算是大專畢業也必須填寫高中學歷。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是因為工廠不允許大學生做普通工（正式工），會有人審查。此外，還有壹欄是面試的崗位名稱。

　　選項包括普通工（正式工）、叉車工、生產管理員、服務後勤等崗位名稱。但是通過派遣公司招聘進廠的求職者這壹欄必須全部寫普通工（正式工）。填寫完畢後，面試者拿著自己的“面試單”，來到二樓排隊進行面試。

　　面試過程

　　當輪到調查人員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問：“妳對富士康了解多少？”調查員回答道：“第壹次來富士康，對工廠沒什麽了解和印象”，面試官問：“為什麽要來富士康上班？”答：“沒有工作，想找份工作賺錢”。面試官又問：“說出以前的兩段工作經歷”。他說：“以前壹直在酒店打工，沒有去過別的地方”。面試官身前的桌子上貼了壹張英文字母表，面試官拿筆隨機指認幾個字母，面試者需要念出字母讀音才算通過。在旺季急需要人的情況下，這個環節會被省去。不認識 26 個英文字母的求職者也可以通過面試。然後面試官拿起面前的印章，在技術工面試單上蓋壹個“Pass”，就可以進行面試的下壹項了。

　　下壹項是形體檢查，檢查人員會檢查面試者身上有無大面積的紋身和煙疤，不明顯的都可以過關。同樣在旺季工廠缺人力的時候，即使求職者有大面積紋身與煙疤也可以過關。然後求職者被要求伸出手臂，伸出手指。面試官會檢查其手臂手指有無殘疾。再要求其做幾個蹲起、跳躍，檢查腿部是否正常。

　　通過形體檢查的人，檢查人員會在面試單上蓋章表示通過查驗。若求職者以上兩項都通過了就表示面試合格。下壹步就會開始入職準備程序：照相，制作廠牌，錄入指紋，錄入個人信息。錄入完成後求職者需繳納 50 元人民幣/人的體檢費，該費用將會隨第壹個月工資壹並返還。繳費後就去壹樓進行體檢。

　　因為鄭州富士康工廠和當地的幾家醫院有合作，所以在壹些比較大型的中介門店，當地壹些醫院會派醫生和護士上門進行入職員工體檢。檢查項目有三項：1、測血液（檢查肝功能）2、形體檢查（看是否雞胸或者發育不良）3、X 光（肺部檢查）。等到求職者都體檢完畢，中介的工作人員會把剛制作好的廠牌發給每個人，並告訴他們這個廠牌很重要，是在廠工作的唯壹身份證明，千萬不要弄丟。從開始面試到發廠牌結束這整個過程只有 3 個多小時，有的人也稱之為 “富士康速度”。

　　2019 年 8 月，調查人員通過微信聯系上給富士康鄭州工廠招工的派遣公司。根據該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說，目前富士康鄭州工廠很少招正式工。大部份工人需要通過派遣公司招工。只要年齡在16 歲到 35 之間就可以。如果能夠工作 70 天以上，派遣公司可以提供壹次性 5000 元人民幣的返費。派遣工在工作期間不能請假，不能曠工，而且需要加班。工作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定，在工作合同上面沒有寫返費獎金。調查人員聯系上好幾家自稱富士康直招的機構，最後發現都是派遣公司。進廠的時候有 500 多人，都是派遣公司的招入的。

　　入職培訓

　　培訓從早上八點開始，工廠講師會準備講課的素材，當天講的是工廠內部的公安消防，例如：遇到火情怎麽處理？滅火器材的簡單使用步驟等等。下午，工廠的工作人員給每個人發了壹張試卷。這是壹份工廠對入職新員工做的心理健康調查問卷，共有十幾個問題，比如：妳是否經常看見壹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是否經常對異性抱有性幻想？遇到問題是否會向別人傾訴，還是會選擇自殺？等類似的問題。回答的選項是：從不，偶爾，經常，總是。做完以後需要寫上員工姓名和工號，再由培訓老師來打分。該測試得分過低者將不能入職。調查問卷結束後，工作人員拿來工廠的勞動合同，讓工人簽字，簽字後的員工就可以拿著自己的那份合同離開，培訓就結束了。

　　2016 年的培訓宣稱是帶薪培訓三天，其實只有兩天。第三天分配部門崗位。從 2017 年開始只培訓壹天，第二天就分發崗位部門了。2019 年的培訓也只有壹天。

　　流水線工人入職以後，如果處在爬坡量產期間會看作業指導書作為工作培訓的壹種方式。

　　重點工站的工人需要考核上崗證。當然，這只是形式主義，考核很簡單，壹般員工都能考過。若有不認識字的員工考不過的，線長和全技員也會簽字通過，因為工廠流水線的工作實在是很簡單。如果是在生產高峰期入職，老員工教壹遍幾分鐘就學會了，然後就可以上崗了。

　　崗位分配

　　工廠把當天需要分發的人力集中在壹個名叫“分發大廳”的地方。人多的時候會聚集到兩三千人，人少的時候壹般也有幾百人。壹般在分發部門的時候，員工都是碰運氣被隨機分發。但這個時候工廠裏的各個輔助部門的人會首先過來選人，長得好看的女孩在工廠是搶手貨，是各部門的首選目標。這明顯帶有性別歧視。例如選壹些長得漂亮的女性做文員和報表類的工作。有些也會選當過兵的男性。大家都希望被挑走，因為輔助的工作要比生產線上的工作輕松很多。除此之外，如果員工在工廠有認識擔任組長及以上的職務熟人（有的線長也可以），有時也會被分到好工作.工廠的裙帶關系非常嚴重。然後沒有被挑走的人排隊領取壹張“識別碼”，是壹個數字，數字代表的就是被分到的部門。

　　分發部門對於壹個正式工來說，就決定了他/她以後的工作環境。因為進入部門之後要想調換部門會很難。要想調換工作部門，首先得找到願意接收妳的部門，然後同時現在工作的部門領導也需要同意放人。若是采取賄賂領導，或者有高層領導的關系，那轉換部門會簡單很多。

　　領取完識別碼之後，再次排隊把手裏的識別碼交給工廠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看到數字會讓員工刷卡，那時候工廠的系統裏就已經錄入了工人信息，刷卡之後就可以免費領取壹件工廠定制的 T恤，壹個帆布腰帶，壹個廠牌繩，壹雙黑色靜電鞋。之後，在部門的帶領下來到工廠的 E 區，這裏也有壹個“分發大廳”，來到這裏又分了壹下早晚班。接著發了壹套免費靜電衣帽。分到了早班的人，第二天早上在車間門口集合。分到了晚班的人第二天晚上再來集合，正式進車間工作。

　　然後調查人員回到豫康北區臨時宿舍。因為新員工已經被分好了指定的部門，所以臨時宿舍豫康北也不能住了，需要搬遷，還好工廠提供交通車。調查人員收拾好個人行李，去了被分發到“豫康南區”的長期宿舍。

　　正式上班

　　第二天開始上班，來到車間門口集合，車間內部的各個線長組長再出來選人，被選中的人以後去他/她們線幹活。第二天車間進入權限便已經開通，在線組長的帶領下，新員工正式進入車間工作。

　　離職

　　2018 年以前，新員工入職是三個月的試用期。試用期期間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正式工離職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2018 年開始，試用期縮短為壹個月。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辭職不會批準，只能通過連續曠工（連續曠工三天，壹個月內非連續曠工四天）來自動解除勞動關系。

　　離職之後，員工管理系統會發送短信通知，需要前往易服中心（2018 年以前叫做壹站式服務中心）辦理離職手續，把廠牌還有領用的勞保用品，靜電衣帽，靜電鞋退回工廠。辦完之後，未結算的工資將會在離職後的壹個月內發放，但通常會在離職後的兩個星期收到工資。而離職當月的工資是沒有工資條的。

　　辭職，曠工自離甚至被開除都算是離職。

　　勞動合同

　　工廠在培訓結束後統壹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是壹張黃色的 A3 紙，上面各種條條款款寫得很清楚。

　　合同年限是三年。入職日期從面試的那天開始。如果三年合同到期，工廠會提出續簽合同，續簽的合同就是無期限合同。

　　勞動合同上面寫入職之後有 3 個月試用期，試用期底薪 1900 元人民幣，試用期過後為 2100 元。

　　甲方需要填寫的都是已經提前打印好的。講師在屏幕上顯示出壹張模板，只需要按照模板把自己的信息填寫在乙方信息處即可，然後工作人員把甲方的副本收走，乙方的合同留給個人收好。

　　派遣工的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按天結算工資。

　　二、工人分類

　　派遣工

　　工廠壹直在使用派遣公司進行人力招募，2015 年及以前沒有“勞務派遣工”，也沒有“返費”這種說法。2016 年開始，派遣公司為工廠輸送了壹批名為“派遣工”的工人。派遣工就是通過派遣公司入職工廠，名義上是派遣公司的工人，實際上在工廠上班。

　　派遣工和工廠沒有勞動合同關系。派遣工入職滿三個月之後就會轉為正式工，這時候工廠會正式簽訂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派遣工廠的廠牌是綠色的，上面寫著“綜保區工作證”，下面有工號和姓名。派遣工的工號是大寫字母 P 開頭。正式工廠牌是藍色的，上面寫著“FOXCONN 科技集團”，工號是由大寫字母 H 開頭的。

　　工廠急需用工時，為了更快速地招收到更多的工人，工廠會直接花錢向派遣公司買人。而派遣公司為了更容易更快速地招收工人，會把工廠給的介紹費拿出大部分給工人，以吸引工人入職。獎金是壹次性發放，工廠內的正式工是不會有這個獎金的。而派遣入職的工人必須遵守派遣公司和工廠制訂的規則才能把這個獎勵金拿到手。打卡工作 30 天，45 天，55 天，70 天，獎勵金都有所不同。這種獎勵金就被稱之為“返費”。返費的價格會隨著工廠的用工需求和派遣公司市場價格的多少而出現波動。這個返費的變動非常頻繁，壹星期之內可能調整好幾次。

　　2016 年，派遣公司為了招募工人，推出“返費”政策。通過派遣公司入職滿壹個月可以拿到派遣公司給的兩千元左右的返費。同時，2017 年工廠為生產 iPhone X，大量招人，給出的“返費”開始激增，最高達到八千或者九千人民幣。很多工人為了拿這個錢選擇通過派遣公司入職。雖然返費很高，但是也是有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返費。

　　工廠不直接給派遣工發工資，是由派遣公司發放。派遣公司也沒有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2017年，通過中介入職的派遣工，工資發放模式調整為和正式工壹樣，每月七號發薪，不再通過派遣公司發放 。

　　2018 年 1 月 6 日，壹派遣工因疑似索要返費未果跳樓身亡，跳樓地點在鄭州市航空港區的富航公寓。工廠給出的理由是該員工因欠下巨額債務無力償還，產生輕生想法，隨後跳樓自殺。

　　2018 年，工廠的返費同樣誘人，返費最高達到 8500–-9000 元人民幣。提供的最高獎金是在 2018年 10 月，當時派遣公司提供了 55 天的工作 9000 元的獎金。在鄭州市經濟開發區第八大街也有壹個富士康工廠分廠，主要是制造 iPhone 背殼的。2018 年，12 月 13 日，早上七點多，近兩百人拉了壹個條幅，圍堵加工區西大門。上午八點半開始所有維權工人站在第八大街馬路中央圍堵近兩個小時，大約在上午十點半被工廠的相關人員通知，下午到廠區開會然後解散。

　　如果工廠采取加薪的手段去吸引更多旺季的人力的話， 他們需要給每壹位在職員工都加薪，所以工廠選擇雇傭派遣公司來幫助他們找派遣工， 由派遣公司負責發放返費，節約開銷，同時增加人力。派遣工通常都是聘請來做旺季的短期工。旺季結束後，工廠不需要辭退大批員工，也不需要付派遣工補償金，因為派遣工合同就是三個月，加上很多派遣工會因為旺季結束後沒有加班，基本工資又低而自行離職。

　　學生工

　　2017 年以前工廠壹直有未成年工人，但不是很多。大都是技校中專的學生被學校安排到這裏來實習的，未成年工人可以不上夜班、不做有接觸工業酒精的工作，比如各種外觀檢查站，因為清潔需要，會用到工業酒精。未成年工人壹般是沒有加班的，不過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他們也被要求必須加班的，未成年工人會佩戴壹個紫色的靜電帽，其他工人則是白衣白帽。學生工從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人壹樣。工廠對實習的學生也設置了三個月的試用期，學生工的工資和正式工的工資是完全壹樣的，試用期都是 1900 元的底薪，只是學生工壹般都是工作兩個月還沒到轉正到 2100 就離開了。

　　2017 年 9 月，Apple 公司發布了十周年紀念款 iPhone X。而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則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制造訂單，這也造成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2017 年 10 月份以來，河南省境內的多家中專技校陸續與鄭州工廠開展“校企合作，共創雙贏”的合作。隨後大批未成年學生工來到鄭州工廠工作，工作待遇和正式工是壹樣的，也必須加班兩個到三個小時。

　　2019 年大部份學生工都是通過派遣公司招入，通過派遣公司招入的學生工需要和其它工人壹樣加班和上夜班，2019 年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期間發現大量的學生工，有些是由學校安排的，有些是自已來的，大部份學生工計劃在 9 月開學以前離開工廠。

　　三、工作時間

　　工廠平均每月工作 21.75 天，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時。超出的時間算加班。工廠是兩班制。由於工人眾多以及工作性質的不同，有 7 點，7 點半，8 點不同的班次。夜班最早的是 19 點，有 19 點半，也有 20 點的和 20 點半的，和白班相對應。

　　淡季都是五天八小時，很少有加班，有的月份甚至是零加班，旺季壹般是上六天休息壹天，每天加班兩小時，工作日加班是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是雙倍工資，訂單多的時候，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班壹百多個小時。每年最忙的是 8，9，10，11 月，這個幾月份，算是旺季。調查人員 2018 年 10 月加班了 130 多小時的班。有人加班到超過 150 個小時。

　　早班晚班表

　　壹班 二班 三班 四班

　　白班 7:00 - 16:00 7:30 - 16:30 8:00 - 17:00晚班 19:00 - 4:00 19:30 - 4:30 20:00 - 5:00 20:30 - 5:30旺季和淡季加班時間比較旺季 淡季

　　每天工時 11 小時 8 小時

　　每周工作天數 6-7 天 5 天

　　每月工作天數 28-29 天 22-23 天

　　在 2017 年 10 月，工廠生產 iPhone X 時普遍加班超過了 130 個小時，11 月的時候，加班 100 個小時，12 月份，生產線慢慢地減少但也需要加 70 個小時的班。

　　2018 年 10 月，調查員加班了 130 個小時，去趕工 iPhone XS 系列。不論是哪壹系列的 iPhone 手機產品，10 月總是最忙、最需要加班的時候。不同的產品加班時間也有所不同。工廠同時也會生產壹些老版本的手機。壹般在這些組裝老版本手機的車間，沒有那麽多生產線，所以工人們的加班時間反而就越多。即使是在同壹個車間，不同崗位的加班時間也是不壹樣的，比如在包裝車間工作的工人就要比其他崗位的工人要多加班 10 個小時。

　　2019 年 8 月工人每周工作 60 小時左右，每天工作 10 小時。

　　如果訂單真的很緊急，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只休息壹天，用以轉換白晚班。旺季的時候必須加班，不加班會影響產量，不想加班需要和線長說明情況，線長同意才能下班，沒有同意直接下班可能會面臨線長的責難，以後的加班也別想了。有個工人說就是因為家裏有事，星期五不想加班，想早點回家，星期六也不加班了，和線長說了，線長不同意。他直接走了沒加班，星期壹再來上班，線長懲罰連續兩周都只需要工作 40 小時（5 天 8 小時）。

　　工廠上下班計考勤是打卡制度。2017 年 4 月份開始，上班時間需要刷指紋，對比考勤，如果出現忘記刷卡，或者廠牌丟失的情況，可以告知助理線長幫忙修正。車間門口有義警把守，上班時間，包括加班時間是不允許自由出入車間的，想要出去，除了吃飯時間沒人管，其他時間必須要由線長帶領才行。

　　工人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個小時，但是流水線不能停，所以工人吃飯需要分兩批。算上走到鞋櫃和來回換衣服的時間，工人還得提前幾分鐘回去換班，讓別人出來吃飯休息。所以午飯時間根本達不到壹個小時。回來晚了全技員會責罵。

　　工廠有時候會在每天的早上 10 點及下午 3 點關閉流水線 10 分鐘來讓工人休息，可是線長為了產量，很少會讓流水線停的。

　　有的工作需要提前上班來準備工作，下班需要盤點，盤點不完不準下班。如果產品有什麽異常的話壹直要義務加班，直到解決問題。個別工人存在義務工作的情況。有的流水線上的全技員會給工人開早晚會。早會需要提前 10 分鐘來上班，如果產能達成了，晚會將提前五到十分鐘開，開的時間長了，也會耽誤工人的下班時間。開會超過刷卡考勤機的時間是不記薪的。有的工作到了下班時間還沒幹完，就會存在義務加班。

　　2015 年工廠的訂單很多，因為 iPhone 6 的銷量很好，F 區的某些車間壹直在保持三十休壹的狀態，也就是說壹個月只休息壹天。而下半年開始生產的 iPhone 6s 系列也保持持續加班直到 2015年 12 月份才開始出現減少，員工離職的現象。

　　工人們說 2017 年的工廠的產量顯然不如往年了，前半年基本都是零加班狀態。往年八月份算是旺季，可是 2017 年八月份普遍才加班了 20 多個小時，甚至更少，工人們都是怨聲載道的，埋怨工廠不讓加班。聽某些領導說是“iPhone X”量產過程遇到了問題，遲遲沒有大量生產，所以很多工人選擇離職。

　　工廠也為了合理利用勞動力，讓很多工人去“支援”其它工廠，有的去了煙臺富士康工廠，有的去了廊坊富士康工廠，工人們為了加班，多賺壹些，也都踴躍報名支援其它工廠。九月份有所好轉，工人加班在 70 個小時左右，但生產“iPhone X”機型的工人還是加班很少，很多工人因此離職。

　　iPhone X 這款產品的生產直到 2017 年 10 月份才開始正式量產並安排加班，但是生產車間太多了。直到 2018 年元旦就已經陸陸續續開始停產拆線，也沒有留守激勵政策，生產 iPhone X 的車間春節放假 15 天，這是工廠入駐鄭州市以來的最長假期。2018 年的 1 月到 3 月份工廠都是處於“零加班”狀態。到 6 月的時候開始安排加班，到 8 月加班時數恢復代旺季平水。每天要工作 10小時左右，有時候還會更長。

　　生產指標

　　工廠每天生產有指標。壹個班次最高峰，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旺季每個車間每個班次（白班夜班）生產 11000 臺 iPhone，淡季只有 3000 多臺。雖然產量很低，但是人力也減少很多，分擔每個工人身上的工作反而可能會更多，完不成生產任務，將會受到責罵。

　　工廠的產量壹般都可以達成，除非是因為工人請假缺勤得太多，或者是生產物料、生產設備有異常，才會使產能達不到。

　　工廠的崗位有作業指導書，上面規定了作業手法還有配置人力，可是很多崗位的人力都沒有配齊，有時會存在壹個工人幹兩甚至三人份工作的事情。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工人享有每年十壹天的法定假日。每月 7 號準時發工資，如果恰逢節假日可能會延遲壹兩天。淡季工人零加班的情況下，平均工資 2000 元/月左右，旺季平均 3500 元/月左右。2015 年 8 月至今，工人的底薪沒有任何變化。

　　工廠是計工時制度。正式工人正常工作日平均每小時 12 元。工廠有開發內部員工使用的手機應用，在應用上可以查詢工資明細，壹般工人工資組成包括：

　　底薪

　　新人入職以後底薪 1900 元/月，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工人就是正式員工，底薪調整為 2100元/月。2018 年 9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新人試用期從三個月降低為壹個月，壹個月之後轉正為正式員工。試用期內享有 200 元的新人入職獎金。2019 年工廠的試用期是壹個月。

　　加班費

　　工廠正式工工作日加班費是 G1 加班 18 元/小時，周休日是 G2 加班 24 元/小時，國家法定節假日是 G3 加班 36 元/小時。

　　重點工站津貼

　　重點工站是對工廠良率品質影響較大，操作動作較為復雜的工作崗位。重點工作分為三個標準，K工站每月 80 元，K+工站每月 120 元， K++工站每月 200 元。重點工站按天計薪，比如說是 K 工站每月 80 元， 計算方法是 80 元/21.75 天工作日 =3.7 元/天。但是只有周壹到周五工作日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周休日加班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是指某些可能對身體造成健康危害，或存在職業病隱患的工作崗位。特殊工站津貼根據所在工站分為兩個級別：有電離輻射的工作崗位每月 200 元津貼；有接觸化學品底漆和酒精的工作崗位每月 70 元。（整個車間只有 X-ray 工站的四，五名員工享有 200 元的津貼，只有參與罐裝和管理酒精底漆的人員享有 70 元的補助，正常使用酒精清潔的人是不會有這項津貼的。）夜班津貼每上壹次夜班有 8 元的夜班津貼。夜班津貼不分工作日和周休日。

　　管理津貼

　　在工廠有管理職務的人員的獎金。工廠劃分資位等級，分為“員級”和“師級”兩大類。員級是員工的意思。師級是工程師的意思。員級有三種分別是員 1，員 2，員 3。師級從師 1 壹直排到師16。正式工是“員 1”底薪是 2100 元，全技員是“員 2”底薪是 2200 元，線長是“員 3”底薪2300 元。全技員管理津貼每月 300 元，線長的管理津貼每月 600 元，管理職務津貼是核算到底薪裏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加班費比員 1 的普工要高出很多，資位越高底薪越高，而師級的人是組長以上的領導。

　　留守獎金

　　春節期間提前返崗工作，從初五開始正常上班的員工的獎金。2016 年 1 月左右，工廠開始生產iPhone SE 這款產品。臨近春節，工廠推出“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0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8 小時就可享有）。2016 年底，工廠推出 2017 年春節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1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 8 小時就可享有）。

　　持續成長獎金

　　從工廠 2011 年工廠建廠以來，正式員工享有名為“持續成長獎金”的福利獎金。獎金按月發放。

　　新人入職三個月，試用期過後，將轉為正式員工。正式員工，工作滿壹個月享有 50 元的持續成長獎金，以後每個月遞增 50 元，直到 300 元封頂。也就是說正式員工在崗工作滿六個月，以後每個月會發放 300 元的獎金。2017 年，工廠取消了持續成長獎金。

　　旺季津貼

　　旺季津貼是給在工廠旺季期間工作人員的補貼。2016 年八月份開始量產 iPhone7 系列，八，九，十，這三個月份是旺季，工廠首次推出旺季津貼的政策，這三個月如果全勤，每個月可以享受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還有壹天的帶薪休假。如果沒有全勤工人可以獲得 200 元，沒有休假。直到 2016 年 11 月初，限制產能了，導致部分車間沒有加班。但是 F 區生產的是 iPhone 7 Plus，加班很穩定。

　　2017 年 7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取消現“持續成長獎金”合並為 2017 年“旺季津貼”。2017年 1 月 1 日之前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500 元，持續 5 個月，從七月份開始到十壹月共計 2500 元。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後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400 元，持續 5 個月，共計 2000 元。

　　2018 年的旺季津貼只有四個月，7 月到 10 月。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500元的旺季津貼，2018 年 1 月 1 日以後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400 元的旺季津貼，而有全技員，線長管理職務的每人每月享有 600 元的旺季津貼。當月有曠工記錄者，請事假超過兩天或者大於16 個小時者，發薪日之前離職者，不予發放旺季津貼。遲到，早退或請有薪假，比如病假，喪假等，按照實際缺勤天數進行扣除。

　　技術津貼

　　2018 年 5 月，工廠發出對鄭州富士康大陸籍員工的調整方案，調整方案裏第二條指出：增加壹個「技術津貼」獎金。這個技術津貼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壹是需要工作年限超過壹年，第二是2017 年的年終績效，需要線長評為乙以上，工廠才會發放。乙以下的丙、丁是壹分錢都沒有的，績效乙是壹百元，甲和優是二百。

　　每個月的薪資單上也包括各種扣減項目。

　　社保代繳款

　　社保代繳款每年都在穩步上漲。2015 年每月需要扣除 190 元/月的社保費用。2016 年調整到 220元/月，2017 年上漲到 250 元/月，2018 年 7 月份調整到 290 元/月。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社保。繳費費率如下：

　　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個人 8%， 工廠 12%

　　工傷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生育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失業保險繳費比列：個人每月繳納 1%，工廠繳納 2%醫療保險繳費比例：城鎮居民醫保： 個人 2% + 130 元/年，工廠未知；非城鎮戶口職工社保：個人不繳費，工廠未知根據調查人員的訪談，絕大部分的工人每個月平均應得工資為 4000 元左右，應得工資扣除了各種應繳和工廠代繳的費用以後，工人們每月實際得到的工資為 3000 元左右。然而，工廠壹直以工人每月的應得工資來扣除工人們的社保費用而並非以工人們實得工資作為基數進行扣除。

　　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從 2015 年之後到如今壹直保持不變（不變的原因是公積金繳納比例是底薪的 10%，自2015 年到如今沒有漲過底薪，所以公積金沒有上漲）。公積金每月繳納底薪 2100 元的 10%，意即每月扣除個人 105 元，工廠繳納 105 元。公積金在離職的時候可以全部提取。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公積金，但是按底薪 1900 元的標準繳納，繳納 10%，就是每月 95 元。

　　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職工住房公積金的月繳存額為職工本人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乘以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而工廠按的是員工底薪，並沒有按員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來進行公積金繳納。

　　住宿費

　　工廠提供宿舍但是不免費。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人也可以選擇外租，若選擇外租，房租費用自己承擔與工廠無關。

　　夥食費

　　廠牌裏每月有 400 元夥食額度，每天額度 20 元。當月消費多少，下個月發薪直接從工資中扣除掉。

　　遲到早退

　　遲到：遲到 15 分鐘以內不扣錢，超過 15 分鐘的按照實際缺勤時間進行扣除工資。早退：工廠對早退管的比較嚴格，早退壹秒，扣除整個小時的薪資。

　　工廠有的崗位非常重要，工廠會給予壹點補貼，按天計算。但是很多線長，卻給線上的全技員還有和他關系好的提報，真正努力工作的員工卻什麽都沒有。

　　休假

　　工廠規定工人每年最多請 15 天病假和事假。病假是支付 70％的工資。工廠也有喪假，婚假等有薪假，需要提供各種證明，比如病假需要提供正規病例和發票，才能申報病假。否則按無薪事假處理。在工廠工作滿壹年的工人，第二年開始就可以享有每年 5 天的全薪年休假。

　　福利設施

　　宿舍區有洗衣房，還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樓下的商鋪不定時會放映幾部過時電影以聚攏人氣。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食宿但是不免費。

　　工廠的食堂很大，足足有三層樓，每層都可以容納兩千多人同時就餐。食堂的飯食也很全面。有米有面，各種菜品也很豐富。2015 年壹碗蘭州拉面賣 6 元，刀削面，茄汁面還有米線等，各種飯食也都是六元。2018 年飯菜都漲價，原來六元的飯菜都漲到七元，八元了。工廠常年提供六元「民生套餐」，包括三種葷素選擇，和免費的米飯或者饅頭。 雖然沒漲價，但是越來越難吃。

　　中午時間食堂吃飯的人非常多，工人需要分批吃飯，排隊時間長。食堂的菜品價格不算便宜，有時甚至比外面的還要貴，許多工人選擇中午不吃飯或者吃點零食，下班了再回去吃飯。食堂的衛生狀況不是很好，碗筷都是公用的，很久都沒有換新了，有工人會帶自己筷子。吃完飯需要把碗筷餐具送到餐具回收點。2019 年 8 月，工廠的菜裏肉變得很少。

　　宿舍條件

　　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廠提供的宿舍是八人間，床位上下鋪結構。宿舍安裝有空調，熱水器。每個房間有壹個獨立的衛生間和壹個小陽臺可以晾曬衣服。壹樓到六樓的宿舍熱水器是太陽能的，熱水總是不夠用。高層公寓是電熱水器，熱水供應還可以。

　　24 小時供應熱水，可以淋浴洗澡。宿舍的墻上安裝了壹個空調，不過空調開放時間是物業統壹管理的，開放時間和季節相關。春季和秋季，空調是不能用的。

　　宿舍八個人分早晚班，但早晚班的比例是隨機的，很多都是早班 6 個人，玩班才兩個人，很不合理。早上衛生間可能會很擁擠。工廠在宿舍裝了有 Wi-Fi，也是收費的。2017 年是每月 30 元。

　　2018 年下調為每月 18 元。宿舍區每層樓有壹臺飲水機，24 小時可以提供飲用水。在工廠住宿有洗衣房，可以免費洗衣，在登記相關信息之後，就可以免費洗衣。但是，這項福利政策在 2018 年1 月 1 日之後宣布取消。之後員工洗衣的費用需要自理。宿舍區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工人可以選擇外租，工廠不會扣住宿費，也不對外租的工人補助。選擇外租的工人大都是住在廠區的東北方向，有個叫“張莊鎮”的地方。那裏的房屋建設的也是公寓式建築，壹間房有十幾平米的樣子，有個獨立的衛生間。每個月的房租在 300 元左右，安裝空調的房間每個月多繳幾十元的空調使用費。使用的水電費需要自理，水費很多都是免費的。 電費是每個房間安裝的有獨立的電表，每個月水電費在 100 元左右，但是外租的工人可以生火做飯。

　　每年在 9 月份前後，處於高峰期，工廠的住宿資源十分緊張，各個宿舍的人員都會爆滿。這時候工廠會提供壹個“鼓勵外租政策”。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退宿，讓出自己的床鋪，去外面租房子，就可以獲得 1000 元的獎金。獎金分 3 個月發放，第壹個月 200 元，第二個月 400 元，第三個月 400 元。在每年的春節過後，工廠回歸淡季，這時候工廠會有“外租返宿政策”，就是在外面租房的工人，這時候可以返回工廠提供的宿舍居住，但是沒有獎金。

　　六、職業安全勞動保護

　　工廠的工作環境是在封閉的場所內，進出需要過安檢門掃描，員工上崗之前沒有經過本崗位健康、安全的培訓。根據工人反應車間裏面存在噪音，但不知道是否符合國家標準。線長從未發放過耳塞之類的用品。有的工作是操作自動化機器，存在電離輻射。

　　調查人員表示，壹條主要用於測試和充電的生產線會使工人暴露於大量的電離輻射。例如：X-ray工站，通過 X 光照射 iPhone 透視每臺 iPhone 內部結構是否達標，有無漏裝物料等等。X-ray 工站有很強的電離輻射。上崗前需要體檢，離職也要體檢。該站的工人可獲得 200 元的特殊職位津貼。 根據調查人員的觀察，該站沒有保護措施。 然而，自 2018 年以來，工人們必須佩戴“劑量卡”。 “劑量卡”是工人佩戴用來測量他們所暴露的輻射量的工具。

　　此外，CG 點膠工站是將半成品屏幕進行點膠。在這個工站會用到底漆進行塗抹，這就是化學品工站。這個工站每天會發放壹個棉紡布口罩。另外整個工廠內所有需要工業酒精的工站，每天上班後也會發壹個棉紡布口罩。

　　在這裏工傷事故很少發生，因為工廠的機器操作有防呆設計，需要雙手按壓按鈕，設備治具才能運行。反而因為交通事故產生的工傷相對較多。工廠的生產車間內部為了防止偷盜，所有的窗戶還有安全逃生門都是封閉的，只有安檢門可以進出車間，每個車間都有中央空調設施，用於通風調溫。中央空調有專人定期檢查維護。

　　工廠的基層管理者，壹般見到發生工傷事故了都極力地隱瞞。不幫員工上報，反而哄騙員工，因為上報工傷，連帶三級責任，對他們的績效獎金影響很大。工廠的工人在這裏堅持上班四五年的非常少見，大都是幹個壹年半載，甚至幾個月，或者幾天就走了，沒聽過有發生職業病事故的。

　　從事有害工作的工人離職後工廠會發短信通知去參加免費的職業病離職體檢，但是有些工人那時候都已經回家了，所以都沒人去。有的車間有壹個急救箱，裏面有紗布，碘伏，創可貼，棉簽等壹些簡單的救護用品，但是有的車間沒有見到。像這樣的急救箱，工廠的宿舍區每層樓有壹個，但是很多工人都不知道有急救箱這回事。工廠每天的廢棄勞保用品，比如說廢指套，廢口罩，臟汙的無塵布，舊鑷子等等，都有專人每天進行回收，然後統壹送到工廠的廢棄倉庫處理。

　　七、消防安全

　　車間內部還有工廠的宿舍區，都規劃有消防通道，還有綠色逃生標識，在人流密集的通道安裝有應急照明燈。各種消防器材也很全面，有消火栓，滅火器等等，但是沒見過有人檢查消防器材是否正常。

　　工廠每半年會組織壹次消防演習。消防演習當天，工廠會降低壹個小時的產量，這壹個小時就用於做消防演習。各個線長組織工人從安檢門排隊慢慢走出來，然後到樓下集合，工廠公安消防的有關人員，會發表講話，告訴大家壹些消防知識，這就是工廠的消防演習。

　　工廠每年對每個工人有公安消防的學分考核，可是工廠除了入職培訓以外並沒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工廠車間內部有個教育訓練室，線長會讓兩條線的工人互換簽名，以證明工人接受教育培訓了，可是正式工根本沒進過教育訓練室，也不知道自己的學分從哪來的，底層工人的學分完全是作假的。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員工手冊，規定了員工的日常操守。工廠有警告，小過，大過，開除幾種處分，對應嘉獎，小功，大功幾種獎勵。工廠在旺季壹些小問題是不管的，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種小事，但是到了淡季工廠就會狠抓紀律，搞“整風運動”，車間裏面也是。再比如打架，在淡季不管是因為什麽原因，只要妳還手了，不管誰先動的手，還是有什麽隱情，壹律開除拉黑名單。但是在旺季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有可能就會記壹個或者兩個大過。正式工想要記功，也就是在旺季內部推薦的時候，推薦三個人是嘉獎，四至七人是小功，八人以上記大功壹次，記功對工廠的升遷有很大好處。工廠對產品安全的懲處比較嚴厲，工人倒垃圾倒出報廢物料就是壹個大過，工人出安檢門不小心帶出了壹只手套被發現也是小過。工人如果記過將會影響年終獎，壹個大過扣 500 元，而且在有大過的情況下，年終獎是按最低標準底薪 2100 元發放。

　　工人偶爾做出壹兩臺不良品，線長和全技員會將工人叫過去談話。如果不良品太多或者是損壞了重要的物料比如說 iPhone 的屏幕或者是主板，會叫工人填寫大過處分單（壹般都是嚇唬人的，因為有連帶責任，線組長也怕責怪到自己）。情節嚴重的會生效。若工人之後還是沒有改善，會酌情調整崗位。若調整崗位之後還是制造不良品，工廠的基層全技員會想辦法擠兌工人回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讓加班，不讓請假，工作出錯就言語羞辱，提高工作壓力迫使工人自己離職。如果有工人壹天犯了錯誤，他們將不被允許在那壹天加班，並且被要求提前下班。

　　九、生產結構

　　iPhone 的各種配件物料及各種耗材，是從下遊的供應商運送到鄭州工廠車間的物料倉，每天開線生產的時候需要各線的物料員前來物料倉，並按照當日的產量領取物料。物料倉也分為兩部分，前段和後段。前段是負責發放物料以供生產；後段是每天把做完裝箱的成品 iPhone 打包向車間外運送的，壹些不良的物料報廢處理也是物料倉的後段負責。在旺季高峰期，壹個完整的物料倉有30 多個員工，每天向外運輸壹萬臺左右的成品 iPhone。

　　從物料倉領取的物料，還需要加工處理，比如說主板，主板領回來還需要貼兩個石墨散熱片。這個部門叫做“前加工”，前加工不是流水線，是幾排擺放整齊的工作桌組成的。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配件，才可以送交給流水線開始組裝 iPhone。2018 年前加工部門的人數可以達到 50 人左右。

　　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需要移交給組裝線，組裝線有三種，每種兩條，分為 CG 線（顯示屏幕組裝線），HSG 線（背殼物料組裝線），PRE 線（成品物料組裝）CG 線是顯示屏幕組裝線，把壹些相關的物料組裝到屏幕上的線條，比如：HOME 鍵，聽筒等物料。

　　每天的產能在五千臺左右。由於這條線人數較少，每條線有 120 人左右。

　　HSG 線是組裝 iPhone 背殼上的相關物料的線體。比如安裝電源音量按鍵及馬達揚聲器等物料到手機背部。HSG 線工作崗位較多，人數有 220 人左右。

　　PRE 線又稱為主線，是把 CG 線和 HSG 線組裝好的半成品扣合到壹起，組成壹個完整的成品iPhone，這條線最為復雜人數在 180 人左右。

　　測試線是測試的成品線體，組裝完成的成品 iPhone 經過各種測試後才能確認是良品。測試線有三條，每條線測試檢查的項目是不同的，每條測試線有 100 人左右，每條線每天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

　　測試線測試過關的成品 iPhone 將會轉移到包裝線進行打包裝箱。在經過外觀檢查之後，每臺iPhone 會配備產品說明書，耳機，充電器等，連同主機和配件壹起裝進包裝盒裏。包裝線有兩條，每條包裝線的人力有 150 人左右，每天每條線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打包好的成品 iPhone 會被物料倉的工作人員運輸到車間以外。

　　整個制造流程中出現的各種物料不良品，由維修部負責拆機維修，或者更換物料。維修部在高峰期也有 120 人左右。

　　此外，還包括周邊部門如下：

　　PQC（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品管負責稽核改善整個車間的品質問題，員工違規作業、作弊操作都是不允許的，高峰期品管的人數在 20 人左右。

　　OQC(Outgoing Quality Control)，這個部門也是屬於品管，但不上線稽核問題，是負責抽檢外觀不良品的部門，高峰期人力在 20 多人。

　　PE(Production Engineering), PE 是負責車間的設備治具的日常維護與維修，高峰期人數 40 人左右。

　　生計，生產技術的簡稱，是負責整個制造流程中出現的制程問題，可以做到追蹤不良原因，改善制程不良品等作用，高峰期人力也在 20 人左右。

　　十、工廠近年生產情況介紹

　　2015 年 9 月，工廠生產制造的是 iPhone 6S 系列。工廠車間內部各個部門的分工非常明確，每個車間有兩名“生管”（生產管理的簡稱）。在 9 月和 10 月，每天的產能都在壹萬臺 iPhone 左右。在淡季因為人力不足，每天的產能大約四千到五千臺。

　　2016 年 1 月份，工廠已經開始生產 iPhone SE 這款產品，iPhone SE 的產品制程比起 6S 相對簡單，每條線的人力比 iPhone 6S 少壹點，但是每天的產能還是在壹萬臺左右。

　　iPhone 7 系列，2016 年 8 月份開始量產。從 iPhone 7 系列開始，車間的前加工線，有了制程上的改變，工廠把容易加工處理的物料，集中到壹個車間內壹起生產，這樣前加工線減少了很多工站。人數從以前的 120 多人，降低到 50 多人。整個車間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7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8Plus，和 iPhone X。由於 iPhone X 的構造比起前幾代 iPhone更為復雜，所以設立的工作崗位也更多，需要的人力也更多，每條 HSG 線的人力都在 220 人左右，PRE 線 240 人左右，別的線體沒有大的改變。每天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8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XS 系列，和 iPhone XR。iPhone XS 的工作崗位可能會比 iPhoneX 多壹些。而 iPhone XR 由於工序較為簡單，要比 iPhone XS 工作崗位少壹些，人力也降低壹些。每代 iPhone 的人力需要和這款 iPhone 的結構有很大關系，結構越復雜，工廠設立的工作崗位會越多，人力標準也會越多。

　　2018 年是工廠歷年來人數最多的壹年，在“成品組裝壹處”總人數最高達到 88000 多人，而當時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派遣工就有 49000 多人，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派遣工沒有跟派遣公司和鴻富錦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派遣工在工廠工作三個月之後，只有部分人拿到返費。而部分沒有拿到返費的派遣工組織了抗議活動。派遣工工作滿三個月後，如果想繼續在廠工作，可以和鴻富錦工廠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2019 年 3 月份有壹些派遣工反饋通過派遣公司入職之後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是有簽署壹個返費協議。上面規定了領取返費的條件。

　　2019 年 8 月，工廠的派遣工比例達到了 50%左右。

　　十壹、其他

　　工廠管理情況

　　在工廠人數最多的組裝線上，每條流水線都有 120 多米長。壹個組長可管理兩條甚至更多條線。

　　每條線有壹個線長，多個全技員（甚至十幾個全技員），每個全技員負責其中的壹小段（就是三四個工站）。

　　工人上班以後不忙的時候可以講話聊天，但是音量必須很小，不能影響到別人。但是工廠規定上班時間是不能講話聊天的，也會有人經常“巡線稽核”工作紀律，如果被發現需要可能會被取消加班資格，上班時間說話也是需要長眼色，不能明面上講話聊天的。

　　工人上班以後不能隨便走動。工人離崗上廁所需要和全技員報備，不能超過 15 分鐘，超過了報曠工。次數也有限制，壹上午最多去兩次，去的多了，全技員線長會責難，最常見的辦法就是調整崗位或者取消加班，讓不聽話的工人幹最苦最累的工作。

　　如果工人不聽話，他們會被調到更累的工作崗位。 如果他們仍然不聽話，他們會換到不同的生產線。 如果其他生產線的領導也不希望工人在這條生產線上工作，那麽工人每周只工作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而且沒有加班。

　　根據工人反饋有些領導很糟糕，即使工人來上班，他們也不會為工人安排任何事情。並要求妳站到線外，同時還提報工人“曠工”。

　　因為組裝線上的“機臺”（半成品 iPhone）流動得很快。壹人離開崗位，剩下的人工作壓力很大。有的時候機臺流動得非常快，從流水線上拿都拿不過來，更別說進行加工處理了。做不完機臺會堆積，堆積嚴重影響每小時的產能。

　　經常有人“巡線稽核”，檢查工作紀律。比如查是否存在講話聊天和打瞌睡的情況，也有檢查品質安全的，例如機臺擺放和作業手法。如果是白班，巡查項目和頻率會更多，如工人被抓到有違規行為，首先面臨的就是寫“改善報告”（類似個人檢討）和不讓加班作為懲罰，流水線上的工人工作壓力很大。

　　工廠每天有生產安排，壹個班次旺季產能最高的時候，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工人必須努力達成。而每個工站根據工站的人數也有相應的產能，如果工人動作慢，產量不達標，線長全技員就會過來責罵員工，罵得很難聽。動不動就是“妳 TM 的能不能要點臉，別人壹天幹多少，妳壹天幹多少？”、“妳是比人家少長了什麽東西還是怎麽回事？不能幹給我滾蛋！”，或者是“妳能不能要點臉，別人能幹為什麽妳不可以？”。如果工人不吭聲，線長和全技員罵壹會兒也就算了。

　　如果工人敢頂嘴或者罵了以後還是產能不達標，那麽壹旦有人力調動的機會，線長就會把不聽話的員工調走。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的生產壹線非常常見。有壹位工人因為身體不適，工作狀態不是很好，產能沒有達標。線長直接問他：“能不能幹了？不能幹可以回家，富士康最不缺的就是流水線工人，不好好幹活，完不成產量，可以辭職滾蛋，別在這占著茅坑不拉屎，耽誤我的產能！”這是線長當時的原話，後來直接線長讓他打卡下班了。

　　有許多老員工在工廠工作了三四年，甚至五六年，績效卻被評為丙丁。這類工人是沒有技術津貼的。線長給員工評績效並不是公開透明的，是他自己說了算。有的線長完全就是憑個人喜好在評比，而且工廠評績效還有名額限制，必須有壹部分人評得不好。所以很多工人覺得不公平，許多老員工都很氣憤，績效評價低，不僅年終獎少了，而且還影響今後整整壹年的薪資。很多因此工人去找工廠內部的員工關愛，工會等部門，這些部門也是口徑壹致說這是公司規定，沒有辦法更改，會和上面的領導溝通反應，但是需要時間，讓工人們回去安心工作等消息，過了壹段時間沒

　　有消息，也就不了了之了。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也有工會，但是工人們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管什麽用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工人代表是誰，如何選舉，他們有沒有定期會議就更不知道了。工人都說他們是富士康內定的，因為工會主席都是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員工關愛

　　除了工會，工廠還有員工關愛和關愛熱線 78585。但是大部分工人都不知道，打投訴電話的人就更少了。線長們不會大力宣傳，因為不希望工人知道之後去投訴或讓他們添麻煩。知道的工人去投訴線長壹般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員工關愛壹般是不管的。而且還會規勸工人，線長做的沒有錯。工廠的某些領導曾說過工廠成立員工關愛的目的是維護生產，只為了旺季能正常大量生產。

　　工廠並不是慈善機構，別人能做的，妳只有做的比他更好在這個地方才能上進。

　　有個工人身體不適和線長請假明天休息壹天，線長非得讓他明天早上再跑過來請假，沒有辦法，第二天來了請假，線長竟然不批。工人只好去找員工關愛中心，員工關愛中心的人沒有幫忙解決問題，反而勸員工回去正常上班。該員工只好曠工了壹天，第二天來上之後線長不讓加班，還說曠工必須記大過壹次。該員工就又去員工關愛中心投訴了，這次員工關愛中心幫忙。但是卻說曠工按公司規定是應該記大過的，要記大過壹次，後來還真記了，不過提報之後沒有生效而已。

　　晉升

　　在工廠的普通工人要想晉升，如果有能力的員工，在壹個正牌的全技員需要工作兩年以上，壹個線長職務需要工作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有的線長工作了七八年其實還是個全技員，實際上幹的是線長的職務，但是級別只是全技員的級別，領的是全技員的工資。

　　工人滿意度

　　調查員詢問工們為什麽選擇來到這裏，工人們說：“生活所迫，這個工廠最起碼不拖欠工資。就是每年的淡季時間太長了，希望每個月能發差不多三千元工資就滿意了，工作很累但是也期望能夠加班，因為有加班才著能拿到三千多的工資，誰想生活得那麽累呢，逼我們加班的不是工廠，是生活。工廠對我們很殘酷，急需勞動力的時候工廠想方設法通過各個途徑把工人招來，不幫忙推薦還不讓加班，壹到淡季馬上搞“整風運動”，進行內部檢討，稽核工人問題，提高內部壓力，零加班，軟性逼我們自己離職。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調查人員日記

　　2018 年 11 月 12 日

　　自從進入工廠以來，我看到工廠如何想辦法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來招聘工人。 他們實施了這個“內部推薦”計劃，讓工人將家人和朋友推薦到工廠，並為每個生產線分配推薦配額。 如果妳不推薦其他人到工廠工作，生產淡季妳將無法在工廠加班工作，這是壹種常見的懲罰形式。 大多數工人都希望加班加點，因為古國沒有加班他們每月只能賺 2000 元左右的底薪。

　　上周，我們被調入制造 iPhone XR 的車間。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我過去 10 天沒有加班，但是接下來幾乎每天都可能可以加班 3 小時，我很高興，因為他們壹直在為 iPhone XS 減產，我的工作時間也被削減了。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加班加點，在這個月能拿多壹點錢。

　　我今天也在壹條生產線上看到有人好像生病了，感覺是無法完成今天的生產目標了。線長走到他面前說：“妳能幹嗎？如果沒有，就回家吧！富士康從不缺流水線工人。如果妳不幹而且還不能滿足生產目標，那就滾吧。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我嘆了口氣，這種辱罵經常發生。如果妳反駁，線長可能會把妳送到最幸苦的位置上去工作，或者他們不給妳加班時間。

　　我路過壹間叫做“Run-in”的房間，向工人詢問裏面是什麽。他告訴我，在“Run-in”房間工作的工人會使用 X 射線檢查 iPhone 內部，以確保沒有任何缺失部件。這裏的工人長期暴露於電離輻射，必須進行崗前和崗位後的體檢。但我沒有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看到任何的保護措施。

　　我們的生產線在我們的班次結束時並沒有完成 12,000 部 iPhone 的生產配額。為了能拿到更多的工資，我們繼續義務加班。輪班結束後，當我準備回到宿舍的時候，我們卻被告知會有壹個夜間會議。會議續了大約 10 分鐘。我站著都已經快睡著了。我基本上壹整天都不停的工作，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宿舍休息。

　　在旺季結束後的幾個月裏，大部分工人都沒有加班加點。他們說好事是工廠總是按時支付工資。

　　今天，我問壹個工人為什麽決定來這裏工作。他的說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單臺人力成本

　　壹個班次旺季共計 2080 人。（物流倉 30 人，前加工單線 50 人，CG 線 240 人 ，HSG 線 440 人，PRE 線 480 人 ，測試線 300 人 ，包裝線 300 人，維修線 120 人，周邊部門，120 人左右 ）每年旺季，壹個班次的人力可以生產 11,000 臺 iPhone（其中包括了每天 3 小時的加班）。在工廠普工最多，白班普工壹天的底薪是 96 元外加三個小時的加班費 54 元和旺季津貼 18.4 元壹共是168.4 元。

　　旺季津貼以 2018 年來算。2018 年後入職的旺季每月有 400 元，400/21.75 工作日，每天有 18.4元2080 人×168.4 元 = 350,272 元

　　350272 元 / 11,000 臺 iPhone =31.84 元（4.64 美金）由此可得: 每臺 iPhone 成本的估計值在 31.84 元(4.64 美金)派遣工返費的通知富士康（鄭州）工廠對於今年十壹月份工人維權活動的通知聲明，然而部分至今仍未返費。

　　工人故事

　　故事 1

　　小張 21 歲，他是今年 8 月中進入鄭州富士康工作的，他是在網上看到富士康招工廣告，工作 55天提供 5000 元的返費。最開始以為是富士康直接招工，但是到了鄭州富士康後發現實際上是派遣公司，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的，派遣公司說工作滿了 55 天，會給 5000 元的返費。簽了合同之後就由派遣公司安排進了富士康，經過了半天的培訓，下午就分配去了 K 廠區，晚上就住進了宿舍。宿舍壹共住了 7 名工人，三個上白班，四個上夜班。

　　他進工廠的時候，正好車間在換了新的生產線準備生產蘋果 11，和他壹起分在生產線上的當天壹共有 6 名工人。和他分到生產線上 6 名工人都是派遣公司招進來的，通過派遣公司招的工人比富士康直招的返費都要高。他們這個班有三十幾個人，除了幾個老工人，大部份都像他壹樣是最近通過派遣公司進廠的工人，還有十個左右是學生工，也是通過派遣公司招進工廠的。這些學生工以經在生產線上工作壹個多月了。他和這些學生工聊天的時候得知 ，這些學生 8 月底就要回學校去。

　　小張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周工作六天。工作非常單調，就是檢查手機的機殼，有時候看的久了，眼睛會痛。鄭州富士康是他工作的第三個電子廠，雖然工作很累，他也能努力適應。

　　因為是生產蘋果新手機，線上產量壹至上不去。中午吃飯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吃完飯馬上要回來上班。班長要求他們早上和中午在上班之前就要到線上準備，因為打卡要排隊，有時會占用很多時間。大部份的工人都會提前到線上。小張上班的第二天，就是沒有提前到車間，線長對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當時想沒有計劃在富士康工作長期工作，所以就忍受了。

　　小張只想工作到是有返費拿的第 55 天，到了時間就離職。他覺得在富士康工作，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故事 2

　　在工廠工作了壹年以後，我選擇了離開，因為這裏的工作呈現兩個極端，在每年的旺季也就是 8，9，10，11 這幾個月份，加班很多。工作很累，但是工資也能拿到 4500 元左右。剩下的幾個月人員減少，沒有加班可是工作還是很累，因為分擔到每個人頭上的工作量並沒有減輕絲毫，還要面對頻繁的人事調動，和產線搬遷。這樣的日子裏，工人們拿到的工資數目幾乎不會超過 3000 元。

　　工廠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在我看來可以說是官僚主義，可能在這個新社會可能有點言過其實。

　　但是工廠的管理者，以及管理者建立的員工關愛機構首先保證的是是工廠的利益。擴大生產，維持產能這是管理工廠的前提。工廠的工人很多，管理者同樣很多，也滋生了深厚的裙帶關系，這裏就是壹個小型的社會集團。壹個普通的工人期望得到升職，在保證自身能力的情況下，得到線長的職位最快也需要三年時間的打磨，當然三年得到線長職位，這已經是能力很強的人才了，更多人是在 5 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得到職位提升的，線長的上司是組長，線長爬到組長位置更難，百分之 90 左右的線長永遠無緣組長職位。在這個工廠升職加薪的空間對於普通工人來說非常緊湊狹小。

　　我和很多人壹樣，離開的時候義無反顧，信誓旦旦的在嘴上也說著以後再也不會進這個垃圾工廠了。可是每年的旺季工廠為了大量招攬勞動力，給出的返費最高達到工作 35 個工作日就獎勵 6500元的地步，所謂財帛動人心，在財富面前當初的誓言顯得那麽無力。很多工人選擇再次復職，我想我以後或許也會因為高額返費的誘惑再次復職吧。

　　執行摘要

　　1）背景：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陰影

　　自 1970 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迎來了長達 30 年的爆炸性增長。擁有 14 億人口，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奇跡使數億人脫離貧困，也使中國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主要參與者。現今的中國還出現了壹批中產階級，他們消費各種商品及服務，並對中國繁榮富裕的未來充滿信心。

　　但是這種經濟轉型有其陰暗面。它犧牲了很大壹部分中國人口，而外來勞工正是壹例。外來勞工在中國又被稱為「農民工「（下稱農民工），通常來自中國較貧苦的農業地區。據估計，大約有 2.9 億的農民工在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工作，例如：電子業、紡織品業以及玩具工廠等。農民工的付出，使中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因為中國戶口制度的規定，這些農民工終其壹生也仍然是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外來者，例如在擁有大量工廠的城市，像廣東省，因為嚴格的法規限制，農村居民幾乎不可能取得當地的戶口。而這樣的後果是嚴重的，新興的無產階級無法享受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例如兒童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中就存在不平等現象。約有三分之壹的農民工是女性。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壹直試圖轉變自己的定位，由世界工廠轉變為服務型經濟，但這群被邊緣化的農民工仍然是玩具製造業等加工廠中的主要勞動力。據 2018 年的調查，大約 30%的農民工在製造業就職，50%則是在服務業工作。中國政府頒布了詳盡的勞動法，儘管缺乏結社自由，但工人能享有壹定的保障，例如，工人有權利按時獲得全額的工資、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 40 小時的正常工作時間、合法加班費（加班費為時薪的固定倍率）、社會保險以及合同結束時合理的遣散費。此外，勞動法里還包括了同工同酬，以及針對職場歧視的相關保護措施。幾項保障婦女權利的法律也明文禁止僱主對婦女的職場性騷擾。然而，這些勞動法及相關保護法律實際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特別是在農民工就職的工廠，勞動條件尤其惡劣。許多人權活動家、記者調查員以及勞工權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記錄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工廠侵犯勞工權利的情況。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對玩具產業進行了多次的調查，發現許多嚴重違反中國勞動法的行為。這些侵權行為包括加班時間過多，極低的基本工資（低到不足以保障工人有尊嚴的生活）。同時中國勞工觀察也發現，許多工人在工作中會接觸到有毒的化學物質，暴露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然而地方政府因為高度依賴外來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對於這些工廠中權利侵犯的狀況視而不見，也未能妥善地施行勞動法中的規定。

　　對於外國的跨國公司而言，為了避免損害聲譽，它們通常會頒布供應商行為準則，列出供應商必須尊重的權利以及應保障的工作條件，其中包括：合適的工資、合理的工時、解決歧視問題的投訴渠道等。公司方經常聲明，他們會利用審計系統來核實工廠是否遵守了這些規範。雖然他們的意圖是好的，卻沒有帶來什麼改變，也說明了跨國公司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原因很簡單，不僅跨國公司不會專註解決供應鏈中的問題，而且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對問題推波助瀾。跨國公司會壓低製成品的價格，並要求短期內交貨，迫使數家工廠競爭壹份短期合同或訂單。這要求工廠生產有極大的靈活性。年復壹年，跨國公司的要求使得工廠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重，甚至那些承諾維護人權的公司也在公然侵犯為他們製造產品的工人的權益。

　　此外，由於近期政治環境逐漸收緊，開展針對中國勞工權益問題的活動越發困難。自 1990 年代初起，勞工權利活動家以及非政府組織開始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提高工人對於勞工權利以及法律的認識；也舉辦了不少培訓班，教會工人如何與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大部分勞工權益活動家活躍在珠江三角洲，那裡也是製造業最蓬勃發展的地區。然而，自 2013 年習近平主席上台以來，對維權活動加大管控，甚至鎮壓活動，拘留女權活動家、勞工倡議分子以及人權律師。在曾經相對開放的環境中，勞工權利組織尚能運作，現在卻必須縮減規模或者轉變為社區服務組織。

　　部分勞工權利組織甚至不得不選擇關門大吉。在去年夏天，由工會組織的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就受到工廠的嚴厲打壓。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表達了對工人的支持，其中壹些人甚至自發前往深圳參加抗議活動。但政府的反應卻是逮捕學生和工人，拘留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任意的逮捕與拘留壹直延續到了今年，甚至波及到與佳士事件無關的人們。小結：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自 2001 年起，中國勞工觀察陸續發布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境內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報告。我們的目標是曝光剝削中國工人的大型玩具工廠。令人震驚的是，許多原本就有的問題壹直延續到了今天依然存在。

　　· 工人只能獲得最低收入標準的薪資，並不能維持日常生活水平。工人只有在旺季時通過超額加班才能掙到足夠的錢。

　　· 儘管中國勞工法規定，每個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 36 小時。在我們調查的工廠中，工人旺季每個月卻要加班 60 到 126 小時。永輝工廠的工人甚至連法律規定的每周壹天休假都沒

　　有。

　　· 上崗前安全培訓是必要的，包括如何處理有害物質、如何安全地操作有造成永久損傷風險的機械等。工人們卻沒有參加法律要求的崗前 24 小時安全培訓。工人也沒有拿到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只有部分工廠會偶爾發放面罩手套和耳塞。壹方面發放個人防護用品與否是個問題，而另壹方面，發放的用具能否真正起到防護作用也有待商榷。

　　· 工廠宿舍樓通常環境惡劣，房間擁擠、衛生條件糟糕、臭蟲滋生，也沒有熱水和存放貴重物品的設施。

　　· 至今沒有壹家工廠有獨立的工會來代表工人的利益，廠里也沒有有效的投訴渠道。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組長反映問題，很多時候工人只能選擇辭職或者繼續忍耐。

　　· 女性工人經常是被言語暴力和性騷擾的對象。相較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也很少晉陞到管理層。懷孕的工人不會得到任何特殊對待，會照常加班、上夜班、暴露在有害物質中。

　　當然，對比早年的調查結果，玩具廠也有壹些進步。儘管改善很有限，但是說明曝光品牌商和工廠的工人權益問題對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以下是壹些主要的改變：

　　· 旺季每日工作時間從平均超過 14 小時降到了現在的平均 11 小時。

　　· 工人薪資隨著本地最低工資標準上漲而得到了提高。例如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從 2013 年的1550 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895 元，去年更是升到了 2100 元。然而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即使最低工資提高，在絕大多數玩具廠所在的中國南方城市裡，工人也很難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 越來越多的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保，儘管實際支付部分往往沒有達到法律要求。

　　· 健康和安全管理也有進步。但是劇毒致癌化學物質苯還沒有被禁絕，在玩具廠內依然廣泛使用。這表明工廠還遠遠沒有實現安全的工作環境。

　　· 拖欠薪資事件越來越少發生。以前即使被工廠拖欠工資，工人也不敢辭職， 因為辭職后就越發拿不到被拖欠的部分了。

　　· 前些年有過童工的報導。但在最近的調查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童工。

　　· 工人現在能夠享有帶薪病假、帶薪產假、喪假和國家法定假期。

　　3) 玩具工廠的深度調查

　　今年我們對五家玩具工廠進行了調查，它們負責為世界各大玩具集團生產產品。五個工廠的工作環境類似。儘管我們的樣本相對於全中國幾千個玩具工廠來說只佔極小壹部分，但是如果這些規模較大的工廠也無法確保工人的良好工作環境，那我們只能假設其他更小的工廠只會更糟糕。

　　工廠名 品牌商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

　　有限公司

　　迪士尼, BuzzBee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Basic Fun!, 迪士尼, 孩之寶, fGTeev.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

　　公司

　　美泰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

　　公司

　　樂高樂園, 樂高，迪士尼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

　　有限公司

　　孩之寶 (Plumber Pants, 金 剛 戰 士 , Toilet Trouble, 變 形 金 剛 ,Por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今年玩具報告中的重點現象關於中國玩具工廠今年的重點，我們想要強調五個現象，將在下文中詳細陳述。正如報告所述，若想保持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包括玩具業在內的製造業需面對巨大的挑戰。

　　維生工資，不能再少

　　維生工資的定義是「壹個工人正常壹天的工作報酬足夠支持他壹家四口的生活支出。生活支出指食物、水、住宿、教育、醫療、交通、衣物和包括應對意外狀況的儲蓄金在內的其他必要支出。」《人權宣言》第二十三條闡明，維生工資是人權的壹部分。那麼，中國的維生工資應該是多少？

　　全球維生工資聯盟在 2015 年調查了壹個家庭基礎的維生工資。機構得出的結論是，想要在深圳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那麼家庭中每個人各需要 2818 元。玩具工廠壹直以來都將薪資維持在接近或等同於最低工資標準的水平。中國的最低工資這些年雖然隨著住房和物價而上漲了，但是仍遠少於維生工資。在廣東省這個大量工廠的聚集地，最低工資標準有三年都沒有變動，用以抑制不停上漲的生產成本，降低生產成本對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威脅。今年報告中的五個工廠都位於廣東省，所在地最低工資從 1410 元到 1720 元不等。只有佛山美泰的 1860 元月薪比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資要高壹點。即使與三年前的維生工資水平相比，這些工廠現在的薪資也遠不達標。如果不超額加班，工人的工資就不能維持生活所需。因此，推行玩具產業的維生工資迫在眉睫。此外，許多玩具廠的工人都是農民工，因為無法承擔城市的高消費而只能把家人留在鄉下，而工人們大部分的工資都寄回給了老家的家人。

　　旺季時，即使算上超額加班所得，在華登工廠工作的工人也只能掙 3000 元，在港鑫的工人掙3400 到 3800 元，在佛山美泰 3400 到 4000 元，在永輝 3500 到 4000 元，在盈峰 3600 到4200 元。

　　超額的加班時長

　　超額加班與低薪資相輔相成，因為工人更傾向於通過加班掙 1.5 倍或者周末 2 倍的工資。據調查，儘管加班時長從 2001 到 2005 年間平均每月 150 小時，降低到現在旺季的月均 100 小時，但還是遠遠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壹個月。超額加班是玩具廠普遍存在的壹個問題。因為當聖誕節促銷季之類的玩具銷售旺季來臨時，工廠就會逼工人加班趕單。

　　今年華登工廠工人平均壹個月加班 60 小時，雖然還是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但是相比去年的加班時間極大地降低了。因為在去年的調查中，華登的加班時間是最長的，壹個月可達 175 小時。

　　在盈峰工人壹個月加班 109 小時，港鑫工人壹個月加班 99 小時。佛山美泰的工人壹個月加班110 小時。永輝的工人在旺季要強制加班，加班時間也是五個工廠中最長的，達到了 126 小時壹個月。工廠中也出現了工人連續工作十壹天沒有休息的問題。儘管壹般可以自願加班，但是工人往往選擇加班以維持生計。今年我們發現，永輝和港鑫的工人在提前完成晚上的生產目標而提早下班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拿到滿額加班費。這是壹大進步。然而同時我們也發現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提高了產量指標，工人的工時卻沒有變化。這樣壹來，工廠訂單量和出貨日會直接對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勞工保護

　　玩具廠的工人需要直接接觸壹系列有害物質，包括天那水，洗面水和其它的溶劑。車間里常常有壹股刺鼻的氣味。儘管這些情況都有所改善，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工人不確定自己接觸的物質是什麼，工廠也沒有給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設備和訓練來確保他們在工位上受到了足夠的保護。

　　今年大部分的工廠提供了壹些基本的個人安全用品，比如手套或者面罩。然而盈峰只有在審計時才給工人提供這些用品。在佛山美泰，只有部分工位上的工人有頭盔和手套。但儘管發放了安全用品，工人們還是不確定這些用品是否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保障。例如永輝工人們帶著簡單的面罩還是能聞到車間里有毒的化學物質。

　　中國的勞動法要求，接觸有害物質的崗位需做入職和離職體檢。今年只有港鑫和佛山美泰要求工人必須體檢。盈峰會給噴油部的工人提供入職體檢和月度體檢。華登和永輝並沒有提供任何的體檢。

　　儘管政府要求工人必須接受 24 小時的入職前安全培訓，但是所有的工廠都沒有達到這項要求。

　　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提供了部分訓練，但是教學中並沒有包括工人會接觸的化學品種類和其他生產風險以及防範措施。

　　生活條件與社會安全

　　玩具行業中大量的工人是從農村地區來到廣東省的農民工。因為他們多在工廠里工作與生活，所以工廠的宿舍條件是評估工廠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由於工人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工廠里，工廠的管理文化不僅僅影響他們的工作，也影響他們的生活。另壹個影響工人生活的重要因素是社會保障。隨著中國製造業勞動力老齡化，許多工人為了社會保險的問題而掙扎，仍然有許多工廠沒有主動無條件地為所有工人繳交足夠的社會保險費用。中國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僱主必須向所有工人提供社會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工人及僱主雙方都要繳納壹筆費用以參加社保。中國的社會保險包含了五個方面：養老金、醫療、生育、失業和工傷。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存錢購買、租用或者維修房屋的資金。最後，強制性的帶薪休假也是農民工問題的另壹項重要議題。

　　華登工廠的生活條件不佳。八至十名工人共享壹間宿舍房，而且浴室沒有熱水。自去年以來，休假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工人現在可以休假。然而，並不清楚華登工廠是否提供帶薪休假。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但僅適用於年齡小於 50 歲的工人。管理文化已經明顯放鬆，但罰款制度依然存在，工人會因為輕微的違規行為而被罰款，例如：在宿舍開燈。

　　盈峰工廠的宿舍條件壹樣糟糕。十至十五名工人共享壹間房間及壹個風扇。因為宿舍房間非常熱，有時後會有工人在走廊上睡覺。工人需要自帶毯子和枕頭。宿舍非常髒亂，壹些上下鋪的床板很薄，甚至邊角會翹起，房間里也有臭蟲的問題。因為有太多的工人，排隊淋浴大約需要等兩個小時左右。工廠提供了帶薪休假併為工人依法購買保險。但總體的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辱罵員工之上的，工人得不到正常的尊重，也經常被主管大吼大叫。

　　佛山南海美泰工廠在宿舍里安裝了空調，但因為宿舍空間不足，壹間房仍然擠了八位工人，甚至部分工人要住到另壹家工廠的宿舍里——因為宿舍空房不足。而另外壹家工廠的宿舍環境相對更差。佛山美泰支付了必要的社會保險費用，並給員工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然而，佛山美泰的管理文化並不友好，有時候會侮辱員工。管理人員對新員工相當粗魯，甚至大吼大叫。在受採訪的十位女工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工廠受到騷擾，調查員本人也覺得在工廠不安全。

　　港鑫工廠的生活條件相對良好，六至七人住壹間宿舍，房間里有空調和衛生間。工廠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但工廠沒有主動給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要求工人自行向工廠提出申請購買。

　　港鑫的管理文化總體而言相當寬鬆，工人可以自行離開生產線去衛生間，也可以在工作期間相互交談或聽音樂。

　　永輝工廠提供免費的宿舍給工人，但住宿條件非常糟糕。通常三至四人住壹間房，但房裡有臭蟲，同時，禁止工人在白天使用電燈。因為只有在宿舍走廊有熱水房，所以工人必須去熱水房打水回衛生間洗澡，而且熱水只在特定時段提供。工廠會為正式工購買保險，但並沒有替臨時工購買。

　　但工廠會提供帶薪休假給工人。

　　工人代表

　　在中國，工人代表是壹個微妙的問題，工人沒有權利自由地組建社團。工人組織的工會都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這也是全國唯壹合法的工會。儘管中華全國總工會招募了 3 億多名會員，並致力於增加會員數量，但在工作場所中的工會往往只有壹個形式，很少成為協助工人解決問題的渠道。我們先前的調查工作顯示，即使我們在工廠中看到了工會，工會領導人也壹般是由工廠管理層任命的，而不是由工人選舉產生。通常工人也不知道工會的功能。因為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實際有效的工會，大部分的工人只能無條件接受工廠的要求或者向他們的車間線長反映問題。

　　4） 女性工人面對的不公平的對待、歧視、性別暴力IETP 的數據顯示，全世界的玩具工廠的勞動力中女性工人占 60%。在中國女性占勞動力的57%，但是平均收入比做類似工作的男性要低 35%，在「全球性別收入差指數」中排倒數第三。

　　在招工廣告上強調性別的很少。但是性別不平等會特別體現在男女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的比例上，其中男性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絕大多數，女性工人占普通工人、線長和組長中的大多數。這個現象的理由很多：玩具業，儘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不像如建築業壹樣要求體力。雖然收入很低，但許多學歷低的大齡女性工人依然願意長時間待在玩具工廠。因為比起高薪資，這類工人更在意穩定的工作，以及避免離職后找不到工作。

　　許多工廠傾向於招聘女性工人，因為中國社會仍然將女性看作為更容易馴服、聽命令、很少製造麻煩的人。然而與此相反的是，女性工人常常會在罷工和抗議中站到最前線，面對警察的暴力威脅時將男性工友護在身後。她們越來越有組織，積极參与集體談判，並且擔任工人代表去和管理層談判。例如去年三月的國際婦女節時，專門做奢侈提包的世門工廠爆發了罷工，工廠中 80%是女性工人。工人們的要求包括，補償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在公司同意了各項要求后罷工才終於結束。而在 2015 年的利得鞋廠罷工中，工人抗議的重點在於搬遷補償和社保。其中女性工人不僅積极參与罷工，還擔任工人代表與管理層談判。在生產線上，女性工人也面臨許多挑戰。她們升職到管理崗位的機會更少。工廠也缺乏對懷孕工人的保護，懷孕工人也要加班和接觸有毒化學物。因為資金拮据和戶口系統的限制，農民工的小孩很難接受到和當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和教育，女性工人常常需要把小孩留在老家。另外，2013 年的壹項調查顯示，70%的女性工人曾遭受過性騷擾。MeToo運動去年已經成為了壹場國際性的運動，儘管中國的網際網路上關於女權主義和女性權益的內容受到嚴格審查，性騷擾的受害者站出來指認侵犯者的新聞還是上了全國頭條。儘管如此，在工廠里的女性工人卻很少能夠讓公眾聽到她們被騷擾的經歷。唯壹的例外是 2018 年 1 月的壹封來自中國大型電子廠富士康女工的信，要求工廠建立壹個反性騷擾的機制，並且要求著力解決兩性不平等的問題。在這封信里，她寫到: 「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在工廠車間里，普遍存在著像這樣的『性騷擾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騷擾的情況尤其嚴重），而且很多人對此都習以為常。」今年的玩具廠報告關注的不僅是總體的勞工權益侵犯現象，還包括了急需加強保障的女性工人權益。這份報告發現，男性工人常常被提拔到管理崗位，而懷孕女工人則是需要照常加班。此外還有女性工人被性騷擾的案例。壹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提到，她被兩個來自同壹個生產線的男性工人尾隨，還用手機拍她的照片。並且該廠的女性工人總體相較于男性工人更容易被罵。社保在中國包括了生育險，如果工廠沒有付社保，懷孕工人則沒有生育險，其中包括醫療檢查費用和生育補貼。根據《女職工保護特殊規定》第十二條，工會應該監督企業遵守該項法律。但是中國並沒有獨立的工會或者駐廠工人代表和工人接觸，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管理部門反映問題。公開性騷擾案例本身已經足夠困難，而缺乏工會和工人代表就愈發使問題雪上加霜。

　　5） 結論

　　我們每年都在呼籲品牌公司解決其下轄工廠中持續發生的侵權行為，並且確保供應鏈中的工人都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實際上，品牌公司和工廠非常了解中國的勞動法以及國際勞工待遇標準，然而，他們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斷鉆中國法律的漏洞並逃避法律規範。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工廠及品牌公司可能被迫將業務移轉到國外。然而，這些不良的工作條件及環境只會移植到勞動法更加薄弱且難以執行的其他國家中。因此，品牌公司有責任認真嚴肅地開展改革措施，並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鏈中工人的工作條件。

　　在今年的報告中，中國勞工觀察組織採訪了 42 位女性工人，從中了解到在中國玩具工廠工作的女性權益現狀。我們歸納總結出了 4 項關鍵議題，詳細內容請見下文。

　　升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在晉職、晉級、評定專業技術職務等方面，應當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不得歧視婦女。」然而，在玩具工廠中，管理層級別的職位仍然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女工的工資和勞動強度通常和男工相同，但即使女工擁有和男工相同的技術水平，玩具工廠的女工卻更難晉陞。根據調查人員觀察，儘管大多數正式工人、線長（拉長）或小組領導都是女性，但男性工人卻更有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管理崗位，例如部門經理。

　　在華登工廠的某條生產線上，兩名負責的線長均為男性，沒有女性線長。而另外壹方面，在有30名工人的生產線上，調查員又只發現了 3-4 名男性工人，其餘皆為女性工人。港鑫工廠的主管男女比例為 7:3。根據調查人員的分析，正式工的晉陞與否高度依賴他們與主管的關係好壞，而不是實際的工作績效，而工廠的男工和主管之間的關係通常要比女性工人密切，晉陞也比較容易。

　　在永輝工廠，大約 40%的工人是女性，儘管線長大部分是女性，但經理及經理以上的管理職卻多為男性。在盈峰工廠，正式工人的男女比例為 6:4。佛山美泰工廠方面，工廠大多數的工人是男性，女性則是擔任線長的職位。

　　懷孕及生育保護

　　生育保險

　　中國勞動法規定，僱主除為工人購買住房公積金外，還應為全體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中國的社會保險涵蓋五個方面：生育、養老、失業、工傷和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儲蓄和提取資金來購買、翻新和租賃房屋。對女工來說，生育保險尤為重要，它涵蓋了懷孕和節育期間的所有醫療檢查費用，同時也給女工提供產假津貼，讓女工在產假期間有除了僱主工資外的其他收入。

　　對於沒有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也就是沒有為工人繳交生育保險費的僱主，根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因為沒有生育保險的津貼，僱主應該為女性員工提供補助，貼補其醫療費用及生育開銷。然而，在那些工人無法領取社會保險津貼的工廠中，調查人員都沒有找到有關此方面的信息。

　　港鑫工廠並未主動為所有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讓想買保險的工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后，自行通知其部門負責人購買。在永輝，只有正式工才有資格購買社保。同時，工廠也沒有強制要求所有崗位的工人都擁有社保，只有在特殊崗位的工人才必須購買。

　　華登工廠只為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佛山美泰工廠的工人在工作壹個月后才加入保險。

　　而盈峰工廠的正式工可以在入職后的第二個月加入社會保險，臨時工則是在工作滿兩個月后可以獲得壹個月的保險。

　　帶薪產假

　　中國政府在 2012 年將工人的產假天數從 90 天增加到 98 天，達到了國際勞工組織《保護婦女生育公約》中所規定的最低產假天數。這是國家級的規定，中國各地區也都制訂了自己的產假規定，以廣東省來說（今年報告中五個工廠的所在地），法定的休假天數為 178 天。24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都達到了廣東省的標準，工人有 178 天的帶薪產假。華登和永輝工廠也提供了工人產假，但調查人員並未收集到天數的資料。除此之外，調查人員並未了解到港鑫工廠對於產假的相關規定。

　　針對孕婦的特殊設施及保護措施

　　根據永輝工廠工人所說，工廠懷孕的女工將繼續在相同的位置工作並持續加班，工廠並未制訂規範替換懷孕女工的崗位。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婦女在月經、懷孕、生產及哺乳期間應受到特別保護」；在中國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女職工懷孕七個月或以後延長工作時間或安排夜班工作，並應在工作時間內給予壹定的休息時間。」佛山美泰採取了壹些措施來保護孕婦。例如注塑部門有明顯刺鼻氣味，所以懷孕工人被轉移到其它部門。工廠也不允許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孕婦加班。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提到，有大量女性職工的工作場所「應該依據其需求建立相關設施，例如女職工診所、孕婦休息室或者哺乳室。」但調查人員並沒有在任何壹家工廠找到類似的設施。

　　留守兒童以及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壹項主要問題。因為父母前往城市尋找較好的工廠工作機會，這些孩子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鄉，而他們的家鄉壹般在農村或較偏遠地區。孩子們通常由祖父母照顧，甚至有時不得不由孩子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父母所賺的工資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鄉。留守兒童的困境在玩具產業中並不少見。2015 年，在中國的壹個農村，有 4 個孩子因為父母拋棄他們出外工作，而選擇喝農藥自殺。他們的母親在廣東省的壹家玩具工廠工作。此外，流動兒童，即和父母壹起移居城市的兒童，也常常遭到歧視。

　　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都缺乏父母足夠的照料。在今年的調查中，永輝的壹位女工請她的姑姑照顧她 11 歲的女兒。另壹位女工有兩個孩子，都交給自己母親照顧。佛山美泰的壹位女工表示她有兩個孩子，但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賺錢養家，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只好讓孩子與祖父母同住。

　　由於婦女繼續承擔照顧孩子的重擔，許多女工必須仔細考慮后才做出選擇，到底是將子女留在家鄉還是將子女帶到城市。玩具工廠的工作時間很長，工人平均每個月要加班 100 個小時，因此女工壹般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再者，工人的基本薪資通常就等於當地的最低工資，他們必須依靠過量的加班時數來賺取足以維生的工作；同時，工廠的宿舍房間只給工人居住，家人和孩子不能壹起入住，壹間宿舍房通常也會住 4 位或以上的工人。大多數工人選擇住工廠宿舍，因為宿舍有時是免費的。就算收費，也比租當地的壹般公寓便宜。城市的生活費比農村高許多，工人的工資不足以供養整個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在淡季期間，工人的收入更少，實際薪資甚至接近基本工資。

　　中國的戶籍制度給流動兒童的教育造成了許多障礙。持農村戶口的兒童在當地公立學校入學時面臨歧視，因為許多學校要求農村兒童在入學前提交大量文件，或者參加其他額外的入學考試。農村兒童成功入學后，老師也可能將他們分配在單獨的班級。因此，農民工只好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未經許可私辦的學校，這些學校的基礎設施較差，教學質量也相對不好。鑒於玩具產業的工作性質，農民工的孩子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農民工為了賺取足以維持家庭的工資，會將工作放在第壹位，而忽視建立家庭情感支持。他們的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通常無法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和足夠的支持。由於孩子很少見到父母，這也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成長和心理健康。

　　性騷擾

　　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針對性騷擾的專項法律，儘管有幾項國家法律提到性騷擾問題。《中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第十壹條特彆強調，「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利保障法》第四十條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儘管當前的法律沒有對性騷擾進行定義，但最新的民法草案還是包括了該定義，並且通過強調雇傭方在預防性騷擾中的責任，以保護僱員免受性騷擾。今年的玩具產業報告中發現了壹些性騷擾的案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舉報過幾起性騷擾事件。

　　基於她們的反饋，我們了解到工廠里有很多男性工人，其中不少還是正式工，會經常試圖約見女工人或拉著她們聊天。而許多暑期臨時工是年輕女性。其中三個受訪者說，她們被做正式工的男同事給性騷擾了。其中壹位說壹個男性工人總是來邀請她壹起吃晚飯，哪怕她多次堅定拒絕也還是繼續。另壹個暑期臨時工則提到，壹個比她老的男性工人在休息時間不停來找她聊天。還有壹個女性工人提到她曾被兩個男同事尾隨，還被偷拍了照片。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她並沒有想過跟工會提起這件事情，因為她沒有任何證據，並且覺得可能是自己的錯覺。她也沒有跟工廠投訴這件事情。如果她去和那兩個男性工人對質，他們也可以說只是恰巧跟她走了同壹條路。

　　佛山美泰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住在同壹個宿舍樓的不同樓層里。男性工人住在壹樓和四樓。女性工人住在五樓和六樓。壹樓和二樓之間有壹道安全門，只要穿過了這道安全門，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在四樓和五樓之間走動。在調查期間，有壹個男性工人上到五樓並站在女廁所外與另壹個女性工人聊天。男性工人實際上禁止進入到女性宿舍樓層，但是並沒有人監管。

　　在華登、港鑫、盈峰以及永輝工廠，女工們並未舉報相關性騷擾案件。然而，由於受害人通常對性騷擾事件難以啟齒，因此即使我們沒有調查到相關內容，依然無法確定此四家工廠完全沒有此類事件發生。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位於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園。

　　工廠主要生產塑膠玩具、電動玩具、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產品銷往美國、日本、歐洲、澳大利亞等國家。廠房面積約四萬餘平方米，職員約 2000 餘人。

　　工廠基本信息28

　　工廠全名：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區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塑膠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主要客戶：迪士尼29，Buzzbee

　　工廠工人男女比例：未知

　　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訪人數：10

　　受訪者男女比例：2:8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工無性別限制，但有年齡歧視，申請者規定年齡為 18-45 歲。入職面試需攜帶身份證原件和兩張壹寸彩色照片。

　　入職途徑：

　　工廠通過網路平台直接招聘

　　崗位分配：

　　男工和女工分配的崗位大致相同，工作內容相同。但男性工人數量很少，大部分被派去拉重貨物的工人都是男工，調查員只看到壹或兩個女工負責需要提重物的工作。

　　今年因為訂單減少，所以工廠加班數隨之也減少，工廠基本上也很少招新員工。

　　未成年工：

　　工廠沒有未成年工。

　　體檢:

　　工人入職不需要體檢，離職同樣也沒有體檢。受訪工人並不清楚生產車間是否有傷害身體的化學原料。他們也從來沒有被工廠安排體檢過。

　　入職培訓:

　　工人沒有參加任何入職培訓

　　離職:

　　工人離職需要提前申請。因為現在訂單很少，工人基本上不加班，導致很多工人申請離職。離職手續辦完后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工資。調查人員沒有見過工廠主管辭退工人，通常是主管要求工人主動離職，因為只有這樣工廠才不用給經濟補償。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要求工人在簽訂合同時候同時簽署自願加班同意書。同意書中寫明，工人自願加班，沒有被工廠強制加班。

　　三、工作時間

　　周壹到周五不加班壹天工作 8 小時，加班壹天工作 10—11 個小時，周六若加班，加班時間 8—10 個小時，周日休息。

　　根據對華登工廠的觀察，調查員發現現在工人加班很少。即使在 8 月的時候，工人加班時間也大多低於每月 60 小時，而其它玩具廠這個時候的加班時間在每月 100 小時左右。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基本薪資每月大概為 1500 元，總共薪水加起來約 2000-3000 元。

　　工人的薪資包括：基本工資+基本加班費+周末加班費+法定假日加班費+帶薪年假+崗位津貼+社保。旺季中的每日薪資約為 120-130 元。旺季之外時，每日薪資約為 80-100 元。

　　目前工廠沒有什麼訂單，生產目標很低，所以每天加班時間很少，工人的薪水相較于去年旺季減少了。

　　請假制度：

　　工廠整改前請假不容易，但是整改后基本上請假都會獲得批准，甚至是請較長的假，只要有正當理由。工廠整改后還有產假，訪談中曾提及：「去年有女工因其兒媳婦坐月子請了二十天的假」。

　　休假：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是否按照法定假期放假。

　　社保：

　　工廠會給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保。正式工的工資單上會寫明每月扣除 308 元的社保費用。工廠規定，年滿 50 歲的工人不得購買社保。

　　五、食宿條件

　　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在工廠的宿舍和食堂吃住，可以在外面吃或者在工廠附近自己租房。在工廠宿舍住宿是免費的，如果工人在外租房，也不會有任何住房補貼。

　　伙食條件：

　　工廠里有兩個員工食堂，大壹點的那個稍貴壹些。早晚餐食堂會提供米粉，大致在 3 到 5 元左右。

　　至於午餐，壹個食堂的套餐 6 元左右，另壹個的套餐價格在 7 元左右。雖然有兩個食堂，中午餐吃飯的工人還是很多，兩個食堂都會被擠滿，只要稍稍晚去壹點就很難買到飯菜。

　　若不想吃工廠的食堂，工人可以在下午下班時間到工廠外的路邊攤上買小吃，或者去廠門外街邊的餐館，價格不壹。涼皮和涼麵都是 4 元，肉粽 2 元壹個，粥 2 元壹份，米粉 3 元壹份，盒飯 8到 10 元。

　　宿舍條件：

　　工廠的宿舍分為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給線長以上的職位入住）。普工宿舍壹般為 8-10 人壹間，非常簡陋。每間宿舍沒有空調，只有兩台電扇，和壹個儲物櫃。宿舍有獨立的洗手間，但是洗澡沒有熱水。所以工人每次洗澡必須要提著桶去樓道處提熱水。宿舍牆壁上沒有插座，工人需要手機充電的時候需要去壹樓宿管的房間。工廠男工和女工住同壹棟宿舍樓。女工住在二樓，三樓和四樓。 男工住五樓和六樓。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層。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工廠有在車間安裝醫藥箱。

　　勞保用品：

　　工廠會給工人每日發放手套和口罩。包裝部里會接觸膠水或者酒精的工人每天都會有手套和口罩提供。其它的工位則沒有手套和口罩。調查員不清楚其他部門的狀況。根據工人敘述，生產部門的薪水比包裝部門更高，可是車間里有刺鼻的味道。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委員會在往年沒有辦過培訓和活動，從 2019 年起有壹些健康宣傳以及安全培訓，但是培訓都只有 2 個小時。

　　工傷：

　　調查期間沒有遇到工傷事件。

　　七、消防

　　2019 年有消防演習。工廠有消防設備，可以看到滅火器。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很長很詳細的懲罰項目清單，大部分違規行為均以罰款為懲罰形式。犯錯的工人需要將罰金以現金形式直接交給拉長。部分懲罰的項目如下：

　　上班穿拖鞋——罰款十元

　　曠工半天——罰款十元

　　曠工壹天——罰款二十元（連續曠工三天及以上，會被開除）遲到五分鐘——罰款五元遲到十分鐘——罰款十元

　　宿舍無人情況下未關燈——罰款（數目未知）

　　因為入職期間並沒有員工培訓，所以工人們也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工廠獎勵和懲罰的書面通知。所有的懲罰項目均由線長口述為準。調查人員發現工廠車間的宣傳欄上貼有員工手冊。紙張已經泛黃變舊。加上頁面字跡太小，看不清楚。

　　受訪工人表示不清楚工廠的獎勵措施。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受訪工人不清楚是否有工會存在。他們從未被工會聯繫過。有事情通常是主管先開會，再把解決方案傳達給工人們。

　　投訴渠道:

　　工廠有員工關愛熱線，工人若遇到問題可以打關愛熱線投訴。但是工廠並沒有公開告知員工熱線號碼，很多受訪工人表示都沒有聽說過有關愛熱線，也並不清楚其他投訴渠道。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 2 月，公司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佔地面積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約 700 名員工。主要生產各種玩具和文具禮品，包含塑膠玩具、電子玩具、軟膠玩具、毛絨玩具等。產品主要銷往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等國家和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

　　工人人數：700

　　主要產品：文具禮品、塑膠玩具、毛絨玩具、軟膠玩具、電子玩具等主要客戶：孩之寶（Hasbro）、迪士尼（Disney）、基礎樂趣（Basic Fun Inc.）、FGTeeV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工廠主管男女比例：7:3

　　受訪人數：18

　　受訪者男女比例：1:1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5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招聘要求年齡在 16 周歲以上，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限制，入職面試需要提供身份證原件、身份證複印件和照片。

　　招聘程序

　　入職的時候，人事先讓工人將身份證複印件粘在報名時填好的個人資料表上，然後讓工人填寫背景調查，簽自願加班書、危害告知書、新員工入職培訓簽到。自願加班書寫明工人們是自願加班。

　　之後人事給新員工作入職培訓，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等。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薪。

　　培訓結束后，新員工進車間工作壹小時左右，人事開始陸續給新員工照相、錄指紋、辦廠牌。工廠給員工提供有工作服，工作服在員工工作壹到兩周后發放。

　　入職途徑：

　　工廠以直招的形式招聘工人，除招聘正式工外，在生產旺季還招收臨時工和學生工，非旺季不招臨時工與學生工。調查期間並未發現工廠與派遣公司或中介合作，所有勞動力皆為工廠直招。

　　調查員調查期間，正式工與學生工的人數比例為 9:1（約為 10%）。學生工並非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而多是透過親朋好友推薦，自行到工廠應徵。

　　崗位分配：

　　工人應聘時可自行選擇想去哪個部門，但確切的崗位由拉長分配。

　　儘管生產目標相同，男工崗位的工作量壹般比女工略重壹些。男工通常被分配到需要操作機器或者加壓和鉆孔的工位。

　　未成年工：

　　生產旺季招收臨時工（包括學生工）。

　　學生工合同和薪資待遇與正式工相同。因為裝配部門沒有夜班，所以裝配部的學生工沒有上夜班的問題。也有學生工在注塑部門上班。

　　體檢：

　　為追蹤會接觸到有害化學物質的工人的職業病問題，需要做入職和離職體檢。

　　裝配部工人不需要體檢，根據調查員了解，因為裝配部崗位的工作幾乎都是無害的，工人也不會接觸到任何有毒物質。但裝配部的未成年工仍需要體檢。噴印、注塑等部門也需要體檢。

　　體檢費 70 元先由工人支付，壹個月后工廠退還給工人。體檢費用由工廠負擔，工人也能拿到自己的體檢報告。體檢流程是工人自行去謝崗人民醫院，提交工廠給他們的體檢單，然後接受常規體檢。

　　入職培訓:

　　入職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入工時。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試用期間薪資相同，但沒有全勤獎金。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 3 到 7 天申請。合同期內，正式工辭職則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如果是臨時工，要提前半個月申請。人事在每周壹、三、五辦理離職手續。

　　在離職當天，上午 10 點左右，員工須上交帽子、袖章、工作服，以及核對工時。若員工不慎將帽子、袖章、工作服等遺失，工廠不會要求賠償。下午 3 點左右，交廠牌、簽工資單領工資，下午 6 點退宿。上個月的工資將發放到銀行卡裡邊，當月工資發現金。按正常程序可以辭職，聽工人說這個廠辭職很容易。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在員工入職後幾天內批量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可能在入職兩天或三天後拿到合同，也有的工人在壹周后才拿到合同。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合同副本。

　　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由人事將填寫好內容的合同拿給工人，只要求工人簽上名字和按手印，人事對勞動合同內容沒有作任何解釋。工人們似乎並不了解勞動合同的作用，對合同內容也不了解。

　　他們覺得勞動合同沒什麼用。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合同的變更、合同的解除和終止、調解與仲裁、服務期，以及其他。

　　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合同內容壹樣。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目前裝配車間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 8 小時或者 10 小時，周日不加班。平均每月加班 99 小時，包括工作日加班 65 小時和周末加班 34 小時。根據調查員訪談與估計，4-9 月應為旺季，其餘月份為淡季。

　　淡季時，每天加班 3 小時或者不加班；旺季時，壹般每天加班 3 小時，有時會到 4 小時。4 月是加班最多的月份，該月每天加班 4 小時，壹直到 22:30。據員工說，工資在該月達到最高，能拿到 3800 多元。不是每個部門都有夜班。裝配部門沒有夜班。注塑部門有夜班。

　　目前裝配部實行壹班制：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壹班制 8:00-12:00 13:30-17:30 18:30-21:30工人可以選擇不加班，但需要在下午下班之前口頭通知拉長，不加班沒有處罰。工人每周日休息壹天。工人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是 1 小時。

　　生產線有生產指標。前壹段時間產量是 16000 個，工廠允許工人完成產量就回去休息。工人趕得快的話，能在晚上 8 點鐘左右完成產量，但是需要在晚上 9:30 回來打卡，算 3 個小時加班，而實際加班 1.5 小時。目前車間新領導上任后要求加 2000 產量，但並不容易做到，需要員工加班到晚上 9:30。很多員工對工廠增加產量卻不增加工資表示不滿。

　　工人上下班通過指紋打卡記錄工時，下班時打卡排隊需要兩分鐘，不計入工時。工時記錄完整，如果有錯誤，可以在每月 2 號核對工資的時候提出修改。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裝配部工人每月工資 3400 元左右，除了底薪 1720 元外，其餘部分工資幾乎全靠加班。工資包括正常班工資、平時加班工資、休息日加班工資和全勤獎。裝配部除了工齡補貼外沒有任何補貼，但注塑部可能有崗位補貼和高溫補貼。工人是按工時計酬，每小時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時。全勤獎每月 50 元，如果有請假、曠工或者當月補卡超過 3 次，就沒有全勤獎。如果在廠里住宿，要從工資中扣除住宿費 45 元。

　　工廠每月 2 號和工人核對工資，20 號發工資條，27 號發放工資，工資由工廠直接發放到工人的工商銀行卡。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符。

　　請假制度：

　　工人請病假時依然有工資。想請病假找拉長要請假單填寫即可，通常不會被刁難。病假回來后工人需要提交由社區門診或人民醫院出具的建議病休證明。

　　休假：

　　工廠有帶薪年假，和 11 天帶薪法定節假日休息。不清楚有沒有帶薪產假、婚假和喪假。

　　工作滿壹年未滿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5 天。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10 天。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享受帶薪年假 15 天。

　　社保：

　　工人購買社會保險需要在入職壹個月后找部門文員申請，購買的種類及金額不明。大部分工人都沒有購買保險，因為工資不高，不願再多扣壹部分工資。相關勞動法律規定，工人和僱主建立了正式的雇傭關係后必須購買社保。

　　購買了社保的工人的每月工資單上會顯示扣費項目、金額和明細。

　　福利設施：

　　工廠內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五、食宿條件

　　伙食條件：

　　2019 年開始，工人在工廠吃飯三餐免費。工人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在工廠的食堂吃飯，但沒有額外餐補。

　　每天每餐的伙食都不壹樣。早餐有皮蛋瘦肉粥、稀飯、包子、饅頭、油條、炒河粉等。中午和晚上提供兩葷壹素的套餐，還有肉湯、紫菜蛋湯或者西紅柿蛋湯。

　　宿舍條件：

　　壹個房間住六七個人，有空調、沖涼房、洗手間、電風扇、陽台。宿舍沒有上鎖，廠里規定離職人員需要在中午或者下午休息的時間，也就是宿舍人員都在的時候搬離，避免有個人物品丟失的可能性。每月住宿費為 45 元人民幣，包含了水電費。若未住滿壹個月，水電費扣費以每天 1.5元計算。宿舍沒有配備急救箱。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里有專人打掃衛生。 車間較寬敞，大部分的通道暢通，但是偶爾有物料和生產設備佔用人行通道。車間里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壹點。車間機器設備有定期檢查。此外，每個車間備有急救箱，沒有上鎖。

　　勞保用品：

　　調查人員在裝配部三樓沒有發現有毒有害物質，只是裝填粉袋的工人被要求戴口罩。裝配部壹樓工人會接觸到有害物質，據估計為某種油漆，工人戴有防護面罩，但沒有提供手套。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不清楚工廠是否設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裝配部工人上崗前沒有經過崗位的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

　　工傷：

　　調查期間未發生工傷事故，沒有職業病患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但是車間人行通道有時被物料和生產設備阻塞。

　　車間內紙箱是易燃物質，也會堆放在通道附近。

　　車間在四周的牆邊放置有滅火器，廠區滅火器每月檢查壹次。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宿舍區沒有易燃物質。宿舍區滅火器沒有做到每月檢查壹次，調查員在八月份看到最近的壹次滅火器檢查是在六月份。

　　工廠每半年有壹次消防演習， 但不是全體人員參加。根據工人反映，七月份工廠在生產區域有過消防演習，讓壹部分員工觀看滅火器操作的過程。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廠規廠紀，但是沒有看到獎勵措施。培訓期間，只提到連續曠工三天按自離處理。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沒有工會，工人有問題只能找車間領導或者行政部。

　　投訴渠道:

　　在廠牌後面的卡片上有「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工人熱線，但是工廠沒有介紹，工人不知道這是什麼電話，從來沒有工人打過。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廠管理比較寬鬆，工人有行動的自由，上班時可以去洗手間、喝水，下班后可以自由進出宿舍。

　　工人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沒有受訪工人遭遇過侮辱、毆打或性騷擾。

　　客戶訪問及審計:

　　客戶會派人來驗廠。工廠在驗廠的那天，安排員工將堆積壹周的不良品處理掉，並且將其餘物料擺放得非常整齊。調查員詢問過主管，主管也不清楚是哪個品牌的客戶。

　　工人滿意度:

　　工人們選擇這家工廠，有的是親戚朋友介紹過來的，有的因為這裡的裝配車間只上長白班，而且活不是很累。

　　受訪員工覺得目前和其他廠比工資有點少，平時月總工資為 3400 元左右，這是壹年下來的平均工資。加班的時候也只有 3700-3800 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資 1720 元，平日每天 3 小時加班費和周末 11 小時加班費。以 8 月為例，工人工作 22 天，另有 5 個周六需要上班。 所以，平日工資為 22*8*9.89= 1740 元，工作日加班工資為 22*3*9.89*1.5=929 元，周末加班工資為5*11*9.89*2=1087 元，外加全勤獎 50 元，扣除住宿費 45 元。總共能拿到 3811 元。

　　有的員工覺得加班時間有點長，但也有員工希望加班時間能更多壹點，因為每個月的工資主要靠加班，不加班就掙不到什麼錢。

　　工廠管理比較寬鬆。儘管車間規定不可以穿拖鞋、戴耳機聽歌，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也沒有受到領導指責。喝水上廁所也都安排有助拉來頂崗。沒有看到因違反規定而被罰款的實例。好的方面是，活不是很累，宿舍有空調，壹日三餐免費。工廠在學生工離開前還專門給他們開了茶話會，用好吃的招待他們。工廠在勞保方面做的比較好，在壹些對身體有害的崗位上都有相應的勞保用品。不好的方面是，工資有些低了，另外加產量讓工人不滿。

　　受訪員工有的表示將來會找壹些更自由的臨時工做，還有的打算找壹份工資更高的工作。

　　調查員日記:

　　東莞今天溫度比較高，37 度，天氣預報里說體感溫度有 48 度，這是很熱的壹天，還好宿舍有空調，我在東莞這麼多玩具廠呆過，這是頭壹次遇到有空調的玩具廠，還免收電費，連吃飯也是免費的，真是很良心了。宿舍人也不多，就七個人，三個學生工二十幾號就要走了，然後就剩下四個人了。

　　我在三樓的裝配車間上班，做的是迪斯尼的冰雪奇緣 2 的玩具，我的崗位是檢查塑料球（用來裝玩具人物的袋子）的牢固程度，需要在產線上敲壹下，看看是否漏粉和掉落。工作很簡單，也比較輕鬆。我通常是用壹只手來工作的。每天的產量是 16000 個，看著很多，其實很快的。我們上午和下午各上 4 小時的班，按通常的排班，每天加班三小時，但是我們通常晚上 8 點左右就完成了產量，然後就可以走了，等到 9：30 再回來打下班卡就可以了。不要以為每條線都是 8 點做完，我前壹天在另壹條線上可是確實幹到 9：30。

　　車間里大量的年輕人可能都是學生工，他們壹走到時候又會重新分線，不知道又會要我做什麼，不知道還能不能八點下班了。如果我還在這條線上，到時候我就是老員工了。無聊的時候，除了聽歌就是聊天，線上人都比較和善。我發現越來自是偏遠的地方的人，越是樸實善良。吃完飯回宿舍躺下，玩手機，睡覺。中午休息時間是壹個半小時。下午 1：25 從宿舍離開去車間。

　　下午 1：30 打卡上班。我這個位置風扇吹的很少，我都聞到腋下的汗酸了，今天實在是熱。

　　回宿舍躺會，還是宿舍里涼快。期間有個室友辦完離職手續準備回去，他回房整理的時候正好是我們休息的時候，這時候人都在，不會有東西失竊的情況出現，後來，宿管又過來確認了壹下。

　　我覺得這樣子挺好，起碼安全壹些。

　　回到宿舍里，有兩個小夥子，學生工，下午請假了，待在宿舍吹空調。八點的時候，注塑部的和噴油的也下班了。後面還有幾個人也陸續下班了。宿舍里兩個想離職的長期工，是嫌工資太低，第壹個月三千多塊，但他們沒有做滿壹個月。而用錢的地方又比較多，物價又那麼貴，三千多確實不夠養家糊口。

　　這麼熱的天，還是呆在宿舍吹空調舒服。晚上 9：30，我去打了下班卡，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躺床上玩手機，11：00 睡覺。

　　佛山南海美泰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公司于 1999 年 6 月份建成投產，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官窯永安大道東路。佛山南海美泰是美泰集團在佛山的 7 個生產基地之壹。主要生產費雪（FisherPrice)品牌的塑膠和電子類玩具。工廠佔地共 9 萬多平方米，現擁有超過 3000 名員工。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壓鑄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區官窯辦事處永安大道東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生產經營合金玩具車、塑料合金產品及其它玩具產品等主要客戶：Mattel 美泰（托馬斯小火車，迷妳托馬斯小火車，Fisher-Price 遊戲手柄系列）工廠工人男女比例：平時為 7:3 / 暑假時期為 8:2工廠主管男女比例：2:8受訪人數：14

　　受訪者男女比例：4:10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收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符合法定務工年齡（16 歲及以上），身體健康，持有效身份證。面試需帶齊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兩張和壹寸彩照兩張（持有效殘疾證的有勞動力的殘疾人士亦可）。根據工人，旺季時因為缺工，工廠也招收退休工人以及16-18 歲的未成年工。

　　壹般裝配崗位免入職體檢，特殊崗位如注塑部門會安排上崗體檢，體檢費由公司支付。面試不收取任何費用。

　　招聘程序：

　　正式工和暑假工壹起面試，暑假工填應聘申請表時需填寫工作截止時間。調查人員在 58 同城上了解到佛山南海美泰在招聘，所以自己打電話聯繫了工廠。因為工廠之前招了很多暑假工，所以現在只收正式工。

　　正式員工基本工資 1860 元/月，每天工作 8 個小時。旺季每天可以自願加 3 個小時班。加班費為平時工資的 1.5 倍，周六為雙倍加班費，每周休息壹天。

　　美泰工作人員通過微信通知面試，若當天應聘者沒有住宿可以安排臨時住宿。面試地點在位於美泰工廠左邊的招聘中心。

　　調查員到達美泰工廠的時候是中午，正值工作人員午休。壹位保安引導調查員和其它應聘者進入辦公室填表。調查員和其它幾個應聘者在招聘中心等到 13:30，壹個穿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員和壹個戴吊牌的工作人員開始工作，讓應聘者交表再去裡面的壹個房間。進去后檢查是否穿長褲、不露腳趾和腳踝的鞋子和不露肩膀的衣服，如是則需馬上換掉。接下來參觀廠內環境，工作人員帶領大家逛了 5 分鐘工廠，主要是壹樓注塑二樓移印和裝配部門。

　　回到辦公室后開始面試，工作人員先介紹每個部門的職能。工廠壹共五個部門，其中四個部門正在招人，分別是手噴、裝配、移印和注塑部門。物料和列印部門目前不招人。其中移印和注塑有危險工序補助。移印部門補助最高為 350 元/月。如果想被分到移印和注塑部門，則需要另外做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和聽力。

　　戴廠牌的工作人員會徵詢應聘者工作意向，並要他們將選擇的部門寫在申請表上。除了裝配部，其它所有部門都需要體檢。選擇部門並報名后，工人們拿著身份證到最前面辦公桌照相。人資提醒工人們第二天需帶建設銀行賬戶的複印件用於辦理工資卡。從未在建設銀行開戶的可由工廠辦理，開過的則將自己的卡帶來即可。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三種:

　　1. 工廠直招：工廠通過人事部門直招和網上招聘。

　　2. 內部推薦：現職員工可以推薦新人來面試。被推薦入職的工人做滿三個月，推薦人與被推薦人雙方均可拿到 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

　　3. 離職返聘：工廠聘用之前離職的員工。但返聘的工人沒有任何的優惠優待。

　　入職培訓：

　　工廠的入職培訓應該有二十四個小時，但實際上只有四個小時，其餘二十個小時的培訓時間，新進工人都在廠房工作。四小時的培訓時間里，工人還花了兩小時簽各種文件。

　　早上工人們先到壹個教室簽到，培訓老師發給每個工人壹份員工守則，工人需要在最後壹頁簽字證明已讀過員工守則。工人們接著看了幾個有關於培訓的視頻，分別是安全，工作義務，工作環境，薪酬與福利，保密協議等內容。保密協議又分為競業禁止協議以及保密協議。工人必須在每段視頻結束后簽字。最後壹個視頻播放結束后，培訓老師講解了關於公司的待遇問題以及工廠的全勤獎政策，例如：每個月做滿 168 個小時就有 150 元人民幣的全勤獎。接下來簽訂合同，壹式兩份，工人有拿到屬於自己存底的那份。簽完合同后，老師發了壹份關於環境安全健康的試卷，結束后老師發答案讓工人自己對照改正。在試卷背後有壹個預支工資申請報告，用於預支工資吃飯。培訓結束后老師依次發放廠牌和工作制服。整個過程除去簽字大致為兩個小時。

　　下午，員工分配到各自崗位，去相應部門開始工作。培訓時間都算正常的上班打卡工時。根據調查人員的體驗，職業安全培訓以及車間級培訓的部分，並沒有講到危險源等壹系列關於生產安全的知識。另外，工廠里每條生產線產品不同，各條生產線員工會輪換崗位，但是工人開始工作之前並沒有收到培訓或通知，不知道哪壹條生產線是危險化工品或存在危險機器。新進工人只在培訓期間看了壹個簡短的視頻介紹工作安全，甚至需要自己和工廠工作人員要勞保用具，如帽子和手套，工廠工作人員並不會主動提供這些勞保用品給工人們。

　　未成年工：

　　工廠旺季時會招收 16-18 歲的未成年工，但沒有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的學生工。

　　體檢：

　　工人由工廠統壹組織到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及聽力。

　　由於裝配部不屬於特殊部門，入職和離職都沒有體檢。

　　注塑和移印部屬於特殊部門，工人在工作期間可能會接觸到有毒物質，因此除了入職體檢外，還被要求做離職體檢。但公司表示，臨時工若要公司出離職體檢費，那麼明年暑假必須返廠做暑期工，如果自己出錢則不用。體檢是在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的。

　　體檢工人不能拿到體檢報告。

　　試用期：

　　試用期壹個月，試用期工資和正式工資壹樣，但沒有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離職：

　　辭職需要提前遞交辭職單。正式工必須提前壹周交辭職報告，還在試用期的員工和學生工可以提前三天遞交辭職報告。辭職後下個月十號之前能收到工資。離職當日，工人需要先收拾行李退宿舍，再去離職辦理處交還工作服和廠牌。最後結算工資，確認無誤后可簽字離開。

　　二、勞動合同

　　正式工和暑假工都要簽訂壹年的勞動合同。兩者的試用期皆為壹個月。合同簽訂只需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和最後簽名即可。

　　合同的內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內容與地點、工作時間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勞動保護、勞動條件與職業危害防護。

　　三、工作時間

　　具體時間安排:

　　天 周 月（31 天）

　　正常工作 8 小時 40 小時 176 小時

　　平時加班 3 小時 15 小時 66 小時

　　周末加班 11 小時 11 小時 44 小時

　　最長工時 約 286 小時

　　調查員在旺季入職，外加辭職的員工較多，所以每天都有加班。據老員工稱，淡季每天只需要加班兩小時且星期六不加班。每壹條生產線的生產目標不同，有的每人壹天生產 1200，1400 或1600。調查員所在裝配部門規定兩個人壹天需生產 4800，三個人 5200 壹天。注塑部門的產量目標統壹是壹人壹天 2900。部分生產線的產量目標不容易達到。如果有工人沒有達到生產目標，拉長通常會辱罵他們或者替換其它手腳比較快的工人來這個位置工作。

　　每天早上需在提前上班時間十四分鐘之內打卡，下班在規定時間后十四分鐘之內打卡，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條。如果哪天打了卡沒顯示可以聯繫拉長糾正。美泰每半個月換壹次班，每次換班在每個星期休息日之後。

　　工作時間:

　　兩班制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白班 7:00～11:00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夜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加班 4:00～7:00

　　4:30～7:30

　　早晚班和加班各有兩個排班表，時間相差半個小時。注塑部門上班時間為早上 7：00 到晚上19:00，星期四休息。（雖然注塑部門星期天要上班，但是實際上每周只有壹天是雙倍工資。這在勞動法上是合法的，因為勞動法只規定工人每周需有壹天休假。）四、勞動報酬及福利調查期間工廠正值旺季，如果不請假、不遲到也不早退，實得工資平均為 3400-4000 元人民幣（扣除住宿，社保和個人所得稅后凈收入）其中包括普通工資 1860 元/月，以及加班費和各類補貼。加班費及各類補貼如下：

　　· 工作日加班為 1.5 倍加班工資，周六加班為 2 倍加班工資。

　　· 夜班津貼 10 元/天

　　· 伙食補貼 260 元/月（工廠會預支員工第壹個月伙食費）· 全勤獎勵 150 元/月（請事假、曠工以及病假，壹月內遲到早退三次以上，或其中任何壹次達到五分鐘，照扣該月全勤獎）· 高溫補貼 最高為 200 元/月（只有部分部門有此補貼，裝配部員工沒有，注塑部門可以領取 200 元）· 重點工站補貼 移印和注塑部門的工人有危險崗位補貼，移印部門工人最多能拿到 350 元/月。

　　不在廠里住宿的工人沒有額外的住宿補貼。暑假工和正式工壹樣，只要工作了壹個月就會扣除457.69 元/月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工資支付方式：

　　每個月最遲十號發工資，工資發到培訓時填寫的銀行卡里。每個月都會有工資條，顯示工資明細。

　　扣款包括住宿扣款，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的扣款還有個人所得稅扣款。如果工人曠工，工廠會扣當天的工資。

　　福利：

　　社保 不管是暑假工還是正式工，只要進去有壹個月就會扣除社保，只有滿了兩個月公司才會辦理社保卡，如果只扣了壹個月社保，那麼就需要自己單獨去銀行辦理社保卡。（社保卡是可以使用各項社會服務的壹種憑證，例如，在線查詢社保支付情況，申請失業保險等。只要公民正常繳納社會保險，即使沒有社保卡，他們的權利也不會受影響。但是沒有社保卡會讓他們使用壹些社會服務的時候多壹些手續，有時候會比較麻煩。）很多暑假工都不知道還有社保卡。拉長也不會說。

　　假期工資 病假有工資，事假沒有，病假需要醫生開具證明。醫生證明需要由工廠里或者廠外的醫生提供。醫生必須在證明上明確寫出病假時間。如果是廠外醫生開具的證明，則需加蓋至少縣級及以上醫院的公章作為批准憑據。

　　帶薪休假 喪假，婚假，病假，工傷假，產假，年休假 （具體見錶帶薪休假）法定節假日 工廠付薪帶薪休假：

　　喪假 三天

　　婚假 三天

　　計 划 生 育 假

　　（產假）

　　通常為 98 天（產前休假 15 天），外加生育獎勵假 80 天。共為 178 天。若難產增加 30 天，多胞胎每胞加 15 天。

　　病假 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下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3 個月；本廠工作五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上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未滿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9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12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18 個月；本廠工工作年限二十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24 個月。

　　工傷假 依據醫院證明時間而定

　　年休假 服務年限五年以下，4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五到十年，56 個小時；

　　服務年限十到二十年，8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二十年以上，120 個小時。

　　（以下員工不享受年休假：服務滿壹年未滿十年者，請病假累計兩個月以上；服務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請病假累計三個月以上；服務滿二十年以上者，請病假累計四個月以上）工廠產假為 178 天。工人壹般選擇出產前壹個月開始請假，以留出時間照顧嬰兒，所以會工作到預產期前壹個月。女工可以請事假照顧孩子，但是會沒有工資。

　　福利設施：

　　電視房，免費 Wi-Fi（連上不能用），多功能廳（星期六晚上開放），圖書館，醫務室，小賣部（八點左右關門），健身房，羽毛球場（設在宿舍二樓），籃球場，足球場（沒看見過）五、食宿條件宿舍：

　　工廠給工人提供宿舍，廠區內有兩棟宿舍，另外七月份因為暑假工較多，美泰本身的宿舍已經住滿了，所以向中美玩具廠租了宿舍，有許多員工被安排到了中美廠宿舍。男工臨時宿舍是壹樓的房間，女工臨時宿舍則是在五樓和六樓空閑的床位。

　　服務年限 住宿費（元/人/月）

　　第壹年 45

　　第二年 35

　　第三年 25

　　第四年及以上 15

　　住中美廠里有免費的往返巴士，十多分鐘能到，走路大概四五十分鐘。

　　美泰廠里的宿舍八人壹間，沒有單獨的衛生間和淋浴間，洗漱上廁所要去樓道中間的洗漱間。基本每個宿舍都配有空調和四個風扇，還有壹個陽台。每層樓有二十個獨立的淋浴間和廁所供大約兩百個工人使用。

　　中美廠里的宿舍六人壹間，只有壹個風扇沒有配空調。據說等暑假工走了後會安排正式工搬回美泰廠里的宿舍住，如果有空房的話也會讓臨時工搬回來住。

　　工人宿舍旁邊壹棟樓是職員宿舍，供拉長和主管居住。職員宿舍四人壹間，配有冰箱空調等全套設施。

　　僱員的住宿費用第壹年是 45 元/月，第二年是 35 元/月，第三年是 25 元/月，四年及以上住宿費為 15 元/月。另外每年 5 到 9 月會加收空調間宿舍的 50 元/人/月的費用。

　　食堂：

　　工人可以自行選擇在食堂用餐與否，如果在食堂吃，第壹個月預支工資 260 元作為餐補。如果在外面吃，不會收 260 元。食堂有 2 元套餐，包括三個素菜。還有麵條、湘菜和其他自選菜，壹般自選菜為 3-4 元壹盤。

　　據老員工反映，食堂衛生條件不好，曾經吃出頭髮絲、鋁絲和青蟲，碗筷也只經過很簡單的沖洗。

　　服務餐飲 服務時間

　　早餐 6:30～8:00

　　午餐 11:00～13:00

　　下午活動 15:10～15:30

　　晚餐 18:00～20:00

　　夜宵 23:00～00:30

　　星期天裝配部門基本放假，只有注塑部工作，所以星期天食堂營業的窗口會變少。

　　夜班凌晨 3:10 食堂有飲料部開放，賣麵包、雞腿、烤腸、奶茶。

　　廠門口也有各種小吃：麻辣燙、炒粉和沙縣小吃，平均七到八元。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員工宿舍沒有急救箱，但宿舍樓下有醫療室。工廠辦公室配有急救箱。

　　勞保用品：

　　試用期間工廠會發壹件馬甲給工人，壹個月後會發制服。

　　調查員負責的崗位沒有分配到其他勞保用品，但去其它崗位支援時發現工人有帽子和手套。但因為調查員只是支援，儘管她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拉長沒有給其該有的配備；有壹次她在另外壹條線工作壹小時后，壹個線長給了她壹副手套；當她負責協助超聲波縫紉機的工位時，工廠人員也沒有提供耳塞；使用天那水的時候也沒有被提供手套和口罩。另壹個工人接替她的工位時也沒有得到勞保用品。接替調查員超聲波縫紉機工位的工人自己去問了線長要手套和口罩，他抱怨味道太重了，需要勞保用品，所以他決定自己去申請。

　　調查員在接觸天那水時沒有相關勞保用品，並且工廠未曾說明超聲波壓機器對耳朵有傷害。如果工人接觸天那水並且需要勞保用品，他們需要自己去申請。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未設置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傷：

　　調查期間，調查員因為早餐吃的少所以有壹點頭暈，被扶到醫務室，醫生建議休息半天，沒有進壹步檢查。

　　七、消防安全

　　每層樓設有滅火器六個，消防拴報警器九個，緊急出口五個。

　　沒有消防演練，但壹樓有電視循環播放消防安全知識。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以及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八、獎懲管理

　　工廠對考勤制度也有具體規定，員工上下班必須親自打卡，委託他人打卡或代打卡都屬於違紀行為。打卡時間為：實際上班時間前的十四分鐘內和實際下班后的十四分鐘內。違紀行為可能被工廠辭退，但是這些規定並沒有被嚴格執行。

　　如果因為公務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正常打卡，可以聯繫主管及以上領導，由人力資源部確定，然後補卡，不然視為曠工。曠工只扣當天工資。

　　根據工廠員工守則，紀律處分具有遞進性：壹年內 2 次口頭警告升格為 1 次書面警告；壹年內 2次書面警告升格為辭退。員工壹年內受書面警告的，當年不得升職調薪。

　　關於每條拉的操作流程，每次會有專門品質檢測員來拿樣品檢查，以及隨時會有品質部門到處巡查。但是實際上有人來檢查時才會按照標準來製作，若沒人檢查就怎麼方便怎麼做。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但是沒聽說有工會。員工們壹般有事直接聯繫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位於廠門入口。員工有問題或者需要投訴，以及正式辦理離職手續都在這裡處理。

　　在調查期間，調查者沒有看見或者聽說任何工人去服務中心投訴，也沒有了解到任何處理性騷擾或性侵的特殊程序。除了在服務中心辦理辭職手續，工人還需要到工人宿舍樓壹樓的辦公室簽署書面協議。開放辦理時間是每周壹，三，五。以前員工投訴與離職辦理在同壹處，但因為離職的人太多了，怕其他員工看見也想離職，所以工廠就安排了單獨壹個房間來辦理離職。

　　投訴渠道：

　　在工人的廠牌背後和工人手冊上有壹個熱線電話號碼。雖然設置有渠道，但是受訪工人們表示只是形式。有問題都是官官相護，根本投訴不了。如果反映的是工廠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會得到很有效率的處理；如果投訴的是不想管理的問題，這個渠道就只是給員工發泄的心理安慰。例如壹個工人曾經抱怨車間太熱了，第二天車間生產線上就有車間管理人員擺上了風扇。另壹個工人抱怨了拉長的管理問題，工廠卻沒有調查，拉長也沒有受到懲罰。

　　十、其他

　　工人選擇原因：

　　美泰的工人有壹部分是本地人，為了社保才壹直留在這裡上班。其他很多外地人，多數是老鄉壹個帶壹個介紹過來。因為有內部推薦獎勵，只要被推薦人做滿三個月，雙方都會有 300 元。

　　工人滿意度：

　　部分員工抱怨，這幾年產量越來越高，而工資卻沒有上漲。當調查人員問他們想投訴什麼時，大多數員工第壹反應也是能否將產量減少。壹般旺季都會有很多新人進廠，但相對的辭職的人也比較多，辭職的原因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許多員工抱怨拉長不停催促他們工作速度加快，如果工人犯了任何錯或者工作不夠快，線長就會大罵對方，許多男員工和女員工受不了這種環境就走了。

　　受訪員工表示，這個廠不把人當人看，產量特別高。好多員工都是新員工，還不熟悉崗位就被要求有老員工壹樣的速度，達不到還會被罵。受訪者看到被罵哭的例子有不少，那些人壹般兩天後就離職了。

　　客戶訪問及審計：

　　沒有遇到客戶訪問和審計。

　　調查員日記

　　第壹天

　　負責人讓我們填了表，表格檢查完后就由負責人帶著看工廠，看完工廠就回去培訓室讓我們了解了幾個次序，問我們願意去哪兒。第壹個看的地方是移印車間，噪音特別大，裡面工作人員都有帶壹副耳機。第二個去看噴漆車間，裡面有很大壹股味道，但是帶我們的培訓老師強調是無毒的。

　　最後第三個廠年輕人多壹些，應該是組裝部門，壹條線壹般十幾個人。最後培訓老師推薦我和壹個妹子進的裝配部，我被分配的是托馬斯小火車安裝部門。

　　第二天

　　下午我被分配到裝配部門其中的小火車組裝部。我聽老員工說這個部門相對其他裝配部會更容易請假。壹般這家工廠旺季是在九月之前，九月之後屬於淡季。淡季壹般就有很多人離職去其它地方，因為淡季工廠就不會讓工人加班。這樣工人每個月只有基本的 1860 元底薪，加上扣去保險金和公積金，能拿到的工資就更少了。

　　離職的人多的另壹個原因就是產量要求壹年比壹年多，但是工資還是不漲。以前是 1680 元然後到今年漲了兩百元。但是有個獎勵金兩百元沒了，就相當於沒有扣也沒有漲壹樣。所以離職的人就變多。很多人願意忙的時候回來，不忙的時候去其它廠。

　　老員工還說那個注塑工序雖然公司強調是無毒的。但實際上有很濃的氣味，有這種氣味的其實有害。壹般懷孕的會調來我們這個部門，因為這裡就沒有氣味。

　　第四天

　　下午三點我被抽中去參加茶話會。會上都是新人，因為人事部管理想聽聽新人意見。有新人就說了部分拉長對新員工不友好，橫幅說幫助新員工結果全是欺負新員工的，以及部分拉長因為最近是旺季所以才提升上來,所以管理經驗不足等壹系列問題。人事部管理說會糾正。（後來有老員工說茶話會只是讓新人發泄壹下，並不會實際解決）。茶話會開完結束回去生產線。

　　夜班第壹天

　　今天中午休息四十分鐘和舍友回去拿東西。另壹個上白班的舍友告訴我們說她那壹條線的小姐姐被騷擾。被同壹條組裝線的兩個男員工跟蹤和拍照。本來她不知道，但是最近因為和她壹起的那個朋友是夜班，所以只剩她就壹個人在那條線。那兩個男員工就開始有偷偷拿手機拍她，她說她特別害怕。她也沒有想過去聯繫工會，因為沒有證據，怕是她自己的錯覺。

　　第八天

　　今晚是第二天夜班。今晚的工作是給昨天每個包裝好的小火車按照批數號分別裝進壹個展示盒子里，站了壹個晚上，到下班的時候已經特別累了，比第壹天累很多。

　　至於產量指標，在這個部門有個姐姐和我說，之前她進來時兩個人產量是 3800 個，今年產量變到了兩個人 4500 個。

　　第九天

　　我今天被借調到其他的裝配部幫忙。拉長先是讓我貼貼紙。貼了大概壹分鐘后，那個男拉長走過來叫我去了另壹條拉。這條拉是專門焊電線的。拉長是個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她叫我去焊電線。

　　我不會，結果她就把我派到隔壁的壹條拉。這條拉上都沒有什麼員工，是專門組裝壹個球。步驟是先把壹半的四個點粘上天那水，然後和另壹半組裝在壹起，然後壓壹下再貼上貼紙就算完成。

　　天那水其實是不能直接接觸皮膚的，但是拉長並沒有給我什麼防護措施。天那水粘在手上了過幾秒就會幹但是會有很大壹股味道。

　　最後壹天

　　旁邊淑姐和福哥聽見我要辭職，就過來問我為什麼。我說太累了。福哥說，和我壹起到部門的那個男生也要辭職了，也是十九號。我問福哥他為什麼要辭職，福哥說他天天晚上都被外面的拉長罵，不是做的太慢就是做不好，然後就生氣了。福哥還說美泰的管理人員完全是在逼著人走，剛剛去的新員工怎麼可能跟上老員工的速度。

　　淑姐說現在之所以產量那麼大因為希望把十月份之後的訂單做完，那樣才能讓之後的周末不加班了。之後淡季只有星期壹到星期五每天加班兩個小時，如果不加班兩個小時，工廠走的人更多。

　　工人故事

　　張小姐

　　面試那天認識了二十歲的張小姐，她是來當暑假工的，因為她同學在這個廠工作所以她也進來了。

　　第二天培訓的時候，本來廠里是不招暑假工了，但是因為廠忘了給她發消息通知她不來，所以最後協商了壹下還是給她辦理了入職。她每年都在其他廠當暑假工，然後工作到哪兒就玩到哪兒。

　　羅小姐

　　也是壹個暑假工，和我壹個寢室的，她已經來壹個多月了，但是因為之前有點事請了幾天假所以那個月就沒有全勤獎。

　　她是注塑部門的，她們部門男女比例壹般三比七，其中很多都是結了婚的大姐，年輕人很少。她們部門調機員基本都是男生做，但是有什麼問題大姐問他們他們不回回答，年輕女生問他們才會理，調機員通常負責維修機台。

　　她和我說這個廠的男生特別多，只要是妹子就會被很多人找聊天，因為她經常被找，但她似乎沒

　　有覺得困擾。

　　她的每日目標產量是 2900，但是因為她是新進工人所以每天壹般只能做 2400-2500。她說如果是老員工的話都會很認真的坐滿產量，因為怕被組長罵，大部分會罵人的組長都是女性組長。壹般來說，年輕的組長較年長的組長罵人少。

　　羅小姐準備做到十六號就不做了，她說上夜班太累了，而且她十九號就要回家拿畢業檔案。

　　福大叔

　　福大叔是和我壹個部門的壹位大叔。我們部門是組裝小火車的，每條線只有三個人。壹個人負責組裝輪子底板和車板，還有壹個人負責把頭按在組裝好的車板上，最後壹個人負責打螺絲。福大叔說他已經來這個工廠三年了。他剛剛來的時候，工資只有 1680 元，到現在漲了兩百塊，但是之前有壹個獎給取消了也是兩百塊，所以工資沒有變。但是這三年來，每年的生產產量都在漲。

　　我問他如果工會讓他去提意見他會提什麼。他就說，希望產量可以少點。他說人資有時會安排壹些茶話會的活動，但從來不會讓老員工參加，因為老員工通常有比較多的問題和抱怨。但因為茶話會佔用休息時間，所以儘管老員工不能參加，還是沒有人會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投訴。

　　福說我們這個部門算是比較輕鬆的，部門規格比較小，但是卻有兩個拉長壹個主管，所以算是獨立的壹個部門。壹般主管的工資有壹萬多，我問他他怎麼知道的。他說他有個朋友的老公就是當主管的，所以四捨五入的也就知道壹點。

　　福哥還說過關於注塑部門其實呆久了對身體有害。有毒材料容易讓女人子宮受損。

　　麗小妹

　　她是我們宿舍的壹個小妹妹，也暑假工的。今年 6 月 20 日進廠到現在已經做了接近兩個月了。

　　我聽她說，有些女性幹部特別凶，罵哭過小姑娘。

　　她說壹般男員工都會做物料員，因為物料員會去庫房拉很多貨，都非常重，女員工是做不動的。

　　她有壹次被分配到男員工做的體力活，結果也差點哭。那次她是打包裝，需要把壹個盒子安好然後把東西放進去然後貼膠布，結果做完后她手都打出水泡腫了。

　　她媽媽已經在這個廠工作了十多年，成為工廠幹部。她媽媽說注塑部有很重的味道，身體不舒服，所以去醫院檢查，可是並沒有檢查出來任何異樣。醫生讓她換個工作環境，結果她換了崗位后，身體就好了。

　　我認識她的這段時間，她都抱怨壹直工廠里有個叔叔騷擾她，想約她出去吃晚飯。她只向其它工人抱怨過這件事，沒有向工廠幹部投訴，也沒有想過向服務中心投訴。

　　宿舍大姐

　　來了接近壹個月了，她說她準備把今年做完再走。因為之前她夜班我白班所以接觸比較少，今天夜班所以白天就閑聊了幾句。她說她老公可能壹個月之後就來這邊找她，她準備去外面租房住。

　　她有兩個孩子，在家裡都是父母在幫忙照顧，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工作養家，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

　　她覺得她們拉長都不罵男生（大部分拉長都是女性），即使男生速度慢或產量低也不罵。她說她們拉長之前還罵哭過女員工，結果那個女員工做了兩天就離職了。

　　大姐說這個裡面很多機器和物料員本來應該男的做，但很多讓女的來做，有點不公平。因為物料員通常需要拿很重的貨物，工作量也比較大，所以很多女工認為應該由男性來當物料員。

　　老鄉阿姨

　　老鄉阿姨來美泰十七年了，還有壹個多月就退休了。她準備下個月把她的年假全部休完，向她這樣的資深員工每年都有 48 小時的帶薪休假，她跟我說，她每次請年假都是只請早上幾個小時而不是請壹整天，如果壹次請壹天，同壹天還得回來加班三個小時。如果不回來加班，工人將不會拿到任何的補償金，即使工人是請了自己的帶薪休假。所以她都只請假幾個小時，晚上還可以繼續加班，賺 1.5 倍的加班費，比請壹天假划算很多。壹次休壹天的都是本地人。之前有個阿姨發了工資發現休了年假之後工資少了點，然後問福哥，福哥說是因為她雖然休的是年假但是壹天假期也只有八個小時，還有三個小時的加班沒來，肯定沒有加班工資。

　　她有個女兒是她媽媽幫忙照顧大的，所以和她不親。

　　她說她之前在電子廠、鞋廠、五金廠都做過，她覺得電子廠是最乾淨的，而五金廠是最髒的，因為她負責疏通管道。她說這個廠里很大壹部分人都是來混保險的都是本地人多壹些，但是那些本地人特別看不起外地人。

　　她來這個廠做了兩年多迷妳托馬斯部門，六年多注塑，六年多品控部，還有三年左右是剛剛進來那會那時廠里還是做鋼製玩具。她說這個廠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的，因為壹般拉長都是物料員提上去，那些物料員沒事就會給拉長買壹大堆東西。我問她這個員工服務中心有什麼用嗎，她說那基本上都是做樣子的，這邊員工有什麼想說了基本都會憋著，也不想去哪裡找事。

　　媛

　　媛也是暑假工，她和小麗壹起到的工廠。她現在的生產線上包括她只有兩名女工，其他都是男工。

　　她說也有壹個叔叔經常騷擾她，每到休息時間就會過來找她。她很害怕，也不敢在休息的時候呆在自己的工位上，所以總是來找我聊天。

　　她們拉壹般任務是 1400。如果她做的快的話，每天六點半能結束下班。做的慢的話，七點鐘才能結束下班。

　　東莞永輝輕膠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9 年，隸屬的香港永豐出品有限公司。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現有員工 200-300 名，位於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公司廠區佔地面積兩萬多平方米。 工廠的主要經營範圍為 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等產品。 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日本、東歐等國家及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32

　　工廠全名：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工人人數：約為兩百到三百人 （正式工：20%；臨時工：80%）主要產品：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主要客戶：樂高，樂高樂園，迪士尼33工廠工人男女比例：6：4 （裝配部基本均為女性）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受訪人數：十人

　　受訪者男女比例：1：9

　　訪談形式：面談，微信（受訪者所在部門： 生產部、絲印部）工人平均年齡：未知正在加工的樂高樂園盾牌

　　壹、 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只要符合法定務工年齡， 十八周歲以上，就可以入職。最高入職年齡無硬性規定，現在職工人中最高年齡為 50 歲。入職面試時，求職者需要持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和壹寸彩照兩張。面試不需要交任何押金，也不會被扣押證件。

　　求職者可自行選擇成為臨時工或正式工。但是工廠的人事在面試時會鼓勵求職者應聘正式工。

　　招聘程序：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面試程序壹樣。將行李寄存在保安室后，由主管帶去人事部。人事會首先要求求職者填寫入職申請表，其中包含學歷信息，住址電話等。人事根據相關資歷分配崗位。人事部要求員工看過入職須知和壹份自擬的勞動保護條例后並簽字蓋手印。其中勞動條例主要解釋了壹周有壹天休息的規定。期間，人事沒有提及入職培訓內容，只是講解了入職須知表，並再次確認入職申請的內容。講解並簽字結束后，工作人員要求求職者上交身份證複印件以及彩照。到此面試結束，就算正式入職。工作人員安排新員工去保安室領取宿舍鑰匙，入住工廠的宿舍。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兩種。1. 工廠通過各類網上招聘平台發布招聘信息來直接招聘員工。2. 工廠通過中介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

　　入職培訓：

　　工廠沒有對新員工進行入職培訓。唯壹和培訓相關的內容是面試時介紹的入職須知表。面試時候，工作人員會解釋入職須知表裡的內容，比如，晚上十二點之後嚴禁進出工廠；工廠里嚴禁吸煙，吸煙要去吸煙區；工資在每個月二十八號左右以現金髮放；上下班打卡應當在正式時間的十四分鐘之內等等。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崗位分配：

　　工人不能選擇在哪個部門工作。壹共有 5 個部門：生產部，製造部，絲印部，噴油部，轉印部。

　　另外還有品質管控，不單獨設部。幾個部門中，裝配屬於生產部；製造部是製造材料然後由生產部組裝包裝；絲印部使用絲網印刷技術，要接觸 EV 塑料；噴油部主要負責表面上色塗裝；轉印也是壹種印刷工藝；品管負責定時取樣品送檢。 工人會被安排到缺人的部門。絲印要求有工作經驗。工廠也會根據工作崗位所需的體力來分配男女員工。壹般女員工會被安排進需要較少體力勞動的生產部，而男員工則會被安排去體力需求較大的崗位，比如製造部，因為需要操作機器。

　　未成年工：

　　根據調查人員觀察，未發現工廠使用學生工。

　　體檢：

　　工廠沒有對任何部門的任何員工進行體檢。

　　離職：

　　根據工廠自擬的勞動保護單，如果是工廠直招工人，只有月中和月末才能辦理離職。正式工需要提前壹個月報告申請離職。工作未滿壹個月的臨時工，報告離職后十五天後才能離職。中介帶來的臨時工提前壹天申請，第二天就可以離職。

　　若是離職時沒有提交離職申請報告，工廠就會定義該員工為自離。自離的員工就拿不到當月工資。

　　二 、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不會在工人壹入職時就和工人簽訂合同，而是等工人工作了半個月或壹個月后才簽訂勞動合同。工廠與正式工或臨時工會簽署同樣的勞動合同，也會拿到副本。調查員離職時，仍未和工廠簽訂勞動合同。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就是廣州勞動合同。

　　三、 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八小時工作皆是白班。旺季期間（8 月之後），周壹至周五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壹天，周日休息。調查人員進廠期間正好碰到旺季，工廠在趕單，所以周日休壹天也被取消，用來加班完成訂單。工人們最長連續上班十壹天無休。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外加 3.5 小時加班時間，共為 11.5 小時。生產部工人旺季這段時間每天的生產指標為4000 件，壹般情況下晚上八點半可以能完成當天的產量，其它時間壹般沒有指標。如果提前完成任務可以提前下班，等到指定的下班時間再回打卡下班。工資也是按照三點五個小時算的。

　　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七點五十九可以打卡，上午工作四個小時，到中午十二點下班。

　　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壹點半到五點半上班。晚上若有加班，加班時間為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如果沒有打卡應該要扣工資。若有工人忘記打卡，可以找組長解釋。

　　工廠里除了絲印部門有夜班外，其他的部門都沒有夜班。夜班補貼為 13 元/晚，加上壹碗泡麵。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正式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

　　每周 5 天 1 天（周六）

　　每月 22 天 最長加班時間為 126.5 小時

　　工資 1720 元/月 周壹到周末加班 1.5 倍，周六或周末加班 2 倍臨時工 正常工作 加班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

　　每周 5 天 1 天

　　每月 22 天 最長時間 126.5 小時

　　工資 13 元，13.5 元，14 元，14.5 元/小時 沒有加班補貼按小時算淡季期間，工人可以不加班。若不想加班，需要每日下午 3：30 之前和自己所在的組的組長說明情況。旺季期間，工人必須加班。調查人員聽到某車間的組長說「除非起不來了，不然都不準請假。」上班時間

　　上午 8：00-12：00

　　午餐休息 12：00-1：30

　　下午 1：30-5：30

　　（加班） 6：30-10：00

　　四、 勞動報酬與員工福利

　　工資：

　　正式工工資分為底薪和加班費。每月底薪為 1720 元。加班費是按工時計算，壹般工作日內加班為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為 2 倍工資。正式工除了底薪和加班費以外，還可以領取 150 元/月的職位補貼，職位補貼依據崗位不同而浮動，裝配職位補貼最低。

　　臨時工工資也分為底薪和加班費。不同的是，臨時工按進廠時間不同，每小時的工資也不同。壹般分為 13 元/時，13.5 元/時，14 元/時，和 14.5 元/時。每個部門每批進來的臨時工工資都不壹樣，所以在入職須知最下面有寫嚴禁工人討論薪資。此外，臨時工不會享受 1.5 倍或 2 倍的加班工資，也沒有職位補貼。臨時工加班統壹按照每小時工資計算。

　　旺季期間，正式工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領到 3500 元左右每月。臨時工的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拿到 4000 元以上。臨時工工資較高是因為他們以小時計薪，而正式工是基本薪資外加加班費。此外，工廠工資壹律以現金支付，每月的 28 號工廠會發放工資。聽工人說這樣可以不扣個人所得稅。工人需要當面領取，再去銀行存錢進賬戶。

　　休假：

　　正式工有帶薪年假和產假。臨時工若做滿兩年後有四天的帶薪年假。

　　若是員工放棄休年假，可以領取相當於 4 天的工資作為獎勵。

　　社保：

　　社保 假期工資 帶薪休假 法定節

　　假日

　　正式工 無論本省外省工人均可購買社保，但是需要自己去和人事部說明，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購買。

　　社保按照廣州市最低要求購買。每月工人繳納

　　306 元，公司幫忙交 600 多元。但是第壹個月屬於試用期沒有社保。而特殊部門必須要買社保，比如壹樓開機製造部。公司還會單獨給每個員工購買壹份十幾塊的商業保險，不需要員工自己出錢。員工需自行辦理社保卡。

　　病假和工

　　傷假工資

　　不明

　　帶薪年假產

　　假

　　工廠付

　　薪

　　臨時工 沒有社保，也沒有商業保險 沒有 滿兩年有四天年假。不想休假按照

　　正常上班則

　　正常付薪。

　　沒有薪

　　資

　　沒有住房公積金。

　　福利設施：

　　工廠里沒有任何福利設施。只有壹處吸煙區提供給需要吸煙的員工。

　　五、 食宿條件

　　工廠提供宿舍，不加收任何費用。但住宿條件很差。普通宿舍壹般 3-4 人壹間。宿舍內白天不允許開燈。樓道內有熱水間，並且熱水只有固定時間段才提供。（早上 7：00~8：00，下午 5：

　　30~6：30，晚上 8：30~12：00）洗澡需要帶桶到走廊兩頭提熱水回衛生間洗澡。

　　男女員工住同壹棟宿舍樓的左右兩邊，分別使用不同樓梯，每層樓中間用鐵門隔開。女員工宿舍走廊兩邊各壹間夫妻房。夫妻房公用壹個衛生間，只有這裡的衛生間有花灑。宿舍區域里二三樓有監控器，四樓無監控器。

　　調查員住的宿舍有天晚上暴雨，洗漱間門被吹倒了。宿舍職員告知需要打報告寫申請才可以修門衛生間的門也是壞的，有的宿舍上衛生間要把門整個搬起來。調查人員發現寢室內有臭蟲，工人經常會被蟲子咬的滿身是包。如果員工選擇不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子沒有補貼。宿舍樓有 WiFi但是連接進去也是用不了。

　　工人可以在食堂用餐。每個月會有 26 天的餐錢補貼。每天補貼 14 元伙食費（早餐 2 元；午餐 6元；晚餐 6 元）。如果當月額度沒有用完，月底會清空。食堂做什麼，就只能吃什麼。早上壹般是麵食。六元的飯壹般是兩個小份肉菜和壹素，七元的餐大小份肉菜壹素。食堂晚上不開門，但工廠大門晚上 12 點後會關，夜班工人也不能出廠了。所以夜班會補貼壹盒方便麵。

　　如果不想再食堂吃飯可以去零食窗口買零食，方便麵和飲料。員工食堂的餐具以及洗潔精需要自備。餐廳里還有壹個專門放碗的架子。刷卡每天最高額度是五十元，早飯以 10 元為上限。中飯和晚飯都是 20 元，超過這個數字今天就不能再刷。只要過了飯點，食堂下班就不能買零食了。

　　食堂的零食普遍比工廠外要貴壹些。如方便麵在廠里賣 4.5 元，外面小賣部的是 4 元。

　　工廠外面走五分鐘會有壹個市場。市場里有些賣夜宵賣飯的攤販和商店。

　　六 、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工廠里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臨時工和正式工上崗前都沒有經過崗位培訓和環境健康安全培訓。廠房有急救箱，但是員工宿舍的急救箱是空的。

　　調查員上班期間，有人手被卷進機器，流了血，聽那位員工說當時工作人員有準備帶她去打針但是她怕疼就沒去，然後第二天就調離了那個職位。

　　工廠裡面說不允許穿著拖鞋上班，但是實際上是沒有人管的。三樓用了天那水以及其它化學用品所以有很刺鼻的味道，工廠每天會提供口罩，但是需要員工自己去拿。但就算工人帶上口罩也還是能聞到刺鼻的氣味的。

　　工廠有提醒帶防護用具標識，但是沒看見過工廠發口罩外的防護用具。除口罩外沒有其他護具。

　　廁所門口有洗眼器，但已經壞掉了，目前工人用它來洗手。

　　七、 消防

　　每層樓都有消防用具和滅火器，但是檢驗時間標籤都被撕掉了，外面也都是灰塵。調查人員發現有些滅火器是 2013 年檢驗的，有些時間甚至更久。

　　宿舍每層樓有緊急逃生標誌。

　　工廠里的滅火器裝置和宿舍壹樣，很舊，標籤很多被撕掉了。工廠里也沒有舉行過消防演習。

　　八 、獎懲管理

　　工廠里沒有特殊的獎懲管理制度。工廠里禁止吸煙。晚上十二點不能進出廠門。不打卡算曠工壹天，扣當天的工資。

　　九、 勞動協會和投訴

　　工廠內沒有設置工會。工人們若有問題，沒有任何投訴渠道。投訴或抱怨會被視作不適應工作，組長以此勸退工人。

　　十、 其它

　　很多工人選擇永輝工廠的主要原因是除了絲印部，基本沒有夜班。除了趕貨期間，其他時間工廠不算很忙也沒有壓力。工廠管理不是很嚴苛，上班時間上廁所喝水都比較隨便。進出車間不需要打卡，進出廠門也不需要刷卡和檢查隨身物品。但是上班期間出廠必須由組長開具放行條或者請假條，不然不允許出廠。

　　調查人員日記

　　2019.第壹天

　　今天和我壹起進廠的有十幾人來，管理人員讓告訴包工頭讓工人不慌簽合同，試試能不能做。我問管理人員明天是不是有培訓，他叫我明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到辦公室弄指紋，這邊打卡是提前十四分鐘之內都可以比如說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八點之前是可以打卡有效的。然後給我安排了宿舍。然後進了宿舍，七張床位但是只有四個人住很簡陋，地上是水泥地坑坑窪窪的，只有兩個風扇，插頭也只有兩個，每個宿舍有壹個廁所和洗漱池，要洗澡要在時間內去樓梯口接熱水到衛生間里洗，同宿舍阿姨說四樓還有很多空的宿舍應該人少沒人住。

　　旁邊宿舍的阿姨洗完頭髮就在門口吹頭髮，她說這裡有幾個部門絲印部，裝配部，噴油部，還有幾個她也不是很清楚，絲印部在忙的時候會趕班就是加夜班，她說裝配部好些，沒有那麼重的味道，絲印特別臭，還有個部門噪音很大，應該是製造部。但是裝配部也有用難聞氣味的材料的時候，比如壹種叫多正噴膠的膠水。

　　2019.第三天

　　中午吃飯，聽對面的姐說因為食堂吃飯時間人多要分成兩個班吃飯。

　　吃完飯基本上還有四十多的時間，聽工人說 ，207 的宿舍是最壞的，四樓有很多空房間但是沒有攝像頭，樓道盡頭的兩邊是夫妻房，兩個房間共享壹個洗手間，攝像頭只有二樓和三樓才有，三樓有個房間修好了但是不讓人住，現在的 207 衛生間也就是洗澡的地方的門是壞掉的，每次洗澡得先把門搬出來，門很重。後來找了保安保安說換門需要打申請報告，要找人事部。

　　我那天下去看公告，本來以為中秋節放三天，結果工人告訴我這個月在追產量，所以只會放中秋壹天的假。（下面公告說的是十三號星期六上班提到了八號星期天來上）意思就是工人們從二號壹直要上到十二號，然後休壹天假又是連續六天（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有星期天休息）當時進去說的是每個星期固定有壹天休息的。這個廠沒有離職返聘優惠也沒有內部推薦獎，而且所有的職業都沒有體檢。而且臨時工加班費是沒有幾倍的，還是正常的是多少壹個小時就是多少，只有正式員工才有。

　　在公司里不許討論每個人的工資是多少，但是如果每個月壹直加班，那麼正式工扣完社保能拿到三千二左右，而臨時工沒有買社保可以拿四千以上，所以大部分人都願意做臨時工，然後等旺季過了再去其他廠。 臨時工每小時的的工資的是不變的，加班費也是按正常小時工資支付。

　　壹個女工說她們選擇在這裡上班主要是沒有夜班，而且不會催產量比較簡單所以願意在這兒上班。

　　2019.第四天

　　晚上在小窗口刷的方便麵，熱水在保安室旁邊有，宿舍的阿姨說，她們絲印部有夜班，夜班補貼是十三元壹晚上，而且發壹桶方便麵，但是都很少有人願意上，覺得累。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我說我晚上想出去洗個頭，這邊沒有淋浴怕洗不乾淨。然後英告訴我說兩個夫妻房中間衛生間有沐。我去看了下沒看見。她說二樓左邊夫妻房有壹個房間住了壹個叔叔，可以去洗。我問她這棟樓有男職工住嗎？她說壹般男職工都是夫妻房，我們宿舍有壹棟，左邊是男職工，右邊女職工，每層中間有個鐵門隔著，但是女生這邊每壹層都會有夫妻房四樓也有，所以晚上有男職工上樓。

　　很多時候有些阿姨的老公也會來宿舍找人，他們沒有住夫妻房。晚上經常有男工上樓，很不方便。

　　2019.第五天

　　早上壹進去就開了壹個早會，主管說不管做幾天走，反正在這裡做壹天就好好做，只要每天產量夠了就可以下班，不夠他就陪著呆到十點，這兩個月是特殊時期，這批貨要在十月十多號之前出。

　　這兩個月要忙著趕貨，如果有不想加班的員工他不需要，如果要請假頭天下午三點半之前和組長說加班也是，三點半后說就是曠工。

　　工友故事

　　阿姨 1

　　和我同壹天來這個廠的，她說她侄子在這個廠里就壹起過來了，之前在汕頭那邊的工廠做過，但是很累也只能拿四千多，這邊也能拿四千多會輕鬆壹些。她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十八歲在讀高二，小的那個女兒才十壹歲，是她姐姐在她家裡帶孩子。她老公也在外面打工，因為他老公那兒太累了所以她沒有壹起。

　　阿姨 2

　　在這裡做了三年了，是絲印部，他老公也是在外地工廠上班不想在這邊，她女兒都 23 歲了也是沒有讀大學就直接工作，現在已經不需要她管了。阿姨最近是上的夜班，每天晚上八點上班，她說絲印部味道其實特別不好，而且很多人都不願意上夜班就算有補貼也不願意，她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廠有什麼投訴渠道，也沒有工會。

　　阿姨 3

　　和我是老鄉，她來這個廠已經兩個月了。我壹去的時候她就和我說這邊這個味道特別難聞聞久了會長痘還容易不孕不育。她有壹個兒子在上大學，她老公也沒和她壹起在外地打工。

　　阿姨 4

　　和我壹起去辭工，也是才來幾天的，但是她是中介介紹過來的，她說她老公來找她了，但是這個工廠不收男員工所以就準備搬出去。

　　英

　　她也是臨時工，來這個廠不到壹年。我問她會不會壹直呆下去，她說不會。她比我大兩歲，和我說這個廠裡面關係特別亂很多人都有情人。廠房壹共有兩棟，我們現在是在左邊那壹棟的三樓。

　　英說，因為這邊生產的樂高的玩具檢驗標準更高，所以用的膠水以及設施都會比對面二樓的好。

　　英還有個弟弟經常問她要錢，她父母也沒怎麼管她了。

　　波波

　　再來這個工廠之前去過很多工廠，已經工作十年了但是這個工廠沒有夜班相對輕鬆壹些就壹直呆在這個工廠。她有兩個孩子但是都是她媽媽在幫忙帶，這次中秋節還請了幾天假回家。

　　波波來這個工廠來了兩年了，第壹次進來是去年，十個人裡面就她壹個正式工。當時還沒有工作她就準備去轉臨時的，但是工廠都不同意。當時正式工還得交壹百元伙食補貼。然後過年的時候她就辭職回家今年又進來的這個廠然後是臨時工。在去年正式工的時候她不扣社保有個月壹直加班拿到了三千六，那是最多的壹次。然後現在臨時工可以拿四千以上。波波說這個部門這邊味道特別重，但是偶爾聞壹兩個月是沒有問題的。波波是在外面租房住，晚上下班回家那壹條路其實沒有燈特別黑，但是她說她已經習慣了。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位於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法定代表人為張賽娥。是華盛玩具集團眾多生產基地之壹，華盛集團是大型港資企業，新加坡上市公司，隸屬於香港南華集團旗下公司。華盛集團在香港以及中國南部有七家工廠，壹家研發中心以及壹家造模工廠，擁有超過 3000 多名員工，以生產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為主，產品主要銷往日本，美國。

　　公司基本情況

　　工廠全名：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

　　工人人數：3000

　　主要產品：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主 要 客 戶 ： 孩 之 寶 （ Plumber Pants, Power Rangers, Toilet Trouble, Transformers,Po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Works, Melissa & Doug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

　　工廠主管男女比例：6:4

　　受訪人數：20

　　受訪者男女比例：7:3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0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對正式工的年齡要求是 24-52 歲，而臨時工的最低年齡的要求是 18歲。根據工廠張貼的招聘海報，招工並無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限制。面試者前來面試時，需要攜帶本人身份證以及身份證複印件。裝配車間招人幾乎沒有要求，任何願意做的人都可以進來。因為注塑和噴油部門可能有其他要求，工廠會派專人面試。

　　招聘程序：

　　面試：不管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工，裝配部工人都基本沒有面試。招聘時只是問年齡多大，然後讓填寫入職申請表，沒有其他問題。只有裝配部招臨時工。對於其他崗位的工人，招聘要求不同，比如噴油工人，會有相對應部門的人員來面試。

　　筆試：面試者需要接受筆試。然而筆試相當沒意義，面試者只需將人事部員工報出的答案寫在試卷上即可。

　　辦理入職手續：第二天早上 9 點，正式工開始辦入職手續。新工人按照人事念的內容來填寫勞動合同、聲明書和其他表單。人事對合同內容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讓新員工自己看。填寫完所有表單之後，新員工被安排拍照做廠牌，以及進行接受簡單培訓。

　　臨時工辦理入職手續的時間是下午兩點，按照人事念的內容填寫合同、聲明書和各類表單。表單和合約都是和盈峰廠簽而不是和中介簽定的。工資和正式工壹樣，底薪 1720 元，正常班工資9.89 元/小時，平時加班 1.5 倍工資（14.83 元/小時），周末加班雙倍工資（19.78 元/小時)。

　　臨時工要在入職申報聲明上註明「勞務公司沒有要求做多久才可以離職」、「在入職本公司之前，勞務公司已確認臨時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這些明顯違背事實。

　　調查員向勞務公司駐廠人員咨詢工資條款時，得到回復以私下口頭協議為準，合同只是形式。而調查員徵詢廠里的臨時工時，工人們表示按照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發放。

　　除此之外，臨時工沒有跟派遣公司簽訂任何協議。

　　入職途徑：

　　應聘者可以通過工廠的直接招聘入職或通過派遣公司的面試入職。

　　工廠會在廠門口設招聘點直接招聘正式工。旺季時除了周日基本每天都在招，淡季時不清楚是否招工。招工地點在工廠正門左側，立有壹個小棚，有桌子和長椅。調查人員應聘了正式工。

　　而派遣公司則會通過在各地的分支機構來招聘臨時工。臨時工入職時在壹張小紙條上要填寫所屬派遣公司，派遣工職員會告訴新員工他們派遣公司的名字。

　　工廠大部分工人由各家中介和三家派遣公司招聘，稱為臨時工。由中介招收的臨時工也會掛在某個派遣公司名下。臨時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約為 7:3。臨時工 7 月份工資是 14 元/小時，8 月上漲到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

　　崗位分配：

　　調查員被分派到裝配部門。正式工若滿足其他部門要求，也可以申請去其他部門，但要接受其他崗位的面試。由派遣公司招募的臨時工只能去裝配部。

　　裝配部負責把其他部門生產好的零部件組裝成產品並包裝起來，屬於生產過程的尾段。穿橙色廠服的工人都是裝配部的。據觀察，裝配工大概占工人總數的 85%以上，具體人數不明。

　　未成年工：

　　工廠不收未成年工(16 歲以上 18 歲未滿)。但有學生工。

　　體檢：

　　調查員所屬的裝配部不需做入職體檢，注塑部的人員也無需體檢。噴油部門則需要在面試時體檢，體檢費由工廠負責。入職后，噴油部還會每月對員工進行壹次體檢，體檢費同樣由工廠負責。具體體檢流程不明。此外調查員沒有遇到其它需要做體檢的員工。

　　入職培訓：

　　根據調查人員親身經歷，新員工進廠僅需簽署壹系列表格。人事讓工人簽保密協議、員工確認表、背景調查表、員工手冊等。由於員工手冊第 18 章節記錄了廠規廠紀，是獎懲依據，所以人事也讓新員工在那壹張上面簽字，表示新員工知曉並同意這些廠規廠紀。在新員工入職培訓時間里，人事要求工人按她念的內容去填寫入職培訓試卷。

　　事實上，培訓中對於新入職員工應該知道的工資組成、安全教育、職業安全防護等等都沒做介紹。

　　人事只是在給工人拍辦理廠牌所需的照片之後提到了進廠注意事項。事項包括：第二天早上 7：

　　50 廠門口集合、不能穿拖鞋上班、不能帶玻璃水杯、遲到早退請假均扣 100 元全勤獎、準備建設銀行卡複印件交給文員、食堂吃飯需要充現金、至少要干壹個月、離職需提前壹周申請等。這位人事語速很快，介紹這些不超過十分鐘。填完所有的文件加上人事對新員工宣導，整個流程下來平均 15 分鐘左右。

　　進入車間以後，車間領導還會有 10 分鐘左右的介紹，例如請假流程等。分配到崗位後會有人指導操作流程。

　　整個入職過程持續了 1 小時 20 分，培訓時間不計入工時。培訓最後，要在工廠內住宿的就留下來分宿舍，不住宿的就可以回自己的租屋處。

　　第二天早上，新員工在工廠門口集合，排隊領廠牌，在新入職員工培訓記錄表上面簽名，之後錄入人臉數據。文員告知了新員工壹些車間規矩，發放防頭髮掉落的帽子，接著讓新員工在《有害物質 RoHS 培訓表》上籤名。但是新員工並沒有受到入職培訓和有害物質 RoHS 培訓。

　　試用期：

　　員工的試用期為三個月。通過三個月試用期后，員工可以轉正。試用期期間工資與正式工相同。

　　離職：

　　勞動合同上寫明，工人在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三天遞交申請。這和人事跟調查員說的不壹樣，人事告訴調查人員，實際操作中，工人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壹周申請。合同期內離職則要提前壹個月申請。

　　臨時工要遵循和所在的派遣公司的約定，通常至少需要干滿壹個月才能申請離職。臨時工不滿壹個月辭職，其組長或線長不會批准。除非確實有緊急情況才可以提出離職。自離沒有當月工資。

　　辦理離職時，工人要先在人事部通知的時間地點核對工時，辦理離職手續。第二天退宿，簽工資單，然後當天發工資。臨時工工資也是當天拿到。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里發放；另壹部分是補差價，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和工人在入職時簽訂勞動合同。人事給員工發壹式兩份的勞動合同，讓員工填寫個人信息並簽名，對合同中的內容無任何講解。員工對自己的權利和福利都壹無所知。人事要求合約生效日期寫第二天的日期。簽完這些文件之後，人事給每個人拍照用來製作廠牌。

　　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時候，人事和派遣公司的人員給新員工發放了保密協議和勞動合同的副本，都是和盈峰工廠簽訂的，而和派遣公司無關。

　　合同內容：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勞動合同內容相同。合同期限均是兩年。但是沒有嚴格執行。

　　勞動合同的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地點、工作時間、休息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制度、合同變更、合同解除。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加班三小時，周六加班十壹小時，周日休息壹天。平均每月滿額加班 109 小時。加班最長的月份壹般在六、七、八這三個月，每月加班 109 小時左右。

　　目前裝配部 A 棟三樓實行壹班制，早上 7：30 上班，也有其他棟的工人在 7：45、8：00、9：

　　00 上班；上夜班的工人只有壹條拉，作息時間不明。休息時間為中午用餐的壹小時 12:30-13:30，下午從 13:30 壹直工作到 19:30，中間沒有休息時間。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 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裝配部壹班制 7：30-12：30 13：30-16：30 16：30-19：30可以不加班，要跟拉長申請。但是據員工說比較困難，也不清楚有什麼懲罰。

　　工人每天工作十壹小時，每周休息壹天，每個班次的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小時。

　　調查員沒有見到明確的生產指標，但是有新工人說工作很累，手中的活基本沒停過，喝水上廁所的時候都要找人頂替。

　　工時靠上下班打卡加人工簽到來記錄。上班要在上班時間前 15 分鐘之內完成打卡，遲到 3 分鐘以上扣全勤獎 100 元。早退和請假也會各扣全勤獎 100 元，直到每月的 250 元全勤獎扣完為止。

　　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時候，車間下班的人很多，非常擁擠，佔滿了樓梯道。在生產區打卡機前，七八百人蜂擁在壹起打卡，非常混亂。雖然打卡機有十幾個，但是很多打卡機打不上卡，工人只能壹個壹個的去試，打卡效率低下。工人從下班到完成打卡需要 7-12 分鐘，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

　　工時記錄完整，有錯誤可以糾正。上班前有車間開會，每次大約 5 分鐘，主要講壹些工作中的不足和今日的注意事項。開會時間計入工時。下班不開會。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每月工資：底薪 1720 元 + 全勤獎 250 元 = 1970 元據受訪工人所講，正式工人旺季工資有 4200 元，淡季工資 3200 元。平均下來，每月工資大致3600 元左右。

　　調查期間，臨時工的月薪是 4500 元-4800 元不等。

　　工資包括各類補助：

　　生活補助（外宿補貼 150 元/月）

　　夜班補助（10 元/天）

　　崗位補助（接觸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等補助 130 元-500 元）餐補（180 元/月 臨時工的發到飯卡里，正式工的則算進工資）全勤獎（250 元/月）績效獎（最高至 728 元/月）

　　工齡獎（就職滿壹年為 100 元/月；滿兩年 120 元/月；滿三年 140 元/月）各類扣費（從工資中扣除）：

　　扣費項目有住宿水電費（50 元/月）

　　社保（最新社保標準，每月扣 300.7 元/月）

　　工資主要靠加班，其中加班工資差不多佔了總工資的 45%。

　　裝配部工人按時計薪，每小時工資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1.5 倍），周末加班 19.78元/小時（2 倍），法定節假日加班 29.67 元/小時（3 倍）。

　　臨時工資以和派遣公司或中介的約定為準。依照條款或招工時間不同，可能為 15-17 元/小時。

　　假如壹個月工作 270 小時，有些人可能拿到最低薪的 15 元，有人可能是 16 元，有人和派遣公司達成協議能拿 17 元（可能有額外條款，例如：需做滿 55 天）。總工資為每月 4050－4590 元，外加餐費補助，約為 4200-4800 元。

　　工廠每月 15 號發工資，工資發放到工人的建設銀行卡。正式工由工廠發放。臨時工的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里發放，另壹部分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工人會拿到工資條，列有應發和應扣的工資明細，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同。扣款項目有住宿費和社保。根據員工確認表，住宿費為 1.67 元/天，壹個月大致為 50 元/月。

　　請假制度：

　　工廠有提供帶薪的年假、產假、婚假、喪假和病假。

　　病假：工人請病假時會得到薪水，工資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 80%支付。請病假的程序為，和線長口頭報告並寫請假單。病假回來上班后，需出示醫生開具的證明。但工廠並沒有具體說明病假能請多少天。

　　除帶薪年假以外，請假都要開具證明。帶薪產假（178 天）、婚假（3 天）、喪假（3 天）的請假程序和病假壹致。

　　帶薪年假：員工連續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已滿 1 年不滿 10 年的，年休假為 5 天；已滿 10 年不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0 天；已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5 天。

　　休假：

　　法定假日休息有薪水。

　　社保：

　　正式工人必須從開始工作的第二個月開始買社保。臨時工每工作兩個月就可以購買壹個月的保險。

　　工廠也會為戶口非東莞本地的外省的工人購買社保。

　　工廠給工人買的社保並不包括住房公積金。

　　購買社會保險內容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生育保險。

　　所有社保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繳納。員工自費承擔 300.76 元/月，工廠承擔 561.53 元/月。

　　離職時通常社保不退保，可直接轉移到下壹家公司或工人的老家。離職工人需要先聯繫好轉入單位，再到社保局填壹張轉移社保的表格。

　　東莞社保繳費明細表

　　項目 繳費基數（元） 企業部分 個人部分 合計比例 繳費金額（元） 比例 繳費金額（元）養老保險 3376 13% 438.88 8% 270.08 708.96醫療保險 4895 1.6% 78.32 0.5% 24.48 102.80失業保險 3100 0.48% 14.88 0.2% 6.2 21.08工傷保險 3100 0.25% 7.75 0% 0 7.75

　　生育保險 3100 0.7% 21.7 0% 0 21.7

　　合計 - - 561.53 - 300.76 862.29

　　福利設施：

　　工廠內除了走廊上的椅子，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宿舍和食堂旁有壹個籃球場，但空間被貨物佔據，通常沒有人使用。

　　五、食宿條件

　　伙食條件：

　　工廠提供早中晚三餐。早餐有包子、油條、豆漿、稀飯等等，壹餐 2-3 元。中餐和晚餐有提供麵條和套餐，麵食 6 元/份，套餐 7-10 元/份，有葷有素。有工友覺得比起工作過的其他廠，收費略貴。

　　工人可以自由選擇在工廠食堂和宿舍吃住，不在廠里吃住不扣錢，且壹樣能拿到每月餐補 180 元。

　　臨時工的 180 元補貼會提前打到飯卡，正式工的 180 元補貼會在發工資時補上。員工需要花自己的錢到食堂充卡。

　　大部分員工都不在食堂吃飯，因為工廠工人實在太多（三四千人），食堂只能滿足壹千多人同時吃飯。要排很長的隊，隊伍能排到食堂門口，食堂裡面也很熱。大部分工人都去工廠附近的大小餐館吃飯，餐館的餐價要比工廠食堂略貴壹些，這段路程差不多要七八分鐘。

　　宿舍條件：

　　壹個宿舍住 10-15 人（大多數住 15 人），有洗手間、電風扇、沖涼房，手機 USB 充電介面，個別宿舍有儲物櫃。工人在宿舍使用的褥子和枕頭等，都需要自行準備。

　　宿舍樓 B 的下三層樓是女員工宿舍，上三層樓是男員工宿舍。樓層之間沒有門禁。男員工宿舍沒

　　有門鎖，調查員不清楚女員工宿舍有沒有門鎖。

　　宿舍又臟又亂，有的鋪位床板很薄，有的鋪位床板變形翹了起來，有的上鋪沒有欄桿，很不安全。

　　USB 充電口離睡的床鋪很遠，且不能直接給手機充電，只能先給充電寶充電，再用充電寶給手機充電。有些上鋪的床沒有欄桿，睡在上面的工人有掉下床的風險。下鋪的工人表示吹不到風扇風，睡覺時很熱，壹般自己另外買壹兩個小風扇。太熱的時候，有些工人會睡在走廊上。

　　宿舍有臭蟲，有些工人被臭蟲咬得過於瘙癢睡不著覺。但工廠也不會報銷員工因此看病的錢。好多宿舍壹整夜開著燈，防止臭蟲夜間出來活動。工廠組織過滅殺宿舍臭蟲，之後有壹定改善，但並不是太徹底。直到近期，工廠全部更換了床板，將木床板換成了塑料床板，效果很好。

　　宿舍門沒有鑰匙，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出，安全沒有保障。除此之外，有的宿舍沒有儲物櫃。宿舍人太多，排隊沖涼大約需要 2 個小時。壹層宿舍只有壹個熱水器，冬天同壹層樓的工人得共享壹個熱水器的熱水來洗澡，很不方便。

　　有很多工人選擇不在宿舍里住，他們在距離工廠兩三公里的地方租房子，上班的時候騎自行車或者電動自行車。房租大約是 300-400 元/月，加上水電費大致為 500 元以上。

　　宿舍有住宿管理規定，例如：禁止外來人員進出宿舍；未經他人同意不得進出他人宿舍；空床不得擺放物品；不得在宿舍使用電爐電飯煲；不得上宿舍天台。違反宿舍管理條例並達書面警告兩次者，取消住宿資格。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生產線上方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車間整體衛生乾淨。

　　但是有物料箱壓住黃線的情況，使得生產線旁邊的人行通道非常狹窄；甚至物料箱和箱紙會佔據整個人行通道。由於生產過快，生產線下游物料堆積在工人身邊，堆積的物料箱使工人的活動範圍很小，還會擋住生產線工人走向人行通道的路。

　　車間和宿舍有急救箱，都設置在辦公室裡邊。

　　勞保用品：

　　工廠在新工人工作兩天後發工作服（淡粉色 T 恤衫兩件），裝配車間還發了防散落頭髮的頭套，工作服不需要自己付錢，離職時需要交還給廠里。若是工作服遺失，離職時需要賠款。

　　壹些檢驗崗位會使用到慢干天那水（香蕉水），這是壹種非常強效的溶劑，用來溶解掉玩具上面的黑色油漆污跡。其人體有壹定的毒性，但工廠沒有為接觸到這些藥水的工人做好安全防護。只是在客戶前來審計那天給這些工人發了口罩（據工人說是迪斯尼公司來審計的人員）。這些崗位無職業病體檢，也沒有崗位調動。

　　裝配車間裡面的某些小車間，有著濃厚的油漆味，有的是香蕉水味，裡面的員工根本不戴口罩。

　　車間里空氣流通也不好。這些崗位大多是臨時工在做。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有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管理人員在訓練期間也沒有提到過該委員會。工廠沒有任何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工廠只是在上班第壹天讓員工簽《裝配工崗位有害物質 RoHS（歐盟危害性物質限制）培訓簽到表》。儘管車間有些崗位會接觸到洗面水和天那水等化學物品，但是工廠沒有對工人進行相關培訓教育。

　　調查過程未遇到有害廢棄物。

　　工傷：

　　調查過程未遇到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通道有時會被雜物佔據。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

　　廠區和宿舍區沒有發現易燃物質。滅火器充滿氣，每月檢查壹次。

　　有半年壹次的消防演習，六月至九月間有消防演習，最近壹次在 6 月份，在生產區域，工廠組織工人集合，教工人使用消防設備。

　　八、獎懲管理

　　工廠的懲罰措施：

　　· 口頭警告：未穿戴工作服，未佩戴員工卡，大聲喧嘩嬉戲打鬧等。

　　· 書面警告：兩次口頭警告等於壹次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在同事中打聽散布他人收入，不履行保密義務，擅自將工資、獎金等信息透露給他人，消極怠工等。

　　· 嚴重書面警告：兩次書面警告等於壹次嚴重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故意損壞公司財務造成經濟損失 100-500 元，上班時間睡覺等。

　　· 開除：壹年內收到三次書面警告，員工連續曠工三天，在公司打架鬥毆，煽動他人罷工及參與罷工。

　　工廠的獎勵措施：

　　· 培訓過程未提及獎勵，工人未被告知可以獲得何種獎勵。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從廠門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有工會組織，但是工人不清楚工會是否存在。

　　投訴渠道：

　　工人有問題主要找班組長，但不清楚班組長通常如何處理。入職考試中提到員工有問題可向工會反映，但是工人都不知道工會是什麼或者工會在哪裡。

　　工廠張貼了關於工人熱線的告示，但幾乎沒人使用熱線。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人有行動的自由，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

　　有工人曾遭遇拉長使用侮辱性詞彙。

　　客戶訪問及審計：

　　有客戶到工廠審計時，工廠會在當天暫停新聘工人進入工廠，以免讓審計人員看到工廠不夠充分的入職培訓。審計當天，工廠要求每個工人必須穿廠服，物料不要多做，不要亂堆，接觸有害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必須帶口罩，還要把化學品放進二次容器中，打孔的要戴耳塞。然而在平時，檢查崗位沒有戴口罩，打孔的不壹定戴耳塞。

　　工人滿意度：

　　工人選擇這家廠，主要是因為只用做長白班（極少數產線有夜班），也因為其它工作不好找，而這家廠好進。

　　受訪員工表示工資不高，開銷卻不小。日常開銷大致有吃飯，電話費，洗漱用品。外宿的有餐飲花銷，還有房租水電費。住工廠宿舍的工人每月要花七百多元的日常生活費。外宿的工人每月要花壹千多元。

　　有些新員工說，等到九月份，暑假工走了，再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員工覺得工廠管理很糟糕：壹個是宿舍亂，壹個是打卡系統亂，壹個是生產車間物料堆放很亂。

　　調查員日記

　　今天是我在盈峰上班的第三天。上個周末雙休，僅僅個別老員工在周六加了班。早上七點鐘室友手機鬧鈴聲響起，然後他看起了電視劇，吵得我心煩，記得昨天晚上也是他看這個電視劇看到十二點多。宿舍挺破，十六個鋪位，六個是空的，我們宿舍大概只剩下八個人住，還有兩人住外面了，只是偶爾回來壹下。7：10 我起床洗漱，7：25 穿上廠服去廠門口打卡上班。今天是個好天氣，下雨了，比較涼快，我們工作時可以少出很多汗了。打卡后，進入裝配 A 棟三樓 13 線。可能是我今天感冒了，腦袋有些昏沈，竟然走錯了線，後來看到同壹條線上的員工才覺察到走錯了線，然後我又看到自己居然穿了拖鞋上班，還好沒人說什麼，他們自己也都穿著不是拖鞋但近似拖鞋的涼拖鞋。

　　進車間后，所有人在拉長前面的排隊開會，由各自的拉長開會，很擠很擠，每個隊的員工之間沒

　　有間隔，拉長也只是在各自的拉前面隨便講幾句，後面的員工估計也沒聽清。我們拉長是個女的，年紀四十多歲，她說今天迪士尼審核，要求每個人必須穿廠服，玩手機的開除，然後要求我們物料做多少放多少，不能亂放，不能在消防通道放東西，人行道也要清理開，使用化學藥品的要戴上口罩，並要求把藥品瓶放進二次容器中，我覺得並沒有什麼用，藥品是揮發性的。她還要求打孔的必須戴上耳塞，然而平時並沒有戴。昨天看到中介的微信說今天廠里驗廠，所以不帶新員工來了。

　　今天好幾個新員工沒來，估計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留意到這個車間的 13 條線全部都是Hasbro 專線，產品也都是 Hasbro 的。開線后，我回到自己原來的位子上，戴上紗帽，在簽到表上面簽名，接過物料員發的刀片，物料員又發了個口罩，畢竟今天驗廠，樣子是要做的。因為我這裡沒有夜班，所以，物料還都是我上次剩下的物料。我的工作是把旁邊壓合好金屬軸的兩塊料 跟線上留下來的壹塊料拼合在壹起，並用棉簽沾上慢干天那水，也就是香蕉水，把產品上面的黑色油漆擦掉，擦不掉的時候要用刀片刮掉。拼裝玩具對我來說並不難，難的是擦黑點，以我的速度，這三天來沒有堆過料，但是我後面的大姐堆了三框料，她應該比我早來幾天，她不讓我把料往下流，都放在我這裡，於是這幾框料也就堆在我這了，記得上壹個班，我沒聽到她說什麼，把料放了下去，結果被她罵的很難聽。後來物料員發了壹張記錄表，用來記錄生產過程中的不良率。旁邊的靚妹好心提醒我，填了這張表就有 4 塊錢，物料員給的時候壹定要拿。上午上班的過程相當無聊， 壹開始做的很快，後來也有停頓，物料壹陣壹陣的下，快到下班的時候，物料下的慢多了，中午 12：30 停線下班，脫下帽子，排隊出車間。車間的樓梯被人群擠得滿滿當當，廠門前等待打卡的人群也是擠得滿滿當當。我有時就感嘆，這盈峰廠的空間真是狹小，工作空間小，有時候都挪不開腿，物料有的時候會擋在人行道上，小商店也擠得很滿，食堂排隊都快排到門口了，廠門口下班打卡要擠 7-10 分鐘，十分擁擠，每次下班我都拍了照片，今天看到正對我的攝像頭，以後還是小心點好。看到這麼擁擠的人群，我真懷疑這廠是否真的只有三千多人。

　　因為食堂人太多，飯菜價錢和外面也差不多，還很熱，所以大多數人都在廠外吃飯，我騎著共享自行車到我熟悉的那家食店， 要了份 7 元的午間特餐，我看到很多盈峰廠的人也都來這裡吃飯。吃完飯身上出了壹身汗。我買了瓶礦泉水喝掉。中午休息時間壹小時。

　　下午 1：25 我回到廠里打卡上班，繼續上午的工作。為了和其它工人聊比較深入的工廠問題，我試著和他們混熟悉壹點。下午幹活的時候，我看到大組長在訓斥壹個人，可能是乾的慢了吧。兩點多的時候，我們拉長要求換線，就是把全部工作物品除了生產線都搬到裡面的壹條線。我們快速搬好位子，拉長多次要求我們挪動，有個員工煩了，抵觸了壹下，拉長當著眾人的面罵她「妳媽的」。給我供料的那個員工還沒搬好位置，拉長就讓我們趕快做。下午六點鐘，還有壹個半小時就下班了，我們又簽了壹次到。物料下來的速度慢了很多，旁邊幾個員工聊起了租房，有兩百多租到的，也有四百租到的，但是都沒有空調。在廣東這邊，空調似乎真的很奢侈，大多數的商店、食店都只有電風扇。聊著聊著 7：30 下班了。然後是排隊打卡，我不想在食堂吃，我又去了上午的食店吃飯。然後在網吧連上 ssr，用火狐登錄 google docs，寫了壹會文檔又回去了。

　　宿舍他們有的玩抖音，有的看電視劇，有的跟好友聊天，他們之間似乎也不是很熟悉，除了固定的好友，壹般很少說話。我沖了涼，回到床上， 打開 google docs，把調查報告缺少的部分列出來，準備在接下來的這些天里做好訪談和記錄。宿舍晚上是不關燈的，因為宿舍有臭蟲，燈光可以阻止臭蟲晚上出來活動。宿舍晚上 12：00 基本上就安靜了，第二天都要上班的。

　　工廠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執行摘要

　　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玩具被售出，孩子們抱著玩具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與此同時，遠在中國廣東的工人們卻在高壓的工作環境和漫長的工作時間中掙紮著。一位女工因為每日生產指標實在太高而精疲力竭，她全身酸疼不已，忍不住在宿舍裏哭泣。

　　另一位女工遭受性騷擾，騷擾她的男工甚至威脅要打她。雖然這些都發生在玩具工廠車間裏，但是沒人覺得這些行為有什麽不對。更有甚者，沒人覺得需要阻止這些騷擾行為再次發生。

　　自 2001 年，中國勞工觀察就開始調查中國的玩具工廠。我們相信同情心是每個孩子都應當擁有的品格。當父母們為自己的孩子選擇玩具時，他們對工廠不公正對待和剝削工人的事實有知情權，尤其是那些女性外來工。

　　今年，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兩家玩具工廠，位於中國廣東省的東莞市。一家是美泰設立的工廠，一家是美泰、誌高、費雪、多美的代工廠。

　　工廠名 產品品牌

　　東莞市美泰玩具有限公司（長安鎮） 美泰

　　東莞市東耀玩具有限公司（厚街鎮） 誌高，費雪，多美，美泰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影響了玩具產業，全球玩具銷量增加。因為學校關閉了，全球範圍內孩子們有更多時間留在家裏，父母們為孩子買了更多玩具玩。1單就美泰玩具而言，公司收益增長了 10%，達到 16 億美元，凈利潤有 3 億 1 千 6 百萬美元。2促成美泰公司利潤增長的因素不僅僅是來自消費者的購買力，也有工廠裏工人夜以繼日的超時加班和微薄的收入。在長安美泰玩具廠的裝配車間，每條生產線的日生產指標是裝配 1300 到 1400 個產品。工人們只有半個小時吃午飯，每周一到周六工作 10 小時。這意味著，工人們每小時要裝配 100 個產品才能完成當日的生產指標。每個月工人加班 80 多個小時。有時候會因為沒有完成當日生產指標延遲下班半小時，而且延時下班的工作時間不會支付工資。工人們的時薪不足 2 美元。在東莞東耀玩具廠的旺季工人們每天工作 10 到 11 小時，周六也要上班，每月加班 92 到 112 小時。兩家工廠都明顯違反了中國《勞動法》關於每月加班不得超過 36 小時的規定。

　　20 年來，中國的玩具工廠也有一些進步3

　　，但是工廠的進步仍然落後於其他行業 20 年

　　來的發展。工人們的階層沒有改變，他們仍是社會中的底層勞動者，獲得的報酬和尊重仍是以整個社會的最低限度來衡量的。

　　以下是兩家工廠都存在的嚴重侵權問題：

　　工作場所的精神暴力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文件，精神暴力可以被定義為“有意地利用權力，包括威脅使用身體武力，身體暴力，對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可能造成身體、精神、心靈、道德或者社會發展方面的傷害。它包括言語傷害，恃強淩弱、聚眾滋擾，騷擾和威脅。”4我們在兩家工廠中都發現存在工作場所的精神暴力。比如：長安美泰玩具廠的車間流水線組長和組長助理會責罵生產速度慢的工人“笨”，在工人受傷之後車間組長或者主任也會責罵受傷工人“為什麽不小心點”，同時會警告受傷工人不許將工傷的事實上報工廠。東耀玩具廠的組長則是在工人提出需要口罩，或者申請不加班時不理不睬，采取冷暴力的方式給工人的心理造成壓力，不敢或者不願再要求獲得口罩或者要求不加班。

　　性騷擾

　　性騷擾問題近年來逐漸被重視，但是中國工廠裏的這種調查仍然很少。去年我們發現佛山的美泰玩具廠有幾例性騷擾事件發生。今年在長安美泰玩具廠也有性騷擾問題，體現出美泰玩具公司未能成功地在工作場所采取措施保護受害者和解決性騷擾問題。

　　例如：一名男工經常性地騷擾車間裏的多位女工。這名男工會在車間裏喊一位女工“親愛的”，他說他怕不這麽喊她她就會“不激動”。這名男工還會故意摸另一個女工的手和頭發。組長助理看到這名男工的言行不僅不制止，還會加入到性騷擾玩笑當中；如會問這個男工昨晚是不是“打飛機”了。在微信工作群裏的性騷擾信息更是幾乎每天都有，一位工人甚至在微信群裏發送性工作者的聯絡卡片信息。

　　職業健康與安全

　　兩家工廠都為工人提供帶薪的入職培訓以滿足《勞動法》中關於入職培訓的法定義務，但是兩家工廠的入職培訓都未達到法定的 24 小時入職培訓的時長規定。

　　長安美泰玩具廠規定每個工人在入職的第一個月內至少接受 24 小時的培訓，但是調查員了解到工人們一般在入職第一天接受 4 小時培訓之後就不會再有其他培訓。東耀玩具廠的入職培訓是播放視頻工人自己觀看。正是因為培訓不足，工人們在操作機器的過程中難免受傷。

　　在長安美泰玩具廠，沒有人教調查員如何使用過膠機，她在使用的過程中多次燙傷自己的手指。噴油車間的工人每天都暴露在化學品之中，一些工人說下班後發現自己的鼻孔裏都是噴油的油料。他們沒有獲得任何特殊的防護口罩，只是每天有兩個普通醫用口罩，這種醫用口罩不能有效阻擋噴油進入鼻孔。

　　東耀玩具廠的一個女工使用稀釋劑，但是卻未獲得手套，她的手因此潰爛了。另一位女工在使用稀釋劑之後皮膚紅腫、瘙癢。這位女工告訴組長自己對稀釋劑過敏之後被組長訓斥，她只能自己去工廠附近的一個小診所輸液來緩解不適的癥狀。在焊錫崗位上產品會有黑煙，需要佩戴有活性炭的口罩，但有些工人有口罩有些沒有。而且他們佩戴的口罩只是普通的藍色口罩。工廠也沒有確保那些需要接觸洗面水的工人都佩戴合適的口罩。

　　工人代表

　　面對龐大的工廠，一個工人難免覺得無力。組成工會或者選舉工人代表幾乎成了工人與工廠對話的唯一合法途徑。我們調查的兩家工廠都有工會或者有工人代表，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並不是真實有效的工會或者工人代表。

　　尤其是長安美泰玩具廠，設有“美泰之家”，“工人熱線”，團支部、婦女聯合會等種類齊全的團體。但是遺憾的是這些部門並沒有起到實際作用。在一位女工因工廠調崗體檢而被錯誤計算工資時，沒有任何廠內團體願意幫助她解決問題，只有在她威脅要撥打當地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電話舉報工廠克扣工資時，工廠才補足了她的工資。

　　東耀玩具廠沒有工會，而且要求面試的工人必須在一份表格中勾選“不加入工會”的選項。依據中國《勞動法》第七條，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在東耀廠裏有一份工人代表名單，由每個部門的工人選舉產生。但根據其中一位工人代表的說法，工人代表是工廠方便開會才選舉出來的，只是負責給工人們傳達工廠的一些決定（如上班時間調整），並不能實現幫助工人向工廠反應工人需求和問題的作用。

　　新冠病毒防疫措施

　　新冠病毒爆發之後，所有工作場所都要采取措施防止新冠病毒傳播。工廠裏，大部分工人通常高度依賴工廠的餐廳，原因有中午休息時間短無法去廠外就餐、工廠餐飲價格低廉，加上中國仍處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外出就餐仍有一定風險。在長安美泰玩具廠，參加求職面試的工人被要求接受核酸檢測之後才能參加面試。工廠在工人共同就餐的餐桌上安裝了玻璃擋板。

　　東耀玩具廠的餐飲目前是免費的，但是就餐環境和餐飲衛生都讓人擔心。如：工人發現食物裏有頭發、爛菜葉，甚至在工人的午餐中有蟑螂。餐廳沒有足夠的桌椅讓下班的工人同時坐著就餐，一張桌子可能被 6 個工人共同使用，彼此之間胳膊挨著胳膊。

　　即使這樣仍有不少工人需要蹲在地上吃飯。工人用自己使用過的餐具從公共的飯桶裏盛飯更是增加了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疾病傳播的可能性。我們沒有看到東耀玩具廠采取任何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

　　社保

　　中國《勞動法》要求雇主必須為職工購買社保。社保包括 5 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住房公積金。

　　長安美泰玩具廠的工人只有在試用期結束之後才能買社保，購買的種類有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

　　東耀玩具廠的短期工被要求簽署一份《不同意購買社保聲明書》，自願放棄購買社保。事實上工廠從沒有詢問過工人是否願意購買社保。同時，有些工人雖然簽署了這份聲明書，但是工廠卻又為他們購買了社保。長期工在經過試用期之後，工廠會為他們買社保，我們無法確定工廠為他們購買了哪幾種保險。工廠要求超過 50 周歲的工人簽署《勞務合同》，其中聲明工人會自己購買社保，工廠只為他們購買商業保險。

　　懷孕與生育保障

　　我們不確定長安美泰玩具廠和東耀玩具廠是否為工人們購買了生育保險。

　　兩個工廠的勞動合同中都載明工人享受帶薪的產假，但是工人到底能享受多少天的帶薪產假仍不明了。長安美泰玩具廠的很多工人不知道自己有帶薪產假，因為沒人向他們解釋過勞動合同。工廠的墻上貼著一張申請享受產假待遇的流程圖，顯示工人可以在懷孕 3 個月之後提出此項申請。但是幾位在廠裏工作多年、並且已經生育的女工表示，很難在廠裏上班堅持到生孩子之前。工廠每天有繁重的工作量，還有可能接觸化學品，這些都對孕婦身體有危害。所以沒聽說哪個女工享受過產假待遇。能夠享受產假待遇的基本是工廠辦公室裏的管理層女性員工。一位懷孕的女工需要自己提出申請才可以不再上夜班，而不是車間主任主動為她調整上班時間。她最終選擇辭職，工廠裏的工作實在太累。

　　調查員沒有看到工廠裏有其他特別的針對孕婦的設施和福利。

　　總結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敦促玩具公司采取措施應對和解決他們的供應鏈工廠裏積存的侵權問題。但是一次次的，我們總是看到同樣的問題仍然存在，如：低工資，過量加班，匱乏的勞動保護設備，缺乏有效的投訴渠道。長安美泰玩具廠和東耀玩具廠都經過了ICTI 玩具責任規範認證。經過去年在佛山美泰玩具廠的調查，我們特別要求玩具責任規範（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和美泰公司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性騷擾問題和就業歧視問題。我們的報告說明他們未能履行保護工人權益的義務。長久以來，工人被當作生產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玩具銷售量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噴湧增長，但是玩具公司們並沒有將所獲的利潤用於提高他們生產線上工人的生活。玩具公司們知道工廠裏的工作環境，並且促使工廠達到更高生產指標的同時壓縮生產成本，被壓縮的成本則是工人的福祉。玩具公司們應該為提高工人們的生計做更多。

　　侵權行為概括

　　美泰玩具廠 東耀玩具廠

　　不正當理由拒絕錄用 *

　　未依法購買社保 * *

　　未設立工會 *

　　沒有獨立的工人代表 * *

　　入職培訓不達 24 小時 * *

　　不解釋勞動合同內容 * *

　　工廠解除勞動合同未依法賠償工人 *

　　未提供充分的勞動保護用品和設備 * *

　　工廠車間存在火災隱患 *

　　化學品垃圾處理不善 *

　　有職業危害的崗位沒有定期體檢 *

　　超時加班 * *

　　工傷不上報 *

　　生活環境惡劣 *

　　性騷擾 *

　　精神暴力 * *

　　性騷擾報告：美泰必須做的更好

　　關於性騷擾的新調查，在中國的一家美泰工廠

　　中國工廠裏的性騷擾：隱秘的現實

　　不夠體面的工資，地獄般的工作量，不衛生的宿舍和甚至有時候強迫勞動……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工廠觸目驚心的工作環境一次又一次被曝光。從 "世界工廠 "采購用品的大品牌，經常因這些公然侵犯權利的行為而被挑出來指責。

　　但是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工廠生產線上 70%的工人是女性。5直到 2000 年，生產線上的女工大部分是“農民工”，比如，一個人離開農村去城市賺錢，但是卻沒有城市戶口定居於城市。這樣的行政管理現狀迫使她們接受惡劣的工作環境。

　　長久以來，中國工廠更喜歡招聘女工，女工更吃苦耐勞，也比男工更溫順。

　　但近十年來，基於經濟和人口的因素，工廠不得不招聘更多男工。6工廠裏的新的男女工構成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工作氛圍，產生了一個仍屬禁忌的問題：

　　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騷擾。

　　2018 年，metoo 運動對中國有很大影響，盡管有審查制度，但是在中國社會的一些領域仍然湧現出關於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探討。但是 metoo 運動對制造業領域毫無影響。

　　調查中國工廠的工作環境變得越來越困難，更不用說譴責加諸女工的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了。

　　雖然很隱秘，但是性騷擾是美泰直接控制的三家中國工廠中既存的現實。

　　美泰工廠裏的性騷擾：存在已久

　　跨國企業的工廠裏的性騷擾早就被人知曉。2004 年發生在美泰兩家墨西哥工廠的第一次審計已經揭示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2019 年 12 月，3 個公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Solidar Switzerland 和 ActionAidFrance——發布一份關於美泰一家中國玩具工廠輕視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的譴責報告 。7針對佛山美泰玩具廠的調查持續了數周並且揭示出工廠存在違反勞動法和安全隱患，也存在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騷擾。

　　我們的調查顯示這些情況不是個案，我們因此問責美泰公司關於防治和懲罰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騷擾的政策。

　　美泰公司拒絕討論它的性騷擾政策，也沒有聲明會采取任何措施根除性騷擾。

　　今年，我們發布一份新的對美泰的另一家工廠持續幾周的調查，調查結果再次讓人擔心。

　　不適當地談論她人外表，談話中帶有性暗示，觸摸身體，發送淫穢照片：短短幾周的調查中，多種形式的性騷擾被發現。

　　這是事情都發生在工廠管理人員的視野範圍之內，但沒有引起管理人員的任何反應。

　　正是這種有錯不罰的氣氛讓受到騷擾的女工不敢投訴，尤其擔心因此失去工作。

　　美泰工廠輕視騷擾行為是很難被忽視的。

　　美泰必須睜開雙眼並采取行動

　　近 20 年來，美泰作為世界玩具產業的領軍人物一直致力於在其供應鏈工廠裏保障體面的工作環境。美泰的旗艦產品，芭比娃娃，自 2015 年以來被呈現為允許小女孩們不被先入為主的觀念限制和被解放的。

　　至少，生產芭比娃娃的女工們應當在免於被羞辱和被性騷擾的環境中工作。

　　美泰有一個關於工作場所免於歧視和騷擾的行為準則，但是在實踐中，美泰公司未能確保此項權利。

　　委托審計，例如美泰工廠的國際玩具理事會是值得懷疑的，他們不透明也不可靠。

　　更糟的是，這些委托審計給美泰頒發一個“合乎道德”的認證讓美泰可以為其責任開脫。

　　跨國企業幾年前就知曉自己的工廠裏有侵權行為，他們有責任確保自己的中國工廠和其他地方的工廠給工人提供體面的工作環境。

　　結束性騷擾的普遍存在是迫切的，跨國企業可以通過有雄心的政策來防止、制裁性騷

　　擾行為，和賠償性騷擾受害者。

　　美泰必須首先對工廠裏的性騷擾情況作出評定，傳達評定結果，最後采取具體的措施保護女工。

　　定義：性騷擾

　　性騷擾是對人權的侵犯，1958 年國際勞工組織在第 111 號公約中定義並譴責這種行為。它包含一系列慣常發生的和被常態化的行為和實踐：與性有關的言論，甚至淫穢的言論和笑話，展示物化女性的照片或者圖片，強迫肢體接觸或者性侵犯。

　　廣東是中國最富有也是最受歡迎的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廣東飛速發展。靠近香港的地緣優勢讓它擁有 4000 多家工廠和車間。廣東省也是美泰三家中國工廠的所在地。

　　第一次調查，第一次醜聞

　　芭比娃娃是對女性權利的嘲諷……在 2019 年 11 月我們發布的報告中我們揭示了美泰在中國的一家工廠存在嚴重的侵權行為。8這份報告是 2019 年我們對位於中國廣東省佛山市南海鎮一家美泰玩具廠進行數周的秘密調查後的調查結果。

　　這家工廠直接隸屬於美泰，它主要生產費雪塑料玩具和電子玩具。工廠大約有 3000 多名工人，旺季在夏季，為聖誕節銷售作準備。

　　在這期間，工廠會增加雇傭數百名工人，他們在工廠裏都看到了美泰工廠的工作環境。

　　已證實的騷擾情況

　　2019 年，我們發現這家工廠的工人工作量不穩定，女工反應她們遭受來自管理人員的言語傷害和羞辱，尤其是年輕女工。

　　調查員與超過 10 位女工詳細交談過，其中 4 位女工曾描述過工廠裏存在性騷擾的情況。

　　她們中的一位曾被工廠裏兩位男性工友尾隨，這兩個男工還對她拍照。她感到不安全但是不敢對別人說。另一位女工說：“有個男工每次休息時間都到我這裏來，我想讓他別過來找我，我很害怕。”

　　調查員曾在女工宿舍的樓層裏看到一個男人，站在浴室門口，這讓調查員感到非常不舒服。

　　被騷擾的女工沒有向工廠的管理人員反應問題。首先，她們覺得自己沒有證據，只會導致雙方“各執一詞”。有些女工覺得向管理人員反應不會有任何改變，還有些女工擔心反應問題之後自己的安全問題。

　　這些因素都說明了實施一項專門的警告機制和關於此機制的使用培訓的重要性。

　　沒有真正的求助渠道

　　此次調查顯示，工廠裏沒有專門的性騷擾警告機制，或者是沒有工人（調查員曾詢問過的）知道工廠裏有這樣的機制。

　　工廠入口初有一個員工服務中心，調查期間調查員從未看到任何人走進這個中心去投訴。

　　沒有真正的求助渠道

　　此次調查顯示，工廠裏沒有專門的性騷擾警告機制，或者是沒有工人（調查員曾詢問過的）知道工廠裏有這樣的機制。

　　工廠入口初有一個員工服務中心，調查期間調查員從未看到任何人走進這個中心去投訴。

　　工人的工卡上有一個熱線電話號碼，但是沒人使用它，因為工人擔心他們不會對自己的個人信息保密，或者覺得打電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最後，工會在中國並不是獨立運作的，因此工人根本不會考慮向工會反應問題。

　　我們關於解決性別暴力的建議

　　我們的報告發布在歐洲一些主要的媒體上9

　　對普通公眾產生很大的影響：一個訪談被瀏

　　覽了超過 100 萬次。10

　　隨後我們要求美泰采取與問題嚴重性相稱的措施：

　　? 采納對性暴力“零容忍”的政策和內部通報制度；? 建立一個內部的報告制度來應對性騷擾和要求所有的商業合作夥伴制定應對投訴的機制；? 對所有女性員工提供救濟機制確保匿名化以保護投訴者免於報復，並解雇作惡者；? 通過授予他們特別的社會權利和提供法律、心理和經濟援助來支持受害者；? 對全體員工做關於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的培訓，包括管理者，介紹在工作場所及工作場所之外的救濟途徑的可及性。

　　2020 年 1 月，我們的報告發布超過 5 周時間之後，美泰聲明工廠已經接受了為期兩天的審計，並且未發現存在違反國際玩具理事會的標準的指控。

　　此次審計由國際玩具理事會開展，一個玩具產業的國際理事會組織。

　　美泰未向我們提供關於它有反對性騷擾的政策的信息，也沒有在它的工廠和公司裏實施具體的措施。

　　事實是此次審計沒有揭示出美泰存在任何有違“合乎道德的”認證標準的行為，也沒

　　有證實工廠不存在性別和性騷擾的情況。

　　此次審計已經被證明在揭露工廠侵權行為方面是無效的，例如對自由結社權的侵害、各種各樣的歧視和性騷擾。11甚至，國際玩具理事會使用的審計方法，包括把審計委托給第三方進行，存在一個嚴重的錯誤：它未能有效的使工人參與其中，雖然工人是被關切的核心人群。

　　我們曾詢問國際玩具理事會關於他們審計的方法論，但是他們從不回應。

　　因此我們不知道這項審計的範圍：時間、被訪談的人數、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性別等等。我們不知道訪談的範圍，或者什麽記錄將會被使用。我們不知道該審計是不是公開宣布的，被訪談的人是如何被篩選出來的，是否對文件和訪談進行二次檢查。我們也不知道誰來開展這項調查，國際玩具理事會內部技術團隊專家擅長什麽，他們是否接受過關於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的培訓？

　　國際玩具理事會的檢查清單裏提到了性騷擾問題，但是卻沒有被完整的執行。

　　面對工廠裏廣泛存在性騷擾的指控，美泰傾向於把問題隱藏在一個方法論不公開的總體審計報告的總結當中。

　　美泰借此輕而易舉的解決了我們的報告中提到的嚴重的侵權事實，而且拒絕采取透明的行動來制止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

　　美泰未能履行它的買方責任，沒能阻止這類侵權行為繼續發生在它的工廠裏。

　　證據收集於 2019 年

　　“我印象中就算男工經常工作速度比女工慢，做出的產品比女工少，老板也不會對男工大喊大叫。我的生產線上有一個女孩因為被罵哭辭職離開工廠。”

　　美泰直接擁有或者控制 8 家工廠，分別在墨西哥、馬來西亞、加拿大、印度尼西亞、泰國和中國。美泰也有其他形式的供應商，但是這幾年都沒有公布供應商的名單。

　　美泰，一個玩具巨人

　　美泰集團 1945 年創立於美國，其銷售量在世界玩具銷售市場占有主導地位。美泰在全世界超過 150 個國家生產芭比娃娃，費雪、烏諾紙牌，波莉口袋和風火輪品牌玩具。

　　2019 年的每一分鐘，在全世界範圍內大約 100 個芭比娃娃被售出。芭比娃娃的銷售大約占其營業額的四分之一，估值 4 萬 5 千零 5 十億。12美泰在自己的網站上寫著：“生產我們的玩具的工廠提供安全和合乎道德的工作環境。1997 年，我們是第一批制定制造業責任標準的公司。”

　　然而，自 1996 年不斷有針對美泰集團的工廠的研究表明工廠的工作環境很糟糕。

　　證據 收集於 2019 年

　　“廠裏有很多男工，他們經常叫年輕的臨時工跟他們出去約會。那些年紀大的男工經常會來找我。”

　　另一個工廠的新證據

　　2020 年，在美泰的另一家位於中國東莞市的工廠的持續數周的調查證實了這種現象。

　　東莞市長安美泰玩具廠招聘超過 2300 名工人，主要盛昌塑料玩具，包括知名的芭比娃娃。

　　跟去年在佛山的工廠一樣，在工廠裏的數周調查顯示出工廠裏持續存在性騷擾問題，並且不以為然。

　　生產線上的性騷擾

　　例如，一位 19 歲的學生暑期工對我們的調查員抱怨她被一個比她大 10 歲的男工騷

　　擾。這名男工經常在車間裏喊她“親愛的”，他對其他工人說他喊這位女工親愛的是為了“讓她激動”。他還會經常坐在這位女工的位置上，讓這個女工坐他腿上。

　　這位年輕的女工在微信（在中國非常流行的聊天工具）上拉黑了這名騷擾她的男工，防止他通過手機騷擾自己。這名男工威脅女工不許拉黑自己，不然就要打她。

　　這些事情發生在工廠的車間裏，其他人都能看到，但是沒人幹預。

　　這位男工還被看到摸另一個女工的頭發和手，被摸的女工大聲說：“別摸我的頭發和手。”這位男工還公開對這名女工說：“我今晚沒地方睡覺，去你家好不好？”同樣的，這些事發生時沒有人制止。

　　在現場調查過程中，生產線兩名組長助理經常自以為是，要麽不插手，要麽在車間裏發表帶有性暗示的言論。

　　例如：一位組長助理曾問這位男工（上文提到的）有沒有打飛機（手淫），隨後組長助理又說自己說錯了。

　　另一個學生，她為了賺學費到廠裏做暑期工，她經常遭遇男工談論她的胸部和外形。

　　她經常在車間裏因此哭泣，但是沒人介入和幫她解決問題。這個年輕的女工說她不敢去投訴，因為她擔心失去工作，她需要賺錢還學費貸款。

　　手機裏發送的淫穢信息

　　工人會被組長加入一個微信聊天群，用於分享工作信息，比如每天的生產指標。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工作聊天群組裏有一些成員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化發言，讓女性員工感到工作環境有敵意和侮辱。

　　一些事實已經構成性騷擾，他們制造了一個有敵意的工作環境。調查員在工廠的幾周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

　　雖然沒有性侵犯發生，但是女工們害怕性騷擾，感到自己不受保護。這樣的氣氛的確讓人擔心更糟的情況可能會發生。

　　特定的“企業文化”

　　性騷擾由一系列不受歡迎的行為構成，如：下流的語言、笑話，展示物化女性的圖片，強迫接觸或者性侵犯。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13，性騷擾是指：

　　任何不受歡迎的含有肢體的、言語的或者非言語的性暗示的行為；任何其他不受歡迎的、無理的、冒犯的、會對女性尊嚴有影響的基於性的行為；任何有助於創造一個讓人感到恐嚇、敵意或者屈辱的工作環境的行為。

　　當企業的管理者不采取合適的行動補救性騷擾行為時，這種企業文化會讓性騷擾根深蒂固。

　　在本案中，組長從來不介入阻止騷擾行為，除了一次在微信聊天群組中的 警告，但那次警告是毫無作用而且沒有後續行動。

　　規則就是不受懲罰

　　在工人的入職培訓中沒有談到禁止性騷擾和投訴機制。

　　入職培訓大約有半天時間，包含對公司和工廠的介紹、安全培訓、工資構成、簽訂勞動合同及其他協議、發廠牌、食宿情況講解和分配車間。

　　調查員得知廠內有一個機構叫“美泰之家”，可以接受工人投訴。但是其他工友並不知道美泰之家是幹什麽的。廠裏還有一個電話可以接受投訴，但是是工廠內線電話短號碼，也就是說用自己的手機無法撥打，工人必須去工廠辦公室借用座機電話去打這個短號碼，辦公室裏的人都能聽到。這種情況下投訴的機密性無法被保障。

　　更何況每天 10 分鐘的休息時間實在太短，不夠走去打電話。辦公室在工人下班之時也會關門。

　　毫無疑問這個投訴機制幾乎沒有工人知道和使用過。

　　這個投訴機制，刻意被設置的毫無效果，看起來只是用來滿足審計的要求。公司可以說他們沒有問題因為沒有工人投訴。

　　在一次微信聊天群組討論時，一個男工人寫到：“老鄉，你今晚上去找（性）服務了？”

　　一個男工人發表了一張女性裸露的照片在一個有男工和女工組成的生產線微信工作聊天群組裏。

　　分享性工作者的聯絡卡片。這個發送這些卡片的男工寫到：“哪個需要的可以預約了。”然後：“各位男同事我只能幫你們到這裏啦。”另一個人回復說：“哇塞，這身材。”

　　一個組長對這個發送性工作者聯絡卡片的男工人說：“註意一下自己的言行，這個是工作群。”然後這個男工人發送了一張兒童的照片寫著：“收到！”

　　這張照片是在 2020 年我們調查美泰的東莞工廠時拍攝的，我們招聘調查員工作幾周或者幾個月，以此盡力確保中國工廠的調查員身份保密。

　　性騷擾話題在中國工廠即將走出禁忌？

　　在世界範圍內對女性來說，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是一個不幸的事實。在中國這個話題

　　很少被談論，大品牌選擇中國工廠時沒有把這個當作是嚴重的風險。

　　根據北京援眾性別發展中心的研究 顯示：中國從 2010 年到 2017 年中國 5 千萬份判決書中只有 34 份與性騷擾有關。14 然而，香港大學的一份 2009 年報告證實 80%的中國女性在工作中遭遇過性騷擾。15如此頻發的現象卻幾乎沒有公開譴責和反抗，有若幹原因。

　　一方面是，直到今年中國法律尚未精確定義性騷擾行為。16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將性騷

　　擾看作是一個禁忌話題，因此很難公開解決性騷擾問題。

　　但是在 2018 年，metoo 運動強烈影響了中國。

　　運動首先由女學生們發起，她們說自己被教授性騷擾。政府通過切斷網絡的方式阻止這些女性說出自己的經歷，有時候甚至威脅要逮捕她們。即使有這些審查制度，中國仍有一些言論自由的空間。

　　Meetoo 運動基本上是在文化領域，學生群體內的接力，17但有一個證據例外。

　　一位富士康（中國的一家很大的電子工廠）的女工於 2018 年 1 月寫了一封信，要求工廠設立打擊性騷擾和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制度。

　　她寫到18

　　： “大聲說黃色笑話，嘲笑女工的外貌和特征，利用“指導”的借口跟女工發生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工廠車間裏“性騷擾文化”被廣泛傳播。”

　　很難動員女工減少性騷擾。

　　自 2015 年來，中國的工會和女性運動收到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19許多關註工人權益的組織被迫關閉了，例如向陽花女工中心。

　　這是一家在 2013 年在廣東工廠做性騷擾調查的公益組織。20這個調查目前只能在網上找到，它被網絡媒體和公益組織轉播。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女工曾接到淫穢電話和色情短信息，近十分之一的女工說她們在工作中有過直接被要求性服務的經歷。

　　向陽花女工中心的主任駱紅梅解釋說21： “就像家暴，警察和全社會大部分人認為這是家務事，不是公眾討論和判斷的事”。駱紅梅曾在 2015 年被逮捕。

　　然而，中國 2019 年最新通過的民法典帶來了改變的希望。

　　這是法律第一次規定公司有義務制定防治性騷擾的政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盡管雇員訴訟想要成功還需要符合苛刻的條件。

　　另一方面中國的女權主主義者動員繼續戰鬥，就像學者洪理達說的：“就算中國所有的女權主義活動者都被逮捕或者禁聲了她們釋放出的反抗的力量是很難被根除的。”22美泰和它沒有社會責任感的政策1997 年，迫於公益組織的壓力，美泰作為第一批跨國公司撰寫和通過了一個規範它的工廠和供應商的道德準則：全球制造準則。

　　這項準則適用於所有組成其產品的制造業部門，涵蓋了工資、工時、童工、強迫勞動、歧視、自由結社、法律和道德商業慣例、產品安全和質量等。

　　原則逐漸被拋棄

　　這種準則非常典型，被用於提升公司形象。美泰的原則相當有雄心，它有一個外部的、透明的審計機制來檢測是否被履行。

　　然而，有責任感和道德感地經商顯然是有成本的。

　　安排和付費給審計是必須的，救濟被侵犯的權利，提升工廠的工作環境，增強工作安全，說服供應商接納這些原則和監測他們是否遵守了這些原則……毫無疑問，由於需要支付這些成本，美泰逐漸降低它的道德要求。明確的和保護性的規定逐漸變得寬泛、不清晰的原則。232009 年，跨國企業最終拋棄了它的獨立審計機制，國際公司責任（ICCA）詳盡的報告發布在它自己的網站上。

　　起碼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

　　同年，美泰加入了國際玩具理事會(ICTI)，該理事會建立了自己的商業道德行為準則。

　　這個行為準則由國際玩具理事會的分支機構“合乎道德的玩具項目”(IETP)監測，IETP 發展了自己的審計機制。24就像任何人都能想到的，國際玩具理事會沒有對自己設置什麽限制性的規定。

　　比如就加班時間這個問題而言，這項準則規定了一個工人一周工作不應超過 72 小時，最長加班時間為 32 小時。然而，中國勞動法規定工人一周工作 44 小時，一個月的加班時間 36 小時。

　　這個準則不僅沒有雄心，而且允許不遵守法律的工廠獲得“合乎道德”的認證。

　　一個不透明和不可靠的機制

　　IETP 的認證已經多年被公益組織詬病不獨立、不透明、無效。

　　這個機構的確是僅由公司代表運作和管理，沒有工人代表或者民間社會組織參與其中。

　　它認證了成千上萬的工廠，但是沒有發布過他們聲稱的年度審計報告。

　　並且他們使用的參考體系（IETP 清單）甚至不能保證符合中國勞動法的規定。

　　IETP 的審計在揭露侵犯人權和確保品牌方救濟受害者方面是無效的是意料之中的事。

　　美泰的承諾只是假象

　　美泰在自己的網站上寫著：“提升供應鏈資源篩選的道德標準是我們做生意的方式。”25例如，美泰期待它的供應商是“致力於支持工人的人權，尊重工人，使他們有尊嚴，保持人道的工作環境。”

　　如果遵守這些說法的監測制度是無效的，難道這些聲明不是毫無價值的嗎？

　　此外，這些聲明看起來是只針對供應商，不針對它自己的工廠。最後，美泰解釋說：

　　“除了在特殊的商業環境，供應商不應該要求工人每周工作超過 66 小時，或者超過本國法律的更低的工作時間規定。”

　　因此它不僅忽視了 ICTI 準則中的行為規定，也公開承認本國法律可以因“特殊的商業環境”而被無視。

　　美泰建立了自己的遊戲規則，和對於哪些原則需要被尊重、如何被尊重的控制權。

　　在工廠入口處給工人量體溫，工廠的行為似乎沒有受到疫情危機的影響。

　　美泰工廠的性騷擾：早就被知曉的問題

　　多年前，美泰就可以解決它工廠裏的性騷擾問題。

　　美泰集團的獨立審計機制建立於 1997 年——國際公司責任（ICCA）的報告一直無法在網上看到——幾年前，曾在墨西哥的報告中提到這個問題。

　　2004 年，針對兩家墨西哥工廠的審計報告證實一些工人“是言語傷害的受害者，還被同事性騷擾。工人們還證實，他們覺得管理者對工人關心和投訴的事情毫不在意。兩家工廠都發現了實際發生或者可察覺的對工人的性騷擾行為。”26在其中一家工廠裏，30%的被調查者報告了虐待。還有 13%的女性曾察覺到至少一次性騷擾。當女工在工廠裏走動時，男工對她們吹口哨是很常見的。

　　最後，兩家工廠中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說他們害怕因為舉報性騷擾而失去工作。

　　當時美泰說自己很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但是審計報告仍然總結道：“公司的現有努力未能完全奏效，工作場所的騷擾問題，尤其是針對女工的，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三年後，在新的審計報告中性騷擾案例看起來從兩個工廠中消失了。27公司采取了什麽措施並未在 2007 年的報告中被提及，性騷擾問題完全消失無法讓人信服。

　　如果美泰能認真對待性騷擾的案例並且對它的供應商采取有效的措施，它能取得進步。

　　做的像芭比娃娃那樣，不要像美泰！

　　根據美泰的說法：“芭比娃娃告訴小女孩們她們可以成為她們想要成為的人。”

　　經歷了 2012 年到 2014 年銷量的顯著下滑，美泰決定改變芭比娃娃的形象來適應 21 世紀。改變發生於 2015 年的宣傳語：“你可以成為任何事物！”美泰隨後開發了一系列娃娃，她們有更豐富的外形，模仿女明星的特征，比如羅莎.帕克斯（美國黑人民權行動家，抗議黑人只能坐公交車後排的規定）或者芙烈達.卡羅（墨西哥女畫家）。

　　芭比娃娃曾因向小女孩表達不切實際的和性化的女性身體形象而備受譴責，現在她作為一個玩具致力於賦權和反抗性別刻板印象。

　　這一市場宣傳策略使芭比娃娃銷量增長，但是美泰廣告和生產芭比娃娃的女工的工作環境之間的差距卻更加觸目驚心了。

　　缺乏對抗基於性別暴力和騷擾的雄心壯誌

　　IETP 有責任確保玩具被生產於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但它還沒發展出一個真正的方案來打擊工廠裏的性騷擾。

　　沒有具體的規定或者程序被設想出來。這種暴力尚未被玩具產業當作一種風險。然而，這種風險已經被很多其他“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認識到。28在玩具產業，女工通常是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這是否說明在玩具產業中女性的權利被認為是不那麽重要的？

　　IETP 的工具包只是提到了一些性別措施，它們是：禁止肢體暴力，強迫，體罰和騷

　　擾。

　　如，IETP 雇傭的審計人員必須檢查工廠是否有“一個書面政策，處理違紀案件的具體程序”。一個評論說道：這種政策必須包括工人免於任何形式的騷擾和虐待傷害，例如言語和精神暴力、人身脅迫、體罰、恐嚇和威脅。

　　這個評論還說，接受審查的文件必須“有處理任何違紀問題的程序，包括不可接受的行為的指引，投訴程序，調查方法和措施結果。”

　　但僅僅是口頭討論這些要素，沒有任何書面政策，也許對於獲得和維持 IETP 的“合乎道德的”認證是足夠的。

　　美泰還通過了一個內部行為準則，但這個行為準則也是非常不足的。

　　它適用於“美泰家族公司的所有員工，包括美泰公司、費雪公司、美國女孩品牌有限公司，Radica Enterprises Ltd，和其他全球範圍內的美泰的附屬企業”。

　　該行為準則載明：“我們有權在一個不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包括懷孕、生孩子或者相關的醫療情況）、性取向、性別認同、國籍、血統、社會出身、年齡、殘障、婚姻狀況、遺傳信息、退伍軍人身份及其他特征而遭受歧視和騷擾。我們應當尊重我們的同事的權利，始終記得沒有任何騷擾和歧視是可以被容忍的。當我們因某個同事的行為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我們應當溝通。向人力資源部門報告我們看到的或者經歷的騷擾和歧視是我們責任。”

　　很難知道美泰管理的工廠的工人能否主張以上說法，但是沒有關於被禁止行為的定義，沒有專門的投訴程序，沒有紀律處罰和保護（受害者）的措施，這個準則沒有實用價值。

　　更糟的是，這個準則全靠暴力的受害者來告發真相：那麽不敢告發性騷擾的，是不是就是自己的責任呢？

　　在制定打擊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的真正政策的同時，至少要在各級進行培訓，以適應不同的國情和每個職業的特殊風險。

　　美泰對於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毫無雄心壯誌也許是令人驚訝的，以及它寬松的認證標準和閃爍其詞的行為準則。

　　我們的建議

　　美泰必須結束性騷擾

　　美泰的責任

　　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經常被公司忽視，因為他們認為這不是自己的責任。然而，有很多工作場所的因素會助長或者加劇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

　　臨時合同、完成生產指標的持續性的壓力，缺少工會，都會增加針對女工的暴力的風險。

　　通過壓縮產品的價格，設定與法定工作間不匹配的生產期限，要求最大程度上的靈活性，因此一年年的，美泰提供的工廠運行條件始終被觀察到很糟糕。

　　美泰已經被警告過幾次，我們針對它的工廠的新調查顯示性騷擾是存在的，即使不普遍。

　　2019 年 6 月 21 日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一個公約，致力於要求公司采取與其控制程度相稱的措施來阻止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暴力和騷擾。29前述的案例中，美泰直接設立了佛山和東莞的兩家工廠，無法嘗試通過援引供應商的責任條款來逃避責任。

　　跨國公司對那裏的工作條件和所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直接承擔責任。

　　形式上的承諾是不夠的

　　美泰不履行它的承諾的原因很簡單：跨國公司不有效地監測它的供應鏈是否合規，不解決供應鏈裏最基本的問題。

　　就像其他跨國公司，美泰已經聲稱自己有道德責任，但是實踐中它拒絕在它的工廠和供應商的安全和體面的工作環境上花錢。如果美泰只有漂亮的詞匯和表面的措施，生產芭比娃娃和美泰集團其他玩具的成千上萬的女工的境遇不會真的改變只要美泰不建立一個有雄心的政策來反對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暴力和騷擾就會繼續。

　　結束美泰不懲罰性騷擾的 8 項要求

　　1. 評估美泰自己工廠和整個供應鏈中的性騷擾情況，公布方法論、結果和采取的矯正措施。

　　2. 美泰應通過一項阻止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的政策，其中包含性騷擾的清晰的定義，一個簡單易懂的投訴程序，對加害者的內部紀律處罰和對受害者的保護和補償措施，以此向雇員和商業夥伴明晰美泰針對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的零容忍政策。

　　3. 要求所有商業夥伴都有一個完善的可操作的投訴機制，向所有女性員工提供能夠確保匿名的投訴救濟，保護她們免於報復和設置對加害者紀律處分，包括開除。

　　4. 開展風險評估，考慮到歧視、濫用權力關系和性別相關的文化、社會規範引發的增加暴力和騷擾的風險和危險。

　　5. 支持受害者，通過為她們提供特殊的社會權利，法律、心理和必要的財務支持。

　　6. 確保當地機構能夠組織工人、主管和資方接受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的培訓，告知他們工作及工作之外的救濟途徑。

　　7. 停止使用 ICTI 和 IETP 的認證系統，確保在工廠裏工人的基本權利被尊重。

　　8. 加入國際框架協議，或者女性和人權組織的協議，包括供應商和分包商。30遠景：建立一個公司的國際規則

　　全球內，35%到 50%的女性曾在工作中遭遇過不合適的言語或者手勢，討厭的肢體接觸或者其他形式的性騷擾。31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認定，暴力和騷擾在全球範圍內的工作場所廣泛存在，並且影響所有國家，所有領域和所有機構。

　　對人權的侵犯

　　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和騷擾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景中。它們侵蝕人類尊嚴，與體面地工作和社會正義不相容。

　　一些女性受害更嚴重，因為她們遭受其他形式的歧視，與她們真實或者可感知的移民身份、來自的地方或者性取向有關。

　　2019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特別強調在全世界範圍內，工作中的暴力嚴重的、廣泛地阻礙著女性的就業權。32企業有責任尊重人權

　　工作場所中基於性別的暴力經常被雇主忽視，他們不把這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即使有很多職業的因素會助長或者增加這種暴力。

　　跨國公司，比如美泰，在停止它們的供應鏈中的基於性別和性的暴力扮演著重要角色。

　　我們看到 20 多年來，一些大公司通過的憲章、行為準則和其他自願性標準，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跨國公司有義務確保他們的商業活動不會侵犯人權，如果他們侵犯了人權，應當為此負責。

　　約束跨國企業

　　我們三家機構都積極倡導通過一個關於跨國公司和人權的聯合國公約。

　　這個公約必須要求跨國公司對自己侵犯人權的活動負責，將女性遭受的特定傷害考慮

　　在內。

　　另一方面，2019 年 6 月 21 日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一個國際標準，譴責工作場所基於性別的暴力。

　　國際勞工組織 190 公約及其所附建議沒有特別提及企業的供應鏈。但是公約載明“批準這個公約的國家應當尊重、提升和實現所有人在工作中免於暴力和騷擾”。

　　公約的第九條要求國家通過立法要求雇主采取“合適的措施與他們的控制程度相稱”

　　來辨別、評估和阻止暴力和騷擾的風險，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咨詢工人和他們的代表的意見。

　　亟需更多國家批準和後續落實國際勞工組織的 190 公約。

　　報告的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中國勞工觀察位於紐約，2000 年由一位中國流亡國外的工人創立，致力於譴責“世界工廠”的工作環境。

　　這家公益組織定期發布調查報告和告訴工人他們的權利，這些調查是由那些曾在中國最大的工廠中工作的工人開展的。

　　Solidar Suisse

　　瑞士團結工會是一個公益組織，關註體面的工作環境、民主參與和社會正義，它在四個國家由超過 60 個項目。

　　瑞士團結工會通過倡導活動給最貧窮的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參與者施加壓力來結束侵犯人權的行為。

　　ActionAid France

　　ActionAid France 是一個聯盟被認為是一個公用事業單位，它將 40 多個國際團結工會和上百位社會活動家組織在一起。1983 年建立以來，這個聯盟已經遊說政治和經濟決策者幫助那些為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抗爭的人發聲。

　　此報告的出版由法國發展署提供資金支持。報告的內容由 ActionAid France 負責，不代表 AFD 的觀點。

　　東莞長安美泰玩具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東莞長安美泰玩具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 2019年 6月 11日，法定代表人蘇德興。企業的登記註冊地址是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長東路 51 號。 長安美泰玩具二廠是其前身。

　　根據墻上的宣傳欄內容顯示，該廠最早建於 1986 年，員工 2300 多人。網上查詢其工商信息顯示最早註冊於 1989 年，位於東莞市長安鎮第一工業區，工廠主要生產塑膠玩具“美國女孩”“芭比公仔”等。

　　然而我們的調查結果卻與此說法南轅北轍。長安美泰的工人長期在語言暴力的環境中工作，性騷擾者有恃無恐；工廠裏部門繁多，工會、婦聯、團支部、黨支部等部門一應俱全，但是大部分工人卻不知道這些部門的存在或者從沒接觸過，也不相信他們能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除了每天即使延時下班也必須完成的生產指標，絲毫看不到工廠鼓勵的主人翁精神和團隊精神。

　　基本信息：

　　工廠名稱：東莞長安美泰玩具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第一工業區

　　聯系方式：0769-85312683

　　主要產品：塑膠玩具

　　產品品牌：美泰玩具

　　員工數量：2300 人左右

　　訪談工人數量：22 人

　　訪談工人男女比例：8:14

　　訪談工人所屬部門：裝配車間、唐膠車間、移印車間訪談方式：面對面訪談、微信聊天第一部分：入職與離職

　　招聘條件：

　　根據網上搜索到的招聘信息，長安美泰玩具有限公司招聘普工要求1到3年工作年限，初中以上學歷。基本要求是“年齡不限，性別不限”。調查員進入工廠之後，發現廠裏的大齡工人的確比其他廠多一些。也有不少大齡女工說自己來這裏就是因為年紀大了其他廠不要，長安美泰不限制年齡。但也有一位大齡女工覺得“管理層不喜歡自己，因為自己年紀大。覺得他們更喜歡年輕的工人招聘方式： 現場面試招聘。

　　面試過程：

　　調查員首先致電百度中查詢到的美泰玩具廠招聘電話，確認該廠的確在招聘普工。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告訴調查員工廠面試辦公室的地址（不在工廠裏）和交通路線後，調查員便乘車準備去面試。到達工廠面試辦公室之後，面試的工人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證。然後工作人員要求所有求職工人先做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通過檢測的人才可以做面試和入職體檢。做完核酸檢測之後，求職工人填寫“應聘意向表”，選擇自己想去的車間。當時面試人員說只有移印車間和搪膠車間兩個車間可以選擇，調查員選擇了移印車間。

　　核酸檢測結果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拿到，所以調查員不得不在附近的小旅館裏住了一晚。

　　第二天順利通過核酸檢測後，調查員和其他 9 個人一起參加面試，面試內容是詢問過去做過什麽工作，然後伸出雙手給面試人員看。有一個女性未通過面試，理由是手部有紋身圖案。但是招聘啟示中並沒有說明不能有紋身。

　　入職體檢：

　　通過面試的人被帶到附近的醫院做入職體檢，核酸檢測和入職體檢費用都是工廠承擔。

　　入職體檢流程如下：領取工廠發的體檢通知單，帶好身份證，工廠會派車將面試工人全部帶到門診部；去門診二樓登記照相，領取《體檢個人信息表》；然後依照模板填寫該表，根據門診指示牌分科接受體檢；所有項目檢查完並且由檢查的醫生簽字之後交表給內科醫生；在指定地點候車，回到面試辦公室。

　　調查員最初申請到移印間工作，被告知需要接觸苯和噪聲。她的體檢的項目包括：內科常規、血壓、耳科、皮膚檢查、外科檢查、問診、純音聽閾檢查、肝脾 b 超、心電圖、尿常規、ALT、血常規。體檢項目中除了血壓一欄中有檢查結果，肝脾 b 超被打勾之外，其他項目只有醫生簽名，沒有註明體檢結果。

　　經過入職體檢，調查員被面試工作人員告知“體檢不合格”，但是未告知具體不合格的項目。雖然體檢不合格，但是可以去不需要體檢的裝配車間工作。調查員詢問不合格的體檢項目是什麽，面試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回答。調查員問能否看自己的體檢報告，工廠面試工作人員讓她過兩天上班了去廠裏的招聘部門拿。但是上班後調查員的工作時間與管理體檢單的招聘辦公室上班時間重合，調查員每天只有兩次每次 10 分鐘休息時間，沒辦法趕到辦公室索取自己的體檢報告。一直到調查員辭職，她也沒有收到自己的詳細體檢報告。

　　入職培訓：

　　調查員收到面試工作人員發放的《新員工安全培訓告知卡》，卡上寫著新員工在第一個月內會有至少 24 小時的安全培訓，卡上詳細列出了每項培訓的時間長度。

　　調查員和其他準備入職的工人一共接受了 4 個小時的入職培訓，算 4 個小時工資。內容包括：崗前培訓、分配車間、熟悉車間、安排宿舍。這 4 小時的培訓內容讓調查員和其他面試工人覺得信息量密集、非常疲憊，理解的效果並不好。其中廠級培訓的三個項目花了 1 小時快速講解（新員工安全培訓告知卡上要求 4 小時），車間培訓花了20 分鐘（新員工安全培訓告知卡上要求 8 小時），其中未提及 ISO9001、GSV、IETP、安全標準化基礎知識，車間走火路線圖，車間垃圾分類管理及化學品認知，車間安全的部分。班組培訓中的三項：設備危險源講解、設備操作 SOP 講解並試做和班組安全設備/事例分享，均未獲得培訓，新員工安全培訓告知卡上要求 12 小時。

　　進廠開始上班之後，調查員的組長給調查員示範了 2 次如何包裝產品。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培訓。詢問其他在廠裏工作時間超過 2 年的女工，也都說沒有接受過 24 小時的培訓，情況都跟調查員的一樣，入職之前有一個下午的帶薪培訓，大約 4 個小時。進廠之後不會再有培訓。

　　崗位分配：

　　調查員去面試時，招聘人員說只有唐膠車間和移印車間可以選擇，調查員選擇了移印間。一個比調查員晚到 1 小時面試的女工卻被告知除了以上兩個車間之外還可以選擇裝配車間。後因調查員體檢某項不合格，未能被移印車間錄用，被分配到了無需體檢的裝配車間。

　　整層裝配車間有 5 個裝配生產線，1 個梳發組。一共有 9 個管理人員，其中 2 個男性組長（也稱為拉長），其他 7 個組長均是女性。1 個男性組長助理（也稱為助拉、走位），4 個女性組長助理。調查員所在的生產線分為三個小組，每個小組一共有 15 個工人，加上管理人員這條生產線一共有 50 人，大約 20 個男工，30 個女工。其他 4 條生產線上也大約都有 50 人左右。梳發組的工作模式是 2 個工人在一張桌子上為芭比娃娃梳頭發，不是生產線的傳統形態，梳發組大約有 20 張桌子，40 人。工人以女性為主。

　　男女工的工資沒有差異，男工的崗位基本是操作機器的崗位和打包裝箱的崗位，女工主要在需要手指精細勞動的包裝商品小零件的崗位。通常這些需要包裝的小零件是芭比娃娃的小高跟鞋、小眼鏡、小背包等，體積非常小，大約跟成年女性的一個指節差不多大。

　　調查員發現同一個生產線上的男工能比女工稍微自在些，不怎麽忙的時候男工可以在車間自由走動、玩手機、帶耳機聽音樂。調查員說很少見到女工在工作時間做這些的，甚至還有女工為了能完成每天的生產指標，在上午下午休息時間、午飯時間都不會離開工位，她們會坐在那裏趕工完成指標。上班的第一天，調查員就看到組長助理和走位拉長罵一個女工：“傻逼，忙到傻了嗎？！”當然，也有男工被罵。

　　未成年工人：

　　工廠招收暑期工和長期工，要求年滿 18 歲。但是一位工友告訴調查員，裝配車間就有一個男工實際年齡是 17 歲，但是借了其他年滿 18 周歲的人的身份證，進廠打工。大家都知道他未滿 18 周歲。他的崗位、工資和其他成年工人沒有差別。

　　試用期：

　　工人有 1 個月的試用期，試用期的工資數額與正式入職後的沒有差別，都是 11.21 元/小時（約等於$1.68/小時）。試用期工廠不會給工人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成為正式工之後工廠才會給工人購買這些。

　　辭職程序：

　　長安美泰的人員流動性很大，只能選擇每周的周二和周四離職。

　　試用期工人離職需要提前三天，超過試用期的員工離職需要提前一個月填寫和提交一份《員工離職通知書》，而非“申請書”，從表格的名稱來看，離職只需要提前通知不需要領導批準。離職程序種要求工人簽名後把通知書交給部門主管簽名。

　　如果工人擅自離職，未通知工廠，廠裏的辦公室會在一個月後打電話通知擅自離職的工人回到廠裏辦好離職（主要是繳回廠卡）手續後才結算工資。

　　廠內有離職自助打印機，但是只有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8 點到 10 點之間可以使用。員工離職後工資會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結算並發放到工資卡內。調查員申請周四離職，第二天下午 5 點前收到了工資。

　　《員工離職通知書》中列有 9類離職原因，每一類離職原因中還分別包含 1到 5種不同的詳細原因，但是只允許離職員工選擇 1 種詳細原因。

　　超過試用期的正式工人提出離職申請後，工廠會舉行挽留會和問題反饋會，車間領導適當勸說工人留在廠裏繼續工作，並收集離職原因和對廠裏不滿之處的反饋。調查員上班期間遇到一個大齡女工離職，這位女工告訴調查員，大部分工人反饋的問題都是工資低、夥食差的問題；但是工人們提出的問題，不會馬上得到領導層的回應，所以大家不知道這個問題反饋會能有什麽作用。

　　第二部分：勞動合同

　　簽訂程序：

　　通過面試和體檢之後，工廠會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需要填寫姓名、性別、工號、學歷、婚姻狀況，然後簽名和日期，工廠會給工人一份勞動合同副本。

　　勞動合同包括的條款有：

　　一，勞動合同期限，采用固定期限，試用期一個月；二，工作地點和工作內容；三，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四，勞動報酬；五，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六，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七，合同的變更、續訂，八，合同的終止；九，調節與仲裁；十，服務期與競業限制；十一，其他，合同的附件是《入職須知》和《員工手冊》，與合同有同等效力。

　　第三部分：工作時間與生產指標

　　工作時間：

　　長安美泰沒有明顯的旺季和淡季上班時間的差別，因為所有工人不管什麽季節進廠都是每天工作 10小時，一周工作 6天。分為長白班和夜班兩班制。加班時長一般在 80 多個小時每個月。

　　上班時間 休息時間

　　長白班 7:30~18:00 50 分鐘

　　長夜班 19:30～6:00 50 分鐘

　　長白班的工人早上 7 點 16 分最早可以開始打卡進入車間，早於 7 點 16 分進車間打卡無效。正常上班時間到下午 4 點結束，4 點到六點是加班時間。

　　長白班的工人中午只有 30 分鐘的時間吃午飯，這包括了從車間走到餐廳的時間。中午餐廳經常有工人排長隊等著吃飯。調查員經常會擔心如果自己吃飯慢可能會下午上班遲到，影響按時打卡。因此吃飯常常是狼吞虎咽，選擇一些吃起來比較快的餐飲，比如湯面。剛開始上班的前幾天吃午飯，調查員感覺飯都沒有完全咽進肚子裏就要趕快走回車間。中午完全沒時間吃完飯去上廁所。組長會站在生產線上看著所有工人按時回到工位。

　　除了 30 分鐘午餐時間，上午 9:40 到 9:50，下午 15:30 到 15:40 各有 10 分鐘的休息時間。如果在非休息時間工人需要上廁所或者去喝水，也可以去。兩次 10 分鐘的休息時間車間會通過廣播放音樂或者表彰優秀員工的廣播節目。

　　夜班也有 50 分鐘休息時間。晚上 21:40~21:50 休息 10 分鐘， 淩晨 00:00~00:30,有半小時吃夜宵的時間，半夜 03:30~03:40 休息 10 分鐘.早上 6 點下班。

　　長白班和長夜班都只有 50 分鐘的休息時間，雖然非常短，但是仍有不少女工選擇不休息。休息時間和午飯時間都繼續坐在工位上趕工，為了能把當天的生產指標完成。

　　生產指標

　　調查員所在的生產線每天生產指標都在 1300 個到 1400 個之間，每天略有差異。大部分工人可以在 10 小時內完成這些指標，但是會非常疲憊。調查員第一天上班，沒人指導她使用機器，她只能自己一邊摸索一邊盡量快的完成指標，晚上回到宿舍胳膊疼的擡不起來，甚至只是輕輕碰一下就覺得疼。忍不住在宿舍裏哭起來。後來調查員也因為工作量繁重而出現眼睛紅腫的情況，她隔壁工位的大哥也時常眼睛紅腫，甚至在上班時打瞌睡。

　　調查員所在的長白班生產線曾偶爾出現過延遲下班的情況，因為當天的生產指標還差很多沒有完成，因此整條生產線的工人都被留下做完才能下班。但是下班打卡的時間仍是 18:00（準時下班的時間）。延遲下班的時間不會被算入工時，也不會計算相應的加班費。如果當天的生產指標只差很少未能完成，組長和拉長會被留下繼續做完，其他工人可以按時下班。調查員經歷的延時下班時間大約在 30 分鐘以內。

　　也正因為如果當天指標沒有完成，組長和組長助理可能會被留下繼續做完，組長和組長助理對車間裏的工人態度非常苛刻，時常開口責罵工人：“怎麽做的那麽慢？”或者“傻了嗎？站在那裏幹什麽，還不快去幹活？”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廠裏另一棟樓裏有另一個裝配車間，每天的生產指標與調查員所在的車間相同。但是另一個裝配車間的工人總能提前 1 個小時完成當天的生產指標，完成後就在車間玩手機或者聽音樂，等著 6 點下班。調查員了解到他們做的快的原因是，那個車間的組長普遍不怎麽罵人，還鼓勵工人“早點做完就可以休息”。因此工人工作積極性很高，速度快。而調查員所在的車間充滿語言暴力，工作氣氛壓抑，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也隨之降低。

　　第四部分：請假和休假

　　申請不加班的請假程序：

　　勞動合同的第三項“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第二條規定工人如果不願意加班，可以提前 3小時通知上司後不加班。請假的流程不復雜，在不忙的時候組長不會阻攔工人請假。

　　但是在當天生產指標很多的時候，組長會不允許工人請假。因為生產指標是一個組的共同任務，不是分配給每個工人的任務，如果一個人請假，其他人就需要多做，把請假的人的工作量補上。因此組長、其他工友都不喜歡別人請假，因為會增加自己的工作量。經常請假會讓組長和其他工友厭煩、有意見。因此調查員即使覺得很累了，也不敢輕易請假不加班，自己是新來的，請假了容易跟其他工友關系不好。

　　調查員了解到，工廠也允許工人請病假，有醫生開的病例就可享受病假待遇。有兩位女工因痛經而請假，調查員問男性組長痛經能否享受病假待遇時，那位男性組長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痛經通常很難拿到醫生開的病例，因為都是突然發作，沒有足夠的時間從廠裏走到診所或者醫院排隊、掛號、問診、拿病例，因此有痛經困擾的女工不可能在因痛經請假的時候享受病假待遇，同時當月的全勤獎也沒有了。

　　甚至痛經時順利請假都會遇到困難，調查員觀察到兩位痛經的女工請假時，都被組長埋怨“你就不能忍忍，堅持一下？”還會拖延請假程序，其中一個女工提出請假後一小時，組長才勉強同意她回去休息。

　　休假：

　　勞動合同第三項“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的第三條中規定，長安美泰廠的工人可以享受法定節假日、年休假、婚假、喪假、產假、陪產假等帶薪假期。但調查員訪談的工人中沒有人享受過除法定節假日之外的帶薪假期，他們不了解自己有這些假期，雖然每個人都簽訂了勞動合同，自己沒有認真看過，也沒有人向他們解釋過合同條款。工人們習慣性的只看工資是多少。

　　工廠墻上貼著女工申請產假的程序流程圖，懷孕三個月後可以向廠裏提交《計劃生育信息表》，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懷孕女工可以按產檢的需要提交請假條享受產假待遇。

　　但是幾位在廠裏工作多年、並且已經生育的女工表示，很難在廠裏上班堅持到生孩子之前，所以沒聽說哪個女工享受過產假待遇。這些都只有廠裏的管理層女性才能享受到。因為生產線、車間裏勞動量大，很疲憊，還要上夜班，甚至接觸化學有毒品，這些都對懷孕很不利。有一位女工在懷孕之後告訴了車間主任，主任沒有主動減少她的夜班排班，只有在她提出申請不上夜班之後才安排了全白班。但即使這樣，工作量對於一個孕婦來說仍然很繁重，這位女工後來覺得廠裏工作太累了不適合懷孕，自己離職了。女工們不願冒著流產的風險繼續在廠裏工作到生孩子。

　　第五部分：勞動報酬和福利

　　工資：

　　根據入職培訓時的介紹，基本工資是 1860 元 (279$)，加班基數 1860 元/月計。除工資之外還有可能獲得不同種類的津貼：全勤獎 150 元/月（約 22.50$），夜班補貼 260元/月(39$)，膳食補貼 260 元/月（39$），成長津貼最高達 140 元/月（21$, 沒有被訪談的工人知道這是什麽，也沒人領到過這項津貼），工序津貼最高達 280 元/月(42$)，技能津貼最高達 330 元/月（49.50$）比如梳發崗位可以考級，一級獲得津貼 150 元/月(22.50$)，二級津貼 250 元/月(37.50$)，三級 330 元/月(49.50$)，高溫環境下有高溫補貼，特殊崗位有崗位津貼，另有法定節假日工資和有薪假期。

　　長安美泰的宣傳欄裏有一張各個崗位的“最高收入”參考表，如果工人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工作 11 小時，各個不同崗位每月最高可以獲得 5200 元(780$)到 5800(870$)元之間的工資。實際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資大約在 3500 元(525$)到 4500 元(675$)之間，上夜班、接觸化學品的工人工資會高於其他工人一些。夜班每天有 20 元(3$)夜班補貼，接觸化學品的噴油車間也有 280 元/月(42$)補貼。

　　一位試用期工人今年 8 月上班 12 天，周末加班 3 天，每小時工資是 11.21 元(1.68$)。8 月正班時長 96 小時，正班工資 1076.16 元(161.42$)。周一到周五加班 24 小時，周末加班 30 小時，加班費 1076.16 元（161.42$）。膳食補貼 150 元（22.50$），其他扣補 134.52 元（20.18$）。收入合計 2436.84 元（365.53$）。其中“其他扣補”項目沒有被訪談的工友知道是什麽內容，但因為是廠裏發給工人的，不是從工資中扣除的項目，所以大家不知道但也沒有人向廠裏提出疑問。他的收入中扣除了住宿水電費62.52 元(9.34$)，醫療金 2 元(0.30$)。扣除之後實發工資 2372.32 元(355.85$)。

　　這兩位試用期的工人小時工資與正式工的小時工資一樣都是 11.21 元(1.68$)，工資單中的膳食補貼、其他扣補和住宿水電費按照他上班時間不滿一個月的比例發放和扣除，但是 2 元(0.30$)的醫療費卻按月足額被扣除了。雖然 2 元非常少，但是不少工人表示廠裏醫務室工作人員態度冷淡，提供的藥物沒有作用。車間裏的急救箱位置偏高，而且帶鎖，使用起來不方便。每月交 2 元(0.30$)的醫療費不知道幹了什麽，廠裏2300 多個人，一個月也有 4600 多元(690$) ，比一個工人一個月每天工作 10 小時、上班 26 天的工資還多。

　　長安美泰沒有給兩位試用期的工人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

　　宣傳欄中說，如果工人每月堅持工作 26 天，每天工作 11 小時，最高工資可以達到5200 元（780$）至 5800 元(870$)不等。但是這位正式入職的工人一個月工作了 26天，每天工作 10 小時（比宣傳欄裏建議的 11 小時少 1 小時），有 500 元(75$)的夜班補貼，150 元(22.50$)的全勤獎，但這位工人的工資 4320 元(648$)與工廠宣傳的“選擇夜班、堅持全勤，挑戰復雜崗位三不誤”最高工資還是相差 1000 元(150$)左右。

　　保險：

　　工廠會給超過試用期的工人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四項。

　　繳納標準是所有工人都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1720 元繳納。我們不清楚工廠是否購買生育和工傷保險給工人。

　　試用期的員工，工廠不購買以上保險。《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二條規定：

　　“社會保險基金按照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從勞動法該條的規定，可以確定只要建立了勞動關系就應當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勞部發［1996］354 號《勞動部關於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若幹問的通知》第 3 條的規定，試用期包括在勞動合同期限中。也就是說，試用期同樣屬於勞動關系的存續期間，因此，試用期內用人單位也應當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

　　娛樂設施：

　　在長安美泰的廠區二樓有兩個指示牌，寫著“員工服務中心”。其中有：康樂中心、圖書室、卡拉 ok 房、電腦培訓室、黨支部、工會、共青團活動室、流動人口計生協會。

　　調查員去過康樂中心，但是門鎖著。聽其他工友說只有在廠裏組織活動的時候，它才會開門。卡拉 ok 室也沒有開門。圖書室和電腦培訓室開著門，墻上貼著開門和關門的時間，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 7:30到晚上 10:30，但是開門時間並沒有嚴格按照墻上的規定，因為平時上班時間基本沒有工人能去。除此之外調查員還看到廠裏有“美發室”的指示牌，但是因為每天上班 10 小時，每周只休息一天，實在太累，大部分工人對於去美發並沒有興趣。

　　第六部分：住宿與餐飲

　　工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住廠裏的宿舍和是否在廠裏的餐廳吃飯。選擇住在宿舍和在廠裏的餐廳吃飯，工人需要付費，廠裏提供每天 10 元（1.50$）膳食補貼。

　　住宿環境：

　　廠裏宿舍分兩種：一種是普通房間，沒有空調，52 元/月(7.80$)；空調房 102 元/月(15.30$)。空調房並不是工人 24 小時可以隨時開空調，而是每天夜間特定時間統一開空調，早上 8 點到下午 4 點，晚上 8 點到淩晨 4 點，分配給上白班和夜班的工人各 8 小時開空調。工人可以選擇開或者不開，開多少度。兩種宿舍都是 8 個人一間，有些房間住不滿。每間宿舍有上下鋪的床、鐵皮櫃給工人存放自己的物品。

　　廁所和浴室在每層宿舍樓的兩邊，一層樓的工人公用。每層宿舍樓的公共空間裏還提供洗衣機、吹風機可以使用。公共洗衣機需要付費使用，每次 3 元(0.45$)，自己掃碼使用。

　　公共浴室提供熱水洗澡，有兩種方式取得熱水：1，用水桶從水管中接熱水，自己提到浴室裏用毛巾或者水瓢從桶裏取熱水洗澡；2，辦理水卡插卡後從蓮蓬頭裏流出熱水，洗澡。第一種方式，用水桶接熱水的方式完全免費，第二種方式，辦水卡用熱水，前10 分鐘免費用熱水，超過 10 分鐘開始收費。調查員所在的宿舍沒有一個人辦卡用熱水，主要是不想花錢。宿舍裏的一位大姐說“每個月工資不多，能省就省。”

　　不少工友不願住在宿舍，因為價格沒有比外面租房便宜很多，而且宿舍裏沒有獨立的廁所和浴室，8 個人合住一間，個人空間很狹小。

　　沒有空調的宿舍每人每月 52 元(7.80$)，一間宿舍 8 個人一共交給工廠的月租是 416 元(62.40$)。帶空調的宿舍每人每月 102元(15.30$)，一間宿舍 8 個人一共交給工廠的月租是 816 元(122.40$)。工人在外面租房，一個單間帶洗手間和浴室、電腦的房間總花費在 600(90$) 到 800 元(120$)之間，但是可以自己一個人住。一位女工提供了自己今年 9月 20 日到 10 月 19 日，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費、網絡費收據。其中租金 430 元(64.50$)，水費 10 元(1.50$)，電費 143 元(21.45$)，網絡費 50 元(7.50$)，一共 633 元(94.95$)。

　　相比之下，工人們覺得宿舍的性價比並不高。經濟壓力不太大，不需要養孩子的年輕工友中不少人都自己在廠外租房住。

　　男女混合住宿的宿舍樓情況：

　　廠區內有一棟宿舍樓裏混住著男工和女工，但分住在不同的樓層。女工住1樓到6樓，男工住 7 樓和 8 樓。男工住男工不許進入女工住的樓層，在樓梯間有明顯的標示示意男工不得隨意進入女工宿舍。

　　如下兩圖所示，宿舍的墻上、樓梯上都貼著告示，說：“敬告！本入口已經安裝高清監控錄像系統，男工進入女工宿舍樓層（後勤維修人員除外），將按廠紀廠規處理。如有違法行為者，一律移送公安機關處理。保安部”。“女工宿舍，男士止步”。

　　有一天調查員洗完澡穿著睡衣未穿內衣，在宿舍樓散步休息，想走到三樓的陽臺坐一會。那裏擺著幾張桌子和椅子，可以坐著。但調查員走過去之後發現有一個男工坐在那裏，跟一個女工聊天。調查員覺得非常尷尬，因為她沒有穿內衣。立刻轉身走回宿舍。

　　走回宿舍的路上調查員正好遇到宿舍管理員，便立刻向她投訴，女工宿舍有男人進來了。宿舍管理員滿不在乎，說“又沒進宿舍，怎麽了？”回到宿舍之後調查員問其他女工，“怎麽會有男工在女工宿舍樓層裏？”其他女工說，“偶爾會有男人進來，沒進宿舍就沒人管。”

　　第二天調查員看到宿舍樓裏張貼著《宿舍服務訴求與承諾》宣傳頁，男工違反宿舍管理規定進入女工宿舍。宿舍“男士止步”的管理制度形同虛設。

　　餐飲：

　　廠區有一個餐廳，外包給了一家餐飲公司負責。工廠給每個工人工作日（每周一到周六）10 元(1.50$)餐飲補貼，吃飯可以選擇兩種方式：

　　1，先吃飯後付費，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從工資裏定額扣除每天的餐費。選擇這種方式，不能自由選擇每頓吃什麽價位的飯菜，早餐 2元(0.30$)，中午和晚飯只能選擇 6元(0.90$)的套餐。6 元套餐是最簡單、最便宜的套餐。

　　2，工人先充值，刷卡消費。選擇這種方式工人需要先自己去給飯卡充值，然後可以隨意選擇自己想吃什麽，刷卡付費即可。

　　調查員訪談的幾位工人都覺得餐廳的飯難吃，“有時候鹹的要死，有時候一點味道都沒

　　有。”而且餐廳的飯菜肉很少，只有幾片。而且工人們都是長白班或者夜班，只吃米飯和蔬菜，容易餓。但是因為中午休息吃飯只有半小時，時間很短，很多工人還是選擇在餐廳吃。工人說午餐配的湯就是白開水加上幾片菜葉。

　　因此不少工友會在宿舍裏自己煮一點東西吃，不去餐廳吃飯。宿舍樓裏有一個公共廚房，但是已經很久沒有開放了。調查員詢問其他工友不開放的原因，是電路出現了故障。工友們一般是買一個小電鍋，通電後可以加水進去燒開，然後把肉、菜、面條、米粉等食材放入開水裏繼續煮熟。煮熟後加一些調味料就可以吃了。這樣花 6 塊錢買些肉菜能比餐廳裏的 6 塊錢(0.90$)套餐吃的好一點點，更符合自己的口味。但工友說如果真的想吃的比較營養，比較健康，一天三餐自己買肉菜煮飯也要花 20(3$)到 30 元(4.50$)。很多工人舍不得花這麽多錢吃健康營養的飯菜，因為每月工資有限，不少人還要匯款回老家給老人和孩子。

　　第七部分：生產安全和勞動保障設施

　　生產安全：

　　按照長安美泰自己的規定，所有工人在進廠工作的第一個月內要接受不少於 24 小時的培訓，其中規定由車間技術員負責的“班組培訓”不少於 12 小時，班組培訓包括：設備危險源講解，設備操作 SOP 講解並試做，班組安全-設備事例分享。但是調查員了解到幾乎沒有工人接受過此類 12 小時的班組培訓。因此車間內大大小小的事故不算少，但是每次出現事故，只要是沒有致殘的，車間主任和生產線組長都會禁止受傷工人上報工傷，還會指責受傷工人：“怎麽這麽笨！不是都教過你怎麽做了嗎？”久而久之，不少工人也接受了這種邏輯：受傷是自己的錯，不能怪工廠。

　　班組的組長向調查員示範了如何給材料裝桶：把芭比娃娃和兩份說明書折疊起來，一起放進材料盒子裏扣起來，再把材料盒整個塞進圓筒裏。調查員所在的工位需要使用過膠機給每個小包裝袋封口，過膠機在使用的過程中是高溫狀態，不小心使用手指就會被燙到。但是從第一天上工，到離職，沒有任何人教過調查員如何使用過膠機。調查員上班的第一天只能看著隔壁工位的工人怎麽用，自己摸索。需要封口的包裝袋都很小，更增加了使用機器的難度。使用的過程中多次燙到手指。調查員因為不會使用機器，所以包裝速度很慢，被組長助理罵了幾次速度慢。與調查員在同生產線下一位的男工友也因為調查員做的慢，對調查員態度很不友善。調查員向這位工友問問題，他面無表情從不回答。這讓調查員覺得工作氣氛有些壓抑。

　　有一個工人在的梳發部會經常使用到剪刀，他們每個工位會配備一把剪刀，但是剪刀需要用繩子綁在工具菜籃子的邊緣。以防掉落紮到大腿或腳。下班的時候再由組長統一回收。因為以前就發生過剪刀掉下來紮到工人的情況。

　　另外一個男工說因為他全天接觸過膠機器，他身上會帶有靜電，如果兩個人相互接觸的時候會產生靜電，會有被觸電的感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其他同事會特別討厭他，甚至管理層的工作人員經過他的崗位的時候，也會故意的謾罵他，羞辱他。比如說嫌棄他做的慢，罵他神經病，傻人有傻福。組長還威脅他說，如果你再做的那麽慢，我就把你調走。跟他說給你分配一個新女同事跟你一起共事，你還做不過一個新員工，你好意思嗎？

　　據我的觀察，其實他工作速度並不慢，而且他工作的態度特別細心認真，他每天都很勤快的在不停的工作，從來沒有停下來，甚至有的時候會為了工作的速度更快一點，站著工作。我問他：“為什麽其他的管理層會這樣罵你，你為什麽不反駁？”他說：

　　“已經習慣了。”

　　在移印車間上班，有一位工作年限已有 10 年的女工，工作需要看管機器。有一次我跟她討論是工作過程中受傷了，怎麽辦的話題。她態度堅決且不耐煩，說：“如果受傷了也是因為你自己工作不小心造成的，怨不了別人，跟廠裏也沒有關系。”

　　我說：“那我的手被割傷了，我也是不想的呀，也是不小心割到的呀，那怎麽辦呢？”

　　她說：“那你就要小心啊，別人教你怎麽做你就怎麽做呀，誰讓你那麽不小心呢，再說你這點小傷算得了什麽？只要可以止住血的，你就最好別吭聲，悶頭繼續做你的工作。因為廠裏不會因為你一個人的原因而停下整個產線，還有因為受傷是會對廠裏面造成很多麻煩，需要報告到經理主任廠長那裏，然後還要寫報告會很麻煩。”

　　她說通常的做法是只要受傷不是很嚴重，都不會被當回事兒，即使受傷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她也會跟員工私聊，盡量不要披露就不要聲張。因為那樣也同時會給廠裏帶來負面影響。她還勸告我說，“如果你真的在這個廠裏面適應不了，那你就不要在這裏工作了，你可以直接走，就不要那麽矯情。因為沒有人會管你那麽多。”

　　除此之外，調查員還了解到裝配車間還有這些與生產安全相關的問題：有位女工需要手指上套著小橡皮筋給芭比娃娃梳頭發、綁頭發，手指被勒腫。結果她工作後的一周早上下班，回來突然說她要辭職了。說她受不了了，所以決定當天晚上就提交辭職書了。另外一位女工因為機器漏電被電到胳膊，不能休息，要繼續趕工完成生產指標。

　　相比裝配車間的生產安全問題，噴油車間的問題更為嚴重。噴油車間需要每天接觸化學品，有工人反應下班後自己鼻孔裏都是噴油使用的油。他們沒有專門的防護面具，只是比其他車間的人每天多領一個藍色口罩，可以上午一個、下午一個換著使用。

　　噴油車間的工友告訴調查員，噴油車間每年 5 月會做體檢，體檢不合格的工人會被調去其他車間工作，體檢合格的工人繼續留在噴油車間工作。這位工友已經在噴油車間連續工作 5 年。

　　搪膠車間的男工友上班兩天後手上磨了兩個水泡，沒有手套。

　　第八部分：消防

　　工廠的車間和宿舍區都有滅火器、消防栓和緊急逃生通道，每年廠裏會舉行兩次火警演習，一次在車間區域，一次在宿舍區域。

　　但是調查員發現車間的防火門需要刷卡才能打開，這會造成安全隱患。而且雖然廠裏有消防栓和滅火器，但是調查員沒看到設備上有保質期的標牌，不知道這些設備是否還在有效期內。雖然廠裏規定入職培訓必須講解 0.5小時關於車間走火路線圖，但是在調查員接受培訓時，並沒有接受這個主題的培訓。

　　第九部分：獎懲管理

　　除了工資裏的欄目之外，工廠裏設置了不少獎懲制度。大部分獎勵和懲罰制度都流於形式，只有關系到產品質量的才會被嚴格執行。

　　獎勵制度：

　　長安美泰設置了“優秀員工”的表彰制度，由各組組長每周向車間主任上報生產線上工作成績優秀的員工。沒有其他審核環節。每天上午和下午休息時，車間廣播裏會表彰優秀員工。而且每次“表彰”可以當作積分，去廠裏的小商店裏免費換購商品。但是調查員所在生產線的組長每次都只上報自己的名字，沒有聽到過他上報其他員工的名字。

　　每當廣播裏表彰這個組長的時候，其他工友都會笑，說他“一直都在女朋友的位置幫她做，很少回來自己的組幹活。”久而久之，工友們也不再爭取“優秀員工”的稱號。

　　長安美泰還設置了生日兌獎券的制度，過生日的工友會在生日月收到一張兌獎券，可以去廠裏的辦公室兌獎。調查員看到一個長期被排擠的男工友收到兌獎券，但是組長助理並不跟男工友講解如何使用。男工友下班後去了辦公室兌獎，被告知“來晚了，只剩下一包洗衣粉了。”其他工友說兌獎的物品一直都是些不值錢的物品。

　　懲罰措施：

　　在工人們交流工作的微信群裏會不定期的發送“工作失誤記錄表”，列出工作有失誤的工人名單。

　　工作失誤的工人會被組長責罵。如果工作失誤導致嚴重後果，如質量不合格被客戶退貨的話，會扣組長工資，讓組長寫檢討，並且在車間管理層所有人面前宣讀。

　　還有女工曾被保安在宿舍櫃子裏查到私藏了 4 個芭比娃娃和美國公仔玩具，保安拍照之後沒收了玩具。女工一開始很擔心會被扣工資甚至被辭退，但是過了一個多月也沒

　　有任何懲罰措施。不知道保安是否按程序上報了私藏行為。

　　第十部分：工會和投訴

　　長安美泰設置了“美泰之家”，幫助工人解決問題。根據墻上宣傳欄的內容，美泰之家主要提供兩種服務 1，員工心理援助；2，人力資源政策與管理方面的投訴。

　　曾有一位女工因廠內調崗被要求上班時間去做體檢，體檢合格後才能調崗。當月結算工資時，她被計缺勤一天，少發一天工資，而且因此沒有得到全勤獎。女工向會計部門反應考勤計算錯誤，會計部門未能解決。女工又向美泰之家投訴問題，美泰之家的工作人員回復：“解決不了”。女工最終威脅如果不解決就要撥打 12333（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電話投訴廠裏克扣工人工資，這才解決了問題。從此之後，這位女工和其他知道此事的工人不再相信美泰之家真的會幫助工人解決問題。

　　工會：

　　調查員在面試當天接到了面試人員給的《工會入會申請書》，上半部分是工會介紹，下半部分是個人申請加入工會的申請書。每個工人通過面試之後都會收到這份文件，但是幾乎沒有工人記得廠裏有工會。更不知道有了問題可以找工會幫助解決問題。

　　調查員在廠裏的墻上看到了工會的聯絡方式，上面提供了工會的廠內短號碼和手機可以可以撥打的免費 400 熱線，但是 400-8630-086 的熱線始終無人接聽。如果撥打短號碼則需要去廠裏辦公室借用廠內的座機撥打，辦公室裏的人能聽到打電話的內容。這讓調查員不願去辦公室借電話投訴問題。

　　其他

　　另外一位女工在移印車間也需要使用到小剪刀。但是她的剪刀是自己保管。上下班都是隨身帶回宿舍。有一天，宿舍突擊檢查，宿舍所有的刀具利器，包括水果刀，菜刀，剪刀，通通被保安沒收。好像因為以前發生過宿舍裏工友吵架，一個工友用尖的東西把對方弄受傷的情況。這位女工當時在上班去了沒把剪刀帶走，他第 2 天跟保安解釋，然後就把剪刀領回來了。

　　一位女工的丈夫右腿殘疾，走路有點瘸。兩個孩子在老家，公公婆婆照顧，丈夫在東莞虎門擺地攤。她覺得疫情後丈夫生意不忙，所以自己獨自出來工作。休息的時候會去找丈夫。她有的時候工位上的工作忙不過來，會主動找其他同事幫忙做。但自己從來不偷懶。有的時候管理層無緣無故指責她的時候，她也會跟管理層發生爭吵，但她對事不對人，第 2 天還可以跟管理層和好。

　　調查人員日記

　　廠裏太壓抑了，身體很累，工作量很大。目前我接觸的員工大多是進廠兩三個月的，宿舍有 4 個工齡長一點的，兩三年。

　　這個廠流動性很大，每天都有入職離職的，而且過了一個月之後如果還想回來工作都可以再應聘回來。我們拉上有個男孩子已經進進出出好多次了。那天和我一起培訓的10 個人裏面就有 2 個是以前在這裏做過的。所以這個廠培訓基本沒什麽門檻，培訓一下午不收費算 4 小時工資。

　　宿舍好多人，特別是老員工他們都會自己買燜燒鍋自己燜飯做菜吃，粥、面、涼拌菜、雞蛋，基本是用開水燙燙就吃了。本來每個宿舍樓層都有一個公共廚房的，周六周日開放使用，但是聽說因為電線線路問題，現在都不開放了。食堂有三個公共的微波爐可以用。

　　廠裏的公共空間都沒有開放，只有廠裏有活動才開。平時大家沒什麽機會在一起娛樂，除非有熟人才偶爾走動。不知道什麽原因沒開放，我去看了門口沒有張貼任何說明。

　　問人都說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有沒有圖書室之類的。

　　每天每個生產線有指定的工作任務，我們目前做的這個產品每天是 1370 個產品，大概每小時要生產 140 個，一分鐘需要做 2 到 3 個。工作量壓力特別大。聽說以前是 1500個一天，更多。

　　比如我現在的崗位，一個人需要同時完成 6 個不同程序，小眼睛套袋*1370 次+過膠*1370 次，小背包套袋*1370 次+過膠*1370 次，小海綿套袋*1370 次+過膠*1370 次，取打包盒*1370 次。把以上 3 種零件再依次裝進打包盒裏面 1370 次。自己去別的工位拉盒子，大概 10 箱。

　　我第一次做，手忙腳亂的。因為是第一個工位還是新員工，其他都是老員工，她們不幫我還嫌棄我慢。助拉因為我跟她吵架，整我，不讓別人幫我，上午我做了 300 份，下午做了 1000 多份。胳膊摸一下就疼，心裏也累。都累哭了。

　　如果生產線上有工傷（流血，但是沒有到致殘的情況）出現，組長或者助拉會去看一下嚴重情況，如果沒有致殘，只是流血，會幫忙止血。然後指責那個受傷的人說“你怎麽那麽不小心啊！”還不讓說出去有人受傷了。因為一旦上報，會因為一個人受傷，會讓車間主任、管理人員都需要寫報告。他們就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除非是致殘了的那種重大工傷，已經沒法遮掩了，不得不處理。其他只是流血的工傷都不會處理的。

　　經常被組長或者主任這樣指責受傷是自己不小心之後，有不少工友也認為，受傷就是因為自己不小心，是自己的錯，怨不得廠裏面。最好受傷了也不要說，說出去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管理層也不可能讓你說出去的。受了傷就自己忍著，不要說出去。

　　助拉是很忙的，哪裏忙不過來就會去幫忙。但是也有助拉是不幹活，但是會經常罵人，會罵“傻逼”。有個男同事，因為做事情慢，所有管理層都罵他。罵他傻，笨，慢。這個男同事從沒反抗過，覺得就是自己做得慢，不是別人的錯，是自己的錯。管理層會號召大家不要幫助那些做得慢的人，說是幫忙會讓慢的人產生依賴心理，越幫越慢，就讓他自己做。

　　東莞東耀 凱山玩具廠調查報告

　　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於 2006 年 09 月 25 日在東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成立。法定代表人楊啟明，公司經營範圍包括生產和銷售各類玩具、電子零件、電子產品（收音機、CD 機、攝像眼鏡）等。調查員通過電話咨詢得知東耀玩具廠正在招聘工人，便乘車前往東耀玩具廠所在的虎門鎮，但是到達後東耀廠的招聘人員又告訴調查員是在厚街鎮的凱山玩具廠面試、上班。調查員最終上班的廠房有兩個大門，一邊大門掛著“凱山”的招牌，另一邊供貨車進出的大門掛著“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的招牌。

　　上班後廠裏表格、文件裡邊有“東莞東耀”，“萬雄”和“凱山”三種。這樣混亂的名稱讓人困擾。

　　不少工友告訴調查員，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東莞凱山玩具有限公司和萬雄制品有限公司是同一個老板註冊的不同公司。經過查詢我們得得知三個工廠之間的關系是：

　　東莞東耀玩具廠的唯一股東是萬雄制品有限公司，出資占比 100%；東莞凱山玩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衛鋒是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的三位懂事之一。

　　調查員的勞動合同中甲方信息是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下文中為了方便我們將統一稱之為“東耀玩具廠”。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名稱：東莞東耀玩具有限公司

　　地址：東莞市厚街鎮厚街路東溪東路 6 號

　　聯系電話：0769-83062898

　　主要產品：玩具、電子產品零件

　　產品品牌：Mattel, Tomy, Fisher-price, Chicco員工數量：旺季大約 1000 位員工，淡季大約 700 多位員工訪談工人數量： 51訪談工人男女比例：18:33

　　訪談工人所屬部門：裝配車間、手縫車間、保安部，註塑車間，著色車間，采購部訪談方式：面對面訪談、微信聊天第一部分：入職與離職

　　誠聘

　　因生產需要，招聘做 15 天（做至 9 月 30 日）短期合同工包吃包住，工資按勞動法計算：

　　正班 9.89 元/小時 (1.49$)，平常加班 14.84 元/小時(2.22$)，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時 (2.96$)按實際出勤另補貼 10 元/天

　　招聘：

　　短期工（可做 1 個月）

　　一、噴油工 30 名

　　二、裝配工 50 名

　　三、包裝工 30 名

　　四、執色移印工 20 名

　　五、車縫工 20 名

　　六、移印技術員 1 名

　　七、夾具師傅 1 名

　　八、保安 1 名

　　調查員通過電話咨詢東耀玩具廠招工的條件，對方說沒有什麽條件。到了現場之後，面試的文員告知調查員有兩種工可以選擇：短期工和長期工。差別是短期工可以只做一個月，不買社保，隨時可以提出辭職。長期工起碼要做滿一個月，廠裏會買社保，想要辭職需提前一個月跟廠裏提出。工資待遇沒有差別。

　　面試過程：

　　東耀玩具廠並沒有什麽面試問題和程序，負責招工的工作人員只會問工人想做長期工還是短期工，然後給他們相應的表格。

　　調查員選擇了裝配部的短期工，領了兩張表格和如何填寫表格的樣板。兩張表格分別是應聘報名表和背景調查表。另外需要提交身份證復印件和兩張一寸照片。調查員去附近的相館拍照、復印身份證。連同填好的表格一起繳回負責面試的工作人員。

　　需要填寫的兩份表格包含了很多個人及家庭成員的信息，比如家庭成員的住址、工作單位、所學專業，以及面試人員的個人受教育經歷、工作經歷等。面試條件中沒有說明有學歷、工作經歷的要求，但是這兩張表格中卻要求填寫，甚至還要簽名、按手印來確所填寫的保信息屬實。實在讓人不理解這些信息收集了做什麽用途。

　　入職體檢：

　　調查員選擇做短期工，東耀玩具廠沒有安排短期工做入職體檢。其他要求做長期工的工人也不用經過體檢就可以入廠上班。填好以上兩張表格後，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會開“宿舍安排表”給工人，工人帶著表格去保安部找保安帶領安排宿舍床位。

　　入職培訓：

　　安排好宿舍的第二天早上 8 點，所有新入職的工人到招聘處集合，工作人員帶著新員工去宿舍樓 2 樓的培訓師接受入職培訓。

　　入職培訓的第一項是自己閱讀《員工手冊》。然後工作人員會打開電視屏幕播放入職培訓的視頻（ppt 和朗讀配音），點擊完“播放鍵”之後工作人員就離開了培訓室。讓新入職的工人自己看，培訓視頻的聲音毫無感情，非常機械化，接受培訓的新工人幾乎都在打瞌睡。看完視頻之後工作人員發了 10 多份文件資料讓新員工們自己閱讀。培訓全程持續 2 小時，算工資。

　　員工手冊內容包括：公司簡介、廠規、宿舍及飯堂費用解釋、遺失或損壞賠償清單、宿舍管理制度、聘用及任職、出勤規定、薪資規定、培訓、溝通方式、獎懲、其他、附則和自願性與非自願，共十四章。

　　自動播放的培訓視頻 ppt 中說最低工資標準依舊是 2015 年的標準，5 年過去了東耀玩具廠的培訓視頻沒有更新數據。入職培訓視頻還包括法定節假日、有薪假期（婚假、喪假等）、消防演習、勞動安全保護措施、宿舍衛生等內容。

　　入職後，調查員又被要求簽了幾次空白的入職培訓記錄表，但實際上沒有再接受新的培訓。當調查員問相關工作人員：“為什麽又要簽一次？”，工作人員不耐煩的回答：“讓你簽就簽，問那麽多幹什麽。”

　　崗位分配：

　　依據工人在面試時自己選擇的部門進行崗位分配。入職培訓之後，各個部門的組長來到培訓室帶領新工人去廠區。組長向新工人介紹上班打卡的位置和時間，然後工人就可以去生產線等待組長安排工位，一直工作到當天中午 12 點下班。

　　東耀玩具廠 1 樓裝配部大約有工人 60 位，男女比例是 3:2.這個廠區是三個工廠共用，其中東耀玩具廠的工人總數大約 300 人，凱山玩具廠工人總數大約 200 人。2 個組長都是男性，還有一個負責管理物品的管理人員，也是男性。一個 QC 是女性；一個負責統計的管理人員，是男性。還有一個主任，是男性。裝配部只有一個女性管理人員。以上管理人員都屬於東耀玩具廠，只管理東耀玩具廠 1 樓裝配部的工人。

　　東耀玩具廠的另一處廠房有：成品倉庫和維修部、車縫部等部門，根據其他工人介紹大約有管理層 200 人，工人 150 人。東耀玩具廠的工人普遍年齡比較大，最老的工人超過 60 歲。崗位中男女工的工作內容、待遇都沒有明顯差別。

　　試用期：

　　調查員選擇做短期工，合同中沒有約定試用期。長期工也沒有試用期。

　　辭職程序：

　　長期工辭職需要提前一個月跟廠裏提出，短期工提前 10 天提出辭職。需要填寫一份辭職單，每天早上 9:30 可以去辦公室辦理離職手續，離職當天下午 16:30 可以領到工資。

　　辭職申請書的內容包括：姓名、部門、職位、工號、進廠日期、申請日期、離職日期，申請辭職的原因及申請人簽名和時間，辭職申請書的下方是部門主管、部門經理、經理和行政人事部簽名。

　　因工廠搬遷辭職的補償：

　　2019 年 12 月東耀玩具廠將部分車間從虎門鎮工廠舊址搬遷到了厚街鎮的凱山玩具廠所在的廠房內，與凱山玩具廠共用廠房；還有一部分車間搬遷到羅浮的華耀工廠。有一部分工人願意跟隨工廠搬遷，也有一部分工人因為種種原因不願跟隨工廠搬遷。

　　不願搬遷的工人可以獲得一定賠償。賠償的計算方式是按照工人在東耀玩具廠的工作年限計算賠償金，然後從賠償金總額中減去工人每年獲得的年終獎金 1720 元*年數，再減去工廠為其繳納的社保費用的總和。這樣算下來，普通工人的賠償金幾乎所剩無幾。

　　第二部分：合同

　　東耀玩具廠會根據工人的年齡不同，與之簽訂不同種類的合同。低於 50 歲的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超過 50 歲的工人簽訂《勞務合同》和一份《退休人員返聘勞務確認書》。

　　勞務合同：

　　在《退休人員返聘勞務確認書》中寫著“本人在該公司提供勞務期間患病或者發生其他損害的，由本人自行承擔，該公司不用支付任何費用，也無須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在《勞務合同》中約定了返聘期限、勞動內容、損毀賠償、社會保險及自身安全、費用及結算方式、協議變更、協議的終止與解除、爭議處理及送達和合同效力。

　　其中第三條“損毀賠償”中規定乙方在勞務過程中一旦出現產品丟失、短少、損壞等情況，按甲方的出售價格進行賠償。第四條“社會保險及自身安全”中規定乙方自己購買社會保險，甲方為乙方購買商業保險。第五條“費用及結算方式”中規定乙方為提供勞務期間，甲方不支付勞務費。也就是說簽訂勞務合同的工人不享有帶薪假期。

　　勞動合同：

　　未超過 50 歲的短期工和長期工都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條款有：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合同變更、合同解除與終止、調解與仲裁、服務期與競業禁止。

　　除了勞動合同之外，短期工還要簽訂一份《不同意購買社保聲明書》。這份聲明書中寫著：“公司自與本人建立勞動關系開始，就一再表示需為本人辦理各種社會保險。

　　但本人經過慎重考慮，不想每月多支出幾百元，且認為購買社會保險對我沒有用處。

　　故本人不同意公司為本人購買社會保險，自願放棄公司應為本人辦理各項社保的權利。”

　　但這不是事實，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沒有做任何解釋，只是交給調查員這份《不同意購買社保聲明書》與《勞動合同》一起，要求調查員簽字。工廠一次都沒有征求調查員的意見是否購買社會保險，根本不存在“一再表示需為本人辦理各種社會保險”的情況。

　　第三部分：工作時間與生產指標

　　工作時間：

　　車間墻上貼著一張《班次時間更改通知》，列明各個部門的上班時間。其中上班最早的是著色部，早上 7：30 開始上班，中午 11：30 休息，下午 13:00 上班至 17:00。每天加班時間是 18:00 到 20:00.包裝部、手縫部、車縫、裁床、後勤 5 各部門比著色部推遲 15 分鐘上班、下班、加班。裝配部、寫字樓、工程部、IE 部、維修部、QC、QA、QE、毛絨工程、貨倉、成品倉、IQC 這些部門比著色部晚 30 分鐘上班、下班、加班。

　　以上部門每天工作的時間長度都是 10 小時。

　　註塑部、繡花部、燙膠部有夜班和白班兩種時間安排，夜班從晚上 20:00 到次日早上8:00，白班從早上 8:00 到晚上 20:00. 一天工作時長為 11 小時，上班中間有 1 小時休息時間，吃兩頓飯。

　　保安部夜班從晚上 19:00 到次日早上 7：00.白班從早上 7:00 到晚上 19:00，一天工作時長 11 小時，期間休息一小時吃午飯或者夜宵。

　　在淡季，周六有時候加班有時候不加班，通常在旺季 7、8、9 三個月周六必須加班，淡季有時候廠裏會安排加一天班或者半天班。

　　廠裏面口頭會說每個月加班不超過 66 小時，為了平時希望用這個借口控制員工加班，但實際加班時間是根據當時生產需要來定的。

　　在廠裏工作時間較長的工人說過去旺季每天加班加班 3 到 4 小時，周六也會加班 11 小時或者 12 小時，這樣算下來一個月最多時候加班 110 小時左右。收入能達到 6000 元/月(900$)。今年的加班會比去年的多一點，在虎門那邊的時候很少有中午連班的時候，在這邊反而偶爾有中午連班。今年工人 9 月加班時間最長，中午偶爾有連班，周一至周五每天加班 3-4 小時，周六也要加班 8 小時。9 月加班時間在 92-112 之間。

　　周末經常沒有加班，收入減少 1000 多元 (150$)，有些工人在考慮辭職去加班時間更長的工廠。

　　雖然規定了每天中午都有 1.5 小時休息時間，但是如果當天生產指標很多，組長會要求工人中午只休息 0.5 小時候後繼續上班。當天就比平時多加班一小時。多加班的時間會被計入加班時間付加班費。

　　上班時間內工人可以去喝水或者上廁所，但如果是在傳送帶工作的工人，離開工位之前必須找人頂替，或者跟前面工位的工人說先不要放產品在傳送帶上。如果跟前面工位的工人要求暫停放產品在傳送帶，會影響後面工人的生產，所以一般在傳送帶工作的工人都會找人暫時頂替工位，然後去喝水或者上廁所。

　　雖然勞動合同上寫著每天 8 小時之外的加班時間可以自願選擇，但是如果有工人向組長提出不加班的要求，組長通常會采取不理會的方式回應。多次提出不加班要求的工人會被組長上報到部門更高的管理層。

　　生產指標：

　　車間內每天要填寫一張日產工資表，上面有車間的日產總量，但每天的生產指標數量要求組長不會提前通知工人。不少工人反應，組長填寫記錄表的時候只是把當天的生產指標總數除以組裏的人數，得出一個平均數。組長不會真的數每個工人做了多少個。大部分工人的當天生產數量就是平均數，但也有些工人會高於平均數，沒有加班的工人會被記錄少於平均數。為什麽有些工人高於平均數，工人們也不清楚，組長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因為即使少於平均數，工人也不會被扣工資，所以沒有工人關心這個記錄表的真實性。

　　如果當天的生產指標提前完成，工人們會被安排到其他工位去做其他產品，不會提前下班，也不會不加班。

　　第四部分：請假和休假

　　請假：

　　部分工人表示，選擇來東耀玩具廠就是因為這裏管理沒那麽嚴格，想請假很容易。甚至有老員工說不請假也可以不去上班，兩三天不去上班沒問題。只是不去的那幾天沒

　　工資而已，不會被開除。

　　但也有工人說，跟組長說晚上不想加班很困難，組長會采取不理睬、不回應的冷暴力方式表達不滿、不願意讓工人請假不加班。如果工人連續幾天選擇不加班，還會被組長記錄廠牌報告到更高層的領導那裏去。甚至被調到其他崗位或者部門。

　　可見車間管理沒有制度化，比較混亂。

　　休假：

　　勞動合同中第四頁第三項約定了休假的條款，工廠按規定給予乙方享受法定假期、年休假、婚假、喪假、探親假、產假、看護假等帶薪假期，按照合同約定的工資標準支付工資。但是因為廠裏大部分工人年齡偏大，已婚居多。訪談的工人沒有要求享受這些假期的經歷，因為比起休息他們更需加加班獲得加班費來支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第五部分：勞動報酬和福利

　　勞動報酬：

　　調查員面試當天看到工廠門口擺著一個關於崗位和工資的宣傳欄，最低工資標準是1720 元/月（258$/月），正班每小時 9.89 元（1.48$），工作日加班每小時 14.84 元(2.22$)，周末加班每小時 19.78 元(2.97$)。各個崗位還有不同的津貼和福利：

　　崗位 崗位福利 全勤

　　獎

　　工資計算 綜合工

　　資

　　備註

　　車縫工 達標獎：120-220 元/月(18-33$)

　　技術獎：50-200 元 (7.50-30$)

　　60

　　元/

　　月

　　(9$)

　　計件工資+加

　　班費+達標獎

　　+技術獎+全

　　勤獎

　　3500-

　　6000

　　元

　　(525-

　　900$)

　　手縫工 達標獎：150 元/月

　　(22.50$)

　　60

　　元/

　　月

　　(9$)

　　計件工資+加

　　班費+達標獎

　　+全勤獎

　　3500-

　　5000

　　元

　　(525-

　　750$)

　　註塑工

　　（兩班

　　倒）

　　崗位補貼：白班實際出勤補助 5

　　元/天(0.75$)，夜班實際出勤補助

　　30 元/天(4.50$)，高溫補貼 150 元/

　　月(22.50$)

　　60

　　元/

　　月

　　(9$)

　　基本工資+加

　　班費+崗位補

　　貼+高溫補貼

　　+全勤獎

　　4200-

　　4500

　　元

　　(630-

　　675$)

　　高溫補

　　貼每年

　　6-10 月

　　噴油工 按實際出勤補貼 25 元/天

　　(3.75$)

　　60

　　元/

　　月

　　(9$)

　　計件工資+加

　　班費+崗位補

　　貼+全勤獎

　　4200-

　　5500

　　元

　　(630-

　　675$)

　　移印工/

　　執色工

　　按實際出勤補貼 20 元/天

　　(3$)

　　60

　　元/

　　月

　　(9$)

　　計件工資+加

　　班費+崗位補

　　貼+全勤獎

　　3800-

　　4500

　　元

　　(570-

　　675$)

　　裝配、

　　包裝工

　　補貼：檢查位 300 元/月

　　(45$)

　　60

　　元/

　　月

　　(9$)

　　基本工資+加

　　班費+崗位補

　　貼+全勤獎

　　3300-

　　3600

　　元

　　(495-

　　540$)

　　工齡金：做滿一年可以獲得經濟金 1720 元(258$)（每年 3 月份統一一次性發放）被訪談的大部分工人說已經好幾年沒有“達標獎”這種津貼了，還有一位在裝配車間做檢查位的女工說現在的檢查位補貼也沒有 300 元/月(45$)這麽多，只有 150 元/月。

　　但是她入職檢查位已經 3 個月了，組長還是沒有幫她申請補貼。至今未領到每月 150元(22.50$)的崗位補貼。最近半年加班減少後，大部分車間工人工資一般在 2800 元(420$)到 3500 元(525$)之間。

　　這是保安部一工人的工資條，他 6 月一共工作了 283 小時，其中包括正班 165 小時、補貼工時 8 小時、加班小時 110（57+47+6）小時。正班工資 9.89 元/小時（1.48$），加上 1 項津貼 318 元（47.70$），他的工資也僅有 3982.25 元(597.34 $)，扣除社保 300.76 元(45.11$)，到手實際工資是 3682 元(552.30$)。工資條中“超產獎”

　　實際上是生活補貼、高溫補貼、夜班補貼、周日餐廳不開餐的餐飲補貼總和。“扣養老”的項目是指社保的各項個人承擔的費用總和。但是具體交了哪些項目工人們也不清楚，工資條上只是籠統地寫著“扣養老”。

　　這是一位手縫部工人今年 6 月的工資條。小時工資是 9.89 元/小時（1.48$），他正班工作 168 小時 21 天，周一到周五加班 55 小時，周六加班 27 小時（3 天），工時工資一共 3090.63 元(463.60$)。加上超產獎 210 元(31.50$)，再扣宿舍住宿費 20 元(3$)，實際收到 3281 元(492.15$)工資。他沒有買社保。

　　這是另一位手縫部工人今年 7 月的工資條。小時工資是 9.89 元/小時（1.48$）,他正班工作時間 184 小時 23 天，周一到周五加班 69 小時，周六加班 24 小時（約 3 天）。

　　總計工時工資 3318.1 元（497.72$）。加上超產獎 210 元(31.50$)，扣除 20 元(3$)住宿費，實際發放工資 3509 元(526.35$)。他也沒有購買社保。

　　工人們對工資普遍不滿意。很多女工周末休息日都會出去打零工來增加收入。比如女工 A 會和廠裏其他女工一起去附近的另一個工廠做一天的零工，一小時 11 塊錢(1.65$)，一天做 10 小時能有 110 元(16.50$)的收入。還有女工 B，她的丈夫不允許她去外面其他廠做零工，她就接一些在宿舍可以做的手工活，比如用布條打蝴蝶結，一個 6 分錢，100 個蝴蝶結可以賺 6 元（ 0.90$）。

　　社保：

　　長期工在試用期之後會買社保，所有工人都按照最低工資 1720 元(258$)的標準購買，每個月扣除 300(45$)左右。工人不清楚社保包括哪些分類。

　　雖然短期工有簽放棄買社保的協議，廠方還是有給一些短期工買社保。有兩個女性員工，他們離職的原因都是因為廠裏面給他們買了社保，他們不想買社保，所以離職。

　　但是有一個進廠培訓時是有簽放棄購買社保協議的一個是沒有簽的。但盡管簽了協議，廠房還是強制性給他們買了社保。廠方給他們的回應是勞動法要求給員工購買社保。

　　娛樂設施：

　　廠裏唯一的休閑娛樂場所是廠房一樓的一片空地，擺著幾張塑料躺椅可以躺著休息。

　　但是目前東莞的氣溫還很炎熱，工廠裏垃圾隨意堆放，所以室外蚊蟲很多。基本沒有工人去那裏躺著休息。

　　第六部分：住宿和餐飲

　　工人可以選擇是否吃、住在廠裏。廠裏的餐廳至 12 月份是免費的，因為新冠病毒。宿舍一個房間最多可以住 10 人，但是大部分房間都只住了 5、6 個人。

　　住宿：

　　入廠時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住廠裏的宿舍，如果住宿舍，每個月會扣除 20 元 (3$)的宿舍費。2019 年 12 月東耀玩具廠部分車間從虎門鎮搬遷到現在的厚街鎮與凱山玩具廠共用廠房，跟隨搬遷的工人可以選擇住宿舍或者在外自己租房。自己租房的工人每個月有 100 元（15 $）的生活補貼。因為宿舍裏有很多小蟲子，一些工人身上被小蟲子咬。

　　宿舍樓是男女混住，而且有些是男女宿舍混住在同一個樓層，比如從第一間宿舍到第五間是男工宿舍，從第六間到第十間是女工宿舍，第十一間到第十五間又是男工宿舍。有時候會出現男工走錯房間走到女工宿舍的情況。

　　每個房間擺著 5 張高低床，最多可以住 10 個人，但目前普遍是每間只住了 5、6 個工人。房間裏還有風扇和空調，使用這些用電需要自己買電卡付費。因此工人們很少開空調，因為空調會用更多電。有鐵皮櫃可以讓工人存放私人物品，但是鐵皮櫃都很小，放不下行李箱。有不少女工只能把行李箱放在自己睡覺的床尾，晚上睡覺的時候把腿放在箱子上，或者彎著身體睡覺。

　　宿舍裏的衛生狀況非常糟糕，安排宿舍的第一天女保安告訴調查員很多宿舍裏有跳蚤和其他看不見的小蟲，會咬人，被咬了之後身上會有一片一片的紅色疙瘩。晚上睡覺時還會有很多蚊子，即使點了蚊香還是有蚊子。

　　宿舍裏面有獨立的洗手間和浴室，浴室的蓮蓬頭裏有 20 分鐘的免費熱水可以使用，超過 20 分鐘之後熱水會自動停止。工人想要使用熱水洗澡需要去人事部申請工廠給的每月 50 元（7.50$）熱水補貼。

　　宿舍的對面有一家網吧和棋牌室，從網吧和麻將館的窗戶可以直接看到女工宿舍內部情況，距離非常近。一些年輕女工覺得很沒有隱私性。但也有一些年紀大的女工並不在意，甚至有年紀大的女工下班後為節約時間直接在陽臺上洗澡，從網吧和麻將館的窗戶可以清楚看到洗澡的情況。

　　宿舍樓裏有一個醫藥箱，但是有鎖。很多工人從來沒有見到醫藥箱打開過，不知道裏面的藥品是否過期。

　　藥箱上貼著一張清單，列明了裏面的藥品有：消毒液創可貼、膠布、藥棉、紗布、京萬紅、甲紫溶液、紅花油、雙氧水、燙傷膏、雲南白藥、一次性手套、洗眼液、醫用剪刀、醫用鑷子、安全扣針。可以看出藥箱裏沒有處方藥，全是普通人都熟悉的一般清潔傷口、處理燙傷和擦傷的藥品和工具。並不需要急救人員協助使用。而兩位急救聯系人實際上是兩個保安，一男一女，不是專業醫護人員。

　　餐飲

　　工廠有餐廳，目前是免費的。周一到周六提供早中晚和夜宵，但是食物質量非常差。

　　餐廳提供的桌椅不夠坐，一些工人直接蹲在地上吃飯。

　　餐廳的米飯、粥、面條等主食是擺在公共空間裏讓工人自己裝，工人們經常會用自己已經用過的餐具直接去公共的米飯大桶裏面取食物，非常容易傳播病毒和細菌。尤其有時候餐廳提供的米飯不夠吃，臨時煮了面條提供給工人。為了節約時間工人往往不會排隊等著使用專門用來裝飯的公用餐具取面條到自己的碗裏，而是直接用自己的筷子取面條。

　　目前仍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間，東耀玩具廠的餐廳裏張貼著一份《東莞市疫情防控期間復產復工企事業單位集體用餐安全承諾書》，要求“加強員工健康管理、防範集中用餐風險”。但我們從照片中可以看到餐廳並沒有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允許工人用自己的餐具取食物，餐桌上沒有任何遮擋物，一張桌子坐了七八個人一起用餐。

　　工人需要自己買餐具放在餐廳裏使用，吃完飯也需要自己清洗餐具。有一天工人們去吃飯時發現不少工人的餐具被仍在地上，是工廠要求餐廳的工人清理已經離職的工人沒帶走的餐具。但是不少正在使用的餐具也被仍在地上和箱子裏。

　　管理層的餐廳 在二樓，經理的餐是四葷，一素一湯，8 個人圍著一張圓桌一起吃飯。

　　第七部分：生產安全和勞動保障設施

　　生產安全：

　　在入職培訓時，有一些 PPT 介紹了生產安全問題。但是講解方式非常死板，被培訓的新工人基本都在打瞌睡，不能保證培訓後工人清楚明白。培訓後工廠會發給工人一份《職業危害告知書》，詳細列明各個部門的職業危害。

　　調查員所在的車間裏工人需要接觸一些對身體有危害的化學品，如稀釋劑。按照《職業危害告知書》中的規定應當佩戴膠化手指套和手套。操作的機器標有“當心燙手”

　　的標簽。焊錫工位在工作中會有黑煙和異味，按規定應當佩戴有活性炭的口罩。超聲工位對聽力有損傷，需要需要帶耳塞工作。

　　勞動保障設施：

　　工廠每周會給每個工人發 2 個普通醫用口罩，除此之外調查員沒有收到其他勞保用品。

　　裝配部門上班時接觸的化學品稀釋劑有明顯的味道，紅外線打印機有輕微的黑煙冒出，有工人找組長要口罩。組長卻說：“快下班了要什麽口罩，晚上加班的時候再拿給你吧。”但是晚上加班時，組長仍然沒有給新來的工人提供口罩。這位工人只能自己去辦公室找組長要口罩，組長才給他翻找出一個一次性口罩。

　　調查員觀察使用洗面水的工位沒帶口罩，有直接把抹布蘸著洗面水擦拭產品，有的帶了布手套。

　　過去曾有女工因為工作接觸稀釋劑（洗面水）出現皮膚不適應，紅腫瘙癢，她向車間主任反應之後，被主任責罵：“你這也不適應那也不適應，那你還出來打什麽工？”

　　還說了一些其他話，讓女工非常難過，女工因此提出辭職。她身上產生紅腫瘙癢之後自己去附近的小診所打針，才緩解了紅腫瘙癢的癥狀。工廠內沒有醫務室，而女工為此支付的醫療費用也沒有報銷。

　　另一位女工需要手拿白布蘸著稀釋劑給產品去汙，沒有手套提供給她，導致手部潰爛。

　　盡管她的手部已經出現明顯的手部潰爛，組長依然沒有給她膠手套，女工無可奈何，只好自己買了膠手套使用。

　　車間裏不僅僅缺乏基本的勞保用品，使用過的化學品容器也被隨意放在車間的角落裏，然後扔到車間外的塑料棚下面，沒有垃圾分類，也沒有專門的密封垃圾箱。

　　工作服需要在工作滿幾個月之後才會發，目前不少工人在廠裏工作了 3 個月仍未領到工作服。發了工作服的工人在廠裏工作滿一年，工作服可以免費。如果未滿一年辭職，工作服如果退回廠裏不扣錢，不退回工作服，會從工資中扣除 27 元錢。

　　焊錫崗位會產生黑煙和異味，需要有抽風機把黑煙和異味吸走，同時還規定帶有活性炭的口罩。但是有些焊錫工位有排氣扇，有些沒有。有些工人會佩戴口罩（只是普通藍色口罩，沒有活性炭），有些不會佩戴口罩。

　　第八部分：消防

　　10 月 20 日東耀玩具廠舉行了消防演習。早上 8：15 車間的電總閘被關閉，一片漆黑。

　　工人們都往門走，走到附近一處小空地上。不少工人一邊走一邊玩手機，因為也聽不清最前面負責消防演習的管理層在說什麽。只看到有些煙和很多人。上百個工人擠在一片小空地。

　　宿舍區有滅火器和消防栓，但是看不到定期檢查的記錄和有效期。車間裏的消防栓、滅火鈴附近堆滿了雜物。

　　第九部分：獎勵制度

　　去年東耀玩具廠將一部分車間從虎門鎮搬遷到現在的厚街鎮，與凱山、萬雄共用廠房。

　　為了鼓勵工人搬遷，廠裏給願意搬遷到厚街鎮廠區，但是不願意住宿舍的工人每人每月補貼 100 元租房費。不願搬遷到厚街鎮廠區的工人，也可以繼續住在虎門鎮，每天往返厚街鎮廠區上班，有 3 輛大巴車接送。

　　不過從 11 月起不再安排大巴車接送下班，換成每月補貼工人 150 元（22.35$）交通費。

　　一些工人自己拼車從虎門鎮到厚街鎮上班，需要花費 200 元/月(29.80$)，工廠補貼 150元，自己支付 50 元(7.45$)。大部分工人打算辭職，因為不少工人跟家人一起租住在虎門鎮，虎門鎮的房租比厚街鎮便宜，生活成本低。

　　懲罰制度：

　　東耀玩具廠沒有關於產量不達標的懲罰制度，但是有針對簽訂勞務合同的工人損壞或者造成產品短少的懲罰措施，按照工廠銷售該產品的價格賠償。

　　第十部分：工會和投訴

　　工會：

　　訪談的工人中沒有人知道工廠是否有工會，在入職時所有工人會被負責招聘的員工要求在入職申請書上勾選“不願意參加工會”的選項。

　　但是東耀玩具廠的其他文件中顯示該廠有工人代表，如：《班次時間更改通知》中有8 位工人代表簽名。

　　但是貼在墻上員工代表名單上面，有 17 位員工代表。其中有男工人代表 11 人，女工人代表 6 人。這些人名中部分可以可以與《日產工資記錄表》中的工人姓名對應，說明的確是車間工人。

　　每個部門會有一個工人代表。而且每個員工代表都會有一張綠色 a4 紙大小的過膠卡牌，上面寫著她個人的姓名和工號，會放在她對應工位的上方。

　　一名組長在工廠裏工作時間比較長，他說工人代表是大約 3 年選舉一次（但也說過一年選一次），由部門裏的工人投票選，選出的工人代表可以代表工人向管理層反應問題。

　　但是被訪談的工人沒有知道員工代表是什麽，也沒有人記得自己參加過員工代表選舉。

　　他們遇到問題時，並不知道自己可以找員工代表反映。

　　有個員工今年當選員工代表。他說選他的原因是他在這裏工作時間長，基本上每個員工他都認識。他說他們並不能代表員工給廠裏提什麽建議，他們的存在只是一個形式，平時就是方便在某些事情上去開會，廠裏面把一些信息先傳達給他們，然後再讓他把信息散布給其他員工知道而已。

　　投訴途徑：

　　工廠宣布不再安排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之後，曾有 20 個工人在上班前聚集在人事部門口要求工廠解釋為什麽不再安排車接送上班，人事部回應說會向老板反應這個問題。

　　工人們便散了。

　　最終廠裏面的回應會繼續接送員工至 12 月份。工人說廠裏面之所以會妥協，是因為那些工人裏面大部分是車縫部的工人，他們要求如果不繼續派車接送，他們全體會離職，所以廠方擔心臨時沒辦法招到熟手的車縫部工人會導致無法正常生產，所以就妥協了。

　　調查人員日記

　　下午觀察，其它使用洗面水的工位也沒帶口罩，有直接把抹布蘸著洗面水擦拭產品，有的帶了布手套，我也試過帶布手套但會滲透，後來我是把抹布纏繞起來，一邊打濕擦拭一邊保持幹布，來避免不直接接觸，但此方法會大大影響效率。

　　第一天接觸這個崗位的時候，組長在示範時，我說好臭的天拿水（化學藥水，有毒，跟洗面水氣味一樣刺鼻。）他說，這不是天拿水，是純凈水。我聽到他說後，剛開始我有點相信他說的是真的，因為這也是我所希望的，可事實是那個水真的刺鼻，我又開始質疑他說的真假，我就拿那個水給隔壁的同事聞是不是刺鼻？這是不是天拿水？

　　他說是刺鼻。所以我才確定那就是天拿水。

　　入職幾天，沒有哪一天吃飯感覺是好的，第一天中午我在菜裏吃飯發現一根頭發，第二天下午發現一棵爛韭菜葉，第三天中午直接沒飯吃。而且沒有那頓飯是吃飽了的，因為真難吃。環境也好雜亂和臟不衛生，其中包括餐具儲物櫃和地面（黑），還有讓人看到感覺惡心的洗潔精，用一個大油桶人工改裝裝滿大半桶懸掛在墻壁上或擺放在桌子上循環使用，有的人直接用使用過的湯勺舀或用手抓。

　　我吃了一點，越吃越惡心，因為有些人是用自己的餐具在大盆裏撈的，嫌棄不衛生，還有也有點餓過頭了，本來想出去吃，又想跟進進展就一直觀察，然後就趕快回宿舍迷了一會。

　　吃飯的時候我也問過其他人，如果接觸稀釋劑過敏可以讓組長調整崗位嗎？她們一致回答不可以，因為組長會說為什麽別人做的了，你做不了，做不了回家去算了，或者說你這也幹不了那也幹不了，幹脆回家算了。所以員工一般不會反駁，除非接觸後身體確實出現明顯的不適，如紅腫，紅疹，脫皮，潰爛等，像我這樣的刺激性鼻炎和刺激性咳嗽是說不通的了。

　　在工廠裏只要你跟有權利的人熟悉那肯定會有好處，想幹嘛幹嘛，要什麽有什麽。特別在這裏，在我看來它就是個小廠，權利關系亂的很，比如平時去跟組長要個口罩之類的，一般員工不好要到，只能看他心情，但是看員工或平時跟他關系好的，一天你要好幾個他都會給你。

[左翼反共人士]

　　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的禍害

　　作者 徐道穩 寫於 二零零七年

　　社會政策是調整和改善各階層和群體之間利益關系的壹種政策手段，其獨特性在於，它可以通過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來發揮作用。體現社會政策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有可能矯正現實利益格局產生的不公正，從而消除社會排斥、緩和社會緊張，但也可能加劇暗藏的社會不平等。社會政策究竟是發揮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作用，取決於政策制定者對社會利益格局的認識和社會福利制度的選擇。社會政策的核心問題是，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時如何體現社會公正，它反映出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價值觀。

　　中國推行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制度政策的變動，這些變動本身就自然帶有社會政策的意涵。同時，改革過程中社會結構的變化，也部分地與社會政策的結果相關。然而，對改革的研究往往在社會政策問題上呈現脫節現象，壹方面對經濟體制和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的討論很少涉及社會政策，似乎只要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就不必過問改革中社會政策的制定及內容；另壹方面，談到具體的社會問題時，又常常就事論事，忽視社會問題背後的社會政策成因。

　　筆者認為，改革中的社會政策是壹個應當放在政策討論中心位置上的議題，只有明確了社會政策的價值取向，才可能深入討論如何通過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來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從而緩和社會緊張。具體來看，改革中的社會政策應當著重加強對農民和勞工的社會保護，這既屬於對歷史不正義的補償，也與全球化背景下勞工的社會保護趨勢相關。

　　壹、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受損群體

　　要認識中國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就必須先考察改革時期中國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變遷的壹個顯著特征就是社會分化日益明顯，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者們對社會利益格局的變化趨勢大體上采用了兩種表述，即“兩段論”和“三段論”。

　　“兩段論”以1990年代中期為界。例如，孫立平認為，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逐漸演變成為社會結構斷裂的社會。其特征是：壹，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斷裂，即經濟增長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改善；二，資源從擴散變為重新積聚到少數人手中，因此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底層社會形成等現象；三，政府行為的企業化和市場化，導致公共管理功能失效，腐敗叢生。（孫立平，2002年）王紹光也指出，中國在1978到1993年間的改革是全贏遊戲，不公平僅僅表現為有些社會群體所獲得的收益大於其他群體；而從1994年開始，改革使部分人成為絕對的受損者，社會不平等程度加劇，改革成為壹種零和遊戲。（王紹光，2002）也有學者把改革以來利益格局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李朝暉，2003）。第壹階段是1978年到1984年，此階段經濟改革的特征是“存量”基本不變情況下的“增量改革”。這壹時期的經濟改革幾乎為所有社會群體帶來了收益。最有代表性的獲益者是農民和第壹代個體戶。第二階段是1985年到1992年，這壹階段主要是推動價格改革，實行了“價格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使體制內單位獲益，並給部分人帶來了從中套利的機會，但是農民的收入相對下滑，城市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如退休人員），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第三階段從1993年開始，開發區建設、房地產熱和股票熱開啟了土地和資產的資本化過程。盡管經濟仍在不斷增長，但只有少部分人獲得了“資源資本化”的實際利益，由此導致社會分化進壹步擴大。在第三階段有三類人從改革中相對獲益或絕對獲益：壹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獲利的社會群體，包括農民工、專業技術人員、主要依靠市場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二是因為行政利益自我化而獲利的群體，包括行政部門人員以及由行政部門轉化而來的事業單位人員、壟斷性企業員工；三是因為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差價和資源資本化而獲利的人，這些人可被稱為暴富階層。而農民、部分國有企業職工、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城市職工、退休者等社會群體在第三階段則成為改革的相對或絕對受損者。

　　無論是“兩段論”還是“三段論”都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改革的壹個顯著特點是，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財富往少數人手中集聚，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對或絕對受損。需要指出的是，上引“三段論”把農民工列入獲利群體，這僅僅是從市場機會而言；如果考察農民工受到的種種制度約束，以及他們為爭取市場機會而付出的健康和生命代價，那他們無疑是受剝奪的群體。既然中國的改革產生了龐大的受損群體，那麽，這些受損群體處於什麽樣的境況？針對他們的福利制度安排又如何？分析這些問題不僅僅體現對弱勢群體的社會關懷，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剖析改革過程中社會政策的傾向與特點，從而研究什麽樣的制度安排能體現社會公正、有助於調整和改善各階層和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

　　二、農民的社會地位和農村公共服務的制度性缺失每當談到改革的成就，許多人就會想到80年代上半期農民生活狀況的改善。事實上，進入90年代以來，農民的相對社會經濟地位再度下降。農村窮、農民苦，僅僅是自然狀況的必然結果嗎？過去幾十年來對農民的社會政策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筆者試圖通過對歷史上農村政策的簡要回顧加以說明。

　　1. 農民長期以來的劣勢社會地位

　　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往往成為剝奪的對象，這在中國表現尤甚。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壹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這標誌著工業化戰略的正式實施。為配合這壹戰略的實施，1953年10月，中央發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這項政策受到農民的強烈抵制，於是中央在1955年3月發出“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決定減少1955年的糧食征購總量。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最關註的問題是每年能從農村征收多少糧食、能為工業化提供多少資金，而農民擔憂的則是辛勤耕作壹年之後能不能吃飽飯。

　　農業合作化後，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流動，195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中國歷史上第壹次“民工潮”。這次民工潮對計劃用工體制帶來很大沖擊以致中央政府在壹年時間內（1956年12月到1957年12月）連續三次下發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各地采取了種種“圍追堵截”措施，在外出農民途經的交通中心設立勸阻站，在農民流入較多的城市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外流農民的處理和遣送。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用法律的形式把廣大農民限制在貧瘠的土地上，剝奪了他們自由遷徒的權利，正式確立了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

　　如果說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和戶籍制度讓農民付出了經濟和自由的代價，那麽，“大躍進”運動則使農民在隨後持續三年的大饑荒中付出了沈重的生命代價。對這場大饑荒的官方解釋是“三年自然災害”和中蘇交惡導致饑荒。但實際原因在後來的中央七千人大會上被劉少奇壹語道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場由“人禍”造成的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使全國人民飽受饑餓之苦，其中農民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根據人口統計分析，其間大約有兩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地死於饑餓[1]，死亡人口幾乎都是農村人口。大饑荒的余波未息，中央開始醞釀精減城市人口，精簡的主要對象是“大躍進”中來自農村的新職工。於是農民再次成為“大躍進”惡果的承擔者。

　　盡管政府通過行政強力把2千多萬人口遣送回鄉，但城市的就業壓力和糧食壓力仍未徹底緩解。因此，60年代早期政府就開始號召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從1962年到1968年，大約120萬城市青年被下放到農村；1968年後，“上山下鄉”政策進壹步強化，從以往的“自願”下放變成強制下放。1968年到1978年間約有1200萬城市青年被下放，占全國城市人口的11%。[2] “上山下鄉”是損農補城政策的又壹體現，它加劇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惡化了城鄉關系。

　　1980年代，特別是其上半期，也許是1949年以來中國農民處境最好的時期。由於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中央對農民的政策傾斜，1978年到1984年期間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年均增長率達16%。但是好景不長，自1985年開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顯著放緩，此後1994年到1996年農民收入的增長暫時加快，但1997年至2000年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又連續下降。[3]

　　綜上所述，1949年以後中國農民壹直處於被剝奪的地位，僅有的少數處境較好的時期也非常短暫，而且只是政府對農民糟糕處境的臨時緩解。那麽，對農民長期的剝奪究竟是否具有正當性？這是壹個研究社會政策時難以回避的問題。中國的農民不但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而且還承擔了高層決策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每次經濟危機或社會危機過後，農民都是危機後果的最後承擔者，而造成這些後果的始作俑者卻把本應承擔的責任推給了“天災”。

　　2. 農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遇到的制度性歧視

　　長期以來，農民得不到必要的社會保障。改革已近30年，城市建設和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農民長期以來被設定的劣勢社會地位並未有實質性改變，大多數農民必須無助地面對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處於自生自滅的自然狀態。這種狀況是否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呢？特別是從城鄉對比的角度去看，城鄉居民在社會保護方面的具體差距就壹目了然了。

　　從1991年到1998年，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壹起徘徊在7%到8%，其中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只占GDP的0.1%到0.2%[4]；也就是說，在實際投入的社會保障資源裏，城鎮居民占用了97%以上，而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只能獲得不足3%。社會保障資源的這種分配方式顯然是極不合理的。

　　城鄉教育投入管理體制的差異從另壹個角度表明社會政策的城市傾斜特征。過去20多年來，城市基礎教育由市、區兩級政府的財政撥款，所以城市居民只需為學生交納書費和雜費，這種教育投入制度基本上符合憲法所規定的義務教育性質，即財政撥款、學生享受；而在農村卻實行縣辦高中、鄉辦初中、村辦小學的辦學體制，各級學校的辦學經費分別由縣、鄉鎮和村支付。對鄉、村兩級學校而言，經費主要來源於對農民的直接攤派；農民不僅必須為孩子上學承擔學校的日常開支，還要支付農村學校的基建和設備開支。這實際上是村民自費維持基礎教育，而政府卻擺脫了維持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1985年國家財政甚至還取消了對農村每個中學生31.5元、小學生22.5元的教育撥款。

　　這樣的辦學體制令城鄉教育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首先是教育經費相差懸殊。2001年農村小學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城市平均水平的29%，農村初中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僅為城市平均水平的31%，全國30%左右的縣初中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不足15元。[5] 其次是城鄉入學機會不平等，特別是高中和大學的入學機會極不平等。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70%，適齡入學兒童占全國適齡兒童總數的80%以上，如果在義務教育上能實行公正的社會政策，那麽全國的小學、初中在校生當中的農村學生比例就應當接近農村適齡學生的比重。事實上，農村小學在校生僅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的70.5%，農村初中在校生占全國初中在校生的比例更低，只有57.1%，而農村高中在校生占全國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僅為15.9%。[6] 由此可見，全國的教育資源配置，特別是高中的教育資源配置，有嚴重的城市偏向和農村歧視問題。長期實施這種教育制度，必然進壹步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社會不公。

　　醫療體制方面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1985年以後，農村的醫療條件逐步惡化。隨著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衛生保健網絡陷入癱瘓，而國家對農村的社會政策卻未及時調整。這導致了兩個後果：其壹，患者自付費用占醫療衛生開支的比重過大，1980年以前這壹比例大約是16%左右；到了1998年，農村患者的自付醫療費用比重上升到87.44%，幾乎是城市患者自付費用比重44.13%的兩倍。[7] 其二，農民的健康狀況惡化。以嬰兒死亡率為例，農村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從1981年的千分之36.96上升到1995年的千分之44.79，而同期城市的嬰兒死亡率從1981年的為千分之24.81下降到1995年的21.14。[8]

　　三、勞工權益受損的表現和原因

　　如果說農村公共服務的制度性缺失是個由來已久的老問題，那麽勞工的社會保護則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問題。之所以勞工的社會保護會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因為侵害勞工權益的案例越來越多，由此而引起的勞資糾紛頻發，它已經成為壹個社會性現象，反映出勞工這個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日益下降，正淪落為主要的弱勢群體之壹。

　　1. 勞工基本權益受損的主要表現

　　勞工基本權益受到損害的常見表現有以下幾種。

　　首先，工資報酬低而且常被拖欠。當前中國的勞工工資低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以廣東省東莞市裕元鞋廠為例，東莞市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33美分，而該廠工人每小時的平均工資是28美分，扣除個人費用（如醫療、福利費等）後工人實際得到的工資是每小時24.4美分，壹個工人壹天工作十小時實得工資2.44美元。[9] 低工資並非個別現象，有關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區過去12年當中勞工的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人民幣。壹些地區的勞工工資水平多年來徘徊停步，若將物價上漲因素考慮在內，則這些地區的勞工工資水平實際上有所下降。[10] 盡管工資如此之低，許多企業和用工機構還故意不按時足額發放，近年來拖欠工資的現象越演越烈。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不完全統計，2003年全國拖欠工資總額為417億元，涉及職工845.9萬人，有十幾個省拖欠工資超過10億元，壹些企業拖欠工資長達數十個月。

　　其次，存在著明顯的就業歧視和對勞工的人格傷害。許多研究都指出，來自農村的勞工現在承擔著城市中勞動條件最差、勞動負荷最重和風險最大的工作。他們遇到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薪資偏低之外，還有就業歧視等。壹些城市政府限制外來勞動力在本市的許多行業就業，有的城市甚至規定，來自農村的勞工只能在本城的屍體處理、糞便處理、建築作業、化工等行業尋找工作機會。[11] 在這種制度背景下，來自農村的勞工往往被迫從事臟、累、苦、險的工作。此外，勞工還時常受到用工機構管理層的人格侮辱。近年來，對勞工搜身、謾罵、羞辱甚至令其下跪等嚴重踐踏勞工人格的事屢見報端。據廣東省總工會調研室1993年在廣州、東莞、中山等10個地級市所作的壹次問卷調查顯示，有17.6%的工人曾被搜身或見過同廠工友被搜身。[12]

　　再次，勞工的職業安全沒有保障。盡管許多勞工的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惡劣，但他們卻缺乏基本的勞動保護，生命安全與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近年來，重大惡性工傷事故頻頻發生，職業病人數居高不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多萬個廠礦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危害，接觸粉塵、毒物和噪聲等職業危害的職工達2500萬人。目前，從接觸職業危害人數、職業病患者累計數量、死亡數量到新發現病人數量，中國均居世界首位。粗略估算，近幾年中國每年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近800億元。[13]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礦難頻頻發生，年年穩居中國十大災難行列。從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全國共發生壹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礦事故188起，平均7天壹起。2003年世界煤炭產量約50億噸，中國煤炭產量為16.7億噸，約占全球的35％；全球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約8千人，其中中國為6434人，占全球的近80％；中國的百萬噸煤死亡人數接近4人，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3年美國百萬噸煤死亡人數為0.039人，俄羅斯為0.34人，南非為0.13人）。[14] 另據報導，2004年全國GDP達到13.6萬億元，同時也有13.6萬人死於安全事故，即1億GDP死亡1個人。[15]

　　2. 勞工權益為何受損？

　　研究者以往分析勞工權益受損時列舉了以下主要原因：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忽視人權保護；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勞動力絕對過剩，勞資雙方地位懸殊，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勞動立法不完善；勞動者的安全生產意識差，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用人單位法制觀念淡漠，勞工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淡薄。[16] 這些因素中有壹些是比較次要的，如勞工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淡薄；還有壹些如勞動者的安全生產意識差、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其實是勞工權益受損的結果；再有壹些因素，如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勞工權益受損的表現之壹。當然，制度轉型期當中出現的勞工權益受損問題，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上述因素並未涉及其主要原因。

　　這裏僅以頻頻發生的礦難為例，從中觀察勞工權益受損的主要原因。各級政府不斷召開安全生產會議，頻頻下發“紅頭文件”，經常進行各種名目的檢查，但為什麽無法避免重大或特大事故的頻頻發生？有記者在壹篇文章中壹語道破：凡是有重大礦難發生的地方，基層政府的官員多半難辭其咎，他們與礦主“同氣連枝”、利益相關，不但直接縱容了各種違章開采的進行，包庇了礦主的非法作業，而且在事故發生後動用權力遮掩真相，事實上已經成為礦主在權力機關的代言人。其結論是，“資本與權力結盟是礦難的罪魁禍首”[17] 這位記者的觀察比某些學術研究洋洋大觀的探討要精辟得多。由此結論推而廣之，似乎也可以得出“資本和權力結盟是勞工權益受損的罪魁禍首”，至少這是損害勞工權益的重要因素之壹。

　　有學者分析了傷殘農民工的維權過程，指出農民工維權艱難的深層原因：盡管存在著種種名義上保護勞工權益的規章條例，但傷殘農民工的權利卻在維權的過程中被壹步步地剝奪，他們在制度鏈條的每壹個環節上都體會到無權利的可悲狀態和被剝奪的可憐境地，而且這些針對他們的剝奪往往以合法的形式出現。這種制度悖論的存在表明，如果說傷殘農民工的維權活動是試圖賦權的努力，那麽現實中還存在著壹個與賦權相反的過程──即“剝權”活動。“剝權”活動表現為資本和地方權力機構在制度運作實踐中通過去合法性、增大維權成本、對制度的選擇性利用和弱化社會支持等四種制度連接機制把農民工的權益剝奪殆盡，使農民工的維權過程變成了“從無權到看似有權再到無權”的過程（鄭廣懷，2005）。

　　為什麽會出現“剝權”現象？為什麽資本和地方權力的勾結能輕而易舉地得逞？其中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賦權不足，或者說表面上的賦權實質上是“偽賦權”。如果說，資本和權力結盟共同侵害勞工權益還處於暗中進行或采取規避法律的方式進行，那麽權力對勞工權益的侵害則是明目張膽和肆無忌憚的。近年來的種種現象表明，地方政府已經成為侵犯勞工權益的主體。地方政府經常在追求其利益時，漠視甚至損害、侵犯勞工利益，壹個突出的表現是拖欠農民工工資。有學者指出，地方政府工程拖欠工資所占的比例由2001年的26.7%增加到2003年的50%，顯然政府起了很壞的帶頭作用；有些官員在發包工程時把自己的利益與施工單位的利益綁在壹起，令施工老板拖欠工資有恃無恐。[18] 此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也受到地方政府的侵害。多年來，地方政府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反應冷淡；但最近幾年裏，由於許多地方的社會保險基金捉襟見肘，於是地方政府在保護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的名義下，把農民工繳交的保險費用來填補當地政府的社保基金缺口。正如有的研究指出：“在壹些地方政府的巧妙操作下，農民工已經變成了城市社保基金的提款機；以農民工參保名義征繳到的巨額保險費，正源源不斷地填充進地方社保基金，落入本地居民的口袋[19]。”

　　四、改革中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初探

　　1. 改革中社會政策的研究應當著眼何處？

　　關於改革中社會政策存在的基本問題之討論，無疑涉及到改革路徑的分析。然而，很多研究者卻離開了這壹面向現實的政策評價，熱衷於討論社會福利制度理論模式的對比和選擇，似乎只要找到了可以選用的社會福利制度模式，那麽改革中社會政策上存在的基本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目前國內關於社會福利基本制度的模式研究側重介紹西方的已有模式，如剩余模式和制度模式（Wilenski and Lebeaux, 1965），剩余型、制度型和工業成就型（Titmuss, 1974），社會民主主義、保守主義/合作主義、自由主義三種福利政體（愛斯平-安德森，1999）等。國內的研究者基本上以西方國家的已有模式為圭臬，從中選擇壹個（或剩余模式，或合作主義模式）作為構建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未來模式。筆者也曾撰文，認為剩余模式是中國應該選擇的福利模式。然而，通過對中國改革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的進壹步研究，發現以上模式討論本身就有許多缺陷，而且社會福利的模式選擇並非當前中國社會政策研究的首要問題。

　　首先，不論從價值理念還是從現實制度上看，中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模式壹直是剩余模式，甚至“剩余”到象征意義上的福利保障，而且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可能有多大改變，因此，“中國應該選擇剩余模式”之類的研究結論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研究者的自說自話。其次，上述模式是西方學者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福利制度的學術總結，正因為如此，愛斯平-安德森把他的書名定為《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由於中國的社會背景和制度環境與福利國家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有些術語不壹定適合中國或應用起來其意義會有所改變。例如，英國和美國被學界公認為社會福利的剩余模式，但是中國學者倡導的剩余模式恐怕不是英美意義上的剩余模式，因為中國沒有那樣的實力。再如，合作主義受到許多社會福利制度研究者的青睞，但它只在瑞典和奧地利等少數幾個國家得到成功的施行。合作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呢？其實中國根本不具備合作主義的制度基礎和文化傳統。再次，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福利制度發生了實質性改變，然而，無論是改革前的福利制度，還是改革後的福利制度，都將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排斥在外。這表明，福利制度的模式選擇對得不到社會福利的普通公民而言，並不是首要的難題，對他們來說，福利模式研究其實離題太遠。

　　上文關於社會福利制度模式的種種歸納，不過是西方學者們在研究現實問題的過程種提出的理論抽象，它們是學術討論的重要分析工具，每個國家制定社會政策時必須首先考慮本國的現實政治經濟社會情勢，不可能簡單照搬這些理論模式。埃斯平-安德森把社會福利體制大致分為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三種，但他指出，各個類屬並沒有單壹純粹的案例可以代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或許是受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但它們不是完全沒有某些重要的自由主義要素，同樣，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沒有純粹的形式（愛斯平-安德森，1999:48）。實際上，沒有任何壹個國家恰好是符合某單壹向度的純粹案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或許以社會救助體系為主，但也有其他不同的方案，如美國的社會安全體系就是屬於社會保險類型；在社會保險傳統的國家，也出現以人民福利取向的普遍年金方案；在北歐的高福利國家，也有社會保險方案。總之，今天每個國家都呈現出混合的體系（愛斯平-安德森，1999:76）。

　　我認為，改革中的社會政策研究不應再糾纏福利制度的模式討論，而應該以現實問題為導向，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作為壹個中心議題來探討。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基本社會政策應當包含的價值選擇。在西方建立了社會福利體制的國家裏，這個問題可能早已是毋庸質疑的社會共識，而在中國，卻是壹個宣傳與現實脫節、從未被納入政策討論的問題。不管中國在改革中實施什麽樣的社會政策，如果不明確社會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不明確轉型期的基本利益格局，那麽種種具體的政策規章就很可能偏離社會公正的軌道，導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對立，甚至社會兩極分化。其次，需要對現行的種種社會政策作出評估，分析判斷其利弊得失，發現現行社會政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只有充分認識到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才能確定調整和改變社會政策時的價值目標，進而研究如何逐步實現這些目標。

　　社會政策的基本功能在於，通過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制度的設置，矯正社會不公，緩和分配性沖突。毫無疑問，改革的過程就是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在特定階段，可能發生有些人在改革中受益而另壹些人受損的情形。然而，中國的改革卻出現了壹個並非正常的現象，1990年代中期以來，無論實施什麽改革措施，受益對象總是同壹人群，受損對象也基本上是同樣的社會群體。進壹步來看，90年代以來的改革使少數人成為絕對受益者，使大多數人成為相對受損者，部分人甚至成為絕對受損者。這壹社會現象本身意味著改革過程中的社會政策存在著明顯的方向性偏差。在這種利益格局已經形成並穩固化的局面下，已經實施的各種社會政策未能有效地對受損群體進行保護和補償，以矯正社會不公。9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政策對歷史遺留和改革中出現的社會不公沒有全面的回應，對農民和勞工的保護很不充分；相反，多數社會政策將福利資源向強勢群體傾斜（如教育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而改革時期利益受損的龐大社會群體卻被排除在社會福利體系的主要目標群體之外。於是，社會福利制度成了強勢群體獨享的盛宴。即便實施了少數可能有利於弱勢群體的社會政策，這些政策在強勢社會群體的操縱下，也很容易偏離制度設置的初衷（如經濟適用房制度）。

　　既然從利益格局上看，廣大農民和勞工處於劣勢地位，其利益相對受損或絕對受損，而他們又不是現行社會福利制度的主要目標群體，所以筆者認為，調整中國社會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加強對農民和勞工的社會保護。明確了改革時期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和調整的基本方向，接下來就應該研究構建什麽樣的制度來加強對農民和勞工的社會保護。但是，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探討與社會政策基本問題相關的兩個理論問題。

　　2. 對歷史不正義的補償

　　有學者把農民曾經和正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稱為“全新的歷史不正義”（韓水法，2004）。“全新”表現在，它不是基於種族或宗教的差異，而是基於職業和戶籍的劃分；它不是由於歷史恩怨、種族歧視和階級沖突，而是出於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和經濟考慮；它不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歧視，而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歧視。因此，“在中國現代社會，正義的事業面臨雙重任務，首先是建立正義的原則並以此來重構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毫無疑問這個過程應當通過改革而實現，但與此同時要對歷史不正義進行補償。建立正義的原則和補償歷史不正義是壹種相互促進的過程”（韓水法，2004：497）。

　　對歷史不正義的態度，美國前總統約翰遜曾作了壹個形像的比喻：“想象在100米沖刺時，兩個人中有壹人戴著腳鐐，他只跑了10米，另壹個就沖過了50米，那時裁判員認定這場比賽不公平。他們怎樣改變這種情況呢？僅僅是摘下腳鐐讓比賽繼續進行下去，然後說‘現在機會均等’了嗎？但是另壹個運動員已經領先了40米。如果讓原先戴腳鐐的運動員先趕上這40米或兩人重新開始跑，不是更公平壹些嗎？這就是我們為了平等要采取果斷的行動。（轉引自袁振國，1999：69）”約翰遜的這段話意在表明，僅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對歷史不正義進行補償，以實現事實上的平等。為此，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決定采取贊助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要求所有政府機構、公立大學以及獲得聯邦政府資助或合同的私營企業在招生、聘用和晉職時，要對少數族裔和婦女予以照顧，以糾正歷史歧視的遺害和後果。

　　類似美國贊助行動的計劃被發展研究專家稱為積極的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iton）。積極的歧視是指社會政策承諾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每個人都有同等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但同時它更關註最貧窮的社區和最弱勢的群體，如城市貧民窟、貧困的農村社區、邊遠地區和被剝奪群體，對這些社區和群體采取特殊的保護措施，因此，積極的歧視又可以稱為積極的保護。積極的歧視是社會政策中的常見做法，多數情況下表現為對少數人的特殊保護。少數人包括有色人種、少數民族、特定的語言和宗教群體等。我國對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婦女、殘疾人在參政和就業方面的保護政策即屬此類。對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群體進行歷史性補償，人類史上並不多見，但並不是沒有先例。蘇聯在戰前工業化的過程中，對農民實行殘酷的剝奪政策，但是戰後農民得到了補償。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批評蘇聯把農民剝奪得很苦，實際上，就在毛澤東批評蘇聯之際，蘇聯的農民已經在集體農莊中拿著工資，享受健全的社會保障了。

　　對農民的積極保護包括政治、立法、司法、社會等多個方面的保護。就社會保護而言，除對農民進行適當的資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使農民作為壹個群體盡快具備市場競爭的能力。為此，國家應當制定農村社會福利補償計劃，並由專門機構組織實施。目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實際上是城市人的保障部，衛生部和民政部也主要是為城市人服務的。因此應該成立“農村社會福利部（司）”之類的專門機構負責組織實施農民的社會福利計劃。

　　在實踐領域，對歷史不正義的補償遠遠比理論探討更復雜、更困難，因為實際行動往往受到補償對象的規模、國家財力、利益集團、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不正義永遠無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補償。此外，正如“積極的歧視”的反對者所指出的那樣，積極的歧視如果實施不當有可能變成“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iton），從而對其他人形成不公平。考慮到實踐的復雜性和可能導致的反向歧視，對農民的積極保護應當有所限制。第壹，保護的對象應限於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及其未成年子女。第二，積極的保護不應無限延續，應考慮隨著農民競爭能力的提高在適當時候終止。第三，保護的範圍應限於農民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範圍。第四，積極的保護主要是提供優惠政策，著重提高農民的競爭能力。

　　3. 全球化過程中勞工的社會保護

　　在世貿組織的談判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反對將社會條款與國際貿易掛鉤，其主要理由如下：強制推行勞工標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壹種新的貿易壁壘，是發達國家實行的壹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的結果將使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使其在國際競爭中更加處於劣勢地位，進壹步擴大南北差距；在WTO中將勞工標準與貿易問題相聯系，實際上是將本應屬於國際勞工組織所管轄的事項納入到了WTO體制，有越俎代庖之嫌；目前國際貿易的現狀是發展中國家處於國際供應鏈的下遊，發達國家的公司企業壹手拿著最低價格的貿易要約，壹手拿著社會責任標準，這實際上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20]

　　國內學者對社會條款的討論主要有三種觀點。反對者主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力、貿易保護等幾個方面闡述，與上述觀點大同小異。第二種觀點支持社會條款。它認為，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者有意無意地壓低最低工資標準，對侵犯勞工權益的行為視而不見；外國投資者利用地方政府的這種心態尋求有利的談判地位，使本來作為下限的最低工資標準在很多地方成了最高工資標準。低工資競賽已經使工人的工資水平遠遠低於《人權宣言》中確定的標準，工人難以維持生計。如果承認工人的工資已經低得不能再低這壹事實，我們就得承認，在WTO談判中拒絕社會條款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社會條款與發達國家及其工會的保護主義毫無關系，而且這也不是問題的根源。（陳佩華，2002）第三種觀點對社會條款的作用提出質疑，認為在世貿糾紛裁決機制中，只有壹個國家的政府才有資格向世貿提出訴訟，而工會、民間非政府組織只能給政府施加壓力，但政府與工會的利益往往不壹致未必願意出面；貿易糾紛訴訟時間長，程序復雜，舉證成本高，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支付高昂的訴訟成本；此外，實施貿易制裁受害的是被制裁國家的人民，而作為罪魁禍首的跨國資本可以隨時溜之大吉。[21] 據此該觀點認為，社會條款並不能真正保護勞工權益。

　　這些討論不乏真知灼見，但其主要缺陷是見物不見人。反對社會條款者的眼中，只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唯獨沒有勞工。如果把勞工納入研究的視野，我們面臨的第壹個問題就是，目前勞工的處境如何，勞工到底要不要保護？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勞工需要保護”。如果承認勞工需要保護，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保護勞工會不會影響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和勞動力的競爭優勢？如果某壹國家提高勞工標準，而其他國家無所作為，這顯然會影響該國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但社會條款在世貿組織框架內各成員國達成壹致後才能生效，它不是針對某壹國家，而是針對整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提高了勞動標準，必然會增加產品成本，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形成提價壓力；在這種壓力下，跨國公司的貿易要約仍然保持目前的低價就比較困難。因此，社會條款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不會很大。

　　即便發展中國家提高勞工標準後比較優勢有所弱化（但不會消失），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思考兩個問題。第壹，這種弱化是否值得。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狀況可以用“悲慘”來形容，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長期建立在“血汗工廠”的基礎之上，國民經濟的競爭力以勞工的福利為代價，對大多數勞工來說絕對不是福音而是夢魘。這種以勞工的生命、健康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它造成出口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出口暢旺而國內貧困依舊。第二，這種弱化是否可以承受。既要保護勞工，又要保持比較優勢，這確實是發展中國家的兩難。為了保護勞工，就必須要有壹個勞工標準；為了保持比較優勢，這個標準也不能太高，甚至要低標準起步。總之，為了使比較優勢的弱化保持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勞工標準可以訂得比較低，但是這個標準壹定要有，哪怕是壹個低標準；否則，勞工就必然面臨著探底競爭，其最終的命運就只能是“悲慘”。

　　綜上所述，鑒於勞工目前的處境，勞工確實需要保護；只要保護適度，提高勞工標準不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帶來實質性影響。接下來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實施勞工保護。這看上去是個技術問題，但實質上是個理論問題和體制問題。有學者提出，保護勞工權益，勞動部門要嚴格執法，要切實發揮工會的作用。然而，若勞動部門不嚴格執法又奈其何？在目前的工會體制下，農民工參加了工會，其權益便能得到保障嗎？有學者針對權力和資本的結盟提出，要加強監督，切斷權力與資本勾結的鏈條。然而，該由誰來監督，誰來加強呢？目前的中國並非沒有監督機制，倘若現存的監督機制能起作用，則權力和資本的勾結就不會輕易得逞了。由此可見，保護勞工還涉及壹個基本問題，指望誰來保護勞工權益？是工會抑或勞動部門？恐怕都不是。只有勞工最了解他們自己的利益需求，最關心自己的權益保護，從根本上說，勞工自己是勞工保護的最佳主體。那麽勞工憑藉什麽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呢？企業擁有巨大的經濟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公民個人除了憲法上規定的權利之外壹無所有；若這些權利得不到落實，那麽資本和權力的橫行就勢在必然。因此，勞工保護有壹個前提，即落實憲法上的自由權利，只有實現了自由權利才有可能實現社會權利。這個前提不解決，所有的具體措施都難以落實，所有的法律政策上的賦權都有可能被異化成“偽賦權”。

　　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的掠奪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一零年

　　衡量鄧右的改革開放，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標準，壹個是富國強兵，另壹個是人權進步與富民。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堅持只用“富國強兵”這壹標尺來衡量這場改革。用來贊揚成就的主要是GDP總量，迅速掘起的現代化軍事力量以及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至於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導致的嚴重社會不公、“世界工廠”的競爭力建立於勞動者權利被嚴重剝奪之上這壹事實，以及人權狀態的惡劣，卻是政府不願意檢討的話題。

　　壹個社會的進步最終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利益及權利的實現程度，而中國的改革成功與否，至少應該將社會的多數成員――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及權利的實現程度考慮在內。資本主義的分配理論認為資本、勞動及土地等生產要素均參與分配；馬克思主義理論則強調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唯壹來源。無論是按照哪種觀點，勞工權益都不應當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但恰恰是在中國這個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共產黨國家，無論是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工資收入）還是勞動者的權利，都處於近乎悲慘的狀態。勞動者工資增長的幅度遠遠落後於企業利潤特別是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社會成員勞動所得之比重長期偏低的情形，完全背離了社會正常發展的目標和經濟增長的本來目的。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改革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輝煌”成就的支柱之壹是中國成了“世界工廠”，然而，為什麽維持“世界工廠”運轉和盈利的上億勞動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國經濟繁榮的成果呢？在壹個至今仍然宣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理論上應該成為“救世階級”的工人階層為何會淪為世界各國藍領當中境遇最為悲慘的壹個群體？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壹、“中國制造”：龐大的血汗工廠

　　在中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制造”的貢獻可謂居功至偉。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依據“比較成本優勢”理論構架對外經濟關系，使中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制造”在世界各國攻城掠地，壹些產品擁有極高的世界市場占有率。許多數據都展現了“中國制造”曾經擁有的輝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已經增長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快10倍[1]。中國制造的三大主要類別－－玩具業、制鞋業與紡織業，成了世界市場同類產品的主力。2006年，中國玩具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高達70%[2]；鞋類出口量占世界出口總量的53%以上[3]；而紡織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從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遞增，從1995年起連續10年保持世界市場占有率第壹的位置[4]。由於“中國制造”的支撐，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在GDP中所占份額不斷上升，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高，2000年還只有44.5%，2004年就已經升至69.9%。[5] “中國制造”遍及全世界每壹個角落，並以低廉價格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以進口“中國制造”產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國市場為例，近年德國對華貿易的增長也非常迅速。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08年5月發布的統計數據，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產品的進口量增長了3倍，中國已成為德國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貿易夥伴，僅次於法國和荷蘭；與其它國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國引進的“中國制造”當中，辦公設備、電腦設備與元件占18.6%，其次是電視、無線電和電器元件[6]。

　　1．是什麽支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物質極度短缺的狀態迅速過渡到向世界各國源源不斷地供給各種產品，到底依靠什麽？且來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國制造”的背後。“中國制造”依靠兩大因素支撐，壹是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環境生態損耗。正是依靠嚴重透支的勞動者生命福利與環境成本，“中國制造”才得以維持價格低廉的“優勢”，成為“世界工廠”。對“世界工廠”這壹稱謂，中國最初是坦然接受，並將此當作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重要標誌。但近年來支撐“中國制造”的兩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點，由於勞動者的人權受到嚴重剝奪，生態環境也日益惡化，到本世紀初，中國原來矜誇的“優勢”竟然成了中國經濟的軟肋。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勞動力工資低下造成了作為國民主體的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萎縮，導致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與1980年代前半期消費率維持在53%到51%的狀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本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日益繁榮，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內，就從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費率的高低和走向體現了壹個國家的國民是否從經濟發展當中獲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年報》統計，目前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在78%左右，發展中國家的消費率平均為74%，素來以高國民儲蓄聞名的東亞經濟體的消費率也在65%以上。顯然，如果用消費率來衡量，總體上看改革時期民眾並未從經濟增長中明顯獲益，而本世紀以來則處於利益受損的狀態。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在消費率過低、國內市場嚴重萎縮的情況下，必然對國際市場過度依賴；壹旦國際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制造”就會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中國制造”的三大“主打”產品玩具業、紡織服裝業與制鞋業的廠家大批破產，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國際市場寒流。

　　看起來強勢的“中國制造”其實非常虛弱。如果觀察制造業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中國的制造業仍然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並未掌握制造業的核心技術，只是在全球生產鏈的最後壹道環節上組裝產品。在全球營銷方面，大部分中國產品既沒有自己的營銷管道，更沒有自己的國際品牌。可以說，所謂“中國制造”其實是全球產業鏈中流血流汗最多的壹環，也是利潤最微薄的壹環。正因為如此，當全球都在為“中國制造”的洪流驚恐的時候，中國廠商卻正在為“中國制造”的無利可圖而苦惱。

　　2．“象刀刃壹樣薄的利潤”

　　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雖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訂單，但接到訂單的中國廠家最終能賺多少錢呢？有人算了這樣壹筆賬：美國市場上銷售的壹種兒童玩具的零售標價是100美元，玩具的設計商和經銷商都是美國公司，生產商是中國企業；玩具設計定型後，美國公司將訂單下給壹家香港貿易公司，每件價格為50美元；香港貿易公司轉手將訂單交給中國的壹家外貿公司，每件價格為22美元；這家外貿公司再向廣東和江蘇的兩家工廠訂貨，每件價格15美元；工廠的生產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國公司拿到玩具後，以每件82美元的價格賣給商場。粗略計算下來，中國生產企業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3美元，中國外貿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貿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國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場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這條生產價值鏈條中，中國內地的生產商和外貿公司總共才獲得10美元，僅占商品零售價的10%，而其余的90%則由各個經營環節參與分利。不僅如此，近年來不少中國廠商為保住美國市場，大都采取先付貨、後結算的方式；有的美國零售商和中間商收到貨物半年後才付款，甚至在貨售出之後才付錢，等於把庫存成本轉嫁給了生產者[8]。

　　多年來在國際市場占有率上穩居第壹的中國紡織服裝業，其實壹直依靠國內的出口退稅制度維持生存。在2006年下調出口退稅率之前，紡織業的出口退稅率為13%，而領取了出口退稅的紡織業的平均利潤不過5%而已；退稅率調整到11%之後，紡織業的平均利潤也相應萎縮到3%左右[9]。

　　加拿大約克大學商學院國際工商管理碩士項目主任伯尼·沃爾夫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曾形象地形容“中國制造”的利潤：“中國有許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潤卻只有刀片那麽薄。[10] ”

　　3．中國勞動力的工資到底有多低？

　　參與“中國制造”的廠商除了依靠維持過多年的出口退稅制度的優惠之外，壓低工人工資幾乎成了“鐵律”。衡量中國勞動力的工資有兩個標準，壹是絕對標準，即與他國同類勞動力相比較；二是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與勞動力市場供給狀態有關，後者完全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因素和相應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及勞工政策和制度。

　　從絕對標準來看，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惡劣與工資之低，壹直是國際社會杯葛的壹個話題。“三資”企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尤其是出口貿易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國的“三資”企業已達到28萬戶左右，在中國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4%，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7%。但許多“三資”企業的工人都在超強度、超負荷、超體能、超工時的情況下工作，工人由於疲勞過度而傷亡的事件不時發生。據調查，在“三資”企業工作的外地勞工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每周至少6天。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7到23歲，每小時基本工資僅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150美元[11]。2004年以來，由於工資太低，壹度發生“民工荒”，不少企業被迫提高勞工工資。即使如此，中國工人的工資還是非常低。據《紐約時報》2006年的壹篇報道，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大工廠的平均月工資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間，其中最低工資每月不足80美元；鑒於員工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時，按照跨國公司支付工資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計算，每小時的工資是77美分，而同期美國制造業工人平均小時工資為17.72美元[12]。《華爾街日報》曾將韓國工人工資與中國勞工收入加以比較，“現代”汽車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還因為待遇過低而引發勞資糾紛；而在中國的廣東，最新出臺的“月最低工資”規定是800元人民幣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從這個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資為什麽湧入中國，以及中國的加工貿易為何能蓬勃發展[13]。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統計，2005年度美國平均每小時工資16.16元。而在中國，許多地區工人的小時薪資僅為40到60美分[14]。該報告舉了壹個例子，“‘中國制造’的芭比娃娃單價20美元，但中國只能獲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稱為“骯臟的‘蘋果’制造業”之所以能牟取超級暴利，原因之壹也是在中國使用“廉價高強度勞動”。據報道，蘋果在中國的iPod工廠是Foxconn代工組裝工廠，位於深圳龍華的Foxconn工廠雇傭了20多萬員工，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報道稱，這些工廠生活住宿條件極為簡陋，而且不允許外人進入；廠內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時以上，每月工資僅合27歐元（約270元人民幣）[15]。

　　二、決定中國勞動者生存境況的政治過程

　　二戰之後，GDP日漸成為衡量壹個國家國力的重要指標（中國只追求“國富”，對使用GDP作為衡量國力的標準更是有狂熱的偏好），但歐美民主國家更多地用民眾福利（包括工資與社會福利在內）作為衡量本國民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重要指標。若用後壹種方法來衡量壹國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並作國際比較，可以采用國民的工資收入在GDP當中的比重這壹指標。中國國內互聯網上盛傳壹個說法，即“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壹般占GDP的50-60%”，筆者無從查考此數據的出處，僅以此為比較中國相關數據的大略參考。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國由於這壹指標會顯示出不利於官方的結果，所以國家統計局經常故意回避使用這壹指標，相反則偏好用“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連續四年兩位數增長16%”[16]之類來宣傳勞動者待遇的提升。

　　與中國勞工工資偏低、消費力萎縮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政府收入在經濟增長中迅速攀升。若比較政府收入與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及相互消長，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中國當局追求“富國強兵”、忽視“富民”這壹社會發展目標的局限性。

　　1．決定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制度因素

　　在中國國內消費市場連年萎縮的背後，隱藏著壹個事實，即中國的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份額長期偏低，而過去十多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額卻呈持續擴大之勢。表1所列數據充分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不斷降低工資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然後以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始終停留在壹種缺乏內生動力的對外倚賴式增長陷阱之中。

　　在討論表1內容之前，有必要說明兩點。第壹，判斷政府收入有多少，大體上有三種計算口徑：小口徑是預算內財政收入，中口徑即財政的預算內收入加上預算外收入，大口徑則是預算內、預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級政府的財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國內有些學者采用的大口徑來計算，那麽政府部門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過30%[17]。筆者采用了中口徑，因為資料易得，可逐年比較。第二，改革以來盡管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就業人數與全國人口總數對比，可以發現，從1978年到2004年，城鎮就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9.9%上升到20.4%[19]，翻了壹番。為什麽全國總人口中城鎮就業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鎮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例卻持續下降？這表明城鎮就業者的收入狀況惡化，除了部分領取工資的就業者工資偏低之外，還有相當大數量的城鎮就業者（約1億左右）沒有固定工資，處於半就業或臨時性遊動就業等低報酬狀態。

　　表1：中國政府收入與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之比較年 份GDP總量

　　（億元）政府財政收入

　　（預算內＋預算外）[18]職工工資

　　（億元）

　　總 量占GDP比重總 量占GDP比重

　　1978年3,624.11,479.3740.8%　　568.915.7%

　　1985年8,964.43,534.85　39.4%　1,383.0　15.4%1995年58,478.18,648.70　14.8%　8,100.0　13.9%2000年89,468.117,221.66　19.2%　10,656.2　11.9%2002年105,172.323,382.64　22.2%　13,161.1　12.5%2004年136,875.931,095.47　22.7%　16,900.2　12.3%2006年209,407.045,373.38　21.7%24,439.0　　11.7%2007年246,619.059,304.00　24.0%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07年數據來自國內媒體的報道，見2008年4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7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統計結果公告”（國家統計局公告2008年第1號）：“根據年度統計結果，2007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4,932元，日平均工資為99.31元。”但統計局未公布計算職工年均工資的全年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人數等數據。

　　表1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85年到1995年，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即“分稅制”後，90年代後半期這壹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財政收入從 8,649億元增加至17,222億元，在GDP總額中所占比重從14.8%提高到19.2%；與此相對應的是，職工工資在GDP中的比重卻從13.9%降到11.9%。2006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1.7%，而職工工資的比重則降為11.7%。顯然，政府財政收入和職工工資的此長彼消是中國改革的壹個不容否認的結果。毫無疑問，建立在這樣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增長，而且必然缺乏可持續性。

　　中國官方經常以“中國特色”的改革成就優於俄國而自得，其實，將上述中國的數據與俄羅斯的資料加以比較，就能發現，那種既無自知、又缺乏對它國準確認知的自得是如何可笑。世界銀行報告指出，1999年至2003年，俄羅斯的工業年均增長6.64%[20]，而2002年俄羅斯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為47.1%[21]；另壹方面，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壹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壹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22]；結果，從1999年到2006年，俄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從30%下降到14%[23]。與俄國相比，中國的職工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低於俄國，所以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也自然會低壹些，但在中國的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翻番的情況下工資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這無論如何都無法被解釋成中國改革的“成功”。從民眾受益這個角度去看中俄兩國的轉型，究竟何者才是“以人為本”，何者是“以官為本”，高下立見。面對這樣的事實，官方和禦用學者對中國改革模式的種種辯解，不是蒼白無力，就是謬導誤釋。

　　近幾年，比較中印度兩國經濟是熱門話題，但兩國的工資差距卻常被忽視。印度的工資連續多年以高於GDP的速度增長。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美世咨詢的壹項調查顯示，從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資水平上漲了11.6%，是亞太地區最快的國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長速度不到9%，僅2005年的GDP增長速度達到9%；考慮到通貨膨脹，他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是7%。在制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24]。事實上工資差距（即國民的消費能力）已影響到中印兩國的經濟走向：中國由於缺少壹個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經濟風險大大高於印度。

　　必須指出的是，考慮到這些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與公職群體的工資增長有密切關系，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增長緩慢這壹問題就更加突顯出來。具體來看，中國的職工工資增長狀態有以下兩大特點：

　　1.在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同時，其中公職人員的工資呈剛性增長。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5年以後，政府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作過8次調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來共計三次給公職人員加薪（主要是職務工資和基礎工資），每次增幅都不低於15%[25]。單純就工資收入而言，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確實不算太高；但如果將非貨幣收入如住房及各種單位福利都計算在內，各地的公務員收入都遠遠高於當地中等水平。更何況公職群體還得到社會保障體制的全方位覆蓋，再加上職務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穩定等等，公務員便成為中國時下最熱門的職業。另壹組數據更能說明公職群體的實際收入水平：2003年，由國家財政預算內收入、預算外資金、企業與村民交費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業供養費高達15,766億元，占GDP的13.52%；政府部門總支出37,960億元中的37.58%由公職群體所消耗，這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花費的6,000多億元（接近當年財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財政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26]。

　　2.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總額卻增長緩慢，甚至少有增長。比如，9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但在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藍領員工的工資竟10年未漲[27]。同時，藍領階層在享受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金、失業保險等方面，還面臨嚴重的歧視。

　　在中國，無論是公職人員的工資還是勞工工資的決定，都是壹種典型的政治過程。中國政府連續多次給公務員加薪，毫無疑問是制度偏倚的結果。與中國特色的政治相對比的是，在中國當局努力貶損的美國，公務員要求漲工資首先要經過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的批準，然後還要由全國超過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批準；最重要的是，美國還奉行“誰提出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的原則，即本屆議會和政府通過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讓下任官員受益。

　　中國勞工在與資本的博奕中之所以會處於如此不利的境地，首先與中國政府在這壹過程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有關。中國當局確立的國策是“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以GDP增長速度作為考察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這種政績考核體系必然使地方政府不惜壹切追求當地的經濟發展，而以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吸引外資，依靠過度榨取勞工血汗獲取產品競爭力，從而保證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施政手法幾乎成了地方官員心知肚明的條規。可以說，在苛剝勞工方面，中國政府與企業結成了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中國與民主國家的重要區別是，在民主國家，民眾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直接或者間接影響該國的經濟政策與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中國民眾至今尚無影響國家政策的訴求管道與制度化能力。因此，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面對資方的慘敗，從表面看來是勞動在與資本的博奕中失敗，但其實背後卻有制度的政治裁量。底層勞動者的工資增長緩慢，其中固然有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呈無限供給趨勢這壹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時還應該看到，勞工階層工資增長緩慢的更深層次因素是中國勞動者缺乏權利。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超低是因為政治制度起了極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國當局從不允許勞工自行組織工會，這就使得勞工在與雇主進行工資談判時，不能組織起來參與談判，無法具有作為壹方談判者的主體地位。

　　由於勞工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不能組織工會集結成有組織的力量。壹盤散沙式的勞動者是無法與資方通過談判有效維護自身權益的，更何況資方背後還有地方政府在撐腰。可以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面臨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們能獲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權利，尤其是自由結社、示威遊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利的權利，中國的勞工群體決不至於墮入目前這種悲慘境地。

　　2．中國工會“壹身而二任”的雙面角色

　　在美國與歐洲，工人從來不會被稱為“弱勢群體”，勞資雙方在政治制度規定的權利框架之內的博奕決定了勞動者的生存境況，而工會勢力之強大，也早已令政治家必須重視。中國的勞動階層之所以被稱為“弱勢群體”，不僅在於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更在於他們政治社會權利的缺乏。

　　這裏有必要解釋中國官方工會的性質。國際社會雖然知道“中國至今尚無獨立工會”，但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定性為“較溫順的工會組織”，這完全是壹種誤解。迄今為止，中國的官方工會根本不是由工人群體中自發產生並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它只是政府機構的壹種延伸，因此中國的工會機構長期位列政府系列的“黨政工青婦”幾套常設班子之中。“全總”及其轄下的各級工會與民主國家的工會有三點本質的不同：其壹，經費來源不同，各國工會的經費均來自會員所交會費，而“全總”的經費主要由財政撥款。其二，民主國家的工會負責人乃會員選舉產生，他們不能同時具有公務員的地位，更不能由政府任命。而中國的工會負責人，從中央到省、地級市、縣，無不列入政府官員編制，由人事部門任命，國有企業的工會主席也是行政任命，處級以上的工會主席還得經過黨的組織部門考察。事實上，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工會成了安排當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機關。據浙江省的壹項調查，75%以上的工會幹部來自黨政部門，只有11%的人來自工人[28]。其三，民主國家的工會獨立於政府，它為了勞工利益與政府部門討論、談判，但絕不會淪為政府的附屬品。而中國政府對“全總”及其活動保持著絕對的控制。盡管工會聲稱自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將政府的政策傳達給工人，宣傳勞動紀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表工人與雇主和政府交涉。正因為如此，在前蘇聯，工會被當局稱為企業負責人（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與工人之間的“傳送帶”。中國的工會模式至今仍然是蘇聯版，改革並未使工會的官方屬性發生什麽變化。可以說，在中共的控制下，官方工會系統即便有壹些為勞工爭取利益的功能，也必須完全服從於黨政部門的需要；與其它官僚機構相比，它處於相對弱勢。如果說，有些工會幹部能相對積極地為勞工呼籲，那也不過是因為地方黨委任命的工會負責人個人對工人有更多的同情而已。

　　總體上看，雖然中國各地的國有企業與黨政事業機關均設有工會，這些工會並非為維護職工權益而設。如果詢問任何單位的工會會員，工會發揮什麽作用，得到的答復肯定是“工會是給職工發放福利的機構”，比如節假日組織職工旅遊，或者給職工發壹點節日食品之類。90年代後期以來，各企業的工會雖然形式上代表工人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但工人從來不認為工會能代表工人捍衛或者爭取權利。

　　從2006年開始，官方工會在美國零售集團“沃爾瑪（WalMart）”等外企當中開始建立工會組織；與此同時，當局還在8,000多萬家私營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這些舉措並非為了讓工人有維護自身權利的組織工具，只是為了讓黨的勢力更深入地滲透到企業當中，從而使黨握有更多的控制企業的籌碼。而眾多外企管理層憑多年與中國官方打交道的經驗，也很明白此“工會”並非民主國家的彼工會，只不過是中共政府打進外企中的壹根楔子，這根楔子的作用取決於黨的需要，既可以成為外企對付工人的壹張牌，又可以成為黨用來對付外企的工具。如果有外企工人自發成立工會，既得不到“全總”及其下屬各級工會的保護，外企管理層也會想方設法打壓獨立工會負責人直至將其解雇。

　　北京海澱區中日合資企業“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環相模”）解除該企業工會主席唐小東勞動合同壹案，就很能說明工人自發組織工會的尷尬處境。2003年8月22日，“三環相模”的工人自發組織職工大會，選唐小東為工會主席，這壹選舉結果於8月29日得到海澱區總工會批準，取得合法資格。2003年9月9日，“相模”工會向企業行政方發出了第壹號工會文件，要求公司於9月30日前與未簽勞動合同的部分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並補發部分加班費、補繳社會保險金等。2003年11月3日，企業行政方發布“關於解除唐小東總務部經理的決定”，以唐小東未做好本職工作為由解除唐的職務。在各方斡旋之下，“三環相模”於2004年1月8日收回解職決定。2004年8月30日，“三環相模”以唐小東嚴重失職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唐小東認為公司解除勞動合同是對工會幹部維權的打擊報復，向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申請，但無任何結果。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的援助律師受“三環相模”工會的委托，向海澱法院起訴“三環相模”侵權，海澱區法院未予受理。唐小東離開“三環相模”後失業，曾以工會幹部身份向海澱區總工會申請失業求助，未獲批準[29]。此案最值得關註的是：北京市此前從未有過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會，在“全總”領導下的企業工會也未發生過工會主席被企業報復開除的先例。“相模工會”雖然成立後得到了海澱區總工會的承認，但在官方眼裏，它與中國政府領導下的工會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唐小東這個合法的工會幹部既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政治支持，也無法通過法律訴訟解決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要了解中國的勞資關系，必須了解勞工階層面臨的體制重壓，否則便難以理解，為何中國的勞資關系被扭曲成如此現狀。解讀2001年通過的《工會法》是了解中國勞資關系的壹把鑰匙。《工會法》第27條稱：“企業、事業單位發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有關方面協商，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並提出解決意見。對於職工的合理要求，企業、事業單位應當予以解決。工會協助企業、事業單位做好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工作秩序。”理解這壹條文需要把握兩點，壹是參與“停工、怠工事件”的工人之要求應當如何對待，不是依法裁定，而是由工會根據當地政府的意見來判斷是否“合理”，壹旦地方當局認為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工人就面臨被迫害的危險，而工會則袖手旁觀。第二，這壹條文的潛臺詞是，如果工人自行罷工，工會的功能不是參與罷工的組織和領導，而是勸導工人（即“做好工作”），協助管理層“恢復生產”和“工作秩序”，換言之，中國的工會有責任瓦解工人自發的罷工。 正因為如此，海外的研究對中國工會的作用做如下描述：“中國工會的作用更像壹個人事部下面的壹個辦公室，它主要關心的是管理層的利益。[30]”而工會代表們對本身角色的認知比任何觀察者都更能說明問題。棠下壹家鋼廠的工會主席鄭寅斌（音譯）這樣描述自己的角色：“我代表誰？代表勞資雙方。如果我要會議上發言，我會說，‘首先，以總經理的名義……’，然後，我會說，‘其次，以工會的名義……’，我知道這讓人難以理解，但這是事實。[31]”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會只不過是政府機構對勞工實施管理控制的另壹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必然無所作為。

　　勞資雙方的博奕通常主要圍繞工資進行。從企業主的立場來看，工資是壹種必須盡量壓縮的成本；而從勞動者立場觀之，工資則是壹種應當正常增長的工作報酬。在人權昌明的民主國家裏，工會和管理層之間經常會就工資水平談判交涉，工人則擁有自由罷工的權利。在中國則全然不同，中國的勞工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無自由罷工或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而官方工會不是工人自由表達利益訴求的有效管道，在勞資雙方博奕中也不會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更何況，充當勞資雙方仲裁者的地方政府出於政績、稅收等種種利益考量，在勞資雙方的博奕中常常成為資方的保護者。許多長期觀察中國工會的研究者指出，中國工會的角色不是代表工人，而是向工人解釋為什麽公司不能給他們提高工資，為什麽裁員會幫助企業。壹位“全總”的代表對研究人員們表示：“如果工人抱怨他們的工資太低，我們不會去同工廠的主管面對面地談判，……如果這家工廠倒閉了，工人們就會丟掉飯碗，……能還是不能漲工資，最後是老板作決定。考慮到裁員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只是給工人做好思想工作，……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沒有做好工作，就面臨著失業的危險。[32]”

　　中國雖然也訂立了本意應是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但同時卻設置了種種制度性障礙，使得這類法律形同虛設。“資方和地方部門可以通過制度運作中的不良變通和連接制造壹些制度性障礙，從而使得壹種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現，勞工權益保護制度或失去發揮作用的前提，或以壹種變形成為工人維權的障礙。[33]”在司法程序方面，這表現為拖延時間與惡意訴訟、提高工人獲取證據的成本、利用勞動爭議發生的時效、利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限制求助行為等。於是，在資方和政府的合謀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於勞工的法律往往成為限制工人維權的工具。2008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問世之後的情形堪稱詭異。這部新《勞動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體解讀為勞動者的“保護神”，同時也被企業管理層視為擡高經營成本的“洪水猛獸”。針對《勞動合同法》保護工人的條款可能生效的局面，壹些企業主未雨綢繆。從2007年10月開始，深圳華為、“沃爾瑪”等企業出現大規模“裁撤”員工事件，華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齡8年以上的員工為了“配合”企業，“請辭”後再競聘上崗。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規避新《勞動合同法》的如下條款：勞動者在滿足“已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的”或“連續訂立2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條件後，便可以與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永久員工[34]。此外，由於新《勞動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反而令工人擔心自己的權益會因這部法規的實施受到損害。比如2007年12月，順德壹家大型企業就出現上千員工拒簽勞動合同，原因是工齡計算與社會保險轉移接續有障礙[35]。其實，即使與新《勞動合同法》配套的實施細則出爐，只要“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況仍然存在，就很難指望這部法律會真正成為勞動者的“保護神”。

　　在與資本的博奕當中，勞動者作為分散的個體，是無法與強大的資本對抗的，他們的工資因而也成為最容易被壓縮的部分。《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記載了廣東東莞市政府想方設法降低當地勞工最低工資標準的情形。該市分管工業的副市長拒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理由是，“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會趕走外來投資者”。珠三角地區壹個公開的秘密是，為了節省人工成本，絕大多數工廠都按照最低工資水平線來確定工人的底薪。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應為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的40%至60%，中國勞動部門也已出爐了類似規定，但珠三角各地這壹比例僅為20%至30%[36]。

　　3．中國勞工極其危險的工作環境

　　工資低只是中國勞工狀態的壹個側面，而工作環境充滿危險則構成了勞工狀況的另壹主要方面。事實上，中國“經濟神話”的背後是嚴重的生態環境汙染與中國人為此支付的異常沈重的生命代價。且看壹組數字：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工作環境極不安全。那麽農民工每年因工傷死亡致殘的人數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數據來看也非常驚人：2003年中國大陸死於工傷的高達13萬6千人，其中80%是農民工；死傷率最高的是礦山開采、建築施工、危險化學品這三個農民工集中的行業[37]。在中小企業和私營經濟發達的廣東、江蘇、浙江三省，死亡人數分別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國前三位，均超過美國全國的工傷事故死亡總數[38]。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2003年是中國工傷死亡事故的拐點，從這壹年開始，工傷事故死亡人數連年上升的勢頭得到遏制，比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39]。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國的工傷事故死亡人數依然高達101,480人[40] 。

　　其實，這三大高危行業之外的其他制造業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支撐中國這個制造業大國的重要支柱之壹是鄉鎮企業，在鄉鎮工業的38個行業中，有33個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職業（或工種）達6,533個。全國鄉鎮工業中有500多萬家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占鄉鎮工業企業總數的80%；接觸粉塵、毒物和噪聲等有毒有害作業的職工2,515萬人，占鄉鎮工業企業職工總數的32.80%[41]。苯汙染引起的問題已經有不少案例見諸報道。中國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國，每年生產各類鞋60億雙，占世界鞋產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業的頭把“交椅”。三苯溶劑是制鞋業所需要的生產原料，在鞋業集中的福建、廣東、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其他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時有發生[42]。不獨鞋業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業的情況同樣令人觸目驚心。它們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強揮發性膠水粘合劑。這裏還必須提到從本世紀初以來在中國遍地開花的PX產業。PX在中國被稱為對二甲苯，是壹種用於生產塑料、聚酯纖維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國已經建成與正在擴建的大型PX生產基地已有10余處，如浙江鎮海、山東淄博、遼陽、青島、遼寧大連、河南洛陽與福建石獅等地[43]。這種可以通過呼吸、食物攝入、皮膚吸收，對人體危害極大的化工項目，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停產，為什麽只有中國在不計後果地引進？原因只有壹個，PX原料帶來的高利潤。從1997年以來，國際市場上PX就處於供不應求狀態。從2003年以來，PX需求幾乎以每年100萬噸的速度增長[44]，為了滿足這種需求，中國各PX生產基地也同步擴大產能，以牟取巨額利潤。這類有毒化工原料的生產，危害的不僅僅只是生產廠家的工人，企業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為了使居住環境免受汙染，近年來在廈門與成都相繼發生當地民眾抵制PX落戶本地的維權活動[45]。

　　在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浙江省寧波市有壹家以斷指再造為特色的市第六醫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斷指病人就診，2004年做了上萬例這類手術。該院外科主任陳宏稱，傷者多為小型企業或家庭作坊的外來打工者，而生產事故頻發是斷指的最主要原因。據陳宏估計，除了該院之外，其他醫院也分流了近半病人[46]。寧波有壹家工廠，壹年之內有30個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這家工廠甚至還開出了壹份“價格”表：死亡或失去雙手的，賠償人民幣15,000元；大拇指人民幣3,000元；小指750元。在廈門的壹家只有600職工的刀具廠，4年中竟有142人工傷致殘[47]。

　　目前，職業病已成為影響中國勞動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國每年報告各類急、慢性職業中毒數千人，死亡數百人；重大惡性職業性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對發生職業性中毒企業的調查顯示，有28.91%的作業場所沒有衛生防護措施，47.69%的企業工人沒有個人防護用品；在被診斷為職業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鄉下家中後才發現自己患上了職業病，即便想求助於法律的保護，卻苦於無法支付旅費、醫療檢查費而只能放棄[48]。在勞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從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發生各類工傷事1萬多起以上。據記者調查，深圳市1998年鑒定的工傷（僅含外傷）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斷指、斷掌或斷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傷致殘，每4天就有1個人因工傷死亡[49]。

　　支撐“中國制造”的“廉價”，其實是以勞動者付出生命“補貼”而降低了的價格――至於環境補貼則需要另做專題研究。

　　三、中國為何不歡迎跨國公司的驗廠審查？

　　伴隨著“中國制造”行銷天下，中國“血汗工廠”的面目也逐漸呈現在世界視野之內。應當令中國人感到慚愧的是，關註中國勞工悲慘境遇並試圖幫助他們擺脫這種不體面的工作環境的，並非宣稱“以人為本”的本國政府，而是中國政府壹直排斥、監控的維護勞工權益的跨國網絡。這個網絡由許多跨國公司、消費者運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外基金組織、公司社會責任國際組織、慈善機構以及宗教組織等構成，近年來壹直對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的各大跨國公司施加壓力，促使他們對中國的生產廠家加強驗廠審查，以改善中國工人的惡劣工作環境。

　　2006年11月27日，美國《商業周刊》的壹則報道使中國的“血汗工廠”再度受到關註。這篇題為“秘密、謊言和血汗工廠”的文章，其新穎之處在於，它指出了中國的出口制造業充滿了欺騙，甚至出現了專門幫助中國供應商作偽以逃避檢查的“咨詢公司”。該文稱，在過去4年中，中國供應商遞交偽造工資單而被發現的比例從46%上升到75%，估計只有20%的中國供應商遵守薪水規定，而只有5%服從對工作時間的限制[50]。

　　這裏涉及到近年來跨國公司在中國推行“SA8000標準”（全稱為《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遇到嚴重阻力的問題。從表面上看，“血汗工廠”似乎是企業主缺乏良心的產物，只要約束企業主的行為就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看法卻很難解釋與此相關的另外兩方，即政府與工人對驗廠審查的消極反應。實際上，“血汗工廠”是中國現有經濟模式及整個社會大環境的產物，因此，反對“SA8000標準”的力量不僅來自企業管理層，還來自中國政府，願意配合驗廠審查的工人也不多。

　　個別中國媒體曾很無恥地將美國跨國公司推行“SA8000企業認證制度”，說成是美國害怕中國強大，變相設置貿易壁壘。壹篇題為“美欲向我掄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災區”的文章自2003年12月12日在廣東壹家媒體發表後，幾年來在中國網站上時不時被翻出來炒作。在這種輿論主導下，中國不少媒體都將“SA8000”關於童工、強迫性勞動、健康與安全、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作報酬等標準，壹律視為美國借此“打壓”中國，意在構築壹種變相的貿易壁壘。盡管有負責任的媒體如《新京報》對此作了澄清，認為在中國推行“SA8000”有利於保護中國勞工權益，但主流媒體還是堅持這種所謂“愛國主義”的看法。如《環球》雜誌駐倫敦記者於2006年1月曾發表“美歐將中國妖魔化為世界血汗工廠，凸現恐懼心理”壹文，仍然堅持“美歐批評中國是世界血汗工廠是害怕中國強大”，並指責許多造成中國勞工惡劣工作條件的罪魁禍首是西方公司[51]。

　　中央政府對此究竟采取什麽態度，這可以用“國家認監委”的表態加以說明。“認監委”曾聲稱，現階段在中國不宜推行“SA8000認證”。其實，“SA8000認證”與中國的《勞動法》、《消防法》、《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基本壹致，在很多方面還不及中國的現有法律規定嚴格。該機構的官員還說，如果中國企業不願意遵守國外的社會責任標準，感情上可以理解；因為就連中國法律這壹強制性規定，企業都沒放在眼裏[52]。

　　地方政府出於增加稅收的考量，對“血汗工廠”的存在普遍假作不知，也不歡迎任何媒體報道此事。“沃爾瑪”的遭遇就是壹個明顯的例子。2004年2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報道“沃爾瑪”供應商的工人實際工資為每小時16.5美分（當時約為1.36元人民幣）。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等機構在調查後發表壹份報告，指責“沃爾瑪”公司在廣東省東莞地區的數家供應商工作環境惡劣、克扣工人工資、強迫工人加班。盡管“沃爾瑪”在法律上無須承擔“血汗工廠”的罪名，但美國公眾和媒體掀起的拒絕“血汗商品”的聲討，使“沃爾瑪”感到巨大壓力，轉而要求它在全球的供應商實施“SA8000”制度，其供應商達到了該規定設立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才有機會取得“沃爾瑪”的訂單，成為其合作夥伴。“沃爾瑪”的驗廠行為引起了中國眾多加工企業的恐慌，而這些企業又是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臺柱，於是地方政府與中國的媒體幾乎壹邊倒地批評“沃爾瑪”對中國企業實施的“社會責任壁壘”[53]。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輿論的環境中，這種壹邊倒的批評很容易造成社會認知的混亂。“沃爾瑪”尊重社會道義的行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因為“沃爾瑪”的“社會責任標準”使企業陷入困境，工人們將失去工作。在就業艱難的今日之中國，“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盡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國農村有2億多勞動力無業可就，城市也有數千萬失業者的情況下，有工作畢竟要比失業強得多。工人們既痛恨黑心廠主的虐待苛剝，但更害怕失業。因此，只要工廠主未將工人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工人們大多不會向審查員主動提供情況。所以，跨國公司的驗廠審查員要調查清楚中國企業的真實情況十分困難。可以說，缺乏中國政府的支持，跨國公司欲在中國貫徹社會道義責任，不僅收效甚微，還有可能被中國當局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在民眾中煽起不滿。

　　然而，與在中國本國企業工作的勞工相比，這些在外企工作的勞工還算是幸運的，至少還有關註中國勞工權利的跨國網絡在觀察並促進改善他們那不體面的工作環境。中國勞工的最底層其實並不是他們，而是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型產業――煤礦以及各種礦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窯童奴”，他們悲慘的生存處境為世界創造了壹個絕無僅有的名詞――“帶血的GDP”。我曾經撰寫過壹篇專門研究分析中國礦工生存處境的文章－－“清洗‘帶血的GDP’為何如此困難”[54]，此處就不再重復了。

　　結語：社會進步的基礎在於富民與人權進步

　　中國啟動經濟改革30年，中國以透支勞工生命與福利而營造的“中國制造”，支撐著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它帶給中國的其實不只是“世界工廠”的榮耀。從本質上看，中國勞工的悲慘處境源自中國當局的改革目標，即只追求“富國強兵”而刻意忽略“富民”及促進人權進步。這條漠視人民福祉的“富國強兵”之路，與晚清以來中國歷屆政權在百多年內所走的道路並無根本不同。只有少數被當局極力消除的聲音曾質疑過中國當局的“富國強兵”之路，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未認真思考過這條發展道路與自身的利害關系到底是什麽，更未體會到中國特色的“富國強兵”之結果，就是勞工階層和普通民眾的相對貧困化與人權狀況持續惡化，以及每年高達數萬起的社會反抗事件。

　　我印像最深的是這樣壹件事：自世界銀行公布2006年各國GDP總量排行榜以來，中國行將成為“世界第二強國”、若幹年後會超過美國這壹說法，幾乎成為中國媒體的最強音。同年11月，中國媒體公布了壹項來自“歐美”的民調，聲稱歐美人民“壹致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於是網上有評論說，這證明了“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實現的強國之路是正確的”。

　　當人們為“富國強兵”的結果――看起來相當龐大的GDP總量――所陶醉時，完全忽視了壹個本應認真思考的問題，即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其實，改革初期對這個問題曾有過討論，而且基本達成社會共識，那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富國強兵”之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所以必須通過改革扭轉這壹方向，讓經濟發展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務。1989年以後，不知不覺間，這場“改革”又悄悄地朝著當初被否定的毛澤東熱衷的“富國強兵”模式回歸。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壹直矜誇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富國強兵”成就，如“大大提升了國家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之類，絕口不提中國現在生活於日均壹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高達3億這壹事實[55]。

　　作為壹位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無法忽視中國民眾的生存權經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目的而受到嚴重侵奪的現實，比如本文談到的中國勞工為“中國制造”的低廉價格提供的“生命補貼”，近十多年以來到處都發生的征地與拆遷，這都是政府肆意侵奪民眾生存權並批量制造窮人的過程。在壹個貧困人口占四分之壹左右的國家，底層民眾被迫在不體面的工作環境中有失尊嚴地工作尚不得溫飽，政府依靠掠奪民眾的生存資源並犧牲生態環境而堆積出貌似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不過是在流沙之上建構大廈，根基不會牢固。

　　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

　　作者 勞動力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執行總結

　　蘋果控制了整個供應鏈的采購和人工成本，在整個 iPhone 的生產過程中，蘋果直接采購的比例超過 80%，並且提供生產設備，組裝工廠只是采購機殼，面板，電路板，包裝材料等，組裝部份的人工費用是按工人的實際工資計算，工廠收壹些管理理費1。自從 Tim Cook 成為蘋果的 CEO 以後，蘋果都要求供應商的提高產能，每年減價 5%到 10%，並讓供應商之間相互競爭減價2。（根據和蘋果供應商的會議）根據蘋果官方發布的 2015 財年 4 個季度業績報告，其 2015 財年的總收入為 2337.15 億美元，凈利潤為 534 億美元，凈利潤率為 22.85%。其中在大中華區的收入 587,15 億美元，占整個 2015 財年的 25.12%。由此可知，2015 財年蘋果從大中華區獲利大約 134,15 億美元。而蘋果支付 160 萬工人壹年的基本工資不到 62 億美元。不到蘋果在中國區盈利的壹半。

　　昌碩是蘋果的主要供應商之壹，在中國大陸雇傭了近十萬的工人3。工人的生活環境惡劣，在蘋果2016 年盈利減少的情況下，蘋果轉嫁給供應商，昌碩采取了更為隱蔽的辦法壓榨工人。我們這次調查基於對在 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5 月期收集的昌碩 2015 份工資單的比較研究和對工人的訪談，除發現昌碩為了通過蘋果的審計而采用隱蔽方式壓榨工人外，我們也發現昌碩的工作條件比2015 年更差。

　　調查發現

　　通過對工資單的仔細研讀以及 CLW 調查員的觀察，我們發現幾個重要問題如下：

　　1) 盡管中國整體平均工資壹直在穩定上升，昌碩工人的工資卻在過去的 8 個月中下降了很多。

　　2) 上海市在今年 4 月份將最低工資標準從 2020 元提高到 2190 元，昌碩工人的基本工資也確實提高了。但是昌碩卻通過削減福利、與工人分擔保險等方式控制勞工成本。結果，在獲得加薪之後，工人的總收入反而減少了很多。工人每小時的工資為 13.33.扣除費用後只有10.66 人民幣。

　　3) 非法超時加班在昌碩依然普遍存在。昌碩聲稱它所安裝的身份識別系統可以有效控制工人的加班時間，但是我們發現這套系統在需要工人超時加班的時候沒有作用，只是昌碩用來公關的的工具。工資單記錄顯示在 3 月最高的加班記錄，工人壹月加班總數達到 109 小時。

　　工人壹個月工作 293 小時。

　　4) 昌碩雇傭了大量實習生。按照法律規定，實習生不得加班，但是這些實習生的加班時間卻和全職員工壹樣多，平均約 80 小時/月。

　　5) 昌碩工人工資依然很低，工人們必須依靠超時加班來補貼生活。工人不加班，扣除各種費用後，工人只能拿到 1412.99 人民幣。

　　6) 在大部生產線，工人需要提前 10 分鐘上班，但是這 10 分鐘並不計算入工人的工資。

　　7) 工人每天要花 60 分鐘排隊通過安檢和身份識別進入生產車間。身份識別系統沒有有效控制超時加班，反而影響到了工人的休息時間4。

　　8) 工廠變相強制工人加班，在忙季的時候工人提出請假通常不會得到批準5。

　　9) 工人暴露在職業傷害的環境中，工廠沒有給噪聲和激光的生產部門的員工提供安全保護的工具6。

　　在 2016 年 2 月，我們發布了關於昌碩的第壹份基於工資單研究的報告，揭露了昌碩在加班時間等問題上的侵權情況。但是，從 4 月份開始，昌碩不再在工資單中列出加班的具體項目（平時加班，周末加班，節假日加班，請看下文 2015 年 10 月和 2016 年 3 月的工資單比較），而僅僅給出加班費總額。由於這項變化，我們不能夠單獨依靠工資單精確地計算每個工人的具體加班時間，而必須結合工資單和昌碩廠內的電子觸控屏來計算，增加了我們調查的難度。此外，昌碩宣稱已經安裝了壹套身份識別系統，通過這套系統它可以有效控制工人加班時間，但是我們對昌碩維修部門73 月份的研究發現，工人最高加班達到 109 小時，是法定上限的三倍。（維修部門負責修復損壞的手機，回收不能修復的手機的部件，包括客戶服務中心在內約有兩萬人）在我們收集的382 份維修部門 3 月份工資單中，所有工人的加班時間都超過了法律上限所允許的 36 小時，其中298 人加班時間超過 82 個小時，平均周工作時間超過每周 60 小時的蘋果標準。85 月份，我們將這些發現發給蘋果，在七月，昌碩決定停止發放紙質工資單，工人們只能夠通過廠區的電子觸控屏查閱自己的工資信息。我們不確定昌碩是否是因為我們的報告才做出的這些改變，但這些改變發生的時間非常巧合，恰好在我們指出昌碩的身份識別系統不能有效控制加班之後。

　　蘋果壹直在要求他們的供應鏈透明，但是通過我們的對昌碩工資單研究，整個過程中昌碩越來不不透明，想盡各種辦法阻止獨立機構了解昌碩的工作情況。

　　這份報告利用了中國勞工觀察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搜集到的昌碩 2015 份有效工資單。通過這些工資單9，以及比較蘋果盈利和工人工資的比較，通過我們的研究說明蘋果才是侵權的問題的真正根源。

　　工資單與研究方法

　　在這篇報告中，我們主要結合描述性統計和 CLW 調查員的觀察呈現昌碩工人的工作條件。數據來自於 2015 份昌碩工資單和個別的中國官方統計數字。工資單由中國勞工觀察調查員在 2015 年、2016 年在昌碩擔任生產線員工時收集。工資單覆蓋的月份有 2015 年的 5 月到 10 月，2016 年 3月到 5 月。工資單基本信息總結請見表格 1。

　　工資單上的主要信息有基本工資、加班費、不同類別的補貼和獎金以及個人支付的保險費用金額。

　　為了使計算更加簡便，我們把所有的獎金和補貼加在壹起，歸為壹類-“獎金和補貼”

　　10。工人收入

　　的數額和結構（基本工資、獎金和補貼、加班費）可以直觀告訴我們工人的待遇如何以及他們有沒有受到公正對待。通過比較工人在加薪前後的工資結構，可以檢驗有沒有真正給工人加薪。工資單上加班費都列出了加班的類別，比如平時加班、周末加班、節假日加班，我們可以由此計算出工人的加班小時數。（但是，從四月份開始，昌碩不再提供具體類別，只有壹個總額，我們只能由此推斷加班時間，不能得到精確數字）工資單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工人收入和加班時間不可否認的證據，調查員的觀察則可以告訴我們工廠的職業安全、請假難度、吃飯時間、進入車間時間等比較細節的關於工作、生活環境方面的問題。

　　昌碩工廠部門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組裝和維修。大部分的部門合作為蘋果組裝電子產品，不同部門間的工作時間安排和工作量相差不大，部門間的差異幾乎可以忽略。在部門之內，工人們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也相差不大，工人們沒有自由選擇是否加班的余地，因此同壹個部門內部不同工人的差別也不大。維修部門的工作時間安排會與組裝部門不同。比如在 3 月，其他部門加班時間平均只有約 14 個小時，而維修部門的平均加班時間卻達到了 89.4 小時。為此，我們將維修部門的工資單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總而言之，盡管我們的工資單沒有按照隨機抽樣標準抽取，但是根據上述理由，我們認為我們的樣本可以代表昌碩的勞工情況。

　　工資單研究總結

　　（1） 工資單

　　在 2015 年、2016 年共收集到 2015 份有效工資單，其中 2015 年 10 月份工資單 1064份，2016 年 3 月份工資單 480 份，2015 年 9 月、2016 年 4 月、5 月每個月工資單100-200 份，此外還有少量 2015 年 5 月到 8 月份的工資單。

　　（2） 基本工資及工資結構

　　在我們的樣本中，絕大多數（96.1%）工人的基本工資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相同，在2016 年 4 月以前為 2020 元，4 月份為 2262.86 元，四月以後為 2320 元。（昌碩根據上海市政府規定在 4 月 1 日後將基本工資提升至 2320 元，因為昌碩工作月份與自然月不完全吻合（壹個工作月份為前壹個月的 26 號到下壹個月的 25 號），故昌碩四月份前面 5 天工資按 2020 算，後面 25 天按 2320 算，綜合起來為 2262.86 元。）基本工資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員工為生產線上最基層的員工，樣本中另有少數指導員、資深指導員、分組長、工程師，基本工資略高於最低工資標準，但最高也只有3126 元，此外這些員工也處於生產和維修壹線。所有樣本均為生產而非管理人員。

　　（3） 加班時間

　　加班時間計算。在 2016 年 4 月之前，昌碩工資單中明確給出各類加班的加班費，我們也可以通過工人的基本工資算出小時工資，結合國家法律規定的加班費率（平時加班1.5 倍小時工資，周末兩倍，節假日三倍），我們可以計算得出具體的加班時間，計算公式為：

　　加班時間=平時加班/（1.5*小時工資）+ 周末加班/（2*小時工資）+ 節假日加班/（3*小時工資）自 2016 年 4 月起，昌碩不再提供加班細節，只有加班費總額。根據我們對 2016 年 3月份加班情況統計發現，74 名平時加班不滿 23 小時的員工有 71 人周末加班時間也為0，平時加班時間超過 23 小時的 401 名員工中，394 名有周末加班。我們假設 4 月、5月與 3 月情況類似，那麽我們可以認為加班總時間在 23 小時以內的完全為平時加班。

　　此外，我們發現在 3 月份，有周末加班的員工中，周末加班與平時加班時間的比例為1:1.04，此時平均加班費率約為 1.75*小時工資11。在計算 4, 5 月加班時間時，我們首先通過比較工人加班費總額與加班 23 小時時的加班費來判斷加班時間是否在 23 小時以上12，在此基礎上我們分兩種情況具體計算 4 月份以後加班時間：

　　A 當加班費 ≤ 23*1.5*小時工資時，加班時間=加班費/（小時工資*1.5）B 當加班費 ＞23*1.5*小時工資時，加班時間=加班費/（小時工資*1.75）需要註意的是，4 月、5 月份的加班數據僅是估算的結果，存在壹定誤差。

　　調整前後的工資單

　　在 2016 年 4 月，昌碩調整了工資單內容，不再根據加班類型提供具體的加班費金額。壹般加班、周末加班、節假日加班的費率不同，在此調整之前，我們可以根據不同類型的加班費和對應的加班工資計算每個工人的加班時間，但在此之後由於只有總加班費，而不知道不同加班的加班費各是多少，因此我們不能精確地計算工人加班時間。

　　主要發現

　　1. 工人工資依然太低

　　在 2015 年，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收入 5939 元13。對比之下，昌碩工人的工資即便是在加班小時數多達 90 個小時的忙季也只有 4200 元。更糟糕的是，在加班比較少的淡季月份，工人們的工資只有 2000 到 3000 元。他們的工資卻遠低於平均水平。這些工人生產著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子產品，但是他們的工作卻只相當於當地員工十年前的平均水平14。

　　此外，為了更好的衡量昌碩工人的工資水平，我們也有必要考慮上海的生活成本。根據上海市統計公報顯示，在 2015 年上海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支出為 36946 元，約合 3079 元每月。15然而，在淡季的時候（假設加班時間 20 小時），工人工資只有約 2700 元，甚至不能滿足當地壹個人的消費支出。（昌碩工人工資與當地平均消費支出的比較請見下圖）雖然當地的平均消費支出並不能代表昌碩工人的消費支出，但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2320 元的工資在上海意味著什麽。此外需要註意的是，昌碩工人的工資不僅要支持他們自己的生活，很有可能還要供養家裏的老人和孩子。

　　2. 昌碩工人“加薪”的真相

　　2015 年 4 月，上海市政府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從 2020 元提高到 2190 元（減去個人保險支出後）。

　　相應的，昌碩工人的基本工資也從 2020 元提高到了 2320 元。雖然基本工資有著 300 元的增加，但昌碩工人的總收入卻在加薪之後減少了許多。在加薪之前的三月份，工人的平均收入為 3779 元，但在加薪之後的五月，收入卻降低到了 3229 元。昌碩也許會解釋說收入減少是因為加班減少，但是即便加班時間相同的工人，在五月份的收入也低於三月。舉例來說，在三月份加班 80 小時的工人平均收入 3849 元，而在五月份加班 80 小時的工人，盡管基本工資提高了 300 元，總收入卻只有 3736 元。那麽，昌碩是怎麽在滿足上海市政府要求的同時降低勞工成本的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工人的工資結構。工人工資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基本工資、加班費、獎金和補貼。在加薪之前，工人們獎金和補貼平均收入約 700 元，但是在加薪後，獎金和補貼減少到只有 300 元。另外，在四月之前，昌碩說會全額為工人購買保險16，但是現在，昌碩要求工人支出個人支付的部分，平均每個工人要支付 330 元。兩項相加月 730 元左右，因此盡管基本工資增加了，最終總收入卻減少了很多。很多工人感覺被欺騙了。

　　此外，與工人總收入共同改變的是工人們對加班態度的變化。與美國人想要多花時間與家人在壹起的情況不同，昌碩工人卻想要有更多的加班。工人們對加班十分渴求以至於如果有壹個月或者幾個月沒有加班的話很多工人就會辭職。這都是因為工人的工資太低，他們必須依靠長時間加班來供養他們的家庭。現在昌碩進壹步削減了工人們的工資，可以想象工人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困難。

　　這就是昌碩隱蔽性的減少工人工資的方法。雖然工人們的工資增加到了 2320 元，高於 2190 元。

　　但事實情況是按照上海市政府規定減去社會保險之後，工資的數額甚至還不到 2190 元。在繳納保險之後，42.3%的工人工資仍低於 2190 元元，昌碩還需額外平均為這些工人每人提供 124 元的差補才能達到上海市的最低標準。從這些做法中我們不難看出昌碩對工人的態度。

　　3. 加班時間

　　昌碩工人的加班情況季節性比較強，在蘋果新產品發布時的前幾個月超時加班比較普遍，而在其它月份工人可能會基本沒有加班。在我們二月份的報告中，我們揭示了 2015年 10 月期間，71.1%的昌碩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超過了蘋果最多 60 個小時的標準，其中有 64%每月加班時間超過90 小時。作為回應，昌碩邀請壹名布隆伯格記者在 2016 年3 月采訪了昌碩上海廠區，並向這名記者展示了身份識別系統，昌碩聲稱這個系統不允許加班時間接近 60 小時的工人進入車間17，進而達到控制加班的目的。

　　然而，布隆伯格記者訪問的地方僅僅昌碩想要大家看到的分廠。同樣是在三月，我們搜集到的 382 份維修部門工資單顯示超時加班依然普遍存在。在維修部門（工人數量約占昌碩上海廠區總人數的 40%），3 月份所有工人的加班時間均超過了中國法律所設定的 36 小時上限，63.3%的工人加班時間超過了 90 小時。

　　蘋果沒有詳細的說明計算加班的方法，但其規定其生產鏈上工人每周至少應該休息壹天，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60 小時，按此標準工人每天總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平時加班每天不得超過 2 小時，周末/節假日加班每天不超過 10 小時，按此計算三月份的加班時間不得超過 82 小時。但是在維修部門，工人們平均加班時間高達 89.4 個小時，78.5%的工人加班時間超過了 82 小時18。蘋果在 2016 年 7 月回復我們的報告，說根據我們提供的信息，昌碩的壹些生產部門加班時間超過蘋果的標準，但是比例低於我們的數據。但是蘋果並沒

　　有列出他們數據的樣本大小，根據多少工人的工資單計算得出。

　　4. 昌碩沒有按照中國法律規定保護實習生

　　根據中國政府規定，實習生工作時間不得超過每天 8 小時，不得加班19。但是在昌碩，實習生們不僅加班，加班時間甚至比全職員工還多。在三月份，所有的實習生都有加班情況，在我們樣本中的 66 個實習生中，49 個加班時間超過 82 小時，根據我們計算，違反蘋果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 60 小時標準的比例達到 74.2%。

　　5. 無薪工作與被壓縮的休息時間

　　根據我們對上百名的工人訪談，在大部分生產線，管理人員要求工人提前 10 分鐘進入生產車間，否則不能打卡。例如工人 9：00 上班，但是被管理要求進入車間崗位的時間是 8：50 分。此外，這 10 分鐘不計算入工人的工資。

　　我們假設昌碩工人都存在這樣的無薪工作，那麽在壹年每位工人至少有 39 個小時的工作未付薪水，全廠 50000 人應得薪水（按 2015 年基本算）2263.8 萬元。

　　此外，安檢和身份識別系統實際上也增加了工人工作時間，壓縮了工人的休息時間。安檢和身份識別系統對不同車間的工人會占用不同的進入工廠的時間，例如 200 人左右的生產線，工廠排隊通過這套系統的時間大約是 5 分鐘，淡季的時候時間會更短。而在 400 人以上的生產線，工人通過安檢和身份識別的時間需要 10 分鐘，在忙的季節生產進出車間的時間會更長。壹天工人要分別進出車間 6 次。早上上班，中午午餐，午餐後回車間，晚餐離開車間，晚餐後回車間，下班回宿舍。在忙的季節，工人壹天用於進出車間的時間需要 1 小時，這些都不計算入工作時間。昌碩的身份識別系統沒有有效地控制加班時間，反而壓縮了工人的休息時間。

　　6. 強迫加班

　　工人入廠時告知，可以不用加班，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存在嚴重問題。為了要檢查昌碩是否不強迫工人加班，中國勞工觀察派入工廠調查人員以及工廠的誌願者去請假不加班。這些工人誌願者和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人員，壹共請假十人次，只有二次被批準。其中有多次，工人請假先要先找小組長，小組長要工人去找大組長，大組長要工人去找課長，課長要工人去找經理。最後都沒有批準，然後工人去昌碩的工人服務中心投訴，投訴中心說不受理，讓工人協助工廠的安排。

　　7. 缺乏勞動保護

　　在工人培訓的時候說要發給工人安全保護的工具，但是我們的調查發現工廠沒有給噪聲和激光的生產部門的員工提供安全保護的工具。大部份工人都在工廠中都能受到噪聲和激光傷害。

　　建議

　　完全依靠審計是不能改善工廠條件，我們的研究發現了昌碩調整工資，減少工人的福利補助，要求工人支持保險金，強迫工人加班，都沒有事先得到工人的同意，而是單方面工廠的要求。最好的方法是讓工人選舉能夠代表工人自已利益的工會，通過工會來表達工人的訴求，監督工廠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蘋果不公與不負責

　　美國 2015 年工資性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大概是 44%，但是在蘋果整個生產鏈中，如果所有工人的工資水平都跟昌碩壹樣，160 萬工人壹年的工資總和也只相當於蘋果 2015 年總營收的4.3%。蘋果並不是因為資金短缺或利潤不夠而不得不壓縮勞工成本，蘋果有足夠的利潤，但是大部分的利潤被蘋果高管和大股東拿走。比如，在 2011 年蘋果總裁 Tim Cook 壹次性收到價值 2.76億美元的期權獎勵，比 50,000 昌碩工人的年工資總和還多。

　　蘋果也完全有能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2015 年蘋果的利潤達到 534 億美金，其現金儲備更是從14 年的 1553 億美金增長到了 2064 億美金，足夠雇傭 160 萬工人工作 33 年多。但是蘋果寧願將這些這些錢放在手裏什麽也不做也不願意拿出壹小部分來幫助工人改善工作條件。

　　總結

　　昌碩工人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而昌碩也始終沒有展現出公正對待工人的態度。根據我們統計，在過去壹年工人們每個月加班 80 個小時，最終工資包括加班費卻只有人民幣 3920 元，比當地平均工資低 2000 元左右。昌碩工人的工資始終跟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壹致，而面對上海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昌碩仍通過壹些列操作變相給工人減薪。因此我們認為昌碩在對待工人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使壹個負面的典型。

　　公正對待工人不僅是昌碩的事情，也是蘋果應當承擔起來的責任。蘋果雖然將生產轉包給了昌碩等生產商，但是這些工人仍然是為蘋果生產產品，蘋果有義務幫助其生產線上的所有工人。同時，通過將生產外包，蘋果達到了降低成本的目的，但是這些成本最終卻由工人來承受，是蘋果的原因導致工人條件的惡化。

　　任何的改善都需要支出壹定的經濟成本，而蘋果有著高達 2330 億美金的現金儲備，所以它是有足夠能力來改善勞工的權益。但是從某壹角度來講，現在蘋果已經成為整個手機行業改善勞工情況的阻力。蘋果的利潤占了整個產業鏈甚至整個行業利潤的 90%20，而其它多數企業都在虧損。如果它不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其它企業也沒有能力去作出改善。

　　自從 2013 年以來，中國勞工觀察每年都出報告來揭露昌碩糟糕的工作條件，此外華爾街日報，BBC，路透社，還有其它媒體也都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報道，但很多問題從來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因此昌碩的例子可以證明蘋果從來沒有真正履行他們對工人和社會的承諾。

　　蘋果首席運營官 Jeff Williams 說：我們知道沒有任何壹個其他公司像蘋果壹樣來確保 工人工作環境的公平和安全，改進和跟蹤發現了的問 題，並且讓供應商的運營過程變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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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關心全球供應鏈中的每壹個工人” - 蘋果 CEO Tim Cook。

　　蘋果在 2013 年回應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說：“在改進員工工作條件方面，我們與供應商合作，這點我們深感自豪。確保行事正確，積極改進供應商行為準則，我們做的已經超出很多。蘋果和蘋果供應商將力保透明，勇於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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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摘要

　　從 2017 年 8 月起至 2018 年 4 月，中國勞工觀察派出多名調查員到衡陽富士康的工廠進行調查，該工廠主要生產亞馬遜的產品。經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發現，衡陽富士康工廠在生產亞馬遜的 Kindle 電子書、Echo Dots 亞馬遜音響無線智能語音助手和平板電腦時，侵犯了工人的權益。這是中國勞工觀察首次對亞馬遜公司的供應商進行調查。

　　據調查顯示，派遣工占了其用工總量的 40％，這已明顯違反了法律規定的 10%。

　　此外，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工作崗位雖然相同，但工作條件卻截然不同。

　　正式工得到為時 5 天的入職培訓，但派遣工卻只得到僅八小時的入職培訓，遠低於法律要求的 24 小時的上崗前培訓。壹些正式工報告說不需要支付體檢的費用，但派遣工都需自己承擔體檢費用。

　　此外，派遣工在病假期間無工資，還經常面臨在工廠淡季被強制放假的情況，放假期間也沒有工資。派遣工也沒有得到任何壹種社保或者住房公積金。根據勞務派遣暫行規定，雇主須為派遣工繳納社會保險費和辦理社會保險相關手續。

　　正式工有被支付加班費，然而派遣工的工資，無論是正常工作時間還是加班時間都是每小時 14.5 元。該小時費率包括全勤獎，請假超過兩天或壹個月內遲到超過兩次的工人，當月的工資以每小時 13.5 元為標準計算。

　　雖然正式工與派遣工的工作條件存在明顯的差異，但所有的工人都面對低工資和過長的工作時間。工人在旺季加班超過 80 個小時，還曾經有工人連續上班 14天。衡陽市居民的工資平均是每月 4647 元，但工廠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約2000-3000 元。低薪讓工人不得不依靠加班來維持生活。盡管如此，工廠卻用減少工人加班時間的舉動作為工人請假或曠工的懲罰。

　　工廠內的其他主要問題包括宿舍區的消防安全防備不足、缺乏足夠的勞保用品、工廠缺乏有效的工會、使工人遭受語言暴力的嚴厲管理層。

　　派遣員工的待遇問題不僅存在於富士康，也是中國工廠的典型問題之壹。 以前，中國的法律沒有派遣人員或臨時工的專門規定， 2014 年《勞務派遣暫行規定》

　　開始實施; 然而，由於該規定的管制較寬松，而工廠又需要靈活就業的工人，使得工廠超規模使用派遣工人，以降低勞動成本。同時，因為在形式上勞務派遣公司承擔與工人的合同責任，使得工廠可以推卸其在勞動場所直接侵犯勞工權益的責任。

　　亞馬遜不僅有能力確保其供應商尊重工人的權利，還可以確保工人的同工同酬，但亞馬遜沒有做到，任其供應商壓榨工人，悄悄獲利，其收益是建立在處於惡劣的環境下超時工作，但為了生計而別無他法的工人身上。

　　公司簡介

　　衡陽富士康位於湖南省衡陽白沙工業園區，即領航科技（衡陽）有限公司、衡陽勝添精密電子有限公司是富士康集團 TMSBG CDPC 事業群的主要生產基地，主要從事數位內容、信息通訊網絡系統及其它應用系統的技術開發，生產電子書瀏覽器、便攜式微型計算機、便攜式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多媒體智能型手表、第三代及後續移動通信系統手機及其零組件，產品主要供應 Nokia、Motorola、Apple 等世界知名品牌和企業。

　　需要註意的是，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網站上顯示“衡陽領航科技有限公司”已在去年註銷，衡陽勝添精密電子有限公司還在正常經營狀態。另外衡陽富士康場內外各種活動包括招聘均未顯示其法定註冊名稱，均稱“富士康”字樣，所以對於外界來說，很難弄清楚實際招聘的公司是富士康集團下屬的哪壹個公司。

　　工廠基本信息

　　廠名： 富士康蔡倫科技園(二)

　　工廠全名：富士康科技集團衡陽廠區蔡倫科技園（二）工商註冊名稱：衡陽領航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電話/聯系人 ：湖南省衡陽市白沙洲工業園第二創業園/18674730235/彭先生生產的產品：電子書，平板，多媒體播放器

　　主要客戶：亞馬遜（Amazon），（2018 年後，工廠有五個車間在生產，其中有四個為亞馬遜制造產品）工人人數：約 4500

　　正式工人數：約 2500

　　派遣工人數：約 2000

　　派遣工占總用工人數比例：約 44%

　　以上信息來源：工友提供

　　受訪人數：20

　　受訪者所在部門:制造部/品管部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7：13

　　受訪正式工和派遣工比例：3：17

　　訪談形式：

　　1. 面談

　　2. QQ/微信，線上交流

　　3. 受訪者不知道調查人員身份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正式工招聘條件是男女普工 18 到 45 周歲，入職時交二代身份證原件，身份證復印存檔，無需繳押金，不會扣押公認證件，不向新工人收取費用。

　　派遣工招聘條件是男女普工 16-45 歲以下，入職時交二代身份證原件，身份證復印件存檔，無需繳押金，不會扣押工人證件，不向新工人收取費用。

　　招聘程序：

　　派遣工：調查員在 58 同城看見湖南衡陽富士康正招聘普工，打電話過去招聘方說只招聘計時工人，每小時 14.5 元，住宿費日繳 4 元水電費，食堂吃飯需自付，說最便宜是 5 元壹餐，但實際上最便宜也要 7 元。小時工無論進哪個車間，工資待遇都是 14.5 元壹個小時。

　　第二天，衡陽富士康打電話給調查員，要求添加微信聯絡，在微信上面聊，調查員說可以。招聘方讓調查員過去之前先和她聯系，她給調查員安排面試的時間。調查員問周壹下午可以不可以過去面試，招聘方回答周壹下午過去可以安排住宿，周二早上再帶調查員去面試。招聘方讓調查員過去的時候帶上行李和身份證，到了之後才給她打電話。

　　宿舍就在工廠對面，但面試地點卻在工廠外。星期二早上，調查員在宿舍大樓的門口等的時候已經有約 10 名其他的應聘者也在等。深圳企眾人力公司叫了兩輛滴滴車把應聘者帶到了壹個職業學校，富士康小時工招聘面試的地方就在那裏。

　　企眾招聘部門的工作人員蔣秋香進來說今天企眾這邊介紹的人富士康只招二十個，妳們現在有二十五個人，有些人會被刷下去，有沒有第二天不能參加培訓或者不能上夜班的早點把名額讓出來。待會兒富士康那邊會發筆試的題，填壹些英文字母，六十分就可以及格，還有心理測試題，面試官面試的時候要好好回答。

　　八點四十左右，壹個男的掛著富士康的廠牌進來數了壹下人數然後發下來試卷，讓我們把手機和身份證全都拿出來放在桌子右上角，開始答題。試卷做完之後發下來壹個基本信息表讓我們填。填好之後對我們說，我們都說屬於勞務派遣公司的派遣工，每個小時十四塊五，十三塊五的基本工資，壹塊錢的全勤獎，每月請假不得超過兩天，遲到不得超過兩次，超過了那個月就只能算十三塊五壹個小時。

　　試卷填完之後富士康的壹個面試官進來了，坐在桌子前面讓我們壹個壹個做自我介紹，主要是說壹下以前都做過什麽，並讓我們把袖子挽起來檢查壹下有沒有紋身。面試官滿意就拿著筆簽上了他的名字，就把表遞給調查員，讓調查員下去壹樓錄入基本信息之後交十塊錢拍了壹張白底和壹張紅底的照片。

　　之後又回到二樓等富士康都面試完然後進入教室，深圳企眾人力資源公司負責招聘的蔣秋香說，下午兩點在教室集合去衡陽市第五人民醫院體檢。

　　正式工：計時工如果要成為正式工，可以直接到工廠第二棟大樓的人事部申請。到了人事部，他們可以簽壹份合同，當場換廠牌，不需要通知勞務派遣公司。但是很多人不願意轉為正式工。

　　入職途徑：網上招聘、工友介紹、工廠直招。

　　崗位分配：進去的員工只能隨機安排進車間，不能自己選擇進哪個車間。

　　未成年工：無未成年工。調查期間，正式工都鮮少加班了，所以沒有見到學生工。根據壹位工人透露，去年有學生工。

　　正式工需接受體檢，有工人說需要出 60 元體檢費，有工人說沒有支付體檢費，工人可以拿到體檢結果。體檢項目包括檢查視力、聽力、身高、體重、血壓、心跳，還有體內器官的健康狀況如心臟、血管、肺、和胸部 X 光檢查派遣工也需接受體檢，體檢費 50 元，由工人自己承擔。體檢項目包括抽血和胸透。體檢報告會由醫院直接交給工廠，所以工人無法獲得體檢報告。

　　入職培訓：

　　正式工在入職簽接受 5 天的培訓，培訓期間有工資。受訪的工人不記得培訓的內容。

　　派遣工在入職前接受 1 天培訓，培訓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第壹部分是辭職和考勤的相關規定，第二部分重點講進車間嚴禁攜帶任何具有拍照、傳輸功能的電子設備，第三部分介紹住宿相關事項。工人上班忘記打卡可以告訴管理人員，但不得超過兩次。進入車間的工人統壹帶上帽子、工作服、鞋子，工廠會給每個人分壹個儲物櫃所以需購買壹把小鎖。

　　進入車間之前，工人可以把手機所在儲物櫃裏，男生禁止帶香煙，打火機進去，女生不能帶任何吃的東西進去，帶水只能是透明的杯子裝的水。

　　第二個老師重點講進車間不能帶任何電子設備，如果確實有急事需要接電話的可以去買壹個傻瓜機，只能具有接電話和打電話功能的，並報安保部門貼上壹個特定的標識才可以帶進車間，每次出車間需要安檢，如果發現帶了智能手機會被檢查手機裏面的全部內容，並被記大過，嚴重的會被開除。

　　第三個培訓老師講住宿的相關事項，並介紹富士康在衡陽有兩個廠區，我們上班的廠區是二創，二創裏面有三棟樓，全是生產車間，廠區會定期開放運動場所和圖書館，所有的員工都是住廠外面的宿舍。培訓期間有工資，工時按八個小時計算。

　　工廠給正式工和派遣工提供工作服，工作服不收費，離職前需要洗幹凈退還。

　　部分派遣工已在廠裏工作半年以上，從工資條得到的信息來看，最早入廠的勞務派遣工入廠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試用期

　　正式工有三個月試用期，派遣工無試用期。

　　（二）離職：

　　正式工試用期三個月，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個月通知廠方，按正常程序可以辭職，辭職後下個月十號可以拿到工資。

　　派遣工無試用期，入職半個月後提前壹星期領離職申請表後可以辭職。派遣工必須提前壹周向線長要離職申請表，填完後交給勞務派遣公司的人事部讓他們簽名，簽完後再把表交給線長。接著，工人到員工服務中心退還工服、帽子、廠牌，填寫壹張離職張明並在員工交接清單上面簽字。工人把宿舍鑰匙退給宿舍管理人員，經檢查後宿舍的凳子和鑰匙沒問題後，工人可以拿回 50 元的抵押金。

　　辭職時若工作天數不滿壹個月，計算工資時扣除每小時壹塊錢的全勤獎，下個月十號可以拿到工資。工人若沒有經過正常離職手續就自離，不但無法領得工資，以後也不能回到富士康上班。

　　工廠在 2018 年 4 月 25 日起至 5 月底給近 800 工人放假，其中放假的派遣工人數近 700 人，占總放假人數的 87.5%。據工友反映，2017 年富士康第二創業園有近 8000 人，2018 年 1 月 11 號至 2018 年 2 月 26 號工廠給近三千人放假其中 90%以上是勞務派遣工。放假的派遣工沒有工資，得不到經濟補償，大多選擇離職。

　　二、勞動合同

　　工廠和正式工簽訂勞動合同。

　　派遣公司同派遣工簽勞動合同，派遣公司不會向派遣工解釋合同的內容和含義。共有六家（企眾、華傑、天坤、華輝升、泰和、創意）派遣公司為工廠派遣工人，有的派遣公司會給派遣工壹份雙方簽字的勞動合同，有的派遣公司不給。

　　派遣工勞動合同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地點和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勞動合同的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爭議處理。

　　勞務派遣公司與派遣工簽訂的勞務派遣合同期限為壹年，合同到期後重新簽訂。

　　有企眾公司派遣工問企眾公司管理人員要勞動合同，管理人員直接告知合同無任何法律效力，也不給其所簽合同。

　　三、工作時間

　　（壹）具體時間安排：

　　正式工

　　每天 每周 月

　　正常工作 8 小時 5 天 21.75 天

　　加班 0.5-2 小時 約 1 天 最長約 80 個小時

　　（二）加班：

　　工人可以不加班，口頭通知線長即可。允許加班被管理人員當作壹種對員工表現良好的獎勵，若工人遲到、曠工、請假，線長會砍掉工人的加班，和正式工相比派遣工更容易被砍掉加班。

　　加班最長的月份是 2017 年 7、8 月，每天加班 2－3 小時，周末加班 10－11個小時，最長連續工作 14 天。

　　每條流水線都有生產指標，容易達到。工人壹般上班前 10 分鐘到工廠，工時通過考勤打卡的方式記錄，上下班打卡需要排隊，排隊 3-5 分鐘，時間不算入工資。工資在工人正式開工才開始計算。工時記錄完整，若有錯誤，可以糾正。下班若開會，開會時間有計入工資。

　　派遣工

　　每天工作 每周工作 每月工作 最長工時

　　8-10 小時 5-6 天 22-26 天 約 280 小時

　　加班時間表：

　　平時加班 旺季加班 淡季加班

　　每天 0.5-2 小時 2-3 小時 0.5-2 小時

　　周六日 8-10 小時 10-11 小時 8-10 小時

　　每月 0-32 小時 62-80 小時 0-32 小時

　　工作時間表：

　　富士康的工人每個月換班壹次。工人每次換班都會有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

　　兩班制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

　　白班 8：00－11：30 12：40－17：00 17：00－19：00夜班 20：00－23：30 00：40－5：00 5：00－7：0休息安排：

　　白班 夜班

　　午餐時間 11:30-12:40 約 70 分鐘，

　　15:00-15:10 休息 10 分鐘，每天最遲

　　19:00 下班，第二天早上須 8:00 之前

　　打卡上班，周六若有加班為 8-10 小

　　時，周日沒有加班。

　　休息時間 23:30-00:40 約 70 分鐘，

　　3:00-3:20 休息 20 分鐘，工作日最遲

　　7:00 下班，晚上 20:00 之前打卡上

　　班，周六若有加班為 8-10 小時，周日

　　沒有加班。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調查期間，工廠是淡季。正式工的工資約 2000-2500 元/月，派遣工的工資約2000-3000元/月。正式工月平均工資約2000元（扣除社保等之後實際領取），工資包括正常工作時間工資 1750 元，考核崗位津貼 200 元，職務津貼，生活津貼 100 元，夜班津貼 8 元/天，平時加班工資 15.08 元/時，周六日加班工資20.11 元/時，法定假日加班工資 30.17 元/時。

　　派遣工按小時計工資，月平均工資約 2500 元（沒有社保），14.5 元/小時（13.5 元/小時基本薪+1 元/小時全勤獎，每月請假天數不得超過 2 天，若超過2 天扣除全勤獎）。

　　派遣工在工廠工作 6 個月以上有穩崗補貼 0.5 元/小時，生活補貼 3 元/天。有些勞務派遣公司在派遣工工作滿三個月之後，每個月多給 100 元的補貼。有些勞務派遣公司給返廠員工 400 元的獎勵，只要在工廠做滿壹個月就直接付現金。

　　加班工資：

　　正式工 派遣工

　　工作日加班工資按 1.5 倍計算，休息日加

　　班工資按 2 倍計算，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

　　按 3 倍計算。

　　工作日、休息日、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仍

　　按 14.5 元/時計算，工作半年以上的按 15

　　元/時計算,扣除全勤獎的按 13.5 元/時計

　　算。

　　工資支付方式：

　　工廠每月 10 號發工資，正式工從工廠拿工資，派遣工從勞務中介拿工資，發工資後發工資條。正式工的工資明細，只需下載富士康手機應用軟件，用正式工特有的賬號和密碼登錄上去就可以從手機上看到。正式工每個都只可以看到自己的工資條。

　　工資單內容：

　　正式工薪資單上列出應發和應扣的工資明細,其中扣款項目有：曠工、事假、病假、遲到早退。

　　派遣工工資條上的內容因派遣公司不同而不同，基本內容為：入廠日期、總工時、總金額、請假時數、曠工時數、生活補貼、水電、停料彈性工時、全勤給予、離職狀況、停科給薪、保險費。

　　福利：

　　正式工 派遣工

　　社保 工廠辦理社保及住房公積

　　金。但受訪的壹名正式工表

　　示，在工廠工作已有壹年，

　　開始上班的第壹個月工廠就

　　從工資扣除了社保費，但至

　　今為止尚未收到社保卡。每

　　次去醫院看病的時候，都是

　　自己付費的。

　　沒有五險壹金，派遣公司每

　　個月從工資中扣 20-30 塊錢

　　說是購買的意外險費用，但

　　工友說從未見過保單，也不

　　知道承保的範圍和內容。

　　假期工資 病假有工資，工資是平時工

　　資的 80%，請病假需要病例

　　本。

　　病假沒有工資，請病假需要

　　病例本，若沒有病例本，請

　　假超過兩天扣除每小時壹塊

　　錢的全勤獎。

　　帶薪休假 有帶薪年假、產假、婚假、

　　喪假

　　無任何帶薪假

　　定節假日休息 工廠付薪 無薪

　　福利設施：

　　工廠設有籃球場、羽毛球場、吸煙區，沒有醫務室。入職培訓的時候介紹工廠福利設施，有提到工廠開放圖書館給工人使用，但調查人員和其他工人都沒有見過圖書館。

　　五、食宿條件

　　工廠提供宿舍給工人。正式工的宿舍費每個月 110 元，派遣工是每日 4 元，水電費若超出標準，由住同壹間寢室的所有人分攤費用。

　　正式工每天坐廠車上下班十分鐘左右，若走路要四十分鐘左右。

　　正式工的宿舍條件不好。有工友反映下雨時，陽臺上面的墻會開始漏水。陽臺也很窄，衣服曬不到太陽，陽臺都安了防護欄。

　　工友還說洗水池上面的墻面壹塊壹塊地掉，洗手間和洗澡間的燈也是壞的，洗澡和上廁所都是黑的。雖然有找宿管反映住宿情況，但從搬進去到現在壹年了都壹直沒人處理。

　　招工的時候，工廠對工人說宿舍是公寓大樓，設施齊全，拖把掃把可以去宿管那裏領，結果搬進去後拖把和掃把都是自掏腰包買的。宿舍的 Wi-Fi 剛入住的時候還可以連壹下，現在則是完全用不了。

　　勞務派遣公司會為派遣工提供住宿，六個派遣工睡壹間宿舍，每間房有獨立的洗手間和洗澡間。

　　工人可以選擇在工廠宿舍住宿或者在工廠食堂用餐。正式工每個月可得到 100元的生活補貼但沒有房屋津貼。工作滿半年的派遣工每日可得 3 元的生活補貼，無房屋津貼。

　　廠區內設有兩個食堂。壹棟壹層的食堂有販售套餐，壹葷兩素是 7 元，兩葷壹素是 8 元。購買套餐的時候，最好是打三樣菜，因為即使只打兩樣菜價錢還是壹樣 7 元。

　　食堂只有白天營業，上夜班的工人只可以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或者到廠外去買盒飯。雖然餐廳菜譜豐富多樣但工人能買的品種特別單壹，大部分工人覺得食堂的飯難吃，所以會自己帶飯或者到廠門口買飯。

　　另外壹個春滿園食堂賣面條和粉，面條只有壹種，6 塊錢壹碗，粉特別難吃，所以去買的人很少。

　　廠門口販售的盒飯大約 8 到 10 塊錢壹份，米粉是四塊錢壹碗。派遣工宿舍樓下快餐店平均 10 塊錢壹餐，早餐價格 4-5 塊錢。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派遣工在上崗前沒有經過崗位的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車間溫度比室外高 5 攝氏度，廠線上 90%以上的工人不會調動崗位。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宿舍都無急救箱。

　　調查員所在的崗位需要用牙刷沾點酒精把智能音響上面的白灰刷掉，再用小方巾把上面擦幹凈。在該崗位作業時，調查員可以穿戴口罩但工廠並沒有為工人提供工人任何壹樣勞保用品。除了酒精以外，沒有發現其他工人上班時可能會接觸到的危險化學品。

　　工傷：調查期間有壹位在富士康上班已有半年的中年女員工，作業時突然肚子疼，她疼得趴在生產線上，連眼淚都疼出來了。工廠沒有最基本的醫療設施，也沒有醫務室，所以該女員工最後被送去醫院了。

　　七、消防

　　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宿舍都無急救箱。派遣工宿舍區沒有滅火器，沒有安全通道標誌，宿舍區沒有消防演習，沒有緊急逃生口。工廠車間有逃生路線，緊急出口有標誌，設有滅火器。消防演習由工廠舉辦，2017 年的 10 月有過壹次。

　　正式工和派遣工宿舍無緊急出口，派遣工宿舍區沒有滅火器，沒有安全通道標誌，宿舍區沒有消防演習。

　　八、獎懲管理

　　工廠對考勤管理有具體的規定，關於曠工的處罰是曠工壹天記壹次大過，但工友說曠工壹天會扣 3 天的工錢。

　　每個崗位都有不同的 OBA 標準，每個工人都必須根據他們的崗位嚴格遵守 OBA標準，例如說檢測產品外觀崗位的工人需按以下步驟行事：

　　1. 穿戴防靜電手套

　　2. 拿起音響的時候，確認 USB 接口面向本人

　　3. 檢查音響上的所有按鍵是否靈活

　　4. 把音響上貼好的膜撕開，檢查有沒有劃痕

　　5. 檢查完畢把膜貼回去，再把標簽貼在音響底部6. 把底部的膜撕開看有沒有鼓包，所有檢查完之後放回傳送帶上面工人在作業時若違反 OBA 標準會受到懲罰，例如：工人撿機臺的時候沒有戴防靜電手套或不小心把機臺掉在了地上，線長處罰工人不準加班。但是正式工和派遣工都不知道關於違反 OBA 標準的獎懲制度的具體詳情。

　　請假和無故曠工的工人會被工廠砍加班。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派遣工培訓時被告知遇到問題時可向人資，工會進行投訴，但大部分正式工和派遣工都表示沒有聽說過工會，也不知道有沒有工人代表，工人也沒有想到過去尋求幫助。

　　投訴渠道：工人遇到問題時大多選擇忍氣吞聲或者直接離職，他們說投訴窗口只是壹個形式，沒有實際作用。

　　廠裏有員工服務中心，是派遣公司駐工廠的辦公室，主要負責派遣工辦理辭工手續或工資、工時查詢。

　　十、其它

　　工人選擇富士康的原因：1.離家近，方便照顧老人小孩。2.學歷要求低。3.

　　工作難找

　　受訪員工對目前收入不滿意，期望薪資是 3500-4000。受訪員工認為加班時間過少，派遣工期望每個月可以工作 280 個小時，正式工期望每周六加班 10個小時，每天加班 3 個小時。

　　正式工反映說每個月拿到手裏的工資不到 2000 元，工資太低，還不如做派遣工不用扣五險壹金。廠裏員工的離職率很高，大多人對未來生活沒有明確計劃，他們對目前的生活狀態不太滿意但沒有能力去改善。

　　員工待遇：

　　工人在上班時想上洗手間需要跟線長報備。

　　有些工人，上了年紀，辦事速度和反應比較慢，就被線長訓話了。據說有些工人被線長訓話訓哭了。

　　工人進車間需要刷門禁卡，出車間要過安檢，出廠會被查看包裏的物品，不會被搜身。

　　調查員日記

　　2018.3.15

　　在 58 同城上面看見湖南衡陽富士康招聘普工（聯系電話：18478013208），打電話過去招聘方說只招聘小時工，14.5 壹個小時，住宿舍每天需繳四塊錢水電費，食堂吃飯自己給錢，最便宜的五塊錢壹餐（實際上最便宜也要 7 塊錢）。

　　體檢費五十塊錢，查抽血和胸透。富士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車間是為亞馬遜加工（大音箱，小音箱，電子書），進去的員工只能隨機安排進車間，不能自己選擇進哪個車間。小時工無論進哪個車間待遇都是 14.5 壹個小時。

　　2018.3.16

　　早上八點五十五衡陽富士康打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要找工作，說在 58 同城上面看見我投的簡歷，我說是，我就是昨天打電話咨詢那個，招聘方說加我微信，在微信上面聊，我說可以。招聘方說過去之前先和她聯系，她給我安排面試的時間。我問她周壹下午可以不可以過去面試，她說我周壹下午過去那邊可以安排住宿，周二早上帶我去面試，過去帶上行李和身份證，到了之後給她打電話。

　　2018.3.19

　　到達衡陽，打電話給衡陽富士康招聘方楊老師（聯系電話18478013208）她說叫我等壹會兒，她叫壹個人出來接我，我在等的時候旁邊有壹個男看起來三十多歲拉著壹個行李問我是不是去富士康找工作的，我說是，他說他也是去富士康找工作的，他問我我那邊是哪個勞務公司代招的，我說不知道，我加了壹個人的微信，那個人的微信顯示的是衡陽富士康招聘，他說他加了好幾個人的微信，都是幫富士康代招的，他說本來富士康的小時工是十五塊五壹個小時（也有說十六塊錢壹個小時），公司代招每個小時就會扣壹塊錢，壹個月差不多會扣三百塊，他那邊找的也是十四塊五壹個小時。正聊著，壹個電話：18302379373（重慶號）打過來，他說他馬上過來接我，等了壹會兒壹個年輕的小夥子過來了，把我帶進了壹個小區，他說這就是工廠員工住的地方，我住的這個公寓全部都是小時工，壹邊走他壹邊對我說，在富士康上班是14.5 壹個小時，宿舍每天扣四塊錢水電費，食堂吃飯是自己掏錢，五到八塊錢壹餐，明天早上六點五十在指定的地方等他，明天總共有六、七個人壹起去富士康面試，面試的地方有點遠，他說準備叫我們拼車過去，我以後工作就在宿舍對面，走路幾分鐘就到了，但是面試是在另外壹個地方不是在廠區，體檢會有車來接，送去指定的地方體檢。

　　說完後他帶我上了壹棟宿舍的二樓，讓我到壹間屋子裏面坐壹會兒等人給我安排宿舍。那間屋子裏有兩臺電腦，四張床，上下鋪，下鋪有壹個人在睡覺，屋子裏面有壹男壹女，大約三十來歲，他們聊天說現在工廠壹點都不缺人，很多人想進去都進不去，他們知道很多人找工作，但是都只願意在本地找，不願意去別的地方，富士康上星期總共只招五十個人（壹共六個勞務派遣公司，規定企眾勞務派遣公司招五十人進富士康），這周總共只招二十個人，他們說八點富士康那邊開始面試，只能讓我們提前去搶名額，富士康那邊只要面試人數夠了之後就不會再招人了，我問富士康什麽時候最需要人，他們說八九十月份左右需要的人最多。現在勞務公司都想往裏面送人進去，工廠都快招滿了。這邊是找工作的多，工廠需要的工人少。

　　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鐘安排宿舍的壹個男的來了，他把我的身份證拿去登記之後帶我到了壹間宿舍門口，敲門進去問妳們宿舍只有四個人吧，然後就把鑰匙給了我讓我進去那個宿舍，我進去的時候大概下午四點半，裏面的四個人都在睡覺，我問其中壹個人，她說她們都是上夜班的。進宿舍之前，下午來帶我進小區那個人讓我把身份證放在他那裏，他說他明天再給我。

　　2018.3.20

　　七點我到門口集合，門口已經有十來個人，深圳企眾人力公司叫了兩輛滴滴車把我們帶到了壹個職業學校，富士康小時工招聘面試的地方就在那裏。

　　在教學樓二樓壹間教室門上貼著企眾兩個字，七點二十左右人陸續都到了，等到八點教室開門了，企眾招聘部門的工作人員蔣秋香進來說今天企眾這邊介紹的人富士康只招二十個，妳們現在有二十五個人，有些人會被刷下去，有沒有第二天不能參加培訓或者不能上夜班的早點把名額讓出來。待會兒富士康那邊會發筆試的題，填壹些英文字母，六十分就可以及格，還有心裏測試題，不要去亂選。面試官面試的時候好好回答。

　　八點四十左右，壹個男的掛著富士康的廠牌進來數了壹下人數然後發下來試卷，讓我們把手機和身份證全都拿出來放在桌子右上角，開始答題。試卷做完之後發下來壹個基本信息表讓我們填。填好之後對我們說，我們都說屬於勞務派遣公司的派遣公，每個小時十四塊五，十三塊五的基本工資，壹塊錢的全勤獎，每月請假不得超過兩天，遲到不得超過兩次，超過了那個月就只能算十三塊五壹個小時。

　　試卷填完之後富士康的壹個面試官進來了，坐在桌子前面讓我們壹個壹個做自我介紹，主要是說壹下以前都做過什麽。並讓我們把袖子挽起來檢查壹下有沒有紋身。

　　我的面試結束後，面試官拿著筆在表上簽上名字，就把表遞給了我。我下去壹樓錄入基本信息之後交十塊錢拍了壹張白底和壹張紅底的照片。之後又回到二樓等富士康都面試完然後進入教室，深圳企眾人力資源公司負責招聘的蔣秋香說，下午兩點在教室集合去衡陽市第五人民醫院體檢。

　　體檢費壹人五十塊錢，體檢完之後各自離開，體檢表醫院會統壹收起來交到富士康那邊去。蔣秋香提醒我們明天早上趕到八點鐘來到今天面試的這裏進行派遣工培訓，不要遲到。下午兩點多公交車開到培訓地點帶早上面試合格的人去體檢，體檢完四點左右。

　　2018.3.21

　　早上八點來到衡陽技術學院東院培訓教室集合，教室培訓的學員總共有壹百五十個人左右，其中企眾勞務派遣公司的派遣工有十六個人（名額 20 個，其中有兩個直接沒有來參加培訓，有兩個體檢不合格）。

　　從宿舍到培訓教室的路途中打了個順風車。培訓八點半左右開始，點完名之後第壹個培訓老師講了考勤和辭職的相關規定，其中要求半個月以後需要辭職的要提前七天通知。第二個老師重點講進車間不能帶任何電子設備，如果確實有急事需要接電話的可以去買壹個傻瓜機，只能具有接電話和打電話功能的，並報安保部門貼上壹個特定的標識才可以帶進車間，每次出車間需要安檢，如果發現帶了智能手機會被檢查手機裏面的全部內容，並被記大過，嚴重的會被開除。上班忘記打卡可以告訴管理人員，但是不得超過兩次，進車間統壹帶上帽子，穿上衣服，換好鞋子，每壹個人都去買壹把小鎖，分壹個鞋櫃，進車間之前把手機全都鎖在裏面，男生禁止帶香煙，打火機進去，女生不能帶任何吃的東西進去，帶水只能是透明的杯子裝的水。

　　培訓十二點結束，下午壹點半開始再壹次點名，點完名之後第三個培訓老師講住宿的相關事項，並介紹富士康在衡陽有兩個廠區，我們上班的廠區是二創，二創裏面有三棟樓，全是生產車間，廠區會定期開放運動場所和圖書館，所有的員工都是住廠外面的宿舍。

　　三點半左右點名的老師進來了，把每個人的廠牌都發了下去，之後整體安排公交車送回廠區，到達廠區之後，排隊點名領取工服，等的時候前面有壹個三十多歲的女跟我聊起天來，她說她是因為有小孩要照顧才進的這個廠，這個廠管得特別嚴，工資又低。

　　五點半左右每個人領好了衣服，帽子，鞋子（全部都是舊的，還有壹股味道，並且要求辭職之前洗幹凈退還），換好鞋子、放好手機鎖好櫃子之後分批上樓。

　　我上到了三樓，那個車間的人還沒有下班，線上正在生產。我們六十個人左右分成了兩部分，其中壹部分人通知他們明天早上趕七點五十進車間上班，我所在的這壹組車間裏面點名的人告訴我們明天晚上趕七點五十上班，連續上兩個晚上夜班之後會倒班倒成白班，富士康全部都是壹個月倒壹次班，每次倒班會有二十四小時休息。

　　安排好了之後每個人排隊過安檢，下樓打考勤卡，打卡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六點了，但是今天培訓壹天只算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總共八個小時的工資。

　　我過安檢之前車間點名的人叫住我說讓我明天早上趕七點上白班，連續兩天白班之後倒成夜班，她旁邊有個女的線長問我願意不願意，我說我不願意，那個女的線長說那好吧，妳明天晚上趕七點五十過來上晚班吧。

　　2018.3.22

　　晚上七點半打卡進了車間，七點五十左右，生產線上人基本已經到齊，車間的溫度比外面的高好幾度，每次進車間沒門都需要打門禁卡，出門的時候壹定過安檢，過安檢的時候需要摘掉帽子,任何金屬物品都需要拿出來。

　　八點左右生產線開工，我工作的車間在三棟三層全是生產小音箱 AlexaEcho Dot(亞馬遜音響無線智能語音助手），總共有八條線，開了六條線。每壹條線從線頭到線尾總共分為三部分，線頭那壹部分組裝小音箱，中間那部分檢測，線尾那部分包裝。壹條線上兩邊都有工人，面對面坐著做同樣的工作，每個工種兩到三個工人負責，整條流水線壹直不停地運行。

　　我和胡分到了 03 線坐在壹起看外觀，每壹個音響都拿起來把貼好的膜撕開看有沒有劃痕，試手感看每壹個按鍵是否靈活，上面有沒有黑點，有沒有縫隙，看好後把標簽貼好，又把底部的膜撕開看有沒有鼓包，所有檢查完之後放回傳送帶上面，接著下壹個人貼膜。

　　在廠線上需要戴防靜電手套，那個手套不透氣，戴上之後壹會手就出汗了，胡的手本來就會出汗，她戴著那個手套那個手套完全粘在她的手上，但是她似乎沒有任何不適應的地方，看得特別仔細，壹直不停地在撕膜檢查，從3.22 晚上八點到 3.23 早上五點，除了指定的休息時間她都沒有去上過壹次廁所，我周圍的四個工友也都沒有去過壹次廁所（我總共去了五次，每次去都要給全技員說壹下，她同意了才能去）。

　　坐在那裏看外觀感覺腰酸背痛，車間溫度高，很熱，壹會兒感覺又很渴，生產線上的燈光調得特別亮，看久了眼睛也很累，全技員教我要怎樣按步驟把膜撕開再怎麽貼回去，還要斜著四十五度在燈光下面看，這樣才能看得清楚，我看的時候她壹直在我旁邊坐著，壹會兒去其他地方，壹會兒又過來，把我們新來的盯得特別緊，對面有個掃碼的老員工又讓我把條形碼貼在 USB 接口對著的上面，她說這樣出問題了才知道是誰檢查的。對面貼膜的大姐說讓我們新來的可以檢查慢壹點，不要出問題。

　　開工沒多久，有壹個穿粉紅色衣服的女人過來說讓我把後面紮起來的頭發放到帽子了面，衣服拉鏈拉起來。

　　我的衣服拉鏈壞了（其實昨天就已經發現、我找了好幾個負責的說要換件衣服，這個人讓我找那個，那個人讓我找另外壹個，我給線長說，終於有壹個人拿了壹件衣服叫我換，那件衣服又臟又臭，拉鏈只能拉起來壹半，仍然是壞的）感覺過了好久，終於熬到了十壹點三十五，可以休息壹個小時，全技員說壹棟壹樓有食堂可以去買宵夜。

　　我去開水房拿水杯，看見開水房外面有壹些人在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這些人是拿壹個不透明的袋子把吃的帶進去的，吃的能帶進去但是帶不出去，因為出去要過安檢），我拿完水杯出去看見好多人趴在生產線上睡覺，有些拼了幾張凳子躺著睡，也有些拼了幾張泡沫板躺地上睡。

　　我出車間到樓下鞋櫃的地方拿手機，有好多人蹲著或坐在街沿邊吃盒飯或看手機，臉上顯得很疲憊，我去到壹棟壹樓的食堂，食堂關著門，根本沒賣宵夜的。我又走了壹大圈看見壹個小賣部，好多人在那裏買泡面，小賣部二樓食堂開著，但是只有賣米粉的，聽說還特別難吃，買的人很少，食堂的人還說他們十分鐘之後就關門了，要買趕緊買。我回到小賣部，小賣部很小，主要賣面包、泡面、火腿。

　　差不多十二點二十，我回到車間，廠線上燈關著，很多人在睡覺，我看見洗手間的垃圾桶裏扔了面包包裝袋，牛奶盒，泡面桶，很多人夜宵就是吃這些東西墊肚子，我問到的工友都對廠裏食堂特別不滿意，他們說食堂夥食特別差還貴，很多人下班後都在宿舍門口買路邊攤的鹵粉，鹵粉四到五塊錢壹碗。

　　淩晨十二點四十流水線繼續運行，車間繼續又悶又熱，我看了壹會兒就感覺很累，又渴，我看旁邊的胡看得特別認真，我心裏覺得她才十八歲，難道她就要沒日沒夜地做壹輩子這種工作嗎？我邊看外觀邊想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到底有多廉價，這條線上工作實在太辛苦了。腦子裏無限感概，手上重復著工作，感覺手也很酸，終於熬到了三點，對面的工友停下了手裏的工作，她們趴在生產線上，但生產線還沒有停。我以為可以休息了，和胡起身去了廁所，回來之後全技員對我說上廁所要給她說，我和胡沒給她說壹聲就走了，我說好（我明明看見對面的人都趴下了，我以為休息了，就摘了手套離開），線長在我旁邊在和全技員說話，壹會兒壹個男的過來給線長說：線長，停線了。這時傳送帶才停下來。

　　二十分鐘之後傳送帶繼續轉動，又開始工作，有壹個人從全技員旁邊經過給了她壹塊餅幹，她低著頭悄悄地在那裏吃，大概三點四十的時候全技員過來對我說，妳雖然看了壹晚上，感覺妳不認真，我說什麽不認真，她說就是沒

　　有用心看，我說我在看啊。

　　大約四點的時候我對面的工友停了下來，我繼續在那裏看，對面的工友說不用看了，廠量已經夠了。這時我看後面的人有些人也停了下來，坐著沒有做事，我感覺很累就趴在生產線上，過了壹會兒全技員過來拍我說，生產線上不要趴著睡覺，我又坐起來。

　　在生產線上幹坐了好幾十分鐘，線長說我和胡可以淩晨五點下班，其他人要加班到淩晨六點，我看到在我身後還有三個人站成了壹排，也是昨晚上第壹天上班的，線長給他們說今天淩晨五點下班，壹定要五點之後再去打考勤卡，今天晚上繼續七點五十來上夜班，不要遲到。

　　第壹天上班終於結束，之前還打算在壹個廠裏做兩個月，我上了壹天就感覺受不了，我不能想象有些人連續在廠裏上好幾年班是怎麽熬過來的，和我壹起上班的工友都顯得特別疲憊，有些人還只能站著上班，我看到有壹個在線尾封箱的工友（姓名：伍）特別疲憊，感覺都快要睡著了。回到宿舍之後，我給宿舍的人說全技員很討厭，說我看外觀沒有用心看，宿舍的工友（姓名：

　　曾）說全技員要說妳妳可以隨便頂回去，她就不敢欺負妳了，要是線長說妳妳就不要頂嘴了。

　　胡說她覺得那個全技員人還可以，沒有說她。（我覺得胡之前兩年多壹直在廠裏，早已經習慣那樣的生活，我覺得她那麽小，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壹會兒另外壹個年齡大約四十多歲的工友（姓名：黃）回來了，她很生氣，她說今晚上十壹點半到十二點四十都沒有休息，壹直在清機（流水線上不停地流過機臺，妳要是動作太慢機臺就會堆積在妳面前，妳必需要把它清理完），線長還說她不好。

　　五點半宿舍的工友基本都回來了，她們街攤買了鹵粉,邊看電視劇邊吃，七點左右陸續洗完衣服，刷牙洗臉上床睡覺，第壹天生產線上的工作終於結束，我累到不行，爬上床後很快睡著了。

　　2018.3.23

　　中午十壹點我醒來上了個廁所，其他人都在睡覺，她們夜班已經連續上了三個星期，已經習慣早上七點睡到下午六點。

　　2018.3.25

　　晚上七點五十到達車間，八點集合，全技員點名後開始生產線上作業，我第壹天是在崗位上檢查外觀，第二天換成了用牙刷沾酒精把智能音響上面的白灰刷掉，再用小方巾把上面擦幹凈。從八點開始作業，加班兩個小時到淩晨七點下班，產量需要達到 2800 臺，工人坐在傳送帶的兩邊，做我那個工種的壹共有兩個人，也就是說我和她壹起要幹凈 2800 個小音箱，平均每個人要擦掉1400 臺，我旁邊的看外觀的工友總共三個人，有兩個是新來的，有壹個是工作了壹年的，她們三個平均壹人要看 900 個小音箱。

　　晚上八點到十壹點半整個三個半小時我前後左右的工友都在不停地重復他們手裏的工作，只有我途中去了壹次廁所，期間全技員拿著壹個小音箱給我看說我沒有擦幹凈，又拿了另外兩個小音箱給我看說上面印的生產標識印反了我沒有發現，讓我看仔細壹點。

　　從八點到十點左右我很快在崗位上覺得腰酸背痛，到十點半的時候我不停地看我旁邊電腦上面顯示的時間，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很想休息壹下，哪怕只有十分鐘也好，終於熬到了十壹點半，可以休息壹個小時，我下樓去食堂，食堂的飯菜同樣沒有什麽可以買的，剩了壹些在那裏感覺都涼了，有些工友蹲在路邊吃饅頭或泡面，有些從外面買了盒飯蹲在路邊吃。

　　淩晨十二點半又開始作業，我已經很累了，動作也越來越慢，刷得越來越沒有力氣，面前堆了二三十臺小音箱沒有刷，我前面那個工友是鐳雕的，動作特別熟練又快，我問他是正式工嗎？是不是工作很久了？他說他是今年三月份返廠的，去年工作了好幾個月，工廠給他們小時工放假兩個月，他就辭職了，今年又來的。他說他是小時工，我問他多少錢壹個小時，他說他十五塊錢壹個小時，因為算上去年他已經工作了半年，半年之後的小時工都是十五塊錢壹個小時。

　　從淩晨兩點到三點，我覺得那段時間過得特別慢，面前堆積的沒有刷的音箱越來越多，全技員過來給我說，刷快壹點，動作太慢了。我壹句話也沒有說，學她的方法繼續刷，因為已經沒有力氣。三點五分左右，終於有二十分鐘休息時間，之後又開始作業，到淩晨四點，我的眼睛已經睜不開，刷灰刷得更慢了，我對面的那個工友和我做的壹樣的工作，動作特別快，壹點也沒有打瞌睡，我旁邊的工友有少數哈欠連天，大部分專心地在工作。到淩晨五點十分左右，聽說廠量有 2400 臺，還差 500 多臺，我前面的停了下來，後面貼膜和包裝的還在繼續，我對面刷灰的工友也可以停下來了，我問旁邊的工友，我說為什麽我的這部分可以停止了，還要等到淩晨七點才可以下班，前面那個工友說，又不幹活，妳可以坐在那裏休息，到七點可以有三十塊錢，挺好的。

　　到五點半到時候我旁邊貼膜和看外觀的也都停了下來，後面包裝段的還在繼續。我實在困得不得了，趴在生產線上，我旁邊的工友也有壹些趴著。壹會兒我前面的工友又在開始作業，弄出砰砰的響聲，我看我對面刷灰的工友沒

　　有繼續作業，我也沒有動，淩晨六點多我趴在生產線上睡著了，六點五十左右，胡把我拍醒說可以走了，我們站起來去集合，線長說，我們這壹班的人下周壹開始（2018.2.26）早上七點五十來上班，從夜班倒成白班了，上班期間壹定不要打瞌睡，抓緊時間，動作要快，動作慢了不行。七點之後就可以打卡下班了。我排隊過安檢，腦子已經很不清醒過，前面排隊的工友不停地打著哈欠。安檢員也是壹臉疲憊的表情。

　　下樓，很多工友已經在打卡機那裏排了很長的隊，七點鐘鐘聲壹敲響，他們歡呼了壹下，這周雙休，好多工友選擇了回家，我回到宿舍，有兩個工友已經回家了，其余的兩個人在睡覺，他們都是淩晨五點下班的。

　　2018.3.24

　　下午四點多回到宿舍，因為睡眠不足眼睛和臉都是腫的，洗完衣服六點左右宿舍就我壹個人，工友都回家了，我上床睡覺，睡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十點。明天早上七點五十去上白班。

　　2018.3.26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後點名出列八點準時開始作業，我今天的仍然是刷亞馬遜智能音箱上面的灰，從八點到中午十壹點半壹直沒有停過，期間線長說我刷得慢，對面的工友刷了兩個我才刷壹個，整個三個半小時我都沒站起來壹下，壹張在那裏刷，全技員要麽說我沒刷幹凈，要麽說我刷得慢，我心情特別不好，壹直沒有說話，後來全技員看我臉色很難看就沒有再批評我。

　　中午十壹點四十五左右我出廠門去買飯，賣盒飯都差不多都賣光了，只剩下壹家賣米粉的還在，我又回到了食堂去買飯。

　　食堂的菜也剩得不多了，我打了兩個菜去結賬，結賬的那個人說壹定要讓我打三個菜，我又回去多打了壹個菜，壹共花了八塊錢。

　　吃飯的時候我對面的工友問我花了多少錢，我說花了八塊，她打得菜和我的差不多，不知道為什麽花了九塊。我說我只想打兩個菜，收錢的壹定要我打三個菜，旁邊的工友說妳打兩個菜他也要收妳七塊錢，還不如多打壹個菜。

　　吃完飯遇見壹個認識的工友，他說外面的盒飯也是八塊，菜自己盛，想吃多少打多少。吃完飯回到車間中午十二點半又開始工作，到下午三點休息了十分鐘。三點十分又繼續工作到六點左右。

　　今天的廠量是 3180，因此加班到了七點才下班。六點左右我那壹部分工作基本做完，後面包裝段的還在繼續。

　　今天算了壹下，我的那條線上大約有八十個工友，壹個車間開了六條線，因此兩班倒應該有 900 人。富士康第二創業園總共有五層車間在生產，壹棟四層生產亞馬遜大音箱，二棟二層生產亞馬遜平板，三棟二層生產亞馬遜電子書，三層生產亞馬遜小音箱，四層生產機頂盒（品牌不是亞馬遜）。按壹層車間 900 人算，總共五層車間，廠裏的工人總數應該 4500 人。從目前了解到的情況, 估計勞務派遣工的數量大大多出了正式工，但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勞務派遣工。

　　去年富士康在衡陽為亞馬遜建生產中心，招聘了大量普工，年前富士康給小時工放假，壹放就是兩個月，因此離職的工人特別多，年後又有很多工人進富士康，三進三出都有。勞務派遣公司為吸引老員工返廠，承諾給返廠員工補貼，有些公司承諾每月返 100 塊，連續工作五個月返清，有些公司承諾返廠工作滿壹個月之後壹次性返清。

　　培訓那天培訓員說富士康有乒乓球場和羽毛球場，定期開放，但是基本沒人去過，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開放,每天除了完成廠量就是完成廠量，生產線上除了不停地作業、聊天都沒有什麽力氣。工作完之後都是拖著疲憊的身軀下班、相互之間話都比較少。廠裏工作的工友大多學歷低、主要是初中文化或技校畢業。農村人、很老實，適合做重復的不用動腦子的工作。但是長期坐著或站著上班，特別是通宵上夜班，年輕的時候可以熬過去，上了歲數身體吃不消，逐漸被社會淘汰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得不到提高。

　　2018.3.27

　　七點五十進車間集合，八點左右又在崗位上開始作業，今天我的工作仍然是給音響刷灰，早上整整三個半小時我除了去上了壹次廁所以外手裏面的活兒壹直沒有停過。中午十壹點三十五分去外面買了壹盒盒飯十塊錢，由於去晚了壹點外面只剩了那壹種盒飯，其他的八塊錢菜自己打的盒飯已經賣完了。

　　去廠門口買飯雖然菜更多但是沒有地方可以坐，工友都是蹲著或站著把飯吃完的。中午十二點半又繼續作業，今天也是加班到七點，雖然六點過壹點我的那部分工作已經結束，但是仍然等到七點才下班，今天的廠量是 3420，我刷灰刷得更幹凈也更快了，終於沒有人再說我。

　　從明天開始廠量恢復正常，變為 3720，仍然加班到七點。我向旁邊的人抱怨說又要加班，他們說不加班哪來的錢呢？今天我工作的車間新開了壹條線，新來了四十個左右工友，聽說富士康不會招聘了，這壹批是最後壹批。

　　2018.3.28

　　早上七點五十車間集合，八點開始作業，到九點半左右我工作的崗位不用再刷音響上面的灰了，線長把我調到了檢測段，我的工作就是插上線給每個音響掃描，看是不是合格廠品。今天上午調了新崗位，感覺比較新鮮，不知不覺到了中午十壹點半。

　　我去食堂吃完飯以後去勞務派遣公司找到企眾駐場管理（姓名：王俊良）問什麽時候可以辭職，他說需要提前壹個星期給線長說（勞動合同法規定適用期內提前三天通知即可）。

　　今天壹棟四樓上班的員工（約 500 到 600 人）因為不用生產都停線放假了，總共放假三天，周三放假，周六才回來上班。這星期企眾勞務派遣公司幫富士康招聘了五十個人，今天（周三）都已經全部體檢面試完畢但是要等到下星期壹才上班（說明工廠訂單不多，找工作的人多，虛位少）。

　　廠裏加班壹直都不多，很多人希望加班，因為加班工資才會高壹些，衡陽富士康總共三棟樓，五層車間在生產，我所在的三棟三層總共開了六條線，有兩條線沒有開，說明廠裏的訂單比較少，效益不好。

　　2018.3.29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後我到昨天的崗位上開始作業，沒過五分鐘線長把我安排到了 05 線給小音箱除塵（就是和之前的刷灰壹樣的工作）。

　　到八點五十左右，除塵工作做完了我在崗位上就沒有事情做了，和工友聊天，他們告訴我這個廠裏勞務派遣工比正式工要多，很多工友都和勞務派遣公司簽了壹年的合同，他們合同期滿後又和勞務派遣公司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很多人不願意轉為正式工，因為正式工沒加班工資就很低，只有 1950 的底薪還要扣保險。有些勞務派遣公司在工作三個月之後每個月會多給壹百塊的補貼，有些勞務派遣公司給返廠員工 400 塊獎勵，幹滿壹個月直接給現金。

　　九點十分左右有 05 線的線長帶我去到了維修線線給小音箱量的腳墊量誤差，維修線上人比較少，去那裏都是要麽不加班，要麽線上需要不了那麽多人暫時沒

　　事做的，到中午十壹點二十五左右維修線的全技員說可以去吃飯了，十二點四十回的崗位上，我是第壹次這麽早出去吃午飯，去到外面的時候有些工友都已經吃完飯了（估計是其他車間的，廠量不高事情比較少，休息時間更長）。中午去食堂碰見壹個工友（姓名：伍），他說他今天給線長說自己有事情要五點下班不想加班線長就讓他去了壹棟四層（停線放假那壹層），那壹層就只有十幾個人在那裏作業，幾下就把事情做完了，他那裏的工友都很閑，沒什麽事做，線長讓他們下午坐在那裏休息，消磨時間等夠八個小時打卡下班。

　　中午十二點半我回到車間又開始量小音箱的誤差，到下午三點左右有幾個工友她們生產線上又忙了起來，線長把他們叫了回去。有個人問我願不願意加班到七點，因為有條線今天缺人，我說我不願意。他臉色沈了壹下，但是沒

　　有說什麽。下午五點左右 01 線有個檢測音響的崗位缺人，本來那個崗位有人在，但那個人五點已經下班了，我要六點下班有個人就把我叫去檢測音響（和昨天的工作差不多），那條線因為機器壞了沒有及時找人修因此完不成廠量，臨近六點下班時間還差三百臺音響，線長特別著急，壹直在催，工友也顯得不耐煩，她們著急下班，每天的工作時間都會提前安排好（今天計劃的六點下班，超出的時間不會算加班），所以到下班時間 01 線的線長本來想讓那些工人完成廠量再走，但是工人都要走，沒辦法只能把剩下的都打包然後給工人下班。

　　2018.3.30

　　早上七點五十進車間，七點五十五分集合，點名後線長讓我回到了以前的崗位給小音箱刷灰，今天工時八個小時，廠量 2800。

　　中午十壹點半停線去吃午飯，廠門口之前賣盒飯的全被城管趕到了工廠前面的停車場，走路過去要十分鐘才能買到，許多工友覺得食堂的夥食不好，雖然更遠還是去外面買。

　　中午十二點四十又開始作業，下午四點左右廠量就達標了，我們那條線上都在等著集合後下班。今天坐我對面刷灰的是壹位大姐，她之前在前面做包裝，我問她在廠裏工作多久了，她說已經工作四年了，是正式工，她最近幾個月才來的三層做小音箱，之前她在做大音箱。她說她今年四十五歲了，有壹個兒子十歲，來富士康工作的原因是可以方便照顧兒子，她每天騎電瓶車來廠裏上班，買了壹個保溫盒每天都自己帶飯。

　　她說她之前做大音箱的時候幾乎每個崗位都做過，現在來我們這條線做小音箱，老是被說做的慢，有瑕疵的音響都說是她沒看仔細，她說那麽多音箱，那麽多人看，為什麽每次都是說她。我問她上夜班受得了嗎？她說歲數大了，上夜班比較難熬，以前還好，現在身體越來越不好了，上班感覺特別累。

　　我問她廠裏給她買了社保沒有，她說買了，繳滿了十五年之後她就去問壹下什麽時候可以開始領養老金。

　　四點二十的時候我沒有集合就離開了車間，因為今天我沒有在管我的那個全技員那裏工作，集合也不用回去，我提前下了樓，拿手機排隊等著五點鐘打卡下班，樓下有壹個我們線的工友在吸煙區聊天嚼檳榔，他看見我問我怎麽這麽早就下來了，我說我從沒看見他集合，他說是的，他在整條線上哪個崗位缺人就在哪個崗位，沒有人管他，每天壹停線就提前下樓了在吸煙區玩等著打卡下班。

　　線上的工友大部分很老實，不懂變通，做的工作全是重復的費體力不費腦子的工作，而且文化程度低，很服從管理。

　　在廠裏工作的人好多都在廣東、深圳那邊的工廠裏做過，我問他們現在工資是不是比以前在廣東那邊的更低，他們說是，但是沒有辦法。

　　下午五點半我回到宿舍，宿舍有三個工友周三、周四都停線放假，她們周五都回來了，白天在宿舍睡覺準備晚上去上夜班，但是下午被臨時通知周五晚上不用上班了，周六晚上再上班，她們非常郁悶，因為小時工不上班就沒有工資。這個月的工時出來了，宿舍有壹個工友給線長打電話說她的工時算錯了，少算了兩個小時。

　　每天上班生產線上都有人聊天，但是他們說衡陽話我聽不懂。我這周雙休，3.31 和 4.1 休息。

　　2018.4.2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給小音箱刷灰）。我問對面已經工作有壹年的工友這個月他的工時多少，他說他請了兩天假，這個月是 170 小時。我問他最長的工時有多少，他說有 280 個小時，那個月拿了四千塊左右。我說壹個月工作 26 天每天上 10 小時最高也只是 260 個小時怎麽會上到 280 個小時，他說那個時候按 8+3 來上班，是去年六七月的時候，平時最高也就是 260 個小時。

　　他的勞務派遣合同是和公司簽的壹年的，到期後他打算重簽繼續做小時工，因為小時工工資更高。他說去年的九月份工廠有壹些學生工，現在沒有，因為他們小時工都沒班加，更不需要有學生工了。我問他 8+3 上班是把下班時間延長嗎？他說不是，是中午縮短吃飯的時間，把吃飯的時間縮為半個小時，廠量增加，加快生產，那樣把壹天的廠量完成。

　　他們廠裏還有 8+2.5 個小時，0.5 就算半個小時的工資。我問以前他在深圳那邊最低工資除開吃飯住宿壹個月能拿多少，他說最低也有 2500。

　　中午十壹點半到十二點半吃飯時間，好多工友吃完飯之後就趴在車間流水線上睡覺，有些拿了幾塊泡沫板拼在地上躺著睡。中午十二點半又繼續作業，今天的廠裏是 3800，工時是 10 個小時，到下午六點半我刷灰的那部分才停下來，後面包裝段的仍然在繼續。

　　我問對面那位大姐（正式工）她勞動合同簽的幾年的，她說簽的三年的，現在底薪 1950，她們員工分員 1，員 2，員 3，她是普工中等級最低的，她進廠有四年了，剛開始進廠的時候底薪 1500 多，之後漲到 1950 就再也沒有漲過，她去年工資最高扣除社保拿到過 3800。她說 03 線線長在廠裏工作六年了，工資比她們高。下午七點打卡下班，我出廠門，富士康的免費公交送正式工回宿舍，車子裏面都塞滿了人，看起來門都快關不上了。

　　2018.4.3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後開始作業，我今天的工作是除塵，今天廠量 3800，工時 10 小時。下午六點半，廠量終於完成了。

　　我對面那位大姐（45 歲）左右，她說刷灰手的刷麻了，脖子酸，腰也痛，眼睛看不清，視力也下降了，她以前視力 5.0，現在都不能像以前那樣看得那麽清楚了。我前幾天認識了壹個工友，她說她小時工在富士康做了有壹年了，之前壹直在看外觀，崗位沒有變動過，後來眼睛受不了，感覺在強光下面越來越看不清了，她就讓線長給她調了崗位。在壹個崗位上面每天不停地重復工作，會感覺特別疲勞並且腰酸背痛，脖子、腰、手臂那些都特別受不了。

　　我宿舍有壹位工友 2018.3.21 進車間工作的，她準備 2018.4.19 辭工，企眾駐場管理處給她說三月份的工資可以按照十四塊五壹個小時算，四月份沒

　　滿壹個月辭職就沒有全勤獎，只能按照十三塊五壹個小時算。

　　工廠上班必須穿靜電服，戴靜電帽，不能戴手表或首飾因為怕幹擾機器等電子設備。在車間裏工作實在無聊的時候就只能用聊天來打發時間，手裏做著重復的工作，只有聊天才能讓時間過得快壹點。工廠年輕的女孩子很少，工作確實累，工資也不高，上班必須穿工服，不能用手機，不能吃東西，上洗手間需要打報告，工作簡單重復特別容易導致疲勞，普通工人提升和發展的空間微乎其微並且缺乏充分的自由，這可能是很多年輕人越來越不喜歡去工廠上班的原因。

　　2018.4.4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集合，早上八點到九點我的工作是除塵（刷灰），九點之後，不用再刷灰了，我就被調去了外線量腳墊。對面坐了壹個工友，他說他去年是小時工，今年是正式工，現在底薪 1750，三個月後轉正底薪 1950（訂立三年以上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試用期不得超過三個月）。

　　今天工時十個小時，下午六點廠量完成，結束之後有壹個工友（大姐，年齡 45 歲）線長給她調了好幾個崗位她都不適應，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速度慢，反應也慢，線長說她她就哭了。回到宿舍之後宿舍的壹位大姐（45 歲左右）也說她上次被線長說哭了，我說在壹條線上壹直重復做壹件事情都沒有休息過，很累還被說做得不好心情自然就會很不好，她說是這樣的。

　　清明放假 2018.4.5 休息壹天。

　　2017.4.7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八點開始作業，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大概九點多 IPQC（穿粉紅色工衣，工人作業的時候她就在後面巡視看有沒有按 SOB標準作業，要是被發現沒有按生產要求作業她就把名字記下來進行處罰）說我旁邊的工友（姓名；周）裸手撿機臺，撿了流水線上三臺機臺放在盒子裏，按SOB 作業要求，工人流水線上工作必須戴防靜電手套，周倩去完廁所回來沒來得及戴手套就撿機臺被 IPQC 撞見因此名字被記下來了，罰她下周壹只能上八個小時，不能加班。

　　大概十點多我旁邊的那位工友拿機臺的時候手壹滑機臺沒有拿穩啪地壹聲掉在了地上，IPQC 聽見響動過來把掉機臺那位工友的名字記下來了，匯報給了線長。線長問那位工友為什麽拿不穩機臺，那位工友說因為手套是滑的，沒

　　有拿穩，那位工友也被罰下星期壹不準加班。

　　我問工廠有沒有員工獎懲制度，我覺得即使是犯錯也應該有壹個明確的標準，不應該是線長或者 IPQC 說什麽就是什麽，有工友告訴我獎懲制度只對正式工適用。

　　中午十壹點半休息，我吃完午飯之後去員工服務中心（勞務派遣公司駐廠辦公室）問之前進廠時和派遣公司簽的勞動合同可不可以給我壹份，企眾的工作人員（姓名：陳少林）告訴我那個合同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公司也不會給我，我和公司簽了也白簽。

　　今天工作時間八個小時，明天周日休息壹天。

　　2018.4.9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今天早上八點到九點我的工作是除塵，九點到十壹點半我的工作是外檢（看小音箱的外觀）。中午休息壹個小時之後十二點半又開始作業，有壹個和我同壹天進富士康的工友（伍）問我打算在富士康上班到什麽時候，我說我打算辭職，他說他也準備辭職了，他說他宿舍的另外兩個人其中有壹個（姓名：高）今天沒請假也沒說要辭就直接沒有來，還有壹個（姓名：羊）今天早上的時候還好好地在那裏工作，中午吃完午飯之後就直接沒回去上班，電話也打不通。他說他們打算直接走掉，不打算按正常程序辭職，因為覺得麻煩，並且今後也不打算再進富士康了。

　　中午十二點半到壹點半我的工作是外檢，下午壹點半到六點半我的工作是除塵。全技員聽說我要辭職問我打算什麽時候走，我說下星期，我說我特別佩服他們在廠裏上了好幾年班的人，我說我覺得上夜班太傷身體了，受不了。

　　全技員說沒辦法，自己在廠裏幹了好多年了，離開工廠也不知道自己又去哪裏找工作。在內地的工資比在沿海地區低多了，但是可以照顧到家裏，現在孩子長大了，需要人管。我問全技員壹個月能不能拿到三千塊，她說哪能拿到三千塊錢，我說正式工夜班是有補貼的吧，她說夜班就補八塊錢壹晚。她說正式工廠裏買了保險，覺得自己的生活有些保障。我問富士康在衡陽還有壹個廠叫三創，那個廠聽說工資比二創更高，她說三創是直接從深圳那邊遷過去的，廠裏全是外地人，本地人很少，那個廠基本不對外招工，都是廠裏工作的人的親人或朋友介紹過去的。

　　我宿舍的壹位工友（譚）和我同壹天進富士康，她今天提交了辭職申請，下周四（19 號）離職。

　　下午六點半左右，我給線長（姓名：劉小燕。聯系電話：15675465359）說我要辭職，線長說明天拿個辭職申請表給我填。

　　2018.4.10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後我被安排在 01 線檢測站檢測小音箱（511），今天工時 10 個小時，廠量 3800。今天室外溫度 28 度，車間溫度比室外溫度高，但是沒有開空調，並且還要戴帽子穿工服，工友們都感覺特別熱。

　　今天發工資，我從 3.21 到 4.31 工時總共有 72 小時，按每小時 14.5算，再減去每天四塊錢的水電費，打到卡裏有 1006.5 元。胡說她請了壹天假，工資 851.5，但她自己算出來工資應該是 861.5，不知道為什麽少了十塊錢。宿舍壹位工友（姓名：王）也說她少了八塊錢，她說和她同壹天進車間的隔壁宿舍的六個工友也每個人都少了八塊錢，都不知道為什麽。

　　聽工友（姓名：周）說，勞務派遣公司給富士康派壹個人去會有 2000 塊的回扣，每個月富士康開出的是 18 塊錢壹個小時，勞務派遣公司開給小時工的是 14.5，最多的也是 15 塊壹個小時。廠裏面的人介紹壹個人去富士康最低也有 600 塊錢。

　　2018.4.11

　　中午十壹點半我拿辭職單給企眾駐廠管理處工作人員（姓名：王俊良）簽字，他很快把字簽了，沒有多問什麽。昨天發了工資，今天員工服務中心外面貼了工資條，從拍的照片來看（沒有完全拍完，明天重新拍）最早入職的員工是 2016 年 8 月（早已經超過勞務派遣期限，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務派遣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且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崗位上工作），富士康派遣工的工資條會貼在墻上，需要的自己去取，因此從墻上貼的工資條的數量可以大致算出勞務派遣工的數量。

　　從墻上貼的工資條的數量計算，富士康的勞務派遣工有 2000 人左右，而富士康員工總數不超過 5000，按這個比例勞務派遣工占到了總人數的 40%（大大超過 10%的規定）。

　　宿舍的工友袁今天從富士康自離（沒有經過正常離職程序直接不再去上班），聽說是因為家裏面有事情，她找線長辭職線長不批，因此她就直接不要那 1000 塊左右的工資走掉了。和我壹同進富士康的工友（羊、伍、高）從昨天起直接自離，他們說按正常程序還要多幹壹星期，不想等了，以後也不打算再進富士康了，因此直接走掉了。

　　2018.4.13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今天工時 10 個小時，廠量 3800。早上十點的時候線長給我說今天七點下班，算加班，明天不用去上班，我周圍的工友明天都要去上班，線長卻叫我不用去上班，昨天和前天也直接砍掉我加班，直接讓我五點下班，只上八個小時。

　　不加班工資就低，我不知道線長為什麽連續兩天讓我不加班，明天還讓我休息，我就去給線長說明天我要上班，線長說沒有名額，有規定說明天線上壹定要砍十個名額，壹條線上需要不了那麽多人，必須要有十個人不去上班。

　　我說富士康要招那麽多人，又不給工作，線長說壹條線上有時候缺人，有時候多人，她也沒有辦法（生產黑色小音箱的時候需要鐳雕和除塵，需要的工人就更多，生產白色小音箱的時候不需要鐳雕和除塵，線上就不需要那麽多人）。

　　她說壹般砍掉加班的人都是請假、曠工的，我說我沒有請過壹次假，也沒有曠工，也沒有遲到，昨天和前天已經砍掉我兩天加班了，明天還不要我上班，我說我明天壹定要去上班。線長說妳要上班為什麽還要辭職呢？我說我辭職是因為家裏有事情，明天我沒事情肯定要上班啊。線長說今天安排我加班，明天不去上班，下周保證不砍我加班可不可以，我說今天可以砍我加班，但我明天壹定要去上班。線長說那等下午再說吧，要是有人把名額讓出來我明天就去上班，要是沒有我就不去上班。

　　下午三點左右線長對我說明天可以去上班，我問有人請假了嗎？她說有名額讓出來了，讓我明天壹定要去，我說好，我明天壹定去上班。

　　線上每天都有不用加班的名額，要是有事情或者不想加班就早點給線長說，她就把不加班的名字報上去，這項制度本來應該是壹個體恤工人的舉措，但是有工友反應說有些線上線長不會安排，有些工友不想加班的非要他們加班，想加班的又直接砍掉不給班加，不知道到底是怎麽搞的。

　　比如昨天和前天我連續兩天都沒有加班，今天線長還給我說明天不用去上班，我很納悶為什麽，難道線長對我有意見？我什麽地方把她得罪了嗎？不加班就沒錢啊！因此今天我給線長提出我明天要去上班，線長笑呵呵地認真給我解釋，我才明白過來應該是每天都有不加班的名額，壹定要有多少人不加班，線長看我要辭職可能覺得我不會想加班就直接安排我不加班。現在富士康不需要那麽多工人，有加班就會優先考慮正式工，正式工工資低，只能靠加班多點工資。

　　2018.4.14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集合後我今天的工作是除塵，今天工時八個半小時，廠量 3200。今天加班的人比較少，三棟二層都放假了，二層的全技員（正式工）調到三層來加班，三層總共上班的人也比較少，壹條線上有十個人被砍掉加班，有工友說 5、6、7 月都會沒有班加，很多人希望加班，因為不加班工資就低，加班工資才能多壹點。中午十壹點半停線去吃飯，對面的全技員說她們二層（生產亞馬遜電子書）十壹點就會停線去吃飯，他們廠量比較少。

　　她說她已經在富士康幹了 6 年了。中午去壹棟壹層食堂（平時都會在這個食堂買飯，雖然有兩個食堂，但是只有這個食堂在賣套餐，另外壹個叫春滿園的食堂賣的是面條，聽說很難吃，去買的人也比較少）卻沒有賣飯的，在裏面坐著吃飯的都是自己帶飯去的工友，於是好多人去小賣部買泡面吃。

　　買完泡面去小賣部二樓才知道二樓今天在賣套餐，但那個食堂比較小，菜都快賣完了，座位也少，好多工友排隊買飯都說已經沒什麽菜了。今天放假的人多，但是也有加班的，中午吃飯稍微去晚壹點食堂的菜、飯都不剩什麽了。

　　2018.4.15 周日休息壹天

　　2018.4.16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今天工時十個小時，廠量 3800。下午七點打卡下班排隊的時候聽前面的工友聊天,她們說下個月富士康會裁員，訂單變少了，要不了那麽多人了，工廠會直接給小時工放假，其實就是裁員，裁員不會裁正式工，因為正式工簽了合同，工廠要是裁正式工就會賠錢。她們還說下個月就沒有班加了，這個月有班加七點下班，下個月沒班加五點下班。

　　企眾勞務派遣公司宿管的老婆也和我在同壹層上班，她告訴我富士康給勞務派遣公司是每個派遣工十七塊錢壹個小時。我說有些勞務派遣公司每個月都扣派遣工三十塊左右的保險，企眾公司還沒扣。她說有些公司扣保險費，那個保險費扣了之後到底去什麽地方了誰也不知道，派遣工是看不到保單的，究竟投的什麽保險也不清楚。

　　2018.4.17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今天工時十個小時，廠量 3700。我問去年富士康有沒有裁員，對面的工友告訴我去年他是二月份進的廠，在 2018 年元旦之後富士康就開始給小時工放假，去年廠裏人多，有八千人左右，正式工沒有放假，小時工放了兩個月的假，三月份才返廠。

　　廠裏沒有明確說裁員，就是給小時工放假，小時工壹放假就沒錢，因此好多小時工等不了再回到廠裏工作就主動辭職離開了。聽說去年放假的小時工有三千人，小時工按小時算工資，沒有底薪的保障，也沒有買保險。富士康招收大量小時工，可以免掉給工人買保險等許多費用，勞務派遣公司每個月都從小時工那裏賺錢，也不會給小時工買養老、醫療等基本保險，小時工得不到工廠發的足額的工資，基本生活也沒有充分保障，利益嚴重受損。這是勞動合同法嚴格限制勞務派遣工的原因。

　　2018.4.18

　　早上七點五十打卡進車間，今天我的工作是除塵，工時十個小時，廠量3700。中午十二點去食堂吃飯，對面坐了壹個工友，她說她是正式工，很後悔當正式工，來富士康壹年多了，正式工工資很低，就只能靠點加班，下個月又沒班加，她說平時周壹到周五下午五點以後加班到七點加班費是按十五塊壹個小時算，周六加班是按二十塊錢壹個小時算，她說正式工工資太低了，她都想轉小時工了。

　　今天最後壹天上班，明天早上十點去廠裏員工服務中心退工服、帽子和鞋子，辦離職手續。這個月沒滿壹個月，扣除全勤獎每小時壹塊錢，工資只能按每小時十三塊五算，到下個月十號的時候廠裏統壹發工資才能結算四月離職時的工資。

　　2018.4.19

　　早上十點去到廠裏員工服務中心辦離職手續，退工服、帽子，交還廠牌。填寫了壹張離職證明並在員工交接清單上面簽字，企眾公司的工作人員王俊良說今天有八個人要離職（不包括自離的），他說以後找工作也可以聯系企眾，深圳企眾公司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辦完離職手續之後回到宿舍退鑰匙，退鑰匙的那個管理人員說宿舍的凳子那些不能有損壞的，她問我為什麽要離職，我說我上不了夜班，她說招聘的時候妳不知道要上夜班嗎？我說我知道，以前沒上過夜班，以為自己熬壹下就可以熬過去，結果發現實在上不了夜班，她說原來是這樣，她還以為招聘廣告上面沒有說清楚。我把鑰匙退給宿管，宿管試了壹下鑰匙之後把五十塊錢押金退還給了我，她說以後要是還要找工作也可以和他們聯系。

　　工廠工人的故事

　　2018.3.21

　　昨天去面試認識了壹個女孩子叫胡，她今年還沒滿十九歲，她說她不到十六歲就去廣東佛山那邊的壹個廠工作了兩年，那個廠是壹個四川人開的，她有親戚在那個廠裏，所以她沒到年齡就去了那個廠裏面工作，那個時候那個廠裏除了她還有三個也沒滿十六歲的在那裏工作，她說每次檢查廠裏都會給她們沒滿十八歲的人放假，那個廠是生產 LED 燈的。

　　她從那個廠裏出來之後進了另外壹個廠，是生產食品包裝袋的，她在那個廠裏工作了三個月，想辭職，老板不讓辭，她就直接走掉了，第壹個月工資壓在老板那裏直接沒有拿。她之前在廣州佛山上班交了兩個男朋友都不是湖南的，她媽說不能嫁外地人，讓她找本地人，她就回到這邊來了，她在家裏是老大，有三個妹妹和壹個弟弟，其中兩個妹妹抱給別人了，她爸媽在家裏種香瓜，她說周末休息讓我去她家裏完。

　　她告訴我初中畢業之後她去湖南職業中專讀了半學期，老師把她們全部都安排去東莞的工廠裏面打工，壹共工作了兩個半月，賺了七千多，老師扣了她們壹年的學費和其他的錢，只發給她五百多，她那個學校本來要讀三年，讀了半學期之後她就直接沒有去學校，還多交了半個學期的學費，她爸爸給老師說學費可以不退，最後發壹個畢業證，她說她老師不同意，後來畢業證也沒

　　有。我說如果妳繼續在那個學校念書那妳去工廠打工的工資都要交給老師，她說是的，很不劃算，老師賺了很多錢。

　　2018.3.22

　　我問胡，我說以前她學校派她去廠裏做工的時候周圍的人都知道她沒滿十六周歲嗎？她說學校派出去的時候周圍的人都不知道，那個時候學校給她辦的假身份證，假的名字，假的年齡，家庭住址是假的，緊急聯系人的信息也是假的，需要把那些信息都背下來，學校老師還會抽查背熟了沒有。我問她以前技校的名字，她說叫湖南職業中專。

　　2018.3.24

　　胡讓我陪她回家，我和她早上八點左右坐公交車回去，到她家十點左右，她爸媽都在田裏播種，種的是香瓜，她家的房子有三層樓，但是裏裏外外都沒有裝修，外面還堆了土，瓷磚那些，我問她爸爸房子需要請人來貼磚嗎？

　　她爸爸說全靠自己，不需要請人，她爸爸以前也在廣東那邊廠裏打工，1991 年開始在那裏總共在廠裏工作了八年，那個時候最高是八塊錢壹個小時，是給手機裝配件。

　　她家裏養了六只母雞，兩只公雞，經濟收入主要靠種香瓜來賣，四月播種，六七八九月可以收香瓜來賣，收完香瓜種下油菜籽，或者是稻谷，油菜次年三月結籽了之後又可以種香瓜，家裏有壹口魚塘，不怎麽大，養的魚可以賣些錢，家裏所有的農活全靠她爸爸媽媽，她爸媽現在要養她妹妹和弟弟，她去年壹直沒有上班，在家裏玩，這次回家也找他爸要了壹百五十塊錢。她爸說他自己要是回去工廠可以賺到三百塊壹天，我說怎麽可以賺那麽多，是技工嗎？

　　她爸爸說是，做久了，做熟練了。我說富士康工資低，她爸爸說不低，可以了。中午吃飯她媽媽炒了壹個油菜，萵筍炒肉，壹份炒雞蛋，壹份鱔魚。

　　我問那個鱔魚是剛剛在田裏抓到嗎？她爸爸說是的，在田裏抓的，是野生的，我說我們四川賣鱔魚賣的很貴，她爸爸說她們那邊也貴。吃完飯三點左右，她男朋友開老板的車來送她回去，她男朋友今年二十五歲，以前也在廠裏做過，在壹家生產愛普生打印機的廠裏工作了三年，工資可以拿四千塊左右，剛剛去廠裏時候發現機器上面壹個螺絲有問題，及時報告，避免了很大的損失，工廠獎勵了他八百塊錢，記了大功。

　　我問他加班工資高不高，他說加班是按底薪算的，底薪越高加班工資越高，我說富士康幹了好幾年的員工對我說她底薪沒有變，還是那樣。他說妳待得久才知道怎麽回事，我說我就覺得奇怪，幹了好久年底薪都沒有漲，這樣怎麽待得住。胡的男朋友還給我說他初中畢業後讀技校，讀了半學期就被老師安排去深圳那邊廠裏打工，他那個時候十五歲左右，他後來就沒回學校，畢業證也沒要，他之後從學校介紹了八十個人去廠裏打工，都是沒滿十六歲，全部辦的假的身份證。那些人沒有走學校那邊的程序，直接找他聯系的工廠,他把那八十個人安排上車去廠裏面，那邊有人接應，他那個時候兩個多月賺了兩萬多塊錢。那八十個人去廠裏之後也都沒再回學校，那些人好多都是從雲南那邊到湖南讀技校，之後再去深圳那邊廠裏打工。後來學校對他非常有意見。

　　2018.4.6

　　中午吃飯的時候認識了壹位大姐（姓名：陶）她也是臨時工，在富士康工作了半年了，中午十二點半又開始作業，快到壹點的時候陶去了壹趟廁所，回來後壹直捂著肚子，她旁邊的壹位工友對她說不舒服就請假吧，她表情很難受，但是還是在生產線上作業。

　　我看她肚子特別疼的樣子對她說讓她可能是急性腸胃炎，讓她請假，她沒有說話，過了壹會兒她疼來趴在生產線上，眼淚都疼出來了，我看全技員在旁邊就叫了壹聲全技員，全技員看著那位大姐特別難受的樣子就去找線長了，大概過了三四分鐘線長過來了，這時陶已經疼來跪在了地上，眼淚壹直往下流。線長問她要不要給她家裏人打電話，要不要叫 120，然後又不知道去什麽地方找人去了，又給她的勞務派遣公司打了電話，然後兩個全技員就把這位大姐扶著走了，從大姐開始疼來倒在地上到被扶著出去可能有三十多分鐘的時間。

　　我在大姐對面看著心裏揪得很緊，我問旁邊的工友廠裏有沒有醫生，旁邊的工友說廠裏沒有醫生，我覺得像大姐這樣的這種突發情況她真的很可憐，在廠裏的每壹位工友都有可能會遇到大姐這樣的情況，當他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線長並沒有馬上撥打 120，而是去找什麽勞務派遣公司，工廠沒有最基本的醫療設施，也沒有醫務室。

　　2018.4.7

　　今晚上我問昨天肚子疼送醫院的那位工友（陶）身體情況，她說還好。

　　我問她去醫院的費用勞務派遣公司會不會報銷，生病住院期間還有工資嗎？她說醫藥費全是自費，並且病假期間也沒有工資。

　　2018.3.22

　　我在小賣部碰到了剛剛生產線上坐我對面檢查外觀的大姐（姓名：

　　陳），她買了壹碗泡面，她說待會兒三點休息二十分鐘的時候怕自己肚子餓，又沒帶吃的，還是吃壹桶泡面墊壹下肚子。

　　她是這裏的正式工，她說她在廠裏工作壹年左右了，廠裏夥食特別差，他們壹般都會去外面買盒飯。

　　她說她已經很久沒有班加了，每個月扣完社保工資就兩千塊錢左右，除去吃飯、住宿都剩不了什麽。她說小時工不用扣社保，因此工資會更高。

　　2018.3.25

　　晚上工友譚給我說她打算在廠裏只做壹個月，廠裏太累太苦了，工資又低，她上完壹個月白班就辭職。

　　她之前在按摩店工作，每壹個客人老板提六成，她們按摩的提四成，那個按摩店工作需要化妝，她臉上過敏，醫生說暫時不能化妝，要壹個月之後才可以。她今年二十八歲，老家有壹個兒子七歲，爸媽五十歲左右，在家裏種地，她在按摩店最低工資也有四千塊左右，工資高的每個月可以拿壹萬塊，她和她老公離婚了，家裏養兒子全靠她壹個人，老家修房子之前欠了錢，現在也還清了，去年她不想上班，去廣東那邊玩了壹年，錢都花光了，今年沒辦法又開始打工。

　　2018.3.28

　　中午十二點半又開始作業，我旁邊的工友戴告訴我他也是勞務派遣工，2017.2.9 進廠，簽的壹年的勞動合同，到現在已經在廠裏工作壹年多了，他在廠裏工作了半年之後工資漲到了十五塊錢壹個小時。他說和他壹起的好多人在廠裏已經工作了壹年了大部分是勞務派遣工，許多人願意做小時工的原因是小時工每個月不會扣社保，因此工資比正式工更高，正式工每個月都會扣幾百塊錢社保，有時拿到手裏的只有壹千多塊錢。

　　我說他合同應該到期日了吧，派遣公司沒有繼續和他簽合同嗎？他說還沒有找他簽，要是續簽也是又簽壹年的，派遣公司不會給妳簽好幾年的，都是簽壹年的。

　　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

　　作者 勞動力 寫於二零一七年

　　2017 年廣東省四類地區工人工資與生活開支調查報告壹、引言我國最低工資調整政策壹直是勞動力關註的重點，我們持續多年的工人工資與開支調查壹再顯示最低工資水平對工人的基本工資的調漲有指導意義，對保障基層工人生活至關重要。

　　2017 年 4 月，我們註意到廣東省計劃連續三年凍結最低工資1。時隔幾個月後，我們看到，全國壹共 22 個地區都於 2017 年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如今深圳、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省這五個地方的最低工資均已超過兩千元，領先全國2。而廣東省的最低工資不僅三年未見調整，連最高級別的廣州市最低工資都不足兩千元。

　　我們深切關註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水平對該地區工人生計的影響。正在經歷三年凍結最低工資的廣東省工人的實際生活開支水平如何？他們怎樣應對衣食住行及撫養老小等各樣生活需求？廣東省政府應如何修訂最低工資水平來保障到工人及其家庭生活？

　　二、研究背景

　　我國從 1993 年勞動部頒布《企業最低工資規定》起，實施最低工資已有 24 年。至2004 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進壹步規範全國最低工資，其第壹條開宗明義要“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而《最低工資規定》第十條則明確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發布實施後，如本規定第六條所規定的相關因素發生變化，應當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

　　廣東省的最低工資近十年大多數兩年壹調（以下列表僅以廣東省最高壹類的最低工資為例，即廣州市近十年來的最低工資）：

　　年份 最低工資（元）

　　2007 780

　　2008 860

　　2009 860

　　2010 1100

　　2011 1300

　　2012 1300

　　2013 1550

　　2014 1550

　　2015 1895

　　2016 1895

　　2017 1895

　　2018 ？

　　表 1：廣州市十年來最低工資統計表

　　（來源：廣州市政府歷年媒體新聞公告資料）

　　2015 年 5 月 1 日，廣東省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 1895 元／月。其後，最低工資沿用該標準已接近三年，已經和《最低工資規定》第十條，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相違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廣東省政府發出的兩個文件：

　　- 2016 年 2 月 28 日，發布《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宣布 2016 及 2017 年維持最低工資最高 1895 元／月；- 2017 年 2 月 24 日，發布《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省政府目標是經過 1 至 2 年努力，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 2000 億元人民幣等，具體方案包括減慢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步伐，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至少壹調改為原則上三年至少壹調，2017 年最低工資標準繼續按 2015 年 5 月發布的標準執行。

　　當前廣東省（不含深圳市）於 2015 年 5 月發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分四類：

　　其中壹類地區是廣州，月最低工資標準為 1895 元/月；二類地區是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等四個珠三角城市，月最低工資標準為 1510元/月；三類地區是汕頭、惠州、江門、肇慶四個城市，月最低工資標準為 1350 元/月；其余地區為四類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為 1210 元/月。

　　即使不和全國其它省市的最低工資水平比較，不深究凍結最低工資的違規問題，在壹省之內，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水平結合其它數據來看是矛盾重重的。

　　首先，廣東省在 2014 年至 2016 年的通脹率依次為 2.3%、1.5%、2.3%3，即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在 2017 年不能維持 2015 年的購買力，沒有調整通脹便導致最低工資勞動者供養自己和家人時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

　　其次，廣東省 GDP 繼續保持全國第壹。以 2016 年為例，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雖有放緩，但 GDP 總量接近 8 萬億元，占全國的 10.7%，連續 28 年位居全國第壹，同比增長達到 7.5%4。然而在此領先全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在最低工資處於最高壹級的廣州市，2015 年的城鎮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是 6764 元5 ，2016 年升至 7425 元6。而最低工資維持在 1895 元三年不提高，意味著最低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的百分比下降，從 2015 年的28%下降到 2016 年的 25.5%。2017 年 7 月底，廣東省統計局已公布上半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 4.20 萬億元，同比增長 7.8%7，按此增長估計 2017 年最低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的百分比將進壹步降低。這種向下趨勢，或許是符合經濟下行之下中央政府的供應側結構性改革，但卻與 2017 年十九大提出的拉近貧富差距、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百年目標背道而馳。

　　在如此重重矛盾政策背景下，我們 2017 年底再次發起了調查，對廣東省政府的凍結最低工資的做法給予持續關註和政策建議。

　　三、調查方法

　　問卷調查：從 2017 年 9 月至 11 月，我們在廣東省四個類別的城市各選取樣本，以問卷方式了解工人每月工資收入、加班時間、個人生活開支、社保繳納、家庭經濟負擔等情況。共發出及收回 79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78 份（廣州 18 份，東莞 25 份，惠州19 份，河源 16 份），當中包括 16 名女性和 62 名男性。問卷的結果我們是用來分析和評估廣東省不同城市工友的工資收入、與實際生活開支之間的落差。

　　消費記錄：我們在廣州市和東莞市兩個地方各找了三位工友，分別是：單身在廣東生活、夫妻兩人及孩子在廣東生活、夫妻在廣東生活並要撫養老家的在學小孩和父母等幾個類別。我們請工友在 2017 年 10 月進行了為期壹個月的詳細開支記錄。選擇這幾種家庭組合的工友做消費調查，是因為多數統計往往只計算個人在工作地的消費支出，忽略了家庭供養小孩及贍養父母的支出。另外還考慮的因素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有壹定差距。最終的結果主要用來展現工友實際生活中所需的開支。

　　市場調查：2017 年 10 - 11 月，我們也分別在廣州市和東莞市對菜市場（低檔）、小區小超市（中低檔）和大型超市（高檔）三種購物場所進行工人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調查，選當時最便宜的價格紀錄。我們選擇了二十種工友常吃的食品，和必須使用的日用品。在過程中，我們也留意到因特殊的生理構造，女性用品是女性每月必不可少且無法省略的壹項消費支出，因此我們調查的範圍也包括了女性用品。物價統計的結果是用來估算工人的消費需求與開支。

　　此外，我們沿用在 2013 年及 2015 年的調查方法8，在前兩項的問卷調查與工友開支記賬過程中，我們都特別將生活開支分為了八大類。我們主要是參考《廣東省最低工資研究》課題組9，將居民消費性支出分為八大類，包括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家庭設備用品類及服務類、交通通信類、醫療保健類、和文娛教育文化服務類，這幾條標準線的內容可見下表：

　　生存線

　　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

　　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

　　溫飽線

　　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

　　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

　　家庭設備用品類及服務類、

　　交通通信類

　　發展線

　　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

　　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

　　家庭設備用品類及服務類、

　　交通通信類

　　醫療保健類、文娛教育

　　文化服務類

　　表 2：居民消費性支出八大類

　　這八大類的分別是：生存線、溫飽線、發展線的水平分別應為社會平均工資的 30%、35%和 40%。低於生存線的居民家庭會陷入絕對貧困狀態，甚至危及生命；收入水平處於溫飽線的居民家庭僅能滿足最低生活需要；收入水平處於發展線的居民家庭基本上達到自給自足，維持較低水平的基本生活需要。隨著社會發展與進步，勞動者的生活情況不斷改變，以前被視為奢侈品的東西，現在可能是生活必須品，以致以往用來考慮工資水平的幾條標準線——生存線、溫飽線、發展線——的內容可能需要調整。物價的提升與支出的擴大，也需要有相應的工資增長，才能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需求。

　　四、調查結果報告

　　經過調查問卷、工友消費記賬及城市物價統計後，我們將結果呈現如下：

　　（壹）工人收入水平整體觀察

　　1、基本工資占工資整體比例

　　從問卷調查中，綜合廣東省四個地區工人的基本工資（即工友理解的底薪）調查來看，雖然工友的基本工資平均值達到 2142 元，但有超過六成工人的基本工資低於 2000元。除其中壹人外，他們的基本工資都達到當地最低工資的要求，但沒有高出太多；即使參與調查的工人來自多個行業和技術範疇，對他們的基本工資水平也沒有太大影響。

　　由此可見，老板普遍按照最低工資來付薪水給工人，“最低工資作為工人基本工資”的現象仍然普遍。有幾名工友表示是計件制，不設底薪。

　　基本工資水平（元） 百分比

　　1000-2000 64.5%

　　2001-3000 21.1%

　　3001-4000 7.9%

　　4001-5000 2.6%

　　5001 或以上 3.9%

　　表 3：廣東省四地工人基本工資

　　大部分工人的每月工資總收入在 3000 元到 4000 元之間，四地工人工資收入的平均數為 3889 元。

　　平均月工資水平（元） 百分比

　　2500 或以下 6.5%

　　2501-3000 14.2%

　　3001-3500 19.5%

　　3501-4000 29.9%

　　4001-4500 11.7%

　　4501-5000 5.2%

　　5001-5500 5.2%

　　5501-6000 3.9%

　　6001 或以上 3.9%

　　表 4：廣東省四地工人平均月工資

　　2、補貼類型

　　我們也詢問工友的收入中是否包含有其他福利與津貼，如吃住津貼，返鄉交通津貼，工齡獎，高溫津貼，及其他津貼。這方面，不同城市不同行業的工人不太壹樣，但提及工資內包括其它補貼的受訪工人不足壹半。整體而言，相比其它津貼，工人收到的食住補貼比較多，他們也比較歡迎這方面的補貼。此外，由於大部分受訪河源工人來自本地，所以沒有返鄉交通補貼，其他三地的受訪工人基本都是來自廣東省外地區（只有壹名工人來自省內），需要往返回鄉。

　　表 5：廣東省四地工人津貼福利

　　3、四類地區之間的工資差異

　　值得壹提的是，工人的基本工資與月工資收入具有較明顯的地區差異。在基本工資方面，廣州作為壹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最高，帶動工人的平均基本工資和月平均工資也是四地之中最高，但是在其以下類別的地區，情況則比較復雜。

　　第四類地區河源的平均基本工資比第三類地區惠州要高，而惠州又比第二類地區東莞的高，部分原因是因為抽樣方面的缺陷，被個別受訪者的基本工資拉高了平均值。但如果結合基本工資與平均工資之間的比例，以及工時來看，東莞、惠州的工人基本工資占平均月工資的比例較低，而基本工資以外的收入也許可以從較高的加班時數中推斷多為加班費。

　　河源工人的基本工資雖高，他們的加班時數也不低，但並沒有反映在月工資上，月工資反而比其它地區低出壹大截，當中可能反映勞動條件的缺失，以及違法計算加班費的可能性。另外壹個原因是，受訪的河源工人多數來自本地，不享有許多老板為外地人提供、以現金發放的生活補貼，如吃住、交通方面的，導致他們的整體工資水平也較低。

　　地區 有吃住補貼

　　的比例

　　平均補貼

　　（元）

　　有返鄉交通

　　補貼的比例

　　平均補貼

　　（元）

　　有工齡獎

　　的比例

　　提及的其它補貼

　　廣州 38.9% 468.5 16.7% 100 22.2% 高溫津貼（11.1%）東莞 28% 212.9 20% 410 28% 崗位績效、表現獎金惠州 47.4% 141.7 21.1% 384 31.6% 年終獎，節日獎，有薪年假河源 37.5% 266.7 0% 0 18.8% 崗位補貼、勤工獎勵、夜班補貼地區 平均基本工資（元）

　　平均月工資

　　（元）

　　基本工資占平均

　　月工資比例

　　平均每日加班

　　（小時）

　　平均每周加班

　　（小時）

　　平均每月放假

　　日數（天）

　　廣州 2756 4350 63.4% 1.35 9.3 5.9

　　東莞 1767 3850 45.9% 2.54 20.3 2.75

　　惠州 2003 4009 50% 2.97 20.8 2.88

　　河源 2155 3285 65.6% 2.56 15 3.19

　　4、 工資調整

　　問及最近兩年是否有漲工資，各地反映工資有稍微調整的受訪工人不足壹半，幅度也不壹。出於樣本量不足的原因，我們也不由此推論廣東省的平均情況。

　　地區 提及最近兩年工資有調整者比例

　　廣州 55.6%

　　東莞 52%

　　惠州 21.1%

　　河源 43.8%

　　表 7：廣東省四地最近兩年調整工資比例

　　（二）工人主要生活開支觀察

　　1、吃

　　食物的花費占工友日常開支的很大壹筆，而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平的確存在差距，廣州工人的食物開支最高，河源的則最低。

　　地區 平均每月食物開支（元）最高每月開支水平（元）廣州 671 2000東莞 492 1000 以上

　　惠州 331 800

　　河源 322 1000

　　表 8：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食物開支

　　我們請壹位在東莞工作的工人壹家（夫妻二人與壹名孩子同住）進行了壹個月的消費紀錄，希望比較具體地了解他們夥食壹般如何解決。他們以自炊為主，維持壹定的營養均衡和花樣，早餐來不及自己做所以在外面吃，每周在外聚餐壹次，有時候會買零食和飲料。這樣下來，每個月的夥食費在 2000 塊以上，平均下來壹個月每人 700 多元的夥食費，占了總開支的 58%。相比起來，另壹個人口組成差不多的廣州家庭（夫妻二人與壹名孩子同住，另有壹名孩子在老家讀書），平時主要在工廠食堂付錢吃飯（平均每天 20 元計），夥食占他們的總開支只有 34.5%，比上述東莞家庭少得多，但不上班或帶同孩子的時候就無法在廠裏吃。

　　對於單身在外的工人而言，自己開夥不壹定比在廠裏或外面餐館吃來得化算。14％的受訪工人表示廠方包吃，所以在食物方面不花錢。假如工廠包食飯，或者提供食飯補貼，的確會給工友減輕很大的壹筆負擔。可是很多工友也反映，工廠食堂非常不好吃，飯菜裏有蟲，不利於健康，但沒辦法改善。為了減輕家裏開支，不與家人同住的工人傾向於選擇包吃包住的工廠，可是也就要因此忍受難吃差勁、缺乏營養又不健康的食堂。

　　2、住

　　目前包吃或提供食堂的工廠很多，但包住的工廠較少，因此住房水電費也成為工人的壹筆恒常開支。只有壹位惠州工人提到自己在還房貸，每月需供款 2680 元。79 名工人中，有 20 位是廠方包住，不需要花費住宿費用。其他工人多數租住在城市中的農民房。

　　地區 平均住宿開支（元） 平均水電開支（元）廣州 232.8 72.6東莞 237 60.7

　　惠州 150 62.1

　　河源 192.4 43.2

　　表 9：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住宿水電開支

　　四個地方的住房花費雖然略有不同，但相差並不如食物消費的差距那麽大，因為工人多數租住工廠區附近的農民房，環境都很壹般，很多房間甚至白天也見不到光亮，租房的對象就是針對底層的工人們，租房的費用也普遍較低。

　　3、 行

　　地區 平均交通開支（元）

　　廣州 72

　　東莞 79.2

　　惠州 90

　　河源 116.7

　　表 10：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交通開支

　　有十多名工友反映平時交通消費為 0 元，這是因為他們平時很少出行，就算出行也是在步行可達的範圍內，不乘坐交通工具。從外地來這些城市打工工人的生活重心壹般圍繞工廠周邊範圍，較少涉足市內其它地區；但河源的工人多為本地人，生活圈子較闊，日常出行也較多，導致他們工資水平較低但交通開支較高的情況。

　　4、衣

　　地區 平均服裝開支（元）

　　廣州 99

　　東莞 262

　　惠州 173

　　河源 161

　　表 11：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服裝開支

　　事實上，79 名工友壹共有 20 名反映自己不會每月買服裝，當中又有 10 名在廣州，廣州工人的每月平均服裝開支乍看很低，但會定期購置服裝者的開支還是和其它城市的差不多。他們多數時候穿的是工廠的廠服，主要是趁換季的時候才買衣服，平時反而更常給孩子買衣服。

　　5、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包括在家日用的家居百貨、五金電器，有時是更換新品，有時是舊物維修。

　　地區 平均生活用品開支（元）

　　廣州 111

　　東莞 119

　　惠州 160

　　河源 106

　　表 12：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生活開支

　　當然工人家居百貨的質量需求有別，但觀乎各地工人生活用品開支的平均額都相去不遠。

　　（三）其它生活開支統計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外，工友們在精神上也有需要要得到滿足，當中包括：通信、交際、休閑娛樂和個人進修方面的需要。這些方面，我們實際統計工友支出，得出的數據如下：

　　1、通訊

　　隨著手機的普及，通訊已成為工友必不可少的開支，當中包括手機通訊和寬頻上網的費用。

　　地區 平均通訊開支（元）

　　廣州 85.3

　　東莞 88.7

　　惠州 105

　　河源 119

　　表 13：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通訊開支

　　2、休閑娛樂

　　這壹項我們著重統計工友外出遊玩、外出聚餐等的花費。通常有小孩的家庭在這方面花費會比較大壹點，外出遊玩都是出於孩子的需要，去遊樂園、買零嘴等就涉及不少外遊的花費。至於單身在外的工人常見的社交活動如每周或者每兩周外出聚餐、喝酒等也會花到錢。

　　總體而言，超過四成的受訪工人表示日常並無娛樂支出，當中在惠州的就占了三分之壹。廣州、東莞和河源有個別受訪工人娛樂花費比較多，主要是用於唱歌、喝酒。

　　地區 平均休閑娛樂開支（元）

　　廣州 155

　　東莞 193

　　惠州 108

　　河源 364

　　表 14：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休閑娛樂開支

　　3、個人進修

　　在當前機器換人的大潮之下為了免被淘汰，工人需要進壹步深造培訓或者精修技術，爭取事業和人生的更多發展機會。大部分的受訪工人並沒有自我培訓、自我增值的預算和機會。

　　調查中，只有 10%的受訪工人將個人進修列入日常開支，牽涉金額由 100 至 1000元不等。

　　4、醫療保健

　　大部分工友雖然有醫療保險，然而保險不能覆蓋所有的花費，故而平時的醫療費用還是不小的壹筆錢。壹般工人的醫療藥品開支在 100 元上下，但如果所需治療或藥物不能以醫保保銷，開支可達幾千元，其中廣州壹名工友花費 2800 元，惠州另壹名工友花費 3000 元，對於月收入不過 4000 元的工友而言已經是無法承受之重。壹旦重大疾病來襲，假如醫保不能緩解這筆非常沈重的負擔，工友的生活可能完全被壓垮。

　　除去兩名醫療開支特高的個案，其他受訪者的每月日常醫療保健開支為：

　　地區 平均醫療保健開支（元）

　　廣州 73

　　東莞 82.5

　　惠州 179

　　河源 130

　　表 15：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醫療保健開支

　　5、供養家庭

　　大部分的工友節省自己的衣食住行，在孩子和父母身上的開銷則相對寬松。這部分的錢通常都不是在打工地花費，對於外省市的家人而言，作為日常開支之用為數可算不小。對於子女而言，這筆錢應該既能滿足子女的教育所需，也涵蓋日常生活的開支。

　　地區 給家人的平均教育及撫養開支（元）

　　廣州 1380.4

　　東莞 1496

　　惠州 2205

　　河源 1114.3

　　表 16：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教育及撫養開支

　　6、儲蓄

　　從物價統計中我們知道，廣東省內各地的消費水平並不低。調查中，成年的工友是省吃儉用、把錢留給孩子與家人，自己沒太多的結余儲蓄。而年輕人的煩惱是工資不夠花。不少人在調查中反映道，工資太低了，單靠工資無法生存。特別是工資才兩千多的工友們，非常希望能夠漲工資。問卷調查發現，工人當中也有不少是月光族、甚至入不敷出的。表示自己每月還有壹定結余儲蓄的工友非常少，許多工人每月身無分文10。

　　地區 每月身無分文（儲蓄 0 元）

　　廣州 44.4%

　　東莞 36%

　　惠州 15.8%

　　河源 62.5%

　　表 17：廣東省四地工人每月儲蓄狀況

　　我們發現儲蓄多少也與年齡大小及其消費習慣相關。本次調查的 78 名工友，年齡平均值在 36 歲，這也大致符合《2016 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提及的中國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39 歲11。但本次調查四個地方的工友年齡存在差距。例如惠州的工友偏年長，以40 歲以上居多，而河源的工友偏年輕，30 歲以下居多。惠州工人的醫療保健費用、供養家庭費用在四個地方居長，而儲蓄的比例也是最高的。相反，河源工友年輕，他們的平均娛樂開支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地方，而供養家庭和儲蓄比例也是四個地方中最少的。

　　表 18：廣東省四地工人平均年齡值

　　7、壹家人生活

　　總體而言，大部分的工友並不能與家人同住。他們的家人可以想象多數生活在農村，工友們不能享有合家團聚，日常開支的壹大筆是要寄給家鄉的親人。

　　地區 與小孩同住比例 與老人同住比例

　　廣州 16.7% 16.7%

　　東莞 16% 12%

　　惠州 42.1% 15.8%

　　河源 25% 25%

　　表 19：廣東省四地工人與家人同住狀況

　　也有少量工友能與小孩和老人團聚在城市，由於城市消費水平高，開支也就更為沈重。在廣州市和東莞市，我們做了物價統計，統計當地食品及日用品的市場價格，以及邀請不同家庭的工人記錄了其每月所需開支（詳細的物價統計見附件壹，工友的消費記錄見附件二）。

　　其中，我們將食物、房租水電、娛樂消費的支出計入家庭整體支出，得出他們為家庭的支出是多少。可以見到，壹家人在城市生活同住的工友每月開支都要超過三千元，而大部分都是為家庭的支出。

　　地區 家庭同住人口數 每月個人支出（元） 其中為家庭的支出（元）廣州工人壹 6 4121.42 3498.42廣州工人二 3 4224.4 3625.5

　　廣州工人③ 1 1344 /

　　東莞工人壹 3 3183.3 2898.3

　　東莞工人二 3 4061.2 3637.4

　　東莞工人③ 1 2209 /

　　表 20：廣東省四地工人家庭消費個案

　　五、調查結果分析

　　總結以上數值，衣食住用這幾個生存所需方面，根據七十多份問卷，我們統計工友每月的消費平均支出為 1015 元，加上其它方面，平均每月支出則高達 3073 元。透過問卷調查和消費紀錄所了解到的工人消費習慣，有以下幾點值得留意：

　　（壹）收入：工資與社平工資之對比

　　和社會整體水平比較，調查中的工人的壹般收入明顯是處於較低水平。如果只算基本工資，即在無加班、無額外補貼的情況下，他們當中大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占當地社平工資12不足四成，只有把其它細項如加班費、補貼等計算在內，才會漲到社平工資的六成或以上。加班和補貼通常是由雇主安排的，工人不壹定能夠自行決定是否加班，又或者只能犧牲休息時間來多加班；補貼也是按各廠的情況由雇主決定，沒有法律條文規定雇主必須要給哪些補貼、給多少（高溫補貼除外）。

　　表 21：廣東省四地社平工資、基本工資、與月工資狀況在工資最高壹類的廣州市，最低工資線目前才不過 1850 元，僅為廣州市社平工資的 25%，更已經和現實中工人的基本工資嚴重脫節。反而調查中四個地方工人的基本工資收入都比較接近社平工資的 40%，勉強符合《廣東省最低工資研究》課題組三條標準線中的發展線水平，也能和國際的最低工資標準接軌。

　　（二）支出：生存低消費，發展高代價

　　《廣東省最低工資研究》課題組三條標準線的區別標準是，生存線包括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溫飽線是在生存線之上加家庭設備用品類及服務類、交通通信類，而發展線則在生存線與溫飽線上再加入醫療保健類、文娛教育文化服務類。同時，生存線、溫飽線、發展線的水平分別應為社會平均工資的 30%、35%和 40%。

　　就問卷調查的結果而言，工人的生活在“生存線”中的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雜項商品及其服務類的需要都大致滿足到。工人的收入平均在三千到四千元，已超過生存線所需，雖然這是額外加班加點才換來的。

　　值得註意的是，四個地方的生存線和工人實際生存開支存在較大差距，其中廣州市落差達 1041.1 元，東莞 370.5 元，惠州 743 元，河源 588.1 元；溫飽線和工人實際溫飽開支的落差也不小，廣州市落差高達 1255.1 元，東莞落差 342.8 元，惠州 817.9 元，河源 587.9 元。

　　生存線和溫飽線標準分別都高過工人平均用於生存和溫飽的開支幾百至上千元說明，調查中個體工人的收入基本超過生存及溫飽所需，但他們習慣用低支出來滿足生存條件和溫飽條件。雖然能夠過日子，但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質量都低於應有標準。

　　另壹方面，我們計算四地工人的發展開支發現，工人實際的發展開支合計占當地社平工資的比例平均超過 56%，其中惠州高達 66%，發展成本最高，廣州成本較低為 39.8%。

　　按照三條標準線，只需要達到社平工資的 40%即可達到發展線，然而調查中工友要滿足實際發展需求，平均需要社平工資的大約 56.8%。

　　可以看到，工人們都投入了超過生存開支壹倍的支出在滿足發展所需，特別是醫療和供養家人，總額甚至高過當地的發展線，即社平工資的 40%。我們看得出，對收入不高的工人來說，為了追上社會發展，還在犧牲生存質量，節衣縮食來應付家庭發展需求。

　　地區 社平工資

　　（2016 年）

　　平均基本工資

　　（本次問卷調查）

　　平均基本工資占

　　社平工資比例

　　平均月工資

　　（本次問卷調查）

　　平均月工資占

　　社平工資比例

　　廣州 7425 2756 37.1% 4350 58.6%

　　東莞 4804 1767 36.8% 3850 80.1%

　　惠州 5397 2003 37.1% 4009 74.3%

　　河源 4709 2155 45.8% 3285 69.8%

　　地區 當地社

　　平工資

　　本次調查

　　平均收入

　　當地

　　生存線13

　　生存開支

　　合計14

　　當地

　　溫飽線15

　　溫飽開支

　　合計16

　　當地

　　發展線17

　　發展開支合計

　　(包括供養家

　　庭)

　　18

　　發展開支比例

　　(包括供養家

　　庭)

　　19

　　廣州 7425 4350 2227.5 1186.4 2598.75 1343.7 2970 2952.1 39.8%東莞 4804 3844 1441.2 1070.7 1681.4 1338.6 1921.6 3110.1 64.7%惠州 5397 4009 1619.1 876.1 1888.95 1071.1 2158.8 3562.9 66%河源 4709 3285 1412.7 824.6 1648.15 1060.3 1883.6 2668.6 56.7%平均值 5583.8 3872 1675.1 1014.7 1954.3 1203.4 2233.5 3073.4 56.8%表 22：廣東省四地社平工資與最低工資標準線水平（三）社會保障未能緩解工人負擔出現上述情況，其中原因之壹是國家社會救濟制度未能發揮調節作用。工人日常開支當中，有些支出不壹定是固定每月開支，但壹旦有需要的話則金額龐大，當中以醫療和子女教育為主。如果家有老人，還需要供養他們的生活，有時要供養的還不止壹人。

　　本次調查中，我們統計那些明確知道自己購買了五險壹金的工友20，實際繳費額是多少。四個地方工人的社保都不是全覆蓋。其中，廣州購買五險壹金的比例是最高，東莞購買比例居次，而惠州、河源各項社保的購買率都低。同時，廣州工友的平均社保繳費也以 521 元而排最高，其他三個地方的工友社保繳費則都是兩百多元。除廣州之外，其他三個地方的住房公積金購買率都很低。由於廣州工人的社會保障比較高，滿足發展需求的支出也是四地中最少的，不過工人社保的繳費額也居高。

　　地區 養老保險 工傷保險 醫療保險 生育保險 失業保險 住房公積金 工友社保繳費（元）廣州 88.9% 88.9% 88.9% 72.2% 77.7% 77.8% 521東莞 80% 60% 60% 40% 48% 16% 237惠州 57.9% 52.6% 47.4% 42.1% 42.1% 26.3% 257河源 43.8% 52.3% 50% 43.8% 43.8% 6.3% 255表 23：廣東省四地工人社保購買狀況2011 年《社會保險法》出臺，原意是建立起普惠型保險制度，令國民的教育、醫療與養老都有財政再分配的支持，但是社保體系實際上還遠未達到“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的程度。不少高齡工友到現在還在被社保補繳的問題困擾，臨近退休或已經退休卻仍然無法拿到養老金，退休後的開銷往往要依靠仍在工作的子女。從工人的日常支出，我們看到當下中國仍然是傳統社會中家庭自救、家庭養老的模式。家庭裏的勞動力都出來賺錢，而後用大部分的積蓄供養自己的孩子、父母、以及個人發展所需。

　　缺乏社會保障的時候，工人在外打工也有後顧之憂。年富力強的工人平時賺錢養家，自己可以壹分錢不花，卻把收入全部留給自己的孩子與父母，是家庭當之無愧的頂梁柱。

　　可是，他們壹旦生病，不僅自己的工作可能難以為繼，更因為醫保制度的缺陷，令整個家庭隨著購買醫療藥品帶來的財政壓力而崩潰。另壹個例子是住房，底層工人壹般聚居在城市邊緣的廉價租房，衛生和安全程度固然沒有保障，可是壹旦這些地方不再歡迎他們，他們也就無處可去了。2017 年底，北京大興大火，不但令十幾名工人喪命，更引起政府將不合規的城市郊區租房戶限期內驅趕出城，其他省市紛紛效仿，就令許多不得不蝸居於此的底層工人霎時無家可歸21。

　　（四）四地消費水平差距縮小

　　透過比較四級地區的消費水平，我們也觀察到壹個趨勢，就是各城市的消費水平日漸接近。例如，物價統計中可以看到，廣州市和東莞市居民所需的衣食住行開支差距特別小。我們調查工友日常的衣食住行日用消費，除了偶有個例，四個城市的消費平均值差距多數在壹百元以內。可以說，廣東省不同城市間的物價和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差別不大。

　　過去二三四線城市的物價水平可能比較低，但隨著城鎮化發展，連鎖店和大超市進駐各地，即便工人拿著低壹級的工資，消費起來也跟大城市差不了多少。以往工人在壹線城市打工，供留在老家的家人花用，但與老家飛漲的物價相比，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少。

　　（五）何謂體面生活？社平工資 40%的發展線問題

　　體面生活或曰有尊嚴的生活關乎發展，最低工資應保障工人生活有尊嚴，隨著社會發展及勞動要求的提高，以下這些需求是否應納入最低工資裏已不可回避：

　　? 社交性飲食開支、買零食等等

　　? 進修（包括技術培訓和繼續教育進修）

　　? 與家人同住（假設壹家人團聚在城市、相比農村開支而增加的各項花費）綜合四類地區的消費水平，我們看到這些需求挑戰了社平工資 40%的發展線標準。

　　發展是壹種人人該有的基本權利，社平工資 40%的發展線標準已經顯得難以保障工人的發展權。如果最低工資完全不予考慮這些需求，低收入工人恐怕很容易陷入長期低度發展的惡性循環，相信也不是國家致力社會長期穩定發展時所希望看到的。

　　六、最低工資的調整建議

　　我們認為，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過程中，除了以當前的經濟發展、居民消費水平等統計數字作為參考，更應透過深入了解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收支、社會保障等情況，得出基層勞動者日常消費的立體圖象，以此確保最低工資制定的標準能確切惠及所有勞動者。因此，壹份足以體面生活的最低工資，是可以有正场養的飲食、舒適穩定的居住環境、適量的精神生活和足夠的社會保障。工人不應該放棄任何壹項，也不需要犧牲自己以成就其他家庭成員的需求。

　　2018 年 1 月 10 日，廣東省人社廳在協調勞動關系三方的年度第 1 次會議就介紹了在全省開展的最低工資標準評估情況，提出近兩年廣東省經濟社會實現了穩步發展，最低工資標準亟需盡快調整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狀況22。我們歡迎省政府盡快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並給出我們的建議如下。

　　（壹）最低工資應滿足壹家人的生活開支

　　在考慮勞動者養活自己及家人的具體消費、實際上的開支需求時，我們首先以家庭為單位來計算壹份有保障的最低工資應該達到如何水平。我們嘗試推算出壹個三人家庭在廣東省的工業區生活，基本所需的月計消費（推算方法可見附件三）。壹個三口家庭的開支將包括三人（兩大壹小）同住在廣東的生活開支、外地戶口小孩在城市的教育費用、以及寄給家鄉老人的錢、人情客往的生活開支。

　　在廣州市壹個三口之家每月生活所需的開支：

　　支出內容 月計款項

　　食物 2069 元

　　住宿 762 元

　　生活用品 155 元

　　交通 472 元

　　通信 260 元

　　服裝 300 元

　　個人服務 50 元

　　醫療保健 150 元

　　社保繳費 1042 元

　　返鄉交通 250 元

　　休閑娛樂 400 元

　　教育、進修 800 元（含子女）

　　供養、人情 800 元

　　合計 7510 元

　　在東莞市壹個三口之家每月生活所需的開支：

　　支出內容 月計款項

　　食物 2099.2 元

　　住宿 662 元

　　生活用品 159.5 元

　　交通 472 元

　　通信 260 元

　　服裝 300 元

　　個人服務 50 元

　　醫療保健 150 元

　　社保繳費 474 元

　　返鄉交通 250 元

　　休閑娛樂 400 元

　　教育、進修 800 元（含子女）

　　供養、人情 800 元

　　合計 6877 元

　　綜上，我們得出壹個三口之家在廣州生活應該至少有 7510 元的月收入（以二人工作計，則每人工資應達到 3755 元）；壹個三口之家在東莞生活，每月收入應達到 6877元（以二人工作計，則每人工資應達到 3439 元）。

　　其中，廣州市和東莞市的家庭開支中，廣州市工人有的社保繳費達壹千元以上，最低的也繳費 285 元；而東莞的社保繳費最高只有 300 元。這筆社保繳費還有住房公積金都是工人每月開支的壹大負擔。在上海，人社部門早有明確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不含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我們認為廣東省應盡快向上海看齊，人社廳在為企業減輕數百億元社保負擔的同時，應明確工人在社保個人繳費之後的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二）最低工資標準應以社平工資的 40%作底線顯然，最低工資必須追得上工人的實際需要才能發揮其穩定經濟發展的社會功能。

　　近兩年廣東省經濟社會穩步發展，必須盡快提高工人收入，以配合進壹步轉型升級下經濟發展所需。

　　目前廣東省最低工資遠遠脫離了工友的實際需求，它對工人收入的指導意義和以往有了不同。本次研究囿於不是跨年度的調查，因而無法推論過去幾次最低工資調整時工人實際收入會跟著調整多少。但在與工友的長期接觸與訪問中，我們了解到雖然工廠給出的基本工資會在最低工資線之上進行調整，但是加班費則往往按最低工資計算，拖低工人的月工資收入。

　　由於 2017 年廣東省各地區工人的基本工資已分別達到社平工資 36%至 46%，我們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必須盡快回到正軌，以社平工資的 40%來作底線，承認低收入的工人也能分享廣東省經濟發展的成果，雖說有地區差異，它仍應是工人的最低收入標準。這個標準之下，最低工資正好與我們調查中四類地區工人的基本工資收入相符合。

　　因此，我們建議 2018 年廣東省四類城市的最低工資應該至少達到以下標準：廣州市 2970 元，東莞市 1922 元，惠州市 2159 元，河源市 1884 元。

　　廣州市（元） 東莞市（元） 惠州市（元） 河源市（元）2016 年最低工資 1850 1510 1350 12102016 年社平工資 7425 4804 5397 4709

　　本次調查的基本工資 2756 1767 2003 2155

　　本次調查綜合工資 4350 3850 4009 3285

　　建議最低工資底線

　　（社平工資的 40%計）

　　2970 1922 2159 1884

　　表 24：最低工資調整方案建議

　　（三）要發展應向社平工資 60%看齊

　　此外，我們的調查結果也表明工人在發展需求的支出日益增加。如果社平工資的40%已無法滿足到工人的實際發展需求，我們認為最低工資最終應向社平工資的 60%看齊，以彌補在社會保障未能全覆蓋的情況下工人達致發展的支出需求。

　　60%的標準看起來很高，但我們調查廣州市和東莞市時發現，壹家三口在廣州市生活，每人每月工資至少應達到 3755 元（以二人工作計）才能滿足家庭需要；而三口之家在東莞生活，每人每月收入應達到 3439 元（以二人工作計）。按照兩地 2016 年的社平工資，兩地的月支出占到了社會平均工資的 50.6%及 71.6%。廣州和東莞並非特殊個案，惠州、河源及廣東省其他城市的工友也存在同樣的發展需求。因此，在綜合物價水平、工友生活發展需求與低社會保障情況之後，最低工資標準應逐漸向社平工資的 60%看齊。

　　令最低工資達到當地社平工資的 40%是國務院在上壹個《促進就業規劃》裏的目標，而提高至社平工資的 60%，則是全總在 2010 年給出的建議。如今，國家提出要實現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目標，廣東省已不能回避調整最低工資的需求。

　　廣州工友壹：

　　壹家四代 6 個人共同租住在廣州：祖爺爺，爺爺奶奶，工作的夫妻，及小孩。

　　該工友平時做飯，不出去聚餐，盡量節儉。他十月份的開支記載如下：

　　（其中食物、房租水電及娛樂消費是供養全家人）十月份花費食物：

　　每天都在家裏做飯，食材購買以肉類為主要

　　開支，偶爾也有買比較貴的魚蝦。每日購買肉/魚/蝦平均約 33 元。

　　此外，每日購買蔬菜平均花費 16.26 元，蔥

　　蒜辣椒等調料 3 元，蛋與豆腐 1.83 元。每兩三天買壹次水果，平均每日約 14.43 元。

　　牛奶平均每日花費 5 元。

　　食物開支約占總開支的 58%。 2379.12 元

　　房租水電：

　　租住兩房壹廳約 600 元，水電開支約 200 元。 800 元日用品：

　　洗發水 50，紙巾 18，牙膏 16，襪子 20。 104 元通訊：

　　本月 200 元。

　　200 元

　　服裝：

　　本月 199 元。 199 元

　　交通：

　　上班族每日 4 元，壹個月 120 元。 120 元

　　娛樂花費：

　　主要是小孩的娛樂，去兩三次遊樂場，平均

　　下來每次上百元。 319.3 元

　　其他：本月無外出聚餐費，無醫療開支。

　　合計：4121.42 元。

　　廣州工友二：

　　夫妻二人及壹個女兒在廣州居住生活，還有壹個兒子在老家讀書。

　　記錄者女工友十月份的花費記錄如下（食物、房租水電及娛樂休閑是供養壹家人）：

　　花費

　　食物：

　　每天固定的支出是早餐花費，壹家人約 11

　　元。夫妻平時在上下班的工廠吃飯，午飯花費 15元、晚飯花費 10 元。女兒讀小學，午飯在學校吃，晚飯回家吃。

　　偶爾也會在家煮飯，壹個月不超過十天。在

　　家煮飯時，壹天通常要花費五六十元。每兩天會買壹次十多元的水果，此外也常購買牛奶，每月百多元。早中晚飯和這些加起來，平均每日開支42 元。平時也會買零食飲料百多元。

　　食物開支約占總開支的 34.5%。 1456.5 元

　　房租水電：

　　住宿 180 元，水電開支約 81 元。另交電費

　　100 元。

　　361 元

　　日用品：

　　這方面女性消費比較多：

　　洗衣液 116， 沐浴露 29.8，洗發露 19.8，

　　牙刷 10.8 牙膏 20，大寶 8.5

　　化妝品 200，衛生巾 12.5，補水霜 55，香水

　　11.5， 女性買包 30 熱水器頭 35 548.9 元

　　通訊：

　　自己花費 50 元。

　　50 元

　　服裝：

　　給女兒買衣服 200 元。 200 元

　　交通：

　　平時不花錢。 0

　　休閑花費：

　　兒子生日 400 元，中秋節送禮 200 元。 600 元其他花費：買藥本月花費 8 元。

　　平時要給家用，本月給兒子生活費 1000 元。

　　此外無聚餐消費，無其他費用。 1008 元

　　總計 4224.4 元。

　　廣州工友三：

　　壹個比較節省的工友。單身獨居，記錄了十月份 18 天的食物費用，中間記錄比較簡略，並有十余天未計算。

　　花費

　　食物：

　　平時主要自炊，較為節省，平均下來每日

　　11.1 元。食物開支占總開支的 26%。 344 元

　　房租水電：

　　這個月 247 元。 247 元

　　日用品：約 52 元 52 元

　　通訊：50 元。 100 元

　　服裝：計 100 元 100 元

　　交通：平時交通數次。每次花費上百元。 501 元其他花費未計。 0合計：1344 元

　　東莞工友壹：

　　夫妻二人和壹個孩子在東莞居住（記錄者的食物、房租水電及交通花費是供養全家人）：

　　夫妻二人連同壹個孩子在東莞生活居住。 花費食物：

　　平時主要買菜後在家做飯。多購買雞肉豬肉

　　及排骨熬湯，青菜搭配也較為均衡，蘑菇青菜筍類都常見，偶爾也購買雞蛋豆腐和水果，本月有買油 45，米 90，紅酒 45 元。這些平均下來每日48 元。

　　另外會每天在外吃早餐，花費約 10 塊錢，

　　平均每周外出聚餐吃壹頓，約 100 元。間歇購買零食、奶茶。本月花費 727 元。

　　食物開支約到了占總開支的 68%。 2155.3 元

　　房租水電：

　　約 360 元。本月另購家具 100 元。 460 元

　　日用品：

　　本月購買百貨日用品約 50 元。

　　50 元

　　通訊：

　　話費 50，維修手機 120 元

　　170 元

　　服裝：

　　本月購買壹雙鞋子 65 元。

　　65 元

　　交通：

　　只有少數幾次外出遊玩及打車花費。

　　283 元

　　其他花費：無醫療開支。 0

　　合計：3183.3 元

　　東莞工友二：

　　夫妻在東莞打工，但孩子在老家。這個月父親來了壹次，因此多出壹大筆家用開支。

　　記錄者本月開支如下（其中食物、房租水電、部分通訊、服裝及家用費用是供養壹家人）：

　　夫妻二人生活在東莞，小孩及父母在老家。 花費食物：

　　夫妻二人每天都在工廠吃飯，很少做飯。工

　　廠夥食平均下來兩個人每天 22 元，再加上偶爾家裏買點菜、壹周買點水果，這些夥食費合計 957元。

　　平時，出去外面吃大概壹個月有五六次，每

　　次花費 50--200 元不等，外加宵夜，這方面的開支壹個月 678 元。

　　另外也常常購買如果汁、啤酒、瓜子餅幹等

　　零嘴，月花費 200 元。

　　食物開支約占總開支的 45%。 1830.6 元

　　房租水電：

　　租房及水電費本月共計 340 元。 340 元

　　日用品：

　　本月購買充電電源 30，剃須刀 69+55（自己

　　和父親各壹），調料及鋼盤 52 元，洗發水 24.8，百貨 16，鑰匙扣 5 指甲鉗 5 肥皂 10 衣架 5。

　　打印工傷資料 50 元。 321.8 元

　　通訊：

　　給自己充話費 100 元，又給女兒充話費 100

　　元，本月也購買老人手機壹臺 298 元。 498 元服裝：

　　夫妻本月花費 200 元，另花 500 元給家人購

　　置服裝。 702 元

　　交通：

　　平時步行上班，只有外出遊玩及去城區才打

　　車，摩的。出去玩如打車，花費會超過 100 元。

　　252.8 元

　　休閑花費：

　　去動物園壹次門票及消費 116 元。

　　116 元

　　家用：

　　這個月，送父親回家時給了 2000 元，並請

　　帶給母親和嶽母各 200 元（今次以錢代替禮品）。

　　另給了小孩生活費 2000 元。

　　（偶爾）

　　4200 元

　　其他開支：無醫療開支。 0

　　合計：8261.2 元

　　東莞工友三：

　　單身工友，平時抽煙喝酒比較厲害。個人當月開支記錄如下：

　　獨自壹人人生活在東莞。 花費

　　食物：

　　平時很少自己做飯，主要在工廠吃和去外面

　　買小吃。如在老工廠吃飯，早飯花費 2 元、午飯晚飯平均 6 元。但到了新廠就要早餐 6 元，午飯晚飯各 8.5 元。所以到了新廠，他由壹日三餐改為壹日兩餐。偶爾也在工廠外面的餐館吃，以面食為主，每頓十多元。當月合計 306 元。

　　吃飯時喝酒比較多，有時是和朋友聚餐時

　　喝，有時是自己壹個人在小館子吃喝。在外喝酒這個月有 21 天，喝酒加餐費合計 707.5 元。

　　食物開支約占總開支的 46%。 1013.5 元

　　房租水電：

　　本月 245 元。

　　245 元

　　日用品：

　　洗發水 16 洗衣粉 6 牙膏 12.5 沐浴露 24.5

　　元

　　49 元

　　通訊：

　　約 50 元

　　50 元

　　服裝：

　　鞋子 339 襪子 22 衣服 49 元

　　410 元

　　交通：

　　平均每日公交花費 4 元

　　86 元

　　休閑花費：

　　主要是抽煙和買飲料。

　　香煙，每天必買壹包或更多包，價格約在

　　5-10 元，本月花費 324.5 元。

　　355.5 元

　　其他費用：

　　無醫療開支。無記錄給家用。

　　0

　　合計：2209 元

　　食品開支的計算方法是：統計當地食品物價，米、肉、蔬菜、蛋、豆類等均取物價的平均值，根據中國營養學會建議主副食搭配，我們得出正常人壹個月所需的食品開支。

　　生活開支的計算方法是：我們根據工友個案統計而了解到工友的實際消費習慣如住宿水電、生活用品、娛樂通訊這些必備的日常開支，也根據根據工友的消費需求如交通、服裝、個人服務、醫療、休閑娛樂、教育進修、贍養人情等，計算這些方面實際壹個月需要的花費。

　　1 廣州市的三人家庭每月基本消費開支推算方法類別 項目 成人 1 成人 2 小孩 月計 備註 合計食品 米 每日 500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55.9

　　元

　　份量按中國營養學會建

　　議成人主副食壹日合理

　　安排計算，小孩所需份量

　　為成人的 60%。各項目為

　　物價調查中各地食品價

　　格的平均數。將每日所需

　　份量乘以平均價格，再乘

　　以 31 日，得出月計開支。

　　肉類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580.3

　　元

　　蔬菜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89.4

　　元

　　蛋 每日 60 克 每日 60 克 每日 30 克 62 元豆類 每日 50 克 每日 50 克 每日 30 克 25.2 元水果 每日 200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146.7

　　元

　　食油 每月約 1 升 12.3 元 按所在地物價與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調味料 包括蔥姜蒜辣椒各壹斤，糖、鹽、

　　醋、醬各 500g 及 500ml。

　　48.2 元

　　飲料 每日茶葉及水，共計 7 元 217

　　元

　　估算工友消費需求：

　　壹家人每天沖泡 20g 茶

　　葉，兩瓶礦泉水，方便面

　　（或面包）及零食若幹。 面包 每日 7 元 217 元零嘴 每日 5 元 155 元消耗調整 上述所有的 3% 72.8 元 這包括食品的價格浮動和在準備過程中被消耗的部分。

　　2069.3

　　元

　　住宿 房租 三人合住的空房子 50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

　　水電 三人合住用量 100 元

　　燃料費 三人合住用量，用於燒水、煮飯 120 月家庭設備 包括家具、家庭耐用品、維修等 42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每年 500 元，再除以 12 個月。 762 元

　　生活用品 廁紙 每周 2 卷（1 條 10 卷） 17 元 大約估算，將用量乘以物價調查中各地日用品的平均價格。

　　155 元

　　牙膏 每月 1 枝（180 克包裝） 8.5 元

　　牙刷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19.5 元肥皂 每月 2 塊 4.5 元洗發水 每月 1 瓶（400ml 包裝） 22.5 元

　　女性用品 每月 30 片 27 元

　　毛巾 每月 1 條 每月 1 條 每月 1 條 32.25

　　元

　　洗潔精 每月 1 瓶（500 毫升包裝） 11.75

　　元

　　洗衣粉 每月 1 盒（1 公斤包裝） 12 元

　　交通 公交 每人每天 4 塊，加二次打車出行 472 元 按工友實際需求估算。 472 元通信 手機話費 每人每月充值 100 元 20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

　　260 元

　　上網費 60 元 大約估算。

　　服裝 30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300 元

　　個人服務 理發 每月 20 元 每月 20 元 每月 10 元 5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50 元醫療保健 每月看病 1 次 150 元 大約估算。 150 元社保繳費 每月 521元

　　每月 521

　　元

　　1042 元 以 2017 年調查期間有繳

　　納社保的工友平均數而

　　算（最高 1400，最低 285）。1042 元

　　返鄉交通 每年 1 次，每人 1000 元 25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將每年所需費用除以 12 個月。

　　250 元

　　休閑娛樂 帶孩子去遊玩 2 次，與同事聚餐郊

　　遊 2 次

　　40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400 元

　　教育 學雜費、書

　　本費

　　每月 600

　　元

　　600 元 估算孩子受教育所需費

　　用。

　　800 元 成人進修

　　費

　　每月每人 100 元 200 元 估算工友自我進修所需費用。

　　家用（老人，

　　人情）

　　家鄉及打工地每月紅事白事開支，

　　假日禮尚往來。實際上工友每年拿

　　回家鄉至少壹萬元。

　　800 元 考慮到家鄉生活水平較

　　城市低、有自留地、有多

　　名子女同時供養等因素

　　後大約估算。

　　800 元

　　合計 7510 元

　　2 東莞市的三人家庭每月基本消費開支推算方法類別 項目 成人 1 成人 2 小孩 月計 備註 合計食品 米 每日 500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82.1

　　元

　　份量按中國營養學會建

　　議成人主副食壹日合理

　　安排計算，小孩所需份量

　　為成人的 60%。各項目為

　　物價調查中各地食品價

　　格的平均數。將每日所需

　　份量乘以平均價格，再乘

　　以 31 日，得出月計開支。

　　肉類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672.5

　　元

　　蔬菜 每日 500

　　克

　　每日 500

　　克

　　每日 300

　　克

　　228.9

　　元

　　蛋 每日 60 克 每日 60 克 每日 30 克 55.8 元豆類 每日 50 克 每日 50 克 每日 30 克 118.2元水果 每日 200

　　克

　　每日 200

　　克

　　每日 120

　　克

　　159.3

　　元

　　食油 每月約 1 升 22.5 元 按所在地物價與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調味料 包括蔥姜蒜辣椒各壹斤，糖、鹽、

　　醋、醬各 500g 及 500ml。

　　44.1 元

　　飲料 每日茶葉及水，共計 7 元 215.1

　　元

　　估算工友消費需求：

　　壹家人每天沖泡 20g 茶

　　葉，兩瓶礦泉水，方便面

　　（或面包）及零食若幹。 面包 每日 7.7 元 239.6元零嘴 每日 5 元 155 元

　　消耗調整 上述所有的 3% 61.1 元 這包括食品的價格浮動和在準備過程中被消耗的部分。

　　2099.2

　　元

　　住宿 房租 三人合住的空房子 40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

　　水電 三人合住用量 100 元

　　燃料費 三人合住用量，用於燒水、煮飯 120 月家庭設備 包括家具、家庭耐用品、維修等 42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每年 500 元，再除以 12 個月。

　　662 元

　　生活用品 廁紙 每周 2 卷（1 條 10 卷） 17.5 元 大約估算，將用量乘以物價調查中各地日用品的平均價格。 牙膏 每月 1 枝（180 克包裝） 11.8 元牙刷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每月 1 枝 21 元肥皂 每月 2 塊 9.1 元

　　洗發水 每月 1 瓶（400ml 包裝） 12.7 元

　　女性用品 每月 30 片 38.4 元

　　毛巾 每月 1 條 每月 1 條 每月 1 條 32.6 元洗潔精 每月 1 瓶（500 毫升包裝） 5.1 元洗衣粉 每月 1 盒（1 公斤包裝） 11.3 元 159.5 元交通 公交 每人每天 4 塊，加二次打車出行 472 元 按工友實際需求估算。 472 元通信 手機話費 每人每月充值 100 元 20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

　　260 元 上網費 60 元 大約估算。

　　服裝 30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300 元

　　個人服務 理發 每月 20 元 每月 20 元 每月 10 元 5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50 元醫療保健 每月看病 1 次 150 元 大約估算。 150 元社保繳費 每月 237元

　　每月 237

　　元

　　474 元 以 2017 年調查期間有繳

　　納社保的工友平均數而

　　算（最高 300，最低 150）。

　　474 元

　　返鄉交通 每年 1 次，每人 1000 元 250 元 按工友消費習慣估算，將每年所需費用除以 12 個月。

　　250 元

　　休閑娛樂 帶孩子去遊玩 2 次，與同事聚餐郊

　　遊 2 次

　　400 元 按工友消費需求估算。 400 元

　　教育 學雜費、書

　　本費

　　每月 600

　　元

　　600 元 估算孩子受教育所需費

　　用。

　　800 元 成人進修

　　費

　　每月每人 100 元 200 元 估算工友自我進修所需費用。

　　家用（老人，

　　人情）

　　家鄉及打工地每月紅事白事開支，

　　假日禮尚往來。實際上工友每年拿

　　回家鄉至少壹萬元。

　　800 元 考慮到家鄉生活水平較

　　城市低、有自留地、有多

　　名子女同時供養等因素

　　後大約估算。

　　800 元

　　合計 6877 元

　　引言

　　最低工資水平是工人勞動條件的底線，確保工人在合理的工作時間內可獲取足夠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然而，‘基本生活需要’的金額和覆蓋範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改變。

　　在金額方面，經濟急速發張造成的通漲令生活開支上升。在覆蓋範圍方面，隨著工人接近退休年齡，越來越重視社保供款；互聯網的普及亦令上網通訊變成壹種基本需要。

　　除了‘保底’外，我們認為最低工資亦能起共享經濟成果的作用，不但應該與經濟發展的步伐看齊，更應逐步縮小收入差距。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農業部、商務部制定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 年）》提出，目標令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 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40%以上，與這種原則不謀而合。

　　從下表可以看出，過去數年，深圳最低工資的增幅基本上與深圳市生產總值的增幅看齊，正正符合最低工資年均增長 13%以上的目標。

　　年份 最低工資（元） 增幅 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增幅2011 1320 20%2012 1500 13.6% 12950 12.6%

　　2013 1600 6.7% 14500 12%

　　2014 1808 13% 16002 10.3%

　　2015 2030 12% 17500 9.4%

　　可是當我們看看深圳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例，就會發現數年來最低工資都維持在平均工資的 30%左右，未能達到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

　　年份 最低工資（元） 平均工資（元） 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百分比2012 1500 4918 30.5%2013 1600 5218 30.7%

　　2014 1808 6054 29.9%

　　打工者中心過去多年來壹直關註最低工資的水平及調整方法。2013 年，我們曾發表《最低工資應如何保障工人體面生活》的報告，倡議最低工資應達生活工資水平，以保障工人體面生活，而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法也應更透明、更科學化。《促進就業計劃（2011-2015）》

　　出臺之後，即使當中對工資的調整方法並沒有很明確的指引，但當中有關工資作為社會整體收入分配當中重要的壹環，以及五年內將最低工資有序地提高，並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以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精神，都是我們所支持的。然而，五年過去，政府的承諾有否兌現？

　　最低工資作為壹個有法律效力的工資標準，又能否保障工人生活？

　　調查方法

　　我們在 2015 年 8 月至 12 月的中心活動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工友，亦有邀請工友和其它勞工機構發散問卷。這些工友主要來自龍崗和寶安，從事行業包括電子、玩具、五金、塑膠、清潔、體育用品、家私、服務行業等。

　　問卷分為兩部份，分別為‘工資’和‘個人生活開支’（樣本請見附件壹）。在收回的 93 份問卷當中，有 89 份為有效，4 份因欠缺基本資料而作廢。

　　調查結果

　　勞動條件

　　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請工友填寫基本工資、實發工資和每周加班時間。所得數據如下。

　　基本工資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有 88 人填寫了基本工資的金額，當中接近 7 成工友（61 人）的基本工資相等於 2030 元，即 2015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水平，顯示絕大多數老板只按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調整工人的工資。有接近 2 成工友（17 人）的基本工資介乎 2030 和 4030元之間；而基本工資高於 4030 元的只有 8%（7 人）。另外有 3 人的工資分別為 1500 元、1808 元及 1936 元，違反最低工資規定。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所有人都填寫了實發工資的金額。他們的平均工資為 3421 元，中位數為 3200 元。在分布方面，接近 3 成工友（24 人）每月實際收入為 2830 至 3230 元。

　　接近 3 成工友（25 人）的實發工資低於 2830 元，45%（40 人） 的實發工資高於 3230 元。

　　另外有 5 人實際收入低於 2030 元。

　　每周加班時間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有 70 人清楚標明每周加班時數，由沒有加班到每周 70 小時不等，平均加班時間為 19 小時。當中只有不足四分之壹（16 人）每周加班的時間少於 9 小時，換算成月加班時數即為少於 36 小時，亦即符合《勞動法》第四十壹條‘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規定。

　　余下的 77%（54 人）每周加班都超過 9 小時。當中有 67%（47 人）的加班時間為每周 9至 36 小時，有 10%（7 人）的加班時間為每周 36 至 72 小時。加班時間最長的壹人每周加班 70 小時。假設他每周工作 7 天，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達到 15 小時 42 分鐘！

　　生活開支

　　在生活開支方面，我們請工友填寫在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費用、壹年壹次回鄉交通費用、給家裏的開支，以及每月存下來的錢。結果如下。

　　夥食

　　夥食方面，89 名工友的每月平均開支為 627 元，具體來說差異頗大。三分之壹工友（29 人）的開支介乎 400 至 600 元，五分壹工友（17 人）的開支介乎 600 至 800 元。

　　住宿方面，近九成工友（80 人）的租金介乎 0 至 500 元。租金較高的幾人不是與全家同住，就是在租金較高的地區居住。

　　水電

　　伴隨著住宿的是水電費。工友每月平均的水電費是 85 元。開支為 0 至 50 元的超過 4 成（36 人），50 至 100 元的為 36%（32 人）。

　　交通

　　交通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89 元。超過 6 成工友（55 人）開支為 0 至 50 元，2 成工友（17 人）開支為 50 至 100 元。假設工友每月工作 26 天，乘坐公交來回上班地點，以深圳公交每程 2 元，刷深圳通每程 1.6 元的價格來說，每月開支為 83 元，接近這個數字。

　　通訊

　　通訊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00 元。接近壹半工友（44 人）的開支為 50 至 100 元，近三成人（24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另外亦有四分壹人（21 人）的開支超過 100 元。

　　休閑娛樂

　　休閑娛樂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04 元。超過壹半工友（45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接近四分壹人（21 人）的開支為 50 至 100 元。但當中有 36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工友紛紛表示：“時間全都用來上班了，哪有時間娛樂！”

　　服裝

　　服裝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205 元。超過壹半工友（52 人）的開支為 0 至 100 元，超過 3成工友（29 人）的開支為 100 至 200 元。

　　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34 元。開支為 0 至 50 元及 50 至 100 元的工友各占 4 成（33 及 36 人）。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99 元。三分之二的工友（59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當中有 35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有工友表示，由於請病假會扣工資，因此生病也不會請假求醫。

　　社保費用

　　社保費用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72 元。4 成工友（36 人）的社保供款為 0 至 50 元，當中有 30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另外，接近 4 成工友（32 人）的社保供款為 150 至 200 元。

　　供款為 300 元以上的工友少於壹成（8 人）。

　　回鄉交通

　　每年壹次返鄉交通方面，平均開支為 814 元，攤開 12 個月來算，就是每月 68 元。當中有六分壹的工友（15 人）返鄉車費超過 1000 元。

　　給家裏的開支

　　給家裏的錢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920 元。4 成工友（36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0 元，當中有 20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接近 3 成工友（24 人）的開支為 500 至 1000 元；開支為1500 至 2000 元，以及 1500 元以上的工友分別有 16 和 17 人。

　　每月總開支

　　綜合上述 12 項開支，工友每月總開支平均為 2901 元。

　　存下來的錢

　　在花費在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供款、寄錢回家和返鄉交通這 12 項開支之後，工友每月平均存下來的錢為 560 元。超過 6成工友（57 人）存下 0 至 500 元，當中有 48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超過受訪工友的壹半。

　　接近 2 成工友（16 人）存下 500 至 1000 元。存下為 1500 至 2000 元，以及 1500 元以上的工友分別有 4 和 12 人。

　　綜合上述數據，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壹、最低工資作為工友工資調漲的決定性指標

　　從調查和工友訪談中，我們可發現最低工資是他們工資水平的決定性指標。每年公布的工資指導線雖然詳細，但真的只有指導性質，沒有法律效力。最低工資作為唯壹有法律效力的工資水平線，其每年或每兩年的調整幾乎是工友僅有漲工資的機會。參與調查的工友中，接近七成工友的基本工資等於最低工資，而他們每年工資增幅也只是按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說明了老板只按法律最低要求增加工友的收入，沒事的話是不會主動加薪的。

　　當然基本工資只是工友工資的組成部分之壹，另外還有加班費、各種津貼獎金等等，但這些部分往往是老板按他們所說的企業經營狀況說減就減，工友很少有置啄的機會。要是老板突然限制加班，或者停發福利或分紅，那工友當月就只能領基本工資，收入頓時少了壹大截。

　　加班費占工資的壹大部分，是過去多年壹直持續的狀況。有工友會覺得基本工資低不要緊，只要有加班來撐大工資總額就好，使得他們願意犧牲休息時間和健康來加班。調查發現現時工友平均每周加班時間為 19 小時，假如星期六也上班，雖然每天的加班時間未必超過《勞動法》第四十壹條“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的規定，但壹定違反“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規定。若工友不是住在工廠附近，而需騎車或乘公交往返工廠的話，還得加上 1 至 2小時的交通時間。換句話說，他們每天約有 12 小時是完全花在工作上。假如他們每天睡 8小時，就只剩下 4 小時用作煮食、梳洗、家務。沒有任何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而由於長時間工作太過疲累，他們在周休大都選擇在家睡覺、買壹周所需的用品等。在談到休閑娛樂時，他們都說，哪有時間！

　　加班固然是問題，但沒得加班卻把他們置於收入減少的困境。壹方面，有工友沒有休假，每日工作 10 小時以上。可是另壹方面，不少廠開始減少加班，令工友收入減少。從我們接觸到的個案可見，有些工廠整體上訂單減少，因此工作量隨之減少。但也有壹些工廠是有預謀搬走，但為了逃避給予工友經濟補償金，便透過逐步減少加班令工友收入減少，等他們自己捱不下去，逼於無奈自行辭工。

　　二、浮動工資淪為老板剝削工人的手段

　　當然，企業也許會堅持工人工資中浮動部分的必要，以作為督促工人和促進生產力的手段。

　　乍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但即便如此，工資的固定部分也不能低於工人賴以生存的水平，更何況觀乎現時老板操控工資浮動部分常用的手段，只令人覺得他們是在占工人的便宜，而非激勵他們更努力工作。

　　首先，老板利用工友對工資制度搞不清楚的弱點，給他們付遠低於法律規定的金額。譬如，老板招工時只說出壹個總工資，但這是含加班後所得的金額，以正常工作和加班時間來算，這個金額是遠遠低於法律規定的。工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往不會向老板追討加班費，甚至以為自己沒有加班費。

　　這個問題在計件工作的工友當中更加嚴重。有些工友以為，計件工就是沒有加班工資，老板也利用這種誤解逃避給予計件工加班費。有的老板甚至將計時和計件混合使用，在正常工作時間計時，在加班時卻按計件發工資。在這個時候，老板故意將每件的價錢訂得很低，工友便等同拿不到 1.5 倍加班費，所得甚至比正常工資還低。另壹種規定是，工廠利用‘調休’偷取工友的加班費。做法是若工友在正常工作日請事假，那麽他被安排在周六日上班就算作調休而非加班。原來他應該得到的雙倍工資就減半，變成正常工資。

　　其次，福利和獎金虛有其表，老板千方百法的在實行上打折扣，或者設立高得離譜的門檻。

　　譬如，壹些工廠巧立名目設立全勤獎或效益獎，但全勤的意思是壹整個月內不但不能請病假事假，更加要隨時接受加班工作安排。由於獎金的金額遠多於工友缺勤日數應得的工資。

　　在這種規定下，工友為了賺取獎金，在生病時也要勉強上班，在有重要事必須請假時就大受損失。不少老板又因應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漲而削減工人原有的福利，例如宿舍由免費變為收費，或是取消水電津貼。亦有工廠沒有隨著員工升職而提高他們的基本工資，基本工資仍是最低工資水平，但在基本工資上加上所謂的‘崗位津貼’，而這些津貼並不包含在加班費和社保繳費的計算基數中。

　　因此，我們更確定基本工資作為固定工資的重要性。即使沒有那些可加可減的浮動工資，工人所得的基本工資也應足夠保證生活。最低工資作為基本工資水平訂立的唯壹法定指標，它在保障工人生活所需方面的角色就更加關鍵。

　　三、基本工資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保繳費要求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等同於最低工資的基本工資水平，根本無法滿足壹般工人在深圳的生活需要。我們發現，深圳工人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供款、返鄉交通、供養家庭這 12 項開支平均數加起來是 2901 元，是最低工資水平 2030 元的 1.4 倍！

　　2901 元這個數字說明，雖然最低工資水平每年約增加 10%，仍追不上深圳和工友老家的物價漲幅。工友指出，老家的物價上漲的情況比深圳更嚴重，例如衣服、水果和往返村鎮的交通比深圳還貴。這是因為老家的消費都集中在春節前後，大家又不得不買，商人因此趁春節紛紛擡價。大家每年在外地賺到的工資就這樣花掉了。今年更有報導指春節過後，深圳工業區周邊的住房租金漲幅“遠遠超出預期”。生活成本上升，但大家的生活需求還是那些，為了填補這個缺口，只好犧牲其他方面的東西，例如接受加班賺取加班費、不繳社保以換取每月更多現金流動等等。即使如此，生活還是拮據，可想而知沒有加班時，工人拿著著基本工資更不可能足夠生活。

　　在深圳，不合理或執行不到位的社會保障更為不完善的最低工資制度火上加油。首先，老板不依法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的情況本身已很嚴重。接受問卷調查的 89 人當中，只有 32人有養老保險、39 人有醫療保險、18 人有住房公積金，明顯反映老板並沒有為他們買齊五險壹金。在社保供款為 0 至 50 元的 36 名工友當中，有 30 人在“社保開支”這項填寫了“0元”，顯示廠方沒有為他們辦理五險壹金當中的任何壹項，而其余 6 人則只有醫療及／或失業保險。同時 32 名工友社保供款為 150 至 200 元。從金額可推算出，老板是以最低工資為基數供養老社保：2030 元×8% =162 元，違反社保須按應發工資為基數來繳納的規定，令工友在退休後獲得金額較少的養老金。

　　除了少繳社保，老板還會從工友的工資中扣除要他們本身要為工人繳納的社保。2015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為 2030 元，在賬面上為全國最高。但由於這個金額實際上包含了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供款，若工廠老老實實為工友購買五險壹金的話，工友實際上每個月只拿到 1700 元。在其他城市如上海，人社部門明確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意指即使扣除了企業和個人的繳費部分，工人每月最後所得的實質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然而，深圳的人社部門卻不肯就這方面明確表態，造成法律漏洞，令老板有機會把工資總額和社保開支困綁式考慮。社保執行本身已經不到位，最低工資的調漲更為老板提供藉口少繳社保，又或者從工資成本中扣除社保繳費，令工人受到國家政策缺陷和老板剝削的雙重壓迫。

　　從上述問卷調查可見，若月工資只有 1700 元的話在深圳幾乎無法生活。我們過去接觸到不少工友，都是因為社保費用被計算在工資之內而不願繳納社保。無良老板就利用這點欺騙工友簽壹封所謂的同意書，聲明“自願放棄”購買社保的權利，逃避雇主應該為員工辦理五險壹金的責任。很多工友要到臨近退休才發現受騙而嘗試透過法律途徑追繳社保。可是現時深圳法院引用《勞動監察條例》第 20 條規定，拒絕勞動者追繳超過兩年的社保。這時候，將近退休年齡的工友根本不可能再供十多年社保，到老將不會獲得任何保障。

　　具體建議：最低工資應調整至 2971 元

　　為了令工友能在各種工作不穩定性影響下得到足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固定工資，我們認為現時最低工資標準應調漲，而且每年應按照透明而科學的計算方法予以檢討。

　　首先，最低工資應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去屆政府的《促進就業計劃（2011-2015）》視最低工資為拉近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而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應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40%以上。可是觀乎深圳過去五年的表現，最低工資仍只占社平工資的 30%左右，遠遠未達標。正如我們過去壹直提倡的，40%並非天方夜談，中華全國總工會過往也曾指出將這個比例提升至 60%也非不可能，更何況按現時深圳所公布的社平工資水平，40%也不能滿足工友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除了社平工資之外，最低工資制訂的參考因素也應包括工友日常生活開支和消費物價指數。以前有工友曾就深圳人社部門制訂最低工資的計算方法和參考基準申請信息公開，但人社部門僅回復說政府公布調整過後的標準，已完成了其責任，對當中涉及的應有程序視若無睹。

　　根據我們的推算，工友每月個人平均開支，約 2901 元，而這只是工友壹人開支，還未把其家人的生活需要納入考慮範圍。2015 年的平均工資要等到 2016 年 7 月才公布，現在我們更不可能有2016 年的平均工資數據，但按過去 3 年平均工資每年平均增長為 9.67%的趨勢推算，2015 年和2016 年的平均工資分別為 6639 元和 7781 元。取其 40%，2016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應達 2912元以上。和現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比較，這個增幅看似誇張，但這個金額實際上只足以讓工友在2015 年消費水平下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 2015 年，深圳全年 CPI 平均上漲 2.2%。將這個物價上漲的幅度壹並考慮的話，2016 年最低工資水平應定為 2971 元。

　　細項 金額（元）

　　夥食 627

　　住宿 298

　　水電 85

　　交通 89

　　通訊 100

　　休閑娛樂 104

　　服裝 205

　　生活用品 134

　　醫療保健 99

　　社保繳費 172

　　回鄉交通 68

　　給家裏開支 920

　　合計 2901

　　除此之外，其他與最低工資相關的規定也應予以改善。第壹，我們認為深圳市應該盡快訂立《工資法》，規管工資結構，列明工資只可包括基本工資和加班費，不能以各種巧立名目的“津貼”增加工人收入的變數。同時規管獎金和罰款不能超出工資某個特定比例，以免工友為獲得大額“全勤獎”而帶病上班。第二，我們建議深圳效法上海的做法，規定最低工資不包含社保和住房公積金。讓他們不會為了維持基本生活開支而不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犧牲了自己在醫療、養老和住屋方面的保障。

　　另外，工資不足以讓工人應付生活需要，不但因為工資本身過低，還因為租金和物價的不斷上漲。整個社會的租金和物價水平涉及因素太多，我們沒有能力提出整體建議。但對於水電費這壹項目，我們建議政府加強監管。這是因為工友指出，雖然中國南方電網將居民生活電度電價訂明為 0.68 元壹度，深水集團將居民首 22 立方米的水價定為 2.3 元壹立方米，但房東濫收水電費情況嚴重，加重工友負擔。按工友現時平均每月 85 元水電費開支來說，若政府能監管房東濫收水電費的情況，工友每月可節省數十元開支。

　　經濟下行，就要工人買單？

　　調查進行之際，全國經濟下行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報導不絕於耳。廣東省政府率先推出《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當中提及工資增長應與勞動生產率掛勾，以及未來兩年凍結最低工資增長的方案，以往企業與職工利益共享的理念已無蹤影。

　　有人說老板利潤下降，工人應該與老板共渡時艱，現在再提漲工資，只會令企業經營不下去，可是經濟下滑，牽涉的因素很多，可是本身生活已很拮據的工人是罪魁禍首嗎？為什麽企業削減成本，工人必先首當其沖？政府壹邊廂要去庫存、發展內需，另壹邊廂卻鼓勵企業削減工人所得，如此矛盾的政策，究竟是有利了誰？深圳的工資政策尚且獨立於廣東省政府的決定，現時尚未就此表態，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夠正視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問題，切實行動，不要讓工人成為經濟下行的代罪羔羊，加劇社會矛盾。

　　生存狀況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自從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珠三角地區的工業發展面臨重大考驗。以為外資進行出口加工為主、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來賺取利潤的的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首當其沖，當時已出現了壹波倒閉潮，因老板突然跑路而壹夜之間失去工作，同時又因勞動合同法實行不到位而領不到經濟補償金的工人不計其數。

　　當然，在金融危機後也不是所有企業都即時關廠，但現在回顧，也不過是時間問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大力推行“騰籠換鳥 ”政策，鼓勵企業和勞動力的“雙轉移”，讓高耗能、高汙染、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要不轉型升級，要不往內陸遷移，將沿海的工業用地騰空，作為其它高增值產業如高新科技、金融服務、房地產等使用。近年原工業區土地用途的變化尤其明顯：原本工廠林立的龍崗壹帶，地鐵沿線的大片工業區和荒地在幾年間陸續消失，相繼變成房地產項目，作為從事在市中心發展的高新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的購房社區或後花園。與此同時，原本在深圳的工廠也陸續倒閉或搬遷，目的地可能是省內外其它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甚至遠至東南亞的發展中經濟體系。剩下來的企業也響應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有計劃地將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

　　2014 年至今，我們觀察到工廠的倒閉潮、搬遷潮、轉型潮持續，在深圳僅 2015 年，淘汰、轉移、轉型各類低端企業 3047 家，最近 5 年累計達 1.4 萬家。2許多工廠倒閉，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賠償工人，工人失業之余，還遭受合法權益受損。在轉型升級的背景下，低端勞動密集的崗位也大量減少，許多在深圳長期在廠工作的工人失業之後，找同類型工作似乎不如以前容易。

　　在我們接觸到的失業工友當中，不少都因為產業升級轉型而面對重新就業的困難，特別是年齡較大、知識技能單壹者。他們的積蓄和社會保障不多，但是住房、醫療、教育、贍養老人、撫育孩子等開支並依然存在，失業對這批工人造成的影響很大。我們認為，工人來深圳工作多年，為工廠消耗了青春和勞動力，現在無法跟上轉型升級的步伐，不全是他們的個人責任，所以也不應由他們負上全責。基於各種原因，不是每位工人都能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另覓生計（例如返鄉務農或依靠養老金過活），或者追隨資本遷移的腳步，他們對於再就業的需求可見壹斑。政府和工會在這方面的角色我們過去少有關註，因此希望透過此調研，了解工人在此等新常態下的生存狀況。

　　調查方法

　　去年，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壹群在深圳壹家玩具廠工作的工人。玩具廠為日資，成立於 1997年，主要為迪士尼生產絨毛玩具和其它紀念品。工廠在 2014 年中開始，陸續把生產轉移到菲律賓，期間工人的加班時數大量減少，扣除社保繳費的每月工資比深圳法定最低工資還要少，引起工人罷工。2015 年 6 月，工廠正式宣布倒閉，導致之前沒有辦理自離的 196 名工人終告失業。他們以女工為主，大多在這家廠或者類似的玩具廠工作多年，也沒有其它行業的工作經驗，失業對他們來說，影響並不是壹般的少。經過壹輪抗爭和談判，廠方派出的代表只願意給工人支付法律規定百分之 10 的經濟補償，也拒絕為工人追繳 2008 年前拖欠的社保繳費。工人抗爭差不多壹年，期間不少人失業後在深圳的生活無法維持，於是回家再作打算；也有人因為在深圳生活習慣了，或者其它家庭成員也在深圳工作，所以流動性沒那麽高，於是也留在這裏另覓出路。

　　這個玩具廠倒閉搬遷，與深圳市內玩具業轉型升級和廣東省內行業佈局重組的背景互相呼應。

　　金融海嘯之後，媒體已經開始報道玩具業撤離深圳、東莞等傳統玩具業重鎮的消息，尤其是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要不搬走以應對用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漲，要不進行升級，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於創新高科技接軌。3單就深圳而言，2008 年是從事出口的玩具企業有800 多家，2012 年只剩下 300 多家。4有別於其它勞動密集型行業如服裝業、鞋業等往東南亞發展的遷移路徑，大部分玩具企業進行的都是省內遷移比較多，產品升級的同時發展內銷市場。5與這群工人相處的時候，我們發現他們普遍面對再就業的困難。以往我們知道工人換工作並不是罕見的事，但是他們失業之後，似乎不只找新工作的時間長了，而且因為產業轉型升級，同類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要不倒閉，就是為了追求更低的人工成本而外遷，以至工人的選擇也少了，造成待業期間的生活困境。

　　為了更有系統的了解他們失業之後的生存狀況，我們與這些工人保持連系，在 2016 年 1 至 5月期間進行了壹個問卷調查，內容觸及他們離開該廠之後的就業情況、待遇比較、家庭負擔。由於在問卷調查進行期間，不少工友已回鄉，因此我們盡力聯系還在深圳的工友，甚至透過電話或 QQ 讓不在深圳的工友填寫問卷，最後回收問卷 98 份。我們還另外邀請了分別來自手工和車工部門的工友進行比較詳細的訪談，以了解他們在廠裏面培養的職業技能和工作經驗能否配合行業轉型升級的發展。

　　另外，為了更了解現時政府的失業和再就業的政策對這類型工人在找工作方面的作用，我們也訪談了幾位最近失業的工人，看他們對失業保險的看法，以及尋找再就業培訓機會時，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經驗。

　　調查結果

　　受訪工人基本資料及勞動狀況

　　受訪的工人當中，逾 8 成為女性，年齡介乎 25 至 50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41.5 歲。他們主要來自四川、湖南和重慶，外出務工時間平均為 18.4 年，在該玩具廠工作的平均年期為 10.3年。76.3%的受訪者是普通工人，其余屬管理級別（包括班長、指導員、主管）。差不多 90%來自生產部門，覆蓋崗位包括手工、車工、電繡、充棉、裁床、質檢、包裝、雜工，少部分原任職技術部、維修及其它部門。工廠倒閉前，他們平均每天工作 10.9 小時，月工資中位數為2300 元，管理級別的平均工資比普通工人的高大概 1000 元。廠裏壹般不包普通工人食住，有些管理級別會食住全包，但也有壹些只領生活補貼。

　　受訪工人的參加社保的平均年齡為 4.44 年，與他們在廠內的平均年齡相差很遠。他們平均在進廠 5.9 年後才開始買社保，接近 6 成在該廠工作的壹半年期都沒有買社保。這牽涉到廠方自設參保門檻，有工人指以前廠裏只為職員級別的員工買社保，到 2008 年以後才開始也為普通工人買。截止該廠倒閉為止，有買養老保險的工人占百分之 80.61，有醫療保險的占百分之93.9，有繳住房公積金的僅僅過半，百分之 5.1 的受訪工人說他們什麽保險都沒買。可以想象，他們即時工作多年，但繳滿 15 年社保者其實少之又少，壹旦失業，就算剛好或快到退休年齡，享受不了退休待遇，為了生計，很難決定索性提早退休。

　　家庭負擔

　　受訪工人的平均每月生活開支為 995.5 元，壹般是指個人開支，有些情況是指在深圳的家庭總開支，這樣的話就是把總開支除以在深的家庭人數所得金額。

　　絕大部分受訪工人表示家中有老人需要供養，不但是自己父母，還包括配偶的父母。老人平均年齡為 69.8 歲，通常都在老家務農及帶小孩，每月贍養開支平均為 615.9 元，普遍都是每年壹次性的支付。同時，絕大部分的受訪工人也有子女，超過 6 成工友有兩名子女或以上。子女的平均年齡是 16.2 歲，大部分人在老家或其它地方上學，也有壹些已踏上父母的舊路外出打工。工人用於子女身上的平均開銷為 1149.7 元，主要是學費開支。

　　他們大多數是和配偶在深圳生活，孩子在老家讀書及由父母帶，壹家子同時在深圳的屬極少數。老人多數在老家務農，尚可維持生計，但壹生病就很麻煩。有工人反映，處於他們這個年齡段（40 來歲）的人夾在老人和小孩之間，不上不下。壹方面，他們對老人有供養責任，而且父母年齡也大了，身體開始出毛病，以前為了省錢，三年才回家壹次的工人，現在可能每年都因為老人生病，往返深圳和老家照護。他們當中，有些小孩年齡可能較大，已完成學業出來工作，但他們的薪酬水平並不比父母高多少，而且也有成家的需要和壓力，因此也不能期望他們幫補很多。如果既有老人要供養，又有在學子女的話，工人的負擔就更大了。

　　除了工作以外，他們的休閑娛樂相對簡單，除了打牌之外也很少會花到錢的。不少人說空閑的時候會“打零工”，其實是廠裏面繞過勞動法對每周加班不得超過 36 個小時的規定而衍生的另壹種算工資的方法。他們說周末周日加班，非自願性，不算在正常上班時間內，以件計薪，所以又稱“打零工”，但其實工作內容跟平日上班並無二致。

　　在廠期間的技能培訓

　　這家玩具廠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員工的技術要求和培訓基本上都是非正規或按產品要求而定的。為了更詳細的了解他們的技能發展與工廠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我們與幾位從事手工和車工的工友進行了深度訪談。

　　基本上，這些工友都是帶技術進廠的。有些進廠之前已經在其它玩具廠工作過，累積了壹定的技術。有車工表示以前在老家的小廠，有空出來的衣車就會讓人來學車工，他們先付幾十塊錢讓人來指導，自己再練習 6 個小時就算學成。不過，就算有熟人介紹或者是有相關工作經驗，還是要先經過考試才能進廠。

　　該玩具廠多年來都是為迪士尼生產絨毛玩具。絨毛玩具所需技術層次多年來沒有太大變化，所以據受訪的工人說，廠內的設備都沒有怎麽升級，衣車也沒有換新的。不過這並不代表廠內每年的工作內容都壹成不變，客戶對於產品花樣變化的要求還是有的，比如以前壹個款可能就只有壹種公仔，現在可能要求壹男壹女；玩具穿的衣服款式也會隨著時代變化，使用的布料也不會永遠壹樣。

　　雖說基本技術先得在進廠前自行學會，但實際上還是要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調整，邊做邊學，而培養出什麽樣的技術視乎當時廠裏接了什麽訂單，完全是生產需要主導。其中壹位受訪工人是樣板崗，屬於技術級別較高的崗位。她的工作主要是把壹個工在樣本從零開始做出來，有時候是兩三個不同款，有時候是十幾個壹模壹樣的，客戶看了滿意了，再在廠裏大量生產。這種情況下，即使遇到很難處理的材料和步驟，廠裏也不會有什麽技術指導或培訓，完全靠自己摸索，不斷地嘗試才能掌握。手工指導員得到樣板和工序流程後，再自行摸索如何在車間裏可以簡化工藝流程，經老板向客戶請示之後再向班長傳達，才開始大量生產。在大量生產階段，如果產品要求的質量比較高，材料難處理或耗費時間，就由每條生產線上的 1 至 2 名指導員和班長緊密跟進和傳授技巧。對中層員工——特別是班長和指導員——而言，管理車間員工是重要任務。有車工班長說被提拔後管理員工壓力很大，又沒有人可以跟著學習，完全自己來，於是跟上級講不想再做管理，繼續作普通車工算了，可是上級叫她要不繼續作班長，要不走人，只好硬著頭皮做。

　　由此可見，雖然說是勞動密集型，但觀乎工人的具體工作內容，可見其實並非輕而易舉，手藝也非垂手可得，而是透過多年的操練才能獲取。獲取技術的過程並不系統化，而是完全取決於廠裏面的生產需要，遇有之前沒有處理過的困難，也不會得到來自廠方、客戶或其它技術體制的支援，只能自己反復嘗試解決。被問及她們對自身手藝水平的評估，她們都很自豪，而且認為至少在絨毛玩具制作這壹塊來說，機器並不能取代她們過往多年來所累積的技術。可以說，她們本身手藝發展的軌跡，跟這家玩具廠多年來的生產系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運營的十幾年間，廠方也視之為理所當然，並沒有為員工進行生產需要以外的培訓，而政府和工會在這方面也沒有任何角色。

　　工廠倒閉後工人再就業的狀況

　　玩具廠正式倒閉後，不少工人趁此機會回老家，但過年後又再來到深圳。自倒閉起大半年後，留在深圳的受訪工人超過 8 成，只有百分之 2.1 去了其它城市，其余則因為各種原因暫時留在老家。他們留在深圳，部分原因是他們在深圳已打工多年，熟悉的人際網絡都在這裏，又或者配偶也在深圳工作、孩子在深圳讀書，讓他們不能輕易放棄家庭，往其它城市（甚至深圳市內的其它地區）流動。

　　雖然他們待業的長短時間不壹，但所有受訪工人都領取到失業保險。截至問卷調查進行期間，只有大約三分之壹（百分之 34.4）的工人已找到固定工作，當中又有少數人自行創業。他們大多數都是透過熟人老鄉介紹而找到現時的工作，透過中介或人才市場、以及上網或直接去工廠應聘的只占百分之 4.11。

　　談到找工作的困難，絕大部分受訪工人（百分之 95.7）都說年齡大是很大的問題。有些人提到年紀大選擇不那麽多或者好，以前玩具廠招工不限年齡，但現在壹般年齡限制在 40 歲以下，45 歲以上的壹定不要。因此，他們只能找不那麽正規的，例如不簽合同、只招零工或不買社保的。百分之 20.43 的工人說玩具業或自己比較熟悉的行業在附近地區都有減少用工的趨勢，工作機會較少，也有百分之 16.13 的工人說自己在學歷技能上沒有優勢，令找工作更困難。在他們當中，從玩具廠倒閉到投入新工作，平均歷時 4.16 個月。就算找到新工作，也不代表工人能從事本業。百分之 58.1 已找到工作的工人說現時從事的新工作同是玩具業，或者是其它廠的同類崗位（例如保安、質檢等），其余的都說現在的工作和玩具廠的完全沒有關系。認為在玩具廠的工作經驗對找工作有幫助的工友占百分之 37.04，認為完全沒有用的則有百分之45.68。

　　新工作的待遇普遍都比玩具廠差。工人現時工資水平平均比在玩具廠的時候少了百分之15.83，中位數也少了 270 元。報稱找到穩定工作的工人當中，只有百分之 34.5 有與老板簽訂勞動合同。社保方面，只有百分之 23.5 的工人在新的用人單位有繼續買養老保險，百分之 27.9買醫療保險，百分之 5.8 有繳住房公積金。他們當中很多都是願意參保的，只是工資太低，舍不得在被扣錢用於社保繳費上。

　　受訪工人當中，百分之 24 稱自己處於失業狀態，其余（接近壹半）的都表示沒有固定工作，只能打零工爭取收入。談到打零工，從工人的經驗看，工作雖然不好找，但我們很難說低端玩具業已經放棄駐守深圳——玩具廠還在，只是規模比以前小、用工更靈活。壹位現在小廠做臨時工的工人說，她老板以前在正規的玩具廠做業務，現在出來創業，接以前客戶的生意。整家廠幾十個人，技術部門的職工包括 1 個設計師、1 個車工、1 個手工是正式工，其它生產部門的都是臨時工，都是以前在玩具廠工作的熟手。他們上班時間固定，廠裏包吃兩餐，工作內容雖然相對簡單、質量要求較低，但與正式工作無異。即便如此，他們的身份仍然是臨時工，按日或按產品批次發工資。前玩具廠的工人當中，有些現在成為了工頭，在鄰近的小廠中有些網絡關系，於是帶著其他人組團打零工，遊走於各個接到單的小廠之間，待的時間由壹兩天到壹個月不等，但工人每做壹件產品，工頭都會從中收取件價百分之 10 至 20 的中介費。除了到廠打工，也有人接小手工回家做，也是回扣中介費。

　　又有人提到，玩具廠倒閉後，勞動部門曾經幫忙介紹幾個工人去附近的鞋廠工作，但他們沒幾天就辭職不幹了，主要是因為做不習慣，還有鞋廠裏面的職業安全條件很差。就算是勞動部門介紹的廠，也不遵守勞動法，只是讓年齡大的人做些別人不願意做的事。工人大多都想再找玩具廠的工作，若幹年後重新找工作，他們說在玩具行業，普工的招工條件和以前壹樣，也是不需要什麽文憑學歷，只要求懂得做玩具，手藝為先；不過管理級別的話要求就更高。譬如說，有班長說在以前的玩具廠裏，技術部主任懂電腦，文化水平較高，負責打單價。班長也懂得打單價，就差在不會用電腦，可是現在其它廠招班長都要求會用電腦打單價。由此可見，對管理職別的員工來說，單有管理經驗已不能讓他們在外面找到相應職級的工作，文化水平和崗位要求都有變化。

　　失業為工人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只是他們本身，家中老小也受到牽連。受訪工人在玩具廠倒閉後，雖然生活過得更儉樸，但由於過年後房租上漲，加上新工作地點不如以往固定，離家也較遠，多花了錢乘車，整體平均開支普遍比以前多。上班時間變長，或換了更辛苦的工作，對家庭生活影響很大。他們給家裏的錢有所減少，給老人的錢則少了百分之 6，在子女身上的平均開支更比之前低百分之 8.9。其實子女的開支主要在學費上，每學年都固定，不能因應經濟能力調整，有子女在深圳的工人則說，子女因為沒有本地戶口，只能上私立學校，家裏付不起錢，所以不能再參加集體活動。也有人說本身在老家買了房，還在還房貸，或者房子建到壹半，這些都因為收入中斷而不能繼續。

　　從工人對未來的展望當中，我們可見即使有壹部分人暫時回鄉再作打算，但索性留在老家、不再出來工作並不是大部分人的選項。他們還有好幾年才正式滿退休年齡（女工退休年齡為 50歲），還是想繳滿 15 年社保繳費，退休後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

　　現時法律和程序難以保障失業工人

　　霎時失業之後，工人的慌亂和不安可想而知，除非早有準備或者運氣很好，否則也不可能馬上投入新的工作，總需要壹些尋找和等待的時間。理論上，老板單方面終止勞動關系，必須按《勞動合同法》要求給工人賠償，可是從 2008 年法律實施至今，多年來工人抗爭的例子中，均可見向老板追討足額的經濟補償金往往是壹輪漫長的抗爭，當經濟補償金不知道會被打多少折，又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領到，工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畢竟各種生活開支不會因為工作停頓沒有收入而被免除。在這個情況下，能夠得到壹筆應急的錢，幫助失業工人度過短期的難關是很重要的。

　　在 2011 年《社會保險法》出臺後，失業保險的適用對象由本市戶籍員工擴展至外來務工人員，意指如果老板有為工人參加失業保險的話，工人失業後可按程序辦理領取定額的失業保險金，領取時限按參保年期決定。上述玩具廠的工人在工廠倒閉之後，就領到了壹至兩個月的失業保險，按當時的標準，是最低工資的百分之 80，即 1624 元。不過，這並不代表工人就能安心找工作，因為失業保險在實行上有很多前提，往往並不符合工人的實際處境。

　　首先，領取失業保險的條件在於工人必須為“非本人意願中斷就業”。根據現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失業保險若幹規定》第十條，“用人單位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時應當及時為職工出具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的書面證明，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註明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的具體原因，告知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的失業人員按照規定享受失業保險待遇的權利。”而“用人單位應當將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的失業人員的名單自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之日起十五日內告知市社保機構。”

　　然而，就算是工人自己辭的職，也不顯得根據本人意願到哪裏去。現時老板常以減少加班的手段逼使工人自行離職，以逃避解除勞動關系時需要支付的經濟補償金。這個情況之下，工人並不符合領取失業保險的資格。有工人不服，想要去申請復議或勞動仲裁，但這個過程動輒拖上數個月，到法院最後下判決之前，工人也無法證實自己是非自願失業，這段日子的生活就不好過。當工人的基本工資這麽低，只靠加班費撐大每月工資，減少加班導致他們收入少了壹大截，生活過不下去，難道又是工人的錯了？

　　另壹個情況是非法解雇，工人如何能得到解除勞動關系的書面證明？如果是非法解雇，用人單位又會否主動將解雇名單提交社保局？能被老板以正式及合法的程序解雇而得到領取失業保險的資格，對工人而言並非必然。如果工人本身因為其它原因而背上其它法律訴訟，那就更麻煩了。譬如有位工友在工作期間受了工傷，在醫院治療的時候老板把他炒掉了，而公司的工傷賠償又壹直拖，導致他同時應付非法解雇和工傷賠償的仲裁，生計基本上停頓。

　　支援工人失業期間生計的政策不足

　　其次，觀乎工人找新工作的時間，失業保險金並不足夠維持生活，或讓他們無後顧之休的找工作。深圳 2013 年起才開放非深圳戶口的工人參加失業保險，而工人在參保的首四年期間失業，每參保壹年可領壹個月，之後每參保半年能再領壹個月。由此推斷，2013 年後參加失業保險的工人如果在 2015 年或 2016 年失業的話，可領最多兩至三個月的失業保險金。失業保險每月首日發放，不論工人是在哪天失業，都要等到次月首日才能領到失業保險金。壹兩個月對年輕壹點的工人來說可能還好，但對於年齡較的所謂“就業困難人員”而言可能就不可同日而語。玩具廠的工人在工廠倒閉後的大半年後，仍有壹半說找不到固定工作，好些在城市裏沒有家累的人為了節省開支暫回老家，但這對他們將來再出城市找工作並沒有任何幫助。另壹方面，失業保險金是定額的，不及最低工資的標準，不管工人之前領的是多少錢，還是壹樣。可是他們和家人的生活需要不會因為失業而中斷，如果失業保險金和之前的工資相差太遠的話，那只能算是聊勝於無。在過去的調查和倡議當中，我們已不斷提出最低工資金額過低、不足以滿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狀況，失業保險金在最低工資上再打折扣，如果工人往往未能在短時間內爭取到經濟補償金，可想而知生計會是多麽困難。

　　那位受了工傷的工友又提出了他的奇怪經歷：他還在治療期間，也不方便到處找工作，於是去市政府處理行政復議的部門去投訴，還有查詢有關貧困補助的安排。市政府部門因為他是非本地戶口而拒絕了他的要求，說只有本地戶口的居民才能申請現金的補助，但是提出可以幫他安頓壹天三餐：“只要我打個電話過去，他說可以叫車載我去吃飯的地方，吃完之後再送我回來。可是他們把我送到救助站怎麽辦？”

　　新工作怎麽找？

　　失業之後，生活還是要繼續，但是找工作。2008 年出臺的《就業促進法》第五條表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通過發展經濟和調整產業結構、規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就業服務、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就業援助等措施，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深圳市政府在翌年推出的《關於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意見》也提出了十大惠民政策，針對失業者或求職者的包括創業人員稅費優惠、職業介紹補貼、職業培訓補貼、青年見習、崗位援助、崗位補貼、靈活就業補貼等等。政策方面亦稱將服務範圍擴大至外來務工人員及就業困難人員，正正就是我們現在遇到面對失業困境的大齡工人。

　　然而，觀乎失業工人找工作時實際面對的困難，我們對這些政策的復蓋面和效用深感懷疑。基本上，工人對於這些政策都不太了解， 政府、工會或其它社會組織根本不在他們考慮求助的範圍之內。在玩具廠的那群工人當中，透過政府提供的渠道找工作的幾乎是零，勞動部門介紹的工作勞動條件都很差，所以最後都是經個人網絡去找，而且找到的大多不是正規的工作。

　　另壹方面，如果仔細看政策內容的話，其實很多前設都不符合這些大齡工人的實際情況。首先，大齡工人本身可能是因為技術不足或追不上工業轉型發展而被淘汰，讓他們重新就業的方法之壹可能是讓他們接受培訓，掌握技術。可是對這些工人來說，其實培訓的門檻和成本並不低。譬如說，職業培訓補貼接受“在我市工作並連續參加養老保險 2 年以上的來深建設者”申請，可是因為過去勞動部門監察用人單位參與社保不力，工人不壹定有連續參與養老保險的紀錄，而且政策要求工人先參加培訓再申請補貼，這並沒有顧及到培訓所需的費用以至參與培訓期間的生計。當生活需要逼人的時候，其實工人並沒有太大空間去考慮要不要花錢和時間去參加培訓的問題。

　　我們邀請了兩位目前沒有工作的誌願者去跑跑相關的政府部門，查詢再就業服務的推薦和培訓等等的服務，他們的經歷也是令人深感挫敗。第壹位先去區裏面的社會保障局，問再就業服務在哪裏辦理。他在工作人員的指示，先後去了勞動部門的人力資源科、就業促進科、人力資源報訓中心、法律科、勞動就業服務中心、職業介紹中心，最後不但沒拿到任何有關再就業的信息不止，工作人員最後還是叫他回到社區去了解相關的就業信息。後來他又跑到區總工會去問，即使很多人值班，他們還是說沒有這個業務。即使工會本身有再就業方面的職業技能培訓，但那也不是針對失業人員，只供企業在職的員工申請。結果壹天內從早到晚東奔西走，什麽幫助都得不到。後來我們從其它工人口中得知的情況是，壹聽到是外地戶口的人，根本就不會受理。

　　另壹位誌願者則是憑著用人單位開的離職證明，去社區登記成為失業人員，然後了解壹下職業配對的信息。因為有用人單位的書面證明，所以失業保險還是比較快就得辦妥。他又在社區那裏填了壹張失業人員的登記表，上面要求填上個人信息、希望就業的地區、期望薪資、個人教育背景、工作經歷等等。社區那裏並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負責辦理這方面的業務，負責接待他的人對具體安排不清楚，也不能提供更多信息，就打發他走了。登記至今壹個月，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其實，玩具廠的工人當初失業的時候，也有在社區登記失業信息，不過也是從來沒

　　有收過任何職業推薦和培訓。6

　　其次，政府促進就業的另壹個方法是鼓勵失業人員創業，以此帶動就業。譬如，2015 年起實施的《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就表明要透過降低創業門檻成本、加強創業培訓教育及創業服務、提供創業補貼和貸款等等，以鼓勵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在內的失業人員為自己創造就業機會。

　　乍看起來，這為工人提供了壹個積極正面的信息：只要妳有想法、有行動力，就可以付諸實行。可是，被問及創業的意願時，並不是每個工人都表現得興致勃勃。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做老板總比打工好，不用受氣，但沒有資本的話也不太可能；有些人出來打工前曾經在老家做過小生意，但發現做小生意沒有想像中容易，而且風險全都自己承擔，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老板，有時候幹壹份穩定的工作更適合自己。因此，創業這條路並不適用於所有失業人員。

　　就算這些工人想要創業，政府的創業措施又是否適合這些大齡失業的工人？答案也是否定的。

　　近年深圳鼓勵新興行業的發展，而創業措施也明顯向這方面傾斜，從創業補助申請資格（持有本市戶籍、近年從技術學校或高校畢業）和創業教育服務的復蓋面（以高校及職技校為主）來看， 其針對的都是年齡較輕、文化水平較高、從事高新行業的創業者，持本地戶籍者尤其有利。這也反映在政府公布的創業者成份中，深圳超過半數的創業者都是 8、90 後的年輕人。7對半輩子都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工作的外來工人而言，即使創業的想像只是做個小買賣，也總需要本錢和壹定程度的經營知識，但政府的創業措施並沒有關註到他們的需要。有些稍有技術的工人可能會從事廠商的外包工作，但更多時候這只是廠方為了配合國家減少派遣工比例而衍生的勞動力外包形式，把經營成本和風險轉嫁至下遊外包商身上，實質上並沒有為工人創造更好更穩定的職位。

　　政策建議

　　面對未來持續的經濟下行，大齡工人失業的問題都可能會日趨嚴重。玩具廠工人的個案只是壹個縮影，相信有類似經歷的工人不計其數，問題是他們如何處理，是否非得接受自己的日子只會愈來愈難過的命運。我們認為，不論是失業還是再就業的相關政策，都急需直面這群工人的實際處境。即使深圳日後已不希望像以前壹般引入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制造產業，但按照我們的觀察，這些產業並不會即時消失，而是以更零散化的方式經營，而其它服務行業的興起，也意味著非技術工人有機會由制造業流向服務業，如餐飲、酒店等。工人因為深圳的經濟發展而把自己整個職業生命建立於此，產業轉型是否非將他們用完即棄不可？因此，政府和工會都應改善現有的失業和再就業的相關政策，以幫助這群為深圳付出半生青春的工人，能追上這個城市發展的步伐。

　　1. 失業保險基金應以改善失業工人處境，而非幫企業減負為重點目標我們認為，失業保險的設立應為失業工人提供社會保障，協助他們度過難關，因此現時其領取資格、期限和金額都應予以檢討，以生便民之效。觀乎現時工人的情況，要證明自己是非自願失業並非易事，因而容易喪失領取失業保險的資格，而且失業保險的金額和發放期限也未必足夠工人應付度過失業難關和找工作的需要。2013 年開放外地戶籍職工參與失業保險之前，也許也沒有料到工人失業的情況會在短短數年間浮現，導致失業工人的就業年限只令他們合資格領取兩個月的失業保險金。為了協助工人適應近年的壹波經濟轉型，減輕工人在失業期間的負擔，令他們能安心找工作，我們建議將失業保險金領取期限的起點統壹為，每人三個月，然後每參保滿半年再領壹個月。領取失業保險的資格也應該放寬壹點，即使工人並非被企業單方面中止勞動合同，在現時企業普遍以各種方式逼迫工人辭職以逃避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情況下，負責處理的相關部門也應該按照各個工人的處境酌情處理。譬如，工人過去數月的工作時數和收入是否大幅減少？他們辭職之後，企業是否就順勢倒閉？如工人能提供證據，這些跡象都有助於判斷工人是否無可奈何被逼離職。另外，我們也建議檢討失業保險金額，因為最低工資本身已不足夠生活，實在不能再在以上再打折。8因此，失業保險金起碼應在現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或以上，並與最低工資壹樣，起碼每兩年調整壹次。

　　失業保險基金的管理也急需檢討，運作應更加透明化。可能有人會說，以上這些建議，都會增加政府開支，哪來的錢？我們從《深圳市 2014 年度本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得知在 2014 年，失業保險基金實際收入 53.41 億元，支出僅 4.27 億元，而深圳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會早已知悉“失業保險收支差額較大”的問題9，但是當時的結論僅僅是“我們從企業徵收的費用太多了”，並沒有提出“如何使用這筆充裕的基金”的方案。

　　今年年初，廣東省政府推出《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 年）》，為了幫助企業減低運營成本，將企業為工人繳交的失業保險費率砍半，結果失業保險基金未有傳出危機不止，深圳還有能力從失業保險基金中為企業撥出穩崗補貼。既然如此，失業保險基金在支付失業保險金以外為何只向企業，而不是向工人提供優待？政府如何作此決定，對廣大工人群體而言都是壹個謎。因此，我們也要求失業保險所累積下來的錢應用在工人身上，而基金的財政狀況和管理方法也應向公眾公開。

　　2. 加強對外來工人的再就業輔助

　　政府部門的就業促進政策應切實復蓋各個年齡段和技術水平的外來工。從我們所接觸的工人和誌願者口中，我們都聽不到政府和工會在協助工人找工作、自我提升和轉業方面有任何角色，往往都是靠工人自行摸索，成功與否完全視乎個人機遇。不論工人是初中畢業、大專畢業還是博士後，60 後還是 90 後，他們都在深圳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付出了相當的青春和勞力，並不能說走就走。政府既然要發展不同產業，就不能單方面依靠從外面輸入有能者，而是讓人人都有機會被培養成有能者。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和工會再就業的所有服務——包括職業介紹、配對、創業——的內容都應該向年齡偏大的外來工人延伸，不應為參加資格設下護口和年齡限制，外地人和本地人都享受同樣的再就業輔助。街道和區層面的人社部門和工會應該先提高工作人員對這個服務板塊的了解和重視，為面臨失業困境的工人提供專業的建議，同時權責應該分得更清晰，讓人知道接受服務的手續、程序和前景，加強工人對再就業服務的信心。我們也觀察到壹些社工機構近年開始提供比較個人化的再就業服務10，可是我們接觸到的工人群體都沒有聽說過，可見這方面的服務仍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間。人社部門應牽頭整合這些民間的資源和經驗，加強服務復蓋面。

　　與此同時，再就業服務也應該更考慮外來工的特殊背景，針對其年齡、技能、教育水平等特點，提供確切的輔助。為了提高工人接受培訓的動機，培訓期間也應為工人提供生活補貼，讓他們不用在“接受培訓”和“爭取時間找新工作”之間抉擇，在短期之內先安心做好轉行的準備，才有心思考慮未來去向，包括是否留在深圳，投入產業轉型的新局面，還是索性去其它城市另覓出路。

　　3. 規範企業招聘時的年齡歧視行為

　　當然，也許我們還是得接受壹個普遍現象，就是大齡工人較難找工作不壹定是因為技能發展，而純粹就是因為為其年齡。企業招聘的時候明目張膽地為求職者的性別、年齡設下不合理的門檻，而且工人的經驗也反映年齡愈大，找正式工作愈困難，建基於穩定勞動關系的連法律保障也隨著他們的年齡增長而消失。

　　工人再努力提升技能、再努力適應時代的變遷，也不能回復青春。如果不能限制企業對大齡工人的年齡歧視行為，政府提供再多的再就業輔助也不會有任何意義。今年已有不少學者建議政府在“十三五”期間認真研究制訂反就業歧視法11，如果政府真的希望產業發展帶動的是社會平等和創新進步，就應該確切執行，讓不分年齡、性別和戶籍的工人都能在法律的保障下，從中找到立足點。

　　工人運動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第六期工人運動觀察報告。在報告期內，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有了新動向，這些行動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也昭示了集體勞動關系的飛速發展。

　　當中國缺少能夠真正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時，工人的集體行動就成為觀察中國工人運動的壹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我們觀察到：

　　第壹，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數量在增加、參與者的規模在增長、行動的訴求呈多樣化、行動的手段趨於理性與成熟。

　　第二，工人集體行動正在逐漸跨越工廠和企業的界限，向行業化、區域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經過集體行動的歷練，工人們的自信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他們正在通過集體行動撕掉計劃經濟年代強加的“領導階級”的標簽，並由此內生出自己的組織意識、維權意識和階級意識。

　　第四，在工人的集體行動中，正在逐漸形成工人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正在改變政府官員對工人集體訴求的看法，有助於他們從此脫離“維穩”

　　的思維模式，以“平常心”來正視和應對市場經濟中的勞資矛盾，並接受集體談判這壹調整勞動關系的有效機制。

　　第五，在報告期，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及地方總工會仍然未能承擔起新壹屆黨中央賦予它們的使命，即“做好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工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面對工人的集體行動，各級工會幹部或是有意回避，或是“憂抱琵琶半遮面”地持含混立場，或是以“政府官員”的角色露面，因此難以贏得“職工群眾的信賴和支持”，並使全總進壹步外在於瞬息萬變的勞資沖突。

　　我們還觀察到，在工人的集體行動中，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異軍突起，在全總工會無所作為的情況下，它們承擔起“工會”的角色，積極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憑借它們源於工人、貼近工人、了解工人的優勢，引導工人理性維權，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在介入行動中，它們自身的素質在提升、能力在加強、影響在擴大，它們正在完成著從壹個服務型組織到工運型組織的轉型。

　　在近兩年中國公民社會運動受到嚴厲打壓的環境中，這些勞工 NGO 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不但生存了下來，而且愈加茁壯。它們以自己堅定的行動撐起了中國公民社會運動的壹塊天地，以自己承擔的角色為全總樹立了轉型的樣板，以自己最大的能量開啟了勞資談判的大門，以自己艱難的實踐探索著中國集體勞動關系的發展規律與調整機制。從彌補中國工會缺位的功能看，它們可能僅僅是壹種階段性的組織，但它們肯定會載入中國勞動關系的發展歷史。

　　本報告以 2013—2014 年間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主線，描述兩年間工人運動的發展軌跡。報告分三節，第壹節是對報告期工人集體行動的壹個全面描述，並分析了工人集體行動的背景因素和行動特點；第二節總結了資方、政府和全總工會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反應態度、應對手段和策略；第三節概括了勞工NGO 在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的角色，並分析了這類組織對中國工人運動產生的影響。

　　本報告收集的個案，除了標明來源之外，均來自“中國勞工通訊”、“GRRR”、“自由亞洲電臺”、“阿波羅新聞網”、“大紀元”等網站。1第壹節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基本描述壹、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總體觀察

　　在報告期，共收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1793 起，較上個報告期（2011—2012年）收集的個案增加了 1523 起，個案增加可能有兩個原因：第壹，在報告期，工人集體行動個案較上個報告期的確有較大增長，這也是我們直觀上可以感受到的，例如，出租車的罷運個案較上個報告期有明顯的增加。第二，在本報告期，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得到民間媒體的高度關註，有熱心人士通過博客、網站、微博等渠道，及時報道發生在中國各地和各行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這也極大豐富了個案的來源。

　　在 1793 起個案中，從地域分布上看，廣東省仍然居於首位，有 481 起，從行業分類上看，在制造業之外的其他行業，包括出租車、學校、公共交通、醫院、環衛等行業，廣東發生的個案數量也均居首位。在廣東之後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120 起）和浙江（106 起）兩省。

　　需要指出的，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之外，河南與四川兩個內陸省份的個案數量分別排在第四位（97 起）和第六位（81 起）。

　　二、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分行業觀察

　　1、制造業

　　在報告期，制造業的個案仍然居首位，為 774 起（43.1%）。對這些個案做壹步分析，可以發現，個案涉及了制造業 31 個類別中的 27 類，其中，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40 起，18%）；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82 起，10.6%）；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77 起，9.9%）和紡織服裝業（66 起，8.5%）發生的個案居前四位。

　　在制造業發生個案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265 起（34.2%）、港資企業 113 起（14.6%）、臺資企業 102 起（13.1%）、國有企業 97 起（12.5%）。

　　在訴求方面，個案中工人的訴求多為復合性的，如果以制造業個案中工人的第壹訴求為對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追討被拖欠的工資”和“要求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所占比例分別為 297 起（38.4%）和 183 起（23.6%），占第三位的是增加工資的訴求，為 83 起（10.7%）。需要指出的是，以“追討被拖欠的工資”為第壹訴求的個案呈現的特點是，有 90 起發生在 2013 年，有 207起發生在 2014 年；以“要求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為第壹訴求的個案，有 95 起發生在 2013 年，有 88 起發生在 2014 年。這與報告期內中國制造業經濟運營環境的變化有直接的關系（見後）。

　　在行動方式方面，制造業工人集體行動分為單壹形式和復合形式。以罷工為例，有些個案是以罷工作為主要形式，工人們拒絕進車間工作，聚集在廠區內，通過掛橫幅、貼標語、喊口號、靜坐等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這類個案為 361 起（46.6%）。有些個案是在罷工後附帶有堵路、遊行和到政府請願等方式，其中罷工與堵路的個案為 73 起、罷工與遊行的個案為 6 起、罷工與到政府請願的個案為 24 起。

　　當制造業的工廠處於停工、關閉、破產等狀態時，因為無工可罷，工人們會采取其他方式表達訴求，包括，請願（含在公共場所集會和示威）160 起，所占比例為 20.6%；堵路 100 起，所占比例為 12.9%；工廠內抗議（含靜坐、封堵廠門）45 起，所占比例為 5.8%。

　　較之前幾個報告期，雖然集體行動個案呈大幅度上升，但工人在行動中損壞工廠財產和圍堵資方管理人員的個案非常少，前者為 2 起，後者為 4 起，這說明，工人們已經可以在表達對現狀不滿的同時，保持克制和冷靜的態度。

　　2、其他行業

　　在報告期，在與社會公共利益聯系較為密切的行業，如出租車業、公共交通業、學校、醫院和環衛業等，個案發作較為頻繁，這五個行業的個案高達 651 起，占全部個案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三分之壹。

　　出租車業

　　出租車業壹直是集體行動個案的高發行業，從直觀上看，本報告期的個案數量較前壹個報告期有大幅度增長，在上壹個報告期（2011—2012 年），共錄得 67起個案，在本報告期，共錄得出租車司機罷運個案 340 起。

　　這些個案呈廣泛分布的特點，涉及省份多達 29 個，在個案數量排列上，除了廣東（29 起）和山東（29 起）並列第壹之外，排在其後的是三個內陸省份，即，河南（24 起）、陜西（22 起）和四川（21 起）。另外，出租車司機罷運個案有從壹線城市和省府城市向小城市（縣級市）蔓延之勢，在 340 起個案中，有211 起發生在縣級市或者地級市的區，所占比例為 62%。

　　在 340 起個案中，有 312 起個案帶有行動訴求的信息，訴求有單壹的，也有復合的，其中，居第壹位的訴求是“抵制黑車”，有 114 起，所占比例為 33.5%，遠高於其他訴求。出租車司機們認為，黑車泛濫，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意；還認為，導致黑車泛濫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黑車整治不力。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報告期內，壹些地區曾經出現兩次或以上出租車罷運個案，例如，2013 年 1 月、3 月和 11 月，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出租車司機舉行了三次罷運行動，抗議地方政府批準增加出租車數量。2013 年 1 月、10 月和 11月，河南省安陽市出租車司機舉行了三次罷運行動，抗議燃氣漲價。2014 年 4月、10 月和 11 月，河南省駐馬店市及所屬縣級市的出租車司機先後組織了四次罷運行動，抗議政府對“黑車”打擊不力。這些在同壹地區反復出現的罷運個案說明，對出租車司機在行動中提出的訴求，政府並沒有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

　　建築業

　　在報告期內，共錄得建築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235 起，涉及 30 個省份，居前三位的為河北省（20 起）、廣東省（16 起）、河南省（15 起）和陜西省（15起）。建築業工人的行動訴求集中於追討被拖欠的工資。在包含有行動具體發生地點的個案中，大約有 140 起發生在商業住宅的工程項目中。

　　建築業拖欠工資問題由來已久，盡管各級政府多次出臺禁止拖欠工資的政策，但拖欠問題壹直沒有得到解決。

　　公共交通業

　　在報告期內，共錄得 114 起公交車司機罷運個案，包括城市和城鄉之間的大型公交車和中型公交車。以廣東省的公交車司乘人員 26 起罷運個案為例，其中有 11 起發生在深圳市。在這些個案中，司乘人員的主要訴求是增加工資。例如，2014 年 4 月 17 日，深圳市東部公交公司 7 條線路的千余名司乘人員罷運，據參與者稱，他們的工資太低，工作中經常受到公司的處罰；有多名司機稱，車輛使用多年，有的儀表盤失效，看不出速度指示，經常因超速被交警罰款。2 深圳從 2010 年初開始進行公交體制改革，當時多條線路的司乘人員就認為改革導致公司的工資制度不透明，而且收入減少，也就是從那時起，此類行動每年都會發生多起。

　　學校

　　在報告期，各類學校教師罷課與請願個案明顯上升，共錄得個案 125 起，涉及 23 個省份，居前的省份為廣東（20 起）、湖北（17 起）、河南（13 起）。教師集體行動個案呈現明顯的區域性特點。例如，2014 年 4 月 8 日、9 日，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 15 個鄉鎮數千名教師陸續罷課，抗議政府克扣工資，要求補發所欠工資。

　　2014 年 11 月 14 日，黑龍江省肇東市 200 名教師到市政府集會，抗議政府克扣養老保險，要求增加工資，這壹行動的影響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11 月 17日，肇東市區和農村中小學共有 8000 余名教師罷課，有 1000 多名教師到市政府集會請願。在 11 月 26 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尚誌市、依蘭縣、賓縣、巴彥縣、方正縣、雙城區等地又有壹萬余名教師罷課，他們提出了同樣的訴求。2014年 11 月 19 至 22 日，湖北省荊州石首市第壹中學和南嶽高中；公安縣壹中、二中和下車胤中學的教師分別罷工，教師們要求政府公開近十年國家調整工資的文件，增加工資。

　　醫院

　　在報告期，共錄得 30 起發生在醫院的集體行動個案，分布在 15 個省份，行動參與者為醫生、護士、護工、醫院清潔工和廚師，行動的訴求多種多樣。在 2014年發生的個案中，有多起是因患者及患者家屬對醫生、護士的人身攻擊事件引發的，醫生和護士以罷工行動抗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環境衛生業

　　在報告期，共錄得 42 起環衛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分布在 9 個省份，其中 23起在廣東地區，7 起在四川省壹些城市。環衛工人的訴求主要集中在增加工資和提高待遇方面。這些個案引起當地政府的關註，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在 2013年 1 月 22 日承諾，將較大幅度提高環衛工人的工資福利，並為他們建立住房保障制度。32014 年 8 月 14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關於進壹步改善環衛工人待遇意見的通知》，規定從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提高環衛企業工人月基礎工資最低標準和崗位津貼標準，要求環衛公司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4政府

　　在報告期，共錄得 10 起政府和政府所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集體行動個案，這也是過去罕見的現象。在這些個案中，基層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員工表達了對工資水平的不滿，或者對基層機關與上級機關員工工資之間差異的不滿。參與行動者要求公開工資支付情況、取消工資差異。這些個案發生在城市管理、稅務、工商管理的部門等，例如，2014 年 11 月 21 日，在江蘇省連雲港市灌雲縣國稅局大院內，有員工拉起橫幅抗議。據行動參與者稱，政府發布文件要規範公務員領取的津貼，這樣壹來，他們每年的工資收入將從過去的十萬元減至六、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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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人集體行動的背景因素分析

　　本報告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無壹起是在勞資集體談判期間發生的，大部分個案是因個別事件引發的，但導致工人集體行動的卻是壹些背景因素。

　　1、對工資收入和勞動條件不滿

　　2015 年 2 月 2 日，全總法律工作部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從目前我國勞動關系發展現狀看，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律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案件還大量存在。

　　6 這些“大量存在”的雇主違法侵權行為是導致工人集體行動的壹個主要背景因素。

　　2013 年 1 月 5 — 12 日，黑龍江哈爾濱輕型汽車有限公司（國有）的工人連續罷工 7 天，要求增加工資。據工人在互聯網上發布的消息，當時哈爾濱市最低工資標準為 1160 元/月，該公司工人的工資在扣除了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後，只能剩下 1400 元 — 1800 元/月，而 10 年前該公司員工的平均工資就已經達到 1000 元以上。

　　2013 年 1 月 24 日，廣東省佛山市大瀝鎮環衛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壹位工人稱，他們每月的工資是 1605 元，除去房租、吃穿外，還需自行購買清潔所用的掃把、垃圾鏟，每個月工資所剩無幾。還有工人稱，雇主將街道的清潔方法從過去的“4 人 2 車”改為“3 人 2 車”，這樣可以減少工人人數，而工人則要從早上 5 點壹直工作到傍晚。

　　2013 年 7 月 4 — 5 日，位於浙江省樂清市的德力西集團有限公司（私營）的女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據罷工工人稱，她們每天早晨 6 點就要起床進廠工作，每個月經常要加班 20 多天，每天要加班到晚上 9 點。

　　2014 年 2 月 11 日，廣東廣州穗保公司（私營）的押運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罷工現場，壹名押運員向記者表示，他們 20 個人居住在大約20 平方米的宿舍裏，每天早上 6 點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 8 點才能下班，中間只能休息很少的時間。7在報告期內，各地政府紛紛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資方為了節省成本，較為普遍的做法是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之後，將過去發給工人的補貼、津貼計入基本工資或者巧立名目向工人收取各種費用，由此引發了工人的集體行動。

　　2013 年 4 月 10 日，廣州長視電子有限公司（私營）的工人舉行罷工。在廣州市政府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後，資方也發布通知，將原來工人的中餐補貼和住房補貼都算入基本工資，以使在不增加工資成本的前提下，讓工人的基本工資可以達到新的最低工資標準。

　　2013 年 7 月 2 日，廣州展輝電子有限公司（港資）的上千名工人罷工。據工人反映，在 5 月份廣州市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後，資方將工人的基本工資從 1350 提高至 1550 元，同時又在不通知的情況下，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了250 元的夥食費、100 元的住宿費、149 元的養老保險費，而且還要降低加班工資。

　　2、對資方的規章制度不滿

　　在集體行動中，工人普遍的反映是對工廠的規章制度不滿，認為有些規章制度近乎“苛刻”；而且，在這些規章制度中，都包含著懲罰性的規定或者壹些不合理的收費條款，這都損害了工人的經濟利益。

　　2014 年 10 月 13 日，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印尼資）的 800 名女工舉行罷工，表達對公司管理制度的不滿。據罷工工人稱，資方因為效益不好，從 2013 年就取消了年終獎金、病假工資和高溫補貼，還制定了各種罰款規定，工人稍有不慎就會被扣分罰款。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內蒙古烏蘭察布集寧區的公交車司機罷運，抗議公司收費項目過多。在罷工現場，記者看到壹份公司制定的收費表，裏面有 12 項收費。據該公司負責人稱，這些收費項目都是政府規定的，但記者從當地政府的壹份收費文件上看到，在這 12 項收費項目中，只有 3 項是符合文件規定的。82014 年 11 月 7 日，位於上海松江區的龜屋電氣有限公司（日資）數百名工人發起罷工。據工人在網上發布的帖子，日方管理者在工作崗位上安裝攝像機，以便監視工人的壹舉壹動，就連工人打開手機看時間都要被罰款 100 元。

　　3、因政策得不到執行而引發不滿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政策本為執政之手段，這些政策通常用來解決某些行業和地區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但在實施這些政策時，卻經常因地方財政實力不足而使政策受惠者得不到利益，進而引發集體行動。在報告期內，這類個案多發生在教育行業，而且與中央政府的壹項工資政策有關。2008 年 12 月23 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教育部發布的《關於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該《意見》要求，從 2009 年 1 月 1日起，在全國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該《意見》還要求確保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該《意見》規定，縣級財政要優先保障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所需經費。但在“績效工資”政策的執行中，卻出現了很多問題，因為縣級財政的收入存在相當大的地區差異，有些縣的財政因收不抵支而無法落實這項政策，引發了教師罷課、請願等集體行動。

　　2013 年 5 月 6 日，湖北省洪湖市千余名中小學教師罷課，表達對績效工資太低的不滿。次日，洪湖市市長在與教師的對話中，將績效工資偏低的原因解釋為，洪湖市是國家級貧困縣，由於地方財政困難，能夠支付給教師的工資自然不會高。但教師代表提出，在壹個財政緊張，教師待遇低到了要停課的縣級市，為什麽教育局要蓋壹座高達 12 層的辦公大樓？92014 年 1 月 3 日，湖南省湘鄉市湘鄉壹中教師罷課後到市政府靜坐，抗議政府克扣績效工資。教師們稱，從 2009 年國家實施績效工資後，他們就壹直沒有領到績效工資，如果按照湘鄉市績效工資平均 1.8 萬元/年的平均水平計算，他們被拖欠的績效工資已經達到 7.2 萬元/人。

　　4、政府調整政策造成工人利益損失

　　政府在對現有政策調整時，可能會與壹些工人現有的利益發生沖突，進而引發他們的集體行動。

　　2013 年 1 月 21 日，浙江省寧波市壹千多名出租車司機罷工，抗議政府出臺新的政策，該政策要求私營出租車在未來 8 年內，每年上交 1 萬元牌照費；每四年更新壹次出租車。出租車司機們稱，他們每年為此要多支出 4 萬元，而政府此前曾承諾過不收取牌照費。

　　2013 年 3 月 12 日，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出租車司機罷工，表示對政府出臺新規不滿。新的規定要求，出租車司機違章壹次，要接受停運壹個月的處罰；壹年違章兩次，則要吊銷經營權。有司機稱，為了減少違章記錄，他們私下要向交通警察按月繳納壹筆“費用”。

　　2014 年 12 月 1 日，安徽淮南市東辰煤礦（私營）工人發起堵路行動，表達對當地政府出臺關閉小煤礦的政策不滿。該年 8 月 19 日，淮南市壹家小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27 人死亡。事故發生後，安徽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布文件，要求關閉淮南地區的小煤礦，東辰煤礦也在關閉範圍內，這壹政策導致數千名工人失業。據工人在網上發布的帖子，該煤礦有壹級質量標準化的礦井，已經連續 4 年未發生過安全事故。

　　在報告期內，地方政府對造成環境汙染的工廠進行整治，要求它們搬遷、轉型升級或者關閉，但在政策出臺後，由於資方與工人缺少有效的溝通，或者出臺的安置方案與工人的利益有所沖突，也會引發工人的集體行動。

　　2013 年 4 月 8 日，安徽省馬鞍山鋼鐵集團合肥公司（國有）的壹千余名工人在工廠門口示威和堵路。該公司因環境汙染原因被當地政府要求停產，但政府和公司方遲遲不出臺對工人的安置方案。

　　2014 年 4 月 21 日，北京電機總廠（國有）1000 多名工人罷工。該工廠的噴漆車間因排放有毒物質，被當地政府要求搬遷，但工人對廠方提出的經濟補償金方案不滿。

　　2014 年 6 月 6 日，位於四川省西昌市的攀鋼集團西昌新鋼業有限公司（國有）第數百工人罷工並圍堵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該公司因環保原因被當地政府要求關閉，但工人對公司方給出的安置方案不滿，他們將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和黨委書記圍堵在辦公樓內，要求交涉安置補償問題。

　　5、國有企業改制後遺癥

　　自上個世紀末國有企業改制之後，其後遺癥持續至今。改制後遺癥的主要表現是工人們的各種不滿，包括，對買斷國有企業工齡的經濟補償金標準不滿，對改制後工廠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水平不滿，對改制之後企業經營者與工人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不滿等等。盡管隨著國有企業改制過程的遠去，改制後遺癥的發作個案呈現逐年減少之勢，但這個背景因素在報告期內仍然引發不少工人的集體行動個案。

　　2013 年 3 月 19 日，安徽盈創公司的數百員工在安慶石化總廠門口堵路請願，要求回歸總廠。這批人是在 8 年前由安慶石化總廠分流出來的檢修工人，在分流之後，他們受雇於盈創公司。據參與行動的工人稱，他們被分流到這家公司後，工作任務成倍增長，但工資收入不見增加，節假日還經常加班，而公司的領導們不僅拿著十幾到幾十萬元的年薪，還想方設法地多撈錢。

　　2014 年 5 月 22 日，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哈飛汽車轉向器廠 1000 余名工人到當地政府請願。據請願工人稱，該廠曾為國有企業，在改制中工廠負責人“暗箱操作”，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改制後支付給工人的“買斷工齡”的經濟補償金過低，每年工齡才折合 900 元。改制後，工人被迫失業，無法生存。

　　2013 年 9 月 16 日，位於黑龍江省雞西市的北方鋼鐵有限公司近兩千名工人因不滿資方欠薪六個月而發起罷工，並到市政府請願。該公司在改制成為私營企業後，資方因為經營不善，多年虧損，近兩年來，不但沒有給工人增加工資，而且也未給工人繳納社會保險費。

　　6、制造業產業轉移引發糾紛

　　在報告期，由於經濟增速趨緩，人工成本和原料成本增加，制造業出現了新壹輪的產業轉移潮，壹部分低端產業企業向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壹部分高端產業企業回歸歐美國家。這種趨勢造成壹部分企業拖欠工資、廠址搬遷和工廠倒閉的現象，並引發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在制造業不景氣的環境中，雇主拖欠工資引發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在報告期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在收錄的個案中，以“追討被拖欠的工資”為第壹訴求的個案在制造業個案中所占比例高達 38.4%。在 297 起個案中，至少有 80 起個案出現了雇主（老板）在拖欠工人數個月工資後逃匿的現象。這種現象造成工人不得不到當地政府請願，將政府視為追討工資的對象。

　　2014 年 10 月 22 日，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高勒珠寶有限公司（新加坡資）的 200 名工人集體到當地街道辦事處請願，要求政府協助他們追討被拖欠三個月的工資。10 月初，工廠給工人放假 10 多天，待工人休假後返回工廠後，發現老板逃匿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雇主在解除勞動合同的時候，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在現實中，工人開始以此條款為依據，頻繁發動集體行動，提出“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的訴求。在報告期，以這壹訴求作為第壹訴求的個案，在制造業個案中所占比例達到了 23.6%，值得本報告對這類個案做深入的分析。

　　第壹是《勞動合同法》條款的適用問題。在《勞動合同法》中，適用“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情況包括“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議的”和“企業因經營困難裁員” （第四十條第三款、第四款）。但在現實中，工人提出經濟補償金訴求時的情況卻並非局限於此。

　　2013 年 9 月 5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旭日電子玩具廠（港資）第千余名工人罷工，並到當地政府請願。罷工起因是該工廠改了名稱，工人們擔心工廠改名後要重新計算工齡，要求資方按照他們已有的工作年限給予壹定的補償，然後重新簽訂勞動合同。10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出現了很多因企業搬遷引發的個案。雇主鑒於當地人力資源成本增長較快，準備將工廠搬遷。在這個時候，壹些因各種原因不願隨廠搬遷的工人會向雇主提出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要求。在這些個案中，有些企業是屬於同城搬遷，勞資之間對是否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金發生了糾紛。

　　2014 年 1 月 2 日，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三水華南包裝制品廠（合資）的 100余名工人罷工。資方準備把工廠搬到佛山市的新址，但有工人認為，新廠址離居住地太遠，不願隨廠搬遷，於是要求資方在支付經濟補償金後解除勞動合同。

　　2014 年 4 月 4 日，位於江蘇省昆山市的喜瑪諾公司（日資）的 1000 余名工人罷工。該公司準備將工廠搬遷到 10 公裏以外的新址，工人們要求資方公布經濟補償金方案。

　　第二是經濟補償金的計算基數問題。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經濟補償金的計算基數是勞動者的月工資，在現實中，勞資雙方會就“月工資”如何計算發生分歧。

　　2013 年 8 月 29 日，三箭電子（廈門）有限公司（日資）工人舉行罷工。該公司在 7 月底發布公告，稱公司因經營不善，將在 8 月底結束生產並遣散員工，員工可以領取經濟補償金。但在作為經濟補償金計算基數的“月工資”中，是否包括加班工資，勞資之間有不同意見。據罷工工人稱，他們的基本工資每月只有1000 多元，加班工資有 3000 多元，所以主要收入還是靠加班工資，如果按照基本工資來算的話，補償金額顯然會少很多。112014 年 1 月 2 日，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東亞股份有限公司（合資）的工人舉行罷工，表達對經濟補償金計算基數的不滿。該公司因為環境問題被當地政府要求搬遷，資方提出，經濟補償金的計算基數是“2014 年 2 月 28 日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而工人要求的計算基數是“佛山市月平均工資”，前者比後者低 1850 元。

　　第三是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標準問題。《勞動合同法》規定的經濟補償金標準是按勞動者在工廠的工作年限計算的，以“每滿壹年支付壹個月工資”作為標準。

　　但工人們對這個標準表示不滿，特別是壹些工齡較長的、年齡較大的工人，認為壹旦離開工廠，再就業的機會不大，即使能夠找到工作，工作的條件和工資都不會很好，他們希望能夠提高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標準。

　　2013 年 11 月 21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艾默生電氣公司（美資）約 2000名員工舉行罷工。該公司即將搬遷到珠海，資方對不願意隨廠搬遷的員工提出了N+1 的經濟補償金方案（N 是工人的工作年限，1 是 1 個月的工資）。但工人們認為合理的標準應當是 2N+1。

　　因為經濟補償金的數額較大，對壹些雇用工人數量大，經營時間長的企業來講，資方需要支付的經濟補償金可能是壹筆巨額費用。資方為減少這筆費用，會采取各種手段，迫使工人“辭職”。按照法律的規定，如果工人自己辭職，則資方無需支付經濟補償金。但當工人認為這些手段是資方的壹種“陰謀”後，會采取集體行動表示抗議。

　　2013 年 4 月 2 日，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的強安造紙廠（私營）的 200 余名工人采取堵路方式抗議。資方從 1 月份就給工人 “無限期放假”，“放假”期間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向工人每月支付 1100 元的生活費；同時要求，如果工人在“放假”期間到其他工廠打工，就要先辦理辭職手續。工人們認為，這是資方故意逼迫他們辭職，以逃避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責任。122014 年 5 月 20 日，柯尼卡美能達（大連）有限公司（日資）的上千名工人罷工。該公司因為訂單減少需要裁員，資方為逃避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責任，推出了壹種“息工待崗”的措施，指定部分員工回家待崗，向他們支付相當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80%的生活費，同時禁止待崗員工外出尋找工作。工人們認為，資方實際上是在逼迫他們辭職。

　　7、建築業拖欠工資問題屢禁不止

　　中國建築業的拖欠工資問題已經成為壹個痼疾，歷經政府二十余年的整治，至今依然屢禁不止。有研究指出，建築業欠薪的根源在於該行業的“墊資”慣例與“分包承包工程”的用工制度。房地產開發商在建築項目上並無足夠的資金，他們會以發包的方式將工程分包下去，承包者以“墊資”的方式獲得部分工程項目後，再以同樣的方式發包給下壹層承包商，由此形成了各級承包商“墊資”的現象，最終將“墊資”的風險落在了最低壹層的承包商 — 包工頭身上，當包工頭們實在拿不出錢來墊付工人工資的時候，隨即會產生拖欠問題。13報告期內，共錄得建築業拖欠工資引發的集體行動個案 235 起，實際發生個案的數字肯定要遠大於這個數字。這些個案大部分發生在商品樓宇的建築工程項目中，有些個案所涉及的工程項目在數年前就已經完成，開發商或者建築商卻壹直拖欠著工資。建築工人壹般會采取堵路、到政府請願的方式追討工資，但能夠追回工資的個案不多。在討薪過程中，他們經常被開發商或者建築商指派的保安人員、黑社會人員打傷，或者成為警察強制性措施的實施對象。148、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深度腐敗在報告期內，在工業領域（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共錄得 119 起發生在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占工業領域行動個案（803 起）14.8%的比例。根據“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在這壹領域中，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法人單位的比重僅為 2%。15與這壹數據比較，發生在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可以說遠高於其他所有制企業。

　　在國有企業的個案中，工人們的主要訴求仍然與經濟利益有關，但絕大部分個案的背景因素都涉及到企業經營者的貪腐行為。工人們認為，經營者收入與工人工資之間的差距過大，部分經營者在以權謀私的同時，又采取各種苛刻手段與制度來盤剝工人，在那些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工人們更將原因歸於經營者的無能與貪腐。162013 年 3 月 4 日，江西硬質合金有限責任公司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罷工期間，工人們了解到，該公司的上級主管 — 中國五礦集團每年給該公司確定的壹線員工的平均工資是 3660 元，另加 2 個月的工資和 2000 元的年終獎金，但工人實際上每個月的平均工資只有 1200 元，年終獎金只有 600 元，每年都領取 12 個月的工資。

　　2013 年 5 月 17 日，位於廣東省湛江市的海濱船廠的數百名工人罷工。有工人稱，該廠管理者層層貪汙，有工作不給工人做，卻外包給其他船廠做，以從中賺取傭金，而且將原本屬於工人的宿舍房出租給外人牟利。

　　2014 年 2 月 7 日，位於四川省瀘州市的瀘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罷工並堵路，抗議管理方修改制度，延長工作時間。工人們稱，在這個公司，當官的比幹活的多，公司領導們的年薪達到數十萬元，而工人每月的工資僅為 1300— 2000 元。

　　四、工人集體行動的特點分析

　　1、行動者主體多樣化

　　在報告期，工人集體行動者的主體仍然是制造業工人、出租車司機和建築工人，也出現了壹些新主體，如，教師、醫務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快遞工人、押運員、環衛工人等等。我們將他們稱為集體行動的新主體，這是因為由他們發起的行動個案呈上升趨勢，而且他們的工作與社會民眾的利益關系密切，集體行動所造成的社會影響遠大於制造業和建築業。

　　2013 年 12 月 14 日，深圳航空貨運部的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這次罷工使進港飛機的行李無法卸下，大量旅客滯留機場，大面積航班延誤。2014年 1 月 4 日，陜西省榆林市神鷹護衛有限責任公司（私營）的上百名押鈔員罷工，導致榆林城區八家銀行的數十個營業網點被迫暫停辦理業務壹個多小時。

　　2014 年 6 月，山東濟南韻達快遞公司（私營）工人罷工三天，導致該市積壓快件近兩萬件。17 2014 年 4 月 24 日，四川南充市順慶區瀠溪鎮小學附屬幼兒園的教師罷課，造成“500 幼兒無人看管”。182、行動訴求多樣化

　　在報告期，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仍然以經濟利益為主，諸如追討被拖欠的工資、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福利待遇和支付經濟補償金等等。在這些訴求中，工人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追討個案有明顯增長，在制造業有 31 起，在其他行業提出此類訴求的個案有 21 起。在過去很長壹段時期，從農村到工廠就業的工人對社會保險並不重視，壹些無良雇主為逃避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常常以“工人也要支付社會保險費”為由，勸說工人“同意”放棄此項權利，或者與社會保險機構形成默契，以工廠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繳費基數。近年來，壹些年齡較大的工人，逐漸意識到社會保險對他們今後生活的重要性，從而使追討社會保險費成為工人集體行動的壹項主要訴求。

　　2013 年 8 月 8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寶德玩具廠（港資）上千名工人罷工，提出高溫補貼和補繳社會保險費的訴求。據參與罷工的壹位工人稱，他已經58 歲了，在這家玩具廠工作了將近 20 年，而資方從 2008 年才為他繳納社會保險費。按照政策規定，退休後領取養老金的資格是要有 15 年的繳費年限，所以要求資方按他們進廠的時間補繳社會保險費。

　　在壹些個案中，資方雖然為工人繳納了社會保險費，但並沒有按照政府規定的繳費標準繳納，或者繳費的基數不是工人的工資收入，而是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做法也讓工人感到他們受到了欺騙。

　　2013 年 12 月 5 日，位於浙江省嘉興市的宜泰鞋業公司（臺資）的工人到當地政府請願，要求資方補繳養老保險費。該公司在 2003 年到 2010 年的 7 年間，並沒有按照當地政府規定的標準為工人支付養老保險費，以至於有工人在 2013年 11 月退休時，當地社會保險機構認為他們不符合領取養老金的資格。工人們在發現這個問題後，采取了罷工和請願的方式表達不滿。

　　2014 年 4 月，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的裕元鞋廠（臺資）發生 5 萬余名工人參加的罷工，據媒體報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起來最大規模的工人罷工行動。引發這場罷工的事件是資方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為員工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

　　裕元鞋廠的罷工引發了壹次不小的罷工潮，罷工工人的訴求均為追討社會保險費。地方政府為此而加大了對企業社會保險費的征收力度，但這種做法又引發新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當征收力度加大後，除了資方要按照政府規定的標準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外，工人個人的繳納數額也有增加，在月工資收入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導致工人每月的工資收入減少。例如，2014 年 8 月 18 日，惠亞集團皆利士多層線路版（中山）有限公司（美資）的 100 余名工人舉行罷工並試圖堵路。此次罷工的原因是，當地政府要求資方從 7 月 1 日起，為員工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同時，工人個人也要按規定的標準繳納自己負擔的部分，當工人收到工資後，發現工資較過去減少了數百元，遂產生不滿。19在報告期，工人們在集體行動中還提出了關於職業安全、企業產權變動的知情權等訴求。

　　2013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位於浙江省寧波市的特艾科機械制造公司（丹麥資）的工人連續三天罷工，抗議資方不重視員工的健康，並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有參與罷工的工人稱，他在電鍍電解車間工作，每天都要加班，長期接觸有毒物質，但資方從未安排他們體檢。

　　2013 年 9 月 27 日，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武煤百江燃氣有限公司（國有）的千余名工人舉行罷工並堵路。據罷工工人稱，公司方正在與壹家外資公司談判合資事項，壹些年齡大的工人擔心合資後會被裁減，遂要求公司方告知合資的進展情況與詳情。

　　在報告期，在不少具有多種訴求的個案中，出現了組建和改組企業工會的訴求，也發生了兩起以組建和改組工會為單壹訴求的個案。

　　2013 年 7 月 31 日，位於山東省煙臺市的東星空調管路有限公司（合資）的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改組工會。在向當地總工會遞交的《重整工會申請書》中，工人們提出，公司現任工會主席是資方指定的，不但從未給工人爭取過利益，而且還積極幫助資方對付工人；工人們要求，召開工會會員大會，罷免現任工會主席，重新選舉工人自己認可的工會主席。

　　2013 年 9 月，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番禺勝美達電子有限公司（日資）的 1500名工人聯名簽署投訴信，要求資方提高工資和補繳社會保險費，此次罷工獲得成功。時隔半年，資方解雇了 60 名曾經參與行動的工人和工人代表，由此引發工人不滿，也讓他們意識到組建工會維權的必要性。2014 年 4 月 21 日，幾位工人前往當地街道工會，提出組建工會的申請，但未能獲得街道工會的支持。5 月 14日，工人自行選舉了工會籌備組成員，並向番禺區總工會、廣州市總工會和廣東省總工會投訴街道工會不作為。三級工會回應了工人的投訴，要求街道工會向工人道歉，並協助在該公司組建工會。20 盡管最後資方控制了工會的組建過程，但這壹個案說明，工人們開始認識到工會的功能與作用，產生了組織起來的願望。

　　3、行動方式多樣化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在大部分個案中，工人們在提出利益訴求的時候，都沒有付諸於集體行動，他們曾經嘗試過各種溝通方式，向資方和政府反映訴求，希望得到回應，但很難如願，於是，他們只好采取可以形成較大壓力的行動方式。

　　在報告期內，工人的集體行動方式仍然以罷工、堵路、到政府請願為主，有些個案因情況特殊，行動的方式具有較強的對抗性，包括，護廠、圍堵資方高層管理人員、臥軌等。

　　在因企業搬遷、倒閉引發的個案中，不乏工人在追討工資和經濟補償金時，采取封堵工廠大門、看守設備和產品的行動，這些行動其實是壹種“保全”行為，將扣押的設備和產品視為與資方談判訴求的“砝碼”。在少數個案中，還出現了工人圍堵和限制資方代表自由的行動，其目的是與資方代表或者有決定權的人直接對話與談判。

　　2013 年 1 月 18 日，位於上海市的神明電機有限公司（日資）的 1000 多名工人舉行罷工，表達對資方發布新“員工守則”的不滿。罷工工人占據了工廠，並將 18 名管理人員（其中有 10 名日本人）圍堵在辦公室內。212013 年 6 月，北京傑普萊斯醫療設備公司（美資）的經理、美國人史塔尼斯被工人扣留 5 天。該公司因為經營成本加大，盈利降低等原因，要將部分設備搬遷到印尼並裁減壹些工人，勞資雙方因經濟補償金發生糾紛。222013 年 6 月 30 日，上海中技廣東惠州公司（私營）的上百員工聚集在公司門口討薪，並將該公司 5 名高層管理人員圍困在辦公樓內三天。

　　2014 年 6 月 6 日，位於四川省的攀鋼集團西昌新鋼業有限公司（國有）的3000 名工人罷工，抗議公司因廠址搬遷提出的安置補償方案。工人們在 7 日至10 日間，將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和黨委書記圍堵在辦公樓內，要求解決安置補償等問題。

　　在收錄的個案中，還有兩起工人臥軌攔火車的行動。2014 年 4 月 17 日，遼寧省錦州市黑山縣八道壕煤礦（國有）千余名工人臥軌，抗議煤礦破產後的安置方案，造成當地鐵路交通中斷近 3 個小時。2014 年 6 月 30 日，位於黑龍江省伊春市的西林鋼鐵集團（私營）的 3000 名工人罷工並臥軌，追討被拖欠長達半年的工資，此次行動造成伊春境內火車全部停運。

　　在報告期內，還有少數個案采取了壹些“時尚”的行動方式。例如，2014年 7 月 8 日，在廣東省深圳航空基地，50 余名深圳航空有限責任公司的飛行員舉行了壹次“快閃”活動，他們在高唱壹曲《團結就是力量》之後散去，以此行動表達增加工資的訴求。234、動員組織手段多樣化

　　在報告期，由於現代通訊技術的普及，使工人集體行動的動員組織手段得以多樣化，組織化的程度有所提高，工人群體的抗分化能力得到加強。

　　在動員組織手段方面，互聯網中的 QQ 群、微信群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行動之前，工人們會通過這些手段聚集起來，然後在其中整合行動訴求，確定行動的方式、時間和地點。在行動過程中，也是通過這些手段商討和修訂行動策略，通報行動過程與效果。隨著智能化手機的普及，更加大了信息傳遞的範圍和速度。

　　2014 年 1 月 13 日，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千余名中小學教師罷課，並分四批先後到縣政府門口請願，抗議地方政府十幾年來克扣教師的各種津貼及門診醫藥費。有知情人在微博中透露，在 1 月 6 日，該縣教師就已經通過 QQ 群確定要在 7 日到縣政府請願，當地政府獲知這壹消息後，采取了緊急措施阻止並解散了這個 QQ 群。1 月 8 日，該縣教師又組織了壹個 800 人的 QQ 群，為 13 日的行動做了準備。

　　2014 年 4 月 10 日，位於上海市的三星廣電電子器件有限公司（臺資）的千余名工人舉行罷工，表達對資方增加工資方案和經濟補償金方案的不滿。據《IT 時報》報道，這次事件完全是由工人自行發起的。24 但據民間組織“工評社”對罷工工人的訪談，工人對此次行動早有準備，當他們得知工廠要搬遷後，就建立壹個 QQ 群，有人在群裏號召，4 月 10 日中午在食堂吃完飯，都不回車間工作，要求資方代表過來與工人代表談判。25在過往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所謂的“自發”行動與“無組織”等等都是行動者規避風險的說辭，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有其組織者與領導者，但在面對政府官員的威脅與資方的壓制時，工人們對外的壹致口徑通常是“我們沒有代表”或者“我們都是代表”。在報告期，工人在集體行動中使用了壹種被稱為“工人代表制”的方式，他們會在行動之前或者行動啟動之後的短時間內，以推薦、自薦

　　的方式產生代表人選，然後用投票表決的形式選出代表，並以授權書的形式，授權代表在集體行動過程中行使各種行為，包括提出談判要約，到政府上訪、發布行動信息、與資方談判等等。

　　在報告期，很多個案還出現了壹種以籌款為形式的動員組織手段。籌款是在工人聚集之後，每人拿出少許現金，集中起來作為維權的經費，此筆經費由專人負責管理，主要用途包括：工人代表維權期間的交通費、夥食費、電話費、誤工費（請假的工資損失）以及維權所需資料的打印費、復印費、郵寄費等等。盡管所籌款項數額不大，但這種手段可以讓工人們將集體行動與個人利益融合到壹起，對消除工人在集體行動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心態有很大的作用。在工人代表被警方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期間；被法院判處刑罰執行期間；以及被資方解雇後，同廠的工人也會為他們再次籌款，用以維持其家庭的生活。

　　5、行動有超越企業界限的趨勢

　　在報告期，發生多起全國性的工人集體行動。這些行動個案說明，中國工人的趨同性正在加強。隨著現代聯絡手段的普及化與多樣化，同行業工人已經有條件舉行跨區域的聯合行動，當他們處於同樣的環境時，會產生壹致的行動訴求，進而發起行業內的集體行動。

　　2013 年 8 月底，百安居（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英資）發布新的獎金方案，引發員工不滿，9 月初，該公司建材連鎖超市在廣州、上海、深圳、東莞等城市的 39 家門店的工人聯合罷工。

　　2013 年 6 月初，北京金漢斯餐飲連鎖管理有限公司（港資）在全國各城市分店的 150 名經理級以上員工，代表 6000 多名基層員工向資方提出訴求，要求資方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並發放加班工資。262014 年 3 月初，百事可樂中國區在長春、哈爾濱、重慶、西安、蘭州、新疆等地分公司的員工陸續舉行罷工，抗議資方大幅度裁員。據該公司員工稱，2011 年 11 月，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臺資）換購了百事可樂在中國的非酒精飲料裝瓶業務，此後兩年，公司的銷售量和利潤均有增長，但資方卻制定了裁員、降薪、削減福利的計劃，引發了各地員工的不滿。

　　在報告期，我們還錄得 17 起富士康集團（臺資）工人的集體行動個案，涉及省份包括江西、北京、江蘇、廣東、重慶、河南、貴州等地。工人們的行動訴求集中在對工資水平、工資差異、工廠搬遷的經濟補償金標準等方面的不滿。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工人的集體行動可能會在某些行業，如，出租車業、教育業、公共交通業、鐵路運輸業等等發生，這些行業的集體行動將為行業的集體談判開路，也使全總發展行業工會成為壹種必然的選擇。

　　6、行動信息通過社會媒體得以傳播

　　社會媒體對集體行動的動員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第壹是形成社會輿論場，從而激發受眾情緒，形成心理共鳴，為集體行動提供認知強化；第二，形成非正式組織網絡，從而為集體行動提供組織基礎和協調機制。27 在報告期，社會媒體，包括微博、博客、圖片分享、論壇、網絡社區等被廣泛地用於行動信息的傳播，從而打破了政府主導媒體的局面。為了保持輿論導向，官方媒體不得不有所松動，其表現是開始對規模較大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予以及時報道，有些報道還從較為客觀的角度，揭示了個案背後的成因，這些報道為促使當地政府公正解決勞資糾紛發生了作用。

　　壹些勞工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也會利用社會媒體傳遞機構的信息，以獲得工人們的信任。它們還協助工人使用社會媒體建立相互間的聯系，籍以提升工人群體的凝聚力與行動的壹致性。值得提出的是，社會媒體還在營救工人代表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2013 年 5 月 7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迪威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港資）的工人舉行罷工，抗議資方搬遷工廠不予以經濟補償。

　　5 月 23 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警方刑事拘留，後被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以 “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起訴到法院。9 月 11 日，數十名被迪威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解雇的工人發布公開信，要求深圳市總工會盡工會之責，支持工人代表吳貴軍，幫助其免於起訴。這封公開信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得到網友們的聲援，到 2013 年 11 月 1 日，僅在“新浪微博”上出現的“實時微博”已經達到 26400多條。9 月 26 日，大陸和香港 10 家勞工團體向深圳市市長發出聯署公開信，要求政府介入，盡快釋放吳貴軍。10 月 1 日，香港職工盟聯合多家關註中國勞工權益的團體共 30 多人，到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所在地請願，要求立即釋放吳貴軍。10 月 23 日，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和中國勞工論壇在全球7 個城市舉辦了對吳貴軍的“國際聲援日”活動。

　　當然，在大部分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依然存在組織化程度不高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在出口加工業的代工廠中，單壹的、高度同質性的工作崗位既可以在工人中形成共同意識；也會因為技術的簡單化導致工人謀生的技能貶值，在失業的壓力下，工人不願意承擔更多的行動成本與風險。特別是當資方在做出了些許讓步後，行動者中間的壹些人就會以“見好就收”的心態，接受資方開出的停止行動的條件，如果政府再向工人施壓，這個群體就更容易分化。因此，在大部分個案中，工人的集體行動僅僅限於經濟方面的利益訴求與爭取合理的待遇，他們的集體行動往往在初期爆發出驚人的能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訴求能夠得到滿足，壹旦遭遇資方與政府的強硬態度，或者資方做出些許讓步，工人們聚合也就只能到此為止。

　　在本節最後，我們還要指出的是，盡管地方政府正在逐漸轉變對工人集體行動的看法並開始采取較為理性的應對手段，但我們還是在報告期錄得兩例集體行動參與者受到司法制裁，承擔刑事責任的個案。

　　有媒體報道，2013 年 11 月，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出租車司機黃某等 4 人組織罷運，被當地法院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6 至 8 個月。28 2013 年 5 月 12 日，廣州市中醫藥大學附屬第壹醫院的護工和保安員因院方不簽訂勞動合同和勞務派遣工不同工同酬等問題，采取抗議行動。8 月 19日，孟晗等 13 名保安員爬上醫院門診樓的玻璃高臺，打出維權標語，希望以此方式引起社會各界的關註和政府部門的重視，他們被廣州市白雲區公安分局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予以刑事拘留。2014 年 4 月 15 日，白雲區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孟晗等 9 人有期徒刑 8 至 9 個月。

　　在工人集體行動者受到刑事處罰的個案低於過去的同時，他們受到警方行政處罰（包括訓誡、行政拘留等）的個案在 2014 年下半年有上升趨勢，特別是在廣東地區，有大批工人受到這類處罰。例如，吳貴軍在被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以 “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起訴到法院壹年後，被獲準“取保候審”。此後，寶安區檢察院以“證據發生重大變化”為由，撤銷了對他的起訴。

　　據壹位律師分析，在吳貴軍被檢察院撤銷起訴後，警方意識到，隨意對工人代表處以“刑事拘留”，會有“證據不足”而無法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風險，並可能與檢察機關發生矛盾。警方隨之改變了壓制集體行動的策略，運用警方權力範圍內的手段，采取行政處罰的方式，對工人代表予以懲戒，以達到威懾的目的，這也是 2014 年下半年此類個案上升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資方、政府和全總工會的反應與應對

　　壹、資方的應對

　　工人集體行動的目標總是指向他們的雇主，但雇主依仗其在企業中的強勢地位，不會輕易做出讓步。事實上，當工人提出了自己的訴求之後，他們面對的是來自資方的巨大壓力，資方或是對工人的訴求不予理睬，或是直接明確告知無法滿足。即使在談判開啟之後，資方也會繼續使用各種手段對工人代表進行追蹤、監視，或者繼續施以威脅與利誘。

　　資方的強勢可能有如下原因：壹是工人們的可替代性較高；二是大量的個案發生在企業搬遷、關閉或者倒閉時，工人無法通過罷工、怠工等阻斷生產與服務過程，對資方無法形成壓力；三是工人的組織性不高，被資方找到了分化瓦解的機會；四是行動之後，當地政府出於“維穩”的動機，對行動者予以壓制，這也增強了資方對抗抵制的決心。

　　2013 年 1 月 15 日，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加特可自動變速箱有限公司（日資）的上千名工人因年終獎太少而罷工，資方在要求工人復工的同時，找來了300 多名應聘者，並稱立即開除不復工者，開除壹個，現場招聘壹個。

　　2013 年 8 月 19 日，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的高仕文具有限公司（美資）的工人舉行罷工，抗議資方轉賣工廠並強迫工人簽訂免除經濟補償金的協議。8 月 21日，數十名警察進入工廠，要求罷工者復工。次日，資方以“無理罷工”為由，解雇了 20 余名參與罷工的工人。

　　在個案中，由於缺少對工人集體行動的保障性法律或者免責性條款，雇主經常使用《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作為阻止工人集體行動和打擊報復工人代表的法律依據。雇主會以工人“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為由，解雇參與行動的工人或者工人代表。這種做法既可以達到震懾行動者的目的，也可以將集體行動的組織者和積極分子驅除出企業，更可以這種理由逃避解雇工人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金的責任。這樣壹來，在報告期就出現了壹次集體行動後會有大批工人被解雇的個案。

　　在 2013 年 11 月 19 日諾基亞通信有限公司東莞分公司（合資）數千名工人罷工後，資方壹方面向復工者發放價值 1000 元的購物卡，壹方面大量解雇拒絕復工的工人。到 11 月 27 日，先後有 200 多名工人被資方解雇，他們中間很多人在這家工廠都有 3 年以上的工齡。

　　2014 年 5 月，哥士比鞋業（深圳）有限公司（港資）突然變更企業法人代表以及公司名稱，員工們因擔心自身權益得不到保障而罷工。資方從 6 月 12日起，分批解雇工人，到 7 月 16 日，共有 109 名工人被解雇，其中有壹名女工在接到解雇通知後跳樓身亡。292014 年 6 月 5 — 9 日，位於江蘇省蘇州市的廣橋光電有限公司（臺資）的 500 多名工人罷工，抗議資方以減少工作量的方式迫使工人辭職，在此次行動中，有 300 多名工人被資方解雇。

　　在報告期，資方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也表現了壹定程度的適應性，也就是說，在集體行動高發地區，出現了資方願意與工人代表進行談判以解決糾紛的個案。

　　這些個案說明，工人在行動期間的組織性有所增強，組成的團隊難以被資方所瓦解，也說明在工人集體行動的陶冶下，資方正在逐漸接受談判這種解決勞資糾紛的手段。

　　2013 年 9 月 1 日，位於廣

　　東省深圳市的鹽田國際集裝箱

　　碼頭有限公司（合資）的 1000

　　余名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見右圖）。資方隨即與工人代

　　表開始談判。據罷工工人稱，勞

　　資談判的結果是，盡管工人的

　　基本工資沒有增長，但資方在

　　福利上做出了讓步，增加了戶

　　外津貼、高溫津貼、輪班津貼和

　　住房公積金。該公司在 2007

　　年曾發生吊車司機罷工事件，勞資雙方也是在當地政府的斡旋下，通過集體談判解決了糾紛。

　　2013年12月24日至26日，位於廣東省惠州市的同健（惠陽）電子有限公司（臺資）的400多名工人連續三天罷工，要求在公司更換管理層後予以經濟補償。

　　26日晚，勞資雙方代表進行談判，談判結果是，工人同意復工，資方承諾會向工人支付經濟補償金。302014年7月7日，奇利田高爾夫用品（深圳）有限公司（美資）的工人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要約，提出補繳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發放高溫津貼、改組工會等八項訴求，並要求資方在18日前回復，後因遭到資方拒絕，工人在7月21日開始罷工。次日中午，該公司董事長從臺灣趕到罷工現場，資方隨即表示願意談判。在談判中，資方做出了較大讓步，雙方達成協議，工人在23日復工。31 盡管在此案中資方的“戲劇性”轉變有其重要的背景（見後），但該公司董事長願意通過談判而非勞資對峙的方式來解決糾紛，的確反映了資方正在逐漸適應工人集體行動帶來的影響，並且開始認識到勞資談判解決糾紛的必要性。

　　二、政府的角色

　　在報告期，各地政府對轄區內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基本上仍然采取“維穩”的解決思路與對策，這壹思路是將此類個案視為“工人群體性事件”。對此類與“維穩”相關的事件，各級政府均制定有“應急預案”，預案對此類事件有幾點共識的定義：第壹，此類事件屬於群體性事件，有群體聚集的特征；第二，事件的表現形式為：上訪、罷工、堵路、遊行；第三，事件對社會造成了壹定的負面影響，破壞了社會的穩定、正常的社會秩序與企業的生產秩序；第四，事件是因雇主的違法行為、企業內部的勞資矛盾和工人的維權訴求等因素造成的。當政府將工人集體行動個案視為“工人群體性事件”後，這些個案就與政府的“維穩”工作發生了密切聯系，也就由發生在企業中的勞資糾紛轉為政府需要介入且必須介入的“社會事件”。於是，在“維穩”的思維模式下，政府介入個案的真實目的並非是要解決勞資矛盾，而是要平息壹個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這種目的使政府的介入常常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與解決問題的緊迫性。盡管中央政府希望這些事件能夠成為制度創新的壹個切入點，但地方政府卻無人敢於在這類個案中做出制度創新的嘗試。在政府官員秉承“壹次性解決”心態來應對這些個案時，常用的方法就是向勞資雙方施加壓力，特別是要求工人停止壹切集體行動，包括在廠區內采取的抗議行動；同時，他們也會勸告工人走“法律的程序”或者“勞動爭議仲裁程序”解決與資方的糾紛。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上海開聯制衣有限公司（港資）的千余名工人到當地政府門前請願，這壹行動緣於該公司突然宣布倒閉，拖欠了工人工資。據當地政府官員稱，政府成立了數個工作小組應對這起事件，壹個是維穩小組，要控制局面，不讓工人采取偏激行為；壹個是勞動關系協調小組，主要從事勞動法律和政策的解釋工作；壹個是資產核查小組，核查公司現有資產與產品存量；還有壹個是再就業小組，任務是協助失業工人到當地其他工廠就業。

　　盡管政府介入有其“維穩”的目的，但在很多個案中，它的介入對於解決勞資雙方的對峙僵局，建立勞資談判的平臺都具有積極的意義。當工人感到企業工會與地方工會無所作為、求助無門的時候，他們也會將解決糾紛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這個時候，如果政府能夠及時介入，個案是可以得到順利解決的。

　　2013 年 1 月 10 日，有上千名農民工在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的人民路廣場下跪，請求政府為他們追討被拖欠的工資。富平縣委和縣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查出陜西益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拖欠工資 4900 萬元，涉及 2600 多名農民工。政府有關部門隨即扣押該公司 13 輛轎車（估價 698 萬），待拍賣後折抵部分拖欠工資，同時要求該公司籌款償還欠薪。32 此後，政府還召集當地涉及欠薪的 13家企業經營者開會，核查拖欠工資的數目，責令欠薪企業籌足款項發還工資。33在報告期，因雇主在拖欠工資後逃匿的情況較多，工人們常常將訴求對象轉向當地政府，在這個時候，有些地方政府的處置手段較為得當，致使集體行動得以迅速平息。

　　2013 年 7 月 14 日，位於廣東省陽江市的萬豪酒店（私營）的老板欠薪後逃匿，該酒店 200 余名員工上街遊行追討工資。當地政府聞訊後，迅速組織專案組介入，經多方聯系，找到接管酒店經營權的新老板，該老板表示，願意繼續聘請酒店全部員工，並負責償還所有欠薪，但擔心員工領回工資後不會返崗上班，所以不肯發還全部工資。經過專案組與員工代表溝通，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員工在返回酒店上班後，新老板立即發還工資。342014 年 3 月 10 日，位於廣東省東莞市的長安霄邊創立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私營）的 80 多名工人堵路。該公司老板何某在拖欠了 90 萬元工資後逃匿。

　　當地政府官員隨即到工廠協調，研究解決方案，據說解決方案得到了工人的認可。

　　35

　　2014 年 3 月 17 日，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櫻達生活電器（中山）有限公司容桂廠（私營）的數百工人到當地政府辦公室請願，該公司老板在拖欠了 450 萬元工資後逃匿。佛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在互聯網上向該老板發出“追討令”，同時，當地政府籌集資金墊支了工資，並將壹部分失業工人推薦到當地其他工廠就業。36不過，仍然有大量個案顯示，工人在采取集體行動之前，曾經通過多條途徑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請求協助，但有些政府官員在接到投訴後，並非積極采取解決和介入措施，而是以威脅、敷衍的態度應對工人的訴求，使他們感到權益受到“二次傷害”，進而發動集體行動。

　　2013 年 10 月 29 日，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華盛電器廠（私營）數百名工人走上街頭堵路。據參與行動的工人稱，公司老板拖欠工資，他們多次到當地政府反映訴求，但政府官員每次都說申訴材料不全，要求回去補充材料。他們在無奈之下只好堵路。

　　2013 年 12 月 30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英利普科技有限公司（港資）的工人到市政府門前請願，追討欠薪。有工人稱，他們在此次行動前，曾經去過政府勞動部門，但該部門官員說，要給老板半個月的時間說明欠薪的原因和情況，而當時工人們已經有 4 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

　　2014 年 1 月 2 日，位於山東省棗莊市的億諾工程輪胎有限公司（私營）的300 名工人到市政府請願。工人稱，該公司拖欠工資長達 7 個月之久，他們曾經多次到市政府多個部門反映情況，但這些政府部門都沒有給解決，只好到市政府門前請願。

　　在報告期，位於吉林省延邊自治州汪清縣的地球衛士環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私營）的千余名工人曾經先後四次發動抗議行動，追討被資方拖欠的長達 10個月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工人們稱，他們先後到州政府和省政府有關部門上訪，但這些部門的官員卻要求他們回到汪清縣解決問題。他們也曾經聘請律師維權，但律師在代理過程中因受到政府威脅而放棄，工人們最後不能不采取堵路的方式來表達不滿。

　　三、全總工會的反應

　　在報告期，面對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地方總工會的確對少量個案做出了回應，特別是在廣東這個工人集體行動高發地區，各級工會在介入個案後，的確發揮了壹些作用，不過這些作用其實是地方政府行政功能的延伸而已。

　　在 2013 年 5—8 月廣州市中醫藥大學附屬第壹醫院護工和保安員的抗議行動中，工人代表曾先後四次到廣東省總工會上訪，7 月 5 日，廣東省總工會就此案首次在官方微博上表態，稱：“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省總工會領導作了專門批示，並組織協調小組，繼續關註事件進展，督促用人單位履行法定義務，協調政府職能部門，推動事件依法依規解決。”37在 2014 年 4 月廣東東莞裕元鞋廠數萬名工人罷工後，社會各界人士與鞋廠工人在 4 月 16 日發表了壹封公開信，呼籲廣東省總工會依法履行職責，並提出總工會派員進駐、啟動勞資談判、徹查社保繳納情況和重新選舉工會委員會等四點要求。廣東省總工會 18 日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旗幟鮮明地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引導職工依法理性表達訴求，不要采取過激行為；搭建勞資協商平臺，以平等協商的方式化解糾紛”。38 隨後，由各級總工會 20 多名幹部組成的工作組進入鞋廠協調，東莞市總工會法律服務團的律師也跟隨工作組進入廠區，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指導和幫助。7 月 10 日，廣東省總工會主席帶領省總工會調研組，到裕元鞋廠所在地東莞市高埗鎮，就推動鎮工會以及企業工會組織建設、從源頭上治理勞資糾紛中發揮工會作用進行專題調研，聽取企業員工對組建工會試點工作的建議和意見。39但在大量個案中，各級工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普遍采取旁觀的態度，直接與工人接觸的企業工會也很難擔任工人代表的角色，事實上，它們也往往受到工人的譴責並被排斥在行動之外，這也使工會被進壹步邊緣化。

　　2013 年 5 月 15 日，位於廣東省惠州市的松下集團三洋光品部（日資）1000多名工人罷工，抗議公司被松下集團並購後，未能對員工予以經濟補償和公司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們埋怨，每個月都交工會會費，到了有事需要工會的時候，卻不見公司工會出面；在罷工現場，不少工人要求退出工會。

　　在 2013 年 11 月諾基亞通信有限公司東莞分公司的工人罷工後，工人代表曾經向公司工會主席遞交訴求書，該主席當時以其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現身，並當場將訴求書撕碎，此舉引起工人們的強烈抗議。40在壹些由地方工會介入的個案中，工會普遍采取“分化工人團結”的策略，試圖瓦解工人群體，以協助地方政府達到維穩的目的。

　　2014 年 11 月 30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易佰特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私營）的工人罷工。罷工後，工人們將希望寄托於當地工會，“等工會的人來給我們員工撐腰”。次日，工人代表趕到當地街道工會請求幫助，獲得街道工會的承諾。

　　但據工人在微博中發布的消息，街道工會的人確實到公司找了老板，但他們“和公司的人坐在壹起的時候，就不怎麽講話了，甚至幫著公司講話”。41在報告期，出現了壹起據說由企業工會組織的罷工個案。2013年 6 月 21日，位於山東省榮成市的固鉑成山輪胎有限公司（合資）的 5000 余名工人舉行罷工，罷工行動持續 30 多天。這次罷工是因美方合資方在中方合資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公司賣給了印度的阿波羅輪胎有限公司。對於此次罷工，中方高層管理者壹直堅稱是由員工提出的、工會同意的壹次維權行動。但有媒體報道，此次罷工名義上是由公司工會組織的，其實背後得到了公司高層管理者的支持，參加罷工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 70 元的補償金；中方合資方也在其官網上明確表達了支持工會罷工的態度，當地政府對此次罷工事件也並無任何介入行動。42 事後，有工人向媒體記者表示，他們更希望公司能夠被阿波羅輪胎有限公司收購並重組管理層，這樣可以使他們享受到法定的雙休日和節假日，加班時可以獲得加班工資。43 從以上報道看，此次 5000 余名工人參與的大規模罷工並非是由中國企業工會組織的，也絕非企業工會支持和組織罷工的壹個特例。

　　第三節 勞工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作用

　　在“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11 – 2012）”中，中國勞工通訊已經指出，近年來高漲的工人集體行動為勞工 NGO 的職能轉型提供了壹個廣闊的空間，壹些勞工 NGO 已經意識到了這個發展與轉型的機遇，並在工人集體行動的實踐中完成了職能的轉型，即，從壹個服務型組織轉型為工運型組織。在壹個沒有真正工會的環境中，這些勞工 NGO 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可以說，它們在中國工人權利意識迅速覺醒，但全總工會仍不作為、不就位的現階段，正在發揮著將工人組織化，並最終將工人導入工會，從而改造工會的作用，盡管這些作用可能是階段性的。

　　據我們了解，在珠三角地區正在轉型的勞工 NGO 有如下幾家機構：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以下簡稱“番禺打工族”）、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以下簡稱“春風服務部”）、廣州向陽花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向陽花”）、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以下簡稱“小小草”）和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勞維所”）。

　　44 這幾家機構分別有數年到十數年的發展歷史，它們過去壹直從事對個體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提供就業服務信息、組織工人業余文娛活動的工作，近年來，它們的職能和工作重點轉向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引導工人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方面，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壹、勞工 NGO 在工人集體行動中承擔的角色

　　1、動員與組織工人

　　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首先要完成的是指導工人的自組織行動，將他們的臨時性聚合轉變為穩定團結的群體。在大部分個案中，工人集體行動所面臨的壹個主要問題是組織性差，動員能力低，最初僅僅是幾個人提出壹些訴求，這些訴求又得到壹些人的呼應，進而聚合為壹個群體。但產生訴求的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提出訴求、向誰提出訴求，更不知道如何聯系更多的人去實現這些訴求。在這個時候，工人們會聯系工廠所在地的勞工 NGO 尋求幫助。

　　在應工人邀請介入個案後，勞工 NGO 的動員與組織工作側重於打消工人的膽怯心理與“搭便車”的心態，指導他們聯系更多的工人，使之可以形成壹個團結的、具有壹定規模的群體。例如，2014 年 4 月，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了解到，在廣州軍區總醫院從事保潔工作的 5 位工人，正在通過勞動爭議仲裁程序，向他們的雇主 — 金忠海物業公司（私營）追討社會保險費，而其他保潔工人則持觀望態度，等待仲裁結果（以下簡稱“金忠海案”，案情簡介見附件）。番禺打工族認為，該公司 170 余名保潔工人都面臨雇主未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問題，可以通過集體談判追討權益。他們在工人當中找到了壹位女工，經過多次動員交流，該女工聯絡了其他工友到番禺打工族辦公室接受培訓。機構工作人員引導他們理解團結的重要性，認識到自己的權益所在，並建立了工人相互之間的信任關系。45在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護工與保安員的維權行動中（以下簡稱“中醫藥大學案”，案情簡介見附件），番禺打工族在 2013 年 4 月 27 日組織了壹次集體維權座談會，參加會議者是該醫院 50 多名護工和保安員。在這次會議上，機構工作人員協助工人確定了以集體談判作為爭取權益的主要手段，並選出了工人代表。5 月 9 日，機構工作人員又與工人代表座談，分析了集體行動所面臨的問題，梳理了應對思路，並決定立即召開全體工人會議。46針對有些個案中工人工作地分散、不易組織等實際情況，勞工 NGO 采取了多種方式去組織和動員工人，他們有時為了將工作地分散的工人組織起來，還會到工人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做探訪工作。勞工 NGO 的動員與組織工作要持續於整個行動過程，當工人遭遇資方的壓制和政府的分化瓦解時，它們要為工人分析各方的優勢與劣勢，增強工人繼續行動的信心；在行動持續壹段時間後，工人後續行動的動力會逐漸減弱，這個時候也需要勞工 NGO 加強組織工作。

　　在英林電器有限公司（私營）工人維權案（以下簡稱“英林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大部分工人因為不願隨廠搬遷到外地而提出支付經濟補償金、補繳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訴求。資方隨後在經濟補償金方案中提出“以當年最低工資作為計算基數”，並從 2008 年起計算。這個方案遭到了工人代表的否決，但有工人擔心，如果不接受這個方案，資方可能不支付任何補償金。當工人代表將這個想法反映給中山打工族服務部（該機構在 2014 年被迫關閉）之後，機構召集了全體工人會議，在會上，工作人員分析了接受資方方案會造成的後果，並告訴工人們，如果有人現在接受這個方案後退出行動，會影響到個人與這個群體的關系，將來再遇到類似的問題，也會失去大家的同情與幫助。47勞工 NGO 的動員與組織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工人們的團結意識與共進退意識大大加強。

　　在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維權

　　案中（以下簡稱“大學城案”，案

　　情簡介見附件），參與維權的工人

　　表現出堅定的團結與嚴密的組織。

　　他們選出了代表，代表之間有明

　　確的分工；在行動中，他們成功

　　抵制了資方多次的分化與威脅，

　　爭取到了應有的權益（見左圖）。

　　在成功的背後，是番禺打工族持

　　續的引導與協助，該機構在此案

　　中協助工人代表組織了 9 次全體

　　工人大會和 10 多次工人代表會

　　議，並指導工人以民主形式討論決定集體行動的重大問題，從而壹次次化解了集體行動過程中的危機，始終保持了工人群體的團結和統壹。4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勞工 NGO 利用了互聯網與社會媒體提供的動員空間，完成了工人行動者的聚集與行動的啟動，並由此獲得了工人們的信任。

　　春風服務部在介入東莞裕元鞋廠工人維權案（以下簡稱“裕元案”，案情簡介見附件）後，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獲得工人們的信任。據該機構負責人張治儒介紹，“開始介入的時候，大部分人不信任春風服務部，有人甚至說我們是政府的人。”為消除工人們的疑慮，他在工人的 QQ 群中，公布了個人資料、身份證以及生活照，還向工人公布了春風服務部以前協助工人開展集體談判時與工人代表的通話記錄。這些資料向工人們展示了春風服務部的專業能力和真實的身份，進而獲得工人們信任。49勞工 NGO 還協助工人們使用社會媒體建立相互之間的聯系，籍以增強工人群體的凝聚力與行動的壹致性。在指導工人們建立了 QQ 群後，所有參與行動的工人就可以在第壹時間了解個案的進展，並依照 QQ 群發布的指令采取統壹的行動。

　　在廣東佛山工藝總廠（私營）工人維權案（以下簡稱“佛山工藝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番禺打工族協助工人在新浪網和騰訊網上建立了“佛藝工友”

　　微博，用來發布集體行動的信息。50

　　在廣東奇利田高爾夫用品（深圳）有限公司工人維權案（以下簡稱“奇利田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春風服務部和小小草協助和指導工人代表在行動前期收集了工人的手機號碼、QQ 號和微信號，建立了博客、微博和微信發布平臺。

　　51

　　在廣州舊水坑勝美達電子廠案（以下簡稱“勝美達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向陽花協助工人們在新浪微博註冊了“#勝美達成立工會直播#”，該微博向外界介紹了工人們從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維權行動和籌備成立工會的情況。52在廣東寶威電源（深圳）有限公司（美資）案（以下簡稱“寶威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春風服務部協助工人建立了工人積極分子和工人代表的 QQ 群，在這個群中，服務部負責人張誌儒為工人們整理了行動的訴求並附上了具體的法律依據，由工人代表打印出來在廠區內張貼。

　　2、培訓工人

　　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後，壹直在努力開拓壹條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的途徑。為此，它們在培訓中向工人灌輸集體談判的理念與法律知識，講解集體談判對解決糾紛的作用以及具體的操作方法，讓工人們認識到，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是壹種合法行為，也是政府壹直倡導的行為。勞工 NGO 的培訓目標是增強工人們的談判信心，克服面對資方時的膽怯，並教導工人代表如何整合與排列談判訴求，使他們掌握談判技術，熟悉談判流程。

　　在工人提出集體訴求後，他們對這些訴求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並無足夠的認識，對采取集體行動所帶來的後果也無法預期，他們常常會在與勞工 NGO 的初期接觸中問及這些問題，勞工 NGO 也正是將解答這些問題視為提高工人團結程度與加強行動持續性的關鍵。

　　在春風服務部介入的新興紡織（深圳）有限公司（港資）案（以下簡稱“新興紡織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資方在 2013 年 7 月初向工人傳達了關閉該公司橡根車間的意圖，但未提及經濟補償金事宜，僅希望全體員工都服從公司調動，到其他部門工作。當時橡根車間有 130 名工人，其中有三分之壹者工齡超過了 15 年，他們都希望獲得資方支付的經濟補償金後離廠。春風服務部在培訓中了解到，有很多工人對這種訴求心中沒底，他們認為，公司是有權利調動工作崗位的，況且又沒有辭退他們。經過培訓，工人們認識到，按照法律規定，調動工作崗位要勞資雙方協商壹致，如果員工不同意調動，則有權拒絕。53維權經驗交流是勞工 NGO 培訓工人的壹種方式，在大部分集體行動個案中，工人在行動之前都沒有集體談判的經驗，勞工 NGO 除了告知工人集體談判的重要性和相關法律規定外，還要讓工人們了解談判中的規則、程序，掌握談判技術和如何應對談判現場的突發問題。為此，勞工 NGO 在培訓中經常使用模擬培訓方式，按照談判的需要，設置各種場景和問題，與工人壹起尋求應對的方法。例如，在佛山工藝案中，番禺打工族為工人做培訓時，邀請其他工廠的工人代表到場，分享他們成功的談判經驗，講解了談判中資方常用的手段和應對策略，並舉辦了壹次談判模擬活動，將工人代表分為模擬的勞資雙方，進行了實戰演練。

　　3、設計行動方案

　　工人集體行動的壹個組織性障礙是缺少行動策略，這也是此類行動被政府定義為“工人群體性事件”的壹個原因。缺少策略常常使工人在行動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可能在提出集體利益訴求之後，將罷工、示威、集體請願作為行動方式的首選，但在遭遇資方的抵制與政府的壓制後，又可能由此喪失行動的勇氣與信心，從壹哄而起變為不堪壹擊。

　　基於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經驗，勞工 NGO 認識到，對政府來說，相對於激進的集體行動，有序的抗議策略可能更容易被容忍與接受，因為這些行動不會帶來混亂的場面，不會對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也難以讓政府找到采取強制手段的理由，行動者因此會減少行動帶來的風險。基於這種認識，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經常要根據個案的具體訴求與工人的實際處境，為工人們設計出壹套行動方案，以減少勞資之間的對立情緒，並爭取社會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醫藥大學案中，針對院方拒絕與工人談判的情況，番禺打工族建議護工和保安員向社會求助，具體的方式是，在醫院門口豎起表達工人訴求的牌子，征集路人的簽名；在工作中，利用空閑時間向患者及其家屬訴說個人的訴求，讓他們了解行動的意義；為了推動院方談判，還建議將工人分為 10 組，在每天下班時間到醫院出入口“攔截”院方領導，要求他們與工人談判。

　　在佛山工藝案中，工人代表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約，但 10 天過後，資方壹直不予回應。對此，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在工人代表會議上提出，應當給予資方適當的壓力。次日，工人代表召開了全體工人大會，會議決定將集體行動升級，包括：在車間、廠區內舉行有序、理性的抗議行動；向公司客戶發出公開信；尋求當地府和工會的支持；向媒體通報維權行動的進展情況；通過社會媒體傳遞行動信息等等。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時候，勞工 NGO 壹直向工人宣稱，集體行動不僅是壹種勇敢的抗爭行動，還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僅有勇氣和決心是不夠的，知識、智慧和技巧同樣重要；不是壹味猛打猛沖就能夠解決問題，有節奏有分寸、有計劃有步驟、有策劃有謀略，方能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的回報。54春風服務部在介入新興案後發現，當工人罷工和靜坐後，資方反應強烈，不但拒絕談判，還在工人靜坐的地方裝了監控攝像，並將機器設備搬到別的工廠。

　　工人因懷有恐懼心理，對資方的這些做法並無反應，他們僅僅是安靜地坐在攝像監控範圍內。春風服務部認為，這種做法已經無法形成有效的壓力，在與工人代表討論後，提出了建議：組織工人在廠區內和工廠大門處舉行抗議行動；將壹個車間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待遇的訴求擴大到全廠工人，以爭取更多工人參與。此後，資方開始與工人代表談判，並提出了解決工人訴求的方案。當這個方案被工人拒絕後，資方又與當地警方聯絡，警察到工廠抓捕了 10 名工人，稱只有接受資方的方案才可以放人，否則全部拘留 15 天。這壹行為激怒了工人，他們準備圍堵當地公安派出所。春風服務部主任張誌儒了解情況後，建議工人們不要圍堵公安機關，第二天向派出所的上級機關投訴。工人代表接受了建議，到市公安局舉報了當地公安派出所的粗暴執法行為，事後，市公安局負責人對派出所負責人提出了批評。

　　4、指導選舉和培訓工人代表

　　由於二十多年“維穩”思維模式的影響，地方政府壹直將民眾視為影響穩定的最大因素，它們不在糾正事件背後的成因上下功夫，反而在壓制具體事件上浪費了大量的資源。這種做法既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又會將沖突升級，甚至將未來的勞資利益糾紛上升為工人與政府之間的政治矛盾。在政府壹直將工人集體行動視為影響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將工人視為維穩對象的同時，雇主也壹直認為此類行動是對管理權威的嚴峻挑戰並予以嚴厲的壓制，這常常造成集體行動發生後的壹種局面 — 當資方願意與工人談判或者政府願意出面斡旋時，找不到工人代表。這種局面壹是出於工人代表對資方和政府打壓的恐懼，二是出於工人們保護代表的壹種心態，但如論如何，工人代表缺失的局面都會延長勞資之間的僵局並加大政府斡旋的難度。

　　在報告期，工人代表缺失與混亂的問題正在得到解決，在勞工NGO介入的個案中，出現了壹種新的組織形態 — “工人代表制”，即由參加集體行動的工人推選出數名工人代表，並制作“工人代表確認書”，由工人們在“確認書”上簽名和加蓋手印。工人授權工人代表做出以下行為：向資方、政府遞交工人訴求書；處理與談判有關的相關事宜；向勞動部門和上級總工會提交與談判有關的文件；向媒體發布有關談判進程的消息；代表工人壹方參加談判，簽署相關文件；向工人報告協議草案內容，並組織投票表決等等。工人們還授權工人代表可以聘請律師或專業人士為談判提供專業和法律幫助。

　　工人代表制的出現，也是企業工會缺失或者不作為的壹種後果。在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很多個案發生地的企業是有工會的，但這些工會基本上都是不作為的。在大學城案中，環衛工人所屬的廣電物業管理公司有工會組織，但這個工會在工人罷工現場和勞資談判現場都沒有出現。廣州市番禺區總工會的壹位負責人對此極為不滿，發出了“在工人有問題的時候，工會怎麽能不岀來代表工人”的質詢。55在新興紡織案中，當春風服務部介入後，工人們曾經請求該機構出面作他們的代理人，通過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爭取權益。但春風服務部認為，這個勞資糾紛還是應當通過集體談判方式解決，當工人們接受了建議後，春風服務部的工作人員隨即協助工人選舉出 5 名代表，並在代表中間又推選壹人作為總代表。

　　在澳斯頓陶瓷（深圳）有限公司（合資）案（以下簡稱“澳斯頓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春風服務部介入此案後發現，工人們已經選出了代表，但幾位代表並未發揮作用。為此，春風服務部提出，應當改選代表，考慮到工人內部需要團結，建議在不替換原工人代表的基礎上成立壹個工人行動委員會，以鉗制不作為的工人代表，並由該行動委員會負責指導和協調工人集體行動。56在廣東凱金爾電器有限公司（私營）案（以下簡稱“凱金爾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最初的罷工是由生產線上的“拉長”帶領的，在資方提高了計件單價後，包括“拉長”在內的壹部分人復工，但仍有50多名女工堅持不復工，不過此時已經沒有人做代表了。中山打工族介入此案後，告訴女工們，不要全體出動與老板談判，因為老板不可能與50多人壹起談，應當選出幾名工人代表與老板談判或者到政府有關部門反映訴求。此後工人們聽從了該機構的建議，選出了5位代表。57在工人代表推舉出來之後，勞工NGO還會協助他們做好分工並明確個人的職責。例如，在廣州騰麒機械有限公司（臺資）案（以下簡稱“騰麒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工人共推選出8位談判代表，介入此案的向陽花隨後指導工人代表做了分工，分擔了首席發言人、第二發言人、記錄員、現場錄音、對外聯系等項工作。58在奇利田案中，春風服務部和小小草協助工人選舉產生了13人組成的工人委員會，並在這個委員會內設立了5個工作小組：談判小組、宣傳和聯絡小組、紀律小組、經費小組和工會改組小組。

　　事實證明，通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工人代表，能夠在行動中勝任代表的角色。

　　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在行動中立場堅定，不為資方與政府的利誘與威脅所動，這也讓他們贏得了工人們的擁護與支持。

　　在永隆（廣州番禺）塑料五金電器有限公司（港資）案（以下簡稱“永隆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工人們向資方追討經濟補償金。向陽花在介入此案後，指導工人選出了代表，並為工人代表多次舉辦培訓。在行動過程中，資方經理曾經找工人代表謝某談話，詢問他個人對經濟補償金的意見。該代表明確表示，如果只解決我壹個人的問題，那是不行的！我是代表全體工人的，要解決就大家的問題都壹起解決；沒有工人的支持，我們代表什麽也做不了，無論如何都不能拋棄我們的工友；我們代表的是他們，不是我們自己。59在聯盛塑料五金模具有限公司（港資）案（以下簡稱“聯盛案”，案情簡介見附件）中，參與集體行動的工人人數為111人，堅持到最後者96人，在長達3個月的集體行動中，工人如此團結的壹個主要原因是工人代表的堅定立場與擔當精神。期間，工人代表們多次遭遇資方的利誘與當地政府官員的威脅，資方曾經向首席代表承諾，只要他放棄行動，會得到10萬元現金並給他安排工作。

　　這個承諾遭到該代表的明確拒絕，他說，我拿錢走了，我下面那幫兄弟怎麽辦呢，怎麽對得起我下面那些兄弟啊？60相對於法律規定的和全總工會組織的“職工代表”選舉程序，這種工人代表的推選過程可能不是那麽正式與隆重，甚至有些與當年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陜甘寧邊區用黃豆選舉政府官員的做法近似。但正是通過這種略顯原始且粗糙的過程，讓工人們初次體驗了真正行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經歷，讓他們感受了壹種前所未有過的團結氛圍，也讓被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感受到了工人們的信任與自己未來要承擔的責任。

　　5、指導工人選擇適用的維權途徑

　　勞工 NGO 擁有較為豐富的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的歷史知識，對於勞、資、政各方面的情況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在如何團結工人、組織集體行動和集體談判方面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而大部分工人可能有堅強的抗爭精神和意誌，但缺乏上述知識和技能。61 勞工 NGO 正是發揮了它們的長處，彌補了工人的不足，並協助他們抵制了資方的分化與政府官員的誤導。

　　政府官員和全總工會幹部壹直將工人集體行動個案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通常會使用壹些傳統的解決“套路”。他們會先要求工人停止壹切集體行動，包括在廠區內的抗議行動，然後建議他們走“法律程序”或者“勞動爭議仲裁程序”解決與資方的糾紛。這種“建議”的確誤導過很多工人，使他們誤認為法定的程序才是解決勞資糾紛唯壹的途徑。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會從有利於工人權益的角度，指導工人對可行的維權途徑作出判斷與選擇。壹般來說，它們不建議工人走所謂的“法定程序”，因為這些程序耗時較長，工人手中又缺少這些程序所需要的各種證據，加之工人的訴求有些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這都使工人很難通過“法定程序”爭取到權益。同時，勞工 NGO 也會告訴工人，集體談判不僅可以縮短爭取權益的時間，而且可以用談判的方式，將工人帶有合理成份的訴求提出來，這樣就打破了法定最低標準的局限，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與合理的待遇。

　　在英林案中，勞資雙方在當地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的主持下進行了談判，資方在談判後做出讓步，表示可以為工人補繳社會保險費和補發高溫補貼，但條件是工人放棄經濟補償金的訴求。當時協調糾紛的政府官員建議，工人可以先接受資方的條件，然後再到勞動爭議仲裁部門申請仲裁，要求資方支付經濟補償金。介入此案的中山打工族否定了這個建議，認為申請勞動爭議仲裁會延長糾紛解決的時間，在資方搬遷到外地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不願隨廠遷移的工人要抓緊時間尋找新的工作，沒有時間等待勞動爭議仲裁的結果；而且，仲裁裁決之後，資方還可能付諸法院審判程序，工人需要更長時間等待審判結果。此後，工人聽從了該機構的建議，否決了政府官員的建議。

　　在中醫藥大學案初期，工人們曾經寄希望於勞動爭議仲裁，但他們遇到的壹個難點是，大部分人都缺少可以明確證實與院方保持有勞動關系的書面證據。介入此案的番禺打工族發現，很多護工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就在這家醫院工作了，曾經直接受雇於院方，但當時院方與他們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後來醫院分管護工的壹位副院長成立了壹家勞務公司，將護工們轉入公司的名下，也沒有與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再後來，這家公司又要求護工們直接與病人家屬聯系，也就是說，這些護工們壹直以來就沒有明確的雇主，也缺少證實勞動關系的證據。應當說，這是壹種普遍存在的情況，資方違反法律不簽訂勞動合同的行為，反而使工人失去了證明勞動關系的證據；但這又是壹種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這壹現實面前，番禺打工族認為，如果走勞動爭議仲裁程序，護工們的申訴很難得到受理。

　　於是，他們建議工人們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在佛山工藝案中，當勞資談判開始後，當地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突然要求工人通過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來確定他們與資方之間的勞動關系，如果按照這個要求進行仲裁，至少需要數月的時間。在獲知這個要求後，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給勞動行政部門的壹位主管打了電話，提出，要證實勞動關系，無需走勞動爭議仲裁程序，公司保存有工人的入職時間記錄，只要復制壹份，有勞資雙方當事人簽字蓋章予以確認即可。時隔兩日，勞動行政部門表示贊成這個建議。

　　6、對工人的行動與談判給予指導

　　在工人集體行動啟動後，資方往往會拒絕工人的訴求並打壓他們的行動，有時政府也會出面阻止行動，這可能會讓工人產生挫折感或者形成逆反心理而做出過激行為。這時，勞工 NGO 的工作就是對工人的集體行動提供指導，以維持行動的理性與合法性。

　　在中醫藥大學案中，當工人代表在 2013 年 5月16日向院方正式發出談判要約後，院方遲遲不予答復，5 月 20 日，工人開始罷工並在醫院內拉橫幅抗議。

　　罷工後，番禺打工族壹直與工人代表保持密切聯系，每天與他們壹起分析行動的進展情況，並反復告誡，壹定要組織工人理性維權，不要破壞公共秩序、不要破壞公物、不要影響病人就醫。此後，工人們在院方仍然不予回應的情況下，集體到廣東省政府上訪請願，途中遭遇警察阻攔，有壹部分工人被帶到當地公安派出所問話，其他工人對警方此舉表示不滿，準備集體到派出所聲討。這時，番禺打工族的工作人員又及時與工人代表聯系，告訴他們保持冷靜的態度。

　　在裕元案中，面對數萬工人參與的混亂局面，介入此案的春風服務部壹直試圖整合工人的訴求以改變這壹局面。為此，服務部負責人張誌儒曾經與該廠 90多名工人在 QQ 群中進行了 9 個小時的討論，建議工人先選出壹個由 20 人組成的“裕元鞋廠集體維權行動委員會”，負責指揮、協調工人的維權行動，並建議在每個分廠設立壹個由 5—10 人組成的“維權小組”，由小組發動並負責組織選舉各個分廠的工人代表。張誌儒稱，“希望通過這樣壹個框架來引導工人理性、依法維權，避免再出現罷工初期的工人堵路、人身攻擊等非理性行為。”62事實上，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的確起到了疏導工人情緒，制止急躁、偏頗和激進傾向的作用。

　　7、受委托擔任談判顧問

　　在工人的集體行動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工人在團結組織、行動方略與集體談判能力等方面的先天不足與後天缺失。在這種情況下，勞工NGO本身的性質定位和專業能力使它們能夠彌補這些不足與缺陷。63 在報告期，工人們在接受勞工NGO介入個案後，經常向主持勞資談判的政府官員和地方工會幹部提出聘請機構工作人員擔任談判代表和顧問的要求，但這些要求往往被官員和工會幹部們否決。這裏，政府官員的態度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仍然有著凡事都要政府“說了算”的強烈控制欲；而工會幹部的態度則反映了他們在面對工人訴求時束手無策的尷尬與“面子”上的難堪。盡管如此，在報告期內，勞工NGO的工作人員仍然在數起個案中，應工人的強烈要求，擔任了談判顧問或者直接參加了工人的談判團隊。

　　例如，在佛山工藝案中，工人們聘請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擔任談判顧問，在大學城案中，工人們仍然聘請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作為環衛工的談判顧問。在這兩起個案中，他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為工人爭取到了應有的權益，使工人的訴求基本上得到了實現。

　　8、聯系官方與國際媒體

　　勞工NGO在介入個案後，要根據工人的訴說與訴求，為他們起草各種文書，並憑借機構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將這些訴求文件轉送官方媒體，希望媒體將工人的訴求與狀況公開，以獲得政府與社會民眾的關註與理解。勞工NGO壹般都與當地媒體保持有密切的關系，在介入個案後，它們會利用這個便利，將工人的訴求與個案的起因等情況通報給媒體，而媒體的報道對推動當地政府的調解斡旋發生了重要作用。個案證明，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在寶威案中，春風服務部發現，工人的行動不足以形成使資方讓步的壓力，於是就與壹些國際媒體（金融時報、時代周刊、路透社、美聯社等）聯系，請這些媒體對此案做了報道。這些國際媒體的報道，給位於產業加工鏈上端的國際品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它們轉而向下端的加工商施加壓力，促使其承諾滿足工人的主要訴求。

　　另外，勞工NGO還非常重視互聯網的作用，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它們除了協助與指導工人建立QQ群、微信群等聯絡網絡外，還會協助工人，通過微博、博客等途徑，將工人集體行動的進展情況與成果及時傳送到互聯網上。

　　二、勞工 NGO 介入個案產生的影響

　　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工作，對中國勞資關系調整制度的建設、對集體勞資糾紛的處理、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影響可以概括如下。

　　1、整合利益訴求，為工人團結與集體行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所有的工人集體行動均源於工人們壹致的利益訴求，但壹致的訴求只能讓工人聚合到壹起，談不上形成集體行動的前提與基礎。也就是說，工人在與資方的糾紛中，看到了他們具有的共同利益取向，例如，增加工資、修改工時制度、要求支付經濟補償金等等，並認為有必要聚在壹起爭取權益。但是，在壹致的利益訴求背後，在不同性別的工人之間、不同工齡的工人之間、不同工種的工人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訴求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影響到工人群體的團結程度與行動的力度。因此，要將臨時聚合起來的工人發展為壹個團結的群體，首先需要的是在這個群體中形成對利益訴求的認同。

　　在勞工 NGO 介入個案的初期，它們首先要整合工人的利益訴求，幫助工人將不同組別的利益訴求整合為統壹的、全體成員都認可的訴求，將零散、繁雜的利益訴求梳理成目標集中的壹束訴求。然後，勞工 NGO 要指導工人設計實現訴求的集體行動方案與集體談判方案，並將利益訴求制作成書面文件，遞交資方、政府有關部門與全總工會。通過勞工 NGO 的工作，使工人在利益訴求方面形成了共識，即，只有在團結為壹個整體的前提下，他們的訴求才有得到實現的希望。

　　工人們對利益訴求的認同僅僅是啟動集體行動的前提條件，而非必要的條件，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是工人對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所謂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是指作為個體的工人對群體行動的動機和行為具有壹致的判斷標準，或者說，工人們認識到通過集體行動能夠實現自己的利益，並願意以這些標準來規範自己在行動中的行為。價值認同是群體凝聚力建設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對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的基礎上，工人們才能夠啟動集體行動並為實現行動的目標做出持續的努力。

　　從這壹點來說，勞工 NGO 的工作實際上是將工人們的利益認同轉為對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為完成從利益認同到價值認同的轉變，勞工 NGO 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指導選舉工人代表、培訓工人的團結意識、培訓集體談判的程序與技術、進行維權經驗交流等等。通過這些工作，讓工人們感受到集體行動的價值。

　　工人的團結程度提升之後，自然會給資方帶來更大的壓力。在奇利田案中，介入此案的春風服務部和小小草在行動之初就協助工人推選出代表，組成了員工委員會，並有了明確的內部分工。2014 年 7 月 7 日，員工委員會向資方發出了集體談判要約，獲得資方回應，但資方堅稱，與工人代表開會僅僅是為了了解工人的訴求而非進行談判，而且會議沒有任何結果。會議之後，員工委員會組織工人投票，決定罷工。7 月 21 日，工人開始罷工，7 月 22 日中午，公司董事長從臺灣趕到現場，隨即向工人代表發出了談判要約。在當天下午的談判中，資方基本上滿足了工人的訴求。事後，春風服務部主任張誌儒對資方讓步的原因做出了解讀，他認為，首要的原因是工人的行動壓力，盡管在廠區內罷工的工人僅有 200余人，但在車間內沒有參與罷工的工人也都停止工作，支持和響應罷工，資方感到，如果持續下去，有可能波及全廠數千工人。642、將工人的集體行動帶入了集體談判的軌道有研究認為，工人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聚集在壹起采取集體行動，是因為有壹種被稱為“怨恨情緒”的動員機制，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對資方的管理方式、勞動條件和工資水平等等產生了不滿，這種不滿的積累轉化為對資方的怨恨，當資方的某壹項決策觸及工人利益時，這種情緒會爆發並引發集體行動。65 還有研究指出，工人集體行動另外壹種動員機制叫“權利意識”，這種意識讓工人們意識到自己行動的正義性與正當性，進而實施“體制外的或者非體制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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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勞工NGO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後，它們的主要工作是將兩種動員機制整合為理性的動員機制。首先，它們要統壹工人們的權益訴求，為這些訴求找到法律的依據與合理的解釋，使工人們了解到權利意識的源頭與權利實現的條件。

　　其次，它們為工人們提供了怨恨傾訴的渠道。面對資方傲慢的態度、公開的抵制以及政府官員的漠視與冷淡，工人們的怨恨情緒會達到極點，在這個時候，恰恰是勞工NGO的工作人員在承擔工會應當承擔的角色，他們耐心聽取工人的訴求與不滿，這相當於為工人提供了壹條宣泄情緒的渠道。再次，勞工NGO將工人的怨恨轉為了合理合法的訴求，通過體制內的途徑反映給政府、工會和資方，這也減輕了資方與工人發生直接沖突的機會。最後，勞工NGO指導工人選出代表，這使資方在談判中找到了對手，使政府在協調中找到了對話人。

　　如前所述，政府在勞資之間斡旋時，會建議工人通過勞動爭議仲裁途徑解決糾紛。但現實中，伴隨以工人集體行動的勞資糾紛是很難通過這個仲裁程序來解決的。例如，在因工廠搬遷、關閉引發的勞資糾紛中，工人們即將或者已經與雇主解除了雇傭關系，他們希望在短時間內解決糾紛，獲得經濟補償金。這個時候，他們不想與資方有長時間的糾纏，當然也就不打算付諸繁瑣的勞動爭議仲裁與訴訟程序。在選擇解決途徑的時候，勞工NGO會將集體談判視為首選並著力推動。

　　在介入個案後，壹方面，勞工NGO努力推動以集體談判途徑解決糾紛，組織工人代表的選舉、設計以談判為目標的行動方案、進行集體談判方面的培訓，並在政府的調解斡旋過程中，推動由政府主持的勞資談判；另壹方面，勞工NGO在現有體制中，積極尋求建立企業層面的集體談判制度，並試圖在勞資糾紛解決之後，順勢在那些企業建立正式的集體談判制度。

　　我們承認，由工人集體行動啟動的勞資談判可能僅僅是集體談判的壹種雛形，但這種談判的確具有了集體談判的各種特征，即，在談判中有工人們自己選舉的談判代表；有向資方提出的談判要約；在談判中有勞資之間對峙的場面和相互的讓步妥協；談判後有勞資之間簽訂的協議。可以說，通過勞工NGO的參與，中國企業層面集體談判機制的萌芽已經在這些個案中顯現。

　　3、推動地方政府承擔調解斡旋的角色

　　勞工NGO在推動工人理性維權行動的同時，也推動地方政府開始承擔調解斡旋的角色。因為政府認識到，面對以工資、社會保險費、加班費等為訴求的工人，實在無法再將他們帶有合理訴求、有序行為的集體行動簡單地歸結為“維穩事件”並粗暴地予以打擊和壓制；政府也意識到，在團結程度得到提升的工人群體面前，以往行之有效的強制性手段已經無法再讓工人輕易就範。在此情況下，壹些明智的政府官員會轉變偏袒和支持雇主的立場，轉而承擔調解斡旋的角色。

　　盡管這種角色仍然未能脫離“信訪”的巢臼，但已經有了“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政府有關部門相互推諉的情況正在減少，合作協調的場面正在增加。這本身也是符合社會發展邏輯的，當壹個群體不發聲時，會被社會所忽視；壹旦發聲和行動起來，它們壹定會被關註、被聆聽，並最終獲得社會的承認和尊重。

　　政府官員在轉為承擔調解與斡旋角色後，就有可能為勞資雙方搭建壹個可以對話或者談判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他們會促使資方接受工人提出的談判要約，並在需要的時候主持和指導勞資之間的談判。在報告期的壹些個案中，政府官員的確較好地完成了這個角色的工作。

　　在佛山工藝案中，當勞資對峙持續了壹個多月後，工人代表到當地勞動監察大隊求助，三天後，在勞動行政部門的主持下，勞資舉行第壹次談判會議。此次會議盡管沒有提出解決工人訴求的具體方案，但勞資雙方就解決問題達成了共識。

　　在會議上，首席工人代表稱，勞動部門的介入是非常及時的。在聯盛案中，當地政府為解決糾紛，成立了壹個專案小組，由鎮黨委副書記、鎮勞動站負責人和鎮公安派出所負責人等組成，在為期三個多月的時間裏，由這個小組主持的勞資談判會議和調解會議多達20余次。

　　有勞工專家將政府介入的過程總結為三個階段，在第壹階段，政府主要是向勞方施壓，如果勞方頂不住這股壓力，就會全線失敗，同時資方會有很多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的組織；在第二階段，政府會向勞資雙方施壓，這個階段誰頂不住，誰就會輸掉；在第三個階段，政府會向資方施壓，進入這個階段，只要工人保持團結、堅持抗爭，就勝利在望了。67 應當說，如果工人有足夠的信心和相對完整的組織，就能頂住第壹階段、第二階段的壓力，就有可能讓政府在第三個階段中承擔起調解斡旋的角色。

　　4、努力尋求建立企業層面的集體談判制度

　　中國現有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並沒有為建立集體談判制度提供充分的條件，但持續高漲的工人集體行動反映了新壹代工人階級已經具備了在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利益訴求的理念，有了這個理念，工人具備與資方抗衡、對峙的實力，進而具備與資方談判的資格和能力就是遲早的事了。當然，要建立集體談判機制，還需要解決不少問題，包括集體勞權的賦予與規制、工人代表的保護機制、集體談判的程序規制、工會相對於資方的地位與談判能力等等。

　　為了將勞資糾紛的解決引入集體談判的軌道，勞工NGO從介入個案時起，就直面以上問題，並為探索解決問題的路徑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工作為建立集體談判制度創造了初步的條件。

　　工人代表的保護

　　在個案中，工人代表保護要面對兩個問題，壹是代表受到資方的打擊報復；二是代表被政府采取強制性手段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在介入個案後，勞工NGO為解決這兩個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當工人代表遭到資方打擊報復時，有律師出面擔任他們的代理人，通過法律程序為他們爭取復工和經濟賠償；當警方在缺少執法理據且違反法定程序將工人以及工人代表拘留後，勞工NGO會組織集體營救行動，勞工律師會協助工人到當地工會和政府有關部門投訴，為他們恢復名譽；在工人及工人代表被檢察機關羅織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律師會出面代理，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

　　在開展上述工作的同時，勞工NGO也在尋求從法律條款與政策層面突破工人代表保護的障礙。例如，2010年8月31日，勞維所發布《關於“深圳經濟特區集體協商條例”（修改草案征求意見稿）的總體建議》，提出，對用人單位拒絕集體協商或者不答復勞方提出的集體協商要約的，由此引發的勞動者停工、怠工，用人單位不得以此解除勞動者的勞動合同。這壹建議試圖針對《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為工人及其代表建立壹個免責條件，使資方無法盜用“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 的理由解雇工人代表。68推動集體談判的地方性立法活動建立集體談判制度需要立法方面的支持，勞工NGO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有力推動了地方立法機構對集體談判的立法進程。在這些個案中，勞工NGO所完成的指導工人代表選舉、策劃和組織工人集體行動；受工人委托參與談判等等具體實踐，都為地方立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2013年10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發布了《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簡稱“條例草案”）。與中國其他省份同類的地方性法規相比，這部條例草案更接近於現實，有些條款是針對廣東地區集體勞資糾紛的現狀設計的。例如，“條例草案”第十六條規定，“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或者企業工會不能正常履行職責的，職工壹方的協商代表在地方總工會指導下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這個條款實際上承認了工人自己選舉的代表具備作為集體談判代表的資格。“條例草案”第十八條規定，“雙方首席協商代表可以書面委托本單位以外的專業人員作為本方協商代表”，該條款認可了勞工NGO、律師事務所等機構的專業人士受工人委托參與集體談判的資格之勢。“條例草案”第五十九條還規定，雇主超過規定時間未對工人提出的集體談判要求予以答復或者無正當理由拒絕談判而引發集體停工、怠工的，不得以職工嚴重違反企業規章制度為由解除勞動合同，也就是說，條款在壹定程度上似乎準備承認工人采取罷工等集體行動的合法性。雖然這些條款在2014年9月25日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中均已被修改或者刪除，但是，在“條例草案”中出現過此類條款，已經顯示了勞工NGO介入個案後對地方勞動立法產生了壹定的影響力。

　　“民間約定”規制勞資集體談判

　　在推動地方集體談判立法的同時，勞工NGO在介入個案的基礎上做了壹次制定“民間約定”的嘗試。2013年10月11日，番禺打工族、向陽花、青島小陳熱線服務部、春風服務部、深圳時代女工服務部、中山打工族、勞維所以及20多名曾經擔任過工人代表的工人聯合發布了《勞資集體談判守則》（以下簡稱《守則》）。

　　巧合是，在該《守則》發布的同壹天，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也發布了前述的“條例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這表明民間與官方都在從各自的角度，就中國工人集體行動不斷高漲的態勢，進行深刻的思考並嘗試做出積極的回應。《守則》發布者在談及起草制定《守則》的動機時稱，中國至今尚無壹部可以稱為法律的集體談判規則，現有的地方性法規與中央部頒規章在其內容方面，無法適應勞資之間的實際情況，如果有壹套相應的規則和程序，勞資雙方的互不信任程度將會大大降低，談判的過程將會更加順利，談判的效果將更加理想；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有規則和程序可循，許多由工人集體運動啟動的壹次性談判將有可能發展成為周期性的集體談判，從而減少以工人集體行動啟動談判的必要性。69該《守則》包括了七章65項條款，內容涉及集體談判的原則、談判代表的產生和職責、集體談判的啟動、集體談判前的準備、集體談判會議、集體談判事項、集體協議草案的審核以及集體談判僵局的解決等等。對《守則》的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這部“民間約定”的深遠意義。第壹，《守則》是近年來首次由勞工NGO和工人代表在廣泛實踐的基礎上共同制定的規則。這份以“勞資自治”為指導思想的《守則》有助於未來中國集體談判立法向適用化、實用化的方向發展，甚至可以為其他領域的立法提供壹種“民間先行自我約束，然後以實踐經驗入法”的立法模式。

　　第二，《守則》在制度設計上強化了工人的力量，規定員工方的談判委員會由工會委員和員工代表共同組成，其中工會委員所占比例不超過三分之壹；員工代表人選可通過工會推薦、員工自薦或者員工推薦等方式產生。這將提高工人的組織程度與談判代表中的工人成份，打破勞資實力不均衡的局面，從而使集體談判成為真正的勞資之間的博弈，並彌補現實中工會相對資方處於劣勢，甚至被資方控制的缺失，使談判的結果能夠體現大多數工人的利益訴求。

　　第三，《守則》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參與制定《守則》的工人談判代表、勞工 NGO 工作人員和勞工律師都曾啟動、參與和組織過多次集體談判，對創造集體談判的條件、解決集體談判中的僵局、組織集體談判會議的程序等都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解決手段。因此，這是壹部在總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訂立的民間規則，它對於解決現實中的勞資糾紛和運作集體談判都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第四，在當前工人集體行動激增的形勢下，最理想的是勞資通過談判解決雙方的利益分歧，並在企業內打造壹個勞資平等博弈的制度平臺，現在看來，《守則》恰好為這個平臺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如果這部《守則》能夠得到資方的認可與遵守，則可在企業內部建立起正規的集體談判機制，使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過程有相應的規則和程序可循，進而降低雙方的互不信任程度，加大集體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守則》可以將很多由工人集體行動啟動的壹次性談判轉變為常規的、規範的談判機制。

　　5、對地方工會形成了“倒逼”效應

　　面對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工人集體行動以及由此引出的對集體談判的強烈需求和願望，全總工會系統上下顯得束手無策。我們認為，這種束手無策並非是技術、能力、意願和膽識層面的原因造成，而是全總系統中缺少“工會基因”。

　　因為缺少“工會基因”，全總工會在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訴求日益上升的同時，只好不斷地對自己的角色做出政治解讀和政治定位。進入本世紀以來，盡管維權壹直是全總的工作重點，各種維權機制層出不窮，但基層工會的“去工人化”，使它失去了代表工人的合法性，更使工會與工人利益漸行漸遠，最終外在於企業的勞資關系。

　　勞工NGO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對全總各級工會都形成了壹種“倒逼”效應。因為工人對工會的態度與立場非常不滿，他們除了在行動中摒棄了企業內的工會外，在行動啟動之後，也不願向地方工會提出援助要求。而勞工NGO則認為，中國的工會法律對工會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職責是有明確規定的，盡管全總工會存在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非是不可解決的，如果能夠置工會於工人的行動之中，不僅可以拉近工會與工人的距離，還可以對工會轉變職能形成壹種“倒逼”的效應。在介入個案後，勞工NGO通常會說服和鼓勵工人將他們的利益訴求告知地方工會，壹些個案也證實，地方工會的介入對勞資糾紛的處理發揮了正面作用。

　　當勞工NGO拉近了工人與工會的距離後，他們實際上是將工人帶進了工會，也將工會帶給了工人。它們利用自身與工人的密切關系，向工人們傳遞了正能量，改變了工人們不信任工會的看法；它們也通過與地方工會的溝通，推動工會履行法定的職責，改變工作作風。

　　勞工NGO對個案的介入還直接推動了基層工會的改組與工會直選。如果我們將時間向後推到2011年的10月份，在深圳市沙井黃埔冠星精密表鏈廠（日資）的2000多名工人罷工後，勞維所受工人委托擔任談判代表，與資方進行了壹次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協議。這場談判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勞資關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開啟了勞資之間通過集體談判解決集體勞資糾紛之先河。但遺憾的是，在這個個案中，自始至終看不到工會的身影。於是，官方媒體與社會媒體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工會在哪裏”的問題。正是從那時起，在其後發生的壹些規模較大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包括，2011年11月現代精密塑膠模具（深圳）有限公司工人罷工、2011年12月深圳海量存儲設備有限公司工人罷工、2012年3月歐姆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的罷工以及在富士康河南鄭州、湖北武漢、山西太原、北京大興、江西豐城等廠區的數十起罷工個案中，各類媒體壹直都在重復地問這個問題。

　　當勞維所受工人委托，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談判並成功地為他們爭取到了權益的時候，這家律師事務所實際上完成了壹項基層工會應當完成的任務，甚至可以說，它在此案中實際上承擔了工會的角色，也造就了壹個“樣本”。隨後，這個“樣本”通過各類媒體得以傳播，其巨大的“倒逼”效應促使地方工會不得不有所作為。就在冠星精密表鏈廠成功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之後，深圳市總工會在 2012 年 5 月指導了歐姆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工人進行的工會直選，該總工會還宣布，對 2012 年到期換屆的深圳市 163 家千人以上企業工會，市總工會將與區、街道總工會聯合指導企業工會按照工會法、工會章程的規定，通過民主選舉進行換屆。70 2013 年 2 月 4 日，富士康集團宣布，將在中國工廠舉行“真正”的工會代表選舉。71 2013 年 1 月 14 日，廣州市總工會出臺“2013 年重點工作安排”，提出在 2013 年開展工會主席直選的試點。72 這些試點如果成功進行的話，將為今後企業層面推行集體談判制度奠定基礎。

　　6、為全總工會轉型提供了壹種可借鑒的模式

　　我們看到，勞工NGO嘗試在個案中將工人的不滿情緒與無序的集體行動引入制度化、有序化的軌道，使工人的集體行動較為成功地避開了現實中的障礙，並且無需經過繁瑣且不確定的公力救濟途徑，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效果。這種引導不但為中國集體談判制度的建設奠定了基礎，也為全總打開了“改革之門”。簡而言之，工人代表選舉、集體談判和工人代表保護是勞工NGO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之後所從事的三項基礎性工作。從個案的角度看，這三項工作是通過和平理性途徑解決集體勞資糾紛的前提；從長遠的角度看，這三項工作為中國工會轉型提供了壹個模式，也開辟了壹條轉型的路徑。

　　中華全國總工會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就是工會轉型。在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的二十年間，全總壹直未能承擔起《工會法》中規定的工人代表角色並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其名不副實的“維權”機制、華而不實的“改革”措施，使這個工會與工人的距離及勞資利益沖突和協調的現實差距日趨加大，示人以“光說不練”

　　的“把式”形象。這種形象招致工人們的厭惡，也辜負了執政黨殷切的期望。

　　全總工會轉型的根本在於從壹個官辦、官僚、官本位的行政機關和雇主的附庸，轉為壹個貼近工人、溶入工人、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因此，在目前以及未來壹段時期內，中國工運的壹個重點內容是將全總“去政治化”和“工人代表化”。

　　在這種轉型中，全總工會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重新獲得工人的信任，具體的工作手段就是工會直選、集體談判和保護工人代表。勞工NGO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對這三項工作進行了充分與有效的嘗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供了可供全總借鑒的轉型模式，這就是，工會以勞工NGO為樣本，主動介入個案，在介入之後，通過工人代表選舉實現工會幹部直選、通過勞資談判推動集體談判機制的建設，通過對工人代表的保護機制在企業層面建立獨立於資方的基層工會。總之，通過對個案的介入，全總應徹底解決“工會在哪裏”的問題，使工會不再唱高調、說空話，而是腳踏實地地為工人做些事情，在建設和諧的勞資關系中有所作為。換句話說，如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執政黨會擔心勞資沖突直接演變成勞政沖突，從而希望工會對工人扮演控制角色，行使“工具”職能的話，那麽，在市場經濟轉型完成、勞資關系已經成為了壹種經濟利益關系後，勞資沖突也就沒有必要再被扯入政治較量當中，在這個時候，執政黨更希望工會能夠成為代表工人的“有牙老虎”，從而形成勞資力量均衡之勢。

　　7、推動了中國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轉型

　　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在壹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失調、集體勞資糾紛失控的問題，為集體勞動關系立法提供了壹股推力，也為此類立法提供了如下可以借鑒的第壹手素材。

　　（1）勞工三權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使工人的組織權與罷工權的立法規制需求驟然擴大，並已成迫在眉睫之勢。這些個案都凸顯了壹個事實，即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並將自己的經濟利益訴求付諸於集體行動。因此，無論法律是否有所規定且如何規定，這些個案已經對集體勞動關系立法提出了強烈的需求。而勞工 NGO 對這些個案的介入過程和具體的工作，在如何組織工人、如何采取理性的集體行動實現訴求等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可以讓立法機構從中得到立法的靈感與立法觀念的轉變，進而完善中國勞動法律中“勞工三權”的建設，這也有助於讓立法機構走出壹直以來“閉門造車”的局面。

　　（2）集體談判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介入成功的個案，均得益於不同方式與內容的勞資談判。此類談判已經孵化出市場經濟中集體談判機制的雛形，其中工人對談判過程的實質性參與更體現了集體談判機制的核心。這種以勞資談判方式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具有對中國集體談判立法的啟迪作用，在談判的啟動、談判的要約與承諾、談判程序、談判行為規範等等方面，勞工 NGO 都已經探索出壹套可參照的規則與程序，這些規則與程序為未來中國集體談判立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

　　（3）工人代表保護機制的立法借鑒。因為中國勞動法律壹直秉承“個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原則，沒有集體勞動關系更沒有集體談判，沒有集體談判也就更沒有工人代表，因此，工人代表保護機制在勞動法律體系中壹直是個空白。而近年工人集體行動劇增後，在勞工 NGO 的協助下和推動下，勞資集體談判個案不斷增加，工人代表不但在實際中存在，而且常常遭到資方的打擊報復和警方的騷

　　擾，因此，對工人代表的保護已經成為必需。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壹直致力於工人代表保護的工作，並針對法律中的缺陷與不足，在政策層面上做了大量的調研與建議工作。事實證明，要使集體勞資關系進入正常調整的軌道，法律必須對在工人集體行動中產生的工人代表提供必要的保護，這不僅是建立勞資之間正常對話談判機制的前提，也關系到政府是否可以在勞資關系中保持公正的立場、中立的角色和社會公信力的問題。而勞工 NGO 為保護工人代表所設計和采取的壹系列措施，可以為這方面的立法提供借鑒。

　　（4）對更新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立法參考。本報告已經指出，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已經無法應對帶有集體行動的勞動爭議，因而如何建立有效的程序去處理此類集體勞動爭議，將是未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立法的重點。勞工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承擔了工人群體代表的角色，並在沒有法定程序的情況下，開拓了壹條有效處理集體勞動爭議的途徑。事實上，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除了對工人集體行動的理性指引，將糾紛導入談判的軌道之外，還旨在促使資方對工人訴求的及時回應，推動政府對糾紛的公正斡旋。

　　而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勞工 NGO 在介入中形成了壹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與規則，包括本報告論及的工人代表選舉、談判要約方式、訴求表達程序、談判會議規則、集體行動的組織與啟動等等，這些都對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立法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勞工NGO的生存正面臨嚴重的障礙，這些障礙嚴重削弱了它們本來可以發揮的作用，也威脅到了它們的生存與發展。在報告期，特別是在201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勞工NGO的生存環境趨於惡化。壹方面，地方政府雖然認識到這些機構的工作對緩解地區勞資關系緊張狀況，對組織工人理性維權和有序行動的重要性；另壹方面，又使用各種不正當、不光明的手段，對這些機構實施打壓。

　　在操作層面，基層政府對待勞工NGO采取的是驅除與限制做法。據春風服務部負責人張誌儒在微博中稱，在2013—2014年間，他的辦公室已經被迫搬遷13次，每當他找到新居，當地警方就會隨影而至，要求房東將他趕走，稱他是“壹名政治上有問題的房客”。張誌儒還稱，他已經記不清在2014年被警方找去“問話”的次數了。同期，番禺打工族主任曾飛洋的處境也不好，微博上的信息顯示，他在2014年9月至年底之間曾經兩次“失蹤”，被警方軟禁在賓館中。73 在裕元案中，春風服務部的工作人員試圖進入罷工現場，指導工人理性維權，但他們受到東莞警方的監視並被“禮送出境”離開東莞。此後，東莞警方多次找張治儒談話，要求他們停止向裕元工人提供任何意見和建議。在遭到拒絕後，東莞警方在2014年4月22日下午將張治儒和他的助手林東分別帶走並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三天後，張誌儒被警方送回，而林東則被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予以刑事拘留，直到5月21日，才以“證據不足”被釋放。

　　在政策法律層面。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理念，提出，要“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壹時間，人們似乎看到了中國各類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希望。但進入2014年後，非政府組織的處境並無改善，反而變得愈加惡劣。據海外媒體報道，在2014年5月至7月，中國政府對在華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進行了壹次摸底調查。調查對象是“境外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包括協會、學會、商會、研究院（所、中心）等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其它經濟組織的常駐代表機構等”；調查的內容包括“組織、人員、中方合作單位、項目和資金等”。74 另據媒體報道，這次調查的範圍並非僅限於在華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有數家勞工NGO組織也受到了調查。75此項調查應當是為中國政府進壹步限制非政府組織的措施提供依據。2014年10月16日，廣州市民政局發布《廣州市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征求意見稿）》。在該《細則》中，充斥著 “取締”、“查處”、“移送司法機關”等帶有暴戾之氣的詞語，提出要將“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組織名義進行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定義為“非法社會組織”而予以取締。該《細則》征求意見稿壹經發表，隨即招來社會各界的抨擊。清華大學的壹位副教授稱：“廣東是社會改革創新的前沿，…… 但這樣的《細則》，除了會在當地影響部分政府有意限制的組織外，也是壹個與法治意義不符的示範效應，在其他社會組織觀念更保守的地方，這種效應傳遞可能造成更負面的影響。”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更呼籲，政府對壹些現行政策下無法註冊或工商註冊的勞工服務、LGBT等組織，就算不做加法，也不要做減法，應當對“非法社會組織”有壹個清晰的定義。76 2014年10月23日，番禹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向廣州市民政局遞交了《關於停止制定<廣州市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的意見書》，該《意見書》中除了強調《細則》違背法律的基本原則和邏輯外，還認為《細則》違背了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77無論政府如何打壓，都無法阻止勞工NGO的發展勢頭，在它們的引導下，被外界視為“動亂型”（unrest）的工人集體行動正在轉向“談判型”、“工運型”

　　的運動，正在趨於組織化和理性化，並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壹個組成部分。

　　當然，勞工NGO的存在將是階段性的，這個階段是全總工會從“缺位”到“就位”

　　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勞工NGO所起的作用是探索中國工會工作模式、樹立工會轉型樣本，為工會培訓和儲備幹部。因此，地方政府和全總工會應當善待這些勞工NGO，與它們在合作的基礎上，共同探索中國集體勞動關系的發展方向與調整機制。

　　結論

　　基於本報告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描述與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壹，集體行動正在從企業層面發展到地區與行業層面。在報告期，集體行動個案在壹些地區持續蔓延，尤其是在東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呈現由點至面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說，個案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於發生個案的企業，而是擴展到了企業的周邊地區。盡管鮮見企業之間工人的聯合行動，但以“工潮”兩字形容這些地區工人集體行動的態勢應不為過。在報告期，壹些地區還出現了行業內的聯合行動，例如，在黑龍江、湖北等地中小學教師同時罷課的個案。

　　這種“工潮”形成的趨勢說明，勞動者的權利意識、組織意識和行動意識正在提升，即使在缺少正式組織作為召集人和代表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通過集體行動為自己爭取權益。

　　第二，集體行動的訴求出現了新的特點。大量的個案是由個別事件引發的，例如，反對資方修訂規章制度、發現資方未能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等，但是在行動真正啟動後，工人會出現多種訴求，甚至最初的訴求反居其次。工人訴求的多元化，為勞資雙方提供了較大的集體談判空間。

　　在報告期內，由於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加劇，加之企業的產權交易活躍，引發了大量“分手型”的勞資糾紛，特別是在 2014 年，此類糾紛大幅度增加並帶有“算總帳”的特點。在這類糾紛中，工人們提出的訴求絕非經濟補償金壹項，他們經常會追討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的各種權益。

　　在提出的訴求中，工人們對法律依據的尋求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在追討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時候，訴求是以社會保險法律政策的標準為依據的，例如計算的基數、繳費的比例等等；在追討經濟補償金的時候，他們又會拋棄現行的法定標準，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報告期，追討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成為主要訴求，這類訴求表明，工人已經認識到了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現實意義。壹部分受雇時間較長的工人，正在逐漸接近退休的年齡，他們開始意識到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對後半生的重要作用；他們也意識到，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的的數額總和已經達到了工資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因此絕對具有爭取價值。這類訴求也提示社會保險政策的制定者們，在社會保險費率的確定、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需要充分聽取勞資雙方的意見。

　　第三，集體行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報告期，互聯網為缺少組織資源、權力資源和活動資源的工人提供了群體聚合、協調行動、爭取支持和傳承經驗的便利。78 事實上，在集體行動發動前，QQ 群、論壇、微信群等方式常常被作為動員的工具，在行動啟動後，又被作為討論行動策略、投票決定策略、表達行動訴求的途徑。工人的訴求書大多也是通過互聯網送達政府官員的，這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群體上訪對政府官員產生的心理壓力，也更容易被政府方面所接受。在行動進行中，工人們還通過社會媒體，隨時發布行動信息，與外界保持互動，以爭取各界的支持與同情。

　　盡管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處於自發形態，但行動者基於自身的結構性力量，如工作崗位的關鍵性、自身技術的稀缺性、對法律的認知程度等等，仍然會啟動和持續他們的集體行動。79 雖然我們無法了解大部分個案的具體組織過程，但從個案提供的信息中，可以得出工人行動組織性正在增強的結論。首先，集體行動個案表明，工人們正在從過去的“回避沖突”走向主動發起行動來爭取權益，例如，從過去在權益受到傷害時辭職到以集體行動爭取增加工資和改善福利待遇。

　　而主動發起行動的前提，壹是對資方的行為保持有壹定的警覺性，例如，覺察到資方在悄然轉移設備、在與其他公司進行產權交易等等；二是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要具備這兩個前提，就需要在行動啟動前，完成大量的查詢、認證、聯系、溝通和策劃工作。

　　再者，在工人的集體行動中，出現了工人代表。這種現象說明，工人代表不再像過去那樣藏而不露，而是可以站出來表明自己的身份並承擔組織的責任。這樣壹來，資方就有了談判對話的對手，政府也有了進行調解斡旋的對象。

　　最後，在行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的同時，行動的理性成份大大提升。在報告期，帶有暴力性的行動，如損壞工廠設備、對管理人員進行人身肢體攻擊等等已經成為個別事件，工人們壹直使用現有的途徑來表達訴求，例如，以代表上訪、團體上訪的方式，爭取政府官員的介入；提出具體的談判要約，要求資方與之談判解決訴求。這些理性的行動方式的確是他們組織化程度提高以及自信心提升的表現。

　　第四，政府的角色發生了轉變。我們看到，各級政府正在逐步改變在勞資關系中偏袒資方的做法，嘗試找到壹個中立的位置。立足於這個位置，政府對工人集體行動的壓制策略有所改變，開始在勞資之間進行斡旋，促使勞資雙方通過協商談判解決糾紛。我們看到，在相當壹部分個案中，政府往往在開始時是以“維穩”為目的介入的，但在發現工人的組織化程度提高、壓制代價較高時，便會轉而持中立的態度。特別是在廣東地區，面對頻繁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地方政府的態度已經趨於寬容，回應的手段也變得愈加從容。當然，在報告期內，仍然不乏政府出動警察阻止工人行動者走上街頭遊行或者堵塞交通要道的事例，這導致了雙方的肢體沖突，並有壹些工人被警方施以短暫的行政拘留。不過，這類懲罰已經不足以對工人形成恐嚇效果了。

　　第五，地方工會開始有所行動。在報告期內，面對工人集體行動高漲的態勢，全總工會系統處於被動應對的狀態，甚至給世人以壹種“迷失了方向”的印象。

　　可以佐證這壹結論的事實是，全總最高機構並無有效的對策出臺，仍然固守著陳舊的官辦工會理念、沿用著傳統的工作模式，仍然在它的“工作重點”中，打著“思想和行動與黨中央保持統壹”的旗號，提出加強對各級工會及工會幹部的政治依附性教育，仍然繼續著對工人進行不合時宜的“勤奮勞動”、“建功立業”

　　理念的說教。在調整勞資關系方面，全總並未利用工人集體行動提供的契機，在企業順勢建立和推廣真正的集體談判制度，而是繼續按照固有的模式，替工人們進行著“工會組建”和“集體協商”。當這兩項工作歷經二十年的時間已經被證明沒有實際意義與效果的時候，全總的各級工會卻繼續沈浸在壹個由虛擬數字構成的遊戲中“自娛自樂”。

　　但是，工人集體行動、社會媒體、政府立場等多種變量已經形成對全總運作模式巨大的挑戰。據我們對中國工人運動十多年的持續觀察，中國的勞資關系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全總如果繼續固守原有的運作模式，將會導致它與工人之間以及企業勞資關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在報告期，我們也看到，在工人集體行動的壓力與推動之下，壹些地方工會正在進行著改革的嘗試。發生在珠三角地區的壹些個案顯示，這些工會正在拋棄固有的運作方式與工作模式，對社會負面輿論與工人批評作出反應，但是這些反應仍然僅限於個案，而作為組織規模超大的全總，“船大難掉頭”，我們仍然看不到整體應對策略的變化。

　　第六，勞工 NGO 的角色正在發生轉變。在工人集體行動的推力之下，勞工 NGO 將從生長期進入成熟期，並將在職能方面發生轉型，即從對工人個體的維權與基礎培訓轉向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並將其引至集體談判層面，也就是說，勞工 NGO 正在登上中國工人運動的舞臺。在這種轉型過程中，勞工 NGO將在培育工人團結意識、提高工人談判水平，探索本土化的集體談判制度乃至開拓中國工會出路等方面承擔重要的角色。

　　工人集體行動盡管仍然有其自發的性質，但報告期的個案揭示，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工人們的自信心正在提升、階級意識正在走向成熟、行動手段正在走入理性、組織化程度正在增長，這類行動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個案的基礎上，壹批工運領袖正在成長，他們最終會成為中國工會的壹支生力軍，並引導中國工運。同時，這些集體行動個案也對中國政府執政理念的具有建設性的意義，更對中國工會的改革形成了強烈的“倒逼”

　　效應。

　　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第七期工人運動觀察報告。在報告期內，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 6694 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繼續呈增長趨勢，並隨著企業的遷移和新興行業的興起，從沿海城市向內陸省份、從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擴散。這顯示，集體勞資關系正在企業層面形成，為工人組織和勞資集體談判創造了條件。報告期內，伴隨著反腐敗的深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意識到，壹方面反腐敗為中共領導層贏得了巨大民意支持，另壹方面包括企業工人在內的普通百姓，對自身利益在經濟發展中所處的不公平地位也迅速覺醒。包括勞資矛盾在內的社會矛盾激化程度，已經越過了政治和民生臨界點，並直接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為此，在報告期內，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次由最高層自上而下發動了群團組織改革。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改革被定為群團組織改革的重點。中共最高層破例自上而下推動全總改革，旨在使工會能夠在企業層面代表工人通過集體談判參與初次分配，提高工薪階層家庭收入，縮小貧富差距，重建政權合法性。

　　本報告分為三個部分，第壹部分概括總結報告期內發生在全國各地各類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隨著企業層面集體勞動關系的快速形成，勞資關系的調整機制卻仍然停留在個體勞動關系層面，工人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仍然沒有話語權。面對生活需要，越來越多的工人不再坐等制度，而是選擇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反抗違法侵權和提出工資訴求。第二部分通過個案分析，呈現中國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工作過程，嘗試總結這些組織在將工人集體行動導入集體談判軌道的過程中，所創造的可復制工作模式。第三部分析 2015 年開啟的工會改革。首先分析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啟動此次改革的深層原因，然後描述了全總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後將全總改革措施及其宣稱的成果與現實情況進行比較，提出全總並未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進行改革。因此，工會改革必須進壹步深化。最後對全總深化改革提出了建議。

　　在本期報告中，我們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勞工 NGO 的工作和全總改革的觀察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壹，工人集體行動的發展勢頭趨於強勁。在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中央政府實施去產能戰略、傳統制造業衰落、新興行業掘起的大背景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呈現出行業全面擴散的趨勢，尤其表現為，傳統制造業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比重下降，服務業和新興行業（例如快遞、送餐及“互聯網＋”等）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比重上升。

　　第二，工人集體行動呈區域蔓延趨勢。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迅速向內陸省份擴展。報告期內，發生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的個案均居各省首位。

　　第三，工人的集體行動從過往以抗議和發泄不滿為主的無序階段，正在快速進入到更加理性的有序談判階段。這表現為，工人行動的組織性大大提高，行動的工具多樣化，行動的目標趨於統壹。個案顯示，集體行動中的工人們雖然沒有工會組織的支持，但通過勞工 NGO 的協助，卻能夠迅速掌握集體談判的策略和技巧，並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談判代表成功爭取共同的訴求。

　　第四，勞工 NGO 對於工人轉變維權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中探索出壹套工作模式，包括統壹工人訴求、選舉工人代表、培訓工人代表、指導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保護工人代表等等內容。這套模式為中國工會改革提供了樣本。有理由相信，如果總工會各級工會組織能以這壹工作模式為參照，參與到工人集體行動中，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將快速形成，更加公平的企業壹次分配將可以實現。

　　第五，中共最高領導層親自啟動了全總此次改革。中共作為執政黨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急速惡化的社會矛盾源於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貧富差距源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最重要的環節是企業工資分配不合理。中共希望通過提高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緩解總體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從而為政權合法性找到新的基礎。中共最高層對全總寄予厚望，並親自啟動工會改革。

　　第六，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啟動全總改革，要求各級工會去除“四化”（ 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強“三性”（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兩年多來，全總在去除“四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各級工會的組織體制、管理模式、運行機制和活動方式等方面都有所改觀。但是，在增強“三性”方面卻沒有什麽起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僅僅是各級工會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學習和考核的內容，並沒有真正成為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反映在工會的具體工作中就是，各級工會仍然遊離於企業勞資關系之外，企業層面的工會組織仍然處於老板和管理層的控制之下，工人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仍然沒

　　有話語權。也就是，工會改革以來全總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進展，無論是與中共最高層解決分配問題的期望，還是與企業工人的實際要求，均存在著巨大差異。

　　第七，本報告提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改革重點，在於重建工會的身份。首先，在企業層面，工會必須由企業工人選舉產生，才能將企業工會從雇主和管理者的操控中解脫出來，企業工會才能真正代表工人與老板和管理者就工資待遇、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工時休假、保險福利等進行談判。另外，各級工會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必須由具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者擔任，才能確保工會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由社會主義者主導工會工作，在叢林法則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重要。

　　第壹章 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總體觀察

　　在報告期內，中國勞工通訊共收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6694 起。

　　1 這些個案表明中國

　　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處於高發期和上升期，各行各業工人表達利益訴求和實現自身利益，首選手段仍然是訴諸集體行動。例如，即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拖欠農民工工資，並不斷出臺各類措施，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施以各種懲罰。但是，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建築業，欠薪問題仍然大量存在。建築業錄得的集體行動個案達到 2595 起，占比接近四成。在隨互聯網經濟興起的行業裏，我們也錄得 60 起工人集體行動，行動者主要是外賣送餐員和快遞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主要來自於網絡自媒體，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統計部門沒有動力對這類信息進行系統統計，官方媒體更不會發布此類信息。因此，我們相信，我們收錄的個案只是實際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壹小部分。

　　從地區分布來看，工人集體行動繼續由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在 6694 起個案中，廣東省以 896 起個案居於全國首位，其中，發生在廣東省制造業、服務業的個案數量居各省首位。集體行動高發的前 12 個省份中，有 8 個是內陸省份，包括河南（507 起）、河北（421 起）、四川（365 起）、陜西（302 起）、湖北（245起）、安徽（242 起）、山西（223 起）、北京（194 起）。其中，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數均居各省首位。

　　雖然中國政府在統計和信息發布上對於工人集體行動向來諱莫如深，但也承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高居不下的嚴重性。2015 年 3 月發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承認，當下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突出，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艱巨繁重。”

　　壹、對工人集體行動的分行業觀察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發生最多的是建築業（38.77%），其次是制造業（26.45%），服務業（10.85%）和交通業（10.71%），采礦業、零售業、教育業居後。

　　1．建築業

　　報告期共錄得 2595 起建築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廣東、山東、河北、四川居前 5 位。建築業的工人集體行動絕大多數發生在房屋建築業和建築安裝業。有少量個案發生在土木工程建築業，如鐵路、道路、隧道和橋梁工程，這些工程的發包方為地方政府。在建築業集體行動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 1376 起、國有企業 363起、港澳臺資企業 2 起、外資企業 1 起，另有 853 起所有制不詳。

　　2

　　在訴求方面，建築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以追討欠薪為最常見訴求，超過 99%的個案由雇主拖欠工資引發，此外，有少量個案涉及建築公司關閉、搬遷引發的裁員或追討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問題。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建築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和遊行。與其他行業相比，建築業工人會采取威脅跳樓的方式來達成訴求，而以罷工抗爭則較為少見。

　　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有 639 起個案出動了警力、34 起由政府調解、23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97 起工人被抓捕。

　　2．制造業

　　報告期共錄得 1770 起制造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這些沿海省份居於前 4 位。制造業的工人集體行動，紡織、服飾、制鞋等行業占比最高，達 354 起（20%）；其次是電子制造業，有 261 起（14.75%）；在重工業如鋼鐵、鋁業、化工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也不少，合計個案 156 起（8.81%）；汽車、造船業則有 103 起（5.81%）。在制造業集體行動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1003 起、國有企業131 起、外資企業 122 起、港澳臺資企業 130 起，另有 1385 起所有制不詳。

　　在訴求方面，制造業的集體行動中追討欠薪是最常見訴求，占個案的 75.48%。除了追討欠薪，工人也會要求經濟補償金（15.64%）、社會保險費（11.58%）。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制造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及靜坐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罷工或堵路。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585 起出動了警力、89 起由政府調解、3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131 起工人被抓捕。

　　3. 服務業

　　報告期共錄得 726 起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廣東、江蘇、河南、浙江、四川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服務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多發生在餐飲業，有175 起個案（24.10%），發生在酒店業也有 103 起個案（14.19%）。在服務業發生個案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535 起、國有企業 60 起、外資企業 4 起、港澳臺資企業 3 起，另有 124 起所有制不詳。

　　在訴求方面，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597 起（82.23%）；其次有 57 起（7.99%）是抵制裁員的訴求和 43 起（5.92%）要求增加工資的訴求。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服務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靜坐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124 起出動了警力、27 起由政府調解、3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2 起工人被抓捕。

　　4. 交通業

　　報告期共錄得 717 起交通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山東、四川、江蘇、陜西居於前 5 位。交通業工人集體行動占比最高的是出租車司機，為 454 起（63.23%）。

　　另外，公交車司機、快遞員工及打車軟件司機也是主要集體行動主體。在交通業個案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所占比例最大，為 595 起（71.8%），國有企業 12 起、外資企業 2 起、合資企業及港澳臺資企業各 1 起，另有 105 起所有制不詳。

　　在訴求方面，交通業工人的集體行動以傳統訴求如打擊黑車及三輪車（30.26%）和降低管理費（10.32%）為主。另外，打車軟件司機也會發起集體行動，他們的訴求主要是抗議政府部門及出租車司機的釣魚執法、抗議公司的管理政策或補貼過低。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交通業工人的集體行動主要方式是罷工/罷運，此外工人的集體行動方式還有抗議/遊行及靜坐。出租車司機往往以圍堵、“釣魚”等方式與黑車及打車軟件司機發生沖突。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172 起出動了警力、14 起由政府調解、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33 起工人被抓捕。

　　5. 零售業

　　報告期共錄得 212 起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江蘇、山東、四川、河北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多發生在商場、百貨公司，有 48 起個案（22.64%）；發生在超級市場有 41 起個案（19.34%）。在零售業發生個案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158 起、外資企業 15 起、國有企業 9 起、合資企業6 起、港澳臺資企業 2 起，另有 22 起所有制不詳。

　　在訴求方面，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162 起（76.42%），其次有 33 起（15.57%）的訴求是追討經濟補償金，有 31 起（14.62%）的訴求是抗議裁員。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零售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靜坐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47 起出動了警力、3 起由政府調解、5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3 起工人被抓捕。

　　6. 采礦業

　　報告期內共錄得 235 起采礦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陜西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采礦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主要發生在煤礦，有220 起（93.62%）。在采礦業個案的企業所有制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72 起、國有企業 74起、合資企業 4 起、港澳臺資企業 1 起，尚有 84 起所有制不詳。

　　在訴求方面，采礦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193 起（82.13%）。其次有 17 起（7.23%）的訴求是追討社會保險費，有 15 起（6.38%）的訴求是追討經濟補償金。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采礦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次是靜坐，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堵路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47 起出動了警力、1 起由政府調解、3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12 起工人被抓捕。

　　7. 教育業

　　報告期共錄得 206 起教師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北、河南、江蘇、湖北、湖南發生的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有 160 起個案發生在中小學，所占比例為 77.67%，另有幼兒園教師的行動 18 起（8.74%），鄉村民辦教師的行動 16 起（7.77%）。

　　在訴求方面，教師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有個案 89 起（43.20%），其次有 62 起（26.38%）是增加工資的訴求，有 53 起（22.55%）是追討社會保險費的訴求。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教師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罷工或靜坐。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56 起出動了警力、4 起由政府調解、2 起由政府由主持了談判、19 起教師被抓捕。

　　二、工人集體行動的背景因素分析

　　報告期內，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投資、出口市場乏力，國內消費不足，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速從 2014 年的 7.7%連續下降到 2017 年的 6.7%。中央政府意識到當下的經濟面臨“國內結構性問題突出、風險隱患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多重困難”，3 故此通過壹系列的調控措施試圖調整產業結構、穩定經濟增長。中共中央於 2013 年 11 月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4 年 2 月 28 日召開小組第二次會議，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42014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把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中央政府提出從傳統制造業轉向先進制造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的戰略。

　　5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舊動能弱化、新動力激發，傳統行業如鋼鐵、水泥、煤炭、服裝、電子制造等走下坡路，而新興行業如互聯網平臺經濟快速掘起。這些因素對各行各業工人的權益形成巨大影響。夕陽產業的退出，要解決企業工人的補償和退休問題，新興行業的升起，要確定工資、福利、工時、社保等待遇問題。比如去產能過程中，由於沒有工會代表工人參與其中就非常具體的利益和權益問題進行協商落實，也許對彼時的官員們來說實現了強行過關，但是，對於其間涉及的千千萬萬家庭來說卻事關實際利益甚至生存，爆發是早晚的事。而新興產業在沒有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協商談判的情況下，低工資、長工時、沒有社保等對家庭生活造成的影響，更是在短期內便顯現出來。

　　不過，無論是夕陽產業還是新興行業，千千萬萬工人和他們的家庭為了生活下去，便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為主要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分析報告期間數千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我們觀察到引發工人集體行動有如下幾個主要原因：

　　1．去產能的產業結構調整

　　國務院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經濟發展要從依靠要素投入轉為依靠創新驅動。2015 年 11 月 10 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壹次會議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

　　6 在

　　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初期，去產能的重點是鋼鐵業和煤炭業，隨後又加入了水泥、玻璃、電解鋁和船舶等行業。以鋼鐵和煤炭業為例，截止 2017 年底，煤炭行業去產能已完成5.4 億噸、鋼鐵行業去產能則逾 1 億噸。

　　7

　　這些去產能的企業多為國有企業，它們猝然要面臨減產停工、關停出清，有些“僵屍企業”則被關閉或者與其他企業兼並重組。這些企業大量的工人也面臨著與企業相同的命運，僅在 25 個產煤地區就至少有 150 萬工人面臨安置問題 — 重新定編、定員、定崗；或是內部退養、轉崗。8 為避免上個世紀末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工人下崗無保障、後遺癥長期存在的情景再現，中央政府發文要求妥善安置職工。2017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 5 家部門發布《關於做好 2017 年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中職工安置工作的通知》，強調要“依法處理勞動關系，加強社保銜接，註重風險防範”，以確保分流職工就業有出路、生活有保障，不發生因職工安置引發的規模性失業和重大群體性事件。

　　然而，壹些去產能行業的企業習慣於采取降低人力成本的措施來應對經營變化，因而在面臨倒閉的狀況下繼續選擇犧牲工人利益的措施。在報告期間，去產能行業的企業在裁減工人、轉產關閉的同時，繼續拖欠工人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或者在未征求工人意見的情況下出臺安置方案。在此類企業中的基層工會僅僅是遵照政府去產能的進程安排，負責所謂的“再就業與再創業扶助”，它們既不代表工人發聲，也沒有幫助工人拿到合理的補償，面對工人的權益受損無所作為。於是，在去產能策略的落實過程中引發了大量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2015 年 5 月，吉林省通化市通鋼集團因效益不佳開始裁員，男性工人凡年滿 50 歲、工齡滿 30 年者被全部“內退”，內退期間企業只支付當地的最低工資。此舉引發工人不滿，數百名工人連日上街抗議。

　　2016 年 3 月，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集團不存在拖欠工資問題。3 月 9 日，龍煤集團下屬雙鴨山煤礦被長期拖欠工資的上萬名礦工沖上街頭遊行抗議，打出“陸昊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還我血汗錢”的標語。

　　2016 年 3 月 29 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北區宣布停產並裁員 1500 人。4 月 5日，被裁減工人因對企業安置方案不滿而堵路抗議。

　　顯然，在利益無處不在的市場經濟下，靠中央政府發布通知的方式，既無法強制企業保障工人利益，也無法強制地方政府保障轄區內受影響工人的生活。而牽涉其中的工人們，當具體利益和權益受到損害並已經直接影響到生活甚至生存的時候，他們會把企業領導和地方官員關於“明天更美好”的說法視為公然欺騙和羞辱並被激怒。在被欺騙、被羞辱所激起的憤怒情緒驅使下，采取集體行動便是工人們的唯壹選擇。而且，他們深信，只有把事情鬧大，而且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引起關註，才有可能解決問題。而現實中也確實如此，所謂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理性提出訴求要求協商談判則會被威脅甚至抓捕。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工人們在面對利益受損甚至生存受到威脅時便往往會選擇突發集體行動而非集體協商談判。

　　2．傳統制造業的倒閉、撤資、搬遷

　　在報告期內，隨著勞動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傳統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空間也在不斷縮小，過去“三來壹補”以低勞動力成本、低制造水平、依賴出口外貿為主的“世界工廠”模式需要轉型。當面臨著通貨膨脹、成本上漲、匯率變化等問題時，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企業發現，過去廉價加工、壓縮人力成本的方式難以為繼，它們在經濟結構轉型中接二連三地倒閉、關廠、撤資或者搬遷。例如，2008 年，廣東省政府首次提出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又稱“騰籠換鳥”）戰略，希望將傳統制造業轉移出去，將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到 2017 年，廣東省的經濟發展戰略已轉移到創新驅動發展，區域創新能力躍居全國首位。9 被稱作“世界工廠”的東莞市政府自 2014 年起連續 3 年每年拿出 2 億元支持企業“機器換人”的專項計劃，珠三角其他地區也逐漸謀求以技術紅利取代人口紅利，以高新產業取代低端加工。在此背景下，珠三角地區的傳統制造業企業遭到了巨大打擊。例如，東莞市於 2008 年底經歷了制造業企業倒閉搬遷潮，當時 3500 多家玩具廠只剩數百家，10 倒閉搬遷的趨勢持續到 2015年。在這壹年，全市共有 268 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關停、破產、註銷，362 家外資企業關停、外遷，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11傳統制造業企業的倒閉搬遷使受雇於這類企業的工人受到影響。以低成本加工為主的制造業企業如制衣廠、制鞋廠、玩具廠、電子廠等或關廠、或倒閉、或撤資轉股、或搬遷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中西部省份和東南亞國家。受到影響的工人因為欠缺知情權和話語權，又沒有工會代表自身利益，在權益方面受到極大損害。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壹，企業經營狀況變差，為減少成本轉而降低工人的工資、削減法定的福利待遇。

　　第二，工廠突然倒閉，企業老板卷款而逃，工人討薪無門，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也無處追討。

　　第三，企業在搬遷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區時，常常強行解除工人的勞動合同，並拒絕為被解雇的工人支付合理的經濟補償金。

　　第四，企業在轉讓股權或資產轉移、撤資時，剝奪了工人的知情權，對工人的安置方案也未征求工會或員工大會的意見。

　　第五，在企業易手之後，新的雇主隨意降低工資和福利，在將工人的工齡歸零的同時，要求工人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甚至強行裁員。

　　第六，傳統制造業企業在遇到經營生存困難時，雇主進壹步采取克扣工資、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費、拖欠加班工資、克扣法定福利等方式來降低成本。

　　在報告期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工人集體行動，正是沒有工會代表、沒有勞資談判機制的直接後果。在這類企業中，雇主長期以削減勞動成本作為應對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

　　同時，工人們缺少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在追討權益的過程中，他們又面臨著勞動仲裁、審判程序過長、判決執行難度大等等困難。在企業正常運行期間，他們面對強勢的雇主，多以辭工的方式表達不滿。但當企業出現倒閉、搬遷、所有者變更的情況時，他們會意識到這是追討權益的最後機會。此時，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會在雇主刻意回避所應承擔的責任時爆發，在勞資之間缺乏溝通談判機制、企業工會不作為的情況下，工人們會選擇以集體行動來表達不滿和訴求，甚至將地方政府列入行動的對象。

　　2015 年 10 月 8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福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突然宣布倒閉， 3000余名工人聚集抗議，要求管理層解決欠薪和經濟補償問題。工人還圍堵了當地政府辦公場所，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2016 年 3 月 5 日，位於廣東省的統壹集團長營電器（深圳）有限公司搬遷，2000 工人罷工要求賠償。據工人透露，該公司要搬往惠州市惠東縣，但資方在將設備搬空的情況下，未就賠償問題給出合理交代，引發工人不滿。

　　從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重慶、長春、成都三家可口可樂公司的裝瓶廠工人全面罷工，導致工廠停產。罷工起因是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將在華瓶裝業務出售給兩家中資公司，工人們要求清算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

　　3．新興行業的不規範用工

　　經濟結構轉型壹方面以供給側改革為主，促進先進制造業取代傳統制造業，另壹方面則以消費來擴大內需、培養服務業與新興行業等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最近幾年，基於互聯網平臺，電子商務、物流快遞、外賣團購、打車軟件等共享經濟行業得以迅速發展。互聯網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增長點，也是新的就業增長點，據估計，2017年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人數約為 7000 萬人。

　　12

　　在這些新興行業中，快遞業的發展尤為突出，近年來壹直以每年超過 50%的速度增長。2017 年，全國的快遞業務量達到 400.8 億件，連續幾年位居世界第壹並占世界總量的 40%以上，行業收入已達到 4957.1 億元。

　　13 然而，在快遞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數百萬

　　從業者卻壹直受制於該行業普遍采用的“直營＋加盟制”。按照這壹制度，大部分員工與加盟網點之間是業務代理關系，這種不規範的就業模式使得從業者與加盟網點之間無法形成正式的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按件計酬。

　　14 由快遞業衍生的外賣速遞業也是如此，

　　在基於“自營＋代理（第三方配送公司）＋眾包（個人兼職）”的結合方式的送餐物流系統中，大部分騎手只能通過手機軟件與外賣公司形成業務關系，他們的報酬也采取計件形式，也無法享有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待遇。15在互聯網經濟等新興行業中，從業者與加盟網點、網約平臺之間盡管不存在傳統的勞動關系，但這並不能否定他們的勞動者身份和應當享有的勞動權益。事實上，隨著此類行業的發展，從業者勞動權益受損的問題日趨嚴重。壹方面，平臺方以嚴格的程序和苛刻的制度來管理業務過程；另壹方面，從業者缺少權益的申訴渠道和談判手段。盡管近年來全總的地方工會試圖組織和發展從業者加入工會，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以完成入會指標為目的，而非為了代表從業者參與工資分配的集體談判，更不能讓工人指望工會維權。因此，當他們對管理制度、勞動報酬、工作環境等不滿時，只能訴諸集體行動。

　　根據我們收錄的個案，僅 2017 年壹年，外賣送餐員的抗議或罷工個案就有 11 起。

　　2017 年 8 月 8 日，江蘇省宜興市美團的騎手舉行罷工，抗議平臺方降低配送費，要求支付補貼和交通事故賠償金。據騎手們稱，他們拿到的配送費已經從過去的每 4.3 公裏 10元降至每 4.1 公裏不到 7 元，高溫津貼從壹單 1 元降到了 5 角。

　　4．新興行業的企業經營困難

　　壹方面，新興行業用工模式特殊，既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對雇主責任界定不清、對勞資關系無明確規定導致從業者權益受損；另壹方面，這些行業中存在激烈的競爭，在經營困難的企業中，從業者權益更難得到保障。過去幾年間，在中央政府“互聯網＋”經濟戰略的推動下，網約平臺、共享經濟類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蜂擁而上，企業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價格戰、流量戰成為企業生存的主要手段。大量企業在壹兩年內因為運營模式不穩定、資金鏈斷裂、邊際效益下降而遭到市場淘汰。例如，團購網站在 2011 年有 5000 家，之後 3 年驟減至 200 家；P2P 網貸平臺 2015 有 3400 家，2016 年降至 2300家。16 2016 年中國經營共享單車業務的公司有 20 多家，但時隔壹年，就有數家公司在激烈的競爭倒閉：2017 年 6 月 19 日，悟空單車停運、2017 年 6 月 21 日，3Vbike 共享單車停運、2017 年 8 月 10 日，釘釘單車倒閉。

　　新興行業的企業在接受新的經營模式、開拓新的市場、制造新的產品的同時，沿襲了傳統行業的勞動管理模式，以削減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支持創業，不少企業依然會拖欠工資、社會保險費，實施苛刻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在企業因經營困難倒閉之後，資方往往無力償還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從業人員在尚未分享到新興經濟發展紅利之前，就已經嘗到了市場競爭的苦果，進而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追討他們的權益。不過，從另壹個角度看，新興行業又可以作為集體談判的試驗場，如果能夠在這裏建立起行業的集體談判機制，則可以及時化解勞資矛盾。

　　2017 年 6 月 22 日，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摩拜單車青山維修廠的工人舉行抗議行動，他們在武漢市某地鐵站外摩拜單車的停放處懸掛橫幅討薪。據參與行動的工人稱，摩拜單車自 2017 年 2 月建立青山維修廠後，就壹直沒有給他們支付工資。

　　2017 年 9 月，酷騎單車因無法全部退還用戶押金而策劃轉讓。10 月 1 日，浙江省杭州市十幾位負責單車維修的工人舉行抗議行動，要求償還被拖欠的工資。據參與行動者稱，公司方的答復是，沒有錢了，就地解散。此後，酷騎單車多家分公司的工人在不同城市舉行追討工資的抗議行動，人數超過 300 名。

　　三、工人集體行動的特點與趨勢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各行各業風起雲湧的工人集體行動不僅體現了勞資沖突的集體化、規模化、常態化，也揭示了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在報告期內，中央政府對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從中共十八大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中共十九上大被重新定義為“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前者強調“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拉開收入差距，後者則註重平衡發展，要註重合理分配；前者鼓勵競爭創造財富，後者則著重財富的公平合理分配。而勞資之間利益分配的矛盾便是“不平衡發展”的壹個主要方面。從工人在集體行動中提出的諸如追討工資、社會保險費、經濟補償金，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資與福利等等訴求來看，現實的勞資矛盾的確也已經集中在了分配這壹主題之上。工人們意識到，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年間，他們並沒有合理地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反而壹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權益受損的困境。因此，中共十九大將財富分配確定為未來發展和改革的重點，能夠反映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現實。

　　財富的合理分配，在勞資之間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工資、職業健康、生產安全、工時、社保等。勞資之間的合理分配方案，需要工會代表工人通過集體談判才能實現。而在現實中，由於中國工會不具備集體談判職能，以至於工人在分配方面完全受制於雇主。以工資為例，在受雇之初，工資標準由雇主決定、工資支付方式由雇主來定；在受雇期間，實發工資的數額由雇主來定；在勞動關系解除之時，能否拿到被拖欠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仍然要由雇主來定。

　　盡管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已經形成多樣化，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共存，國有企業與私營、外資企業並存，但無論在哪類產業或哪類所有制的企業，工人們都面臨著分配過程中利益代表與話語權缺失的共同問題。在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長達 17年的追蹤研究中，我們看到，工人的行動訴求始終圍繞著分配這個主題，他們在追討被拖欠的權益的同時，也在追討著在分配方面的話語權。

　　在報告期內，我們觀察到工人集體行動有如下特點與趨勢。

　　1．行動訴求趨同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呈持續性的高發、頻發和全方位蔓延趨勢，這壹再印證了勞資關系集體化的趨勢。換言之，中國工人的整體權利意識正在覺醒，覺醒後的工人很快會采取集體行動，用行動說話。這些訴求在報告期內有趨同的態勢。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就是工資，在我們收錄的 6694 起行動個案中，有 5177 起的訴求是追討欠薪，有 303 起的訴求是增加工資，兩類訴求個案所占比例為 81.86%。也就是說，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集中於分配這壹主題，或是要求雇主償還本應屬於他們的分配成果，或是要求雇主增加分配的數額。

　　自改革開放以來，與企業有關的各種改革幾乎都與中國工人的經濟利益相關。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企業“優化組合”到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制，從本世紀初的私營經濟的全面開放到近年來新興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工人在完成了從“國有企業工人”到勞動力市場“受雇者”的身份轉型的同時，並沒有獲得在分配方面應有的利益代表權和話語權，無論是在宏觀的勞動力市場中還是在企業內部，從工資到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工時、保險等事項壹直都是雇主說了算。全總從 1990 年代初曾經推行過集體協商制度，但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既沒有與新興經濟模式接軌，也沒有成為各類企業內部的分配機制。

　　如前所述，在分配話語權與利益代表缺失的情況下，工人們在受雇前、受雇中和受雇後的整個過程中就始終受制於雇主，他們很難合理地分享到經濟發展和企業的發展成果，甚至連不合理的勞動報酬也拿不到。因此，他們就不得不使用行政的手段（勞動爭議仲裁與訴訟）、集體行動的手段來發布和實現利益方面的訴求。可以說，在新的宏觀經濟結構和企業勞資利益關系中，全總在工會組織方面的壟斷地位，不但沒有阻止工人的聚集，反而成為工人自我團結與自組織的主因。

　　2．行動意識整合

　　所謂行動意識整合主要表現為，工人的集體行動由感性變為理性，由無序走向有序。

　　我們從對所收錄個案的觀察中發現，在參與行動人數較多的個案中，工人們的行動意識得到了較好的整合，主要表現為：（1）這些行動都有較為嚴密的組織者團隊；（2）有明確的工人代表；（3）行動中沒有破壞企業財產的行為；（4）行動有序，進退壹致；（5）力求通過集體談判解決訴求。這種行動意識整合的特點在近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變得愈加明顯。為說明這種變化，我們將 2010 年的南海本田案與 2015 年的利得鞋廠案進行比較。

　　2010 年，位於廣東省佛山南海市的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舉行罷工，此次罷工曾被外界稱為“中國勞資關系轉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17 工人們在罷工中

　　雖然保持著較高的士氣，並將罷工持續了將近 20 天，但他們的心態可以概括為恐懼與憤怒。此次行動是由個別工人的罷工而啟動的，到行動後期，工人們面對資方的強硬態度（強迫復工、開除十數名參與和帶頭罷工的工人）而顯得不知所措，對是否接受資方在談判中開出的復工條件眾說紛紜，最後是由民間人士在勞資之間扮演傳話和斡旋角色，達成了提高工資和復工協議。事後回顧這起個案不難發現，工人們在行動初期以及過程中並沒有形成成熟的組織形態，罷工行動也缺少充分的醞釀和準備。甚至可以說，他們能堅持 20 多天，主要是憑借對資方長期不滿所積蓄的能量。

　　5 年後，2015 年，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的利得鞋業有限公司，因工廠搬遷引發罷工。在罷工中，工人表現出了充分的理性和有序。所謂理性，是指在為期 4 個半月、分為兩個階段的集體行動中，工人們壹直保持著克制、冷靜的態度，無論是在罷工還是在守廠行動中，沒有發生任何破壞工廠生產設備或者上街遊行、堵路的行為。所謂有序是指工人在第壹階段的行動之前，就已經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多層級的民主化和組織化程序，選出了工人談判代表，成立了媒體宣傳團隊、團結基金管理團隊和工人糾察隊。

　　通過這些組織工作，使工人們由分散的、原子化的、無序的狀態進入到聯合的、組織化、富有行動能力的狀態。

　　18 無可否認，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的意識整合的特點正在形成。

　　3．組織工具多樣

　　隨著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普及，中國工人在集體行動中使用的組織工具也多樣化，除了繼續依托地緣親緣關系組織起來之外，工人們普遍地開始使用自媒體作為團結動員的工具。在集體行動中，他們能夠嫻熟地運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進行動員與組織工作，他們不僅充分了解這些工具的功能與作用，也能夠把握信息傳播的時機與分寸，在行動中展現出更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這裏我們再通過南海本田案與利得鞋廠案之間的比較，觀察工人組織工具多樣化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在 2010 年南海本田罷工中，工人就開始使用互聯網進行組織動員。19 罷工前，工人當中已有以班組工友、同鄉和積極分子為基礎的 QQ 群。在罷工啟動之後，工人們以短信、電話、QQ 群等手段向工友傳遞罷工消息，以喚起更多工人的參與。但這個 QQ 群是壹個全開放的系統，無論何人都可以參與，無論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這就造成在群內各類人等眾說紛紜，意見無法統壹的局面。例如，在勞資談判初期，工人代表通過 QQ群整理出來的工人談判訴求多達 100 多項。這顯示，此案中工人使用互聯網工具，只起到了聚集人群和人氣的初級作用，並沒有達到提高組織效率和協調統壹訴求的效果。

　　在利得鞋廠案中，工人的組織手段有了很大的進步。早在 2014 年 11 月份，他們就建立了“利得工人代表微信群”、“利得談判代表實名微信群”、“利得工人代表 QQ群”、“利得工人交流 QQ 群”、“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等信息發布平臺。這些平臺根據行動的需要設置不同的開放範圍，其中壹部分僅限於工人代表，並且所有的群都有專人負責。通過這些平臺，工人代表團隊對內可以協調統壹訴求，並據此進壹步動員和組織工人，對外則可以傳播消息、闡明立場，爭取社會支持。在整個行動過程中，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共發布了 28 期“利得工人維權簡報”，這些簡報內容精煉，信息豐富，每期的瀏覽量都過萬。這就讓更多社會人士關註利得工人維權過程和進展，爭取到了社會正義力量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集體行動的第二個階段，警方曾經幹預過壹次工人會議，並在會場上抓捕了幾位工人代表和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壹名工作人員。當這壹信息經過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發布後，由壹名學者轉發，此後，這條微博被轉發了 5240 次，瀏覽量達到了 180.1 萬。在自媒體和工人的巨大壓力下，警方不得不在當日晚間釋放了被抓捕的工人。

　　自媒體也在沃爾瑪工人的集體行動中得到了充分使用。2016 年春天，沃爾瑪中國強行推行綜合工時制，引發全國各地沃爾瑪工人的抗議。在抗議行動中，工人代表建立了名為 “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的網絡論壇。論壇建立初期，主要是壹些工人分享維權經驗，為權益遭受侵犯的沃爾瑪員工提供維權建議和法律援助。但在 2016 年 5 月沃爾瑪推行綜合工時制度後，論壇的參與人數急增，據統計，有超過 2 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沃爾瑪員工登陸論壇，在其中批評沃爾瑪的新工時制度，為集體行動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可以說，通過這個論壇，沃爾瑪的工人實現了較為罕見的跨地區聯合。更有必要提及的是，通過互聯網，沃爾瑪工人還實現了中外工人的聯手維權。2015 年 6 月，“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與美國的沃爾瑪員工組織 — “我們的沃爾瑪” （OURWalmart）聯絡，雙方舉行了壹個小時的網上視頻會議，討論了沃爾瑪工人在美國與中國面臨的壹些具共性的問題，擬定了聯合行動策略，包括在社交媒體上給予相互支援。“我們的沃爾瑪” 還分享了美國工人此前成功的罷工經驗。20在集體行動中，工人們使用各種組織工具的技術也日趨成熟。例如，他們可以通過修改關鍵詞來避開官方在互聯網上的刪貼與信息審查；工人代表在各種網絡信息平臺上越來越註意個人形象，耐心廣泛聽取各種意見並謹慎發表自己的言論。工人們通過新媒體等組織動員工具的使用，從過去的集體行動個案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他們通過微博、微信和 QQ 群來分享這些個案，討論個案的成功策略與失敗教訓。可以說，組織工具的多樣化不僅提升了工人集體行動的組織化程度，也增強了他們的行動動員與組織能力，更實現了跨區域、跨行業工人集體行動經驗的分享和借鑒，從而使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進入了多維度展開階段。

　　4．行動主體多元

　　在報告期內，伴隨著工人集體行動強勁勢頭，參與行動的主體也趨於多元化。中國工人在經歷了國有企業改制、私營經濟興起、傳統制造業衰落、新興行業發展等變革後，已經從過去依附於體制被動實現權利和被動維權，轉為靠自己主動維權。在報告期收錄的個案中，參與集體行動的勞動者已經包括過去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和現在的在崗工人、私營企業的農民工、事業單位的員工甚至公務員。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工人集體行動都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在不少個案中，可以看到律師、記者、學者的身影，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源，為工人提供了支持與援助。

　　5．行動方式轉型

　　在外界眼中，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方式不外是罷工、封鎖廠門、堵路和圍堵政府辦公大樓。但從報告期內收錄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工人的行動方式正在轉型，即在采取這些集體行動方式的同時，工人們開始尋求通過集體談判來實現他們的訴求。2010年南海本田案雖然是由社會人士在勞資之間傳話斡旋使雙方達成協議，但也由此開創了通過集體談判解決集體勞資糾紛的先例。但本報告期內的個案與之相比較，有工人在行動範式選擇方面的明顯差異。

　　在南海本田案工人罷工之初，行動的帶頭人和參與者僅僅是以罷工做為壹種壓力手段，試圖以隔空喊話互不接觸的方式，迫使資方對他們增加工資的訴求作出回應，並沒

　　有刻意啟動集體談判的意識。此後，他們是在政府官員和工會的勸說下，才同意由中間人與資方談判。因此，在罷工發生後，資方壹直找不到可以與之對話的工人代表，不得不自己提出解決方案，而工人對資方提出的三次解決方案都以“大多數人不滿意”為由隔空拒絕，同時，又提不出己方回應的方案。21利得鞋廠案則完全不同。首先，工人們罷工的目的就是為了啟動集體談判。為此，工人代表在罷工之前，就在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協助下，學習了勞動法律，接受了有關集體談判的知識與技術的培訓。在第壹階段罷工的第壹天，工人代表就向資方提出了談判要約，並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會保險費”等9項談判事項。

　　可以說，他們的罷工有壹個明確的目標 — 在給資方施加壓力的同時，讓資方可以看到解決爭議的途徑。再者，觀察利得工人代表的談判過程，可以發現，他們深諳集體談判的宗旨是讓步與妥協。換言之，罷工的目的不是發泄不滿而是解決問題。在談判中，工人們並非壹味地堅持自己的主張和訴求，在采取罷工與守廠行動給資方施加壓力的時候，工人代表在談判中也多次做出讓步。可以說，工人代表在談判過程中進退有度，在最大限度爭取工人利益的同時，也兼顧了資方的利益，這樣就使勞資雙方在談判中形成了共識，順利簽訂了協議。

　　工人集體行動方式的轉型說明，中國工人正以更成熟、更理性、更有策略的行動方式將中國工人運動帶入壹個新階段。行動方式的轉型，既解決了以往工人罷工遭遇資方抵制與政府壓制時後續無力的問題，也為資方展示了壹條解決勞資糾紛的途徑，並使政府意識到，相對於無序的“群體性事件”，工人集體行動的目標是通過談判達成妥協，而非漫無目標的情緒發泄。更重要的是，利得鞋廠工人罷工-談判-再罷工-再談判-達成協議的集體談判模式，為建立中國集體談判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樣本。遺憾的是，提供這些樣本的工人和勞工 NGO 卻在 2015 年 12 月遭到政府的摧殘。本報告將在後面分析這壹事件。

　　6.行動呈擴散趨勢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呈現出明顯的擴散趨勢。從地區分布來看，工人集體行動繼續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在報告期，發生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的個案均居各省首位。從 2013 年到 2017 年，廣東省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占全國比例從 38%下滑至 11.8%。在報告期內集體行動高發的前 12 個省份中，有 8個是內陸省份。

　　從產業分布看，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以制造業為主擴散到新興行業。據我們觀察，制造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 2014 年之後呈顯著下降趨勢，到 2017 年僅占該年收錄個案的 21.3%。反之，服務業與零售業個案所占比例在報告期內呈逐漸上升趨勢，到 2017年已經達到了 20.7%。這些行業個案上升的趨勢表明，它們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從業者，這些從業者在受雇後面臨著與傳統制造業工人相似的境況 — 沒

　　有勞動合同、工資水平較低、福利待遇差、社會保險待遇欠缺等等。所不同的是，這些權益問題不但成為了工人采取集體行動的動力源泉，也使這些行業的工人成為了工人集體行動的新生力量。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繼續增長與逐漸擴散的趨勢還說明，在中國集體勞動關系逐漸形成的同時，並未形成以集體談判制度為主的勞資利益調整機制，以至於工人仍然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的方式來追討和爭取權益。從這些集體行動個案中我們看到，在缺少利益代表與分配話語權的背景下，沒有集體談判制度，工人們面對自身利益受到的損害並不會善罷甘休，而是直接訴諸集體行動。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中國工人已經並會不斷地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召喚集體談判制度。

　　第二章 勞工非政府組織的制度性探索和貢獻

　　中國的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產生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它們大多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展工作，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司法援助、培訓、工傷探訪、文化休閑等服務。曾經有學者在對這類組織調研後斷言，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條件下，這些勞工 NGO 的服務宗旨主要是對個體工人提供援助，因此不會對新生代工人的集體行動產生顯著影響。22 而我們在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研究中發現，有壹些勞工 NGO 已經從為工人個體維權的活動中抽身出來，轉向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並引導工人通過集體談判解決訴求。在工會實際缺位的情況下，這些勞工 NGO 正在承擔著工會的角色。它們利用有限的資源，頂著來自政府和資方的壓力，不斷幫助行動中的工人發現自己的組織和談判潛能，找回階級意識。

　　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變動趨勢表明，中國企業勞資矛盾的激化正在全面越過政治、經濟和社會可承受的底線，工人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響到億萬家庭的生活甚至生存；工薪階層收入不合理，成為內需不足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壹次分配不合理使得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正在工人階級當中迅速流失。所有這些，都以迅速增加並急速擴散的集體勞動爭議呈現出來。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壹個問題 — 如何制度化地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以及如何制度化地進行合理的工資分配？在這方面，勞工NGO 已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它們在規模小、資源少、壓力大的情況下，不懈地介入到勞資利益糾紛中，通過壹些成功案例，在實踐中成功地探索和發展出了壹套化解勞資矛盾，將工資分配不斷合理化的有效工作程序。事實上，當今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理性化、組織化發展趨勢的形成，正是勞工 NGO 的工作成果。

　　工人集體行動的本質是工人爭取在分配方面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的載體就是集體談判。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大量個案發生之初，工人們對分配話語權並無清晰的認識。

　　他們僅僅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提出具體的權益訴求，並為實現這些訴求不惜冒險付諸罷工、堵路、圍堵政府辦公地點等行動。勞工 NGO 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工人完成組織化的過程，選舉產生了工人談判代表，提升了工人的團結意識，將工人的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的軌道，讓人們看到了勞、資、政從三輸走向三贏的可能性。

　　本章將以三個個案來描述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過程與工作方式。在這三個個案中，通過勞工 NGO 的指導與協助，工人的集體行動從無組織到有代表團隊，從怨恨情緒驅動的無序罷工到進退自如、步調壹致以談判為目標的統壹行動，從害怕雇主報復到保護工人代表，從不知道集體談判為何物到嫻熟地運用談判策略，從初期的情緒化行動到後來的理性化談判等等。總之，在這些個案中，工人們完成了壹次又壹次的自我超越，勞工 NGO 則壹次又壹次的扮演了工會應有的角色，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壹整套可以有效協調勞資關系、解決勞資糾紛的工作模式。

　　壹、個案簡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以下三個個案的時間跨度是從 2011 年到 2015 年，其中有兩個個案不在報告期內。我們之所有選擇這三個個案，旨在通過比較呈現出在五年的時間裏，工人集體行動和勞工 NGO 工作模式發生的變化。

　　冠星案：2011 年 10 月，廣東省深圳市沙井黃埔冠星精密表鏈廠 1200 多名工人因抗議資方克扣加班工資而舉行罷工。在資方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力下，工人們轉為怠工並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後由工人們聘請該所律師作為談判顧問，與資方進行了集體談判。經過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協議，資方同意補發過去五年每人每天 40分鐘的加班工資，勞方也做了壹定的讓步，按原有數額的 70%折算給付。這是中國第壹起在沒有當地政府和工會介入的情況下，由勞資雙方自己完成的集體談判個案。

　　大學城環衛工案（以下簡稱“大學城案”）：2014 年 8 月，承包廣州大學城環衛業務的廣電物業公司在招標中落標，隨即與其雇用的 200 多名環衛工人解除勞動合同並拒絕支付經濟補償金。工人們舉行罷工後，隨即選舉產生了 18 名工人代表（其中 5 人為集體談判代表），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要約，提出談判的具體訴求：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並要求落標的廣電物業公司依法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在當地政府協調下，勞資雙方共進行了五次集體談判，最後達成協議：（1）廣電物業公司與環衛工人解除勞動合同；（2）廣電物業公司按工齡向工人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共計 300 多萬元；（3）由中標的遂城公司接收全體環衛工人，他們可以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

　　利得案：此案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始於 2014 年 12 月。2014 年 8 月間，有傳言資方即將遷廠，引起工人擔憂和關註，此後這壹傳言得到證實。2014 年 12 月 5 日，資方向工人提出兩種選擇，或是到新廠工作，或是辭職，但無論那種選擇都沒有經濟補償金。資方的決定隨即引發工人罷工。在罷工次日，勞資雙方便展開了集體談判。經過三輪談判，歷時兩個星期，資方於 12 月 17 日承諾：補發加班費、帶薪年假工資、高溫補貼；在未來的第四輪集體談判繼續討論為工人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等事項。

　　從第壹階段結束至 2015 年 4 月，在此期間，資方將工廠的生產設備及貨物陸續搬走，但壹直回避第四輪集體談判。4 月 19 日，工人開始了第二個階段的行動並重新選舉產生 19 名談判代表。4 月 20 日，工人代表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求，但遭到拒絕，工人隨即罷工並晝夜守廠。4 月 21 日，資方妥協，勞資遂展開第四輪集體談判。談判當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資方承諾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並為不隨廠搬遷的工人支付經濟補償金。為防止公司再次食言，1000 多工人繼續守廠，使資方無法搬走剩余的設備和貨物。迫於工人的壓力，資方在 4 月 25 日向所有工人支付了經濟補償金和住房公積金。在此案中，工人們通過集體談判追回的經濟利益總額高達 1.2 億元。

　　以上三起個案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關註，23 也得到了兩家勞工 NGO 的指導與協助，它們分別是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勞維所”）和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以下簡稱“打工族”）。

　　勞維所常年來壹直堅持為工人代理勞動爭議，自 2005 年開辦以來，該所受理過數千起勞動爭議案件，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個案減免了律師費。早在 2007 年，勞維所就受深圳市總工會委托，對深圳鹽田國際碼頭的勞資談判中所涉及的要約及其它相關問題

　　給予指導。在冠星案中，勞維所律師應工人邀請擔任集體談判顧問和首席談判代表。

　　打工族成立於 1998 年，是全國第壹家勞工 NGO。該機構壹直以農民工維權為工作重點，其首創的對工傷工人的探訪服務模式被廣東省總工會所借鑒，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效應。該機構在協助個體工人維權過程中體會到，這種個體援助帶有很大局限性，遂在 2010年時進行了工作模式轉型，嘗試以集體談判作為維權的工作重點。該機構介入了大學城案和利得案。

　　二、勞工 NGO 的工作模式

　　基於對三個個案的觀察並結合媒體報道，我們將勞維所與打工族指導、協助工人進行集體談判的工作模式做如下總結。

　　1．接受工人求助

　　在集體行動初期，工人們僅僅是要表達壹些共同訴求，例如，要求資方補繳社會保險費、支付經濟補償金等。但他們往往不知道如何提出訴求、向誰提出訴求，更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訴求。由於在企業內沒有勞資雙方對等談判的渠道，企業工會又長期受到雇主控制，工人們在通過集體行動將其訴求“公開化”與“社會化”的同時，常常會到勞工 NGO 尋求幫助。在集體行動遇到障礙時，也會尋求勞工 NGO 的指導。

　　在冠星案中，工人曾經罷工半個多月，但資方先是態度強硬不予回應，後來想與工人對話又找不到代表，當地政府也派出警察進駐工廠。在面臨這種僵局之時，罷工工人找到勞維所請求提供法律援助。

　　在大學城案中，工人們最初曾找過企業所在地的政府和勞動監察部門，但都沒有得到回應，迫使他們靜坐示威。後來，工人與打工族取得聯系，請求幫助。

　　在利得案中，工人們在發現資方有減少訂單、轉移設備等搬遷跡象時，就與打工族聯系，尋求幫助。

　　工人們在集體行動時選擇到勞工 NGO 尋求幫助，是基於平時對這些機構的了解和認識。這些勞工 NGO 雖然資源有限、能力有限，卻壹直秉持著幫助工人的初心。憑借多年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與生活服務，機構成功的在所在地周邊企業的工人中贏得了尊重和信任。這是工人在集體行動遭遇障礙的時候，第壹時間到勞工 NGO 求助的主要原因。

　　在工人們的心目中，勞工 NGO 是他們可信任的傾訴對象和行動後盾。

　　2．幫助工人整理訴求並完成組織化過程

　　工人在啟動集體行動之後，往往面臨壹些技術上和結構性的障礙，如訴求繁雜、組織程度低、搭便車者多、集體行動後續乏力等等。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夭折或無結果或以與警察的沖突告終的原因正在於此。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會首先了解和整理工人的訴求，隨後，通過幫助工人召開會議，與工人壹起將訴求進行整合。幫助工人通過會議壹起整合訴求的過程，以及最後訴求被成功整合，起到了使工人們統壹行動目標，提升組織化程度的作用。

　　在冠星案中，工人集體行動的導火索是公司將打磨部的計件工資制改為計時工資制，但工人們後來發現，資方長期將工人每天 40 分鐘的休息時間不計入工作時間。當工人與勞維所正式建立委托代理關系之後，勞維所律師很快將工人們的集體訴求鎖定為要求資方將五年內每天 40 分鐘休息時間算作工作時間，並支付相應的加班費。

　　在大學城案中，200 多名工人在尋求當地政府和勞動監察部門的幫助時，曾經提出過多項訴求。在打工族介入之後，工作人員將工人們訴求整合為兩項，即 “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要求廣電物業公司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

　　在利得案中，工人在行動之前就與打工族聯系，並在工作人員幫助下完成了訴求整合，從而在罷工啟動次日，當資方表示願意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時，工人代表很快拿出了包括“保護工人代表、協商安置方案、補繳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支付加班費和高溫補貼、給予帶薪年假和產假待遇”等在內的 13 項集體談判訴求。

　　當工人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表達不滿時，他們已經有了各種訴求。不過，這些訴求往往形成於工人對資方長期不滿而積累的情緒中，訴求雖多卻松散，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基於此，勞資雙方其實壹直是在宿命式地等待這沖突的爆發。

　　當集體行動爆發，面對工人繁雜的訴求，資方與政府往往無所是從，進而會采取抵制與壓制態度，勞資關系便會迅速陷入僵局甚至激發工人更加激烈的行動。勞工 NGO 通過協助工人整合訴求，首先是將工人們整合成為壹個團結的的群體，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工人的膽怯心理、搭便車想法或是法不責眾的鬧事心態。而當工人們原初散亂的訴求被整合統壹起來之後，他們不但了解到這些訴求的法律依據，更能夠進入價值觀的層面，認識到工人與老板、資本與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從而使工人對於自己被整合以後的訴求更加理直氣壯。換言之，通過勞工 NGO 的介入和培訓，原來壹盤散沙並將自己視為無助弱勢群體的憤怒工人，開始在階級意識上有所覺醒，成為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新工人。這在利己主義橫行、全民崇尚金錢權力、價值觀混亂的當下尤為珍貴。

　　3．協助工人選出自己的代表

　　在所有自發的工人集體行動初期，都會有人負責聯絡、動員和組織工作。但由於這些人不是工會幹部，所以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為了躲避組織行動帶來的風險，他們只好隱藏自己的身份。因此，集體行動中往往出現這種場面，當資方要求與工人代表對話時，無人出面回應或者明確告訴資方“沒有代表”，或者聲稱“我們都是代表”。勞工NGO 認為，當行動者規模較大（例如數十人以上）時，壹定要有身份明確的工人代表，要有壹個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領導集體。這樣做對於代表來說雖然個人風險增加，卻能大大減少工人當中的法不責眾心態，使整體行動更加理性負責。而當勞方出現選舉產生的代表之後，資方雖然有可能對這些代表進行利誘或逐個打擊，從而瓦解工人的集體行動，但同時也增加了資方願意進入談判的成數。因此，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整理出訴求之後的第二項工作，就是協助指導工人通過選舉產生集體談判代表。

　　在勞維所介入冠星案後，律師們就指導和組織罷工工人選舉代表。當工人選舉出來自各生產部門的 12 名工人代表後，律師又要求工人們簽署了授權書。

　　當打工族介入大學城案後，他們組織罷工工人召開會議，會上選舉產生了 18 位工人代表。隨後又召開了工人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 1 名總代表，5 名談判代表和 3 名經費審查代表。

　　在打工族介入利得案初期，他們就協助該廠工人選舉產生了 65 名工人代表。在 2014年 12 月 6 日第壹次罷工之後，工人們從 65 名工人代表中選出了 13 名談判代表。在行動的第二個階段，鑒於部分工人代表怠於履行代表職責，打工族又協助工人重新選舉產生了 19名集體談判代表。

　　在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或者沒有工人代表，或者代表合法性不足。有些個案找不到工人代表，有些個案工人代表的身份不明確，還有些個案是由幾位膽大聲高的工人自己站出來做代表，很少有經過正式的選舉程序，更少經過工人授權。這壹問題導致工人集體行動往往很快進入散亂、無序局面，有時資方即使想與工人談判也找不到談判對手，政府要介入協調也只能壹個人壹個人地勸說。當工人們在勞工 NGO 的指導下選出自己的代表後，他們原有的散漫無序的自由結合狀態就變成了相對有序的團結組織狀態。

　　這就為勞資之間進入集體談判創造了條件，使勞方的訴求整合變得可能。

　　在工人選出代表之後，由於沒有工會幹部的身份，理論上代表仍然不受法律保護。

　　在這種情況下，勞工 NGO 便會指導工人簽署對代表的授權委托書，授權代表在集體行動和集體談判期間具有與政府、資方和官辦工會溝通、談判、簽署協議等方面的權利。簽署授權委托書後，工人代表與被代表的工人之間也就形成了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代表要對工人們的權益負責，工人們也要服從代表的領導，並有責任保護代表。

　　實踐證明，通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工人代表，尤其是在經過委托授權程序之後，大都能夠在行動中勝任代表的角色。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在行動中都能夠保持堅定的立場，不為資方與政府的利誘與威脅所動，這也讓他們贏得了工人們的擁護與支持。通過選舉與授權程序，也讓工人們認識到，他們既要信任、支持和保護工人代表，也有權在代表不稱職或不認真履行職能的時候通過程序撤換他們。

　　4．培訓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經工人選舉產生後，他們要面對壹系列的問題：如何做讓工人滿意的決策；如何防止工人被分化；如何與資方理性溝通、誠意談判；如何在談判中既能作出讓步妥協又能堅守住談判底線；如何與工人及時通報談判進展等等。另外，代表還要認識到，他們是在代表工人而非代表自己談判，不但要註意自己的言行，而且要承擔責任。然而，絕大部分工人代表都沒有集體談判的經驗，甚至缺少對集體談判基本概念與知識的了解。

　　在此情況下，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的第三項工作，便是對當選的工人代表進行培訓。培訓內容涉及集體談判的勞資平等原則、代表對工人的責任與義務、談判技術、談判步驟、談判規則、法律條款、舉止言行、讓步妥協原則等等。

　　在 2011 年的冠星案中，勞維所是在工人啟動集體行動後已經與資方陷入對峙時，受工人之托介入此案的。當時，因為要準備與資方談判，勞維所沒有足夠的時間對工人代表進行培訓，加之此案談判由勞維所律師擔任首席談判代表，因此對工人代表的培訓並非是勞維所介入此案的工作重點。在此後的兩個個案中，勞工 NGO 已經意識到對工人代表進行培訓的重要性，並在代表選舉產生之後不失時機的展開培訓。

　　在介入大學城案後，打工族協助工人代表組織召開了 9 次全體工人會議和 10 次工人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除了選舉工人代表、商討行動策略、通報談判進展等內容外，還有培訓的內容。這使工人代表在參與會議的過程中，逐漸學習領會了集體談判的意義、程序、技術和規則。

　　在利得案，當打工族在接受工人求助後，就開始培訓工人代表。在工人的行動過程中，他們協助工人代表召開了 1 次部分車間工人大會、6 次代表座談會、1 次全體工人代表大會預備會、2 次全體工人會議、2 次談判代表座談會。

　　經過勞工 NGO 的壹系列培訓，使工人代表們能夠在短時間內進入工人談判代表的角色並履行職責。當他們掌握了集體談判的程序和技術之後，就能夠在談判中圍繞工人的集體訴求，有理有據地堅守談判底線並把握讓步妥協的尺寸與時機。正是因為這些工人代表的出色表現，才使得工人們的集體訴求多數都能夠得到實現。

　　5．協助指導工人進行集體談判

　　勞工 NGO 敏銳地察覺到，激化勞資矛盾和引發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是資方狹隘的短期利益驅動，是資方在原始管理方式中表現出來的傲慢和粗暴。勞工 NGO 相信，勞資之間因利益而生的糾紛是這種資方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必然產物，而集體談判不但是解決勞資糾紛的首選，也是糾正資方管理落後方式，使其得以進步的最佳途徑。因此，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時，會著重培訓工人談判代表如何保持理性態度，如何在與資方討價還價過程中保持對對方的尊重。尤其是，無論是在談判桌上，還是在為了把資方逼回談判桌而采取的罷工行動中，都杜絕使用情緒化的、有傷對方尊嚴的語言。

　　這種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的姿態，不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有效的把資方拉向談判桌，更能夠為長遠建立勞資之間的信任打下基礎。

　　在完成了訴求整合、代表選舉、代表培訓等工作之後，勞工 NGO 會鼓勵工人向資方正式提出談判要約。壹旦進入集體談判，勞工 NGO 還會繼續為工人談判代表提供指導。

　　在現實中，以怨恨情緒啟動的集體行動，雖然在初期看似聲勢浩大，但如果在短時間內沒有工人願意站出來作代表，則難逃以沖突開始並以沖突告終的結局。實踐中，面對組織化程度較高且有明確代表的工人群體時，資方願意接受工人代表談判要約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地方政府也更願意從中斡旋，說服資方坐到談判桌旁。壹旦這些談判條件具備了之後，勞資談判往往就會啟動。而在隨後的談判過程中，勞工 NGO 的工作人員或是應工人邀請擔任談判首席代表，或是擔任場外指導的角色，這些都為談判的順利進展與談判的質量提供了保障。

　　在冠星案中，工人們聘請勞維律所主任段毅律師作為他們的首席談判代表。段律師在此前曾經參與和指導過深圳幾起勞資糾紛中的集體談判，深諳談判的規則與程序。在資方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談判要約後，勞資雙方隨即召開了談判預備會議。在會議上，段律師指導雙方確定了雙方談判代表的人數及構成、旁聽人員資格、談判中止機制、第三方參與規定以及談判會場紀律等等。在談判中，他又在履行首席代表職能的同時，在持不同意見的談判代表之間進行協調，向工人們通報談判進程，解釋談判的階段性成果。

　　在大學城案中，打工族兩名工作人員被工人聘為談判顧問參與談判。在此案初期，資方持強烈的抵觸態度，向工人代表施加壓力，後來在當地政府的斡旋下，才勉強同意與工人代表談判。在談判中，資方的抵觸情緒依然嚴重，多次缺席會議，這種做法曾經影響到工人代表的心態。對此，打工族工作人員壹方面給工人代表打氣，壹方面協助工人代表制定了連續罷工迫使資方讓步的應對策略。事實證明，這種策略非常有效，經過 12 天的罷工，終於迫使資方與工人代表達成協議。

　　在利得案中，在打工族的協助下，工人代表在罷工之初就提出集體談判要約，在第壹個階段（2014 年 12 月），勞資雙方已經就加班費、高溫津貼、帶薪年休假工資補償等事項達成協議。但在第二個階段（2015 年 4 月），資方拒絕與工人代表再就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及工齡補償事宜進行談判，部分工人談判代表也在資方的威脅利誘下不願履行職能。打工族工作人員及時組織工人重新選舉了新的工人代表，制定了再次以罷工、守廠方式迫使資方回到談判桌旁的策略。

　　在指導工人集體談判時，勞工 NGO 秉持的理念是，勞資間的利益分歧完全可以由勞資雙方自己通過談判解決。因此，在介入個案的過程中，勞工 NGO 始終尊重工人的主體性，協助工人與工人代表建立委托授權關系，然後協助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無論是接受工人委托擔任首席談判代表或談判顧問，還是在幕後指導工人代表進行談判，他們會始終尊重工人和工人代表的意見。當工人代表與工人之間就妥協讓步與否發生爭執時，他們扮演的是協調人角色；當工人代表在談判中遇到難題時，他們扮演的是建議者角色；當工人代表受到資方報復與政府打壓時，他們扮演的是“娘家人”角色。可以說，在整個集體談判中，勞工 NGO 是工人與工人代表的強大後盾。實踐中，勞工 NGO 的這種工作方法，成功的使每壹次集體談判從始至終都是工人自己的集體談判。

　　實際上，在勞工 NGO 的指導下，工人代表在談判中也證明了自己完全有可能自主、理性地處理在集體行動中出現的各種情況，能夠在集體談判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找到勞資間利益的平衡，最終完成壹個真正的集體談判。

　　6．保護工人代表

　　在工人集體行動中，工人代表是資方利誘、威脅和打擊的重點，地方政府出於維穩慣性與政績考慮，也會有目標地壓制工人代表，對他們采取強制性手段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追究刑事責任。勞工 NGO 意識到，保護工人代表是工人集體行動中的關鍵壹環。他們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工人代表遭到資方威脅與報復、政府打壓之後，他們會組織工人采取各種不同的行動支援工人代表，包括組織工人營救被抓捕的代表、到有關政府部門投訴、在法庭上為工人代表辯護、為工人代表爭取復工或者經濟補償等等。

　　在勞工 NGO 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工人意識到了保護代表的重要性，他們開始在集體談判中提出保護工人代表、禁止資方任何形式的報復等等要求，當工人代表被警方拘捕之後，他們也會積極參與勞工 NGO 組織的營救行動。

　　在利得案中的第二個階段（2015 年 4 月），當地警方曾在工人召開的壹次會議中，出動近百名警察包圍會場，抓走幾名工人代表和壹名打工族工作人員。打工族隨後組織工人展開營救行動，數百名工人在當地派出所門前聚集，高喊“放人”的口號，迫使警方不得不在數小時後釋放了被抓捕的人。

　　勞工 NGO 在保護工人代表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具體介入的個案中極大地鼓舞了工人及代表的士氣，使工人們與他們的代表更加緊密地團結到了壹起。更加重要的是，這壹做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工人在組織集體行動時仿效。

　　對比上述五年間發生的三起集體談判個案，我們看到，從冠星案的工人們聘請律師做談判首席代表，到大學城案工人代表與勞工 NGO 工作人員壹起談判，再到利得案勞工NGO 退居幕後、由工人代表自己談判，工人們在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中的自主性在逐步提升。這表明，在勞工 NGO 的協助下，工人們完全有能力將初始階段情緒化的集體行動，轉化為理性的集體談判。這壹過程中，工人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來自勞工 NGO這樣的外部機構來啟發談判的意識，以及培訓談判的技巧。

　　三、勞工 NGO 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建設的貢獻自從 2011 年中國勞工 NGO 開始以推動集體談判為目標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以來，我們看到了它們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些貢獻可以歸納為引導、引路和引領。

　　1.引導工人的集體行動進入集體談判的軌道

　　工人從南海本田案不會談判、不參與談判，到冠星案選舉產生工人代表，並由工人代表委托律師協助談判而達成勞資協議，再到大學城案由勞工 NGO 協助談判而達成勞資協議，最終發展到利得案由工人自己作為談判主體直接與資方達成勞資協議。從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勞工 NGO 的引導下，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呈現出壹條從無序行動到有序罷工再到理性集體談判的清晰路徑。在這條路上，中國工人正在從壹個“自在”

　　的階級走向壹個“自為”的階級。

　　勞工 NGO 在將工人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軌道方面有如下貢獻。

　　第壹，整合利益訴求，為工人團結與集體行動奠定了基礎。

　　在所有工人集體行動中，工人們所提出的都是壹些非常具體的利益訴求，例如，追討工資、增加工資、要求支付經濟補償金等等。雖然，工人們選擇了聚集起來壹道爭取權益，但在訴求方面卻不壹定相同。這當中，有不同性別工人之間、不同工齡工人之間、不同工種工人之間等等訴求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影響到工人群體的團結程度與行動的持續時間。因此，要將臨時聚合起來的工人變為壹個團結的群體，首先需要的是在這個群體中形成對共同訴求的認同，同時也要兼顧利益訴求的差異。共同利益的訴求是團結的基礎，兼顧差異則是維持團結的必要條件。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所言，認同是壹種被稱為“集體意識”的東西，是將壹個共同體中不同個人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24在勞工 NGO 介入個案初期，他們首先要幫助工人將不同類別的訴求整合為統壹的、全體成員都認可的訴求，將零散、繁雜的訴求梳理成目標相對集中的壹組訴求，並根據談判的需要對這些訴求進行排序，將組內各種訴求變為帶有不同目的的談判砝碼。然後，勞工 NGO 要協助工人代表將整理好並排好序的訴求制作成書面文件，向資方提出談判要約。與此同時，還要指導工人代表設計包括罷工在內的集體行動方案，以配合集體談判的進程。

　　第二，以理性動員取代怨恨驅動。

　　由於沒有集體談判制度，工會又不能代表工人進行談判，以致於中國工人在企業內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從而使勞資關系中矛盾不斷積聚和發酵。企業工人長期無組織、無代表，他們的積怨往往只能以突發集體行動的方式展開，並以發泄不滿為目的。因此，集體行動初期，往往能夠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大部分工人集體行動都有無預警、無節制、無明確代表與訴求的特點，壹旦遇到強硬的資方會變得更加憤怒但茫然無措；遭到政府壓制只能忍氣吞聲。

　　勞工NGO認識到，工人集體行動的最初動員機制大多是工人們長期怨恨積累的突然爆發，這就使得他們的行動缺少理性與秩序。為此，勞工NGO希望改變工人集體行動的動員機制。首先，他們通過對工人和工人代表的培訓，將其怨恨情緒轉變為理性的權利訴求；通過民主選舉代表，將松散的聚合形態轉變為壹個有代表者與被代表者的團結的群體；通過對勞資談判的設計與指導，將無序的、情緒化的集體行動轉變為有序的、理性的集體談判。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勞工NGO為工人提供了壹個傾訴的渠道。工人們的怨恨之所以積累，是因為在工廠專制落後的管理體制下，即使有不滿也完全沒有發泄渠道。當勞資糾紛發生之後，資方的傲慢態度、公開威脅與報復，再加上政府官員的漠視與冷淡，會使工人的怨恨感更為強烈。這個時候，勞工NGO的介入，至少為工人提供了壹條紓緩怨恨的渠道，使工人們在勞工NGO機構的辦公室裏或者行動的現場，有了壹個可以傾訴的對象。

　　勞工NGO的這項貢獻對促使地方政府理性介入也能夠產生重要影響。此前，政府壹直視工人集體行動是群體性事件，也就是不穩定因素，並往往不加思索地施以壓制手段。

　　為此，不惜動員大量資源，並造成了政府與工人之間直接對峙的局面，使政府的合法性不斷流失。勞工NGO將工人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的軌道，面對理性談判的工人，政府沒有了出動警力壓制工人的“理由”。政府將會發現，過去基於維穩思路設計出的應對策略已經失去了應用價值。這種情況下，將有可能促使政府轉變慣性的維穩思維，從臨時性、功利性的慣性維穩中跳出來，從而更加開放的進行長遠解決方案的探索。可以說，勞工NGO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推動了政府在勞資糾紛中的角色轉型，使政府不斷從勞資糾紛中偏袒資方的態度，逐漸走向中立。

　　第三，啟發工人的階級意識。

　　勞工NGO的工作啟發了內在於工人當中的階級意識。通過對工人談判代表的培訓，工人們認識到，各工種之間、不同技術檔次之間工人的訴求，既有差異又有共性。為了在具體個案中強化工人團結，完成集體談判，勞工NGO在幫助利益有差異的工人們找到共同利益的同時，更使工人們認識到，大家共屬壹個階級，必須團結壹致才能獲得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必須兼顧少數人利益，才能最大程度的把工人團結在壹起。個案談判的達成固然重要，長遠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更加重要。

　　2. 在中國工會轉型中承擔引路人的角色

　　勞工 NGO 對個案的介入，形成了壹種對官方工會的示範效應。

　　進入本世紀以來，尤其是工會改革以來，壹方面，全總不斷以喊口號的形式強化工會接受共產黨領導，另壹方面，企業工會“去工人化”和“老板化”的速度卻在加快。

　　各上級工會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企業工會，放棄了在企業層面代表工人進行集體談判這項工會的核心職能。總工會離活生生的勞資關系越來越遠。

　　其實，工人已經用集體行動對全總表達了最大的不滿。他們除了在行動中摒棄企業工會，在集體行動啟動之後，也不願找地方工會請求援助。而勞工 NGO 則認為，工會法對工會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職責，規定的非常明確。盡管中國工會存在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非不可解決，關鍵是要讓工人認識到，企業工會和各級總工會都是工人的工會，作為工人，必須行動起來積極參與工會事務，才能使被官僚們把持了的工會回歸到工人手中。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工作中，成功地對工會應當承擔的角色作出了示範，並創造了壹套可被各級工會復制和嫁接的工作模式。

　　總體來說，勞工NGO最為寶貴的貢獻是，它們在介入個案過程中發動工人、組織工人、引導工人的實踐經驗，以及憑借這些經驗，在贏得工人信任，獲得工人認可與贊賞的同時，提升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經驗曾對廣東省總工會的工作發生過重大影響。

　　2014年10月，廣東省總工會成立了勞動爭議應急處置分隊，並要求，在群體性勞資糾紛發生之後，應急分隊要“第壹時間到達勞資糾紛發生現場，第壹時間把工人組織起來，第壹時間搭建勞資雙方協商平臺”。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還要求，應急分隊到達工人罷工現場後，要代表職工，要站在工人的立場上說話辦事，不能站在資方那邊說話辦事，也不能完全站在地方政府和部門的立場上說話辦事。25 不難看出，廣東省總工會提出的“第壹時間把工人組織起來”、“搭建勞資雙方協商平臺”、“要代表職工，要站在工人的立場上說話辦事”等要求，是復制了勞工NGO在工作中所堅持的原則。

　　可以說，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時，勞工 NGO 實際上承擔了工會本應承擔的角色。不過它們的目的並非像某些陰謀論者所指的“要取代工會”，而是為工會工作制造了壹個可復制的樣本，這個樣本生動地演示了工會應當作什麽，以及現實中可以做到什麽。不過遺憾的是，就在廣東省總工會建立了應急分隊壹年後，2015 年 12 月初，這個樣本的創造者之壹——廣東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就遭到了當地政府的毀滅性打擊。

　　3. 引領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建設

　　勞資矛盾原本內生於企業內的利益分配不均、權力地位不平等。面對資本的財力與管理的權力，工人要達成合理公平的分配，就必須依靠集體力量，也就是工會。由工會組織代表工人，通過與資方的集體談判，才能使工人利益獲得制度性保障。遺憾的是，在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形成的同時，並沒有同步發展出壹套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機制，總工會也沒有轉向代表工人利益，使得馬克思“工資作為工會目標”之說卻淪為笑柄。26也正是因此，中國的集體勞動關系陷入了壹個惡性循環：雇主違法侵權 — 工人不滿積聚 — 突發集體行動 — 政府協調或者壓制 — 勞資矛盾再次積聚。可以說，全總未能應勞資關系的發展變化而發揮應有作用，是中國勞資關系趨於惡化、工人集體行動持續發作但卻始終沒能夠建立集體談判制度的最重要原因。

　　在工會長期缺位的情況下，為了創造將惡性循環導入良性渠道的模式，勞工 NGO 在近年來壹直帶著真誠的工人階級情感，不斷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他們頂著來自雇主、政府、警察的壓力，接受工人的求助、幫助工人整理訴求、協助工人選出自己的代表、為工人代表提供集體談判培訓、協助工人發起集體談判、與工人壹起保護工人代表。勞工 NGO 所做的壹切都是在為集體談判制度建設搭建平臺。這是壹個解決利益糾紛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松散的、憤怒的工人群體，可以被整合為團結、理性的群體，資方也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找到可以談判的對手和夥伴。

　　勞工 NGO 的工作引領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建設。中國政府壹直秉承個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原則，從 1994 年頒布的《勞動法》到 2007 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這個原則壹直延續著。然而，當中國的勞資關系自本世紀初從個體化向集體化轉型以來，這個貫穿於中國勞動法律與勞動政策的原則逐漸顯現出巨大的缺陷。第壹，現行的勞動法律體系對勞工三權的規制存在嚴重的缺陷，即組織結社權虛置和集體爭議權（罷工權）缺失。第二，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是以個體勞動爭議為對象的，已經無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第三，現行法律體系以政府行政力為依托，但事實已經證明，集體勞動關系壹直處於政府失控的狀態且這種狀態愈演愈烈。

　　勞工 NGO 的個案介入，在壹定程度上彌補了集體勞動關系失調、集體勞資糾紛失控的缺陷，為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建設提供了壹股推力，它們的工作模式與經驗對調整機制的建設提供了如下可以借鑒的第壹手資料：

　　（1）勞工三權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使工人的組織權與罷工權的立法規制需求驟然擴大，並已成迫在眉睫之勢。這些個案都凸顯了壹個事實，即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並將自己的利益分配訴求付諸於集體行動。因此，無論法律是否有所規定和如何規定，這些集體行動的事實已經對集體勞動關系立法提出了強烈的要求。而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的具體工作中，就如何組織工人、如何采取理性的集體行動實現利益訴求等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立法機構可以從中獲取立法啟迪與立法觀念的轉變，進而開啟中國勞動法律中勞工三權的建設。

　　（2）集體談判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介入的成功個案，均得益於不同方式與內容的勞資談判。此類談判個案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集體談判機制的雛形，其中工人對談判過程的實質性參與更體現了集體談判機制的核心。這種以勞資談判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對中國集體談判立法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在談判代表的選舉、談判的啟動、談判的要約與承諾、談判程序、談判行為規範等等方面，勞工 NGO 都已經探索出壹套行之有效的規則與程序，這些規則與程序為中國集體談判立法提供了重要借鑒。

　　（3）工人代表保護機制的立法借鑒。因為中國勞動法律壹直秉承個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原則，工人代表保護機制在勞動法律體系中壹直是個空白。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壹直致力於工人代表的保護工作，並針對法律中的缺陷與不足做了大量的調研與建議工作。事實證明，要使集體勞資關系進入正常調整的軌道，法律必須對工人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提供必要的保護，這不僅是建立勞資之間正常對話談判機制的重要保證，也關系到政府是否可以在勞資關系中保持公正的立場、中立的角色和社會公信力。而勞工 NGO 為保護工人代表所設計和采取的壹系列措施，可以為這方面的立法提供借鑒。

　　（4）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立法借鑒。在我們收錄的個案中，幾乎找不到通過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的個案，這說明，現有的爭議處理程序已經無法解決發生集體行動的勞資糾紛。如何建立有效的程序去處理此類集體勞資糾紛，將是未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建設的重點。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承擔了工人群體代表的角色，並在沒有現成法定程序的情況下，開拓了壹條有效處理集體勞資糾紛的途徑。事實證明，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除了對工人集體行動的理性指引並將沖突導入談判的軌道，還旨在促使資方對工人訴求予以及時回應，推動政府對糾紛予以積極斡旋。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勞工 NGO 在介入中形成了壹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與規則，包括工人代表選舉、談判要約方式、訴求表達程序、談判會議規則、集體行動的組織與啟動等等，這些都對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立法具有借鑒意義。

　　然而，就在勞工 NGO 努力突破自身局限性，盡心盡職地服務工人，為中國工人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之時，他們也在報告期內遭到了政府的毀滅性打擊。2014 年 12 月 26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在辦公室被不明身份人士毆打；2015 年上半年，向陽花女工中心、青草勞動服務部、南飛雁、燭光等勞工 NGO 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財務調查、關閉、註銷等各種幹預和打壓；2015 年 4 月 13 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和工作人員孟晗被廣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南村派出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傳喚；2015 年 12 月 3 日，打工族數名工作人員被警方刑事拘留。2016 年 9 月 29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曾飛洋、湯歡興、朱小梅被廣州市番禺區法院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獲有期徒刑緩刑的處罰；同年 11 月 3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孟晗獲有期徒刑壹年九個月的處罰。

　　這裏，中國勞工通訊對政府打壓勞工 NGO 的做法表示極大的憤慨，對受到不公正處罰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這些勞工 NGO 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建設做出的貢獻將載入中國工人運動的史冊。

　　第三章 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的分析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召開群團工作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提示，“由黨中央召開黨的群團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壹次”。

　　27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7 月9 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群團組織基層基礎薄弱、有效覆蓋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夠問題突出。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內部通知，宣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改革試點。11 月 9 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自此，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全總開始了第四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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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全總改革不同以往。壹是中共中央從召開群團工作會議，到發出群團工作改革《意見》，再到宣布全總作為改革試點，期間僅有兩個半星期，工會改革之緊迫性可見壹斑。二是中共中央在《意見》中，罕有地承認“黨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前所未有”，並指出群團組織改革“事關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三是過往群團組織新任領導人上任之初，往往會推出壹些標新立異的新政作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而這次改革則是由中共中央自上而下啟動和操作，包括總工會在內的群團組織領導人則處於被動地位。

　　四是中國群團組織有共青團、全國婦聯和全總三家，而此次改革以全總為試點。以上跡象說明，中共中央對全總此次改革寄予了厚望。

　　壹、為什麽中共中央要求全總改革

　　為什麽要求全總改革？盡管中共中央與全總對這場改革的原因各有說法，我們則認為中共發動這場改革有以下原因。

　　1. 貧富懸殊引發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奇跡。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大提升，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生活和生產資料也不再匱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是付出汗水甚至血淚的數億中國工人。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變動呈現較低收入戶占比下降、較高收入戶顯著上升、中等收入戶呈徘徊並且略有下降的局面。29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頂端 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 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 1%。30 中國的基尼系數在 2008年曾經達到了 0.491，此後雖然逐年下降，但在 2016 年仍然達到 0.465，還是高於國際警戒線的 0.4。

　　31 中國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兩極化問題極其嚴重。這樣的收入結構，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所以，中共中央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要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目標。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領導人壹直將政權合法性建基於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增長是以工人農民承受的低收入、社會保障不足、環境破壞、資源浪費作為代價的。如果中國社會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壹直持續，民眾的承受能力終究有限，他們在分享不到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又眼看著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日益升級，最終將質疑那個曾經承諾帶給他們幸福生活的政權合法性。此時，包括勞資矛盾在內的社會矛盾會總體爆發，首當其沖的便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領導人認識到這壹迫在眉睫的危機，並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標。

　　2. 改革、發展與民生、分配背道而馳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艱難的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這壹過程初期，執政黨為了推動改革與開放，采取了“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在壹段時間內以低價勞動力換取經濟的高增長率，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開放已經歷時四十年，在如此長的時間裏，政府放任雇主沿用二十世紀初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管理模式盤剝工人，壓低工人工資，政府至今仍無意建立勞資集體談判制度，則是不能容忍的。事實上，在這壹過程中，改革、發展與民生、分配背道而馳。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勞動者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未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長，勞動者的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繼續延續改革開放初期定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之路，社會民眾將難以分享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開始意識到，經濟的發展如果繼續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繼續強調發展效率而忽視民生與分配公平的話，政權的合法性將隨時坍塌。故此，中共中央在 2013 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2016 年 3 月，中央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 年）規劃綱要”中提出，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2017 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對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就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作出重大修改，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由此可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初次分配制度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觀，壹再被提到了中國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上。

　　可以說，在現屆中共領導層上臺之前，分配問題壹直沒有得到最高決策層的重視。

　　盡管中國在 1993 年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1994 年有了《勞動法》、1999 年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這些制度僅僅是為工人提供了最低收入與最低生活條件的保障，與建立合理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關系不大。這些制度可以保障工人工資的底線增長，也就是可以活下去，但卻不能保障分配的合理性，也就是不能保證活得好。從宏觀角度來說，不能有效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改善貧富懸殊，也無助於扭轉中國勞資關系中資強勞弱、權力不均衡的格局。

　　事實上，頻繁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既是壹種民眾對社會分配不公的反應，也是勞動者在分配中沒有話語權的結果。因此，分配問題正在影響著數億中國工人及家庭，進而削弱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3.執政黨對全總的厚望

　　鑒於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鑒於鞏固政權合法性的需要，鑒於全總持有數億中國工人法定利益代表的身份，中共中央對全總承擔起解決初次分配問題、縮小收入差距的重任，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早在 2013 年 10 月，也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出臺前兩個星期，習近平便打破慣例，召集當時剛剛履新的全總領導班子全員到中南海做了壹次集體談話。據官方報道，在這次談判中，習近平要求全總“要使中國夢真正同每個職工的個人理想和工作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並提出，工會工作的重點“就是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要保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職工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使他們不斷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習近平召集的這次集體談話，壹是形式和規格之高前所未有，二是語重心長，對全總寄予厚望。與此可見，他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初，對全總的工作雖然很不滿意，卻也相信全總能夠在關鍵時刻擔起重任，解決數億工人與執政黨人心向背的問題。

　　從執政黨的角度看，全總既然具有代表工人的身份，就應當承擔組織和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的責任。在企業層面，工會將與雇主通過集體談判增加工人收入和改善福利待遇，建立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在企業外，地方工會應當拿出可行的方案，協助政府搞好宏觀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說，中共最高領導層認為，工會代表工人實現中國夢，可收民生和政權合法性壹舉兩得之效。

　　但是，全總領導人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對習近平和中共中央的期望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全總將中共的期望和要求解讀為，加強體制的原有設計，繼續工會多年來體制內運行的規則。

　　面對風起雲湧、逐年增長的工人集體行動，面對執政黨在生死存亡之際推出的工會改革，如果全總各級總工會繼續無所作為，繼續把數億工人與中共人心向背不當回事，繼續避重就輕，甚至回避改革難點，將工會改革當作壹項任務按期交差的話，中國工會將又壹次錯失改革機會，並將中共陷入萬劫不復的合法性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工人不會因為總工會不作為而放棄行動，相反，工人的集體行動將會不斷進入新的高潮。

　　二、全總改革的措施與成效

　　1.全總的改革措施

　　2015 年 11 月由中央深改組會議通過的《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至今沒人見過這份文件的廬山真面目。搜遍全網，能夠找到的不過是全總領導人關於此次改革的壹些講話和訪談。對比中共深改組會議所作出的其它決定均公示於眾的做法，全總將這份改革方案秘而不宣，不知道是誰的主意，用意何在？試想，各級地方總工會的工作人員看不到“方案”原文，只能通過上級口頭轉述再上級的說法，如此工會改革，說它沒開頭就已經失敗了，並不為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全總第壹副主席李玉賦在就全總改革試點答記者問中提到，本次工會改革總體思路是去“四化”（即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三性”（即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改革包括組織體制、管理模式、運行機制和活動方式等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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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組織體制改革方面，全總及上海、重慶兩個試點工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將壹批農民工安排到各級工會兼職副主席，或者讓他們擔任各級工會執委會委員，又將壹些地方工會合並、裁撤了壹些職能部門，稱為“優化機關組織架構”。

　　在管理模式方面，實行了工會幹部的兼職、掛職制度，即下級工會幹部到上級工會兼職、上級工會派幹部到下級工會掛職；同時，拓寬各級工會機關幹部的來源渠道，強調機關幹部應當有基層壹線的工作經歷和群眾工作經歷。

　　在運行機制方面，為改變基層工會現狀，全總及試點工會提出了工會工作要“重心下移、力量下沈”。例如，以開發區（工業園區）、建築項目、物流（快遞）業、家庭服務業、農業專業合作組織以及社會組織等為重點組建；創出了壹些新的工會組建方式，例如，單獨組建、區域聯建、行業統建、依托組建等等；為完成入會指標，采取了網上入會、手機 APP 入會等新辦法。各級工會還提出要將資源向基層傾斜，在人力資源方面，將工會機關精簡下的幹部行政編制補充到縣級工會；在財力資源方面，加大工會經費留在基層工會和下級地方工會的比例。

　　在活動方式方面，各級工會壹是使用各種宣傳工具，對職工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二是組織“大國工匠”活動；三是組織勞動和技能競賽；四是完善工會維權服務制度機制，加大城市困難職工解困脫困的幫扶和保障力度。

　　在上述四個方面的改革中，全總與試點工會將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工資集體協商、完善維權模式作為改革的重點工作。

　　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

　　在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方面，改革試點工會有如下舉措：

　　第壹，創造新的會員發展模式——“顧村經驗”和網上入會。“顧村經驗”源於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總工會，2016 年 7 月，按照上海市總工會的要求，顧村鎮總工會針對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建難的問題，采用先服務職工再發展會員、先活動覆蓋再組織覆蓋、先體制外入會再單獨建會等方式，引導職工組建工會和加入工會，實現了全鎮非有制公企業建會率動態保持在 90%以上，職工入會率達 86%。33另外，按照《意見》中提出的“群團組織要提高網上群眾工作水平，實施上網工程”

　　的要求，全總在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開全國“互聯網+”工會普惠性服務現場推進會，要求加強工會網絡平臺建設，建立健全工會工作和會員信息基礎數據庫，建設會員實名制與普惠性服務綜合管理系統，整合工會系統網站、微博、微信、APP 客戶端等網絡平臺，為職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發展網上申請入會方式，便利農民工加入工會。隨後，在上海市和重慶市兩個試點工會，先後開發了工人可以網上入會的平臺。

　　第二，會員的發展對象側重於制造業之外的勞動者群體。《意見》要求工會“重點向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等領域和農民工、自由職業者等群體延伸組織體系”。為此，全總要求各級工會將“農民工入會集中行動”擴展到建築業、物流（快遞）業、家庭服務業等行業。除上述行業外，地方工會進壹步將發展會員的範圍擴大到了過去沒有涉足的領域，如物業管理公司、環衛公司、保安公司、4S 店，甚至包括了屬於自雇者經營的早點攤、街邊小賣部、水果攤、蔬菜攤、廢品回收點等等。

　　第三，采取多種工會組織形式。為適應制造業以外行業從業者所具有的多種就業形式或受雇形式，各地工會采取了單獨組建、區域聯建、行業統建、依托組建等多種方式，由此產生了依托村、居委會、工業園區、街面、樓宇的聯合工會。

　　工資集體協商

　　1994 年就制定了《集體協商條例》，但無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外資私營企業，由工會代表工人，有工人參與的與資方進行的集體協商絕無僅有。全總現在又提出以提質增效為重點深化工資集體協商，積極開展區域（行業）集體協商，健全集體協商制度，推動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建設也是本次工會改革的其中壹大重點。

　　34 本次改革就工資

　　集體協商機制出臺了不少措施。

　　2014 年，全總以“提質增效”為主線，先後制定了《深化集體協商工作規劃(2014-2018 年)的五年規劃》和《關於提升集體協商質量增強集體合同實效的意見》，細化了深化集體協商工作的目標任務、具體舉措和工作要求。與此同時，全總還推動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共同下發《關於推進實施集體合同制度攻堅計劃的通知》，聯合各方力量助推集體協商工作深化發展。35為了提高集體協商的質量，工會還提出了壹個“黨委領導、政府主抓、工會主推、各方協同、群眾參與”的工作模式，以此推動集體協商。36 地方總工會紛紛聘請專家作為 “集體協商指導員”，負責指導、幫助和參與企業的集體協商。地方政府則將集體合同覆蓋率、履約率等等納入了對官員績效考評的範圍。

　　維權模式

　　全總近年來把維權高調定為工會工作的主業，此次工會改革同樣就維權工作進行了許多方面的試點。全總提出要從四個方面完善現有的維權機制。壹是以提質增效為重點，全面深化集體協商工作，開展區域（行業）集體協商並推動和諧勞動關系創建活動由工業園區向鄉鎮（街道）、村（社區）擴展。二是健全職工協商民主機制，推動涉及職工利益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及執行，推動落實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政府與工會聯席會議制度。三是構建以精準幫扶為重點的服務職工體系，為困難職工群體提供精準幫扶、精準脫困。四是以需求為導向，切實維護農民工勞動就業、技能培訓、工資報酬、社會保險、安全衛生等權益。

　　在地方工會層面，上海、重慶兩個改革試點對現有維權機制進行了整合。例如，上海市總工會構建了工會法律援助、工會勞動法律監督、集體協商和民主管理“四位壹體”

　　的工會維權工作體系，提出建立“應援盡援”和“零門檻”的援助服務制度；延長了“12351 職工援助服務熱線”的服務時間，使這條熱線可以“24 小時全天候守護在職工身旁，為職工答疑解難”。37重慶市總工會註資 500 萬元成立了溫暖基金會，依托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建立了職工互助保障平臺，利用超市、醫院、學校等社會資源拓展愛心網點，采取工會專項資金、財政配套和社會募集相結合的方式，加大臨時性救助、項目化幫扶、互濟性活動的力度。該總工會還花錢購買律師的專業化服務，啟動了“千名律師進企聯村服務職工在基層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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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點工會在完善維權機制中還加入了互聯網因素，除了利用互聯網發展會員之外，還為工人提供各種服務。例如，上海市總工會開通了內含 15 個壹級目錄、50 余個二級目錄的“申工社”APP，形成了市總工會官網體系及全市工會系統微博、微信、APP 的官微矩陣。該總工會稱，通過這套系統，可以為工人提供壹個線上受理、線下辦理、壹鍵通達的全方位、全時段的服務體系。

　　39 重慶市總工會通過購買社會專業化服務，建立了“渝工娘家人”微信公眾號和“網上職工之家”。

　　為了解決基層工會維權無力問題，全總曾推廣過多種維權模式，如義烏模式、昆山模式。“義烏模式”由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創建，其核心是工會根據自己的工作目標，尋求黨政部門的支持，依仗黨政部門的行政權力來履行自己的維權職能或者“橋梁與紐帶”責任。“昆山模式”由江蘇省昆山市總工會創建，該總工會在 2003 年提出“好事基層工會做，難事上級工會辦”的口號，並由此創建了“上代下”的維權機制。此次工會改革再次推廣了這些模式，並且建立了多方面的聯動機制，如“工會+律師+法院”、“工會+社工+義工”、勞動爭議訴調對接工作室等等。

　　2. 全總聲稱的改革成果與現實情況的比較

　　全總高調公布的工會改革第壹個重大成果，是在工會改革方案通過之後的兩個月，即 2016 年 1 月 17 日，全總宣布“農民工”巨曉林擔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並宣布這“是全總改革試點工作的階段性成果”。

　　此後，各地工會不斷地公布壹些數字，佐證工會改革的成功。單看這些高度量化的宣布，總工會改革似乎卓有成效。不過，我們在分析所收集的信息後發現，現實情況與全總宣稱的成果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甚至不排除，全總已經嚴重偏離了工會改革的目的。

　　全總對宣傳“去四化”的改革著墨頗多。在改革試點工作開展壹年之後, 全總認為，通過以改進工會領導機構人員構成、優化全總機關組織架構、改進幹部管理方式、增強基層活力發揮作用為著力點，已經推動了工會工作的重心下移、力量下沈，提升了工會組織的凝聚力、影響力。40例如，上海市總工會稱，2016 年共下撥街鎮“小三級”工會建設補助資金 7300 多萬元；全市培訓基層工會幹部 1.5 萬多人（次）；全市已建成職工服務站 184 個。

　　41 全總還聲稱，為加強基層工會建設，已經修訂、制定了壹批相關政策，包括：《關於增強基層工會活力發揮基層工會作用的指導意見》、《工會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條例》、《工會會員會籍管理辦法》等等。

　　但是，從報告期間我們收錄的 6000 多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來看，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省份，從傳統的制造業擴散到新興行業。雖然不能將這壹趨勢全部歸咎於全總，但是反映出全總“去四化”、加強基層工會建設的改革成果，未能與工人的利益訴求和企業的分配機制關聯起來，從而未能有效地避免工人集體行動的升級，企業層面的勞資矛盾也沒有因這些成果而有所改觀。

　　在此次改革中，組建工會和發展農民工入會是壹項重點工作。來自全總的工作總結顯示。2015 年全總增加農民工會員 1500 萬人，2016 年又新增 1500 萬人，農民工會員達到 1.4 億人，占農民工總數的 50.5%；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全國已建工會基層組織282.9 萬個，覆蓋會員 3.02 億人。

　　42 2017 年 5 月 26 日，全總在上海市召開經驗觀摩交流會，推廣發展工人入會的“顧村經驗”。

　　不過，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顯示，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建築行業的個案占有較大比重。除此之外，我們在對工會幹部的采訪中發現，他們對組建工會和發展農民工入會頗感為難。

　　例如，建築行業的工會組建壹直是個難題。長期以來，因流動性強、層層分包轉包等原因，絕大多數建築工人既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參加工會。甘肅省蘭州市總工會壹位工作人員認為，建築工地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但當問及他是否對解決這個問題提出壹些建議時，他表示“說不清楚”。另外，他還提出自己對工人入會的看法，認為工人是否願意入會是壹個個人能力和認識的問題，換言之，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是因為他們的覺悟還不夠。

　　陜西省渭南市合陽縣總工會的壹位工作人員也談了他對建築行業工會組建的看法。

　　他認為，工會組建只能通過建築公司來做，而不應該面向工人。“我們只能找他們公司，找公司成立這個工會，我們不是直接去找工人。”針對壹起發生在合陽縣的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的勞資糾紛，這位工作人員堅稱，工會可以為會員追討工資，但問題是這些工人並沒有加入工會。渭南市總工會組織部壹位工作人員提出，建築行業工人流動性大、工作的季節性強，發展他們加入工會最大的困難在於總工會人手不足，只有增加有編制的正式工作人員，才有精力做好組織工作。

　　其實，如果全總各級工會領導人真有改革的意識，就應該跳出舊的框框，將以工會幹部為著眼點的工會工作轉向工人，在工人中發展工會積極分子、培養工會幹部；將以工會機關為著眼點的工會工作，轉向工作場所和建築工地，為工會積極分子提供組織資源，使他們能夠發揮作用。

　　因此，從全總發布的改革成果中我們發現，改革並未改變地方工會幹部的陳舊觀念與官本位習慣性思維。總結以上談話內容，反映出地方工會幹部對組建工會發展會員有四點看法：第壹，組建工會與發展農民工入會不應該被搞成上級工會下達指標，下級工會編造數字的相互欺騙遊戲。第二，這些工作只有在資源充足的前提下方可完成。第三，組建工會只能依靠雇主。第四，工會只能為已經入了會成為會員的工人維權。第壹點的確是壹個全總面對的難題；第二、三點是工會幹部的認識誤區；第四點則純粹是推卸工會責任的借口。由此可見，工會改革至今兩年半有多，工會幹部們仍然不能改變他們對組建工會發展農民工入會的傳統觀念，仍然將農民工視為壹個無能力自為的群體，而非能吃苦也能奮起反抗的血肉之軀，更非工會的主力軍與力量之源。既然如此，全總的改革成果也就不過是壹些毫無意義的數字，與代表工人利益、為工人提供權益保障的身份轉變並無關聯。

　　集體協商是全總此次改革的另壹工作重點。全總稱，截至 2016 年底，全國簽訂集體合同 242.2 萬份，覆蓋企業 679.4 萬家，覆蓋職工 2.90 億人。43 地方工會也非常樂於報道它們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成果。例如，廣西省鹿寨縣總工會稱，到 2015 年，該縣簽訂工資集體協議的企業已經達到了 1320 家，集體協商建制率動態保持達 107.85%，單獨簽訂建制率達 196.05%。

　　44 山東省淄博市總工會稱，截至 2016 年 1 月，該市已簽訂工資集體協議 7813份，覆蓋企業 19628 家、職工 103.2 萬人，工資協商建制率達 95.58%；中小企業簽訂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議 1322 份，覆蓋企業 13954 家；世界 500 強在淄博市企業全部簽訂工資集體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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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總各級工會除了繼續推行自上而下的集體協商之外，也試圖應形勢的需要而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動員勞資雙方通過談判解決糾紛。但與勞工 NGO 不同，它們在介入過程中並不代表工人，而是選擇作第三方的角色。下面以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罷工案為例說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 3000 多名工人罷工。罷工起因是該公司被深圳歐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工人們對被收購後的權益問題感到擔憂。罷工工人的訴求是：要求資方公布收購的詳細信息；在收購工作結束前，買斷工人的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然後由工人自己選擇是否與歐菲光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然而，資方非但沒有在工人提出的期限內做出回應，反而報警並開除了多名帶頭的工人。

　　因為該公司的工會得不到工人的認可，廣東省總工會不得不空降介入此案。在總工會的協調下，2016 年 11 月 14 日勞資雙方展開第壹次談判。談判中工人提出了 4 點要求：（1）先買斷工齡後再讓工人自己選擇與歐菲光公司簽訂勞動合同；（2）資方不得解雇和報復參加罷工的工人；（3）資方為被開除的工人支付經濟補償金；（4）追究保安恐嚇員工的責任。在資方全部回絕了這些要求後，談判陷入僵局。面對這壹僵局，總工會的人束手無策，這讓資方更加有恃無恐，使用強硬手段迫使工人復工。11 月 15 日，當工人繼續罷工時，當地政府出動警力，有 11 名工人被抓捕，資方則繼續開除罷工工人，到 11 月 29 日，被開除的工人已經達到了 64 名。面對資方的強硬態度，總工會繼續保持沈默，最後工人們被迫簽訂了復工承諾書，而他們的訴求壹項都沒有實現。我們在對工人的采訪中了解到，復工承諾書完全是在資方的脅迫下簽訂的，如果工人不簽訂，資方會禁止他們刷卡吃飯、禁止上下班打卡，而三天不打卡，資方會以“曠工”為由強迫工人“自動離職”。

　　在此案的勞資談判中，工會實際上並沒有代表工人，他們僅僅是扮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協調人角色，把資方和工人拉到壹起協調。工會所能做的僅限於此，至於效果如何，工人的訴求是否得到實現，則已經不再是工會幹部們要考慮的了。工會在介入此案後，既沒有對工人進行談判方面的培訓，也沒有像勞工 NGO 那樣為工人提供談判指導，沒有將工人的訴求策略性地分清主次順序，沒有制定相應的談判與行動策略，包括壹旦資方強硬拒絕，勞方應如何應對；壹旦資方做出讓步，勞方應當如何妥協以及在哪項訴求上妥協等等，更沒有直接參與談判。在資方繼續脅迫工人復工並開除罷工工人的時候，工會更是無所作為，既不繼續引導談判，也不願意出面制止資方的做法。

　　在此案中，廣東省各級工會的確重視並派出工作小組和工會律師。但最終結果卻是工人被迫復工，訴求無法實現。這說明，工會在介入開始時，就承擔了錯誤的角色，它將自己當作了政府派出的協調人，它僅僅是為勞資雙方的談判牽線搭橋，而不是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與工人共進退參與談判。在此案結束後，廣東省總工會稱，他們指導被開除的工人去辦理領取失業金及提取住房公積金等手續，同時提供免費法律援助以示安撫。

　　這些工作的確在工會維權的職能範圍內，但仍然延續了它在改革之前“事後維權、外部維權”的維權模式。但是改革的重點並非是繼續加強事後維權，而是將工會的重心前移到企業內部，力求在勞資矛盾演化為激烈沖突之前就通過集體談判化解掉。

　　全總在改革中側重於維權模式的完善，但無論是“上代下”模式還是各方聯動模式，其核心都是“借力”— 基層工會向地方工會借力，即當企業的基層工會面對雇主的違法行為而難以履行維權職責的時候，地方工會可以代行基層工會的維護職責；地方工會再借助地方黨政的勢力迫使雇主就範。但問題是，地方工會是否能夠借到力？壹位全總系統內的學者撰文指出，在地方工會借力運作的過程中，存在行政、經濟、法律、情感和倫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地方工會幹部的個人特質，如能力、品行、口碑以及其在地方上形成的關系網等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工會能否借到力和借力效果都直接受制於地方政府對多方利益的權衡。46 這裏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全總借力時要面對這麽多的障礙，為什麽不對自身的角色進行反思呢？既然它有 3 億會員，為什麽置如此巨大的組織資源不用，轉而求助於黨政部門呢？說到底，全總還是不願意進入和承擔其工人代表的身份和角色。

　　事實上，即使在維權機制方面，全總各級地方工會也缺少內部部門之間的協調，更遑論與外部的黨政部門聯手維權了。這裏我們以壹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例。2017 年 5月中旬，重慶市永輝超市渝中區大坪店和巴南區土橋店的工人在店前拉橫幅，抗議公司克扣員工年假、隨意罰款、超時加班不支付加班費、欠繳社會保險費。我們就此次行動采訪了當地工會，發現地方工會內部在維權缺少協調。據接受采訪的工會幹部稱，工會內部各自為政，各部門工作人員只局限於自己的工作範圍，部門之間在維權工作中沒有信息共享。例如，組建工會、工人維權、推動集體協商本應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但在地方工會的組織架構中，這三項工作由基層組織建設部、職工維權中心和民主管理部分別負責。而由於上級區工會的組織建設部已經建立了永輝超市西南區工會，並認可由公司人力資源主管（又是合夥人之壹）擔任該工會的主席，致使街道工會就算有心也無法利用工人集體行動這個機會在分店裏組建工會與開展集體談判。

　　這種各自為政的問題也為工會內部各部門在維權中互相推諉提供了借口，使工人向工會求助更加困難。在就此案采訪渝中區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和辦公室時，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表示，“這個要打辦公室電話，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參與這個事情”；而致電辦公室後得到的回復是，“辦公室是綜合部門，不負責維權等具體業務工作”。當隨後問到基層工會的組建情況時，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感到困惑，他認為組建工會和工人維權是完全分開的兩碼事。

　　在采訪中我們還發現，全總改革成果中的所謂已經建立的“全方位、全時段”為工人提供覆蓋性服務的系統並不存在。我們按照工會網站提供的聯系信息，致電工人集體行動發生地的街道工會，接聽電話的竟然是壹位已經退休壹年的工會工作人員。

　　可以說，在以“借力”為核心的維權模式中，全總各級工會放棄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和工人集體談判代表的角色，最多只是扮演了勞資之間第三方協調人的角色。而事實上，它又沒有能力完成協調工作，還要求助於地方黨政部門。這裏，我們可以將全總比喻為壹個懶惰的廚師，在工人已經對全總組建工會發展會員的模式不屑壹顧之後，“顧村經驗”等發展會員的新方式就像是工會買來的壹籃子“新菜”，集體協商這口“舊鍋”也在此次改革中得到了修補。但當菜已備齊、鍋已修補之後，全總卻置兩者於不用，轉而為工人們端出了“事後維權”這碗“剩飯”。

　　3. 對全總改革成果的評議

　　本次工會改革雖經頂層設計而推出,但其背景是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尤其是在理論上被中國共產黨視為政權根基的工人階級中，這種危機正在蔓延且清晰可見。因此，全總的改革既肩負著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重任，又承載著為中共解除合法性危機的責任。在對全總宣稱的改革成果與現實對比的基礎上，我們就全總宣傳的成果做出如下評議:

　　機關體制改革

　　全總工會機關改革重點是人力、物力資源下沈，為此出臺了將勞動模範提拔到工會領導崗位的文件、加大了基層工會的工會經費留成比例、調撥幹部充實低層地方工會的領導班子等等措施。從全總的宣傳資料和官方媒體的報道看，改革似乎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我們就現有措施分析，認為全總僅憑這些措施既沒有將工會與工人利益連接起來，沒有完成工人代表身份的轉型，也難以達到中共中央要求的“吸引職工、凝聚職工、團結職工”的目的。

　　盡管全總此次改革措施具有明顯的資源下沈的特點，但下沈的深度止於低層地方工會，即區（縣）和街道（鄉鎮）工會，完全沒有沈到涉及勞資沖突和勞資利益分配的第壹現場 — 企業工會。全總及試點工會力圖通過資源下沈的辦法，打通工會與工人之間的“最後壹公裏”，其實這“最後壹公裏”是在企業內，而非在全總各級機關，也非在各地黨政機關。只有進入企業，加強企業工會建設，通過企業工會建立企業集體談判制度，逐步提高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這才是工會改革要打通的“最後壹公裏”。顯然，全總僅憑機關體制的改革難收成效。

　　組建工會和發展工人入會

　　在基層工會組建和發展工人入會方面，全總確有壹些新的措施，例如“顧村經驗”、網上入會等等，這些措施有助於全總在那些從事靈活就業和非標準就業的工人當中發展會員。尤其值得關註的是，這些措施確實有了壹些改革的跡象，它們突破了《工會法》

　　和《工會章程》有關以企業為單位組建工會的框框，使工人可以在企業外加入工會，這將在壹定程度上解決了工人入會難與組建工會需要得到雇主同意或者受到雇主幹預的問題。

　　但是，全總組織工人入會的工作仍然采取了運動型的集中行動，通過這些集中行動，各級工會試圖集中現有資源，在短時間內將基層工會建立起來，並盡可能擴大會員規模。

　　不過，這種上級工會拍腦袋定指標，下級工會窮於應付的集中行動，很容易讓人們想到，這些工作已經不是工會的理性行為，而是壹種近乎瘋狂的裹挾行動。正是下級工會為完成指標弄虛作假，才使全總公布的建會率與入會率數據帶有極大的水分。反過來，也正是全總的入會建會指標，把地方工會推入了弄虛作假陷阱。因此，即使像“顧村經驗”

　　這樣的入會新方式，也只能是始於完成入會指標，止於入會指標完成，並無後續的集體談判。

　　事實上，工會組建與會員發展絕非是憑借幾場集中行動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就算采取集中行動方式，也需要各級工會花費大量的資源和時間。例如，在 2014 年 4 月廣東東莞裕元鞋廠發生 5 萬余名工人參加的罷工事件之後，廣東省總工會認為，該公司所在地的東莞市高埗鎮的基層工會工作極不規範，所以在該鎮開展了基層工會組織規範化建設試點工作。此次試點工作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親自領導，由省、市、鎮三級總工會派出人員組成聯合工作組，以裕元鞋廠等 35 家雇工 500 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

　　聯合工作組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重點企業進行了“全程的貼心服務”，在組建工會的每壹個環節上都給予具體的指導，並對組建工會從成立籌備組到辦理工會社團法人登記的整個過程都提供了範本。

　　47 在試點工作完成後，廣東省總工會將其樹立為基層工會規範化建設的典型。既然在壹個試點上就要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這個典型也就沒有任何推廣的意義了。此後，廣東省企業基層工會並無照此模式展開，便能說明問題。僅就人力資源而言，即使全總系統 70 余萬專職工會幹部放下其他事情不做，也不可能完成全國 560 多萬家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基層工會的組建工作。

　　因此，就工會改革而言，企業工會才是關鍵。企業工會的改組和組建，以及企業工會積極分子的發展，才是工會改革的出路。換言之，企業工會積極分子和工會會員才是全總工會組織的核心力量和根基，而各級總工會機關工作人員僅僅是提供資源和協調配置資源的配角。

　　長期以來，全總基層工會組建和發展會員工作壹直沒有實質性進展。工會內部人士將這個問題歸因於沒有獲得黨政的充分支持、工會幹部工作不得力、人力資源不足、工會為政府分擔的工作太多等等。其實，真實的原因是工會幹部借力的陳舊思維，總想依賴黨政部門的支持開展工作。就此次改革來說，中共中央希望全總協助重建財富分配制度，以此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政權合法性。而全總卻像壹個懶孩子，脖子上套著壹張母親出門前烙的糖餅，在吃完了前面的之後懶得轉餅，最終餓死了。如果工會幹部能夠認識到組建工會和發展會員應當向工人借力的話，基層工會組建與發展會員的工作是不難完成的。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先為工人做事，這裏的“事”不是春運期間為農民工買火車票、春節期間給困難家庭送溫暖這類小恩小惠，而是要為工人在工作場所的利益分配中爭取份額。

　　當前的工會，由於無需承擔工人利益代表的身份，工會幹部的工作只是為了完成上級工會下達的入會和建會指標。工會幹部們就會繼續將時間和精力花在說服雇主組建工會、發放小禮品誘惑工人入會、編造數據應付上級工會上面。

　　集體協商

　　從總工會發出的新聞報道不難看出，工會力推的集體協商，就算是有，也僅僅限於工資的集體協商，不會涉及勞動保護、福利待遇、工作條件等其他方面。而就工資集體合同而言，也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現象，即原則性條款多，具體規定少；抄法律條文的多，結合企業實際的少；虛的多，實的少。48 更有調查結果顯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與農民工工資效應之間呈負向相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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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工人的集體行動發展勢頭強勁，工人持續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追討他們的權益。這表明全總目前力推的工資集體協商既不能有效提高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難以形成協調集體勞動關系、緩解勞資沖突的制度化渠道。

　　集體協商制度之所以未能見效，究其原因，壹是，這種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缺少工人的參與。不願讓工人參與其中，其實是基於全總壹直以來對工人不放心。在全總幹部的眼中，工人是壹個組織程度很低、缺少法律知識、沒有談判能力的群體，如果任由工人選舉代表去談，可能會與雇主就利益分配數額發生爭執，影響企業和諧的勞資關系，甚至引發罷工。因此，即使工會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發現，以自身的資源與能力來推動集體談判實屬天方夜譚，全總也始終無視數億工人這個巨大的組織資源，轉而到黨政部門那裏去借力。也正是因此，全總推動的集體協商制度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甚至已經淪落為壹場下級工會完成上級工會下達指標的數字遊戲。而從實際效果論，工會對共產黨對其寄予的期望，說好了是避重就輕，說重了就是陽奉陰違。二是，集體談判是壹個涉及工資、社會保險、勞動條件、工作時間、福利待遇等勞動者權益的有機體，這些事項中的壹部分，既是工人的訴求，也可以是工人在集體談判中達致階段性目標的籌碼。在全總將工資從諸多事項中被生硬地切割出來之後，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整體利益就無法整體推進，同時，工資事項本身在沒有其他事項作為談判籌碼的情況下，也難以實現。

　　維權

　　在此次改革中，全總以最大力度強調維權是主業，並致力於改善現有的維權機制，加大了對機制投入的資源，在形式上也有所創新。但這壹切仍然沒有改變機制原有的“外部維權”、“事後維權”的性質，也就是說，這些機制仍然只能在企業外部運行，只能在勞資矛盾激化之後發揮救火功能。我們不否認，工會通過這套維權機制為數量有限的工人追討過被侵害的權益，也給壹部分失業工人和貧困家庭送出過“溫暖”，未來也有可能因為投入更多的資源而使更多的工人受益。不過，從資源有效利用的投入產出比來衡量，以全總占有的資源對比其產出，實在是得不償失。

　　如果全總改變策略，重點在企業發展工會積極分子，既能從源頭上減少雇主對工人的侵權，也能在侵權發生後及早解決勞資矛盾。再有，當新生代工人已經成為勞動力主體，當各行各業的工人都不得不選擇以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當他們提出的訴求已經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標準之後，這套機制在維權中就顯然力不從心了，它無法為廣大工人的訴求提供支持，無法在工人采取集體行動時提供必要的幫助，更無法改變企業工會“空殼化”、“老板化”的現狀。

　　工人集體行動的發展趨勢已經證明，日趨激烈的勞資糾紛是由企業內部勞資利益分配的矛盾引發的，這些矛盾是外部維權機制所無法解決的。只要全總繼續以維權為主業，繼續使用這套機制來維權，那麽它就會壹直遠離勞資矛盾發生和發酵的工作場所，不可能有效及時地解決勞資之間的糾紛，不可能減少侵權，更不可能使企業工資分配逐步趨於合理。

　　總之，全總改革的成效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看似輝煌的數據也許可以讓全總對中共中央有所交代，但卻無法掩飾企業勞資矛盾的激烈化程度，也無法緩解中共政權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全總持續不斷發布的改革階段性成果說明，全總並沒有真正領會中共中央啟動改革的初衷，或者是領會到了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就只好以數字遊戲應付。在沒有新的壓力元素的情況下，全總將繼續做足表面文章，而不會為企業工人的工資分配著急，更不會為緩解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費心。

　　三、全總改革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我們看到，當全總在短期內取得了令人吃驚的“改革成果”

　　後，工人的權利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共依然面臨著政權合法性的嚴重危機，全總的工會代表身份也沒有太多的改觀。可以說，全總的改革既沒有解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問題，也沒有幫中共緩解執政合法性危機，更沒有為企業工人解決工資合理分配問題。

　　那麽，全總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在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全總需要回歸其工人代表身份，並代表企業工人通過集體談判取得合理的工資報酬、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以及社會保險和福利。這件事情做好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更直接地說，全總應該著力發展企業工會，通過企業工會代表工人參與企業的集體談判，實現工人在企業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

　　將我國勞動關系現狀、企業分配制度現狀以及工人對此現狀所做出的集體行動反應，與中共最高層親自推動工會改革放在壹起解讀，我們不難發現，中共將工會改革分為了兩個重點或者說兩個步驟：第壹步是“去四化”，第二步是“增三性”。“去四化”要解決的是工會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和態度問題，這是工會改革的第壹步，這壹步做的好壞可以量化。例如，將多少名勞動模範提拔到全總和地方工會的領導崗位、將多少數額的工會經費下放給低層和基層工會、組建了多少基層工會、發展了多少農民工入會、建立了多少維權中心等等。“增三性”要解決的是工會的身份問題，即工會幹部是否在政治上全面接受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總工會各級工會組織是否由社會主義者來領導。這是工會改革的第二步，其效果不可量化或者難以在短期內量化的。

　　全總改革“去四化”、“增三性”這兩個目標密切相關。基於體制慣性，全總的確存在嚴重的“四化”問題，但這個問題又與全總領導人和工作人員“三性”不足有直接關系。

　　從工人運動發展的角度來說，工會工作人員的確需要具備政治性、先進性和群眾性這“三性”。政治性：工會工作人員應該是壹批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人來擔任，只有這樣，工會工作人員才會基於共同的階級感情和價值觀，成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先進性：

　　企業工會積極分子和工會代表，要有能力代表工人啟動和完成集體談判，實現工資合理分配。群眾性：總工會上下要全神貫註的聚焦在企業集體談判上，這樣，工會就不會脫離工人群眾的需要去搞其它花樣。

　　四、對全總深入改革的整體建議

　　全總改革已經歷時兩年，進壹步改革要從“去四化”轉向“增三性”，也就是從相對比較容易的、可以量化的淺水區，進入工會改革深水區，完成工人代表身份的轉變。

　　為此，工會應該迅即將工作重點放回到企業裏，在企業內發動和組織工人，在企業內解決勞資矛盾，在企業內建立集體談判的分配機制，使工人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盡管勞工 NGO 已經在實踐中為組織工人集體談判作出了示範，但勞工 NGO 具有人力、物力資源方面的先天不足，其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而全總恰恰在資源方面有著先天的優勢，如果能夠以勞工 NGO 的工作模式為樣本，能夠發動工人、依靠工人，則在建設集體談判機制中必然有所作為。

　　在此，我們對全總深化改革提出以下整體建議：

　　第壹，重新定位工會的角色。長期以來，全總與地方各級工會壹直宣稱是聯系執政黨和工人群眾的橋梁與紐帶，而且是唯壹的橋梁與紐帶。但基於體制的原有設計以及多年來的運行慣性，全總的角色卻定位於執政黨的壹個工作部門和宣傳部門。這種角色定位與工會本來的工人代表身份極不相符。因此，全總應當轉變身份，即從執政黨的工作與宣傳部門變為工人的利益代表。

　　第二，撤銷全總及各省總工會的工會幹部學校，由中共中央黨校設中國工會幹部學院，統壹培訓各級工會幹部，確保工會幹部具有集體談判的技巧，而且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會幹部學院的培訓內容應該包括：中國工人運動史、世界工人運動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分配原則、集體談判和工會組織技術等等，培訓教材由中共中央黨校統壹編制。

　　第三，逐步取消全總與地方工會幹部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編制，逐年減少各級政府向各級總工會的撥款。建議財政撥款每年遞減百分之二十，在五年之後，實現全總各級工會經費自籌。

　　第四，順應產業調整的趨勢以及新興行業工會組織的特點，在新興行業建立行業總工會，增強行業總工會參與初次分配的功能。可以在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湖南、四川、福建、北京、上海、重慶等省、直轄市進行行業總工會的組建試點，具體建議如下：（1）根據試點省市新興行業的特色，成立 XX 省（市）行業總工會並分設行業總工會委員會和行業總工會秘書處。行業總工會的工作重點是探索本地區本行業企業基層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的工作方法，為今後建立地區性行業集體談判機制打下基礎。行業總工會秘書處負責工會具體的日常工作，設受薪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由行業總工會委員會任命。（2）行業總工會由試點省、市的總工會統壹領導。

　　第五，在行業總工會建立之後，撤銷試點省、直轄市下面的區、縣、市級總工會，根據需要保留或撤銷工業區總工會和街道（鄉鎮）總工會。對於被撤銷各級工會的現職工會幹部，可根據個人能力和意願，將其轉崗到各行業總工會秘書處具體工作機構任職。

　　第六，改組省、直轄市的總工會，設 XX 省（市）總工會委員會，在其下設 XX 省（市）總工會秘書處來負責工會機關的日常運作。總工會委員會的委員不受薪，由各行業總工會主席、副主席擔任。總工會秘書處設受薪秘書長、副秘書長，由總工會委員會任命。

　　總工會秘書處下設立組織部、政策研究發展部、法律部、女工權益保障和發展部等工作機構負責工會各項日常工作。

　　第七，行業總工會要將企業基層工會的組建與發展作為工作重點，要強化基層工會的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第八，全總應當放棄集體協商指導員的做法。現實中，地方各級工會委任的指導員絕大部分是從企業退休的管理人員和工會退休幹部，這些人全無代表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實踐經驗，根本不可能指導工人去協商談判。另外，這些人不了解工會改革的現狀與需求，無法在他們的工作中體現工會改革的目標。當企業集體談判成為工會工作的主業之後，他們是無法承認這壹重任的。建議工會要在企業發展積極分子，定期選拔有潛力的積極分子進入中國工會幹部學院接受培訓，這樣既能夠發展本企業的集體談判，強化工會；又可為未來的工會儲備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懂得談判的年輕工會幹部。

　　地方總工會應協調和集中使用工會資源，包括組織網絡、媒體網絡、黨政部門聯絡、工會經費等等，向所在地的企業基層工會提供必要的協助。這些協助包括：培訓基層工會領導人，收集和提供企業集體談判所需的資料（當地平均工資水平、行業平均工資水平、企業勞動合同與社會保險費支付情況、企業稅金繳納情況等等），指導基層工會進行談判，介入企業的集體勞資糾紛，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保護工人代表等等。為完成上述工作，地方總工會應當與所在地企業基層工會保持緊密的聯系，如確定工會組織部和集體談判部工作人員每周探訪基層工會的時間和具體探訪內容，建立總工會與基層工會之間的信息通報渠道。

　　企業基層工會至少應承擔四項工會工作：壹是在企業中發展工會會員；二是代表本企業工人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三是監督集體合同的履行；四是在勞資糾紛中作為工人的代表。這四項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會員人數越多，工會勢力越大，集體談判越能全面體現工人的訴求；集體合同履行程度越高，工人在利益分配中獲得的份額越大，工會才能獲得更多工人的認同與信任。

　　結語

　　第壹，在報告期內，中國的經濟處於下行期，但工人的集體行動繼續增長，並且出現了從沿海城市向內陸省份蔓延，由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擴散的趨勢。

　　第二，正是因為這種發生在底層的工人運動，才使執政黨認為其政權合法性正因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利益分配不公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也認識到作為“橋梁與紐帶”的全總存在著“基層基礎薄弱、有效覆蓋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夠、組織工作和活動方式單壹，進取意識和創新精神不強，存在機關化、脫離群眾”等等嚴重問題，不能適應改革的需要，進而啟動了全總的第四次改革。

　　第三，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全總機關和上海、重慶兩個試點城市的總工會出臺了壹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可以概括為兩類：壹類是工會機關的改革，即所謂“去四化”

　　的改革，重點是人力、物力資源下沈；壹類是維權機制的改革，重點是完善現有的機制和增加新的服務項目。從全總的宣傳資料和官方媒體的報道看，改革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我們在將成果與現實對比之後，認為全總的改革與要解決的分配問題脫節。

　　第四，此次全總改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在“去四化”取得了壹些階段性成果的同時，“增三性”並無明顯進展。因此，工會應該由秉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人來領導和運作，才能使工人在初次分配中有代言人和話語權，才能參與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制度。

　　第五，全總如何能做到“增三性”，勞工 NGO 已經提供了樣本，即協助企業工人展開集體談判，將企業集體談判制度化、周期化，強化企業工會組織、夯實總工會在企業工人中的基礎。

[左翼反共人士]

　　2018年3月、4月、6月，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本文將對事件的經過和原因、這些事件的性質和影響以及勞工運動與中國社會轉型之間的關系，做壹個初步的述評，以引發更多有識之士的探討。

　　壹、三起勞工事件的經過和原因

　　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罷工

　　3月底，上海長寧區3000環衛工人舉行了罷工，壹時間街上堆滿垃圾，無人清理，空氣中彌漫著臭味。環境衛生是壹個公共服務行業，涉及到千千萬萬市民，包括學生、公務員、知識分子、企業白領和企業家。環衛工人的辛勞和待遇眾所周知，而他們的罷工所帶來的影響又無可回避，因此，社會各界幾乎壹邊倒地支持環衛工而譴責環衛公司。出於維穩的慣性思維，警察很快被調至抗議現場，有工人被強制帶走。罷工持續六天後結束，環衛公司在工人罷工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下，也做了壹點讓步。

　　導致環衛工人罷工的直接原因是公司準備克扣他們原來的福利。原來，上海環衛工人的基本工資是上海市最低工資，每月2300元。工人要想多掙錢就必須加班。過去他們壹周要工作7天，去年年底開始才每周休壹天。也就是說，他們每月要掙到4000塊錢的話，除了每天要加幾個小時班，周末還得加班壹天。交完社保後他們每月大概有3000塊錢到手。4月1號開始，上海市的最低工資從去年的2300元提升到2420元，漲了120元。以2420元為基數計算環衛工人的加班工資，每月加班費將增加500-600元。這兩筆錢加起來是700元左右。長寧區三家環衛公司於是決定取消環衛工人的餐補和早班晚班津貼，這兩筆錢合起來也是700元左右。對環衛工來說，這是很大壹部分收入的損失，於是壹些人到公司要壹個說法。公司說，把妳們早班晚班津貼和餐補扣掉後，妳們的總收入並沒有下降，公司沒有損害工人的利益。工人不接受這個解釋，他們認為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是要讓工人收入有所增加，公司這樣做，是把政府用於增加環衛工工資的撥款給截留了，導致在最低工資標準增長的情況下環衛工的薪酬還是保持原樣。公司堅持己見，於是工人罷工抗議。

　　導致這次自發的、無序的、突發性的、大規模的罷工的第二個層面的原因是，環衛行業沒有形成壹個規範的集體協商和談判機制，當勞資之間發生矛盾沖突時，雙方只是進行了最簡單的、非正式的接觸，而沒有進入正式的協商和談判的程序。這正是這些年來中國勞資沖突常見的“先罷後談”模式，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先談後罷”模式（經過充分協商談判不成後再罷工），是恰好相反的。眾所周知，環衛業之所以不能形成勞資集體協商談判機制，原因又是因為工人不能自由組織並且有效掌控自己的工會——或者根本就沒有工會，或者有工會，但卻被公司方面所掌控和操縱，不能有效地代表工人去與資方進行集體交涉。

　　第三個也是最深層的原因是，經過30多年的積累，勞資矛盾沖突已經到了對抗性的程度，這表明和預示，罷工這種比較激烈的現象會愈來愈頻繁和大規模地出現。此前，環衛業也有過零星的、小規模的罷工，壹個壹線城市的壹個人口將近百萬的行政區多達3000名環衛工人壹起罷工，這還是第壹次。700元的損失，對於中產階層只是壹頓飯錢，對於富人可以忽略不計，但對於工人來說，可能壓垮他們的生活，他們終於忍不住而爆發了。

　　五壹之前各地塔吊司機集會示威

　　4月25日，某個微信群中突然有人轉發了長沙塔吊司機聯盟的壹封公開信：

　　各位辛苦在壹線的塔吊司機、指揮、電梯操作員，妳們好！作為建築起重機械設備操作工程師，作為建築施工安全風險最大的壹個工種，我們起重設備司機（塔吊、施工電梯）以及信號工的薪酬嚴重與之不相匹配，也與其職業工種的不可或缺性嚴重不相符，在建築施工行業中，這個工種的工作量與工作時間遠遠超出國家勞動法之規定，我們承擔了建築施工行業最大的安全風險，付出最多的工作時間，卻只得到微薄的薪酬，且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為了響應全國統壹的塔吊司機罷工熱潮，為了捍衛勞工基本權利，為了獲得等價薪酬，為了捍衛勞工基本尊嚴，長沙塔吊聯盟決定聯合起來重申（宣告）建築勞工的基本尊嚴與談判權利，於2018年五壹勞動節前夕在長沙五壹廣場舉行聯合罷工，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歡迎社會各界聲援支持，在此致謝了。

　　活動時間：2018年4月30日上午8.00至下午4.00。

　　活動地點：長沙五壹廣場。

　　活動內容：組建更加穩固的塔吊司機聯盟，拍出優於別省的塔吊司機罷工視頻，重申建築勞工權利。

　　鑒於這次活動的性質與從業人員的分布特點，活動為自發組織，希望各位同行積極參加，向全社會發出我們的聲音。

　　長沙塔吊司機聯盟 2018.4.25

　　這封信在群裏引起熱議，大家在轉發的同時，也為塔吊司機的安危擔憂。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轉發這封信的工友發帖說：“恐怖，因為昨天轉發了壹條關於五壹罷工的帖子，長沙國保部門在壹天之內就收集了關於我的所有信息，包括住址、電話、工作單位等信息，並於兩個小時前到我工作單位，要求我前往派出所說明情況。”該工友向國保承諾不參與下壹步活動後返回，但擔心單位會因此而解雇他（後來果然被解雇了）。

　　然而，這個活動並不是長沙壹地塔吊司機的單獨行為，而是由全國塔吊聯盟微信群發起的全國性活動。4月26日，海南塔吊司機發言人通過微博視頻，號召海南塔吊司機加入全國塔吊司機將於5月1日上午開始舉行的罷工，要求漲薪、增加加班費……他說，不罷工，誰給妳漲工資啊？全國性罷工怎麽少得了海南工人呢？海南的塔吊司機胸中也有壹團火，那就讓它燃燒吧！同日，四川省自貢市上百名塔吊特種工作人員拉橫幅抗議，要求漲工資，否則在5月1日發起罷工。

　　4月27日，江西南昌、甘肅天水、河南駐馬店、湖北仙桃、貴州清鎮、江蘇淮安、湖南衡陽、福建廈門等地塔吊司機也打出橫幅了。此後三日，又有武漢、石家莊、銀川、昆明、三門峽、洛陽、沈丘、蘭考、上蔡、清豐、運城、株洲、永州、嶽陽、張家界、懷化、平江、達州、惠州、中山、茂名、肇慶等地塔吊工人集會的視頻傳到網上。截止4月30日，全國各地塔吊司機集會拉橫幅喊口號表達自己訴求的，據初步統計，有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蘇、江西、海南、福建、甘肅、青海、寧夏、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山西、山東、陜西等20個省份30多個城市，人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這麽大規模的、跨省份的全國性、行業性工人集體行動，是我國最近數十年第壹次，甚至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五月壹日之所以沒有發生計劃中的罷工，原因有二：壹是因為有些地方已經答應了塔吊司機漲薪和增加加班費的要求，這也為全國塔吊工人訴求的滿足提供了現實的可能；二是因為地方政府嚴厲的維穩措施對塔吊司機起到了威懾作用。

　　導致塔吊司機群起集會並宣布將要舉行全國性罷工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作為特種作業人員和技術工人超強度超時勞動（每天上班將近16個小時）與低廉的工資（月薪6000元左右）和缺乏社會保險之間的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他們要求將月薪增加到8000元以上，另計加班工資並享有社會保險。與上海環衛工人罷工壹樣，塔吊司機集會也是壹種突發性的“先罷後談”式的集體行動，雖然同樣缺乏正式的工會組織，但人數眾多的“塔吊聯盟”微信群顯然承擔了某種程度穿針引線的組織功能。

　　全國卡車司機大罷工

　　2018年6月8日，網上突然爆出卡車司機將在6月10日舉行全國大罷工的消息，這立刻令人想到4月25日網上突然爆出塔吊司機將在5月1日舉行全國大罷工消息的故事。到了6 月10日，預告中的罷工並沒有如期發生，原因正像5月1日並沒有發生塔吊司機罷工壹樣，應該是帶頭人被各地維穩部門控制住了。不過，也正如4月26—30日大約有20個省、30多個城市的塔吊司機在各地舉行了集會壹樣，這壹次，江西的修水、安徽的合肥阜陽蕪湖、江蘇的連雲港、浙江的寧波、貴州的銅仁、上海的嘉定、湖北的武漢、山東的聊城、四川的成都以及湖南、河南、重慶等地的卡車司機，也提前於6月8、9兩日舉行了罷工和駕車遊行。聲東擊西，在預定時間之前或者延後行動，這似乎成了民間維權力量與官方維穩力量鬥智鬥勇的經典劇情。

　　不管怎麽說，卡車司機已經成功地讓全世界知道了他們的生存處境和基本訴求：他們拋妻別子以車為家，壹天工作12小時以上，工作條件很差職業安全度極低，遭受各種機構、關卡、黑白兩道的盤剝，收入逐年下降，只能靠冒險超載和疲勞駕駛勉強維持生存……他們強烈要求降低油費提高運費、取消過橋過路費、懲治車匪路霸、糾正警察和路政的亂收費亂罰款、堅決反對滿幫集團壟斷貨運市場的霸王條款！

　　卡車司機的生存困境凸顯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矛盾和荒誕：壹方面中國物流成本是美國的兩倍以上，運費對貨主太高了，企業負擔太重，消費者買不到便宜的商品，另壹方面，物流業內大部分人卻沒有賺到錢，不僅普通的車主賺不到運費，被雇的司機也掙不到多少血汗錢！那麽錢都跑到哪兒去了呢？

　　以北京—西安線為例，跑壹個來回運費為21500元，其中油費和過路費14500元，占67.5%，其余的7000元，扣除兩個人5天的生活費、車輛折舊費、輪胎磨損費、車輛正常保養費、每年審驗費、保險費、各個部門的罰款費，車主和司機可以分配的利潤和工資就所剩無幾了。相比之下，美國絕大部分高速公路不收費，壹加侖油不過$3左右，沒有警察為創收故意攔截罰款，跑壹次長途有上千甚至幾千美元收入。

　　這麽說，政府對於物流業最重要生產經營要素（燃油和高速公路）的壟斷是導致這個行業上述問題的最深層原因，政府行政管理（交警和路政）設卡尋租是第二個原因。還有第三個原因，也就是引爆此次罷工事件的最直接原因，那就是物流業內部存在的大資本與小資本、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平等的產業關系。

　　中國大約有1500萬輛貨車，以壹輛車配備兩個司機計算，司機人數達到3000萬。業內有壹部分人是車主兼司機；有壹部分人是車主，擁有較多車輛，自己不開車了，把車租給司機並收取租金；第三部分人是受雇的司機。這是壹個多元的運輸服務供給方，與此相對的是多元的對於運輸服務的需求方，即企業或貨主。以多元對多元，基本上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市場模型。但是這幾年業內發生了急劇的集中，甚至達到了壟斷的程度。

　　2017年11月27日，物流行業兩大巨頭江蘇滿運軟件科技有限公司（運滿滿）與貴陽貨車幫科技有限公司（貨車幫）宣布戰略合並，共同成立壹家新的集團公司，名曰滿幫集團。運滿滿成立於2013年，是國內首家基於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開發的貨運調度平臺，目前擁有註冊重卡司機約400萬、貨主約100萬，業務覆蓋全國 315 個城市。另壹個與運滿滿不相上下的行業巨頭貨車幫，也建立了覆蓋全國的貨源信息網絡，為平臺貨車提供綜合服務，致力於做中國公路物流基礎設施，註冊會員車輛達450萬臺、貨主達88萬。2018年4月24日，滿幫集團宣布完成合並後第壹輪融資，融資金額19億美元。本輪融資後，滿幫的估值將超過60億美元。5月26日—29日，在“2018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上，滿幫集團首次以統壹展臺的形式亮相，完整展示了包括車貨匹配業務及車後增值業務的全方位服務，滿幫將用9個事業部來實現自己的宏大願景：平臺事業部，控制全國全部車貨匹配市場；交易事業部，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度做到壹天過億的營收，明年突破壹千億；科技運力事業部，成為全球最大的運力公司，可以給客戶提供差異化解決方案；金服事業部，金融服務將成為滿幫集團的第四大事業部；新能源事業部，從終端與供應鏈廠商合作建立柴油供應體系，未來還會探索清潔能源；物流地產事業部，利用天網做地網；車後事業部，搭建包括ETC、輪胎、車輛等業務在內的車後服務網絡；無人駕駛事業部，讓滿幫成為貨運領域無人駕駛的重要參與者；國際事業部，將滿幫打造成全球最大的運力公司。滿幫董事長兼CEO王剛表示：“我們全心全意致力於幫助貨主用戶和司機用戶降本增效，堅持以技術為導向，將滿幫打造成為全球最大的運力平臺及運力公司”；“未來滿幫要做成3000億美元市值的巨無霸。”

　　隨著滿幫的掘起，物流行業產業關系發生結構性變化：首先，滿幫對貨車司機和相關信息服務人員發起收費攻勢，不交費者就關掉運滿滿APP的使用權，已經依賴該軟件信息的行內人士只有繳納年費（1680到3000元不等）；第二步，於6月4日率先對洛陽和合肥的貨車幫客戶端實施了升級，客戶端無法看到即時信息，定價權也被系統剝奪，貨車幫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買辦，赤裸裸的開啟了雙殺模式：要看信息，按規矩交錢，價格由滿幫來定。據被訪司機透露，貨主交給滿幫1000元錢，滿幫只支付給司機800元，滿幫截留了200元。此舉引起車主、貨主、司機以及業內其他從業人員壹片嘩然。

　　問題的關鍵在於，滿幫已經由收取年信息服務費的第三方中介服務平臺，介入到買賣雙方的交易過程中並截取利益了，由物流業的信息服務公司變成物流業的大老板了！它利用對供需信息的壟斷優勢，在收取合理的信息服務費（年費）之外，又迫使車主和司機就每壹筆交易繳納壹筆“交易許可費”，而滿幫不需要為這筆巨大的利潤支付任何資本和勞動！這是赤裸裸的強取豪奪啊！而且，按照滿幫9個事業部的發展規劃，它是要在全行業通吃通殺的，其他投資者（車主）和勞動者（司機）統統必須臣服於滿幫！

　　物流行業內產生的壟斷，對於飽受壟斷國企和專橫政府之苦的物流業車主和司機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6.月4日APP升級成了壓垮貨車車主和司機心理極限的最後壹根稻草。

　　二、行業性集體行動（結社、談判、罷工）浮出水面並將成為勞工運動的主流1、行業性是三起集體行動的共同特征

　　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相對於常見的某壹企業範圍內的工人集體行動而言，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具體表現為：壹是參與人數幾十上百倍地在整個行業放大；二是行動覆蓋到行業裏的很大壹部分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三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範圍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2、行業性集體行動的出現標誌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2010年到2015年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或初級階段，其主要特征是，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在幾十個城市同時發起的跨企業的、跨地區的、全國性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

　　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能叫做勞工集體行動，還不能叫做勞工運動，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了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能叫做勞工運動。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就是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它也因此而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勞工運動的核心環節和勞資集體談判的主要形式，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成本最低，壹旦團結和聯合起來，具有最直接的規模力量，壹旦成功，又具有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最大化的規模效益，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對自由、平等、公正的交易和契約關系的需求和要求，這同時也就是法治市場經濟的基本含義。國家（立法、行政、司法）的責任，不在於破壞而在於保護勞資雙方這種自由、平等、公正的博弈機制。

　　2018年上半年三起行業性勞工維權事件，標誌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或中級發展階段。

　　3、承認和保護勞工三權是勞資關系和市場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不管是公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存在勞資關系問題，只不過前者是國家資本與勞動者的關系，後者是私人資本與勞動者的關系。西方國家幾百年的歷史表明，保障勞工三權是解決勞資矛盾的有效制度和機制。遺憾的是，中國還缺少這壹制度和機制。

　　相反，在中國，政府壹看到工人行動起來，就認定為政治性事件，或者有境外敵對勢力在煽動。然而，在上述三個事件中，都沒有所謂的境外勢力插手。2015年12月3日，當局大舉抓捕勞工機構工作人員，緊接著又完成境外社會組織立法，切斷了境外勢力與國內勞工組織之間的聯系和資金鏈條，這套組合拳把已經初步聯絡和組織起來的勞工界打散了。

　　但是，沒有勞工機構的幫助，不等於工人自己沒有組織能力。工人有足夠的學習和復制能力，就是在2010到2015年第壹波勞工運動當中，由於互聯網的存在，由於廣泛的信息傳播，很多工人迅速學會和掌握了勞工運動的三個基本要素：

　　第壹是選舉工人代表，在南方叫做工人代表制。這是有法律依據的：首先是民法依據，壹幫人選出壹些代表，讓他們去跟資方、政府、法院、仲裁院打交道，這在民法上叫做委托代理關系；其次是勞動法依據，即在沒有工會的企業，工人可以選舉集體協商代表。當然勞動法裏頭含糊不清的壹點是，在有工會但是工會不作為或者反作為的情況下，工人能不能選自己的集體協商代表？這個在法律上沒有做明確規定。第二是由工人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或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或集體協議。第三是在勞方提出集體談判邀約而資方不予回應，或在談判時資方堅不讓步的情況下，行使罷工權，把資方逼到談判桌上來。

　　這就是國際上通行的勞工三權。雖然珠三角大部分企業的勞資沖突還處在“先罷後談”的水平上，但也有相當壹部分工人理解了勞工三權，接受了“先談後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以壹種不正常的、粗陋的維穩思維看這個問題，認為這些工人被境外敵對勢力利用，甚至指控有些民間勞工組織與黨和工會爭奪工人階級，搞第二工會，就等於是把工人推到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從政治上講，對於當局實際上是不劃算的。

　　為什麽不能讓這些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代表進入工會體制呢？習近平不是批評工會等群團組織有行政化、機關化、貴族化、娛樂化的毛病嗎？怎麽才能改掉這些毛病呢？富有建設性的也是唯壹可行之路，就是吸納工人代表成為工會幹部。

　　國家應該有兩個功能：第壹個是把自己定位在勞資雙方中間，成為中立的、客觀的裁判員。它既不能偏袒資方，也不能偏袒勞方。資本和勞動是壹對基本生產要素，誰都少不了，國家居中調節，不能拉偏架。有個工人說得好，我們不需要政府站在我們壹邊，我們只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就可以了。第二個是要提供勞資關系領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公共服務，維護勞資雙方之間的壹種和平的、理性的談判機制，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問題。只有在勞資雙方都失去理性、沒完沒了地沖突，損害到了整個社會利益的情況下，國家才出來予以強制幹預。

　　對於這次大規模跨企業的環衛工人與更大規模既跨企業又跨地區的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的集體行動，外界只是在事後才知道，對於他們事前進行的交流、聯絡、組織、決策過程，外界可以說壹無所知。也沒有任何信息和證據證明外部社會力量（比如勞工NGO）介入其中，進行了相關的協助、輔導、指導或提供其他幫助。更沒有發現“境外敵對勢力”的蹤影。在公眾沒有得到有外力幹預的任何相關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有理由認定這是環衛工人、塔吊工人和貨運工人自發、自主、自組織的集體行動。

　　如果這個結論是成立的，那就需要糾正有關部門的壹個錯誤判斷了：它們認為工人的集體行動是由境外敵對勢力或境內民間機構幕後策劃、操縱、組織和指揮的，是它們在與黨、政府和工會爭奪工人階級，因此，只需要嚴厲打擊這些組織和機構，工人的群體性事件自然就不會發生了。這應該是2015年12月3日大批抓捕勞工活動人士並對其中四人處以刑罰的主要理由之壹。然而，12.3事件以後，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並沒有銷聲匿跡，經過短暫的低潮後，又出現強勁上升的勢頭，而全國塔吊工人的集會示威和全國卡車司機的罷工遊行，更是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和層次。這充分表明，中國工人的思想認識水平和組織行動能力，已經上了壹個新的歷史臺階，至少在某些行業或地方，他們可以不假外力成功地發動和組織集體行動了。

　　過去，面對勞工集體行動，有關部門尤其是工會慣用的招數就是找替罪羊：自己沒有履行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職責，自己不能獲得工人的信任，就歸因於境外敵對勢力或境內民間力量的煽動，以此來應對上級和中央的問責。可惜的是，這樣壹種轉嫁責任的方式，可以糊弄上級和中央，卻糊弄不了工人，工人的實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積怨和憤怒日益加深，勞資矛盾乃至勞政矛盾愈演愈烈，不客氣地說，這種找替罪羊的做法，簡直就是在給執政當局挖坑。根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慣例，面對工人自發、自主、自組織的集體行動，國家的理性和正確的應對辦法，就是承認和保護勞工的團結組織權（自由結社權）、集體談判權（集體爭議權）和罷工權（產業行動權）。這是本文面向中國執政當局講的壹點道理，聽不聽就是妳們的事了。下面直接面向民間講話。

　　三、環衛工人、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為整個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樹立了光輝的榜樣1、三起勞工集體行動對於整個勞工運動的示範意義由企業級別的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上升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這既是國際勞工運動所走過的道路，也是2018年上半年三起勞工事件所昭示的中國勞工運動正在和將要走的道路。恰好在這壹點上，企業界、經濟學界和政界人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2015年4月24日“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就說得很直白：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

　　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只要它們不作為生產經營鏈條就會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

　　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因為只有通過結社，通過聯合、團結和組織，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才會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和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是怎麽跨企業組織起來的我們還不太清楚，塔吊司機則主要是通過塔吊聯盟微信群、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卡友聯盟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可以預期，如果不遇到不可抗的外力打擊，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形成就是早晚的事情。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有利。

　　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產業領域（農業、工業、服務業和文化產業），形成各個行業的勞工聯合和自治組織。將來，行業工會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勞資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2、勞工的行業性集體行動對整個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憲政民主運動的啟示意義完全沒有證據證明環衛工人、塔吊工人和貨運工人的集體行動與海外民運倡導的全民倒共、全民共振、全民起義等等之間有什麽直接的關系，恰好相反的是，正是在五壹全民共振行動並不順利的情況下，行業性集體行動顯得尤其的耀眼和成功。這三個事件，依次在海外民運和海外網絡自媒體中引起越來越大的轟動，尤其是在卡友罷工事件發生後，幾乎所有知名的海外自媒體都蜂擁而上進行介紹和評論，就連壹向對勞工問題漠不關心的人也趨之若鶩、贊不絕口，就連平常對於工人針對企業和資本的罷工持批評和反對態度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幾乎壹邊倒地支持卡車司機的罷工行動，他們似乎感覺到，他們幾十年努力奮鬥沒有動搖的大陸極權專制統治，很可能在巨大規模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沖擊下轟然倒塌。

　　根據本文上面的揭示，海外民運和自媒體隱隱約約、模模糊糊地感覺到的東西，那就是工人的結構力量和結社力量，也就是壹種基於產業結構、生產經營鏈條和經濟利益之上的組織化的社會力量，而這種力量正好是數十年來民運所嚴重缺乏的。

　　壹直以來，所謂自由民主人士、民運分子對於底層民眾的維權抗爭有壹種居高臨下的、精英主義的鄙視，其主要觀點是，底層民眾只是為經濟利益而戰，在沒有強烈而堅定的普世價值觀、自由民主需求和現代政治理念引導的情況下，他們的維權抗爭不會上升到反對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水平，壹旦經濟利益訴求獲得壹定的滿足，他們又會甘心情願地當牛做馬甚至當豬做狗。照他們的這個標準，體制內人如公務員、教師和國企工人的維權，被體制拋棄的人如老兵、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下崗工人和職員的維權，農民工的維權，農民、訪民、冤民、基督教徒、法輪功信徒等等各界人士的維權，統統不符合他們的政治正確，最後大概只有不到百分之壹的人勉強能夠成為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有些極右派民運分子甚至咒罵中國底層百姓為支那豬、奴才和牲口。即使是在壹般的觀念層次上同情和支持底層民眾維權抗爭的民運分子，也並沒有深刻地理解勞工運動和其他底層民眾維權運動與中國的憲政民主運動的內在的關系，更找不到兩種運動之間溝通交流、對接互動的路徑和方法。對此，有必要向民運界、勞工界、學術界和輿論界重申本文作者曾經在多個場合闡述過的關於兩種運動之間內在關系的基本觀點：

　　（1）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也是基本的人權，包括公平收入權、休息休假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就業權和失業保險權、養老和醫療保險權、平等受教育權、自由遷徒權和居住權等等，都是壹些實實在在的“民生”權利，應該確定為憲政民主政治運動所追求的經濟與社會目標，從而使政治權利和民主制度這兩個相對高大上的東西落到實處。壹些國內外民運人士已經把“免費教育”、“免費養老”、“免費醫療”等等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實際好處的目標提出來了，讓老百姓真真切切地體會到“民主可以當飯吃”的道理，這才是喚起民眾的正確的做法。

　　（2）在共產極權主義和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下，其實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維權行動已經先天地具有政治性質了，或者說，任何人的維權行動已經先行被政治化了，因為民眾維權，實際上、客觀上就是在限制權貴對民眾貪得無厭的掠奪，對此，權貴統治階級壹定會給予嚴厲的打擊。為什麽環衛工待遇那麽低？國有的環衛公司在截留。為什麽建築工人待遇那麽低？層層分包的建築業體制讓各級權力大肆截留。為什麽卡車司機待遇那麽低？不僅掌握燃料、高速路的國企在截留、交警路政在截留，壹定有權貴站臺的行業內滿幫壟斷集團也在截留。此外，為什麽出租司機待遇那麽低？官商勾結的出租車公司在截留；為什麽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工待遇那麽低？因為在企業後面還有很多黑手在尋租、吸血、截留……因此底層民眾與這個體制及其特殊利益集團處於壹種零和博弈的對立狀態，前者的維權必然會動搖後者的統治基礎。即使底層民眾還沒有能力直接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也為社會中間階層的有誌之士打開了巨大的活動空間，他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引導底層民眾的維權抗爭進入到憲政民主的軌道。如果沒有廣泛的底層民眾維權運動，所謂自由民主精英去引導誰呢？無人跟隨的話，人數有限的自由民主精英根本就不是武裝到牙齒的權貴豪富階級的對手。

　　（3）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維權必將招來權貴統治階級的維穩，對於後者來說，穩定就是壹切，為了維護其極權專制的穩定，權貴統治階級不惜重金培植和收買立法、行政、司法、所謂群眾組織、網絡五毛水軍以及地痞流氓黑社會等種種效忠的力量，以至使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更有甚者，還把本來應該用於對外抵禦侵略的國防軍，變成對內鎮壓民眾的黨衛軍。但即使維穩人數高達幾百萬花費數萬億，面對壹年幾十萬起群體性抗爭和無數反抗的民眾，權貴統治階級仍然捉襟見肘，疲於奔命，拆了東墻補西墻，按下葫蘆浮起瓢，維穩資源日漸緊張，對民眾的汲取力度越來越大，這又導致民眾更大規模和更加激烈的反抗。僅僅維持這個巨型維穩體系的運轉，就已經超過軍費開支了，如果向抗爭民眾讓步滿足其壹部分民生訴求的話，維穩經費還將成倍增加。所以說，即使從最消極的意義上說，底層民眾僅僅局限於民生訴求的維權行動，也將大量消耗維穩資源，瓦解極權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對此，越來越多的民運人士開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4）勞工運動之所以伴隨著工業社會生生不息地發展起來，關鍵在於勞動和資本作為兩種主要的生產要素，發生著既對立又統壹的結構性相互關系，勞動具有壹種“結構力量”，小到某壹個關鍵崗位的工人可以阻斷整個車間的生產，中到壹批工人可以阻斷整個企業的生產，大到大批而且跨企業橫向聯系的工人可以阻斷整個行業的生產。這是推翻極權專制的憲政民主運動應該從中吸收的寶貴經驗和資源。憲政民主革命的成功，有賴於壹支職業革命家隊伍，逐漸把全國各行各業擁有結構性力量的民眾調整、引導和匯聚到共同的抗爭行動之中，造成全民共振的效應，這樣，本來只具有經濟性的罷工、罷運、罷市、罷課，就合乎邏輯地轉變為政治性的全國總罷工、總罷運、總罷市、總罷課，轉變為數億人的集會遊行示威，這必將造成極權專制統治的癱瘓，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公民委員會或臨時政府也就順理成章地取舊政府而代之了。

　　（5）勞工運動之所以能夠深刻地改變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使自由市場經濟升級為社會市場經濟、使三角形的社會結構升級為橄欖形的社會結構、使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政民主升級為全民憲政民主，關鍵在於勞工群眾把他們具有的客觀的、潛在的、自在的結構力量，變成了主動的、現實的、自為的結社力量，形成了足以與資方力量分庭抗禮、平等博弈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我們高興地看到，在環衛工、塔吊工和貨運工中，初步形成了行業規模的結社力量，比如塔吊聯盟、塔吊司機協會和卡友聯盟、卡車司機協會。當然，作為對等的、平等的法律權利，資方也可以並且應該形成和產生自己的組織如雇主協會、企業家俱樂部、工商聯合會等等。於是，在壹個行業、壹個產業內，就會形成勞資雙方的自組織，它們分別代表勞資雙方定期舉行集體協商和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和協議，實現行業自治和產業和平。諸位，這難道不正是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雛形嗎？有誌於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仁人誌士，正應該向率先組織起來的工人學習團結、聯合、組織的經驗和技能，並且向其他所有社會階層和群體推廣。中國的工人率先繞開強加於他們的官辦工會而尋找自己的聯合和組織形式了，中國的商人和企業家是否開始繞開強加於他們的官辦商會而開始了自組織的進程呢？應該說，他們的表現遠遜於工人，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官商勾結和錢權交易。至於文化程度最高的知識分子，也沒有獨立的作家、藝術家、教師、醫生、學生聯合會，農民、市民等其他社會階層也沒有自己的自治組織。只有各行各業、社會各界都有自己的組織形態，才能真正對於極權專制制度形成強大的攻擊力量，才能很快結束極權專制崩潰後的社會混亂狀況，才能從初步形成的公民社會中產生出新生的民主政治力量，迅速填補權力真空，並為未來的憲政民主制度奠定牢不可破的社會基礎。

　　（6）認識到勞工運動和其他底層民眾維權運動對於憲政民主運動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並不等於憲政民主革命者應該坐等革命形勢的成熟，相反，他們完全可以而且應該主動地、積極地對民眾維權運動施加影響和發揮作用，但不是自外而內、喧賓奪主地去指導和領導，而是順著民眾維權運動的邏輯和可能性，把它們引向憲政民主的目標。這首先需要憲政民主人士贏得民眾的信任。怎麽才能贏得這種信任呢？第壹是要以個人的身份鞠躬盡瘁地為民眾服務和奉獻，向民眾提供他們很需要但自己又不太具備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技術的、法律的、宣傳輿論的、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就像當年米赫尼克、馬佐維耶茨基等人協助瓦文薩和團結工會壹樣，當好民眾運動的參謀、智囊和助手，很有可能，在經受了足夠的考驗、立下了汗馬功勞以後，還會被民眾承認為自己的領袖；第二是要在最高政治層面上旗幟鮮明地成立反對黨，以政黨的綱領、路線、政策和政治活動，去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最後，在全國民眾總抗爭的情況下，由代表各階級階層或利益群體的政黨和政治力量舉行圓桌會議，重新制憲，通過全國大選產生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權力機關，真正實現民主法治。

　　工會運動

　　壹、 工人的團結是完全可能的

　　團結就是力量，雖然這是壹個人人皆知的真理，但是很多工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 當我們遭受企業主和他們的代理人管理者侵權時，大多數人要麽采用忍氣吞聲的辦法，要麽就是自己獨個反抗，或者從來沒有想過把身邊的工友團結起來共同反抗，或者就根本沒有把工友團結起來的信心。

　　其實，工友們之所以對團結沒有信心，主要還是大家沒有認識到，每個工友所面臨的被企業主和管理者欺侮，並不是個別工人的問題，而是所有工人的問題， 比如張三發生工傷事故，企業拒絕賠償，看起來好像是張三的事情，事實上資方不賠償不是因為這個人是張三，而是因為張三是工人，所以，這不是張三的事情，而是所有工人的事情。所以，事實上所有的工友都處於相同的社會地位，都面臨尊嚴同樣受到損害、利益同樣受到侵害的問題。 而工友們所面臨的尊嚴同樣受到損害、利益同樣受到侵害的問題，正是工人可以團結起來的基礎。可以說，資本家對工人權利和利益的侵害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同樣，工人團結的可能性也就每時每刻都存在。壹個善於帶領工友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的工人領袖，應該是善於把握最有利於工人團結的機會對資本家進行鬥爭的人。 工人領袖應該把每次資方對工人的集體侵權行為， 都轉變為團結工友的機會。

　　另壹方面，要讓工友們有效團結起來，找到工友們面臨的共同訴求是關鍵。而共同的訴求，是從工友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總結得出的。所以，工人團結的壹般步驟是， 首先要對企業的勞資關系情況進行總體的調查了解，找到工友們最迫切想要改變的問題，然後把這些問題跟工友們討論，讓大家提出想要資方改進的目標， 比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等， 形成壹個或者多個訴求（訴求應該具體普遍代表性，要排除壹些個別人的個別訴求）， 並且把這些訴求量化。為什麽要把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想要的訴求和工友們進行討論呢？應為經過討論提出來的訴求是工友們參與的結果，已經得到工友們的同意和支持，成為了每個工友的訴求，因此，這個訴求對工友的凝聚力就強，工人的團結就會非常有力如果訴求僅僅是個別人的訴求，就很難得到工友們的積極響應，團結就沒有力度。 這樣工人的共同訴求就找到了，工人團結的基礎也就初步形成了。

　　有了共同訴求，接下來就是要制定共同鬥爭的策略，是采用向資方發出聯名要求的公開信？還是采用怠工或者罷工的方式？選擇怎樣行動的時間？從什麽部門和崗位開始行動？等等。這些都是工人領袖應該在行動以前就和工友們商量好的。

　　通常，壹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是很難發動壹場集體的對資方的行動的。所以，有心成為帶領工友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領袖的工友，平時就應該註意跟身邊的工友搞好關系，結交壹些在工人中說話管用、又很仗義的朋友， 形成壹個工人團結的核心。沒有壹個團結的核心，工人的團結就不可能。有了團結的核心， 壹到有機會帶領工友抗爭的時候，就能夠每個人都帶動幾個人，這些人又每人帶動幾個人，很容易把大家發動起來了。

　　所以在壹定的程度上，工人的團結就是這個團結的核心有沒有形成，這個核心對工人們有多大的號召力。

　　有了團結的核心，動員更多的工人團結到這個核心的周圍就容易了。

　　二、 讓工友們積極響應團結鬥爭的號召

　　有了團結的核心（哪怕只有三、五個人組成），也有了工人共同的訴求，接下來就是設法動員越多越好的工友來響應，開始對壓迫和剝削我們的資本家開戰了！

　　1、 動員工人團結起來，開展壹致行動來的方式主要是有以下幾種：

　　（1） 通過團結核心的分頭暗中串聯。 這個方法特別適合幾百人以下的小型企業。把訴求告訴值得信任的工友，拉他們加入行動；（2） 充分利用互聯網絡傳播信息快、傳播範圍廣泛的特點， 通過博客、微博、 QQ、電話、微信等現代網絡工具， 以及傳統的張貼公告、散發傳單等方式，把關系到工人切實利益的訴求公開，號召大家參與，這樣在共同利益的推動下，工人們容易團結和集中起來。 這個辦法既適用於小型企業，也適合萬人以上的大企業。

　　（3） 在工友突然遭受資方某種普遍的利益侵害，工友們已經群情激憤的情形下，可以由部分團結核心直接登高攘臂壹呼，用演講揭露資方的罪惡，亮出已經制訂的工人訴求，號召工人立即行動，進行反抗。 通過個別生產線、生產部門的率先行動， 然後再通過工友串聯和公開信呼籲，動員整個企業乃至行業的工友參與。

　　三、 團結鬥爭的形式

　　資本家是靠壓榨工人的血汗發財的，所以他們要壓迫和剝削工人；工人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就必然跟他們存在利益矛盾。因此，勞資之間的鬥爭就是必然的。只不過這種鬥爭有時候比較緩和，有時候就會激化。總的說來，工人對資本家反抗鬥爭的形式有個體抗爭和集體抗爭。個體抗爭形式主要是工友以個人的力量，采用向政府投訴、申請勞動仲裁和民事訴訟等手段進行，這種鬥爭形式因為個人的力量和能力有限，常常不能取代很好的維權效果。而集體抗爭形式因為工人人數多、對社會、政府和企業產生的影響大，又常常能夠獲得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所以效果就會更好，鬥爭成果也會更大，並且應為有社會輿論的監督，鬥爭獲得的成果也更有迫使資方落實的保證。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的理論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工人階級只有作為壹個階級對資本家階級開展集體的鬥爭，才能贏得最後解放。

　　工人集體鬥爭的常用形式有：

　　1、聯名向資方用書面形式提出訴求，要求資方在壹定期限內同意。這種書面訴求可以是口吻比較溫和的，也可以是情緒強烈的。主要看聯名者與資方力量對比和對資方利益的沖擊程度。如果聯名者占企業總人數的相當比例，態度可以堅決和不容妥協，如果聯名者人數不多，力量有限，則為了保存工人團結核心力量的存在不致被資方解雇，可以語氣緩和壹點，或者以給企業建議的方式進行。不要小看日常用建議書的形式爭取工人待遇或勞動條件的改善這種鬥爭形式，在工人尚沒有有效團結，特別是工人的團結和鬥爭信心不足的情況下，利用建議書要求企業做壹些改進，是非常好的鬥爭方式。它既能逐步讓工友們變得關心大家團結和鬥爭，還能能夠通過看起來十分微小的鬥爭勝利成果，給予工友團結和鬥爭的信心， 如果經常取得這種成果，未來發動對資方更為強大進攻的能力就會逐步形成。而願意為工人階級解放事業奉獻自己畢生，有心成為工人領袖的工友，他（她）在工人中的威信和號召力也可以從中得到不斷提升，最終鍛煉成為出色的工人活動家和工人領袖。

　　2、怠工。 怠工就是工人們雖然正常出勤但卻故意放慢工作速度，導致生產任務不完成，迫使資方接受工人的訴求或者同意與工人代表談判。怠工常常要跟生產管理者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比如管理者站到流水線某處，該處工友假裝正常工作，流水線上其他崗位就放慢工作速度，當管理者到另壹處監視工人工作，就馬上怠工。有時，個別流水線的重要崗位故意出錯，迫使整個流水線停頓。 怠工壹般是工人的抗爭力量不足或者受到特別壓力時采用。工人力量如果強大，就可以直接使用罷工方式。

　　3、罷工。 罷工是工人反抗資本壓迫和剝削的最有力方式之壹。罷工不僅可以直接爭取實現工人的訴求，用恩格斯的話說，“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可以鍛煉和培養工人的團結意識和鬥爭經驗。罷工直接打破了資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正常秩序，資本家遇到工人的罷工，不僅不能像往常撈取利潤，還要付出維持企業生存的許多必要開支，並要冒被其他同行的競爭排擠出市場的風險（比如失去老客戶訂單），所以對企業的打擊是巨大的。 這壹點恩格斯就指出過：“資本主義生產是不能停下來的：它必須繼續增長和擴大，否則必定死亡。 ” 同時，罷工也會對政府產生壓力，因為政府的稅收很大部分來自於企業，罷工會造成稅收流失。

　　4、遊行示威。 在露天公共場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會、遊行、靜坐等方式，表達要求、抗議或者支持、聲援等共同意願的活動，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但是，現行的法律規定，公民遊行示威需要向公安機關申請並得到批準才能實施。 這個規定是不合理的，因為遊行示威本來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應該以政府批準為合法；其次，也沒有法律給予公民申請遊行示威但公安機關不予批準時的救濟渠道。 所以， 在現行條件下， 除非工人受到政府非法鎮壓，壹般針對企業資方的鬥爭行動， 不要到企業範圍以外進行。工人在反抗資方侵權時避免輕易走出工廠抗議甚至堵路會被警方以破壞交通秩序、社會秩序以及尋釁滋事等罪名加以鎮壓，尤其會給工人領袖帶來被抓捕的風險。

　　四、 集體鬥爭的準備

　　1、心理的準備

　　中國有句俗話：“殺敵壹千，自損八百”。 鬥爭是柄雙刃劍，不僅對資方具有殺傷力，常常對工人這壹方也會造成壹定的暫時的利益損失，明白這壹點很重要，這樣可以讓我們對罷工鬥爭的艱巨性有充分的認識，因而有充分心理上充分的準備，因而才不會輕敵，事前認真做好組織上和物質上的準備，為打贏這場戰鬥打下基礎。

　　資本家面對工人的集體反抗，自然不會甘心，必然要使出壹切招數跟工人的鬥爭行動展開生死較量。資本跟工人相比，他們的優勢是明顯的，他們不僅有著巨額的財富，也有著整個資本世界的組織和團結，更有政府為他們撐腰；而工人除了有人數的優勢，在資源上跟資方不可同日而語，在組織程度上也通常不如資方。所以，跟資方的鬥爭必須力戒輕敵，壹開始就要做好跟資方進行壹段時期鬥爭的認真準備。如果妳估計壹周就能贏得勝利，那麽妳要做好可能拖延兩周、三周甚至更長時間都沒有成果的各方面的準備，尤其是要有保證跟隨我們行動的工人，他們的鬥爭意誌和士氣能夠保持不衰的預案。

　　2、組織的準備

　　哪怕只是壹個小型企業的罷工，沒有組織準備，僅靠個別人的帶領也是難以打贏罷工的這場戰鬥的。組織就是分工協作的集體，有了壹個為了贏得罷工勝利領導工友進行戰鬥的集體，就可以共同謀劃罷工的策略，分頭為準備和實施集體鬥爭計劃，使得工人的團結和行動更加緊密、穩固和富有效率。

　　組織的準備首先是工人團結核心的準備， 沒有團結的核心往往也能通過推動工友平日對資方積蓄的憤懣發動壹場集體行動（目前中國發生的絕大多數的罷工都是這種罷工），但是，最有對資方戰鬥力量的壹定是有團結核心領導的鬥爭。有團結核心作為組織領導的鬥爭，不僅對資方更有打擊力度，而且可以持續保持對資本的壓力，並確保工人的鬥爭成果最終不是被稀釋。

　　關於怎樣有壹個團結核心已經在第壹個問題中談過，這裏補充的是，團結核心在集體鬥爭中應該發揮民主形式，即共同決定集體行動的訴求和目標，共同決定集體行動的重要細節、共同決定團結核心的人員分工，共同決定壹切重要決定。之所以要運用民主方式，是因為鬥爭過程中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時也是為了避免個別核心成員被資方強行解雇或者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使得工人的行動群龍無首，同時也是防止個別的核心成員被對方收買出面工人利益。

　　在分工上，必須有以下工作需要有人承擔：行動總指揮； 負責在第壹線鼓動工人行動的骨幹； 對社會發布信息和聯絡者；維護行動時的秩序和紀律的糾察負責人；負責集體行動的後勤事務者。 每個承擔具體任務的人要做好自己的準備工作，比如負責對外發布信息和聯絡者，要事先準備好通訊工具，準備好微博、微信、 QQ 賬號，搜集好能夠給予行動支持的組織和人士的電子郵箱、電話號碼等；負責糾察工作者要預先制訂好糾察紀律和組織好糾察隊人員組成；負責財務後勤的要預先考慮必要的預算和尋找資源，準備行動的口號標語牌、布幅、喇叭等；總指揮要檢查每個分工的準備情況。

　　3、物質的準備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對資方的鬥爭就是壹場戰鬥，不僅是雙方意誌的較量，對工人壹方來說，也是生存的考驗。因為資方非常了解工人壹方的弱點，知道工人在金錢物質上的匱乏，所以他們會把讓工人因為貧窮和饑餓作為戰勝工人的重要手段。資方常常壹開始就會警告工人進行抗爭行動會讓工人工資被扣甚至可能被解雇， 或者會把工廠搬走讓大家失業；工人也會長期的鬥爭領不到工資而不得不向資方屈服，所以籌集資金用來支持行動是非常重要的。另壹方面，即使工人進行短期的抗爭行動可以用自己平日的生活積蓄支持，但集體行動本身需要壹定的開銷， 比如通訊費用、制作宣傳品費用等， 也需要在行動前和行動中尋找壹些資金支持。

　　從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來看，工人籌集行動基金，主要有如下途徑：壹是平日從工會會員繳納的會費中拿出壹定比例留作罷工基金，在罷工行動時使用；二是為了某次集體行動而向兄弟工人組織以及同情工人的社會大眾募捐，或者兄弟工人組織和社會大眾主動支持；三是由工人自願捐錢、捐物。中國工人也可以參照這些經驗去尋找物質支持。 比如有的工廠采用每個工人捐 50 元，那麽全廠 1000 名工人可以募集 5 萬元，這既解決了罷工的基本行動開支，工友們又因為每個人捐款，而對罷工有了更強的責任心。 但是募捐資金需要壹個公開的銀行賬號，所以在集體行動以前應該準備壹個銀行賬號用來接受資金。為了防止資金被個人不法侵占，銀行賬號開戶人應該立下保證書，保證不把募捐到的資金竊為己有，如有違反甘願承擔法律責任。

　　募捐到的資金和物資應該登記，並每隔 3～5 天向全體工人公布收入和支出詳細情況，接受工人監督。如果沒有這個監督措施，即使負責資金財物管理的人很廉潔，也有可能遭到工人的質疑，影響工人對團結核心的信任和工人的團結。

　　五、罷工鬥爭

　　1、第壹擊要狠！

　　工人沒有長期的生活費用儲備，團結很容易被資方采用拖延時間的手段破壞瓦解，所以要麽不出手，壹旦出手，第壹擊就必須夠狠，讓資方感到出手不及，無力招架，不得不盡快向工人屈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工人的行動需要在行動時機、率先行動的部門和崗位、行動的規模和提出的訴求上動好腦筋。

　　選擇行動的時機很重要。每個企業有自己的生產季節，在生產旺季行動比在淡季行動更加有效；在壹周開始的時候行動比在周末行動有效。如果在生產淡季或者交貨期之後行動，資方就不懼怕工人罷工，就難以戰勝資方。 2014 年 2～4 月東莞山打根實業有限公司工人爭取不願企業搬遷的經濟補償金而進行的罷工之所以失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該公司已經差不多完全做好了搬遷的準備，工人在此時才發動罷工，資方已經在新廠址具備生產能力， 罷工對資方已經沒有威脅力。

　　2、選擇關鍵的生產崗位率先罷工並保護組織者每個企業都是有勞動分工的，總是會有壹些生產崗位是對整個企業甚至行業的生產具有影響的崗位。在這些崗位率先實施罷工，會迫使整個生產鏈的生產中斷，造成罷工信息的迅速擴散和快速達到罷工目的。關鍵崗位率先實施罷工以後， 應該盡快使得其他崗位轉為積極的罷工，否則，資方和管理層會馬上采取措施迫使這些崗位很快恢復生產。這裏有個例子，某電子廠策劃壹次罷工，他們計劃從某個生產線的第壹道工序率先罷工。當該崗位工人采取停工行動，打出準備好的號召罷工的標語動員其他工友響應時，這個崗位的幾名工友很快被管理人員和保安控制，帶出生產車間，並由管理者立即接替工作。由於其他工人並沒有任何罷工的心理準備，雖然工人立即為領頭的工人的行動歡呼，但是因為領頭的被企業隔離，罷工行動很快流產。 所以，在計劃行動時，怎樣使得工友能夠很快的響應，並對行動的領頭人、組織者有周密的保護計劃，非常重要。

　　3、立即通知各生產部門（車間）選舉工人代表壹般來說，企業的生產都是按照車間、班組或者生產線把工人組織起來的。工友應該利用這種既有的組織形態，把工人團結起來。工人的團結需要有工人的領頭人，所以盡快選舉工人代表，把分散的工人權利賦予工人自己推選出來的代表，讓代表代表工友向資方提出訴求、進行談判，是罷工實施以後最重要的步驟之壹。 團結核心的成員在選舉工人代表時應該發揮積極作用，爭取當選工人代表。 選舉工人代表要註意避免選擇平日跟資方關系密切、可能會傾向資方利益的人，確保工人代表能夠為工友們積極爭取和維護權益。

　　工人代表人數的確定方式壹般是根據生產部門的多少或者生產部門工友人數的多少確定，比如可以按同壹個層級的生產部門，每個部門有同樣多的代表，也可以按照生產部門工友人數，按照比例確定代表人數。 選舉代表時，應該由工友在選舉確認代表的文件上逐壹簽名，明確選舉某人為代表，授權參與跟企業的談判邀約或談判。

　　4、盡快召開工人代表會議

　　各生產部門選舉出代表以後，應該盡快召開代表會議，以確定以下重大事項：（1）討論代表分工，如首席代表、談判小組、信息發布小組、後勤保障小組、糾察隊等；（2）確定工人訴求； （3）預備律師或者工人維權組織，尋求他們給予支持。

　　5、向資方發出工人訴求或者集體談判邀約，並向社會公眾公開負責跟資方談判的代表應該及時把代表會議決定的工人訴求或者談判邀約直接交給企業高層。同時，為了爭取社會的支持和聲援，應該盡快把該企業工人的生存狀況和罷工信息、 工人訴求，通過微信、微博、 QQ 等手段向社會擴散，引起社會廣泛關註。社會影響越大，資方受到的壓力就越大，工人的勝算就越大。

　　6、聯絡其他同行業的工人，爭取他們的加入， 使得行動規模擴大而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從而加強鬥爭的力量。通過工友之間的同鄉關系、網絡聯系，可以很快聯系上這些兄弟企業工人。壹個行業的工人的聯合行動，肯定比壹個企業工人的行動更加有力，因為工人罷工時，資本家也會加強他們之間的相互團結，他們常常把生產訂單轉移到其他企業生產， 以躲避工人罷工的打擊。

　　7、向政府勞動主管部門和當地工會組織發出公開信罷工實施以後，應該盡快以公開信的形式，要求政府和官方工會支持工人訴求，平衡勞資利益沖突，迫使企業和工人代表坐到談判桌前。之所以要以公開信形式，是因為政府有責任作為中立者在解決勞資沖突過程中發揮作用，而官方工會應該成為名副其實的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社會輿論可以對他們進行監督。

　　8、尋求國際（俗稱境外） 工人支持

　　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因為共同受著資本的壓迫和奴役，所以有著共同的敵人。所以，中國工人在同資本進行鬥爭時，壹切國家先進的工人階級都會感同身受地支持我們。我們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並不孤單。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鬥爭告訴世界，爭取獲得世界工人的支持。特別是在針對壹些外資企業和跨國企業進行鬥爭，工友們應該積極與該出資國的工會進行聯系，請求他們在該國給予支持。 2014 年 4 月，東莞裕元鞋業集團工人的罷工鬥爭就得到了美國、歐洲已及臺灣、香港國家和地區工人組織的大力支持。當然，壹般工友很難與國際工人組織取得聯系。給各國工會、工人組織通過微博、博客發公開信，是最簡便的方法，會有積極關註工人的人把這些信息轉達有關組織的。

　　9、保護工人領袖

　　工人的罷工鬥爭就是壹場戰鬥，反對工人的勢力為了戰勝工人當然會像消滅敵人的司令部壹樣消滅工人領袖。所以，工友們懂得保護工人領袖，保護他們的代表極其重要。 解雇工人代表是資方打壓工人的最常見手段，這在中國南方工人的集體維權行動中屢見不鮮。對付資方這個手段的辦法是參與罷工的全體工友共同簽署壹份“生死同盟”，每個工友承諾保證保護工人代表，同時每個代表都都忠於工人利益。其次是工人代表要建立多個“梯隊”，壹旦某個代表被開除，新的代表就立馬替補履行職責，同時把要求讓被開除的代表恢復工作作為工人新的訴求。政府中維護資方利益的反動分子也會配合資方，打壓工人，以抓捕威脅工人代表。為了應付這些壓力，跟資方、政府和官方工會談話時，應該悄悄進行錄音，壹旦他們非法威脅恫嚇，就把錄音證據向社會公開。 工人代表要爭取獲得工人維權組織的支持，把政府和資方給予的壓力不斷告知他們，請他們設法共同保護工人代表。

　　工友始終不要忘記，保護工人領袖就是保護工人團結的有效存在，任何時候，當工人代表遭遇威脅和風險時，大家都有責任保護他們。 壹次罷工行動失敗往往不重要，以後還可以再找機會行動，而失去工人領袖，常常意味著在這個企業很長時間就失去工人抗爭的希望。

　　如果某個工人代表或者工人被抓捕，工人代表會議應該盡快與他們的親屬取得聯系，壹方面給予必要的精神撫慰和必要的物質幫助，另壹方面要盡快為他們聯系律師和勞工服務組織，以盡快營救被捕者。

　　10、被開除的代表和工友， 並不因為被開除而放棄抗爭， 他們仍然可以設法保持與工友的密切聯系，比如可以在工人上下班的路上與廠內的工友交談、 利用張貼公告和向廠內工人散發小紙條、電話聯系、 QQ 等多種方式積極與廠內工人溝通。 通過法律途徑要求恢復工作也是配合企業內工友鬥爭的手段。 如果被抓捕，應該要求警方立即通知家屬，並要求會見律師。 壹般來說，不要接受警方指定的律師，最好找工人維權組織提供或者推薦的律師。

　　11、代表們應該註意信息安全

　　政府中頑固維護資方利益的反動分子為了壓制不斷增長的工人維權怒潮， 會時刻監聽、監視工人的壹舉壹動。為了避免工人壹方的信息被泄露給資方、或者避免被政府腐朽勢力抓到抓捕的口實，工人代表應該註意自身的信息安全保護。 手機、電話、互聯網雖然為工人之間的相互聯絡增添了很多便利，但不要忘記它們都缺乏安全性，都可以被竊聽和監視。尤其是手機，很多工友不了解它最容易被竊聽，即使關閉手機， 也可以被那些反對工人的無良警察用來竊聽談話； QQ、微信和電子郵件等也是可以被監視的，根本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性。所以，工人代表在開會、討論問題和安排工作等不希望讓外部知道的重要活動時，應該同時卸掉手機電池和手機卡，盡量避免使用 QQ、微信和電子郵件。

　　12、反對工賊和黃色工會

　　資本家和他們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為了戰勝工人，總是要分化工人，收買工人中不堅定的分子為他們做事，這些甘心為了得到資本家壹點蠅頭小利而出賣工人利益的家夥就是可恥的工賊，他們常常為資方散布壹些不利於工人團結和進行鬥爭的言論，或者悄悄地為資方打探消息。 還有，有的工會本來就是資本家為了對付工人組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而在資本家授意下建立的工會，或者領導崗位被資方代理人把持的工會，根本不維護工人的利益，他們是“黃色工會”（以前外國有個工會常常幫資本家講話，被憤怒的工人砸壞玻璃窗，工會為了禦寒就貼上黃紙，因此後來把不維護工人利益反過來維護老板利益的工會稱為黃色工會） 。工賊和黃色工會都是工人階級的大敵。遇到工賊，工人代表和工友要當眾揭露他們，並動員工友們孤立和防備他們，不向他們透露重要信息。對於他們所做的有損於工人利益的行為，要給予嚴厲警告。對於黃色工會，要通過媒體和網絡予以揭露，同時應該動員全體工友，通過召開臨時職工大會（代表大會），罷免工會領導，實現對工會的改組，使之成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

　　13、罷工中的行為

　　對於壹場很大規模的社會性的總罷工而言，工人的力量本身決定壹切。但對於壹個企業的小型的罷工，工人和工人領袖必須註意自己的行為會不會為政府找到抓捕工人及其領袖的借口。壹般說來，政府抓捕工人和工人領袖的借口，主要有“危害社會秩序”（交通秩序）、“破壞公私財物”、“侵害人身權利”、“尋釁滋事”

　　和“造謠”等罪名。所以，壹般罷工行動，應該避免以下行為：堵塞交通，損毀企業或者他人以及公共物品，毆打、拘禁他人。壹般說，工人自發上街表達訴求不違法（俗稱散步），但如果是有組織的上街集會、遊行示威，目前中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規定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否則不合法。另外，在利用網絡和微信、 QQ 等時，壹定要註意措辭和了解事情真實性，以防被戴上“造謠”的罪名。

　　14、註意了解資方的信息和壹舉壹動

　　工人的訴求和談判策略應該建立了解資方情況的基礎上，這跟戰爭中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敵方信息壹模壹樣。比如在工資談判上，需要了解資方的贏利情況，談判才會有說服力。有時，要知道資方每個行動的真實意圖是什麽。這些，壹方面要依靠工人代表會議集體會議的集思廣益，另壹方面，通過種種可能的渠道了解資方內情也非常重要。資方的弱點是它要雇傭很多人為它工作，如果工人依靠自己廣泛的人脈，壹定能夠聯系上管理層中的壹些人物，為我們提供鬥爭所必要的情報信息。

　　15、把跟政府（官方工會）、資方接觸和談判的情況，向全體工人及時公開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讓工友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麽，以便保持對代表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不這樣做，容易被工友誤解代表，並被資方用來挑唆工人和代表們的關系。另外，為了支持罷工而募集的資金應該經常性對工人公開賬目，便於工友監督檢查。

　　16、不要懼怕資方和政府中反對工人勢力的打壓在工人集體維權行動中受到來自資方甚至政府壹方的壓力是正常的事情，工友們不必畏懼，因為我們的行動合法，而他們的行為未必合法。所以壹方面工人集體維權行動要有智慧，另壹方面也需要勇敢，要敢於面對反對勢力的打壓。采取壹定的手段避免反動勢力的打壓是必須的。除了前面談到的，工人代表在開會、討論問題和安排工作等不希望讓外部知道的重要活動時，應該同時卸掉手機電池和手機卡，和盡量避免使用 QQ、微信和電子郵件傳遞需對警方保密內容的郵件，有時可以匿名在網絡發布壹些信息。比如可以在市場購買匿名的無線上網卡，這樣在上網發帖時就無法查明是誰在發帖子。但要註意上網的時間是越短越好， 可以先把相關的文件底稿、照片都準備好（無線網卡以電信的天翼無線寬帶為最好，而且是無縫覆蓋信號），然後再連接網絡立即上傳，短時間內上傳完畢就立即離開原地。要註意的事項是：骨幹工人分子在購買無線網卡時，最好是委托可靠的他人去購買，要註意去購買的人也不易被查到，因為壹般賣網卡的地點都有攝像頭??， 但依然有法能安全的買到。還要註意：這個無線網卡不要隨意上網，更不能在這網上涉及到其他個人信息問題，比如 QQ、 MSN、用自己經常用的郵箱接發郵件等，否則還是很容易知道是誰發帖。

　　六、結束罷工

　　無論是達到目標的勝利的罷工還是失敗的集體行動，都不應該草草地結束罷工。應該樹立壹個觀點：無論是壹次勝利的罷工還是失敗的罷工，都是對資本主義世界壹次有力的沖擊，因為它至少鍛煉了工人的團結，都可以為以後繼續沖擊資本主義體制做好鋪墊。 要知道只要勞動還是資本的奴役對象，工人還沒有能夠從資本的壓迫和剝削下得到解放， 勞資的鬥爭就不會有真正的結束。 即使是壹場勝利的罷工，罷工結束不是意味著勞資對立的終結，而是意味著勞資對立暫時得到緩和， 勞資達成的壹致協議僅僅是雙方壹時的權益之計， 新的對立將很快產生和發展，並在未來某個時刻要再次發展成新的大爆發。 同時，工人們千萬不要迷信跟資方達成的協議，如果工人不能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團結力量，資方壹旦認為時機有利於他們，就往往開始挑戰工人，撕毀或者歪曲協議，或者使協議大打折扣。所以，在罷工行動取得勝利以後，要以工人團結力量的繼續有效存在作為勞資協議得到切實履行的有力保障，工人不僅不能讓工人已經形成的組織走向松懈和瓦解，而應該把組織進壹步加強。比如進壹步改造隸屬官方工會的企業工會，使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或者在工友中穩固地建立各種組織。

　　工人取得罷工勝利， 不僅要註意自己經濟利益的改善，更要註重不要遺忘工人在生產勞動控制權力的分享。工人要把逐步實現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力和企業分配的決定權力的分享作為罷工所要爭取的重要目標之壹。經濟利益當然是工人運動的目的，但是，真正能夠給工人階級經濟利益改善的是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即社會生產關系。

　　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關系方面獲得的任何改善，其實比任何具體的經濟利益的改善更有價值。

　　如果是壹場失敗的罷工，那麽工人壹方不僅要準備應對隨之而來資方的報復， 而且工人團結核心和工人代表要註意努力不讓失敗的氣氛傷害到工友們的鬥爭情緒，他們應該註

　　意跟工友保持親密的聯系，跟工友們壹同面對挫折和困難， 真正體現與工友生死與共的精神。 壹個富有組織性的工人群體在罷工失敗以後，不會做鳥獸散，而是組織工友有步驟的撤退。工人領袖會帶領骨幹工友探望為罷工做出過較大努力的工友，會撫慰遭受傷害的工友，關心他們遭到的困難。 1919 年，美國鋼鐵工人罷工失敗之後， 美國鋼鐵工會利用壹系列的大型群眾集會，向所有在這場艱苦鬥爭中的那些從開始壹直堅持到最後的罷工工人頒發“榮譽卡” 就是非常好的做法，它有力的激勵了工人保持永遠鬥爭的信心。

　　選擇壹個有利於工人下壹次抗爭的時機結束罷工無疑是最聰明的。 不應該在局勢已經非常不利於工人壹方時才決定結束罷工。罷工的領導集體應該有預先洞察局勢發展的能力，如果發現繼續拖延會絕對越來越不利於工人壹方，那麽在這種局勢到來之前，就應該見好就收，盡快召開代表會議，討論如果結束罷工。 結束罷工應該由代表會議作出決定， 任何部門、企業都不應該在和其他部門、企業達成結束罷工的壹致意見以前，單獨接受資方條件，結束罷工。這種單獨結束罷工的行為，是對其他部門、企業工友利益的叛賣，是破壞工人團結的工賊行為，應該受到嚴厲譴責。

　　2015 年 11 月，習近平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 18 次會議，通過了“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工會改革的重點有兩方面，壹是在工作作風上，要去除總工會“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的官僚氣，即去“四化”；二是在身份上，要增強工會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即增“三性”。

　　四年多過去了，總工會改革的成效如何呢？

　　各地各級工會工作人員的官僚作風是否有所改善？工會工作人員的工人階級感情是否有所提升？工會當中來自工人群眾的幹部是否有所增加？來自工人的工會幹部是否仍然緊密地聯系著工人群眾？各級工會幹部協調勞資關系的主動性及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工會在主動協調勞資關系、避免勞資沖突方面是否有所建樹？在已經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中，工會是否有效地扮演了工人利益代表者角色？工會的基層組織，尤其是企業工會組織是否趨於健全並脫離老板的控制？企業基層工會是否有能力代表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

　　為回答上述問題，中國勞工通訊定期選取壹組事件，並就此致電事件發生地總工會及相關企業工會。通過這些對話，將中國工會的實際狀況呈現在工人、工會幹部、工會工作人員和政府決策者面前。我們希望，壹方面，鼓勵各級工會領導和工作人員，走出工會“象牙塔”，主動進入到勞資關系中去，代表企業工人通過集體談判爭取和維護權益。另壹方面，鼓勵和引導各行各業的廣大工人，走進各地工會這座並不神秘的“象牙塔”裏，積極參與到工會改革中來。同時令政府決策者更加了解工會的重要性，及工會改革所需的空間。

　　簡單說，我們希望防止這次工會改革，再次淪為假改革。

　　二零二零年五月

　　常態化防疫下工會作為

　　新冠病毒從壹二月份時的緊急抗疫變成如今的常態化防疫，中國各省市也逐步恢復了生產秩序。回望緊急抗疫期間，不少行業如零售業、旅遊業、出租車行業等無法維持正场業，從業人士收入大跌。另壹方面，建築工、保安員、環衛工、提供群眾生活必需物資的工廠工人等在抗疫期間仍然維持著核心運轉。當前，各行各業開始復工復產，但疫情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仍將持續壹段時間。緊急防疫時工人權益受損呼籲著工會的行動，而防疫常態化的形勢之下，工會更加需要主動作為。

　　本期，我們選取了六起工人集體行動的案例，其中兩起工人事件發生於抗疫期間的武漢市，另外四起工人事件則涉及防疫常態化下備受影響的出租車行業，就這六個事件我們聯系到所在地的地方總工會。

　　壹、工人行動了，工會在哪裏？

　　工會改革去“四化”（即去除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所針對的是各級工會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官僚作風和態度問題。換句話說，工會改革去“四化”，就是要提高各級工會日常工作的效率。

　　工會改革增“三性”（即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所針對的是各級工會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淡漠、不具備代表工人利益進行談判的能力以及脫離工人群眾等問題。換句話說，工會改革增“三性”，就是要使全體工會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在政治上，必須全面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工人階級的階級情感；在能力上，能夠代表工人通過與企業雇主集體談判爭取和改善權益；在合法性上，各級工會領導幹部既要從工人群眾中來，又要永遠不脫離工人群眾。

　　二、工會改革

　　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娛樂化：沒有發現。

　　貴族化：大部分工會工作人員態度誠懇，貴族化改善良好。

　　機關化：大部分工會工作人員機關化改善良好。不過，武漢市江夏區總工會、武漢市總工會值班室及西安市總工會仍然存在著機關化的現象。

　　行政化：大部分地方的總工會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工人維權事件和工人權益受損現象並不知情，部分工會工作者表示，工會可以對工人提供幫助。這些工會從過去的不作為到目前願意幫助工人維權，是壹大進步。

　　不過，武漢市總工會、柳州市總工會和西安市總工會均有工作人員提出，本地並沒有工人權益受損事件發生。我們的確希望當地勞資關系和諧、工人權益得到保障，但不希望看到工會工作人員僅僅是為了“安定團結”而否認工人集體行動事件的發生。工會沒有責任從事掩飾太平的宣傳工作，工會最應該做的，是代表和維護工人的權利與利益。

　　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

　　各級工會去“四化”，可以改善工會工作人員的效率，但不能建立工會的身份。而工會的身份，則體現在工作人員的政治性（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人階級情感）、群眾性（來自工人群眾，不脫離工人群眾，永遠把自己當成工人的壹員）、先進性（有能力代表工人爭取利益最大化）。

　　大部分地方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仍然感受不到他們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各地工人在疫情期間遭遇權益受損、生計成愁，但各地地方工會仍然遠離勞資關系。對於大部分的建築工人、保安員和出租車司機而言，企業工會要麽不存在，要麽處於老板和管理層的控制之下。工會缺位，工人仍然只能以靜坐、堵路、罷工等集體行動提出訴求。

　　同時，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之下，地方工會仍然固守政府的行政指揮部署，沒能從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角度主動有所作為。因此，工作場所的防疫監督、復工復產的協商安排、行業經營需遊說財政補貼的事務當中，也少見工人代表者工會的角色。

　　值得壹提的是，柳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在增強政治性、群眾性、先進性方面走在了全國工會的前列。

　　廊坊經濟開發區工會、滄州市總工會、任丘市總工會經濟保障部也體現了壹定程度的先進性。

　　三、觀察與印象

　　有些地方工會把勞資糾紛當作“輿情”、“信訪”來對待，工會並非工人的利益代表者。

　　部分地方工會對於工人需求和工人抗議缺乏主動了解、主動行動、主動參與，工會仍然欠缺解決勞資糾紛的行動意願與行動能力。

　　當疫情期間發生勞資糾紛之際，工會工作人員大都在社區下沈，其工作職能與工會無關。

　　即使了解到侵權事件的發生，部分工會也只會坐等工人上門或者等上級部門“通知”，然後工會才以第三方而非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去參與。

　　部分工會工作人員認為工會無法解決勞資糾紛，建議工人直接找信訪局求助。

　　部分工會沒有調查就壹口否認當地發生的工人權益受損事件，表示本地壹切正常平靜。這種反應只會令工會離勞資糾紛現場越來越遠，也將工人推得越來越遠。

　　部分地方工會將組織工人入會當作是向上級交差的任務，壹線的工人會員對他們來說只是壹個報上來的數字，與工會工作實際關系不大。對於工會能否盡快組織出租車司機個人入會的建議，部分工會反饋並不積極，工會還沒有體現出組織工人入會的行動意願與行動能力。

　　部分地方工會雖然成立了出租車行業工聯會，但工聯會仍然是發動公司建會、由幾個公司工會疊加而成，既非組織出租車司機們個人入會，也算不上真正的行業工會。

　　也有部分工會將集體談判和勞資關系不正常劃上等號，不願意開展集體談判，以免損害勞資關系和諧之名。這種心態不僅影響到工會及時介入勞資糾紛，無法將勞資沖突扼殺在萌芽階段，也造成工會對於勞資糾紛的發生傾向於采取隱瞞推脫的工作態度，工會不肯面對問題，也無法盡快采取有效的行動來解決問題。

　　對於出租車行業這樣經營困難並爆發勞資糾紛的行業，工會可以與政府反映、談判、要求行業援助政策。但部分地方工會認為政策問題只能由政府和主管部門單方面負責，工會無法介入。

　　各地工會仍然沒有針對受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進行調研、拿出解決方案——工會的援助幫扶主要提供給去湖北地區的醫護人員和抗疫壹線的組織，對他們發放防疫物資、慰問金、送溫暖等。

　　部分工會工作人員以壹種類似於做保密工作的心態應對對工會履責的問詢，要求“走正規程序”才能回復關於工人事件的情況。這種敏感心態對工會改革的負面影響非常嚴重。帶著這種心態，工會工作人員便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接受問責和監督。

　　部分工會工作人員對於工會職能的理解仍然是對上級領導負責，而非對工人負責。

　　各地工會仍未認識到，工會存在的首要職能是代表工人，與雇主或行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因此，在疫情期間發生勞資糾紛之後，工人提出訴求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靜坐、堵路、罷工等集體行動。

　　值得稱贊的是：

　　柳州市總工會很早就聯系區縣工會和企業工會調研，了解到基層工會最大的困難是缺乏口罩，之後通過汽車集團調動生產線而緩解了口罩緊張的問題。

　　柳州市有好幾家出租車公司已經成立了工會，這些公司裏的出租車司機們會就壹些訴求如與網約車司機的競爭關系、跟政府協調等事宜來找工會求助，尋求工會出面代表工人。

　　任丘市總工會經濟保障部表示，如果政府邀請工會出面解決勞資糾紛，工會可以去參與協商。同樣，如果出租車司機提出份子錢減免的訴求，工會願意出面去跟公司協商。

　　滄州市組織部的工作人員表示會去了解事件相關情況，如果任丘出租車公司沒有組建工會，滄州市工會組織部可以從上級工會的角色指導督促他們成立工會。

　　四、工會的行動能力與行動意願

　　就疫情期間武漢市發生的多起勞資糾紛和出租車行業的多起勞資糾紛，工人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都沒有向工會求助，各地工會也都沒有針對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不過，各地工會在我們的建議之下，均體現出壹定的行動意願。

　　針對疫情防控時期工會也應該有足夠的人手從事代表工人利益的主業、而非全部下沈社區的建議，武漢市總工會和江夏區總工會表示會記下來向領導反映。

　　針對工會應該依靠基層工會和會員對企業防疫進行監督的建議，柳州市總工會給出了積極的反饋。基層工作部張部長認同，地方工會可以建立幾級聯動機制，通過發動基層工會、會員們監督方面的主觀能動，做到人人參與和人人監督。

　　針對工會盡快組織出租車司機入會的建議，柳州市總工會和廊坊經濟開發區工會給出了積極的反饋。他們認同工會有責任盡快組織工人入會。如果企業遲遲不願意建立工會，工會工作人員可以先去啟動建會，發展工會積極分子推動組建，將企業自願發展到職工自願、職工推得。我們期待看到各地工會能夠盡快行動，將行業工人組織加入工會，由工會出面，代表受疫情影響的出租車司機們，邀請企業展開協商，使司機和公司能夠達成妥協。

　　針對工會應對出租車行業危機的建議，柳州市總工會、任丘市總工會和滄州市總工會給出了積極的反饋。他們認同行業紓困政策不壹定要由工會出錢，但工會可以出力。我們期待見到各地工會能夠直接行動，走到工作場所了解情況，了解公司在防疫和經營方面的具體困難，遊說政府財政補貼額外開支，確保企業和工人共度時艱，幫助受到疫情影響的出租車行業和其他行業。

　　五、對工會改革的建議

　　建議中華全國總工會：

　　1 總工會在各省成立出租車司機行業工會，並由工會代表工人，展開常態的集體談判，簽訂真正覆蓋行業工人、解決勞資糾紛的集體合同。

　　2 針對疫情期間各行業頻繁發生的集體勞資糾紛，工會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單是聽政府的命令行事，卻忽視了工會的主業。

　　3 面對受到疫情影響的行業如出租車行業，工會應該出面代表司機，與企業協會和地方政府就減免司機租金、維持行業經濟、防疫和復工費用分擔等相關事宜盡快展開談判協商。

　　建議出租車司機行業工會：

　　探索和完善建立出租車司機行業工會的方法路徑，根據出租車行業用工特色，發展合適的入會形式，目標是方便出租車行業的集體談判，解決出租車行業缺乏勞動合同、缺乏社保、常年存在份子錢爭議、司機很少加入工會的老問題。

　　建議各地地方總工會：

　　針對出租車行業，地方工會應停止由出租車公司啟動建會、工人被動入會的做法，由工會派組織員進入出租車司機休息處、加油站等聚集地，組織動員包括網約司機在內的出租車司機個人直接入會。

　　在出租車工會成立之後，盡快展開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緩解行業內頗為緊張的勞資關系和頻繁發生的勞資糾紛。

　　對於行業經營狀況問題，工會在及時了解情況之後，可以找公司、政府展開就企業防疫開支、行業補貼方面的協商，爭取勞資雙方能夠共度難關。

　　建議各地工人：

　　1 工人應該找當地工會申請加入工會，得到工會會員的保障。

　　2 在權益受損的時候，工人應該第壹時間去找工會，要求工會代表工人和維護工人的利益。

　　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 第十期 防疫期間工會作為第 1/6 個案例：湖北雷神山建築工人疫情期間抗議壹、工人行動了，工會在哪裏？

　　工人行動： 2020 年 3 月 17 日，雷神山醫院的建設者爆料，在經過了 14 天隔離期後，目前仍有三百多名工人被隔離在武漢不得離開，工人們既無法開工，也不再獲發隔離補助。中建三局派了保安員看守他們，但工人們不時和保安員發生沖突。截止到 4 月11 日，爆料工人表示，自己已被強制送出湖北省，至今仍然沒有拿到說好的工錢。

　　參與人數: 101--1000 人

　　行業: 建築業

　　工人訴求: 津貼/補貼

　　群體事件形式:抗議/遊行

　　集體行動的回應:工人被打

　　二、工會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們聯系到武漢市總工會及江夏區總工會，武漢市總工會經濟部、基層部、宣教部、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及江夏區總工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均接聽了電話，工作態度不錯，貴族化改善良好。

　　武漢市總工會經濟部的工作人員有聽說過雷神山建築工人勞資糾紛事件，但建議我們聯系宣教部或社聯部，因為這兩個部門才關註“輿情”。基層部的工作人員對於外界的詢問不作回復，要求通過“正規渠道”來采訪。宣教部的工作人員則表示，大小事宜必須先聯系值班室，由值班室轉交市工會處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否認雷神山建築工人勞資糾紛壹事，表示“我們得到的消息不是這樣的，網上的消息不可靠”，工會認為沒有問題，所以工會不用出面解決。

　　江夏區總工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沒有聽說過此事，也不清楚建築工人是否加入了工會，這些事“沒人通知”工會。工作人員還表示，工會工作人員都下沈到了社區，目前工會只有他壹個人在值班。

　　武漢市總工會的行政化仍然嚴重。

　　江夏區總工會的行政化、機關化仍然嚴重。

　　增“三性”方面：

　　從武漢市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

　　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沒有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欠缺先進性）。

　　從江夏區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

　　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沒有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欠缺先進性）。

　　觀察和印象：

　　雷神山醫院被欠薪的建築工人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沒有向工會求助。工會目前沒

　　有針對這起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武漢市總工會將組織工人入會當作是向上級交差的任務，壹線的工人會員對他們來說只是壹個報上來的數字，與工會工作實際關系不大。當被詢問到這批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有沒有加入武漢市總工會時，工會各個部門都表示不清楚。基層部的工作人員指出，雷神山醫院由中建三局建設，而中建三局的工會關系在湖北省總工會，不歸武漢市工會管。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則表示，武漢市總工會不可能知道哪些人加入了工會組織，“它有壹個屬地管理的原則，妳要問當地。我們哪裏管得了那麽多呢？可能它報上來了壹個數字，或者是名稱怎麽樣，我們掌握了。但是妳要具體問他加入了工會沒有，妳要問它上級的工會組織，它是層級組織的……妳要是問全國總工會，某壹個省某壹個市某壹個地區的某壹個人，妳問他加入工會組織了沒有，全國有幾億工會組織的會員，它哪知道哪壹個人加入工會了沒有呢？”

　　武漢市總工會對於工人需求和工人抗議缺乏主動了解、主動行動、主動參與，工會仍然欠缺解決勞資糾紛的行動意願與行動能力。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關於補貼和回鄉的訴求也沒有工會代表工人介入處理，這反映武漢市工會在勞資糾紛發生之前沒有將觸角伸進建築工地、代表工人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就保障工人權益和安全生產進行集體談判，而在出現拖欠津貼補貼之後，工會也沒能及時到場、進入工地代表工人與雇主展開緊急談判、爭取解決勞資糾紛。不過，在武漢市總工會值班室的工作人員看來，在建設醫院的緊要關頭，建築工人還要談合同這件事很好笑，“妳想壹下啊，大年三十的晚上，妳要跟人家，坐下來，面對面的簽合同。人家要在七天內建壹個醫院，妳要簽合同？妳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啊，很到位啊！”工會幹部雖然從事集體協商、事後維權的常規事務，但這些任務只是為了向上級交差，遠遠未能在勞資糾紛發生之前做到防患於未然。

　　疫情期間發生勞資糾紛之際，武漢市總工會及江夏區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大都在社區下沈，其工作職能與工會無關。雖然抗疫期間防疫工作是很重要，但武漢市總工會仍然應該將工會的主業——組織工人、代表工人、維護工人的權益當作日常工作的重點。武漢市總工會宣教部工作人員直言，“工會上班的全部在社區。上班，我們在上班。80%的在社區上班。”同樣的，江夏區總工會的 30 名工會工作人員當中，29 人正在社區下沈。工會工作也可以學習下沈，但工會的下沈不只是到社區、街道等防疫壹線去下沈、守住卡點登記人員車輛，工會的下沈更應該是去工作場所，監督工作場所的防疫防護，保障壹線工人的職業安全與合理的工資待遇。在特殊時期，工會仍然大有可為，哪裏有工人的需要，工會人員就下沈到哪裏去。

　　就此，我們建議武漢市工會是否可以考慮抽出壹半下沈到社區的工作人員回來，讓他們到企業現場去，調動基層工會和壹線工人，監督企業落實防疫防護，防止傳染再爆發。武漢市總工會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及江夏區總工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表示，工會同意可以將意見反映給上級領導。不過，江夏區總工會值班人員也很坦誠，“第壹起碼要服從組織、起碼要聽從安排啊”。

　　最後，假設是當事工人打的電話，他們知道武漢市總工會的存在、了解工會的職能、也非常清楚自己屬於農民工群體、知道習近平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在打完這幾通電話以後，工人再回來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會改革建議

　　1 建議武漢市的建築工人應該主動找工會，壹是有事找工會求助，二是進場開工前找當地工會申請加入工會，得到工會會員的保障。

　　2 建議武漢市總工會停止由建築企業雇主啟動建會、工人被動入會的做法，由總工會進入工地組織動員建築工人個人直接入會。

　　3 建議武漢市總工會在防疫抗疫的同時，完成好代表工人權益這壹主業。

　　4 2018 年 10 月 29 日習近平同全總新壹屆領導班子講話時強調，要加強對工會幹部的教育、管理、監督。

　　建議武漢市總工會基層部工作人員應該秉持接受監督的態度，對所有涉及工會作為的詢問都應該盡量作答。

　　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 第十期 防疫期間工會作為第 2/6 個案例：湖北知行學院保安疫情期間抗議壹、工人行動了，工會在哪裏？

　　工人行動： 2020 年 3 月 19 日，湖

　　北大學知行學院發熱病人隔離點的保安

　　員投訴指出，保安員上崗的補助只有

　　250 元壹天，遠遠低於國家標準的 1000

　　元壹天。街道政府表示政府已全額支付

　　購買第三方服務的費用，將組織勞務公

　　司和工人進行協商。

　　參與人數: 1-100 人

　　行業: 服務業

　　工人訴求: 津貼/補貼

　　群體事件形式:抗議/遊行

　　集體行動的回應:政府介入/集體談判

　　二、工會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們聯系到武漢市總工會值班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員接聽了電話，工作態度不錯，貴族化改善良好。

　　武漢市總工會工作人員不清楚發生在本地隔離點的保安員被克扣勞務費用。值班室的工作人員稱，網上的信息無法求證，自己就是壹個值班的人員，不了解任何情況。建議我們如果有人在網上投訴，就到網上去問誰受理了這個投訴。

　　武漢市總工會的行政化、機關化仍然嚴重。

　　增“三性”方面：

　　從武漢市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

　　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沒有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欠缺先進性）。

　　觀察和印象：

　　被欠薪的保安員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都沒有向工會求助。工會目前沒有針對這起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對武漢市總工會的觀察與印象部分，參見 第 1/6 個案例：湖北雷神山建築工人疫情期間抗議三、工會改革建議

　　建議武漢市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應該第壹時間去找工會，要求工會代表工人並維護工人的權益。

　　建議武漢市總工會在防疫抗疫的同時，完成好代表工人權益這壹主業。

　　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 第十期 防疫期間工會作為第 3/6 個案例：廣西柳州市出租車司機集體抗議壹、工人罷工了，工會在哪裏？

　　罷工事件： 2020 年 3 月 10 日，

　　廣西柳州，上千名出租車司機停運，

　　抗議公司三四月份的承包費指標，要

　　求出租車公司退車或者減免幾個月的

　　承包費。

　　參與人數:1001—10000 人

　　行業:交通運輸/出租車網約車

　　工人訴求: 津貼/補貼/份子錢

　　群體事件形式:抗議/遊行/阻塞公

　　共交通

　　集體行動的回應: 政府介入/集體談判

　　二、工會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們聯系到柳州市總工會，職工服務中心、辦公室、社會聯絡部、權益部、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均接聽了電話，工作態度不錯，貴族化改善良好。

　　柳州市總工會辦公室和權益部都聽說過發生在本地的上千名出租車司機集體抗議事件，但他們均表示此事由社會聯絡部負責具體業務，其他部門不清楚最後的具體結果。職工服務中心表示沒有接到工人來訪的信息，基層工作部也沒有收到這樣的調解要求。

　　社會聯絡部的李部長卻壹口否認柳州有此事發生，表示柳州市“很平靜，很正常”，認為外界詢問出租車司機的抗議事件屬於“傳播謠言”。

　　柳州市總工會的行政化仍然嚴重。

　　增“三性”方面：

　　從柳州市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感受到了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體現了壹定的群眾性），感受到了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體現了壹定的先進性）。

　　觀察和印象：

　　受疫情影響的出租車司機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都沒有向工會求助。工會目前沒有針對這起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值得贊揚的是，柳州市總工會很早就去了各級企業和區縣工會做調研，他們發現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初期，基層工會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口罩，之後通過五菱汽車集團調動生產線生產口罩，緩解了口罩緊張的問題。另壹方面，柳州市總工會對於出租車行業組建企業工會已有壹些良好的經驗。據基層工作部部長介紹，柳州市目前有好幾家出租車公司已經成立了工會，這些公司裏的出租車司機們會就壹些訴求如與網約車司機的競爭關系、跟政府協調等事宜來找工會求助，尋求工會出面代表工人。

　　柳州市總工會沒有將網約車司機組織起來加入工會。這次停運的司機多數來自 OK 出行出租車公司，這家公司目前仍然沒有成立工會。工會了解到這是壹家網約車公司，而“公司註冊不在柳州”。工會針對百人以上企業的建會行動並沒有囊括這家公司。

　　對於工會能否盡快組織網約出租車司機個人入會的建議，柳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張部長給出了積極的反饋，體現了工會工作者的行動意願。當我們建議能否把網約車司機這塊硬骨頭也啃下來，把網約車司機們組織加入工會，基層工作部張部長很誠懇地感謝了這個提醒。張部長主動提出會去調查網約車司機抗議事件，並爭取組織他們加入工會，“我們近期就首先對妳說的 OK 公司這個事件先了解壹下，看看有沒有這件事。第二就是對 OK 這個出租車公司的性質以及在柳州的組織行為我們了解，然後盡可能地給他們建會。這是現在我們部門的工作要點。”

　　同樣，在常態化的疫情防控方面，柳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張部長給出了積極反饋，體現了工會工作者的行動意願。目前柳州市總工會防止疫情復發的方案，仍然是“政府行為”為主。我們建議工會可以從落實的角度來代表職工，通過發動基層工會、會員們監督方面的主觀能動，壹起監督出租車公司的防疫措施是否到位、確保司機和乘客不被感染。組織部張部長承認工會目前在“公共安全衛生這壹塊的監督，說實在的，我們還沒有想到這麽細”，同時主動提出，工會可以建立幾級聯動機制，做到“人人參與、人人監督，就達到壹個很好的效果”。

　　值得留意的是，柳州市總工會社會聯絡部李部長壹口否認柳州市發生過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並提出就算有現場視頻也可以是做假、表演。當工會沒有調查就否定工人行動事件的發生，我們不想揣測背後的動機，但必須指出，掩耳盜鈴的反應只能將工人推得越來越遠，也令工會離勞資關系和勞資糾紛現場越來越遠。我們不希望看到工會工作人員僅僅是為了“安定團結”而否認工人集體行動事件的發生。工會沒有責任從事掩飾太平的宣傳工作，工會最應該做的，是代表和維護工人的權利與利益。

　　最後，假設是當事工人打的電話，他們知道柳州市總工會的存在、了解工會的職能、也知道習近平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在打完這幾通電話以後，工人再回來找工會的可能性很大。

　　三、工會改革建議

　　1 建議柳州市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應該第壹時間去找工會，要求工會代表工人並維護工人的權益。出租車司機應該找當地工會申請加入工會，得到工會會員的保障。

　　2 建議柳州市總工會停止由出租車公司啟動建會、工人被動入會的做法，由總工會派組織員進入出租車司機休息處、加油站等聚集地，組織動員包括網約司機在內的出租車司機個人直接入會。

　　3 建議柳州市總工會出面代表出租車行業司機，與企業協會和地方政府就減免司機租金、維持行業經濟、防疫和復工費用分擔等相關事宜盡快展開談判協商。

　　4 2018 年 10 月 29 日習近平同全總新壹屆領導班子講話時強調，要加強對工會幹部的教育、管理、監督。

　　建議柳州市總工會社會聯絡部工作人員應該秉持接受監督的態度，對所有涉及工會作為的詢問都應該盡量作答。

　　5 建議柳州市總工會社會聯絡部從工會的本職和工人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再對發生過的勞資糾紛壹口否定。工會應該在工人集體行動發生之際盡早介入和解決勞資糾紛，在勞資糾紛事件中代表工人和維護工人權益。

　　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 第十期 防疫期間工會作為第 5/6 個案例：河北廊坊過百出租車司機抗議壹、工人罷工了，工會在哪裏？

　　罷工事件： 2020 年 4 月 7 日，河北廊坊，上百名出租車司機到廊坊市信訪局上訪，抗議瑞通出租車公司催繳租金和恢復正常租金，要求減免租金直到疫情結束或收入達到疫情之前。

　　參與人數: 101-1000

　　行業: 交通運輸/出租車網

　　約車

　　工人訴求: 津貼/補貼/份

　　子錢

　　群體事件形式: 抗議/遊行

　　集體行動的回應: 政府介

　　入/集體談判

　　二、工會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們聯系到廊坊市總工會和廊坊開發區工會，廊坊市總工會組織部、辦公室和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及廊坊開發區工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均接聽了電話，工作態度不錯，貴族化改善良好。

　　廊坊市總工會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都沒有聽說過發生在本地的出租車司機集體抗議事件。組織部建議聯系辦公室了解情況，辦公室工作人員則表示機構改革之後辦公室已經不管信訪案件，建議聯系分管信訪工作的經審法律部了解情況。基層工作部表示沒有收到出租車行業方面的問題，不確定此事是否真實存在，表示需要核實清楚情況。

　　廊坊經濟開發區總工會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聽說過此事。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自己沒有“接到相關的通知”。

　　廊坊市總工會和廊坊開發區工會的行政化仍然嚴重。

　　增“三性”方面：

　　從廊坊市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

　　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沒有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欠缺先進性）。

　　從廊坊開發區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體現了壹定的先進性）。

　　觀察和印象：

　　受疫情影響的出租車司機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都沒有向工會求助。工會目前沒有針對這起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廊坊市總工會組織部的工作人員將工會的角色視為勞資以外的第三方，而非勞方利益的代表。當提起出租車司機就份子錢和公司之間產生糾紛的事件，組織部工作人員認為，這可能屬於民事糾紛。他認為司機們如果來找工會，工會也無法解決問題，最終還是要上信訪局，因為“信訪局是中間人，工會也是中間人”。

　　廊坊市總工會及廊坊開發區工會目前還沒有能力將出租車司機們都組織起來加入工會。雖然出租車行業有工會也有行業工聯會，但廊坊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工作人員指出，“工會聯合會不壹定是整個的全市的，可能就是覆蓋廊坊市的幾家出租車公司”。而廊坊經濟開發區總工會也承認，此次集體行動的出租車司機們所在的瑞通公司並沒有成立工會。這家公司已經在屬地成立了十年，目前仍然沒有成立工會。工會認為，如果想要成立工會，需要“企業來建會、以公司的名義來做”。

　　廊坊市目前成立的出租車行業工聯會仍然是公司建會，而非組織出租車司機們個人入會，並非真正的行業工會。廊坊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承認，目前工聯會的覆蓋率不大，且仍以公司建會為主，呈現為公司工會的組合疊加，而非司機個人可自由入會的工人組織。因而該行業工聯會在當地缺乏行業代表性，更多的出租車司機仍然被工會拒之門外。

　　對於工會能否盡快組織出租車司機個人加入工會的建議，廊坊市經濟開發區工會給出了積極的反饋，工會體現出了行動的意願。工作人員壹直以來苦惱於企業不願意建會，而工會的人力資源不足以及時追蹤每壹個企業建會。CLB 據此建議，就著出租車行業已經爆發了的集體行動，可以由工會工作人員先去啟動建會，在出租車司機當中尋找發展壹些工會積極分子，由司機來推動組建，這樣建會的自願原則可以從企業自願到職工自願、職工推動。對此，廊坊市開發區工會表示認同，可以轉變思維，依賴職工督促企業成立工會，而非等著企業願意接納工會的時候才能上門做工作督促建會。

　　最後，假設是當事工人打的電話，他們知道廊坊市總工會的存在、了解工會的職能、也知道習近平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在打完這幾通電話以後，工人再回來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會改革建議

　　1 建議廊坊市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應該第壹時間去找工會，要求工會代表工人並維護工人的權益。出租車司機應該找當地工會申請加入工會，得到工會會員的保障。

　　2 建議廊坊市總工會停止由出租車公司啟動建會、工人被動入會的做法，由總工會派組織員進入出租車司機休息處、加油站等聚集地，組織動員出租車司機個人直接入會。

　　3 建議廊坊市總工會出面代表出租車行業司機，與企業協會和地方政府就減免司機租金、維持行業經濟、防疫和復工費用分擔等相關事宜盡快展開談判協商。

　　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 第十期 防疫期間工會作為第 6/6 個案例：西安百名出租車司機集體要求退車壹、工人罷工了，工會在哪裏？

　　罷工事件： 2020 年 4 月 11 日，陜西省西安市，上百名出租司機抗議，因新冠肺炎疫情要求星海公司退車。

　　參與人數: 101-1000

　　行業: 交通運輸/出租車網約車

　　工人訴求: 退車

　　群體事件形式: 抗議/遊行/阻塞公共交通

　　集體行動的回應: 集體談判

　　二、工會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強“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們聯系到西安市總工會，農民工委員會和保障部的工作人員分別接聽了電話，工作態度不錯，貴族化改善良好。

　　西安市總工會各部門都沒有聽說過發生在本地的星海出租車公司司機集體要求退車事件。

　　總工會農民工委員會建議聯系保障部了解情況；保障部的壹名工作人員表示沒有聽說過此事，司機們也沒有來找過工會；另壹名工作人員強調此事是“莫須有”，認為西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工會不可能參與。

　　西安市總工會的行政化、機關化仍然嚴重。

　　增“三性”方面：

　　從西安市總工會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我們沒有感受到對工人的階級感情（欠缺政治性），沒

　　有感受到工作人員對工人實際工作生活狀況的了解（欠缺群眾性），沒有感受到工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和意願代表工人通過談判維護和爭取權利（欠缺先進性）。

　　觀察和印象：

　　受疫情影響的出租車司機在集體行動之前和行動過程中都沒有向工會求助。工會目前沒有針對這起勞資糾紛做出具體行動。

　　值得壹提的是，西安市總工會保障部工作人員壹口否認此事發生的可能性，壹再強調“我們全西安市沒出現這個事情”。但我們經搜索確認，星海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不僅有現場視頻，星海公司也回復了要求退車的司機們。最後，司機們的集體行動還引發了西安出租車管理處、出租車協會、公交分局等部門來人現場協調。我們不希望看到工會工作人員僅僅是為了“安定團結”而否認工人集體行動事件的發生。工會沒有責任從事掩飾太平的宣傳工作，工會最應該做的，是代表和維護工人的權利與利益。

　　當面對勞資利益沖突時，工會需要代表工人談判和爭取合理的分配。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之下，幾個月來出租車司機生意急跌，出租車司機急需工會代表，與企業協會和地方政府就減免司機租金、維持公司營運、分擔防疫和復工費用等相關事宜展開談判協商。不過，西安市總工會卻否認了工會介入談判的可能性。保障部的工作人員認為，減免份子錢與否是由政府和主管部門單方面出臺政策，這是“政策問題”，而非“工會要介入的職能範圍之內”。

　　西安市總工會同樣否定了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可能性，強調西安市“生產生活都非常正常，沒有協商的必要”。工會工作者把集體談判和勞資關系不正常劃上了等號，顯然是對勞資談判的極大誤解。要知道，企業平時定期開展勞資雙方集體談判、達成集體協議並不是壹件丟臉、不正常的事情，勞資談判並不意味著勞資關系不和諧，或者勞資關系出現了大問題。反而，常態化的集體談判有助於預防企業內的勞資糾紛愈演愈烈，緩和企業內緊張的勞資關系，令員工和雇主可以在談判桌上和平地就利益問題達成妥協。長遠而言，集體談判的制度化才是解決企業勞資糾紛、促進勞資分配公平、經濟社會長足發展的長久之道。

　　西安市總工會同時強調，本市新建企業入會率都已經達到了 100%，認為司機們“應該都有”加入工會。我們希望工人們都加入工會，認同並授權工會代表他們的利益，工會可以與企業雇主就工人的訴求壹壹談判。但這些出租車司機並沒有來找工會求助、工會上下都否認了罷工事件的發生、工會更沒有采取行動介入此事，即便入會率達到了百分百，西安市總工會在工人心目當中的地位也令人憂慮。

　　最後，假設是當事工人打的電話，他們知道西安市總工會的存在、了解工會的職能、也知道習近平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在打完這幾通電話以後，工人再回來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

　　三、工會改革建議

　　1 建議西安市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應該第壹時間去找工會，要求工會代表工人並維護工人的權益。出租車司機應該找當地工會申請加入工會，得到工會會員的保障。

　　2 建議西安市總工會保障部從工會的本職和工人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再對發生過的勞資糾紛壹口否定。工會應該在工人集體行動發生之際盡早介入和解決勞資糾紛，在勞資糾紛事件中代表工人和維護工人權益。

　　3 建議西安市總工會出面代表出租車行業司機，與企業協會和地方政府就減免司機租金、維持行業經濟、防疫和復工費用分擔等相關事宜盡快展開談判協商。

　　左派理念

　　作者 湯武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本文以“權利”（人權、公民權利、勞工權利）範式和分析框架，論述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緣起、第壹次高潮、主要訴求、組織和行動方式、存在的問題以及發展前景，最後闡述了勞工運動與中國社會轉型之間的內在聯系; 勞工運動能夠成為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勞工階級及其工會和政黨能夠成為未來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制度的重要主體和組成部分。

　　工人運動歷史回顧

　　何謂勞工運動（或工人運動）？簡言之，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工階級爭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的集體行動或群眾運動，是現代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美國家，勞工運動肇始於19世紀初，迄今已有約兩百年的歷史。在中國19世紀2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共的出現以及國共合作動員民眾進行的國民革命的推進，迎來了第壹次也是20世紀唯壹的壹次工人運動高潮，其中重要的事件有隴海鐵路大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最終以國共分裂時上海工人武裝被鎮壓而落下帷幕。此後直到1949年，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成規模的工人運動了，因為無論抗日戰爭時期，還是第壹次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更加宏大的社會歷史主題和政治主題，使人數不多的工人（嚴格地說，工人在規模和力量上還只是壹個階層而不是壹個階級）和工人運動邊緣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共產黨動員和組織起來的農民階級和農民革命成了歷史的主角。

　　中共建政以後，很快就在全社會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建立了大壹統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以及政治權力高度壟斷的壹黨專制，在這種新的經濟政治制度下，工人階級在法律和意識形態層面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在實際生活層面，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也僅僅次於權貴官僚階級，而居於知識分子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之上，作為“國家工人”，他們的就業、工資、住房、醫療、養老等等都得到了雖然是低水平的但同時也是牢不可破的、幾乎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與農民相比，幾乎有天上地下之別，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運動得以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和思想條件都不復存在了，直到90年代計劃經濟大規模轉向市場經濟之前，本來意義上的工人運動是不存在的。

　　1992年中共十四大決心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由國家權力和地方政府主導和推動的市場化進程就全面開始了，在這個過程中，將近壹半左右、多達數千萬的國企工人（我稱之為老工人階級）下崗失業了。猝不及防的老工人階級遭受重創，被迫散落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盡管也發生了零零星星的有組織的抗爭事件，但畢竟沒有形成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抗爭運動，就人數、規模、組織程度上均構不成像樣的工人運動，而就其抗爭的訴求和目標而言，也不是要爭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人權利，而是要求兌現計劃經濟時期執政黨、國家對工人階級的承諾，或者說追討壹種歷史欠賬。由於他們已經離開了企業和工作場所，他們並沒有進入新形成的勞資關系之中，其抗爭的目標不是企業而是政府；其抗爭的方式不是組織起來進行罷工和勞資談判，而是逐級上訪；其抗爭的價值不在於建立能夠保障工人權利的新型經濟政治制度，而在於加重政府的維穩成本並因此而加速舊制度的崩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工人階級中較年輕的那壹部分加入到了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的勞資關系之中，並因此而加入新興的勞工運動；大部分下崗失業的國企工人會或已經被時間和社會所消化，另壹部分上訪的下崗工人會因為拿到最起碼的養老和醫保而退回家庭，最後壹部分繼續堅持維權抗爭的工人則會作為訪民匯入到中國社會的轉型運動之中。

　　如果說老工人階級總的來說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的話，那麽，由農民工和加入市場化勞資關系之中的城鎮工人組成的新工人階級，則註定要成為當代以及未來中國社會的壹個極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階級，他們對於形塑和建構未來的經濟政治制度將會發生內在的、實質性的、結構性的影響。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工人還構不成壹個階級，計劃經濟時期的老工人階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如同計劃經濟本身壹樣，他們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壹個插曲），那麽，這個在市場經濟中形成和成長起來的新工人階級，不僅在量上、在人數上是民國時期工人的三四十倍，到2015年，僅農民工就達到2.7747億，[2] 是當代中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而且在質上、在本質和訴求上成了現代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由他們發起的改造社會的集體行動正就是經典意義上的勞工運動。至此，中國工人階級才真正形成，具有宏觀歷史意義的中國的勞工運動才真正開始。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緣由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壹、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所謂“中國模式”，官方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既不同於蘇聯模式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壹種由壹黨制國家權力和國家資本驅動、掌控、滲透、規制、收放的市場經濟，因此民間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新極權市場經濟等等[3]，市場不是以私有制與競爭性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而是壟斷性權貴官僚資本集團借以瘋狂地挖掘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人力資源並獲取差額利潤和驚人財富的工具和手段。

　　誠然，中國的GDP總量，即使刨去其中的壹些重復計算和虛假統計的水分，也已經成為世界老二了。然而這是以極為高昂的代價換來的，如果刨除已經產生的和將來壹定會繼續顯現的外部性、社會損失和歷史成本的話，這個GDP裏面所包含的凈效益和凈福利究竟有多少呢？本文不擬全方位討論“中國模式”對整個中國社會、整個中華民族的損害，而主要聚焦於它對勞工權益的損害。

　　1、工資的欠賬

　　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其中90年代末到2007年，農民工的工資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直到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後才有了較快增長，但即使如此，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072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4]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的留守兒童和數千萬留守婦女。也就是說，勞動力的再生產不是以完整的、符合天理人倫的家庭形式完成的，而是以家庭分裂破碎的、違背天倫的、非人性的形式完成的，勞工階級為此承受的極大的犧牲和慘痛的代價。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復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閑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裏，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

　　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1.5倍（平時）、2倍（周末）、3倍（法定節假日）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

　　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勞動者的民主參與和監督，由於政府職能部門的不作為以及政府官員與企業的利益勾兌，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和天津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推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可以說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

　　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我國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

　　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應該說，個體勞工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得到了部分落實，但仍然存在兩個很大的問題，壹是因為調解、仲裁、訴訟周期太長、成本太高，以至於出現了很多勞工因拖不起而被迫放棄或即使贏了也得不償失的情況；二是資方與企業工會、仲裁委員會和法院通過利益輸送而做出不利於勞工的調解協議、裁定和判決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個體性程序權利救濟的只是法律規定的最低實體性權利，而對於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增長性、發展性實體權利如工資的增長、工時的縮短、勞動條件的改善和社保標準的提高，就無能為力了。相比之下，旨在救濟增長性、發展性實體權利的集體性程序權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而恰恰是這些權利，在中國是嚴重欠缺甚至是受到嚴防死守的；勞工通常被加入了壹個前置的、預定的官辦工會，他們對工會事務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因而缺乏實際的結社自由或團結組織權；他們不能通過工會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因而缺乏實際的集體談判權；他們更缺乏罷工權。當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復，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所有這些就是中國模式論者所津津樂道的比較優勢，或者叫做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叫做人口紅利，但其實正如秦暉教授所言，這是壹種既無自由又無福利的“低人權”優勢[6]，長期來看正是中國模式的主要問題和劣勢所在。不顧中國國情而直接照搬西方自由主義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們，不假思索地認為這種現實具有天經地義的經濟合理性，把這種情況說成是勞動力市場的自由交換，而直指勞動合同法是破壞這種自由交換的罪魁禍首。比如樓繼偉就認為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是導致制造業衰退的主要原因；張五常大罵勞動合同法是壹部惡法，應當予以廢止，應該恢復上個世紀90年代那種企業與勞工之間的靈活契約狀態，只要農民工自己能夠接受比從事農業勞動更高的收入，與企業建立什麽樣的勞動關系都行；童大煥說老板給工人工作，工人卻反咬壹口，用勞動合同法去告老板，妳們工人還有沒有良心；董保華指責農民工依據勞動合同法維權涉嫌“勞動碰瓷”，微信群裏也有很多人圍攻維權的農民工胡常根是在碰瓷，是流氓無產者；謝作詩認為，只要基於本人同意和自願，幾個窮人可以合娶壹個老婆，用市場交易的方式來解決我國存在3000萬光棍的問題；鉛筆社認為，只要基於自願合意，童工就有自由勞動的權利，禁止童工反而會使童工的生存更為悲慘……[7]

　　當然，即使站在勞工的立場上看，現行勞動合同法也的確具有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的立法取向，沒有對於勞資自治的權利提供制度保障，勞工表面上獲得了壹些來自於國家的傾斜性保護，但其實失去了更大更多的權利，即團結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博弈的權利。那些要求放松國家規制、取消國家權力對勞工的某些保護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們，非常雞賊地絕口不提勞工三權。那麽，勞工方面既沒有集體博弈的權利，又要失去僅有的壹點兒國家保護，不就徹底成了市場上壹只只孤零零的待宰的羔羊嗎？自由主義者信誓旦旦地保證，市場自由競爭本身會帶來勞工權益的改善，那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鬼話。

　　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不是壹開始就存在的，也不是以不受政治、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純粹形式而存在的，更不能以市場的邏輯去取代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邏輯，這個叫做市場的神話，在方法論上叫做經濟學殖民主義或經濟學帝國主義，是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同的另壹種經濟決定論。針對上述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的論調，我想再補充以下幾點反駁：

　　（1）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和壹黨專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要求資本對於專制權力的自由和平等沒有錯，但同時也應該給予勞動這另壹個生產要素、另壹個市場主體，對於專制權力以及對於資本的同樣自由而平等的權利，那才是公平的、健康的、真正的市場經濟，否則就壹定會陷入到權力與資本、官與商、權與錢聯合起來壓榨和剝削勞動的、由權貴資本主導的市場體制之中，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是真誠的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資本的自由和平等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2）中國由壹個農業經濟和計劃經濟時代，突然壹下子進入壹個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時代，農業迅速成為衰退的夕陽產業，在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比重急劇縮減，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守著人均壹畝三分地，是根本不可能養活自己的，這個責任當然不能由農民來負，他們當然有權利進入城市謀生，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也內在地需要來自農村的大量勞動力，這個根本就不是什麽城市給農民、老板給農民工工作機會，而是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給予所有國民的同等的權利和機會。因此，因為農民工在城裏掙得的工資高於其務農收入，或者農民工與自己的過去相比獲得了壹種比較收益這個事實，就推論出農民工應該安心忍受任何壹種勞動關系、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接受由政府、資本等等強勢經濟社會政治力量通過有意無意的“合謀”而給出的勞動力價格，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現實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惟其如此，弱勢的勞工就永遠具有追求公正合理的勞資關系和勞政關系的權利。他們比較的對象不是自己的過去（縱向的比較），而是擁有權力、資本或其他社會資源的城市居民（橫向的比較）。

　　（3）市場經濟從來不是壹個獨立自足的體系，它深深嵌入到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因此，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其他要素也壹定會對市場經濟發生影響，構成壹些重要的約束條件。比如，為什麽全世界都禁止童工？這不僅因為大規模使用童工勢必降低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勞動力素質，從而阻礙產業的升級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這是經濟原因），而且因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童工就根本不應該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應該接受教育並得到身心的自由健康的發展，法律應當強制性地禁止童工，道德上應該譴責童工現象（這是社會原因）。如果僅僅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個問題，只要所謂童工本人和他們的父母自願，就可以雇傭他們，那麽壹切人力資源都可以當作賺錢的工具了，老人、殘疾人、犯人、做黃賭毒生意的人，就都可以成為正常的就業者了。至於說什麽禁止童工，讓他們返回農村，會讓他們失去本來可以掙得的收入而淪入赤貧和更為悲慘的狀況，那只是似是而非的說法，是在偷換概念和論題：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恰好是應該由政府牽頭動員整個社會來解決的，本來就不是市場應該負責的範圍。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往往淪落到為不負責任的政府做辯護的低劣水平，由此可見壹斑。

　　二、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目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制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開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8] 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基尼系數就超過了0.4的警戒線。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是：2003年基尼系數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為0.485，2006年為0.487，2007年為0.484，2008年為0.491，2009年為0.490，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到2012年的數據是0.474，2013年時0.473.2014年時0.469，2015年是0.462，創12年來最低。但這與民眾的切身感受和社會輿論嚴重不符，也與壹些學術機構的統計數據不壹致。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裏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這種供給遠遠大於需求的情況，隨著大量消化產能的出口的萎縮而充分裸露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單方面的供給側改革，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反而由於壓縮產量導致大量的失業，失業者又沒有基本的生存保證，造成新的經濟、社會以至政治問題。受失業問題的制肘，產能減到壹定程度就減不下去了，並必將反彈。這個邏輯過去反復出現過，現在再壹次出現了：中央政府出臺了新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拉動和撬動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聞風而動，以中央下撥資金強力吸融社會資本，僅廣東順德壹地的基本建設規劃就已經達到了1000億，據說把未來十幾年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都開發完了，把後幾屆政府的事情都幹完了。

　　所以單在供給側做文章，只會造成收、放、再收、再放的惡性循環，最終無非是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大並控制整個國民經濟，而民間自由市場經濟的空間會越來越萎縮，壹種基於民生和民間社會的、供需平衡的市場經濟體系就無法建立起來。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註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分配制度改革的構想，強調要加大第壹次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以及加大第二次分配的力度，為什麽14年以後還原地不動？沒有別的，是因為在“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制度下，不存在完成這項改革的兩個基本前提：壹是有壹個勞資集體談判的勞動力定價機制和勞工權益保護機制，二是有壹個憲政民主法治下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有限責任政府。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制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GDP總量或經濟體量躍居世界第二。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的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制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會加速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產業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制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產業升級。

　　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剝削，不僅使得內需和國內市場嚴重萎縮，更為深遠的是，使得勞動者的生產力和生產率會處於停滯乃至衰退狀態：第壹，勞工工資太低，除了用最粗劣的衣食和最簡陋的住宿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剩下的錢必需寄回老家養家糊口，根本就沒有可用於人力資源投資的資金；第二，勞工工作時間太長、工作強度太大，有限的壹點休息時間只可以用來恢復身體的疲勞，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學習更多的文化技術知識；第三，急功近利的企業只把勞工當作用過即扔的勞動工具，對他們沒有提供應有的職業技能培訓；第四，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本來應該成為培養技術工人的搖籃，但其實卻大規模地淪為勞務市場的黑中介，經過幾個月的基礎學習以後，就以進廠實習的名義把學生賣給企業；第五，對勞工尤其是女工缺乏應有的安全衛生保護，使他們遭受大面積的工傷、職業病和其他身心疾病，極大地損害了他們的生產能力；第六，大量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從事壹些簡單勞動，這些孩子成為成年人之後，大部分只能成為終身的簡單勞動力。這樣的壹支勞動力大軍怎麽可能承擔第二產業即工業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呢？長此以往，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低，並且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假冒偽劣產品的制造基地。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8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由此可見，即使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也首先是壹個經濟學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看到張五常最近又在狂呼亂叫“簡單壹招可釜底抽薪：撤銷勞動合同法，人民幣馬上止跌”，妳就可以知道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和智力衰退到何等驚人的程度了。

　　三、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如果說，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這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勃興的客觀原因，那麽，勞工階級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就是勞工運動得以產生和發展的主體條件和主觀原因。如果勞工自己沒有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他們就會像過去的臣民和愚民壹樣，甘心忍受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而不會挺身追求人權和公民權利了。

　　1、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

　　在西方文化中，“權利”是指為道德、法律或習俗認定為正當的利益（Interest）、主張（Claim）、資格（Entitlement）、力量（Power and Capacity）和自由（Freedom）。古代社會的人們，當然也有權利的需求和權利的意識，但由於那時候暴力集團對於生產集團、政治權力對於民間社會的專制統治，由於個體力量的軟弱和分散以及公民社會不成氣候，由於市場經濟的不發達，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和話語體系，是神權、王權、英雄、等級、臣民義務等等（我們把它稱之為“權力意識形態”），權利需求並沒有普遍生成，權利意識很不發達，甚至，在古代中國和古代漢語中，“權利”乃指權勢和財貨，是與仁義相對，與聲色、憤怒、患險等聯在壹起使用的貶義詞。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公民社會、憲政民主的發展，權利、人權、公民權、自由、平等、社會公正，由分散的、非主流的話語，成為系統的、占主流地位的話語，成為普世價值觀（我們把它稱之為“權利意識形態”）。迄今為止，“權利”，在範圍上，由抽象到具體，形成了人權、公民權、特殊人群權利（比如勞工權利、雇主權利、婦女權利、兒童權利等等），而在內容上，由基礎到高層，形成了生命權、人身權、財產權、政治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等壹系列權利。

　　古代社會向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是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小農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國家暴力統治向社會和平自治的轉變，是身份到契約的轉變，是極權、專制、權治向憲政、民主、法治的轉變，其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自由而平等的個人如何形成正義的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公民社會為基礎來解決壹國範圍內的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公共福利的問題。這就是權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成為近現代文化的核心部分的根本原因。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迄今為止已經進行了壹百多年，然而，由於蘇俄極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出於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全球戰略以及其東亞地緣政治戰略，扶植中共作為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並使得中共乘機做大，致使中華民國遭受滅頂之災，取而代之的是壹個極權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的憲法，雖然受到中華民國憲法權利條款、世界各國憲法權利條款以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事先的制約，也專章承諾了壹些公民權利，但眾所周知，在壟斷壹切社會資源的極權主義黨國體制（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壹黨專政和紅色霸權意識形態）之下，公民的各項權利是無法得到實現的，相應地，中國人民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也受到了空前的抑制和摧殘。這樣壹種極權主義體制，與世界文明主流背道而馳，雖然憑借暴力和洗腦也能夠維持數十年的統治，但在經濟文化上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越拉越大，終於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

　　那麽，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人類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或將要經歷兩次解放，第壹次是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初步確立人類主體性，這個時候如果說有所謂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話，那也是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第二次解放使個人從各種血緣的、地方的、政治的、民族的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確立個體主體性，這就是本文所講的原本意義上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如果說有什麽歷史發展規律的話，這個應該就是了，在這個星球上，不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不論北方人還是南方人，或遲或早都要經歷這兩次解放。

　　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在極權主義制度下容忍、允許、承認、批準民眾和民間社會壹定程度、壹定範圍內的自由平等的發展，是極權專制的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壹種松綁和放養。但重要的是，民眾天然的、本能的追求自由、平等、正義、幸福生活的需求和潛能得到了壹定的釋放空間，並且按照其自己的本性而像野火壹樣激化和滋長蔓延起來了。我們來簡單回顧壹下中國人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蘇醒過程：

　　第壹階段：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這次思想啟蒙運動最初是由中共倡導的“真理標準的討論”引發的，雖然中共只是要反思文革、平反冤假錯案、推進有限的改革開放，但知識界的討論很快就越出了這個狹隘的框架，而上升到人性與制度關系的層面，這就是80年代初著名的“人道主義與異化”討論，這個討論雖然在84年以“反對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強壓下去了，但僅僅壹年之後，啟蒙運動又以“主體性”、“西學熱”、“文化熱”等形式，在更大的廣度、強度和深度上卷土重來，超出了原典馬克思主義和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框架，而進入整個東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比較視野，以至88年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直接提出了要以藍色海洋文明替代黃色大陸文明的要求。這壹波啟蒙運動和思想革命引發了89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這個運動雖然囚於現實的政治力量對比，而沒有直截了當地把現代憲政民主法治作為馬上要實現的目標（只是提出階段性的新聞自由、反官倒反腐敗、政治體制改革等要求），但運動指向的方向和遠景目標則是明確無誤的。

　　第二階段：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89學運和民運被殘酷鎮壓，政治權利要求遭受重挫，但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開始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自然而然地把公民經濟權利議題凸顯出來了：既然要搞市場經濟，當然以確保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為基本前提。客觀地說，在80年代的啟蒙運動中，這個議題並沒有得到深刻而全面的闡發，因為那時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生活在原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產生獨立的經濟權利要求。92年以後就不壹樣了，新生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為之代言的知識分子順理成章地大規模引進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圍繞著經濟權利這壹核心的公民權利，重新編織和構造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日常生活權利在內的權利話語和權利譜系。這應該看成是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壹種縱深發展，在這個基礎上，80年代還沒有揭開面紗的多黨制要求，終於在90年代被人勇敢地喊出來並付諸行動了：1992年胡石根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1998年徐文立等人組建“中國民主黨”。在沖破黨禁的行動被嚴厲鎮壓後，政治異議和政治反對的聲音並未消散，新世紀00年代的各界維權運動、零八憲章運動，10年代的茉莉花運動、新公民運動、南街運動、人權律師運動，都以不同形式在延續著這壹基於經濟權利的政治權利要求。

　　第三階段：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或者叫做勞工的經濟權利。

　　然而，在三十余年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進程中，勞工的經濟權利受到了極大的損害，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壹方面津津樂道中國模式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和人口紅利，卻絕口不提在這種模式下勞工階級的經濟權利遭到嚴重損害的事實，並且狡辯說農民工是自願到城裏打工的，他們得到了比自己當農民時更高的收入，根本不存在什麽對他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這種狡辯預設了壹個前提，那就是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經濟學家是市場經濟的代表和化身，讓農民工進城打工是對他們的恩賜，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和權利與政府、企業和城裏人討價還價。但在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勞動本身就是壹個結構性的、須臾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因此勞工的就業本身就是對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貢獻，勞工的權利本身就是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得以長期存在的“必需”和“必要條件”，要說機會，政府和企業固然提供勞工以就業的機會，勞工也給企業提供了獲利的機會，企業交給國家的稅收中也包含了勞工的貢獻，因此雙方的權利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我們固然不能說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資本家是寄生蟲），也不能說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雇傭妳是對妳的施舍和恩賜，否則可以馬上讓妳滾蛋）。

　　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他們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歷了四個階段：

　　——逆來順受，消極忍讓，或者最多是用腳投票，從壹個企業到另壹個企業，從壹個地區到另壹個地區，不斷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個別人的狀況會因此而改善，但大多數人最終發現，天下烏鴉壹般黑，作為個體的工人，根本就缺乏討價還價的權利和力量，只能聽憑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市場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擺弄，其實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由資本家的意誌這只“看得見的手”操縱的，所有的資本家出於利潤最大化的本能不約而同地把工資壓到地板上，即壓到赤裸裸的生存工資的水平上，這就形成了所謂“看不見的手”，工人要增加工資，只能靠加班加點。

　　——對於粗暴侵犯工人基本權益的行為進行單獨的或者結夥的非理性的、暴烈的泄憤和反抗，比如消極怠工，破壞機器設備，跳樓討薪，自殺，傷害無辜，綁架和殺害企業主或企業管理人員等等，這種泄憤和反抗不僅不能改變結構性的、不公平的勞資關系，而且往往會招來嚴厲的懲罰和報復。

　　——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和程序，主要是通過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來維護法定的權益，這種方式的確也能夠解決壹部分問題，但也遇到如下幾個問題：第壹，企業工會受資方控制，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基本不能維護工人權益；第二，資方對仲裁庭和法庭施加影響，使很多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裁決；第三，勞動仲裁和訴訟的周期太長，期間勞動者不能與其他企業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只能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維權的成本太高，是他們不能承受之重；第四，有足夠的律師為資方提供法律服務，而願意擔任勞方代理人的律師太少了；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壹點，走法律程序只能就法定勞動標準打官司，而法定標準（當然是最低標準）以上的屬於勞資自治範圍的增長性權益爭議，仲裁庭和法庭是不予受理的。

　　——團結和組織起來進行集體抗爭，包括罷工、遊行示威、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等等。這是目前勞工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達到的最高階段。這已經不是以個體行為去爭取個體性的勞工權益，而是以集體行動去爭取集體性的勞工權益，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爭取賴以實現實體性權利（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的三個主要的程序性權利，這就是團結組織權（勞工的自由結社權）、集體談判權（集體爭議權）和罷工權（產業行動權）。勞工們通過無數的慘痛經驗終於認識到，依據現行法律規定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程序，往往連法律規定的最低勞動標準也維護不了，更談不上爭取高於最低法律標準的權益了，只有通過爭得勞工三權，才能夠爭得更多、更高的其他勞工權益，才能夠使勞工階級作為壹個整體提高其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當90年代自由主義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出現時，新左派也以勞工階級和弱勢群體代言人的姿態出現了，並與自由主義展開了激烈論戰，但新左派是壹些書齋學院派，他們利用西方後現代社會的壹些左翼思想資源，站在道德制高點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發出壹種批判和抵制，而缺乏中國勞工階級本身內生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深刻支撐，更重要的是學院派根本沒有與勞工階級有任何接觸，不能引起勞工階級的響應和支持，因此很快淡出了思想輿論空間，分化到各個右的和左的思想流派之中去了。真正能夠基於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和實際進程，基於勞工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發展，而站出來伸張勞工階級的人權、公民權利和勞動權益的思想流派，只能是在發達國家曾經引領和主導了勞工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思想流派真正接地氣，具有深厚的階級和社會基礎，能夠有效地與勞工運動相對接，因而是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壹、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2010年5月17日，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數百名員工因對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不滿而罷工壹天，由於罷工工人受到打擊報復，21日開始了全廠罷工。工人們提出四項主要訴求：基本工資每月提高800元，年度提升不可以少於15%，年終獎、節日資金不能少於或等於上壹年；追加工齡補貼，工齡每增加壹年加100元，10年封頂；對罷工員工事後不能解雇、辭退、勸退，前幾天因此事件被辭退的員工必須安排復工，並保證不對罷工事件進行追究；重整工會，重新選舉工會主席各相關工作人員。經過幾輪談判，廠方同意將工人工資在現行標準的基礎上提高35%，約增加500元，勞資雙方據此簽訂了協議，持續半個月的勞資沖突落下帷幕。工人談判代表團表示：“我們的維權鬥爭不僅僅是為了本廠1800個員工的利益，我們也關心整個國家工人的權益，我們希望立下工人維權的良好例子。”

　　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2010年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9]

　　2011年發生的著名勞工抗爭有日立環球深圳工廠罷工（2500人）、LG Display 南京工廠罷工（8000人）、海信集團罷工（人數不詳）；2012年發生的著名勞工抗爭有深圳冠星鏈表廠罷工（1100余人）、珠海格力分廠罷工（人數不詳）、惠州索尼罷工（人數不詳）、三洋電機（蛇口）有限公司罷工（3000人）、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罷工（1000余人）、上海閔行西門子開關有限公司罷工（人數不詳）、新飛工廠罷工（近10000人）；2013年發生的著名勞工抗爭有固鉑成山罷工（5000人）、諾基亞工人罷工（4000人）、聯想深圳福田保稅區工廠罷工（1000余人）、深圳富士康罷工（200余人）；2014年發生的著名勞工抗爭有IBM深圳工廠罷工（1000余人）、三星代工廠罷工（1000余人）、格蘭仕員工打砸工廠事件（2000人）、TOTO上海工廠罷工（1000人）、沃爾瑪常德分店工人集體維權（100余人）、哥士比鞋廠罷工（其中女工周建容跳樓自殺）（約600人）、深圳奇利田高爾夫罷工（2400人）、深圳寶威亞太罷工（1100人）、深圳公明環衛工集體維權（1000人）、深圳慶盛制衣廠第壹次罷工（900多人）、廣州大學城環衛工罷工（100多人）、番禺新生鞋廠集體上訪追討權益（100多人）、廣東裕元鞋廠罷工（約50000人）；2015年發生的著名勞工抗爭有東莞興昂鞋廠罷工（8000人）、廣東中山欣昌鞋業罷工遊行（近10000人）、美的罷工（數百人）、海信科龍罷工（400人）、利得鞋廠三次罷工（2700余人）、厚宏制衣工人遊行討工資（1000余人）、深圳福永駿達馬達廠罷工（2100人）、深圳慶盛制衣廠第二次罷工（400多人）、四川德陽中國二重工人集體維權（10000余人）。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誌，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壹個標誌。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10]

　　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常德沃爾瑪工人集體維權、東莞裕元鞋廠大罷工、深圳奇利田高爾夫用品廠集體談判、深圳哥士比鞋廠集體談判和周建蓉事件、江蘇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粉塵大爆炸事件、廣東番禺勝美達工會選舉、廣州大學城環衛工集體談判、佛山工藝總廠集體談判、番禺新生鞋廠集體維權、番禺利得鞋廠集體談判、東莞新力鞋廠工人集體維權，深圳寶威亞太工人集體維權、深圳公明環衛工工人集體維權、東莞興昂鞋廠工人集體維權、深圳福永駿達馬達廠工人集體維權、中山翠亨制包廠工人集體維權、深圳慶盛制衣廠集體維權、四川德陽中國二重工人集體維權、廣東省出臺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前的勞資博弈等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11]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或未審先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審判，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其中3人緩刑，1人實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對勞工運動的此番打擊，是當局繼掃蕩新公民運動、南方街頭行動、女權行動、基督教運動和人權律師死磕運動之後，摧毀正在發育的公民社會的收官之作。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微信群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2016年前三個季度罷工數量為2054起，全年可能與上壹年持平。2016年，勞工機構“頂風作案”介入的只有深圳雅駿眼鏡廠、深圳高亦德、深圳光協電子、深圳有麗塑膠、深圳千百度模具、沃爾瑪工人抵制綜合工時制等區區數起工人集體維權而已。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1、新工人階級是當代勞工運動的主體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如交通運輸業和環衛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反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絕大部分是勞務派遣工，在國有企業正式編制內的工人，則大多擁有城市戶籍並相對具有比較穩定和良好的待遇，很少發起或參與勞工抗爭事件，除非企業發生大規模的裁員以至倒閉破產。

　　2、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

　　——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克扣工資和欠薪，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這是被逼到絕境的工人不得不為了追討壹年的勞動所得而奮起抗爭。縱觀歷史，放眼全球，大規模欠薪這種極其惡劣的現象只出現在眼下的中國，它不僅突破了法律的底線（法律規定按月支付工資），還突破了道德的底線（自古打工給錢，天經地義，連工人的血汗錢都敢拖欠，還有什麽壞事幹不出來），因此集體討薪行動會得到社會輿論廣泛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得到政府壹定程度的寬容。

　　——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這些法定的權益，很多企業出於利潤最大化、用工成本最低化的如意算盤，能不給就不給，過去絕大部分工人也默默接受了，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工人不答應了。他們會在罷工和集體談判中明確提出這方面的訴求。

　　——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這些權利是勞工階級最為重要的實體性權利，壹直是歐美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勞工運動的主要訴求，也將長期成為中國勞工運動的主要訴求。

　　——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也就是按照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去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前壹種情況的著名例子有鹽田港、海南本田、歐姆電子、哥士比鞋業以及廣東深圳許多發生罷工的企業開展的工會選舉，而在2012年開始占主流的工人團結組織方式，是由冠星鏈表廠工人與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合作開創的工人代表制。這已經是工人獨立政治意識和政治要求的萌芽了。

　　——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即對自由、平等、正義與憲政、民主、法治的追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裏度過我的余生”。工人們痛恨政府動輒出警鎮壓工人的反動行徑，他們要求政府讓勞資雙方自主談判解決沖突，他們說，我們不要求政府偏袒我們，只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和公正就可以了。這是壹種極為寶貴的憲政、民主、法法治意識。最後這壹項訴求之所以最高也最重要，是因為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證明，要突破工人團結的瓶頸而形成大規模的組織和集體行動，要上升到階級發展與社會改造的高度，僅僅有前面四個方面的訴求是不夠的，只有當工人階級普遍意識到自己的人權、公民權利和人格尊嚴時，只有當他們強烈感受到壹種基於人性的“屈辱和憤怒”時，只有當他們對自己的非人生活再也不能忍受下去，而要求得到“像人壹樣的對待”時，他們才會把勞工運動推進到改變不公正的社會結構的高度。對這壹點，具海根在《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壹書中有很好的論述。

　　三、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1、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工人代表制

　　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就是通過直接選舉把現有工會改造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那些罷工的企業，也出現在那些沒有罷工的企業。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裏，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者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是否成立企業工會具有審批註冊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舉幾個著名的例子：壹是北京市建築業農民工到北京市城建工會去申請成立工會，就被拒絕了；二是番禺勝美達工人自主成立工會籌備組，向鎮總工會提出申請，結果鎮工會不僅不批準而且向資方通風報信，資方立即成立了壹個由其控制的傀儡工會；三是沃爾瑪工人按照工會章程的民主程序改選工會和競選工會委員，結果遭到資方的打擊報復，工人積極分子被解除勞動關系。不是別的，正是現行《工會法》和官辦工會成了工人自由結社與團結組織的直接障礙。可以說，只要現行政治制度不改變，所謂工會的改革（群眾化、民主化）就是不可能的，而習近平所痛斥的工會的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工人們找到著名的勞工維權機構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律所主任段毅要求工人征集半數以上的工人簽名，委托勞維所律師為法律顧問，工人們很快征集到了必要的簽名，段毅等人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不言而喻，在憲政民主法治的環境下，工人代表制的合法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中國加入或簽署的壹些國際人權公約和勞工公約都反復宣告了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利。即使是在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也可以為工人代表制找到若幹法律依據：

　　——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工人的團結權和組織權無疑就是公民結社權的具體落實。這是工人代表制的最高的憲法依據。

　　——《工會法》第2條：工會是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雖然該法規定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唯壹合法的工會，違背了“自願結合”這壹基本原則和基本要件，但從法理上說，工人是建立和組織工會的唯壹主體，工人享有不可剝奪的團結組織權，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因此，當官辦工會不能滿足工人結社、團結、組織、維護和爭取權益的需要時，工人以其他形式自願結合起來，是符合工會法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其第六十三條等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方興未艾的工人代表制完全適用民法上述委托代理的法律規定：工人選舉產生並委托自己的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

　　——公司法第十八條規定公司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公司研究決定改制以及經營方面的重大問題、制定重要的規章制度時，應當聽取公司工會的意見，並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聽取職工的意見和建議。那麽，工人大會、工人代表委員會當然應該屬於“其他”民主管理的形式了。

　　——勞動法第八條規定，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者就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第三十三條規定，企業職工壹方與企業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由職工推舉的代表與企業簽訂。

　　——勞動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在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第五十壹條規定，　企業職工壹方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訂立集體合同。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企業職工壹方與用人單位訂立；尚未建立工會的用人單位，由上級工會指導勞動者推舉的代表與用人單位訂立。

　　——《廣東省集體合同條例》第十條規定，集體合同由企業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由職工推舉的代表與企業簽訂。第十二條規定，已建立工會的企業職工壹方首席代表應當由工會主席或者工會主席書面委托的代表擔任，其他代表由工會確定。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職工壹方代表由職工民主推舉產生，並應當有半數以上職工同意。首席代表由參加協商的代表推舉產生。

　　雖然上述法律處處強調法定工會的優先代表地位，但壹個“或”字，也為工人代表制提供了壹定的法律依據。沒有工會的企業，工人選舉產生工人代表委員會當然是完全合法的　議較大的，壹是在有工會而工會不作為、工人不信任的企業，工人有沒有權利產生工人代表委員會？我們認為，“工會或者職工”、“工會或者職工代表”的表述，已經給工人代表制留下了法律空間，而且在法理上，工人、職工顯然比工會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二是上級工會指導沒有工會的企業選舉職工代表，應不應該理解為上級工會的指導是必備條件而工人沒有直接選舉職工代表的權利？顯然不能這樣理解，因為這會剝奪工人的組織權和選舉權。上級工會的指導必須基於工人的同意和請求，上級工會有幫助工人選舉代表的義務而沒有否決工人選舉產生的代表的權力和法律依據。

　　雖然如此，由於《工會法》預先確定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中國唯壹合法的工會，因此“工人代表制”和“工人代表委員會”就不可能取得與官方工會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它最多只是被官方容忍的、在工人罷工時臨時產生的代表機制，壹旦罷工結束（不管是被鎮壓還是工人獲得勝利），這個機制和臨時性組織就不復存在了，如果它想成為長期存在的、制度化的代表機制的話，立刻就會被指控為“非法工人組織”、“第二工會”，甚至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工人代表制之不能常態化和制度化，大大阻遏了工人團結和組織的進程，不僅壹個企業內工人團結和組織的成果不能得到延續和鞏固，而且工人們不能以此為平臺與其他企業、行業、地區的工人聯合起來。[12]

　　2、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集體上訪、示威遊行——罷工和集體談判。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自發罷工當然也不是完全無組織的，而是說不是以公開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組織來領導的，是工人們在私下裏有所串聯並且在QQ群或其他網絡社區相互討論，約定罷工的訴求、時間和步驟等等，誰也不願意站出來承認自己是罷工的領導者，其他工人也不會指認這樣的領導者，都說自己是隨大流。這個過程中當然也會湧現出壹些積極分子、骨幹分子，但並沒有正式的頭銜，也沒有來自工人的正式的授權，是壹種自然形成的權威，如果罷工不能順利過渡到集體談判（被強權鎮壓了），或者不用過渡到集體談判（資方及時滿足了工人的訴求），這些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也就重新歸於沈默了。

　　因此，在程序上，與發達國家的工人集體行動通常是先談後罷相反，當前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通常是先罷後談。壹方面，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並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極大的風險，另壹方面，很多緊要的、迫在眉睫的損害又使得工人忍無可忍了，於是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抱團、自發罷工、自發地向企業施加集體壓力，其中首選就是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損害。管他合法不合法呢？先罷起來再說吧！把傲慢的老板逼到談判桌上來再說！這就正像撒尿是人的自然權利，不在大街上蓋廁所讓人們文明地撒尿，就壹定會逼得人們當街粗野地撒尿，畢竟人不能被尿憋死啊！這又像是人們有過馬路的自然權利，但如果十字路口老是亮著紅燈，自然就會逼著他們集體闖紅燈。對這種集體闖紅燈或者集體違法的情況，當權者也面臨執法的困境，通常以“法不責眾”的方式不了了之。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壹定是大街上臭氣熏天，或者交通秩序完全癱瘓。正確解決問題的方式當然不是對所有“犯法者”予以嚴厲處罰，而是修建足夠的廁所、安裝科學的紅綠燈，也就是說，應該廢除侵害人們自然權利的惡法而制定公正合理的良法。

　　我們相信，社會各界以及工人們自己，都希望由以罷工為主、集體談判為輔以及先罷後談這樣壹種無序的、自發的、本能的、對抗性的抗爭，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罷工為輔以及先談後罷這樣壹種有序的、自覺的、法治的、建設性的博弈，但這以擁有權力和資本的強勢壹方做出讓步為前提。其實，立法保護勞工三權，對於勞資政三方都是有利的：資方可以取得工人的理解、認同和合作，政府可以取得工人和民眾的支持和新的合法性，而工人則可以更加理性、有序地、安全地積聚自己的力量，並不斷提升其經濟政治社會地位。

　　——集體上訪和遊行示威。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對象而變得無效了；或者雖然建築施工還沒有結束，但由於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直接與建築工人建立事實勞動關系的包工頭跑了，或者即使沒跑，上面幾層發包方相互推諉踢球而拒不支付工資，工人們不知道找哪壹級老板要錢，於是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甚至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表達自己的訴求，請求它們運用公權力追回工人被侵占和被損害的權利。當然，也有正在生產經營企業的工人越出廠區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的情況，不過極為少見。憲法當然有壹條是要保障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的，不過，具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只要沒有得到當地公安局的批準，集會遊行示威就是違法的，迄今還沒有聽說公安局批準過壹例。然而，正像撒尿和過馬路是人的自然權利壹樣，集會遊行示威也是壹種自然的、正當合理的權利，當他們不能被合法地行使的時候，就壹定會被“非法”地行使，實際上，當企業倒閉、老板逃跑，工人們的血汗工資以及其他基本權益眼睜睜就會化為烏有，壹家人等米下鍋時，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成群結隊地去上訪請願；如果上訪請願采用的是打著橫幅、呼著口號在馬路上行進的方式的話，其實已經是遊行示威了。有些遊行示威被當地警察驅散了，有些則礙於人多，而且工人是被逼到走投無路時進行的，具有絕對的道義優勢，贏得了公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打擊他們會引起公憤，警方也就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反過來維持現場秩序了。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存在的若幹問題

　　客觀地說，中國的勞工運動僅僅處在初級階段，第壹階段，其中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問題，擇其要者論述如下：

　　1、權利意識和階級意識發育不足

　　壹般而言，壹種社會行動，當且僅當其同時具備意識、組織、行動三要素時，才可以稱之為社會運動。中國勞工階級的主體意識還存在雙重的發育不足，壹是公民權利意識發育不足，二是階級權利意識發育不足。

　　前面講到，壹般的權利意識就是指人權意識和公民權利意識，這些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啟蒙運動的普及和深入，很多勞工也逐漸了解和認同了，甚至表現在他們的集體行動中了，但大多數勞工還不怎麽了解，甚至有壹部分勞工雖然有所了解，卻因為受到共產主義文化的洗腦教育而不能接受和認同，他們接受和認同的是馬列主義毛思想的階級觀念和階級意識，即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觀念和意識。如何進壹步解構共產主義文化而建立人權和公民權利意識，仍然是壹個沒有完成的任務。

　　另壹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勞工還沒有形成壹種與人權和公民權利意識相壹致的階級意識，或者說壹種屬於勞工階級的特殊權利意識，即在市場經濟制度、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多元競爭的文化制度以及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下的勞工的階級意識，團結和組織起來以壹個階級的力量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的意識。就是說，勞工階級還沒有從壹個自在的階級變成為壹個獲得了“自我意識”的自為的階級。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否定任何形式的階級意識的，認為只要有人權和公民權利意識就夠了，階級意識壹定會到導致社會撕裂和階級鬥爭。這是壹種嚴重的誤導，實際上掩蓋了自身的壹種特殊的階級意識，讓勞工階級默認事實上存在的階級不平等，承認“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在客觀上存在階級分野、矛盾乃至鬥爭的情況下，階級意識的發育就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否定馬列毛式的階級意識並不等於否定壹切形式的階級意識。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正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各自具有了清晰明白的階級意識，才能各自組織起來進行民主共和制度下有效的經濟政治鬥爭，如果雙方都是壹盤散沙，反而會陷入到無序的叢林狀態與無效的零和博弈之中。資產階級和雇主階級通過行業協會、雇主協會、企業家協會直至自由主義政黨組織起來，工人階級和雇員階級通過互助會、工會、工人委員會直至社會主義政黨組織起來，在法律框架內展開和平的競爭和鬥爭，構成了市場經濟國家正常的經濟政治生態。無疑，這是以各自的階級意識為前提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早期發展階段，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處於弱勢狀態，階級意識與階級團結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2、工人組織和集體行動的形態、規模和水平還處在低級階段如前所述，工人代表制作為對官辦工會和老板工會的壹種替代形式，在珠三角勞工運動中成為工人團結和組織的主要形式，但是，受制於現行法律的限制，即使在同壹個企業裏，它也不能成為壹種長期化、制度化的團結組織形式，隨著壹次集體行動的結束，這種組織也就解體了，更別說突破企業的邊界，形成行業性和地區性的工人代表組織了。比如，東莞裕元鞋廠5萬工人罷工，同在高埗鎮和東莞市的其他幾十萬鞋業工人就沒有起而響應；南昌沃爾瑪兩家分店因為抵制綜合工時制而發起罷工，全國各地沃爾瑪分店的工人也沒有普遍響應。主要原因就是沒有鞋業工人聯合組織，或者沃爾瑪全國400多家分店的工人聯合組織。等待國家主動放開控制、允許官辦工會之外的工人組織自由發展，目前還看不到希望，於是，工人們自己如何突破限制，使工人代表制普遍化、長期化和高級化，就是壹個極為關鍵的問題。

　　由於工人團結和組織形式受到的限制，工人集體行動也始終局限在壹個壹個企業內部，呈現出此起彼伏、旋生旋滅的狀態，尚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勞工運動。嚴格意義上的勞工運動，壹定是跨企業（行業）、跨行業（地區）、跨地區（全國）地連成壹片的。我們只是在勞工抗爭事件成倍增多且數量將會越來越多的趨勢和態勢上，稱當今中國的勞工集體抗爭為初級階段、低級階段的勞工運動，它是由分散無序、無團結組織、無集體行動向階級團結和階級行動意義上的勞工運動的壹個過渡階段。

　　與此相適應，在訴求的水平上，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是最常見和主要的訴求和目標，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等增長性的訴求和目標還不常見，至於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與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就更為罕見了。

　　3、勞工運動中的內部阻力或結構性矛盾已經開始顯現在此壹波勞工運動最高潮的2014、2015兩年，勞工界內部表現出高度的團結，發動和組織數千人參與某壹個簽名聲援或者公開聲明，是常有的事，各家勞工機構和各個勞工維權團隊團結協作、集中力量於某壹次勞資博弈，也常常取得較好的成果。12.3事件以後，勞工界受到重壓，有影響力的機構和人物不敢再出頭倡導和協調了，於是各家機構和各個團隊之間就很難合作了，甚至出現相互爭奪資源和影響力的山頭和宗派，出現分裂和內鬥。這種現象在2016年沃爾瑪勞工維權過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本來，沃爾瑪有10萬工人，壹時之間達不成完整的聯合，出現幾個維權團隊就是正常的；只要這些團隊都以維護勞工權益為目標，都以沃爾瑪資方為共同抗爭對象，即使它們之間沒有密切的合作和統壹的組織，也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情況出現了，那就是山頭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對其他維權思路和策略不壹樣的團隊，展開了極為兇悍的攻擊，為此不惜引進極左網絡寫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把別的團隊說成是“工賊”、“分裂團夥”、“境外勢力”，並且極盡造謠、汙蔑、誹謗、抹黑之能事，在幾十個沃爾瑪工人微信群裏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也使得普通工人對維權機構和維權人士失去信任和信心，這是造成壹時轟轟烈烈的沃爾瑪工運很快偃旗息鼓的重要原因之壹。

　　這是壹個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現象。壹旦社會運動（不限於勞工運動）內部出現結構性的分裂和窩裏鬥，就壹定會造成比外敵的鎮壓和打擊更為嚴重而深遠的後果：或者因為內外交困而失敗，或者雖然經過內部的強力整合和統壹並終於戰勝了外敵，結果也壹定是造成壹種新的專制。中國有數千年傳統的政治文化和江湖文化，每到壹個王朝末年，各路豪傑稱王稱帝，在朝廷還沒有推翻之前，各路人馬就先行廝殺起來，經過多輪、反復的兼並重組，付出了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最終建立的新王朝不過是舊王朝的翻版而已。當代中國的社會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如果重蹈此壹覆轍的話，就不可能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根本轉型，憲政、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如果任由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坐大，中國的勞工運動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

　　4、極左的思潮和潛在政治力量正在向勞工運動滲透對於極右當局有沒有派遣臥底進入勞工界從事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我們的確沒有什麽證據，不過，極左實力滲透勞工運動的跡象，已經可以觀察到了。這裏有必要簡單掃描壹下當代中國各種思潮和潛在政治力量與勞工運動的關系：

　　——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有三種形態，極右翼自由主義或者叫做“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合流，旗幟鮮明地反對勞工運動；居中的學院派自由主義對勞工運動存在疑懼心理，或者視而不見、存而不論、不置可否；左翼自由主義則對勞工運動持同情甚至支持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派在經濟制度上主張多種所有制平等競爭與社會市場經濟，在產業關系上主張通過工人團結、集體談判和罷工行動來解決勞資沖突，在政治制度上認同多黨制和憲政民主法治，在社會政策上主張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它理所當然地以勞工階級為社會基礎、以勞工運動為政治依托、以勞工選民為未來票倉。

　　——新馬克思主義。這壹派以部分原典馬克思主義、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新左派）為思想資源，猛烈批判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但並不要求退回到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而傾向於主張人道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支持勞工運動，但與社會民主主義聚焦於勞工三權不同，它更多地強調產業民主。

　　——極左派。部分理論資源來自於原典馬克思主義（如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更多地是繼承了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要求否定鄧小平開啟的官僚資本主義而返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弘揚文革的不斷革命精神，實行所謂真正的工人民主和人民民主。

　　由於勞資關系是壹種結構性的社會關系，勞工運動是壹種結構性的社會運動，因此勞工運動壹開始就具有潛在的理論維度和政治維度，並且終於會獲得顯性的理論和政治形態，因此，勞工運動內在地具有理論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需要，就給社會上各種思潮和潛在的政治力量提供了競爭和滲透的空間。在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中，左翼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和輿論上提供了壹定支持，但基於其自由主義立場，對勞工運動還是有所保留和批評的，因此幾乎沒有人在行動層面實際地介入勞工運動；新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輿論上支持勞工運動，但認為在資本統治的框架內積累和提升工人的博弈力量，無助於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此對主流勞工運動還沒有找到有效的介入路徑，行動層面側重於工人教育與工人合作社的實驗和探索，企圖尋找壹種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新型生產關系；社會民主主義顯然在第壹波工運高潮中擁有最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多數輔導和幫助勞工維權的NGO都是比較認同和接受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都選擇通過工人代表制、集體談判和罷工行動爭取各項勞工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值得特別註意的是，極左思潮從與自由主義公知的意識形態鬥爭（所謂左右鬥爭）中，開始分出壹部分精力關註正在興起的勞工運動，他們開始意識到，沒有勞工階級的支持，他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就無法實現，因此，雖然現實的勞工運動的姿態並不符合他們的政治正確，但他們從策略層面或革命階段論視角出發，也給勞工運動提供了壹些思想輿論上的支持，有幾個紅色網站甚至捐款支持正在進行的工人抗爭，更有個別人身體力行地介入到勞工運動之中，並且與社會民主主義猛烈地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和指導思想地位。

　　極左力量滲透勞工運動，的確不是壹個好兆頭。從歐美國家勞工運動和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發展進程來看，基本上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逐漸成為與自由主義分庭抗禮的主流思想政治力量，而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極左力量逐漸被邊緣化的過程。如果極左力量最終主導了中國的勞工運動，就極有可能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使中國走到與世界文明主流愈行愈遠的極權主義道路上去。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前途

　　中國的勞工運動向何處去？這是擺在中國勞工界、企業界、知識界、政界和其他社會各界面前的壹個嚴峻問題。如果整個國家導向、GDP至上、高利潤低人權、強資本弱勞工的中國模式（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保持不變，如果政府繼續以暴力維穩思路對勞工集體維權抗爭采取強硬打擊政策，必然的結果就是貧富繼續兩極分化並達到沒有人再能夠忍受的程度，就是底層民眾的憤怒、仇恨和絕望不可逆轉地走向爆發，就是整個社會的崩潰和動蕩，到時候，上層的毛左和極左勢力就會與底層的激進革命要求匯合在壹起，壹場毛澤東式的工農暴力革命就會在中國大地上重演，最終結果是重建壹個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經濟基礎的、黨國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新的極權主義社會。中國又將進入新壹輪的惡性循環之中。

　　另壹種可能並且應該盡最大努力爭取的前景是：壹方面，執政當局放開或者容忍壹定的社會自組織空間；另壹方面，勞工運動則沿著比較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與政府和資方進行和平、有序、反復、可持續的博弈，壹步壹步地改變強政府弱社會、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逐步縮短貧富兩極分化，避免劇烈的階級鬥爭，最終建立壹個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結構和自由、平等、公正的社會結構。

　　這需要勞資政三方以及全社會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形成壹定程度的共識，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共識：我們要避免第壹種可怕的前景。有了這種共識，各方才可能做出妥協和讓步。

　　1、政府的理性應對

　　——放開對勞工NGO的限制，通過立法規範其註冊、工作範圍、權利和責任；——立法保護工人的團結組織權，落實工會直選，允許工人對現存工會進行自下而上的改造，允許其他工人組織形式得到合法的存在和發展；——立法保護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使勞資博弈進入壹個制度化、法治化的通道。

　　2、企業的理性應對

　　——提升財富觀和利潤觀，由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轉變為對長遠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對弱勢勞工的剝削和壓迫的血汗工廠制度改變為追求勞資雙贏的現代企業制度，容忍乃至歡迎勞工組織起來與自己進行和平理性的正和博弈，而不是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資方也要組織起來，壹方面與勞方進行有組織的博弈，另壹方面由對專制權力的消極忍讓和茍且勾兌，轉變為勇敢爭取企業公民的合法權益，推動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成，最終實現把權力關進籠子的目標。

　　3、勞工的理性應對

　　——勞工階級認同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價值，認同公平競爭、平等互利的市場經濟制度，認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不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激進政治目標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激進經濟目標；——通過自下而上地改造現存工會為獨立自治的工會來實現工人的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不到萬不得已，盡量把罷工等集體行動保持在廠區範圍內，通過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解決勞資沖突，實現勞方利益訴求。

　　4、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和輿論界的理性應對——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弱勢勞工維護和爭取合法、合理權益的集體行動，推動勞工三權的立法和真正實施；——要有更多的知識分子成為勞工學者、勞工律師、勞工媒體人，要加入或創辦更多的勞工NGO，深入勞工群體做艱苦細致的工作，為工人的自組織、集體談判和罷工提供直接的知識、技術和法律服務；——在發生激烈的、不可調和的勞資沖突的時候，要在勞資雙方之間做最大努力的調解工作，促成雙方妥協並達成集體協議。

　　中國社會轉型與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

　　壹、勞工運動與憲政民主運動的壹般關系

　　1、勞工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和憲政民主運動中最為重要的、關鍵的環節，在推動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具有阿基米德杠桿的作用。這是由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後極權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以及知識階層，在經濟政治上對權貴資產階級有深刻的依賴關系，即使他們很願意，他們的力量也不足以撬動整個體制的轉型。與此不同，勞工階級在這個體制下純粹是被侮辱被損害的階級，他們要求變革的動力是最強烈的，另壹方面，又由於大工業已經把他們聚集在壹起了，壹當他們形成團結和組織起來改變自身命運的意識，他們就能發起有力的、足以動搖體制的集體行動。由勞工階級撬動、由社會各界追求憲政民主的力量跟進，才可能形成摧毀現存體制的合力。

　　勞工運動與憲政民主運動的關系是個重大而關鍵的課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無法轉型。勞工運動當然應置於憲政民主運動之中，成為憲政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堅持憲政民主的取向，避免民粹主義化和共產主義化，另壹方面，憲政民主運動若脫離勞工運動，若不緊緊地依靠勞工運動的杠桿作用，想要撬翻極權專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勞工運動必定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比如，在有些地方，罷工工人沖出了廠區，實際上實現了請願示威遊行的自由，而這是其他維權群體較難做到的。鑒於勞工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中具有首創性、杠桿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勞工階級在未來憲政民主社會理應享受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而不需亦步亦趨地重復發達國家的道路。這裏面有巨大的制度創新空間。

　　2、壹方面，勞工作為公民，本身應享有壹般的公民權利；另壹方面，勞工作為勞動者應享受的壹束勞動權利（包括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與實體和目的方面的收入權、休息休假權、職業安全衛生權和社會保障權等），本身就是具體的公民權利，並且勞工權利可能是率先取得的公民權利，這與西方順序似乎相反。在工業領域和企業範圍實現勞動權利，也就是實現了勞工的壹部分公民權利；在工業領域和企業範圍實現了勞資集體談判，也就是部分實現了憲政民主，並且對整個社會轉型具有示範意義：整個社會和國家層面的憲政民主無非是壹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是全社會各階級各政黨之間達成的集體合同（協議），我們稱之為憲法或社會契約。

　　3、憲政民主運動與勞工運動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和任務，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前者是全社會範圍的、直指政治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變革的，後者的直接目標則是落實勞動領域的基本權利和基本利益，尤其在最初階段，並不直接針對政權，它只能在基礎領域撬動整個體制，而不直接導致整個體制的變革。如果把政治目標直接施加在勞工運動頭上，要求勞工在自我組織、罷工、集體談判過程中提出更高壹級的、超出勞工基本權益的訴求，勞工本身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不應該把最高層面的政治反對訴求強加於勞工運動。當前而言，通過團結、集體談判和罷工改善和提高工人的工資、工時、勞動安全衛生和社會保障，就是現階段的勞工政治。

　　4、進壹步說，勞工運動的政治意義和政治價值是隱微的和溢出的。之所以說是隱微的，壹則因為勞工組織的發育本身是形成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工運動本身實現了工業領域的公民權利，為憲政民主奠定了壹部分社會基礎；二則因為勞資集體談判制度可以成為憲政民主制度的微型模板或雛形。之所以說是溢出的，是因為雖然勞工運動本身並不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卻可以產生強烈的輻射和社會影響，帶動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追求自身的權利，形成整個社會運動的化學反應。

　　如何實現憲政民主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對接，這是壹個知識性、技術性、操作性很強的課題，值得有識之士付出艱苦的努力，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和速度。民運人士放下身段，深入工人社區，做艱苦細致的維權服務和工會選舉等工作，是兩者結合的可行途經。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應該去註冊和發展更多的勞工NGO，這方面還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2億7千多萬新工人階級，目前只有區區100余家勞工NGO，應該有成千上萬家才對啊。很多民運人士個人經濟條件比較好，也有壹定的資金來源，但是他們成天泡在網絡上放大炮，而不願去做踏踏實實的勞工社區教育和組織工作。[13]

　　二、勞工運動與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分析

　　1、當代中國的階級分析

　　我不憚於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因為我是壹個繼承了自由主義合理內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同時還在壹定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若幹仍然具有活力（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的思想。在當下中國，權貴官僚階級是壹個超級強大的階級，是掌控整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第壹階級，並且具有非常明確的階級意識，其他弱勢的階級如果囚於自由主義的非階級的、個體化的、抽象的公民觀念，而不能形成強有力的階級意識、階級團結和階級組織，怎麽可能對抗和推翻這個壟斷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的階級的統治呢？怎麽可能實現憲政民主呢？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在權貴官僚資本集團中，雖然權貴官僚與資本家、權力與資本經常是相互勾結和利用的，權貴官僚和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和資本又占著主導的地位，是現存體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獲益者，是變革的主要對象和頑強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已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

　　中國新生的大資本力量和大資本集團，整體而言，是從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制中衍生出來的，先天地帶有權力壟斷、錢權交易、貪賄腐敗的原罪，整個大資產階級對於權貴官僚階級，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獨立的，其中壹部分是現存體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瀾者、權貴官僚集團的合謀者和勾結者，壹部分是現存體制的順從者、忍受者和受害者，只有極少數意識到了資本相對於權力的獨立的社會本質和歷史使命，正在努力切割與現存體制的茍且關系，追求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自由發展。但總的來說，大資產階級在目前階段還遠遠不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發動機和原動力。

　　處於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中間階級（Midlle Class），包括大部分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小企業主、企業白領和中高層管理者、普通公務員、經營較好的個體工商戶、富裕農民等社會成分，它們基本上是依附於現存體制的，是受到權力資本網絡的層層滲透和控制的，在未來半個世紀之後，它很可能會成長為中國主要的、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階級，但在目前歷史階段，其不能作為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對大資產階級而言，這個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動力、願望、意識較強，但基本上處於自發無序的狀態，缺乏推動結構性轉換的意誌力量、行動力量和實體性的經濟政治力量。

　　那麽就剩下工人、農民、下層知識分子了。工人和農民是葡匐於社會底層的兩大階級，占就業人口和總人口的大多數（80%以上）。下層知識分子，不構成壹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介於工農階級與中間階級之間的壹個階層，在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進入企業，擔任技術工人和初級管理者。作為工人階級壹部分的下層知識分子，對受剝削和壓迫的感受很尖銳，同時又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較高生產力，其中壹部分將在勞工運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壹部分則因為具有較高的個體競價能力而傾向於沿著資本和管理的通道往上攀爬。

　　在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中，農民階級不太可能成為積極地推動社會轉型並深刻形塑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

　　——大部分農村壯年勞動力已經、正在、將要轉移到城市，成為新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剩下來的以農業為生的農民將越來越少；——大部分農民處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處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外圍地帶，在農業這個夕陽產業謀生，缺乏經濟競價能力，並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難以組織，缺乏主動的政治參與和博弈能力；——農民受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現代意識最弱，將是最後壹個在政治上發育起來的階級。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農民才有較強的經濟政治參與意識和博弈能力。

　　與農民階級相比，工人階級將是壹個積極得多、主動得多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

　　——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產線、同壹工廠、同壹產業、同壹城市社區，為他們創造了進行積極的經濟談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競爭的客觀條件；——多達數億的新生代工人已經主觀上不想退回客觀上也退不回農村，他們要想在城市定居下來並獲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唯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他們所受到的多重經濟政治文化壓迫進行抗爭；——信息和互聯網時代加速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組織化的進程，同時迅速淘洗掉傳統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

　　如果說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不願、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不能撬動整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話，那麽工人階級則不僅非常願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團結和組織起來）做到這壹點：首先，工人們團結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資產階級爭取自己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和利益，迫使資產階級為產業和平、為生產的連續性和長期利潤而做出壹定的讓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壓力壹定會迫使老板們向老板的老板即權貴官僚集團伸張自己的權利、爭奪自己的利潤空間，迫使資產階級成為公民、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而不僅僅是狗茍蠅營地在權力庇護下分贓逐利的經濟動物。

　　於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壹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的雙胞胎，就會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對黨國專制、政府壟斷、官僚腐敗的基本共識和政治聯盟，就會壹起推動中國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間階級或中產階級壹個階層的知識分子會起壹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粘合劑的作用，而農民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也會逐步地組織和聯合起來，加入反對極權專制權治、建設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法治）的大合唱之中。這個大合唱的肇始者和發動者，就是勞工階級，勞工運動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動整個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桿。

　　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首先保留了自由主義的人權、自由、公民權利、憲政民主等理念，而否定了抽象人性論、非階級化、原子化和個人主義化的取向；另壹方面，社會民主主義又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部分內容，否定了其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大壹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取向。社會民主主義必須同時向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說明的是：

　　——階級分析並非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和專利，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之外、之後，都存在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階級矛盾不等於階級鬥爭，因為工業市場經濟的內在結構和勞資之間的內在聯系，使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和合作同時存在；——階級鬥爭也不等於妳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更不等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階級鬥爭之上有人性的共同價值，在階級鬥爭之下有個體的自由選擇；——階級鬥爭並不必然導向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必然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並不必然導向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19世紀末和20 世紀歐洲階級鬥爭導向的就是社會市場經濟、多黨制和憲政民主，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極對立向中間靠攏，中產階級掘起為主導力量，從而使階級結構向階層結構轉化成為可能。

　　2、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路線圖和時間表根據上面的階級分析，就會形成了壹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勞工）階級——農民階級——中間階級（以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主）——民營競爭性大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壹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和投機”；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和中層聯盟與上層決戰”。

　　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固然強調勞工階級的主力軍角色、地位和作用，但也認為勞工運動只是壹個原動力、壹個把憲政民主法治模型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阿基米德杠桿，而並不能單獨完成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間階級、農民階級的跟進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勞工維權運動孤軍深入壹家獨大，不僅是很難成功而且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權貴官僚階級會聯合和利用其他階級進行嚴厲的壓制，使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愈演愈烈，使得中國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其次，即使勞工運動僅憑自己的努力終於取得勝利，其所建立起來的絕對只能是壹個經濟上新型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將意味著中國將再壹次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

　　中國憲政民主革命有沒有時間表？很難做出準確的預測。八九事件和蘇東轉型之後，很多人做出樂觀的預期，沒想到極權專制統治又維持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有鑒於此，郭飛雄自己準備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和理想主義者壹道把憲政民主政體操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制度現實。其他人的預測也很不壹樣，比如民主老人康國雄就認為只是兩三年的事了（結果他沒有等到這壹天就飲恨身亡了），而另壹位民主老人鮑彤則認為需要十年以上。最樂觀的要數高智晟律師了，他預言2017年中共倒臺！

　　這裏有必要對著名歷史學家吳思在2014年6月所做的壹個名為《國內未來形勢》的研究報告做壹點評論。吳思把社會和政治危機分為五級：“我的核心觀點是，革命形勢並不存在，但危機始終存在。如果把危機分作五級，法國大革命或其他導致政權被民眾推翻的革命屬於壹級危機，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國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危機屬於二級，重要省會城市的危機屬於三級，縣市壹級的危機例如甕安事件是四級危機，那麽，中國最常見的是鄉鎮和村莊範圍的五級危機，每年都有許多。這個分類依據的是塊塊，許多危機發生在條條裏，如出租車行業，復員軍人，但維穩的責任還在塊塊。這些危機，其制度改革的價值和意義，可以由知識分子闡釋提升，再通過網絡傳播，媒體強化，調動起大眾甚至體制內某些權力的參與。壹旦處理不慎，例如烏坎事件，就可能從五級升到四級。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級危機。四五級危機還有可能升到三級。在目前的形勢和維穩體制之下，六四那種二級危機重演的可能性不高。”為什麽他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主要依據是中共手中還有壹手好牌：壹是可以對民營經濟放開國家壟斷領域，二是可以把3萬億美元儲備用於緩和經濟和民生危機，三是可以把60萬億國有資產用於緩和經濟和民生危機，四是可以實行土地私有化來吸納天量貨幣，再造經濟發展動力。其中每壹張牌都可以延長好多年的穩定，因此未來壹二十年內不可能有革命危機。

　　吳思可能低估了將近40年“中國模式”經濟高速發展所積聚下來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總爆發的強度、長度、廣度和深度，以至於這四張好牌壹起打出來，也很難支撐20年，或者說在這四張好牌充分發揮效應之前，革命形勢已經形成了。另壹方面，即使為了保黨救國而忍痛打出這四張好牌，每壹張都意味著大幅度地放寬對民間和公民社會的控制，都意味著民間力量和公民力量的擴張，由於黨國賴以維穩的經濟資源被大規模耗竭，在遍及全國的第四、第五級民眾抗爭中，憲政民主力量壹定會趁機發展壯大起來，獨立的工會、商會、農會、學會、學生會、青年會、婦女會壹定會遍地開花，各種政黨也壹定會在各地民眾抗爭過程中宣布成立，這時候，公民社會雛形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壹黨專政實際上也就只保持壹種弱勢的乃至形式上的存在了，那麽，即使它還能夠控制全國壹二十年而不轟然倒地，只要實際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了大規模的落實，我認為也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從漫長的極權專制轉向憲政民主，壹二十年舊形式失去內容和新形式獲得內容或者說舊形式框住新內容的過渡時期，還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說，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拒不向民眾讓步，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革命形勢很快就會成熟，五六年之內實現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轉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願意打出吳思所說的那幾張好牌，那麽在官民拉鋸、民進官退的過程中，壹黨專政、極權專制再保持壹二十年弱勢的甚至形式上的存在，也屬於和平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

　　3、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與自由民主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清晰的考慮。1991年胡石根創立的是自由民主黨，依據的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1998年徐文立等人創立的是民主黨，其宗旨比自由民主黨要寬壹些，後來海外成立的社會民主黨，好像與民主黨海外委員會是兩個名稱壹套人馬，可能是想進壹步明晰民主黨內存在的不同政治訴求。總之，大家都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從郭飛雄的自辯詞和上訴狀中可以看出，他也是從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來闡述憲政民主的，對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涉及，他只提到要建立中國的反對黨，要實現多黨制，至於這些政黨不同的社會階級基礎、不同的政治綱領，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則沒有來得及論述。

　　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歷經憲章運動、街頭暴動和武裝起義，直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雖然繼續主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還存在，但其影響力日趨衰退，最後成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兩翼政黨的社會階級基礎、政治理念、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有多麽大的不同，但雙方都認同和遵守憲政民主的共同制度、框架和規則，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展開政治競爭，以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爭取選票而不是依靠暴力獲得國家權力。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黨和政治力量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

　　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中國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大都簡單地把憲政民主主義理解為自由民主主義，而對社會民主主義壹無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

　　——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對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的確是資產階級、第三等級、中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及其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對憲政民主的貢獻是後來才有的，因此後發國家引進憲政民主時會受到先前歷史和模式、先入之見或曰成見的影響，以為後發國家也要經歷先發國家那樣的憲政民主歷程。

　　——首先來到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它們對於解構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以及20世紀的共產極權專制，的確居功第壹，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逐漸為國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沒有得到充分的介紹和研究。

　　——中國本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隨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勞工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在介入勞工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用自由主義當然無法指導與資本爭權奪利的勞工運動，但同時也感到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勞工運動，於是便向社會民主主義尋求理論思想資源。

　　然而，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出場並承擔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沒有多達三個多億的工人的參與，沒有勞工運動這壹阿基米德杠桿的撬動，單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摧毀和取代極權專制政權和極權專制制度。在當今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民主形勢下，工人階級壹定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願地成為替其他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如此明顯，階級意識如此強烈，工人、農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對自己的利益所在，有著明確的判斷，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存在素質論者所說的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中國社會轉型不應該也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後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道路，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兩百多年來西方社會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繼承下來，走壹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政治轉型之路，反過來說，假定推倒極權專制政權之後，只有壹部分人才能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包括立法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自由和成立政黨的權利等等），而把工人農民排除在憲政民主結構之外，則不僅落後於近幾十年來所有轉型國家已經形成的憲政民主慣例，而且必定會激起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從而重新出現急風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來這也是自由民主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社會民主主義登上當代中國政治舞臺，也是有傳統資源可以繼承的，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由於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發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沒有什麽作為，反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帶有壹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以及以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憲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結合。將來中國壹定會重新制憲的，不過，中華民國的國號和47憲法，對於打通過去與未來，對於賡續亞洲第壹個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道統和政統， 應該是壹筆可以選擇和繼承的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遺產。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短期內壹定會冒出幾百個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因此，圍繞著我在上面所做的階級分析，各政黨之間壹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制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制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壹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就都是合法的政黨，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黨，也不能訴諸於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通過議會民主政治獲得權力以及施加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力。[14]

　　禍害工人階級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制[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制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制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贊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贊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制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臺，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制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制，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制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復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制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制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誌。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制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制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復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臺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制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裏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裏。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裏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裏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臺資鞋廠“臺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臺籍管理（即“臺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裏，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裏的升級制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裏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臺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除了賺錢少，臺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臺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臺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臺幹還必須敬禮。臺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臺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臺幹都很下流，有的臺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裏，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臺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裏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裏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臺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裏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裏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裏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裏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裏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裏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臺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裏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裏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臺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註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註，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裏，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贊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裏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裏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裏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裏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裏的臉色變白了

　　說

　　“恐怕我在意見箱裏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裏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裏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裏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裏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裏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裏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閑，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裏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裏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復的期限。不能讓廠裏主導話題，要不然廠裏就給我們拉到雲裏霧裏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復。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裏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註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裏給工人提了幾條註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裏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裏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裏提意見。”[3]（有才）附：2004年廣東某制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裏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制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制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制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裏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復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裏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裏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復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裏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復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復。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裏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裏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裏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裏。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裏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裏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閑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

　　勞動權利常識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序言

　　本手冊回應了世界各地的雇主組織和企業日益增長的需求，針對什麽是強迫勞動，強迫勞動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及企業能采取的處理措施給出了指導。

　　強迫勞動對雇主構成很大的風險，其不僅影響到發展中國家遊離在正規經濟邊緣的小企業，還影響到了有著復雜供應鏈和外包業務的跨國企業。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有80% 的強迫勞動發生在私營企業。雖然大多數此類違法行為存在於非正規經濟中，但最近幾家大公司也不得不面對關於其使用強迫勞動的指控。

　　現在很多企業在其行為準則中都有反強迫勞動的規定，不少審計公司也對此提供更多的服務，但關於究竟什麽是強迫勞動仍有難決的爭議。它可能以壹種微妙的形式存在，如果沒有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公約內容的指南，或是沒有基於公約實施監督機構的審慎討論的指南，會很難被理解和察覺。

　　本手冊的首版旨在填補這種空白。本手冊是與國際雇主聯合會密切合作的成果，並參考了不同地區的雇主和企業的建議，在所有討論會議中，參會者們都明確提出對此指南的需求，還要求提供良好企業運作的例子，以及補救建議。這次的首版中良好案例的數量有限，我們鼓勵讀者分享自己的經驗為以後的版本提供豐富的資料。

　　本手冊由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 (SAP-FL）的 Philip Hunter 編輯，並得到了聯合國在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反人口販運行動專家組（UN. GIFT）的支持。國際勞工組織的若幹其他部門也為本手冊的編輯提供了幫助，特別是來自於國際勞工標準(NORMES）、雇主活動（ACTEMP)、跨國企業(MULTI)、社會對話（DIALOGUE），消除童工（IPEC）等部門和”更佳工作”（BETTER WORK）項目人員的建議。我們也感謝外部的雇主聯合會、企業和民間團體抽時間審閱了手冊的初稿，並提供了寶貴意見，以保證這些指導工具真正與商界相關。特別致謝 GLOBALAFFAIR 高級副總裁 David Arkless先生，和 Manpower 公司的 Branka Minic 女士，他們為手冊的外部反饋工作提供了極大幫助。非常感謝國際雇主聯合會的Brent Wilton 先生和 Barbara Leon女士對初稿的全面評論。

　　簡介

　　強迫勞動和由人口販運引起的強迫勞動正成為雇主聯合會和企業面臨的日趨重要的問題。本手冊旨在幫助不同層次的企業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提供實用工具和指導材料幫助他們鑒別和防止強迫勞動，並在其影響力範圍內必要時采取補救措施。

　　雇主組織和企業在打擊壹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雇主組織，在對制度的銜接和維持上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國際勞工組織到2015年消除強迫勞動的運動要想成功，企業也起著關鍵作用。

　　企業和雇主組織在全球消滅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有很多：

　　● 遵守法律: 幾乎所有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都批準了關於強迫或強制勞動的29和105號公約，並且批準了反人口販運的《巴勒莫議定書》。成員國必須把強迫勞動作為犯罪對待。這意味著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屬於犯罪並將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卷入此類活動的公司會被起訴。

　　● 管理風險和聲譽： 要想成功，公司必須在存在非固定風險的環境中進行風險管理，而風險則可能會產生於公司本身的運作、其供應商和其它渠道。被指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既給公司帶來法律上的風險，又對公司聲譽和品牌造成嚴重威脅。

　　● 全球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 由於全球化和各國及各企業間聯系的增長，國際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也成為壹個突出的問題。

　　● 行為準則和企業社會責任（CSR）： 消除強迫勞動是企業行為準則和其它社會責任的重點。公司，尤其是那些供應消費市場和有品牌價值的公司，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對其生產符合社會和人權標準的要求。

　　● 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本手冊的目標

　　本 手 冊 面 向 雇 主 組 織 和 各 種 類 型 的 企 業 ， 包 括 中 小 型 企業、跨國企業、出口型企業和那些處於國際供應鏈中的企業。高管人員、人力資源部、采購和社會責任負責人員，及社會責任審計人員都可以在此找到技術資料和信息以幫助他們的日常工作。在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範圍內的機構和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例如，咨詢公司或質量監測公司，也能從手冊中得到幫助。

　　本手冊的主要目標是幫助企業和雇主組織理解並處理與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問題。當然每個公司和組織都各不相同，並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和優先事項。這些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影響著當今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因此，強迫勞動對全球的企業及其國內國際代表都形成了重大風險。本手冊有以下具體目標：

　　● 提高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認識，它們是什麽，會存在於什麽地方；● 為不同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實用材料和指導，鼓勵他們為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做出努力；● 支持雇主著手解決問題，並提出具體措施以幫助其采取預防行動以避免強迫勞動的風險；● 促進對相關國際標準的更好理解；

　　● 通過促使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行動，鼓勵更廣泛的合作以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為深度閱讀提供參考和指導。

　　如何使用本手冊

　　本手冊為方便企業的實際使用而設計，用獨立工具和小冊子的形式，給企業提供實用的指導以幫助其處理強迫勞動問題。手冊內容有背景資料，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最新統計，對重點問題

　　的總結和進壹步閱讀的參考。手冊的編排兼納不同行業部門，並采用了來自不同地區、國家、雇主組織和不同規模的企業的信息。整本冊子用有具體行動的例子來說明已采取過的措施。本手冊具體有以下幾個部分：

　　● 雇主常見問題： 給管理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其他部門的快速查閱指南，以回答雇主常提的問題。該指南針對壹些復雜的問題以簡單易用的方式解答，如獄工勞動，強迫超時工作和債務束縛。

　　●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壹套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和法律的原則，用以指導企業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清單專為社會稽查員和其他相關工作人員設計，用於進行企業層面的評估，包括壹套如何進行評估的政策指導的問題和解答及技術性建議。

　　● 采取行動的指導： 給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在企業、國家和產業層面上以及在國際供應鏈中解決強迫勞動的關鍵措施。

　　● 采取行動的提示： 壹套實用的查閱指南，用於挑選壹些企業可以用來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具體措施和收益。

　　●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選擇公司和產業運作實例，表明在工作場所及供應鏈中處理強迫勞動的不同方式。這些案例都是從公眾可獲取的信息資源中挑選整理的。

　　定義和概念

　　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29號公約（1930年）中可見國際認可的強迫勞動的定義，按照該公約，強迫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

　　該定義的關鍵要件：

　　壹切勞動或服務： 包括所有種類的工作、服務和雇傭，無論其所屬的產業、行業或職業，包括合法正規的雇傭及非法非正規的雇傭。

　　任何人： 包括所有國籍的成人和兒童，與被強迫勞動者是否擁有事發國國籍無關。

　　任何懲罰的威脅： 既包括刑事懲罰行為，也包括其它形式的脅迫如：威脅，暴力，扣留身份文件，拘禁和克扣工資。剝奪權利和特權也是壹種處罰形式。

　　意願： 指受雇人員根據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在合理通知後，隨時可自願接受或終止雇傭關系。

　　從本質上，這樣情形中的人屬於強迫勞動： 他們非自願選擇而提供勞動或服務，若要離開就要受到處罰或被威脅將受到處罰。處罰不僅限於體罰或限制自由，也有其它形式，如權利或特權的喪失。

　　圖1提供了壹些例子說明該定義的不同方面：

　　圖１：實踐中鑒別強迫勞動

　　非自願的勞動

　　（進入強迫勞動的路徑）

　　以懲罰相威脅

　　（扣留強迫勞動的方式）

　　● 出生/後代淪落為“奴隸”或被

　　束縛

　　● 誘拐劫持或綁架

　　● 買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制人身自由-監獄

　　關押或私自囚禁

　　● 心理強迫，如命令勞動，威脅如

　　不服從則會受到懲罰

　　● 誘發性債務捆綁（偽造賬目，擡

　　高價格，壓低產品或服務價值，

　　高利貸等等）

　　● 對工作類型和條件采取欺詐或虛

　　假承諾

　　● 克扣工資

　　● 扣押身份文件或其它有價值的私

　　人財物

　　● 對勞工或其親屬或與其關系密

　　切者采取暴力

　　● 性暴力

　　● 以迷信報復為恐嚇

　　● 監禁或其它人身拘留

　　● 經濟制裁

　　● 向當局（警察，移民部門等）

　　告發並遣送

　　● 禁止今後受雇

　　● 排斥於社區和社會生活之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必需品

　　● 轉至更糟糕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販運人口

　　販運人口可導致強迫勞動。販運人口涉及人員的流動，通常是跨越國界，以達到剝削的目的。近年來，人口販運出現了新的形式和規模，通常和信息技術，運輸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它既影響著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也影響著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

　　在2000年的《巴勒莫議定書》中有對人口販運的基本定義。《巴勒莫議定書》把偷渡和具有剝削、欺詐及脅迫性質的人口販運進行了區分1。

　　販運人口，系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如通過誘拐、劫持、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或通過收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該定義比較復雜，但它著重於以下關鍵點：

　　活動：包括販運環節的每個階段，即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人員。

　　方式：包括威脅或使用暴力、欺騙、誘拐劫持、脅迫、欺詐、威脅，恐嚇和濫用權力或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

　　目的：即剝削，包括強迫勞動、奴役和勞役。

　　《巴勒莫議定書》把販運兒童（18歲以下）和成人區分開。由第三方以剝削為目的招募和運送兒童,即便不涉及定義中提到的非法方式，也被認為是“販運人口”。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並非所有的強迫勞動都是人口販運所致，同樣地，並非所有與販運相關的活動都導致強迫勞動。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勞工組織把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考慮到其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在其內部秩序和程序及和其它主體交流時肯定己方的原則和價值觀的壹種舉動。企業社會責任使企業自願主動幹預不遵紀守法的活動的行為。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關鍵點：

　　自願性：企業自願承擔起其法律義務之外的社會責任；完整性：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與慈善事業不同；系統性： 社會責任行為是系統性的，並非偶爾為之。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體現在《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原則的三方宣言》中2。該宣言是唯壹針對企業的國際文書，並得到政府和雇主組織及工會的認可。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中基本原則及權利宣言》也是壹項重要的起促進作用的國際文書。它責成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不論其是否批準了相關公約3，都要尊重並促進包括消除強迫勞動在內的四項核心勞動原則。該宣言中認定的原則和權利，也被《聯合國全球契約》囊括為與勞動相關的原則。從1999年契約發表後，國際勞工組織始終積極配合全球契約辦公室和其聯合國成員機構。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定義的更多信息見本手冊的第二冊“雇主常見問題” 。 下圖中也有，其中包括相關國際文書的摘錄。

　　強迫勞動和全球經濟

　　事實和數據

　　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至少有1230萬人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其中980萬人被私人剝削，包括由人口販運導致的240萬人。婦女兒童特別容易遭受侵害，但男性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如建築業和礦業等領域。

　　強迫勞動既存在於工業化國家也存在於發展中國家。這是壹個或多或少影響所有國家的全球性問題。下面的表1顯示了強迫勞動的地區分布，也表明了這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

　　表1

　　強迫勞動和被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在被販運的240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中，至少三分之壹是以經濟剝削目的而被販運的，而非性剝削。從被販運強迫勞工身上剝削的估計利潤高達320億美元，其中壹半產生於工業國，將近三分之壹產生於亞洲。這意味著從每個強迫勞工身上平均每年所獲的利潤在13000美元左右，或每月1100美元4。

　　強迫勞動最常見的壹些形式：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盛行於南亞地區，壹般被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通常為勞工從雇主或勞務中介處借款或預支工資，從而勞工或其家人以其勞動償還借款。可是借款或工作的條件，可能是讓勞工多年無法償還借貸的圈套5。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將監獄工人的勞動認為是強迫勞動。可是，如果服刑人員的勞動是非自願的，未經法庭判令的，且不是由公共權力機構監督的，則被視為強迫勞動。類似的，如果服刑人員的非自願工作是由私營企業受益，也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已成為壹項全球生意，它场】涉有組織犯罪和欺騙性招募，敲詐勒索以榨取移民工人的勞動所得。

　　脅迫雇傭： 指雇傭中很多形式的欺騙和威脅，在特定環境中可升級為強迫勞動。克扣或不支付工資，扣押身份文件，債務捆綁都是這種脅迫的壹些例子。

　　與利用勞動合同體系相聯的強迫勞動： 這種情況目前幾乎在世界各處都存在。例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後，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存在風險的經濟領域

　　關於強迫勞動存在的經濟領域的可靠統計數據很難建立，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只有20%的強迫勞動屬於國家或軍隊強迫。即大多數強迫勞動存在於私營企業，且其中11%是強迫商業色情剝削，64%是經濟剝削。剩余的5%強迫勞動情況無法清楚鑒定6。

　　以下是壹些經濟行業的不完全的名單，在很多國家的這些經濟領域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都已被認為是重要問題：

　　● 農業和園藝

　　● 建築

　　● 制衣和紡織業的血汗工廠

　　● 旅店和餐飲

　　● 礦業和伐木

　　● 食物加工和包裝

　　● 運輸

　　● 家政和其它護理清潔工作

　　● 情色行業

　　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主要影響著在主流經濟邊緣工作的，無正式工作或居留權的人們。但日益明顯的是，脅迫招募和雇傭也同樣影響到了其它主流經濟領域中的移民工人，例如保健護理，食品加工，信息技術和簽約保潔，既有私營產業也有公共行業。

　　弱勢工人

　　強迫勞動是影響到每壹地區，國家和經濟領域，及正規和非正規雇傭關系中工人的全球性現象。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比其它工人更易受到脅迫，或是因其種族背景，或是相對貧窮，或是因其非法居留狀態而處於危險之中。雇主在直接雇用他們或當他們在供應鏈的分包合同公司工作時，要予以特別註意：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著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特別是無居留許可的，其弱點會被利用從而遭受脅迫被人剝削；● 非正規企業的工人，包括在家工作的工人和那些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他們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那些比年長的、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少。

　　更多資料

　　國際條約，建議和宣言

　　綜合

　　● 198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

　　● 2006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準則的三方宣言》

　　● 200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爭取公平全球化的社會正義宣言》

　　強迫勞動

　　● 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29 號）

　　● 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105號）

　　強迫勞動和販運兒童

　　● 1999年《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182號）

　　移民工人

　　● 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改案）》（97號）● 1975年《移民工人(補充規定)公約（附則）》（143號）招募及雇傭關系●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公約》（181號）

　　●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建議書》（188號）

　　● 2006年《雇傭關系建議書》（198號）

　　人權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

　　● 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1990年《保護所有移民工人和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廢除奴隸制

　　● 1957年《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

　　犯罪

　　● 2000年《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販運

　　● 2000年《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議定書》（也稱《巴勒莫議定書》）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日內瓦，2005●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消 除 強 迫 勞 動 ： 關 於 強 迫 勞 動 公 約 的 普查，1930（29號），和廢止強迫勞動公約，1957（105號），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販運強迫勞工：如何監測征聘移民工人，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勞動監察員手冊，日內瓦，2008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非正規經濟：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的社會責任：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行為準則：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制：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制》，倫敦，2008●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役》，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2008

　　國際法律文書

　　A-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29號 公約 （1930）- 摘錄第壹條1. 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在可能範圍內最短期間制止強迫或強制勞動的壹切使用形式。

　　第二條

　　1. 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制勞動”壹詞指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2. 但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制勞動”壹詞不包括：

　　(a) 任何工作或勞務系根據義務兵役法強征以代替純軍事性工作者；(b) 作為壹個完全自治國家的正常公民義務壹部分的任何工作或勞務；(c) 任何人因法院判定有罪而被迫從事的任何工作或勞務，但上述工作或勞務必須由政府當局監督和管理，該人員並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團雇用或處置；(d) 任何工作或勞務，因緊急情況而強征者。所謂緊急情況系指戰爭或災害或災害威脅，例如火災、水災、饑荒、地震、猛烈流行病或動物瘟疫、動物、昆蟲或植物害蟲的侵害以及壹般來說可能危害全部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況；(e) 由社區成員為該社區直接利益而從事的，故可視為社區成員應履行的正常公民義務的輕微社區勞務，但這些勞務是否需要，社區成員或其直接選出的代表應有被征詢協商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非法征用強迫或強制勞動，應依刑法治罪。批準本公約的成員負有義務確保法律所規定的懲罰確實充分，壹定嚴格執行B- 廢除強迫勞動 105號公約（1957）- 摘錄第壹條

　　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制止不利用任何方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a) 作為政治壓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為對持有或發表政見或意識形態上與現存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相反的意見的懲罰；(b) 作為經濟發展目的動員和使用勞工的方法(c) 作為勞動紀律的工具

　　(d) 作為對參加罷工的懲罰

　　(e) 作為實行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的工具第二條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采取有效措施去保證立即徹底廢止本公約第壹條所述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C- 國際勞工組織私營就業機構

　　181號公約（1997）- 摘錄

　　第壹條

　　1. 就本公約而言，私營職業介紹所是指提供以下壹項或多項勞動力市場服務的獨立於公共當局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a) 匹配就業供求的服務，而私營職業介紹所不成為因此服務而可能產生的就業關系中的壹方。

　　(b) 雇用工人並準備提供給第三方使用的服務，第三方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稱用人企業），由他們給工人分配任務並監督這些任務的執行。

　　(c) 其它與求職相關的服務，是由主管機構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的，如提供信息，並非旨在匹配特定的就業供求。

　　2. 就本公約而言，工人壹詞包括求職者。

　　第二條

　　1.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私營職業介紹所

　　2.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類別的工人和所有經濟活動部門。公約不適用於海員的招聘和安置。

　　第三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法律地位，需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咨詢最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

　　2. 成員國須根據發放執照或證書制度，確定管理私營職業介紹所操作的條件，除非有適當的國家法律和慣例以其他方式規定或確定了這些條件。

　　第四條

　　須采取措施，以保證由提供第壹條中的服務的私營職業介紹所招聘的工人，不被剝奪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第五條

　　為促進就業和進入特定職業的機會和待遇平等，成員國須保證私營介紹所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社會出身，或國家法律和慣例包括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歧視，如年齡或殘疾，對工人施加歧視。

　　第七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酬金或費用。

　　2. 為了有關工人的利益，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主管機構可批準將某些類別的工人和私營職業介紹所提供的特別類別的服務，作為以上第壹條規定的例外情況。

　　第八條

　　1. 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成員國須在其管轄範圍內，及凡適宜時，同其它成員國合作，采取所有必要和適宜的措施，為私營職業介紹所在其領土上招聘或安置的移民工人提供適當保護並防止虐待現象。這些措施須包括制定懲罰的法律或條例，其中有取締從事欺騙性活動和虐待行為的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條例。

　　2. 當工人是在壹個國家招聘，而在另壹個國家工作時，相關成員國須考慮締結雙邊協議，以防止招聘，安置和就業中的虐待和欺騙行為。

　　第九條

　　成員國應采取措施確保私人職業介紹所不使用或提供童工。

　　第十條

　　主管機構應確保有適當的機制和程序，適當時要有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參與，以調查對私營職業介紹所活動中的虐待，欺詐行為的指控第十壹條

　　成員國應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證第壹條第壹段(b)中定義的私營職業介紹所雇用的工人在以下方面得到適當保護。

　　(a) 結社自由

　　(b) 集體談判

　　(c) 最低工資

　　(d) 工時和其它工作條件

　　(e) 法定社會保障津貼

　　(f) 接受培訓

　　(g) 職業安全和健康

　　(h) 發生職業事故或疾病時的賠償

　　(i) 出現破產時對工人的賠償和債權保護

　　(j) 生育保護和利益，父母保護和利益。

　　D- 防止，消除和懲罰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兒童販運議定書，（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補充條例）-摘錄第二條 目的聲明

　　本公約目的為：

　　(a) 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對婦女兒童予以特別註意。

　　(b) 在完全尊重他們人權的同時，保護和幫助此類販運的受害者。

　　並

　　(c) 促進國家間的合作以達到這些目標。

　　第三條 術語的使用

　　就本公約而言:

　　(a) “人口販運”系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b) 在本條a分段中陳述的遭受旨在剝削的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的概念與在b分段中使用的任何方式無關。

　　(c) 以剝削為目的，招聘，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兒童，即使未使用本條a段中陳述的方式，也被認為是“人口販運”。

　　(d) “兒童”應指所有18歲以下的人。

　　第六條： 幫助和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1. 在適宜的情況和在國家法律延伸範圍，各締約國都應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隱私和身份，包括，特別是，在與該類販運相關的司法程序中保密。

　　2. 各締約國都應保證其國家法律或管理體系中包括了在適宜情況中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措施，(a) 相關法庭和行政程序的信息。

　　(b) 提供援助，以加強他們的見解，和表達關切，並考慮以不損害受害人權利的方式，在適當階段對罪犯提起的刑事訴訟。

　　3. 各締約國應考慮執行措施，幫助人口販運受害者生理，心理和社會的恢復，包括在適宜情況下，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合作，並特別提供：

　　適當的居所。

　　(b) 使用人口販運受害者能懂的語言，提供咨詢和信息，特別是與他們合法權利相關的。

　　(c) 醫療，心理和物質援助，和

　　(d) 就職，教育及培訓機會。

　　4. 各締約國在提供本條中提到的援助時，應考慮到人口販運受害者年齡，性別和特殊需要，特別是兒童的特殊需要，包括適當的居所，教育和照顧。

　　5. 各締約國應盡力給在其領土上的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6. 各締約國應確保其國家法律體系中包含了讓人口販運受害者可為其遭受的損害要求賠償的措施。

　　第九條 防止人口販運

　　1. 各締約國應建立全面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

　　(a) 反對和打擊人口販運，並

　　(b) 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特別是婦女兒童，以免再次成為受害者。

　　2. 各締約國應盡力采取措施，如調查，宣傳和新聞媒體運動及社會和經濟行動，以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

　　3. 依照本條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的建立，在適當情況下，應包含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的合作。

　　4. 各締約國應采取或鞏固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減輕使人們，特別是婦女兒童易遭受販運的因素，如：貧困，不發達和缺乏平等機會。

　　5. 各締約國應采用或加強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教育社會或文化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抑制那種助長壹切形式剝削人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並導致販運活動的需求。

　　雇主常見弊端

　　前言

　　本冊以雇主和企業常見問題的方式，介紹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信息。它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主題，諸如強迫勞動的形式；國際上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雇主組織和企業在處理上述問題時扮演的角色；相關的國際標準，如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聯合國關於人口販運問題的巴勒莫議定書；監獄工人；以及在雇傭中使用債務束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本手冊的最後收錄了資源列表和網站地址方便讀者查詢更多的信息。或者可以查閱第壹冊：《簡介和概述》 ，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壹般信息，和第五冊：《采取行動的指導》 ，關於雇主和企業可采取的行動的詳細信息。請註意本冊中的有些信息也會在其它手冊中提及。

　　打擊強迫勞動：雇主和企業的角

　　色1

　　如何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根除強迫勞動需要多方面的行動。首先，要對在不同的環境下強迫勞動是怎樣進行的有更清楚的認識，還要了解有誰且是如何受到了影響。其次，國家要采用和實施強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取締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保護受害人，對違法者加以其應得的懲罰。同時，壹系列適應國情和強迫勞動問題類型的實際行動也是必要的，包括提高公眾對於強迫勞動的風險意識；為潛在非正規移民工人提供可選的當地就業機會和技能培訓；教育工人了解自身的權利，嚴格執行法律，監督和規範職業介紹機構、勞務承包商和雇主的行為；幫助被救出的強迫勞動受害者康復和重新融合。長期來看，預防強迫勞動要依靠目標明確的消除貧困的行動，如增收措施、小額保險項目、保證所有工人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雇主和企業可以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雇主和企業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事實上壹些企業領導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實施了重大舉措。但是，企業的角色不能和其他重要參與者分開，即政府和社會夥伴。基於這樣的認識並出於幫助指導企業行為的目的，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企業領導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十項原則》。這些原則概述了公司和雇主針對這些問題可以采取的壹些步驟：

　　● 確立清晰透明的公司政策，制定預防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措施。明確指出該政策適用於涉及公司產品生產和供應鏈中的所有企業；● 培訓審計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合規管理專員，使其能鑒別強迫勞動行為並尋求合適的補救措施；● 定期為利益相關者和潛在投資商提供信息，以具有明確的長期商業道德承諾（包括防止強迫勞動）的產品和服務吸引他們；● 促進各產業部門（如農業、建築業和紡織業）內部的協議和行為準則，鑒別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領域並采取合適的補救措施；● 公平對待移民工人。仔細監督提供合同工的職介機構，尤其是涉及跨國行為的，並且將有惡劣行為和強迫勞動的機構列入黑名單；● 確保所有工人都有書面合同，合同應使用他們易於理解的語言，就工資支付、超時工作、扣押身份文件及其它與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他們的權利；● 鼓勵企業間的國內和國際活動，鑒別存在潛在問題的領域並交流良好行為；● 通過職業培訓和其他適當措施，為幫助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人的方案和項目作出貢獻；● 在政府、工人、執法機構、勞動監察部門之間搭建橋梁，促進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行動間的合作；● 與媒體合作，尋求創造性的方法來獎勵良好行為。

　　怎樣確認公司運作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

　　壹些值得註意的跡象包括：

　　● 負債工人。已負債或可能負債的工人可能會被脅迫為某個雇主工作以償還債務；● 監獄勞動。使用服刑人員本身並非強迫勞動。但是，服刑人員須是自願受聘於公司工作，同時其工資、福利、職業安全和衛生等條件應和自由勞工相當；● 企業所在國的國家權力機構出於發展目的而強迫人民參與建築業、農業和其他公共行業的工作；● 剝削行為，如強迫超時工作或要求雇傭保證（以經濟或個人身份文件的形式）；● 移民工人特別容易成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沒有簽訂合同的工人，他們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包括終止雇傭的權利；● 最後，鑒別潛在強迫勞動的實用清單可為雇主和企業提供有用的工具。

　　公司和雇主怎樣避免販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販運人口的風險？

　　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靈活快速的運作，對於依靠第三方招募工人的雇主是不利因素。如果企業中有移民工人，特別是委托第三方聘入的，那公司應該了解他們是誰，來自哪裏，同時確保他們是通過完全公開的招聘進入公司的，不存在欺騙和脅迫。此外，制定相關政策作為公司招聘移民工人的指導，及只委托信譽良好的招聘和就業機構也很重要。

　　強迫勞動的形式

　　什麽是強迫勞動？

　　強迫或強制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若國家、私營企業或個人出於意願和權力而強加給工人殘酷的剝奪，如人身暴力或性虐待，則此時的勞動是被強迫的。強迫勞動包括如下行為:限制個人行動；扣押工資或個人文件以強迫工人繼續工作；或者是讓工人陷入欺騙性的債務中無法逃脫。強迫勞動是壹種刑事犯罪，是違反基本人權的。

　　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強迫或強制勞動定義的關鍵要素包括：

　　1. 以懲罰相威脅。 這種懲罰可能是刑罰制裁或是剝奪權利或特權。報復威脅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從最明顯的，包括使用暴力、人身強迫甚至是死亡威脅，到比較微妙的，心理上的，如以向政府當局舉報非法移民工人相威脅。

　　2. 非自願的工作或服務。 任何工作關系都應該建立在合同雙方共同意願的基礎上，這項原則也意味著雙方在符合國家法律或者集體協議情況下，做出合理通告後，可隨時解除雇傭關系。如果工人因害怕遭受懲罰，而不能更改自己的意願，這種情況可能被視為強迫勞動。這種非自願可能來自外部的、間接的壓力，如克扣工人的部分工資或扣留工人的身份文件。

　　3. 所有工作或服務。 這包含了所有類型的工作、服務和職業，涵蓋所有行業、部門和職務，既包括合法正規的雇傭也包括非法非正規的雇傭。

　　4. 任何人。 既包括成人也包括兒童，無論其所屬國籍，且與受害人是否有強迫勞動被發生國的國籍無關。

　　在第29號公約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

　　由哪些內容構成？

　　第29號公約（1930年）定義強迫勞動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在該定義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不僅指刑罰制裁，也指權利或特權的喪失。就實際情況而言，可能存在很多人身和/或心理的形式，如：

　　● 對工人，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的人身暴力；● 性暴力；● 拘禁或其他人身限制；

　　● 經濟懲罰；

　　● 向當局（警察局、移民局等）舉報並驅逐，如非法受雇的移民工人的情況；● 排除未來就業的可能；

　　● 排除在社區和社會生活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 更換到更差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有多少人被困在強迫勞動中？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至少有1230萬強迫勞動受害者。其中，980萬受害人被私營雇主和企業剝削，這其中超過240萬是被販運的人口。剩余的250萬被國家或是反政府武裝團體強迫參加勞動。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到了全部被強迫勞動者的40-50%。幾乎所有的強迫商業性性剝削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她們也占到了經濟剝削受害者的56%。

　　亞太地區是強迫勞動者分布最多的地區（占總數的77%），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1%）。工業化國家大概有3%的強迫勞動受害人，其中四分之三是被販運的2。

　　2 這些數據來源於：《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反強迫勞動聯盟：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的後續全球報告》2005年，日內瓦。關於得出這些數字的方式的討論，見Patrick Belseret.al,的《國際勞工組織對全球強迫勞工的最低估算》2005年，日內瓦。

　　3 關於強迫勞動的不同形式的更多信息，參見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

　　強迫勞動和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註：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強迫勞動有哪些不同的形式3？

　　強迫勞動有很多的形式—其中部分是國家強迫的，但是絕大部分存在於私營經濟中。強迫勞動可能是販運人口和非法移民所致，這個問題日見嚴重並影響到世界上各個地區。強迫的方式包括債務束縛，奴隸制，濫用習俗和欺騙性的招聘體系。壹些最為常見的強迫勞動形式包括：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在南亞存在最為普遍，通常被稱為“債務勞動”，也被稱為“債務束縛”。在不同經濟部門，包括農業、造磚業、礦業和其他行業中都存在，常常是和長期的歧視聯系在壹起的。受害人通常是社會中最為貧困的人員，在某些地區，土著或部落人民最容易受影響。個人抵押自己或者家人的勞務給放貸人來償還貸款或預支的工資便產生了“債務束縛”。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認為監獄勞動就是強迫勞動。但是，未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的非自願的且沒有公共機構監督的勞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相似地，服刑人員為私營企業提供的非自願勞動也是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或販賣人口，常常和強迫勞動聯系在壹起。有組織的犯罪網絡或個人助長著人口販運，同時販運也涉及了以勞動剝削為目的的欺騙性招聘，詐騙和敲詐。

　　與勞動合同體系中的剝削相關的強迫勞動： 現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壹個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比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哪些工人最有被強迫勞動的“風險”？

　　強迫勞動是壹種全球性現象，影響到各個地區、國家和經濟部門，及正規和非正規雇傭關系中的工人。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更加容易成為脅迫的受害者。有些是因其種族背景，相對貧窮或非法居留狀態而尤其處於危險：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著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尤其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很容易被脅迫受剝削；● 非正規企業就業人員，包括為家庭作坊工人，在邊遠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年長、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者要少。

　　另外，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被強迫在不同部門勞動，也包括強迫商業性性剝削（影響的基本都是女性）。

　　強迫勞動的原因有哪些？

　　強迫勞動絕大部分根源於貧困、不公平和歧視，以弱勢和無保護的工人為代價，追求經濟利益。立法不足和執法不嚴使得違法者很少受到指控和處罰。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壹小部分不良雇主、中介和販運人口者而言，強迫勞動潛在的收獲大於可視的風險。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從被販運強迫勞動者身上榨取的年收益是316億美元，其中壹半是在工業化國家獲得的。強迫勞動同時也受政治因素的激發。

　　強迫勞動與專制國家的關聯難道不是更甚於其與私營部門的關聯嗎？

　　直接由國家導致的強迫勞動始終值得關註。但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大多數的強迫勞動受害人是被私營機構剝削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是壹個國際現象，在所有的地區存在，不管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正規還是非正規經濟，跨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還是中小型企業。並且，強迫或強制勞動廣泛分布於不同產業，如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在世界範圍內，傳統的奴隸制和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在日益減少，但私營經濟部門下其他形式的強迫勞動卻正處於上升趨勢中。

　　打擊強迫勞動的

　　國際標準4

　　關於消除強迫勞動有什麽國際文書？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兩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公約（對批準了的成員國有法律約束力）。第壹個是《強迫勞動公約》，即1930年第29號公約，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1957年又補充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105號）。後者是在因政治目的而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勞動的時期通過的，要求制止以下用途的強迫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對發表政治言論的制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制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這兩個強迫勞動公約屬於國際勞工組織得到最廣泛批準的公約，也被認為是“基礎性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這意味著免於強迫勞動、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消除童工，以及消除工作中的歧視，是實現體面勞動必不可少的四個基本點。另外，1998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要求所有成員國，包括尚未正式批準公約的成員國，也要尊重並倡導消除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中對強迫勞動的定

　　義有沒有例外？

　　第29號公約將強迫勞動廣泛定義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但是，公約同樣明確以下形式的強迫勞動不屬於該定義的範圍：

　　● 義務兵役法要求的純軍事性質的工作和服務；● 完全自治國的公民正常民事義務工作和服務的組成部分，如陪審義務及救助危難人員義務；● 經法庭宣判後的人提供的工作和服務，但必須在公共權威的監督和控制下進行，且該人並未受聘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緊急情況下的工作和服務，如戰爭或災難，後者諸如洪災、地震、饑荒或任何危及全體或部分人民生命和安康的情況；● 由社區成員為本社區直接利益提供的壹些輕微的社區服務，如日常維護工作、衛生工作，或是維護村莊內的道路以及水利設施。

　　國際法是怎樣處理人口販運問題的？

　　新出臺的打擊人口販運的國際和地區性文書反映了對人口販運問題日益增長的重視，如《聯合國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公約》（2000年），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以及《歐洲理事會打擊人口販運行動議定書》（2005年）。這些新的國際文書傳達了壹種日益增長的共識，即販運人口可包括，可導致或可被用於強迫勞動，奴隸制和奴役。這些國際文書的通過和批準在很多國家促進了立法和實踐的迅速變化，並促成了在該領域中新政策的采用。

　　監獄勞動

　　監獄勞動是否作為強迫勞動的壹種形式被禁止?

　　國際勞工組織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9號和第105號）沒有禁止使用監獄勞動,但對其使用做出了明確限制。監獄勞動只能針對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而候審拘留人員，及由行政決定被監禁的人員不能被強迫勞動。服刑人員的工作必須得到公共監獄管理局監督,並且服刑人員不得被強迫為監獄內外的私營企業工作。

　　然而, 即使在上述情況下, 第105號公約還是禁止出於以下目的使用監獄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作為對發表政治言論的制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制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當監獄勞動與監獄內外的私營商業活動相連時，工作不能是強制的。服刑人員必須是自願接受雇傭，並且如果公司使用監獄勞動，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工人的相當。

　　在什麽條件下監獄勞動是被允許的？

　　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 經法庭宣判的人員提供的，且由政府監督和控制完成的工作或服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以確保此類監獄勞動不被認為是強迫的：

　　● 此人已被認定違法，且判決是由獨立的法庭按照司法程序宣布的。被拘留尚未被定罪的人，例如正在等待審判或未經審判拘留的人，沒有勞動的義務；但是，如果他們要求，這並不妨礙為其提供工作並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

　　● 工作由公共權威監督和控制。在國家監獄中，公共權威通常由監獄管理機構代表。

　　● 服刑人員不能受雇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在私營部門，強制監獄勞工受控於私營個人或公司是違反國際準則的。但是私營企業或個人可以雇傭自願為他們工作的服刑人員。雇傭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為其工作的公司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雇傭關系下的工人相當。公司還應確認這些工人已同意為私營雇主工作。

　　壹些關於監獄勞動會如何與私營部門關聯的例子，包括：

　　● 作為教育或培訓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與私人實體合作；● 服刑人員在獄中的車間工作，其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出售給私營實體；● 作為保釋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在監獄外為私營實體工作；● 服刑人員壹般是在監獄裏勞動, 為由私營實體管理的勞改機構的運作而服務；● 有些服刑人員白天在監獄外為私營公司工作,晚上回到監獄。

　　確保監獄裏的工作是在類似於“自由勞動關系”

　　條件下進行的是什麽意思?

　　如果企業使用監獄勞動, 建議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經濟行業中自由雇傭的工人的相當。特別是，服刑人員應享有同自由工人壹樣的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並具有相當的工資標準及社會保險福利；允許有食宿費用的扣減。還建議公司確保服刑人員是自願工作，而未遭受壓力或懲罰的威脅，例如在監獄裏失去權利或特權。以確保起見的壹種方法就是讓監獄工人提供同意工作的書面文件。

　　脅迫

　　如果壹個雇員口頭或書面表示同意工作, 那怎麽會有強迫勞動的問題?

　　雇員正式的同意並不能保證都是出自其自由的意願。例如當在懲罰的威脅(例如暴力威脅)下同意工作，雇員是不可能“自願提供”的。在這種情況下, 外來的約束或間接的脅迫都幹涉了工人自願工作的自由。這種約束可能來自權威機構的行為，例如法律條款，或者可能來自於雇主的手段，例如移民工人被欺騙性的虛假承諾誘惑並以及被扣留身份文件或者被強迫繼續受控於雇主。按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定義，這些行為都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在雇傭期間扣留個人文件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嗎?

　　不壹定。但如果工人無法自由得到這些文件，而且他們感到壹旦終止雇傭，就有喪失這些文件的風險，那麽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就可以被認為有強迫勞動的跡象。在許多情況下,沒

　　有這些文件，雇員就無法找到另壹份工作,甚至無法作為公民享受某些服務。

　　為滿足生產最後期限而強制超時工作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是在國家法律允許範圍內或集體協議中同意的,那超時工作的義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這意味著，根據國際標準, 強迫勞動只發生在強制加班超出每周或每月法律允許的範圍時，無論以何種理由超時。當雇主要求雇員在明顯違反了有關工時的法律的條件下工作, 並以懲罰相威脅，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

　　但是, 在壹些情況下,由於害怕被解雇，雇員們超出國家法律規定範圍進行超時工作, 而在其它情況下，工人們不得不進行多於法定最長時間的工作，因為這是唯壹能掙得最低工資的方法 (例如，工資是根據產量指標計算的)。在上述情況中, 即使工人理論上能拒絕工作, 但其弱勢地位使他們別無選擇，為了掙得最低工資或保住工作（或者兩者兼有）而不得不超時加班。國際勞工組織實施公約和建議書專家委員會認為,這成為了壹種以懲罰相威脅強制工作的情況，因此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我提供全額工資和福利, 會出現強迫勞動的問題嗎?

　　如果工人在懲罰的威脅下沒有終止雇傭的自由就構成強迫勞動,無論妳是否提供工資或其它形式的補貼。

　　什麽是債務束縛和債役勞動?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在南亞通常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 債役勞動存在於農業、磚窯、大米磨坊以及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經濟活動中。也有可能出現在皮革業、漁業和地毯工廠中。受害者通常是社會中最貧窮的人, 大多是文盲並很容易被欺騙，且對自身的權利壹無所知; 如果他們試圖脫離雇傭，壹般會被抓住並強制遣回。在壹些地區, 土著和部落居民受影響最嚴重。

　　債務束縛在《聯合國廢除奴隸制補充公約》中被法定為:“因債務人典質將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勞務充作債務之擔保，所服勞務之合理固定價值並不作為清償債務計算，或此種勞務之期間及性質未經分別限制及訂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狀況”。

　　當男性的壹家之主為從雇主處預支工資或必要時貸款，而抵押了自己及其家庭成員的勞動力時，債役會影響整個家庭。債務束縛(及其他形式的脅迫)通常建立在由承包商和分包商構成的復雜體系中,他們都從債務勞工身上分取壹份利益, 有些工人工作了多年都得不到任何實質收入。

　　人們是如何被脅迫從事強迫勞動的?

　　很多強迫勞動情況中的關鍵因素是：當人們沒有自由同意工作時。對其脅迫誘使。有很多脅迫的形式是您應該意識到的：

　　● 出生/後裔成為“奴隸”或受債役；

　　● 誘拐或綁架；

　　● 販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制人身自由；

　　● 心理強制, 如：以懲罰相威脅命令工作；

　　● 債務陷阱（虛假的帳目，膨脹的價格，貶值的貨物等）；● 關於工作種類和條款的欺騙或虛假承諾；● 扣押或者不發工資；

　　● 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

　　有時人們是自由接受工作合同, 但是當他們改變主意卻無法離開。這樣也構成了脅迫。

　　如果公司要求雇員工作到規定的期限，以收回培訓相關的費用,這被認為是強迫勞動嗎?

　　公司有時會投資大筆的資金來提高其雇員的技能和知識, 特別是當培訓只有國外才有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受培訓的雇員簽訂協議,該雇員需為公司工作壹定的時間，以此收回公司的投資成本。這類的協議削減了受培訓工人終止雇傭關系的自由,因此在壹些情況下就可能上升為強迫勞動。但是當決定該情況是否構成強迫勞動的時候有幾個因素應該被列入考慮範圍, 例如:

　　● 受培訓工人接受培訓後在公司工作的時限；● 收回培訓成本所需時限, 並要考慮到培訓時間和費用，該時限是否合理；● 如果受培訓工人償付壹部分培訓費用後，是否能辭職。

　　為了防盜和保障我雇員的人身以及財產安全, 我聘請了保安人員,並將工作場所的門鎖起來,這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正如扣押個人文件壹樣, 鎖門可以被認為是強迫或強制勞動的壹種跡象。它限制了工人的行動自由並涉及了雇傭自願性的問題。但是，這裏的要點是：強迫勞動的特點是以懲罰相威脅，涉及到非自願提供的工作或服務。如果沒有以懲罰相威脅，而且工作是自願進行的，這就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類似地, 出於安全原因在工廠出口設置保衛人員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是，不適當的使用保安人員可能成為強迫勞動的征兆，因此需要避免這點並且小心對待。

　　壹個為免遭貧窮或饑餓而被迫工作的人是否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不是。壹個人為維持生活不得不工作的事實並不會把工作或服務變成強迫勞動, 只要此人能夠接受和終止工作(給雇主合適的通告)而不用害怕受懲罰。但是，如果雇主利用這樣的經濟狀況而提供過低的工資, 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的情況。

　　如果雇主得到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能否認為該未成年人自願接受工作?

　　大多數國家都對簽訂勞動合同規定了最小年齡, 可能與義務教育結束的年齡相配合。但是可能會危害健康、安全或有損精神狀況的工作壹般是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加的，所以未成年人自己或其父母同意接受此類雇傭都是不生效的。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什麽是人口販運？

　　人口販運，或販運人口，可能會導致強迫勞動。它涉及以剝削為目的的人口遷移，通常是跨國界的。近幾年, 販賣人口有了些新的形式和規模, 通常與信息技術、交通以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其來源國、中轉國和目的國牽涉到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以及具備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在作為《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0年） 5 之補充協議的《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公約》（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中有人口販運的法定定義。定義強調以下重點:

　　● 人口販運涉及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等活動；● 其手段包括強迫,欺騙,誘拐,脅迫,欺詐,威脅,濫用權力或脆弱境況；● 其目的被定義為剝削,包括強迫勞動或服務, 奴隸制或類似做法，以及奴役。

　　此外，《巴勒莫議定書》中對販賣兒童(18歲以下)和成年人做出了區分。任何以上提到的不法的行為在販賣兒童中都不適用的。販賣兒童也被國際勞工組織182號公約定義為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壹種。

　　人口販運是如何與強迫勞動相聯的?

　　強迫勞動也可能發生在被誘騙移民，進而遭受商業或性剝削的人身上。人口販運可從聯系提供境外工作的職業介紹所開始，壹旦被運送到目的地國家，雇傭條件就改變了，個人文件也被扣留，並出現脅迫。結果即是強迫勞動。

　　這類強迫勞動也可能出現在當個人，有時是兒童，被綁架，拐騙或者“出售”的情況下。這些強迫勞工大都從業於家政、農業、街頭販賣、性產業，及制造業的血汗工廠。

　　販運人口的原因有哪些?

　　有許多因素可以被看作是販運人口的原因，並在導致近些年販運人口增長中起重要作用：

　　● 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日益增長的不平等；

　　● 缺乏對人口販運危險的了解；

　　● 缺少安全移民機會的信息；

　　● 人員和貨物流動障礙降低，更先進的和更便宜的跨國運輸方式；● 合法移民到工業化國家的壁壘增多；● 勞動力市場管理不佳，例如不健全的勞動法、勞工管理發展水平較低，包括低水平的勞動監察服務等；● 勞動力及性剝削的利潤吸引了犯罪集團的興趣；● 移民渴望更好的生活，和對人口販運及其結果的無知。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由人口販運而致的強迫勞動受害者的數量在全球達到了240萬。下表顯示了按區域劃分的數據: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人數

　　亞太地區 1 360 000

　　工業化國家 270 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250 000

　　中東地區和北非 230 000

　　轉型國家 20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130 000

　　全世界 2 450 000*

　　* 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更多信息和資料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以在哪

　　裏查到更多信息？

　　可從網站： www.ilo.org/forcedlabour 上獲得更多關於強迫勞動、人口販運和國際勞工組織行動的信息，或直接與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聯系：

　　Email: forcedlabour@ilo.org

　　傳真: +41 22 799 65 61

　　您也可以參閱以下重要文獻和網站：

　　國際勞工組織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 日內瓦，2005● 國際勞工組織：消除強迫勞動，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 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如何監督對移民工人的招募，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給勞動監察人員的手冊，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人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 非正規經濟： 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5● 國際雇主組織，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 行為準則： 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制：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制，倫敦，2008●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務束縛，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2008年人口販運報告.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8/網站

　　● www.ioe-emp.org

　　● www.unglobalcompact.org

　　● www.ungift.org

　　● www.antislavery.org

　　● www.ciett.org

　　● www.freetheslaves.net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監獄勞動

　　i) 只有已被法庭宣判了的服刑人員才能被要求提供勞動或服務。這類工作或服務要在政府機構的監督下進行，如國有的監獄管理機構。服刑人員不得被聘或被安置到私營個體、公司或組織。不允許強制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或私人管理的監獄內為私營企業提供勞動或服務。

　　ii) 服刑人員提供給私營企業的勞動或服務必須是自願的，是其自由決定且不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獄中權利和特權的喪失。

　　iii) 自願為私營企業工作的服刑人員的工作條件應與自由工人的相當。服刑人員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與自由工人的相似。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 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脅迫

　　i) 雇傭自由：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被懲罰的威脅，自願和自由接受雇傭的權利。

　　ii) 結束雇傭： 工人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可自由隨時結束不定期或長期的雇傭關系，而不受懲罰。規定了合同期限的工人，在合同到期後，不得被要求提供超期服務。雇主不得采取手段限制工人終止合同，如：要求保證金，扣押雇員文件，威脅或使用暴力，進行經濟制裁或要求償付招聘費用。

　　iii)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雇主不得以任何懲罰威脅任何人為其提供勞動或服務。包括對工人、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騷擾和恐嚇，以達到脅迫的目的。

　　iv) 以工資償付相威脅，包括債務束縛和抵押勞役：

　　a) 須按時發放工資，禁止使用剝奪工人實際終止雇傭可能性的工資支付方式，工資支付不得拖延或拖欠積累。

　　b) 工資須直接支付給工人，且要使用法定貨幣支付，或使用得到法律、集體協議準許或個人同意的支票或匯票支付。禁止以代金券，優惠券或期票支付。

　　c) 不得以貨物或服務的形式，作“以貨代款”支付，以造成工人對雇主的依附狀況。“以貨代款”支付只能在確保工人未被完全剝奪現金薪酬，且得到國家法律法規或集體協議允許的情況下，部分支付。

　　d)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

　　e) 雇主不得以債務束縛或強迫勞動的方式讓工人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f) 工資欺騙、預支工資和給雇員借貸不得被用作扣留工人工作的手段。預支和借貸及扣減工資還債，都不得超過國家法律規定的限額。工人須被充分告知預支和借貸的發放及償還條款和條件。

　　g) 不得以讓工人陷入債務並將其約束為目的而扣減工資，且須采取措施限制工資扣減以防此類情況發生。工人須被告知工資扣減的條件和範圍，且只能在得到國家法律、集體協議或仲裁允許的範圍內扣減。

　　h) 不得強迫工人使用與企業掛鉤的商店或服務。在不可能使用其它商店或服務的情況下，雇主須確保所售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價格公正合理，目的不是讓工人陷入債務或脅迫相關工人。

　　v) 紀律措施：

　　a) 紀律規章措施中不得包括導致被迫勞動的制裁。

　　b) 不得采用強制勞動約束工人或作為其參加罷工的處罰。

　　vi) 強制超時勞動：

　　a) 不得以懲罰威脅工人進行超過國家法定和集體協議規定的工時的工作，如以解雇相威脅。

　　b) 不得在懲罰的威脅下，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讓其在正常日常工作時間外提供勞動或服務。如,雇主不得因工人需要掙到最低工資，而設定需超過正常工時才能完成的績效目標。

　　vii) 行動自由： 不得使用脅迫手段將工人限制或監禁在工作場地或有關場所（如雇主經營的居所）。不得在雇傭條件中強行要求工人居住在雇主經營的居所。

　　viii)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提供給雇員的培訓機會應基於自願。提供此類機會的雇主不得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作為壹種收回培訓費用的方式。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i) 雇傭移民：

　　a)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正對待，應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及販運剝削勞動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b) 移民工人應享受至少於當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並有權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自由隨時接受或結束雇傭關系，而不受被懲罰的威脅。

　　c) 雇主不得用向當局舉報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或其家屬，脅迫此類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

　　ii) 招聘移民工人： 除非得到國家法律允許，否則不得直接或間接收取工人全部或部分招聘費用，包括辦理官方文件和工作簽證的相關費用。如果是合法的收費，這類費用應加以規範和公開，應有保障措施保護工人不受剝削。

　　iii) 扣押文件：

　　a)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或其它貴重物品（如工作許可和旅行證件）的行為。

　　b) 但是，如工人要求，雇主可為這些文件提供安全保管。工人可根據需求隨時自由存取。

　　c) 雇主不得以約束工人為目的而扣押其個人文件。

　　iv) 私營職業介紹所： 委托私營職介所為其招聘員工的雇主，應在其影響範圍內並盡其能力采取措施以：

　　a) 確保這些職介所沒有把工人置於強迫勞動和販賣剝削勞工的危險中的欺詐行為。

　　b) 防止這些職介所濫用合同，如確認這些工人在工資有關的事項、工時、超時和其它工作條件上得到足夠的保護。

　　c) 盡最大可能保證招聘費和與招聘相關的費用由用人公司而非工人支付。

　　d) 只委托得到主管機構許可或認證的職介所。

　　v) 雇傭合同： 雇主須給移民工人提供書面雇傭合同，使用工人易懂的語言，明確指出他們在工資支付、工作時間、終止合同的正當理由，及其它防止強迫勞動相關問題上的權利和責任。

　　最惡劣形式童工

　　i) 雇主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包括債務束縛、奴役、強迫或強制勞動，及所有形式的奴隸制或類似奴隸制的作法，如出售和販賣兒童。

　　ii) 委托私營職介所招聘的雇主須確認這些職介所沒有用上述最惡劣童工的形式雇傭童工。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引言

　　這份清單樣本是為社會責任審計人員和公司內部或為公司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機構的社會責任審計人員而設計的。它在第三小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基礎上列出了壹系列的問題和技術、政策指導：

　　本清單旨在幫助社會審計人員更好地進行評估*。這種評估是履行企業行為準則的關鍵環節，同時也使審計人員能在企業範圍及全球供應鏈上識別強迫勞動。從廣義上講，有效的社會監察可以為查明、防止和消除強迫勞動作出重要的貢獻。

　　本清單按專題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 監獄勞動

　　● 脅迫勞動

　　● 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

　　每壹個主題都包含壹個主要問題，內含壹個或若幹個子問題。問題之後是根據《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總結的政策指導，以及盡可能的舉例說明。然後就是壹些關於評估方法的建議, 包括：

　　● 對有關公司和員工材料的審查

　　● 對工作場所和相關設施（如宿舍）的檢查

　　● 對工人以及其代表進行現場和非現場訪談

　　● 訪談不同的管理人員代表

　　這個清單上設計的問題不是直接對管理者和工人提出的；而信息應該利用上面提到的方法去搜集，審計員應相互參照數據，以確保其準確性。

　　雖然此清單主要是為社會審計人員設計的，但也可以被雇主組織及其成員有效地加以利用，作為對企業運作評估的第壹步。例如，為滿足成員需要，雇主組織可使用清單，以幫助成員們更有效地鑒別可能存在的強迫勞動。與此同時，使用這裏提供的問題和指導進行定期評估,既可以成為雇主組織采取的更廣泛的預防措施的壹部分，又可以作為提供給其成員的壹項服務。

　　這份清單與本套手冊中的第1,2,3分冊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如果您不熟悉以下用到的術語中的任何壹個，請查詢配套的《介紹和概述》 及《雇主常見問題》 。 進壹步的政策指導，可參考《打擊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和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標準。

　　清單及評估指導

　　監獄勞動

　　1. 雇主有沒有使用服刑人員？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這些服刑人員是否是自願工作而不是受威脅或被懲罰？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其工作條件是否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

　　服刑人員在私營企業裏提供的勞動和服務,必須是出於自願，工人是自由決定而未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監獄中喪失權利和特權。私人雇主應為他們提供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的條件。例如，二者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壹致。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 考察服刑人員是否是自由接受和自願的。

　　● 可能的話，與服刑人員面談，並審查其書面同意表。

　　● 審查服刑人員的工資記錄,以確認在合法扣除外,其工資和其它自由工人相當。

　　● 通過檢查監獄內外的工作場所評估其職業安全與衛生狀況。

　　● 和雇主交流有關服刑人員的雇傭政策和做法,以及與監獄簽訂工作和服務合同的相關內容。

　　● 確保沒有服刑人員因拒絕為私營雇主工作而喪失任何權力或特權。

　　● 在相關的情況下,審查監獄和企業就使用服刑人員而簽訂的合同。

　　● 盡可能確保通過和服刑人員會談而收集到的信息是匿名和保密的。

　　● 采取適當措施查清被訪對象是否已被事先訓練。

　　脅迫

　　自由就業和終止雇傭

　　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有不被威脅懲罰，自願和自由接受雇用的權利?

　　是否有證據表明在招聘時存在脅迫工人或強迫工人同意的現象,比如施壓或威脅?

　　工人是否有在任何時候終止雇傭關系且不受處罰的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妨礙了雇員隨時依法終止勞動合同？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威脅處罰，並考慮到雇傭雙方的法律責任和權利，自願自由接受或解除雇用關系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以威脅和施壓來脅迫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雇主不得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來提供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作條件，且應避免任何限制工人終止雇傭能力的做法。例如：

　　● 扣押雇員身份證件，包括護照；

　　● 對工人處以罰款;

　　● 延遲或拒付工資；

　　● 以暴力威脅工人。

　　● 和有關管理人員談論雇傭政策，並檢查這些政策的副本文件。

　　● 查閱國家法律和雇傭合同，考慮關於終止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通知時限的規定。

　　● 和工人們談論他們的合法權利和責任，以確認他們是否是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自由接受雇傭並可自由解除雇傭關系。確保選擇和有代表性的工人面談，包括那些簽約形式不同的工人。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是否有證據表明，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 、騷擾或恐嚇？

　　不得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威脅使用或使用暴力 、騷擾或恐嚇，不得以此為手段恐嚇個別雇員或雇員整體。

　　● 單獨和工人談話，並記住這壹問題的敏感性。特別註意確保這些面談的保密性，以保護工人免遭報復。可能的話，在廠區外面談。

　　● 與雇主討論針對在工作場所的暴力、騷擾和恐嚇制定的公司政策，並查閱這些政策的副本。

　　● 查閱司法記錄，比如在勞資仲裁處，是否有任何針對公司的未決的投訴或訴訟，以確定其是否曾被指控過強迫勞動。

　　工資支付中的脅迫，包括債役和奴役

　　雇主是否通過不按規定支付、拖欠、延付或拒付工資的形式來約束工人為其工作？

　　雇主是否采用了非現金和“以貨代款”方式支付工資，以此構成工人對其的依賴性？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的工資是以禮品券、 優惠券或期票的形式發放的？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是否達到法定最低工資？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被要求付保證金，或為使其陷入債務而被非法或未經授權的扣減工資？

　　預付給工人的工資或提供給工人的貸款是否符合國家法律規定？

　　工人是否被強迫工作以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工資支付中不符合規定的做法，如拖延或不按規定支付，不被自動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某些濫用行為，特別是與其他形式的剝削壹起可以構成雇傭關系中的脅迫和強迫勞動。

　　應定期、直接地向工人支付法定貨幣形式的工資，“以貨代款”方式如果得到法律允許，只能部分支付。不能用非現金支付方式使工人負債，禁止以禮品券和期票的形式支付工資，因為這些支付形式有意或無意地剝奪了工人終止雇傭的能力。工人不應為償付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而受到債務束縛或被強迫勞動。工資預付和貸款（以及相關利率）不應超過法律規定範圍。不得濫用手段束縛工人受雇，包括移民工人和其他土著、部落工人。這種濫用行為，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收取額外招聘費用；

　　● 延遲或不支付工資，並累積拖欠；

　　● 在計算和支付工資時進行欺騙，包括工資扣減；● 要求工人支付保證金；● 惡意進行工資預付或提供貸款，並收取過高的利率。

　　● 審查工資單，以確定在任何支付或不支付工資時，是否存在脅迫，以及是否存在不合法或原因不明的扣減。審查工資記錄，考察領計件工資的工人是否獲得法定最低工資。

　　● 向工人了解工資的支付情況（如：工資是否及時、準確支付，加班和法定扣減計算是否正確），他們是如何被招聘的，是否被要求支付保證金或招聘費用給雇主或第三方。

　　● 確保對多層次有代表性的工人進行訪談，比如那些持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工人，以及鐘點工和計件工。

　　● 向經理和人力資源部人員及了解招聘和工資支付的政策與做法。

　　● 確認是否以出售公司的產品、工具或制服，作為使員工依賴雇主的壹種手段。

　　● 必要的話，審查工資預付和貸款的記錄。

　　● 隨機選擇工資單及和工資相關的記錄，審查是否存在不當行為。采取適當措施，確保公司沒有使用“雙重賬簿”誤導審計員。

　　● 考慮是否應特別註意土著、部落工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采取適當措施確認，公司是否給分包任務給債役和奴役勞工風險性較高的非正規作坊。

　　● 如果雇主通過私人職介所雇傭工人，向管理人員了解相關政策。可能的話，會見這些職介機構的代表，討論有關招聘政策和程序。

　　● 交叉檢查這些管理人員和工人提供的信息，以確保其有效性。

　　紀律措施

　　是否有證據表明紀律制裁要求或導致了工作的義務？

　　從廣義上講，在工作場所的紀律措施不得包括以額外的工作相懲罰，強迫和強制勞動不得被用作紀律或對工人參與罷工的懲罰。對違紀處以貨幣性質的制裁, 而非強加工作義務的制裁，壹般不被視為違反國際相關強迫或強制勞動標準。

　　● 和廣泛層次的工人交談，以確認紀律措施是否要求或導致了義務工作，特別是努力去查明和會談那些因不同類型的違規行為被懲戒的工人。

　　● 如果最近發生過罷工，向參加或領導這次罷工的工人了解，確認他們是否因為罷工而面臨懲罰，以及這些懲罰是否涉及義務工作。

　　● 審查公司有關紀律措施和制裁的文件（如公司的政策和程序；給予工人的書面警告或譴責），以確定公司是否把工作作為壹種對工人的約束手段。

　　● 和管理人員交流有關紀律措施，特別是管理部門應對罷工的政策。還要努力向監督人員了解，確認對工人的紀律措施是否導致額外的工作義務。

　　強制超時工作

　　員工是否在處罰的威脅下，被迫進行超過國家法律或相關集體協議（若有的話）允許範圍的超時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利用工人的弱點和使用威脅，讓其在正常工時之外進行工作或服務？(例如威脅解雇或經濟制裁)工人是否被強迫參加超過法律或集體協議規定範圍的超時工作，以獲取法定最低工資？

　　與超時相關的惡劣工作條件並不自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如果是在以處罰為威脅的條件下，雇員被要求在法律或集體協議（如果有集體協議）允許範圍之外超時工作，就可能成為強迫勞動，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因為害怕被解雇而超時工作，他們的加班時間遠遠超過了國家法律允許的範圍。而在其他情況下，工人的報酬是基於生產指標而定，他們不得不超時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低工資。這些情況下的工人理論上可以拒絕加班，然而，如果他們處在壹個弱勢地位，這可能意味著，實際上他們沒有選擇而不得不工作，以保住工作或賺取最低工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作是建立在利用工人的弱點之上，以懲罰，解雇、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相威脅，這就不僅僅是壹個工作條件惡劣的問題，而構成了強迫或強制勞動。

　　● 向工人詢問他們是否被要求在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法定加班時間之外進行超時工作。審查雇用合同中與工作和加班時間相關的規定，並與員工討論這些規定。

　　● 考察是否使用了威脅手段來強迫工人工作，例如以解雇相威脅。

　　● 考察工人是否因拒絕參加超出法定最長工時的加班而受到任何類型的懲罰。

　　● 審查具有代表性的每日工作時間記錄單樣本，並與生產日誌相互對照，以確定員工是否超時工作。

　　● 與管理人員交流加班勞動使用情況，尤其在生產最後期限時。考慮管理人員是否知道有關超時工作的法律規定。

　　● 審查公司有關超時工作的政策。

　　● 審查工人的工作時間記錄單，確保審查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類型的以及不同合同形式工人的工作記錄單。

　　● 在下班時間查訪工作場所，考察工人是否超時工作。

　　行動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工作時間以外被限制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

　　是否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其它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限制？

　　工人無論是否在工作時間，都不應被限制，監禁或以其他方式被扣留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禁止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非法限制。然而，作為工作場所的相關紀律，於工作時間內在工作場所對行動進行合理限制是允許的。

　　● 與管理人員和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談論有關雇主經營的居所的公司制度，並審查這些政策。

　　● 考察公司的安全措施，特別是保衛人員的角色和責任。考慮是否有使用保安在工作場所內外限制工人行動的不當行為。

　　● 與工人談論有關在工作場所、在宿舍及宿舍周圍的行動自由情況。

　　● 考慮使用場地監控，用來審查工作場所和雇主經營的居所。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如果雇主提供培訓機會，是否工人隨後被要求工作壹段既定的時間讓雇主收回成本？

　　工人是否有權在到期前終止雇傭合同，而不必償還公司的培訓費用？

　　提供給工人的培訓機會應是工人自願參與的。提供這些機會的雇主不應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做為收回相關成本的手段。這裏的關鍵原則是工人終止雇傭合同的自由，建議雇主不要規定工人在償清培訓成本之前不能終止合同。

　　● 審查工資記錄是否有培訓費用的扣減。

　　● 審查雇傭合同中關於培訓機會及相關付款安排的條款。

　　● 找出在培訓中受益的工人並同其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得到並參加了這種培訓。

　　● 同管理層談論關於培訓政策和自由終止雇傭合同的相關事宜。審查培訓和終止合同的政策。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以就業為目的的移民和對移民工人的招聘

　　移民工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的工作條件是否與當地工人的相當？

　　是否有證據表明，移民工人或其家屬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由此被脅迫接受或維持雇傭？

　　工人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中介支付費用而得到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被雇傭時交納了保證金？

　　如果國家法律允許向工人收取招聘費，工人是否有自由隨時終止合同，而不受威脅被處以罰金？

　　工人是否掌握其私人證件（如出生證明、護照、工作許可、居留證或身份證） ？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扣留或沒收工人的身份證件？

　　如果工人出於安全或其他原因要求雇主保存其個人文件，工人可以隨時要求要回這些文件嗎？

　　雇主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平對待，且應享受與本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權（在按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作出合理通知後）自願和自由地接受和終止雇傭，而不受任何威脅。雇主應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非法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員不應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或以其它方式脅迫受雇。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的行為。但是，如果員工要求，雇主可提供安全地點存儲這些文件，工人可隨時自由存取。雇主也可以向工人提供原始文件的復印件，並開具“收據”列出交給雇主保管的文件清單。

　　● 考查移民工人的工作條件是否與本地員工相當。

　　● 審查工資記錄，確保移民工人和本地員工具有同等的工資水平。

　　● 審查公司的政策和移民工人的合同，並考查接受和終止雇傭的相關條款。

　　● 詢問移民工人是如何被招募的，他們是否向雇主或中介機構支付了費用或保證金。如果工人支付招聘費，考查他們是否可以自由終止合同。

　　● 如果工人要求管理人員為其保存身份文件，審查這些文件的保存地點，詢問工人是否可以隨時存取這些證件，並和管理人員或人力資源部人員談論公司的政策和程序。詢問工人在哪些條件下可獲得他們的個人文件。

　　● 同管理人員探討所采取的和移民工人有關的防止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的措施。

　　● 考查是否應特別註意土著人、部落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交叉檢查，移民工人的護照或任何合同文件是否被雇主以“安全保管”為由取走。

　　私營職業介紹機構和雇傭合同

　　是否有證據表明，委托私營職介機構的雇主，已采取措施監督這些機構並預防和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相關的惡劣行為？

　　是否只委托那些經國家主管當局許可或認可的職介機構？

　　雇主是否能確保那些通過職業介紹機構聘用的工人沒有支付招聘費用給職介機構？

　　給所有工人提供的書面雇傭合同是否使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

　　雇傭合同是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雇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了工人的的權利和責任？

　　招聘的有關費用和成本不應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而應該由公司或雇主承擔。直接委托私營職介所招募工人的企業，應確保這些工人在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加班及其他和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條件方面得到充分保護。

　　雇主應提供書面雇傭合同，使用所有工人容易理解的語言，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雇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

　　明確工人的權利和責任。

　　● 同那些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的或職介機構直接雇傭的工人交談，識別出移民工人並與其談話，特別要問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被聘用的。

　　● 審查移民工人，及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或職介機構直接雇傭的工人的雇傭合同。

　　● 考查這些職介機構所雇傭工人的雇傭條件，特別是有關工資支付，工作時間，超時，和其他相關問題。

　　● 審查工資單中是否存在原因不明的或非法的工資扣減。

　　● 同被委托的職介機構代表談論招聘程序，審查有關的公司政策。

　　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

　　是否有證據表明兒童被置於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例如，債務束縛，強迫或強制勞動，奴役或出售及販運兒童）？

　　兒童從事債役，奴役，強迫或強制勞動，以及所有形式的奴隸制和類似奴隸制的做法，比如出售和販賣兒童，都是嚴格禁止的。雇主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這些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並設法確保他們委托的任何私營職介機構沒有參與這些行為。

　　● 制定措施來鑒別工作場所中的童工，方法可以是采取有效的年齡估測技術和相互對照信息，這些信息來自於現場考察，對工人的詢問，審查相關公司和工人檔案，以及同管理人員談話。

　　● 同跨部門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交談，討論工作條件，特別是招聘，以確定是否具有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保障。要註意這壹話題的敏感性質，務必與那些妳認為可能是兒童的工人交談。

　　● 同管理人員探討有關童工勞動及其最惡劣形式的政策，審查這些政策，並詢問關於防止在公司運作中和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聘或使用童工的具體措施。並討論措施立即解救並保護所發現的處於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兒童。

　　采取行動的指導

　　前言

　　強迫勞動和雇主

　　本分冊概述了雇主在企業、行業和國家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采取的若幹行動，以補充本套手冊中的其它材料。本冊的內容基於第壹分冊中關於企業和雇主組織應該對這些問題采取行動的原因綜述。

　　直到最近，強迫勞動都未被視為與企業和雇主組織有關的問題。強迫勞動更多地被認為是與專制國家和武裝力量的侵犯人權行為有關，幾乎沒有涉及私營部門的作用和活動。可是最近幾年，這壹觀點開始轉變。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顯示全球五分之四的強迫勞動案件都與私企有牽連。而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的確是影響所有國家、地區和經濟部門的全球現象1。

　　強迫勞動是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都禁止的犯罪行為。任何企業如果被指控從這類剝削中獲利，將不僅面臨嚴重的名譽損害，而且面臨昂貴的訴訟費用和刑事公訴。自然地，如今不論是在自身的還是供應鏈的業務中，都沒有哪個企業能負擔此類牽連帶來的負面影響。

　　雇主和企業的作用

　　各行各業的雇主和商家都已采取壹些關鍵步驟。有些公司通過制定政策措施（如，行為守則）來明確禁止強迫勞動；有些則加入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還有些簽署了2006年的《雅典原則》 ，該原則給企業領導提供了防止和根除人口販運的指導。這些都是重要的行動，但同時，日益增長的國際共識表明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如何使用本分冊

　　本冊的內容說明，可以從多方面采取行動。它為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廣泛的指導，並盡可能地標明與其它分冊中提供的工具的聯系。關於雇主可采取的實用步驟的補充討論，可參看第六分冊《采取行動的提示》 ，另外， 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裏提供了深度閱讀的建議和資料清單。並不是所有公司和雇主組織都要采取這裏提到的所有行動。每個公司都不相同，每個組織都要制定其自己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企業的行動和倡導

　　理解問題

　　公司要有效地處理強迫勞動，重要的是，管理階層首先要理解強迫勞動是怎樣定義的，以及它在公司和供應鏈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公司的管理人員或企業主可能知道強迫勞動是違法的，可是也許不知道什麽是強迫勞動，或強迫勞動與剝削或惡劣工作條件之間的區別。因此，重要的是先了解情況，以便提高認識。這種分析可以公司內部來做，也可請顧問或專家幫助。

　　什麽是強迫勞動？

　　公司內所有相關職員都應對強迫勞動有清楚的理解，並知道其在國家法律中是怎樣被定義的。明白這壹點以及相關的勞動法和刑法條款，有助於公司遵守法律。研究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提供的國際定義也很有用（該公約摘錄見第壹分冊）。該定義被國際社會和各國所接受，即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便是強迫勞動。

　　也可能您公司給其它公司供應產品或服務，而後者對強迫勞動有不同的定義，或以不同的準則及指標來審計強迫勞動。這會很讓人費解，而且，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給出的各種定義會加重這種混亂。為保證順利持續地進入國際市場，最好不僅堅持守法，而且采取反映您的買家的最高要求的政策和做法。

　　強迫勞動的定義和解釋可在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和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中找到。把這些冊子分發給您的雇員，鼓勵對該問題的廣泛理解。

　　公司的狀況

　　在增進了對強迫勞動的理解及考慮它可能怎樣對公司構成危險後，下壹步該考察您自己和您供應鏈的業務現狀。這可通過內部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來實現。該評估可判定在您的企業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並可考慮到您企業中最可能存在風險的方面。

　　這類評估壹般每次會檢查多個勞工權利問題。因此，重要的是，確保著重於強迫勞動的方面的評估是有效和全面的。請參見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就如何實行此類評估提供的具體建議。

　　采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在公司的所有業務中嚴格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在這些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核心作用。制定包括了這些條例的有效的勞動權利政策是在企業壹級解決強迫勞動最重要的第壹步。

　　制定公司政策

　　近年來，壹種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是企業的行為準則。這些準則是規範企業行為的正式的原則聲明，通常適用於供應商和分包商。

　　行為準則幾乎總是關註多個問題，並非只是強迫勞動。它們在出口企業如制衣和紡織及農業特別普遍，但也存在於建築公司，酒店和旅遊業，礦業和其它行業。行為準則是企業可正式地（盡管是自願地）承諾處理強迫勞動的壹種方式。

　　制定行為準則並不困難。如果企業決定這樣做，有壹些組織可免費針對需要采取的步驟提供建議。

　　● 其中壹些步驟包括：

　　● 對企業及其合作夥伴進行壹次評估，以確定遵守國家法律和符合業界良好做法的程度；● 成立壹個全公司的工作組來制定準則草案，表明企業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承諾；● 在企業內部組織對草案的商討，然後咨詢適當的外部合作夥伴或利益相關者；● 修改和完成準則，並傳達給所有相關的業務合作夥伴、商業協會、雇主組織、媒體，及其它利益相關者，包括工人及其代表。

　　可以在第三分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框架下組織起草守則中有關強迫勞動的條款的討論。您也可聯系您所在地區的雇主組織或國際雇主組織以獲取意見。其它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和總部設在美國的“企業社會責任” 組織，也可就企業社會責任和行為守則提供有用信息。

　　實施企業政策

　　制定行為準則或其它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僅僅是第壹步。現在才是困難的部分：實施該政策，並保證企業及其供應商按照新出臺的標準操作。

　　社會責任審計

　　企業實施其社會政策的方法之壹是進行企業層次的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做壹次審計可幫助企業評定其遵守新規範的程度。或者更明確地說，審計可幫助企業鑒定在其自身的業務或其供應鏈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審計越全面，越能更好的查明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情況。

　　在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提供了幫助企業實施強迫勞動審計的工具。該工具確定了社會責任審計的常用作法，並建議均衡使用四個主要的評估方法：

　　● 現場內外和工人面談；

　　● 審查公司文件；

　　● 訪談管理人員；

　　● 檢查工作場所。

　　這些措施壹齊采用可取得最大效果，但最終還是由公司來決定怎樣進行評估。公司可能決定采用其它方法，或聘請顧問（如：第三方社會責任審計人員）。不論哪種方法，重要的是審計要既有效又可信。

　　企業層次的培訓

　　公司也不妨就強迫勞動問題培訓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其廣泛目標在於確保更有效地執行準則，並使整個公司及其供應商更壹致地遵守準則。尤其是，培訓能使關鍵職員有能力鑒別和預防強迫勞動，並在必要時采取行動糾正。

　　企業範圍的培訓有壹項起點原則，即培訓不能只靠管理人員和企業主來完成；想要有效的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企業中的其它成員，包括所有層次的工人，都應該參與。也許公司已具有對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進行培訓的經驗，所以應該借鑒這些經驗，並牢記以下幾點：

　　● 聽眾： 確認培訓內容豐富實用，並與聽眾的需要及知識水平相符合。

　　● 培訓者： 您自己培訓或委托當地專家。向您的雇主組織請教其專業知識。

　　● 地點： 考慮培訓地點的優缺點，如：是在工作場所之內還是之外進行。

　　● 時間： 雇員很忙。安排壹個他們能出席的最佳時間。

　　● 方法： 考慮培訓的方式，確保與會者積極參與。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培訓可以單獨進行，也可結合其它方案。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金融公司的聯合項目組“更佳工作” 開發了壹套包含強迫勞動，並可調整滿足企業不同需求的模塊式培訓方案。

　　社會報告

　　很多公司還希望與利益相關者及廣大公眾溝通他們的活動。方法之壹是通過互聯網和公司的網站。另壹種方法是發表年度社會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使公司直接與投資人、買家、消費者及更廣泛的民間社會“談話”。

　　全球報告倡議是壹個由多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倡議計劃，可以幫助公司做社會報告。該倡議計劃開發了針對全球和具體部門的指導，介紹了公司在社會、人權和環保方面之表現的報告交流方式，同時，該倡議計劃還在此過程中爭取公司、工人組織和其它團體的參與。關於強迫勞動，全球報告倡議建議公司進行“扼要披露”，提議各公司：

　　● 指出哪些業務被確定為具有發生強迫勞動事件的較高風險；● 評論公司為消除此類惡劣行為所采取的措施。

　　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另壹項要在此提及的倡議。它要求參與的公司準備壹份年度“進展通報”列出為落實公約十項原則所采取的措施，原則之壹即消除強迫和強制勞動。該通報應包括對實踐活動的描述和對這些活動成果或預期成果的評價。全球契約還針對公司反強迫勞動的步驟提出建議。下面的方框中列出了在工作場所和社會層面采取行動的主要建議，這些建議是與國際勞工組織及其成員國協商制定的。

　　聯合國全球契約：企業打擊強迫勞動的策略

　　摘自：《聯合國全球契約勞動原則：給企業的指導》，由全球契約勞動工作組編制● 在工作場所堅持國家法律法規對強迫勞動的規定，當國家法律不足時，參考國際標準。

　　● 在公司內部的業務和與其它企業的業務往來中，確保給所有雇員提供雇傭合同，明確服務的條款和條件，雇傭的自願性質，終止雇傭的自由（包括合理的程序）及可能與離職或停職相關的任何懲罰。

　　● 制定禁止要求工人給公司支付保證金的政策和程序。

　　● 鼓勵管理人員酌情采取行動。

　　● 如果在公司影響範圍內發現強迫勞動，提供將這類工人從工作場所解救的適當的服務。盡可能地幫助工人取得可行的選擇。

　　● 在與其它企業的往來中做出應盡的努力。

　　在社會活動中

　　● 公司也不妨在可能的情況下為更廣泛的社會努力做出貢獻，消除強迫勞動和幫助從強迫勞動中解脫出來的工人找到自由選擇的工作。

　　● 和其它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合作，制定全行業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並和商會，執法機構，勞動監察和其它部門搭建橋梁。

　　● 在當地，州或國家壹級的代表性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加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支持制定反強迫勞動的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國家壹級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和體制機制的壹部分。

　　● 在公司的影響範圍內，參加預防和讓前強迫勞動受害者重新融入社會的計劃，給他們提供技能發展和工作培訓機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加國家和國際計劃，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和國家機構，工會及其它部門協調。

　　和其它部門合作

　　全球報告倡議和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將公司和其它企業及社會民間組織聚集起來的倡議。 很多公司都在爭取讓利益相關者參與處理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例如，公司可能會選擇參加壹個由雇主組織或企業群體發表的集體政策聲明。多數情況下，這是同壹部門或行業的集體行動，共同制定行為準則以及相關社會責任審計程序。這讓公司們有機會交換信息並共同發展良好行為。（關於雇主組織更多的作用，見接下來的第三章。）公司也不妨直接與工人組織或其它民間社會團體合作。采取的形式也許是就協議或原則聲明進行談判，或讓其共同參與執行公司的行為準則。最近幾年，很多跨國企業和全球工會聯盟簽訂了《國際框架協議》 。這些協議（適用於公司的全部業務，且往往也適用於供應商）涵蓋了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各種問題。

　　公司也加入越來越多的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這些組織為公司在制定政策，進行社會審計和采取透明度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臺，使其能得到民間社會的參與。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通常是全球性的，並且其試點項目、培訓計劃和其它活動也覆蓋全球。這類倡議的例子包括總部設在英國的道德貿易倡議和國際可可倡議。

　　工人組織和多利益相關者倡議的參與可帶來很多好處，包括提供：

　　● 壹個地點，讓公司和利益相關者交流信息及良好行為；● 壹個機會，互相學習什麽是可行的，什麽不可行；● 壹個論壇，進行集體培訓和能力建設；● 壹個地方，來尋求解決強迫勞動復雜問題的關鍵技術難題。

　　與工會及非政府組織合作也可以在整頓中引入良好做法。與利益相關者合作可加強其參與，並為公司再提供壹個網絡（雇主組織已提供了壹個網絡），當公司需要進壹步的指導和幫助時，可向其求助。

　　雇主組織的作用

　　制定策略或行動計劃

　　雇主組織要介入強迫勞動問題，關鍵的第壹步是制定壹項策略或行動計劃。這能幫助雇主組織系統而持續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並激發在對付最惡劣行為時的戰略性思考。從策略著手還有助於雇主組織在行動中取得最大的影響。

　　策略不必是周密細致的計劃。它應該能讓雇主確定壹個目標及實現該目標的壹系列步驟。制定策略能使雇主認清可能面臨的壹些問題，並為其提供思考解決方法的機會。同時，制定策略也為雇主建立了壹個影響公共政策的基礎，並能進而為組織成員發展工具和資源。策略還能確定雇主可依賴的潛在合作夥伴。制定策略的重要壹環，是要意識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最好是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行動。

　　確定目標

　　大多數雇主組織都已很精通如何就社會問題制定戰略目標。這裏所需要采用的程序類似於任何涉及解決關鍵政策問題的程序。可成立壹個小組來確定關鍵目標。由小組討論制定出策略草案，然後與其它組織代表甚至組織成員共同商討，解決技術和操作上的問題，包括所產生的費用。最後，進行內部審查，如果可能，可再咨詢外部合作夥伴，進而最終確立策略。例如，外部咨詢時可從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得到幫助。

　　確定目標

　　確定目標後，重要的是要考慮讓其被“買進”，因為解決強迫勞動的策略要得到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支持才能得以推進。這可能會涉及向委員會提交策略並根據其意見進行修改；或者，可以在開始制定策略時就尋求他們的積極參與。這壹過程可能會需要相當長時間。但這是策略長期成功所必行的壹步，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您也許希望聯系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的雇主行動辦公室。兩者都可就制定策略或行動計劃提供信息，及促進和其它雇主組織的聯系。

　　獲取支持

　　以上提到的步驟其實描述的是制定策略的過程而不是內容。壹般來說，策略的內容是由組織自己決定的。但是，行動的建議可圍繞三件事情：雇主組織在社會問題上的專業知識；他們已提供的服務的性質；及雇主作為勞動力市場中重要參與者的獨特地位。行動的兩個關鍵領域為：

　　● 為成員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 采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是雇主組織的主要職能之壹。在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上也不例外。這些問題對雇主來說也許是復雜而混亂的，而且可能會被錯誤理解或與其它概念相混淆。比如，管理人員也許根本不知道債務束縛或脅迫是指什麽。因此，所有雇主組織主要的出發點是要為其成員提供信息和建議。

　　建立聯絡點

　　作為總體戰略的壹部分，雇主組織可指定壹名工作人員作為強迫勞動問題的聯絡人。可能的話，該人員最好具備相關知識。不過，這並非必不可少，被指定的聯絡人可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專業知識。聯絡人可能是全職負責強迫勞動問題的，但也可能該問題只是其職責“組合”的壹部分。這裏的關鍵是當您的成員需要咨詢或尋求幫助時，他們能在組織中找到壹個人。

　　聯絡人的職責之壹是把信息傳播給您的成員。就基本而言，企業想要了解勞動法及刑法的相關條款。提供這些副本或準備簡要立法總結可能是壹個有用的起點。更廣泛地說，本套手冊內也可找到信息，提供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的復印件也可能會有幫助。

　　本材料的好處是它以“易於閱讀”的格式提供簡明的信息。

　　您的雇主組織也可能考慮提供國際買家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強迫勞動（連同國際勞工組織的其它核心勞動原則）是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中心部分，而且買家的期望在迅速增長。供應商也越來越需要證明在其自身或其分包商的業務中沒有強迫勞動。因此，雇主組織的作用很重要，它可為其成員提供有關國際買家和消費市場態度和期望變化的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之外，您的組織還可為成員提供打擊強迫勞動的建議。這可通過妳的聯絡人單對單進行，也可通過您的組織來促進成員間意見的交流。您提供的意見可依照前壹章節中概述的建議。您也許還想參考第六分冊《采取行動的提示》 。對在企業層次參與、補救和建立合作關系的指導，也許對您的成員特別有用。

　　交換意見的另壹種方式是促進組織成員間的交流。公司之間可以相互學到很多東西，而您的組織不妨去記錄並傳播良好行為的案例。為了讓更多的雇主得到啟發，也可以請“行為良好”的公司在研討會或雇主發起的其它活動中介紹他們的策略和方案。

　　關於公司就強迫勞動問題采取實際措施的案例，請參見第七分冊《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請記住，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可能差異很大；因此，在為其提供信息和建議時，要清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認識水平。

　　提高認識

　　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及其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的能力是在制定策略時需要考慮的壹個重要因素。如果問題對組織成員來說相對較新，或以前做過的相關工作很少，您也許或多或少要“從零開始”。反之，如果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媒體上經常討論，且組織成員已有相當水平的了解，這可能會讓聯絡人介入的起點較高。

　　在以上兩種情況下，壹個結構清晰的分享信息和提高認識的方法是安排全國性的強迫勞動研討會或講座。這能鼓勵您的組織與成員間，及成員相互之間的對話。可以爭取其它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來組織這類活動，而不必花費過多。不過，重要的是要有壹套明確的目標和優先事項。應事先考慮會議的預期成果，以確保活動成功而有意義。

　　下邊是壹個這類會議的實例：

　　“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由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美國商會和國際雇主組織贊助的會議2008年2月，可口可樂公司在其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總部主辦了壹次以“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為主題的會議。參會的有80名來自各雇主組織和公司的代表，以及來自美國勞工部和國務院、各民間社會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與會者共同交流了打擊強迫勞動的經驗和知識。

　　隨著在發展中國家市場投資和采購的增加，涉及強迫勞動的商業風險也隨之增加。目前，民間社會團體和人權團體往往在更廣泛的關於人口販運和童工問題的爭論中密切關註強迫勞動問題。該問題因此成為壹個重要風險，企業需立即註意。

　　該會議為期壹天，旨在探討這些問題，重點放在企業獨立的及與他人合作的工作經驗上。會議討論了企業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時面臨的挑戰，並描述了公司回應這些挑戰的方式 。與會者討論了的壹些問題包括：

　　● 政府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方面的作用；

　　● 明確的指導及最佳做法的實例的需要；

　　● 在職介機構中防止惡劣行為的需要；

　　● 對強迫勞動進行國家和行業部門層面的戰略定位的需要；● 社會責任審計的作用和可靠監測系統的發展。

　　最後，請您考慮以這裏的資料為指導，編寫打擊強迫勞動的手冊。翻譯相關的分冊，並補充您所涉及的國家和具體部門的信息。采用第七分冊中的案例分析，或您自己搜集準備案例。當您準備材料時，請確保目的清晰並針對目標讀者，同時手冊要盡可能實用。您可以考慮在手冊編寫項目的策劃階段讓壹些成員參與，並就技術或政治問題咨詢國際雇主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

　　采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上壹部分建議雇主組織發揮中心作用，為成員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提供信息和建議。 但是，雇主也許希望在提高認識之外，還能更多地參與運作。

　　在很多情況下，這類參與不會是某壹個雇主單槍匹馬的行動；而是與其它組織合作完成，如政府，國家或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的機構，國際勞工組織，國際雇主組織和/或各工人組織。資金籌措和活動管理可能會在整個合作關系中進行分配；但有壹些活動是雇主可以領導的，因為雇主具有勞動力市場參與者的獨特地位。

　　與政府合作

　　政府在消除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中起關鍵作用。與不同政府機構合作能使雇主組織有效地就諸如勞工和移民等公共政策問題展開遊說。

　　作為關鍵的第壹步，雇主組織應參與所有批準相關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公約的談判。雇主組織還應參與國家相關立法，及勞動法與刑法的任何修改變動。以這種方式讓政府參與，可保證在整個談判中雇主的觀點得以表達。雇主組織也可以請政府參與勞動監察，因為其涉及強迫勞動。他們也許希望就有關技術問題遊說勞動部，如促進勞動監察並使監察更有成效和效率。在強迫勞動風險被鑒定為特別普遍的行業中行業協會可能也希望這樣做。

　　與工人組織及其它合作

　　和政府合作時，雇主組織也可能會與工人組織合作討論上述問題。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相對於政府發揮著相似的作用，都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代表各自立場。

　　但是，在立法改革或政策制定之外，雇主組織不妨也爭取工人的參與。例如，雇主可能想牽頭讓工人參與在行業部門壹級制定壹份消除強迫勞動的聯合聲明。有例證表明，行業協會可與全球工會聯盟進行有效合作，制定並執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2。

　　非政府組織在此也可能會很重要。這些廣泛而多樣的團體，有些是國際性的，其它則是國家甚至地區性的。不論如何，非政府組織在多利益相關者倡議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雇主及其代表可能希望爭取非政府組織更多的直接參與。在此情況下，建議雇主最好在建立此類聯盟時，明確其目標和責任。

　　采取行動防止和保護

　　由上可知，雇主組織所處的有利地位使其可以給成員提供建議，可以在提高認識的活動中發揮作用，還可以與政府及其它參與者進行對話。這些活動都很重要。其實，雇主組織也可以加入到通過預防和保護行動來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項目中。如此，雇主組織可涉足以下幾個層次：

　　● 自己采取主動行動；

　　● 加入其它方面發起的主動行動；

　　● 支持采取行動的組織成員。

　　雇主組織，特別是在該問題上具有專業知識的雇主組織，可為下級聯合會提供建議和信息，並幫助後者進入網絡，接觸贊助者或潛在合作夥伴。此外，雇主組織也不妨傳播其它面臨相似問題的成員所采取的良好行為的信息。

　　憑借其代表企業的作用，雇主組織可以制定或加入幫助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者恢復及重新融合的方案。他們可在安置就業或學徒計劃中起帶頭作用，並提供職業培訓和技能發展的機會。這些方案都有防止和保護的雙重作用：既可給工人提供創收機會並幫助其重新融入；又可作為壹種防止工人被再次販運或又成為強迫勞動剝削的目標的機制。

　　無論采取什麽做法，雇主組織都需要考慮資金和工作人員的時間安排問題。發起或加入這類計劃需要時間和資源。有三個主要的資金來源：

　　● 使用已有的內部資金；

　　● 重新分配工作人員的時間；

　　● 外部資金，特別是來自雙邊贊助者和聯合國機構的。

　　考慮使用內部資金作籌備活動，同時尋找外部贊助者作更大範圍的工作。但是，要考慮制定可持續的籌資安排，以免組織依賴贊助者，壹旦贊助者終止參與，將有可能中斷良好舉措。

　　采取行動的提示

　　前言

　　本分冊為那些致力於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的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了包含具體而實用的措施的壹系列行動提示。它補充了這套手冊的第五分冊，並以壹種易學易行的公式提供了反強迫勞動的具體措施。

　　並不是說，企業和雇主組織能夠采取這裏所建議的壹切措施。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並且每個組織都有其自身的途徑來解決其成員的需要。但是，本分冊所提供的這些措施都很直接，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要求投入大量資金，它所需要的僅僅是時間、精力及有效且持續的參與。為此，本分冊提供了大量的采取行動的實用步驟。

　　這些行動提示將闡述以下重要的話題：強迫勞動，監獄勞動，債役及奴役勞動，脅迫就業，強迫加班，及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它們可以作為人力資源或企業社會責任工作人員的參考資料，或者作為宣傳材料，如以海報的形式展示在辦公室或工作場所。它們於雇主組織也可有很大的用處，如在培訓中使用，或作為會議的參考指南。

　　反對強迫勞動

　　采取行動的提示

　　● 建立壹套清晰透明的公司制度，闡明防止強迫勞動的措施。明確這壹制度對公司所有的產品銷售及原料供應鏈上的的相關企業都適用，並對該制度的貫徹實施狀況進行報告。

　　● 實施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例如關於工資、工時及就業合同），把強迫勞動風險減至最低。

　　● 監督您的供應商及分包商，對社會審計員、評估專員、人力資源部門經理及其他監督人員提供關於強迫勞動知識的培訓。

　　● 與其他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商討制定對全行業都適用的反強迫勞動的方法。

　　● 與利益相關者保持溝通，包括工會、執法部門、勞動監察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

　　● 采取防範措施預防人口販運，提高對非法移民可能承受的脆弱及傷害的認識。

　　● 發起或參與針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重返方案，給他們提供技能開發和工作培訓的機會。

　　采取行動的好處

　　● 明確的政策和方案的實施能夠向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種積極的信號。對政策實施情況的報告能夠提升品牌形象和公司聲譽。

　　● 全行業的及多利益相關者的行動能夠有效匯集集體資源、技術及知識，以壹種廣泛及系統的方式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 采取措施防止人口販運及幫助強迫勞動的受害者重返，能夠對地方及國際勞動市場產生積極作用。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召集壹個工作組，制定公司的反強迫勞動的政策，包括關於實施及報告的相關規定。建立壹個雇主與雇員雙方參與的企業級委員會來負責這壹問題。

　　● 建立壹個企業和/或工作場所級別的投訴機制，該機制必須是匿名的、保密的，及對工人來說是容易使用的。

　　● 就如何監督供應商及分包商以保證其行為良好，咨詢您的雇主組織及同行業成員，召集壹個工作組來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程序。

　　● 於地方、州/省、或者全國範圍內，在您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與壹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

　　● 把支持建立壹個打擊強迫勞動的雇主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全國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及企業機制的壹部分。

　　反對濫用監獄勞動

　　采取行動的提示

　　● 如果您直接雇傭服刑人員作為工人，或者與監獄簽訂分包合同，請確認這些工作是在自願基礎上實施的。服刑人員不應該被強迫勞動。

　　● 確保服刑人員提供過正式的最好是書面的同意工作的文件。

　　● 給服刑人員的工資、社會保障、職業健康及安全標準應和常規工人所享受的相當。

　　● 對服刑人員的工資只做合法的扣減，如食物和住宿。

　　采取行動的好處

　　● 壹些政府可能會對由服刑人員生產的產品采取進口限制。避免或規範使用服刑人員可能會減少面臨進口限制的風險。

　　● 采取這類措施將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風險，並且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因為濫用監獄勞工而可能遭受的名譽損失。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當服刑人員同意工作時，讓他們簽署壹份標準化的書面同意表。在這張表上，需提供工資及工作條件的信息，以便讓他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自由決定是否同意工作。

　　● 給工人提供壹份明確、詳細的工資單，其內容應包括工時、工資以及任何合法的食物及住宿扣減。

　　● 確定相關行業或職業團體中常規工人的工資水平，並給服刑人員提供相當的工資。

　　● 會見監獄當局，包括監獄監管人員，共同商討雇傭政策和做法。如果可能的話，當面告之服刑人員其工作條件，以此確定他們是否是在自願情況下同意工作的。

　　反對債務束縛及壓迫勞工

　　采取行動的提示

　　● 通過人力資源政策，防止工人面臨債務束縛的風險。

　　● 雇傭新員工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給員工預支工資或者貸款要持謹慎態度，如果您這樣做了，請確保他們不覺得需要被迫工作來償還貸款。

　　● 了解國家法律和條例。如果您減扣工人工資，確認減扣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內。

　　● 確認您的合同明確了雇傭條款及條件等信息，並使用工人能夠理解的語言。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在國際範圍內招聘工人，確認工人沒有為此支付額外招聘費用。

　　采取行動的好處

　　● 采用上述的良好做法將會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出現債務束縛等行為。

　　● 采取措施謹慎選擇並監督您使用的私人職業介紹所，能夠減少您公司中的工人面臨不道德招聘和遭受類似強迫勞動的風險。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為防止員工負債並感到被強迫勞動的風險，定期、及時和直接地支付工人工資；或與他們約定，把工資匯到他們銀行賬戶上。

　　● 建立壹套標準化的工資單和支付工資系統，提供明確的關於工時、工資率以及合法扣減（如果有的話）的信息，以防止因誤算工資而可能給工人及您的企業帶來的風險。

　　● 在您對工人工資進行扣減時，確保其實得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

　　● 與新員工尤其是移民工人面談，詢問他們受雇時是否支付了招聘費。有關情況也可直接與招聘中介確認。

　　● 如果您給員工預支工資或提供貸款，請確認他們有能力在合理的時間內償還。（比如，減小貸款額，減低貸款利率或縮短分期付款期限）● 確認您的雇傭合同中包括工資、工資扣減，中止雇傭條件，以及其他與防止債務束縛相關問題的條款。

　　反對脅迫就業

　　采取行動的提示

　　● 制定壹套嚴格的政策防止脅迫就業，對所有相關工作人員進行與其職責相對應的培訓，並且明確他們在這壹政策下所承擔的責任。

　　● 通過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防止導致脅迫就業的情況發生。

　　● 采取適當措施將工資償付方面的脅迫就業風險減至最低。避免拒付或延付工資，以避免將工人約束於雇傭關系。

　　● 依照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做出合理期限的通知後，所有工人都能夠隨時自由終止雇傭關系。

　　● 不要沒收或強迫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工人要求，可采取措施給他們提供壹個安全和有保障的地方來存放貴重物品。

　　● 不要使用惡劣行為或者威脅來脅迫移民工人工作，例如，以向當局告發作為威脅。

　　● 對以下行為“零容忍”：身體暴力，在工作場所或住處監禁或限制工人自由，性暴力，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及辱罵和威脅。

　　采取行動的好處

　　●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保工人自由工作。這是受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保護的壹項基本人權。

　　● 具備壹個明確有效的防範脅迫就業的政策，以及對經理、主管以及其他相關職員的培訓，都有助於對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個積極的信號。

　　● 如果被指控在產品生產或服務中使用強迫或脅迫勞動，某些國家可能禁止這些產品或者服務進口。公司或者行業采取預防措施有助於您的產品或者服務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委員會，起草關於防止脅迫就業的公司政策，並咨詢您的雇主組織的代表以獲得建議及技術支持。

　　● 定期對經理、主管及工人進行關於脅迫就業的正確與錯誤做法的培訓。

　　● 如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或其它原因），應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證件，例如壹個保險櫃或保險箱。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給員工提供他們私人證件的影印件，並在您的管理或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如果對您的員工提供貸款或者預支工資，請確保不會讓他們處於“有風險”的狀態：減小貸款額，使用更短的分期付款期限，以及降低貸款利率。

　　● 員工就業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為所有的員工準備書面的雇傭合同，使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確定他們關於工資支付、加班及其他與防止強迫勞動相關的權利。

　　反對強迫加班

　　采取行動的提示

　　● 了解並尊重關於工作時間和加班的國家法律法規。如果適用，請遵守您公司或行業內的集體談判協議的條款。

　　● 制定壹項公司政策，明確規定只有在自願的情況下才允許加班。對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人員及主管人員進行該政策方面的培訓。

　　● 和您的員工對加班事宜進行協商，而不要強迫他們加班。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和條件下，取得他們的同意後再進行加班。

　　● 不要對不願意加班的員工施以威脅。

　　● 如果為了及時交貨而定期加班，要提前計劃並提前與員工商討。

　　● 解決導致持續加班的根源問題：比如，與您的買家商談關於生產要求及截止日期的相關問題。

　　采取行動的好處

　　● 與員工商討加班並確保取得他們的同意有助於保證加班是在自願情況下進行的。

　　● 擁有壹項全公司範圍內的關於工時及加班的政策，以及對監督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相關培訓，都有助於減少濫用勞動力的潛在危險。

　　● 與買家協商有助於增加共識，有利於加強買家與賣家之間的關系，並有利於鞏固長久的貿易關系。同時，也有助於防止濫用勞動力的情況發生。

　　● 這類良好做法有助於避免您的公司及所在行業受到名譽損失的風險。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聯合職工管理委員會（如有工會，應包括工會代表），並且與雇員商討加班問題。對在生產高峰期可能需要的加班，提前通知並取得他們的同意。

　　● 向新員工講解加班問題，並確保他們理解法律及相關的公司政策。

　　● 讓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監督人員及工人了解關於加班的信息，向他們明確什麽是法律允許和不允許的。分發公司政策的副本，確保所有相關人員都理解有關規定。確定並獎勵良好做法。

　　● 定期與買家磋商關於交貨時間及其他生產要求的事項，這些事項可能導致工時問題，從而造成包括強迫加班在內的濫用勞動力。

　　反對人口販運

　　采取行動的提示

　　● 采取措施保護移民工人，以免將他們置於更容易遭受強迫勞動及販運的境地。

　　● 不要沒收或者強制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員工要求（例如出於安全原因），可制定保管該類文件的政策和程序，防止濫用。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所來招聘員工，確認該中介的運營是否符合較高的道德標準。選擇那些不向工人收費的中介。

　　● 不要以向當局告發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

　　● 如果您對您的員工提供住宿，確保他們在工作時間之外的行動不受限制。

　　● 如果您的公司委托職業介紹所，該職介所要同意承擔遵守法律及相關共同協議的責任。

　　● 在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通過提供技術培訓和就業培訓機會，來參與針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預防及重返計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與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反人口販運行動，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及全國的政府當局、工人聯合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協作。

　　采取行動的好處

　　● 對職業介紹所的招聘行為進行監督有助於確定最負聲譽和最有道德的機構。如此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您的公司與人口販運相牽連的風險。

　　● 制定關於文件保留及招聘費用的良好政策及規則，能確保未將員工置於易受到惡劣對待及脅迫的狀況。

　　● 與政府、執法部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能夠確保反人口販運措施更有效持久。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與通過職業介紹所招聘進來的新員工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情況下被招募的，以及他們是否支付了招聘費用。

　　● 如果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原因），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文件，例如安全箱或保險櫃。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並且在您的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給員工提供他們的證件的影印本，並告之所有工人所有該類措施。

　　● 對經理、人力資源部門人員、監督人員、社會審計人員和工人進行鑒別和防止人口販運的培訓。與他們探討關於身份文件、移民工人、工資償付及其他問題的好與壞的做法。

　　● 在與私人職業介紹所簽訂合同前，充分了解它。並與其代表探討關於招聘費用及其他招聘事項政策。

　　● 與行業中其他公司進行會談，建立合作網絡，並且利用這些網絡來交流信息及采取行動的想法。充分利用您的雇主組織以及國際雇主組織所提供的服務。

　　● 提供清晰簡潔，使用員工易懂的語言編寫的雇傭合同，對工資償付、加班及對身份文件扣留等相關雇傭條件做出明確闡述。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1

　　弊端

　　據估計，如今大約有2.5萬巴西工人在類似奴隸制的條件下工作。他們中大部分人是因債務束縛而被困在亞馬遜地區的營地中。他們在那裏工作並且被迫支付交通、食物、住宿及工具費用。雖然壹般來講工人是自願接受雇傭的，但 “家托斯”（職業介紹所）實際上是通過承諾高薪、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來勸誘工人加入營地的。壹旦被雇傭，工人們就發現因為欠債和遭受人身暴力的威脅，他們無法自由離開。

　　在這種狀況下被迫工作的工人被剝奪了離開雇主的可能性，因為他們的債務在增加並且在工作營地有武裝警衛的巡邏。壹旦抵達目的地，工人的工作登記卡就被沒收了。這使他們無法像在正規經濟部門中那樣，獲得被保護的權利和福利。工人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並且往往長期得不到工資。有證詞指出，工人因為害怕喪失所有的工資收入而不願索取未支付的工資。

　　2006年底，幾篇重大新聞報道都關註了歐洲、日本及美國的主要汽車制造商的供應鏈中使用強迫勞動的問題。在巴西，強迫勞動多發於為主要生鐵出口商提供木炭的“木炭營”中。雖然這在巴西使用強迫勞動的生產活動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大約90%用來自這種營地的木炭產出的生鐵都出口到了美國。

　　近年來，巴西政府采取了壹系列重要措施打擊強迫勞動，其中有許多是與商界合作的。1995年，政府成立了壹個“特別巡回監察組”（Grupo Especial de Fiscaliza??o Móvel)來調查及突襲那些被指控使用強迫勞動的營地。政府還持有壹份“骯臟名單”，登記那些被發現使用奴隸勞動的企業和公司。截止到2008年年中，該名單記錄的個人及實體超過200個，主要在畜牧業，其次是木炭業和制糖業。

　　2005年5月，巴西商界和與民間社會團體壹起，發布了《消除奴隸勞動全國聯盟》。到目前為止，超過180家公司和社團，包括大型連鎖超市、工業及金融團體，都簽署了該聯盟。在後續機制中，由壹個“社會觀察所”來監督聯盟單位對該條約的執行並將良好做法歸檔。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巴西公司的集體行動

　　巴西生鐵制造行業協會致力於消除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從2004年起，公民木炭所（CCI）就陸續派遣勞動監察員到木炭營作遵紀評估，並分發1999年制定的行業行為準則。壹旦發現違紀供應商，立即吊銷其執照，並且行業協會成員因此終止與其業務往來。公民木炭所也擬定了壹份“骯臟名單”作為政府已開展工作的補充。此外，2004年8月，巴西14家生鐵制造公司簽署了壹項聯合承諾書來終止木炭生產中的奴隸勞動。

　　巴西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7年9月，壹家業內領頭的鐵礦石生產商宣布，將不再把鐵礦出售給那些從使用奴隸勞工的木炭營購買木炭的生鐵公司。該生產商要求其客戶證明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牽涉使用強迫勞動，並為此對其中的10家進行了私人審計。根據審計結果，該生產商暫停對7家客戶進行供貨，原因是後者在強迫勞動及環境問題方面有嚴重違反行為。該生產商隨後單方面終止了與其中4家客戶的合同。然而，在采取這項行動時，該生產商不得不謹慎行事，以免觸犯反托拉斯監管機構，因其是巴西該地區唯壹的鐵礦石生產商。

　　壹家巴西生鐵制造公司認為，強迫勞動與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砍伐是有直接聯系的。該公司表示，生鐵制造商之所以從非法木炭營購買木炭，是因為否則的話，使用燒林技術，則要再花幾十年才能又種出足夠多的樹木來生產等量的木炭。該公司用自己的員工從自己擁有的案樹林生產需要的木材。

　　美國公司的集體行動

　　2006年12月4日，壹篇新聞報道，五大汽車制造公司，就如何避免購買使用強迫勞動的原材料，正聯合向其供應商提供集體培訓。該倡議從2005年10月起是由汽車工業行動集團（AIGA）負責協調的，然後從2006年12月起，改由“企業社會責任機構”（BSR1）接管。該項倡議的最初項目包括，針對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多個工作條件問題，發表聯合聲明表達行業共同的意見。

　　美國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6年底，布隆伯格雜誌的封面故事以及其他媒體都對美國汽車制造行業中使用奴隸勞動進行了報道，作為回應，各公司相繼采取了壹系列措施，包括：

　　● 立即停止從巴西進口使用奴隸勞動制造的生鐵，● 要求供應商證明其生鐵生產沒有使用奴隸勞動，並停止與無法證明的供應商的生意往來。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顯然，為徹底消除主要汽車制造商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而進行更大規模合作的空間依然存在。從CCI（公民木炭所）的嘗試以及AIAG（汽車工業行動集團）的倡議中可見，進展是有的，比如公司有了共同解決此問題的意願。此外，有公司停止對以使用奴隸勞工生產的木炭為原料的生鐵制造商供應鐵礦石，這也是正確的壹步。然而，在政府層面上還有更大的合作空間，以確保為阻止或抵制個別供應商而采取的措施不違反反托拉斯規定。而且，對於那些有意打破其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使用強迫勞動局面的美國公司，政府可以提供進壹步的支持。

　　值得註意的還有，大多數卷入此次爭議的公司都是在行業中舉足輕重的。對於小公司來說，應對這些問題的資源更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由行業機構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能取得特別顯著的成果。

　　可用木材是壹個不容低估的重要問題。用焦炭代替木炭來生產生鐵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然而，這會增加成本，因此可能需要對生鐵制造商提供財政援助。

　　由巴西政府“特別巡回監察組”對木炭營進行審計和監督，並輔佐於可迅速審結，解救工人的流動法庭，這種做法是值得鼓勵的。在巡回監察組、公民木炭所的監察員、美國及巴西的鋼鐵生產企業之間似乎還有合作的空間。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些經濟實體在經營使用強迫勞工的木炭營。然而，在木炭營和生鐵制造商之間似乎有明顯的互通互聯的關系。在木炭營被巡回監察員關閉的情況下，生鐵制造商（即該木炭營的買家）應連帶償付該營地工人的工資。

　　案例分析2

　　弊端

　　本案例側重於對中國工廠中強迫勞動的指控，及壹家重要的美國電子公司對此采取的反應和措施。事件中的工廠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公司，且都為美國的跨國公司裝配零部件。其中有壹家工廠尤其受到媒體的強烈譴責。

　　關於工作條件的描述包括：工人被迫長時間工作，居住在擁擠狹窄的宿舍，被迫支付食宿費用，以及被禁止離開工廠。此外，還有指控揭露，在某些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有使用童工的現象，以及使用包括長時間罰站在內的紀律處分。這些指控最初出現在壹份互聯網上找不到的報告中，但是該報告裏壹些反映工廠環境的照片，隨後被國際新聞媒體轉載了。英國壹家報紙最初報導了此事，很快，中國的壹家商業日報也跟進了。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與此事有關的美國公司在上述指控出現的3天內做出了聲明。聲明指出，公司正在采取措施調查情況，並將嚴肅對待這些指控。

　　該美國公司采取行動，通過多方走訪工廠及訪問工人來調查指控。在媒體最初對此事進行報道的6個星期內，該公司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壹篇報告。報告中，公司稱其派遣了壹個由人力資源部、業務和法律部員工組成的審計小組到相關工廠，而且搜集到的證據是與很多來源於員工、管理人員及員工記錄的信息交叉核對過的。該報告同時指出，對強迫勞動進行審計時，也檢查了保密記錄以查找是否有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報告接著總結了所發現的，包括工作和居住環境、報酬、超時工作以及工人待遇等問題。

　　盡管公司的報告稱沒有強迫勞動及童工的證據，但它公布了觀察結果，公司行為準則中明確的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已被超出。該公司稱，基於此發現，其供應商正在改變政策來保證遵守每周加班時限的規定。此外，該公司指出，宿舍設施需要改善，但其供應商正在申請更多的土地來建造進壹步的設施。

　　據稱，事件中的供應商對其客戶敞開大門，並為審計工作提供便利。值得註意的是，該供應商在其行業中是壹家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並且近年來發展很快。據稱，該供應商很滿意美國公司的報告澄清了對其工廠中工作條件的指控，並聲稱由於此事的發生，使其考慮比以前更加開放其業務。

　　有趣的是，企業與人權資源中心2的政策是要求被指控侵犯人權的公司做出回應，但在該案例中，中心在公司做出回應之前就已在其對該案的總結中記錄為已解決。這是唯壹出現這個標註的案例。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事件中的美國公司使用了中國工廠所有雇員中大約15%的雇員。壹些其他主要的高端電子品牌公司也同樣使用著該工廠，但這些公司對該事件的反應卻鮮有提及。盡管涉及的員工所占比例不高，但該中國工廠沒有對美國公司的審計進行限制。

　　報道同時還強調了《電子行業行為準則》，作為壹個專門部門的工具和倡議，其下匯集了該行業中超過40（截止到2008年9月）家公司。該倡議旨在改善行業供應鏈中的工作條件。當本案例被報道時，這家中國的供應商是 EICC（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成員，而該美國公司還不是。但是，在其審計和調查結果的詳盡報告中，該美國公司表示，也會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在美國公司的報告發表後不久，壹個與此事件有關的人權問題

　　引起了國際媒體高度關註，因其牽涉到在英國和中國媒體中最初對該事件進行報道的記者們。該分包商的壹個中國全資子公司起訴記者們的個人行為構成誹謗。這場官司索要巨額賠償，且法庭壹受理此案，就將記者們的資產凍結了。事件中的報社力撐其記者並對訴訟表示譴責。隨後維護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要求中國供應商及美國公司采取行動撤案。美國公司稱，他們正在幕後努力幫助解決這壹問題。此後不久該訴訟撤銷。

　　本案例證明，通過迅速行動和全面反應，該公司平息了對其重要產品生產中的特殊工作條件問題的關註。此外，當該事件轉為敏感的關於新聞自由的政治話題時，似乎該公司已做好準備繼續參與其中。不過，該案例突出了在存在大量外包業務時，保障公司制度得到遵守的困難性。該美國公司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的決定再次表明，與同行業中其他面臨相似的行業特有困難的公司協作具有更大的價值。

　　案例分析3

　　弊端

　　自2000年，約旦與美國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FTA）》

　　後，約旦就從該優惠貿易協定中受益頗多。該協定旨在確保兩國都堅持包括禁止強迫勞動在內的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結果，當對約旦的工廠中工作條件進行全面而直接的調查時，與這兩國的政府和公司都涉及其中。

　　2006年5月，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NLC）檢查了全約旦為美國公司生產產品的紡織廠的工作條件後3，就該問題發表了壹份極具批評性的報告。調查的對象是合格工業區（QIZ）內享有優惠途徑進入美國市場的工廠。

　　截止到2006年7月，約旦的13個合格工業區中共有110多家公司，54,000多名員工。美國駐約旦商會稱，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工廠中，有66%的外籍工人，這些被稱為“客籍工人”的員工來自中國、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及印度。盡管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初衷是鼓勵國外直接投資並為當地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但被調查的這些工廠卻主要依靠移民勞動力。

　　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對惡劣工作條件進行了深入調查，包括人身和性虐待，缺乏薪酬，食物和水不足，及惡劣的居住條件等。客籍工人在其國內被要求支付壹大筆錢來得到這些工作，但是在約旦，他們只掙得所承諾薪酬的壹小部分，有些甚至很久都沒領過工資。此外，據報道，剛到工廠，工人的護照就被沒收了；並且，當他們投訴沒有工資時，曾有工人被強制驅逐回國，面臨其無法償還的債務。這些工人壹方面無法取回護照；另壹方面，若投訴，又會招致被遣送回國、監禁、毆打以及剝奪食物和水的危險。從而，他們被困在約旦，並且其在原籍國的債務也因大筆利息而越積越多。

　　而且，根據約旦的法律規定，非約旦公民，即使擁有在合格工業區工作的工作許可證，也被禁止加入任何工會，因此這些客籍工人無處求援。

　　在上述問題曝光後不久，約旦政府做出了回應，勞工部的監察小組與印度、中國及斯裏蘭卡的使館代表們共同巡視了4個合格工業區以調查這些指控。壹些處罰相繼作出，壹部分工廠被查封。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集體行動

　　2006年9月21日 ， 美 國 勞 工 聯 合 會 和 產 業 工 會 聯 合 會（AFL－CIO）與全國紡織協會（NTA），對美國政府提交了聯合投訴，要求援引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程序來處理約旦對工人權利的“嚴重”侵犯。該投訴指控約旦違反了其尊重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動標準及有效地執行約旦勞工法的承諾。這開了企業組織在貿易協定下提交關於工人權利案件的先例。

　　個體反應

　　各公司對於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的直接回應如下：

　　壹家公司稱其沒有直接與工廠合作，而是與供應商合作，並且希望所有的供應商和工廠都能遵守當地法律和自定的標準。該公司澄清道，在名單中的5個工廠中，它只與其中壹個進行了合作，且即將跟進對相關供應商進行監督與密切合作。該公司還稱，已決心采取糾正行動。

　　另壹家服裝公司稱，其中壹個問題工廠從壹個得到認可的機構處搞到了壹份有效證明。在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發表後，該公司自己進行了調查並且發現，壹些報告中的問題依然存在。該公司表示，曾試圖鼓勵該工廠采取糾正行為，但同時也指出，其訂貨量不超過該工廠生產能力的1%。進而，該公司得出結論“因此我們對於這家工廠是沒有任何（決策）影響力或談判能力的”。由於這些發現及工廠的不配合，該公司決定不再向其訂貨。

　　壹家銷售公司的回應中強調了2006年9月其內部審計員進行的現場審計，接著於2006年10月的第二次巡訪發現情況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註意到，與員工的談話也證明狀況的確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表達了其擔心：如果簡單地停止與某個工廠合作，公司將在要求實際改進的談判中失去影響力。但是，該公司特別指出，若“工廠的違規行為令人震驚，如存在監獄勞工，（它）會立即終止與該供應商的業務。”該公司最終稱，將與約旦政府、其他零售商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壹起采取集體行動來應對該問題。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明顯，雖然該案例的主要當事人是約旦以及美國政府，但是牽涉到的品牌公司也對其供應廠家的工作條件負有責任。與約旦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最主要目的是為本國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但是顯然，那些大量被帶入約旦填補這些工廠職位的移民工人受害最深。

　　看來，為改善這種情況，公司與有關政府、供應廠家及國際勞工組織，是有合作潛力的。同樣，那些有相同供應商的公司之間也應該進行合作。但是，這對那些試圖解決此問題的小型供應商而言的確有些困難，因為如果它們只是壹條大型供應鏈中的壹部分，那麽它們的影響力將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壹個積極的行業組織與不同大小的公司共同應對這些問題將產生積極而受歡迎的效果。

　　最後，從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公司因此采取的步驟來看，審計程序的效果明顯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在認定及證明強迫勞動情況上。例如，有報道稱，工廠經理們曾預先警告工人怎樣應答審計員的問題。

　　案例分析4

　　弊端

　　在美國農場裏遭受強迫勞動的大多數移民工人來自墨西哥、危地馬拉及海地。這些工人有時是直接從原籍國被販運過來的，或者越來越多的是壹到美國就被盯上。

　　佛羅裏達州農場工人於1993年成立的伊莫卡利工人聯盟（CIW）記錄了很多案例。伊莫卡利工人聯盟自稱是壹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工人組織，其成員為拉丁裔、海地裔及瑪雅印第安裔的在佛羅裏達從事低薪工作的移民工人。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稱，在佛羅裏達州的農場裏確有債務束縛性質的強迫勞動，工人被要求長時間工作，而後其工資被扣減交通、工具以及設備費用。在壹些案例中，這些工人甚至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應付的工資。他們被限制在營地，居住條件極差，且經常受到武裝警衛的監控。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秘密與農場工人合作，在對強迫勞動案件的訴訟中提供了很大幫助。

　　已經有幾個關於惡劣工作條件的案例被報道。2007年12月19日，3個采摘水果的移民工人從雇主處逃離，並轉述了他們的悲慘境況，包括被強迫負債、被毆打以及被迫對淋浴用水付費。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關註的壹個中心問題是這些工人的工資極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工資只略有提升。該組織開始特別針對經營農場的番茄種植者們發起了攻勢，隨後把註意力轉向了全球知名的食品公司。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作為對由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牽頭的運動的回應，若幹國際品牌食品公司介入其中，處理各自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問題。

　　2005年3月，其中壹個食品公司同意對購自佛羅裏達州的番茄每磅多付1美分。其條件為，該公司只與那些能保證款項直接付給工人的供應商合作。另壹公司則在2007年4月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達成類似協議，包括承諾為番茄種植者訂立行為準則，並讓農場工人更多地參與對準則遵守情況的監督。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直堅持主要針對快餐巨頭而非食物種植者，但是在2008年5月，聯盟停止了針對其中壹個快餐公司的運動，因為該公司宣布將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共同努力改善農場工人的工作條件。

　　快餐業的領頭公司同意加入增加工資的計劃，並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起呼籲整個行業都加入其中。為了鼓勵種植者的參與，壹家公司承諾對因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工資稅及管理費用提供資助。該公司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還通過了零容忍準則，規定對於有某些非法行為的種植者，需立即將其從供應鏈中清除。此外，該公司還承諾保障農場工人參與對種植者的監督，看後者是否遵守其供應商的行為準則。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該案例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是與移民工人相關的負責任的商業行為的問題。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4於2007年3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通過客籍工人計劃到美國的移民工人，面臨著被虐待的危險。正如報告中所說：“由於被束縛於單個雇主，並且沒有途徑得到法律資源，客籍工人：

　　● 通常在工資問題上被騙；

　　● 被迫抵押其前程以獲得低工資臨時工作；

　　● 實質上被扣留其證件的雇主或者勞動經紀人控制；● 被迫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 因工受傷時得不到醫療福利。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運動及隨後的媒體報道都主要集中在給工人的低工資問題上，而非集中於已達到強迫勞動境況的惡劣工作條件上。然而，即使更多的公司每磅多付壹美分給工人，導致強迫勞動的條件依然可能存在且需要解決。

　　危險在於，參與的公司只關註每磅多付壹美分的運動，而這無助於解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報告中指出的更普遍的，與強迫勞動相關的問題。

　　此外，那些在本國負責招募到美國從事農業的工人的私人職業介紹所，也存在許多問題。目前，該行業極度缺乏管理，以至於工人到美國時已背負了大筆高利債。盡管美國當地法律規定了必須償還工人的旅行及簽證費用，實際上這些費用極少得到全額償還。

　　我們希望，那些在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活動中受到公開抨擊的公司，也能對為其番茄種植者提供工人的職業介紹所進行檢查。也希望壹些公司、行業組織、相關政府以及國際勞工組織能夠共同努力，積極地解決這壹問題。在這方面，從簽署和促進《雅典道德原則》開始的開拓性工作是壹個有用的參考5。

　　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麽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雇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麽，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麽實行計劃經濟，要麽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到現在已雇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雇傭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制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麽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麽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保障（盡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制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幹預企業，企業的廠長、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制。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定的物質利益關系，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制最大問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采取這種辦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麽社會主義招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麽呢？果真是社會主義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采取甚麽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問題，盡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制等。少部份才用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借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麽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就說中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麽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麽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制，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賦予廠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麽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麽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麽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會主義嗎？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什麽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制；國家公開所有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松寬松」，但是棍子還是要打；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制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余全部物質生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發、育嬰、兒女上學等等，都是由廠辦的理發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系，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什麽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沖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麽現在又變了卦？」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常撰文宣傳制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麽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征，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麽我們也並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系。可以采取「鐵飯碗」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這種手段，根本采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麽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其實也同全民就業毫無關系）。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麽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桿插到底」，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麽，工奴制（或「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制造失業等等，除了為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麽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的關系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是通過制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所應支持的。

　　壹九八九年二月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度采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制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業和商業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員貪汙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產積極性。」（註壹）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制，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根子在官僚管理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的。」（註十八）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各種處分。」（註二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承包制制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了。後來嘗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麽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閑置、貨物積壓的現象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汙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制，卻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級吃壹級，下不保底。」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系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量的結果，認為基尼系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並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年間，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左翼反共人士]

　　共產專制在經濟層面的基本特徵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前言

　　無論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還是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工人階級都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無論是中國毛左還是中國鄧右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本文的主要內容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工人階級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階級的方法。

　　第一章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商品價值實體”的理論卻不可以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定義為“商品價值”的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包含的“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就好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系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一家木材公司的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這家木材公司的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者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比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雙方都在同樣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進行創作，使用的都是一樣質量的創作工具，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根本無法衡量衡量天才畫家與平庸工匠之間的價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畫家與隨便應付的平庸工匠之間根本無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來計算兩個人真正的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價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

　　關於馬克思提出的“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概念，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復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復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復雜勞動。比如手工作坊裡邊的複雜勞動未必就比機械化工廠裡邊的簡單勞動更有效率，同時盡管復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復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這樣，復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余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者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復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復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借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復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采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雇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的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復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盡管不直接參與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著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先談勞動價值論好了。我認為勞動價值論概括的說法就是被稱為價值規律的三句話：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其中最後壹句是說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它是如何得來的，則完全未作說明。而前兩句話的論證思路交代的比較清楚，簡述如下：根據商品能交換的事實推斷出商品內必有壹個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個屬性所承載，這壹共同物不僅屬性相同而且數量相等。然後把商品的自然屬性代表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後剩下的就只有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價值量。同時也得到商品交換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接下來又談價值如何計量問題，因為 2個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價值量)當然也相同。但是考慮到勞動的熟練程度，賣力程度以及生產條件不同，具體勞動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馬克思說要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示價值量，具體勞動需要按壹定時間內的商品生產量比照同壹時間內同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量進行折算。最後馬克思用價值規律的前兩句話給出了商品價值的完整定義，為敘述方便，稱這2句話是馬克思提出的2個價值定義原則，並稍作解釋如下：

　　原則1 「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舉例說，「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壹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壹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這就是說，同壹商品的不同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進行折算，得出當量係數。此係數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則2 「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馬克思下面的話說得更清楚：「 在這裡，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對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則1計算得到的每壹種商品的壹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所代表的價值是相等的。

　　如果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上述理解大體是正確的話，則在我看來其漏洞多多，擇其要者提出如下質疑。

　　壹 缺乏事實根據

　　不妨就從馬克思為原則1所舉的織布工例子說起，「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馬克思這樣講真的那麼理直氣壯?他如何回答手工織布工的如下質疑：蒸汽織布工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機嗎?而且還不是自己的，論技術含量，論工作複雜性他們未必比的贏我們，憑啥我們的勞動只能當他們的壹半?既然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那麼使用不同的機器所帶來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見如此定義的勞動價值連工人內部都擺不平，更不必說提供機器的出資人了。事實上人類勞動離不開工具的使用，熟話說七分工具三分手藝，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否認工具和機器對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壹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沒有出資人提供工具和機器，商品生產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壹切活動也就無從談起。

　　原則2同樣缺乏事實根據。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專業化和貿易的好處(即市場經濟內在的動力機制)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原理，而不是因為商品里有個「共同物」。當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擅長的，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時，社會總產量就會提高，通過貿易會使每個人獲益。而交易雙方都能獲益的的價格，壹般來說在兩者的機會成本之間。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壹書中有壹個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的是有農人和牧牛人兩人，開始時各自生活，互不往來。兩人均壹天工作8小時，4小時種地，4小時養牛。農人花1小時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時可獲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農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議說「農人，妳就別養牛了專門種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換5盎司牛肉」。 農人壹想，好啊，這樣壹來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來還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樂而不為;牧牛人則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了貿易交換並不是按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進行的。而是因為牧牛人用1小時40分鐘生產的5盎司牛肉與農人用3小時45分鐘生產的15盎司土豆交換的結果能使雙方都受益。用機會成本分析，對農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格低於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買牛肉就比自己養牛合算，對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錢高於2盎司土豆，則用牛肉去買土豆就比自己種土豆合算。因此所謂商品交易遵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並不符合事實。

　　二 邏輯不自洽

　　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也有問題。壹是邏輯不嚴密，前面提到的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明商品交換並不壹定要有壹個什麼「共同物」。即使有個「共同物」，嚴格地說勞動也並非是唯壹的，生產商品過程中都會產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馬克思的邏輯，這個製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屬性的固有屬性，為什麼製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為價值的承載屬性呢?可見馬克思的邏輯推理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因此結論是不可靠的。此類邏輯不嚴密的地方還有不少，下面還會說到。

　　二是馬克思竟沒有對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無差別人類勞動」究竟是僅僅指人在體力和腦力上的耗費，耗費越多勞動價值就越高;還是不管借不借助工具和機器，凡是生產商品的能力強，其勞動價值就高。連這些概念都不願明確區分，商品價值怎麼可能定義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內部爭議其實也是因此而起的。這且不提，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種類繁多的勞務工種和五花八門的商品交織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產中有不同工種，不同商品生產中要用同壹工種，這些勞動價值該如何計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車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別在兩個生產不同商品的企業工作，這2個企業在行業內都屬於具有正常生產條件的企業，可甲開的是老式車床，乙開的則是數控車床，甲干1件活的時間，乙可以幹完2件。是不是甲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於乙的1/2呢?錯!按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的定義，他們所在企業的工人平均壹小時生產的商品所凝結的價值便都為1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甲乙2人工種不同，同樣會出現上述勞動價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論。其實馬克思的例子中將織布廠的鍋爐工都視為織布工本身就大有問題。

　　三是馬克思有關勞動價值的論述中，從未涉及價格問題，只在說到價值規律時，提了壹句：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是人們天天要接觸的事情，馬克思卻以壹句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就打發了，這也是很奇怪的。再說價格是貨幣單位，價值是時間單位，兩者不在同壹範疇，如何能圍繞著上下波動呢?邏輯上似乎也講不通。怪不得詞條解釋的編者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勞動價值論始終沒有解決價格的決定問題。

　　四是兩個定義原則在處理使用工具導致生產能力的變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標準。按原則1，馬克思因為蒸汽機織布工生產效率高壹倍，就規定他們的勞動價值比手工織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則2的規定，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又都是等價的，似乎不同行業之間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別。勞動密集型行業，服務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淵之別，難道馬克思真的沒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環論證。 分析定義的邏輯結構可以發現，原則1從同壹商品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原則2則從等量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即等價出發，定義商品的等價交換。這不是典型的循環定義嗎?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還是交換的商品，要麼都用原則1處理;要麼都用原則2處理。如果統壹按原則2，以等量勞動定義價值相等，那就應該對等價的同壹商品同樣採用原則2，只要勞動具有平均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就應認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在馬克思的織布工例子中，手工織布工的勞動與蒸汽織布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應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價值則可定義為2/3小時社會壹般勞動(假定手工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1米布，蒸汽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2米布)。這樣定義價值，邏輯才是統壹的，既可理直氣壯的回答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也解決了不同行業關於勞動價值的爭議，並且還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歸社會共有的政治主張，當然這樣壹來馬克思將很難回答如下問題：手工織布工明明1小時只生產了1米布，卻能得到1.5米布的報酬，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現實中有可能發生嗎?面對如此嚴重的悖論，馬克思選擇了壹個緩兵之計，將從資本家那裡奪來的權益暫時劃歸蒸汽織布工所有，待以後論述剩餘價值理論時再將其收歸社會公有;如果統壹按原則1，從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那麼商品交換也應從價值相等出發，要麼論證實際商品交換的比例確實等於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要麼按類似原則1的方法，將生產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黃金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全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準時間(「黃金時間」)，然後以市場上實際發生的與1盎司黃金的交換比例來算出其他商品相對於此「黃金時間」的當量值。例如市場上1噸小麥可換1盎司黃金，其中壹盎司黃金所代表的 「黃金時間」設為100小時，1 噸小麥所凝結的必要勞動時間設為200小時，那麼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黃金時間」的當量係數就為0.5，也就是說小麥行業的1 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凝結了0.5小時「黃金時間」。某單位商品凝結的「黃金時間」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時)

　　式中：a-壹盎司黃金可交換的某單位商品的數量;b-每單位該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這樣定義也能保證邏輯統壹，雖然無法解決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但能解決勞動密集型行業與資本密集型行業勞動價值之間事實上存在明顯差別的悖論，而且計算處理也並不複雜。馬克思作為壹代偉人，可從英國蒸汽機織布工的例子中創造出「社會必要勞動」的新概念，難道想不到用類似的方法，將黃金行業的必要勞動定義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豈非咄咄怪事。但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以「黃金勞動」作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那就相當於承認黃金就是貨幣，價值就是價格。對於做買賣的人來說價格怎麼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賣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稅費再加利潤。如果價值與價格直接掛鉤，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壹些結論，如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與人們日常的交易行為和經驗完全相悖，人們交易時從來只問價格，那裡問過商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所以馬克思只好選擇以等量勞動相交換定義不同商品間的等價關係。為避免人們將價值混同於價格，馬克思還壹再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馬克思所以犯循環定義的錯誤，實在是形勢所迫，左右為難，最後也顧不得邏輯不邏輯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勞動概念，以壹個「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說法讓勞動價值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銜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環定義手法，用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原則來替代市場上商品交換的實際規則，從而堅持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原則立場。

　　三 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應用

　　壹個科學理論必定能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如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在各自領域均有無可爭議的應用。反觀勞動價值論的情況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勞動種類都數不勝數，相互交織，又因為價值計量方法完全沒有可操作性，所以馬克思從未實際考察統計過壹個商品的價值，即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後來是否有人實際統計過、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需要很多人擇係數，例如：什麼是正常的生產條件，什麼是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各工種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話又如何折算，由誰來認定，誰來折算等等。因此係數選取要做到完全客觀幾乎不可能。所以不僅市場經濟中根本不用勞動價值那壹套東西，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也不用勞動時間作為憑證進行物資交換，而仍然用貨幣作為物資交換的媒介。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的價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價所依據的方法也仍是參照市場經濟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潤來計算價格，壹般加5%的利潤。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謬誤。其實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領域，就如馬克思所聲稱的那樣，這是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專門鍛造的思想武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共產黨用來搶劫人民財產的借口！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是找到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即所謂資產階級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沒有了剝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餘價值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它揭示不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資產階級也不是應該打倒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下面三個因素組成：1、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另外他還加上歷史道德的因素。(馬克思既反對勞動力成為商品，但這裡卻又給勞動力開價，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並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它是雇傭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體現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所謂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勞動時間進行的勞動。

　　馬克思顯然忽略了壹個關鍵性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價值是怎麼體現的呢?難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勞動就創造了價值?顯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是通過產品(物化品或服務)來體現的，勞動力只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其價值才得以體現。當然，生產的產品越多、質量越好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就越大。

　　作為資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賣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那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說工人還創造了剩餘價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麼多了，總之，總共是多少妳說吧，100元?OK，資本家就給他100元，這樣，工人不能說資本家剝削了吧?好的，這些產品，資本家拿去賣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還賺了20元，這20元跟妳工人沒關係的，不是剝削妳工人的，更談不上是剝削什麼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開工廠，總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賺錢，他開工廠幹什麼?好玩啊?

　　如果那些產品賣不到150元，那麼資本家就不會招工人來進行生產了，於是工人連靠勞動賺取生活費的機會都沒有了。事實上，資本家在決定開工廠搞生產的時候，就考察了勞動力的價值水平和所生產商品的市場行情，進行了分析評估，有賺才會做。資本家在招工人的時候，就是根據考察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達成的協議，這是兩廂情願的事，談何剝削，又哪來的剩餘價值?

　　不論是採用計時制還是計件制，工人按勞動合約完成了規定的勞動量就可以不幹了，他為什麼要用剩餘勞動時間去創造剩餘價值讓資本家去剝削呢?這不是傻瓜嗎?顯然，只有當額外工作另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幹，那麼，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的勞動也取得了報酬，談何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呢?

　　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個標準來準確計算，比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中包含了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麼勞動者繁殖後代按幾個來計算?是否有男女之別?每個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麼標準來計算?顯然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無法確定壹個真正合理的標準的。勞動力價值只能是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根據價值規律和通過鬥爭磨合來調整。

　　就算能夠計算出壹個具體的勞動力價值，並按照這個數目付給工人工資，那麼就應該不存在剝削了，工人應該滿意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應該沒有了，但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時候還是會把工人工資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資本家還是會賺錢。既然能賺錢，那麼隨著生產的延續乃至擴大，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的財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對資本家的招工條件不滿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后覺得工資低了，他也可以離開，當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資低了，還可以通過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武力來進行鬥爭(例如英國工人破壞機器);而資本家則有三種選擇：解僱工人、工廠停辦、與工人妥協。這壹切，雙方都是從如何對自己最有利來考慮的，跟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剩餘價值純粹就是壹個杜撰出來的虛無的東西，是為了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造反而編造的壹個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餘價值論被提出之前，是不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反對過資產階級呢?當然不是。那時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被剝削剩餘價值」的概念，那麼他們是為了什麼而反對資產階級呢?農民與地主、奴隸與奴隸主，他們之間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麼?假如以後又出現什麼新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難道我們又要去尋找其特殊原因嗎?所有這些矛盾難道沒有壹個共同的根本原因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從而針對它來選擇壹種最佳方法以預防以後的各種矛盾嗎?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問題的根本實質。

　　事實上，工人跟資本家的鬥爭也罷，農民跟地主的鬥爭也罷，奴隸跟奴隸主的鬥爭也罷，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麼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願意承受這樣壹種不平等的狀況。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維持生存並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階級不是自私的，那就去為資本家無私奉獻嘛，還搞什麼鬥爭?鬥爭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爭取利益，這沒什麼好掩飾的。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外在客觀原因和個人能力的原因，人與人的利益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人如果能夠、願意承受這種不平等現象，那就相安無事，如果不能、不願意承受，那麼就必然會去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人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輕重程度不同的鬥爭方式，諸如辭職、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等等。

　　在決定要去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所要考慮的是：1、鬥爭是有風險的，可能連自己既有的利益都會損失掉，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自己是否敢於、願意、有能力承擔這種風險;2、鬥爭要達到怎樣的目的、效果?

　　第1個問題簡單得多，有時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不顧壹切了;第2個問題對於個人來說也比較簡單，而對於壹個群體來說就比較複雜了。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次群體鬥爭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考慮得不好，以致沒能達到好的效果，即使是鬥爭勝利了，也只能是狂歡壹陣子，最多是使自己獲得壹時的利益，卻沒能長久，沒能對社會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是把資本家打倒了，怎麼辦呢?把生產資料歸公、搞平均主義?由於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強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獲得更多的利益，那麼他就不會有積極性，這樣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允許能力強的人靠其能力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在為自己謀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財富，這樣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何樂而不為呢?剝奪別人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實際上也就剝奪了自己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

　　我們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人們通過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並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說，可以實行有限差別制，能力強的人能夠靠他的能力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別人差得太多。這種模式也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既然獲得的利益有限，其發揮的能力也就會有限。因此，不能對人們所獲得的利益進行限制，而這壹前提就是，必須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並使其得到保護。既然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如果不讓其投資生產，那麼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壹種浪費，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應該允許人們將私有財產拿去投資生產，而這樣壹來，就必然又會出現資本家。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把資本家打倒以後，只有實行允許有私人財產並利用私人財產進行投資生產的社會形式才是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這等於是又回到了資本主義。既然是這樣，那還打倒資本家幹什麼?況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明天別人也會用武力搶奪妳的財產，這樣等於是誰的利益都沒有保障，這相當於社會長期處於無序狀態。如果把財產交給共產黨，再讓共產黨用一黨專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經歷過毛左官僚計劃經濟跟鄧右權力市場經濟的沒有失去獨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國工人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所以，打倒資本家、搶奪其財產的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是不合理的。實際上，在壹個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誰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沒有壹個永恆的規則去保護人們正當獲得的利益，這種富翁當著也不穩當，也沒什麼意思。所以中國的富翁都陸陸續續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財產的國家去，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什麼時候又來壹場革命把他們的財產搶奪掉。

　　既然無產階級搶奪資本家的財產的這種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麼，無產階級應該怎樣跟資本家鬥爭呢?那就最多隻能是罷工、遊行示威。可是，如果資本家不肯妥協，怎麼辦?這就只能是通過政府來協調處理。雖然通過武力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忍受不了了，並且團結了足夠的力量，那肯定是會發生武裝鬥爭的，那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對資本家不滿了，對政府也不滿了，因為政府沒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武裝鬥爭，就必然要採取措施來處理，當然，這取決於事態的發展。資本家不會因為幾個工人隨便鬧壹下就妥協，政府也不會因為少數群眾隨便鬧壹下就出面解決。不管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過權衡來決定的。

　　所以，鬥爭其實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權衡。大家都是為了利益，無非是找到壹個平衡點。

　　壹般來說，工人不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不會去鬥爭的。如果壹個政府總是等到問題發生的時候再來處理，那麼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事情壹旦發生，就很難說會是怎樣的情況。壹個明智的、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平時就通過壹些措施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會不至於出現激烈的矛盾，諸如實行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等等措施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

　　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消除了這壹種矛盾，就必然會出現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試圖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資本家消滅)，而應該是讓矛盾處於壹種既有活性又有制約的良性狀態，這樣才既能促進社會發展，又不至於使矛盾激化。社會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許人們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許存在利益量的差別，制約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個國家，若要想讓政府能夠真正為普通民眾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盡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叢林法則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則，壹個好的社會奉行的法則應該是「生有保障、能者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所衍生出來的那種惡性競爭，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權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現象猖獗，更使民眾感到憤慨。

　　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裡邊，國營企業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徵，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象徵，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最佳方式。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讓共產黨可以比以往的資本家更加兄殘的剝削工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在全民所有制的偽裝之下，實際上還是雇傭勞動者的工人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成為超級的資本家的共產黨則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路人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比任何壹種其他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都要邪惡。它不但讓剝削者可以更加瘋狂的剝削，更讓剝削者多了壹層道義上的光環。為了讓人們認清，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背後的邪惡，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而清除混入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投機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讓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掌握經濟命脈就是災難。為了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清楚的明白這種共產專制的邪惡，我們必須從共產專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狀態下所帶來的災難進行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明白共產專制的邪惡，才能避免被那些偽裝成社會主義者的投機人士利用。

　　現代社會都是社會化生產，產品的生產必須分工協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協作，就涉及到產品在各分工協作者之間的分配問題。人們進行生產合作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只有在生產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標的前提下，生產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產的分工協作形式實際上已經內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來決定的，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關係就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關係。

　　產品生產無非有兩種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動性的勞動，包括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和其他企業家、軍官、官員、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等等的勞動；二是死的物的必須依靠人的勞動才能發揮作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金、物品、產權等等壹切無意識的生產要素。

　　因此，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也有兩種，壹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出資，購買勞動力，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企業生產；二是由相同的勞動者進行合作，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建立合作企業生產。前者是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分工協作方式，後者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協作方式。

　　因此，產品的分配形式相應地也有兩種，壹種是生產出的產品歸提供聯合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壹種是歸提供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前者我們稱之為按勞分配，後者我們稱之為按資分配。

　　按勞分配的說法，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依據勞動價值論，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創造的。如果要實現這種按勞分配，就是要實現壹種讓產品的所有權歸產品的生產者所有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從而實現勞動者、人、無產階級等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按勞分配的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按勞分配，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歸還給勞動者自己，而不是由壹個被共產黨以壹黨專政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所佔有。

　　而根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產品的價值來源是資本，是資本家依靠所擁有的資本進行投資的結果。誰投資于企業生產，企業生產就歸誰所有，這就是按資分配。在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中，各生產要素是由資本為中心組合起來形成生產的，所形成的生產也歸資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決定，勞動獲得工資收入，土地獲得地租，而兩者之外的所有收入歸資本家所有。

　　顯然，我們判斷壹種生產方式是不是按勞分配，只需看其生產勞動成果是否歸生產勞動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資分配就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出資者所有；按勞分配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聯合所有。毫無疑問，這才是按勞分配的本質和意義，是真正的按勞分配。

　　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國家不是企業勞動者。全民所有制企業實際上是由國家依據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雇傭壹定的勞動力進行社會生產，生產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種生產方式。顯然，這與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過壹者是國家出資，是掌握國家的共產黨出資，壹者是私人出資而已。因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壹種實質上的按資分配。

　　只要生產的所有權不歸生產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勞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取決於企業生產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係，只要所有者和勞動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勞分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並不歸企業的勞動者所有，而是歸企業的出資者，因此這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

　　按勞分配不止是壹個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要與勞動貢獻相掛鉤，從而多勞多得；更是勞動者要擁有和佔有自己的所有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再多勞多得。勞動者不能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不止是工資收入，也包括企業的利潤在內，只有把企業的利潤也分給勞動者，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才叫按勞分配。

　　顯然，根據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這種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也是壹種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勞動者並未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國有企業之中，「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提供資本的資本家不壹定是個人，也可能是經過共產黨包裝過的某個單位，某個組織，甚至某個國家；而能進行企業生產勞動的不會是國家或某個虛擬的、物的、沒有主觀能動性的什麼東西或虛幻的共同體，而只能是壹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個人。因此，真正的按勞分配只有壹種形式，就是具體生產的所有權歸具體的生產勞動者自己所有，即聯合生產勞動形式。反映到具體的企業中，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共產黨所謂的國營企業，更不是什麼法人企業、合夥制企業、股份制企業，而只能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平等共有的員工所有制企業。

　　國家不是勞動者，全體勞動者也不等於具體勞動者，具體的社會生產只有由具體的勞動者佔有才有意義，也才科學。國家或全體勞動者都只是壹種虛擬的共同體，是壹種被動之物，無法進行主動的社會生產，也沒有對物質利益的實際自然需要，更沒有對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時反應和生產的本能。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計劃管理，但對具體企業生產的佔有和管理註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國家無法及時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千奇百怪、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物質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滿足人民紛繁蕪雜的生產與生活需求。由共產黨統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國有計劃經濟實踐早已證明了這壹切！

　　同時，壹個人、壹個組織或機構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卻顯然不能佔有這些人的利益。國家可以代表勞動者，卻並不就是勞動者；國家可以代為管理勞動者的利益，卻不可以佔有勞動者的利益；生產勞動成果歸國家所有，就無法歸勞動者所有，這都是客觀現實。因此，從按勞分配的角度來講，共產黨的所謂國營企業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根本是錯誤、沒必要也毫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發展要求的。國家的這種類似中介的作用既沒必要、也沒意義，只會為人民帶來貧窮，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帶來阻礙。

　　勞動者自己的具體利益及其實現，人民自己微觀層面的生存與發展，均無需國家來操辦，不應由國家來主導管理和計劃安排。勞動者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只需滿足勞動人民的這種生產與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會制度、物質條件為勞動人民創造最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和所有權交給企業勞動者自己，壹切由企業勞動者自己來掌握，才能有效滿足勞動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才能最終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國家對人民的具體生產與生活的管理、計劃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學的，只會是划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家對勞動者的這種代表，僅僅是國家自己的說法和做法，是國家的壹廂情願，並沒有經過勞動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來認可和確認，這種代表本身就有問題。

　　傳統的共產國家的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弊端和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國家對勞動者的勞動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上。本來應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生產勞動，卻要由國家來計劃、安排和決定，國家怎麼可能像具體的壹個個勞動者個人那樣有效、及時的掌握經濟信息，從而最好的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事務呢？具體細微、變化多端的企業生產，偏要由龐大笨拙的掌握國家行政機構的共產黨來佔有和管理，這必然導致企業生產的效率低下，導致屬於共產黨內部成員的企業官僚大規模的腐敗，導致工人貧窮困苦等的社會弊端。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按勞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甚至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更加壓制無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難怪社會主義國家會普遍失敗，這些國家普遍以這種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這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做法又怎麼能不失敗呢？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這壹切。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為國有計劃經濟的無效與失敗而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

　　不可否認，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實現按勞分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實卻是完全相反。雖然像前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傳統的共產國家號稱是代表全體勞動者或全體人民佔有和管理社會生產的，由國家來決定和安排企業生產的壹切，然後再由國家把企業的勞動成果依據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工人等，但這種代表，這種方式是沒有必要、多此壹舉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如果把社會生產的所有權直接交給企業的勞動者，則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也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能夠更好的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需要。

　　共產黨所倡導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分配是由國家統壹計劃分配的。雖說是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國家怎麼能確切知道各個勞動者的勞動量有多少，該獲得多少收入和報酬呢？壹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是多少，國家根據什麼來判斷？怎樣來判斷？這種判斷具有科學合理性、可行性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真正的共產主義，勞動者應該是自覺的參加勞動，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勞動的，是壹種自由的聯合勞動。而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勞動者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怎樣參加要由國家來決定。真正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者擁有所有自己創造的產品，只不過這種產品表現為是社會的產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則以自己勞動時間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勞動者全部拿回來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而國有計劃經濟既沒有表明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也沒有確定合理的消費品的分配依據和比例，結果使按勞分配名存實亡，國家佔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個國家又是共產黨的國家，分配也就成了實質上的國家分配、按共產黨的意志分配。

　　實際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設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謂的在取消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組織的運用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按勞分配根本無法操作。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其實無法直接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有效構成。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只有在與其他具體的勞動者合作，並其產品通過社會認可之後，才能有效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其次，根據勞動價值論在進行按勞分配時，哪一種生產方式，什麼生產條件，哪一個工人的勞動能力可以作為衡量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標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時間進行數量上的精確計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任何壹個組織單位都無法正確確定壹個人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應該是多少。因此，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根據勞動時間確定按勞分配的標準是行不通的。按勞分配在實踐過程中淪為徹底的按權力分配，毛澤東時代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所設計出來的等級工資制度顯然不是按勞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業的範圍內，盡可能的由勞動者個人自己佔有自己的勞動，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其產品的價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對最好地衡量、確定和執行按勞分配。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存在缺陷的設想在現實中進行應用的表現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的空想成份正是國有計劃經濟種種缺點與弊端的根源。

　　然而，馬克思的設想在全國範圍內行不通，但在企業範圍內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協作勞動有效組成企業的集體勞動，集體勞動成果在不廢除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換行為有效構成社會總勞動。企業中有限的勞動者集體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協商的方式，初步確定每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貢獻，從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而馬克思是主張取締市場經濟並由壹個抽象的虛擬的名義上的國家來佔有生產資料，因此，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雖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結果，實際上員工所有制企業才真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失誤，實際上只是擴大了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把本來應該首先應用在企業範圍內進行的聯合勞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在設想上的失誤，應用在了整個社會的範圍內之內，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敗。因此，國有計劃經濟的正確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從整個社會，還原到企業就可以了。應把國有計劃經濟變為集體市場經濟，把被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的企業還給工人，把國營企業變為員工所有制企業。要適應更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要求，只需在勞動者擁有所有權的基礎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體企業之間的聯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廣泛的聯合即可。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主導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裡邊，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馬克思雖然提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是有差別的，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複雜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是無法相等的，可是畢竟馬克思定義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指的是廣義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內部不同職業之間的具體勞動價值差異如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馬克思並沒有具體的論述，關於不同職業之間如何具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勞動量與勞動價值合理的確定工作收入，馬克思是沒有具體論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不到具體的標準，如果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一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一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一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一把石斧的勞動量是一天，製作一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一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而且製作石斧的人要跟製作漁網的人進行交換之前必須出示用錄像的方式記錄並確定對象在生產石斧與漁網的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天的錄像憑證，不然無法進行等價交換。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一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性質。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工人不可能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麽，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麽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是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無法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盡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蘇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汙、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裏、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沖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汙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

　　蘇共與中共沒有建立產業民主，蘇共與中共建立的是黨領導一切的制度，蘇共與中共從來沒有實行軍隊國家化，所以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是黨營企業，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不受民選國會的監督，企業內部也不是工人自治的，蘇共與中共建立的黨有制與民主左派主張的民主公有化與產業民主性質不同，我支持建立在市場化與民主監督基礎上的公有制經濟，反對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我支持的混合經濟是英國的混合經濟，不是共匪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混合經濟。公有制經濟如果建立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基礎上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不是公有制經濟。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成為衡量勞動的數量與勞動的價值的依據，反而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制度實行按權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於正確的分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藍領工人的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的組成部份，對於馬克思沒有必要全盤肯定，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錯誤的部份應該被拋棄，正確的部份應該被傳承。

　　共產極權國家的權力等級制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等級制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更加嚴重，共產極權的國家權力世襲制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世襲制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國家對社會的鉗制程度比皇權專制國家對社會的鉗制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制度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社會制度。

　　第二章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列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是那種托派的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行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共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污。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制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制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制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裡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與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與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與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下面這段對話是中共黨員與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的對話，鄧右的支持者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段對話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借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佔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占份額的尺度。」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裡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里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借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資本家的高收入不是按勞分配的結果，而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果，如果資本家沒有佔有企業，即使從事經營管理工作，最多只是獲得白領工人的工資，不會獲得大量商業利潤。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與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嗎?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于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麼，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制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台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曾經發生在中國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運動雖然被鎮壓了，可是這次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參與抗爭的工人表現了成熟的階級意識。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懂得運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必然不會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因為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理解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與了投資，參與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與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隻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我覺得某些體制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學者是在幫共匪進行思想維穩，他們的階級剝削理論專門用來分析西方國家，面對血汗經濟比西方國家還嚴重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選擇性失明的，他們甚至用穩定壓倒一切為共匪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辯護。在中國基本上真正因為希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共匪鎮壓的對象，共匪只允許中國人接受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不允許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黨國資本主義。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反共，共匪幫助資方壓迫工人階級，共匪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共匪沒有積極的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共匪沒有積極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共匪沒有積極的促進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共匪雖然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會對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爭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進行迫害，工人階級應該參與反共事業。中國對剩餘價值的回饋程度低於歐美國家，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允許爭取分享剩餘價值的工人運動存活，共匪也不會主動的把剩餘價值分享給工人階級，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比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的歐美國家還差，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爭取改善勞動條件。我覺得中國是選擇了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維護工人權益的法治，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許獨立工會存在，勞動條件很差，剩餘價值回饋程度很低。

　　第三章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等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以妳選擇餐館的行為作為例子，妳需要思考選擇西餐還是中餐，最紅妳決定選擇西餐。這是妳行使自由意誌的選擇嗎？這看起來是，但根據決定論，妳的選擇必定是由過去事件所決定，這些原因可能是妳腦部的神經活動、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無論如何，它們都構成了充分原因導致妳選擇西餐，而且它們又是由其他原因所決定；如此類推，壹直溯回過去，追溯到妳孩童時候、出生之前，甚至還未有太陽系之前的事件，它們早已經決定了妳會選擇西餐。既然我們無法改變遙遠過去的事件，那麼明顯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沒有自由意誌。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裡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跡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吊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發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跡，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一個人的名譽地位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社會知覺的能力，一個人在單位內部的權勢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人際知覺的能力，現實層面根本不存在一種可以理性檢視個人歷史衡量個人品行的機制，也不存在一種可以具體計算勞動價值進行按勞分配的的機制，操縱社會知覺與人際知覺的能力通常是歷史社會條件賦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競爭產生的結果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不是按勞分配原則，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本質上是運氣。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中國社會屬於標準的逆淘汰機制，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結構性不公義，在中國可以上升為精英階層的人，基本上不是家庭背景太好的官僚資產階級，就是精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學的流氓無產階級，誠實創造的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大多數只能是藍領工人或者白領工人，而且中國的基礎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的教育資源分配是嚴重失衡的，沒有錢買學區房或者缺乏社會關係的人沒有機會進入優質的中學，直接影響以後進入優質大學的機會，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社會心理學方面缺乏充份的學術自由，中國的教育環境壓迫人在世界觀層面的思辨，中國境內從基層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功人士，大多數都有激活天賦的特殊經歷，這些特殊經歷讓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考試機器不一樣。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托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中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心靈雞湯舒服。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中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占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況：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裡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不會保障機會平等，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會自然的造成機會不平等，右派根本不適合基層人民。

　　根據歷史社會條件決定是否可以擁有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決定擁有的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的大小，然後根據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進行分配，根本不屬於按勞分配，根本不屬於根據貢獻大小分配，這種規則造就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無論這種規則是依附於計劃經濟還是依附於市場經濟，共匪是維護這種分配規則的，共匪不是左派。

　　歷史社會條件的差異造成的資源配置是需要糾正的，基層人民需要為基層人民提供補償正義的民選左派政府。

　　依靠高稅收改善收入分配是必要的，歷史社會條件良好的人應該回饋社會，歷史社會條件 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的工作支撐起來的產業鏈 各行各業的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造就了富人的財富，回饋社會是富人需要履行的義務。

　　富裕與貧窮不是根據勤奮與懶惰劃分的，是根據歷史社會條件劃分的，社會財富需要重新分配。

　　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人類社會需要依靠左派改善大多數人的歷史社會條件。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我支持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該利用民主制度爭取利益，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結論

　　綜上所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工人階級最需要民主制度，沒有民主制度資本家可以去做紅頂資本家繼續做生意，沒有民主制度工人階級根本無法得到解救。

　　政治學者談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法學教授談共匪垮臺之後處理共匪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制，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著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制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制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系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侖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盡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制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鑒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制度而另起爐竈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系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制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麽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麽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

　　那麽，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制,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制”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麽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麽樣的所有權、有什麽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麽樣的所有制”，進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制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鑒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著私有制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制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制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禦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制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系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糊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制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樣，前蘇聯著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麽蘇聯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制。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制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跡、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著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制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鑒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制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制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制、租賃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鑒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著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制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回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制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制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采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麽掠奪，要麽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制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制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制。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制。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采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采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制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采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制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采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制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制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制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糊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制等財政體制，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借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制度設計，從而盡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制度構建則不宜采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制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采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制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制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制。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麽，在私有制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盡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制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糊所有制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著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制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糊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著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制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征，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系，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沖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采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制，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麽，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麽，法人所有權是什麽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制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制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制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制當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制關系聯系，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制關系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著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麽國有化，要麽私有化，要麽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制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鑒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糊。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制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麽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著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準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麽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麽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麽，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盡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制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權制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制經濟。

　　經濟學者談民主政治與混合經濟對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個國家，要想確保科學發展，確保和諧繁榮，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除了在政治方面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更要在經濟方面構築科學的管理體系，最終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的所有制形式，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進壹步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

　　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以至於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最終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1、公有經濟地位

　　迄今為止，經濟形態不外乎三種：壹種是私有制，壹種是公有制，壹種是公私混合制。而經濟運行方式卻僅有兩種：壹種是市場經濟，壹種是計劃經濟。

　　相比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運行方式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影響人類發展的進程，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由於計劃經濟是生產由統壹安排、產品由統壹分配的經濟方式，完全寵信壟斷而扼殺競爭，以致機制僵化，效率低下，缺乏生機。而市場經濟則不僅是生產由各個生產主自己安排，生產主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經濟方式，還積極維護競爭而禁止壟斷，所以富有活力，以至長盛不衰。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壹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但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經濟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簡而言之，由於市場經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因此不僅實現效益最大化，還實現效率最優化，以至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是市場經濟的壹般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

　　盡管私有制崇尚競爭，推崇市場經濟，不僅機制靈活，還講求效率，富有活力，可因是個人擁有生產要素，只顧追求個人利益，從而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公有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具體地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

　　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如今，公私混合制分為兩種，壹種是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壹種是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私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前者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演變來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公有制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演化來的。其中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雖能彌補市場缺陷，但不能遏制社會不公；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盡管推崇公平公正，並能修補市場缺陷，但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在公私混合制中，代表公有生產要素的為公有經濟，而代表私有生產要素的為私有經濟，由此可見，公有經濟不等於公有制，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同樣私有經濟不等於私有制，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標誌。此外，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並不象公有制和私有制那樣相互排斥，以至彼此水火不容，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融為壹體，不是形成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就是形成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相比較而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優越，還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科學，因為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以至於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簡而言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使公有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因此既有利於公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非公有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更主要的是，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不但要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還要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體系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

　　此外，不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還是從經濟運行規律來看，如果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壹方面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壹方面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由於私有經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因此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不僅促進社會消費，還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總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進而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盡管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存在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分，但彼此並非勢不兩立，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形成合力，也能相互制約，還能同甘共苦。另外，雖然公有成分超過私有份額，可兩者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鑄就壟斷，只能控股經營，因為限制公有資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資本化整為零，只能混同私有資本組成股份制企業。而在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公有股份至少占有壹半；對於壹般行業，公有經濟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這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由於這種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國家以公有經濟為主體，以私有經濟為輔助，因此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並基於市場需要，配置公有資源，分布公有資產，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指引公有資本流動方向，監控公有資本流動速度。也就是說，為了優化調配公有資源，為了防止公有資產流失，為了促進公有資本增殖，不但酌情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還要酌情調整公有經濟運作戰線，以至酌情調整公有資源全盤布置，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調整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及其流動速度。凡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重點產業、大型企業，公有資產都占主導地位，私有資本只起輔助作用。而其它普通行業、壹般產業、中小企業，公有資本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對於富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公有資本通過風險投資，或控股或參股。如果公有資產因為企業倒閉，或者因為經營虧損，而遭受損失，壹方面通過資產重組，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壹方面通過追究項目經理人的責任以儆效尤。而即使有些公有資本損失殆盡，只要確保絕大多數的公有資產繁衍生息，也就確保公有經濟的總體利潤不斷攀升，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公有經濟管理

　　過去，不論是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地區，公有經濟都由政府托管，因而，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導致政府機構臃腫不說，還不務正業；導致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配置公有資源，直接調配公有資產，以至於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涉企業經營等。

　　盡管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已經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而漸漸轉向市場經濟，但因為公有經濟壹直都由政府托管，所以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增加，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加大；不僅導致政府不堪重負，還導致腐敗泛濫成災；不僅導致社會怨聲載道，還導致公有經濟發展緩慢……為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公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造成的，可事實上，公有經濟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而這壹論斷理論的依據出自1977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詹姆斯?米德，他不僅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壹，而他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而發行國債過多又會擡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西方“自由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此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所以不僅鼓勵人們創業，還增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的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原因就在於香港政府有壹大塊公有資產——土地，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在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中，公有資產可以發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出賣公有資產作為發展的指導思想，尤其不能腐敗性的、運動性的、指令性的售賣公有資產。為此，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

　　以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調劑公有資源，直接調理公有資產，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預企業經營等，尚且越俎代庖，尚且貽害國民經濟，尚且貽誤各行各業，既分散政府精力，又浪費公有資源；既加大政府管理費用，又損耗公有資產；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又亂用公有財產，結果政府焦頭爛額不說，國民經濟還每況愈下，何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但損害政府基本職能，還不利於公有資源配置；不但加劇政府機構擴張，還不利於公有資產布局；不但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還不利於公有資本流動，因而，致使政府沒有幹好本職工作不說，財政赤字遞增不說，管理成本攀升不說，還使公有資源不斷亂置，還使公有資產不斷流失，還使公有資本不斷虧蝕！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基本的職責在於捍衛人民利益，在於捍衛國家主權，在於捍衛民族尊嚴，在於維護社會安定，在於維護公有資產和私有產權，在於維護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的秩序，在於主持社會公平公正，在於保護公民及團體的合法權益，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在於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務，在於制定對外政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於保障公平競爭，在於加強市場監管，在於推動可持續發展，在於促進共同富裕，在於彌補市場失靈……而不在於確定經濟增長指標，不在於直接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在於直接管理經濟，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源宏觀配置，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不在於直接操控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不在於直接從事金融管理，不在於直接幹預企業經營……因此，為了確保政府集中精力，幹好本職工作；為了確保政府精兵簡政，提高服務質量；為了確保政府輕裝上陣，切實履行職能；同時，為了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了確保公有經濟持續增長；為了確保公有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為了確保公有資產不斷增殖；為了確保公有資本不斷贏利，必須專門設立壹個不受政府管制的權力機構，全面負責公有經濟的管理，而其基本職能在於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但制定公有經濟的發展戰略，也制定公有經濟的運行方針，還制定公有經濟的運作機制，並且指導公有資源配置，指導公有資產布局，指導公有資本流動。

　　表面上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同行政管理部門壹樣，都屬於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實際上是國家擁有的巨型財團，也是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不僅負責管理公有經濟，還負責配置公有資源，還負責監管公有資產，還負責經營公有資本。

　　具體下設有工業管理部、農林管理部、金融管理部、科技管理部、文教管理部、紅利分配部、衛生及綜合管理部、財務管理部、審計管理部。除了紅利分配部負責每年分紅，其他各部的職責在於優化配置公有資源，指導公有資產布局，監管公有資本流動，監控下屬各局運作。僅以工業管理部為例，其下設信息產業管理局、航空航天管理局、機械制造管理局、冶金煤炭管理局、石化輕紡管理局、軍工管理局等。

　　而各局的基本職責在於指導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融合，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監控公有資本流動。而各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直接管理公有資產，直接調動公有資本，直接調整產品結構。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經營主體，不管是選人管理，還是聘人經營，都必須建立內部制約系統，建立內部監督網絡，建立內部獎懲機制。

　　更主要的是，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實行有工會參與的民主管理、民主經營、民主決策，以防揮霍公款，以防貪汙腐化，以防損公肥私，以防資產流失，以防資本虧蝕，以防無的放矢。

　　展開來說，工業管理部的職能壹是在於根據現代企業制度，不但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經營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經營機制。

　　二是在於不僅打造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而推進企業上市發展規範運營，不但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還根據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運作規則，建立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制度體系。

　　三是在於建立公開透明規範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通過統籌規劃，優化完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推動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整合，實現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另外，既健全公有資本收益保障機制，又完善覆蓋全部經營性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分級管理的公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四是在於明確功能定位並實施分類管理，不僅突出企業市場屬性，也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實現差異化管理。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而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項目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五是在於規範設置法人治理結構，競爭類企業，推進以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設，強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功能，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而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公有多元投資企業原則上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非多元投資企業設壹名執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或推薦監事會主席和外派監事，與企業內部監事組成監事會。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外派財務總監。

　　六是在於建立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不僅全面推行企業領導人員任期制契約化管理，也明確責任、權利、義務，還嚴格任期管理和目標考核，保持合理的穩定性和必要的流動性。競爭類企業，按有關規定落實董事會選人用人、考核獎懲、薪酬分配權。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此外，加強對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工作的指導，明確選人用人標準，規範管理辦法，完善配套政策。

　　總之，建立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發現培養、選拔任用、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制，建立壹支勇於創新的企業家隊伍。

　　七是在於完善註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制，不僅企業領導人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連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都形成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從而建立健全企業核心骨幹長效激勵約束機制、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分配機制。符合法定條件、發展目標明確、具備再融資能力的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則實施科技成果入股、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另外，完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以至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財務審計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

　　八是在於完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管體制機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公有資本控股企業監管，健全經營性公有資本集中統壹監管的公有資本管理體制，同時，以產權為紐帶，推進產業與金融結合，加快產業與金融等各類資本優化配置，切實履行資產收益、選擇管理者和參與重大決策等出資人職責。另外，優化公有資本監管方式方法，不但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法制定或參與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為各類治理主體履職的主要依據，還加強戰略管理、發展目標、布局結構、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風險控制等管理，從而構建科學合理的公有資本監管體系。

　　總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作為國家公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是對全國公有資產進行價值形態上的監管。在這個平臺上，實行統壹的公有資產價值管理、財務管理，建立以“價值管理”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立統壹的壹體化的信息系統，不僅使公有資產集中統壹管理和分層次、分行業管理相結合，也使統壹規範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相結合，還使價值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資產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價值形態與資產形態管理、運行同步等。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國家可隨時了解和把握公有資產總體狀況、運行態勢，及時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

　　顯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不但有助於政府減肥，有助於政府加強基本職能，有助於政府幹好本職工作，有助於政府提升服務水平，有助於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有助於政府減輕財政負擔，有助於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全的公共服務……而且，有利於公有經濟混同私有經濟建立科學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公有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公有資產茁壯成長，有利於公有資本百花齊放，有利於公有經濟不斷結出碩果，有利於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如此，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掌控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既能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又能借此帶動、吸納、引導私有經濟資源，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因此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不僅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也促使社會繁榮文明，還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只受法律約束，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控制，並同行政部門壹樣，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雖然彼此職能各異，卻都擁有同等權力，因此，不但相互制約，也相互監督，相互促進，既擴充了分權制衡系統，又加強了分權制衡的功效。

　　3、公有經濟分紅

　　由此可見，既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那除了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也是國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還是全民所有的經濟實體，而其職責則在於：既要根據市場需求配置公有資源，又要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投入國家各項建設；既要肩負公有資產增殖的重任，又要擔負每年向全民分紅的使命，既要確保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又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而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全民生活蒸蒸日上。

　　其中，全民分紅也就是“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而設立社會紅利既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又提供壹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

　　早在1936年，米德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壹書中已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即國家把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的壹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而將另壹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1938年，米德又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壹書中進壹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

　　其實，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只是作為“反周期”

　　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有條件”是指只有失業了才能領救濟，而且失業者還得證明自己在不斷找工作。而“社會分紅”則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乍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分紅”似乎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但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

　　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壹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就會激勵失業者去找工作。

　　1978年，以米德為首的“米德委員會”發表改革英國稅制的報告。

　　該報告認為，當代西方稅制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有嚴重缺陷。例如，雖然名義上英美等國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但有著極為復雜的減免條件，富人有很多合理避稅途徑，而工薪階層則成為納稅主體。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稅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員會”經測算後認為，可以選擇不太低的單壹稅稅率，廢除現有的稅收減免，並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這種“單壹稅”加“社會分紅”比起現行的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促進效率與公平。而米德委員會所設想的社會分紅的來源，不只是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

　　同樣，利用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以來，美國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石油資源收入撥款設立壹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迄今連續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盡管米德並不主張公有資產的全部收益都用於對公民個人的社會分紅，但認為把壹部分收益用於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有多種益處，除了擴大消費，除了促進就業，除了簡化稅制，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還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還能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

　　事實上，英國在布萊爾推動下，已經向社會分紅的方向邁出了第壹步，即英國已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童壹筆錢，存入該兒童的“教育賬戶”。

　　過去，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普遍通過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渠道，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可並沒有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進社會消費，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而大力發展公有經濟，借助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每年向全民分紅，並綜合利用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途徑，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那不但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還既促進社會消費，又為多數人牟利；既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又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既促進就業，簡化稅制，又促使經濟持續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與把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是壹種將公有資產私有化的行為，雖然分股時的行為與公民身份有關，但之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的分紅行為只與股份的所有權有關，也許若幹年以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會同其它股份制企業沒什麽區別。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全民分紅只與公民身份有關，因而保存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

　　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盈利而不分紅，不但導致利潤留在內部而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以致造成社會內需不足，還導致自身資金充裕，導致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不僅向社會添加了經濟持續運轉的強勁動力，直接帶動消費而拉動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減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資金留存，防止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既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又能抑制通貨膨脹。

　　不消說，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使各類企業更好的盈利，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盈利增加又可向全民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是壹個不斷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留存，那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由於私有經濟使得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如把利潤留存而不分紅，必會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以致不斷引發經濟危機。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壹方面促進社會消費，壹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此外，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壹部分利潤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並沒

　　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而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

　　這樣全民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才是真正的財產性收入。而通過普遍加薪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全國性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向社會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全民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這也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等所不具備的。因此，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向全民分紅既是自己的責任，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不但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還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不但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還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

　　第壹，就公有經濟分紅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來講。毋庸置疑，公有經濟分紅可以大力促進社會消費，而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以使企業更好的盈利，而企業盈利的增加又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洋就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留在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內部，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而如果被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收繳後用來投資，那同留在企業進行投資沒什麽本質區別，如不繼續投資就起不到拉動經濟的作用。

　　如今，無論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漲工資都容易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漲工資會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都只能解壹時之需，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大投入，雖然也有助於刺激內需保增長，但這部分投入見效時間太長，以致陷入遠水解不了近渴窘境。而公有經濟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經營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而這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招商引資等）所不具備的。

　　因此，不管是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還是在拉動內需方面，還是在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公有經濟分紅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公有經濟分紅不僅能大力刺激消費，還能有效拓展消費市場，從而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至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出口或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這不管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對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增長，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二，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如果占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不分紅，壹方面使得企業的盈利留在企業內部，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因而導致社會內需不足，另壹方面使得企業資金充裕，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這樣日積月累，就會產生通貨膨脹與內需不足兩種特征重疊的現象。以致經濟越發展，企業盈利越多，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這種現象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曾多次發生。

　　這種矛盾的存在，既給宏觀調控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又使調控政策經常在刺激經濟與控制通脹之間周期性頻繁轉換。遠的不講，就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實行低利率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斷調低銀行準備金率。但時隔壹年，經濟剛有起色，還達到真正好轉之時，通脹來臨的征兆卻已十分明顯了，致使央行不得不再次調增銀行準備金率。雖然國家壹再重申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但已很明顯的流露出對通脹的憂慮。

　　如果把公有企業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那壹方面能直接迅速地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壹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可見，如果不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落實公民享有公有經濟分紅的權利，那國民經濟就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來說。

　　其實，把公有經濟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並沒有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因此公有經濟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成為財產性收入。而借助提高工資水平，借助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發紅包消費券，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等，向社會中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這也是歷次加薪時社會反映的實際情況所驗證的。

　　由此可見，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既是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良策，更是拉動內需最佳的措施。

　　第四，就公有經濟分紅是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言。顯然，科技的發展在帶給人類福音的同時，也使就業崗位不斷縮減。過去，工業的發展曾為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渠道，但工業自動化的發展將使無數的傳統工人陷入失業狀態，而隨著信息及智能技術的發展，連不少白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即便國家千方百計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車輪，將把壹個個就業崗位碾碎。因此不論是通過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還是通過發展經濟來增加就業，這種措施在壹段時間裏是可行的，但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徒勞無益的。

　　那麽，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使人們共同受益於科技的進步，即建立起利益共享機制。具體來說，社會保障可以起到部份作用，而采用公有經濟分紅則更為恰當，因此，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

　　這樣，國家無需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保就業之間左右為難，以至無論企業如何壓低人工要素成本，如何裁員，只要企業能將壓縮成本所帶來的盈利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或通過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即使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生產線來完成，每個人照樣衣食無憂！

　　第五，就公有經濟分紅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來講。大家都知道，要想灌溉先得修好水渠。為什麽中國的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在執行中走了樣，效果打了折，這是因為水渠沒修好，基礎不完善。就拿美元來說吧，美元可以做到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卻不敢去做。為什麽？因為美國在市場分配之外，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補貼、捐贈等再分配渠道，使國民得到壹部份額外收入。這樣美元貶值後，如果每人再補貼壹部份收入，每人的相對收入還等於是不變。而美國之外美元的持有人手中的鈔票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貶值。

　　如果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全部貶值。這樣不但毫無意義，反而所冒風險巨大。

　　正因為美國有這樣完善的基礎制度，所以，美國可以將很多宏觀調控手法運用得揮灑自如，以至為本國人民篡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同樣的事情，中國總是煞有介事地進行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比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其實也就是充當擰擰水龍頭角色，卻弄得管理層很累。

　　豈不知別人也是同樣擰水龍頭，可效果卻不壹樣，別人是精細化的滴灌，而我們是漫灌，效果可想而知。

　　由於全民分紅賬戶具有唯壹性，因此將來既可以進壹步作為精細化社會管理的基礎，也可以作為稅收制度改革及反腐的監管賬戶，而全民分紅渠道的快捷性與精確性，還可以使其用作扶貧賑災的快速發放通道等。

　　壹旦建立起來全民分紅機制，無論有沒有紅利可分，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說，都開創了壹個新時代，必將會為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六，就公有經濟分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來講。由於公有濟分紅讓百姓重新認識到公有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對公有企業的種種批評將會轉化為對公有企業的呵護，以至將到處縈回百姓要求增強和壯大公有企業的呼聲與訴求。

　　所以，公有經濟分紅不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反而會使公有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如此，公有經濟分紅還會使百姓增強主人翁意識，既加強了對公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又會使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感，也會使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所擔負的責任更加清晰具體，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

　　此外，全民分紅不僅使公有企業成為全體國民永久的福利源泉，還有助於使全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順利普及，使國家早日實現幼有所養、老有所扶、孤弱病殘皆有所依，經濟發展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

　　總之，全民分紅不僅能全面解決經濟問題，更能有效地解決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道德、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百姓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第七，就公有經濟分紅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而言。從經濟運行的規律來說，如果社會貧富差別過大，財富嚴重積累在少數人手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循環停滯，從而產生經濟危機。而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是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占有更大的生存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財富，從而使整個經濟生態失衡。

　　為此，西方國家借助反托拉斯法、社會福利制度、鼓勵捐贈、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千方百計想把自身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同時，不但通過法律手段防止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而且普遍采取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措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以達到經濟持久健康發展的目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強制與公益等多渠道多層次分配方式。甚至連他們的股票交易市場也在體現著這種理念，盡可能使企業向社會分紅，並向社會最大範圍內分紅。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濟波動的幅度都不大。

　　由於公有經濟可以使國民經濟永遠處於國家可控範圍之內，而全民分紅機制又像遍布整個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可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新鮮的營養和動力，因此，公有經濟分紅是根除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而要想實現全民分紅，那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並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效率，來實現企業的最大盈利，然後把這些盈利的壹部分，通過全民分紅機制公平地分配到全社會，從而產生新的社會需求。

　　當然，確定公有經濟分紅比例，不僅要根據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可持續發展需要，還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既確保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又確保全民享有應得的紅利。

　　總之，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關象行政管理機構壹樣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制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制，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壹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嚴懲，因此，可根據自身的職能，不僅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也調整微觀產業結構，更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調節社會分配，並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系統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工運人士談經濟民主與工會制度

　　作者 綦彥臣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經濟民主化的意義

　　經濟民主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維護個人權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於對專制和威權制度進行和平演變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權勢集團用來抵抗社會政治變革暨對民主轉型持消極態度。後者，給壹些閱讀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個案成功說服庶眾的理由：妳看，我不問政治，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喪失換取經濟民主、消費自由，是前轉型社會的偽精英常態。對於此類讕言，無須展開批判，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有些類的案例參照，盡管那些參照遠未贏得實質尊重。

　　重點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變」，在轉型理論大師享廷頓那裏，它是經濟改革促動政治改革的思路無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認定：「在那些已經達到中上經濟水平的國家比較容易出現政治變革，而社會環境也較有利於政治競爭，因此，經濟和社會環境對擴大政治競爭和參與較為有利。」大師理論當然有實證支持，問題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小概率事件，那麽，經濟民主將會遭到什麽程度的破壞？進壹步地說是：理論上從中等陷阱走出的國家由於整體經濟風險掉回陷阱，將給人什麽樣的啟示？

　　壹、重要細節：間接性的兩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內瑞拉。在危機發生前，它的發展經濟學特征相當好，如適齡人口識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間（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從四千壹百美元達到壹萬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權的制度經濟學特征，但它終於因經濟結構單壹、所有制偏重國企（高壟斷）而在全球石油價格危機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價危機不只是導致了本次危機，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會黨在受累於油價危機，輸給了民主行動黨。處於前轉型社會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遠不如委內瑞拉，沒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權且有向獨裁回歸的可能。其與前者的兩種經濟同構性，即房地產類於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國企功能的無無限大（至少設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說經濟崩潰導致的政治崩潰，只看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就會可怕的後果。首先是在宏觀調控層面會回歸大框管理，即是說國家計劃的地位極度突出，中微觀層的代價不予考慮，那怕由此導致政治鎮壓——只要高端計劃大框在，其他壹切代價均不考慮；其次，經濟民主遭受損害，盡管這樣的損害有它的傳統文化合法性——維護政治高端集團的生存必須讓老百姓負出代價，從商鞅到習近平，本質上就這麽壹個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關於經濟民主的相對充分認識是應當確立的。美國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的直接經濟民主失去主體地位，是個值得認真對待的例子。直接的經濟民主是壹種選擇（微觀投票）權利，其如顧客向皮匠預定自己喜歡（想象）樣式的皮鞋。然而，廣告興起，顧客尚能選擇自己的喜歡，但預定市場極大縮小，轉而由廣告引導，廣告引發進壹步的消費民主是事實，但消費者判斷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實。幸好的是，壹套發達的間接經濟民主體系與國家單元內的全面民主相關聯，其如輿論功能可以監督包括商業權力在內的任何權力。與此同時，沒有大框管理欲望的國家層面之經濟立法也不會提植入惡意，使伴隨廣告業而來的經濟情報工作完全私人化。這在大框管家理的經濟體是不可能，統計數據的產生與事前統計行為是要納入法規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產生壹個龐大的以法（不是「依法」）為食的族群。

　　經濟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經濟體系會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應帶給社會。現在已經不太有熱度的斯諾登爆料以及維基解密，實際上是與復印機的產生相關聯的。仍是美國案例，「有了施樂復印機，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復制出來」，復印的效果實現了發明者「擴大知識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對政府信息的過度保密也是巨大的沖擊，乃至五角大樓的內部文件被公開。這是壹個技術進步誘致制度變遷的經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訴世人：信息消費不管免費與否，它是整個經濟民主與消費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壹個以國家秘密或社會穩定為由壓制言論自由、截斷信息流動的管理體系，本質上就是反經濟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是不能自洽的，這是因為在經濟利益層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證統治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響，其他均被視為不足為道；另壹方面，為保證這個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諸多規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條文限制非統治階層謀求自己的利益。這個內在矛盾直接表現為政治腐敗。當然，政治腐敗只是很近晚的視角，它在歷史文化層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兩個制度體系相對完整的中國王朝經驗，壹個是明朝，壹個是唐朝。（這裏的時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從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較為便當。）二、傳統陷阱：復制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財政制度（食貨）核心是「吃飯問題」，謂之「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第壹等級或第壹項制度設置條文是「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至於官僚體系的歲供（工資）不須引入與展開，只看這個經費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義或曰封建社會主義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習近平治下的黨權更願恢復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明朝財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經濟能力遞減的影響，但是，本質未變，例證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予糧，嘉慶中，月支米六石。萬歷中減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說，紅色貴族人員犯罪之後，仍可以領到最低限額基本工資，而平民出身者則無此幸運。

　　唐朝財政制度裏的保證等級序列雖然沒明朝那樣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征十分明顯，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對其祖父李淵做隋朝官員時的低級隨從予以專門賞賜，「高祖時婿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隨著王朝統治的鞏固，最高統治者更偏好對自己的恩典，即從占有自由支配的巨額財政收入上滿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時代通過極為惡劣的稅收制度與稅官任命，積累高額財政贏余，到內戰發生的危急情況下，都不想動作，還要從社會博取戰爭專項費用。史書記曰：「及安祿山反於範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禦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後來的戰爭進程不僅使那些花錢買僧尼道資格的人喪失了重大經濟利益，而且，西安與洛陽的皇家財政實物儲存被叛軍所得。唐朝中後期的財政制度失敗完全起因於玄宗時代的昏悖。後世專寫的該朝《食貨誌》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國家憲法文本的序言來理解這壹格式），對導致財政制度惡化的玄宗時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嚴肅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於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這種批評是有局限性的，盡管不能拿現代政治文明標準去衡量久遠的歷史狀況，但是，此二十五人行為所依賴的制度體系提供了致「人無敢言」的法律基礎，才是問題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國家將大框管理推到極致的時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簡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經濟政策粗放，法律條文嚴密。

　　中共國家的法律體是正當嗎？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復制性能實心化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謂其法系屬大陸法系還是蘇俄法系，都是加進現代性因素的中華法系。既然有現代因素，就不可能不與宗教相關聯；其次，中共國家的宗教本質是個人崇拜（現實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傳統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與宋明理學終究沒突破亞宗教地位。所以，這個有現代性因素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混亂的，結果呢，習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義陷阱，追求那種「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與「法治」不同）理想。習近平對商鞅主義（比孔儒更強大的精英政治傳統）的癡迷無須展開論述，並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轉型科學內的相關專題論述。在本文中要說的是，習近平政治體系是個比商鞅主義更蹩腳的東西。商鞅主張體制內低福利，必須做到「刑九賞壹」而不是相反的「賞九刑壹」。對比之下，習近平政治繼承自中共建政以來的體制內高福利本質上是「賞九罰壹」而絕非「刑九賞壹」。這是中共國家委內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政權史已經表明，它由於虛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導致了社會道德崩解，而從經濟民主角度講，那種惡劣政策等於消滅了庶眾免費精神消費的合法層面。同時，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嚴重。回觀純學術史，法律的現代性至少有兩點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慮宗教因素，不僅無法認識美國法律史，而且，「也無法理解十九世紀的美國法律」；第二，「宗教觀念」在現代歐洲大陸債法的歷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純理論分析結合中國委內瑞拉化趨勢，可以得出三個實證政治學結論：（壹）所有的政教分離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對行政的影響，而對法律的影響不曾也不可能隔絕；（二）習近平政治與已經失敗的極權主義政權史的命運壹樣，是反現代性的；（三）習近平政治的威權主義思想資源更多地來源於中國傳統（尤其商鞅主義）而非已經有過的國際政治的國家案例，所以，它最終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兩個四條：結構性的決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義的核心，這個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個體思維質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問題：明明商鞅（以及其後所有改革者）並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還是以詩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來歌頌商鞅。這裏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並不構成不負改革之敗責任的理由。同理，習近平的所謂全面改革之大敗，在歷史書寫方面有意義甚或很悲壯，但這並不構成今日免責的理由，尤其是厲行威權主義給社會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免責的。這當中，「七〇九」事件表現出對人民裏面「無官而長」的公共人物的極端仇視，而後者正是建構公民社會、推動民主轉型的高能人力資源；北京火災後的大驅趕事件則表現對人民裏面「無祿而富」的嫉妒，而後者則是過來有限經濟民主、消費自由的壹大成果。

　　習近平政治從全面改革到全面失敗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轉型科學與政治實踐必須維護庶眾的經濟民主、消費自由，而做到這壹點就必須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設計。反框設計的要點必然是：第壹，名義全民回歸實質全民，把國家管控下的所謂國有資產量化給人民；第二，農村土地取消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完全回歸農民個人所有，是否實行集體制則取決於各傳統單元的集體表決意願，而不是全國統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費醫療，高等教育分成嚴格的公立與私立兩塊，公立壹塊免費；第四，建立國家財政支撐的青年住房平權基金，讓工作狀態的婚齡青年獲得五到十年的無租金住房，而後，再用個人的積累進行私有房屋購置。這四條是結構性的，也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四條，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的經濟民主質量會很低，消費自由也不會有質量上的提升。

　　民主轉型的社會政治基礎仍然不可忽略，盡管上述的結構性與決定性很有影子內閣性質。所以，相應的文化倫理必要性選擇是：（壹）對威權主義暨個人崇拜的傳統進行批判；（二）對源自傳統的個性獨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義觀念，尤以教育中的適當學歷為主；（四）政教分離基礎上的廣泛法因吸收，即是諸宗教中的善性與良治觀點壹起構成新法系的價值基礎。這當中，第壹條與第三條更具實踐性也可以短期見效。比如說，大框管理的反動性在文化上，它與商鞅主義關聯，似乎表現出創造性，因為「不法古，不修今」的氣概意味著壹切規範（條框）均可造成與眾不同的變異，從而制造出行為者被崇拜的氣氛。然而，此等「兩不」正是獨裁主義分子知識上無可能的印證，即是說，某種制度設計既不精煉歷史以提有益也不調研現狀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無效的。狹義到經濟領域，只能是規模性推進而不計較會計學上的可能。中共國家政權史上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就是此等貨色。至於「平民主義——適當學歷」這個理性民粹結構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證實，在競選時他說：「我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這是競選策略，但實質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出現問題，在教育投資上最直接地傷害了底層社會；壹方面，教育質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難以獲得消費者剩余；另壹方面，像貨幣現象的通脹壹樣，文憑通脹成為社會常態。

　　關於個性獨立文化與宗教共構法系價值可以用壹個著名反論來說明，是為普魯東與曾經的政治合作者馬克思的「免談」。前者反對新的偏執、新的使徒姿態，因此，要鼓勵不同意見暨反對壹切排他主義。這是後者所無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導致了前者所說的「否則，免談」。「共產主義這種讓生氣、絕對不容異己的狹隘性」當然導致它的政治失敗，因此，蘇聯的政權實踐出了如此結果：政治精英對學術界的統治，聲勢浩大的異己思想整風，異己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安置。等等。這樣的政權在法律、經濟諸方面明顯失敗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結論 轉型乃道德自新機會

　　極權主義政權史表明，它們拒不承認自己在法律、經濟、宗教、文化諸方面的全面失敗，「改革」不僅是欺騙社會的幌子，也是統治體系的致幻劑。為了防止幻想被異見力量打破，政權會采取違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國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既不亞於此前二十六年的廣場開槍，也不亞於蘇聯對社會精英的殘酷流放。然而，無論如操弄「改革」符號，極權主義政權最終在經濟方面必然表現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公平方面，而且，隱蔽地表現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經濟政策頂尖決策層根本不擔心銀行壞賬，因為那些壞賬經由國家權力可以瞬間攤銷給公眾（狹義為儲戶）。

　　外國觀察家對攤銷行為津津樂道：「壞賬規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說的少百分之四十；因為他們沒有註意到壹個事實，即壞賬中的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銷賬。」當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資產高凈值人士為了避險，開始向海外轉移自己的資產。忽略這個微觀層面問題不計，針對大框管理的反框設計放在轉型科學裏面，本質上是給中國社會壹次經濟道德自新的機會。這次機會到來後，自然會消滅可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改造社會必須深化民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人類生命要永續不滅就必須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這種意識,否則人類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類必須有愛人如已的精神,不愛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愛人是要用具體的方法與手段作基礎去實現的,籠統地講大同沒有現實意義,必須有核心價值觀的方法與手段,本人不才提出過三個民主理論,就是為了實大同而創的。

　　因為人類社會太復雜,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單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須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來看也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認為三個民主就是實現大同的價值觀與理論工具,當然本人只是作了壹個總述,具體的還要在實踐中去探索.檢驗與完成.

　　所謂三個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人類壹切活動不超出這三方面．政治民主分為國際政治民主與國內政治民主兩大範圍。國際政治民主上我主張聯合國升級進化為世界聯邦民主政府，軍隊世界化，統壹化，駐紮世界各地。各個聯邦國只保留有自主權的警察系統．國內政治民主上我主張是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憲政（包括: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政黨立憲制,這個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的進化,有人也說可以叫黨主立憲制,適合於當代的民主國家）.

　　經濟民主分為國際經濟民主，國內經濟民主，及企業內經濟民主。國際經濟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資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計劃的配額化的民主協商分配,然後各自根據需要可以轉讓配額,達到各取所需目的.國內經濟民主是以國家範圍內的資源由全民的共產共享和企業內經濟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為主要標誌的按照資源股，投資股，勞動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體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權至上為原則，包容壹切宗教神話及主義信仰，並用現代科學化解讀壹切，使各種文化公平竟爭，有用的就保留，無用的棄之，從而合眾歸壹,把世界融合為真正的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與自然和諧的普世文化．．

　　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這是壹切的關鍵．經濟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階級與階級鬥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識上思維上族群上的鬥爭，使人類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學！

　　一國先在國內建壹個小範圍的大同試驗區,也就是搞壹個小天國的試驗,成功後再到區域內，最後走向國際，直至世界大同！

　　三個民主是理想主義理論，目標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產共享的天國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來方向，但並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與生產力發展同步，通過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狀態.原則上以非暴力運動為主導,先建立具體的三個民主的制度基礎,並倡導基督的愛人如已的精神來實現人類的和解.如果沒有愛人如已的精神是永遠不能實現大同的。

　　最後總結壹下大同價值觀就是:"三個民主壹個愛",沒有愛其他壹切都是白說,愛是大同的頭與上體,而三個民主是其的支架下體基礎,如同鼎之三足,少壹個都不行的。沒有基礎支架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愛。

　　經濟民主的制度設計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各國的產業民主

　　經由以上各學者以及團體針對其不同角度對產業民主所下的定義，我們仍有必要針對產業民主在各先進國家實施之現況作一了解，故我們選定對產業民主制度的執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國，及推行產業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國，還有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為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實施產業民主制度之探討。

　　（一）德國

　　在路心鏡所撰的「工業民主制下勞工參與管理之研究」論文中提到，德國在戰後，由於是戰敗國，故陷入了經濟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傳統守紀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業民主在德國變成了最系統化的典型，一切以法為依歸，採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國政府藉由立法、法令解釋、與法院的判決所創造出來的工業民主制度，使德國數十年來勞資關係始終保持和諧，爭議極少發生，勞工生產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們將從德國實施工業民主的演進，包括相關法令制定的過程及運作機制作一陳述。

　　１、德國工業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據胡旻欣「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論文，德國本身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的立法構想，是始於1848年在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所提出之工廠法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這個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手續，但有些企業家仍將這種「勞工委員會」引進到他們的工廠，讓其員工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以便勞動者得藉此機構將工廠內各種苦衷及煩惱反映給雇主，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故當時雖還沒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據，但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勞工委員會的設置，但這均為任意性的，設置與否均任由雇主自行決定。

　　德國的工業民主，其正式見諸於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規定某些重要產業需設置員工代表會，至1920年員工代表法始採強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對企業層次的影響力因各種有關共同決定權的法令陸續制定而逐漸增強，在「勞動者特刊」一書中列出，其中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鋼鐵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受雇員工超過1000人之煤鋼鐵業，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勞資雙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決定權利，董事會中則設一名由勞工推選之勞工董事，負責人事與福利事務。

　　B、1952年的「聯邦企業組織法規」：將共同決定制延伸至煤鋼鐵業之外，規定5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C、1976年的「員工共同決定法」：規定僱用超過20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其勞資雙方在監事會具均等共同決定權。

　　２、工業民主的運作機制

　　在高崇耀「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國的工業關係體系同時建立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第一是企業層次，由個別雇主與其員工代表會在共同決定權上的交涉；第二是產業層次，由雇主團體與工會在團體協商權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國層次，由雇主團體、工會與政府三方在全國一致性事務之協商交涉。而在「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吳旻欣指出，德國工業民主的工業關係體系，其基礎主要靠下列三個次體系來運作：

　　A、員工代表會

　　執行共同決定權的基本單位是員工代表會，其法定適用對象為僱用勞工人數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營企業。員工代表會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資雙方對立的態度，進而促進雙方的感情，加強雙方意見的溝通，使企業進行順利，資方的營業獲得增進，而勞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員工代表會每年應召開四次之工廠會議，且應邀請資方代表參加，資方代表每年至少應有一次在會中報告該廠場之人事、福利、營運政策與狀況，以及未來營運計劃等。

　　張立民於「員工參與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認為，員工代表會的一般任務為：Ⅰ.對於員工及企業有關之措施提出建議案 Ⅱ.就企業協約中有利於員工之規定予以執行上的監督 Ⅲ.接受員工的訴訟及勞資爭議的處理 Ⅳ.安插傷殘者或其他需要保護在企業內就職的員工之工作。

　　B、監事會

　　根據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廠場層級，既有由一般員工所選舉代表組成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層級，則有員工與工會選出之勞工代表，以與股東代表共組成之監事會，以便使勞工能在更高層次參與企業之決策。

　　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全體監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產生。如經投票無法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則依法主席由資方代表選之，另副主席由勞方代表選之。故實務上，主席多由資方代表選任。

　　這種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開二至四次的企業內監事會，應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Ⅰ.依企業內組織章程所規定之重大政策或計劃的決定 Ⅱ.指定董事會之董事人選 Ⅲ.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

　　C、董事會

　　德國企業之董事會應設置一席勞工董事，在吳旻欣的「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規定，只有煤鋼鐵業及員工二千名以上的企業才能設立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的任免程序與一般企業之董事類似，是根據監事會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任免之。

　　雖然與其他資方董事共同處理及決定企業之一般經營事務，企業董事通常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勞工董事同時肩負有企業經營成敗與維護其所代表勞方工之權益的雙重使命。

　　董事會運作時，其所作之各項決策需每年向監事會至少報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說到，監事會之監督董事會的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如監事會不同意董事會之決策時，董事會可能將它再交由股東大會來決定，後者之裁決通常較監事會之決定效力高。整體來說，因為董事會是執行企業事務之常設機構，且又有大量專家輔佐，故其在企業內是比監事會更有權力的一個組織。

　　張立民在「員工參與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指出，德國的公司是採取兩層級的組織結構，分為董事會與監事會，亦稱「董監雙元制」。監事會有權指派董事會，可以說是最高的監督機構；董事會則負責實際經營。董監事會的成員均係兼職，一年開會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務有下列幾項： Ⅰ.考核公司的營運方案，並隨時監督業務活動。Ⅱ.對公司重要的業務決策，享有決定權。Ⅲ.可選任公司之董事，當董事會意圖不軌，影響公司營運時，可予以解散。Ⅳ.詳細查核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帳目。Ⅴ.對公司年度決算，股利及紅利的分配有審查權。

　　（二）英國

　　英國勞工對於產業民主中所謂「高度參與」，即由勞方代表進入董事會一事，受限於英國工會傳統上與資方持相互對立的立場下，無法真正落實產業民主中由勞資雙方共同管理企業的各項政策或措施。雖然如此對於勞工本身的權益、勞動條件、工資等較切身的問題，卻是積極的參與，因此透過與資方談判，協商等機制的團體協商、共同諮商就成為目前英國的產業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國的大儒韋伯夫婦二人在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提到「產業之問題在於將何物，如何地，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而決定何物的是消費者，決定如何地的是專家們，而工會則只參與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該書繼續提到：「產業民主主義是利用勞僱之集體行動之勞動條件改善運動，也就團體交涉。」以下，將先針對英國的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之立場，來了解產業民主在英國之情形，並針對其現有的制度，即共同諮商、團體交涉二項制度在英國之實施成效並提出有效之建議。

　　１、英國的產業民主：勞、資、政三方之立場

　　在英國政府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 一文中談到：「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在英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議題。當時英國由工黨所執政，工黨基於本身政黨屬性及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注，遂指派英國貿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產業民主問題的研究，工黨於1978年提出白皮書，還來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選失敗，產業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實的機會。」繼之而起的保守黨，於1982年通過的僱用法中規定一個公司如超過250人就應該有適當的規畫將公司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使有助於公司與員工協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礙於社會及潮流的趨勢。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一）一文中認為：「保守黨對工會所採取的打壓政策及對產業民主所持保留的態度以及工黨每逢大選皆敗，是致使產業民主無法在英國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資方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資方對於產業民主中讓勞工出席董事會，參與決策的看法上，除了認為對原有的管理階層造成威脅及高階管理者所享有的種種利益受到影響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國的工會在1970年代展現出驚人的消極性力量(罷工不斷)。資方對此極為畏懼，深恐如果讓勞工參與董事會將使工會如虎添翼，後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業即使有勞工參與董事會，通常是在工會力量大時藉著參與的途徑來弱化工會的力量，所有的決策在勞工參與之前即已決定；違反產業民主中勞資合作之基本精神。」勞方在產業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對的理由並不一致。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工會中左翼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不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右翼工運人士反對勞工參與董事會者則強調勞工應遵循傳統的集體爭議途徑來爭取勞工權益。對於勞工進入董事會的功能也有所質疑，因為勞工董事所佔名額有限，故在表決時必然成為輸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參與董事會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變成替資方背書而己。而在一些已讓勞工進入董事會的產業中，工會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國的勞工傾向以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再加上英國工會過去的強勢作為及抗爭手段，令英國的資方不得不和工會談判，工會通常由此一過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對產業民主的理念並不怎麼熱衷。」朱柔若先生於「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一書中則認為：「工會對產業民主制度的認識，實際運作機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堅持工人是生產關係中之絕對主體的意識形態，在產業民主制度推行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２、英國產業民主的現制

　　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國在實施產業民主的相關制度的情形與成效：

　　Ａ、共同諮商

　　英國企業內產業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為一種由勞資雙方依自願方式，共同選派代表組成之機構。英國政府對於其成立、組織及解散，均採自由放任政策，對於內部組織，職權，任務等，亦不干涉，由各企業自由決定。故其實施情形，各企業頗有差異。一般來說，其實施目的在於：１促使勞工運用知識及誠意，努力達成企業目。２增進勞工對於企業之認同感及改善工業關係。３提供勞工宣洩不滿情緒之管道。另有參與企業日常事務決策之機會。惟其決議案只是建議性質，並無強制執行效力，企業經營權仍操在資方手中。

　　Ｂ、團體交涉

　　1970年的工業關係法案第一條即規定，自由及負責之團體交涉為推動良好工業關係之基礎。

　　全國性團體交涉仍普遍，但廠場層級之團體交涉己日漸盛行。團體交涉之項目範圍，傳統上僅包括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雇主強烈反對與勞方共同決定有關生產事項以及勞工之僱用、解僱以及財務及營業有關事項等。但根據英國皇家多諾凡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顯示：工廠事項進行團體交涉時，其談判事項之範圍，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與衛生、人機配備、工作遷調、加班、懲戒、停職、解僱任用、學徒等。若干工廠幹事甚至要求討論企業之事務有關事項。

　　勞資雙方為協商增進企業內人力資源運用之方法，共同訂定各項生產力改進措施之細節，另進行生產力談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簽訂生產力協約(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為廣義的團體協約之一種，其目的在使基層勞工有機會參與談判程序，以運用其資方賦權及發展其潛能。

　　團體交涉與勞資諮商通常並無明顯界限，企業內現行團體之項目範圍，已超過傳統上的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領域，許多企業已將原列為勞資諮商之事項也列入團體交涉項目。根據調查，大多數企業位設有團體交涉機構，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單純作為勞資間之團體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團體交涉與共同諮商雙重功能。對於資方及管理人員而言，僅約有百分之十認為團體交涉機構並不十分有效。

　　根據英國之經驗，共同諮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勞資雙方共同努力。若高階管理人員不熱衷出席會議，重要事項不列入議程，且不重視勞工之意見，或勞工代表將會議視為工作中偷閒之方式，則共同諮商制度難免失敗。反之，若能獲得勞資雙方支持，妥善慬謹的規劃，對於會議代表施以適當訓練，則較能成功。

　　（三）日本

　　產業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稱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研究」，同樣處於亞洲的日本，擁有一個特點──「終身任職」制度。在張天開的「各國勞資關係制度」一書中也有提到，日本員工從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業；因此工會多受到僱主的控制，有「公司工會」的嫌疑，但也因為企業文化的關係，日本的產業民主不如德國式的產業民主，但其意義卻和產業民主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比較，因此我們在此簡單的敘述日本的產業民主。

　　以下，我們將日本的產業民主，就是其所謂的「經營參與」加以探討，分別以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經營參與的意義、經營參與的形態、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此四方面作一說明。

　　１、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

　　Ａ、日本「經營參與論」的風起雲湧

　　日本有關經營參與的議論，於70年代後急速抬頭，肇因於公害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而展開的對企業之強烈批判行動中，勞資團體亦相繼提出各種形式的經營參與論。

　　同盟與日經連於1974年設置「全員經營、經營參與共同研究會」。次年同盟在召開之大會中，提出「實施經營參與體制方案」，揭「讓工會推薦的代表，參與企業監事會」的方針。同年中，社會經濟國民會議、生產性本部等，分別發表有關經營參與的論點。1976年也都有發表相關研究報告書。

　　Ｂ、個別企業的推行

　　日本若干企業早已實際跨出「經營參與」的腳步。在當時企業經營參與的實施步調雖然並不快，然而終究給予其他企業「示範帶頭」的作用。例如：

　　Ⅰ.產經新聞在1974年，已同意依勞動協約，讓工會委員長列席董事會，並承認工會對於「負責營務的重要幹部」之人事干預權。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勞動協約，承認工會參與經營審議會的權利。

　　Ⅲ.松下電器則嘗試導入「勞工出任董監事制」，由原任之工會委員長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經營參與異於西歐

　　日本戰後的社會改革，造成企業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這與西歐的經營者擁有大量資本的現象不同，也因此導致日本在實施經營參與上與歐洲的差異。主要是因──勞資關係──的不同使日本大企業亦異於西歐。在資方擁有「絕對經營權」體制下，工會在團體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多被壓抑，無法及於西歐「產業民主主義」的水準。也因此導致「經營參與」無法成為企業中實際問題的焦點。日本企業在強化經營體制的實施下，藉著名為「參與性的管理」，而實質上為勞務管理手段的「小集團管理」之普及，和兼併團體交涉功能的勞資議制之擴充，展開日本式的經營參與。此觀念在「勞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經營參與的意義

　　Ａ、經營參與的一般定義

　　經營參與，即為針對此定義下的「企業經營權」之參與；亦即企業活動中所必需的勞動者，以其身份，在其職位上，對於企業經營權的參與。勞動者的經營參與，乃指勞動者個人，或組織的代表，針對企業或工廠內，管理者對於經營方針、投資計畫等屬於經營權事項的決策或執行，發表意見，或擁有某種程度的規範作用。

　　Ｂ、經營參與在日本的代表意義

　　日本式經營參與，基於「勞資間並不存在階級利益對立」的觀念，兼之勞動工會採取企業內組織的形態，無法擺脫「企業歸屬意識」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經營者所期待於經營參與的，不如說是勞動工會放棄原有職責，以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務管理的協助身份和立場，達到企業提高生產性及合理化的經營目標。

　　Ｃ、日本經營參與定型於「勞資協議制」的說法工會於配合企業「提高生產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動上，使工會變質為企業的生產協助機關。因此充實勞資協議制並強化其功能。但並不等於經營參與，也無法完全代表經營參的所有實況。只能視它為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經營參與的形態

　　Ａ、「參與層次」的形態及內容

　　經營參與在「層次」上的形態，一般區分為企業層次、事業所層次和現場層次。在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陳周欽的碩士論文，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三個層次，並有詳加探討。

　　Ⅰ.企業高階層次的經營參與：著眼於和企業發展有關的經營方針、決策問題、經營計劃、生產銷售策略、研發等等。通常是指「勞工出任董監事制」。此制度，或類似制度的導入，主要是由經營者發起，目的在確保員工對於經營危機中的企業之協助，或謀求企業人心之整合。因此並非僅限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但在經營決策上，有朝勞資會議的上層擴大的趨向。不在「黑盒子」中作業，但正式成立「經營決策為討論事項」的勞資高階會議仍少數。但在非正式的勞資高階懇談場合中，經營者委婉地向工會解說特定的經營政，或與戰略決定的有關消息，或聽取勞方意向動態的情況。

　　Ⅱ.事業所層次的經營參與：大多透過勞資協議制，參與企業經營權的執行之有關事項、雇用、昇遷、人事制度規則等等。屬於「勞資協議制」的範圍。透過事前協議、團體交涉或勞資協議制度，對於經營權予以預先的、內部的規制。

　　Ⅲ.現場層次的經營參與：和日常企業活動有關，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產計劃、勞動環境及待遇福利。與前兩種層次的參與不同，是為直接參與。利用目標管理、參與性領導、工作擴展和強化、自發性小集團活動等「參與性的管理活動」，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團主義方式結合，產生獨特的日本式運作方式。重點則放在集團目標上，採取集團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無缺點運動、等方式，是日本勞資關係中，經營參與中的重要一面。

　　Ｂ、「參與執行方式」的形態

　　在日本的形態在一般各國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經營決策」與「所有」之參與

　　日本企業內經營協議會的活用，可達實質上的經營參與，且日本的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在個別企業、事業所內，立於支配性的優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在探討日本的經營參與時，除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外，僅能限定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及現場層次的勞動者參與等範圍。

　　Ⅱ.「工作」之參與

　　工作的上的參與，係透過現場的小集團活動等方式，在企業間廣泛展開，技術革新與生產力向上運動的強力推進下，提高從業員工作意願，唯有重視工作場上下意思之溝通，和激勵勞動者的自發參與意願著手。

　　４、日本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

　　經營參與型勞資關係，為日本勞資關係的特色。基於「全員參與」之構想的日本經營參與，其特質與日本式經營及勞資關係的特質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勞資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勞工行政書中胡國堅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識」及「企業集團意識」導致強烈的「一體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業經營中的：與企業契合的工會意識，以企業為中心的家意識及終身雇用制的施行等，成為促進經營參與的誘因。

　　因此，日本企業中的監事會，其所具之權限和功能相當有限，不如德國之權限。因此在日本，勞動者代表參與監事會的情形，在實質上仍稱不上經營參與。因為在日本大企業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存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及「經營者支配體制」的特徵，大企業的經營者（社長），擁有企業最高決策的決定權，董事會成為形式化的虛設組織。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中國勞動關系常見弊端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法律是如何執行的？工會的作用是什麽？ 中國勞工通訊為這些有關中國勞動關系的常見問題提供了簡明扼要的答案。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

　　中國有為工人提供壹系列權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護工人免受雇主剝削。工人有權按時獲得足額工資，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工時和固定加班工資，享有涵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在內的社會保險，合同終止時獲得遣散費，同工同酬權以及在工作場所免受歧視的保護。

　　工人也有權組建企業工會（詳見下文），在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發生重大變更之前，資方必須征求企業工會委員會的意見。然而，自21世紀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來，幾乎沒有新的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權利。政府高級官員公開討論削弱現有的勞動保護法律，以創造壹個更有利於商業的法律環境。

　　中國最重要的勞動關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按此查看更多有關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

　　法律如何執行？

　　中國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勞動法，並確保工人的權利受到保護。但是，地方勞動部門常常資金、人手不足，並缺乏執法的能力和意願。與保護工人權利相比，地方政府壹般更關註促進當地經濟和營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環境。在改革開放時期，政府逐漸將勞資關系的權力讓渡給企業主，使雇主有能力決定雇員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確保勞動法律能夠得以執行——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來要求企業足額支付工資和加班費，簽署條款合理的勞動合同，要求企業足額支付社會保險費，並在受傷或勞動合同終止時，獲得賠償金。

　　可以說，在過去十年中，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政府對當地投資的保護，勞動法律的執行力度已經減弱。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後，地方政府和工會著手推動確保中國最弱勢的工人群體——農民工——按照法律規定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然而，該舉措從未獲得足夠動力。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群體的調查顯示，2009年42.8％的農民工與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是到了2016年，這壹比例降至35.1％。

　　中國工人是否有權罷工？

　　1982年，作為時任領導人鄧小平“現代化”改革的壹部分，憲法中刪除了罷工權。但是，法律並不禁止工人采取罷工行動。事實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們想讓雇主聽取他們的要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罷工。

　　自2011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超過10,000起事件，表明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抗議活動在整個中國的各個行業都很普遍。罷工活動通常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但近年來中國也發生了壹些大規模罷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約4萬名工人罷工兩周。也有罷工同時發生在中國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別由塔式起重機操作員和卡車司機組織的罷工。有時，工人在參與或組織罷工後被捕，但如果他們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擾亂公共秩序，例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不是“參加罷工”這壹行為本身。更常見的報復形式是罷工領導人在罷工期間或之後的幾個月內被資方解雇，在中國，這壹過程被稱為“秋後算賬”。

　　中國的工人是否有結社自由？

　　沒有。中國只有壹個法定工會，即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所有企業工會都必須通過地方工會聯合會的層級網絡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請參見簡化的工會組織結構圖：

　　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和領導。任何建立獨立工會運動的企圖都被黨視為政治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建立的唯壹獨立工會，是於1989年短暫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軍事鎮壓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並被解散。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主要職責是什麽？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281萬個基層工會中擁有約3.03億會員，其中包括1.4億農民工。這意味著其入會率約為37％，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北歐國家除外）。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工會會員要麽不知道自己是工會會員，要麽對工會代表他們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會法》規定，已經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必須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撥繳工會經費，而工人繳納的會費則微不足道。因此，中國大多數企業工會基本上由資方控制，並代表資方的利益。

　　企業工會領導極少在勞資糾紛中支持工人，黃興國就是少數的壹例。2014年，沃爾瑪位於中國中部城市常德的門店關閉後，黃興國領導沃爾瑪員工開展了長達壹個月的抗議活動，要求遣散補償。據報道，全國各地工會雇用了超過壹百萬名全職工會人員，他們本質上是政府官僚，對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與資方的談判中代表工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壹直以來認為，自己是工人和資方之間的橋梁或中間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正面臨著變革的壓力。工人和勞工積極分子正在施壓，他們要求工會真正維護他們的利益。壓力同樣也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他們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確保普通工人能夠獲得體面的工資，並確保在改革時期就呈指數級擴大的貧富差距能夠開始縮小。

　　公民社會在支持工人運動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21世紀初，有數十個主要集中在南部廣東省的勞工組織，積極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些勞工組織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會該做的工作：幫助與雇主發生集體糾紛的工人提出他們的要求，選舉談判代表，制定談判策略，並維護工人之間的團結。他們還幫助工人利用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社交媒體向當地工會官員施壓，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訴求。然而，2015年，當局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打壓，導致許多有影響力的勞工組織關閉。盡管遭受打壓，但公民社會仍然以“個體活動家組成的非正式網絡”的形式存在。他們可以為工人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指導，確保工人運動保持在正軌，並督促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其會員負責。

　　中國有集體談判嗎？

　　中國的集體談判仍處於萌芽階段，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別的集體談判機制。且工會目前無法有效地在談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們不得不自行處理勞資糾紛。集體談判通常只發生在工人罷工之後。工人，尤其是廣東的工廠工人，往往願意選出自己的談判代表，並對資方持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坐到談判桌前。在許多情況下，資方會願意對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讓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罷工行動。

　　壹旦爭議得到解決，工人在罷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團結力量往往就消散了，並很少有任何後續行動。為數不多的為集體談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規之壹是《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經過多次起草，於2014年9月通過了極度弱化的最終版本。這些規定未能給工人提供壹個真正參與談判過程的機會，因此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該省真正的集體談判至多仍是無序且隨意的。

　　法院在解決勞動爭議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中國，解決勞動爭議的程序分為四個階段：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這壹過程中的關鍵機構是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LDAC），負責裁決大多數日常勞動爭議。次要案件也可能由當地政府的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責處理，這是壹個負責確保雇主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行政部門。申請仲裁較為簡單便宜，大多數案件都能盡快得到處理，但是仲裁委員會只接受原告能夠證明與雇主有正式勞動關系的案件。這實際上排除了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工人，在雇傭過程中受到歧視的工人，以及超過退休年齡、不再被正式視為工人的勞動群體。公務員和軍事人員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壹年，這對於塵肺病等職業病的受害者來說是壹個主要障礙，因為他們往往在離職後幾年才發現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員會接受的勞動爭議案件絕大多數都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解除、終止勞動合同有關，工傷相關案件的比例較小。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6年勞動者勝訴率約為35％，而約45％的案件以勞資雙方的妥協告終。

　　壹般來說，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後，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訴。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大多數勞動爭議訴訟案件中，舉證責任在於雇主（參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解釋》中規定，如果勞動爭議是由雇主決定解雇雇員、減少薪酬或重新計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應承擔舉證責任。對原告工人的不利之處在於法庭訴訟所涉及的財務成本和時間，即使在最直接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訴訟費。雇主可以通過無休止地向上級法院上訴來擱置案件，即使原告勝訴，也無法保證判決會得到實際執行。鑒於法院必須處理大量積壓的案件，他們經常尋求通過調解而不是正式判決來解決糾紛，而這可能損害工人的基本權利。法院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願意受理集體案件，通常將集體維權者分解成單獨的原告。中國法院不接受集體訴訟。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

　　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民事法院不願受理集體勞資糾紛，加上中國缺乏正式的集體談判機制（見上文），這意味著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集體行動來解決他們的不滿。 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工人往往可以迫使當地政府和工會官員做出回應。但是，回應並不總是有助於工人的。中國的大多數集體勞資糾紛都與欠薪有關，這個問題在建築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都很普遍。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官員如能夠找到雇主，將向雇主施加壓力，要求其支付至少壹部分工資，然後說服工人接受這筆交易。地方政府和工會經常誇耀他們為工人追討回多少工資，卻不真正解釋為什麽他們最初能夠允許用人單位不及時支付工資。在針對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的罷工和抗議中，地方官員往往向勞資雙方施加壓力，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並讓罷工工人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然而，這些速戰速決的解決方案很少觸及產生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因此，壹場罷工平息後，六個月或壹年內再次爆發另壹場罷工並不罕見。將警察派遣到罷工現場是很常見的，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現場，確保抗議者不會離開工作場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擾亂公共秩序。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有大約5％案例的抗議工人被逮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工人通常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被釋放。

　　中國有最低工資制度嗎？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嗎？

　　中國有月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盡管法律上並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這樣做。事實上，2017年，廣東省政府決定每三年調整壹次最低工資，以減緩該地區向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業務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仿廣東，凍結最低工資標準。

　　國家方針規定，最低工資應至少為當地平均工資的40％。實際上，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平均工資的20％到35％，勉強夠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費用。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包括大多數生產線工人、非熟練工人、車間工人等，他們必須依靠加班費、獎金和補貼來賺取生活費。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減少加班費、獎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會立即要求加薪。同樣，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想要確保在他們在被解雇時，企業會全額支付應發放的每壹分錢。

　　不穩定用工在中國是個問題嗎？

　　和其他壹些較為發達的經濟體壹樣，在中國，不穩定工作和勞動力臨時化是壹個日趨嚴重的問題：壹些行業，如建築業，幾十年來壹直依賴臨時工。但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以來，越來越多的雇主試圖通過將長期員工重新分配為福利較少的短期或派遣員工，從而規避法律義務。中國“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許多工人正被雇傭為“網約工”而非正式員工。許多新工作報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例如，貨運司機和快遞員經常面臨交通事故風險，但醫療保險政策（如果他們有的話）往往沒有完全覆蓋他們的需要，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

　　中國工人有可靠的社會福利嗎？

　　中國政府正尋求建立壹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雇主和雇員負擔起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保險的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宣稱是為了幫助那些不再擁有分配住房的員工購買自己的住房。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家與政府官員囤積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制度，讓政府與資本家可以把不願意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分配給工人的工資以住房公積金的名義囤積起來。總的來說，在社會保險制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條款的執行也非常寬松，大多數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義務。實際上，違規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電子商務巨頭京東的負責人曾認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經向其157,831名全職員工支付了超過60億元的社會保險費。

　　政府正在尋求通過引入基於城鄉居民個人繳費的新型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計劃來解決社會保險缺口問題，並正逐步減輕雇主所需承擔的責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規。然而，數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仍然沒有基本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不得不依靠家人養老。

　　本文首發於2014年12月，最後更新於2018年7月。

　　就業和工資

　　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壹直是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然而，數百萬傳統行業的工人被下崗，許多新興工作低薪且缺乏保障。十年前建立的保護勞工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甚至於無法保證數百萬工人能按時獲得勞動報酬。

　　在過去十年中，最低工資標準盡管穩步上升，但區域差異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沒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盡管政府出臺了長期的扶貧政策，但城鄉差距依然頑固存在。

　　關於就業和工資支付的法律規定

　　中國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來界定雇主和雇員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法律規定有1995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載有關於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資支付、福利和終止雇傭的明確規定。具體條例如下：

　　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0條）勞動合同應當載明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內容。（《勞動合同法》第17條）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某些條件下允許彈性工作時間。（1995年《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超過標準工作時間的工作應支付加班工資，加班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勞動法》第41條）加班工資不低於正常工作日員工工資的150％；休息日不低於200％；國家法定休假日，如春節，不低於300％。（《勞動法》第44條）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勞動法》第50條）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勞動法》第51條）在規定情況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員工有權根據受雇年限獲得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壹年支付壹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合同法》第47條）?

　　法律保護受到侵蝕

　　這些法律規定賦予了工人廣泛的權利和合理的保護。然而，自從《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以來，雇主壹直試圖削弱勞動法律，地方政府官員也未能有效執行勞動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過仲裁、法院系統或集體行動來捍衛自身權利。

　　迄今為止，雇主對《勞動合同法》最常見的應對是重新分配現有雇員，並招聘 勞務派遣工而非正式員工作為新雇員。這是壹種降低公司所需承擔福利的方法，也使雇傭和解雇工人變得更容易。勞務派遣經常被濫用，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臺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確保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然而，許多雇主繼續大量雇傭勞務派遣工，剝奪他們享有與正式雇員相同的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權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東北城市長春，中德合資汽車制造企業壹汽大眾的壹千多名勞務派遣工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申訴，要求同工同酬。盡管采取了集體行動並訴諸勞動仲裁，工人們的不滿在壹年多之後仍未得到解決。

　　壹些雇主通過引入靈活工時制度，削弱標準工時制的保護，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對中國約10萬名員工實施了所謂“綜合工時制度”。此舉（根據現有條款，幾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許公司根據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加班時間和其他福利，並使低薪員工無法同時擁有第二份工作。沃爾瑪員工以罷工、法律訴訟和廣泛的網絡抵制作為回應。

　　為了逃脫勞動合同的法律限制，壹些公司，尤其是制造業公司，通過雇用職業學校的學生來滿足高峰期的生產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學生工雇主之壹是電子制造商富士康，該公司於2017年9月從鄭州城市軌道交通學校招募了3,000名實習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導致蘋果iPhone X手機生產延遲之時趕制訂單。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工廠的工作與他們學習的課程專業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們被告知，只有參加工廠實習項目才可以順利畢業。

　　新興服務行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和共享經濟中，許多工人沒有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而是被雇用為個人承包商，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沒有任何正式員工所擁有的福利和社會保險。例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配送行業越來越多地采用與個體承包商的非正式關系，這些承包商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競標配送訂單，而無需與該公司簽署任何正式勞動合同。

　　在這些新興服務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然改變。激烈的競爭導致許多新興企業倒閉，工人因此被解雇，卻得不到任何賠償。

　　創造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失衡

　　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並將其視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穩定的重要舉措。政府聲稱，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平均城鎮新增就業約1300萬人，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失業率。

　　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自2012年以來持續減少，但就業人口繼續逐步擴大，從2012年的7.89億增加到2016年的8.07億。這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許多以前被排除在就業人口之外（或被排除在某些勞動部門之外）的人，能夠找到新的工作。

　　問題不在於缺乏就業機會，而是許多新創造出的工作崗位報酬低且不穩定，通常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大批為網上購物提供包裹遞送服務的快遞員是壹明證，體現了中國湧現的新興就業機會及其帶來的新問題。壹名快遞員描述了他們如何“每天工作12小時，運送300多件物品”。

　　我們分揀幾噸包裹，即使是最輕的貨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裏，爬過46層樓去送快遞。手機必須壹天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還要自己支付所有的電話費。我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3400元。

　　對於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規劃師來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而在於雇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員工提供體面且報酬合理的工作以及職業發展機會。

　　此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需不匹配問題，壹直難以為滿足雇主的需求，為雇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訓練有素、能力強的工人，以推動企業發展。在過去的幾年裏，當新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時，求職者和雇主的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尤其明顯。 2017年，近800萬畢業生懷著很高的期望進入就業市場，但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最終只能找到薪水相對較低的職位，他們的薪酬水平基本與高中學歷工廠工人的薪酬相近。例如，《佛山市12個主要制造產業人才薪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佛山主要制造產業大學生的平均薪酬為3614元。

　　中國以學術考試為導向的大學培養體系通常無法使學生為就業市場的需求做好準備。同樣，職業學校長期以來也因沒有培養出企業所需的熟練或半熟練工人而受到批評。然而，政府試圖通過促進私有化和鼓勵企業更多參與來提高該體系的效率，但尚未產生任何積極成果。

　　另壹個主要問題是，許多企業不願意在培訓上投入任何時間或資源；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能夠具備立即開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許多企業主的觀點是，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培訓，只會鼓勵他們跳槽尋找壹份報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國要填補由“低工資經濟”轉型向“技能型經濟”的技能差距，就應改變企業這種短視的觀點。

　　壹些制造商和物流企業正試圖通過自動化來解決員工的招聘和培訓問題。盡管機器人制造業蓬勃發展，但事實證明，找到機器人能代替的職位比預期困難得多。甚至，以“工業機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縮減了其自動化計劃。該公司的神秘老板郭臺銘（Terry Gou）計劃，2013年公司工業機器人數量有望達到100萬個，但2015年，富士康自動化技術開發委員會總經理戴佳鵬（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國工廠內僅安裝了大約50,000臺完全可操作的工業機器人。他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至少在中國工廠內增加10,000臺機器人，取代所謂的“3D”工作，即骯臟（dirty）、危險（dangerous）和沈悶（dull）的工作。此後，該公司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到2020年，其在中國的工廠要實現30%的自動化。

　　失業管理

　　在2010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穩定在900萬左右。這種“穩定”是因為統計數據的來源非常有限。城鎮登記失業率只統計非農業戶口的工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壹半），且僅包括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它忽視了所有農村工人和農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穩定工人、兼職者或臨時工。

　　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統計數據在衡量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2018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將按月定期發布全國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其數據定義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壹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全國水平略低，分別為4.9%、4.8%和4.9%。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仍低於發展中國家（5.5%）和發達國家（6.6%）平均水平。

　　雖然比起以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新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肯定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反映整體失業情況。農村失業情況未被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穩定就業者也未被納入統計。

　　盡管如此，當局還是采取了壹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不會失控。在煤炭、鋼鐵等重工業有600萬工人下崗時，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為提前退休計劃和再培訓項目留出了1000億元。例如，安徽馬鞍山鋼鐵（馬鋼）的員工數量從峰值9萬人下降到只有3.2萬人。工人們在計劃經濟時代享受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早已不復存在，但正如前馬鋼工人張麗娟（音譯）對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國家不會對任何人完全撒手不管”，下崗工人享受到了體面的提前退休計劃，並在達到退休年齡時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對於許多年長的工人來說，這壹福利足以維持生活，而年輕的工人可以通過外賣或網約車等按需服務移動應用打零工來補充他們的收入。

　　拖欠工資

　　然而，大多數下崗工人不如馬鋼等國有企業的工人那樣幸運。私營部門的工人往往難以獲得按照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和社會保險福利，很多人在被裁員時，還被拖欠著難以討回的幾個月的工資。

　　迄今為止，拖欠工資仍是中國勞資糾紛最重要的壹個原因。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仍然無法保證能夠按月足額拿到工資。2017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至少有約80%的工人集體行動與拖欠工資有關。在建築行業，拖欠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約99%的勞資糾紛是由拖欠工資引起的。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清楚這壹長期存在的問題，承認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且這壹問題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在2017年1月《人民日報》的壹篇報道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壹名官員指出:

　　壹方面，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建築施工業、加工制造業和租賃場地經營業仍是欠薪高發的重災區；另壹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顯，“互聯網+”模式等新業態企業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將新興行業欠薪問題的惡化歸咎於市場不確定性、經營擴張過快，以及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提出若幹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最後期限。然而，大多數措施僅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減輕雇主的過失，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系不平衡問題，正是這種不平衡導致雇主不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並隨意推遲支付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

　　自2010年中國從全球經濟放緩趨勢中崛起以來，北京、上海、重慶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翻了壹番。然而，其他許多省份，尤其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卻沒有跟上，且主要城市和較小城市地區之間的最低工資標準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北京與廣東制造業中心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相同，但是到了2019年，北京市月最低工資比東莞高出480元。

　　東莞最低工資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是廣東省政府希望減緩企業業務外流，特別是減緩該省制造業流向成本較低的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總部設在香港的機構“勞動力”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增長放緩嚴重影響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都達到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沒有高出太多，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們被迫住在價格低廉的劣質房屋裏，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為了以節省交通費用，許多人步行上下班。“勞動力”在後續報告中建議，壹個更現實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按照這樣計算，2019年廣州月最低工資應為3728元，東莞2331元，惠州2588元，河源等四線城市應為2298元。

　　2004年，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最低工資規定》，其附件說明，國際上壹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達到過這壹標準。過去幾年裏，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並未減小，反而在增加。如廣州、重慶等城市，月最低工資不到平均工資的24%，而北京則不到20%。

　　收入不平等

　　根據2018年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最富裕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比最貧窮的20%人口（僅為6，440元）高11倍。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間，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2萬元，而城鎮居民最貧窮的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到4000元。

　　改革開放之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國民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額從27%下降到僅15%。Piketty等人還發現，從1978年到2015年，盡管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底層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長率僅為4.5%，而頂層1%人口的收入增長率接近9%。超級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長最快，平均每年增長10.4%。據福布斯統計，2018年中國共有338位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家馬雲以346億美元的凈資產位列榜首。

　　然而，與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富人之間的差距相比，中國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仍然相對較小。2017年，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7.20元）是農村最貧窮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301.90元）的23倍。如下圖所示，過去十年間中農村居民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前，最貧困農村居民與最富裕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22倍，2005年大約是21.5倍。回顧改革剛開始的情況，城鄉平均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約350%。

　　城鄉差距可能是當今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和城市家庭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因為幾乎所有最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都位於城市地區。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獲得這些服務，而農村居民需要支付高昂費用以前往並留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城市。盡管中小城市已經開始放寬對農村居民的行政壁壘，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會向農民工開放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

　　分析和結論

　　粗略看中國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壹個相當繁榮的社會景象：年輕、勤奮的中產階級家庭，決心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這壹幻想在2017年末破滅了，當時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為期40天的高調驅逐運動，清理城市棚戶區，驅逐所謂“低端人口”，正是這些人生產、銷售、運送北京中產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務和生活方式。驅逐事件揭露了壹個殘酷的事實，即中國城市的富裕幾乎完全依賴於底層階級的貧困。

　　中國政府已將減輕貧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擴大中產階級列為高度優先事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指出：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我們將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我們將拓寬人們獲得工作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渠道。我們將看到政府在調整財富再分配方面發揮作用，並盡快縮小收入差距，確保每個人公平獲得基本公共服務。

　　然而，該演講缺乏實現這些目標的真正具體做法。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獲得體面收入，以及未能彌合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的壹個關鍵原因是，他們缺乏集體談判制度以爭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條件。過去十年來，工人們壹再表明，當勞工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有手段和能力集體組織罷工和抗議。然而，工人沒有壹個能夠代表他們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

　　作為中國唯壹的法定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在許多工作場所都有名義上的存在，但工會代表主要受資方控制，與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聯系。中國工人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會，使工會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府也需要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施壓，使其在改善勞資關系和維持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本文首發於2008年，最後更新於2019年7月。

　　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公民生活（包括就業）的任何方面都不得歧視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婦女。 此外，中國還制定了許多旨在促進就業平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然而，私營雇主和政府機構都普遍存在就業歧視，並且這種歧視仍得到大眾廣泛的容忍和默許。受到技術缺陷、執法不力以及相互沖突的立法和政策的阻礙，旨在消除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似乎在助長而非阻止歧視行為的延續。

　　本簡介將概述中國就業歧視的主要形式（基於性別、年齡、戶籍、健康狀況、殘疾、民族和性取向的歧視），分析工人當前可獲得的法律保護，評估仍然需要進行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充分保護工人免受就業歧視。

　　中國就業歧視的形式

　　性別歧視

　　2019年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為女性在工作場所實現平等的長期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它主張加強用人單位的責任，並增強工會在打擊歧視方面的作用。 然而，該手冊也很好地說明了目前中國性別歧視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它指出，性別歧視並不僅僅局限於招聘過程中（通常會非常明顯），而且存在於所有就業領域，包括薪酬待遇、職業發展機會、職業培訓、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工作條件，特別是職場暴力和性騷擾問題。

　　盡管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法院等機構越來越支持性別平等，但也有壹些阻力來自於思想傳統的雇主，他們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價值觀的倡導者。此外，中國政府在愈發關註國家低出生率的同時，也強調婦女應該專註於照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職業發展。

　　實際上，工作場所歧視早在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中實行基於性別配額的招生和歧視性入學政策十分普遍，而這通常導致某些專業的女性在入學考試中得分不得不高於男性，才能被錄取。教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為軍事和警察培訓高校的這種做法辯護，而大學管理人員對於實施性別配額的解釋，通常只不過是壹些“女性最適合做什麽”的家長式判斷。

　　女性壹旦開始就業，便立即遇到更大的障礙。 盡管法律明確禁止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但招聘廣告往往公開宣稱某些工作是針對男性的，而其他（通常不太有聲望且較為低薪）工作則為女性保留。

　　人權觀察（HRW）對2013年至2018年期間，在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進行調查，證實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 例如，在2018年，在全國公務員職位表中，有19％指定“限男性”或“男性優先”。相比之下，只有壹項招聘指明女性優先。

　　壹般來說，男性被認為更適合做體力要求高的工作（實際上，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可以“保護”婦女免於伐木、礦山井下作業、腳手架組裝拆除或高處架線等工作），男性也被認為更適合做白領管理人員、公務員以及與工程和技術有關的工作。

　　另壹方面，女性通常被認為更適合從事服務業、銷售和文職工作。 此外，壹些需要與公眾互動的職位，例如前臺接待員和航空公司乘務員，招聘時通常有最大年齡限制、最低身高限制和其他身體外貌要求。

　　2015年9月，深圳舉辦壹個的招聘會上，壹間汽車維修公司的招聘廣告十分典型：

　　修理師傅：男，高中以上學歷，吃苦耐勞，3-5年以上維修工作經驗，具有獨立完成汽車維修及故障診斷能力。

　　中工：男，吃苦耐勞，工作認真負責，2年以上機電維修實操經驗。

　　前臺文員：女性，18-25歲，富有親和力，有良好的服務意識。

　　即使沒有公開表明任何對於外表的要求，在求職申請中要求提供照片的普遍做法，也使雇主可以輕易根據外表歧視求職者。此外，人權觀察的報告顯示，諸如阿裏巴巴等大型公司居然在招聘廣告中，強調公司有“美女”、“女神”員工，以此吸引男性求職者。 盡管阿裏巴巴後來承諾解決招聘廣告中的歧視問題，但其他知名度較低的公司改變的速度不會有這麽快。

　　多年來，女性壹直在反擊並起訴雇主歧視。 2013年，女性求職者曹菊（化名）提起了被認為是中國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曹菊在求職網站上申請了北京的教育培訓機構巨人學校行政助理壹職，其後被告知“這個職位只招男性”，曹菊因此將巨人學校告上法院。經過長達壹年多的法律鬥爭，最終，巨人學校與曹菊達成和解，公開道歉並支付曹菊3萬元賠償金。這壹備受矚目的案件被評選為2013年十大公益訴訟案件之壹，鼓勵更多女性抗議歧視性招聘。

　　次年，杭州壹家法院宣判，新東方烹飪學校侵犯了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並通過“限招男性”的做法實施了就業歧視。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進壹步判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應向原告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2015年11月，北京壹家法院判決，該市郵政局存在歧視女性求職者的情況。25歲的原告馬戶被“只招男性”的理由拒之門外後，將北京郵政告上法庭，並要求57570元的賠償金和正式道歉。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道歉要求，只判決郵政公司支付與杭州案相同數額的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盡管這些法院判決承認了就業歧視的存在，但所施加的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

　　即使在招聘廣告中沒有明顯的歧視性條款，雇主仍然可以設法對女員工實行性別歧視。由於擔心女員工婚後會離職，雇主經常向女求職者詢問其成家計劃。有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妊娠檢查，或遵守公司有關結婚和懷孕計劃的嚴格規定。許多雇主會通過制定不合理的工作時間或增加工作量，想方設法迫使懷孕的員工主動辭職。員工的產假申請經常被拒絕，使得許多女性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以照顧新生嬰兒。隨著中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並鼓勵女性生育更多孩子，這種情況可能會進壹步惡化。

　　壹些婦女已成功起訴在懷孕期間遭到非法解雇的情況。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壹家法院判決因懷孕被非法辭退的尹婧勝訴，其雇主，北京市壹家商貿公司，向尹婧支付62,237元人民幣的經濟補償。 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尤其是工廠低薪女工來說，去法院起訴或進行勞動仲裁根本就不是壹個選項，因為她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些。

　　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壹樣，在職位相同的情況下，中國許多女性的收入明顯低於男性。根據壹個在線招聘平臺2018年對相對高薪的白領員工的調查顯示，女性平均薪酬為6497元，薪酬均值為男性的78.3%。該調查指出，女性更難晉升到管理職位，尤其在工程制造領域，男性在高級管理職位中占比超過95%。

　　鑒於許多行業都存在著幾乎牢不可破的晉升天花板，無論中國女性還是男性，似乎越來越覺得女性獲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結婚，而不是追求事業。官方調查顯示，2000年有37.7％的女性認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到了2010年這壹比例上升到48％。然而，情況很復雜，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推遲結婚以專註於自己的事業。例如，在2018年的壹項針對白領的調查中，只有49％的女性認為婚姻是必需品。

　　對於已婚女員工來說，要實現合理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壹項持續的鬥爭，尤其是在科技行業，該行業因工作時間長及日程安排緊張而著名。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女性在做家務和照顧家庭方面花費的時間平均是男性的兩倍，但是人們仍然要求她們像男同事壹樣努力工作。由於繁重的工作量和嚴苛的管理態度，許多已婚已育女性被迫退出該行業。此外，在經濟不景氣或公司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女性通常是最後被考慮雇用和最先被解雇的群體。

　　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恐嚇在中國是壹個嚴重而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壹點可以從#MeToo運動期間的大量投訴中得到證明，當時全國各地的女性主要對在大學、民間和宗教組織以及媒體中有權勢和影響力的男性提出指控。僅在2018年的前10個月，就有至少36起重大#MeToo案件被曝光。盡管有網絡審查，但事實證明，這場運動勢不可擋，部分原因是#MeToo運動創造性地使用了符號和同音詞，如米兔，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幾十年來，相似案例的大量積累。

　　早在2013年，壹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就顯示，高達70％的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然而，當時大多數受害者都不願意提出正式投訴或向法院提起訴訟。調查中有約4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保持沈默，而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直接處理了騷擾。

　　但是，在#MeToo運動之前就已經出現壹些性騷擾訴訟。例如，在2009年，壹名28歲的上班族A女士因抱怨其日籍主管公然性騷擾而被解雇，盡管在壹次公司聚會中，主管的性騷擾行為已經被鏡頭拍攝到。法院判定該日籍主管行為構成性騷擾，須向A女士書面道歉並賠償3000元，以補償因該事件引起的精神痛苦。

　　基於年齡的歧視

　　年齡歧視往往與性別歧視密切相關，對於女性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尤為常見。 盡管性別歧視仍然是壹個主要問題，但由於中國勞動力的快速老齡化，年齡歧視的問題在過去十年已略有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的繁榮時期，工廠老板和其他雇主可以靠來大量來自農村的年輕工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空缺。雇主通常會把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在30歲、甚至25歲以下，因為他們相信年輕員工比中年工人更便宜、更有效率、更順從。 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工人減少，雇主被迫擴大招工網絡並招募更年長的工人。 例如，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富士康現在僅規定其深圳工廠的求職者必須達到“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工作年齡”。

　　然而，年齡歧視在服務行業仍然是壹個問題，特別是在廣受歡迎的專業職位上。 2015年9月，壹家名為“歐品屋”的網上購物平臺招聘拓展經理，提供人民幣8000元至15000元的月薪及五險壹金，但將招聘年齡限制在23至30歲之間，並要求應聘者“性格開朗，善於表達”。

　　盡管與十年前相比，中國較為年長的工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許多工作機會仍然報酬低、不穩定且不安全。建築行業是年長工人增長的壹個領域，工人的平均年齡可能超過40歲。然而，該行業因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系統性拖欠工資及危險的工作條件而臭名昭著。2015年約35％的工業意外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與建築倒塌、機械故障或高空墜落有關。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主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效用：政府福利與資源分配，內部移民控制以及犯罪監控。每個城鎮簽發自己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該轄區內的居民能夠獲得當地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其他人則不能。根據居住地點，戶口被廣泛歸類為“農村戶口”或“城市戶口”。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對於父母持有農村戶口的孩子來說，無論他們實際出生於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口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 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自那以來，農民工人口穩定增長，2015年達到2.74億。

　　盡管許多城市放寬了對農民工獲得社會服務的限制，但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其子女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獲取服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實質性障礙。這些障礙，給通常比收入遠低於城市工人的農民工，帶來了額外且無力承受的醫療和教育費用負擔。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也影響到其他城市的專業人員。例如，2010年對大學畢業生的雇主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近60％的人為準雇員設定了具體的戶口要求。壹些求職者在法庭上質疑這些要求限制，但除了2013年壹名安徽省畢業生以歧視為由，起訴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知名案例外，長久以來法庭壹直不願意受理此類案件，因為這將會威脅到當局的利益。包括法官在內的法院官員，均由當地政府支付薪酬，因此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避開任何可能造成利益沖突的案件。

　　盡管中央政府官員多次宣稱改革戶口制度，使農民工的生活更輕松，但決定權仍然在各個城市手中，各城市將根據自身需求及容納新 移民的能力來決定戶籍制度的改革步伐。

　　對身心殘障工人的剝削歧視

　　身體殘疾的工人，例如視障、聽障和行動能力有限的工人，在中國正面臨著普遍的歧視。 正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王治江博士所說：“實際上，沒有不適合工作的殘疾人，只有不適合殘疾人的崗位。”雇主不願創造無障礙和開放的工作環境，意味著殘疾人很難找到任何形式的就業機會。

　　2019年4月，作為壹名視障人士，溫州大學畢業的鄭榮權報考了南京市盲人學校的教師職位，筆試面試均排名第壹，其後卻被告知按照公務員錄用相關標準，視力不合格不予錄取。這引發了網民激烈的討論，鄭榮權本人也在壹篇微信貼文中指出，他的視力能夠看清教室中人群的出入。他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和過往實踐經驗都證明他能勝任盲校的工作。他寫道：“自從我進入正規大學以來，我壹直在嘗試使用自己的行為來幫助身體健全的人了解視力障礙者。”他補充說：“如果我沒法成為教師，被迫回去做按摩，那我又將回歸那個相對封閉的視障人群體；反之，我將有機會向更多人展示視障人真實的生活和他們所具備的能力，從而讓更多人了解視障人群，了解整個殘障群體。”

　　2010年的壹份報告發現，在具有自理能力的殘疾人群體中，只有34％的城市居民和49％的農村居民實際就業。此外，那些設法找到工作的殘疾人，通常從事邊緣、低薪的工作，例如盲人按摩師。殘疾人長期失業是中國壹個嚴重的問題，數百萬失業殘疾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龐金鵬從1977年開始成為殘疾人，壹直無法像普通人壹樣工作生活。當時年僅19歲的他在當地國營煤礦工作，因煤礦斜井發生重大的跑罐事故而不幸被撞致重殘高位截癱。這幾十年來，他在家中度過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

　　為了增加殘疾人的就業機會，國務院於2007年出臺了《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達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比例的，應當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然而，即使在地方政府部門，這壹規定似乎也被廣泛忽視。根據反歧視非政府組織益仁平中心對中國30個城市的政府部門進行的壹項調查，政府部門中，殘障雇員的最高比例僅為0.39％，而有些部門則低至0.02％。此外，也不能確定投入就業保障的資金的主要目的是否為向失業者和殘疾人提供就業服務，報告表明腐敗和資金濫用猖獗。對浙江省資金使用情況的審計發現，只有13.7％的資金實際用於殘疾人的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在湖北某縣，80％的資金用於支付員工福利和行政開支。

　　最近，由於原因是殘疾人人權活動家在法庭上對壹些制度提出了質疑，殘疾人在就業權利方面取得了壹些小進步。例如，在殘疾人權利活動家宣海於2012年對地方政府提起訴訟後，安徽省政府應視障考生的要求，提供了公務員考試試卷的電子版本和相關無障礙軟件。

　　對於患有智力障礙的工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人來說，尋找和保住工作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例如，有精神疾病的白領專業人員經常因未能達到工作目標而被解雇等。2008年6月，壹名在IBM任職的研發工程師在被診斷為抑郁癥、企圖自殺並因此被公司解雇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該工程師獲得超過57,000元的賠償。但是員工很少能夠因精神疾病的歧視而成功起訴其雇主，在大多數情況下，員工很少求助於其他同事或公眾，也很難獲得其他員工和公眾的同情或理解。

　　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極易受到不道德企業主的剝削和利用。這種剝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是2007年的“黑磚窯”醜聞，數百名智障兒童和許多精神殘疾的成年人被迫在中部省份山西的磚窯工作。但自那以後，中國媒體會定期報道類似案件。事實上，許多此類案件只有在調查記者揭露時才會被曝光。

　　在2010年的壹個案例中，記者透露，十余名工人在新疆壹家建材廠被奴役三四年，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無償工作。這家工廠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幹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還領不到壹分工錢。據報道，這些工人中有八人為智障人士，他們被四川渠縣壹個名為“乞丐收養所”的組織賣給了這家工廠。按協議規定，工廠應向這個中介機構壹次性支付9000元的費用，並支付每人每月工資300元給“乞丐收養所”，如果工廠丟失工人，每丟失壹名賠償1000元，而工人自己收不到任何工資。

　　對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歧視

　　據估計，中國有1.2億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占中國總人口的近百分之十。與艾滋病病毒（HIV）壹樣，乙肝病毒只能通過體液的直接交換來傳播，日常接觸不對他人構成風險。然而在中國，人們普遍誤解認為乙型肝炎是壹種可以通過在學校或工作場所偶然接觸傳播的傳染性疾病。

　　乙肝病毒攜帶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外，直到2000年代中期，反歧視活動家開始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雇主提起訴訟，這種狀況才得到改善。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不僅在訴訟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宣傳案件和向政府施壓要求修改法律方面尤其成功。現在許多限制措施已經被取消，雇主不得非法檢驗準雇員是否攜帶乙肝病毒，罰款措施也已經出臺。盡管做出了這些改進，但是益仁平中心在2011年對180家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發現，有61％的企業仍在對員工進行乙肝病毒篩查，35％的企業表示他們會拒絕攜帶乙肝病毒的求職者。實際上，對乙肝攜帶者的就業歧視仍然很普遍，以至於許多求職者選擇在體檢中作弊。在蓬勃發展的體檢黑市中，許多“體檢槍手”收取高昂費用，代替乙肝病毒攜帶者參加入職前的體檢。詳細信息請參閱益仁平中心在2009年發表的關於乙肝攜帶者就業歧視的深入研究報告。

　　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面臨相似，甚至更嚴重的歧視，而這同樣是源於恐懼和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 例如，北京大學的壹位教授在2010年稱，艾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人不應該當老師，因為“18歲以下的學生的免疫力可能不足以抵抗這種病毒”。2007年的壹項研究表明，48.8％的受訪者和65％的雇主認為艾滋病毒攜帶者不應該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許多省級政府仍然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擔任教師。但是，在2013年的壹起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案件中，壹位教師因在入職體檢中檢測出HIV陽性被拒絕入職，而起訴江西省教育局。這被認為是中國首例成功的艾滋病毒歧視訴訟，原告最終同意以45,000元的和解費用撤回訴訟。

　　民族和宗教歧視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持續存在，尤其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由於漢族人口持續遷移到中國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緊張局勢。為了緩解這種緊張，中國政府出臺了壹系列對少數民族的 “積極區別對待”措施，包括向少數民族地區分配發展資金、放寬計劃生育規則、放寬少數民族高考錄取條件。然而，這些措施引起了漢族人民的不滿，並且在緩解針對少數群體的就業歧視方面收效甚微。在2011年對10,796個招聘職位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雇主通常對具有少數民族特征姓名的求職者存在嚴重歧視。只有大約壹半的公司不論民族，平等對待求職人。即使在政府部門，歧視也仍然存在並為公眾默許。地方政府有時會指定部門職位的民族限制和要求。公務員和政府雇員的宗教活動也受到限制，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禁止新疆的公務員、教師等在齋月期間禁食。

　　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通常會在服務行業面臨歧視，尤其是在低層零售崗位和餐飲服務職位上，雇主更願意雇用對於漢族顧客來說更“熟悉”且 “威脅性更低”的員工。很多時候，少數民族實際上被限制在自己的社群內部，或壹些民族主題的餐館中工作。

　　在制造業，工廠有時會集體雇用少數民族工人，以彌補當地勞動力的短缺。 然而，本地漢族工人經常認為少數民族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這讓工人之間的關系緊張，並可能導致沖突的爆發。

　　可能最為人所知的壹個案例發生在2009年6月，廣東省韶關的壹家玩具廠內。當時有傳言稱，廠內壹名維吾爾族工人強奸了壹名漢族婦女。其後，數千名工人爆發了大規模鬥毆事件，造成兩人死亡。雇主的應對措施是將所有維吾爾族工人轉移到城外15公裏處壹個小型工業園區內的另壹家工廠中。

　　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

　　直到1997年，同性戀仍被認為是犯罪行為，直到2001年才從中國官方的精神疾病清單中刪除。在中國，盡管存在對同性戀的汙名和大量誤解，但大多數雇主都秉持著“不問，不說”的原則：只要同性戀者不主動表示他們的性取向，雇主就不會揭露、驅逐他們，但如果員工將性取向公之於眾，就可能面臨報復。壹項調查發現，約有四分之壹在職場主動公開同性戀傾向的被調查者，因此被解雇或被迫辭職。

　　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法律或法規可以保護工人免受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案例顯示，員工在被解雇時，用法律武器保護了自己。

　　在被認為是中國首個同性戀就業歧視訴訟中，何先生起訴了深圳壹家室內設計公司，據稱，他因同性性取向而被公司解雇。深圳市南山區法院於2014年12月24日審理了此案，但最終判決原告敗訴。何先生又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但法院最終維持了原判。

　　何先生於2014年8月28日入職擔任設計助理，並很快晉升為銷售主管。然而在11月初，其與和另壹位男性朋友當街發生爭執的視頻片段在網上流出，從視頻中雙方的爭吵可以判斷，兩人是同性戀關系。該視頻帶引起了其雇主的註意，據稱其後雇主告訴何先生，考慮到同性戀因素將對顧客產生的心理影響，他決定將何先生辭退。

　　2016年3月，壹名在貴陽慈銘體檢中心工作的跨性別者C先生因在辦公室穿著男士服裝而被解雇後，向當地勞資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他們說我是同性戀，有損公司形象”，C先生告訴澎湃新聞。 據進壹步指稱，公司管理層告訴C先生，作為體檢中心，不能雇用像他這樣“不健康”的人。

　　C先生告訴紐約時報，他去找經理解釋他是跨性別者，而不是同性戀者，並且這種身份絕不是“不健康”的，但無濟於事。“我第壹非常氣憤，第二非常驚訝，”C先生說，“我不想被叫同性戀，如果說是同性戀的話，就等於承認我是女的。即便我承認我是同性戀，她居然說我是不健康的？它壹個體檢中心居然不知道同性戀不是病了麽？”仲裁委員會於2016年4月11日審理了此案，但在5月份的裁決中駁回了C先生的申訴，稱該公司沒有違反法律，C先生獲得了象征性的工資補償。案件判決後，C先生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

　　“雖然贏得了工資，但這不是我要的。這個過程讓我感到對性別表達和跨性別的歧視情況比我想象中還厲害得太多。希望法律不要繼續縱容歧視。”

　　與就業歧視有關的法律法規

　　在2008年之前，中國針對職場歧視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較為理想主義卻不足。《憲法》和若幹法規強調了就業平等，但在實質性打擊歧視方面卻沒有多大用處。1990年的《殘疾人保障法》將就業歧視保護範圍擴大到了殘疾人，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壹步詳細說明了婦女在工作場所應享有的權利。1994年的《勞動法》具有裏程碑意義，從根本上重申了憲法條款，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法律的含糊不清和缺乏執行條例，意味著許多法院和仲裁委員會拒絕受理就業歧視案件，特別是當歧視發生在原告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之前。

　　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公眾對就業歧視問題的日益關註和積極行動促成了壹些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法規和政策：

　　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騷擾的內容。

　　人事部在2005年制定的條例中規定，如果檢測結果顯示乙肝患者所攜帶病毒沒有傳染性，則不應禁止其擔任公務員職位。

　　2006年中國政府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政府承諾采取廣泛的政策反對就業歧視。

　　2007年《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

　　除了放松戶籍限制的多項措施外，國務院還在2003年和2006年發布通知，敦促地方政府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性限制。

　　2007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發《關於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要求用人單位在招、用工過程中，除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衛生部規定禁止從事的工作外，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原攜帶者。

　　2008年，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試圖解決現有反歧視立法中的壹些缺陷，也確立了關於就業平等的廣泛原則聲明。新法律的主要優點在於，它為歧視的受害者提供了尋求法律救濟的手段。該法律明確規定，就業歧視屬於法院的職權範圍，而勞動者在受到歧視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法律采取壹般性反歧視政策，呼籲各級政府努力消除就業歧視。該法律特別將免受就業歧視的群體覆蓋面擴大，包括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

　　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用於補充新法律的《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根據該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與以前的法律法規宣布違規行為不予處罰不同，新法規規定，對違反法規的雇主可處以人民幣1000元罰款。

　　建立法律救濟機制對乙肝病毒攜帶者來說是福音。研究發現，該法律生效後，法院接受了70％以上的乙肝歧視案件，到2011年為止，審理了200多起案件。在該法律實施之前，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每年提起不到20例訴訟；新法實施後，這壹數字立即上升到每年70-80例。除了將更多案件提交法院外，更強大的法律基礎和法院更強烈的支持意願也使工人在庭外和解中具有更大的杠桿作用和議價能力。

　　如上所述，反歧視社會活動家在基於性別，戶籍和艾滋病毒歧視訴訟方面取得了壹些成功，但許多法院仍然對受理那些可以推進司法實踐界限的案件保持警惕。此外，許多反歧視活動家，特別是那些與益仁平中心有聯系的人，受到政府的打壓，這使得反歧視活動家開展工作以及為遭遇職場歧視的人提供咨詢和服務變得更加困難。

　　現行法律的缺陷

　　顯然，《就業促進法》在管理、有效性和覆蓋面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該法律依靠人手不足而過勞的地方勞動局來監督和執行反歧視政策和法規。

　　由於準雇員實際上不是法律規定的雇員，因此招聘過程中的就業歧視案件不受勞動爭議仲裁系統的管轄，受害者必須走正式的法院程序，而這可能會花費更多的費用和時間。

　　雇主如違反《就業促進法》，罰款是遠遠不夠的。 對乙肝進行篩查的罰款為人民幣1000元，但這並不妨礙雇主進行此類檢測。 而且，雇主可以簡單地要求個人簽署文件，表明他們是“自願”參加乙肝檢驗。

　　該法律規定，受到歧視的人有權提起法律訴訟，但該法律沒有向法院解釋應遵循的標準，應向受害者支付何種賠償類型，以及歧視者應受到何種懲罰。眾所周知，中國的法院不願意在法律法規沒有充分解釋如何審理案件的情況下受理案件。

　　該法律仍然局限於保護人們免受五種類型的就業歧視：性別、民族、殘疾、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而缺乏對年齡、身高和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其他類型歧視的覆蓋。這些歧視在中國仍然很普遍，法律未能涵蓋這類歧視也限制了該法律的有效性。

　　結論和建議

　　《就業促進法》被認為是中國打擊就業歧視方面的壹項重大進展，但其實際效果相對較弱。盡管取得了壹些進展，就業歧視仍然普遍存在，反歧視政策的執行仍然不足。

　　中國的社會組織在推動職場的寬容和平等方面發揮了作用，尤其在利用訴訟和社交媒體來點名批評歧視性雇主方面。雇主面臨被起訴的高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使得許多雇主開始減少歧視性做法，這也鼓勵地方政府更加嚴肅地對待歧視行為。然而，中國政府自2014年開始對公民社會進行有據可查的鎮壓行動，使近年來取得的許多進展停滯不前，甚至可能倒退。

　　至關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應該讓公民社會在解決歧視問題上發揮作用，還應該采取額外措施，將反歧視鬥爭推向新的高度。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提出如下建議：

　　擴大反歧視立法的覆蓋範圍，將廣泛的就業歧視形式包括在內，例如基於年齡、身高、外貌、個人信仰和性取向的歧視。

　　授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和裁決就業歧視案件，從而減少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所承擔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將對歧視性雇主的罰款從目前的每例1000元提高到至少每例50000元。

　　闡明在反歧視案件中應遵循的法律程序，並具體說明受害者可獲得的賠償形式以及對違反者的懲罰。

　　建立壹個專門負責解決就業歧視問題的綜合性政府機構，類似於美國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該機構將負責執行反歧視法，擁有調查和調解就業歧視申訴的正式系統，並能夠代表受害者起訴雇主。

　　上述措施的實施將向用人單位和公民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對工作場所權利平等持認真態度，並願意為地方政府部門、法院和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打擊就業歧視。

　　本文首發於2012年1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19年4月。

　　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

　　簡介

　　2014年4月，約40,000名工人在東莞裕元鞋廠發起了為期兩周的罷工。這場罷工成了中國勞資關系的分水嶺，它不僅是中國近年規模最大的罷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裕元鞋廠多年來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幾千名幾乎在鞋廠工作終生的工人拿到的養老金遠遠少於應有數額。從某些方面來看，裕元工人能夠有某種程度的養老金已屬幸運了：盡管中國政府嘗試提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覆蓋，但大多數工人仍處於有效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外，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由社會保險引發的罷工及抗議也在當下的中國變得更為普遍。

　　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兩個關鍵事件：曾經給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就業、住房、醫療、養老）的國有經濟崩盤，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長者養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員。換句話說，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經濟發展及自由化，曾經支撐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經濟困難時期的國家和社會保障逐漸消失，留下巨大的社會保障真空有待填補。

　　中國政府推出了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基於個人勞動合同，讓用人單位而非國家承擔起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主要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旨在幫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國企職工買房。

　　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和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這些零散的法律法規才被統壹納入《社會保險法》，構成了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綜合性框架。 《社會保險法》概述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

　　社會保險制度應該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

　　用人單位和個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以及住房公積金。工傷保險費和生育保險費應由用人單位而非職工繳納。

　　各類保險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並匯總到省或市級基金中。社會保險基金通常是由當地的勞動部門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來管理，而住房公積金則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管理。

　　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專款專用，即用於為職工和退休人員提供社會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由多部份組成：統籌基金用於所有合資格職工，個人賬戶則用於合資格的職工個人。

　　職工跨地區就業時，其社會保險關系應隨本人轉移。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高度地區性，該規定很難實施。讓不同的轄區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術上都很困難，尤其是對於來自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工而言。

　　總體而言，與中國絕大部分勞動法規壹樣，《社會保險法》的大部分規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在執行上都非常松懈，許多職工應享有的社會保險待遇仍被剝奪。然而，政府並沒有提升執法的嚴格程度，而是推出基於個人繳費的新的保險制度，並逐漸減少用人單位及職工的繳費的費率，鼓勵大家遵守《社會保險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原規定的20%降至16%。

　　本文接下來會介紹中國當前社會保險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此外，我們集中研究了農民工在獲得法定的福利時會遇到的具體問題，並評估了該制度的未來發展。

　　養老保險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始於1997年的《國務院關於建立統壹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個人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為本人繳費工資的8%，而用人單位繳納比例壹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用人單位和個人繳納比例的上限均有規定，不同地區規定不壹。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內的壹些省份及城市，開始將單位繳費比例由原來的20%調整為19%，其後，包括廣東省在內的部分地區將繳納比例調整至14%。作為減輕企業納稅負擔的政策之壹，2019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用人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職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退休時，連同利息在內的個人帳戶余額將被分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發放。除了個人帳戶余額，職工也會收到基本養老金，可在退休後按月領取直到死亡。基本養老金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而定。基本養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單位繳納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應給予補貼。

　　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15年的的職工有權領取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15年者，可延遲繳費年限直至繳滿15年、壹次性繳齊保險金額、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全部金額。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儲存額。

　　過去幾十年，公務員、國家機關人員和教師等事業單位人員享有獨立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不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且在退休後享受政府補貼的豐厚養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引入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以平衡公私兩套制度間的差距。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履行繳費義務；但與此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工資及養老金，從而彌補新養老制度下職工的經濟損失。

　　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系統最大的問題之壹就是法定退休年齡。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工人為50周歲，女幹部則為55周歲。

　　這些規定出臺於上世紀50年代，但當今天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到達75歲，且超過65歲的人口約占12%的時候，上述年齡限制顯然不再現實。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宣部各種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例如，2018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唐濤表示會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延遲退休年齡的明確法律規定。

　　隨著中國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們對基本養老金在未來的可持續性越來越擔憂，壹份重要的報告預測，到2028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余會首次出現負數，此後養老保險基金儲備將迅速下降，並可能在2035年前後耗盡累計結余。

　　在過去的十年裏，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加率幾乎增加了壹倍，但仍僅占城鎮勞動力總數的69％左右。然而，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能夠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總體而言，在許多省份，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收入仍超過支出，年度結余穩健，尤其是沿海地區。以廣東省為例，其2018年度結余為2,120億元，累計結余11,130億元，是迄今為止結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員過多、年輕人口匱乏的中部及東北壹些省份，養老保險系統已經開始感到壓力。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基金赤字約160億元人民幣，總賬戶余額為負557億元。有鑒於此，2018年年7月，中國建立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2019年中央調劑基金預算規模4844.6億元，主要由七個較富裕省份上繳資金，而22個人口流出、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拿到的下撥資金多。

　　近年來，政府壹直在推廣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未參保的城鄉居民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的覆蓋之下，該制度要求個人賬戶供款時間達15年才有資格領取養老金。雖然養老金有政府的補貼，但退休職工每月能領取的額度（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中實際領取養老金的有1.59億人。根據該計劃，2018年支付的養老金總數達到2,910億元人民幣，即人均1,83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即使在最小的城鎮中也肯定不足以維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年平均支出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約為2018年全國平均工資的壹半。

　　失業保險

　　國務院1999年出臺的《失業保險條例》建立了繳納及支付失業保險的框架，該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保險法》的確認。職工和用人單位最初分別以1％和2％的比例繳納失業保險，但現階段，許多省市政府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已經大幅降低了繳費率。以廣州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單位應繳比例從1.5％降至0.8％，個人應繳比例從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億勞動者參加失業保險。受保人壹旦失業，便有資格獲得包括繼續享受醫療保險待遇在內的福利。該福利的持續時間取決於職工繳納失業保險的時間長度，對於受雇十年或以上職工，該福利最長可達24個月。然而，根據官方數據，在2018年實際登記失業的970萬人中，僅200多萬人實際享受了失業保險待遇。

　　盡管職工的繳納數額是基於工資，得到的救濟卻非常低。 1999年的條例規定，失業保險金必須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資已經設定得很低了，絕對不能視為足以應付生活的工資。參見《就業和工資》部分。盡管《社會保險法》強調失業保險金可隨本人轉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領取，但要使這種政策成為現實，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目前無法支付失業保險金的農村地區。目前，許多地方通過向農民工支付壹次性救濟來解決這壹問題，但這筆費用遠低於其合法應得的數額。

　　實際上，失業保險基金通常不是直接發放給職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於創造就業或培訓項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諾“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於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截至2018年年底，失業保險基金的總結余為5,817億元人民幣。

　　醫療保險

　　1998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首次提出了中國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框架。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該系統與養老保險壹樣，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盡管具體數額因地區而異，但用人單位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6%左右至12％，職工繳費比例為個人工資的2%。單位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壹部分用於建立統籌基金，壹部分（通常為30％）劃入個人賬戶；個人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統籌基金的起付標準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額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4倍左右。起付標準以下的醫療費用，從個人帳戶中支付或由個人自付。起付標準以上、最高支付限額以下的醫療費用，主要從統籌基金中支付，個人也要負擔壹定比例。超過最高支付限額的醫療費用，可以通過商業醫療保險等途徑解決。如果職工的個人賬戶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少於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10%的部分，那麽他們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職工的個人賬戶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達到10％的門檻，因此許多參保職工最終還是靠自己掏錢治病。同樣，另壹種情況便是職工必須自己支付超出當地年平均工資4倍的任何醫療費用。

　　《社會保險法》強調，醫療保險基金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通常是醫院和診所）付款來支付職工的醫療費用。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必須先付款，然後要求相關部門報銷。此外，若要成功報銷醫療費用，醫院的所有治療必須在政府預先批準的清單內——超出預先批準清單的治療必須由工人的個人賬戶或自己的口袋來支付。而且，門診治療和藥物的承保範圍更加有限，這意味著需要門診治療和藥物的職工通常需要購買額外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自費治療或完全放棄治療。

　　在過去十年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所覆蓋的職工和退休職工數量穩步增長，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億城鎮職工參保，其中退休人員達8,400萬，大大少於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與此同時，據估算，2017年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數量僅為6,200萬，約占當時農民工總人數的22％。

　　鑒於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系統的覆蓋範圍有限，政府壹直在大力推廣針對城鄉居民得補充醫療保險，涵蓋個體工商戶、臨時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兒童。這主要包括兩類制度：2007年推出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旨在覆蓋參保者的大部分住院醫療費用，其資金籌集包括個人繳納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補貼；類似的制度是在農村地區開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該制度下個人繳費金額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這些居民保險計劃的註冊人數迅速增長，以至於官方數據顯示，有超過10億人（10.28億）受保，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所覆蓋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總數的三倍以上。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數喜人，但實際所能提供的福利卻非常有限。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的報告，2018年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基金人均支出693元，這樣的金額幾乎不足以進入壹家大醫院就診。與之相比，主要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萬億元，人均約3,380元。

　　此外，由於農村地區和小城市缺乏高質量或專業的醫療服務，這些地區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從而給頂級醫院帶來巨大壓力。據《南華早報》 2019年6月報道，中國2300多家頂級公立醫院已滿負荷運轉以努力滿足患者需求，而約95萬所普通醫院、社區衛生中心和診所則面臨著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傷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與其他社會保險壹樣，工傷保險的覆蓋率在過去十年中也在穩步增長（參見下表）。截至2018年底，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達2.39億。截至2017年底，在中國最危險的建築行業中，有超過4,000萬名工人（約占總數的80％）參加工傷保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參保率為99.73%。

　　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繳費額為工資總額的0.5％至2％，具體比例根據特定行業和地區的工傷風險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職工可以證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並且所遭受的傷害實際上與工作有關，則他們有資格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但這通常不是壹個簡單的過程。壹旦工傷被認定，地方政府將對傷殘程度進行鑒定，等級為1到10，其中等級1最嚴重。遭受嚴重工傷的職工比輕微工傷的職工有權獲得更多補償。確切的賠償金額以及更關鍵的賠償責任主要由《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確定。但是，各地法規的實施情況和對某些規定的選擇性執行意味著實際支付的賠償因地區而異。而且，在賠償金額、賠償應由誰支付等問題上，用人單位與職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經常產生糾紛。如果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則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違法用人單位拒絕支付職工住院期間基本醫療費用以外的任何費用。根據官方統計，2018年，共有198萬人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共領取742億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職業病對職工來說是另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職業病通常會在職工離職後才顯現出來，這壹問題對農民工群體來說格外嚴重，因為他們很少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據估計，中國有600萬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塵肺病，但只有大約10%的人被診斷認定為職業病。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CLB的研究報告《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生育保險

　　截至2019年，生育保險由專門的生育保險基金運營，用人單位需按照當地政府確定的繳費比例繳納，通常不到工資總額的1%。然而，中央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生育保險基金（2018年底的余額僅為580億元）與更為龐大的基礎醫療保險基金合並。政府聲稱這將簡化用人單位的參保程序，並且不會給職工帶來任何額外負擔，同時又能保證母親及其配偶現有的福利不變。 2017年，12個城市進行了試點項目，隨著合並實施，生育保險參保人數比試點前提升13%左右。壹些省份已經制定了具體措施，將在2020年1月1日完成兩險合並，但實際實施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生育保險涵蓋所有與產婦有關的生育醫療費用，包括節育、產前檢查、分娩和產前護理以及產假期間應支付的生育津貼。根據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產假，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應為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標準。壹些地方政府也會要求用人單位為收入超過平均工資的職員提供額外津貼。盡管各地區間產假津貼仍存在巨大差異，但基本上都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標準。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有2.04億職工參加生育保險。然而，2018年實際只有不到1,100萬女職工享受了生育保險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險金額差異較大，例如，廣東省向190萬女職工支付了114億元人民幣，而黑龍江省向8.4萬女職工支付了5.4億元人民幣。

　　許多用人單位仍然想方設法避免向女職工支付她們應得的產假津貼。女性經常被問到自己的家庭計劃，有時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條件，例如，接受懷孕測試或作出延遲懷孕或不懷孕的承諾。許多用人單位通過給懷孕員工分配繁重、危險的工作從而迫使她們主動提出辭職，也有單位通過拒絕給產假，然後以曠工為由解雇懷孕員工。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對這種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采取法律行動。例如，北京某購物中心的櫃臺經理尹婧在懷孕期間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審法院判給她62,237元的賠償。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尤其是低薪的工廠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進行勞動仲裁根本不是壹種選擇，因為她們沒有時間和金錢來這麽做。有關此問題的更深入討論，請參見《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住房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不是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正式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而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但是，由於運作方式類似，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通常將其與其它五種官方社會保險歸為壹類。

　　住房公積金制度始於1999年，當時中國各地有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政府不能再依靠國有企業給勞動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積金的建設，以此為廣大勞動者提供購買以及維護房屋的途徑。住房公積金存款人可以申請優惠貸款，用公積金購買、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納房租。若職工之前未曾使用，則可以在退休時提取本人賬戶內的住房公積金，因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充當了第二養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修正案，允許將公積金用於非住房相關事項，例如緊急或嚴重情形下的醫療費用。

　　《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和單位的具體繳存比例應由當地政府確定，但均不得低於職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以北京為例，單位和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5%到12%，上海市，單位和職工本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各5%至7%。但總的來說，繳存都是按月進行，且該部分款項可以免稅。

　　傳統上，國有企業職工、政府職工以及教師、公務員等群體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從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職工和單位的數量激增，繳納住房公積金的職工數量仍穩定在1億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積金實繳單位210萬個，實繳職工1.19億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時間裏，實繳單位已增至290萬，實繳職工增至1.44億，增長了2500萬人。數字上的突飛猛進幾乎可以完全歸因於私營企業和城市專業人士的購房需求。2014年，在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上班的勞動者約有60%，到了2018年年底，這壹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的職工從19％增加到約40％。此外，在2018年新開設的公積金賬戶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員工。

　　然而，對於大多數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購買房產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據政府2018年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租房居住的農民工占大多數（61.3%），購買住房的占19%，還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廠宿舍中。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許多大城市的農民工只能負擔得起位於城市郊區、年久失修、面積狹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這樣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們月薪的很大壹部分。如果農民工繳存了住房公積金，他們有時可以將其用作壹次性提取的養老金，不過，在實際提取住房公積金的過程中通常會遇到許多行政上的障礙。

　　社會保險和農民工

　　《社會保險法》第95條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依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但是，社會保險制度在設計上顯然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社保是壹個高度本地化的系統，它假定職工整個工作生涯和退休後都留在同壹地方。盡管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有所提高，但參加養老保險或任何形式社會保險的農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報告稱，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只有2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的27％，參加失業保險的只有17%，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

　　用人單位過去經常聲稱，他們沒有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是因為工人本身對養老金不感興趣。他們表示，農民工認為養老金系統沒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繳費比例高且養老金賬戶的可轉移性差。但是，這種辯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單位在法律上有為每位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此外，農民工不願意繳納養老保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繳費比例太高，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資扣除都將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壹個亟需註意的問題是農民工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經在計劃退休。 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008年僅為34歲，而這壹數據在2018年達到了40.2歲。第壹代農民工的年齡已經超過50歲，許多人因為沒有退休金而仍在繼續工作。過去的幾年裏，許多年長工人壹直處於要求單位支付社會保險的最前沿。隨著農民工群體不斷老齡化，這些要求只會越來越顯著。

　　結論

　　在中國開始其極力鼓吹的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在勞資關系中的權威逐漸讓位於給商業利益。隨著私營部門的擴大，用人單位可以單方面任意規定其職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從而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壓榨職工幾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試圖通過實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來保護工人的權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會在工作場所嚴格執法。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壹個由用人單位主要對職工社會保險負責的制度註定無法成功。單位通常可以無視其法律義務，而且在當局的縱容下繼續照场業。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允許陷入財務困難的企業將社會保險費推遲六個月繳納，該政策從未被正式廢除。直到工人自己開始要求企業支付社會保險費時（最著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罷工），企業才被迫遵守法律繳納社保。

　　中國政府未能執行法律，也未能建立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險體系，不僅使中國工人處於不利地位，而且嚴重阻礙了政府推進並實現其他重要政策目標的能力。

　　在過去的幾年中，政府經常宣稱其關鍵政策之壹是拉動國內消費，以確保未來更加穩定和均衡的經濟增長。然而，中國的大部分消費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這導致大量資本外流，而沒有增加國內消費。大多數工人仍然不願意消費，由於缺乏養老金或醫療保險，他們傾向於將自己的錢用於銀行儲蓄和其他風險較高的投資上，以試圖確保自己的未來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實際上，過去二十年裏，應該繳納的社會保險只落實了壹小部分，這意味著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所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隨著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和醫療保險基金尤其面臨更大問題。如上所述，政府認為，如果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將來所有預期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則需要提高退休年齡並進行廣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願或無法強迫用人單位遵守現有的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相反，政府正試圖減輕用人單位所承受的社會保險負擔，並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繳款的義務轉移給勞動者個人，無論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正式勞動關系。

　　與其逃避社保體系現存問題，政府需要調和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建立壹個現實而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時得到照料，並創造對收入滿意的體面勞動者群體，從而通過創新、提高生產力以及商品服務消費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本文首發於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後更新。

　　農民工及其子女

　　2019年，中國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三分之壹以上。過去三十年來，農民工壹直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引擎，但他們仍然被邊緣化，並受到制度化的歧視，其子女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有限，並且可能長期與父母分離。

　　農民工

　　定義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工作並居住在城市的壹個群體。他們不壹定來自農村地區，許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長大。他們認為城市是他們的家，但由於戶籍制度缺乏靈活性，他們仍被歸類為“農村移民”。

　　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壹直使用戶籍制度來管理稅收和控制人口遷移。當前的戶籍制度是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進三點：政府福利和資源分配、國內人口遷移控制和犯罪監控。每個城鎮都簽發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當地居民能夠獲得該轄區的社會福利和服務。根據居住地，個人戶口大致被分為“農村”或“城市”。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農村戶口，他們的孩子無論出生在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籍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持續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價勞動力。如此壹來，數億來自農村的年輕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而這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之壹。在深圳和東莞等許多城市，農民工人口迅速超過了當地城市人口。

　　很明顯，隨著農民工湧入城市，戶籍制度對國內人口遷移的限制不僅無法執行，而且會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壹名年輕的外來務工人員孫誌剛在被警方拘禁期間毆打身亡的悲劇發生後，戶籍所帶來的限制才開始減少。孫誌剛之所以在廣州被警察拘留，是因為他沒有依法獲得暫住證。孫誌剛的死，引發了公眾對戶籍制度的強烈抗議，許多限制自由遷移的規定因此被廢除。盡管在許多較小城市，戶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該制度本身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實際上，隨著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農民工及其家庭獲得當地社會服務的難度——詳情請參見下文有關城市化和戶籍改革的討論。

　　人口增長與地理分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民工壹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約占8.96億勞動力人口總數的32.4％。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農民工總量為29077萬人，比上年增長241萬人。然而，農民工總量的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且隨著加入農民工群體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中老年農民工逐漸退休，未來幾年的增長可能會繼續趨於穩定。

　　按照工作地點分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農民工分為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和到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外出農民工。2019年，本地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7％，達到11652萬人，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9％，達到約17425萬人。

　　在過去十年中，本地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外出農民工。自2010年以來，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0％，相比之下，外出農民工只增長了13％。內陸地區的小城市已經逐漸開放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離家更近的就業機會，而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受限。約26％的農民工選擇到省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和制造業中心。2019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1%。約74％的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工作，其中約40％在戶籍所在鄉鎮工作，其余34％在本省內流動（通常是省會城市或縣級市等）找到工作。

　　在中國，勞動力的遷移通常被視為壹種簡單的單向流動，從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的制造業和城市中心轉移。在十年前，這種說法大致準確，但目前中國僅有約54％的農民工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工作，有約43％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工作。2019年，中國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速較快，東部和東北地區出現負增長。

　　隨著珠三角地區傳統制造業中心的持續萎縮，2019年該地區的農民工人數減少了118萬（2.6%），降至4418萬。在江浙滬地區就業的農民工也下降1.1%，比上年減少61萬人，降至5391萬人。而京津冀地區農民工數量略有回升，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區的農民工遭到驅逐，部分導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區農民工人數下降（1.2%），2019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0.9%，達到2208萬人。

　　年齡，性別和受教育情況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男性占全體農民工的64.9%，女性占35.1%，這與城市工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是，本地農民工的性別差距明顯更小，其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強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過去十年，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穩步上升，越來越少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年長工人由於沒有養老金，不得不繼續工作。201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19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0.8歲。其中，近四分之壹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25%；而40歲以上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34%上升到超過49%。21-30歲、31-40歲、41-50歲和50歲以上四個年齡段的農民工分布如今基本持平。

　　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5.5歲，其中35.9%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歲，僅13%的人超過50歲。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農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變化也體現在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而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7.6%，且下降0.5個百分點。

　　就業模式和工資

　　絕大多數農民工仍在制造業，建築業和越來越多樣的服務業中從事低薪工作。

　　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在內的服務業目前占所有農民工就業的壹半以上（51%）。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從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7.4%，這既反映了中國制造業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業正在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建築業農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22.3%，那時基礎設施、住宅和商業地產建設正處於發展頂峰，但此後該比例逐漸下降，2019年降至18.7%，約有5400萬工人。

　　盡管增長緩慢，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中穩步增長，201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長6.5%。2019年農民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667元）和建築業（月均收入4567元），而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於3000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4.5%和4.2%。

　　去年，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427元，而本地農民工僅為3500元。在中國西部和東北地區，工資增長最慢，年增長為5.7％和5.2％。

　　工作條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農民工通常還必須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不再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拖欠情況、勞動合同簽訂率和社會保險覆蓋率等數據。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農民工的工作條件幾乎沒有改善。

　　國家統計局調查中最後壹次提到勞動合同簽訂率是在2016年，當時35.1%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遠低於2009年的42.8%。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壹年後，各方曾壹致努力推進勞動合同的簽訂，但這壹舉措很快消失，不穩定的工作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在建築業，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是陳年頑疾，在制造業和吸收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新興服務行業，農民工也經常通過代理勞務派遣機構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盡管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有所擴大，但農民工領取養老金或享受各類社會保險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到2017年底，只有約22%的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參保率達到99.73%，但這主要是因為雇主繳費相對較低，而且鑒於建築工地安全事故高發，繳納工傷保險對雇主有利。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關於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章節。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提到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13.4%的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工會組織，比上年提高3.6個百分點。在已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中，參加過工會活動的占84.2%。盡管加入工會和參加工會活動的比例在提高，但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農民工很少找工會。2017年數據顯示，在權益受損時，僅2.8%進城農民工會找工會尋求解決。

　　生活狀況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最小，但增加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

　　大多數農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於單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內，少部分人自己購買住房。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壹些大城市中，許多農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遠地區破舊建築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相當大壹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寶山區，外來務工人員要租壹個帶共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根據租期長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備單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價格要上千。2018年對該地區流動居民的壹項調查發現，住在這裏的多是附近汽配廠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員、餐館員工、清潔工、個體戶、拾荒者等，他們中工資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為2600元。

　　對於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隱藏著致命風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壹棟人滿為患的公寓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名兒童。也有許多農民工家長在城市工作時，會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但農村同樣是壹個危險的地方。

　　農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發表了題為《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中國的農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報告。該報告概述了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所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評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十年後，報告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定義和人口變化

　　農民工子女被廣泛定義為受父母進城務工影響的18歲以下子女，既包括與父母壹起前往城鎮的子女，也包括父母壹方或雙方遷居時，留在家鄉的子女。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農民工子女總數約合1.03億人，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38%，包括3426萬流動兒童與6877萬留守兒童。

　　自2005年以來，農民工子女總數壹直穩定在1億左右，但是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地區的吸收，農民工子女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的相對下降，有時被視為他們的狀況正在改善的證據。但是，許多農村兒童現在生活在新發展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的社會服務有限，合適的工作機會也很少。因此，他們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們仍然難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無論身處何地，或戶口情況如何，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都面臨著壹系列大致相似的問題：他們獲得家庭支持、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區和社會支持的機會不平等。

　　來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積極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父母和家庭的對孩子的支持越大，他們在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發展能力就越強。然而，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時間、能力或資源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們要麽長時間與孩子處於分居狀態，工作時間長，要麽教育水平不高，難以有效輔導子女的學業。與城市中產階級相比，大多數農民工花在給孩子讀書和幫助孩子學業上的時間要少得多，他們負擔不起城市兒童習以為常的書籍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2013年壹項對1518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約壹半（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壹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數農民工只有中學學歷，許多人對孩子的教育方法過於簡單粗暴，更註重成績，而不是孩子發展的實際學習和成長過程。通常，父母會因為孩子成績不好而懲罰他們，並在他們成功後用金錢獎勵他們。像所有父母壹樣，農民工往往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處於不利地位。

　　與父母壹方、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朋友壹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兒童面臨類似的問題：缺乏與父母的直接接觸，看護人無法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

　　2013年在山東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75%的農民工父母每年只有在春節期間才回家壹次，5%的農民工父母每兩到三年才回家壹次。只有20%的父母每年回家次數多於兩次。有約61%的受訪留守兒童表示，他們的父母“有時會給自己打電話”，28.6%的兒童表示“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非政府組織“上學路上”在2014年底對2130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壹項調查，發現15%的孩子已經習慣壹整年都見不到父母壹次，即使是在春節期間。他們和父母的電話聯系也很少，大約25%的受訪者每三個月接到壹個電話，4%的孩子壹年才能接到壹個電話。該組織在2017年進行了另壹項調查，結果也令人沮喪。例如，約11%的留守兒童會說父母“已死”，而中國年平均死亡率為不到1%，孩子是故意填錯表達對父母的怨恨情緒。

　　在貧困和偏遠農村地區長大的兒童，壹般由祖父母照顧，他們在心理和教育發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兒童遭受更多的磨難。研究表明，許多年邁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數人只讀完小學，只會講當地方言而不會普通話，而普通話幾乎是中國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輔導孩子的學業，只關註孩子物質上的需求，而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和情感需求。經常有報道稱，留守兒童會表現出壹種與祖父母的疏離感。正如壹名中學生所說：“我幫助（我的祖父母）做飯，我們也壹起看電視，但我們並不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教育

　　《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都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學校、父母和監護人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並非所有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對於那些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質量差異巨大，主要城市和貧困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驚人。

　　在農村地區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教師努力為學生提供的僅僅是基礎教育。農村學校資金、資源短缺，難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師。許多農村教師是所謂的“民辦教師”，其收入大約是城市教師的三分之壹，而且他們通常無法享受法定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紀頭十年，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政府出臺了“撤點並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學生們被迫要麽上寄宿學校，要麽每天忍受漫長而艱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鎮上學。學生被集中至鄉鎮地區，班級規模激增，壹些地方的班級學生平均人數超過100人，給教職員工造成了巨大壓力。“撤點並校”政策於2012年正式終止，但小型農村學校並未重新開放，為了節省資金，地方政府繼續單方面關閉學校。僅在2015年，就有超過壹萬所小學關停，多數在農村地區。

　　2014年，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估計，貧困地區學生完成中學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約37％的學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這壹比率是90%。對於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幾乎是他們唯壹能夠繼續上學的選擇，然而這些學校不能保證他們未來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提供基本職業技能培訓。而壹些較低層次的高中和大學學費昂貴，許多學生不得不貸款以支付學雜費。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農村貧困學生在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些甚至在畢業前就已開始工作。根據REAP研究小組的調查，2013年農村初中生累計輟學率平均為24％，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6%。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6年關於童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初中學生輟學是童工的主要供給源。盡管減貧計劃在壹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但童工案件仍不時見諸報道。2017年8月，來自四川大涼山區的18名11-14歲的貧困“孤兒”輟學，到省會成都的壹家搏擊俱樂部工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大涼山地方政府強迫他們重返學校，但孩子們不願意回去。壹個孩子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那裏除了貧窮，我壹無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貧窮的家鄉，我回去就會和那裏的人壹樣，吸毒，偷東西。我不想像他們那樣。”

　　但是，沒有人能保證，如果留守兒童和父母壹起住在城市裏，他們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根據2019年7月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375.65萬人。與此同時，《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3.4%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5.2%在公辦學校就讀。對比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大約有174萬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和約55萬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被排除在公辦學校之外。對於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反映存在本地升學難、費用高問題的農民工所占比重較高，分別為34.2%和28.9%。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升學難、費用高問題，所占比重分別為44.9%、30.1%，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從理論上講，公立學校對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開放，但為了給孩子找個地方讀書，家長們通常必須與教育部門進行艱難而復雜的協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護本地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以廣州為例，僅僅是為子女申請學位，務工人員就必須出示暫住證、工作證明、居住證明、原籍證明和戶口簿。流動兒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學校內上學，也常常會面臨偏見和歧視。他們常被視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種課外活動之外。2012年的壹項調查顯示，86.3%的流動兒童沒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學，流動兒童接觸的大部分是跟自己壹樣的流動兒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調查中表示自己“沒什麽朋友”。

　　私立學校通常可以為流動兒童提供壹個更熟悉友好的環境，有些學校的價格相對合理，但它們往往不受監管，學生過多且設施較差。例如，有報告顯示，北京約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除了63所擁有辦學許可證外，其余都屬於非法辦學。教師的工資很低而工作量極大。許多教師只是把打工子弟學校的工作視為日後去公立學校的跳板，因此教師離職率很高。

　　而且，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斷面臨著被當局以各種借口關閉的風險。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裏，北京政府發起了許多行動，以不安全為由關停無證打工子弟學校。但實際上，許多被拆除的學校已經通過了數次政府檢查，在大多數情況下，拆除學校的真正原因是為新的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讓路。根據中國流動兒童教育領域的行動倡導機構“新公民計劃”，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從2006年的300多所，減少到2014年的127所。北京於2017年再次大規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在此期間，北京最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之壹，位於北京石景山區擁有約2,000名學生的北京黃莊學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遷到城外，拆遷工作從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開始。

　　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後，家長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遠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要麽嘗試在公立學校申請學位，要麽將孩子送回家鄉讀書。但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孩子們都要被迫迅速適應陌生環境，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壓力。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最後壹道教育難關，是高考。即使在城裏的學校學習了12年，但幾乎無壹例外，他們都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而且，由於每個地區的教材、學習內容不同，他們在考試中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由於難以適應家鄉的新環境，許多回老家繼續讀高中的學生幹脆輟學。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反映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上年提高4.3個百分點至14.3%。其中，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城市規模越大，高考問題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更加顯著。

　　已經有城市嘗試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的大門，壹些學生現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參加高考。但是，由於政策門檻過高，這些優惠政策實際上幫助不大。2013年，中國首度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大門，有二十余省實施異地高考，但實際上全國只有數千名隨遷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進壹步放寬這壹制度的舉措，都可能會遭到當地學生及家長的強烈抵制，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越來越多的隨遷子女獲得在當地考試的資格，那麽高考的競爭程度將會越來越激烈。

　　2019年，有22.4萬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比2013年增加了50多倍，但仍只占參加當年高考總人數的的2.17%。2019年，北京有5.9萬人報名參加高考，其中僅373名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北京參加高職招生考試。

　　衛生保健

　　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在商業化醫療體系中，看醫生的費用可能會高得驚人。《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醫院次均門診費用245.5元，人均住院費用8604.7元，日均住院費用914.8元；相比之下，2016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3275元。如此高昂的醫療成本下，許多農民工只會在緊急情況下去醫院治療，但往往為時已晚。

　　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相對便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07元，人均住院費用為2872元，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63元和1617元。但是，社區和鄉村診所設備簡陋，缺乏合格的護士和醫生，只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央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幾種不同的保險計劃，旨在使農民工和農村居民能夠負擔得起醫療費用。但是，農民工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兒童，往往不在這類計劃的範圍內。

　　在中國，醫療保險主要有三種類型，但沒有壹種能夠有效覆蓋學齡前農民工子女。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應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城鎮企業職工，但實際上很少農民工能享受此類保險。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只有約22％的農民工有職工醫療保險。即使有職工醫療保險，農民工也必須提供子女的就讀證明，才能讓子女享受福利。因此，學齡前兒童和在無證學校就讀學生就被排除在保險受惠範圍之外。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城市無業居民，包括學生和退休人員等，但不包括農民工。

　　對於有學齡前兒童的貧困外來務工家庭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往往是唯壹的選擇。但是，該計劃旨在覆蓋農村居民，它要求受保人在戶籍所在地購買保險並進行索賠，對於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工作地無法享受到醫保待遇。

　　壹些地方政府已經將農民工子女納入醫保行列，例如，生活在深圳和杭州的隨遷子女，可以和當地戶籍兒童享受同等的醫保待遇，但這種制度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醫療保險計劃，患者必須先支付治療費用，再獲得報銷。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只能報銷少部分費用。根據2014年的壹份分析報告，當前我國兒童大病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在20%至45%，超過20萬元以上醫療費用的疾病實際報銷比例還會更低。

　　作為壹項公共衛生政策，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實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動兒童在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但是，因為父母通常不知道這些接種計劃，流動兒童的疫苗接種率較低。此外，隨遷子女的高流動性也讓政府難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壹些地區政府建立了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理制度，以加強流動兒童家鄉與居住地政府間的溝通，共享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數據。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都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計劃。但是，農村地區缺乏完備的醫療設施，這意味著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的兒童必須去大城市的專科醫院治療。為了治療身患重病的孩子，許多農村家庭背負著沈重的債務，還有壹些家庭則幹脆放棄。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遭到遺棄，很多都是因為身患殘疾。

　　關於兒童營養和健康的幾份報告都顯示，農村地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及城市兒童。貧困地區營養不良高發，情況尤為嚴重。2011年壹項關於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饑餓感。這些地區寄宿學校的學生明顯較為矮小，體重也低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有65%至70%的學生不健康，其中有貧血、寄生蟲感染或視力問題的學生，總體占比接近70%。此外，壹項2016年的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兒童死亡率（1.24%）遠高於城市地區（0.52%）。

　　社區和社會支持

　　除了學校和醫院等基本機構支持外，兒童還需要更廣泛的社區支持，以確保身心健康成長和發展。但是在這方面，農民工子女也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兒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種教育和娛樂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青年俱樂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時為兒童提供支持的兒童保育設施和家政工。城市還擁有壹系列緊急支援設施，例如熱線和社區外展項目，可為兒童提供更安全、更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

　　理論上，農民工子女確實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但實際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相關設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館和圖書館往往位於市中心，對於那些經常在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歡迎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它們似乎是壹個遙遠的世界。即使他們想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或錢陪伴他們去。非政府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發現，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裏，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於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父母均會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不願參與公共活動或使用城市兒童覺得平常的公共服務。

　　在農村地區，幾乎所有兒童都無法獲得合適的公共資源和社區支持。2014年對4,533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約17%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主要來源是自己，約23%覺得在需要時沒人能幫助自己，這表明他們感知不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的父母和社區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環境，許多留守兒童將成為欺淩、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16年的壹項研究發現，15%的留守兒童受到過暴力侵害，女童中超過4%受到過性侵犯。在許多村子裏，年幼的孩子可能會淪為年長男人的獵物。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發後孩子們都會因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沈默，不告訴監護人。

　　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農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各類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壹項全國調查顯示，有將近壹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7.9個百分點，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動物抓傷咬傷、墜落摔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

　　關於農民工子女，最受關註的問題之壹是他們有據可查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例如，2016年的壹項調查發現，某監獄男子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勢社群的兒童壹樣，留守兒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戶籍制度確實給農民工子女造成了壹些非常特殊的困難，例如上文談及的高考。然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城鄉之間財富和經濟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壹大批低收入、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有限。

　　城鎮化、戶籍改革與社會正義

　　中國政府預計，到2020年，國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政府還希望將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比例從2016年的40%提高到2020年的45%。根據14.2億人口的基數，2020年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數將達到6.39億，即五年內增加近9000萬人。

　　即使這壹宏偉目標得以實現，中國的新興城市居民也不壹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上所述，只有在自有的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主要房地產開發商聯手強行征用後，許多家庭才能獲得城市戶口。作為放棄農村土地權的回報，新城市居民通常可以得到本省內中小城市中的壹套住所，所以通常也只能獲得有限的社會服務。唯壹真正提供寬松戶籍政策的是快速發展的城鎮和縣市，因為它們需要新的人口；此外，與大城市不同，這些小城市沒有龐大而根深蒂固的城市原住人口，也不會將農民工視為對其社會資源的威脅。例如，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萬人才進海南行動計劃（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進高技能人才，幫助推動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但許多批判觀察家認為，此舉只是政府試圖振興迅速降溫的房地產市場的壹種方式。

　　中國南方大城市廣州每年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但幾乎所有受益者都來自廣東省周邊省份，來自湖南和四川等鄰近省份的農民工仍在努力爭取廣州戶口。在壹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況可能更糟，這兩個城市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經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來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實現這壹目標，可能也不得不采取類似的強制策略。

　　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同意戶籍制度是過時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應享有更多教育、社會和醫療福利。

　　2012年3月，財新網在壹篇社論中，將戶籍體系描述為“在當今中國道德上站不住腳”的制度，並補充說：

　　戶籍制度的改革將是對人力資本的壹種及時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進壹步調整戶籍制度。國家多年來壹直在為變革做準備，如今已經邁出了第壹步。現在是時候做出更多改變了。

　　然而，六年後，“戶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這個話題。進壹步放松戶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許不在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於壹直處在戶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區。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將取決於這些城市對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而非對社會正義的渴望。

　　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戶籍制度改革的壹個關鍵障礙，即中國警方的堅決反對，可能正在逐步減弱。因為人臉識別軟件和社會信用評分等技術的進步，已經使警方掌握了比戶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在未來，中央政府可能會鼓起勇氣，下定政治決心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於加強社會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並增加社會流動。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建議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確保居住在同壹城市的所有兒童，不論其戶口狀況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服務，並享有平等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參與機會。

　　投資興建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房，這樣農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險且人滿為患的偏僻棚戶區中。迄今為止，各大城市中只有杭州提出了這方面的倡議，並承諾到2020年，籌集建設外來務工人員臨時租賃住房40,000套。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向中小城市提供補貼，為當地居民和周邊農村地區修建醫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從而減少農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醫的需求。

　　政府還應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補貼。地方政府應該建設新學校，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師。

　　各社會部門包括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應該致力於加速城鄉融合，並抵制將農民工標簽化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發於2010年，最新修訂於2020年5月。

　　安全生產

　　簡介

　　不可否認，過去十年，中國在生產安全上邁出了壹大步。然而，官方數據顯示，事故總量、死亡人數以及職業病發病率仍保持較高水平——2019年，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日均死亡人數81人。隨著經濟發展，工人們面臨著新的安全生產風險，但不少企業仍然將效率和利潤置於生產安全之前。

　　本文將縱覽安全生產問題在中國的進展，並審視當前的法律、行政框架實際上給予了工人們多大程度的保護。通過官方公報以及中國勞工通訊制作的中國安全事故地圖，我們嘗試找出國內的高危行業，以及今時今日工人們普遍面臨的生產安全問題，包括職業病、超時工作、居住條件差。在大眾的想象中，煤礦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然而實際上，在管理不規範的建築行業，安全事故更加頻繁。在中國安全事故地圖上，有1/3的事故發生在建築行業，大部分和工程坍塌或工人從高處墜落有關。

　　不幸的是，中國的工傷事故在處理上往往是例行公事，波及的人也極其有限。這些“小”事故並不會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等重大慘劇那樣，引起傳媒和政府的關註。因此，導致安全事故和職業病的隱患很少被重視，例如缺乏安全設備、安全培訓不足。毋庸置疑，只有政府、雇主和工人壹同從基層改善這些問題，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和維持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

　　從煤礦工人到送貨司機：十年間，危險正在變化21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中國的安全生產表現不盡如人意。特別是煤礦行業，甚至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場所。僅2002年壹年，就有至少7,000名礦工喪生。死亡人數過百的事故也有數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塵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這5個月期間，共發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礦工死亡（見下表）。

　　死亡人數過百的中國煤礦事故（2004-2005年）日期地點官方死亡數據事故原因

　　2004年10月20日河南省新密市，鄭煤集團公司大平煤礦148瓦斯爆炸2004年11月28日陜西省銅川市，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166瓦斯爆炸2005年2月14日遼寧省阜新市，阜新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孫家灣煤礦214瓦斯爆炸2005年8月7日廣東省興寧市，大興煤礦123透水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七臺河市，龍江龍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171煤塵爆炸自00年代中期開始，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創歷史最好水平。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繼續下降至0.083。事故數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於00年代末大規模關閉和整合礦山，特別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帶；與此同時，進入10年代，中國煤炭價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約有100萬名礦工被解雇。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煤礦經營者比以往更重視生產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後回升，煤礦企業或會為了增加產量而繞過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啟用廢棄煤礦，這樣事故數量仍可能回增。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發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陜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對較新的李家溝煤礦發生井下冒頂事故，被困21名礦工全部遇難。

　　中國工人死亡數量和事故數量壹直穩步下降，雖然整體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業那麽快（見下圖）。從2005年到2019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了96%，而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總死亡人數僅下降77%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數出現明顯下降，不過這與生產安全事故統計制度的更改有關系——根據《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2016年起，所謂的“非生產經營領域的事故”被排除在總數之外，但是，公報的確切計算方法仍不透明。

　　盡管生產經營場所的安全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隱患已經發生本質改變的情況下，生產安全仍存在顯著問題。當中國經濟從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向服務業轉變，非正規就業模式普遍存在的電子商務平臺冒起，正是在這些行業中，事故、受傷和死亡數量有所增加。

　　當前，送貨員是中國最危險的職業之壹。根據上海交通警察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但是，此類事故有許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例如重慶的外賣員陽松，2017年8月，他在壹次14小時的輪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後，警察告訴楊松的母親說，楊松要對事故承擔“全部責任” ；外賣公司堅持認為，由於楊只是“獨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歸為工傷事故，也不在工傷保險範圍之內。

　　為了在市場中分得壹杯羹，美團等主要外賣平臺試圖將成本降到最低，這種壓力直接轉嫁到了外賣送餐員身上——他們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訂單，因此事故頻發。正如壹名美團送餐員在2017年昆明的集體抗議中指出的那樣，苛刻的工作條件迫使送餐員只有冒著巨大的風險才能準時送達，“我應該開車闖紅燈嗎？這樣壓縮時間，就是在拿騎手生命開玩笑。”

　　安全生產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旨在創造並維持安全的生產工作環境，規定了從業人員、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主要規定如下：

　　從業人員發現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權停止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從業人員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二條）從業人員有權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檢舉、控告；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其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壹條）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為從業人員提供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應當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對安全生產狀況進行經常性檢查。（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未經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合格的從業人員，不得上崗作業。（第二十五條）生產經營單位必須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為從業人員繳納保險費。（第四十八條）工會對安全生產有權要求糾正、提出解決的建議、依法參加事故調查。（第五十七條）職工可以通過工會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第七條）新聞、出版等單位有進行安全生產公益宣傳教育的義務，有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 第七十四條）簡而言之，法律規定生產經營單位有責任保護工人並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賦予了工人和工會監督並參與安全生產管理的權利。可是實際上，單位可以無視自己的義務，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關於工作安全的權利。此外，由於工會幹部通常處於資方的控制之下，他們不願插手生產安全，更不會舉報或糾正違規行為。

　　在應急管理部的總體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員有責任確保所有工作場所均遵守安全生產規定。 應急管理部組建於2018年3月，負責各類自然及人為災害的監督管理。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不再保留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劃由應急管理部管理。

　　盡管國務院機構進行了重組，但大多數負責生產安全問題的地方政府辦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時間或精力來進行日常工作場所檢查。官員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調查其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故，並撰寫詳盡且冗長的報告。只有在大型事故發生時，官員們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力，有時他們會下重手，使用嚴厲的措施懲治違法者。

　　政府對於安全事故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被動反應和強制性的。只有當大型事故發生，地方官員才會啟動危機管控模式，此時政府面臨著兩個問題：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對過錯方、企業主、當地官員進行問責。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為例，在事故發生的兩周內，12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11位官員因瀆職或濫權被調查。除天津港這類極端情況之外，大部分事故中，過錯方能夠逃避懲罰，特別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檢查，但當檢查真的開展時，企業通常會提前做好準備，有時也會通過送禮或給其他好處，來讓檢查員對違規生產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即使企業被認定違規，進壹步的行動也少之又少，企業就算不做出任何改變，也能照常生產。在發生安全事故的企業中，不少是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批違規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華化工廠發生爆炸和火災，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華於2013年和2014年發生過兩起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檢查中相關部門就指出，該工廠的危險化學品存儲設施及安全管理機制不完善的問題。

　　另壹方面，高達2000萬元人民幣的重罰（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導致壹些企業主和地方官員串通起來掩蓋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關註的偏遠地區。眾所周知，煤老板會隱瞞死亡並給予受害者親屬好處，以確保他們對事故情況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員常常對這種做法視而不見，因為向上級報告事故只會制造麻煩。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的報告《骨頭與鮮血：中國的煤炭價格》。

　　但是，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對煤礦單位來說，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來越難。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說明的，工人們也開始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環境。

　　追蹤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

　　從中國政府公布的工業意外官方數據來看，安全生產呈現不斷改善的趨勢。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糊、不透明的描述，將與工作場所的安全隱患、高危行業以及傷亡原因相關的重要細節隱去。透明度欠奉使公眾無法評估和了解中國安全生產領域中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14年12月設立了安全事故地圖，以追蹤和整理中國媒體報道的安全生產事故。地圖匯集了社交媒體以及政府數據所披露的個案，個案收錄的標準是：事故至少造成壹名工人死傷，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響（但不壹定涉及傷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礦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18年底，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個案數量超過2000件。當然，這只占事故總數的極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們從性質和數量上了解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無法否認，依靠官方報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體消息會使數據產生抽樣偏差。例如，煤礦事故和建築業及環衛工人的意外被廣泛報道，但發生在密閉空間如工廠和工業設施的小型意外，則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圖的另壹項偏差，是傾向收錄獲得媒體關註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18年底收錄的2000多起（死亡人數得到確認的）事故中，96.8%個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8%個案涉及10-29人死亡，0.4%個案（共8起）有超過30人死亡。

　　按照地圖的分類，機械及結構故障是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占總數的31％。這些事故中約有三分之二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涉及起重設備（起重機、電梯等）故障或腳手架倒塌。由於許多建築工人系繩不正確，或者工地現場缺乏固定工人和設施所需的安全設備，因此，機械及結構故障通常會導致工人從高處墜落或被墜落物體擊中。應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該現象，即建築業安全生產形勢不容樂觀，事故總量已連續9年排在工礦商貿事故第壹位，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2016年起連續“雙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共發生生產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別上升7.8%和1.4%。應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數事故都與機械及結構故障有關，如果采取了適當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圖的記錄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傷亡較少，但迄今為止記錄到的最嚴重結構故障事故發生在2016年11月，江西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74名工人喪生。事故發生後，包括公司董事長和總工程師在內的9人被捕。

　　由於缺乏有效勞動合同，加之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建築工人往往面臨更大的困難。如果發生人身傷亡，工人可能很難證明其勞動關系，或者由於壹個項目涉及多個承包商，難以確認承擔賠償的主體。受傷工人可能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來尋求賠償，而且最終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賠償，除基本醫療費用之外，其余並不囊括在內。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1月發布的壹份報告提議，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使建築工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報告還明確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處理措施，而無需工人花大量時間和金錢申請賠償。當然，這首先需要對工會進行徹底的改革，以便通過勞資談判達成集體合同。

　　約18%的事故與機動車輛相關，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擴張及道路擁堵加劇，機動車輛相關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賣員及環衛工人。

　　環衛工人壹般天還沒亮就要開始工作，該時段路上人少，司機對行人的警惕性較低。道路結冰及司機酒駕也提升了事故風險，實際上，環衛工人死亡事故中將近10%都是由醉酒司機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時許，在北部城市哈爾濱二環橋上壹輛轎車將正在橋面清雪作業的多名環衛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傷。據報道，肇事者醉酒駕車，血液乙醇檢測值超標兩倍。

　　許多環衛工人年紀較大，壹旦發生事故，更容易受傷或死亡。年齡帶給他們的另壹個問題是，由於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他們常常無法索取工傷賠償，其家屬也無法索取工亡撫恤金，例如70歲的環衛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認定其職位為“服務提供者”，與公司無正式勞動關系，因此沒有資格獲得工亡賠償。

　　從年齡來看，外賣員與環衛工人呈現截然不同的特點，他們大多數在30歲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並無太多駕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或小型摩托車的經驗，比起年長的外賣員，他們更不註意規避風險。許多外賣員沒有駕駛執照或違反交通規則，因此，壹旦發生意外，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賠償。當然，也有壹些國企下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遞員或外賣員，在受傷和缺乏保險保障方面，他們與老年環衛工人面臨同樣的風險。

　　盡管爆炸和火災沒有機械及結構故障或者機動車輛導致的事故那麽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場所火災通常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及更大的破壞，並引起更多的關註和審查：有12.6%的爆炸事故及8.2%的火災導致超過10人死亡。截至目前，近期最嚴重的事故發生於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濱海新區倉庫發生火災，經驗不足的消防員試圖以水撲滅，卻不知道該倉庫非法儲存的危險化學品會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終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員，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7歲。

　　天津慘案揭示了中國普遍存在的無視安全法規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危險化學品存儲和分區管理的法規。爆炸發生後，政府發現了約1000個距居民區過近的化學生產工廠，並下令即時關閉或搬遷。但是，這並沒能阻止重大爆炸的發生。天津爆炸後僅11天，山東淄博的壹家化工廠發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傷；壹周後，位於山東省東營市的壹家化工廠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傷。更近的事故發生在2018年11月28日，河北聖盛華工廠發生爆炸和大火，造成22人死亡，22人受傷。

　　地圖數據顯示，約有三分之壹的爆炸發生在制造業，涵蓋了從鍋爐或熔爐之類的重型設備爆炸，到煙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揮發物品的燃燒爆炸。爆炸最常發生在機器維護不當或使用不當的情況下，工廠未經許可或超出其能力範圍運營也經常導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許壹非法經營煙花廠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來最嚴重的工廠爆炸事故發生於2014年8月，當時昆山中榮金屬公司拋光車間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該事故中，工廠建築物通風不良，導致高度易燃的灰塵顆粒堆積。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過數次大規模工廠火災，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廠事故。各起火災情況類似——出口被堵、消防設備缺乏、工人沒有接受過任何防火培訓或應急培訓。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壹家農副產品加工廠發生火災，11名工人死亡。

　　暴露於有害氣體或化學物質是工廠或工業設施工人們面臨的另壹種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10年，當時蘇州iPhone代工廠的數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潔觸摸屏的化學物質正己烷而中毒。工人們頭痛、頭暈、身體虛弱且手臂無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醫，其中壹些住院時間長達數月。近期，廣東韶關松山煉鐵廠發生煤氣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維修工人亦有暴露於化學物質中的危險，常見的情況是在諸如下水道的密閉空間中甲烷等有毒氣體聚集。壹典型案例發生於2016年4月，某物業管理公司將下水道清潔項目分包給另壹家公司，該公司將三名工人組成的小組派往工作現場。當時，壹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覺，其余兩名工人試圖救援，但他們也被有毒氣體熏倒，三人全部死亡。與許多同類事故類似，工人們既沒有意識到自己會面臨的風險，也缺乏必需的防護設備。

　　2020年五月，國際人權服務社推出接觸有毒物質工人權利的中英雙語解釋，其中中文解釋包括通用版和中國版兩個版本。中國版解釋涵蓋對中國現行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法律法規的詳盡分類。國際人權服務社將該解釋發送給中國工會，以期加強中國工會在安全生產領域的作用。

　　職業健康及安全

　　職業病

　　中國法律承認的職業病十分廣泛，2001年出臺的《職業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臺的《職業病分類與目錄》涵蓋了10類132種特定疾病，主要類別包括塵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學中毒等。

　　迄今為止，中國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致命的塵肺病，由在礦山、采石場、建築工地和礦物加工廠等工作場所長期吸入礦物粉塵引起。但是，要尋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導致的官方認定，幾乎是工人們永恒的難題，因為他們既無法證明自己與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也難以證明疾病是在該企業工作期間染上的。相當比重的煤礦和建築工人是農民工，他們沒有有效的勞動合同，且工作流動性高。而且塵肺病的潛伏期長達數年，工人往往直到塵肺病完全發展至三期時，才發現自己已染病。因此，據估計600萬塵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約10％被官方正式認定為職業病。

　　塵肺病致死的過程緩慢而充滿痛苦，數年的醫療費用普遍超過10萬元，對塵肺工人及其家庭來說，是沈重的經濟負擔。工人患病後很難找到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者甚至借高利貸來治病。大多數地方政府都不願向患有塵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濟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體行動以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請參閱《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2009年夏天，180名來自湖南南部耒陽市的前建築工人回到深圳，試圖向深圳政府尋求賠償，他們於20世紀90年代在深圳建築工地工作期間患上塵肺病。持續的維權獲得了媒體廣泛的關註，耒陽工人們獲得了共計1,400萬人民幣的賠償，個人賠償則根據患病嚴重程度，從7萬元到13萬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幾年內，所有賠償幾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掙紮著生存下去。 “所有賠償幾乎花完了，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沒有什麽願望了，能過壹天是壹天。”工人徐左慶在2013年對中國電視紀錄片這樣說。五年後，更多來自該地區的塵肺工人及其家屬抵達深圳，只為尋求壹份涵蓋所有醫療費用的長期補償協議，並每月提供少量津貼。深圳政府最終同意了該項協議，但據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協議的實行。

　　采取集體行動、要求賠償的塵肺病工人經常受到當局的騷擾甚至拘留，因為政府視他們為麻煩制造者。四川省甘洛縣的鉛鋅礦塵肺工人長期努力爭取賠償，其中壹名工人在2016年因試圖聯絡正在甘洛縣視察的省委書記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廠工人也針對職業病采取集體行動。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壹家德國工廠宣布關閉工廠並搬遷，150名油漆工提出體檢的要求。該批工人在沒有任何適當安全設備的情況下工作多年，出現了持續頭痛的癥狀。老板拒絕給工人進行醫療檢查及做出賠償，約有2,000名工人發起了罷工。六個月後，鄰近城市中山的歐科電子廠約100名工人於12月6日罷工，以抗議危險的工作條件。該電子廠當年9月搬到新址後，約80％的員工出現頭暈、頭痛、咳嗽、虛弱和視力模糊的情況。工人自行購買了測試設備，很快發現甲醛等危險化學物質的含量超出建議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險的居住環境

　　過去十年裏，傳統工廠宿舍的使用急劇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約有壹半的農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點，外宿於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壹調查顯示，租房居住的農民工超過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這壹轉變可部分歸因於許多老舊工廠的關閉以及不提供給住宿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增加。但與此同時，出於個人隱私及與家人團聚的考慮，不少工廠工人主動選擇居住於工廠外。不過，也帶來了更高的租金、較差的生活條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隱患等問題。

　　盡管不少老舊工廠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隱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條件可能更加惡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興壹棟公寓樓的火災中喪生，其中包括數名兒童。喪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裝廠上班，他們三四個擠在壹間約十平方米的房間，盡管夜間溫度已經降至零度以下，住處也沒有中央供暖系統——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現時只能生活在骯臟和危險的環境中。

　　建築工人和煤礦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因為在工作地點附近沒有他們負擔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麽就住什麽，哪怕住房不符合標準。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會置工人於危險的境地。 2015年8月，嚴重的山體滑坡摧毀了陜西山陽壹小型礦區，數十間職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屬死亡。 2017年12月1日淩晨，天津壹棟正在翻修的建築物起火，超過20名居住在作業現場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終10人死亡，5人受傷。

　　不少情況下，低薪白領也不得不忍受不達標的住房。其中壹樁悲劇便發生在江西壹個小鎮上，5名共同居住於13平方米宿舍的年輕幼兒園老師在使用燃氣熱水器後壹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這五位女孩被聘為實習老師，因無法負擔租房費用，不得不接受學校提供的車庫改造出租屋。

　　超時工作造成的傷亡

　　過度勞累引起的嚴重身心健康傷害在中國壹直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制造業繁榮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廠工人不得不頻繁地長時間工作以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導致由疲憊、 重復性勞損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盡管隨著制造業增長的放緩，工廠的加班時間逐漸減少，但服務行業和白領的工作時間卻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長的科技行業。

　　按照中國薪資標準，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薪資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們能每日工作、隨叫隨到。員工經常用“ 996”壹詞來描述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態——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別無選擇。曾在深圳遊戲行業工作的產品經理說：“這個行業中所有崗位都不是非妳不可，後面有把大人可以頂替妳的位置。所以沒有人會對老板采取任何行動或提出申訴，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煩。”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在2018年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有85％的白領必須加班，其中超過45％的白領每周加班超過10個小時。新華社2017年的壹份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患有睡眠障礙，而工作壓力是造成睡眠障礙的主要因素。 另壹篇《中國日報》的報道指出，超過60％的中國人睡眠不足，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慮癥和抑郁癥在內的長期健康問題。根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中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於心臟病發作，而工作壓力大是病發的主要原因。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張澍說，突發心臟性猝死的年輕人近年激增，這與年輕人工作壓力過大直接相關。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運輸和物流行業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雙十壹”高峰時期。據估計，中國有3000萬名長途卡車司機，他們經常連續開車壹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達到20小時，常常只能睡在車上休息。2018年12月，壹對卡車司機夫婦在從家鄉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裏行程中死亡，這凸顯了卡車司機必須承受的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條件艱苦。

　　盡管有關數據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過勞死（從日語“karōshi”借用的詞匯）問題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央電視臺2016年的報道指出，每年因勞累過度而死亡的工人超過60萬。而10年前、2006年的壹份研究預計這壹數字超過100萬。在中國，想要統計因過勞直接導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導致的死亡幾乎不可能，但很顯然，過勞是非常普遍而嚴重的問題，而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無碼科技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馮大輝等壹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識到，“過度工作並不能保證更好的成果”，因此減少了員工的工作時間，可惜他們仍然是少數。

　　結論及建議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數不多，常常被公眾忽視。然而，若按照年度統計，中國安全事故死亡人數達到每年數萬。中國政府官員也清楚地意識到，安全生產是壹個重要問題。不幸的是，他們仍將重點擺在重大事故預防上，對工人日常的生產安全問題無所作為。2017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提到：

　　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壹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産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在2019年1月應急管理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強調，2018全年未發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但對安全事故的實際數量壹筆帶過。

　　要真正改善中國的安全生產問題，而不是僅僅消除重大事故，現有法規需要更強有力的執行。政府官員需要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對，同時，采取建設性的解決方法來改進工作安全，而不僅僅是對不遵守法規的企業主處以罰款。更重要的是，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必須發生根本改變，以防止雇主強迫工人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確保事故發生後工人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和賠償。需要強調的是，工會需要在安全生產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像天津市總工會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後那樣，僅僅提供“心理咨詢”、發放災後自助手冊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采取以下幾條具體措施：

　　確保提高安全生產的透明度，以使決策者、公民社會及普通民眾了解評估風險和制定補救措施所需的知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向傳媒及公眾無條件公開有關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統計數據。

　　根據法律要求，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勞動合同及工傷保險，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工人可以證明勞動關系，並可以更輕松地尋求工傷賠償。

　　在所有工作場所中設立工人健康與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工人管理運行、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該代表負責監督和糾正現存安全隱患，並確保雇主遵守法律。

　　確保所有工作場所中都有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民主運作的工會分支機構，特別是在靈活用工集中的新興服務業中。這將促進脫離群眾的工會幹部與普通工人建立更強的聯系。

　　工會壹旦建立，應將安全生產放在首位。工會官員應確保員工得到適當的安全培訓，並擁有執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設備，同時應鼓勵工人提出安全問題，並保護提出意見的工人免受資方報復。壹旦發現安全隱患，工會應立即采取措施糾正，並在必要時要求停產。

　　在工作場所以外，政府應采取措施應對不合格住房給工人帶來的危險。地方政府應為低收入勞動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寬對農民工獲得教育、醫療保障及社會服務的限制。這些限制加重了農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沈重的經濟負擔，迫使農民工只能接受危險的居住條件。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87名年輕女工喪生，47人受傷。此後30年裏，政府對安全生產的管理措施基本不變，即對重大災難采取嚴厲的懲處，但這對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實質、在工作場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無濟於事。

　　事故及死亡人數在00年代初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但這與經濟狀況及政府政策不無關系。如果中國要創造壹個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那就必須在政府政策、勞資關系及工會角色上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本文首發於2018年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20年3月。

　　工運人士談工人運動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二零一四年

　　維權工人吳貴軍被拘一年多後獲準取保候審 稱將繼續維權深圳迪威信工廠維權工人吳貴軍在被拘留一年多後被批準取保候審。5月29日，吳貴軍在辦理相關手續後被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釋放。

　　當天下午，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剛剛刑滿釋放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人代表孟晗和剛剛獲準取保候審的勞工公益人士林東等人前往迎接。

　　法院通知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下午兩點到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接人。她下午一點多就到了看守所門口，穿著嶄新的連衣裙，手捧鮮花，準備迎接被關押一年多的丈夫吳貴軍。

　　在經過了四個多小時的等待後，吳貴軍終於從看守所裏走出，他穿著白色T恤，和周玉芝相擁在一起。他的聲音沙啞卻有力，「剛才我還在看書，沒想到一會兒管教就過來喊：吳貴軍！你可以走了！這幾天我都有預感，但沒想到是這麽快！」現場的支持者們也為吳貴軍獻上鮮花，並打出了「好兄弟，你受苦了」、「我們為你驕傲」等的橫幅。

　　「其實我心裏一直都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罪的，我一定會出來。但在裏頭這一年多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會上所有關心支持我的人就是這股力量的源泉。」吳貴軍說，「但同時，我背後強大的律師團隊和敢於站出來為我作證的工友們是我今年能站在這裏最直接的原因，我要感謝他們！他們的良知和勇氣令我欽佩。今天這麽多人來這裏迎接我，我覺得這牢沒白坐！」吳貴軍在獲釋後表示，要繼續為工人維權。「一方面，我現在肯定上了黑名單，不可能再進廠裏工作；另一方面，我有責任要用自己拿自由換來的這段經歷啟發後來的工人。」吳貴軍的代理律師龐琨在他的微博表示，這起案件經歷了兩次補充偵查和三次開庭審理，公訴人一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有罪，他呼籲寶安區法院宣判吳貴軍無罪。「取保候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無罪判決才是正義，只有無罪判決才可以接受。」吳貴軍現年41歲，2004年進入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廠工作。2013年廠方為降低成本，逐步將深圳工廠搬往惠州，工人要求廠方在遺散時進行合理補償，吳貴軍被推舉為代表與廠方交涉。2013年5月7日，工人為阻止工廠把最後的機器搬走，開始罷工，並到市政府請願，要求老板對工人的處理作出交代。5月23日，300名工人往市政府請願途中被警方圍堵，20多名工人被拘留13至37天，而吳貴軍則因被控「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被關押一年多。

　　吳貴軍案發生後，曾在中國和海外引起巨大反響。2013年10月，包括瑞典、德國、巴西、印度、澳大利亞等13個國家或地區的支持者們聯合聲援吳貴軍。有人擔心，吳貴軍案可能標誌著中國當局對中國工人運動采取較寬容態度的時期已走到盡頭。

　　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地圖」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工人罷工數量有增無減。越來越多工人意識到自己權利遭受侵害，並在廠方拒絕談判後，通過罷工等手段實現自己的訴求。當局對於工人領袖的拘留，非但沒有對工人起到震懾作用，反而讓他們更有決心抗爭到底。

　　吳貴軍的另一名代理律師，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段毅表示，「現在中國的工人們正在提出自己的各項訴求，自己要求集體談判，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不管勞工非政府組織、勞工學者、還是勞工律師，在勞資糾紛的處理和集體談判的開展中都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昆山粉塵爆炸案幸存者前景令人擔憂

　　8月2日上午，江蘇昆山中榮金屬製品廠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粉塵爆炸事故，導致75人死亡，185人受傷。在事故原因查明，受傷者得到救治之後，這起新聞也逐漸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銷聲匿跡。

　　幸存者的預後不良或許是媒體沒有跟進報道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在中國，事故發生後的報道常常遵循一個原則：如果沒有好消息，則寧可沒有消息。一位負責照顧此次爆炸案幸存者的護士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她透露，在她照顧的三名爆炸案幸存者中，有兩人的前景都非常不樂觀。

　　這三名幸存者中，有兩人全身95%以上的面積都被燒傷，深度達3級，隨時面臨死亡危險。這名護士告訴我們，他們現在看似良好的生命體征完全依靠藥物和器械支持，離開這些支持，他們隨時可能死亡。

　　「即使奇跡發生，他們存活下來，」這位護士說：「他們這一輩子也會面臨無盡折磨：皮膚移植、腎功能衰竭和各種並發癥。」即使面對最後那位燒傷面積達70%的幸存者，這名護士也坦言：「我們並不對她的狀況感到樂觀，燒傷病人的病情起伏非常大，是否能生存也難以預料。」這名護士還透露，當地政府下達了指令，要不惜一切代價的讓這些傷者存活下去：醫院為他們開通了綠色通道，醫護人員也三班倒，用最精良的設備和最好的藥物去維持他們的生命。救治一位嚴重燒傷者的耗費，可能多達兩百萬元。

　　然而，當地政府這麽做的動機可能並不是由於人道主義。

　　這位護士透露，醫院管理層下達了一道命令：「8月26日之前不能再死人。」有許多人認為，政府這麽做是由於即將開幕的南京青奧會（從8月16日持續至28日），屆時將會有許多媒體聚焦南京和江蘇，當地政府不希望這起爆炸案在這時被炒作。

　　「在中國，計算人員死亡是否是由某一事故導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傷者在特定的時間後死亡，將不被算進某一事故的死亡人數之內。」這位護士透露。

　　根據中國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如果雇員在崗位上突發疾病，例如心臟病、中風等，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為工傷；但超過48小時的，則無法認定為工傷。

　　東莞裕元鞋廠工會離「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今年4月，位於廣東東莞的臺資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數萬工人走上街頭，要求資方回應其多項訴求，其中包括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提高底薪、對簽訂無效合同進行賠償等方面。有媒體報道稱，此次罷工是194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裕元鞋廠工會嚴重缺位的情況下，廣東省總工會和下屬市、鎮級工會在罷工期間成立了工作組，進駐企業開展工作，並派律師到廠區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在此次罷工結束後，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率隊的省總工會調研組於7月10日組織召開工會建設座談會，他在會上提出，將在裕元鞋廠試點民主建會，並計劃在五年內，在省內企業普遍開展工會的規範化民主選舉。

　　然而近期多名裕元工人和中低層管理人員卻表示，在他們所在的分廠絕大多數工人還不知道工會的職責是什麽，加入工會意義何在以及工會選舉流程是怎樣的。

　　8月初，裕元鞋廠分廠一位基層管理人員收到上級發來的郵件，要求他們在工人中進行鼓勵工會的宣講。但據該廠一位普通工人稱，廠方宣傳加入工會的「好處」在於「可以拿30塊錢的電話卡」和「年紀大的可以多報銷點醫藥費」，他同時還稱在8月中旬收到過一張選票，上面有數十位工會副主席候選人的名字，但工人們基本上只認得出自己所在部門領導的名字。但由於被告知「要打七個勾」，於是工人們基本都勾選自己認識的部門領導，而「其他六個就隨便選選了。」所有接受我們采訪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都表示，除了選出了幾個該廠管理人員的擔任工會副主席之外，分廠工會並沒有公布工人入會比例，也沒有開過工人大會，更沒有組織過其他形式的工會活動。而該分廠工會主席則跟罷工之前一樣，仍由該廠一位高級經理擔任。

　　「我們的底薪仍然很低，夥食依然很差，現在因為要交社保，每個月底拿到手的錢還比罷工前更少了。」一個不願具名的工人稱，「我就沒聽組長的，沒填入會申請。只能選企業的高層，這有什麽意思？他們怎麽可能幫我們說話？這麽多普通工人，沒有一個是候選人。」中國勞工通訊專家認為，不可否認在工人罷工、人社部門和省工會多重壓力之下，裕元鞋廠目前正在進展緩慢地對拖欠的社保和公積金進行補繳，也在開始進行工會建設，但現在這個群眾性、代表性、以及選舉過程合法性均成疑的「新工會」顯然離廣東省工會主席黃業斌提出的「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

　　廣西礦工王忠興艱難的塵肺病維權之路

　　三期塵肺礦工王忠興，從2012年6月因患疑似塵肺被迫走上塵肺病維權之路，在這2年多的時間裏，王忠興工資被停發，也未拿到任何一份賠償，其案件進度也是撲朔迷離。

　　在廣西樂業縣的一個金礦公司工作（南寧大石礦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林旺金礦）的礦工王忠興，2012年5月被查出患有疑似塵肺。2012年6月，王忠興不得已離開公司尋找資料做職業病診斷，為了做職業病診斷，王忠興先後到過8家醫院，檢查了十多次，2013年8月1日王忠興終於被診斷出：矽肺三期合並肺結核。

　　為保留勞動關系，在職業病診斷書未出來之前，2013年3月27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仲裁股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其在疑似職業病期間（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工資和醫療費的仲裁申請，2013年6月13日出，該案的仲裁結果是：王忠興已「自動離職」，駁回仲裁請求。

　　王忠興對樂業縣勞動仲裁股的裁決書不服，於2013年7月23號向樂業縣人民法院起訴。2014年1月10日出的一審判決結果是：林旺金礦一次性賠付王忠興工資 35000 元，醫療費 9420.42 元，但駁回了王忠興關於認定林旺金礦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無效的訴訟請求。

　　王忠興和公司都對一審判決不服，上訴到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為由撤銷了一審判決書，並發回樂業縣人民法院重審，目前重審結果還未出來。

　　2014年1月2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局申請工傷認定，樂業縣勞動局受理了工傷認定申請，但以「勞動關系有爭議」中止了工傷認定程序。

　　2014年5月18日，王忠興唯一的兒子在昆明打工不幸出車禍去世，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為對等責任，但是對方拒絕協商解決賠償事，要求走訴訟程序來解決。目前，王忠興因其兒子的離世深受打擊，病情惡化住院，其女兒王顯瓊也失去工作，家庭經濟非常困難，一家人生活陷入危機。

　　其實王忠興塵肺案件的事實清晰，案情也並不復雜，證據也充分，而且到目前為止王忠興已經確診為職業病了，但他的維權之路還是如此坎坷，該案凸顯了勞資不對等、地方保護主義、司法製度的缺失和社會救助的缺失。

　　湖南婁底冷水江銻礦塵肺工人案

　　船山村位於湖南省中部，距離省會長沙百余公裏。因為靠近世界產量最大的銻礦，附近村民多以在礦山做工為生。外人可能難以想象，這個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總共才400戶人家，已知的塵肺病礦工就已經超過60人，而近三年來因未得到及時救治而病故者就有十余人。

　　近日，湖南省本地媒體為民網報道了這一事件。之後，我們電話采訪了該村村民和村長，通過談話，我們窺見了一個飽受塵肺病折磨的村莊無助和當地主管部門令人愕然的一面，也看到了受害者們開始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勇氣。

　　據該村村長楊建軍稱，全村絕大多數勞工力都在毗鄰的物華銻礦上工作，之前幾十個村民是因為被發現肺部有問題而被物華解雇，至於那些仍在工作的村民當中到底有多少塵肺患者，現在還不得而知。

　　該村村民李秋香的丈夫楊初華就是罹難者之一，據報道，楊初華曾在物華做工14年，其中12年是在打風鉆，一直未和物華簽定勞動合同。在其2010年底被診斷患有塵肺病後，礦方不認可楊初華的勞動關系，不幫助其進行及時治療，導致他於2012年2月過世。

　　據李秋香和其女婿金靖稱，他們已將物華銻礦告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證明楊與其的勞動關系。「村民都沒有和礦上簽勞動合同，」金靖說。「我嶽父也沒有合同，但有一張有他名字的花名冊，物華有在上面蓋公章。我們還找了村裏幾十人簽名按手印證明他曾在物華工作，但即便這樣，想證明勞工關系還是比登天還難，要獲得賠償更不曉得要等到驢年馬月。」作為村長，楊建軍對此無能為力。「村民中部分人不懂礦上的危害，發現身體不行了才回家休息。但也有不少人知道有可能患上矽肺卻仍然選擇繼續工作，因為做礦工幾乎是這帶唯一穩定的經濟來源，」楊建軍說，「都是家裏的頂梁柱，不出去幹活，家裏老老小小的怎麽辦？」據悉，礦山鄉通過近年來的整合，關閉合並了許多小型銻礦，現在主要負責開采的有一家國營礦山和四家私營礦山，物華屬於後者。楊村長稱，國營礦基本都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勞保用品也有提供，但私營礦基本處於「放養」狀態，很多工人都是幹一天算一天工錢，勞動保護更是無從談起。

　　私人老板之所以敢置工人安危於不顧，除了欺負工人不懂粉塵的危害之外，當地的安全生產監察部門的不作為是重要原因之一。楊建軍稱，礦山鄉安監站副站長謝海斌與礦山有利益關系，而李秋香的一封實名舉報信中更提到謝除了擔任物華法律代理人，勾結當地官商，指使關鍵證人出庭做偽證之外，還在聽說李和金去找律師申請勞動仲裁時稱：「寧願發200萬打官司，也不能給楊初華一分錢。」李秋香和金靖數次就此事到市、省、甚至到北京進行上訪和抗議，但均無功而返，媒體上也鮮見相關報道。如今，面對湖南省高院終於答應就確定雙方勞動關系立案，李秋香，這個四十多歲、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講的農村婦女稱她將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維權路漫漫，楊初華們能不能死而瞑目我們尚不可知，而船山村這批因為罹患塵肺而遭解雇的工人將如何維權，冷水江還有多少仍然在無職業防護的環境裏工作的礦工，社會各界將給予塵肺工人怎樣的關註，我們將拭目以待。

　　東莞諾基亞勞資糾紛案仍未解決

　　2013年9月，在微軟宣布將並購諾基亞公司之後，東莞諾基亞製定了一系列新的嚴苛的管理規則，這些規則被工人視為逼迫工人主動離職的手段，並最終導致11月19日爆發大規模罷工，規模一度達到3000人。

　　這場大罷工歷時7天，之後200多名東莞諾基亞員工被解雇，其中有70人開始嘗試聯合維權，向當地勞動仲裁部門提起仲裁，他們並沒有要求經濟賠償，而是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期望在恢復勞工關系後與廠方繼續進行談判。

　　該案於2014年2月10日至11日在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院開庭審理，工人們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在仲裁庭上表示願意與廠方調解，但諾基亞方面則拒絕調解，之後仲裁裁決判定工人敗訴，沒有支持工人恢復勞動關系的請求。

　　由於不服仲裁裁決，工人們向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提出所謂「集體離崗」的行為應屬於集體停工，與一般意義上的違紀曠工有明顯區別；此外，因公司之前」選舉」出的工會主席是企業的行政副總裁，違反《工會法》的相關規定，故其」工會主席」的身份不合法，更不能代表工人。因此，企業工會與公司訂立的舊版《員工守則》無效，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支付從解雇之日起到恢復勞動關系期間的工資。

　　但是一審法院卻於7月15日作出判決，認定舊版《員工守則》有效，且工人們停工的行為違法了《員工守則》，諾基亞公司解雇工人的行為也合法有效。

　　收到判決後，工人們向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指出一審判決對事實並未查清，適用法律也存在明顯錯誤。10月8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開庭審理。10月13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判決，認定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也正確，駁回了工人們的上訴，維持原判。

　　和今年三月發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勞資糾紛案一樣，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購而引發的勞資糾紛，這類案件近年來在中國、尤其在廣東省常有發生。但，這次勞資沖突和法庭的審理、判決很少見。首先，它是中國工人和世界最著名、在歐美有「保護員工」的良好聲譽的跨國公司之間的沖突，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其次，工人因罷工在前，被解雇在後（而且被解雇的達罕見的200多人），資方違法的事實如此簡單、明確，工人卻兩次敗訴。其中的原因，實在值得深究；最後，明確規定了企業高級主管不得擔任工會主席的《工會法》，通過並執行已十年有余，企業，特別是工會文化深厚的外資、歐美企業，在中國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廣東前省委書記汪洋推出了「騰籠換鳥」的「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經濟戰略。在此政策的引導下，許多珠三角企業都在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製造功能手機（非智能機）的東莞諾基亞工廠和製造低端服務器的深圳 IBM 工廠都被像微軟、聯想這樣的大公司收購我們看到，但許多公司在並購、轉型的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對普通工人沒有絲毫的尊重，因此不斷引發了工人們的憤怒，導致罷工。此案的重要性還在於，如果不在改變勞資關系的力量對比的過程中製止這些國際跨國公司的惡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護，而且，政府「騰籠換鳥」的戰略也很可能落空。因為，一個地區沒有對員工的權益的尊重，沒有最基本的社會公正，它就很難吸引高技術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質量的勞動力。

　　本案是廣東省、甚至中國在產業升級過程當中一起尤其值得關註的案件，它不僅反映出地方工會在維護工人權利方面的缺位，亦可從中體實例窺見產業升級過程中企業對於工人權利的漠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種種惡果。

　　豐田零部件供應商罷工 要求補發加班費補繳社保10月22日，豐田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罷工，要求廠方依法補發被克扣的加班工資並補繳社保。當地警方在罷工開始後不久介入，與罷工工人發生沖突，有8名工人隨後被警方帶走。目前，被帶走的8名工人已獲釋，而工人們也已經復工。

　　據一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罷工最先從該廠製造部門開始，原因是廠方未及時發放工作津貼。9月，廠方為製造部門增加了工作津貼，但物流、質檢等部門的工人並未獲增津貼，引發其他部門不滿，曾引發小規模罷工。

　　「小規模罷工後，日方管理人員在會議上辱罵我們中國工人是『烏合之眾』，這樣的話傳到我們耳朵裏，我們都非常憤怒。」這名工人透露，「昨天（10月22日）中午1點，我們全體工人自發組織起來，向廠方提出了五點要求：一是津貼發放不公平，需保持一致；二是依法補發加班費；三是依法補繳社保；四是要求改善公司夥食；五是罷免一向站在廠方立場的總務科科長。」工人們要求廠方管理層在1小時內回復，但廠方一直未予回應，之後工人在廠區內罷工，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談判。

　　「我們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罷工，多次和工人說不要動廠方設備、不要大吵大鬧。我們同時也向勞監部門、信訪部門反映情況，但他們都說廠方工資只要高於東莞市最低工資就行了。」該廠廠工會主席也參與了罷工，他說：「在工人提出訴求之後，廠方完全沒有想到找工會與工人進行溝通，而是以公司名義出具了一個公告，我對此非常不滿。」當地警方在罷工發生後介入事件，與工人發生對峙，隨後8名工人被警方帶走，其中有4人在沖突中受傷。

　　針對工人提出的訴求，廠方於10月22日發布公告，稱公司已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費和繳納社保，而津貼發放的多少是公司的自由，如有異議可以通過勞動仲裁處理。

　　該名工人稱，在8名工人被帶走後，廠方曾以放人威脅工人復工，「什麽時候復工什麽時候放人」，工們人迫於無奈，已於10月23日復工，而被帶走的8名工人也獲釋。

　　該廠工會主席稱，目前暫未有工人因參與此次罷工被廠方解雇，而他也將帶領工會繼續向廠方反映工人們的訴求。

　　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是日資企業，為豐田、本田、長安鈴木等汽車製造商提供零部件，該廠有員工一百余名。2013年，該廠母公司雙葉產業的前專務董事寺田武久曾因涉嫌賄賂中國官員在日本被捕。

　　番禺新生鞋廠7名工人因參與罷工被刑拘 數十工友赴廣東省總工會請求協助11月11日，56名廣州市番禺新生鞋廠工友來到廣東省總工會，要求工會出面，協調釋放此前被警方從廠區內抓走，並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為由被刑事拘留的7名工人代表。據工人的微博帳號 @新生鞋廠工友維權 稱，省總法律部主任許平堅接待了工友們，並回應說工會目前正在與廣州市政法委協調，爭取盡快釋放被拘工人。

　　同時據一位工友稱，廣東省總工會當天告訴工人，因為資方態度強硬，省總此時已無法代表工人進行維權。據悉新生鞋廠並沒有建立基層工會。

　　因工廠搬遷時未與工人協調好安置方案，又多次拒絕工人的集體談判要求，廣東新生鞋廠的工人們自今年9月份開始進行了數次罷工、在廠內喊口號、到市政府上訪、及到市總工會求助等活動。政府相關部門後介入協調，並在10月31日作出承諾，於11月3日主持工人與廠方的談判。

　　然而，工人們等來的卻不是談判。微博消息顯示，3日當天上午200余名警員突然出現在廠區內，把工人團團圍住，並強行將14名代表和積極分子扔上警車帶走。秦慶枚，張衛平，楊麗燕等7人後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被刑事拘留至今。

　　隨後幾日，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反響，多條微博被轉發上千次。錦繡麒麟傳媒創辦人、資深媒體人楊錦麟也在他的微博上持續關註此事。現在已有多名律師表示將介入此案，為被刑拘工友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作為該案中工人談判代表之一秦慶枚的代理律師，葛永喜在本周一去看守所探望他的代理人時，被拘留所告知秦慶枚剛好在被警方提審，無法與律師會面。葛永喜說：「可能有人會說是警方故意不讓我見當事人，但我卻仍然對該案很樂觀，因為工人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當局刑事拘留他們僅僅是想起到威懾作用。」「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宣判：裁定公司性別歧視 判賠兩千元今年7月，女大學生黃蓉（化名）在應聘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的文案策劃一職時，三次被該單位以「限招男性」為由拒絕。於是，她於7月8日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將用人單位告上法庭，被媒體稱為「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

　　1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對這一案件做出判決，認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不對原告是否符合其招聘條件進行審查，而直接以原告為女性、其需招錄男性為由拒絕原告應聘，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業的權利，對原告實施了就業性別歧視」，並要求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雖然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並沒有像去年起訴巨人教育的曹菊（化名）那樣拿到3萬元之高的賠償金，但這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去年12月，被稱為「中國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的曹菊（化名）訴巨人教育歧視案以當庭和解的方式結束，曹菊獲得了巨人教育提供的3萬元賠償金。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雖然沒有曹菊那樣拿到高額的賠償金，但這卻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今年6月25日，黃蓉在趕集網上看到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招二名文案策劃的信息，覺得自己各項條件均符合，於是在網上投遞了簡歷。可是一直沒有等來回復，她主動打電話詢問，得到的回復是「這個崗位只招男性」。雖然她再三表示可以勝任職位，但公司都一只招聘男性為由拒絕了她。

　　黃蓉說，她對這種性別歧視行為無法理解，並擔心以後會有更多的女性遭遇這種情況，再三思考後她決定起訴至法院。

　　7月8日，黃蓉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寄出了起訴狀。起初法院表示該案件不可訴，歷經一個月的據理力爭和遞交補充證據材料，8月13日，黃蓉終於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書。

　　湖南長沙環衛工人要求與當地環衛部門簽訂勞動合同11月20日，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工人選舉產生了15名談判代表，要求當地環衛局與工人就簽訂勞動合同等問題進行集體談判。昨天（11月25日）嶽麓區環衛局的官員並沒有與工人進行談判，但據工人們的談判顧問稱，事件仍在朝較好的方向發展。

　　本月初，由於有消息稱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事業系統改製，牽涉環衛工的就業、養老保險、積欠補貼及獎金等問題，導致11月3日該區環衛工發生罷工。

　　據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環衛局是想讓工人改與街道環衛部門重新簽一份沒有社保的勞務合同，而不是保障勞動者法定權益的勞動合同，簽訂這份勞務合同意味著工人不再享有「五險」。

　　據媒體去年報道，長沙市五區環衛局共有職工10543人，聘用製臨時工超過八成，多達8573人，主要是邊遠山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也有少量城市下崗工人，大多數工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

　　過去半年中，中國至少發生過十起環衛工人罷工，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罷工，他們通過罷工和談判，爭取到了賠償並與新的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

　　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工人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成功爭取多項權利12月6日上午9時，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7日，廠方發布公告，答應了工人部分訴求，工人代表也建議全廠工人於12月8日復工。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今年8月，利得鞋業傳出搬廠的消息，廠方開始削減工人的工時，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並威脅工人如果不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就會面臨解雇。

　　「我以前工作一個月可以賺5000塊錢，」一名在利得鞋業工作了21年的工人說：「現在一個月只有3000塊錢。」她同時推測，廠方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是不想為工人補繳拖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從9月到11月，利得鞋業的工人召開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談會，並分別在9月和10月發起了兩次小規模的罷工。12月5日晚，工人們決定於6日發起集體罷工，迫使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

　　罷工發生後，利得鞋業的工人立刻開通了微博賬號 @利得工人 直播事件進展。根據工人們發布的微博顯示，6日晚上，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推選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並確定了首席談判代表、第二、第三談判代表等具體分工；同時，也推選出了3名工人團結基金的管理員和5名新媒體宣傳員，以及工人糾察隊隊長和副隊長。

　　面對準備充分的工人，廠方也迅速回應了工人們的訴求，與工人們進行了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在廠方發布公告後，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決定於12月8日復工，但同時要求廠方在12月13日與工人進行第三次集體談判。有工人代表稱，他們對後續發展感到樂觀。

　　「我們的集體行動確實是有效的，」一位工人代表說：「即便廠方不遵守他們的承諾，我們61名工人代表還在這裏，工人們隨時準備著進行下一次罷工」廣州一工會主席代表工人集體談判後被打擊報復 一審勝訴獲賠4萬余元原廣州大友汽車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友公司」）工會主席洪壁明，因在去年6月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後引發公司不滿，遭降職、沒收辦公電腦等一些列報復。今年3月，他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未依法支付勞動報酬為由，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並提起仲裁、訴訟。12月5日，該案經廣州市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判決洪壁明勝訴，由大友公司一次性賠償其經濟補償金等費用4萬余元。

　　洪壁明於2007年9月加入大友公司，並從2009年7月開始擔任公司擔當主任一職。2013年3月，洪壁明在工會換屆選舉中當選為工會主席，之後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並成功為工人爭取漲薪。但此舉動引發公司不滿，之後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免去他擔當主任一職，並采取沒收辦公電腦、架空工作等方式拒不提供勞動條件。今年1月起，還被單方面降低了工資標準。

　　其間，洪壁明曾大友公司提供勞動條件並支付工資差額，但公司均不予回應。他也曾向番禺區總工會求助，但也協調無果。在被迫無奈情況之下，他於3月15日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勞動報酬支付違法、工作崗位調整違法等為由向大友公司提出解除雙方勞動關系，同時提出了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報酬差額和開具離職證明等要求。

　　公司對洪壁明的要求不予理睬，因此他提起了勞動仲裁。

　　今年8月，番禺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該案進行了仲裁，裁定僅支持了洪壁明少部分訴訟請求。由於對裁決不服，洪壁明又向蘿崗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

　　蘿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大友公司免去洪壁明擔當主任職務不合法，理由基於：

　　大友公司《職工就業規則》規定，職工職務應根據「生產經營狀況、組織機構變動、職工績效考核結果」來考量，故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大友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曾向洪壁明告知不續聘的理由，且未能證明曾對他進行績效考核而結果不能勝任。故公司以洪壁明不能勝任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雖然公司對勞動者作出任職、免職決定等屬於企業的管理自主權，但這種自主權不應被隨意濫用。洪壁明在擔當主任職務上已經工作滿四年半，這項職務是對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和對相應勞動報酬的固定。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對洪壁明極不公平。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十七條第一款，「工會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滿時，不得隨意調動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調動時，應當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但在本案中，大友公司不再聘任作為工會主席的洪壁明擔任擔當主任，並停發職務工資，缺乏規章製度依據和法律依據。

　　據此，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大友公司需向洪壁明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職務工資、電話補貼等4萬余元，並為他開具解除勞動合同證明。

　　中國20地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平均漲幅近年最低中國勞工通訊在今年統計了中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最低工資增長情況。統計結果顯示，共有20個地區在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3.1%，較往年有所下降。

　　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廣東等省份在內的12個地區在今年並沒有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一的廣東省，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在2013年5月1日。但位於廣東省境內的深圳市，在2014年2月1日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808元，漲幅11%；將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6.5元，漲幅達13.8%。

　　浙江、江蘇和上海在2014年分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上調12.2%、10.1%和12.3%，但同樣屬於製造業重鎮的福建卻未調高最低工資，福建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在2013年8月1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4元。

　　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20個地區中，貴州省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漲幅最高，達21.4%；其次是重慶市和青海省，達19%；四川省則將最低工資標準調高16.7%，位居漲幅榜第三。雖然這些省市大幅調高了最低工資準備，但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仍然只有上海市、深圳市最低工資的2/3左右。

　　據人社部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24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國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與往年數據相比，今年雖然增長幅度達到了兩位數，但是13.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

　　如果將12個在未調高最低工資的地區也計入，今年全國32個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僅調高8.2%。

　　最低工資標準漲幅下降或許與今年的低通脹有關，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今年一直在1.5%和2.5%之間浮動。然而，總體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製造業的衰退趨勢也對最低工資增長造成了壓力。在此情況下，許多拿著低收入的工人實際到手的工資並沒有任何增加。

　　盡管大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每一年都有上調，但依靠最低工資在中國的城市仍然難以維系生計，許多中國工人都需要靠加班等方式才能拿到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工資。

　　深圳一服裝廠罷工滿一周 工人要求廠方進行集體談判截至今天，深圳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經罷工滿一周，昨天（12月16日）經民主選舉產生的8名工人代表和深圳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見面，並向他們遞交了此次罷工的情況通報。前一天（12月15日），工人們向公司發出了集體談判邀約，要求公司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

　　12月10日，為G2000、優衣庫、班尼路等服裝品牌供貨的港資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因連續多年欠繳工人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積金，引發數百名工人罷工。據該廠工人開設的維權微博「慶盛廠工人維權」發帖稱，公司從2003年開始才為員工購買社保，導致該廠很多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員工退休後，工齡雖然滿15年卻不能享受養老待遇。此外，公司自2010年12月至今沒替員工繳納住房公積金。

　　一位昨天與深圳市總工會工作人員會面的工人代表稱，工會工作人員說，慶盛公司的做法違反了法律，並承諾盡快讓區工會介入處理此事。

　　「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說，對我們工人組織地這麽好、又有非常明確的訴求感到很意外，」這名工人代表說：「我們期待工會的回應。」此外，有工人指廠方即將搬遷，並且目前已經將一些物資搬運到同一公司旗下的深圳利華集團。而大批工人則聚集在工廠門口，阻止廠方搬遷物資。

　　「我們必須在年關前追回廠方欠繳的社保及公積金，否則工廠被清空後便難以追討。」一名工人說。

　　目前，廣東電視臺珠江頻道已經對此次罷工進行報道。

　　河南女建築工討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後多名學者致信習近平要求保護建築工合法權利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團經貿龍瑞苑工程項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鄲城建築工人，被拖欠2.9萬元的工錢，多次催要未果。春節臨近，工人們計劃直接向項目部討要工錢，被保安阻攔，發生爭執。警察到場後，暴力侵害討薪農民工母親周秀雲，導致她「非正常死亡」。

　　12月26日，一則名為「河南討薪女民工命喪太原龍城派出所」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起了廣泛關註。視頻總長1分22秒，分為兩段。第一段是1名穿紫紅色大衣的長發女子坐在地上，抱著一名民警的腿，民警的右手看上去是拉著女子的頭發。第二段視頻中，這名女子已經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民警的左腳踩在女子的頭發上。

　　據死者周秀雲的丈夫王友誌稱，當時現場來了4、5個警察，其中一個胖警察問他們有沒有帶身份證，並說「像你們這樣犯罪分子一概不能輕饒」，警察開始說臟話，他們與民警理論，就被推到一邊並戴上手銬，塞進警車。

　　死者的兒子王奎林稱，周秀雲在工地門口抱著警察的腿懇求放了她的丈夫王友誌，期間被拽頭發、擰脖子等，「那個警察把我媽的頭狠命往下按，臉都貼到肚子上了」。後來周秀雲仰面躺在地上長達1個小時，一名警察用腳踩著周秀雲的頭發，並指責她「裝死」。

　　王友誌稱，警察把他和周秀雲塞進同一輛警車，由於是背銬，他只能用腿拱一拱周秀雲並喊她的名字，但那時她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唯不知生死。

　　12月26日晚間，太原市公安局官方網站發表《關於「12.13」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況通報》。通報稱，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龍城派出所民警在處置「龍瑞苑」工地糾紛警情期間，發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事件發生後，太原市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請檢察機關介入調查；同時，由相關領導帶領督察部門展開調查，依規對當事民警做出停止執行職務決定。

　　12月30日淩晨，太原市檢察院對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濫用職權罪批準逮捕。

　　12月29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原、郭於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盧暉臨，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教授潘毅等人在內的多名學者，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聯名信，要求在建築業工人中真正貫徹《勞動合同法》，避免「12·13」悲劇再次發生。

　　這封聯名信稱，這一事件不僅表現了警察的違法執法，也反映了中國建築業農民工存在的諸多問題。聯名信中列舉了包括勞動部門執法不力，建築業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率長期保持低位；建築業農民工的工資嚴重地拖欠，工傷和職業病得不到賠償；《建築法》明文禁止建築公司違法轉包、分包建築工程的行為，現實中卻屢禁不止的三大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包括嚴肅查處建築業的違法轉包行為、問責勞動部門、設立農民工維權熱線、微博、微信和郵箱及推動一線建築工人的工會組建工作四點建議。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群體性事件地圖統計，建築行業工人罷工主要原因是由於拖欠薪水，並且該行業罷工數量在今年下半年有顯著增長。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55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15%。然而，在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中，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168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30%。

　　二零一五年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實施前 廣州利得鞋業工人集體談判成功《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於昨天（1月1日）起正式實施。然而去年12月，廣州番禺利得鞋業的工人們就已經通過與公司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成功爭取多項權利。

　　12月6日，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12月17日，利得鞋業的工人與廠方進行了第三輪集體談判，公司在同一天發布公告，決定將各員工入職以來，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高溫補貼等不足的部分三項合並以一次性每人每工作滿一年按2000元的標準發放，以六年為上限，工作未滿一年的員工按每滿一個月166元的標準發放，並承諾於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

　　在這一輪集體談判結束後，利得鞋廠全體員工全部復工，這場維權行動暫告段落。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指導工人此次維權運動、也是番禺打工族另一位工作人員的孟晗說，工人們罷工的時機選擇的很好，因而達到了預期成效：「工人們最懂得生產製造的流程。比如說，他們會選擇在工廠最需要全力生產的時候進行罷工。」利得鞋業的案例僅僅是許多通過罷工爭取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中的一例。1月1日，《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正式實施，廣東省的工人們能否通過這份新頒布的條例進行有效維權，還是必須通過罷工才能爭取集體談判？我們拭目以待。

　　中港兩地勞工界聯署抗議針對公益維權人士的暴力事件2014年12月26日，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曾飛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人士的毆打，眼鏡被打壞，右顴骨附近也有傷痕。

　　曾飛洋描述當時的情形說：「當天上午，四名青壯男子來到打工族服務部門口，說要找曾飛洋。我說我是曾飛洋你們有什麽事？他們說我欠錢，我說不欠他們的錢。他們說你還不承認，兩人立即揮拳毆打我的頭部，把我的眼鏡打飛了，又連續揮拳擊打我的手臂肩膀，又飛腿踢打我的大腿和臀部，我沒有做任何還手，我們的其他與會人員也沒有出手反擊。兩分鐘後，這四個歹徒離開打工族服務部辦公室。」其後，曾飛洋和機構工作人員向警方報案，警察到場取證並帶曾飛洋到富華派出所做了筆錄。

　　12月27日，中國大陸勞工界發起聯署，嚴厲譴責針對勞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要求廣州警方盡快破案，依法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對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截止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20個勞工機構和2000多人參與聯署。

　　香港職工會聯盟和全球化監察組織也於12月31日發出緊急呼籲，譴責針對中國勞工團體和中國工人的暴力攻擊，並敦促中國政府依法查處暴力攻擊案件，保護公民安全。

　　這份呼籲書中也提及近年來勞工NGO受打壓的情況。自2012年以來，深圳小小草中心辦公室被暴力打砸、不斷被逼遷﹔中山打工族服務部金石長被資方保安毆打並被暴力逼出廣東﹔浙江永康小小魚機 構被打砸、負責人黃才根深夜被暴徒打傷﹔深圳春風服務部張治儒不斷被逼遷、車輛被破壞、多次受到電話恐嚇﹔直至最近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被暴力襲擊。

　　呼籲書認為，在中國工人意識醒覺、維權鬥爭此起彼伏之時，針對中國勞工團體的暴力攻擊顯然是為了嚇阻和遏止中國勞工運動的壯大。

　　佛山工藝總廠工人被非法解雇案仲裁開庭

　　2月2日，佛山市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和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分別開庭審理了佛山工藝總廠（又名佛山同心首飾廠）35名工人因要求公司進行集體談判而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

　　當天上午，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審理了其中32名因參與選舉工人代表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公司的代理律師稱，其中6名工人被解雇是由於曠工而被解雇，而另外26名工人並沒有被解雇，而是因為他們違反不準帶手機進入廠區的規定，所以被禁止入廠。

　　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段毅和孟凡琦是該案中工人們的代理律師，他們在庭上稱，在去年11月工人們質疑廠工會合法性之前，廠方從來沒有實施過進廠禁止帶手機的規定。而就在幾個月前，工人們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跟廠方談判，並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書，其中有保證不對工人打擊報復的條款。孟凡琦稱：

　　去年11月20日，工人們要求改組現有的廠工會、重新選舉工會主席，並向佛山市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等上級工會發函，邀請其介入指導工作。但原定於11月27日召開的會員大會，卻被廠方雇傭的數十名保安阻止。

　　後來工廠直接把工人鎖在廠外，聲稱根據工廠規定，攜帶手機的工人不可進入廠區。但據工人稱，這條規定此前並未被實施過。而更過分的是，廠方從未沒有征詢過工會和工人的意見就擅自執行了該規定。從始至終，廠工會都無動於衷，而多名工作十數年的工人都稱不知工會主席是誰。

　　段毅律師隨後指出，這26名工人被拒進入廠區差不多有兩個月，因此即使沒用經過正常的程序，他們也應被判定為被工廠即時解雇。

　　「而對於那6個已經收到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的工人來說，」段毅說。「廠方提供的證據表明，廠工會已經同意解雇這6名工人，但我想問的是：工廠有工會嗎？誰是工會主席？這6名工友是工會會員嗎？我們如何確定工會簽章的真實性？」廠方的代理律師稱其對工會事宜皆不清楚。段毅繼續質問：

　　所以你們出示的證據是由一個連你們自己都不清楚的組織認可的？我在此提請仲裁庭對廠工會是否存在和其合法性展開進一步調查，因為工人們是因為參加了工會活動而被解雇，而工人你們對於召開此工會活動已經提前告知了各級工會。

　　當天下午，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又開庭審理了祝新華，鄭洪雙和錢森華三名工人代表訴佛藝工廠因其組織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而對其打擊報復並將其解雇一案。

　　祝新華等三人於11月25日，也就是工人代表大會召開的兩天前被解雇，理由是「從事不當活動，曠工，怠工」。而這三名工人代表稱，9月雙方通過集體談判簽署協議之後，廠方只給他們非常少的原材料，以至於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開工。

　　段毅在下午的庭審中更利用廠方上午出示的證據反過來駁斥其解雇三人與其代表身份無關的觀點。廠方在描述其於11月27日拍攝的一段的視頻時，稱這三名工人代表「躲在樓頂指揮工人」。段毅律師回應稱，既然你們作出了上述指控，又怎麽能說解雇這三人和他們身為代表一點關系都沒有？

　　仲裁庭並未當庭宣判。段毅律師總結當天的兩起案件，說道：

　　仲裁只是眾多程序中的第一步，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這麽多工人因參與工會活動被解雇，並依據《工會法》爭取自己的權利。我非常欣慰看到中國工人在這些年來的成長和成熟。

　　2015年兩會中與勞工議題相關的提案

　　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光明網推出了「老百姓眼中的改革關鍵詞」的活動，截至2月28日，有24萬人次參與了這項調查。其中，「收入分配」以12.2%的得票率占據榜首，而「戶籍改革」「社會保障」等與勞工密切相關的議題也進入了關註榜的前十位。

　　而在兩會的提案中，也有不少都與勞工密議題切相關，涉及帶薪休假、產假、出租車壟斷經營、農民工問題等諸多方面。我們按照關註焦點的不同對這些提案進行了整理。

　　帶薪休假

　　1. 國家旅遊局前局長邵琪偉：進一步推動落實帶薪休假製度近年來，官方已開始大力推動帶薪休假製度全面落實。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便提出「落實帶薪休假製度」。國務院去年8月又公布了《關於促進旅遊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鼓勵職工結合個人需要和工作實際分段靈活安排帶薪年休假。「《勞動法》早就已經立法(確定帶薪休假製度)了，關鍵是一個實施和落實的問題。」邵琪偉表示，希望各方面進一步引起重視，進一步推動帶薪休假製度的落實。

　　打破出租車牌照壟斷

　　1. 代表政協委員熱議出租車行業改革：呼籲出租車市場依法放開2014年中國出租車行業「專車」的橫空出世，讓中國城市的公共交通遭遇新變局，而個別城市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也引起代表委員對「打車」這件事的關註。乘客對出租車價格和打車難怨聲載道，而出租車司機也對專車搶生意不滿，如何改革目前的備受批評的出租車體製？

　　2. 李書福委員：出租車改革關鍵是打破牌照壟斷針對不久前引發社會熱議的出租車改革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盡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車改革的關鍵是打破牌照的壟斷式管理。這是李書福第三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關於出租車體製改革的建議。「出租車行業亟待進行體製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堅冰"，改革的方向應是破除壟斷，將出租車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李書福提議，應該直接向符合準入的一線司機開放出租車經營權，通過充分競爭盤活市場，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別「打車難」、「打車貴」現象。

　　教師工資

　　1. 兩會提案聚焦教師問題 農村如何破解師資短缺「當前我國農村教師編製測算『標準上超編』，但『現實中不足』。」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姚立迎介紹，民進中央將向全國政協大會提交《關於進一步調整我國農村教師編製的提案》。在這件提案中，民進中央認為，農村教師編製的核心問題是改變教師的配置方式，采用「基本編＋機動編」的方式使農村地區教師數量能滿足正常的教學及相關工作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王佐書表示，教師穩則教育穩，教師地位高則教育地位高，在我國農村學生還占大多數的情況下，發展農村教育，解決農村師資隊伍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產假

　　1. 全國政協委員張禮慧：女性產假應延長至3年「女性延遲退休的相關政策，還可與延長產假相結合。」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張禮慧說，可借鑒國外經驗，將婦女的產假逐步延長，甚至可以延至3年，直至孩子上幼兒園。延長了產假，對孩子的教育、心理等方面都有好處，產假結束婦女出來工作時，也會更加投入。這樣一來，就可與女性延遲退休政策形成互補。

　　2. 中國科協副主席建議：夫妻共同休產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賽娟等八位委員，已聯名向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提交大會發言，建議女性高級專家與男性同齡退休；同時適當延長產假時間，推行夫妻雙方共休產假製度。

　　農民工

　　1. 「最美洗腳妹」劉麗：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劉麗建議，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她說，農民工去走仲裁程序，即便勝訴了，用人單位明知理虧還要起訴上訴，終審後也不執行。但打官司的時間和成本幾乎完全由勞動者承擔，是不公平的。「我建議，要讓敗訴的用人單位承擔勞動者仲裁、訴訟期間的工資，引導勞動者自願去仲裁，也才能引導用人單位主動去承擔法定義務，放棄濫用訴權。」2. 全國人大代表張曉慶：將農民工職業病納入基本醫保張曉慶建議，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的監管落實，普及職業病防治的知識，增強用人單位的職業病防治觀念，提高勞動者的職業健康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和行使職業衛生保護權利的能力。建議將當地勞動環境保護指標和企業工人健康相關指標納入政府考核範圍中，加強政府對勞動保護的重視。有關部門應加強對企業勞動合同簽訂、工傷保險覆蓋以及勞動環境的監督與指導，對於勞動環境惡劣的企業應該嚴格監管。

　　塵肺病

　　1. 民進2015兩會提案：完善塵肺病救助和保障製度我國為保護塵肺病職工的合法權益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社會保險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勞動能力鑒定國家標準等，然而由於現有的救濟和補償製度覆蓋面較小，職業病鑒定（工傷認定）程序復雜、索賠困難等原因，多數塵肺病患者獲得救助的途徑依然艱難。

　　公務員考試

　　1. 人大代表龐麗娟：中職高職生也應能考公務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龐麗娟建議，允許職業教育的學生們參加研究生、公務員等考試。她提出，「希望能給中職、高職這樣的學生多一些出口，比如允許他們考公務員、研究生等。」龐麗娟提出，現在社會上就業還是唯學歷論，而事實上未必學歷高的就一定比學歷低的能力強，應該從學歷論改為能力論，政府需要突破現有的勞動、人事和就業製度。

　　她們是誰？中國被捕的五位女權活動人士簡介

　　從3月6日開始，北京、廣州、杭州、雲南等地多名女權活動人士被警方帶走。隨後，鄭楚然（大兔）、韋婷婷、李婷婷（麥子）、武嶸嶸、王曼五人被拘留至今。而她們原計劃在婦女節日期間進行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

　　據悉，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她們得知長期關註的性騷擾問題有可能獲得「兩會」代表重視，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將就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進行提案，因此希望在民間作出響應，並商定了活動主題「製止性騷擾，安全你我她」，原計劃將抵製性騷擾的標貼貼到公共交通工具上。

　　她們被拘留後，包括廣州十所高校的學生、中國大陸勞工界人士、全球女權聯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團體都在網上發起了聯署行動，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這五名女權活動人士。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Samantha Power）3月13日也在社交網站 Twitter 上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五名被拘的女性維權人士。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向您簡單介紹這五名女權行動者以及她們曾參與策劃過的行動，並會實時更新她們的最新情況，期望她們能夠早日獲釋。

　　她們是誰？

　　鄭楚然（大兔）

　　又名大兔，女權行動派成員。畢業於中山大學，擁有雙學士學位。曾參與策劃過「消滅鹹豬手」、「占領男廁所」、「取消女性職場歧視」等行動。

　　韋婷婷

　　武漢大學人類學碩士，r&B雙性戀團體聯合發起人。分別於2007年和2009年在武漢發起組織話劇《陰道獨白》的演出，2010年開始加入倡導性別多元平等的機構武漢rainbow LGBT，2011年來到北京加入紀安德，擔任項目主管，並在同誌亦凡人擔任主持。

　　李婷婷（麥子）

　　又名麥子，女權行動派成員，北京益仁平中心 LGBT 項目負責人，長期關註性別平等議題。曾參與策劃過「占領男廁所」、呼籲男女高考平等分數線等行動。

　　武嶸嶸

　　浙江民間公益機構「杭州蔚之鳴」創辦人，曾在公益機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任職，從事維護婦女權益近八年。曾參與發起「占領男廁所」、「剃光頭抗議教育部高考性別歧視」及「反對家庭暴力」等行動。

　　王曼

　　女權主義者，「全球反對貧窮活動」（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項目協調人，長期關註在消除貧困領域的性別平等議題，多次參與性別平等倡導行動。

　　她們做過什麽？

　　占領男廁所

　　2012年2月19日中午11時許，在廣州市越秀公園旁的一個免費公廁旁，幾名女大學生上演了一場「占領男廁」的行為藝術。中午11時許，李麥子和幾名女大學生一起帶著「道具」來到了越秀公園旁的免費公廁。此時，女廁旁已經排起了長龍，而男廁門口卻沒有一個排隊的人。李麥子的朋友舉起了兩個自製紙牌，一個上書「關愛女性從『方便』開始」，另一個則寫著「女人更『方便』，性別更平等」。女大學生們還向市民派發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她們在信中呼籲：通過立法來增加公廁中女廁位數，比例至少應該達到 1：2。

　　吃掉職場鹹豬手

　　2012年3月8日，在熙來攘往的廣州街頭，一個由鹹豬手堆砌而起的「小山堆」格外引人註目，鹹豬手「小山堆」上立著一把巨大而閃亮的「菜刀」。在這個屬於女人的節日，幾位廣州女青年上演了一出「消滅職場鹹豬手」的行為藝術，倡導女性勇敢反抗性騷擾。 在現場，誌願者們向過往民眾派發宣傳單，進行防性騷擾方面的知識普及。針對男性和女性，宣傳單分為不同的兩種，倡導男性尊重和保護女性，鼓勵女性勇於反抗性騷擾。

　　致信500強CEO抗議招聘性別歧視

　　2012年4月26日中午，廣州中山大學大四女學生鄭楚然向中國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各寄出一封信，呼籲企業發表平等用工聲明，關註並解決招聘大學畢業生時對女性不公正的要求和限製。 鄭楚然說，她找工作時發現，很多企業招聘公告中有「限男性」「女生身高1.65米」等條件。很多企業認為，多數女性會為了照顧家庭而不能專註於工作，年輕女性結婚生子會增加人力成本。鄭楚然認為，企業並沒有用人唯賢，而是在女性入職條件上加上了比男性更多的限製。

　　邀人社會廳廳長逛就業市場

　　2013年，中山大學應屆畢業生鄭楚然到南方人才市場調查發現，招聘崗位裏有10%標明限招男性或男性優先，而且，這些崗位大部分非國家規定的不能讓婦女從事的重體力勞動工作。她昨日致信廣東省人社廳廳長林應武，邀請林應武逛人才市場，了解就業性別歧視。 之後，省人社廳回復稱，南方人才市場已根據省廳和廣州市人社局的要求，自查自糾，對所公布的用人單位招聘崗位信息進行全面核查，及時清理了存在性別歧視內容的招聘信息。另外，省人社廳也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強日常巡查，暢通受理投訴舉報渠道，並對所轄人力資源市場的招聘活動進行集中檢查，及時發現、糾正性別歧視和其他各類就業歧視現象。

　　上書人大代表要求解決女性如廁難

　　2014年兩會前，李麥子和全國各地百余名女大學生的聯名來信，要求人大代表解決中國的女廁所廁位不足問題。她們發出了兩百多封電郵，三百多封平郵，加上不可計數的微博遊說，收到的最多的回復是簡單的「我已收到」。但浙江省一名來自醫院系統的人大代表，認真回復了學生們的郵件，並承諾，將在合適場合多多提議；一位來自高校系統的學院院長也回復說，將會以學生們提供的材料，作為履行代表職務的參考。

　　砸花瓶

　　2012年，李麥子和西安的幾名女大學生就通過「砸花瓶」的行為藝術向反抗女大學生選美活動。活動發起人李麥子稱，因為女性的美是自己定義的，不是別人定義的，所以任何選美都是把女人的美，都是讓別人定義她的美。我們反對選美，其次我們希望那些女性從自身的美中獲得自信，而不是去通過別人的肯定才知道自己是美的。 按照事先的計劃，李麥子和其他幾名女大學生，拿起提前準備好的榔頭，將兩個插有鮮花的花瓶當場打碎。李麥子稱，我們覺得花瓶它其實是作為一個女人外表美的一個象征，別人評選她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就不去做這個花瓶。

　　最新情況

　　據紐約時報報道，3月13日其中四名女性的律師透露，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正式拘留了五名年輕的女性活動人士。律師們表示，這些女性都被關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澱看守所，盡管其中兩人上周被關押在中國東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與律師見面。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二零一九年

　　中國建築工人需要建築行業工會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2018年建築工人的集體行動在所有工人抗議活動中占最大比例（45%），而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人抗爭都與追討欠薪相關。

　　同時，根據中國安全事故地圖統計，2018年建築工人也是各行業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體（占比26%）。這一統計結果與應急管理部通報的數據相符。該部門指出，自2009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開始超過煤礦，已連續9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主要事故類型為高處墜落和坍塌。如果采取適當的安全程序，這些事故本可以避免。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建築工人被系統地剝奪了基本勞工權利（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且正如應急管理部指出的那樣，在建築業混亂的分包轉包系統中，在缺乏適當培訓和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建築工人的職業健康和安全往往難以保障。

　　許多觀察者將這一情況歸咎於執法不到位、剝削的老板和漠不關心的政府官員，甚至歸咎於工人自身不了解自己的權利，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或找到有效出路。

　　今日，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一份關於建築行業的中文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 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將為解決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報告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工會開始，讓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回歸到建築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回歸到建築工人的組織者，回歸到代表建築工人與建築企業協會集體談判的談判者。

　　報告提議，工會應走出辦公大樓，走進建築工地現場，把建築工人組織到工會中來，從而使建築行業工會在一線建築工人當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實現按年調整業內不同工種的工資標準，規範工資支付方法和日期，確定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的繳費方法以及繳費額度。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每名建築工人在進入工地前，便繳付了各種保險，從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無意違法；建築企業可以以符合建築行業特點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築工人支付工資，從而最大程度避免發生欠薪；一線建築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們，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2018年10月29日，習近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講話，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從建築行業入手，從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起，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本報告首先描述了建築行業的基本狀況，其後分析了建築行業的分包製度，以及建築工人的權利保障狀況，並以案例說明了建築行業「法外運行」對普通工人的影響。 最後，報告呼籲，通過建築行業工人工會的歸位，逐漸解決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足等問題。

　　隨著春節來臨，又到了建築工人討薪的季節。報告建議，應以建築行業工會歸位為起點，走出解決建築行業沈屙頑疾的新出路。

　　跨地區卡車司機罷工一周年：原子化卡友如何組成互助網絡？

　　2018年6月8日，山東、四川、重慶、安徽等至少十個省市的卡車司機發起了一連串抗議。上百輛卡車停泊在路邊形成長長的車龍，車上掛了「拒絕疲勞駕駛」、「抵製低價」等標語。司機的抗議內容一致，主要是運價過低、油價高企、交警路政隨意罰款、疲勞駕駛以及貨運平臺「運滿滿」禁止其與客戶私下溝通的新政策深感不滿。

　　中國卡車司機通常自購車輛，以接貨運貨為生，是工作相對獨立的職業群體，既不依賴生產裝配流水線，也不需要太多工作搭檔。司機們原本各自工作，竟然組織起跨越省份的大規模行動。這既暴露了卡車司機行業存在的勞動問題，也令人驚訝這一群體如何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究竟是什麽讓司機們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這些網絡又如何發揮作用？去年出版的兩本《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下稱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答案。

　　自由的卡車司機：操控方向盤便能掌握生活嗎？

　　網上媒體「卡車世界」的一篇文章，向我們展示了早年卡車司機的大眾形象：在人口戶籍製度極為嚴格的時期，卡車司機能夠穿州過省，見識不同風俗，是少數「自由」和「神秘」的職業。過去只有大型國企才有運輸部門，汽車亦屬稀有品，更使卡車司機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職業。

　　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政府加緊興建高速公路，外貿和沿海城市高速發展，以及個人買車成為卡車司機的比例愈來愈高，物流業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產業。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5%的受訪卡車司機是散戶。一些司機入行的原因，雖然跟以往的卡車司機有所重疊，都是喜歡車和喜歡駕駛，崇尚擁有一輛車後掌控工作的自由，但正是同一種工作，在今天向我們展示了自由的另一面。

　　不少卡車司機在入行前均認為可以自己控製駕駛時間與進程，然而實際勞動時間的長短並不在司機自己的控製範圍內。調查報告發現，卡車司機每天駕車平均時間在8-12小時的占42.1%，超過12小時的占9.2%，在5-7小時的只占24.9%，可見工作強度之大。值得留意的是，自雇司機的工作時間比他雇司機長，反映自我剝削的情況普遍。自雇司機最長持續開車時間為11.05小時，他雇司機則為10.31小時。晚上8點以後開車時間的平均值，自雇司機為4.39小時，亦高於他雇司機的3.75小時。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卡車司機既是車主，也是一個龐大的負債群體。根據調查報告數據，購車司機當中有83.7%不是以自己的存款來買車，其中向銀行貸款和向家人朋友借款的比例超過七成。一般而言，卡車司機貸款的還貸期為2年。在這段時間內，他們每月都要搭錢還貸，基本上不挑活兒，有人一個多月也沒下過車。而已經還完貸款的卡車司機則對工作有較大自主性，精神狀態也比較放松。

　　另一方面，卡車司機雖然每單運輸帳面收入頗高，但受訪司機均表示行業最大問題是成本高。加上市場不規範、競爭激烈、路卡多、收費高等問題，使收入大幅減少。根據調查報告，卡車司機全年平均收入為10.7萬元。當中，年收入在10萬元或以下的占約七成，高於10萬元的占28.8%。單看收入似乎不錯，但考慮到車主還要還貸和支付各種維修費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沒有想像中高。

　　由找貨到裝卸：為了開工要付出多大努力？

　　除了生計難以掌握以外，勞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也讓卡車司機相當頭痛。第一個司機們會碰到的問題，是貨從何來。一般來說，入行時間愈長的司機愈能擁有固定貨源。但入行時間較短的人便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找貨。自由的司機成為激烈競爭的對手只是一瞬間的事。近年來，很多卡車司機都湧入「貨車幫」、「運滿滿」等App找貨，變相使其成為壓價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9600元的運費動輒被壓成5600元，貨站漁利4000元，占總金額超四成。

　　找貨之後是拼貨。由於承運的一般是零擔貨物，即使有部分固定貨源，卡車司機依然要找貨、拉貨、等貨。經歷過失業的人都會明白，等待是最痛苦的時候，司機等貨的過程也是同樣道理。調查報告訪問的一位卡車司機清楚地計算出焦慮感的來源：「等待花著錢呢，心裏著急。住一兩天還行，三四天就難受了。住店30元，1個人1間房，公用洗浴。 （…）停車費一天35元，吃飯一天3頓四五十元。合計一天得100多塊錢。」配好貨後還要裝卸，意味著司機的等待仍未能結束。據卡車司機們表示，裝卸工的特點是：給錢，先給你卸；不給錢，你就排著等吧。有時一排可以等12小時，一天也未卸好貨。為了加快進度，卡車司機們只得用盡各種手法：天熱了給買水喝，幹活時塞包煙，到飯點時供應盒飯，直接給錢更是少不了。

　　上路後：只身在異鄉如何化解難題？

　　好不容易裝好貨開始上路，大多已是半夜，這個時候各種亡命之旅才正式上演。首先是要躲交警、路政。由於各地執法標準不同，不少卡車司機難以保證車輛完全符合標準，隨時「被超載」、「被非法改裝」，惹來各種罰款，因此，他們在晚上趕路時都會盡量全速前進，務求躲過早上交警較多的時段。當然還有不少司機是受想要賺錢的迫切心情驅動。晚上開車特別容易困，許多司機自訴開著開著，看見各種幻象，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看見跑馬、出現地毯等。

　　為了維持高效，卡車司機始終需要中途休息以補充體力。這段時間往往令他們最頭痛。人生路不熟，司機最痛恨的是路上被偷油、偷貨和碰瓷。調查報告引述的一位司機便表示，假如到了服務站沒有付錢叫保安關照，那多半是要倒楣。「一宿能偷1萬塊錢的油，沒有人管，發現了也不能下車，下車揍死你。」就算開車時也能丟貨，「偷貨時，大車在前面跑，小車在後面跟。小車上有個磁鐵直接吸到大車上，（…）小車上的人就趁機爬到大車車廂偷貨。」卡車司機都明白，報警毫無作用，還費時費事，做了筆錄後音訊全無早已司空見慣。因此不少司機只能做足防範，遇事後自認倒黴。

　　沒有遇到堵車和車禍等特殊情況便是萬幸，但這不代表完成送貨的卡車司機可以停下來。一般而言，將貨物送抵後便要開始回程。為了不耽誤行程，司機白天趕到目的地爭取卸貨後，通常在車上睡兩三小時，待裝卸工卸完車後，便要再找貨往回走。整趟旅程中，卡車司機無時無刻不處於焦慮緊張的狀態之中，一時要討好裝卸工，一時又要防範別人偷貨。除此之外，還要動用各種情感以求勞動過程一切順利，既要忍交警的氣，低聲下氣說軟話，又要跟貨代討價還價。難怪調查裏有38.8%的司機都希望將來轉行，逃避這個讓人身心俱疲的行業。

　　卡友的江湖：必須抱團取暖，單打獨鬥生存不下去鑒於司機單打獨鬥無力應付各種問題，卡車司機的組織早已自發性地大批出現。 2014年成立的「卡友地帶」便推廣了「卡友」這一身分。到了2018年，較大的組織包括「卡友地帶」、「卡車之家」，其會員分別達80余萬，較小型組織如「中國龍」、「東北虎」等則各有2、3萬名會員。

　　雖然大部分卡車司機加入這些組織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結識更多朋友，但卡友組織的實用性也不容忽視。除了最基本的信息共享外，包括指路、貨源和防止詐騙，卡友之間的實地救援超乎外行人想像。卡車一旦發生故障，如果司機不能自行修理而發出求救信息，當地司機組織的基層負責人將發動和組織救援活動。掌握了故障信息的負責人會進行動員和分工，有些卡友負責代購零件，有些則帶領大家前往施救地點。參與動員的卡友少則兩三人，多則十數人。遇到需要倒貨（因急於運貨而要將貨物轉到另一架卡車）時，組織起包括卡嫂在內的二三十人隊伍，連帶運輸車輛前往施救地點也十分常見。

　　遇到車禍事故，卡車組織也會出手幫忙。外地車與本地車發生交通意外時，外地司機難免被本地人狠咬一口。此時由卡車司機的本地卡友出面調停便相當重要，往往能將賠款額度降低至合理水平（調查報告中一個例子由2000元降至300元）。如果遇到生命救援這種危急情況，卡車組織也能幫助定位失聯司機、安排現場救援和報警。

　　卡車司機組織的實地救援都牽涉大量費用。當中，購買零件、聘請修理工和裝卸工等費用固然由司機承擔，但招呼卡友到場救援的花費大多數由組織負責人承擔，或幹脆由參與者分攤。

　　通過卡友之間的互相介紹，這些組織的發展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即使是自發性質的小型組織如「中國龍」和「東北虎」也設立了各種功能性的部門。除了上文提及的救援小組，卡車組織還有清欠小組，長期負責追討運費。他們處理拖欠貨款事宜也有既定程序：先派員說理，不少貨主在這個階段已會把錢交出，假如失敗後便發動電話攻擊，最極端的情況還會登門討薪和扣押貨物。以往卡車司機遇到拖欠往往忍氣吞聲，有了司機組織運用地方資源後，不但可以解決這種小額經濟糾紛，更不用再訴上法院費時失事。

　　「中國龍」在兩年半內已完成各種救援行動3200多起，「東北虎」的救援活動每天都有，二者幫助討回的欠款分別達113萬及110萬元。調查報告指出，類似拖欠運費、壓低運價之類直接損害卡車司機利益的事情將面對明確的抵抗，司機對議價和抗議政府部分規定的訴求也初步形成。

　　互助組織的發展：它將如何演變？

　　小型卡友組織近來已開始舉辦一些線下聚會，這些聚會無疑有助團結，但成本頗高。相比之下，有商業組織背景的「卡友地帶」和公益性質的「安心驛站」在這方面發展更為順暢，後者推出了激勵金，支持站友作線下聚會。

　　去年卡車司機的罷工更展示了這種團結有更進一步的趨勢。安徽合肥的卡車司機抗議「運滿滿」APP升級後規定卡車司機在暗處投標，變相在司機群體中形成低價競爭；江西九江的卡車司機抗議過路費貴和委托方拖欠運輸工資；貴州銅仁的卡車司機則不滿運費過低和油價高。卡友甘願放棄收入而采取集體行動，自製橫幅和標語，與以往那種應急式地方互助行為明顯不同。

　　雖然目前卡車司機組織的互助性質較強，但隨著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變化，它們將有機會變得更進取。面對燃油價格居高不下，新興貨運平臺加緊壓榨，司機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卡車司機組織也需要思考如何幫助司機抵禦環境的變化。抵製出價過低的貨代、幫助成員議價和介紹工作，甚至集體行動要求加薪，都是一些可能的選項，卡車司機互助組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特點及成因分析2019年9月11日， 我們在微信公眾號「小菜工作室 吉林大學勞動關系研究中心」看到中國勞動關系學者戴春的一篇關於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的文章。 現轉載給本網站讀者參考。

　　作者簡介：戴春，女。湖南省總工會幹部學校副教授。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工會。

　　【摘 要】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向行業發展。其原因從表層看，是企業在經營困難，或關閉、破產、搬遷中，因欠薪和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勞資糾紛。但深層原因是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所致。解決之道除了加強監管規製之外，還需要工會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政府改變維穩思路，居中調解，並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和集體勞動爭議處理製度。

　　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快速增長，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某些企業的勞工事件也因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而廣受關註。本文以2018年部分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實證依據，對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的趨勢、特點及成因進行梳理和分析。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工人集體行動均采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表述。

　　一、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和特點

　　（一）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呈快速上升趨勢

　　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2016年至2017年的沈寂之後，2018年開始呈明顯增長趨勢。2018年3月，上海四千環衛工人罷工；2018年年初至年末，湖南耒陽、桑植的三百多名塵肺病工人及工亡工人家屬在深圳持續維權，由此帶動湖南攸縣、武岡、陜西紫陽縣、四川漢源縣等地塵肺病工人集體維權；五一前夕，塔吊司機在18個省份發起全國性罷工，僅湖南一地就有近十個地級市塔吊工人參與；6月，卡車司機在全國10多個省發起罷工。2018年全國各地的快遞員和外賣工人罷送、網約車、出租車罷運、教師集體抗議事件均多達數十起。從規模上看，就網絡搜集的信息粗略統計，百人以上的有一百多起，千人以上的有十多起，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有較大幅度增長。

　　（二）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在過去幾年，工人的集體行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尤其以廣東地區為主，在2018年，內地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持續上升。河南、陜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湖北等地發生的集體勞動爭議在內陸省份位居前列，河南連續幾年為集體勞動爭議最多的內陸省份。筆者所在的湖南的集體勞動爭議上升較快，由2017年30多起增加到2018年的70多起。內陸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多集中在快遞、送餐、網約車和出租車，以及建築、服務、教育等行業。

　　（三）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傳統產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散傳統製造業、建築業歷來是集體勞動爭議高發行業，2018年，交通業、服務業和教育行業的集體勞動爭議數量上升。尤其是新興互聯網平臺行業集體勞動爭議迅速增加，幾乎每月都有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3-6月間，徐州、合肥、重慶、長沙、太原、深圳、濟南等十幾個城市的美團、餓了麽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行動就有30多起。網約車和出租車罷運也是一個持續的熱點，截止到2018年10月，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山東、重慶、浙江、河南、雲南等地發生的網約車罷運有20余起，2018年出租車罷運近50起。快遞公司自2016年集中上市後，2017年迎來各地派送站點罷工高潮，2018年仍延續了前兩年的熱度，1-10月各地快遞配送站點罷工有20多起。教育行業的集體爭議在2018年也呈高發態勢，各地教師集體行動多達60多起。4-5月，哈爾濱、西安、呼和浩特分別有一千多民辦教師集體維權，要求養老待遇。

　　（四）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之前的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大都發生在某一家企業或某一個地區範圍之內。2018年幾次大的工人集體行動，則突破企業或地區的局限，形成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行動。2018年五一前夕，全國塔吊司機聯盟發起全國性大罷工，從4月25日至5月1日，共有18個省份40多個城市的塔吊司機參與了集會抗議活動，要求加薪，禁止超時間、超負荷加班；2018年6月8日至10日，江西、湖北、安徽、重慶、山東、四川、上海、浙江、貴州、湖南等10多個省份的卡車司機展開聯合罷工，要求降低油價、提高運費；2018年3月，上海長寧區高潔、西聯、東聯三家環衛公司近4000環衛工人舉行聯合罷工，要求補償被克扣的早晚班津貼和夥食補貼。三家環衛公司的工人，因為共同的訴求，舉行了同一地區跨企業的聯合行動。

　　2018年幾次大的勞工事件，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在幾十個城市同時發起的跨企業的、跨地區的、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也表明，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企業級別擴展到到行業級別。

　　（五）工人的訴求仍以傳統訴求為主，也有組織化的主張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仍然集中在追討欠薪、要求加薪、搬遷/閉廠補償、追繳社保公積金等方面。筆者所在的省份湖南，2018年70多起勞工群體性事件中，有一半以上與欠薪有關，另外有十多起以加薪為訴求，欠薪主要集中在建築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加薪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平臺行業。這表明工人的勞動經濟權益依然是最主要的訴求。工人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發現，其權益之所以屢屢受損，是因為工人缺乏話語權，在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不健全的企業和行業，沒有一個組織來有效地代表和維護他們的權益，於是，一些工人在集體行動中開始有了組織化的訴求。如2018年5月至8月，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在集體行動中就提出要求組建工會的主張。

　　（六）勞工NGO的影響式微，工人集體行動呈自發狀態，組織化程度有限前幾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工人集體行動，勞工NGO介入較多，自2015年底加強對勞工NGO的管理之後，勞工GNO逐步退出。2018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幾乎完全是自發、自主狀態。在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個案中，工人的集體行動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化。但通過相對組織化的行動促成雙方談判達成協議的情況不多。在幾次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中，工人的組織化程度十分有限。如塔吊司機通過社交媒體成立了全國和各省市塔吊司機聯盟，各地卡車司機也成立了卡友聯盟，這些工人的自治聯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組織聯合的作用，但僅以網絡形式存在，比較松散，還遠未進入到勞資對話和談判的階段。

　　而更多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呈分散和無序狀態，與2015年之前相比，更多的出現遊行、堵路、堵門、到政府抗議等行為，而不是選舉代表與資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很多事件是在政府介入調解的情況下，在維穩路徑中匆匆結束，但工人的訴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沒有充分化解，工人對資方的不滿和怨恨有可能再次積聚，當達到一個爆發點，就會因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再次爆發沖突，引發新的集體爭議。

　　（七）互聯網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中扮演重要角色自媒體和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對工人之間的溝通與聯合、工人集體行動的方式以及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影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溝通，達成群體認同，建構群體團結工人之間廣泛運用微信、QQ等社交媒體進行信息交流。網約車、外賣、快遞、卡車司機等這些分散在各自工作環境中難得見面的工人，正是通過社交媒體的交流了解到本行業其他工人也和自己一樣處於同樣的生存境況之下，從而形成群體認同。他們在各種微信群、論壇上互動，在發泄不滿，表達訴求的過程中形成利益共識，建構起群體團結，並以此作為他們發起共同行動的動力。

　　2. 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聯合，組織動員，統一行動工人不僅通過互聯網實現初步團結，也通過互聯網實現組織動員和進行統一行動。他們平時由於工作關系都普遍建立各種微信群，一旦進入集體行動階段，各種微信群便擔負起組織動員功能，並通過微信群建立相應的組織系統。如塔吊、卡車司機分別建立了各省市不同層次的塔吊聯盟微信群和卡友聯盟微信群，各微信群又實現橫向聯系和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組織團結和統一行動。塔吊司機最早是4月25日在其公眾號「塔吊工會」發布「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最早響應的是湖南長沙塔吊司機聯盟。4月25日，長沙塔吊司機聯盟通過微信群發布了長沙的塔吊司機將在五一前一天舉行聯合罷工的消息。幾天之內，各地塔吊司機紛紛響應，並將集會抗議照片、視頻傳到網上。卡車司機的行動也基本通過網絡擴散。網絡已成為工人集體行動的一個主陣地。

　　3. 通過自媒體發布即時信息，引發社會各界的關註和聲援工人的集體行動很少見諸正式媒體報道，但工人通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發布即時動態，引發公眾的關註。如深圳賽格集團的工人將集體談判過程進行網絡直播，湖南耒陽和桑植塵肺病工人在深圳長達一年的維權，也被持續拍成視頻傳到網絡，安徽六安教師集體討薪中，警察抓捕女教師的視頻在網絡更是被刷屏，在互聯網引起強烈反響，並引發該市一百多名退休教師「接力聲援」，抗議粗暴對待討薪教師。

　　二、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成因分析

　　（一）經濟下行，企業關閉、破產、搬遷，因欠薪和經濟補償引發勞資糾紛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出現因企業倒閉、撤資、搬遷、出售過程中拖欠工資、拒付經濟補償等引發的集體爭議。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

　　一是企業因經營困難關閉破產，甚至老板跑路，這些企業往往都有拖欠工人工資、社保，工人討薪無門，只有訴諸集體行動。如2018年6月，南京電動車公司南京海勇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破產，工人圍堵工廠追討工資；2018年8月22日，東莞市三日電子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工資，工人集體討薪。

　　二是企業為節省成本，將多地的工廠進行整合搬遷，或將工廠搬到成本低的地區。這些企業為避免支付工人經濟補償金，往往采取減少訂單、偷運設備、放假等方式，工人只能拿最低工資，一旦工人發現工廠搬遷並逃避支付補償的企圖，他們會選擇以激烈的方式集體維權。2018年9月，江蘇盱眙昌盛新能源（電池）公司突然宣布放假三個月，放假期間工資按最低工資的百分之八十（1296元）發，並拖欠七八月份的工資，同時資方大規模轉移財產。3000多名工人連續兩天來到盱眙縣人民政府門口維權。

　　三是企業通過出售來緩解困境，但出售過程中卻往往無視工人的知情權，對工人也沒有妥善的安置和補償方案。2018年3月，廣東珠海市的偉創力鬥門工業園上千名員工罷工，抗議公司被收購中將員工一起「打包出售」，工人要求公司給予員工補償，解除舊的勞動關系，然後由員工自行決定是否繼續進入新公司工作。

　　四是企業通過裁員來挽救危局。2018年5月，深圳金立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深陷債務危機，公司采用裁員降費用的方式，裁員達50%。5月16日，工人罷工抗議。2018年11月，蘋果手機供應商「伯恩光學」廣東惠州廠區因大規模裁員爆發罷工。

　　（二）沿海一線城市經營及用工成本上升，企業為降低成本減少工人工資福利、搬遷內地、或撤資海外近年來，企業成本持續走高，除人工成本外，沿海一線城市的房價、租金不斷上漲。此外，還有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被學者稱為「死亡稅率」的過高的稅收。企業紛紛采取減薪、裁員、內遷、外撤等辦法來降低成本。一些企業通過減少工人獎金福利來平衡最低工資標準上升的影響。而一些沿海一線城市的紡織服裝、玩具、鞋帽、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則紛紛搬遷到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對低廉的內地，企業內遷，一方面會因為拖欠工資、社保、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老廠員工的集體追討權益，另一方面，內地新廠也同樣面臨勞資問題，而且，因為內地工廠招收的員工為本地人，比沿海工廠呈原子化狀態的員工有更多的地緣關系紐帶，更容易團結起來爭取權益。富士康搬遷到內地後，鄭州、重慶等多地工廠均有發生工人集體維權事件。

　　外資企業應對成本上升則會考慮直接撤資。近年來，外企加速撤離中國市場，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公司將主要生產線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2018年1-7月，廣東外企平均用工人數604萬，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57萬人，降幅8.6%。外資撤離時工人往往因經濟補償等問題與企業發生集體爭議。2018年1月，世界500強企業日東電工公司宣布關閉蘇州工廠，撤離中國。而在此之前，日東電工一方面欺瞞員工會持續經營，一方面又偷偷轉移資產，原本計劃過年放假搬走所有設備和資產，但被中國員工發現，員工罷工維權並要求「2N+1」補償。

　　（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新問題引發新的勞資糾紛1. 行業惡性競爭使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壓縮人工成本近兩年，外賣、快遞、網約車等幾大平臺行業輪番上演價格戰，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只能縮減一線從業人員的提成。這些平臺企業的一線員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度低，還常常被拖欠工資，這也是引發平臺企業工人集體維權的直接原因。

　　在外賣行業，美團與餓了麽的競爭還未平息，2018年4月9日，滴滴外賣在無錫正式上線運營，投入巨額補貼，掀起新一輪外賣補貼大戰，隨後補貼力度大幅削弱，外賣訂單也急劇下滑，引發多起外賣騎手罷送事件；在快遞行業，自2016年幾大快遞公司集中上市後，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實行價格戰，惡性低價競爭導致單件快遞的利潤被壓低，越來越多的快遞加盟網點進入虧損狀態，一線員工工作負荷越來越大，而收入卻越來越低；在網約車行業，滴滴在與快的、Uber的競爭之後，2018年在主營的出行業務上又遭到了美團出行和高德地圖的競爭。因應對激烈競爭支付巨額補貼，滴滴成立6年來虧損額約390億元，僅2018年上半年整體凈虧損就達40.4億元人民幣。

　　2. 行業壟斷使勞動者議價能力減弱，在企業推出「霸王條款」時訴諸集體行動在競爭中勝出的平臺企業逐步形成市場壟斷，並迅速對行業形成絕對控製，為彌補逐底競爭形成的巨額虧損，通常會壓縮一線人員的收入，而勞動者因為沒有其他可選擇的平臺，要麽忍氣吞聲，要麽起來集體抗爭。

　　2014年到2016年，滴滴出行先後合並快的、擊退Uber，稱霸國內網約車市場。控製著90%的市場份額。2018年7月，急於扭虧為盈的滴滴平臺將此前25%的司機抽成提高至30%。引發7-8月滴滴全國性的罷工潮。2017年11月，物流行業兩大巨頭江蘇滿運軟件科技有限公司（運滿滿）與貴陽貨車幫科技有限公司（貨車幫）合並成立滿幫集團。滿幫成立後占有國內在線貨運平臺70%的市場。2018年6月，滿幫對部分地區的貨運APP客戶端實行新的線上報價系統，由之前的貨主和司機雙方自由交易變為平臺指定定價，滿幫利用對供需信息的壟斷，向車主和司機收取單筆交易費及高額服務年費，從提供信息服務的第三方平臺，變成介入交易過程獲取壟斷利益的經營方，此舉引發卡車司機和貨主的強烈不滿，導致2018年6月全國10多個省份卡車司機大罷工。

　　3. 平臺企業「加盟製」運營模式使勞動關系難以確認，勞動者權益難以保障互聯網平臺企業的運營模式有自營和加盟兩種，多數企業采用成本更低的「加盟製」，通過層層分包把雇傭關系轉化成承包關系，由此形成一個用工灰色地帶，雇傭關系難以確定，從業人員權益難保障。

　　目前快遞業的運營模式除順風、EMS、京東等采取自營模式，其余「三通一達」均采用加盟模式，加盟網點自負盈虧，利潤極薄，相當一部分處於虧損狀態，往往會壓低快遞員的待遇，拖欠工資，加大工作量。快遞員按線路承包，按件量計酬。快遞員與加盟網點之間是承包關系或業務代理關系，不形成傳統的勞動關系，因而也無法享受勞動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其他互聯網平臺企業如外賣送餐、網約車等，其一線從業者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美團外賣通過各地區渠道經理對旗下代理商進行管理，代理商聘請的大部分眾包騎手通過平臺接單參與配送，與代理商之間的勞動關系很難確認。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發布《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陽法院共受理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188件，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從業者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從判決的情況看，朝陽法院判決的105件此類案件中，確認平臺與從業者建立勞動關系的僅為39件，不到四成。

　　4. 平臺企業管理模式下勞動者處於「結構性劣勢」互聯網平臺企業通過平臺網絡系統對網約工進行管理，看似松散，網約工也有較大自由空間，但實際上平臺通過評級系統、業績管理和嚴格的程序對勞動者實施無處不在的管控。系統有非常嚴格的懲罰機製，「以罰代管」是普遍的管理模式。同時，企業常常通過平臺APP改版、升級等，單方面改變從業者的接單模式和提成，導致勞動者收入減少。2018年5月10日上線的新版美團眾包APP，取消了配送員手動接單功能，強製開啟自動接單，配送員只能接受系統強製派單。此外，美團在壓縮配送時間的同時還降低基礎派件單價，送餐員收入減少，勞動強度卻增加了。2018年5月至6月間，美團外賣在重慶、合肥、上海、煙臺、臨沂等十多個城市發生了騎手的集體抗議行動。2018年貨運平臺也因為客戶端APP升級，剝奪貨運司機和客戶雙方議價權而導致全國性的抗議活動。網約車平臺也因為提高司機的抽成導致司機的集體罷運。

　　互聯網平臺的一線從業人員僅在網上與企業簽訂勞務合同，通過手機客戶端的APP與平臺發生關系，雇傭方對勞動者而言看不見摸不著，當企業通過平臺單方面對他們實施降低計件單價、加大工作量、不人性化的處罰時，當他們在「低收入、高風險、零保障」的生存境遇之下，處於分散狀態的勞動者議價能力極低，幾乎無力反抗，無論是網約車司機、卡車司機，還是快遞員、送餐員，他們都處於「結構性劣勢」。2018年5月，在美團改變眾包APP接單模式後，重慶100余名騎手選擇罷工，隨後這些騎手發現，自己的賬號被平臺關停，並且被永久封禁。這些在新經濟行業工作的勞動者，面臨的仍然是傳統行業勞動者面臨的相同的權益問題：克扣和拖欠工資、超時工作和超強工作量、不安全的工作環境、缺失的社會保障等。而由於勞動者缺少權益申訴渠道和談判手段，當他們感到權益受損，則大多選擇集體抗議的方式。

　　（四）新一代工人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和共同的抱怨積累，並在共同的認知中形成初步的組織和行動能力新一代工人具有比他們父輩更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自身的權益有明確的認識，同時，他們在共同的勞動過程中積累了共同的不滿和抱怨，這是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感動因。工人的抱怨積累一方面來自於他們日常生活的體驗，如在社會上受歧視，在企業沒有尊嚴。二是來自於企業內部嚴苛的管理和超低的待遇。當這種不滿和抱怨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巨大的集體行動的能量。美團騎手集體呼籲「關掉平臺，為公平而戰」，「停止接單、抵製美團」。貨運司機也在集體罷運中喊出「打到滿幫」。滿幫集團某區域負責人表示：「他們的集體行動也對市場造成一定影響，由於司機都不願出車，導致6月份貨運價格上漲20%。

　　（五）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所有的勞資事件都是企業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企業內部又缺少有效的疏導和調整機製，導致職工的不滿長期積累，勞資關系持續緊張。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一是職工缺乏知情權。對企業重大事項不知情，甚至企業有意對職工隱瞞。在因企業關閉、搬遷引發的個案中，一般是瞞著職工偷偷轉移訂單和資產，企業並購和裁員等重大事項，也盡量對職工隱瞞到最後；二是職工對規則的製定無話語權。職工對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和規章製度的製定沒有權利和渠道參與，而只能遵守規則，盡管這種規則可能帶給他們極大的不公和傷害。如深圳佳士公司的「十八禁令」，外賣公司的「差別派單」、「強製派單」製度及罰款製度等，都是企業單方面製定，沒有任何征求意見程序；三是職工對薪酬製定無協商權。企業單方面確定或改變薪酬製度，職工毫無發言權。2018年幾起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企業單方面改變薪酬製度導致職工工資下降；四是職工的訴求缺乏表達渠道。盡管職工對企業的薪酬及勞動管理製度有很大的抱怨，但卻沒有反映意見的渠道，沒有溝通表達機製。

　　盡管工會和人社部門大力推動在企業建立民主管理製度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沒有建立這兩項製度。已經建製的企業，製度虛置，流於形式的情況十分普遍。職代會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對調整勞資關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由於缺乏真正有效的職工參與和勞資談判機製，職工的抱怨無法通過有效的渠道得以釋放，企業勞資沖突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化解，工人最終只好選擇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

　　（六）工會的作用不能很好的發揮，難以有效地履行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職責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法》規定的工會的基本職責，這一職責在現實中履行的不夠到位。工會實際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引領職工，提高職工政治覺悟，組織動員職工為促進經濟發展做貢獻上，一些地方和基層工會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的宣傳培養上，放在勞動競賽、技術比武、幫扶、各種活動上，對於大量出現的職工權益問題，則無暇顧及，沒有足夠的精力來做勞動關系協調、勞動法律監督、維權機製建設、職業安全保護等工作，在職工需要工會的時候，工會可能是缺位的，或是難以有效履行職責。一些工會不敢站在職工立場說話，怕觸政治高壓線，怕擔責任。在企業層面，很多工會主席不是真正由職工選出來的，工會主席享受行政副職待遇，是企業的管理層幹部，更多地站在企業而非職工的角度考慮問題。在一些非公企業，工會受雇主控製的情況比較普遍，難以及時有效的疏導和化解勞資矛盾。

　　三、政策建議

　　（一）政府讓利，降低稅費，減輕企業負擔

　　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高達40%左右，超過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小民營企業更是不堪重負，甚至虧損倒閉。而民營企業的虧損倒閉搬遷正是引發沿海地區工人集體維權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稅負，還有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運輸成本、政策成本等。這些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企業只有不斷壓縮勞動者的工資福利。2016年9月，國家頒布《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後，快遞業的幹線運輸成本從總成本的60%上升到70%-75%。快遞公司利潤變薄，只好將派送成本從9%壓低到5%，迫使加盟店采取提高快遞員工作指標，加大勞動強度，降低派件單價，引起快遞員普遍不滿。而卡車司機在全國性罷工中列出的一項訴求是：降低過高的油價和過路費，杜絕亂收費亂罰款。這些過高的費用導致運輸成本高企，司機勞動報酬被壓到最低，只能靠冒險超載和疲勞駕駛，導致事故頻發。工信部從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要下發《關於做好減輕企業負擔工作的通知》，但企業負擔仍然過重，還需進一步減稅降費和清理規範各種收費，並降低土地、能源、運輸等基礎價格。

　　（二）加強規製，為互聯網平臺經濟從業者提供基本的權益保障首先，亟待確定互聯網行業勞動關系界定標準。互聯網行業有別於傳統行業的特殊性，並不能掩蓋從業者作為勞動者的身份，在采用分包-承包製的平臺企業，應將承包關系中的發包者、承包者與勞動者的關系納入勞動法律關系中進行調整和規範，以確保處於承包鏈條末端的勞動者權益得以保障。即便是適合建立更靈活和更低成本的勞務關系的平臺，也應簽訂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第二，加強對平臺企業監管，盡快出臺相應的勞動法律規範，防止因惡性競爭、壟斷定價、隨意降低計件單價和提成，隨意罰款、不繳納社會保險等原因對勞動者造成的權益侵害；第三，建立行業協會和行業內的信用監管體系與信譽評價機製，實現平臺企業的自律，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第四，在互聯網平臺企業和行業建立相應的工會組織，並通過行業集體協商建立地方或全國的行業勞動標準。

　　（三）在企業和行業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工人的集體維權是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勞資矛盾的積聚是因為企業缺乏有效的協調機製，要在企業建立真正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製度，首先企業工會應真正由職工選舉，能夠代表職工並獲得認可；第二是要保障職工能參與到企業民主管理和集體協商過程中，職工代表和集體協商代表應由職工選舉產生，職工的意見和訴求能夠在職代會和集體協商中體現，勞動標準應由雙方協商製定。

　　鑒於近年來工人的集體行動已突破企業的界限，向行業擴散，勞資關系的協調也需要突破企業界限，向行業延伸。建立行業性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開展行業性集體協商。

　　（四）政府居中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

　　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發生後，政府應該是居中調解，但由於企業是地方納稅大戶，地方政府基於經濟考慮不得不對其開綠燈。同時，地方政府基於維穩考慮，希望通過對「鬧事」一方進行壓製以盡快平息事端，恢復秩序。政府維穩介入的手段往往伴有出警，而警察的出現使現場氛圍變得緊張，工人情緒容易失控，若警察態度強硬，便發生肢體沖突，使事件升級，這也是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中，工人認為政府跟資方是「一夥的」原因，這樣會導致矛盾激化，引發更大的沖突，使原本簡單的勞資之間的經濟性質的矛盾復雜化，變為勞政之間的矛盾。因此，在集體爭議中，政府應改變「維穩」思路，站在中立的立場進行斡旋和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推動雙方通過談判縣解決爭議，而非政府包辦解決。

　　（五）建立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處理製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中，將「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和集體停工事件」與「勞動關系群體性事件」做了區分，並提出，前者要依托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製協調處理，後者要使用應急處置機製。但在實際處理中仍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與規則。大量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並非因簽訂集體合同而發生，其爆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發性，在雙方陷入對峙狀態後，工人一般不會願意選擇走法律程序，而現行勞動爭議處理製度也無法解決這種伴有工人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政府在處理勞工集體維權事件時，更多的是「應急式」、「臨時性」處置，其宗旨是盡快平息事端，一旦事情平息，工人復工，處理也就結束。實際上這種短平快的處理，解決的往往一時的沖突，引發沖突的深層矛盾依然還在，還會因同樣的矛盾引發下一次沖突。

　　因此，對這種伴有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應建立相關的處理製度，規定法定的處理程序和規則。同時，政府處置應著眼於建立長效機製，借解決眼前沖突，順勢推動勞資之間的自主博弈，在企業或行業層面建立真正的集體協商製度，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續的勞資關系調整機製。

　　（六）工會有效發揮作用，切實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責在勞資矛盾凸顯，勞資沖突加劇的當下，工會切實履責，有效發揮作用尤為重要。首先，工會應回歸職工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工會無論在日常勞資關系的協調和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的處理中，其立場都不應是政府（或資方）派出的協調人，不是為勞資之間牽線搭橋的第三方，而是勞方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應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代表勞方提出訴求。其次，工會應以履行基本職責為基點，以維權服務為主業。主業不到位，或走過場，就很難有效的預防和化解勞資沖突。第三，工會應以企業為主陣地。勞資關系是在企業形成的，勞資沖突也是在企業產生的，工會的主陣地也應該在企業。全國總工會在2015年啟動的新一輪改革的方案中，強調資源下沈，但全總的資源下沈最多也就是沈到縣級和鄉鎮（街道）工會，而如何下沈到勞資矛盾發生地——企業，如何幫助力量薄弱的企業工會加強組織建設，建立協調機製，有效協調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則需要有更切實可行的措施。

　　綜上所述，2018年的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上升趨勢，並且從製造業向新興行業轉移，從單個企業向行業擴展。如果說以前是流水線把一個工廠的工人連接起來，那麽現在是互聯網把不同企業的分散的工人聚合起來。但無論資本以何種形式、勞資關系以何種面目出現，其本質是不變的。工人對基本生存和基本尊嚴的需求，是不可剝奪和忽視的。如何回應他們的權益訴求，推動建立有效的可持續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是各方應努力的方向。

　　受傷後的外賣員：勞動關系難認定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客戶催促、超時罰款、任務搶單的工作模式使城市「騎手」們顧不上交通安全，只能一邊看手機、一邊馱著貨品在馬路上逆行、搶道、闖紅燈。

　　然而，在事故大量湧現的同時，「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尋求賠償等方面卻遇到了困難。互聯網平臺帶來的新型用工模式難以被現有法律法規涵蓋，當勞動者試圖按照勞動爭議仲裁、勞動爭議訴訟的傳統路徑尋求幫助時，往往連爭議解決的第一步——勞動關系的認定都無法跨越，進一步的救濟也就無從談起了。

　　有別於傳統行業，縱使在同一行業內，外賣行業勞動者的受聘模式也不盡相同，有的直接受聘於平臺公司，也有的受聘於承擔了部分平臺業務的外包公司，還有的在客戶端上自行註冊、自行接單、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完成工作，即以眾包的方式服務於平臺公司。缺乏與公司直接簽訂的勞動合同、用工形式多樣，都給勞動爭議中，勞動關系的認定帶來了困難。

　　難以認定的勞動關系

　　在勞動合同缺失的情況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頒布的《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是判斷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普遍標準，其中主要考察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勞動者的「工作證」、「服務證」、考勤記錄等。這一規定旨在將更多勞動者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縱使沒有勞動合同，只要實際上存在上述勞動關系中的常見元素，也能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但是，在面對憑借網絡平臺運營的行業時，這一規定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不難想象，像快遞員、送餐員這類對工作量、工作時間、工作路線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勞動報酬實行按單結算、在客戶端賬戶內結算而無固定工資的行業，考勤記錄、工資支付憑證等證據對勞動者來說，並不容易提供。

　　服務於美團外賣地方合作商的長春送餐員李某可以說是他們中較幸運的一位。2016年3月5日，李某在送餐時摔倒受傷，尚在治療中的他向當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於當天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書。之後，李某通過訴訟途徑尋求補償，法院認為，盡管公司和李某之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給李某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是鑒於配送站張貼的規章製度中，有明確的對送餐員的考勤管理、勞動紀律、獎懲標準的相關規定，送餐員需遵守該規章製度，符合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隸屬關系特點，事實勞動關系存在。

　　縱使上述案件中，互聯網平臺新的經營方式最終沒有影響外賣員勞動關系的認定，法院也在其他案件中指出「互聯網企業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與新的經營方式而不承擔本應由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但並非所有案件審理都充分考量互聯網平臺的特點，因此，此類案件裁判一致性較低。

　　勞動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由自己提供、自行接單而無需聽從公司調遣……這些情況本是互聯網用工自身靈活化、勞動者高度自主化的體現。但互聯網企業往往以此為由，否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以此甩脫企業應承擔的責任。勞動法難以覆蓋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新模式、新問題，此類勞動爭議案件的裁判因案而異，互聯網平臺的勞動者與傳統行業相比，面臨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客戶端自行註冊的潛在風險

　　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改變並非在勞動者開始勞動後才體現出來，在勞動開始前、勞資雙方締約的過程中，新型互聯網用工模式也改變了過往的模式。客戶端自行註冊確實給從業者帶來了入行的便捷，但隨之而來的是勞動者可能在不清楚合同內容情況下與公司簽訂合同，自身勞動權益未得到保障且不自知。

　　蔡某於2017年2月通過美團眾包手機客戶端自行註冊成為美團外賣眾包騎手，從事外賣配送工作。美團眾包與大多數客戶端的註冊流程類似，使用者在填寫基本信息、完成身份驗證後，只要勾選「我已閱讀並同意」，就能提交申請完成註冊。同年10月16日19時15分，蔡某在進行配送工作中發生交通事故，搶救無效後死亡。事後，蔡某的家人主張蔡某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並請求公司支付各項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但一、二審法院均駁回認定勞動關系的訴訟請求。

　　互聯網平臺用工以客戶端自行註冊替代了書面勞動合同的簽訂，這種更為簡易的線上註冊降低勞動者對合同內容的關註，更容易讓勞動者在未充分閱讀協議內容的情況下就開始工作。正如本案中，法院認為協議中註明了「當您按照註冊頁面提示填寫信息、閱讀並同意本協議且完成全部註冊程序後，即表示您已充分閱讀、理解並接受本協議的全部內容，並與公司達成一致，成為公司的勞務人員」，且蔡某勾選了「我已閱讀並同意眾包平臺服務協議、勞務協議、錢袋包用戶支付服務協議」，以上兩點使法院認定蔡某與公司之間已經達成合意，建立的是勞務關系。但在當我們用勞動者的視角觀察整個自行註冊的過程，客戶端（即用人單位一方）並沒有給出明確的提示讓蔡某留意用工性質、自身權益等重要信息。

　　工會試圖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

　　新型的互聯網平臺服務提供者這一群體尚遊離於勞動法保護範圍之外，大部分平臺工人尚未得到勞動法的保護。針對這一情況，工會做了一些有益嘗試。中華全國總工會於2018年3月推進包括「快遞員、網約送餐員」等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今年是八大群體入會工作推進年。但在地方實踐中，各地工會仍然沿用以單位建會、而非勞動者個人入會的傳統模式，工會仍然未能主動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加入工會。工會應該更主動組織工人入會，由工人參與行業集體談判和簽訂集體協議。

　　今年9月，全國首份網約送餐行業的集體合同在蚌埠市簽訂，內容涵蓋送餐騎手的工資待遇、勞保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這些無疑是積極的轉變，但集體合同長期以來缺乏工人的參與，合同條款往往只是履行勞動法的規定，合同覆蓋率也偏低。

　　互聯網平臺像是一架快速列車，將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法規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也一下子被帶到了「法外之地」。新的政策、各地工會都按照各自的方向嘗試追趕互聯網平臺用工這架快速列車，但不論從哪個角度追趕，將互聯網平臺的新型用工模式納入到被認定的勞動關系之中，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才能回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

　　平等就業權糾紛勝訴第一案，職場歧視維權的新途徑10月28日，平等就業權糾紛案件在珠海迎來了第一起勝訴。41歲的樊女士在珠海英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今年2月20日，她發現自己懷孕並告知單位領導，誰知當天下午就被通知「不用來上班了」，個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門衛室。其後，樊女士以物業公司侵犯其「平等就業權」為由向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最終判決樊女士勝訴，物業公司須作出書面賠禮道歉，賠償孕期工資損失2064元、未休產假工資損失1875元、精神撫慰金1萬元。

　　「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本案中，法院結合樊女士的情況對「平等就業權」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其認為「平等就業權」的保護範圍不僅僅限於招錄過程中，也包括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勞動者被平等對待的權利。本案中，物業公司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以懷孕為由將其辭退，屬於在履行勞動合同中的歧視性對待，構成對樊女士平等就業權的侵害。

　　在平等就業權被列為民事案件案由之前，孕婦在職場中面對以懷孕為由的辭退，乃至勸退、威脅、調崗等形式的變相辭退，只能通過勞動爭議程序來處理——以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為由申請勞動仲裁，不服勞動仲裁裁決結果者再提起訴訟。新的案由使遭遇歧視的勞動者可以跳出勞動糾紛的框架，以《就業促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所規定的權益受損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過往的案件中，遭受歧視的勞動者也經常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但因相關勞動法律法規並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保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及法院對此項請求往往不予采納。將平等就業權糾紛歸入人格權糾紛之下，這一轉變意味著法院將就業歧視視為侵權行為，因此，勞動者不僅有望獲得工資、生育津貼等一般勞動糾紛案件中涉及的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也更易得到滿足。

　　但本案中，樊女士一面申請勞動仲裁，一面進行民事訴訟的情況也讓我們不得不考量，平等就業權適用民事訴訟程序是否真的給勞動者帶來了便利。當勞動者遭遇職場歧視，並同時面臨被辭退的情形時，勞動者需要一案兩訴，同時提起勞動仲裁申請和民事訴訟，才有望獲得比較全面的救濟——通過勞動爭議解決程序尋求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賠償，與此同時，通過有關公平就業的民事訴訟尋求賠禮道歉、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補償。因此，對於遭遇歧視並遭到辭退的勞動者來說，走兩套法律流程很可能意味著更大的成本，尋求補償的路徑也變得更復雜。

　　一年零工資仍堅持完成賽季：敬業的中乙足球員終於群起維權10月中，中乙兩間球隊福建天信和湖南湘濤相繼爆出拖欠工資，幾十名年青球員拉著橫幅要求俱樂部解決工資和獎金問題，請政府出面解決。這已經是今年第六和第七間爆出拖欠工資的中乙球隊了，究竟是什麽原因令這些球員不得不拋下足球訓練去討薪呢？中國銳意發展的足球產業為何最後卻使球員落得集體維權的下場？

　　球員被俱樂部和政府一再欺騙

　　據福建天信球員在微博透露，他們被俱樂部拖欠工資的事情已經持續6個月了。 10月11日，數十名球員來到晉江市人民政府門前，拉起橫幅抗議企業拖欠工資。球員說︰「沈文策（福建天信投資老板）聯合晉江市體育局、晉江市政府欺騙球員！和我們球員說晉江文旅接手球隊，其實壓根沒有這樣的事情。在這六個月中我們球員沒有鬧過任何事情而且也打出這樣的成績，試想一下一個普通人六個月沒有任何收入會過的怎麽樣？我們也是距離聯賽已經臨近結束，實在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我們尋求政府的幫助無人接待，甚至要攆走我們！」福州天信的球員說得一點也不錯。翻查一下賽果，即使被拖欠工資6個月，球隊在中乙聯賽南區最後仍排在16隊中的第7名，成績算是不錯了，可見球員對企業和球迷也是仁至義盡。當天晚上，俱樂部跟他們開會，承諾政府領導已經找了老板沈文策，政府會提前支出500-700萬資金用來發放球員拖欠的工資獎金，條件是球員要刪除微博。球員們為了生計也只好就範。

　　不過，政府和俱樂部擬出這項說法乃是因為當時賽程還沒完結，希望球員能繼續完成賽事。結果，10月14日，敬業的球員完成了賽季最後一場比賽，更擊敗了對手。但翌日當球員找市長、副市長溝通開會解決欠薪問題時，出現的卻只是體育局局長！甚至將之前的承諾全部否認了，所有球員教練員於是坐在晉江市政府大門口，要求解決問題。

　　一年零工資 為延續俱樂部歷史留下來

　　另外一隊爆出拖欠工資的球隊湖南湘濤的情況則更為嚴峻。 10月21日，三十名湖南湘濤一線隊隊員及工作人員來到股東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門前抗議，要求俱樂部對欠薪一事給說法。

　　原來，從去年10月至今，湖南湘濤俱樂部便沒有發放工資和獎金，導致大部分主力都離隊了，球隊遇到前所未有的運營危機，險些便使13年歷史的俱樂部解散。不過，仍有一班球員留了下來，他們說︰「出於對湖南足球的熱愛和對湖南球迷的感情，在俱樂部確定參加2019賽季中乙聯賽後，我們選擇了堅守。在球隊流失大部分主力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完成為湖南足球保住職業聯賽參賽資格的目標。」不過即使員工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整個賽季，回基地訓練了一周等待領導的消息，卻沒有高層露面。球員到總部拉橫幅也沒人理會。球員指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湘濤全體隊員、教練組成員獎金290萬、工資約1710萬，總計約2000萬左右。

　　足球事業資本化 球員待遇受企業條件主宰

　　2019年賽季的中乙球隊裏，湖南湘濤、福建天信、吉林百嘉、南京沙葉、寧夏火鳳凰、雲南昆陸、大連千兆均先後被曝出球隊欠薪，球員集體討薪。中乙聯賽的運營問題引起了大眾的熱議。

　　長期研究足球歷史的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一書裏提到，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宣布「改革就是硬道理」，將放眼於創造一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經濟後，足球也乘上了變革的浪潮：

　　「頂尖球會斷絕與軍隊、鐵路局等舊國營機構殘余的紐帶關系，改與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打造新商業同盟。球會合法改組為企業，掌控門票收入、廣告、贊助和電視轉播權利金。中國足總的收入在十年內增長五倍，球會預算快速倍增，頂級聯賽的球員薪資一度與中產階級公務員相差無幾，但至一九九八年已經比公務員高出二十倍。」中國足球事業的資本化除了使黑哨、外圍賭博等問題更為嚴重，球員的待遇也日益跟企業的市場競爭扯上關系。球會要得以生存，首先得看背後企業的財政能力，其次便由門票、廣告費等一系列收益決定。結果，不同層級的球員處境差異愈發懸殊。一方面，中超球隊由地產商入主，再通過上市實現進一步資本化得到更大筆的資金，從而支付高額年薪和吸納外籍球員；另一方面，中乙球隊的東家則在市場經濟中匍匐前進，在自身企業難補的情況下棄俱樂部的球員不顧。

　　經濟下行 造就由中產下流的球員

　　以拖欠工資一年的湖南湘濤為為例，熟悉中國足球發展的評論員指出，科力遠集團總資產負債32.24億，負債率49.71%，其中流動負債占比48.48%；上半年，科力遠總營收近8億，但實際虧損超過1.6億。事實上，這家新能源企業高度依賴地方政府的補貼以度日。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盈利能力有限的企業能否繼續支撐二、三線球會也是一個問題。要在自身企業外開辟一項完全不同的業務並不簡單，尤其是即使乙級聯賽球員的薪金也跟城市中產相近。網上評論便指︰「福建天信的球員們半年的薪資是600萬元，全隊上下薪資開支是1200萬元，還不包括教練領隊後勤人員的薪資。如果加上比賽交通食宿費用、訓練比賽場地費用以及雜項費用，確實一年沒有2500萬至3000萬元，無法經營一支像福建天信這樣的中乙隊，而一支中乙隊一年的贊助投入可以說完全的杯水車薪。 」中國乙級聯賽足球員的前景實在令人擔憂。收入水平貼近中產的他們，也將隨著經濟發展的波動而面臨欠薪、失業等問題。今天還可能有相對優渥的生活，明天難保便要聯合起來奪回應得的工資。不過，這群敬業的足球員還有一大 班願意支持他們的球迷。在企業運營有問題時，足球員和球迷會是時候為球會曾經奮鬥過的歷史團結爭取更大的利益。

　　理解越南中資企業的工人抗議

　　低廉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態度差勁的管理人員，不少越南的中資企業因為這些問題被記錄在案，隨之而來的便是由此引發的工人罷工和抗議。Joe Buckley回顧了近期多起工人抗議，他指出上述問題並非中資企業獨有，而是整個越南、各種所有製企業的通病。

　　隨著2010年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不少中國及外國製造商紛紛將目光投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企圖復製維持了20多年的成本低廉、勞動密集但又能產生巨額利潤的生產模式，這一現象在服裝和製鞋產業尤為明顯。然而，和中國工人一樣，面對中資企業在管理上的剝削，越南工人以罷工和集體抗議予以了回應。

　　以位於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Lu An中泰服裝工廠為例，這家擁有1500名工人的企業在今年三月初發生了為期五天的罷工。罷工始於3月8日，工人們抗議的內容包括工作條件、工資、獎金、請一日假不被允許、國際婦女節未收到任何禮物以及其他事項。3月10日早上，企業管理層與省級官員會面，試圖解決上述問題。當局告知Lu An企業，在未與工人協商的情況下增加工作量是違反規定的，但關於工人應在國際婦女節收到禮物，法律法規並無強製性規定。當局還表示，工人們不應該自行發起罷工（野貓式罷工），因為罷工必須征得工會同意。

　　3月11日，星期一一早，員工們一回到工廠，便見到公司發出的有關罷工的通知。據工人反映，通知的內容只是一些空頭支票，並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因此，工人們拒絕重返工作崗位，數百名工人在食堂靜坐，他們提出要和企業管理層直接對話的要求，但遭到拒絕。管理層表示，企業的所有安排已在通知中清楚告知了。其後，約1400名工人繼續罷工，正常工作的工人只有100名左右。當天下午，一班政府官員與工會領導會面並嘗試解決問題，商議結果呼籲企業以符合法律法規、兼顧各方利益的途徑解決罷工。例如，會面中提到，在新的規章製度實施前，企業必須向工人們充分解釋並達成合意，此外，管理人員不應對工人大喊大叫。

　　經過企業管理層、政府部門包括省級工會的會議，截至3月13日，絕大部分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崗位。企業保證，不會突然調整生產目標，要提高產量，只能逐步提高。管理層還表示，雖然法律上工人在罷工期間不享有工資收入，但企業會酌情將此次工人罷工按照休年假處理。但需要強調的是，許多越南企業都會以發放罷工期間工人的工資作為平息罷工的手段之一。至於其余突出問題，企業只表示會在之後回應。一名工人向媒體表示，企業只給出了抽象的承諾，沒有說任何實打實的東西。該名工人還認為，企業對待工人仍十分嚴苛。

　　同樣位於湄公河三角洲，隆安省上訴法院今年5月時頒布了一份關於罷工的重要判決，案件涉及的是2017年8月發生於中資製鞋企業Giay Hung Nghiep的罷工。這場罷工持續半日，共有28人參加，訴求涉及加班、長期服務金以及技能獎金。2018年年底，地方法院裁定，該企業非法解雇了9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盡管註意到罷工是非法的，地方法庭仍作出了有利於工人的判決，法院宣布公司的非法解雇比半天罷工更為嚴重，並命令公司支付大量賠償。該企業上訴後，隆安省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5月22日推翻了該判決，稱工人給企業造成了嚴重、持續的影響，而且釀成了威脅其他工人及投資者安全的騷亂。

　　2019年9月，位於同奈省南部Dai Phuoc Lotus工程項目的工人們進行了為期約一周的罷工，要求發放拖欠了3個月的工資，總計約20億越南盾（86,300美元）。該工程項目的投資者是Vina Dai Phuoc股份公司，而總承包商是中國建築（東南亞）有限公司——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位於越南的子公司。然而，罷工工人受雇於越南分包商Minh Hung有限公司。工人們在建築工地外掛起了橫幅，有些還在大門口支起了帳篷。9月9日，當地官員組織了一場與工人及上述三間公司代表的會議。會議最終商定，先由中國建築預付10億越南盾（43,150美元）予Minh Hung有限公司，用於發放工人工資。

　　就在上個月，2019年10月，位於越南北部南定省、規模約7000人的中資製鞋企業Golden Victory發生事故——超過100名工人在吸入有毒物質後，產生了呼吸困難、頭暈、惡心等癥狀，隨後被送院治療。該工廠暫時關閉以便進行相關調查，但是在10月23日，當工人們重新回到工廠工作時，不少人再次感到頭暈及惡心，20人被送院。由於害怕相同的癥狀出現在自己身上，數百名工人選擇了辭職。

　　上述事例足以表明，僅今年，在越南的中國企業就經歷了許多勞資爭議。可是，不論是哪國企業，都存在這些問題。工資低、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這些問題極具普遍性，不囿於企業資本來源。因此，不同企業的工人紛紛展開罷工。盡管這一現象在外資企業更為集中，但這並非中資企業所獨有，有報道顯示，在韓資及臺資企業有更多罷工事件發生。

　　強烈的反華情緒在越南由來已久。早在2014年，中國南骸議就導致了全國範圍的工廠騷亂。到了2018年，不少國民認為政府計劃為中國投資商設立三個經濟特區，這種「賣國」行為引發了廣泛的街頭抗議及罷工。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的非法勞工也是越南民眾的一大擔心，尤其是在建築行業、中資企業的建築工程裏。然而，並無任何證據表明，中資企業的工作條件和勞工權利與越南其他的外資企業顯著不同。

　　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運輸業工人的罷工和集體抗議早已成為中國城市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過去五年，由於平臺應用的交通服務急速發展，加上出租車等傳統行業服務衰落，這些抗議的性質發生明顯轉變。

　　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14至2019年間，記錄了約1400起運輸工人抗議，約占每年總體事件15%。由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行業的內部構成、抗議的地理位置和參與人數的變化。

　　對這些趨勢和罷工抗議原因的恰當理解，對中國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至關重要。全總自2018年已把運輸行業工人的入會和保障視作優先工作。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是全國運輸行業工人抗議的主要群體，部分罷工涉及上千名司機，行動長達數天。最著名的一場罷工發生在2008年中國西南的大城市重慶，其時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會見了出租車司機代表，以解決這場導致城市難以運作的紛爭。跟其他罷工抗議一樣，重慶司機的不滿集中在廣泛使用的承包製。這個製度使司機使用出租車公司旗下的車輛時，需要交付一筆為數不菲的押金和份兒錢。公司能隨意調整份兒錢，而司機則還要自行承擔燃油和維護費。當公司調高款項，司機往往會以罷工抗衡。

　　出租車司機也長期投訴無證黑車的競爭。自10年代中期，這項不滿更因網約車的加入而更為激烈。罷工司機以「釣魚」的形式找出和威脅非法運營的網約車司機。不過，當網約車司機變得更受規範並且開始占據市場時，出租車司機的抗議由2015年高峰時期的約七成占比，下降至今年的25%。

　　目前，大部分出租車司機抗議的重心已轉為要求出租車公司歸還經營權和產權。例如2019年4月，當管理公司要求司機更新車輛，數百名湖南南縣出租車司機發起罷工，司機因為需要向公司繳付16萬元來換取僅值10萬元的新車而大為憤怒。在與公司談判時，他們要求借這次更新歸還司機對汽車的所有權。

　　跟出租車行業相似，公交車司機和職員的抗議也持續下降，直到今年只錄得一起抗議事件。公交車司機跟出租車司機一樣，多年來一直抗議高燃料價格、非法車輛造成的競爭和當地政府規管無能。例如，2013年廣東便有約100名司機和售票員發起罷工，抗議低薪、長工時和無薪加班。公交車員工也要求結束管理層的隨意罰款，這些罰款原因由使用過多燃油到更換輪胎不一而足。但自2017年起，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則轉為抗議企業倒閉所造成的工資和賠償問題，以及抗議政府取消公車線路等較為防守性的行動。該行業抗議數量的減少可能跟規管有所改善相關，但也可能是由於社交媒體較少涵蓋這方面的抗議。

　　當出租車和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占比日漸減少，外賣和快遞工人的抗議數量則有相應的增加。 2016年以前，集體行動地圖並未錄得任何外賣員的抗議，如今33%的運輸工人抗議卻與其相關，超過了出租車罷工8個百分點。引致這些罷工最常見的原因，是美團和餓了麽兩間大公司因爭奪市場而突然和隨意下調工人工資，被降薪的騎手因此被迫以更長時間和更高強度的工作來補償損失。結果，外賣騎手的交通意外彼彼皆是，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便由2018年起收錄了121起外賣騎手的意外，當中19名工人因此死亡。

　　物流和快遞行業同樣存在高度競爭，不少公司因擴張計劃失敗而面臨破產或被迫重組，往往令騎手失去工作或造成嚴重損失。2019年承諾達快運的倒閉便使一些騎手的月薪由8000元急跌至2500元，工人的獎金、福利和賠償金皆被取消，公司亦拒絕給予賠償，各大城市的司機因此發起抗議。今年，快遞工人的抗議占運輸行業整體的25%。

　　近年來，網約車司機的罷工和抗議也經常出現，現時約占運輸業個案的15%。市場飽和使司機的單量下降至難以維生的水平。行業裏的不當行為猖獗，司機不僅覺得被網約車平臺欺騙，租賃公司以辦理牌照為由收取巨額行政費，卻從未兌現承諾也使司機蒙受損失。

　　出租車司機等傳統運輸工人跟外賣騎手等新行業工人的抗議有明顯的地理分布差異。出租車司機抗議主要在山東、河南、陜西和湖南等省份，而公交車司機的罷工則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四川。這些省份的小城市還未受運輸行業轉變的波及，出租車公司和當地政府的裙帶關系亦使剝削司機的壟斷行為得以持續。

　　外賣騎手抗議的爆發點則在較發達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例如外賣服務需求較高的江蘇、浙江和上海。很多大城市的辦公室員工沒有時間每天中午在附近餐廳排隊，又或被迫加班至餐廳已關門的時間，使他們只能叫外賣用餐，同時加劇外賣員的工作壓力，使他們的工時更長。

　　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也在過去五年間明顯縮小。五年前數千人的出租車司機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今天，該行業的工作更為碎片化和非正式化，因此工人抗議多局限在一地，時間也較短暫，並只牽涉不多於100人。

　　這個趨勢的一個例外是自10年代中期便定期發起大型抗議的長途卡車司機，他們在2018年6月組織了全國性罷工。在這次最近期的抗議中，卡車司機要求現已占據市場的平臺提高單價，以補償高油價和運維費以及當地交通警察隨意收取的罰款。

　　在五年來眾多運輸工人的抗議中，工會的缺席尤為觸目。由00年代中，出租車司機便開始要求工會代表性，但在不少個案中，司機組建工會的要求皆被地方官員拒絕，因為司機技術上並非出租車公司的員工，又或者工會官員只願意與公司管理層談判，而不理會工人。

　　地方政府曾在10年代嘗試將出租車行業改革成企業製，使司機成為正式雇員而非承包商，使建立企業工會更為容易。不過，這個想法在未得以落實的情況下，該行業就已經被10年代中冒起的網約車服務而徹底改變了。據了解，唯一成功的出租車工會在2008年於山東省會濟南市長清區成立。該工會由民主選舉產生，且與地區交通部門舉行定期談判，曾在2013年使司機不用訴諸罷工便達致訴求。

　　然而這個模式明顯沒有被其他城市復製，廣大司機群體仍沒有工會作為代表，正如今天外賣、快遞騎手和網約司機的情況一樣。全總已認知到組織運輸業工人及保障其權益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有相應的能力和政治決心則仍屬未知之數。

　　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即將刑滿釋放，其余勞工人士仍等待庭審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將於11月28日刑滿釋放。2015年，劉少明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其後被關押於廣東省北部的韶關監獄。據悉，劉少明的身體與精神狀況良好。

　　與此同時，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佳慧和何遠程五位被捕勞工人士也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接受庭審。今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一次政府聯合行動中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據悉與2014年深圳發生的一起勞資糾紛有關。

　　此外，被捕的勞工活動人士還包括《新生代》的三名公民記者，他們積極支援為獲得塵肺病賠償而抗爭的工人。

　　即使在本周四被釋放後，已經年滿61歲的劉少明仍可能受到警方的監控，無法立即繼續參與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支持。

　　劉少明1958年出生於中部省份江西。1989年，他前往北京，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正是那時，他加入了中國第一個獨立工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四鎮壓後，他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一年。

　　上世紀90年代，劉少明輾轉至廣東打工，從事過各種工作，並成為珠三角地區重要的勞工活動人士。在東莞裕元鞋廠罷工、廣州大學城環衛工罷工、新生鞋廠罷工中，他多次幫助組織工人。經過數月緊張的集體行動，工人最終贏得了雇主支付的大額經濟補償金。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活動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二零二零年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獲釋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被行政拘留15天後獲釋。去年12月17日，三人於中國南方城市廣州被警方帶走。

　　獲釋後，陳偉祥感謝了他的支持者並呼籲大家更多關註其他被捕勞工人士。

　　祥子，真名陳偉祥，微信公眾號「心環衛」的創辦者，長期聚焦環衛工人的抗爭行動，為工人們提供法律資訊。就在3日前，也就是祥子被帶走的前一日，「心環衛」還報道了廣州大學城浩洋公司拖欠工資達182萬，130名環衛工堅持抗爭了一整年，終於討薪成功。

　　與此同時，另一名「心環衛」的誌願者以及一名實習生也失去聯絡，另外六位添加了「心環衛」微信的工友也被約談。

　　祥子出生於農村，長期以來一直為環衛工人的權益發聲。然而，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卻讓他在2015年從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機會。最終，他選擇於2017年赴美攻讀勞工方面的課程，並取得了賓州州立大學「勞動與全球工人權利」項目碩士學位。

　　今年畢業回國後，祥子創辦了「心環衛」微信公眾號，這一平臺很快就在廣州環衛工人群體中流傳開了。長期以來，當地環衛工人忍受著薪資低、工時長、正式勞動關系缺失以及福利無法落實等問題。

　　過去幾年，廣州環衛工就工資及合同糾紛問題成功組織了許多場罷工，但是，隨著物價持續上漲，工人工資卻停滯不前，這無疑給年紀較大、清潔街道的農民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由此可見，祥子及其團隊為環衛工群體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尤其是在維權行動被打壓的當下。

　　祥子是今年年內最新被捕的活動人士，而他所做的不過是幫助弱勢工人群體維護自身權益。今年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及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職業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6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及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2019年中國勞動關系概覽

　　2019年年末，「華為251事件」爆出，輿論嘩然——科技巨頭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在離職時向公司要求離職補償及年度獎金，其後，被華為向深圳警方舉報而被羈押251日。

　　對許多職場人士來說，他們本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但李洪元的經歷不僅證實了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更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過是拿來剝削、用完即棄的人力資源。發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沒準就在不遠處等著自己。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放緩的經濟大勢之下，科技初創企業（包括數家獨角獸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是科技產業數以萬計的裁員，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勞動者，有不少需要通過曠日持久的集體行動才能在被辭退前拿到合理的離職補償金，美國甲骨文軟件公司北京研發中心的員工們就經歷了這一切。

　　那些仍奮戰於崗位上的勞動者們，對企業要求的「996工作製」（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們嘗試反抗；對華為率先提出、將對企業的忠誠及奉獻淩駕一切的「狼性文化」，他們也公開抵製。智聯招聘在年底發布的《2019年雇傭關系趨勢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員工忠誠度缺失（74.2%的職場人在當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內）。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尊重員工、踐行承諾是最重要的企業文化要素，而認可狼性文化的僅占7.7%。

　　年輕勞動者對當前勞動關系的不滿一直存在，但這種不滿在去年四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後變得更為強烈。該報告指出，養老保險基金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後」即將退休之際。

　　我們可以將2019年視為中國白領階層價值觀的轉折點——年輕一輩不再接受過長的工作時間，長輩們那一套用吃苦耐勞換取美好生活的價值觀也難以取得他們的認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對體面工作、合理工資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視。

　　不過，對大部分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則是能否按時發工資等更為基本的問題。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1,159起（約占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盡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諾要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的問題，但在建築行業的抗議裏，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更為凸顯，資方的信譽變得更難以維系。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年初發布的建築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過和行業代表進行集體談判，逐漸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一大趨勢便是在服務業日趨繁榮的同時，與之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則相對下降。在過去六年裏，工廠工人的集體行動從2014年占總數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務、零售行業則從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所占比激增，從13%一躍升至18%。

　　顯而易見，在工廠不斷停產或搬遷的過去十年間，中國工人抗爭的主陣地也正從工廠偏離，慢慢轉向商店店員、銷售經理、餐館或酒店員工、環衛工人、醫護人員以及休閑行業從業者。2019年數百家健身房相繼倒閉，健身房員工的集體行動頻發，便是這一變化的印證。服務及零售業從業者通常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業風險也更高。在國內，甚至連效力於較低等級球隊的職業足球運動員也遭遇了連續數月的欠薪，最終只得自行發起抗議。中乙海南隊（富力地產所有）的一名球員說，他們的情況和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一樣，只想討回薪水然後回家過年。

　　去年，運輸行業的工人抗議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體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送餐員及快遞員成為了交通行業抗議工人的前線，盡管去年12月，數起規模大、偶爾出現暴力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在全國各地爆發。這波抗議證實了出租車司機積怨已久——與無證黑車的競爭、政府監管不到位、出租車公司的不當管理，這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解釋了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漸式微的運輸行業抗議只需要一點沖突，就能再次被激發。

　　與其他群體不同，出租車司機的抗議往往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名參與者。去年，絕大多數的抗議行動規模小、持續時間短，工人們並非以大範圍擾亂社會經濟為目標，而是想引發輿論關註從而推進那些久未解決的問題。從數據上來看，少於100人的抗議有1,297起（94%），人數超過1,000的只是極少數，但在2014年，7.2%的抗議規模達到1,000人以上。

　　也許是抗議規模整體有限，縱觀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議事件中出現，其中30起（2.1%）抗議中出現逮捕。若將視線拉回以大型工廠抗議為主的2014年，我們可以從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議多達27%，8%的事件出現工人被捕的情況。

　　去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占了79%（基於可以確認所有權類型的企業進行統計），這與我們2018年勞動關系總結所估計的趨勢一致，即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國有企業及外資企業。該總結還指出，鑒於國有企業減少正式雇員、更多使用外包勞動力，國企員工的薪資及工作條件將會變差——2019年與此相關的大型抗議便是12月份長春一汽國際物流員工發起的，但總的來說，由於國企自身更強的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更困難。這一困境在過去一年變得更為嚴峻，因為黨政機關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這樣一來，工人的抗議就不單單是針對企業雇主的抗爭，而會被看作對執政黨的反抗。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全國各省份地區均出現工人抗議，而包括廣東、河南、江蘇以及山東在內的較發達省份，仍然是抗議的主要發生地。爆發於廣東省內的抗議數量占全年總數的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的抗議則占到全國製造業抗議的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議中不少都和工廠關閉及搬遷有關，這也側面體現出了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另一值得註意的是，發生於新疆的工人抗議從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這一明顯的變化一方面要歸因於新疆與外界的隔絕愈加嚴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對新疆境內工人抗議的容忍度不斷下降。新疆當局去年開展了一項強硬的行動，旨在將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改造為工人大軍，從而為中國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

　　盡管，警方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況總體上有所減少，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以及勞工活動人士的打壓則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塵肺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7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年尾，為環衛工人發聲的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廣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陳偉祥事件爆出後，環衛工人工資低、工作環境惡劣、管理製度不合理等問題再一次引起大眾關註，加之此前南京環衛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間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表就會自動發出語音提示環衛工人要繼續工作，人們愈發關心環衛工的情況。2019年，環衛工人抗議共計18起，並在夏季迎來了一輪集中爆發。

　　同樣地，自媒體「新生代」的記者被捕也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農民工患塵肺病的嚴重情況，以及他們長期尋求合理補償未果的經歷。去年，來自全國各地、因在煤礦或建築工地任職而患上塵肺病的工人開展集體行動，尋求合理賠償以及醫療救助。盡管部分抗議遭到鎮壓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議者成功取得賠償。年底，政府下發通知，要求自2020年開始，在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等塵肺病重點行業，開展為期三年的工傷保險擴面專項行動，將塵肺病重點行業職工依法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範圍。雖然政府此項計劃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規，但這仍是政府願意解決塵肺病難題的信號。

　　整體來看，自年初江蘇鹽城響水化工園爆炸發生後，安全生產在去年引發了更多關註。這場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事故使得傳媒廣泛報道化工園內反復出現的違規生產現象，以及在其余火災、爆炸及煤礦坍塌中同樣存在的監管不足的問題。2019年還有數起備受關註的煤礦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難的山西平遙二畝溝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批評該礦主要負責人利欲熏心，對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產過程未保證足夠通風，因此導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爆炸。

　　縱觀全年的官方數據，安全事故的數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臨的問題依舊顯著，企業持續無視員工安全、政府監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滿，已在工人群體及公民社會中逐漸發酵。

　　香港醫護罷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史無前例的香港醫護人員罷工在上周五結束。這次罷工由最近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高峰期間有近8000名會員參與，占醫院管理局員工總人數一成。罷工員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內地居民來港，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並要求管理層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裝備、隔離病房，停止非緊急服務，並且不對此次罷工秋後算帳。

　　此次罷工中，工會指出了各種合理的問題，並罕見地提出要與香港政府及醫管局進行談判。醫管局聲稱與工會代表談判，卻拒絕對工會的罷工訴求做出回應。以至於罷工提出的多項本就存有爭議的訴求，例如，頻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潛在傳播者（甚至人數比內地來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們行動又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過談判達成共識的機會。另外，在工會罷工壓力以及疫情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港府分步驟封閉了中港關口，實際上等於落實了工會提出的罷工訴求，卻仍然堅持強硬的不談判態度。而工會方面，針對政府已錯失農歷新年前封關的時機，工會是否仍然應將訴求優次放在禁止內地人來港（每天入關人數經局部封關後已下降）？以及工會如何應對政府寧可實際上落實大部分罷工訴求（單方面封閉了更多關口並隔離入境人士）也不跟工會談判這一打擊工會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會必須準備好長期面對自身經驗不足和對手強硬傲慢的準備。

　　從醫護人員士氣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動標誌著員工面對公營醫療系統問題的決心。醫護人員向管理層清楚表明了：在公營醫療千瘡百孔，人手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他們有權拒絕繼續工作。此舉既是照顧員工的利益，亦是考慮病人福祉，員工不會再被空泛的責任心束縛。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可謂病入膏肓，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種結構性問題以最醜陋的方式揭示出來罷了。本文將簡單勾勒這些問題，並且借著檢視香港醫護人員今天所面對的情景，來映照中港兩地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營養不良的香港公立醫院

　　去年12月，當醫管局員工陣線接受《立場新聞》采訪時，它還只是一個300多會員的組織。該工會因為反送中運動成立，抗議警方濫權、拘捕義務救護員，並集合員工應對醫管局的打壓。當時，三名籌委向記者表示︰工會目標是招收8000名會員，以增加代表性，為將來行動累積更大影響力。然而，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問題之嚴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國蔓延，工會的招募人數在短時間內便超額完成了（2月時已達到2萬人）。

　　香港醫療人手資源不足遠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時代遺留的問題。港英政府占領香港期間，一直以打開與中國的商貿往來為重心，對於殖民地的社會福利采取放任態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戰後首份醫療服務政策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建議加建診所和醫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張，增至1972的4.3張。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詢文件，建議加建醫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張。不過，這個目標一直未有達到。

　　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曾經短暫有所改善。 1990年醫管局成立，統一管理公立及補助醫院，增加醫療經費，醫療服務品質大幅改進，曾使私人市場受壓。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結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後的經濟危機影響，政府再次削減公營醫療系統的資助。 1999年政府推動護士學位化，停辦多間護士學校；2002年醫管局凍薪及削減增薪點；2003年醫管局削減1200張急癥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數量到現在仍未回復當時水平。由此可見，香港的公立醫院即使在不少醫療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質素提升的情況下，也一直處於資源不足的虛弱狀態。

　　屋漏偏逢連夜雨：長者照顧政策的徹底失敗

　　當醫院醫療的基礎出現危機時，另一面爆發的問題則是長期照顧及預防疾病的失敗。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情況應算貼切。

　　學者鐘劍華在文章《長期護理照顧政策》引述的這組數據已足以點出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發布的人口推算估計，香港超過100萬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60歲以上更超過120萬人，到了2047年將接近人口總數三成。

　　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人數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萬名殘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當中接近七成年齡達70歲以上。

　　長期病患包括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長期病患占整體人口19.2%，約138萬人，其中未滿60歲的患者占35.9%。

　　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長者有長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殘疾人士。不過，雖然長期照顧及老人的健康問題跟醫療系統密切相關，但相關政策是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與醫管局的職責分離。當長者人口增加，長期病患率上升，殘疾人士與長者的壽命增長，缺乏整合的做法難以處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鐘劍華指出此服務自2003年成立開始一直維持在60支的規模，隨著新屋村落成、長者人口增長，隊伍數目仍然維持不變。長者輪候送飯需時半年至一年，輪候家居清潔需時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數字顯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輪候時間問題最為嚴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輪候時間16個月，有21人未等到服務已經離世。

　　香港公立醫院的事實

　　這就是香港這個繁榮的資本主義都市下的真實。當老人及長期病患者長期乏人照顧頻頻入院，醫院有再多人手和資源也是徒勞。特別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時，問題的爆發更令人神傷。一位在公立醫院任職的醫生D說︰「十二月底數天天氣稍降，不少老人因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長期在老人院臥床，缺乏運動，其實跟等待死亡沒什麽分別，醫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經很少。

　　一名曾任職護士，這次也有參與醫護罷工的員工則表示，自己以往因為深感無法好好照顧病人而決定轉職。 「現在一般病房的環境比2010年還要差。不少病床強行在床與床間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製造假象，我工作的醫院未出現新冠肺炎時用量已高達110%。」她說。

　　除了病患不斷入院令醫護人員應接不暇，病人難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難以紓援的原因。參與工會統籌工作的護士梁先生指出︰「有三個原因令病人滯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臥床等待檢查期，但由於其情況不屬最緊急因此檢查被不斷拖延，無法開始治療。另外，病人情況不穩定，例如血壓指數經常變化，醫生也不會允許出院。再來便是無人照顧，以至出院後情況轉差又再度入院。這些問題均使一些正常輪轉率在一至兩天的病房出現臥床數月的病人。」立意良善的醫院政策變成憤怒的來源

　　醫護人員極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護士所需要負擔的行政工作為例，一位已經退休的護士表示，填寫表格的背景是對應病人權益提升，為了在投訴時有所證據，並且確保醫生和護士的規範而出現的。

　　然而，隨著醫療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屬投訴頻繁，醫護人員被要求填寫愈來愈多表格。護士梁先生列舉出來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寫病人的一般病歷，到體溫、血壓、攝水、轉身、傷口、外遊記錄、自殺預防等包羅萬有。當處理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沒有增加，護士照顧病人的時間便變相被行政工作不斷蠶食，使員工工作壓力更嚴重。

　　問題積壓至此，使醫管局提出各種短期紓援措施都成為員工更為不滿的原因。 2007年起，醫管局設立特別超時津貼計劃（SHS），以額外加班提供較高工資的方式吸引休假員工繼續工作，曾經紓援了人手問題。然而，隨著各類結構性問題不動如山，醫務人員對超時津貼計劃的態度愈來愈兩極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護士說： 「身邊沒有人會申請，我們稱為賣血，平時工時已十多小時了。」另一位註冊護士則說： 「賣血積極程度因部門而異，整體而言算是受歡迎。年輕的護士較常這樣做，很多時候都會把身體挨壞。」超時津貼計劃正好反映了現時醫院系統的整體人手情況︰資深的醫護人員不勝負荷，又或者對公營醫療失望，轉而走升學、轉職或到私人市場執業的路。不斷流失的人手便倚賴剛畢業的勞動力補上，他們精力充沛，願打願挨。然而，數年後他們之間不少人便會難堪重負而離職。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終究流失，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無日無之。

　　中國城市醫護面對的矛盾或更嚴重

　　香港醫療體系面對的問題如何映現中國內地醫護人員的困境，確難一概而論。不過，在一些關鍵的趨勢上，可以看到兩地之間的共通點。中國超過65歲的老年人口估計將會從2018年的1億6600萬人增加至2030年2億5千萬人，上升約五成，總體醫療需求的增加驚人。然而，當下政府在醫療投資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隨著沿海城市急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斷擴張，一線醫療資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醫療資源嚴重不均的問題。現時，中國農村居民生病後，有基本經濟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醫院的治療，以至湧入三級醫院的人長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華早報》報道，2300間中國城市的三級醫院長期全員運作，仍然無力應付龐大的醫療需求。然而，95萬間次級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不時出現病人不足的情況。

　　在深圳，中國勞工通訊以往采訪過的護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連續工作12小時。該名受訪者甚至認識因長期過勞而英年早逝的醫生。她形容，醫院內病人家屬與醫護人員的情緒相當緊張，特別是兒科病房裏，家屬擔心子女接受的治療是否有效，任何差錯都可能使潛在的矛盾爆發成醫鬧事件。由於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當病人家屬的財政難堪重負，而病患又沒有起色時，直面病患的醫護人員成為了醫患矛盾的最前線，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中國醫療系統的構成復雜，各種問題成因也與香港不盡相同，本文難以詳述。然而，這無礙指出一點：當各種慢性病癥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發展而普及，社會人口壽命增長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來愈多的資源去預防和照顧病者。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對相關準備的滯後，城市醫護人員需要承受的壓力和危險，將會比他們在香港的同行更為巨大。

　　推動轉變的時機將穩定地出現

　　還未爆發新冠肺炎前，參與醫管局員工陣線的梁先生說，工會短期的目標是對抗醫管局打壓表達政治立場的員工，以及跟進職場欺淩問題，長遠而言，才是解決醫院內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

　　不知道經歷這次罷工後，工會的方向會否調整。需知道，在當下香港的政治經濟製度裏，每年流感高峰期將註定會是醫護人員壓力爆發的時刻，醫院用量必然會超額運作，而且將會一次又一次地有長者因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並且為醫護人員累積使人灰心喪氣的無力感。這樣的局面可謂穩定出現的公共衛生事故。但反過來說，可以預見的流感高峰期也將會是工會推動轉變的絕佳時機。

　　對中國內地的醫護人員而言，當醫院的工會長期僵化，公開集體行動亦要背負更大的成本時，要集體組織尋求改變更為困難。然而，不能忘記的是，城市醫護人員平日面對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與死的問題。當爭相競爭醫療資源的情況更趨白熱化，醫護人員的壓力到達難以忍受的時刻，工人鬥爭的規模和爆發速度絕不應輕易低估。

　　新冠疫情下，香港飲食業員工的勞動狀況記錄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餐飲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根據媒體報道，這次疫情比SARS的破壞力還大、餐廳或停業或轉型、大量員工被放無薪假……香港政府統計處3月17日公布的數字顯示，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上升至7.5%，就業不足率3.5%。以2018年餐飲服務業從業人數約49,700人估算，失業人數約為3,700人，就業不足人口則為1,800人。然而，失業率會掩蓋該行業總勞動人口變化的情況，亦即是，假如餐飲服務業就業人口整體減少和流失，但失業人口不變，那麽失業率還是會上升。

　　由此可見，一個失業率的數據其實不能說明什麽。特別是，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化，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昂的城市生活，餐飲業工人失業數天的惶恐、家庭生活即時的困頓，需要更多資料來說明。

　　為此，我們訪問了多年在中式餐廳樓面工作的金先生，記錄他在經濟蕭條期的勞動狀況和生活改變。

　　惶恐的兩個月：蕭條、無薪假、拖糧

　　香港餐飲業受疫情的第一波影響，是在1月下旬。金先生當時在西九龍一家中餐館工作，擔任樓面的高級主任。據他所說，影響最大的兩次事件如下：

　　事件

　　結果

　　1月29日

　　一段有關圓方商場出現多名保安及客戶服務員發燒並請病假的錄音在網絡上流傳當晚的預訂有5張臺取消

　　2月9日

　　「打邊爐家族」家庭成員連續確診的新聞出現

　　當晚全數預訂都取消了

　　顧客懼怕出外用膳造成集體感染紛紛取消預約，結果是：2月10日，老板出了書面通知，要求員工放14天無薪假期。書面通知給出的原因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以致經營困難」。所有員工都簽了這份書面通知。餐廳同時還給了口頭通知，說明如果找到其他合適的工作，可以直接辭職，公司不會阻攔。原本按照雇傭合約上的規定，離職需提前1個月時間通知。

　　金先生平日早上在廟街一家茶餐廳兼職，中午至晚上則在中餐館上班。由於妻子在家照顧兩個小孩，小女兒才1歲多，14天無薪假的打擊太大了，因此他馬上另找工作。 「我由佐敦走到長沙灣，每一家茶餐廳都進去問請不請人，大家都叫我回去等消息，心情真的很絕望。最後，一家附近的茶餐廳打電話回來，說雇我工作，你實在不會知道我當時的心情，就像聽到天使一般……」找到工作後，他在2月23日，即14日無薪假期的最後一日主動離職。不過，原本應該在7日之內結清的工資，會計部沒有按時發給他。

　　由於其余員工都收正式通知後被解雇，金先生覺得，是因為他自行辭職招來經理層不滿，才成了唯一被拖欠工資的員工。 「（公司）可能覺得，我雖然這樣說，你竟然真的辭職！分區總監可能對我很憤怒。」於是，會計部以差一位經理層的簽名、且該位經理生病為由，一直沒有發放之前的工資。後來，因為一位分區經理的幫助，會計部轉變了態度，在3月9號發放了工資。

　　中餐館的人手減到原來1/4左右。餐館按照廳面、廚師、清潔來分工，但由於人手不足，餐廳的4名廳面便輪流承擔洗碗、清潔、打雜的工作。不過，後來似乎因為人手嚴重不足，還是聘了兼職。以下是金先生離職的中餐館勞動力轉變的情況：

　　樓面

　　廚師

　　清潔/洗碗

　　疫情前的人員情況

　　12個

　　5個

　　2個

　　三月份

　　4個

　　1個

　　0.5個（兼職）

　　疫情下的工資和工時變動

　　金先生十多歲開始在餐廳工作，一開始在廚房做學徒，但當時覺得工作不適合自己，於是轉做樓面服侍客人，後來做過上海菜餐廳的部長、高級主任，一做已是十多年。相比一般飲食業員工，他工作賣力，下單送餐清理臺面以外，還處理顧客投訴、跟食客打好關系、跟上司商量如何宣傳餐廳，有時還樂在其中。因此，在老板眼中，應是模範好員工了。

　　這麽一位員工在上揚期的工資和工時是如何呢？據金先生所說，他工資曾達17,000元，加上兼職每月幫補8,000元左右，可以賺到25,000元。

　　不過，這樣的工資自然是以超長工時換來的。疫情爆發前，他早上6點便開始在茶餐廳兼職，一直工作至11點半，中午12點至晚上10點半則到中餐館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餐廳裏。扣除下午3點至6點的休息時間，金先生每天工時基本為13小時，通勤時間約1小時。 14小時的勞動時間，已接近一人做兩人份的工作了。

　　現在，金先生要保住工作也有難度。兼職的工作靠著人脈關系，還湊到三天的工作機會。至於在茶餐廳做店員，他沒有透露工資多少。不過，保守估算整體工資應減少了1/3。金先生的工時卻並未減少很多，仍然維持在每天10小時左右，亦即是：他的時薪下降了。

　　身為一家之主，這樣的收入變化使支撐家庭更困難。 「我最討厭那些人說香港人最鐘意返工（香港人最喜歡上班）。我不上班誰付子女的開銷？曾經在茶餐廳聽到年輕人這樣說，差點沒忍住上前揍他。」我們請他整理一個任職飲食業的公屋四人家庭上月開支，結果如下：

　　開支種類

　　金額（HKD）

　　公屋房租

　　2,750

　　水費

　　230

　　電費

　　150

　　衣物

　　500

　　食物

　　500

　　衛生用品

　　0

　　子女開支

　　3,000

　　交通費

　　520

　　父母家用

　　5,000

　　其他

　　10,000

　　總數

　　22,650

　　「食物開支因為我在餐廳工作，自然少了許多。太太每天買減價時段的食物，也省了不少錢。不過，之前水電因為兒子停課在家而多了不少，於是我請父母來照顧他。」金先生說。

　　「衛生用品則靠太太在師奶（中年婦女）群組裏找，真的不能少看她們，各種平價貨也有。而且我在疫情全面爆發前便買了一些口罩，因此不用挨貴價貨。」他稍帶自豪地補充道。

　　那「其他開支」這個驚人的數目又從何而來呢？ 「女兒的奶粉錢、尿片錢，買兒子的遊戲，各種停課時的額外開支。太多細數了。」他解釋。這樣看來，即使夫婦二人省吃儉用，小孩的開支仍然令金先生一家頗為吃力。

　　「我們已經不是最受影響的了。之前經過深水埗，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住籠屋、劏房的失業戶，難免精神挨不住的……」金先生憶述。

　　挨過這一關後的未來

　　找到新的茶餐廳工作，金先生原以為可以松一口氣︰「始終這裏是地鋪，附近有公共屋村，顧客比較穩定。商場的餐廳便不要說了，死得很慘。」然而，隨著連鎖快餐店暫停晚市，政府對食肆經營做出新限製，金先生擔心傳統飲食業將會再被波及。

　　跟一般接觸到的樓面員工不同，金先生是某一類特別喜歡這份工作的人。 「樓面員工常常站立工作，而且有些食客吃相很差，有時還嘔吐，因此工人處理很多客人的穢物，算是厭惡性工作，愈來愈少人應征。」他說， 「不過，我喜歡服務別人和幫人解決問題當中的成功感。假如沒有家庭負擔，我想有自己的私房菜，親自服務自己的食客。」不過，在這一刻再談及工作中的喜悅難免愈來愈難了。而且，就算挨過疫癥這關，餐飲業的發展也多了許多未知之數。隨著餐飲服務業人數更為短缺，一些連鎖快餐店近年引入了電子下單和支付系統取代工人，一了百了解決人手問題。廚房內食物處理的中央和外判化則更有十多年歷史。由此推想，未來餐飲業的招待工作會否愈來愈少？

　　金先生認為替代未必會到來：「中國內地海底撈的電子化確實嚇驚了我。但相比內地，香港的情況未免太過落後了。因此可以反過來看，這是讓員工有更多自行發揮的空間。」金先生提到一個例子：以往餐飲業要工人自己擔整袋面粉上樓，近來的「進步」是，工人終於兩人一起搬重物，而且有手推車，可見其發展的速度。

　　或許金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現在，他正埋首和雇主一起商量如何增加茶餐廳的客人，期望以此減低失業的壓力，餐飲業在疫情後的變動會如何發生自然未引起必要的關註。繼考慮推行「禁酒令」後，一般食肆現時被要求限製入座率，以應對漸趨嚴重的疫情，金先生的生活將更為艱難。

　　中國企業在倒閉、減薪、裁員下復工，工人集體行動同步回升近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月份采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回升，無論是製造業、非製造業，還是綜合PMI皆回升至52%以上，大中型企業復工率為96.6%。

　　采購經理指數並不反映企業生產量等各類指標絕對值的變化，而只是反映企業生產的趨勢。因此，3月份PMI指數約為52%，僅代表相比上月，中國一般產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停止下滑，整體氣氛有所回復。

　　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經濟恢復情況，還可以參考《財經》雜誌的調研。該調查訪問的企業七成以上是小微企業，截至3月13日，復工水平超過一半的只有37.7%，人員到崗率不足50%的達到26.3%，35.9%的企業仍在停工，可見3月上旬，不少小微企業雖然復工了，但只是以一半以下的產能生產。另一方面，工信部在3月28日的數據則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達到了98.6%，人員平均復崗率達到了89.9%。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爆發，部分企業雖然復工，卻面臨大批訂單被取消的第二波打擊。環球紡織的微信公眾號表示，紹興柯橋有78.4%的紡織企業表示訂單在減少，64.8%的企業反映已有訂單被客戶取消。該文同時引述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信息，指長三角、珠三角「真正有活幹的只有30%左右，因為缺少訂單」。

　　以疫情嚴重的意大利為例，財新網報道，由於當地企業取消服裝及手飾業的訂單，義烏一家以外貿為主的首飾加工廠馬上受壓。負責人表示，「從上周到這周以來已經有5%的訂單被取消，哪怕沒有取消的訂單也在考慮收縮規模或延遲發貨」，估計「全年30%到40%的訂單會沒有」。

　　經歷兩個月的疫情打擊後，13.8%的接受《財經》訪問的企業表示面臨倒閉風險，41.9%的企業預計上半年營收將同比減少50%以上，約45%企業因此削減員工工資，近三成企業裁員。在這樣的背景下復工，自然伴隨著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3月錄得50起抗議，較2月9起抗議事件大幅上升。

　　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服務業（23），其次是交通運輸業（11）、建築業（6）、製造業（6）及教育業（4）。服務業中，則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和醫療服務等行業為多。例如3月24日，河南省南陽市1919酒類直供員工便掛橫幅抗議企業以疫情為由大規模拖欠工資及辭退員工，更曝光集團短訊指被裁人員恐怕達2000人。

　　疫情期間飽受壓力的醫護相關人員亦有零星抗議。山東淄博高新區榮德醫院、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及寧夏慈安婦兒醫院的員工分別發起討薪抗議。湖北大學隔離點的的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的補貼是1000元/天，但安保公司實際給到的是250元/天。 「他們親口承認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哪裏去了？中介平臺就算要收費，為什麽收這麽高的費？對我們來說是不是不太公平？」此外，員工們表示，招聘時寫明工作不接觸隔離者，但實際是在（隔離點）內場工作。

　　環衛行業積弊已久的市場化問題則在疫情期間再次打擊員工的生計。 3月10日，廣東省廣州市環境衛生管理站拖欠140余名環衛工人1月份的工資。一名環衛工人向環衛站負責人討說法時，卻被告知「沒錢發工資」。 「副站長說，我們是自負盈虧的，現在受疫情影響，商戶都沒開門，收不到垃圾費，也就沒工資發。」該環衛工雖然得到工會幫助討回了環衛站工人工資，但其後被秋後算帳，扣減了節假日的上班機會。沒有加班費，環衛工人的生活將難以為繼。

　　交通行業方面，多地出租車司機接連發起抗議，要求減免租金和承包費，以此度過新冠肺炎的難關。例如3月30日，河北省任丘市上百輛出租車便聚集在市政府門口前，要求減免疫情期間的出租車租金、降低年租金、以及為因身體原因而無法續租的承租人無條件解除合同。網約車司機群體的處境同樣堪虞，3月13日，河南鄭州一公司門前上百網約車司機排長隊要求退車。據悉，司機每月租金3800元，雖然公司免了2月份租金，但是3月份生計仍然慘淡，連吃飯充電的錢都不夠。有關出租車行業的詳細情況，請參閱《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

　　至於建築業的工人抗議，最受關註的莫過於3月19日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築工被拖欠隔離補貼一事。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建好醫院後即被安排隔離，然而隔離滿14天後，仍然不被允許離開隔離點，中建三局則拒絕繼續發放補貼。被隔離達一個多月後，工人終於忍耐不住，聚集起來討要說法，其間發生推撞打鬥，警察到場亦難以解決問題。

　　製造業員工則面對企業破產和拖欠工資的情況。 3月23日，廣東省東莞市的泛達玩具被曝出拖欠工資，員工討薪時被打。網上消息指出，東莞泛達玩具因外貿訂單取消導致公司業務量驟減，資金鏈斷裂。企業於是宣布結業，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不禁茫然地追回之前被拖欠的工資……企業在復工復產的壓力下，將新冠肺炎帶來的損失轉移到工人身上，中國各行業工人的抗議再次復活了。欲知工會如何處理工人在疫情期間面對的種種問題，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最新推出的《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第九期報告。

　　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近三個月以來，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受到了嚴重沖擊，運輸業作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行業首當其沖。而出租車、公交等客運行業，更要同時面對防疫風險與需求暴跌兩方面的壓力。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自一月末以來，共收錄了十一起出租車行業的抗議事件。本文將通過對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沖擊與面臨的困難。

　　受疫情沖擊，出租車司機要求減免「份子錢」

　　出租車行業向來是集體維權行動高發地帶，在過去15個月內，我們一共記錄到73起與出租車行業有關的集體行動事件，占交通運輸行業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往往與滴滴等網約車服務所造成的沖擊相關。而在疫情爆發前，沖突主要與 「兩權合一」有關。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出租車行業一度停擺，疫情逐漸受控後，出租車司機也面臨客源減少、收入暴跌的問題。據《南寧日報》報道，南寧市巡遊出租汽車單車日均營收僅120元左右，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駕駛員無法出車正场運，處於無收入狀態。

　　春節假期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十一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頗為廣泛，從遼寧、山東，到廣西、貴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現了出租車司機抗議。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車司機要求公司與各地監管部門減免「份子錢」等費用，並在政策上予以幫助，以應對疫情帶來的沖擊。我們可以合理推斷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封城、停工等沖擊造成客戶量與收入的暴跌，是全國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

　　除油錢、車輛維修等成本外，出租車司機每月還需向擁有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公司支付數千元的管理費，也就是俗稱的租金、「份子錢」、承包費等。若出租車司機本身不擁有車輛的話，每月需交給車主的租金也相當可觀。也就是說，出租車司機與商販、店主等類似，即使在完全不進行運營活動的情況下，每月也有一筆數額頗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出租車行業的運營活動基本處於凍結狀態。首先是二月份，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大都要求出租車行業停運以配合封城、封閉小區、以及延長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復工以來，全國各地低迷的經濟形勢以及依舊嚴格的出行限製使得出租車行業的客戶需求量暴跌。在如此嚴峻的經濟與行業形勢下，每月數千元的租金、「份子錢」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車司機們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收入接近於零的情況下，正常生活已經無法維持，因此的哥的姐們自然選擇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向公司與監管部門表達自己的訴求與難題，希望有關方面能夠意識到疫情為行業所帶來的困境，能夠與司機們相互體諒，共度難關。

　　各地紓緩政策：減免「份子錢」發放油補

　　3月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鼓勵各地采取階段性減免「份子錢」等措施，幫助出租車司機度過難關。經過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協商，多地均出臺了減免「份子錢」的政策。據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間全國首個免除承包費和服務費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輪「份子錢」，惠及出租車14769輛，累計免除費用1.2億元，這些費用由數十家出租車企業承擔。

　　長沙、吉林、三亞、柳州等地交通部門及時發放2018年成品油價格補貼，為出租車司機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區交通部門，如沈陽、貴港等地提前發放2019年油補，以支援司機生活。

　　此外，杭州市設立了出租車疫情專項補貼，每車2500元，其中疫情嚴重的2月份補貼1500元，復工復產的3月份補貼1000元。廣州市亦於2月按照市區正常雙班營運車輛3600元每車每月的標準，向駕駛員發放綜合生活補貼。

　　在工人集體行動記錄的11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大多數出租司機的訴求都得到了公司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初步回應，表示會盡快研究以便拿出相關方案來妥善處理司機們的訴求。但在遼寧大連的案例中，當地一些出租車公司非但沒有體諒司機們在疫情期間的困難，反而催促司機繳納租金。

　　盡管出臺了相應減免政策，仍有許多出租車司機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難以為繼。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車司機聚集街頭，要求出租車公司減免全部承包費。柳州市燃油出租車承包費為130-140元/天，電動車是180-200元/天。此前，經市出租車主管部門協商，十幾家出租車公司連續兩次減免出租車承包費，規定2月份如未出車，可不繳納承包費；階梯式減免3月份承包費；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費。由於乘客稀少，司機們認為減免費用治標不治本，但公司堅持，退車需繳納上萬元違約金。

　　當天下午，柳州市運管部門和幾家出租車公司高層領導召開緊急會議，回應司機的集體行動，承諾5天內給出答復。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車公司發布公告，每輛出租車預支8000元油補，用於支付出租車運營的加氣、充電等基本經營費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再發文件，決定繼續減免承包金。文件規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費；如車輛停駛，則不收取當天承包費；5月份承包費收取標準待定。

　　中國勞工通訊致電柳州市總工會發現，當地工會辦公室、服務中心、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對於這起規模達數千人的集體行動並不知情，而少部分對該事件有所耳聞的工作人員並不負責處理相關事件，也無意主動接觸出租司機與相關人士。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總工會配合政府工作，主動調配財政資金、防疫物資，對當地運輸企業進行補貼與幫助，例如柳南區總工會提供了九萬五千元的防疫物資。

　　與過去集體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為出租車行業帶來的問題並非以往常見的勞資雙方的對立與沖突。在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沖擊時，司機、公司以及監管方有著共同的利益與困難，需求、收入的減少以及防疫的風險同時威脅著所有利益攸關方。在疫情的特殊時期下，各地工會應積極行動起來，利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製，充分理解司機與企業的困境，促進製定適宜有效的紓緩政策。

　　激烈的競爭、「兩權合一」與推行電動出租車

　　除去七起要求減免疫情期間「份子錢」的抗議外，另記錄到四起集體行動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機間因「搶客」而發生沖突。其中兩起事件發生在出租車司機與網約車司機之間，一起為出租車司機間的沖突。

　　另有一起要求「兩權合一」的抗議。「兩權合一」是指出租車司機要求明確車輛的所有權與運營權，將其統一劃歸給作為車主的駕駛員。過往的行政監管與法律條文模糊，導致作為出租車輛主人的司機們需要依賴於擁有運營牌照等準入資格的出租車公司。而擁有權力庇護的公司，往往通過各種巧立名目的費用，諸如「份子錢」、保險費來壓榨辛勤勞動的的哥的姐們。與」兩權合一」有關的集體性事件是過往兩年交通運輸行業抗議的主要構成。在經濟衰退、客戶需求暴跌的情況下，想必各類摩擦與沖突將會進一步增多。

　　此外，我們亦註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車司機團體表達了對各地政府近來大力推行、乃至強製推行電動出租車政策的擔憂與不滿。出租車電動化的政策，看似光鮮，為環保做出巨大貢獻，但實際上電動車在很多一線的哥的姐們看來，完全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廢品。比如對於北方的司機們來講，當前電動車根本無法在冬天的低溫環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換電動車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機們難以承受的。這些具體而實際的問題直接關系到千萬勞動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製定者與執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與監管部門在積極推行此類政策時，如果不聽取從業者與勞動者的聲音與需求，而以官僚集團的利益為本位，就會激起勞動者的激烈反抗，造成雙輸局面。盡管目前各地出租車司機群體只是在言論層面表示擔憂與不滿，但若各地交管部門不及時調整政策的話，對出租車電動化政策的反抗可能會成為2020年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一場全球性經濟風暴已經近在咫尺，中國勞動者已經開始承受這場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出租車行業，乃至客運行業整體，在接下來的數月內將會面臨更大的危機與壓力，需要政府、企業、工會與司機們共同努力與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沖擊與損失。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非正規工人的困境

　　在全球政治領袖們看來，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家居隔離這些遏製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顯得愈加迫切。最極端的例子也許就是印度——這裏，封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保持社交距離給全世界工作模式帶來巨大改變——人們將工作場所挪到線上或是在家辦公等等。然而，即便在發達國家，這種簡明轉變的背後也暗藏特權，因為並非所有行業都能實現這樣的變化。實際上，只有那些家中擁有足夠資源和支持（例如穩定的互聯網）的勞動者才能居家辦公。

　　自年初中國爆發疫情以來，我們不難發現，尤其對那些能在公共衛生災難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崗位，離開原本的工作地點往往是種奢侈，例如環衛工人、送餐員、出租車司機、護士以及護理人員。這些勞動者對保持社交距離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並批評了社會中無處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為期三周的全國封鎖後，數百萬移民工人離開城市，一個個令人心痛圖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這種過分簡單化的防疫措施應叫停了，與此同時，印度勞動關系的現狀也要引起我們的警覺。

　　3月24日，印度總理發表電視講話後，留給全國十三億民眾的時間只剩四個小時了，人們在慌忙中儲蓄物資但還是趕不上關門的速度，而那些本來就處於邊緣位置、僅能勉強糊口的貧困及弱勢群體最終被國家政策拋棄。

　　如此決定性的政策並未考慮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政府的做法其實反映了其對勞工群體缺乏認知，在決策製定中更是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場所、招聘場所關閉期間，工人們沒有收到來自國家領導層清晰且積極的保證，他們的焦慮加劇，別無選擇只能徒步回家，從城市走回鄉下。

　　此外，由於各邦邊界封鎖導致交通停運，工人們本已十分嚴峻的境況進一步惡化，他們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沒有食物和飲用水。封鎖城市、僅預留給民眾四小時的反應時間，這嚴重影響了數億低薪工人，如此將工人群體置於不顧不過是在政策製定和實踐中突顯了中產階級和城市精英的特權。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規勞動者

　　迄今為止，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在封鎖期間受到的沖擊最大，他們大多數人缺乏專業技能、收入低、沒有雇傭合同（最多也不過是內容模糊的合同）、工作環境不穩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或福利安全網。鑒於地區差異和工作的不穩定性，很難準確評估印度的非正規勞動者具體有多少。不過，印度國家抽樣調查組織（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勞動力調查顯示，全國約有4.15億非正規工人，其中包括大量來自農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們工作於各個行業，例如建築業、製造業（工作地點包括工廠、車間甚至家庭）、家政行業，還有人是街邊小販、廢品回收工人、環衛工、餐廳服務員、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務以及各式運輸的從業者。他們的工資通常按日結算，日薪從400盧比到1000盧比（約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攢錢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許多非正規勞動者甚至沒有適當的銀行帳戶來存儲他們的收入。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規工人是由季節性和循環性移民工組成，這些工人不會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許多人沒有家人隨行）；實際上，他們每年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流轉幾次。毫無疑問，這一數量龐大、流動性高的群體給當局帶來了管理上的困難，但這也成了行政及監管部門經常拿來逃避責任的借口。不願承認非正規工人的重要性，亦不願在政策上及實踐上讓他們融入城市空間，於是，當危機發生，不論是對形勢進行預測還是采取具體行動當局都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區，城市的不穩定生活狀況，以及不適當登記製度導致獲取公共服務困難的現象正在蔓延；這與中國的戶籍製度高度相似，在製度上將農民工群體置於劣勢。

　　疫情與封鎖進一步加劇了非正規工人對國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現出來的敵意和霸道、司法部門的冷漠無疑是根本原因。上級司法機關沒有有效履行其憲法責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對移民工人的責任而受到批評。印度民主製度建立在機構問責製基礎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嚴格的審視。

　　非正規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們深入思考種姓和性別問題。甚至在非正規勞動力中，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間，女工受到的嚴重影響來自社會中限製以及父權障礙兩方面，尤其是那些從事家庭勞動和護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來：前進的道路

　　三周後，印度宣布延長封鎖期至5月3日，這將對國民生計產生深遠影響。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基於印度政府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億非正規工人將進一步陷入貧困。面對如此後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應相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考慮到印度聯邦製的國家結構形式，尤其是在稅收和財政資源方面的情況，應對非正規工人的政策應該由中央政府來領導。

　　針對移民工群體的的調查表明，國家應將社會政策及支持系統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線、任由工人自生自滅。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決問題，疫情只是重申了這種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啟動了為期四天的行動，建立全國範圍內的移民工數據庫，為製定出一攬子救濟計劃做準備。該行動旨在收集各個領域的有關信息，並打算涵蓋所有形式的非正規就業。盡管這聽起來不錯，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臨時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當前經濟體系之內，對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幾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讓人擔憂的是，政府可能沒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緊縮政策。

　　印度國家能力較低，這意味著政府不得不讓民間社會組織參與到有關非正規勞動者的實地工作中，從而根據具體行業的需求和要求製定計劃和政策；這種合作確保了多個利益相關者的直接參與，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過去，這種合作推動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立法，包括《知情權法案》及《農村就業保障計劃》。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會幾乎完全缺席關於非正規工人的對話和辯論，這只能強化人們對貴族或正規就業者享有特權的觀念，而實際上，正規就業只占印度勞動力的一小部。

　　對於印度而言，要提升為最有需要的民眾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時機。對非正規就業問題視而不見，或是簡單地假裝問題不存在，在此時此刻都顯得不合時宜，是時候由國家承擔提供者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充當執行者了。

　　香港中文大學工會、學生反對清潔外包，組織員工改善勞動待遇2018年，一班北京大學學生組成了北大工人情況訪談小組，進行為期十天的調研，了解校園工人的勞動權益、食宿生活條件等情況。受訪303名工人中，超過九成屬於外包單位、合作經營單位或勞務派遣單位，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社保，工資只比當時北京市最低工資每月2000元高少許。

　　在香港，大學校園的情況亦不遑多讓。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漸將校園服務外判（即內地所謂「外包」，指企業或公營機構委托承包人雇用員工，以此減低成本）。以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保安、清潔）為例，目前香港八間大學當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學維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學尋找市場上的私人資本提供校園服務的結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資，並且不享受任何大學的福利和設施，一些大學更連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外包清潔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間冒更大危險工作對於香港大專院校的外判問題，學生和工人曾經發起多次抗爭，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員工及學生反對校方外判圖書館清潔服務、2017年香港浸會大學新舊外判商交接問題引發工業行動等。這次的抗議則發生在原來仍然維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學。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和學生組織中大基層關註組揭露，中大在去年繞過員生監察將校內廁所清潔服務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機、四人是清潔工。其中兩名清潔工人以全職聘用，兩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計薪，負責清潔校內六座大樓廁所及部分露天空間。

　　根據中大學生的調查，是次外判全職工友的工資（$13,000）比直聘清潔工的起薪工資為高。不過，由於外包工人每天工時更長，且每周比直聘員工需額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時薪低於一般直聘工。可以說，大學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資承擔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外判清潔工並不受任何大學政策保障，因此一切醫療福利，以及疫情間的相關防護措施均與其無緣。 「疫情期間，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須工作2天，月薪不變。不過，外判工友則仍須工作六天，否則會被公司扣錢。」中大基層關註組的成員S表示。讓直聘工友減少回校工作是考慮到社交距離及避免員工聚集，外判工人理應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與直聘工人共同製定合適的工作安排。但在現時安排下，外判清潔工需冒著更大的危險回校工作。

　　大學曾承諾永不外判　今繞過員生監察外包服務以往，中文大學教學樓的清潔服務均由校方下屬的物業管理處直接聘請工人。中大職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級表及加薪機製，亦可使用大學醫療服務。 2003年香港陷入經濟低潮時，校方曾建議外包整個物業管理處，但遇到職員及學生的激烈反抗，最終校方承諾「恒常物業管理服務永不外判」。

　　不過，大學校方最終食言。這次，校方為了外判部分清潔服務，繞過2012年與職員及學生組成的監察委員會。校方以「外判合約期少於12個月，無須得到委員會事先通過」的豁免理由繞過委員會，無視外判方案準則上寫明清潔及保安服務是「應該集中監察的高風險外判項目」 。工會及學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約結束後停止外判，將職工轉為直聘。

　　工會、學生指校方外包無理　應改善直聘清潔工勞動待遇中文大學校方表示，因為校園須清潔範圍日漸擴大，部分職位出現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擔額外工作量」。校方稱外判是「萬不得已且暫時做法」，並會繼續招聘直聘員工，請到人便會減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說法更像是外判服務的托詞。雖然官方數據顯示，中大校園職工人數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會及學生均指校方須檢討有關職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決問題。

　　招聘不足的問題明顯是校方自身的失誤。中大員工總會主席Ann提到，大學一些部門均能聘請清潔工，看不到物業管理處難以聘請員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時間更有彈性，因此不願全職工作，或者純粹是大學招聘方式有問題。」Ann表示。基層關註組成員S則提到，有工友向他們表示，不少人曾應征清潔工職位，但均沒有成功。校方所謂「招聘困難」說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屬實，工會也不認為應該外判服務。現時，中大直聘清潔工的起薪點比同校其他部門、社會上其他基層工種為低，只有$11,900／$12,614。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12月《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許多基層工種的平均薪酬均超過$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員$13,647、侍應生$14,818。直聘清潔工更要輪班並於假期及臺風期間工作。工會認為這是使員工流失到其他部門的原因之一。

　　「中大現時以職級較低的二級校役聘請工人，應該劃一以二級工人聘請，讓整體員工得益。」Ann說。物業管理處一般工種、書院宿舍及不同部門（專業進修學院、體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學系）的職工皆以「二級工人」職級聘請，惟庶務組清潔工編製上卻屬於「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級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則出自校方的管理問題。雖然直聘清潔工有輪替製度，但由於清潔廁所人手持續短缺，無法實行輪替，部分職工便需要長期擔任清潔廁所的厭惡性工作。令情況更差的是，校方不設替更製度，亦使員工請假時，其他同事要透過增長工時完成工作。

　　由此可見，外判清潔服務不僅造成職工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使一部分員工淪為保障不足的二級工，同時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繼續忽視直聘員工本身面對的種種問題。工會和學生均指出，正確的出路是停止外判，並且改善校園直聘清潔工的勞動待遇。

　　清潔工外判事件或成組織工人的開始

　　此次清潔工外判事件，對工會而言是組織直聘工人的切入點。工會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觸工友時，讓更多員工加入工會，推動更多人爭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問題。不過，她表示現時要組織直聘工人反對中大外判困難相當大：「現時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兩天，工會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與工友見面傾談的機會比以前少。」學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時，發現不少清潔工均對外判一事非常關心，擔心一旦外判清潔服務得以落實，會逐步擴大並威脅到自己的生計。「直聘員工的警戒近年來有所放松，加上近來的社會運動和疫情也令工會幹事相當疲累，對校園的關註變相減弱了。大家其實也需要一點新的沖擊。」Ann說。

　　大學校園日常保養服務的外判化確實需要改變，中文大學此次工會和學生發起的調查、抗議和接下來的工友組織，有機會成為其他大學反對外判的起點。中國內地高校工人的勞動調查在2018年後便告沈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和工會這次的行動，也可以成為內地學生結合工會推動改善校園工人勞動待遇的參考。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共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中國勞工通訊在聚焦中國工人抗爭的同時，也放眼全球，關註新冠肺炎疫情下工人群體對自身健康及生計的維護。

　　1月23日，中國中部城市武漢開始實行封城，這也預告了在接下來新冠病毒蔓延的數月裏，世界各地工人群體將經歷些什麽。

　　醫護人員以及包括環衛工在內的關鍵崗位即刻遭受巨大壓力，他們超長時間持續工作，卻面臨防護用具不足的問題。不稱職的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使情況更糟，他們的不作為將工人及病人置於險境，一線勞動者的處境變得尤為惡劣。

　　由於旅行限製和供應鏈中斷，工廠工人往往被困家中而沒有工資收入。能回到崗位的工人也面臨著感染風險，尤其是企業常常未能保證足夠的防疫措施。

　　人們對食品和其他日用品送貨上門服務的需求激增，但與此同時，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的嚴重短缺使倉儲及零售工人、快遞員及顧客面臨風險。送貨員只能冒著受感染的風險繼續工作，否則，他們將失去生活來源。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伊朗、印度、歐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工人也面臨著類似的處境。不論何地，通常都是移民工人、少數族裔等社會底層更深刻地感受到傳染病帶來的影響。

　　在紐約，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高達白人的兩倍。而在新加坡，絕大多數新冠肺炎感染者來自30萬低薪外籍勞工群體，這些工人被迫住在擁擠、衛生不達標、遠離民居和商業中心的工人宿舍中。

　　在印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封鎖使四億非正規工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貧困，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

　　不過，面對疫情的肆虐，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都作出反抗，並決心保護自己的健康和經濟利益。在武漢，建造臨時醫院的農民工在被拖欠工資後采取集體行動；在陜西，醫護人員要求院方支付承諾的補貼；全國各地出租車司機提出減免「份子錢」的訴求。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們成功迫使雇主和地方政府做出讓步，盡管官方工會在其中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2月，香港數千名新加入工會的醫護人員要求政府關閉與中國內地的關口，以阻止新冠肺炎在香港大規模爆發。3月，當疫情轉移到意大利時，當地工會以發動大罷工為談判籌碼，要求確保關鍵崗位上的工人得到保護。針對惡劣的工作條件、有限的防護以及感染風險，西班牙、法國和波蘭的亞馬遜倉庫工人呼籲發起罷工行動，現在他們在美國的同事也紛紛效仿。

　　全球各地工人已經展現了他們以行動保護自身健康及生計的能力。在許多國家，工會通過向雇主和當局施加壓力，在支持工人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最終也贏得了寶貴的讓步，不過，捍衛工人權益仍任重道遠。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我們更要加強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有力地捍衛工人權利，支持全球工人的鬥爭，並確保工人的聲音繼續被大眾聽到。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今起施行，能否根治欠薪頑疾？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於2019年12月4日通過，自今日（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條例》共七章六十四條，力圖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頑疾，並就欠薪高發的工程建設領域設立了特別規定。

　　《條例》明確了用人單位的主體責任，並依據屬地責任，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建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協調機製，《條例》還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監管責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工程建設行業主管部門等各自承擔相應監管職責。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約84%涉及工人討薪。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且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針對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欠薪問題，《條例》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了規定。

　　一是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製度。《條例》規定，施工總承包單位要開設專用於農民工工資支付的銀行賬戶，將人工費用從工程款中剝離出來，並要求工資專用賬戶資金撥付周期不得超過一個月。二是針對工程建設領域層層分包現象，采用總包代發工資製度，要求施工總承包單位通過專用賬戶直接將工資發放至農民工銀行賬戶。三是用工實名製度。要求施工單位與所有農民工訂立勞動合同，並實名登記農民工身份信息、崗位、考勤、工資支付情況等信息，解決建築工人流動性大、用工確認及工資核算難的問題。四是設立工資保證金，由施工總承包單位按照規定在開工前繳存工資保證金。當出現拒不支付或無力支付工資時，可啟動該資金清償工資。

　　實際上，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用工實名製、工資保證金等措施已落地多年，《條例》將這些實踐經驗上升為法律規範。2017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製定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提出了根治欠薪時間表，到2019年底要基本實現農民工實名用工、按月發工資、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全覆蓋，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人社部、住建部從2017年起試行推出了全國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2019年1月，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記錄的在冊工人數已逾300萬人，至2020年4月底，在冊人數實現倍增，超過731萬人。然而，這一數字僅占我國五千多萬建築業農民工一成多，遠未達到2019年底農民工實名用工全覆蓋的目標。

　　據介紹，一些大工地已實行用工實名製。《南方工報》報道，中鐵二局西江國際項目部自上而下設立了農民工實名製管理領導小組，項目部通過「嚴把實名管理、合同簽訂、現場考勤、工資發放」四個關口，精細化管理農民工實名製工作，並設有負責農民工實名製管理的專員。

　　沒有勞動合同是建築業農民工普遍面臨的問題，實名製用工有助於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然而工地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也不少。有建築工人表示，進場就要求實名登記，並發放門禁卡，門禁卡上有姓名、工種等基本信息，每天進出工地工作都要打卡。但簽訂勞動合同時，工人被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簽字，且簽完字後合同即被統一收走。訂立勞動合同與用工實名製尚未有機結合。

　　建立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按月發工資，對大多數建築工人仍遙不可及。據了解，大多數建築工人仍按季度或工程進度獲發工資，而每月領取少量生活費。有工人講述，工地確實按月發放工資，但包工頭隨即要求收回工資卡並索要銀行卡密碼，取走工人卡上的大部分月薪。從賬戶上看，工資的確按月發放，而工人實際並未拿到工資，工人更擔心如果將來發生欠薪糾紛，工人將缺乏有力證據。《條例》明文禁止扣押或變相扣押農民工銀行卡，其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在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正逐步顯現，倒閉、裁員、欠薪事件層出不窮。2月18日，武漢火神山醫院的建設者農民工披露被拖欠工資多日且工地缺乏口罩防護。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資的情況，「我們把錢先給分包再給班組。目前正在了解情況，還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隨著國內疫情緩和及生產生活的逐步恢復，3月，建築行業顯現復蘇跡象，《條例》的執行將進一步遭受考驗。

　　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撰文指出，單一依靠技術手段不能解決工人權益問題，實名製等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缺少工人的話語權和參與。同樣的，《條例》對於用人單位、用工單位以及政府部門的職責作出了詳細規定，但鮮少體現工人的主體性。

　　值得一提的是，《條例》第八條和第五十一條明確了工會在維護農民工工資權益中的職責和義務。中國勞工通訊此前發表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重建工會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組織者的身份，通過集體談判，逐步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缺乏勞動合同和職業安全保障等問題。

　　被羈押15個月後，五名勞工人士獲釋

　　2020年5月7日晚，五名勞工人士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家慧、何遠程回到家中。他們於2019年1月21日被深圳市寶安區公安局刑事拘留，並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起訴。他們的家屬已經確認，五人已安全到家，且狀態良好。

　　五人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經不公開審理，張治儒和吳貴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簡輝、宋家慧和何遠程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

　　據悉，五人實際於4月24日獲釋，但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他們接受隔離14天後才回到家中。在5月7日他們回到家中前，家屬並不知道案件已經開庭審理並判決，也不知道他們已經獲釋。

　　去年五人於深圳被捕後，家屬為他們聘請了辯護律師。但由於受到一些政府部門的幹擾，五人的律師無法順利進行辯護工作，被更換為法律援助律師，家屬無法及時獲悉他們的案件進展情況。

　　盡管五人獲釋是非常可喜的消息，但必須強調的是，仍有其他數名勞工活動人士處於某種形式的羈押或行動受限之中，以及獲釋的五人無法繼續從事其寶貴的工作——幫助有需要的工人。

　　本周四獲釋的五人是201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見下圖）。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成功都是在中國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取得的。多年來，勞工NGO和勞工積極分子做了本應由工會做的工作——組織工人，代表工人和雇主談判。目前，受疫情影響，勞資沖突頻發，更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積極主動發揮作用，保護工人權益。

　　訂單減少、取消加班、裁員——新冠疫情下缺乏信息與組織的服裝廠工人5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4月份中國經濟數據，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時，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4.3小時，比3月份減少0.5小時。宏觀數據微小的起落背後，實際上暗含了無數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區一家服裝廠的工人自二月起，經歷了延遲復工、被放無薪休假、被辭退、只能在小型工廠打臨工等一系列狀況。

　　在疫情爆發前，這間規模三百余人的服裝廠主要接外貿訂單，工人每個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資兩千元以及加班賺來的補貼兩千元，合計四千元左右，訂單數量多、加班時間長的時期，工人也可能一個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隨著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全球製造業需求大幅下滑，國外客戶不得不削減訂單，使得製造業內人力供過於求。這家在珠三角地區經營了七年有余的服裝廠也未能幸免，訂單數量降到了零，工人們的生活也隨之受到影響。

　　工廠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願」的無薪假

　　根據廣東省人民政府「各類企業復工時間不早於2月9日24時」的規定，該服裝廠原本計劃讓工人們在2月10日到崗，但由於疫情依舊嚴峻，增添防疫物資又是一筆額外的開支，工廠管理層決定將復工復產押後，在二月份余下時間繼續停工。為了說服工人停工一個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資，老板首先找到辦公室人員表明意圖，再由辦公室人員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廠自上而下、一層層幫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講明工廠現時確實沒有訂單的困境後，工廠以詢問大家「願不願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難關」的方式，說服員工簽下了自願放無薪假的紙質通知。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勞動法只對帶薪休假製度設有明文，而對無薪休假製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因此，企業在開始放無薪假之前，往往會通過讓員工簽訂書面協議的方式來和員工「達成一致，從而規避可能的風險，疫情中的服裝廠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國勞工通訊訪問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權益是否受損，工人往往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較為缺乏長遠的考慮。「工人裏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著老板啊，其他人見到這些工人簽了字，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就也簽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簽署了工廠的紙質通知後，羊群效應之下，其余工人也紛紛同意了工廠二月份放無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覺得自己二月份也確實沒幹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資了」。

　　當工廠工人行動不統一時，工人們難免陷入隨大流的情形之中。與此同時，由於工人們對勞動者權益不甚清晰，在勞資協商出現時也沒有現成可尋求的幫助，工人們在「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之外並無多少選擇。

　　訂單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時間減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全球蔓延，愈來愈多中國工廠訂單被取消，工人復工但沒活兒可幹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占有高達28.4%的份額，而製造業訂單減少直接將工人們置於被裁員的境況裏——這也是此次受訪珠三角服裝廠的近況。

　　為了應對沒有訂單、盈利減少的情況，工廠老板在放無薪假、取消加班後，又進一步決定裁員。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員的局面是工人們所未料到的，「工人簽了（無薪假）協議之後，老板又開始講之後的事情了。」不論被裁與否，服裝廠工人的工資都受到巨大影響。

　　由於普通工人的工資由底薪和加班補貼構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頭，本來「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後一下子變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時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僅能領到兩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問題。

　　正是因為工資減半帶來的巨大沖擊，工人們在老板再提出裁員的時候並沒有堅持留在原廠，「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該知情人士這樣解釋。拿到足夠支撐自己生活的工資、盡快有活兒幹始終是工人們的首要考慮，至於老板是否遵守勞動法的規定，是否提前一個月通知工人終止勞動合同或給予經濟補償，工人們並不怎麽考慮。

　　究其原因，工人們一方面對疫情給整個行業帶來的沖擊認識不足，認為自己只要換一間工廠，工資隨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還覺得自己有技術呢，比如一些車位工人，服裝廠也以車位工為主」，然而專業技術在疫情面前也沒有地方能發揮。據悉，現階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數在幾十人規模的小型工廠開工，這些工廠的主要業務是供應國內小型訂單，業務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廠自然無法比，在這裏的工人們做完一單，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筆訂單要等到什麽時候。縱使可以開工，工人們也只能斷斷續續地上工，工資仍與疫情前相距甚遠。

　　缺乏信息與缺乏組織的工人群體

　　在關註服裝廠工人工資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該服裝廠在疫情下的經歷也體現了工人長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組織的困局。

　　首先，工人們低估了疫情給全國經濟和自己所處行業的影響，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此時再次投入到勞動力市場找工作，情況不會和疫情前有過大差別，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難，他們才發現就業行情前所未有得差。應該從何處獲取更及時的行業信息，又可以從何處尋求求職、轉工的建議，對工廠工人來說無疑是空白狀態。

　　其次，當老板試圖對工人既有權益作出變更時，工人們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開始就選擇妥協，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夠集體行動，在有組織的情況下統一回應資方的要求，工人們的被動處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樣是面臨工作時間被削減、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裝廠工人選擇了以罷工作出回應。位於越南南部同奈省邊和市Long Binh工業區的日資服裝出口公司在沒有給予工人任何經濟支援及求職幫助的情況下解雇員工，工人於4月27日及28日發起罷工，該工業園區的工會為此成立了特別工作組，最終企業決定以削減工作時間代替裁員。5月，位於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業區的港資服裝公司決定在接下來一年停掉所有員工福利，約900名工人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罷工，該工業園區工會也介入其中，資方最終讓步，同意每兩月發放一次工齡獎金，並承諾削減員工福利只是臨時措施，當情況好轉時，將恢復其余獎金。

　　由此可見，工人若能主動發起行動與資方進行交涉，工會在其中發揮組織、協助的作用，縱使疫情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經營困難，雇主往往也能夠作出讓步，在企業利益和工人權益中找到平衡點。反思此次廣東服裝廠裁員事件，工會有效地代表組織工人，才能在勞資沖突抑或經濟危機時期給予工人最切實的保障。

　　半個月內8起塔吊坍塌，中國塔吊司機成最高危工作之一自5月14日起，中國各地已連續錄得8起塔吊倒塌事故，地點不僅包括內陸的湖南、安徽、四川和雲南，還包括沿海城市山東濰坊和浙江富陽。由於欠缺跟進報道，不少事件只寫了「有人傷亡」，中國勞工通訊無法統計實際死傷數字。

　　最為嚴重的事故發生在山東省濰坊市。 5月22日，濰坊「城投·奧文公館」建築工地一座塔吊在施工過程中突然倒塌，並撞塌附近另一座塔吊，導致大範圍崩塌，過程恐怖。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

　　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個安置房工地亦發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崩解的塔吊覆蓋了整個工地。事故中一名工人傷重不治身亡，該工地已停工。

　　工人在另一些事故中則僥幸拾回性命。 5月21日，湖南長沙梅溪青秀幼兒園東北角正在施工高層樓棟的塔吊疑因超載倒塌。萬幸的是塔吊傾倒時駕駛室掛於陽臺上，司機於是從塔吊進入施工樓房幸免於難。

　　塔吊事故通常被報道的起因，是司機違規使用塔吊、或吊載超重的建築物料。然而，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據微信公眾號「大匯」的報道，以往塔吊司機多是本地人，通常一臺塔吊由2-3名司機輪班，所在租賃公司或施工單位也是國有企業。但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動經濟活動後，民營租賃公司乘勢崛起，大量農民工成為塔吊司機，司機的培訓上崗亦同時出現問題。

　　例如，塔吊由多人隔天開變為一人單獨開，增加了司機犯錯的風險；新成為司機的學徒則因收入被壓榨和想磨練技能而疲勞作業；勞動力的競爭又使老一輩技師離職，變相提高了新晉塔吊工的比例。各種問題的堆疊，使塔吊司機成為特別高危的工種。

　　另一方面，塔吊行業的分包製度同樣令工人的安全保障受損。施工單位把安全風險和用人成本轉嫁給塔吊租賃公司，租賃公司又將雇用工人的責任外包給「二包」，亦即管理公司和包工頭。這樣的製度不斷壓低用人成本，同時使事故賠償、社會保險等支出隨之而流失。近年民營租賃公司的競爭愈發激烈，行業利潤劇減，工人在法例上享有的保障也首當其沖被犧牲。

　　在條文上，中國製定了詳細的法規和管理條例來規範建築施工和特種設備的安全生產，塔吊作為建築工地的特種設備受到重點監管。按照規定，塔吊司機必須考取和持有各地住房及城鄉建設廳頒發的《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方可上崗。

　　但實際上，工地對塔吊安全操作規程執行不嚴，以及有關部門的監管含混，塔吊工的情況長期未有改善。最為誇張的情況，莫過於部分塔吊的質量存在問題。塔吊租賃公司為了壓低成本與同業競爭，未有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老化的機器。塔吊出現裂痕、螺栓松動、節點出問題等均有出現。

　　2018年的五一勞動節，中國塔吊司機罕有地發起了跨省抗議。早於當年4月，微信公眾號「塔吊工會」已發布了「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訴求主要圍繞工資待遇低下、工作強度過大、經常被拖欠工資等問題。雖然抗議很大程度被壓製了，塔吊工會的微信號亦被封殺，但從近日接連發生的安全事故可見，工人面臨的問題未有紓緩，真正的工會仍未作出應有的行動。

　　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解決建築行業諸多問題中的作用，請參看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

　　聯合工會與婦女委員會，印度Arvind製衣廠工人的集體行動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發表電視講話後，全國範圍的封鎖開始實施——工作場所關閉、交通工具停運，本來就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收入勉強糊口的工人群體，只能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遠在幾百公裏甚至幾千公裏的家鄉步行。

　　在封鎖之下的卡納塔克邦，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Arvind製衣廠發出自行解決交通問題否則等同放棄工作的通知，由於工廠不再提供通勤服務，廠裏約150名工人不得不自行解決150公裏上下班交通問題，這些因交通問題而難以復工的工人面臨被辭退的風險，而兩個月封鎖期間的工資也被工廠拖欠。面對自身權益被侵害，工人們選擇尋求工會協助，通過一系列聯署、抗議、談判，讓資方最終做出了讓步。

　　交通與工資，封鎖政策中印度工人的最大憂慮

　　在一份5月16日至18日的調查中，參與電話訪問的82名紡織廠工人們在疫情封鎖政策中遇到的困難十分集中：工資待遇和上下班交通的改變，成了他們生活中的最大阻礙。

　　訪問中，沒有收到四月份工資的工人高達63%，而其余收到工資的，也只拿到了正常工資的一半或更少。不過，即使是縮水的工資也得來不易，只有決定在五月份復工的工人才能拿到。工廠重開，但工廠提供的通勤服務以及城市交通並未完全恢復，這意味著工人們要上班，要麽需要步行幾十甚至上百公裏，要麽就得自掏腰包，合夥租下在封鎖期間漲價的貨車。因此，工人們陷入了不上班就無法維持生活，但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又難以解決的兩難之中。

　　在印度最大的牛仔布製造廠Arvind，工人也面臨同樣的困境。該企業常年為H&M、GAP、Tommy Hilfiger等諸多國際品牌供應貨品，除服裝加工外，還開展汙水處理、地產、電訊等諸多業務，其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外銷工廠就有上千名製衣工人。

　　然而，封鎖政策讓該工廠在四月份完全停滯，五月復工後，工廠中的150名工人卻因無法去到工廠，而收到管理方威脅辭退的通知。不過，Arvind製衣廠的工人們在沒有收到四、五月份工資，交通問題仍未解決之時，決定以集體行動作出反抗。

　　團結起來，工人聯合行業工會、婦女委員會行動6月4日，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The 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 KOOGU)代表工人們公開提出了訴求——「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資」，工會不僅將工人們的情況反應給了卡納塔克邦政府的勞動部門，也在社交媒體上積極地尋求勞工組織的關註。

　　兩日後，工人們將行動升級，在位於班加羅爾西南Arvind工廠門口以靜坐的方式表示抗議。「工廠甚至已經在招募代替我們（這些沒辦法去到工廠的工人）了。我們還能怎麽辦？總不能每天向我們的鄰居討食物吧。」來參加抗議的工人們既憤怒也無奈，他們認為工廠沒有履行招聘時對員工的承諾，「招聘的時候，Arvind製衣廠承諾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資待遇，以及上下班的交通服務。是他們說服我們選擇這份工作的，甚至有工友辭掉了上一份工作來到這裏。」在印度紡織行業女性工人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率先對工人集體行動作出回應的便是卡納塔克邦婦女委員會（Karnataka State Commission for Women, KSCW）。當日上午11點，委員會主席來到靜坐現場，探望這班勞動權益受損的工人們。

　　婦女委員會的出現迫使工廠管理方出面，與工人們進行對話。經過工人代表與資方在周末的談判，婦女委員會在其中協助起草書面文件與資方溝通，勞資雙方終於就工資和交通兩方面達成一致——工廠支付兩個月封鎖期50%的工資，對於交通這一工人復工的最大障礙，工廠也承諾承擔從各村莊到曼迪亞縣，以及從曼迪亞縣到班加羅爾工廠的全部交通費用。

　　不過，6月10日，當工人們拿到工廠出資購買的巴士通行證，六點鐘就去到車站等巴士時，卻被告知每個車站最多只能上兩位乘客。一班工人仍然無法去到工廠，「我們沒有吃早飯就站在那兒等。公司現在也不理我們。如果能和疫情之前一樣，有公司的班車，那我們就能去到工廠，還能有時間吃早飯。」一位工人這樣說。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OOGU) 表示會繼續組織工人，讓工人能夠抵達工廠復工，工廠已作出的關於工資的承諾，他們也將繼續在社交媒體上更新實施情況，讓Arvind及相關國際品牌承擔起應有的企業責任。

　　當我們環顧印度整體勞工環境，情形不容樂觀。五月，北方邦率先出臺條例，豁免邦內勞動法的適用1000日，並將一周工作時間從48小時延長到72小時。其後，近10個邦陸續出臺勞動法修訂或豁免政策。勞動法的變化，也讓工人群體的權益再次陷入不確定的境地，本就數量龐大的非正規工人的生活也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卡納塔克邦於5月22日宣布，所有勞動法規在接下來三個月不適用，盡管該政策尚未完全實施，但工人可能陷入更困難的境地。也正是在勞工環境惡化的此刻，行動才顯得更加重要。Arvind工人會繼續聯合工會通過抗議、談判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減薪與裁員：疫情期間，白領遭受職場至暗時刻智聯招聘近日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三成白領被裁員，大多數白領遇到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等問題，僅約兩成受訪者表示未經歷任何職場沖擊。

　　盡管智聯招聘的調研範圍有限，報告結果仍進一步質疑了政府官方發布的失業數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失業率在疫情期間保持平穩，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9%。

　　智聯招聘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有30.68%受訪白領在疫情期間經受了裁員，37.34%白領被減薪，27.97%遇到工資延遲發放問題，20.89%受訪者漲薪被取消。減薪、裁員現象較為普遍，相比之下，年長白領更容易被裁員，而年輕白領更容易被減薪。近4成70後受訪者表示已被優化，約38%的90後和95後受訪員工被降薪。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服務業、教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亦大致反映了報告所調查的員工——占據了今年以來記錄的大部分工人集體抗議。

　　報告指出，工資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教育與服務行業，而實體經濟產業鏈裁員最多。從事文體教育/工藝美術的白領中，56.42%表示工資有所縮水，其次是48.51%的服務業與44.11%的文化/傳媒/娛樂體育行業。裁員現象頻發的行業以貿易/批發/零售/租賃業/快速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交通/運輸/物流/倉儲為首，占比均超過36%。

　　這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基本相符。今年以來，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的所有事件中，約52%的事件發生在服務、教育和交通行業，而製造業僅占工人集體抗議的15%。例如，5月15日，廣東省深圳市，美聯英語經營困難，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2日，江蘇省如臯市，一物業公司拖欠工資，員工討薪。以及最近，6月16日，遼寧省盤錦市，馬頭琴演藝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18日，廣州市廣州市，一駕校拖欠工資，員工起訴公司討薪。

　　服務業的集體抗議事件絕大多數與欠薪相關，且往往發生在規模相對較小、財務不穩定的企業，如商店、酒吧、健身中心等。

　　這些小企業的員工通常沒有工會代表，因此他們別無他法，只能通過集體行動表達不滿。即使他們去當地工會尋求幫助，也很可能被轉到當地勞動部門或勞動監察部門。

　　官方工會似乎完全與白領的需求脫節，尤其在越來越多的年輕白領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司或行業尋找兼職以謀生的情況下。智聯招聘的報告顯示，32.5%的受訪白領從事過靈活就業或兼職，而就職於100人以下小微企業的白領更多體驗了斜杠生活，占比達到36.61%。相應地，近6成白領希望政府能夠鼓勵與保障靈活就業。

　　中國的白領員工確實有一些工會，如公立學校、醫院以及國企通常建立了工會組織，一些私企和外企員工也呼籲組建工會以保護員工利益。但目前企業工會往往更傾向於資方，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幫助兼職、臨時或靈活就業員工。

　　六月工人集體行動數字超疫情前水平　工人向工會求助卻被轉介人社局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內地封城，經濟活動陷入停頓，曾經使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的罷工抗議事件大幅回落。然而，隨著不同行業於疫情緩和下復工復產，以及急需工資收入養家的農民工被迫重新出外打工，6月的抗議事件已回升至89起，超過今年1月的總數。

　　上月地圖收集到的抗議事件以江蘇（13起）和河南（10起）兩省最多，其中前者較多發生製造業抗議，後者則以建築業事件為主。

　　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不少製造業廠商出現倒閉和欠薪的情況，激起員工抗議。相比1月時只收錄到7起製造業抗議，6月收集到的案件增至21起。其中，服飾行業抗議以口罩廠為主，在6月發生了5起。口罩工廠在疫情爆發初期賺取了巨額利潤，但隨著疫情緩和，大量工廠加入市場造成生產過剩。口罩囤積，單價急降，使部分工廠出現欠薪和倒閉。詳情可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本月的電子月報。

　　其他製造業的抗議還包括電子、機械和食品加工業等。 6月13日，江蘇省蘇州市，富士影像拖欠工資，引起百多名工人抗議，從現場視頻可見，政府出動了防暴警察，發文者指有工人被打傷。 6月17日，從事食品生產的廣州如奇生物有限公司也被指拖欠數十名員工工資，共十幾萬元人民幣，工人在維權過程被毆打辱罵，警察到場後卻只要求相關人士道歉草草了事。

　　服務業抗議的數字則與1月持平，共有15起。該行業的抗議一般分布於住宿餐飲業、零售業和體育休閑業等，多屬小型抗議。湖南省嶽陽市的一起餐廳討薪可說是當中的典型。據嶽陽日報報道，一家名為「綠食軒」的餐廳雖然在疫情平伏後復工，但該餐廳並未補發員工一月份的工資，而是馬上裁掉10多名員工。考慮到生意大受打擊，這些員工都無奈接受裁員，只希望拿回欠薪，豈料老板不但拒絕，還威脅任何人有異議的話會直接關門，勞資矛盾因此迅速升溫。留下的廚師支持被裁廚師討薪，老板於是停止營業，繼而激起所有工人討薪。然而，疫情間掌握了工作機會的老板始終有更大力量：老板雖然在政府監督下作出口頭支薪承諾，不過其後又馬上反悔，走投無路的廚師們攔在老板車前討薪。

　　建築行業的示威抗議仍然占比最高。大部分拖欠工資的項目皆來自基礎建設項目工地，拖欠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年，並非近期的新事。疫情使這些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難，因而討回長期拖欠的工資便顯得更為迫切。以山東省濟南市一個建築項目為例，企業拖欠工資的數額已超過100多萬，一共涉及70多名工人的生計。工人們表示，由於疫情期間不能外出打工，拖欠的工資已經對工人生活造成嚴重問題，有工人甚至想輕生：「事態嚴重，不單單是個人問題，已經上升到社會問題，國家響應保護農民工工資問題，政府卻放置不管」。

　　由於工人的抗議數量增加，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調解方式也同步上升了，在6月份收集到的個案中，約兩成有政府介入，一成牽涉工人與資方的談判協商，以行業分類的話則仍是建築業最多。不過，政府介入也不見得收效。 6月1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班農民工因為中建二局項目部拖欠工資幾個月，由政府人員出面到項目部協調工資，結果二局項目部不聞不問，使員工在門外呆等。 6月30日，山西省陽泉市元承建業「三供一業」改造項目的外包工人也因為欠薪，連番向信訪局、勞動局求助，然而勞務公司仍然以協商拖延，工資問題遲遲未解決。

　　無論是疫情期間非常時期，還是常態之下，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不受侵害，以及一旦發生侵權之後的維權過程中，應該起到重要作用。中國勞工通訊就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的欠薪問題致電當地工會。據當地工會的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表示，與平時工人只找政府勞動部門的情況不同，這次遭拖欠工資的工人曾經到工會求助，並獲得接待。不過，工會認為自己沒有執法權，難以解決工人燃眉之急，於是建議工人直接找人社局勞動監察大隊。值得一提的是，陽泉工會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主動與討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聯絡方式以備不時之需。中國勞工通訊向陽泉市總工會建議，今後遇到工人維權求助，工會應該往前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與工人一起找相關企業和勞動行政部門，從而增加工人維權成功的幾率。

　　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欠薪問題，也暴露了農民工長期被工會忽略的問題。陽泉市總工會表示，負責此次「三供一業」項目的元承建業建有工會，歸屬於「工交建通」工會之下。但該工會只組織了建築公司正式職工加入工會，而在企業外包給勞務公司的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則不能加入工會。

　　對於組織農民工加入建築行業工會以捍衛利益的出路，不同的工會職員均含糊其辭。陽泉市總工會開展了「當好主人翁、建功新時代」主題勞動和技能競賽，就「三供一業」項目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資一事，是否會減低工人參與這一活動的積極性，工會人員表示「活動沒有受到影響」。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工會主辦各類主題活動，應該以一線工人的積極參與為重點，以活動產生的效果為目的，而不應只是走形式，完成一定的量化工作任務，對上級交差。

　　柬埔寨對水泥的高需求將工人推向險境

　　眾所周知，柬埔寨的建築工人面臨諸多工作安全風險，這一問題已經得到廣泛報道。但水泥行業工人所面臨的危險較少為人所知。為柬埔寨新建的購物中心、摩天大樓和衛星城市提供原材料的水泥行業由不負責任的中資企業主導，這些公司急於從柬埔寨的建造熱潮中撈金。在柬埔寨南部貢布省，Danielle Keeton-Olsen和Mech Dara*調查了對水泥的狂熱需求是如何將工人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的。

　　5月29日，就在工作即將結束的時候，60歲的VarSruoch聽到了工地周圍石塊掉落的聲音。他的四人小組當時正在貢布省Phnom La』ang陡峭的山坡上鉆取石灰石。Sruoch和一名同事在離鉆井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休息，發生山體滑坡時，二人逃了出來，但另外兩名工人被困住了。

　　Sruoch在逃跑時回頭看到巨大的石塊墜落在之前二人站立的地方。他說：「我回頭看著，心想，『這些石頭掉下來，那兩個人死定了。』」死去的兩人，Kun Ral和Nheub Saron，不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表弟。

　　過去十年間，Sruoch一直斷斷續續在水泥行業工作，現在他已經退休。他在這行留下的一個紀念是一件牛仔襯衣，上面印有中國建築材料集團的八角形紅色標誌和「中柬華盛」的文字（見下圖）。他說這是Ral和Saron去世那天公司經理贈送給他的。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連續9年登上《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榜單，2019年排名203位。截至2019年底，資產總額6000億元，年營業收入3900多億元，員工總數20萬人。據官網介紹，「中國建材集團是我國建材行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兵，水泥玻璃工程國際市場占有率達65%」。關於企業文化，中國建材「把實現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目標和根本追求，努力追求『讓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柬埔寨五家註冊水泥企業通過與泰國和中國企業合資，躍升為行業龍頭。位於西部馬德望省的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 Ltd.）是柬埔寨富豪與香港海螺國際控股的合資企業。而位於貢布省的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 Cambodia Cement Chakrey Ting Co. Ltd.）則主要由上海上市公司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並由中國銀行提供資金。

　　Sruoch，Ral和Saron就是在中柬合資企業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Thai Boon Roong Cement）的一個外包小組工作，負責在Phnom La』ang分解石灰石。泰文隆水泥廠位於貢布中柬（泰文隆）工業經濟特區，是特區內第一家企業。另一家隸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的單位中國建築材料工業規劃研究院是特區的產業規劃編製單位之一。

　　作為中柬合作的標誌，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部分內閣成員出席了特區開園儀式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正式投產儀式。礦產能源部在泰文隆投產典禮上誇贊，該廠日產水泥2500噸，將使柬埔寨水泥年產量提升至800萬噸。

　　為了滿足水泥生產需求，每天開采和加工4000噸石灰石的任務由另一家在柬埔寨註冊的合資企業——中柬華盛工程有限公司承擔。該公司董事長是一位名叫莫韜的中國人。然而，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似乎並不存在，其柬埔寨電話也一直無人接聽。

　　水泥行業這種由大量不負責任的企業和分包商組成的龐大網絡，令本就缺乏訓練的柬埔寨政府檢查人員大感頭痛，他們往往完全忽視分包商。

　　盡管法律規定要進行勞工檢查，但勞工權益組織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項目經理Khun Tharo說，實際上很少進行檢查。

　　Tharo說：「人們擔心的，一是勞工檢查員沒有經過專業培訓；二是腐敗，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檢查員去做那麽多檢查。」Tharo表示，無論是在水泥行業還是更大的建築行業，勞動和職業培訓部往往只對造成嚴重傷亡的事故作出反應，而非主動預防事故的發生。

　　柬埔寨勞動部為服裝廠和磚廠工人製定了專門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準則，但尚未對建築行業製定任何標準，而建築業主要雇傭非正式工人。Tharo建議，即使政策製定者不考慮為建築行業提供專門保護，也應該對水泥行業分包商進行登記，並將工人登記在柬埔寨國家社會保險基金（NSSF），從而邁出保障建築行業健康和安全的積極第一步。

　　采訪位於貢布泰文隆以西15公裏的卓雷丁水泥廠工人時發現，該行業的健康和安全問題並不局限於石灰石采石場。

　　卓雷丁水泥廠與中國淵源頗深。1956年2月，萬隆會議後，西哈努克訪華時提出，希望中國政府無償援助柬埔寨價值800萬英鎊的物資和商品，同時援助建設多座大型工廠，位於貢布省的卓雷丁水泥廠便是其一。工廠始建於1961年，是柬埔寨第一家水泥廠，當年華新水泥廠也抽調專家參與援建。該廠過去也被稱為「劉少奇水泥廠」，被視為中柬傳統友誼的象征。

　　2012年，卓雷丁水泥廠改建。2015年2月，正式投產。華新水泥官網顯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是中國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響應中國政府『一帶一路』政策,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在中柬兩國總理的見證下，投資1億美元改造建設的一家大型水泥生產企業。」在卓雷丁工廠外一處20世紀50年代風格的出租屋門廊上，Kheam Seth播放了一段他日常工作的視頻：將50公斤重的水泥袋從傳送到上搬下來，整齊地堆放在卡車上。他的老板是水泥廠一個未註冊的分包商，給他提供口罩或krama（一種柬埔寨常見的格子圍巾），以防止工人吸入水泥粉塵。但Seth說，他的雙手和腳踝常被白色粉末覆蓋，他經常感到難以呼吸。

　　Seth的朋友Tit Sovannara是卓雷丁公司的正式員工，他負責監控水泥攪拌過程，收入較高，還有國家社會保險。但是，當他發現使用保險需要雇主提供多種許可和批準時，他決定不再使用他的社保。

　　工人們表示，事故很容易被掩蓋，特別是在分包的情況下，很容易逃避稅收和對國家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

　　Khem Phath是一名建築工人，同時也是柬埔寨建築和木工工會聯合會（BWTUC）在泰文隆的組織者。在他記錄並傳播Ral和Saron的死亡事故數周前，他調查發現了另一起工亡事故。在安裝倉庫屋頂時，倉庫突然倒塌，導致兩名中國建築工人死亡。Phath說，泰文隆沒有將該事故告知施工隊其他工人。事故發生於周日，當時正在工作的工人很少，Phath是從一名保安那裏得知此事。

　　泰文隆水泥公司在投產儀式上表示，在其近350名員工中，只有10%是外國公民。而與工人們的交談發現，無論是在水泥公司還是分包商，絕大部分經理都是中國人。這給分包工人帶來了額外問題，因為他們幾乎不可能與中國老板溝通。

　　另一名泰文隆建築工人和BWTUC工會組織者Uon Channa表示，大部分時候，沒有人為工人翻譯經理的指示，因此老板會責罵工人，或者強迫他們加班。

　　回想起5月29日發生的事故，Sruoch說，那天去采石場的時候，他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在石灰石開采領域斷斷續續幹了十年，他知道雨季來臨前，巖石會變得更不穩定。但Sruoch覺得，即使自己會講中文，總是催促進度趕工的老板也不會聽從他的預感。

　　兩年前，另一名退休工人Ya Sophath也萬分驚險地逃脫了死亡的厄運。當時他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的一個分包商工作，在鉆鑿時，他同樣聽到了石塊掉落的聲音，卻眼睜睜地看著一塊和他的農舍一樣大的巨石掉落在他和他的工友旁邊。

　　「如果我們向右躲，那就完了，」他說，「幸運的是，我們躲到了左邊。」如今，47歲的Sophath在大山與水泥廠之間生活，他和妻子還有孩子們種植綠葉菜，在當地市場售賣。他說，工廠的工資更高，但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險。他那時沒有意識到水泥廠的工作那麽危險，直到遇上那次差點要了他的命的事故。

　　新冠疫情之後，中國工人再遭洪水打擊

　　今年夏季，中國南方多地發生洪水災害，數以百萬計的人受到影響，受災地點集中在相對貧困的江西省、安徽省以及早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地湖北。

　　與新冠疫情一樣，在洪水中受遭受沖擊最大的是中國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群體。迄今為止，政府抗洪救災的工作重點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往往受忽視。例如，在著名的瓷器生產地景德鎮，成百上千的車間、工廠和商店被洪水淹沒，部分地方積水達2米。

　　一位工廠老板向《南華早報》表示，為了清理遭水淹的建築物，她的生意可能不得不停一個月。在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商店被迫停工約三個月，商家抱著尋找新客戶、增加收入的迫切願望，不料卻目睹自己的庫存在洪水中被毀。

　　由於許多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缺乏政府援助，農民工不得不趕回家鄉參與抗洪救援。農民工往往積攢微薄的收入數十載，才能在家鄉建造房屋，此次洪水不僅使這些房屋嚴重破壞，是否能獲得保險金賠付也成了問題，給農民工們帶來巨大的經濟困難。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中一直奮戰在一線的低薪工人再次被叫上前線。在景德鎮附近的樂平市，2000名環衛工人被派往災後現場清理清理積水處垃圾，以防堵塞及垃圾滋生出疾病。安徽歙縣的情況也十分類似，1600名環衛工人加班加點清理垃圾以及積在低窪路面的淤泥。另一點與新冠疫情相呼應的便是，女性勞動者再次站在防洪救災的第一線。

　　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的工作已經轉移到抗洪救災上。杭州市總工會日前開展了一項補貼計劃，洪災中喪生或受傷的工人，最高可獲得2萬元的補償。不過，杭州的做法並不普遍。實際上，能從政府或工會的救濟措施中受益的工人少之又少，而對於普通工人來說，洪災帶來的損失已經對家庭財務造成重大壓力。

　　國家統計局7月16日發布的上半年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3％，而人均消費支出也下降了9.3％。城鎮地區的數字下降更高，分別下降了2.0％和11.2％。

　　官方數據從側面在證實了疫情以來的許多說法：即使身為中產階級，白領也遇到了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的情況，部分甚至面臨著被辭退或休無薪假的窘境。對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影響就更為嚴重了。

　　近期發布的一項調查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萬到5千萬農民工失業，到了5月中旬，可能至少還有2千萬農民工無法復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通常工資較低、工作條件更為不穩定。調查還指出，只有極少數的失業農民工獲得了失業保險金或收入補貼。

　　面對又一波困境，中國工人展現了非凡的韌性。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隨著裁員和欠薪的不斷累積，工人們不再耐心等待，各地工人抗議數量再次回升。

　　天津港爆炸五周年，中國高度警惕危險化學品

　　天津港「8·12」重特大事故五周年來臨之際，中國下令對全國危險化學品儲存安全開展專項檢查整治。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國際物流中心貨櫃碼頭起火並發生連串爆炸，事故造成173人遇難，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員。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區發生劇烈爆炸，目前已造成超過200人死亡、6000余人受傷。這一事故與天津港爆炸有著驚人的相似，促使中國官方部署開展危化品儲存專項整治。

　　8月5日，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召開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要求吸取黎巴嫩貝魯特爆炸事件教訓，以港口、碼頭、物流倉庫、化工園區等為重點，立刻開展全國危化品儲存安全專項檢查整治。

　　根據《新京報》報道，會議特別提出了硝酸銨不當儲存的危險。硝酸銨爆炸是天津港事故的直接原因，目前天津港已不再開展硝酸銨類等爆炸品的所有作業。硝酸銨也可能是貝魯特爆炸的事故原因。

　　「各地區要對所有硝酸銨等爆炸危險性物品的儲存場所開展定量風險評估，組織有經驗的行家專家深入一線指導服務、明查暗訪，真正深入查具體查。要堅持從源頭抓起，嚴格落實危化品生產、儲存項目的聯合審批和從嚴把關要求，科學合理布局危化品生產、儲存企業。」會議也指出了未能吸取過去事故教訓的問題，「每一起事故教訓都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但一些重特大事故調查報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束之高閣』」，並提出要深入開展天津港「8·12」等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實情況「回頭看」。

　　8月8日，國務院安委辦第一檢查組明查暗訪天津港區發現，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仍存重大隱患。檢查組在一張動火作業許可證上就查出8個問題，並發現監火人擅自離崗，罐液位低報警值過低等問題。第一檢查組組長、應急管理部危化監管司司長孫廣宇說：「黎巴嫩貝魯特港重大爆炸事件教訓就在眼前，我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絕不允許安全管理上的形式主義。」據悉，天津市對檢查組發現的問題高度重視，要求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立即停產、連夜整改。

　　在5日的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上，也指出了地方政府普遍未能全面落實安全生產整改措施。在過去幾年的大型事故中，媒體曾多次報道，企業在事故發生前曾在安全檢查中發現違法違規行為，或安全檢查不合格，但未能改善其安全生產條件進而引發事故。

　　然而，除了老生常談威脅對未執行整改措施的事故責任人和官員進行嚴懲外，這次會議沒有就如何改進安全生產狀況提出任何新方法。

　　會上沒有提到企業和地方工會幹部在維護工作場所安全和報告安全隱患方面應該發揮的作用。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近期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報告中所指出，工會在安全生產中通常只被視為輔助性角色，沒有糾正工作安全隱患的實質權力。這種情況亟待改變，因為目前實行的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檢查方式顯然行不通。

　　天津港爆炸本應給中國安全生產敲響警鐘，但自事故發生以來的五年裏，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近2600起事故中，至少有275起爆炸事故（平均每周超過一起事故發生）。其中，57起事故發生在化工廠，另有8起發生在化工倉儲設施。

　　事故調查一再發現重復的問題——為了降低成本或者賺快錢而違法或擅自生產，導致安全檢查不合格。政府的監管框架無法落實安全生產標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那些最接近工作隱患的人的幫助，即工人自身和他們的工會代表。

　　共享電單車加大投放，全國多地出租車司機抗議當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中國出租車司機還在復元時，一場新的共享電動單車潮流已經開始威脅他們的生計。從去年起，數家科技企業在全國不同城市投放了大量電動自行車，新的共享商品，加上網約車的持續擴張，使原本已經飽受競爭困擾的出租車行業營運更為困難。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波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將會爆發。

　　自今年5月至7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錄得18起出租車司機抗議。雖然大部分抗議仍然來自疫情帶來打擊的余波，例如要求公司減租、退回營運費和要求政府津貼等，但其中4起事件直接針對共享電動單車的競爭。

　　6月12日，位於湖南省湘陰縣的出租車司機集體向政府投訴，指科技公司拜米違法投放數百部電動共享單車。司機指，這些電動單車的推廣根本沒有經過任何招標，而且縣內亦沒有相關法例監管電動單車的運作。由此，人們不戴頭盔、毫無安全裝備地在車道上駕駛電動單車，將大大增加交通意外的危險。

　　面對司機的投訴，當地政府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回復指電動單車合法。這激起了司機更大的不滿，他們先向縣內的縣紀委發信，懷疑縣政府跟拜米私相授受，另一方面，不少司機直接扣押市內的自行車，阻止拜米正常運作，釀成拜米員工和司機的沖突。

　　湘陰縣出租車司機發起抗議後，四川省南部縣、遼寧省大連市的司機也相繼加入。 7月19日，南部縣的司機包圍了運送電動單車的貨車，雙方對峙引起當地警方介入。7月31日，大連市的司機則私自收繳市內電動單車，將車集中丟棄到開發區的空地。

　　自從中國大城市例如廣州、北京和上海2018年禁止新單車的投放後，共享單車的狂熱經歷了短暫的降溫。大街小巷隨處亂泊、丟棄共享單車的現象有所改善。

　　不過，科技企業還是找到了當地政府，特別是二、三線和四線城市政府的監管空檔，開始投放科技水平更高的電動單車。哈啰出行是首先加入戰團的企業之一，其他主要公司與美團、滴滴也加入市場。2019年全國國共享電單車數量已超過100萬輛，估計至2025年，這一數字將會增長至800萬輛。

　　2019年4月15日《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落地執行。不過，這些規例與其說限製共享電動單車的發展，不如說為它的發展打下基礎和提供企業可以遵守的遊戲規則。共享電動單車看來將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湘陰、南部和大連等地的出租車司機抗議表明，司機們在絕處中仍然堅持鬥爭。對此，地方政府多以警察介入以平息司機抗議，但未能有效處理司機的不滿，工會需要站在司機的立場保護他們的生計。

　　二十年東北工人抗議變遷

　　二十年前，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三省曾是中國勞工抗爭活動的中心。在國企改製和破產浪潮中下崗的大量工人發起了眾多大規模抗議，要求得到應有的待遇和補償。其中，以2002年黑龍江大慶油田工人和遼寧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的抗爭最為聲勢浩大，總計有數萬工人參加了長達數周的抗爭。北京方面則將此類抗爭活動視為對政權的重要威脅，將眾多工人領袖逮捕並判刑。

　　在二十年後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東北是頗為平靜的。現在的工人抗議以廣東、河南、山東以及江蘇為中心，並向全國各地蔓延開來，滲入到各行各業的工人當中。從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來看，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工人抗爭活動僅占過去十八個月全國總量的7.5% 。

　　現在東北的抗議活動不再以國企工人為主，而集中於各種新興私營服務行業和交通運輸業。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穩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會保障或福利。當今的抗爭活動一般是短暫的小規模抗議，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將其視作重大威脅。盡管如此，這些抗爭活動依然反映了東北工人長期以來對低迷經濟情況的不滿與失望。今年已經有數起抗爭行動演變為暴力沖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視工人們正在積累的不滿，畢竟十八年前的抗爭人們還歷歷在目。

　　在2019年一月到2020年八月中旬期間，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記錄到137起發生在黑吉遼三省的工人抗議事件。其中，服務業占33%，交通運輸業占25%。這些數字鮮明地刻畫了東北經濟的轉變。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鵝出租車公司（哈爾濱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司機發起了近五年來黑龍江最大的一起集體抗爭行動。出租車司機們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還過去數年的「標費」。「標費」即是司機繳納給出租公司，換取運營權的租金。2018年，當地交管部門終於取消了長期遭到抱怨的「標費」。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車公司的哥的姐沒有收到退還的「標費」。天鵝公司司機們的集體行動很快引起了哈爾濱另外兩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們的響應，他們也同樣被公司拖欠著「標費」。新冠肺炎本就給出租車行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出租公司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逼迫司機們不得不反擊以求生。

　　東北的運動、休閑行業同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創，有多起集體行動均與健身房的倒閉直接相關。即便營業禁令取消，他們的生意也大多無法繼續維持。以7月28日發生在長春的一起討薪為例，該健身房在一夜之間迅速宣告關門，老板隨即卷款跑路，留下討要薪水和會費的員工和顧客。在過去數月內東北三省曾發生數起類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錢包空空的顧客和員工。

　　在遍布老工業城市的遼寧，餐飲與娛樂業吸收了很多國企下崗職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該行業也遭受重創。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了數起與餐飲娛樂業有關的欠薪糾紛。6月16日，盤錦市馬頭琴演藝的員工拉起橫幅抗議該公司自2019年末便開始拖欠工資。馬頭琴演藝是當地的一家大型餐飲娛樂中心，以蒙古傳統文化為主題。與2000年左右的國企職工抗議相仿，這些員工也聲稱當地政府包庇公司，「不為百姓辦事」。

　　從全國範圍來看，建築行業的抗議活動占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2%。但在東北，建築行業占比只有20%。這表明東北地區相對缺少新的建築和基礎設施項目，而東北上半年度的經濟也的確處於負增長狀態。

　　在過去18個月中，我們在東北只記錄到兩起采礦業相關的抗議活動，而采礦業是東北傳統的龍頭行業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礦業工人集體抗爭發生在2016年三月，與2000年前後的事件類似，大型國企龍煤集團雙鴨山煤礦拖欠工資，上千名憤怒的工人發起罷工與抗議，最終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資。

　　時任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聲稱「龍煤井下職工8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少發一個月工資，沒有減一分收入」，激怒了雙鴨山的工人。在2016年3月12日，陸昊終於承認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報告不真實」，並說當地政府已經承諾會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資。3月15日，工人們說他們大部分人已經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資，而二月的工資也會盡快發放。

　　東北長期以來也是大規模教師抗議活動的中心。現在也偶爾會有這一類的抗議活動發生，但上次大規模抗爭還是在2018年一月的北京。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民代幼教師（以東北為主）聚集在首都，抗議被長期拖欠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經過改製之後，東北的國有企業數量大大下降，競爭性與盈利性也更強了。但國有企業依舊偶爾發生集體抗爭事件。2016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眾派遣工發起抗議，要求這家位於長春的中德合資企業實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勞務派遣公司名義被一汽大眾聘請的員工聲稱，他們的工齡已經超過十年，但工資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盡管工人們最後取得了部分勝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卻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不過，政府對於符天博的處理，已經較當年對待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的手段溫和些了。2003年，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姚福信和肖雲良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七年和四年。發生在2002年春天的遼陽鐵合金廠事件，在當時是最有名的工人抗爭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說，此次抗爭只是全遼陽、全遼寧、乃至全東北國企下崗工人大規模抗議的一部分。

　　當年的情況和現在類似，工人們的訴求都很基本：要求破產企業支付被拖欠的工資、養老金和其他工人應得的福利。同樣類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在面對工人們的維權行動時也基本無所作為，還常常站在企業一邊。

　　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稱要推動組織包括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在內的八大群體加入工會，而在東北，這兩個行業也是集體行動的高發區。然而，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各地工會為這些工人做了什麽。黑龍江的出租車司機、吉林的健身房員工、以及遼寧餐飲娛樂業員工們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了，地方政府和工會必須盡早聽取工人們的呼聲並有所作為。

　　香港碼頭業工會痛斥公司妄顧工人致疫情爆發，將爭取職災及停工賠償截至8月23日，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已經發生了73起新冠肺炎感染個案。葵青貨櫃碼頭作為香港物流運輸業最重要的支柱，在疫情間仍然全天無休。工人每天被迫在狹小擠迫的休息室歇息，令偶然染病的工友將病毒廣泛傳播，最終造成大爆發。

　　此次發生群體感染的工人大多受聘於現代貨櫃碼頭的外包商「宏記」。一般而言，香港貨櫃碼頭的一線工人皆受雇於五家碼頭管理公司的分包商，工人的勞動條件歸分包商決定。是次發生問題的工友休息室，則被發現環境惡劣，使病毒傳播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據香港01報道，葵青貨櫃碼頭休息室大多設備殘舊，衛生情況惡劣。休息室擺滿碌架床，工人輪流上床休息，惹來傳播風險。

　　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指出，在2013年發起大罷工時，工人已明確提出改善休息室環境。工會在2015年檢討罷工成果時的發言顯示，當時休息室惡劣的程度，是「工友需睡在地板上，更不時有鼠蟲出現」，罷工兩年後，「外判商願意改善環境，在休息室放置大量碌架床；增設冷熱水淋浴間等」。不過，現在看來這種改善只是由最不人道的條件稍微好轉一點而已。休息室的衛生問題在疫情間完全暴露出來。

　　香港碼頭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在2013年的罷工遭徹底曝光。當時，碼頭工人工時之高甚至連在中國工廠超時加班的工人也為之汗顏：工人不時需要連做三更，工作足足24小時，船期繁忙時，甚至有連做72小時的情況。另一方面，碼頭大部分工種的工資和17年前相比沒有增加，普遍日薪是$1100至$1300，折合時薪約100多元。不得不提的還有，因為沒有規定的吃飯時間，機手長期身處高空而要在駕駛室解決大小二便，當時引起一片嘩然。

　　長達40天的鬥爭中，碼頭罷工爭取到9.8%的工資增幅，翌年工會爭取下再獲得6%加薪及4.1%績效獎金。雖然總計加薪19.9%，但仍落後1997年至今的通脹7%。另一方面，外判商承諾改善工人工作情況，如讓工人停機吃飯、讓工人可以離機解決生理需要，以及改善休息室的環境。

　　不過，這次碼頭大規模爆發肺炎的嚴重職業災害，充分顯示以往罷工爭取到的成果極為有限，資方一如以往的工作安排是引致感染爆發的主因。為此，中國勞工通訊聯絡了碼頭業的相關工會，了解他們對現況的了解和未來行動。

　　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統籌幹事王宇來表示，他們在第一波疫情爆發時已預料碼頭的爆發︰「碼頭的休息室比香港監倉環境還要惡劣。我們要求外包商作嚴格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和防止病毒傳播，但完全不獲理會。公司只是叫工人不要抽煙，因為之前有個案是兩人在街邊抽煙時傳染。」「6月食肆重開，加上政府放寬33類人員免檢疫，是疫癥爆發的伏筆。7月23日，碼頭一位司機染病，但公司並無提出措施防止疫癥傳播。8月8日，衛生防護中心才意覺碼頭有爆發的可能，但並無安排檢疫。8月13日碼頭已有17起個案，政府才開始檢疫，但公司仍然要求相關工人繼續工作。8月14日，工人歸還檢疫樣本時，碼頭仍然不停止運作。15日便有工人確診，公司才在翌日安排工人停工，未確診的工人入隔離營，實施措施減少工人聚集。前後2個多月時間，碼頭公司明知有爆發風險，但根本致工人性命不顧，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王宇來說。

　　王還提到，業內稱碼頭的休息室為「hot bed system」。由於香港碼頭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經常需要連做3更，24小時工作，因此工作完畢後往往馬上會到休息室補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當工友休息過後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總是呈溫暖狀態，是為「hot bed」。 「這樣頻繁共用的休息室無疑是疫情爆發的溫床。」他說。

　　疫情爆發後，職工盟工會接觸到的工友均相當憤怒，認為碼頭無視工人生命。另一方面，公司緊急補救，增置較少人同時聚集的休息室，亦顯示它根本有能力為工人提供更合理的休息空間，一直以來只是欺壓工人勢弱才不作改善。

　　工會表示將以工傷角度與受感染的工友向企業追討賠償，組織因疫情停工的工人爭取補償，以及提高休息室問題的優次，要求企業為每組工人興建永久休息室，減少每間休息室的聚集人數。長期而言，工會將要求貨櫃碼頭公司改變工作模式，結束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的情況。

　　CLB最新發布：《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本周，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研究報告《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報告闡明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監督上的缺位，探究我國安全生產製度的癥結所在，並指出只有激活工會的監督職責，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安全生產狀況。

　　近年來，我國安全生產形勢有所好轉，但每年頻繁發生的各項事故仍然造成了大量工人死亡，每個工人背後的家庭也因此受到無法磨滅的傷害。從響水化工廠爆炸後，村裏人朋友圈的尋人啟事；到從豐城發電廠坍塌的施工平臺中逃出生天的工人，和另一邊接受采訪時稱「趕工期也要趕」的項目負責人；再到孫家灣煤礦礦工家屬們守在礦井周圍，尋找瓦斯爆炸事故中下落不明的親人……煤礦、化工廠、電廠、建築工地上的事故似乎始終照著程式化劇本上演：立法——違法——發生事故——調查——處罰責任人——等著下次事故——再調查——再處罰責任人——繼續等著下次事故發生。如何打破這一循環，最大限度預防事故發生，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在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中國勞工通訊指出，工會有望成為破局關鍵。

　　報告共有四章。第一章從法律和三個安全生產事故的角度分析了工會目前在安全生產監督方面的作為。《工會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賦予了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職責，但日常工作中，地方工會及部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主要通過開展「安康杯」競賽、專題講座，強化企業及職工的安全生產意識，具體的安全檢查、前期的安全生產計劃製定，工會未能積極參與其中。事故發生後，工會也只是事故調查組的眾多參與方之一。各級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的監督中缺位，工會幹部也從未因為不履責而被問責。

　　第二章解析了安全生產製度的體系的四大角色，即訂立法律、行政執法、企業落實和工會監督。四大角色本應各司其職，各自把關。然而，我國安全生產製度存在「行政為大」的特色，行政部門實際上兼顧了執法與監督的雙重角色。以事故高發的建築業為例，盡管政府高度重視安全生產，不斷發文件、搞檢查，仍難以有效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而本應承擔監督角色的工會則始終缺位。

　　第三章介紹了外國安全生產監督的四個案例，分別是美國紐約三角地內衣工廠火災、英國Aberfan煤礦礦堆滑坡事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estray煤礦爆炸事故以及加拿大Elliot Lake鈾礦職業病事件。這些海外經驗證明了工人們不是、也不應該是等待充滿善意的政府來拯救、保護的脆弱受害者，而是有智慧、有力量，能夠掌握、捍衛自身權利的公民。安全生產的維護是一場長期的、動態的、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改進的過程，工會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如何從根本上健全安全生產製度，有效預防事故的發生，報告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相關建議。首先，應該從行業工會的有效運作入手，組織一線工人加入各類行業工會，加強行業工會在一線工人中的代表性。其次，推動行業工會與企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達成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以保障工人權利及職業安全。發動工會會員，即一線工人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充分利用工會改革的空間，從事故高發的行業入手，如建築業、采礦業、環衛業、倉儲物流業等，建立相應的行業工會，並組織一線工人入會，開展行業集體談判，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越南即將翻開工人組織新篇章

　　從2021年起，越南將允許成立不隸屬於官方工會的新工人代表組織。Joe Buckley探討了這一變化可能對越南工人和目前主要的勞工組織者產生何種影響。

　　2021年1月，越南勞工政治將發生重大轉變，新修訂的《勞動法》將生效。最大的變化在《勞動法》第十三章，它將第一次允許「企業一級的工人代表組織」（t? ch?c ??i di?n ng??i lao ??ng t?i doanh nghi?p，WROs）獨立於國家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工人代表組織」並非工會；只有隸屬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組織才是工會，依《工會法》管理。勞動者可以在企業成立或加入他們自行選擇的代表性組織，這些工人代表組織在單個企業一級可以進行集體談判和組織罷工。但新修訂的《勞動法》沒有允許工人代表組織在企業級別以外成立行業或地區聯合，雖然第174條含糊提及工人代表組織的成員可以決定組織的合並和聯系，但沒有詳細說明。

　　《工會法》明確規定了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資金來源為工會會費、對企業征收的工會經費、國家支持以及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所屬企業的利潤。而對工人代表組織來說，除了會員會費以外，沒有法律規定其他資金來源。《勞動法》第十三章還賦予政府註冊和解散工人代表組織的權力，而且如果企業倒閉，工人代表組織也必須解散。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依然保留了全國唯一合法工會聯合會的特殊地位，《勞動法》還規定，如果工人代表組織想成為工會，它們可以加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由《工會法》管理。盡管如此，允許成立工人代表組織仍是一項重大的法律變革。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與越南工人結社自由改革息息相關的一些關鍵組織：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政府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是越南祖國陣線的一部分，是越南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其他群眾組織還包括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和青年聯合會等。工會章程規定，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職責包括四個方面：促進生產力發展；維護工人權益；參與經濟和社會管理；以及宣傳黨的方針，動員工人。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一樣，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也遵循列寧主義的雙重職能工會模式。這是1921年俄共十大產生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會既鼓勵發展生產力，同時也保護工人不受苛待。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通常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的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毫無用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毫無疑問，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過，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集體談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組織以及在勞資糾紛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經進行了一些嘗試。越南目前正在對《工會法》進行修訂，以便適應「新形勢」（tình hình m?i）。修法範疇包括工會結構、工會經費，以及各級工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作用。

　　在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內部有進步派，他們希望該組織能夠成為真正的工人利益代表者，長期呼籲給工會更大的自主權，並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從以服務為基礎向積極組織轉變。進步派認為，結社自由改革可以積極催化工會改革。由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實行民主集中製，很難評估進步派究竟有多大的規模和影響力，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例如最近，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前主席鄧玉松主張，促進工人代表組織的資金更加公平。目前，企業必須繳納基本工資金額的2%作為工會經費。而在即將施行的新《勞動法》中，在有工人代表組織的企業中，沒有提及要把企業繳納的經費分配給工人代表組織。鄧一直主張，應該根據工會和工人代表組織的會員人數來分配這筆錢。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

　　越南勞工（Viet Labour）和越南勞工運動（Viet Labour Movement）是堅韌不拔、戰痕累累的異見分子組織。這兩個組織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湧現的一些獨立勞工組織的後代。正如這些組織自身所做的聲明一樣，它們並不是工會，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領導的。這是一群積極分子為了勞工權利和結社自由而建立的組織。他們大多向工人提供有關勞工權利和勞動法的建議。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持敵對態度。一些組織成員入獄或流亡，至少在過去幾年裏，他們的公開活動明顯減少。這次改革預計不會為這些組織的自由運作開辟多少空間（如果有的話），因為政府認為它們是「政治」組織，其關心的問題遠超企業中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

　　越南獨立工會

　　越南獨立工會（ Vietnamese Independent Union）是這一領域的新來者。該組織於2020年6月成立，有一個華麗的網站和社交媒體，該組織稱希望建立獨立工會。不過，越南獨立工會也表示，希望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建立建建設性關系，共同保護工人權益，履行自由貿易協定中完善國內勞工權益的承諾條款。這種做法與越南勞工、越南勞工運動截然不同，後者完全排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一方面，越南獨立工會的策略似乎是務實、理智的，無論外界如何看待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它都不會消失，必須以某種方式與之接觸；另一方面，越南勞工認為，越南獨立工會並不是真正的工會。越南勞工發表聲明，認為越南獨立工會其實與越共有聯系，偽裝成獨立工會。越南勞工還提醒，在目前的改革中，可能出現很多假的獨立工會，工人需要保持警惕。

　　工人的自組織鬥爭

　　然而，在過去15至20年中，對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待遇影響最大的不是某個特定組織，而是工人自發組織的抗爭。越南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次罷工，尤其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在越南罷工是合法的，但發起罷工需要遵循一套復雜的官僚化程序，包括罷工須由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領導。這顯然並不現實，從技術上講，可以說每次罷工都是非法的、野貓式的罷工。罷工的組織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很少有可識別的罷工領袖，而且基本上與上文所述勞工組織無關，雇主難以對工人罷工進行預測或提前準備。工人的自組織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且不僅僅是在企業層面。例如，罷工促使政府製定了年度最低工資增長機製，並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對勞動關系製度進行改革。

　　實際上，建設和改革勞動關系製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quan h? lao ??ng hài hoà）——這主要是指停止罷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為就是要工人停止罷工，而且這可能是有效的，因為記錄的罷工數量在過去幾年裏確實顯著下降（由於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罷工在2020年的頭幾個月又有所回升）。

　　工人代表組織將對工人產生何種影響尚不得而知。未來可能出現幾種情況：工人可能完全忽視工人代表組織而繼續進行野貓式罷工抗爭；另一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會成為收編和製度化工人不滿的工具，但不會給工人帶來什麽實際好處；第三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確實成為工人向雇主提出訴求的有效方式，或者它們將進一步促進結社自由改革；最後，工人組建和加入工人代表組織的威脅可能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成為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會。

　　外賣平臺調整配送時間有名無實　騎手：需要工會組織9月初，《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再次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詳細地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文章提到的現象在2016年起越發嚴重。當時，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開始了以消費者補貼、擴張業務範圍的方式競爭。瘋狂燒錢和削價造成成本飆升，企業於是以提高對騎手的剝削來補償損失。由此可見的是：騎手單價逐步下降、配送時間壓縮、罰款愈加嚴厲、意外事故層出不窮……自此，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自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

　　迫於輿論壓力，餓了麽、美團兩家公司在9月10日作出回應。餓了麽表示會給顧客選擇是否多等5分鐘，讓騎手有放寬送餐時間的可能；美團則表示會增加8分鐘送餐時間。然而，企業的回應並未得到騎手接受。部分平臺用戶則不滿新規定把平臺的勞動條件問題扭曲成消費者與外賣員的矛盾，甚至擔心多加5到10分鐘只會使騎手多接單，讓問題惡化。

　　「有的商家出餐慢，就是多加5到10分鐘，商家都出不來餐。」針對餓了麽的5分鐘按鈕，《南方都市報》訪問的外賣員直指按鈕用處不大，連簡單的商家出餐時間差也處理不了。 「規定是10分鐘出餐，但是到了時候它出不來」 ，「顧客剛點完餐，系統就派到騎手手裏，騎手去催單，商家也很生氣」。另一方面，顧客取餐的延誤同樣造成骨牌式的超時問題。 《央視財經》訪問的餓了麽騎手提到︰「有時候你送餐，寫字樓不讓上，你讓這個顧客下來取餐，顧客一直二十分鐘才下來，你說你怎麽辦，你的餐全部都超時了。 」騎手提出清楚的要求：出餐慢的商家延遲發單，基本做好後才發單，讓騎手去取；在重點地方（例如醫院、寫字樓）增加智能取餐櫃。如此簡單的改變，餓了麽自然不會想不到，不過這個做法將會大大緩和工作強度，與平臺的利益矛盾。在沒有激烈鬥爭的情況下，平臺只會把責任推到顧客身上。

　　美團外賣多加8分鐘的改動似乎代表著真實的改變。不過，由外賣員設立的微博帳號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9月13日發布的短片裏，稱「盟主」的小哥揭穿這項改動只是掩眼法，事實上配送時間並無任何改變：「延後八分鐘一直都有。假如你們(顧客)正常點餐，是38分鐘送到，系統會顯示預計送達時間是30分鐘，但都會給外賣小哥留個8分鐘。它現在只不過是把那8分鐘在顧客那邊顯示，所以說壓根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盟主認為外賣騎手面對最主要的問題是訂單配送價格的不合理調節。以他所在的北京地區為例，原來3公裏的訂單價格是8塊多，現在降到5塊多。為了維持收入，外賣員不得不多跑單，造成了跟商家等餐的矛盾，以及路上違反交通規則等。平臺任意調整訂單價格完全不顧對外賣員工作的影響。

　　如此看來，兩家企家耍的太極化解了輿論的壓力，但外賣騎手情況絲毫沒有改善。說到底，最重要的東西——外賣平臺的算法——操控在企業手上。整個算法的設計都與工人敵對：外賣員因為不明原因被系統封號，要工人反過來申訴；系統收集和計算工人派送速度和業績，再決定派件量和送餐距離；派送距離不以行車距離而是以直線距離計算，甚至出現要求逆行的跑法。

　　工人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改變算法設計已日益成為外賣工人爭取利益的出路。中華全國總工會近兩年大力推動網約送餐員等八大群體入會，自2018年以來，新發展八大群體會員654.7萬人。盡管組建了一些外賣員工會，但這些工會的效用成疑。即使在官方宣傳裏，工會也自稱其作用是提供技能培訓、法律援助、醫療互助保障等服務，等而下之的是高溫慰問、1元搶購西瓜等無關痛癢的福利，對於組織工人改變平臺的勞動條件上只字不提。

　　針對這一情況，央廣網新聞引用了清華大學公益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的建議：騎手要形成勞動聚合體，取得話語權，無論是政府監管，還是平臺介入引導，還是加入工會組織，外賣員要有發聲的機會和場所，以維護合法權益。外賣騎士江湖聯盟的視頻同樣提到︰希望有關部門牽頭給外賣員成立一個類似工會的組織，以此和美團餓了麽等平臺對接。然後再由相關的管理部門製定外賣配送的各種標準，而不是由平臺製定。

　　中國經濟走向仍不明朗，建築工人抗爭加劇

　　隨著中國住宅地產和基礎建設行業陷入停滯，過去四個月內發生的建築工人抗爭數量暴增。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5月至8月期間一共記錄了151起建築行業抗爭活動，而2020年前四個月只記錄了39起建築業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絕大部分與工人討薪相關。

　　盡管新冠病毒疫情的沖擊使得2020年集體行動個案數量低於去年同期，但建築工人抗爭事件的占比從38%升至43%。

　　在過去四個月記錄到的151起建築業抗爭事件當中，共有62起個案與基建工程項目有關; 43起與住宅項目有關，而住宅項目所占比重正在提高。

　　以成交面積總量計算，中國房地產行業交易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至五年最低水平。盡管4月末以來，市場行情因疫情受控已開始回升，但企業現金流的縮緊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導致建築業欠薪事件暴增。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向被認為具有強大抗風險能力的大型國企，如今同樣大量牽涉欠薪事件。事實上，與大型國企有關的個案在2020年建築行業集體行動事件中所占比重超過40%，而2019年有關個案占比則少於25%。

　　以8月26日發生在廣西北海市的一起住宅項目個案為例，工人發起抗議要求在新學期開始前結清被拖欠的工資。該案例同時牽涉到了兩大行業巨頭：項目開發商是中國第二大的地產巨頭恒大集團，承建方則是大型央企中鐵二局。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則是，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今年所記錄的案例中，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相比之下，2019年此類個案占比只有14%。在9月3日記錄的一起討薪事件當中，一對四川成都的民工夫婦在工地與包工頭交涉時發生沖突，丈夫被多名保安強行拖拽進辦公室內暴力毆打，視頻顯示他從辦公室走出時身上有多處血跡。

　　而1月12日發生在河南省輝縣市的一起案例中，有十余名工人被打。這是最近兩年來建築業最為嚴重的欠薪個案之一，開發商共拖欠一百余名工人包括工資在內的一千多萬元勞務款。即便在當地監管部門介入並要求立即支付應急款後，開發商依舊想方設法繼續拖延下去。

　　人社部在2017年樂觀地宣稱，他們製定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將會在2020年達到「基本無拖欠」的目標，該計劃將重點幫助建築業的農民工。此外，《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來建築工人討薪激增似乎表明條例執行效果不佳。

　　顯然，政府試圖以頂層設計式的行政手段解決欠薪問題的努力失敗了。正如中國勞工通訊於2019年發布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只有對建築行業進行根本的製度性變革，才能根治欠薪問題。關鍵在於工會應積極組織工人，開展行業性集體談判，以保證工人每月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及社會保險。

　　山西煤礦企業大合並後　等待著工人的新危機

　　上月30日，大同煤礦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同煤集團）官網披露，同煤集團、晉能集團以及晉煤集團將聯合重組成晉能控股集團。合並後，該集團將成為繼國家能源集團後，全國第二大的煤業集團，總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人民幣，年生產原煤預計約3.16億噸。

　　除了三家主要企業，消息還顯示山西潞安礦業有限公司、華陽新材料科技集團相關資產以及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將同步整合到晉能集團，具體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並立的煤企有五家將會重組。

　　透過國企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生產力，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國企改革的主線。早於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國有煤企重組中小煤企，借此關閉煤礦來減少生產浪費，以及處理職業安全問題。煤礦兼並重組的策略相當有效地減少了小型煤礦，大量生產水平低、資源及安全條件均較差的煤礦被淘汰，一般煤礦的生產力有所提升。

　　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國內煤礦數量由2017年約7000處下降至2019年的5300處左右，平均產能由年77萬噸/年上升至98萬噸/年。煤炭行業資本集中程度不斷提升，大型現代化煤礦已成為中國煤炭生產主體。

　　2017年，中國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組成國家能源集團便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集團擁有煤礦97處，年產能6億8485萬噸，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今年8月，再有山東能源集團與兗礦集團合並成山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自從中國逐步向太陽能和風能等能源轉型，國企重組不僅是提升煤企競爭力和話語權的手段，還成為壓止煤礦過度生產，減少依賴煤炭的方法之一。

　　產能退出後，煤企產量向相反方向推進

　　是次山西煤企進一步合並，意味著中國煤企資本集中度，以及潛在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不過這項進展將會同時為工人帶來全新的問題。

　　由於產能退出並不必然等於煤企產量減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應不會大幅影響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計。事實上，雖然中國2016、17年共退出了超過4億噸產能，但國內煤礦的產量卻由2016年不斷上升，煤炭發電產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億噸瓦特。

　　近年，為了減緩經濟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礎建設，使電力、鋼鐵、水泥行業產量急升，煤礦產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產能政策的人士則指出，個別產業去產能甚至會反過來使電力需求上升。以鋼鐵業為例，隨著工廠淘汰落後生產方式、電爐鋼比重大幅提高，間接使燒煤需求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煤礦價格在2016年錄得大幅反彈，一些以往已經關閉的煤礦也因為市場的高價而重開，使產量增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預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全球經濟活動逐步復蘇，各種新型廠房、發電設施、房屋發展計劃將會再次推高中國鋼鐵、水泥等產業，煤企退出產能，將會以更高的生產力來迎接產量上升。

　　向潔凈能源過渡創造的新一批剩余勞動力

　　同一時間，煤企的資本集中將會為工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威脅。不少關註中國能源轉型的論者均指出，中國正在快速向所謂綠色能源轉型。毫無疑問，中國發電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相關產能亦不斷增加。不過，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經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產能增加值已占增加總額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產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體能源生產26%。

　　山西省煤企的合並也可以視為整個能源轉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為了全國能源革命綜合改革的「試驗田」，目標是要構建清潔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時推進能源科技創新、深化能源體製改革等。一個規模更大、資本力量更雄厚的企業，自然更有條件實行各種科技和生產方式的改進。

　　事實上，山西煤炭企業已經在各種節約能源方面取得進展。是次重組的晉煤集團便研發了三種新式爐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為環保的方式生產以無煙塊煤製氣。另一家陽煤集團也開發出新式爐型，聲稱可減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節能減耗，勞動力的節約也是各個企業爭相實驗和競爭的領域，使礦井加??速走向自動化、無人化。以陽煤集團新元公司為例，該企業早前公開表示已經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網絡，能夠推進無人巡檢、掘進面無人操作、綜采面無人操作等技術。陽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翟紅表示，近幾年的智能化建設中，該煤礦已減少各類井下操作人員321人。

　　隨著煤企進一步集中，這些現時仍然處於試驗階段的技術，將會快速得到擴散和普及。當中的代價當下可能難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後備軍已經正在成型，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社會所隱藏的後果。等待著這些工人的是怎樣的生活雖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會是一個社會保障穩固、生活美滿的烏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組合並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遊行抗議。當年12月，陽泉市平定縣，陽勝煤礦單方面辭退綜采隊80余口人，並拒開8月份以來的工資，引起工人集體抗議。同月，山東濟南煤礦被關，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賠償，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礦員工則拉橫幅抗議去產能安置方案。同時，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亦在這段時期錄得大量小型煤礦的欠薪事件。

　　近年，這些事件的數量已明顯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擠的工人仍需面對就業困難。部分工人轉投物流運輸、建築業，又面臨高工時、欠薪等勞資矛盾。可見煤企抗議事件減少，與另一些行業問題增長有關。

　　煤礦關閉，刪不走工業意外的危險

　　關於煤礦行業，還不能不關註最困擾工人的的工業意外。自從大量小型煤礦的關閉，中國煤礦的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過，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8年山西煤礦合並後的文章所言，工人對工作安全和勞動時間等生產條件一直不具發言權和監督權，官方純以行政手段難以徹底處理煤礦生產問題。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今年便收錄了45起煤礦相關事故，當中8起發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與正要合並的企業相關。

　　最新一起事故發生在本月20日淩晨2時許，潞安集團左權阜生煤業井下發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傷。另外兩起事故分別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礦在掘進工作面則發生一起頂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無人傷亡。9月，山西晉煤集團澤州天安海天煤業有限公司的井下運輸事故，造成1人擠傷，後搶救無效。今年最嚴重的事故發生在重慶市，9月27日，重慶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屬松藻煤礦發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傷，涉事煤礦多次因安全問題受罰。

　　由此可見，煤礦企業一直將工人的發言權排除在安全監督以外，導致礦業生產依舊滿藏危險。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會則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監督安全生產的作用。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礦一起造成3人重傷的瓦斯事故致電當地工會，發現桑植縣總工會辦對事故調查和善後處理情況均不清楚，工會在安全生產方面亦無角色，安全生產成為了安全生產委員會的工作。工會被政府安排處理大量扶貧工作，但在工會組建工作、基層工會和一線會員監督企業安全生產和預防煤礦安全事故上則明顯失職。

　　隨著煤礦生產的新一輪擴張，更嚴重的意外事故無可避免將會發生，但工會在落實工人的職業安全上仍然未見緊張。工會應該重回組織工人、代表工人談判及監督企業安全生產的職責，保障工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利益。

　　「雙11」前夕，全國多地快遞罷工

　　10月19日，全國多處百世快遞「站點老板跑路」、快遞員被拖欠工資登上新聞，廣西南寧一站點欠薪甚至多達30萬。就在同一天，圓通快遞福州市橘園洲分部的員工，也發起了針對欠薪的抗議。此前一周，韻達快遞也爆發了類似的快遞員討薪，事件起因是長沙市觀沙嶺服務站拖欠工資數月。

　　一下子，「快遞罷工」成為了社交媒體的熱門搜索，部分網民還猜測，一年一度的「雙11」促銷活動臨近，快遞罷工也許會進一步升級。據國家郵政局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今年日常業務量的兩倍。

　　繼9月份《人物》雜誌揭露外賣員被公司以及算法多重剝削之後，與外賣員性質接近的快遞員也成了媒體的焦點——非正規用工、沒有社會保險、行業剝削製度……相似的問題組成了他們各自的困境。

　　但是，快遞行業的罷工和抗議早已不是第一天出現。事實上，過去兩年間日趨白熱化的行業競爭，才是工人集體行動不斷的主因。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本年度已有至少27起快遞員抗議事件，追平了2019年全年快遞行業抗議總數。而今年的每一起抗議，幾乎無一例外都誘發於欠薪，其中又有絕大多數涉及快遞網站倒閉。這一波欠薪案例中，大部分只涉及一兩個月的工資，拖欠的總金額並不算高，但由於快遞員和快遞網點之間缺乏正式勞動關系，追討勞動報酬變得異常困難。

　　本年初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快遞網點經歷了或長或短的暫汀業，但他們仍承擔著停業期間的租金及其他雜費。根據國家郵政局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申通、韻達、中通三家企業的凈利，同比下降10至90個百分比不等。

　　自五月起，中國新冠疫情基本受控，快遞行業的業務量開始回升。可是，另一輪價格戰隨即展開，各家企業再次試圖壓低價格，從而贏得市場份額。與此同時，企業一方面提高了對快遞員未完成送貨量的罰款，另一方面，由於企業經濟狀況難以負擔招聘新員工，快遞員難以完成送貨量、被迫繳納罰款，幾乎成了必然。中通快遞設於福州的一處網點在7月倒閉，站點負責人在經營剛滿一年後，實在頂不住連續不斷的罰款，無奈選擇結業。他聲稱，罰款可達每月3萬元。

　　最新的罷工事件發生在10月26日，河南登封與山東濟南兩地都有快遞公司或中心停擺。「雙11」還沒到，很多人已經發現自己的包裹長時間滯留。在濟南，韻達速遞的問題較為嚴重，疑似因工資過低導致快遞員罷工，而客戶聯系了客服人員依舊無法解決。登封快遞分揀中心裏，包裹堆積如山。有快遞員表示，派費一降再降，加之罰款太重，分揀中心距市區太遠，不少人都打算轉行送外賣。

　　另一起最近的快遞抗議發生在10月19日，福建福州圓通速遞快遞員聲討公司欠薪。據快遞員蘇先生講，他所在的橘園洲分部拖欠約十名員工一至兩個月工資，數額從數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就此事件，中國勞工通訊電話聯系了福州市相關工會，看工會是否能夠幫助工人討薪。

　　當地倉山區總工會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沒有接到過快遞員的討薪求助，也不清楚快遞員怎麽加入工會，工人組織的工作由組建部負責。但截至發稿，倉山區總工會組建部的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於是，中國勞工通訊再致電福州市總工會了解當地快遞工人的組織情況。福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表示，圓通速遞公司總部成立了工會，但具體到某一營業部是否組建工會，要看老板是否和員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快遞行業常見的加盟或兼職形式中，快遞員往往沒有勞動合同，工人很難在營業分部加入工會。有關零散用工，福州市總工會提到，順豐速運有較為成功的經驗。由於順豐基本以直聘方式雇傭快遞員，因此組織順豐快遞員較為容易。順豐近期還開辦了網上新員工入會儀式，工會建議快遞員可以加入順豐公司。然而，如果工人只能用腳投票去跳槽或轉行，那麽改善勞動場所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又從何談起呢？

　　此外，工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許多營業分部老板也不願意組建工會。依托老板建會自然困難重重，如果公司不建會，工人怎樣加入工會呢？針對這一問題，福州市總工會堅持認為，工人只能通過單位入會，沒有途徑給工人個人入會。即使要組建快遞行業工會，也是先成立基層單位工會，再組成行業工會。福州市總工會認為，只有工人加入了工會，工會才能代表工人和快遞公司談判，否則建議工人去找勞動監察部門。福州市總工會職工幫扶中心更認為，工人找媒體曝光已經不是正常維權，要求工人依法維權。工會一再陷入了無法組織工人，無法維護工人權益的死循環。

　　本月，在北京，快遞行業工會有了新進展。在北京市總工會的推動下，北京市快遞行業工會與市快遞協會更新了集體合同，調整修改兩處，涉及職工健康及安全生產。合同表示，「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應推動快遞企業參加工傷保險工作」，並且當溫度低於5℃時，「企業工會應督促企業為快遞員發放相應的低溫補貼或保暖衣物」。可是，對於工資標準，以及按時足額支付工資，這份集體合同只字未提。

　　近兩年來，全國總工會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快遞行業勞動者正是重點群體。可從目前來看，快遞罷工持續不斷，無疑反應了快遞員工作條件的惡化。反觀工會已有的所謂工人「福利」，也只是無法觸及行業癥結的面子工程。

　　阿裏巴巴的全球雄心給歐洲勞工帶來困境和挑戰2018年底，比利時聯邦政府及瓦隆區政府與阿裏巴巴集團在比利時列日機場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阿裏集團推廣的世界電子貿易平臺項目首次正式落地歐洲。作為平臺的一部分，列日機場與阿裏旗下物流企業菜鳥簽署了「數字中樞」項目協議。時任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稱贊，「在數字經濟時代，參與世界電子貿易平臺將增強當地中小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阿裏巴巴CEO張勇表示，與菜鳥達成的1億歐元交易將使歐洲企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並從全球跨境貿易中受益。據稱，列日機場項目建設面積超22萬平方米，將創造至少900個直接就業崗位，以及估計2100個間接工作崗位。目前，工人已經分包給菜鳥，而在求職搜索引擎上，即將運行的貿易中心的招聘廣告以中英文發布。

　　然而，阿裏巴巴來到列日並未受到一致歡迎，當地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這些意見主要是擔憂新創造的工作崗位的質量，以及該中心對環境的潛在影響。

　　和許多歐洲城市一樣，列日是一個衰落的工業中心，鋼鐵廠早已關閉了幾十年。列日的失業率目前超過20%，是該地區最高的失業率之一。

　　政府急需新的就業機會，並將物流行業視為潛在救星。為了讓比利時對阿裏巴巴等電商更具吸引力，比利時對勞動法進行了重大修改。例如，2016年3月，一項王室法令規定，「在配送領域的公司內部，可以在夜間進行電子商務相關的工作」。當年晚些時候通過的De Croo法案為Deliveroo和Uber等「協作平臺」建立了更全面的框架。

　　亞非拉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研究員Cedric Leterme表示，De Croo法案是「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特洛伊木馬，也是為進一步適應新技術而改變法律法規邁出的第一步。」2017年2月通過的Peeters法案進一步加快了這一進程，該法案以犧牲工人利益來提高靈活性，對勞動法規做了極大改革。針對Peeters法案，比利時各大工會表示強烈反對，並進行了罷工、抗議活動，工會稱該法案將使勞工運動「半個世紀」的成就化為烏有。

　　比利時勞動條件的變化符合歐洲整體大趨勢，即為迎合新的數字經濟而提高勞動力靈活性，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通過與阿裏巴巴簽署協議，列日機場開創了歐洲的先例：使削弱勞動法合法化，為該公司在歐洲未來發展創造機會，並進一步強化了大型科技公司對全球經濟的控製。

　　電子商務工作本就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強度大，且隨著自動化發展，工作崗位可能很快消失，而阿裏巴巴正是這一點的狂熱支持者。評級製度、不切實際的工作目標和不斷加強的監控力度，從根本上不利於工人。這些問題在整個行業都非常普遍，例如亞馬遜對其倉庫工人的待遇廣為人知。

　　阿裏巴巴顯然也不例外，「雙11」不斷創紀錄的銷售額令快遞員超負荷工作。今年「雙11」前夕，中國多地爆發快遞員罷工。統計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日常業務量的兩倍。此外，阿裏巴巴利用集團開發的釘釘監控員工，倡導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而馬雲更鼓吹「996」工作製「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電商行業的結構使勞資關系的權力天平進一步向資本傾斜，尤其是該行業大規模使用監控和追蹤技術。新經濟基金會的報告顯示，監控獲得的數據「絕大部分用於為資方牟利」，且「工會和工人可能很難科學地或毫無疑問地證明監控和數據收集損害了工人的福祉。」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阿裏巴巴對比利時工作文化的融入。1998年，荷蘭公司TNT在列日機場設立運營中心，但公司發現很難適應比利時更強的工會存在，其管理方法引來了諸多罷工和抗議。這導致在最終同意與當地工會進行談判之前，TNT威脅要完全撤出比利時。

　　列日機場的工會代表預計，阿裏巴巴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企業工會往往與資方一道，幫助和諧勞動關系，而非實際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此外，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幾乎沒有做什麽工作來改變公司老板對工會這樣的認知。因此，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不習慣將當地工會視為平等夥伴，不擅長處理與工會的關系。

　　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工會水土不服早已屢見不鮮。曹德旺在美投資設廠就遭到工會挑戰，曹直言「在美國，有工會就不會有工廠生產效率的提高」，福耀玻璃（美國）花費百萬美元給員工進行反工會宣傳。而在國內，福耀玻璃組建了企業工會，曹的妹夫擔任工會主席。

　　需要註意的是，在比利時，許多工會正在把焦點轉移到物流行業，更多支持物流業工人，因為物流業是該地區為數不多的就業增長領域之一。然而，Cedric Leterme指出，工會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最明顯的是代際差別，年輕一代的工會會員一般更多熱心於環保運動，而對老一輩人常見的『為了工作什麽都可以』的論調抱有意見。」阿裏巴巴入駐比利時更凸顯了在數字時代的全球市場中工會工作日益增加的復雜性。一方面，工會拒絕接受對勞工權利和工人福利造成威脅的法律，另一方面，高失業率令工會歡迎電子商務公司帶來的新工作崗位，但這些公司對地方政府的間接影響將進一步侵蝕勞動法。在保護工人和保證就業之間取得平衡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工會尚未對阿裏巴巴的到來提出真正的批評。

　　相反，最強烈的反對來自當地非政府組織「觀察阿裏巴巴」。該組織旨在揭示阿裏巴巴對該地區造成的負面影響，組織抗議活動，遊說對阿裏巴巴項目的影響進行研究，並不斷提高公眾對該項目潛在後果的認知。2019年11月，列日機場舉辦阿裏巴巴項目活動時，「觀察阿裏巴巴」指出，「令人費解的是，在一整天所有的演講和小組討論中，勞工始終缺席。」新冠疫情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歐洲各地工會都在努力尋求在保護會員健康的同時，保護他們的生計。例如，上個月，列日機場的聯邦快遞員進行了罷工，抗議資方拒絕提供獎金以補償疫情帶來的額外負擔。

　　比利時目前因疫情再次處於封鎖狀態，當阿裏巴巴希望全球消費者在「雙11」通過其電商網絡購買更多產品時，保護工人權益變得更為困難。

　　製造業轉移，深圳工人抗議大幅減少

　　過去十年裏，深圳常常占據中國工人抗議的中心，而今天，形勢發生了變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議活動主要由工廠關閉、合並或搬遷引發，工人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大量在同一間工廠工作了十幾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別無選擇，只能在工廠宣布關閉時采取集體行動維權。

　　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內遷或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從2015年起，工廠工人抗議數量急劇下降。2015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75起發生在深圳的製造業工人抗爭事件，占當年全市工人集體行動總數的75%。僅僅兩年後，2017年，這一數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今年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記錄到4起深圳製造業工人抗爭活動，占全市24%。自2015年以來，深圳市工人集體行動數量穩步下降，而到目前為止，下降趨勢最為顯著的是製造業。

　　2010年代中期，工廠老板往往在搬遷或關廠時欺瞞工人，工人聯合起來采取大規模抗議，以爭取被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與此不同的是，受到諸多外界因素沖擊，今年製造業出現了工人離職潮。長期以來，工廠工人靠加班工資維持生計。受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在訂單減少、取消加班的情況下，當老板提出裁員時，工人們更傾向於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而非留在原廠維權。「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規模工廠工人抗議發生在2018年夏天，當時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聲援者的抗議示威受到了國內外廣泛關註。

　　然而，佳士事件導致了深圳的勞工NGO及勞工積極分子遭到大規模鎮壓。這些組織和勞工人士在2010年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為工人提供法律建議，整合工人訴求，協助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

　　2019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並被羈押長達15個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獲釋。他們都被判處緩刑，無法再繼續從事勞工工作。

　　隨著服務業地位愈發凸顯，中國整體的工廠工人抗爭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於長期以來政府政策促進產業從低端製造業向商業和服務業轉型，這一趨勢更為明顯。隨著城市地鐵系統不斷向郊區擴展，曾經的工業和製造業中心已逐步轉變為住宅和商業中心。勞動力亦從藍領向白領轉變。然而，建築工人、運輸服務業工人仍時有抗議。

　　盡管整體來說，工人抗爭活動數量呈下降趨勢，但工人面臨的問題實際並未緩解，爭取足額按時支付工資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訴求。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勞動人事爭議立案數急速增長，2019年達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數短暫下降後，第二、三季度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4.7%及20.9%。這一數據從側面反映了勞資矛盾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與此同時，在深圳特區40周年之際，深圳市放寬了對工時製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計劃（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此舉被認為將會進一步加速侵蝕勞動者權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員工發起了「996.ICU」網上抗議，反對工作時間過長、強製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獲得了國內外廣泛關註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爭的未來尚不明確，但可能呈現出兩種趨勢：平臺經濟的運輸工人將繼續采取集體行動，反對公司任意調整工資和工作條件；科技公司員工將持續抗議過長的工作時間，例如反對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並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2020年全球南方工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9月中旬，中國最大的送餐平臺美團有十余名外賣騎手在湖南張家界集體抗議。由於外賣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費及扣薪，導致騎手收入大幅減少。

　　與此同時，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機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舉行了罷工，抗議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費。這次罷工得到了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得到了全國媒體的廣泛關註。

　　中國和印度的送餐司機可能並不知道對方的集體行動，甚至可能沒有聽說過對方的平臺，但工人們不滿的相似之處是不可否認的。工人們對不滿的反應並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議活動層出不窮，聲勢浩大；而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近兩年來，外賣送餐員的集體抗議達到近50次。

　　疫情期間，中印兩國食品配送行業的工作條件愈發引人關註。受疫情影響，送餐服務的需求大幅增長，但平臺之間的競爭給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既要賺錢謀生，又要保護自己不受感染。

　　中國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紓困措施，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然而這些政策對工人的幫助都不大。實際上，迄今為止實施的許多措施反而對工人階級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

　　5月，作為「自力更生印度運動」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總額為20萬億盧比的經濟刺激計劃（約合人民幣1.8萬億元）。然而，這一巨額數字背後，其實是許多現有項目的重新組合，並未給國家財政帶來實際負擔。對於無法在家鄉謀生而被迫返城的遷移工人來說，這套經濟方案無法改善他們的困境。

　　同樣，在中國，5月份推遲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理李克強發表了《政府工作報告》，突出了就業、民生等工作重點。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繼續執行下調企業養老保險費率，今年對中小微企業免征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單位繳費。政府工作計劃主要著力於為企業紓困，針對勞動者，政府雖然強調穩定和擴大就業，但實際幫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鎖，推動放松或中止實施勞動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區，對工作時間、強製性勞動檢查、工作場所通風和溫度、急救衛生設施、洗手間、食堂、托兒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給與豁免。此外，進一步放寬本就輕微的關於裁員和企業倒閉的處罰條例。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是違憲的。

　　莫迪政府試圖削弱勞動保護的力度，將現行44部勞動法律合並為四部涵蓋工資、職業安全與健康、社會保障和勞資關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進一步降低勞動保護舉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勞動法典已於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經在印度議會兩院通過。其中，《工業法規法典》尤其令勞工擔憂，它使雇主在雇傭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靈活性，並使罷工等抗議行動變得極為困難。

　　新法典對非正規工人毫無幫助，他們在疫情封鎖下首當其沖，最需要法律的保護。此外，本應製衡政府不利行為的司法部門則對工人權益基本無動於衷。

　　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似乎正在效仿中國，即在國家勞動政策上，資本優先於勞工。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中國製定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而長期以來，商業團體和一些黨內領導如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等一直鼓吹放松勞動法。這些勞動法律雖然至今在紙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時候根本得不到執行，因為地方政府更關心的是吸引投資和增加稅收，而非保護工人權利。

　　這場大流行為進一步放松執法打開了大門，企業在履行社會保險義務方面獲得了廣泛的豁免。而且，與印度一樣，幾乎沒有跡象表明當局會自願恢復在疫情期間被侵蝕的勞工權利。捍衛勞工權利將取決於工人自身和工會，而正是在這方面，印度和中國開始出現分歧。

　　面對快速變化的全球勞工環境，印度的一些工會已經在努力適應，並采取果斷的措施來保護工人權利。為應對零工經濟帶來的威脅以及應用程序對交通運輸行業的改變，新的工會組建了起來，如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製衣業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種創新的組織方式，以適應該行業快速變化的出口需求。這些新工會的策略和政治派別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和決心，即夯實會員基礎，加強工人團結，直面新的挑戰。盡管這些工會的組織能力仍然有限，要發展成為有效的全國性組織仍需要時間。

　　中華全國總工會，顧名思義，確實覆蓋了全國。中華全國總工會擁有巨大的資源，卻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應對工人面臨的緊迫挑戰。全總近年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主要針對新興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但其組織方式仍沿用過去的一套老辦法。工會幹部坐在舒適的辦公室裏，卻似乎無法有效回應工人的新需求。

　　當山東各地外賣、快遞工人因運費過低或被欠薪而罷工抗議時，當地工會對工人被侵權和他們的抗爭毫不知情。盡管全總將快遞員、網約送餐員列入八大群體，並重點吸納他們加入工會，但仍有地方工會聲稱送外賣和快遞物流的工人不屬於八大群體，工會「解決不了」工人遇到的問題。即使企業成立了工會，在工人權益受到侵害時，工會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疫情期間，工會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工人不被裁員或拖欠工資，也無法確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適當的保護而免受感染風險。相反，工會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基本與其維護工人權利的職責無關，工會工作人員下沈到社區，協助社區工作者檢查體溫，登記人員車輛。而對工人被欠薪、克扣補貼等勞資糾紛，工會要麽毫不知情，要麽無所作為。

　　面對全球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收縮以及不斷擴展的零工經濟的威脅，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強有力的集體應對措施。中國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動，但中印兩國工會和國際工會都需要做更多工作來組織和支持這15億龐大的勞動力。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印度女工的團結、抗議與談判之路對於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及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周邊的數萬名服裝工人來說，新冠疫情及由此而來的封城是一項嚴峻的挑戰。印度政府在6月解除封城後，工人的重擔更是不減反增。對此，現時在班加羅爾和周邊城市達文蓋雷（Davangere）已擁有約3000名成員的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KOOGU）發揮了確保工人權利不受工廠經理沖擊的關鍵作用。

　　疫情期間，班加羅爾的受訪服裝工人表示，資方往往避談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障金的問題，以及在沒有任何通知或支付適當補償金的情況下關閉工廠。例如，來自中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和奧迪薩邦（Odisha）的兩名移民工人便因為工廠突然關閉而失去工作，在毫無收入的情況下，只能屈就於一份工資更低的計件差事。

　　封城結束後，許多工人抱怨工廠經理強迫他們每天加班1至3小時，甚至放棄公共假期，以彌補損失的生產時間。修改勞動法和相關法規的提議由於會削弱工人的法律保護，也是工人的另一個關註點。

　　正如我們在6月的報道所說，許多工廠在恢復生產時未能重新為工人提供交通安排，引起了KOOGU和工人的堅決回應。大多數工人住在偏遠地區，完全依靠工廠班車上下班。在班加羅爾西南部邁索爾路地區（Mysore Road）的Arvind工廠抗議活動中，一名工人說：

　　"我們該怎麽辦？我們不能一直隔三差五地向鄰居乞討食物......他們跟我說Arvind是一家很好的工廠，我們無須擔心。他們承諾會承擔所有責任，並做出必要的安排。"工會的行動確實迫使一些工廠讓步，但交通問題仍然是工人主要關註的問題。

　　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班加羅爾的服裝業有很高比例的女工。因此，KOOGU決心鼓勵女性在工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許多受訪的工廠工人都稱贊工會提高了他們意識，獲得了集體發言權，並且有力地回應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對這些工人來說，工會是一個使姊妹們獲得照顧的組織，而很少需要尋求外界的幫助或幹預。

　　這批年輕工人不少身兼母職，因此育兒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班加羅爾大多數出口導向的服裝廠以往均遵守法律，雇傭30名或以上女工的工廠須設立托兒所，但疫情期間，許多工廠以安全和衛生為由關閉了托兒所，意味著許多找不到日間托兒服務的工人只能待在家裏。

　　疫情間的各種規限也為懷孕的工人帶來特別的困難。工人們相當擔心資方會借機解雇他們。意識到這一風險的KOOGU已準備在懷孕女工被大量解雇的情況下作出政治和法律上的回應。

　　KOOGU成立於2009年，此後成員數量和影響力均穩步增長。2000年代以前，班加羅爾及其周邊地區的服裝業均是面向國內市場的小型工廠和作坊，工人就業不穩定，亦沒有組織。然而，隨著2001年主要品牌進駐印度南部，該行業的生產單位搖身一變成為面向全球市場的大工廠。以往工廠老板們無視勞動法規而不受懲罰，但為國際品牌分包代工的工廠則被要求遵守最低勞動標準。

　　在生產過程中，H&M、GAP、Nautica、Vans和Columbia等主要品牌做出了所有關於設計、風格、縫製類型、材料，以及成本和生產時限的重大決定。這使得勞資關系復雜化，也令工人提出了疑問，比如：究竟誰才是真正的老板，工廠還是品牌？

　　國際品牌的到來也為以往受強烈抵製的工會組織打開了大門，使工人有機會在轉變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訴求，以求解決自己的不滿。由於傳統工會一直無法回應工人的新要求以及未能抓住工會化的機會，KOOGU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在起初發揮了提高工人法律維權意識，以及幫助工人向勞動部門投訴的作用。

　　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回憶道，KOOGU在草創階段不得不面對信息不足、經驗缺乏、工人對工會的普遍規避以及工廠經理的高壓回擊等問題。 KOOGU以逐一處理單個個案的"救火模式 "開展工作，同時支持工人為了達到即時目的發起的抗議和罷工。然而，工會當時缺乏戰略，較少有工人領袖能在分散的鬥爭之上推動工會建設。

　　過去幾年間，由於與國際勞工團結組織的聯系，人們加深了對服裝廠在全球價值鏈中作用的認識。 KOOGU因此從「救火模式」轉向通過發起集體談判來爭取工人的利益，效果立竿見影。工人代表爭取與資方達成諒解備忘錄和集體協議，以確保改善工作條件，包括有效地減少了工作場所內的性騷擾和種姓歧視。

　　KOOGU現在的重點是建立長期、可持續的工會，以民主和集體領導的方式與資方進行談判。這些工廠為全球北方的品牌和客戶生產，國際團結將是服裝廠鬥爭新基礎的關鍵。

　　印度零工工會：以非傳統的工業行動策略回應平臺經濟與之前討論的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樣，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樣在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應零散用工給印度勞動者帶來的挑戰。在過去三四個月中，AIGWU集中組織了從事各類平臺服務的工人，例如運輸、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潔、油漆、木工、管道、電器維修等等在內的家政服務。

　　與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組建由印度工會中心（CITU）牽頭。CITU成立於1970年，隸屬於印度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工人組織及行動策略的全國性工會 。 CITU的會員人數超過600萬，不論是否建有工會的行業都有所涉及。隸屬於CITU的工會一直積極爭取在船廠、港口、礦山、種植園以及公共部門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AIGWU的組織策略不同於傳統模式。傳統中，工會組織往往基於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開展，行動過程由前期的聯署逐漸升級成最後的罷工。AIGWU的組織方式和策略則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於平臺配送員來說，罷工及示威通常是工業行動中的第一步，此舉更能獲得平臺公司及大眾的關註，並間接影響平臺顧客。從明確勞動者的訴求到給工人運動提供政治動能，工會行動中每一步的仔細製定，CITU都會給予幫助，行動策略也因應主要城市之間的地區差異、勞動力以年輕一輩為主而產生變化。

　　AIGWU行動的轉折點出現在八月，當時，Swiggy外賣平臺工人正在多個城市進行抗議。這一系列抗議揭示了從以往的自發行動發展出一個有策略、可持續的工人組織的必要性。一位與AIGWU相關的獨立研究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各個工會之間的協調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設極為重要，要幫助工人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訴求，給他們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動架構，並確保這些訴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間產生，而非來自外部機構。此外，AIGWU還獲得了同樣隸屬於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支持服務雇員工會（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幫助它在社交媒體上擴大影響力」。

　　該位研究員還認為，工會當前有必要挑戰政府和眾多平臺企業——這就需要工會介入決策過程，但更需要註意的是，由於政策文件和實證研究往往與工人的實際需要脫節，工會的目光絕不應該僅限於此。主要焦點應始終放在實地組織上，讓工人們認識到運輸工人而非平臺才是真正的價值創造者。這樣一來，工人和工會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設計當前當前完全由資本主導的平臺系統的具體建議，甚至可以設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臺。

　　AIGWU目前正在擴展中，有報道稱他們希望根據1926年印度《工會法》註冊為全印度工會。註冊工會可被視為法人團體，這樣就多了一層法律保障，能夠具有訂立合同的資格並提起訴訟。而且，註冊工會還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責任。工會的註冊有助於增加在工作場所引入集體談判機製的合法性。但是，註冊工會並不自動意味著雇主的承認，相反，雇主對工會的承認仍需工人的爭取，並通過談判達成協議。

　　工會組織遭多方打壓，緬甸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12月8日，數十名工會會員身著防護裝備、彼此保持著安全距離，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議緬甸勞動爭議處理的核心部門——中央仲裁委員會傾向保護商業利益的一貫立場。

　　類似的抗議並不常見，是次參與的工人來自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央仲裁委員會成員，立即下臺！」，「審查委員會做出的決議！」工人們強調，在新冠肺炎期間，企業試圖解雇工人，尤其是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而仲裁委員會默許了了企業這一做法。STUM的創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說：

　　「委員會的決定顯然有失偏頗，尤其是擺在新冠肺炎期間。工人輸掉了95%的集體爭議案件，這明顯是委員會的不公導致的。委員會不是為工人尋求真相或者公義，而只是無良雇主的工具。」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書長Phyo Sandar Aung也贊同了這個說法。

　　「仲裁委員會在新冠肺炎期間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懷疑的決定。以限製活動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大多被委員會排擠。我們註意到，委員會在裁決案件時，根本沒有將工人代表提交的證據納入考慮。因此，委員會被視為有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仲裁委員會審理的許多糾紛都發生在服裝製造業。由於新冠肺炎導致供應鏈中斷，緬甸服裝業遭受到沈重打擊。緬甸服裝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聲稱，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裝廠永久關閉，導致4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他解釋說：

　　「服裝行業主要依賴於歐盟和美國市場，而今年的訂單數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廠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資和賠償只能把工廠拍賣了來支付，這樣的案件我們至少遇到了4起。」但是，媒體不斷曝光工廠老板以行業困難為由解雇員工，尤其針對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選為Rui Ning緬甸服裝廠工會主席沒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裝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廠聲稱裁員是由於受疫情影響，相關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這是公然打壓工會的行為。

　　他和同事們在二月組織了為期12天的罷工，要求Rui Ning工廠答應工人們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獎金的訴求。

　　「當時我們還不是一個註冊工會，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們。但慢慢地，他們意識到罷工是為了自己的權益，所以，最終罷工有將近900名工人參加。」 Kyaw回憶道。

　　Rui Ning工廠其實有註冊的企業工會，成立於2015年，但Kyaw認為這不過是資方的附屬機構，並不代表工人。 「罷工後，我們試圖對工廠工會進行改革，而裁員正是發生在工人選出新的工會領袖幾周後。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會會員。因此，工廠要打破工人組織的企圖不言而喻。」他說。

　　工人沒有尋求勞動仲裁，正如Kyaw所說：「我們對勞動仲裁程序的信任度為零。」相反，工會會員強調了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工人們獲得了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馬德裏的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幫助。在他們的建議下，被解雇的工會成員設法讓工廠的主要國際買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識到工廠的打壓行徑。

　　「起初，這些品牌沒有對供應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作出回應，但我們利用媒體輿論，維持住了對品牌的公眾壓力，而在工廠內，未被辭退的工友則繼續佩戴頭帶上班，向廠方要求重新雇傭被辭退的工人。」最終，在受到越來越多公眾批評後，工廠同意恢復Kyaw的職務，他於8月4日回廠工作。但是工廠也表示，只有當經濟形勢恢復正常時，才會重新雇傭其他被辭退的工人。

　　Kyaw說：「要是我們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勞。」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這一說法，她還表示，根據她的經驗，仲裁製度是「有缺陷且無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資製衣廠Running Tex解雇，她將案件訴諸仲裁，「在每個階段，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都對我有利。但是，工廠直接無視裁決，並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訴。」在將近七個月之後，民事法院最終以非法解雇為由，對工廠處以1000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49000元）罰款。去年，針對此類侵犯勞動者權益的罰款從100萬緬甸元提高到1000萬緬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說，縱使罰款數額提升了，這仍然是在鼓勵工廠非法解雇員工：

　　「最近，在位於仰光西部的萊達雅鎮（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製衣廠在向政府繳納罰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間，選擇了前者。為了將工會成員拒之門外，工廠仍然願意花這1000萬元。」仰光的大部分服裝廠都坐落於萊達雅鎮，該鎮目前約有100萬人口，也因為過去十年裏高速、混亂且不受管製的擴張，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號。鎮上約有十幾個工業區，共850多家工廠， 超過30萬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從農村遷徙而來，他們住在狹窄的宿舍裏，每月支付5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250元）的費用，合租一個小房間。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慮到仲裁過程如此之長，而萊達雅鎮的工廠老板只需支付一筆罰款即可，「工人對仲裁機製幾乎沒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緬甸《勞動爭議解決法》自2012年實施，由15名代表組成的中央仲裁委員會也隨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兩年選舉一次。

　　根據《勞動爭議解決法》，集體勞資糾紛案件應通過仲裁程序解決，從工作場所協調委員會到鄉鎮調解機構，再到地區仲裁機構，最後是中央仲裁委員會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參與該裁判庭的案件審理。

　　但是，即使是委員會的最終決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製力，對裁判結果不滿的當事方可以將案件一路遞交至最高法院進行上訴，但這一過程繁瑣且耗時。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說：「上訴過程往往花費數年，沒有工人願意這樣做，也沒有能力這樣做。」工人和工會成員認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時他們也在尋求其他途徑保護工人權利。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員之一，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決緬甸服裝工廠勞資糾紛的真正關鍵是結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說：「如果廠方接受工人有權組建一個可以為自己發聲的工會，那麽工作場所中的大多數問題都將得到解決。」她指出，所有簽署了全球產業總工會「行動·合作·改變」倡議（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國際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製定具體的自由結社準則。

　　「一旦結社自由準則標準化，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勞資糾紛都可以防患於未然。」的確，如果工廠老板承認工人有加入工會的權利，有秉著誠意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那麽工人將對工作場所的權利問題有更大話語權，並減少對中央仲裁委員會事後救濟的依賴。

[左翼反共人士]

二零二一年

兩名拼多多員工身亡，「自願」強製性加班何時休？

1月9日，拼多多員工譚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長沙家中跳樓自殺身亡。據公司信息，該員工在拼多多擔任技術工程師，工作地點常駐上海，此前剛結束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網上信息稱，譚某是2020年應屆畢業生，任職於多多錢包項目組。

僅兩周內，拼多多已發生兩起員工因過勞引發的猝死、自殺事件。1月3日，有網友爆料，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張某生前是拼多多當前核心業務之一多多買菜的員工。2020年10月，黃崢在拼多多內部五周年演講上表示，「多多買菜是個苦業務，是個長期業務，也是我們拼多多人的試金石」，並要求公司全員「開啟硬核奮鬥模式」。自去年8月試點上線後，多多買菜項目正向全國火速擴張中。

多多買菜女員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後，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賬號回應稱，「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拼多多官方反復否認這一發言，稱其為謠言。但知乎證實，該賬號為拼多多官方賬號。拼多多又解釋稱， 該知乎回應是拼多多營銷合作供應商員工用個人手機發布。

1月10日，拼多多員工王太虛（化名）在網上發布視頻稱，「因為看到同事被擡上救護車我被拼多多開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護車，他拍了一張照片並匿名發布到脈脈上。其後，主管要求與他談話，並逼迫他主動離職。在視頻中，王太虛還揭露了拼多多強製員工加班、克扣法定節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隸似地逼迫幾乎是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員工的猝死和自殺引發了公眾對互聯網公司超長工時和高強度工作的強烈憤慨。據拼多多離職員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時間超過300小時，達不到就會被領導約談。許多員工因工作強度過高，身體無法承受而離職。公司文化強調員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員工即會被公司開除。

據悉，新興業務多多買菜的工作強度更高，實施「超級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員工連續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業務繁忙時，甚至會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超長工作時間在互聯網企業中屢見不鮮。2019年4月，京東在內部郵件中稱，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後，劉強東在微信朋友圈發聲，「京東永遠不會強製員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

幾乎同時，馬雲在阿裏巴巴內部交流活動上表示，「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麽時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點到晚上9點，一周工作6天的「996」製度工作時間更長的還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2020年9月，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在新浪微博發言，「996算個啥，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並稱「違背員工意願的事兒，不幹！自願奮鬥獲得高回報，支持！」

在公司不斷強化的加班文化中、領導約談和績效考核壓力下，員工顯然沒有「自願」奮鬥的權利，只能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近日，一名自稱小江的應屆畢業生在網上爆料，由於他拒絕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遞辭退。

小江在視頻中表示，「其實我們正常是6點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準走，我就沒有按照他的要求，9點以後再走，我6點就下班了。然後第二天他們就說我的工作態度有問題，把我辭退了。」

毫無疑問，超長時間加班是普遍存在的問題。2019年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5.5%的受訪者每周加班兩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幾乎每天在加班。根據《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製度。」但從實行效果來看，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企業「自願」與「奮鬥」的話術中，勞動者休息和獲得加班工資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華為員工曾夢將其與公司的勞動爭議訴訟案件在網上公開。此案中，曾夢主張加班工資、應休未休年休假工資，最終敗訴。曾夢上訴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再審，被法院駁回。

曾夢與華為公司簽署了《成為奮鬥者承諾書》，承諾「自願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法院認為，「曾夢在職期間已經自願放棄年休假相關待遇，其訴求不應支持」，並因「此案不宜在互聯網公布」而未公開其審判文書。

與此同時，官方亦加強了勤勞奮鬥的宣傳。2020年10月，央視新聞公眾號發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稱打工人「用汗水創造美好生活，縱使疲憊，也倍加珍惜、樂觀面對」。「打工人」一時成為年度熱詞，原本是許多勞動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編下，勞動者被剝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華社就拼多多事件發表社評，表示「讓勞動者超時工作、透支健康，是違法操作，是對奮鬥精神的背離」。然而，實踐中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缺位，令這一批評蒼白無力。

盡管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得不到落實，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修改勞動法，進一步放寬對工時的限製。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修改工時製度的說法雖語焉不詳，也引發了勞動者對於勞動時間權利被進一步侵犯的廣泛擔憂。

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許多員工只得用腳投票辭職走人，但也有科技行業員工嘗試發出集體的聲音。2019年3月，有網友註冊了域名為996.icu的網站，意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創建了「996.ICU」項目，抗議超長工作時間、強製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網友問道：「現在到底有沒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聯網公司在公司裏成立工會的？華為，騰訊，阿裏有工會嗎？」

勞動者對於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的需求是確切無疑的，但工會顯然還未采取行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網站上，未見到有關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評論。

中印電子業工人正走在相同的抗爭之路

上月19日，上海蘋果代工廠昌碩科技發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議。昌碩要求工人從上海轉到江蘇昆山的和碩工廠上班，不願接受的工人除了會被辭退，更有機會拿不到俗稱「返費」的求職補貼，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資方發放補貼。

同樣的大規模抗議也在成都發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資和返費糾紛。由於勞務派遣公司拒付返費的消息在工人中流傳，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續多天抗議。 16日，廠門前突然出現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幾輛大巴，將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帶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協商。

電子業派遣工的抗議同樣在印度爆發。上月12日，印度卡納塔克邦的緯創資通工廠發生一場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數百名已經連月每天工作12小時的工人闖進工廠放火、投擲石塊，抗議長時間的工作、拖欠加班費以及實際工資與招聘時的承諾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兩國電子製造業為了適應產品生產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臨相近的處境。年輕的工人、大學生在旺季時經中介公司招募成為電子廠的工人。招聘時，公司往往誇口工資水平，但實際發放的工資則不如早前承諾。在中國，中介會提出在工作滿指定時間後發放返費。不過，公司要麽在約定時間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麽在約定時間後以辭職名額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繼續再幹一段時間，甚至索性拖延克扣，來逃避支付這筆費用。隨著更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同樣的問題亦必然會在當地日益普及。

中國電子行業　傳統血汗工場的蛻變

不少中國的電子工廠已經由以往那種設備落後、環境惡劣的中小型加工廠改造過來，成為更高科技和現代化的廠房。富士康、昌碩科技等代工廠龍頭承包了集成電路組裝、電子產品總裝、金屬部件和塑膠部件製造等一系列電子產品的生產作業。在這些代工廠的周邊，則有大量生產屏幕、電池等元件及電子業生產用機器的企業。電子代工廠的規模巨大，實際上已經不只是在運作工廠，而是在經營一個為生產電子科技產品而設立的社區。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園區內解決飲食、住宿、體育、娛樂等需要。

電子製造廠由傳統的血汗工場發展至現代化的大型廠房，徹底改變了工人的生產方式。以集成電路的組裝為例，以往單靠工人手工焊接電子元件的工作已經普遍被表面黏著技術（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動化的機器貼裝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類，一個小時便可以貼上四萬個元件，加上錫膏塗抹、集成電路的回溫固定亦已機械化，機器已經成為生產過程的主體，而工人則負責監視、調節及檢查修補機器的錯誤。

整機組裝線則朝更為勞動密集的方向發展。與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同的是，這裏沒有能同時處理多個任務的可編程加工設備，每一名員工都有明確的分工，將電池、主板、攝像頭、屏幕、外殼等零件組裝到一起。電子儀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組裝線配備大量檢測員。以富士康的一些生產線為例，每一名組裝人員的右邊都配備了一名質量檢測員，以此來最有效地減低出錯。由裝配、檢測和包裝，一條接近100米的組裝生產線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有機的機器，一個工人的勞動速度製約著另一個工人，而所有工人則追逐流水線的零件運送速度而勞動。

金屬加工廠區則充斥著各種油汙和沖壓的噪音。以製造智能電話的外框而言，一塊鋼板需要經過拉伸、沖壓、拋光等數個步驟，這些工序都是通過大型而笨重的機械完成的，而工人則在噪音之下不停來回走動操作數臺機器和搬運物料。由於牽涉大量體力勞動，所以幾乎沒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見，由於手機、電腦的設計和製造愈來愈精細和復雜，電子代工廠需要用到愈來愈多的機械和自動化機器，更為高級的機械化生產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細碎，在生產過程中完全隸屬於資本的安排。單調重復的勞動、長期兩班倒的工作，工廠宿舍兩點一線的生活，幾乎沒有工人能忍受這種工廠的生產方式，可以長期工作的則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訪問這樣說︰

「如果能熬過第一個星期，基本就能留下來，但這樣的人超不過一半。 」第一次夜班過後，周明發現有10個工友消失了，都是00後，都通過中介進入富士康，都試圖在iPhone 12發布前賺一筆，最後的結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給下一個人。

密不透風的廠區的夜班生活使無數工人的精神受到打擊：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個夜班後，黃牙崩潰了，「太TM累了」。黃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給iPhone 12打螺絲。這是來富士康的必修課，比半個米粒還小的螺絲，拿幾斤重的螺絲槍去吸，稍不註意，就吸歪了。這樣的螺絲，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個，也就是反復擡手一千多次，幾乎十多秒要重復一次相同的動作。 （...）他無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這意味著之前的工資也沒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這種工作中每個月拿到5000多元。電子廠工作產生了大量細碎、簡單的低技術職位。在富士康鄭州的廠房裏，包括以上所說的焊接、鉆孔、打螺絲等，總共需要約400個工序來生產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產線則要經過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廠。 2016年《紐約時報》采訪鄭州的富士康廠區時，該廠一共有94條生產線，雇用了上30萬名工人。工廠每天有活勞動力招募進廠，又同時將已經榨盡的工人排出，構成了一個流動而龐大的電子業工人階級。

隨著這些大型的電子企業在中國各地都建立起分廠，加上作為配套的零部件廠，整個行業的工人數量已經成長至八百多萬人。

印度電子業　成長中的癌細胞

相比中國，印度電子製造業的規模則要小得多。雖然也有不少電子代工廠進駐該地，但這些工廠所組裝的零部件均要從外地進口。印度大部分電子工廠的生產規模細小，而且都是處於非正式部門，生產環境惡劣，技術亦較落後。 2013年，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報告指出，大部分這些生產單位雇用的人數不足40人，因此不在當地各種勞動法的監管之中。

雖然與中國在差不多時間實行對外開放，但印度選擇發展資訊科技的服務行業，為跨國企業提供軟件和集成電路等設計，同時放開電子硬件的入口。結果，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所成長的電子硬件行業被各種廉價進口零部件沖擊，產量增長大幅回落。即使一些電子零部件廠在印度設廠，所能從事的工作也相當少。以大陸器件廠（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為例，該廠雖然在印度設有完整的零部件生產單位，但由於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來進口，因此工廠生產的價值甚微，工作還是集中在測試和品牌活動上。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中國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來生產工廠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來愈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引入了更先進的生產線設備。在三星高度自動化的組裝線上，工人被預算好的生產節拍時間（Takt Time）追趕著工作目標和進度。手機生產線的節拍時間只有3.5-4秒，意味著每個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個電話送出生產線。工作強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種以往生產時不曾出現的問題：喝水的時間沒有了，連上廁所也不被允許。原本興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無不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的地位比機器還低。

由此可見，雖然不少印度的電子工廠仍然維持著其中小規模的生產，而且由於訂單數量不足而不願意投資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但更大型和集約的工廠已經在印度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大量受壓迫工人的集中，也成為了工人運動和組織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為分散在細小的作坊而難以組織的情況將會逐步消失，中國電子製造業工人曾經及正在經歷的工廠生活亦將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印度發生。

中印工人的集體行動

中印兩國的大型電子代工廠均是工人認識以及嘗試尋求改變的場所。低薪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了中國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連在佛山、封城、鄭州等工廠的抗議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廠爆發了大型暴動。工人發起過短暫罷工抗議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問題，但沒有得到成果，結果在9月23日，因為一群保安對兩個沒有出示員工證的工人拳打腳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義憤。萬多名工人破壞了保安室、生產設施、汽車、商店和飯堂。工廠區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廠門和窗戶均被砸壞，警車被推倒和放火。結果，工人的工資被調高至超過最低工資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廠的抗議潮亦因而出現。隨著抗議越來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變，允許工會成立，即便這些工會完全由管理人員把持，成立過程也充滿問題。

2009年至2010年間，諾基亞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廠房也曾經爆發罷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發起了抗議，使工人爭得更大的集體談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廠承認工會。兩間工廠後來關閉，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電子廠展開組織。

隨著電子產品的生產周期縮短，加上對於這些商品的需求波動更大，電子製造廠均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印度，這些以學生工、學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門形式聘請的工人集合著各種矛盾和不滿。為了承載眾人各種要求、不滿和熱情，電子製造業工人急須找到一個團結的工會組織形式。

在另一些行業，例如印度的製衣業，工人已經組織了工會，並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要求，並爭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業承認工會，壓製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各行業工人的實踐，均可以成為電子業工人集體行動和組織時的借鑒。

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經濟數據。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疫情中，中國成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首次超過百萬億規模，比上年增長2.3%。

去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這些職位可能主要是針對城市居民，因為農民工的規模有所下降，總量為2億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一直在穩定增長中，但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

其中，本地農民工1億1601萬人，下降0.4%；外出農民工1億6959萬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業對農民工，尤其是外出農民工影響更深。去年一直被受關註的失業問題在官方統計中並未顯得特別嚴重，202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4%，12月調查失業率為5.2%，其中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7%，均與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國工人階級去年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去年，中國勞工通訊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議管理方式，71起關於企業搬遷和倒閉等。

在經濟整體復蘇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相對較高，同比分別增長3.0%和2.6%，高於GDP增速，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則為2.1%。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的增長最為突出，分別比上年增長7.1%、6.6%，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3、3.8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微型計算機設備的產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重振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則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

去年，中國勞工通訊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仍然以建築業最多，共358起。當中，關於住宅建設和基建的討薪事件最多，皆為111起。與商業樓宇、室內裝修相關的討薪事件則分別約有30-40起。建築行業層層分包所導致的工資拖欠問題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間火神山、雷神山等醫院建設也出現了同樣的欠薪問題。

製造業的集體行動則錄得87起。在這裏，電子業的抗議同樣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兩間大型電子代工廠富士康和昌碩科技均發生大型合同工抗議事件。短期的合同工為電子廠生產了大量科技產品後，卻出現派遣公司拖欠返費，或工人被迫調遷而可能失去返費的情況。隨著中國電子廠規模愈來愈大，生產的產品更為精密和復雜，企業卻由於機器的普及和產品周期縮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劇了勞資矛盾。

服務業和物流運輸業也備受關註。統計局數據顯示，服務業內部出現分化，部分行業表現亮眼。特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了16.9%，增速快於第三產業14.8個百分點。得益於文職人員在家工作，以及網上消費在疫情間廣為普及，網上消費增速明顯高於整體消費。去年，中國網上零售額增速增長10.9%，明顯高於消費增速。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4.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4.9%。

服務業內部的分化產生了不少勞資糾紛。去年，服務業及運輸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分別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廳和酒店由於人流下滑，生意額大跌，出現倒閉和拖欠工資，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車銷售店等零售批發行業，以及健身房等體育和休閑行業均分別錄得30起和25起討薪、倒閉抗議。

蓬勃發展的網絡電商，則因為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造成嚴重的勞資矛盾和工人抗議。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拖欠，全年共發生了31起罷工、抗議。不少網點的貨物因為停工而堆積如山，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另一方面，近年錄得不少抗議的外賣行業今年則只有3起集體行動。由於外賣行業是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互聯網行業的集體抗議同樣較少，只有7起討薪事件。不過，「996」工作製近來已發生新一波抗議，過勞問題造成拼多多兩名員工過身後，激起社會的極大關註。

財新網指出，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中，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869元，同比名義增長6.6%，高於總體，並據此認為對該低收入群體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實上，情況並不見得如此，統計局的另一項數據指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但考慮到去年通脹率為2.5%，不少工人的實質收入並無明顯提升。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與此同時，收入不平等問題在過去十年間變得更嚴峻。在2013年至2019年間，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34000元，而城鎮居民低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農村居民計算在內，貧富差距變得更突出。2019年，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去年的集體行動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現協調談判的有292起。不過，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動，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們出盡辦法捍衛自己的利益，但工會並未有所行動，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錄得工會介入。

越南工人仍對新工人代表組織的潛能一無所知

新順（Tan Thuan）出口加工區是一個大型工業區，坐落在西貢河環繞的半島上。一個周五的傍晚時分，成千上萬的工人湧出新順出口加工區。幾個工人在途中的自動取款機前停下，取錢過周末。

「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或新勞動法的消息，」在一家家電製造公司工作的年輕女性Ha*表示。

越南新修訂的《勞動法》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允許建立獨立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GCL）的工人代表組織的規定尤其關鍵，被譽為是朝著國際勞工組織（ILO）第87號公約《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邁出的重要一步。

盡管去年簽署的《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都要求越南政府簽署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但迄今為止，越南政府幾乎沒有在宣傳新《勞動法》或者工人代表組織方面做出任何努力。

越南政府沒有頒布任何關於如何建立工人代表組織的法令，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新順工人也沒有獲得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是什麽或如何運作的可靠信息。

由於看不到任何實質上宣傳推廣新《勞動法》或工人代表組織的行動，人們擔心新的法律可能只是當局用來粉飾現實的。

越南獨立工會（Vietnam Independent Union，VIU）也認同這一觀點，該組織是一個旨在改善工人權利的非盈利機構。為了實現真正的變革，越南獨立工會主席Bui Thien Tri說：「有必要向工人解釋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相比，工人代表組織的優勢。工人代表組織的領導人最好是由他們所代表的勞動者通過透明的選舉製度選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自主地為普通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戰。」

Bui Thien Tri補充說，官方工會在工人與公司之間進行調解時很難保持獨立，因為它部分資金來自雇主，且容易受到政治幹預。而工人代表組織則必須是資金獨立和自主管理的。

「工人代表組織必須在良好治理下由會員費和其他財政來源贊助，以確保獨立、問責和透明的原則。」Bui Thien Tri說。

此外，越南獨立工會認為，工人代表組織的工作人員應接受工會技能和集體協商方面的培訓。

在新順出口加工區接受采訪的工人們分享了他們對官方工會的看法，以及工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一千多萬會員。一些人對官方工會表示滿意，另一些人則對其缺乏主動性和責任心感到不滿，但關鍵是沒有人知道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對工人代表組織一無所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我們工作需要的時候提供支持，」Dat說，他在附近的一家服裝製造廠工作。

幾個街區外，一個賣甘蔗汁和新鮮春卷的攤位吸引著新順近200家公司之一的下班工人。

「我還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新勞動法的消息。」來自中部高地、在胡誌明市生活了七年的婦女Nhi說。她在加工區的一家餐飲公司工作，該公司為當地的工廠食堂提供食物。

「公司通常會在有新政策出臺時召集所有人一起解釋發生了什麽，或者把新聞發布在公告板上，讓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公司並沒有就新勞動法的頒布開展這類活動。」她補充說。

在帶著甘蔗汁騎車離開之前，她還分享了自己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提供的支持感到滿意：「我剛剛去頭頓（Vung Tau，一個受歡迎的海濱城市）度假，我想我會得到一筆農歷新年獎金。」

農歷新年是越南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從工廠工人到辦公室白領，每個人都期待著他們的農歷新年獎金。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工人們都期待能收到一份獎金，盡管有些人擔心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經濟的影響會使得獎金減少。

這些獎金是由公司單方面決定的，沒有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參與。許多工人會在農歷新年之後立即辭職，並且將這筆獎金作為找到新工作前的經濟支持。

Trang是一名孕婦，在新順一家摩托車零部件製造商工作，她解釋說，她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一點也不滿意。

「今年我的農歷新年獎金會低一些，過去我們的年終禮物是錢，而今年只是一箱啤酒和一箱不含酒精的飲料。」她說，「我還收到了越南婦女節、中秋節和生日禮物，但它們的價值都在10 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0元）以下，比以前低很多。」

她和同事們已經向公司工會提出了這一問題和其他擔憂，但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事實上，人們提出的要求越多，公司就越想解雇他們，」她說，「他們會努力找出最細微的錯誤，並以此作為解雇員工的理由。」

她從報紙上看到了關於新勞動法的消息，但只是泛泛而談。

「我還沒有從公司得到任何消息，但即使有一個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他們會解雇任何加入的人，」她說，「公司會想方設法使工人代表組織無效。即使在我的工作場所之外存在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盡管我不喜歡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傍晚，Phuong坐在新順的入口附近，瀏覽著她的手機。當集裝箱卡車隆隆駛向加工區內的港口時，小販們從摩托車上向夜班工人兜售零食。

她說：「我來這裏已經兩個月了，在一家生產家用電器零部件的公司做臨時工。」Phuong來自越南最南部的金甌省（Ca Mau），她計劃回到老家過春節，然後搬到毗鄰胡誌明市的工業化程度高的平陽省（Binh Duong）。

「因為我沒有簽合同，所以得不到工會的幫助，」她說，「比如說，如果我生病了，我必須自己支付治療費用。」

盡管如此，即使有工人代表組織，她也不會加入，「我完全不了解工人代表組織，也不知道在裏面該做什麽。」

顯然，到目前為止，工人代表組織的潛力仍未開發。如果EVFTA和CPTPP的其他簽署國對越南正式批準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持認真態度，他們有必要向越南政府施加壓力，確保工人充分了解新的《勞動法》，並了解加入獨立的工人代表組織而非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下屬工會的優勢。這反過來也可能給官方工會帶來更大壓力，使其更好地代表工人，並確保那些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工人得到充分保護。

新疆建築工人頻繁欠薪，寒冬下討薪受阻上網求助

長期以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新疆地區錄得的抗議均較其他省份少。不過，自從添加了工人求助地圖後，我們在網上搜索到不少新疆地區的求助事件。由求助地圖正式設立的3個月以來，共錄得178起事件，當中新疆有18起，約占一成，絕大多數事件均與建築行業欠薪相關。

且看這位建築工人在微博上的自述：

本人於2020年3月17日，到新疆淩雲設計有限公司德港萬達廣場工地在中亞南路與廈門路交界處，我們是做幕墻的農民工。 2020年7月16日因疫情影響隔離至2020年8月31日，淩雲公司項目經理（…）就各種理由不要我上班了。公司以各種理由拒付我工資66258元工資還恐嚇，我們也到勞動監察去了，也是同樣的恐嚇，也去了信訪局，最後公司說考勤是假的，就拿考勤說事，一到勞動局，勞動部門負責人人就說讓我走仲裁，一個不想給工人工資的公司我們農民工在哪裏去找那一大堆所說的資料證據。

一個月的討薪之路，很辛苦，有的時候一天吃一桶方便面，最後沒錢吃飯就在沒錢吃飯的同時暫停了討薪之路，在社區領導的勸導之下一邊上班一邊等通知，就到朋友介紹的工地上班，現在又要回到烏魯木齊繼續討薪之路（…）

除了去新疆打工的建築工人，包工頭也在網上求助：

我在烏魯木齊市的廣匯房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建築安裝工程公司，於2014年至2016年的9月，分別在火車南站的鴉山郡幹4.5.6樓及車庫和商鋪，及東大梁香悅灣工地13樓的所有支模板承包人工勞務和耗材，共計是：482.8萬元。公司工程建築大包老板（…），我合同簽定人及工程技術負責人（…），公司工程建築會計（…）長期拖欠我農民工勞務費：121萬元。

我在這3年裏找遍烏魯木齊市的相關部門及兵團相關部門和領導，遲遲得不到解決，它們的關系背景黑實力強大，並且還惡人先告狀把我多次告上法庭，法院的法官們不調查實際情況查明實際證據，還誤判決我倒欠幾十萬元，我經過幾次上訴法院法官都維持了原判，法官們都不采納我提交的領條和銀行流水正[證]據，請問我們拿勞務費的人還能提供什麽正[證]據才是正確的呢？ （...）

從工人的自述可見，中國建築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後形成的層層分包所造成的欠薪問題，同樣在新疆發生。而且，考慮到新疆整體的維穩壓力較其他地方來得更大，這些工人要有效解決問題可能更難。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一般遷移到新疆的漢族工人均是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和工人。他們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集中在北疆地區開墾土地、耕作、建屋等生產活動，以及守衛邊境。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於蘇聯解體，早期對外開放的新疆便成為新成立的中亞國家的重要經濟聯系。設立了對外貿易企業的生產建設兵團，以及當地的維吾爾人均增加向中亞國家出售消費品，並輸入這些國家的鋼材、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材料。新疆的陸港、鐵路、機場和高速公路等運輸倉儲設施得以發展，城市裏的餐廳、商鋪等服務零售業也同步增加。

來新疆打工的漢族工人成為了各類高樓大廈的建築工、運輸貨物的貨車司機和餐廳員工。新疆城市的舊社區在這個過程中則被連根拔起，塔裏木盆地的一些巴紮（集市）也在城市更新中被清除，成為新式購物中心和住宅。兵團農業同樣在此時急速發展，經濟作物如棉花和蕃茄的種植規模愈大愈大，吸引了更多農業工人來到當地定居和耕作。

到了2000年，西部大開發的計劃推動了更多基建項目上馬。新疆的能源開發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環。石油氣田以往集中在北方的克拉瑪依，該地亦是石化中心。上世紀90年代，由於在塔裏木盆地發現了大量石油資源，石油開發向南疆擴展，嚴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開始了高速公路的鋪設。石油的開發打通後，該地的油管、天然氣管建設又持續進展。現時，該地已經成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地，天然氣產出占全國產出六分一。據稱，塔裏木盆地的石油現時只是探明了22%，而且不少藏有石油的地層極深，超過地下1萬米。不過，中國石油上年宣稱已經能開采到這個深度的石油，可見該地的能源開采將更為擴大。

更多基礎建設工程向南疆深入，使這個地帶的漢族居民明顯增長。例如連上喀什的鐵路通車後，漢族人的住所、市場便在當地不斷落成。政府與發展商就發展問題上達成協議，各種售賣酒精、漢族食物和其他現代化商品的商場和購物中心落戶，小型商店主的利益往往在這一過程中被犧牲。

新一波的經濟發展對於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各異。對不少維吾爾族人而言，他們的生活成本不斷增加，但基建計劃，特別是能源項目，卻將他們排除在外。即使在南疆一帶的大量建築計劃以往亦被指排斥維吾爾工人。

或許由於以上原因，中國勞工通訊在網上找到的求助訊息基本上是來自漢族工人的自述。這些工人從其他省份到當地短期打工，但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公司以各種理由拖欠工人的生活費和工資。一些工人停工抗議後，公司有時會發放一部分工資，然而剩下的部分卻不斷拖延。新疆到了11、12月份，氣溫便急劇下降，但工地往往沒有什麽供暖器材。此時，當工人在勞動部門繼續碰壁，零下十幾度的天氣迫使很多人放棄離開……

新疆數十年來的經濟開發，除了成為了當地民族矛盾加深的背景，同時也造就了一班用完即棄的工人。新疆的建築工人在欠薪時共同行動，但當地維穩的局面、缺乏與勞動部門周旋的余裕，均使他們屢受挫折。工人求助地圖記錄到，一名在昌吉市討薪的建築工人家屬在微博上表示，由於老板拒絕執行工資調解的結果，迫不得已把父親的經歷放上網。結果，公安局三番四次打電話給他的父親，要求將帖子刪除，否則會向其子女（發帖人）報復，使工人的家人相當恐懼。不過，由於拖欠的工資相當重要，他們仍不得不繼續在網上求助。

2017年，自由亞洲電臺《勞工通訊》便曾因為一名在新疆吐魯番工作的湖北司機在工作期間病倒身亡而致電當地工會。在采訪過程中，發現當地工會並未自行組織到企業檢查勞動合同的簽訂情況，而是與勞動行政機關共同每年執行兩次檢查。因此，這位身亡的工人在過身前仍然沒有勞動合同，相關工資也沒有得到發放。

同一時間，由於涉事的吐魯番托克遜縣神華黑山露天煤礦並非實際聘請該工人，而是把工作承包給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再由後者聘請工人。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總部實際位於北京，在承包新疆的工程時亦沒有向當地工會備案相關的項目和工人資料，因此當地工會對事情完全蒙在鼓裏。中鐵雖然設有工會，但該位司機是否加入了工會仍然留有疑問。由此可見，在建築公司於省際之間穿梭，以及層層分包的結構裏，工人不僅不被當地工會所組織，也被企業工會忽視，即使出意外要尋求幫助仍然相當困難。

現時，中國勞工通訊的求助地圖只能找到新疆漢族工人的求助事件，但相信當地不同民族的工人亦遇上同樣的問題，或許情況只會來得更嚴重。礙於工人的分隔狀態、語言隔閡及各種民族的壓迫、沖突和偏見，我們將需要更多這方面的消息使工人之間相互理解。

出租車司機控告交通管理處及報章，在法庭直斥行業亂象

上月25日，河南許昌市一名姓常的出租車司機起訴《許昌日報》和公共交通管理處的案件在魏都區人民法院開庭。

這是一起極少見的出租車司機行動。這名出租車司機沒有聘專業律師，親自上法庭辯論。司機表示，《許昌日報》一篇報道列出自己的車屬於未審檢車輛，他指該資訊不屬實，唯報社拒絕修正。司機要求兩名被告賠償經營損失3000元，並承擔訟費。

同時，該司機略顯生疏和笨拙地在法庭斥責出租車公司的亂象。出租車公司逼迫司機交納所謂的管理費，假如司機不交，則不會獲得審理營運資格證，並被公共交通管理處查扣車輛。這次《許昌日報》的報道也是要脅的一部分，且聽這位司機的敘述：

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對我們曝光真實目的。他們與出租車公司串通一氣利用審理營運資格證手段。要挾我們交管理費，(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費國家早2006年明令禁止的亂收費行為)不交就不予審理營運資格證。他們還違法的查扣車輛，逼迫我們交管理費，很多車主司機被查扣以後被逼無奈交了管理費。 （...）

今天晚上我的同行剛剛也發現他的車號被曝光，他車輛的營運資格證已經審驗過了。為什麽也被曝光了呢？因為交了錢，證審了，之後又沒有交錢，又被曝光，這充分證明他們惡意曝光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收取管理費。公司經理都說″你們看到報紙曝光了嗎？趕快交錢吧"。這就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他們為了金錢官商勾結，還有什麽違法的事情不敢幹呢？

我們感受到的是暗無天日。我們度日如年。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無法養家糊口，無顏面對妻兒老小。 2019年到2020年，連續兩年我們有兩位同行，累死在工作崗位上、死在了車上。而我們沒有聽到看到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有任何表示。

中國的出租車司機雖然付出高額的金錢買下車輛，但由於出租車要在路上行走得掛靠具有相關資格的企業，出租車公司於是以此來控製司機的經營權，同時設立一堆巧立名目的收費，包括維修費、管理費、保險費、GPS費等來榨取司機的收入。今年1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20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便有7起要求經營權及產權合一，以及不滿公司亂收費。

出租車司機近來面臨的新問題則來自強製更換電動汽車的政策。政府指定的電動車公司均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車輛續航力差，每天要充兩次電，一年便達到五六百次，但動力電池充電壽命約莫只有八百次，這意味著車主一年多便要為報廢的電池付出高達五萬元的更換費用。有的車輛每一萬公裏就得做一次保養，費用150-170元，但其他公司則不需要，司機大為不滿品牌經銷商多收取的費用。

出租車司機雖然支持新能源汽車，但不滿政府不管司機的抗議。河北唐山市的司機總結了幾個問題：一、續航裏程只有廠家稱聲的一半；二、車輛難以上高速公路；三、電動車是否能安裝柴暖；四、電動車的後續保險和維護補貼。數十名出租車司機在1月6日聚集在唐山市交通局門口抗議，拒絕更換電動出租車，相關的抗議上月錄得5起。

行業的另一項變化來自電動單車的投放。中國勞工通訊去年8月曾報道司機集體抗議電動單車帶來的競爭，這類集體行動並未有停止，上月亦錄得4起。1月11日，河南省鄧州市的出租車司機自發組織起來，收繳了城市裏的共享電動單車，將它們拉到郊外一片空地上統一存放。1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發生了另一起集體行動，出租車司機圍堵三輛滿載共享電動單車的大貨車，阻止它在城市投放。其後，司機繼續到周口市淮陽區交通局辦公大樓抗議。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不斷抗議黑車司機蠶食他們的市場，這些集體行動的規模可以很大。 2019年12月，黑龍江哈爾濱市一名未註冊的司機因為爭奪顧客而與另一名出租車司機打鬥，立即引起兩千多名出租車司機同行到場聲援。

不過，司機們行動的成效有限，他們或者可以要求政府對新的競爭對手多加規管，卻不能阻止愈來愈多的新企業加入載客服務的市場。近年網約車以至電動單車的出現，使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空間更為狹窄。

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出租車司機並非工人，他們的集體行動以取得徹底的車輛產權和經營權為最終目的。不過，司機的生存狀況則不比一般工人要好多少：日漸減少的載客機會、油價成本問題、各種掛靠公司收取的費用等等，都使他們的收入不斷下降。不少司機均是下崗、離職和退休工人和退伍軍人，勞動部門和工會需要介入及維護他們的利益。中國勞工通訊就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起出租車司機要求經營權的抗議致電了當地工會。受采訪的工會人員表示他們沒有收到司機的求助，因此無能為力。雖然亳州市在2015年創立了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但看來這個工會聯合會與一般司機是脫節的。

疫情防控下的春節，返鄉與就地過年的工人

春節將近，與往年不同，「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正在被「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所取代。

老家位於湖北十堰竹山縣的美團送餐員鄒先生今年過年準備留在公司了。鄒先生稱，往年基本都會回家過年，但今年由於疫情，父母也沒能回老家，因此春節期間準備繼續加班送外賣。根據公司政策，春節假期出勤且達到訂單量要求，每天可以獲得200元的補貼。

鄒先生入行已經兩年了。在他看來，做外賣員收入還不錯，但工作相當辛苦也有風險。他平時每天上午十點半開始送外賣，一直送到淩晨兩三點。為了快點把外賣送到顧客手裏，路上騎車的風險不小，公司給他們投了意外險。根據他以往的經驗，過年期間點外賣的顧客會比平時少一些。

今年選擇就地過年的人不在少數。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數據顯示，春運前三天全國鐵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別為308萬、283萬和296萬人次。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網站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對春節返鄉人員管理做出了要求，規定返鄉人員需持7天內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返鄉，並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核酸檢測費用自理。

所謂返鄉人員，是指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鄉人員；二是來自本省內中高風險區域所在地市的返鄉人員；三是本省內的進口冷鏈食品從業人員、口岸直接接觸進口貨物從業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從業人員等重點人群。該界定引來了按照戶籍劃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評。

政策出臺後，多地醫院核酸檢測爆滿。封面新聞報道，上海閔行區某醫院千人排長隊進行核酸檢測。醫院保安表示，淩晨三四點鐘就有人來排隊，都需要核酸檢測報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網友反映，過年回家還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層層加碼」、「一刀切」。從7日核酸檢測收緊到3日內檢測，居家健康監測變為集中隔離或進一步延長，更有地方直接對外來車輛勸返或言明禁止返鄉。

1月27日，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趙辰昕在聯防聯控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各地方在政策執行時，不能擅自『加碼』，更不能『層層加碼』，甚至有的地方還采取『一刀切』措施，這是堅決不允許的，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

官媒亦多次批評地方政府擅自「加碼」、「一刀切」是懶政，本質上是甩鍋、不肯擔責。官媒多次發聲，亦從側面說明今年人們想要春節返鄉遇到的重重阻礙。

對低薪工人來說，核酸檢測的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以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上海為例，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團圓，做一次核酸檢測的價格即高過工人一天的工資。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2480元/月，相當於日薪114元，而核酸檢測的費用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慶農民工想要回家過年，火車票加上三次核酸檢測的開銷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體統計，2021年來，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肅、陜西、貴州、湖北、黑龍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機構下調核酸檢測費用，有9省份公立機構單樣本核酸檢測最高限價下調至80元/次。北京、陜西、保定等地將核酸檢測費用納入醫保。

不過，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正式勞動關系等原因，農民工參加職工醫療保險的比例低，許多人僅在家鄉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職工醫保相比，城鄉居民醫保雖然覆蓋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檢測費納入醫保對農民工的幫助不大。

對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來說，一年到頭，只有春節才回家與家人團聚。老家在湖北雲夢的建築工人黃先生半個月前才回到家，他屬於低風險地區的跨省流動。在海口上車前，他自費做了一次核酸檢測，並與老家這邊的社區報備了行程。到家後進行居家健康監測，社區也安排免費做了核酸，七天後再次測了核酸。黃先生說，做了核酸檢測「互相都有把握」，「要對家裏人負責，也對家鄉負責。」

1月25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做好人民群眾就地過年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風險地區群眾均應就地過年，把人員流動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員流動導致疫情傳播擴散；中風險地區群眾原則上就地過年，特殊情況需要出行的，需經屬地疫情防控機構批準；低風險地區倡導群眾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行，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人員要帶頭就地過年，確需出行人員原則上不前往中高風險地區。

為了吸引外來務工人員就地過年，許多城市向非本地戶籍人員發放補助補貼、消費大禮包，送手機話費、流量，推行旅遊景點免費，甚至出臺落戶積分加分政策。各地工會亦開展多項活動，留外來務工人員在本地過年。

「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與其返鄉隔離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賺四五千」，成為新的網絡流行語。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門發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的發三倍工資，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而不補休的，支付不低於200%的加班工資。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勞動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資。例如，互聯網行業以超長工作時間的「996」「715」工作製聞名。不滿於超長工時和高壓的工作環境以外，追討加班費也是員工的主要訴求。由於公司牢牢掌握製定規章製度的權力，更巧立名目「自願加班」，而員工方面難以掌握加班相關證據，陷入討要加班費勞動爭議的勞動者往往無功而返。

除了加班費，春節前也是工人追討工資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了68起討薪事件，占全體事件約76%。而近期設立的工人求助地圖發現，1月以來收錄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達95%與討薪相關。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頭葉先生今年準備在廣東江門過年。葉先生說：「過年回不去了，工程款還沒結出來。」葉先生在當地做一個水務局的汙水工程，工程做了三個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經完工，但工人的工資和工程款都沒有結清。葉先生介紹，他們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設方只給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費，讓工人們先回家過年。

只有包工頭葉先生和其他幾名合作夥伴還留在廣東，與建設單位、業主單位協商工程款事宜。葉先生稱，「今年疫情不願意再回去（過年）了，不想跑來跑去的，過了春節又要開工了。到時候（春節後）過來再隔離了就麻煩了。」

建築行業的欠薪問題根深蒂固，盡管《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去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政府亦提出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但及時足額按月發放工資對大多建築工人來說仍未實現。受到就地過年政策影響，今年的春節前討薪高峰是否會持續更長時間仍有待觀察。

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殺馬特：和《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的對談

十年前的中國，殺馬特群體曾以五顏六色頭發、誇張的服飾打扮自己。而網絡上，民眾賦予他們的是嘩眾取寵的評價，他們「工廠工人」「90後農民工」等身份，也瞬間淹沒在了輿論中。直至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出現在熒幕上，大眾才記起這個被自己嘲笑、諷刺過的群體，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各異的造型背後，經歷極其雷同的「第二代農民工」故事。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從2017年起，完成了近80個殺馬特采訪，又通過從殺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購買視頻的方式，收集了工廠流水線及工人生活錄像915段，拼湊出了一副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群像：十二三歲離開農村前往城市，進入工廠打工，又因為未成年，只能選擇規模小、工資低、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的工廠工作。而在離開家鄉之前，他們往往經歷了十余年的留守兒童生活——身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父母外出務工，他們留在鄉下和爺爺奶奶輩生活。疲勞且乏味的流水線作業讓工人開始嘗試各種殺馬特造型，誇張的頭發令他們在人群中變得獨一無二，也帶來了旁人的關註、自身面對世界的勇氣、殺馬特家族成員之間的互幫互助，這一切都是曾為留守兒童、在機器運轉及工廠製度面前孤立無援的他們從未享受過的。

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中，殺馬特的自述占據了絕大部分，這也讓觀眾第一次看到了如此體量龐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討薪被打、工傷等一系列的經歷之後，殺馬特們不約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無意義。「我在工廠裏面，幹十幾年，一直都是普工，沒有上升的機會。」

縱使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每個月放假不超過四天，工人們仍無法憑借打工換來的有限財富實現任何目標。這也帶出了第二代農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輩外出務工足以實現回鄉下蓋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標，但新一代農民工的有限收入，連在四五線城市安家落戶的成本也負擔不了，在當下工廠製度下辛苦打工、賺錢到頭來成了什麽也實現不了的無用功。

因此，以發型和服裝武裝自己，成了工人們為數不多表達個性的機會，也成了他們對不合理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導演說的：「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為了保留發型，他們願意犧牲工資更高、但對工人裝束有所限製的大工廠；為了玩殺馬特，他們有勇氣辭職離開工廠，絕不輕易放棄在殺馬特文化中獲得的自由；在玩殺馬特的過程中，工人們甚至自我組織出了家人般的關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論……殺馬特周旋在發型與工廠之間的經歷，是工人群體用身體對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縱使社會主流始終將農民工擺在邊緣位置，他們強大的主體性卻從未消失。

導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問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殺馬特史？我想跟大家說，我拍的不是殺馬特史，我拍的是殺馬特講述自己的個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後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兩個小時的紀錄片成了我們窺見殺馬特、窺見中國年輕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殺馬特背後一系列橫亙在社會中的區隔：農村與城市、工廠區與市中心、農民工與白領工人……中國勞工通訊與導演李一凡進行了對談，與他聊了聊中國工廠以及中國第二代農民工。

殺馬特：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

中國勞工通訊（下稱「中」）：第一次看《殺馬特，我愛你》可能是「獵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們嘲諷的殺馬特是什麽樣子，但繼續看下去覺得，這部絕不只是殺馬特的freak show。您訪問到的時候，殺馬特們已經不是當時的樣貌，他們又變回了一個被社會規訓的生存狀態。更重要是的您訪問的工人，甚至不僅是工人，是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您在結尾很刻意地提及，他們作為留守兒童和第二代農民工的歷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農民工有什麽不一樣？

李一凡導演（下稱「李」）：第二代農民工和三四五線城市進程的人有特別相似的地方。第一代農民工出來打工比現在更艱苦、勞動保護更差，但他們內心還是有目標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拿打工錢出去修個房子、娶媳婦、把小孩養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個小生意。比如我們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農民工在那兒從打工開始，到自己辦個小廠、家庭廠或者做個小包工頭，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業務，做得不大但也還行——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軌跡，他們的目標可以部分實現。

第二代農民工的狀況特別不一樣，他們不想回家，他們出來見過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個月三四千塊錢，一年下來在深圳也買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賺的錢是算得清楚的，那這個錢他賺來幹嘛？他特別沒有意義，辛苦掙來的錢也可以隨手花掉，尤其是對稍稍有些想法的人來說，這些錢一點用處都沒有。片子裏面殺馬特穿的衣服上面寫什麽？「何以解憂？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時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賭博，也有些人最後成了「三和大神」，錢全部輸光、沒辦法回家、連身份證也壓上了。

大部分的殺馬特不知道怎麽做，他不了解城市，他來自於農村社會，而工廠區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塊飛地，大部分工廠區原本也就是農村，對於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發展他們沒有更多的認識。而第一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城市發展剛剛開始，所有東西都在重新設計、有各種各樣的縫隙。現在的狀況已經很不一樣了，縫隙很少。

殺馬特看起來沒有三和大神那麽絕望，是因為他們都很年輕，他們還想「我去試試吧」，但是在試的過程中他又知道沒什麽好試的，可年輕麽，他還是要去試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麽都不試了，但也只是一個年齡的問題。大部分殺馬特現在不玩殺馬特了，可他們玩的時候都太小了，現在也就二十四五歲。我們見到的絕大部分殺馬特，二十五歲後走上正軌，為什麽是二十五歲？因為到了這個年紀，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廠四十八歲以上的人幾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沒有打工的收入，農業收入又無法維持生活。殺馬特不僅要維持個人，他還要維持父母養老，還有傳宗接代這些在農村的「偉大」任務。所以大部分殺馬特在這個年紀都回鄉、結婚或者結了又離了，至少在想這些事情，也有回鄉了也沒找到媳婦，因為還沒掙到錢，只能安安穩穩在工廠打工，因為家裏真的需要金錢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傷的工人說，可能年齡太小了，連勞動局是什麽都不知道。這也是我們NGO的人都遇到過的困難：工人們真的不太知道勞動局、工會。盡管我們可以去質疑這些機關部門到底發揮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這些既有的機製。像影片中殺馬特的情況，他們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間的互相幫忙還是非常可靠的。當下，更多工人會把自己被侵權的經歷發在微博上，試圖進行求助，但回應寥寥，他們被打撈的幾率是很低的。

李：現在比10年前，還是要好一些。我認識周立太，那個給民工打工傷官司的著名律師，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展覽，是一萬份工傷案件的卷宗，他有一個很小的博物館，都是關於勞動糾紛、工傷賠償的卷宗（中國勞工通訊註：寶安勞務工博物館將周立太律師處理的上萬件的勞動爭議仲裁及訴訟的卷宗作為館藏）。

在我們後期剪片的時候，片中一位告訴我們，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個月，手受傷了沒得到賠償，一分錢沒拿到、被趕走，還差點被打。這種事情在（幾個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殺馬特說，他們一班殺馬特老去幫朋友討工錢，殺馬特之間的聯系、幫忙還是很緊密。

工人的實際情況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樣，我們想象的是買社保、買醫保，每年就這樣順著做下去，其實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會辭工回家的，他沒有連續工作的。工人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說長期工，每年年底的時候廠裏面只放一個星期假，但你趕回家趕回來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為工人回到城市還要再回到小城市，還要再從小城市回到鄉裏面，加之農村中的交往很復雜，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辭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醫保，因為斷保之後要轉移也很麻煩。

而且加工型企業很多是訂單製，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別忙，有訂單他就招人，這樣就會集中了一大批臨時工，工作兩三個月。這些地方勞動法的保護就特別模糊，而且這樣的群體特別多，是工人裏面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在這個地方受到了各種（侵權）事件，很難得到保護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勞動）中介招募的，中介負責發工資，這些中介還多少帶有一點黑社會或者其他性質，你跟廠裏面沒法扯皮。

中：羅福興有一個說法我很感觸，他說大家從農村「出來進廠」，這一出一進，殺馬特是沒什麽選擇的。

李：其實大部分殺馬特都認了，這個命都認了，真的沒有什麽更多的想法。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改變，是結構性的問題。

殺馬特的主體性：以身體回應結構性問題

中：「自由」是《殺馬特，我愛你》裏面工人提及的高頻詞，好像現在談「自由」這個詞的，除了文藝青年就是殺馬特青年，是一個很兩極的觀感。

李：殺馬特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點想法、有一點點文藝、身體有一點點敏感，他和一般特別老實、一點想法沒有的人有差別，一點想法沒有反正別人幹嘛我幹嘛、我爸叫我幹嘛我幹嘛，但殺馬特這班人在思考，他們身體敏感，所以對這個處境做出了反應。城裏面我們看到的反應最強烈的是文藝青年，這個道理是一樣的，身體敏感，他對自己的處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這個事兒沒有意義，他會主動做出一個回應。這個回應各種各樣，辭職、到處流浪、幹脆放棄、自殺、玩殺馬特這是一代人的狀況。中國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驚人，這也是身體作出的反應。

中：我原以為影片會結束在殺馬特群體在網絡上遭受攻擊、殺馬特家族遭遇解體那裏，沒想到您後面還用了了半個小時，去呈現當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殺馬特。這個是很令人難過的，仿佛殺馬特們又一次喪失了原本屬於自己的空間——殺馬特曾經聚集在夜晚的溜冰場、周末的小公園，這些已經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現在他們連實體的空間都沒有了，只能轉移到虛擬空間中。同時，殺馬特個體之間的聯系，肯定更難維系，當下是更流散的狀態。

李：製作過程中，朋友們看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認為「只要工廠（的部分）就夠了，這些（線上）亞文化的東西不需要講」；還有一種是相反的，覺得需要從殺馬特亞文化中看到他們的主體性。我兩個意見都沒聽，因為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如果沒有工廠，殺馬特們不會是後來的狀態；如果看不到殺馬特後來的生活、精神狀態，你不會體會到他們在工廠有多痛苦，他們在工廠工作的時候多麽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沒有後面這部分，我們很難看到他們從殺馬特的審美、愛好中體驗到的東西。我做的時候覺得，沒了這部分，你實際上是不相信他們的主體性、不相信他們的生命邏輯。你相信的話，那他們這段生命就是有意義的，所以這部分我一點都沒有省，他們如何掙紮、怎麽轉向商業，包括轉向商業中間的糾結。

中：我的感覺是，殺馬特們退了一步，然後再退一步，他們越來越往後。

李：對，這個「退」的過程才有糾結和掙紮，他們想要逃離工廠的想法有多強烈，其實是在後面這個過程中體現的。

打工的無意義：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說工廠在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論是對您這樣的紀錄片工作者，還是我們這樣的勞工NGO，了解工廠內的生活都是困難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觸工廠工人的時候，他們會對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設法進殺馬特的群，但怎麽也進不去——殺馬特們對主流社會的態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當然也有曾經受到傷害的切實感受。但反過來說，城市人對工廠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沒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領工人不會用「工人」一詞來稱呼自己，他們不覺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與相對主流的社會之間的）壁壘是雙相，您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至少這部片子播放後，一定程度上還是沖破了這個壁壘了。

李：我開始沒有想到城市白領看了之後有這麽強的反應，放映過程中不斷有人反饋，才令我體會到除了階級和剝削之外大家共同的處境。白領工人從三四五線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運無法把握、打工沒有意義，這種處境（工廠工人和白領）特別接近——你掙的錢永遠不可能買房子、永遠不可能安家，你賺的錢永遠只能吃喝玩樂，不可能做個事業——你的錢不能去買個門面——這種無意義他們特別接近。打工的無意義是這代人的問題，是東西部差異這種整體國家結構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領也好，沒上過學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樣的。

中：影片出來後，很多人覺得工人們仿佛哲學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沒有想的問題，盡管工廠生活比「996」更誇張。為什麽這部影片給了很多非工人群體當頭棒喝？可能是因為它非常反雞湯，當我們聽了太多「996是福報」的論述之後，工人們用兩個小時一直在跟你說：真的賺不到錢、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輩子買不起……這些對自身冷靜且清醒的認知，縱使聽起來悲觀，但其實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筆賬。在城市擁有有語言霸權的當下，我們太少聽到認真地、並非開玩笑地講出「我買不起房」這個問題。

李：他們那麽小出來，社會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歲進廠，他被毒打十多年了，這和從大學校園、只擁有書本及二手經驗的人是不一樣的。殺馬特有很完整的經歷，這對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很多人可能覺得工廠挺好的，招工啟事都寫「保六七千」，但是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請假一天扣三天（工資），還扣你全勤獎，七七八八扣完之後你根本拿不到這個錢……這個都是他們的經歷，他們看得清楚，真的是社會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幾線城市，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家裏保護得還是相當好，農村不管罰不罰款至少生兩個，父母有需要出去掙錢把他變成留守兒童，父母要保護也保護不著。因此，殺馬特對生活的認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對世界的懷疑比同齡人深刻得多。

中：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評已久，但名校畢業生還是趨之若鶩。陷於「996」的勞動者也很難像殺馬特一樣，因為要玩殺馬特就直接辭職，他們完全沒有殺馬特那麽勇敢地去作出改變。

李：殺馬特中間很多人身體可能到了極限，工廠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一個月休息一天，身體真的無法支撐，「996」總體來說也沒有到這個程度。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你有多誇張你就有多孤獨。很多人會說「我也玩過殺馬特」，但殺馬特就會說「你不是殺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燙了個頭，你頭發都沒有立起來過」。立起來是不一樣的，立起來需要比燙個頭、染個發大得多的勇氣，你內心的渴求達不到那個程度，你立不起來。所以，殺馬特也好，農民工也好，他們的處境是我們想象以外的。我都覺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後我還是覺得我不夠了解，「我很疲勞我很疲勞」像句廢話一樣，但你真的在那裏，你就是有那麽疲勞，不去不覺得。我有一個雲南大學碩士畢業的朋友想去體驗富士康，現在富士康工廠各方面的條件都還可以，但他說那種疲勞，流水線機器兩個小時會休息十多分鐘，機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覺，而且都能睡著，哪怕就十分鐘，你想有多疲勞。

看(不)見：這只是開始

中：您這部作品特別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請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場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幾乎不能辨認出他們在流水線上做的是什麽（產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幾乎不能辨認。但作為城市人，那些產品一定是我們每天在用的，不過在工人手上還是半成品狀態的時候，你完全認不出來。

李：有些工人做燈，有些做餅幹盒子，還有玩具、手機充電線、各種各樣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們也沒有拍工業產品（的生產），真的是工業產品、機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廠，管理都特別嚴，有些要求無塵環境，我們幾乎拍不著，那些地方拿出（拍攝）機器要罰款，拿出手機就要罰兩百五百的。

中：這也應證了您在一篇訪問裏說的，殺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廠，勞動關系比較混亂的工廠。雖然富士康在大眾印象中是「血汗工廠」，也受到大量輿論關註，但真的把所有工廠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資、勞動保護等等條件絕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勞動保護各方面比一般企業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較粗暴，工人給我講，（連環自殺）事情之後管理人員態度變好了，只有這個變化，工作條件沒有什麽變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製。其實工人普遍抑郁、自殺的問題是非常多的，羅福興永遠都在工廠區的一些發廊工作，他說在東莞東工廠區的時候，一天到晚這個人要跳樓那個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後，我和學生一起做了一個「外省青年」項目，當時談論為什麽當今大家認識社會會有那麽大的偏差、年輕人為什麽會顯得幼稚，因為網絡給了我們太多二手經驗，我們被二手經驗搞暈了，我們需要身體的直接經驗。

因此，《殺馬特，我愛你》只是開始吧，對工廠的發現還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農民工、90後出生的人，這一代人的處境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還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變的。我這部片子只是拋磚引玉，撕開一個小角。大部分人對工廠的認識還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過是更細，要工人來拍、要工人來講、讓他們自己來做，把這種特別的一手經歷傳遞出來。

緬甸軍方加強對工會和勞工人士的鎮壓

據報道，緬甸軍方宣布該國十余個工會為非法組織，並大肆追捕自2月1日軍事政變以來積極參與公民抗命運動的勞工人士。

中國勞工通訊與緬甸工會和該國所有尋求恢復民主的工人站在一起，聲援並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與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在內的許多勞工團體一起，呼籲立即停止對緬甸勞工人士的騷擾和迫害。

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國勞工通訊講述了仰光萊達雅鎮服裝工人在疫情期間的鬥爭。2月6日，公民抗命運動的第一天，她帶領4000多名工廠工人發起了抗議活動。目前，她正在躲避軍方的追捕。

各方呼籲國際品牌及其供應商尊重緬甸工人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2月19日，從緬甸采購成衣的全球零售品牌與IndustriALL一道發表聯合聲明，譴責軍事政變，並重申他們對民主標準的承諾。然而，仰光的一些工廠老板希望能盡快恢復生產，將不再允許其工人繼續參與抗議。

上周，中國勞工通訊與仰光的工人進行了談話。他們表示，在公民抗命運動初期，一些工廠經理確實工人請假參加抗議活動。但現在，有關休假的規定已經收緊。

在仰光迪尚時裝廠工作的一名工會分子解釋道，工廠規定，連續三天請假的工人將被解雇，因此，「工人們上一天班，然後請兩天假。」但她補充道，工人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工人已經退出了運動。

「我們晚上睡不著覺，但早上仍不得不去上班，因為我們怕丟了工作。說實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完全無法放松。」她說。

此外，據悉一些服裝廠經理正在協助軍方及警方搜捕勞工人士。「在2月18日的抗議中，我們聽說經理曾接到一名中士的電話，詢問他誰是示威活動的領導人，經理說他不知道。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他把工人們的電話號碼給了警察。」她說。

對一些服裝廠老板和經理來說，不論誰執政，他們主要關註的還是恢復生產；然而工人們最關切的是推翻政變，恢復民選政府。

「在軍方政權下，我懷疑我們能否繼續向政府投訴雇主，」受訪工人預感道，「我擔心工會今後無法有效運作，因為工會領導人將受到當局的監視和控製。」

軍方對互聯網的控製讓工人們很難做些什麽。「這就像回到了黑暗時代。」她說。

隨著緬甸公民抗命運動進入第二個月，軍方的鎮壓也愈演愈烈。值此時刻，緬甸工會和工人更加需要國際工人組織的團結聲援和支持。中國勞工通訊敦促服國際服裝品牌將協助軍方鎮壓工會組織者的工廠列入監察名單，同時尋求適當方式向緬甸軍政權施加有效壓力，幫助緬甸恢復民主。

緬甸工人和工會奮戰在抵抗最前線

2月6日，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幫助組織了仰光萊達雅鎮4000多名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這是緬甸第一批反對軍事政變的大型示威。此後，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軍方的搜捕。

「我不至於蠢到待在家裏。我知道那次集會就像給了軍政府一記耳光。所以從那以後，我就沒回過家，一直在從一個地方躲到另一個地方。」她說。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對中國勞工通訊說，在計劃抗議活動的前夜，警察突擊了位於萊達雅鎮的工會總部，試圖恐嚇工人。

「他們知道我不在，所以我們估計警方的突擊只是為了嚇唬我們，讓我們保持沈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這次警方的行動激發了我們，讓我們繼續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她說。

自那場午夜突襲以來，軍方和警方的鎮壓力度不斷加強。據報道，至少有35名抗議者喪生，軍方還下令逮捕數十名反對者，包括活動人士和工人領袖。官方發表的聲明僅列出15個目標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顯示，被鎮壓群體超過500人，服裝工人、護士、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動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會是激發公民抗命運動的關鍵時刻，顯示了工人組織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從未支持過罷工行動的白領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議。Min Maung Maung是當地一家IT公司的員工，以前從未參加過罷工，他說：

「在政變後的頭幾天裏，公眾沒有明顯的反應。我們在等待有人能夠領導我們，譴責軍方……看到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即使可能面對子彈和警棍。這給了我們同樣的勇氣。」

認識到工會在公民抗命運動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軍方上周宣布16個工會為非法組織。在Moe Sandar Myint看來，軍方此舉殊為可笑，「一個毫無正當性的軍政府居然宣布我們是非法組織，這實在太荒謬了。我們將無視它而繼續鬥爭。」

有報道稱，一些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然而，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萊達雅鎮保佳內衣廠（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裝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們的經理曾向工人施壓，要求工人不要參加抗議活動。

「經理說，如果工人連續缺勤三天以上，就會被解雇。」她說道。這與萊達雅鎮其他服裝廠工人的說法一致。

然而，工人們繼續要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2月19日，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罷工。

「對我們來說，讓獨裁者下臺是當務之急。在軍事統治下，我們工人將沒有任何權利。因此我們對工廠進行了抗議，這樣我們就可以休無薪假來抗議獨裁者。」Naung Naung Cho說。

迫於工人的壓力，保佳內衣廠最終妥協，於2月20日與工會簽訂協議，保證工人不會因休無薪假而被解雇。

為了繼續抗議，鎮上許多服裝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訴中國勞工通訊：「政變以來，我完全沒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繼續在工廠工作能否拿到工資。雖然現在我們可能沒有收入，但支持者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萊達雅鎮的一些房東也在幫助工人，為他們提供租金減免，甚至讓工人們免費入住旅館。

普通工人和工會對公民抗命運動的廣泛支持，向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依賴於服裝工人的國際品牌發出了強烈的信息，即他們必須給與抗議者堅定的支持，確保緬甸再次恢復民主。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勞動爭議處理機製運作的並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較少。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聲援遭打壓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世界各地的工運組織者在捍衛勞工基本權利和政治自由時，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風險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組織者處境尤為惡劣。

在緬甸的抗爭中，工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工會領袖首當其沖成為軍政權的目標。在柬埔寨，著名工人權利倡導者和柬埔寨聯合工會主席榮春（Rong Chhun），因批評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動重罪或引起社會動亂 "，或將面臨將近兩年的牢獄之災。

而在香港，官方對泛民主派人士的嚴厲打壓，導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會運動家被拘捕審判，他們去年因為組織立法會選舉的非官方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便有兩位著名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均在捍衛工人權益、促進會員利益及為香港爭取更廣泛民主參與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局打擊香港的工會領袖，不啻於損害全港工人的權益，當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強大而有效的勞工組織來為他們代言。此外，當局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更破壞了法治這塊香港社會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基石。

作為香港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的一員，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聲援吳敏兒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臨政治迫害的工運工作者。我們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的規定，維護社會正義並保障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權利。

吳敏兒在2月28日被羈押前，曾做出這樣的宣言：「放棄只需一秒，堅持卻需要用一世。」中國勞工通訊以此言，和所有面臨政治打壓迫害的工運組織者共勉。

追趕時間的原因，中國快遞員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遞越來越多，這是張明明從事這一行三年以來最直觀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務在150件左右，算上攬件量，每天能夠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務，還能拿到公司評比的獎金。但是從2019年6月以後，每天從他手裏送出的快遞數量明顯增多，從160件、180件，漲到現在旺季時候的300件。今年雙11的派件數字更過分，他每天的派送單量已經超過400多件。

《燃財經》這段關於快遞員送件量不斷增加，導致工作任務完不成，要在馬路上沖燈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對快遞員勞動情況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遞員的日常工作和勞動過程》，則從快遞員的送件收件過程，解釋了工人勞動會遇到的困難。從作者張楊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遞能順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賴工人自行發掘的方法，企業可以說是坐享其利。

快遞配送的困難

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作者調查的快遞站點橋東點部。這個位於三線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點，隸屬一家直營管理式快遞公司，在派送設備、工人工資和收費上都比通達系企業優勝。橋東點部各類人員21名，其中快遞員15名，倉務員4名，另有點部和運營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調查的橋東點部有10個城區板塊，由10名快遞員固定十個區域，其他快遞員任機動員。每天早上7時30分，快遞員在點部分揀快遞，之後進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點快遞員則會再做兩輪派件和收件，最後在晚上7點繁忙時間後回到分揀中心。

看似無害的工作安排，第一個問題便來自區域的分配。由於快遞員工資采取計提製，收派區域客戶愈集中、客戶經常在場、快件收派數量愈多，便馬上成為好區，一般是大公司、學校和醫院等。然而，這些區域較少，而且都由資歷較老的員工占據，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區。在這些較差的區域中，配送的地點分散，而且路況復雜，對於新來快遞員往往是一場折磨。且看書中摘錄的工人訪談：

你看那個小區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雜，繞來繞去，裏面的樓房位置也沒有規劃，35棟、36棟、37棟，突然在後面就冒出一個50棟。我們送快遞的最怕這個，不好規劃路線，沒有規律，這樣送快遞挺耽誤時間的。這個區域我也才來十幾天，對這邊的情況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遞員頭痛的問題還有無法與客戶聯系。特別是學生、小區居民這種流動性較大的對象，經常聯絡不上，工人便要糾結在等還是不等的處境中：

快遞員最煩的事就是客戶打電話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剛走開不久，他電話就打過來了，讓我現在馬上就給他送過去。 (...) 那我就沒辦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來。比如說梓山苑，我們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遞，他們還在睡覺，沒有聽到電話，醒來之後就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送快遞。

不要小看這些問題。由於快遞員的收入直接與配送量相關，偏僻區域、路況復雜的地區塞給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達標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員工離職：

老員工來得早，接手的區域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成熟穩定的。他們的收入也不錯，一個月有七八千塊錢，這些老員工是不會願意走的。 （...）新員工則來的時候接手的區域並不是太好，工資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壓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幹上三五天、兩三個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更有超過1%的快遞員每日派送超過600件。為了盡快確定交接時間和地點，快遞員收到電話當然想馬上接聽。這就造成了車上接電話的情況，容易產生我們都熟知的情況：搶道、闖紅燈，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雖然不允許在車上接打電話，但快遞員停下來接電話並不現實，一是容易引起後車追尾，二是在路邊停，則趕不及時間。

快遞員收件遇上的問題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遞員工作中較少談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調查則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個有參與價值的內容是所謂的生客問題。一般的快遞員，特別是較成熟的老工人，都會規劃派件收件的路線，但不熟悉的客戶則往往打亂這個節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較多，我就會按照收件的位置來安排路線，隨後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６點之前我會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剛離開那個地點，他就給你打電話就有快件要寄，我們最不喜歡走回頭路。

熟悉快遞收派的企業等客戶，都會知道收件的通常時間，有時甚至自行送到站點寄送。不過，各種例外情況使快遞員疲於奔命，因為客戶只要堅持馬上寄，工人也得想盡辦法趕回去，否則便要被投訴。

陌生的客戶在不適當的時間下單，有時還加上填錯資料、不熟悉寄快遞流程，需要快遞員親自講解和指導。快遞員往往需要表現得有禮親切，一來是為了不被投訴，二來是讓客戶熟悉流程，才能不使問題再次發生。

工人的對策 資本的機會

工人如何付出額外的勞動解決派送過程的問題，是此書的另外一個重點，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詳述了。簡而言之，無論是派送還是收取，快遞員透過發展與客戶的熟人關系來預先約定交接方式和時間，又或是發掘新的派送路線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環多次配送）來減少停留所浪費的時間。可以說，沒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線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裏提醒客戶收件和派件，以及長期與客戶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遞企業的大量送件量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這裏可能還得再說一下書中對菜鳥驛站的敘述。菜鳥驛站作為由菜鳥網絡設立來為網購用戶代收包裹的服務，以資本的力量來繼續維持現時的快遞派送量。由菜鳥驛站提供代收，並從中抽成，原本一個快遞員難以處理的快件便能夠處理了。

現時菜鳥驛站已經在城市內部設有超過4萬家驛站，主要分社區、校園和社區服務商三種類型，聘請的員工一部分負責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戶，另一部分則為客戶送快件。快遞員表示，一到早上，驛站就排滿了很多車，中通、圓通和韻達都排成一排：

每個快件一塊錢，是我們給他們投遞點的。我們點部距離這裏的碧桂園太遠了，如果來送就劃不來，確實來送我們就沒有時間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們就和菜鳥驛站合作，讓他們幫我們送，從中抽成。

由此可見，快遞企業倚靠工人自行解決的派送交接困難，已經為資本打開了新的積累領域。然而，菜鳥驛站雖然方便收寄快遞的人，但在減少快遞員工作量的效果上影響大概有限。一來，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藥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來，一部分工作的減輕，亦即意味著快遞企業能夠開發新的區域和客戶。

經驗老到的快遞員的將來

對快遞員而言所謂的好區域，雖然有些來自原有的建築和道路設計，或者來自區域內的對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長期經營的結果。快遞員勞動所累積的經驗和關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區域變成可以成熟運作的派送區：客戶建立了對快遞員信任，願意將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遞員亦清楚客戶寄送快遞的習慣，從而作出配合，節省雙方的時間。不過，隨著快遞企業發展得愈來愈成熟，工人能夠開拓的地區，以及透過長期服務改變派送困難的空間將會愈來愈少，加上像菜鳥驛站這類服務出現，也使快遞企業能逐步減少倚賴經驗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數據顯示，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人民幣，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當下，我們還看不到大型的勞資矛盾在快遞行業爆發。絕大部分的集體行動都是源於地區站點破產和停運，使長期被欠薪的快遞員停工討薪。然而，快遞行業異常激烈的競爭，勢必令企業需要繼續提高工人的生產力和工作強度，同時以更多短期快遞員來壓低工資。這種趨勢也將波及到一批擁有較佳工資和工作區域的資深快遞員，問題或許只是在於時間先後。

快遞工人與很多新興行業的工人一樣，急需一個能夠互相協助、交流勞動問題的組織，讓工人的不滿能轉化成清晰的訴求，以得到企業和社會重視。工人長期付出的勞動為快遞企業鋪建了成熟的收派網絡和人際關系，但這些成果已經開始在被資本轉化為新的市場服務，最後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組織需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取得主導權。

去年，北京市快遞行業簽訂了新的集體合同，但這項合同主要集中在勞動安全衛生問題，涵蓋健康體檢、工傷保險、安全保障、職業技能提升等內容，至於工人的勞動時間、工作速度和節奏，以及被平臺罰款的問題仍然被拒於合同以外。對此，快遞工人有必要向工會施壓，擴大工人受保障的權利範圍。

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最血腥一天，工會工作者被槍殺

3月14日成為了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後死傷最嚴重的一天。在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yar），工人抗議遭安全部隊鎮壓釀成當日最大規模死傷。上周日，工人組織了一場靜坐，但約200名軍人乘著軍車來鎮壓示威者，抗議馬上演變成軍隊與工人間的嚴重沖突。

緬甸媒體《伊諾瓦底》（Irrawaddy）昨天的報道顯示，當天至少有71名示威者因鎮壓死亡，自政變起因為抗議而死亡的人數則已經上升至167人。

據《伊諾瓦底》報道，安全部隊對萊達雅的靜坐者使用了實彈、催淚瓦斯和眩暈手榴彈，射擊從周日上午一直持續到深夜。有目擊者描述，士兵騎著摩托車穿越萊達雅鎮，任意向居民開槍。周日，至少有65人在萊達雅公立醫院死亡，據報道，還有許多傷亡者被親屬帶回家，不敢在醫院登記。

當天，中資工廠被縱火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註。萊達雅有四家服裝廠和一家化肥廠遭縱火，其中至少有兩家為中資和臺資背景。鄰近的雪碧達工業區（Shwe Pyi Thar）同樣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當地工人亦面臨軍人的掃射。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工人指謠言滿天飛，有說是廠主自己放火以得到賠償，有說是軍人放火，也有說是抗議者報復軍方所為。《伊諾瓦底》的報道指，當地工業區一位官員表示，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焚燒，其中一家是中資背景的Global Fashion，另一家是臺資背景的昌億鞋業，目前仍在調查縱火的起因。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表示，中資工廠遭不法分子打砸搶燒，事件性質十分惡劣，中方要求緬方采取進一步有效措施，製止一切暴力行為，依法查處相關肇事者，確保在緬中國企業和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當地工會人士表示，軍方在萊達雅和雪碧達設立了陣地以攻擊抗議者和居民。。工人又表示，軍隊在兩地開了整天的槍，只要誰不接受軍隊的接管，便等著被槍擊的份。

被槍殺的工人當中，也有工會的組織者。據工人表示，自己認識一位雪碧達工業區JCK工廠工會代表頭部中槍死亡。這位工人同時也是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員之一。中國勞工通訊翻查了位於雪碧達的JCK工廠，相信這間工廠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資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該企業在2015年便開始向緬甸發展。

除了軍方對工人的鎮壓，資方的壓力同樣未有減弱。緬甸的服裝工人成為了這次反抗軍事政變的重要角色，同時當地服裝廠經理也正千方百計地希望阻止工人繼續參與抗議。中國勞工通訊本月初的報道提到，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不過，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3月13日，《衛報》的一篇報道揭露服裝零售公司普利馬克（Primark）的當地供應商GY Sen曾把約千多工人禁閉在工廠，防止工人參與2月18日的一場抗議。之後，廠方以缺勤參與公民抗命運動開除了約20名工人。普利馬克已經在3月5日對此進行調查，並表示在調查完結前會暫停該工廠的訂單。

緬甸情勢持續升級，工人參與公民抗命的風險越來越高。他們的持續抗爭向依賴工人生產力的國際品牌發出的信息依然沒變：國際品牌應確保履行對於結社自由的承諾。正如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疫情致使經濟放緩，中柬兩國建築工人同受害

在生下第一個孩子的一個月後，建築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金邊一個名為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的購物中心建設項目欠薪五個月後，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來自中國的勞務承包商，同時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邊的另一個建設項目，希望那裏的條件能有所改善。

「在過去的三四年裏，我經常讓父母寄錢給我們，因為我們的錢不夠，」她說，「我父母抱怨說，『你一直在工作，但你連日常開銷都付不起。』」

作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歲的Sana只領取日薪，所以她請了幾個星期的無薪假來陪伴自己的孩子，搖搖吊床裏的孩子，給孩子餵奶。而她的丈夫則帶著一個由六名工人組成的小團隊，在一家中國投資的公寓開發項目工作。

通常情況下，當地建築工人每天的工資為8至15美元（約合人民幣50-100元），而中國工人每月可以掙幾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對中國工人更高的工資感到不滿，但Sana說，為了獲取報酬，如今這個行業的每個人都需要不斷爭取，不論國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們的收到工資的頻率通常比當地人低。「有時候我會幫助（中國移民工人），因為我很同情他們。他們拿不到工資，只是想回老家。」她說，「我幫助他們從建築項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鋼材和金屬，讓他們能夠籌錢買回家的車票。」

長期以來，柬埔寨的建築工人一直在努力從掌管該行業的分包商網絡中獲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設放緩，其中外商投資的項目受影響尤甚，工人的發薪之路變得更加困難。

在金邊迅速發展的地區，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訪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經常遇到拖欠工資的情況，並補充說，除了用腳投票和離開，他們幾乎無能為力。

去年金邊最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這是一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項目，位於機場附近的俄羅斯聯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這裏工作。

2020年下半年，這個項目停滯了四個月，Jing頻頻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資，但被告知開發商沒有錢。12月5日，在被欠薪數月後，20名本地和中國工人代表他們100多名同事在俄羅斯聯邦大道上舉行了抗議活動。

最終，當地政府出面幹預，但工人們還是沒有直接拿到工資，所以Sana和Jing決定尋找新的工作。當時，夫妻倆已經贏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們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當我們來這工作時，我們（提前）拿到了工資，所以我們把之前欠（世紀廣場）工人的工資都給付了。這也是為什麽工人們現在信任我們，來到這裏與我們一起工作。」她說。

對Jing來說，不管工人的國籍是什麽，他都很難告訴工人，他們無法拿到工資，但語言障礙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釋這一點變得更加復雜。他說：「當付款被拖延時，我請一名翻譯向當地工人解釋情況。」他補充說，他優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資，因為本地工人的工資支付周期較短。「中國工人對此更為接受，因為他們是由其他朋友介紹給我的，所以他們通常對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們在世紀廣場發起抗議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毆打。他們誤解了Jing，以為他拿到了錢，卻沒給他們發工資和補償。

2021年2月，4名仍具傳染性的中國公民離開檢疫區，引發了金邊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況變得更加糟糕。Jing解釋說，這已經成為其他在柬中國公民的一個「大問題」。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員工不要單獨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與當地人發生沖突。「我們都有家人在國內，所以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他說。

毫無疑問，當地工人和中國工人之間關系十分緊張且存在誤解，阻礙了工人之間的團結和有效的集體行動。其中許多問題都與建築業在項目中使用眾多不同分包商的商業模式有直接關系。

總部位於金邊的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Central）的協調員Khun Tharo表示，他認為拖欠工資問題主要發生在中國分包商雇傭柬埔寨工人，不過很難繪製勞工網絡圖，因為每個建築項目都涉及多層次的本地和外國分包商雇傭，並在建設開發的不同方面調換。

柬埔寨建築工和木工工會有近9000名本地建築工人會員，是該行業唯一的倡導團體。但該工會很少與中國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國建築工人交流，Tharo說。

「我們試圖接觸中國工人，與他們交談······我們看到，他們（開發商）也在剝削中國工人。但在我看來，（中國工人）在策略方面更為積極。如果他們受到剝削，他們會更願意站出來······他們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員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國移民分包商之間的緊張關系更為微妙。

Franceschin專門研究柬埔寨和中國的勞工問題。2019年底，他對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國建築工人進行了調查，發現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動性和表達不滿的選擇，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公民身份和語言。

「中國工人更容易控製，」他表示，「這與（人們）通常的看法相反，因為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我認為中國工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沒有法律補救措施，他們被困在這裏······陷入這種局面的是中國勞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他們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報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國工人一起抗議的情況比較少見，兩國工人在調查中都表示，他們覺得對方在工地上遭遇的問題較少。但他認為這種分歧是被有意維持的。

他說：「對於雇主來說，讓不同國籍員工相互競爭是很方便的，薪酬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種對他們有利的方式刻意強化了這一差異。」

然而，隨著首都金邊和西哈努克市越來越多建設項目陷入停滯，工資拖欠糾紛變得更加嚴重，這種情況可能開始發生變化。國際房地產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對金邊在建項目進行的調查發現，早在2011年就開始建設的項目仍在建設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個始於2015年至2019年的項目被擱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項目的數量「幾乎肯定」會增加，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小、樓高4至6層的建築項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況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網上賭博後，中國企業經營者和工人紛紛逃離。建設項目和工人都被遺棄，移民工人紛紛向當地商業協會尋求幫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國工人稱，他們仍然被拖欠著2019年5月的工資，也沒錢回國。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長Kuoch Chamroeun稱，只有1.5萬中國公民留在該市——與前一年報道的30萬人相比，人數急劇下降。

未來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資而引發的罷工和抗議，因為絕望的工人們別無選擇。但是在世紀廣場的Sana和Jing的經歷表明，集體行動的影響可能有限。

大型購物中心的建設工作似乎又開始了，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基本上已經被來自南亞國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說，他最終在3月份收到了開發商的付款，但這次經歷讓他變得謹慎起來。

「我現在對開發商的篩選非常小心，」他說，「你必須了解房地產開發商的背景，一定要選擇已經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司，這樣才能確保它們長期不會出現財務問題。」

Sana表示，在他們的新工地——摩根大廈（Morgan Tower），開發商是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公司，現在判斷雇主是否可靠還為時過早。「如果這個項目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會放棄金邊，去其他省份。」她說。

在中國的芯片廠，新來的工人正在不斷流失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是一個與高科技劃上等號，近年來愈來愈受人關註的行業。這個行業近來有一個新的問題：新招聘的工人不斷流失。「招三個走三個。」在晶圓加工廠的工人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

過去十年，中國電子製造業是發展最快的工業。當采礦業、紡織服裝業這些行業面臨產量增長的停滯，只有電子業產量仍然持續增加。中國的半導體分立器、集成電路，以及各類型電子產品的生產量有增無減，雇用愈來愈多的工人。

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規模以上工廠的平均用工人數過去10年間增長了200多萬人，2019年達到880多萬名工人。相反，紡織業、服裝業則各由2009年的6、700萬人降至300多萬左右，各減少了300至400萬名工人，勞動力人數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然而，這個行業除了需要追趕海外企業的生產水平，還要面對勞資矛盾的問題。

工作太費神，上二休二難解問題

作為電子產品基礎的芯片，正式名稱是集成電路。在矽這種物質中，人們透過光刻技術，把電路中各種元件（電阻、電容等）打印並微縮在內，使它具備資訊傳遞、邏輯運算等功能，成為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過程中，需要先把矽從石英砂提煉出來，轉化成多晶矽並切成矽片後，再進行光刻、封裝、切割等多重部驟，才能製成芯片。

在一家晶圓加工廠中，工人的工作是檢查進廠的矽片，接著把矽片儲存並運送到機臺加工，由光刻機把集成電路投射並刻印在晶圓上。工人告訴我們，工作太費腦費神，以至有些工人覺得其他工廠沈悶的體力活還比較能接受。

「工人要根據晶圓型號來設定參數和測試機臺。選擇相應程式後，再根據電腦要求放入晶圓，把需要的晶圓調到軌道上，讓機器塗上光阻，再放上光罩進行光刻。」工人說。雖然工人不用（也不能）操作鐳射機進行光刻，但單是確認數值已經令人頭昏腦脹。「機器一天都在轉，工人要確保晶片沒有產生瑕疵，一刻都不能停。」

在晶圓廠裏，工人實行兩班倒工作。白班工人早上6時多起來，7點45分開始工作，第一次出廠已是早上11小時。一個小時吃飯後，再進廠出來已經是晚上8點。在工廠這段時間裏，工人與親人朋友完全脫節，12個小時的工作，就只有眼前的機器數值：「你和外界完全沒有聯系，也不能玩手機。」即便工廠已經實行了上二休二（上兩天班休息兩天），但這似乎沒有挽留到工人。工人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至少能有些空閑時間滑滑手機，跟同事聊聊天，又或能打個盹，而不是整天被一堆數字塞滿腦袋。

以往，有些工人為了自己能工作得輕松點，會少放一些晶圓到光刻機內加工：「工人可以只放一兩片晶圓讓機器工作，機器也算是一直轉。」然而，這些微小的調整空間愈來愈少。受訪的工人告訴我們，以往一臺光刻機一班產量定在1000片，以11小時計算的話，每個小時要生產約91片，1分鐘1.5片左右。不過，在評比時，工人被指產出不足，要求提升產量和效率。自此，負責定產量的工人發現，原來一臺光刻機的產量能夠推高至1300片，差不多提高了工人勞動速度的1/3。透過提高工人的勞動速度，整體產量便有這樣的增長，使工廠也有了進一步提高產量的打算。

損壞晶圓後果嚴重，工人勞動時的緊張

除了勞動速度的加快、窒息的工作氛圍，為了盡量減少晶圓受損造成的損失，工人還要時刻戰戰兢兢地工作。工人操作的一塊晶圓，直徑大概12寸（約300毫米），光刻後能製作約500塊晶片，一塊晶片（約100多平方毫米）有約100億個電晶體。這樣的精細度，使晶片生產中造成瑕疵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因為對一塊晶片而言，一粒灰塵已相當巨大，足以毀掉整個電路。

在工廠中，晶圓是無法用人手拿出來的，一共25片的晶圓被放進盒狀的容器中，需要透過機器取出。管工嚴格吩咐工人，晶圓不能受到任何碰撞，否則會出現碎渣，令異物、顆粒混進裏面，繼而弄臟成品。不過，再嚴格的規章仍會有意外狀況。一位工人向我們分享了這樣的故事︰跟他一塊來工作的小哥一次把推車弄倒了，車上的六盒晶圓看著沒事，但卻被測出裂痕和粒子，全部報廢。我們可以算一算這簡單一跌造成的損失：2020年，一片中國生產的晶圓價格約在6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約4400元，六盒晶圓便是66萬元人民幣。這個小哥被馬上開除，大領導也被叫到總部教育。

加工晶圓的機器也可能發生故障。晶圓的型號放錯了，數值的設定錯了，又或碰撞到機臺，都會暫停機器。「雖然故障很多，但所幸並沒有損壞晶片。」受訪工人表示。不過，一些新來的工人便沒有這麽幸運了，由於培訓裏學得不夠，他們的犯錯頻率更高，不少都被扣了工資。

走與不走，前路茫茫

晶圓加工廠高壓的工作環境，正在不斷地排走新招聘來的工人。「工廠每年都在招聘，招聘的人很多，但流失率也很高，基乎沒人留下。來三個走三個。」

在芯片廠裏，工人的培訓期非常長，需要經過半年至一年培訓，跟隨師傅學習，再完成一系列考試後，才可以控製機臺。一位工人告訴我們，他起初進工廠學習，以為能夠學到一門晶圓加工的工藝。然而，實際上工人只能學到監察芯片加工機械的能力。「我自己也覺得挺迷茫的。我原來也以為在晶圓加工廠可以學會一門手藝，但事實也不是這樣。在這個工廠裏，也沒什麽進一步的空間了，工作過後就這麽點工資了。」

工資水平是工人關心的問題之一︰「工廠的工資真的不高，其他廠工資可以上到6000多，這間廠不行。雖然休息時間也多，但工人不這麽想在這裏。這裏白班3000多塊錢，外面文職工作一個月也有3000多塊錢，還不用整天穿無菌服，可以玩手機聊聊天，感覺比較自由。」不過，往外闖又真的有什麽前景嗎？受訪的工人說︰「我應該還是會在廠裏待著，我看別人走的時候還挺瀟灑的，但實際賺到的工資，也沒有那麽高……」

在這些工廠，工人無法參與廠裏任何生產和分配的決定，工會跟工人是完全脫節的。穿上了無菌服後，甚至工人之間的交流都少了許多。中國的工會在發展得愈來愈成熟的電子業中，如何組織工人，改變工人互相剝離的狀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最重視的高科技行業中，工會對工人基本上不發揮什麽作用。

遼寧阜新兩工人被欠薪毆打反遭控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

2020年12月4日，工人汪小明、劉海泉被控涉嫌故意傷害罪一審在線上開庭，法庭判決二人罪名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和十一個月。去年5月，兩人在重慶老鄉陳興建的介紹下，到遼寧阜蒙縣礦山幹活。其後，兩人不光遇到欠薪還被老板帶人毆打暴力驅逐，在正當防衛之下由被害人反變被告人，最終含冤入獄。

從重慶到阜新，打工遭欠薪毆打反成被告人

2020年5月13日，陳興建帶領一班重慶農民工14人，到阜新弘霖礦業（集團）礦山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做井下采掘工作，汪小明、劉海泉就在其中。公司沒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只是口頭約定，工資按工作進度計算，鑿一米拿一米的錢。

6月22日，陳興建班組已經幹了40天活，工人們每天24小時兩班倒，工作相當辛苦。可老板劉玉忠，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提出「這個活不讓你們幹了」，強行驅逐工人，並拒絕支付工人工資，還對工人宿舍斷電。

於是，下午6點多，陳興建報了警。阜蒙縣八家子鎮派出所出警進行協調，恢復了宿舍供電，但工資問題仍未解決，雙方約定第二天6月23日上午9點，工人和老板到鎮派出所繼續協調。

然而，第二天早上8點多，老板劉玉忠帶著三名社會人士拿著木棍到工人宿舍，威脅農民工立即離開，「給你們每人3000元錢，馬上給老子滾，不然老子收拾你們」，還揚言「不走我弄死你」。40天的工作，陳興建班組農民工應收工程款約十余萬元，和劉玉忠提出的一人3000元相去甚遠。

劉玉忠率先拿起木棍毆打工人，陳興建和劉海泉都被打倒在地。汪小明在宿舍裏，用手機拍下了工人被打的照片和視頻。劉玉忠及其司機劉宇桁上前搶奪手機，並毆打汪小明。汪小明被掐住脖子，衣服也被撕扯壞，被打急的汪小明還手反抗，在此過程中，司機劉宇桁亦被打傷。

陳興建再次報警，事態才暫時平息。三名工人受傷，其中一人重傷。然而第二天，6月24日，卻是工人汪小明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阜蒙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後，7月10日，就在當地政府邀約被欠薪農民工到人社局領取工資時，公安機關當場帶走工人劉海泉，劉也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

自此，二人被羈押在阜新市看守所。6月，汪小明的妻子唐女士在重慶的家中接到了阜新派出所所長的電話，才得知丈夫被拘。唐女士立馬趕往阜新，但在阜新四處奔走二十多天，都未能見到汪小明。從被刑事拘留，到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直至開庭，家屬們都沒能見到工人。

倉促的庭審，工人罪成蒙受冤獄

12月4日，一審開庭，家屬們才透過網絡在線上看到了作為被告的工人，而庭審結果卻不那麽樂觀。汪小明、劉海泉故意傷害罪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十一個月，兩名被告工人共同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各項費用，共32269.78元。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即受傷的司機劉宇桁，要求被告工人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夥食補助費、交通費、復印費，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萬元，合計約24萬元。法庭駁回了精神損害撫慰金，判決工人需支付其他費用合計的80%。

工人因被欠薪毆打而正當防衛，過程中打人者受傷，最終卻是工人入獄，且需支付賠償。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老板劉玉忠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率先動手毆打工人，這一點在判決書上只有輕描淡寫的半句話「被害劉宇桁在本案中存在過錯」。老板一方在雙方約定當天早上九點到派出所調解之前，沒有合理理由自行到工人宿舍威脅毆打工人，工人方一直沒有故意傷害劉宇桁的主觀故意，打傷劉宇桁完全是出於正當防衛。

庭審中，法官張義不斷打斷被告人的辯護，並給庭審設立倒計時，倉促結案。審判長只是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沒有意見，但當被告人陳述意見時卻不斷被審判長粗暴打斷，無視法律規定，沒有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充分表達的機會。

在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後，審判長張義詢問被告人是否有意見。汪小明直接提出，」意見是有意見......」，還沒有說完，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回答我問題，就是對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試圖繼續解釋：」關鍵是他老板，我們幹工的......」法官再次打斷：「你聽清楚我的問話，就是罪名和對指控你犯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只得無奈表示沒有意見。

類似情形在庭審不斷上演，法官僅僅是形式上詢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意見，但當被告人發表意見時，法官不斷打斷其發言，迫使工人不得不保持沈默或應下「沒有意見」。例如，法官詢問：「那個被告人劉海泉，剛才公訴人宣讀你在公安機關供述，你根本沒有打那個劉宇桁，這個是你說的嗎？」劉海泉回答：「這個是我說的，因為......」話沒說完，法官直接表示：「好了，過多你不用說了，因為你供述主要是沒打傷。」

公訴人出示證人證言，稱汪小明用棒子打了劉玉忠司機頭部，劉海泉也動手打了對方。法官就證人證言詢問被告人意見。劉海泉試圖厘清是工人被打，「說我打他，這個，他打我......」但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說你那個意見，劉海泉，你說對這個證言內容有沒有意見，哪塊有意見？直接說。」劉海泉無奈，只得改口「沒有意見」。

法官還多次提出時間緊迫，要求被告及辯護人簡單發言，甚至直接給庭審下倒計時。法官對汪小明辯護人提出：「有就，因為時間原因，現在十點了，簡單的啊。「法官其後又提醒時間已經十一點了，示意辯護人盡快發表意見。且在看管兩名被告人的公安表示可以到十一點半結束的情況下，審判長依然堅持十分鐘內就結束。僅僅用時一小時十分鐘，就審理了刑事和附帶民事訴訟。

作為本案的證據，公訴人出示一份光盤證據，證明是案發當時的監控錄像，但當庭並未播放光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無法得知監控錄像內容。而汪小明當天拍攝了工人被打的照片、視頻，但汪小明被抓後，手機內拍攝的視頻、照片都被刪除。

此外，工人方面提供了證言，工友們寫下了證言證明案件經過是老板劉玉忠方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先動手毆打工人方。但在判決書中，審判長完全沒有提及該份證言，也沒有作為其判斷案件事實的參考依據。

人社局、公安局、政府不作為，工人權利難保障

至於整件事的起因，工人被拖欠的工資，也是工人到處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才得以拿回。

2020年6月24日，在被打第二天，工人們向縣人社局反映被拖欠工資及毆打。其後，工人們又到信訪辦、督查辦、縣政府等部門反映問題。直到7月10日，縣人社局要求工人們簽下《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了所欠工資十三萬兩千元。協議書要求工人保證今後不再以此事提出其他訴求，同時承諾不再在微信、微博等媒體宣傳此事。如違反承諾，工人主動全額退回協調資金，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明明是公司違反勞動法，最後卻由阜蒙縣人社局作為甲方，與農民工簽訂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所欠工資。縣人社局沒有依職權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監督檢查、責令改正，縣政府和人社局還挪用公款為用人單位支付工資。而農民工付出勞動取得勞動報酬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卻要以封口為條件才能討回工資。

至於公安機關，在工人方面報警後，卻先後抓了工人汪小明和劉海泉；快速為企業方人員驗傷，卻沒有為被打傷的三名工人驗傷，對工人的傷情置之不理。汪小明被抓後，派出所刪除了其手機視頻照片，涉嫌毀滅證據罪。

此外，公安局還曾向工人家屬提出如要調解了事，需賠償50萬得到被害人諒解。因老板違法想賴掉工資，工人被毆打而正當防衛，卻反過來要求工人賠償幾十萬。公安機關對事發起因輕描淡寫，把一樁正當防衛案件的當事人、故意傷害案的受害工人，變成了故意傷害案的被告人。

此事件中，公司多次違反法律，未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未依法解除勞動關系，而直接強行驅逐工人；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工人每天兩班倒工作，大大超出法定工作時間限製且沒有休息日；未按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工資；恐嚇毆打工人，造成一名工人重傷。但這些都沒有產生任何後果，最多是充作打手的老板司機在毆打工人的過程中，被正當防衛的工人打傷。

反觀兩名工人，千裏迢迢從重慶老家到遼寧阜新打工，先後遭遇了被欠薪、被毆打、被捕、被判刑。工友和家屬們歷盡艱辛，到當地勞動局、司法局、公安局、信訪辦、督察辦、縣政府等等反映問題，最終才拿回勞動應得的工資，且還是附帶條件簽署了《息訪協議書》，更不用提這過程中花費的精力金錢已超過工資所得。對汪小明和劉海泉來說，這次出門打工，不僅虧了時間和金錢，還蒙冤喪失了寶貴的自由。

總而言之，對實施正當防衛的工人進行故意傷害刑事控告，明顯與現行法律相違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以及審判機關對這起冤假錯案責無旁貸，應該及時糾正，維護法律尊嚴。建議當地檢察院及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並對辦案過程中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

緬甸工會在軍事鎮壓下為保護工人權利而鬥爭

成千上萬的緬甸工人奮戰在公民抗命運動前線，他們的勞工權利也需要受到保護，緬甸工會正在為之努力。工會敦促那些從緬甸供應商工廠購買產品的國際品牌也加入其中。

一些國際品牌是《緬甸自由結社指南》的簽署方，該指南是2016年成立的ACT（「行動·合作·改變」）倡議的一部分，旨在「改變全球服裝、紡織和製鞋行業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製定方式」。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決心讓這些簽署方履行承諾。該工會目前正在向ACT成員之一德國連鎖超市Lidl施壓，要求其對仰光萊達雅鎮韓資工廠Sung Bo的打壓工會事件負責。該廠在2月21日解雇了135名參加公民抗命運動的工人。

Sung Bo最初只同意讓其中65名工人重返工作崗位，他們全都不是工會會員。在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支持下，工人和廠方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談判，被解雇的工人最終接受了總額為19407美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賠償金。

Sung Bo工廠事件只是一次小勝利。在此基礎上，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將繼續推動ACT成員與供應商進行交涉，以確保在軍事政變期間工人的合同得到履行，或者工人在被解雇時得到賠償。這與《自由結社指南》中雇主一方的承諾相符，更不必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以及聯合國商業和人權原則——工人不應該因為參與政治抗議而被報復。

同時，工會還在關註另一起Lidl供應商工廠Able Better的案件。這家中資服裝廠位於仰光郊外茂比鎮Myaungtagar工業區，生產在Lidl銷售的Livergy牌產品，工廠還製造Dunlop和Cordura牌服裝在其他主要零售商銷售。

2月19日，在進行了關於欠薪問題的談判後，一名受雇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人遭到了Able Better經理的毆打。談判的工人領袖向當地派出所提出申訴，但案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這些經理在工廠毆打工人了，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希望Lidl對此進行幹預。

在危機期間，工人們更需要強有力的工會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各地工人也需要國際團結來對抗共同的問題。ACT的簽署方以及所有從緬甸采購原料商品的國際品牌都需要做更多工作，確保他們所依賴的工人能得到適當的保護，並按時足額獲得工資。重要的是，工人必須有抗議軍事政變的權利和自由，盡管政變在國際上遭到了廣泛譴責，但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回應。

中國勞工通訊書評 | 從《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看見兩個三角洲

在中國，工人的基本權利始終危如累卵，一個個結構性的嚴峻挑戰橫在眼前，可工人們依舊充滿力量，發出個人以及集體的聲音，努力給當下失調的系統帶去改變。此時此刻，僅僅讓當局「聽到」工人的不滿已遠遠不夠，「聽清」工人的訴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書《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劍橋大學出報社，2021年）闡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與政府政策之間的本質關聯是什麽？為了說明這個核心問題，本書以兩場發生於東莞的工人集體行動開篇——2004年的興昂鞋廠工人罷工以及2015年興雄鞋廠（臺灣九興控股）的工人罷工。 2004年，大約5000名興昂國際的工人就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等基本勞動權利進行了罷工，但工人的抗議行動很快演變為為打砸機器及損壞公司財物。政府沒有立即對這一勞資沖突作出回應，而是最終出面拘留了數十人，並對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訴訟。好在有強勁的律師辯護及媒體的積極關註（中國勞工通訊充分參與了該次事件），最終，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釋放，部分刑期縮短並暫緩執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銷檢控。然而十一年後，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繳住房公積金發起了罷工，他們封鎖道路並利用社交媒體吸引關註。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現在罷工現場，社交媒體上的貼文被大規模刪除。但是，用人單位最終不敵壓力，同意支付員工住房公積金。

基於兩場工人集體行動，Elfstrom的關註點變得更加具體：在地區層面上，工人抗議與政府決策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兩者如何互動？通過將工人的行動與訴求排列開來，同時羅列出政府的回應，Elfstrom重點著墨的便是這兩邊的互動關系。在與政府官員（包括勞動局和工會）、工人、勞工組織者以及學者進行采訪的過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單一變量，這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優點。

為了比較工人集體行動模式以及地區政策回應的長期演變，Elfstrom選擇了長三角地區的江蘇省及珠三角地區的廣東省為樣本，江蘇及廣東在經濟體量上極為相近，但農民工數量明顯不同。江蘇工人的行動及訴求相對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機製有效地引導勞資糾紛；而在廣東，工人們的行動及訴求更多變、更進取，對此，政府官員也選擇用更嚴厲的政策予以壓製。當然，這樣比較並非要從兩套政府對策中選一個誰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試圖達到的目的確實是類似的：直接解決勞資爭議，把集體行動的跡象、工人的抗爭平息下來以求穩定，在體製內圖個表現、討好上級等等。

本書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點出了中國政府管製的本質——身處在限製眾多的體製內，面對諸多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治理很大程度取決於官員個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兩種特性都能在中國的政府管製中看到。在執政透明度及問責機製雙雙缺位的情況下，官員們復雜的個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統性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有效治理。具體到官僚本質的勞動系統，官員們熱衷於踢皮球——把自己部門的責任推給另一部門，使得工人必須經歷耗時又復雜的維權程序，導致工人最基本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關鍵時刻，Elfstrom的研究為這一時期的勞資關系提供了寶貴見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體的研究很難對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勞工運動的整體回應得出廣泛的結論。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詳細地研究資本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而不僅僅聚焦於工人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中國勞工通訊同時建議，勞工學者應把目光投向新興勞工運動中心，包括內陸地區的河南省、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川省等等。雖然Elstrom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工廠工人，但當下，建築行業以及服務行業侵害工人權益的情況無疑更嚴重，工人的反抗也越來越多。如果對四川外賣員、快遞員進行研究，可能發現與廣東工廠工人類似的抵抗、壓製與回應模式。但我們不應該假設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準，更多工人運動的模式也許還有待觀察。

綜上，本書對想從學術角度切入中國勞動關系的人來說，無疑是書海中的上選。Elfstrom通過仔細的研究和嚴格的方法，不僅為中國工人，也為世界其他地區受壓迫、處於權力不平衡環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種賦權敘述。

【資料匯編】卡車司機服毒自殺抗議扣車罰款事件

4月5日，河北省滄州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唐山市豐潤區超限檢查站時，因為北鬥衛星定位系統掉線，被交通執法人員扣車，並罰款2000元。為了抗議交通執法人員的處罰，以及讓「領導」關註卡車司機面對的問題，他購買了農藥並在執法人員面前自殺身亡。

一、金德強

根據金德強的遺書，他今年51歲，已經從事運輸10年。金的老家滄州市泊頭市金家莊村發展程度有限，住著他的母親、妻子和三個孩子，其中兒子已經成人，也在跑車，但家裏仍靠他支撐。 「兒子姑娘永別了，我死後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親，兒子照顧好你的妹妹。」金的遺書如是說。

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到金家莊村訪問了金的哥哥和其他同村村民。由此，我們知道了金德強的一些身世。金9歲沒了父親，家中只有老母親和比他大三歲的哥哥。金德強小學畢業後就未繼續學業，而是去周邊的窯廠工作，此後還在鑄造廠上過班。30歲後，金德強先在市裏開農用車跑運輸，後來在同村人影響下開始進入貨車行業。

他同村的發小劉全（化名）說：「他9歲沒了父親，小時候在農村容易受欺負。後來憑借自己努力娶上了媳婦，但成家後沒幾年，老婆就出了車禍，腿腳一直不太靈便。老人、妻子、三個孩子都靠他養活。」

極目新聞訪問的其他村民則說，金德強中等個頭、身材敦實，經常在村裏的微信群中發言，給遇著事兒的人出主意。

除此之外，開卡車也是金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他的發小認為，金開車的頭腦比一般人聰明，曉得各地的路線，新疆、緬甸、上海也有資源。金開車的經驗豐富，很少看地圖，清楚哪裏有廁所，哪裏有便宜的旅館。他說：「金德強在自己的行業裏是驕傲的，所以才在遺言裏強調了自己的車牌號1308。」

金在遺書表示自己工作多年「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卻「沒有掙到多少錢」。確實，金的家人在事後查看他的賬戶，發現裏面僅有6000塊錢。不過，據金的叔叔表示，金多年的工作已經為家裏帶來村裏中等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見，金德強絕對不是魯莽行事。無論是他家庭對他的需要，他工作已經得到的一些成果，還是他工作的自豪感，都不鼓勵他以死抗議的行動。由此推斷，卡車司機在路上的勞累，加上面對種種不公，已經累積了極大的不忿，足以超越他工作帶來的報酬。

關於金德強身邊人的采訪和事情概要，可參考以下文章：

唐山市豐潤區交通執法現因扣車罰款 司機服毒身亡

壓垮貨車司機金德強的稻草：9歲喪父，扛起全家，被罰款後服毒自殺

二、卡車司機

「我不是不值2000元錢，我是為了廣大卡車司機說句話」，金德強在遺書中寫道。這是他對十年卡車生涯的描述：「不但沒有掙到多少錢，還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面對這樣的身體也得堅持工作」，「我感覺我也快活不長了」。

中國青年報在4月9日刊登了一篇訪問卡車司機的文章。受訪的司機告訴記者，他們不習慣用「開車」，而是用「養車」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職業。卡車司機是一個龐大的欠債群體，為了買車，司機都要背負一筆債務。極目新聞的文章提到，像金德強買的車當時便要10多萬預付款，總價是30多萬。他找村裏人借過錢，好不容易才湊齊。

隨著卡車下地，司機便要在限時內賺取最多的貨款︰每月5000-8000千的收入，得花兩年半才能還清車貸和借款，還要每年上一次保險，定期為車輛保養、換輪胎。在這段時間中，所有司機都拼了老命地還款，因為只有償清債務後，他們才能開始賺錢。不過，實際讓他們賺錢的時間只有一半多，因為之後車子就得大修或是被淘汰。 「剩下的一年多時間更不能休息。那是僅有的掙錢機會。」

在車上一直趕路，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面前只有延綿無盡的公路，以至看到路旁的別致的樹木，司機們都要跟卡友熱烈分享。漫長的路途因而只有香煙來解悶。為了順利的睡一覺則要喝很多酒。

因此，像金德強一樣，沒有一個司機能夠逃得過工作帶來的疾病。 「跟他們一起沖刺的，是身體衰老的速度。潘大偉每天下車都覺得自己踩在棉花上，開夜班的賈誌剛已經有了腎結石，醫生囑咐他每天多運動，可他連跳一跳的時間也沒有，疼得厲害了就去醫院做碎石手術。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腎，這裏，還有12顆。又戳了戳右邊，這邊少點，只有4顆了。」

關於卡車司機的勞動處境，讀者可參考《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內容及中國勞工通訊的整理，另附上中國青年報的文章：

開卡車的遊牧者：今天開車是為了明天不再開車

三、北鬥行車記錄儀和定位系統

是次事件的觸發點北鬥定位記錄儀，是一個針對卡車司機疲勞駕駛的工具。行車每到四小時，記錄儀便會響起，強製要求司機休息。當然，除了這個功能以外，系統還會收集行車的數據，賣給保險、物流公司。

長期為貨車司機維權的王金伍表示，安裝衛星定位裝置是一條灰色的產業鏈，一輛車年收費300-800元最常見，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則每臺年收2000到3000元費用。他以目前全國貨車、客車和校車保有量超2000萬臺的數字計算，僅衛星定位收費一項，收益每年便達到百億。

不過，這樣的記錄儀更像其他以罰代管的工具。卡車司機長時間勞動的問題是由車貸、運貨價格、運送時間的要求等造成的。政府官員不針對這些問題的成因，卻硬要糾正其結果，於是使問題更為復雜。例如，硬要司機停車，但高速公路上根本無處可停；又或找停車的休息站，但卻發現滿位；記錄儀掉線，但司機沒空去修理。有些司機為了趕路，記錄儀響了之後換別人的卡繼續開，製造已經換人的假像。這些情況被執法人員逮到，都是全部處以罰款，叫司機要額外蒙受一筆不輕的損失。

金德強面對的情況，應該是最叫人不忿的一種。由於定位系統故障，又或出現訊號問題掉線，被執法人員發現，當作違例情況罰款。

司機不想的疲勞駕駛、司機不想要付費安裝的定位系統、司機不能控製的系統掉線，最後的結果則是奪去司機的收入。金德強不知道問題的成因和解決的方式，但他選擇用性命來讓人們看到情況的嚴重性。

關於北鬥系統的各類報道和討論，可參考以下文章：

錯位的北鬥利益鏈，纏在3000萬貨車司機脖子上

特稿｜誰在使用貨車司機跑出來的數據？

衛星定位罰款引發服毒事件的背後，折射出千萬司機艱難和無奈

大貨車司機被罰2000元，服毒自殺，北鬥該不該背鍋？

四、事件後續：卡車協會、政府部門、工會

4月7日，河北省邯鄲市從臺區一重卡車隊集體向金德強致敬。

4月8日，極目新聞報道，河北、河南多位卡車司機自發為金德強家屬捐款。一個應該是由卡車司機自發的河南卡車協會在司機群內發起捐款，並去金德強老家金莊村希望將捐款交至親屬手中。一方面為其遭遇抱不平，另一方面為其家人提供幫助。不過，由於在村口遭到阻攔而未能進村。

4月9日，卡車之家一篇文章指，金德強哥哥已接受賠償。對於賠償來自豐潤區還是滄州，其哥哥表示「不管哪個部門，給解決就算了。人死不能復生。怎麽著咱也不能讓人償命啊。」

4月10日，事件的調查組公布調查結果，內容強調工作人員依法行事，沒有過激行為，是金德強沒有征兆下喝下農藥後失救至死。在該段文字中，沒有談及任何金德強工作面臨的處境，沒有調查他家人的情況，甚至連北鬥系統如何掉線也沒有公布。

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大力推進包括貨車司機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並製定下發《推進貨車司機等群體入會工作方案》。不過至今，據網上搜索，中華全國總工會未對此事發表任何意見。

關於後續的報道，請參考：

河北卡車司機金德強服毒自殺第三天，全國多位卡友為其捐款

河北卡友服毒自殺後續 與當地達成協商

貨車司機服藥自殺，當地披露詳情

被掉線的貨車司機：誰能保證不會再有下一個金德強？

五、建議

財經雜誌則引述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沈原在《南方都市報》的撰文，指在新規調整、車輛環保升級等過程中，應特別註重貨車司機群體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特點，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政府和廠家應酌情予以補貼一些整改費用。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這個事件繼續隱形。它應該代表卡車司機與有關部門交涉，為司機爭取更人道的檢查執法製度，以及安裝北鬥行車記錄儀等工具的補貼，並要求當局加強監控儀器的質量。對於滿幫這種愈來愈主宰卡車司機的工作機會和收入的新平臺，全國總工會也應要求企業承認司機的勞動者身份，為其提供設備、保險等保障。

香港工運領袖李卓人判囚14個月

香港的工運老將李卓人，在今天被法院宣判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罪成，判監12個月。與此同時，亦有多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

此外，另一起前年8月31日未經批準集結案亦於今日一同判刑，李卓人早前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被判囚6個月。兩案部分刑期分期執行，合共被判入獄14個月。

李卓人雖然在4月7日的8.31案庭審聆訊上表示認罪，但同時他也通過代表律師在庭上宣稱自己無愧於歷史，他在陳述書中說：

「我認罪，但我堅守維護民眾和平遊行的權利並沒有錯，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我們無罪。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我都無悔於為人民的權利而站出來。」

李卓人希望法官明白爭取言論自由的重要，他本人對維護港人的權利無怨無悔。李卓人作為香港職工盟秘書長和工黨副主席，三十年間一直奮戰在工人權益的前線。李卓人曾在1997年以立法會議員身分提交《雇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法案，條例獲通過，但後在商界影響下，又很快被廢除。

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自1993年起便和李卓人在工運事業上有了交流，他如此評價李卓人先生：

「無論在什麽地方，能夠實踐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權利，是工會運動存在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李卓人的所作所為，正是踐行了世界上所有工會組織者都會堅守的底線，他更挺身承擔了這一切行動帶來的結果。

李卓人作為工會領袖和民主鬥士，長期為工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利而抗爭。他的身體力行影響了幾代香港年輕人加入工會運動。刑罰非但不會摧毀李卓人的抗爭意誌，正相反，更多年輕人會前赴後繼的站出來為這座城市的正義和福祉而抗爭。」

8.18案中，還有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判監12個月、梁國雄判18個月、何秀蘭8個月；何俊仁判囚12個月，緩刑2年；李柱銘11個月，緩刑2年；吳靄儀12個月，緩刑2年；認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獄8個月，緩刑1年，區諾軒判監10個月。

8.31案中，另有黎智英判囚8個月，楊森判8個月，緩刑1年。

除8.18案、8.31案外，李卓人還面臨另外幾宗控罪：於2019年10月1日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以及2020年6月4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

在工會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羅爾服裝工人領袖

2012年，當Tayamma第一次來到班加羅爾的Shahi 8號工廠工作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膽小且容易受騙。她的成長歷程非常艱難，第一語言是泰盧固語（Telugu），而不是這個城市裏常用的卡納達語，她發現很難適應。

她說： 「我以前很怕別人罵我或者對我發火，我會大哭。」

Tayamma和我們講了她在班加羅爾郊區租房的時候，有人騙她去投資。那是一個專門針對低收入工人的虛假投資計劃，號稱只要幾年就能獲得15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收益。

「最終，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讓我多了解一些關於這個基金的信息。我去問他，我付的錢到底去了哪，他變得焦躁不安，開始辱罵我。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工廠裏的一個工會組織者，她讓我去找工會，說工會會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談，把錢要回來。他們確實幫了我，那個人退了一些錢，雖然不是全額。」

自從Tayamma成為工會的一員並開始參加會議後，她逐漸了解到所有製衣工人共同面臨的問題，並且在與他人打交道時變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開始參與組織工人的工作，並在2018年幫助成立了一個9人的工會委員會。就在那時，她和她的工會姐妹們引起了強大的Shahi 8號工廠管理層的註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裝製造商之一，在全國擁有60個生產單位。

「我們動員了工廠裏的工人，要求在工廠成立由工人自己組建工會委員會的權利。我們希望管理層承認我們的委員會。但是經理把我們叫進去，讓我們停止組織活動。我們說這是我們的權利，他們非常生氣，開始辱罵我們，還對我們動粗。我頭部受了重傷暈倒，被送到了醫院。」

醫生在做 CT 掃描時發現了血塊。「我現在頭上還有縫針的疤。在治療期間，有六個同事給我獻了血。我的工會同胞們在醫院白天晚上地照顧我。我不能自己動，全靠他們照料，一直到我康復。」

「我覺得很幸福，他們非常愛我，我們現在就像有血緣關系的家人一樣。因為受傷，我有時會在工作時暈倒，但是我的同事會照顧我。管理方才不會關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樣幫助我。工會就是我的力量，因為我的工會，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釋說，資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鎮壓，是因為他們擔心工會會提高工人的權利意識，從而降低工人的服從程度。他們以為以肢體暴力對待工會代表能恐嚇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們非但沒有屈服，反而激發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當地警方投訴了毆打事件，並對從Shahi購買服裝的國際品牌施加壓力。在美國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進行調查後，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的管理人員被解雇。

「我覺得任何工人都不應該經歷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為工會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問題，我都會支持他們，並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我作為工會代表的職責。」

Tayamma強調，服裝工人不能依賴政府的幫助，工會幾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資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業，而不是工人。他們只關心企業和工廠，他們希望企業和工廠壯大繁榮，但這會改善工作條件嗎？政府幫助老板和工廠從工人身上榨取勞動力。如果政府是為工人服務的，為什麽工資水平沒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後，任職產品質檢員的Tayamma月收入僅為9500盧比（約合800元） ，堪堪達到她所說的維持一個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情況變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間，政府做了什麽?」 Tayamma問道，「政府沒有為勞動人民提供任何設施，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沒有工資，付不起租金，人們受苦受難，沒有食物。只有比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沒有配給卡，他們怎麽得到政府發放的口糧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計劃，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排8小時的隊，連續排5天，就為了領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對於Tayamma來說，成為一名工會代表意味著一種持續的奮鬥。但工會已經成功將資方拉回談判桌，並且贏得了一些工作條件的改善。

「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和安全飲用水。他們過去給我們提供的飲用水非常不衛生，許多工人喝了出現皮膚病和其他健康問題。我們在集體談判會議上提出了要求工廠改善飲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們現在每兩個月檢查一次水質，而且因為工會的緣故，在食堂引進了熱水還增加了座位。我們還談到，請病假的工人不應該承擔生產目標。」

去年大規模疫情封鎖後，製衣廠重新開工，包括Shahi在內的許多工廠以公共衛生為由，取消了周圍村莊的班車服務。這意味著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工人要麽每天徒步大約100公裏去上班，要麽就得辭職。工人們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工廠恢復班車服務。

「只有在罷工之後，管理方才願意聽取我們的聲音。工廠重新開通了班車服務，但費用增加了。這些村莊位於野生動物密集的林區。女工們晚上很難走這條路回家，所以工會現在正在為她們支付車費，以確保她們都能到達主要的公共汽車站，在那裏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對於現年35歲的Tayamma來說，這是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成長。她的父母在她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羅爾附近的一家孤兒院長大。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強迫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於受到丈夫的虐待，她離開了丈夫的家，但隨後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產，Tayamma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幾個月才設法逃脫。她在班加羅爾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個印度教寺廟受到了庇護，她在那裏工作了三年，為寺廟做飯打掃衛生，以換取住所和食物。後來Tayamma到了服裝廠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時間到寺廟做一次義工，以表達對收留和幫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現在和家裏的任何成員都沒有聯系。Tayamma說，工會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在這個紀念世界各地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我們正在中國目睹一場歷史的倒退。中國工人階級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經爭得的自由和權利，寫在法律上的工時限製也成了一紙空文。工人們愈來愈服膺於以資本無止境累積為目的的生產方式。他們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勞動時間，然而獲得的只有工資，所有生產的成果都被奪走。

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顯得格外自由：工人選擇工作的對象，老板則挑選他們認為適合的員工，勞動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願。但只要企業取得了工人的勞動力，這個幻象便會結束。實際上，為了得到工資，工人們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勞動力。而支配了勞動力的老板，則最大限度地使工人為自己生產最多的商品，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由此讓預付的價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國工人對超長工時產生愈來愈大的不滿。互聯網企業員工的996.icu網站，寫滿了企業肆意延長工時所違反的法例；超市員工抗議工時過長，以及企業以彈性工時來變相克扣加班費；塔吊工罷工抗議工時過長且無加班費等。這樣的聲音大概還太過微小，但確實在增強。工人們明白︰自己不作出改變，便只能任人魚肉，一如百多年發起工時鬥爭的先驅一樣。

在中國的工廠……

在中國的電子廠，工廠主正用盡各種辦法使工人延長工作時間，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在一些工廠裏，工廠主計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產的最高產量，然後把按晝夜兩班的方式讓工人照這個既定的產量勞動。工人的勞動時間完全按生產線的產出而定，為了完成產出，八小時的工作天遠遠不夠，他們被強製加班，吃飯時間要一再壓縮，這樣的情況接近全年無休。總之，工時是為了產出而決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來製定。

在一份工廠調研報告裏，一個在安徽滁州立訊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這樣說︰

「首先一天的八小時工作是必要的，同時還會有兩個小時的加班，這兩個小時加班是必須要加的班，這樣算下來我們每天要連著幹10個小時。中間會有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但是吃飯時間以生產線情況確定，為了產量能夠完成，通常我們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鐘的吃飯時間，再加上時常會因為產量不達標延遲下班十幾分鐘，提前上班十幾分鐘，一天的有效工作時間均在十個小時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會休息，通常會在白夜班替換的時候休息一天，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可能只會有一天的休息時間，當然這與勞動法規定的「在不影響勞動者身體健康的前提下一個月只能加班36個小時」嚴重相背。」

在這種工廠的勞動生活裏，工人工作一天後太過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時間：一醒來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覺，長時間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這樣延長工作時間，也為工廠主帶來了驚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個月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額外延長勞動2小時，假日則延長10小時。由此，工人額外的勞動時間便達到122小時。換算成八小時工作天，工人實際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當於多勞動了整整半個月。

在另一些工廠，廠主則不阻攔工人下班，但由於基本工資訂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選擇加班。透過操作件計工資的單價，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資，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飲食的開銷已經所剩無幾。因此，工人延長的工作時間每月仍能達到130多小時（相當於約16個工作天），而且還要背負「自願加班」的名義。

在互聯網大企業……

所謂的996工作製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中蔓延。在這些企業裏，與工廠不同，產品規劃的工作進度可能脫離實際，甚至一個產品開發所需的勞動時間並未得到精確的計算，但這對企業主來說無關重要。產品開發落後進度，編碼出現問題沒有良好運作，以至產品由概念化成實際的所有試錯過程，全都讓員工超時工作來解決。互聯網企業的勞動時間是以產品開發的進度決定的。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訪問了一位高科技企業員工，他這樣描述互聯網公司員工的勞動過程︰

「傳統的我們去做的時候，可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產品發展路線，但是互聯網這邊可能都是這種敏捷開發的形式，它不太會有特別明確的開發方向。在一個東西出來之前，很多時候它都是我們說的用那種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斷的窮舉各個路徑，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別的快，然後其中的某一個路徑剛好撞上了用戶的喜好，成為一個爆款的產品了，就會得到比較大的收獲，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這種窮舉不同的路徑上，它不斷叠代新產品，通過快速的叠代來不斷的占領這部分市場。 」（標註由作者加上）

不能誤會的是，這樣的試錯過程並非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進行，而是發生在一個有嚴格績效考核的企業裏。每一個季度裏，工人的勞動成果都要根據指標來計算分數。在編程開發的企業，工人編碼的行數、bug的修理數目、系統正常運行的時間、處理問題的速度都會換成評分等級，被評上低級的員工則蒙受懲罰和警誡。為了不失去自己的獎金，為了不被奪去晉升的資質，以至為了不被裁員，所有人都被迫參與這場競賽。然而，必然有人會得到最低分，預設的結局不會變，只是最終落在誰身上要經由工人的競爭來決定。由此，沒有工人在趕上進度前會下班：

「基本上6點半可能你還沒辦法把事情弄完。因為白天的時候，可能會有各種的什麽開會，各種占用時間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搶進度的時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時候，可能到6點半是沒辦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會限製了每個周或者是每個季度的這些KPI，所以你還是需要把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點離開的。」

企業為了完成產品的開發，以及確保所有功能的正常運作，已經把工人的勞動和休息時間打破了。在互聯網企業，沒有徹底的下班，程序員與互聯網的連接，使他們無時無刻都處於待命狀態。與工廠不同的是，高科技產品的臨時故障和突發事件特別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時，緊急漏洞、員工的需要和求助還會繼續傳來。員工隨時都要接入公司網絡和服務器，為客戶解決問題。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更把監察伸向了員工的休息時間︰「它比較討厭的一點就是釘釘（註：企業的即時通訊工具）這個東西，它看過了會顯示你已讀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這種，比較煩人。然後這個群裏你發一條消息也是誰讀了，誰沒讀，上面會顯示出來。」

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在高科技企業裏，75%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超過8小時，更有32%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長達11小時以上。采取彈性上班時間後，工時在8小時以​​內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員工均處於常態加班。在整體受訪的員工中，更有超過三成人連一天帶薪假都沒有休過。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國，近年還出現了一種標榜彈性工時、自由決定勞動時間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賣員的平臺勞動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機在平臺上註冊，以此收取平臺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單工作任務當中，工人都重新確定要出售勞動力，以獲取系統計算的單價。正是在這種形式最自由的勞動力出售平臺，我們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臺接單的過程中，理論上工人在每一單新任務時都可以選擇退出，然而事實是愈來愈多工人每天為平臺工作10-12小時，甚至超過12小時的也為數不少。工人的生活壓力在這當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統算法的設定邏輯則同樣延長了工人勞動的時間。

外賣平臺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單，同時保證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統是為了鼓勵騎手高產而設計的。工人完成的訂單愈多、準時率愈高，為平臺創造的價值愈高，系統才會分給工人更高的等級，使工人能得到條件更好的單。對於等級較低的騎手，系統都對他們的單量作出預期，會按此分配工作。特別是在送餐高峰期時，系統為了確保配送效率，會先給高級騎手分配任務。

對一個經驗不足、工作穩定性低的外賣員而言，一般平臺派單的配送費是不足以糊口的。特別是外賣平臺近年確立了自己的行業地位後，他們給予工人的單價愈來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資，工人必須透過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單量、壓縮平均勞動時間來提高勞動強度（這點愈來愈被人所認識），另一個方法則是增加接單，以此獲得系統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務，同時延長勞動時間。

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裏，有著這樣的記述：

「一位美團眾包騎手這樣講述了具體的等級設置：一周之內，完成有效訂單140單，準時率達到97%，將成為白銀騎手，每周可獲得140元的額外獎勵，若完成有效訂單200單，準時率達到97%，則會成為黃金騎手，每周額外獎金220元。在餓了麽，單量則直接與配送費掛鉤，每月完成訂單數在500以內，每單5元；500到800單，每單5.5元；800到1000單，每單6元……依次類推。而在遊戲規則中，積分將以周或月為單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為平臺勞動10多個小時，同時又保持每次配送都準時，不拒絕系統派單的騎手，才有機會得到一筆較高的工資。從工人主觀的感受而言，他們賺到更高的工資是因為自己多勞多得。但事實是，他們過往的派單量早已由系統記錄，每天能夠執行的單量亦以由算法估計過，並按此分配工作。因為工人長時間勞動創造了巨額的價值，平臺才願意相應地提高他們的工資。

奪回工人製定工時的權力

在中國，工人長時間勞動後猝死的現象已經再次出現，我們定期便能在新聞上看到這樣的報道。

2019年12月3日，49歲的外賣員吳德宏在南京幹完活後，猝死在出租屋裏。吳德宏死後，記者調查指，吳做外賣員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最​​拼命時，曾經兩輛電動車換著騎，從早上九點一直送到夜裏一點，後來才把結束時間提前到了晚上十點，但工時仍然長達13小時。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賣以外，其余時間都在出租房裏度過。平臺的數據顯示，從7月至今，他最多一個月接到過508個訂單。那是11月，他繞著南京城騎了將近2000公裏，換來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網上則流傳出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離職員工透露，猝死員工負責的多多買菜項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員工從零組建業務，有時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這樣的情況，自然不局限於個別的行業。事實上，超長工時已經為中國工人帶來各種長期疾病和精神影響。長時間的勞動使製衣廠工人視力下降、年輕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慮逃出電子廠，超過40歲以上的互聯網員工身體嚴重失調，精神衰弱，大量被企業淘汰，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新常態。

然而，這些新聞播出後，社會總是有一陣熱議，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長工時的情況仍然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甚至只換來資本的嘲笑：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電子廠的工時和工作壓力而輕生，工廠主在宿舍裝上護欄和防護網。他們是在說︰就算你要跳樓，也不要在我們的園區裏跳。另一邊廂，馬雲、劉強東等人則把超長工時說成福報，說自己「從不強製」，繼續為自己開脫。國家部門總是在研究討論，發輿論譴責，工會每天在辦活動讓工人入會，但就是對工人的勞動時間問題無動於衷，放任那些嚴重違法的企業逍遙法外。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們至少得認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製定工時的權力，要從資本手上奪回勞動者的時間，只能由中國的工人們來完成。一天我們選擇讓渡生產和組織勞動力的權力，工人的時間便不再屬於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階級對工時的鬥爭，也需要在中國再次點燃。

緬甸工會要求國際品牌采取行動保護工人權益

在今年的國際勞動節來臨之際，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發出聲明，呼籲國際服裝品牌及其供應商維護工會會員權益，並確保工人在當前反對軍政府的抗議活動中不被辭退。

IWFM指出，在緊急狀態下，對各主要工業區的工人來說，如果回去上班，就要冒著被捕、甚至被槍殺的風險。此外，交通中斷、通訊受阻，也令工人難以聯絡雇主。

在4月22日發布的聲明中，IWFM指出，因考慮到前往工廠路途上的危險，許多工人都不敢回去上班而選擇回到鄉下家中避險。與此同時，工會組織者更是成為軍政府針對的目標，不少人不得不到處躲藏，工會工作嚴重受阻。

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 Yar）的狀況尤為惡劣，據報道100余人喪命於3月14日及15日的軍事鎮壓中。萊達雅工業區的軍人會隨即攔截工人，並要求工人交出手機以供檢查，沒有手機在身的工人則被處以高額罰款。然而，盡管存在種種風險，萊達雅工人仍在進行反政變抗議活動。

而在工業區中已復工復產的工廠，許多雇主利用目前的形勢解雇那些曠工超過三日的工人，解雇賠償也不予發放。

IWFM向國際品牌提出要求，正是為了製止這些為品牌供貨的緬甸工廠解雇工人，同時保證在時局恢復穩定之前，工廠能以放無薪假的方式處理工人無法安全上班的問題。而且，工廠應提供一份詳細的名單列明已經被辭退的員工，以便所有工人的權益都能得到保護。

為了使供應商工廠能夠遵守上述要求，IWFM表示，國際品牌不應該懲罰因社會動蕩造成延遲交貨的供應商。

中國勞動通訊全力支持IWFM提出的訴求，並敦促依賴緬甸工廠工人供貨的各大國際品牌能夠擔起責任，保證工人的權益不受侵害。

中國勞動通訊與IWFM站在同一陣線，同時呼籲，對那些以動蕩為由，肆意解雇員工及工會領袖的供應工廠，國際品牌方應立即采取行動予以製止。

借著五一國際勞動節，八小時工作製作為二十世紀工人運動最大成就之一，中國勞工通訊也重新審視了廣大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現代奴隸製」下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與「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自從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來源國變為移民的目的地，外來移民一直是農業食品行業的重要勞動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歷史上首個移民定居點，西西裏島的馬紮拉德爾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來自突尼斯的工人參與漁業工作。1989年8月，來自南非尋求庇護的傑裏·馬斯洛（Jerry Masslo）在維拉利特諾（Villa Literno）被謀殺，維拉利特諾是當時意大利南部的一個高產西紅柿種植區。馬斯洛是被種族隔離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尋求庇護的申請被拒絕了，因為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意大利的保護義務有一項「地域保留」條款，只有從共產主義東歐來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護。

因為擁有季節性工作機會，維拉利特諾吸引了成千上萬像馬斯洛這樣的移民，然而糟糕的生活環境、剝削的勞動以及非法勞工交易都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意大利最大工會——意大利勞工聯合會（簡稱CGIL）受到了眾多誌願機構的支持，承擔了組織移民工人的工作，而傑裏·馬斯洛正是這波浪潮的領導者和發言人。

在一個大型公共電視臺采訪中，他指出了移民正面對的問題：

「我原以為我會在意大利找到一個安身之所，以為這個正經歷文明化浪潮的國家會歡迎我，允許我在這裏平靜地生活，允許我在沒有障礙或偏見的環境慢慢實現我的夢想。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我很失望，這個國家的文明共存似乎不包括擁有黑皮膚的人。這裏也有種族主義者，對那些僅僅是要求團結和尊重的人施以傲慢、虐待和日常暴力。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人都為這個國家的發展而出過力，但大家好像覺得不重要。遲早，我們中的某些人將會被殺死，然後我們將意識到我們的存在。」

幾天後，他被一群把臉遮得像3K黨的暴徒槍殺，他們在一個窩棚裏策劃了這次劫掠。馬斯洛謀殺案被提升到意大利移民問題的高度，CGIL亦要求舉行國葬，幾周後，也就是1989年10月，羅馬發生了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示威活動，有超過20萬人參加。

三十年後，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在農業勞動中受到大規模的剝削，非法勞務中介也已經蔓延到整個意大利。雖然現實中並非整個意大利的農業都存在勞動力剝削問題，不過現狀仍然充滿危機。

根據意大利農業工業工人聯合會（簡稱FLAI-CGIL）《關於非法勞工中介的第五份報告》估計，目前意大利約有18萬農業工人面臨嚴重困境，其中包括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無休假等，這些情況並非僅存在於意大利南部。

「勞工剝削、非法勞工中介和黑幫派系不再只根植於意大利南部，這些問題已經遍布了整個國家，我們組織非常堅定地在與它們作鬥爭。」FLAI-CGIL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說。

此外，農場中的剝削勞動現象不僅限於意大利，這一問題也逐漸蔓延到歐洲。據歐洲糧食農業和旅遊業工會聯合會估計，大約有四百萬農業工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移民工人，生存在在非法就業、工作不穩定和勞動剝削的陰影下，其中包括季節性工人、臨時工以及其他無保障工作。工人們被困在低薪和極差的生活條件的區域中，被外部群體集體孤立，甚至居住在沒有水或電的非正式住宅中。有研究指出，他們遭遇的極端情況是被黑幫團夥圍獵以及墮入現代奴隸製的陷阱。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剝削性勞動的受害者，幾乎沒有人能從這系統中受益，受害者在其中被嚴重剝奪了人們應有的尊嚴。目前意大利有廣泛的「產業鏈式」的勞動剝削，農場主們往往會利用工人（尤其是移民）的「窘迫生存狀況」進行剝削，亦存在大量女性移民工人被大規模二次剝削的案例：在農場受到勞動力剝削的同時，也遭受了來自農場主的性虐待。不僅如此，這些非法的「農業企業家」在市場上更堂而皇之的與那些尊重工人權利的企業進行不正當競爭。而對國家來說，逃稅和規避社保的問題也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從提高大眾認知度的動員到後來的持續運動，近十三年來，我們的工會一直警示大眾關於勞動剝削的問題。隨著2015年夏天一系列農業工人的悲劇發生，勞工剝削問題逐漸獲得了公眾的呼應。49歲的帕奧拉·克萊門特（Paola Clemente）是普利亞大區的葡萄園工人，她的工作時間通常從淩晨3點開始，像其他數百名婦女一樣，得在淩晨登上一輛要行駛190英裏的巴士。帕奧拉每天只能拿到27到30歐元工資，而她的收入本來應該高三倍。帕奧拉逝世的那天，她照常在葡萄田中工作，期間她要求短暫的休息，但被拒絕了。她別無選擇，只能在無法忍受的烈陽下繼續工作，後來她因身體不支而離世。

她的故事引起了公眾的憤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帕奧拉·克萊門特之死源於「精心打造的現代奴隸製，這波及了四萬多名意大利婦女，以及移民和季節性勞工，而現代奴隸製仍然是意大利農業經濟的核心」。16個月後，意大利議會通過了第199號法案以禁止剝削性勞動力和非法勞工中介。在意大利語中，更廣為人知的是「caporalato」一詞，這個有著黑手黨意味的說法，我們或許可以翻譯成「黑心工頭」。

意大利新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些勞動剝削的指標定義，例如：

系統性支付低於規定薪資水平的工資，
系統性違反有關工作時間、每周休息、法定假期的規定，
違反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法律法規，
工人處在羞辱性工作環境中以及離職受限。
199號法案之前的法律旨在針對非法勞工中介，而該法案明確針對「黑心工頭」和剝削他人的雇主。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工人

2020年，在由新冠病毒爆發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中，勞動剝削展現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景象。外界因此意識到，農業食品業界的移民工人不得不在保持農作物供應和社會正常運作上發揮關鍵作用。可是與此同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首先，政府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安全措施忽略了成千上萬在貧民窟中居住的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遭到當局拒絕的尋求庇護的難民。

2018年，意大利時任內政部長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通過了一項行政命令，取消了向政治避難者發放的數千張「人道主義目的」居留許可。這導致他們被收容中心遣散，不得不前往附近的貧民窟。他們是一支長期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將由雇主和非法勞工經紀人雇用。他們居住的貧民窟沒有水、沒有電力、沒有廁所、遠離當地社區。在這裏，移民們在難以置信的惡劣環境裏艱難生存。人們會看到他們騎著生銹的自行車駛向農場，或者在黎明時被幫派大佬裝上貨車和卡車。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也讓官方的勞動監察員展開了「精明」的工作。不對剝削者和非法勞工中介進行現場檢查，意味著沒有不合規的事件發生。因此，FLAI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宣傳運動，由眾多輿論領袖、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學者、神職人員、人權活動家、基層社區和普通民眾共同發起，要求政府采取緊急行動，以維護移民的健康，尤其當他們被限製在非正式的農村住所和貧民窟中。這種壓力迫使政府采取進一步公共衛生措施，包括針對移民的大規模合法化法案，約25萬非歐盟移民工人申請了居留許可。

「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在過去的十二年中，打擊剝削性勞工和與非法勞工中介鬥爭一直是FLAI的頭等大事，我們已經理論化並實現了一個有利於弱勢工人的創新工作計劃，成立「 路上工會（sindacato di strada）」。通過路上工會，FLAI打算回歸到工人階級運動的本源，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和辦公桌，四處走動，與工人在他們居住、碰頭、娛樂或尋找臨時工作的地方會面，都是我們工會成員的責任。

成為路上工會對FLAI意味著永久地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無論是在黎明或在黃昏時，這樣工人們不會由於日常鬥爭感到孤單或絕望，並可以找到一個擺脫勞動剝削的方法，在勞工權利方面得到個人和集體保護。街頭聯盟意味著在短期和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能夠迅速處理諸如移民等弱勢工人問題。這種全方位的協助將使工人感到既不孤單，也沒有被落下。

這種系統的工作方式促成了2016年4月印度農業工人在拉提納地區罷工，成為羅馬的一個裏程碑。在這歷史性的一天，我們見證了FLAI和移民權利基層組織所培育的2000名錫克教徒工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的工作條件，並要求最低時薪為提升為5歐元——盡管這個數字仍遠低於法定的最低9歐元。

FLAI設計了自己的總體計劃來保護移民工人，例如在許多地區進行了持久的宣傳活動，尤其是在一些豐收季節，包括普利亞采摘西紅柿的季節，皮埃蒙特采摘桃子和蘋果的季節，倫巴第采摘葡萄的季節，西西裏采摘橄欖和土豆的季節。

在增進勞工權利意識和走出勞動剝削、幫派統治中退出的問題方面，我們根據所針對的移民社區，邀請外國工會的同事與FLAI共同合作。我們的聯合運動涉及例如CNLSR Fratìa（羅馬尼亞）、FNSZ（保加利亞）、UGTT（突尼斯）、UMT（摩洛哥）、Carism（塞內加爾），同時，FLAI已從移民原籍國製定了一項全面的後續政策。我們相信，移民工人應該能夠在定居意大利之前，或是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時間後返回家鄉之前，都能享有所有的勞工權利，這就是FLAI在羅馬尼亞、突尼斯和塞內加爾開設移民服務臺和信息諮詢臺的原因。

自2011年以來，每年夏天FLAI都在離達喀爾海岸兩英裏的戈雷島（Goree Island）舉行國際移民暑期學院，這裏曾長期是奴隸交易站和樞紐。在一周的時間裏，我們工會的積極分子以及代表和塞內加爾的同事就移民及其動因等問題進行了商談和交流。

在FLAI的移民工人總體規劃中，逝去的馬斯洛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精神領袖角色，我們需要感激他。我們認為，移民工人發揮了突出作用，且應受到尊重，而不是像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政黨在整個歐洲所做的那樣加劇仇恨。FLAI認為，沒有受保障的勞工就不會有有保障的產品。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中的「社會條件」，這意味著與維護勞動權利緊密聯系在一起，正如FLAI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的呼籲：「我們應該意識到，必須重新設計一種以人為本的社會模式，同時考慮到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我們希望將這些融合在新世界中。」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農民工數量首次減少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這是自2008年統計以來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官方數據亦從側面反映出農民工在疫情下度過了艱難的一年。

實際上，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去年的新冠疫情極大阻礙了農民工的流動性。2020年，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下降2.7%；其中，跨省流動外出農民工比上年下降6.1%；相比之下，本地農民工11601萬人，僅比上年減少51萬人，下降0.4%。從地區來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人數最多，比上年減少568萬人，下降3.6%。

盡管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從統計局數據仍可以窺見農民工群體受疫情影響最深，失業問題嚴重。從行業來看，2020年農民工在住宿餐飲業從業占比較上年減少0.4%，即住宿餐飲業失去了約150萬工作崗位，成為受疫情影響失業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新的調查報告也顯示了一些長期趨勢的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在第二產業就業的農民工比重持續走低。2008年，有37.2%的農民工從事製造業工作，到2020年，這一比例降至27.3%，占比減少約一成。從事建築業工作的農民工比重在2014年達到高峰，占比22.3%，此後逐年下滑，到2020年占比18.3%，比2019年降低0.4%。

從性別來看，2020年女性占全體農民工34.8%，比上年下降0.3%，亦遠低於全國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的43.2%。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

從數量上估算，2020年女性農民工減少了約267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外出女性農民工。2020年農民工總量共減少517萬人，其中女性占超半數，考慮到女性占全體農民工僅約三成半，可見疫情下基層女性的流動性和職業機會都大大減少。這也印證了在經濟放緩時期，女性更難找到工作，且更易被解雇。

2014年起，女性農民工占比呈現出略微上升的趨勢，這主要是由於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比的提高。女性在本地農民工中的比例由2014年的34.9%躍升至2020年的39.2%，目前這一比例更接近全國女性就業水平。另一方面，外出農民工的女性比例則呈現下降趨勢。

此外，新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繼續提高。200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20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1.4歲。有26.4%的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0年的22.7%。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更高，達到46.1歲，其中38.1%的人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6歲，僅14.2%的人超過50歲。

2020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考慮到2020年CPI同比上漲2.5%，工資增長極為有限。近年來，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持續放緩，已經由2010年代前期的兩位數漲幅，到2015年以來增速維持在6%到7%左右。

2020年，中西部、批發和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跑輸通脹。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長1.9%；在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長2.3%。從行業看，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分別為3358元和3387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2.1%和1.5%，均低於CPI漲幅。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814元，以及建築業月均收入4699元。

官方數據反映了在疫情和經濟放緩的影響下，農民工的流動性降低，工作機會減少且工資增長受到限製。而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則從另一方面記錄了過去一年工人的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做出的反抗，詳情可參閱《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更多有關農民工信息，亦可參考《農民工及其子女》一文。

在致命的第二波疫情中，印度工人遭受重創

隨著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印度蔓延，南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許多服裝廠仍在封鎖中繼續開工。政府允許工廠以半數員工繼續生產，但對工人來說，情況比以往更糟。

工廠沒有采取任何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工人們仍與往常一樣在流水線上工作，午休時間也只能擠在一起用餐。工廠沒有發放防疫用品，工人僅偶爾獲發手套。盡管一些工人出現了明顯的感染癥狀，但他們仍然繼續上班。由於替代性收入支持有限，他們擔心被解雇。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表示，工廠增加了訂單和生產目標，工人們都在加班。

在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郊區，直到有數名工人據報死亡以及許多工人感染後，工廠才在5月暫時關閉。

與去年一樣，許多工廠削減了工人的班車服務，而工人通常住在離工廠很遠的地方。工廠還關閉了托兒所，並辭退懷孕的工人。

在第二波疫情中，印度沒有實施全國性封鎖，各邦之間的邊界仍然開放。越來越多的邦政府采取了不同定義的封鎖措施，以控製疫情蔓延。例如，在西部工業化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工廠和建築工地仍在持續開工。

許多移民工人為經濟安全擔憂，準備離開大城市，但現在買火車票和汽車票都非常困難。隨著新冠病毒進入農村地區，移民工人即使回到家鄉，也依然面臨著衛生設施和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

據估計，目前有2.3億人生活在日薪375盧比（約合人民幣30元）的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以下。有報告顯示，在班加羅爾，月收入下降了17%。自雇人士和非正規就業群體在收入下降中首當其沖，其中，女性和年輕工人受到的影響最大。許多家庭只得變賣資產，減少食品采購，向親友和放債人借錢度日。

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門推出了救濟措施，效果各異。例如，有的地方派發現金，或者一次性紓困措施，但往往附加許多限製性條款。針對移民工人推出了「一個國家，一張口糧卡」的全國通行食品補貼計劃，但在後勤、行政和操作上仍有許多障礙和問題。

非營利組織Aajeevika Bureau的研究負責人Maansi Parpiani解釋道，政府的這些舉措未能有效應對印度勞動力遷移的復雜性。例如，國家移民工人政策草案設立了專門部門以及流動健康和社會保護計劃，但對於工人遇到的工資欺詐、職業安全和收入無保障等問題，政策草案並沒有加強對工人的保護。

為移民工人接種疫苗應該是一個優先事項，但定價和采購政策阻礙了疫苗分配，導致接種率走低。在建築行業，移民工人高度集中，政府已下令由房地產開發商承擔工人接種疫苗的費用，但其他行業並未獲得同等的關註。疫苗供應不足、差異化定價結構和數字鴻溝都使得移民工人難以接種疫苗。

政府應采取強有力的短期和長期措施，保護工人，尤其是非正規部門工人的健康和生計。一年來，隨著疫情惡化，政府的舉措仍然沒能真正保護工人。雖然有一些變化，但大多情況仍和去年一樣乏善可陳。

處長體驗外賣員不如工會做實事、釋放騎手盟主實在

上月，北京衛視一檔名為《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的紀錄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先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了一天送外賣。他之後再和網約車師傅溝通交流。「送外賣的副處長」也由此登上微博熱搜，引發網友熱評。節目中，王林拼盡全力12小時送出5單賺了41元，他癱坐在馬路邊感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真的太不好掙了。」

這種感嘆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當下方興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狀態。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給出的數字，中國零工經濟就業者目前有2億多人，其中大約一半的形式是傳統的臨時工、小時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則是新經濟、新業態下的平臺經濟從業者，比如滴滴司機、美團外賣員、餓了麽外賣員等等。根據《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年中國共享經濟從業者人數達到8400萬，數量可謂相當龐大，然而對他們的保障遲遲沒有跟上。

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僅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各類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2020年，廣州市非機動車交通違法查處40余萬起，僅外賣送餐行業交通違法占比就高達8%。平臺加大騎手勞動強度導致交通事故頻頻湧現，但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和賠償時，止步於勞動關系的認定。

作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他們能夠親自下基層體驗當下勞工的生存狀況，但更多時候，血淋淋的現實早就已經擺在眼前，更加上能夠真正代表騎手聲音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謂下基層「溝通」，絲毫沒有任何說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當天第34單外賣的餓了麽外賣員韓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後餓了麽以平臺和韓某無勞動關系為由，只為騎手家屬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義」援助，其余由保險公司處理。作為蜂鳥眾包的騎手，韓某每天在平臺上繳納3元保險費，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對猝死的賠償是3萬元，剩下的1.94元為平臺征收的服務費，相當於平臺在變相克扣騎手的保險費。

近日，王林攜巡視組與美團公司代表對話。美團代表稱，目前美團平臺上的註冊外賣員中近一千萬人屬於按單計價的外包員工。代表說，這些非正式員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業險，且是從傭金裏扣除。一旦騎手發生意外，將由商業保險承擔，而商業保險僅包含保額六十萬元的身故傷殘險和五萬元的醫療費用。近千萬的騎手由第三方公司繳納社保，但實際上，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繳費標準繳納，有的甚至不繳。

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陳龍為完成畢業論文，而體驗了近六個月的騎手生活。他近期在論文中寫道，外送平臺通過收集和分析騎手和消費者的數據，來判定和規劃騎手的送餐時間。一旦騎手發揮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闖紅燈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務，系統將進一步壓縮送餐時間並在附近的訂單配送中應用，或組合附近的訂單讓騎手配送。然而，平臺卻不承擔騎手在發揮自主性時遇到的任何風險。

陳龍寫道，平臺對騎手的數字管理削弱了騎手的反抗意願和自主性，技術將對應的勞資關系轉嫁給了騎手和消費者。在發生勞資沖突時，外賣企業就會隱身，平臺不僅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甚至還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對平臺的問題，王處長也提到：「勞動者和平臺要多溝通。這次走流程不僅走到勞動者身邊，也走到企業身邊，與平臺進行了充分的溝通。」但現實是在平臺的巨大權力之下，騎手們根本沒有任何議價權，若試圖抵抗算法的獨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脅：微信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擔任外送員，曾在網上多次批評外送平臺的要求不合理。陳國江多次在網上發聲為外送員維權，並在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組織了類似民間工會互助社群。「我們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對待。」但今年二月，陳國江突然消失，他在網上的視頻遭到刪除。為外賣員維護權益的北京「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組建有工會性質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要求有關方面盡快釋放「騎手盟主」陳國江，這個可以真確代表廣大騎手利益的人。而我們仍然呼籲各地工會要切實為「零工經濟」工人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實際上，全國總工會從2018年開始，在工會系統啟動貨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送餐員等八大重點群體從業人員的建會入會工作。廣東省總工會也信誓旦旦地說：「外賣騎手入會，是檢驗工會工作的試金石。」但問題是，這些工會完全沒有能夠肩負起代表騎手與平臺協商的工作。我們期望工會、外賣騎手和平臺企業甚至行業協會在勞資溝通、集體協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確立機製。探索新形勢下外賣騎手的雇傭關系，確實依法保障相關工種的工傷、養老、醫療保障等問題。

混雜的數據中，我們能從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觀察到什麽？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在5月11日公布了。最惹媒體和評論人士關註的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趨勢。還有哪些東西能從數據中觀察出來呢？中國勞工通訊對此次人口普查的公布數據做了一些整理。

一、人口數量的變化和人口集聚

各地區人口的數據似乎總是一堆難以理解的數字。對此，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省份稍作分類，並且補上之前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觀察地區人口的變化趨勢。地區人口數量的變化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勞動力集聚結果的指標，值得稍作整理。

國家統計局把省份以區域分成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由此，在公布的簡短描述裏，是這樣說的︰

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個百分點。

這似乎指向一個結論：人口繼續向東部集聚，中部和東北人口占比減少，只有西部人口占比稍微增加。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劃分不同地區，觀察的結果會更清晰。這裏，我們把所謂的「東部沿海地區」分成北部（北京、天津和河北）和東南部（江蘇、上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再補充2000和2010年的數據。由此可以發現，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這些在2000至2010年人口增速較快的地區，過去10年的人口增長大幅放緩，人口增長數大概在200萬左右。特別是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2000至2010年間人口增長率分別是44.54%和40.29%，但近十年增長率只有11.63%和8.04%。

相比而言，江蘇、山東、廣東、浙江和福建的人口增長數更高。當中，廣東和浙江增長數最高，超過1000多萬，人口在2000至2010年及2010至2020年間，增長率均超過20%和18%。山東、江蘇和福建的增長數也較上海和北京高，人口增長數在400至600多萬不等，但整體增速較低。因此，所謂人口向東部集聚，其實是指東部和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上海、北京這些城市人口增速是下滑的。

將中部地區的數據轉變成線型圖，可以看到中部省份的層次。河南是當中唯一人口有明顯增長的省份，人口增長了500多萬，總體已經接近1億人。在河南之下，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人口均沒有大幅增長，保持在6000多萬人左右。而江西和山西則排在其後，同樣人口沒有明顯增長，甚至出現下滑。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部人口雖然整體有所下滑，但河南人口是愈來愈集聚的。

西部地區的人口我們則可以將其分成北部（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和南部（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跟中國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不同的是，這裏有一些人口回升的地區，即2000至2010年人口下降，但近十年人口上升。其中，四川、重慶、貴州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除此以外，其他人口不足5000萬的地區，例如廣西、陜西、新疆，人口正在持續地增加，內蒙古、甘肅兩地的人口則出現下滑。

至於東北地區，該地人口2010年後大幅下降。特別是黑龍江和吉林兩地，人口分別下降了600多萬和300多萬人。該地區整體人口下降了一成。

總體來說，透過細分不同地區，我們可以辨認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口集聚地點。首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以及河北地區的人口增長明顯放緩，近十年各只增加了200多萬人。相反，位處東南部的廣東和浙江人口增長相當急速，分別增長了2000多萬和1000多萬人。中西部的河南、四川、重慶、貴州則是人口的新增長點，增速較同地區的其他省份快，部分甚至出現人口回升，增長數由300至500萬多人不等。東北三省、甘肅、內蒙古的人口則明顯減少。

我們知道，像河南、重慶這些地區近十年來製造業有了大幅增長，廣東、浙江亦是很多先進的電子科技業和互聯網大廠的集聚地，與人口的集聚脫不了關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也與這些變化相符︰北京、上海一直都有更嚴格的戶籍政策，兩個城市在2016年甚至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相反南方大城市的戶籍製度則較為寬松，例如廣州每年便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

二、人口年齡問題

這份人口普查結果討論最多的是全國人口年齡的變化：0-14歲的人口比例自從2000至2010年間下降後，近10年間並沒有明顯回升，只增加了1.34%。同時，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則由2010至2020年間下降了6.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則增加了5.38%。我們因此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中國人口正在步向老齡化，同時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也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0-14歲 15-59歲 60歲以上
2000年 22.90% 66.64% 10.46%
2010年 16.61% 70.07% 13.32%
2020年 17.95% 63.3% 18.7%
這也是大部分新聞報道展開討論的基礎。不過，我們還可以把全國水平作為基準，量度不同地區與平均線的差距，整理出不同地區老年和青壯人口的變化程度。由此，我們可以辨認中國各個地區正在展開的幾種趨勢。

首先，我們可以集中觀察那些兒童人口低於平均線的地區。我們發現，這些兒童人口占比低，某意義下也是出生率低的地區，它們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較平均線高。這一類地區是最典型的人口老化地帶。其中，東北地區（吉林、黑龍江）最具代表性，該地兒童人口只有10-11%，但老年人口則高達23-25%。華北一些地區（北京、天津、山西和內蒙古等地）的出生率同樣較低，只是當地老年人口比例沒有東北地區那麽高。上海則是在華南地區的代表，它的兒童人口只有9.8%，但老年人口同樣高達23.38%。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大多都要高於平均值。這似乎意味著，這些地區有較大量的勞動力支撐老年人口，不過再過十年，老年人口比例持續增加下去，對於該地的整體壓力將會更大。我們可以留意浙江省，該地老年人口比例等於平均值​​，但勞動力人口比例較平均高出許多，這可能指向它未來十年的人口老化。

同樣是兒童人口低，老年人口高的人口老化地區，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情況，就是一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低於平均。這些地區是重慶、四川、湖北、江蘇和遼寧，它們的老年人口都超過20%，兒童人口則約在16%甚至更低，同時勞動力人口比例並不像上海、北京那樣高。我們可以推斷，由於勞動力人口比例較低，這些地區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將會更困難。很多這些地區都是老工業區，或是三線地區，近10年經濟才有了變化，上一代的老年人口要如何照顧將是一個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那些兒童、勞動力人口比例較高，同時老年人口較低的地區，亦即是出生率較高，整體人口比較年輕的地帶。馬上可以發現，它是由中國東南部省份（廣東、福建、海南），以及中國西部的偏遠地區（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組成的。在這裏，我們需要特別說一下廣東。相比於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廣東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後，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2.35%。這可能是由於它的產業發展歷史比上海和東北這類工業城市要來得短，而且它的移民城市性質較高。無論如何，中國東南部仍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地區，人口年齡偏低。

最後，讓我們看看那些兒童人口占比高，但勞動力人口比例低的地區。這些地區是那些出生率高，但同時勞動力人口均流失嚴重的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山東、河北、湖南屬於一類，這些地方的老年人口較多。另一方面，河南、江西、廣西和貴州則是另一種情況，它們的青壯勞動力人口（只有約60%）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較低，同時兒童人口占比極高，超過20%。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對中國的地區人口年齡變化有這樣的歸納：華北、東北、江蘇上海和西南三線工業省份是主要的人口老齡化地區，其中華北、東北、上海等地仍然有較多的勞動力人口，但江蘇和西南區域的勞動力人口相對萎縮。另一方面，中國東南部地區（以廣東為代表）以及中部一帶（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則仍然是人口相當年輕的地帶，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中部地區的勞動力人口較低，這大概與人口的遷移有關。中國西部偏遠地區則仍然是極為年輕的地帶，它們當然也有人口老化的情況，但程度不大。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早在《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提出了「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2021年2月2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遊鈞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人社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延遲退休具體的改革方案。延遲退休將對廣大勞動者產生廣泛影響。像東北、華北等地，年老的工人大概只能成為環衛工、餐廳員工，這些都是環境最惡劣、勞動條件最差的工作。此外，高齡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仍有待解決。老年的勞動人口要承擔更多人口老化的後果，將使該地累積更強的社會矛盾。

三、人口教育程度

關於地區人口教育程度的數據，由於它除了有各個省份和城市的數據，又加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分類，因此相比人口總數的數據似乎要更難理解。在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中，完全沒有描述對於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只描述了全國教育水平過去十年的提升，表現為高中、大學水平的人口比例增加，同時小學和初中水平的比例下降。

每10萬人口中擁有的各類受教育程度人數

小學 增長率 初中 增長率 高中（含中專） 增長率 大學（大專及以上） 增長率
全國 24767 -13.85% 34507 -17.25% 15088 0.44% 15467
62.35%

我們可以嘗試把這次公布的數據轉化成百分比，然後從文盲率、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程度與全國平均的差距作比較，觀察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別，由此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這裏，我們對每種教育程度都只是抽取那些偏差值超過2%的情況來看，以免顯得太過復雜。

首先，讓我們觀察那些高中（含中專）和大學（大專及以上）都較全國平均高的地區。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分別：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都是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最高的地區，同時小學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很低，只有約10-15%和20-30%左右。另一方面，中南如廣東、湖南、湖北這些地區的高中學歷人口比重較高，大學學歷的人口與平均相近，可見它們的教育資源仍然與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江蘇、內蒙古和陜西則大致與全國平均相接近，但大學人口稍高，個中情況是需要再作了解的。至於遼寧我們下面再談。

當我們把目光移到初中程度人口較高的地區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地區是由東北三省、華北華中（河北、河南和山西）以及海南構成的。特別是東北三省，當地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極高，尤其是遼寧和黑龍江兩者均超過42%，是全國最高。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個省份的文盲比例也最低，識字率超過94%，甚至高於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這大概與中國發展初期國企相連的學校有關。在國企當中，職工的子弟都能在廠辦學校讀書，大幅提升了識字率，這些影響仍然延續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的初中比率較高，則似乎與近年的經濟發展相關，這些地區的高中和大專比例是相對低的（特別是河南）。

最後，廣大西部地區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像重慶、四川這些上面提過正在經歷人口集聚同時需要處理人口老齡化的地區，主要教育程度占較大比重的人口仍是小學程度。而西藏、青海、貴州、甘肅、雲南、寧夏等地更有不少只有小學甚至不識字的人口。盡管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但西部地區人口仍存在因貧困輟學的情況。

總括而言，北京、上海和天津仍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集聚的地區，而廣東、湖北、湖南等地的人口教育程度則次一等。華北和華中，以及東北地區是9年義務教育實施成效最顯註的地點。相反，中國西南部和更偏遠的西部地區，人口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四、總結

透過整理人口普查的地區數據，我們可以分辨出中國各地在人口、年齡和教育程度變化的模式。當然，只憑這些數據是不足以提出什麽原因和動因，但這對任何有意了解中國社會變化程度，特別是工人階級狀況變化的人，也是有所裨益的。

稍作歸納，中國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人口增速有了明顯放緩。雖然這些地區仍然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勞動力人口（甚至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也較平均高不少，但像出生率嚴重下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況是不容忽視的。

另一方面，東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等地）的人口增長迅速。這些地方仍然是相當年輕的地區，雖然人口教育程度較北京上海等地低，其高中水平人口仍超過全國水平，大學程度人口較全國平均並沒有高多少。

華中地區的人口增長是停滯的，除了河南。這些地區北部的人口（河南、山西）教育水平大致以初中為主，但南部（湖北、湖南）的人口教育程度則較高，該地的高中程度人口與平均線相比稍高一線。不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都較平均低，除了湖北以外，似乎表現為大量的人口流失。

西部地區的人口則有所增長，特別是人口回升的四川和重慶。除了一些老三線地區以外，這個地區的人口年齡仍然相當年輕，人口教育程度也較低。我們可以推想，那些以高科技製造業、互聯網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是剛剛起步。這個地方集中了大量可以被卷入以資本累積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人們。

至於東北地區，它正在經歷人口的大量流失。同時，也是勞動力資源的浪費。我們看到，這裏集中了不少教育程度頗高的人口，基本都達到初中水平，而且像遼寧，該地的大學人口也較平均為高。然而，社會是否有正確運用這些培養出來的人才頗成疑問。同時，該地還要承擔一大批老年人口，在人口流失嚴重的情況下，如何支撐他們的生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三孩政策出臺，職場性別歧視擔憂加劇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寬，引發了新一輪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遲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結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引人關註。數據顯示，我國0-14歲的人口占比為17.95%；15-59歲的勞動人口比例為63.3%，近十年間下降了6.77%；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2015年，政府放寬計劃生育限製，實施「全面兩孩」政策，2016年新生兒增長了近100萬，但預期的人口爆發式增長並沒有出現，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數量連續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實施效果大大低於預期。從網絡討論來看，「三胎」政策也未能獲得民眾的熱烈歡迎。新華社的微博官方賬號發起了題為「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準備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猶豫中，很多問題待考慮」和「完全不考慮」四個選項中，超過九成網友選擇了「完全不考慮」。約一小時後，該微博即被刪除。

對女員工來說，三孩政策可能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彌漫網絡。畢竟，多生育一個孩子，意味著更長的產假，更久的離崗時間。作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等規定，設置計劃生育政策獎勵假，時間從30天到267天不等。與《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98天產假相加，我國各地產假時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寬計劃生育限製，預計將再次增加女職工產假時長。

產假確實是女職工生育保護的重要部分，但延長生育假期未能解決假期成本問題，從結果上加劇了女性遭遇職場歧視問題。有學者調研製造業外企發現，二孩政策延長產假，每位女員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萬元。生育假期的延長成本完全由企業承擔，使得企業聘用男女員工成本不同，加劇了女性就業歧視。

女性從進入職場的一刻起，僅僅因為性別為女，就輸在了起跑線上，招聘市場上充斥著「限男性」、「男性優先」的崗位。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發布的《2019年國家公務員招錄性別歧視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國考共招錄9657個崗位，其中35.03%的崗位存在性別限製。在所有存在性別限製的崗位中，76.71%的崗位偏好男性。

就在國家開放三胎政策之後，北京泡泡瑪特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在面試環節要求女員工填寫近期是否有生育計劃，引發眾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禁止招聘時以性別為由限製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製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

但現實中，詢問婚育情況、限製女性就業機會問題十分普遍。《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許多懷孕的女員工遭到辭退或變相辭退。劉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公司後，她的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辦公桌、被停發工資。劉女士的經歷並非個案，在網絡上可以搜到許多懷孕後被排擠或是被辭退的自述和求助。劉女士選擇走法律程序，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五個勞動仲裁，訴求包括病假工資、加班費、生育津貼等。但勞動仲裁耗時耗力，勞動者舉證也存在諸多困難。

對於白領來說，遭遇懷孕歧視，可能用法律手段來捍衛自身權益。但對於廣大藍領女工來說，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懷孕後不得不辭職回老家生孩子，她們既沒有產假可休，也沒有受到生育保險的覆蓋。

這凸顯了我國生育保護的不平等——城鄉差異、體製內外差異巨大。相對而言，機關、國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險待遇，而私企員工、無編製員工、以及女性農民工則更少受到生育保護。

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網絡上反響冷淡，也與女性遭遇母職懲罰有關。受到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幾乎成為女性獨有的問題。

《2020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細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發現二者各有其職場發展障礙。已婚未育女性的晉升障礙來自於隨時可能去生孩子的尷尬處境，選擇「處在婚育階段，被迫失去晉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達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晉升障礙則來自於家庭，20.3%的職場媽媽認為照顧家庭使得職場精力分散，難以兼顧事業與育兒生活。有11.6%的職場媽媽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

2021年的報告則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因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事業發展的職場媽媽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無疑增加了女性照顧家庭的負擔，更多女性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棄了職業發展。此外，職場媽媽的薪酬水平比職場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職場人平均薪酬差距為12.8%，說明婚育加劇了家庭中男女雙方的薪酬差距。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加深，對生育政策的放開是必然之舉。但這一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消除職場性別歧視，在就業機會、職場發展等方面，為女性塑造一個更加公平的職場環境。

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貨車司機金德強4月自殺抗議事件平息不久後，卡車行業又迎來一個新的節點。 5月底，中國兩家主要的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分別宣布在美國上市，集資擴大企業的物流網絡和覆蓋面，以及發展平臺機器學習的基礎建設，標誌著近年在卡車行業冒起的商業平臺將進一步改變整個物流業的運作方式，以及司機們的勞動狀況。

自從國營運輸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解體，中國公路貨運一直都以個體戶的卡司機作為運輸主力。現時，中國卡車司機超過3000萬人，絕大多數司機都是分散經營，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機組成車隊運貨，規模也極小。《2018中國公路運輸大數據報告》顯示，全網12噸以上車型組織有177.9萬，但平均每個組織的註冊車輛數只有3.28輛。從運力組織規模分布來看，92.8%的運力組織擁有的車輛在5輛以內，超過100臺的中大型車隊只有0.4%。

由於行業高度分散，加上中國公路網絡廣闊，對實際運貨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難。一方面，貨主常常需要花幾天才能找到合適的司機，司機則要空駛幾十公裏到物流園找貨。卡車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資源和時間浪費。很多卡車司機找不到回程貨物，需要耗時間在物流園等貨，甚至空車回程造成損失。另一方面，價格的分區分層極多。由於每個貨主只跟一兩個物流中介或者司機議價，這就造成市場的高度分散，價格五花八門，在貨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種種原因，使匹配貨主和司機的商業平臺有了發展空間，以演算法為基礎逐步蠶食了市場的份額。

中國貨運平臺的發展

滿幫是由運滿滿和貨車幫兩個早期激烈競爭的平臺合並而成。最初，它們是中小型貨主和司機匹配的平臺。由於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術，平臺能夠以地點、貨物來篩選貨單，大大縮減了司機和貨主交易所需的時間。在滿幫平臺上，貨運種類由零擔到整車運輸都有，在這個範疇的市場占比較高。

根據滿幫的招股書，2020年全年，滿幫平臺總交易額達到1738億元，約占數字貨運平臺總交易額64%，訂單量達7170萬單，共計有280萬卡車司機在平臺上完成訂單，占中國中重型卡車司機的20%。滿幫的月活躍貨主用戶也在不斷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滿幫平臺貨主達122萬，完成運輸訂單2210萬單，相較2020年同期分別增長了67%和170%。2021年3月，滿幫平臺貨主已達140萬。

與滿幫不同的是，福佑卡車主要的客戶是德邦快遞、長城汽車等大型企業。它雇用了不少技術人員生產一套能夠計算運費、自動匹配司機以及監察運送過程的系統，由此縮短大型企業的貨物流通時間。2020年7月，福佑卡車正式推出中小型托運人服務，到2021年一季度，這項服務的營收貢獻達10%，可見兩家平臺物流企業是由相反的方向開始擴張的。

相對而言，福佑卡車的市場占比比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車平臺註冊司機大約有90.55萬名，超過58萬名司機在平臺上完成了訂單。這當中，通過平臺提供貨運服務，一年掙五萬元以上的司機，被福佑卡車定義為「忠誠司機」。2020年「忠誠司機」約為15200人。2020年，按訂單價值計算，「忠誠司機」運輸了69.8%的貨物，2018年則為52.9%。

不過，無論出發點在哪，平臺物流企業已經逐漸從商業交易的平臺延伸，逐步影響司機的實際生產過程。2018年，由於平臺掌握了愈來愈多的司機，滿幫開始向有頻繁運貨需要的貨主收取會費，貨主在付錢後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貨單。其後，滿幫開始經營自身的中介服務，透過接貨後向卡車司機派單，滿幫能賺取當中的差價。滿幫提供的服務愈來愈多，包括讓貨主和司機在平臺上交易，讓貨主監察卡車實時的運輸進度，以及收取線上交易的中介費等。同一時間，由於滿幫累積了愈來愈多卡車司機運輸過程的數據，它也經營車貸、保險、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安裝等服務。

到平臺接活後，司機的運費越來越低

卡車行業的運輸過程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首先，貨物匹配愈來愈集中由平臺企業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業的倉庫進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種偶然和隨機的貨物匹配將成為歷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車的載貨空間，也成為算法計算的結果。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過程也被細化。平臺物流公司建成了廣泛的網絡後，能夠以路線距離、路況和相關的加油和補給站來為司機建議行車路線。在實際運輸過程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則能監察運送進程，讓貨主知道物流進度。隨著貨運的網絡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數據的累積，平臺的演算法還能夠以距離、路況和天氣等計算出運送價格，消滅卡車司機和貨主以往的議價空間。

這樣的變化首先對司機帶來的影響是運費的下降。以往，司機們大多在停車場和公路港裏的貨運信息部從貨代身上找運輸信息。由於愈來愈多卡車司機使用平臺找貨，原來在不同地區貨物信息部找貨的司機便被集中起來。貨代以前可能只是對接數個卡車司機，現在平臺上的司機大大增加，卡車司機的之間的競爭便更為激烈。加上車貸的推廣進一步壓低購車門檻，令運費被愈壓愈低。

根據《全現在》媒體的報道，一位卡車司機曾假扮新手貨主，向滿幫客服請求如何訂價，並錄下了滿幫教貨主壓價的錄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卡車司機的勞動力由平臺所組織，如何使他們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壓低︰

「比方說您原來在信息部出2000，這裏就壓低一些，1700、1800這些的，您多聯系幾個師傅，肯定會有人給您拉的。」

「盡量找回程車，怎麽都會有人接的」。客服寬慰他：「你放心，貨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們賺錢的。」

上年，滿幫還推出了「快車」服務，司機需要繳納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價貨源。一位滿幫離職工作人員表示，內部設有一個專門部門來維護「快車」的優先級地位，通過後臺大數據抓取優質貨源，再攔截下來分配給「快車」。

平臺使每張貨單的價格下降，已經成為了司機之間的共識。在另一篇報道中，《紅星資本局》這樣描述現時運費的情況︰

「我以前跑無錫到西寧，運氣好的時候撿漏能掙一萬塊，現在在平臺下單，七八千都很難遇見了」，張師傅稱。紅星資本局估算，無錫到西寧駕車路線約為2100公裏，那麽司機每公裏的運費收入不到4元錢。

這個數字在運滿滿貼吧裏得到印證，不少貼子顯示，每公裏四五元的運費已經算不錯的行情，6元以上的單都是「秒光」的好單，有樓主發出疑問， 「你們是怎麽賺錢的？一兩元一公裏，比面包車都便宜。」

為了補償運費下降的司機們

貨運平臺集中卡車司機造成運價下降，也使卡車司機需要改變原來的勞動方式。首先，卡車司機的運貨次數比以往多了許多。對司機來說，一方面平臺節省了他們往返信息部的時間，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在每次運貨以後加緊搶回程的貨物，使休息和空閑時間大為縮減。 《紅星資本局》訪問的楊司機便這樣說︰

「為了搶單，我們卸了貨就要盯著手機看。以前在信息部還有休息聊天的時間，現在平臺搶單，司機同行間接觸交流的機會少了很多。」

卡嫂吳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車跑一趟江蘇，來回要七八天，本來在信息部找貨，現在在APP上就能解決，省事的同時休息聊天的時間也被壓縮了，沒有社交，挺孤獨的。」

為了從其他渠道把錢省回來，司機還選擇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過，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風險增加。一些司機表示，下道路況比高速公路要更復雜，司機未必熟悉環境。由於很多司機都在夜裏趕路，特別擔心發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種偷竊事件的高發地點。《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曾經寫道，「在服務區丟油，在下道丟貨」。在下道上，一些小車跟在大車後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車，爬到車廂裏偷貨。

隨著平臺的發展，原來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來成為副司機。據《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課題組估算，全國卡嫂大約有2500萬人，當中跟車卡嫂在整體卡嫂中占比約36%，即大約910萬人。有些卡嫂直接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但即使不會開車，她們也要幫忙找貨、裝貨，觀察路況，在車上跟丈夫聊天，讓他們保持精神，因為雇搭班司機成本太高，已經不劃算。卡嫂的家務工作也不會因為離開家庭而消失。在司機休息時，她們在車裏做飯，照顧丈夫起居。

小結

由此可見，滿幫、福佑卡車雖然打著幫助司機和貨主匹配的名號，並堅稱司機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這樣的說法愈來愈不成立。平臺透過掌握司機的供應以及向勞動過程延伸，壓低了司機每單貨運的單價，令卡車司機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才能賺到跟以往一樣的收入。

根據兩家企業的招股書，滿幫未來將擴大線下物流網絡，建立覆蓋面最廣和最深的物流網絡；持續投資數字基礎設施開發和技術創新，建立數字貨運體系的行業標準；在整車運輸之外，向零擔、同城及特殊物品貨運需求擴張；進行戰略投資和收購。福佑卡車則表示，它將擴張平臺的卡車運力，以及把中小企業和大型廠商作為業務增長引擎，在業務擴張過程中累積更多數據和完善平臺算法。以平臺作為貨物運輸的方式因此將會卷入更多司機，過程中平臺對司機的控製則將更為精細。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卡車司機的運費。在以後的文章我們還要探討卡車司機們的勞動過程產生了什麽變化。

金邊賭場被指控通過大規模裁員打擊工會

今年4月，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的經理們宣布，由於疫情相關的經濟損失，賭場8000名員工中約有15%將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員的主要目標變得顯而易見。

在被裁員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該賭場所有的工會領袖和組織者。工會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會組織者和招聘人員以及一些長期服務的工作人員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會長期與金界娛樂城資方就大型賭場的薪酬和工作條件進行鬥爭，對這次裁員的消息工會也沒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會向柬埔寨勞工部提交了一份請願書，有2000多名工會成員和支持者簽署，尋求政府幹預。除了抗議裁員，請願書還強調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齡福利以及對裁員計劃的錯誤計算。

中國勞工通訊聯系到勞工部發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審查中，無法進一步評論。

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認為，裁員舉動不僅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減。對於金界控股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工會的方法，」她說，「公司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他們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會成員，（並）削弱了工會。」

工會一度擁有4000多名會員，幾乎占了工人總數的一半，這使得工會能夠根據柬埔寨法律開啟集體談判。然而，正如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釋的那樣，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是一場持續的戰鬥。

「我們在組織新會員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而且，老員工也不敢加入工會，因為公司向他們施壓。」她說，「他們想方設法使工會無法在公司內運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過罷工行動贏得更高的基本工資後，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業務放緩，公司開始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但工會成員註意到，他們的工作時間比非工會成員更少。與此同時，公司雇傭了新的短期工人——他們沒有工齡工資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會。

疫情期間，工會為保護工人權益而發起了一系列行動，其後，公司進行了最新一輪裁員。2月底，一名到訪金界娛樂城2號大樓的客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隨後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們最初對公司的遲緩反應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員被關在大樓裏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員工被悄悄送往隔離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員則被叫去進行常規輪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發四天後，公司才最終下令無限期關閉大樓，並進行衛生消毒。3月，工會在網上發起了一項運動，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間支付工人工資和福利。

Sithar說，自從今年3月份賭場停止運營以來，工會已經與公司代表通過Zoom進行了三次線上會議，工會首先要求支付工資，然後要求公司對裁員做出全面解釋。她說，每次公司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在會議上，他們基本上只是堅持自己的計劃，」她告訴中國勞工通訊，「他們將繼續實施裁員計劃，以保持業務的持續性。（金界控股管理層說，）他們沒法在沒有業務的時候向工人支付工資。他們只是強調了這一點。」

當工會代表追問資方的解釋時，Sithar表示，經理們會說，為了維持投資者的忠誠，他們已經向股東支付了股息。Sithar說，她在會議期間對此提出了異議。

「我提到，我們也是這裏的忠實股東。這裏的8000名（工人）都對你忠心耿耿。」她說，「想象一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疫情期間堅持上班，為你們賺取了近9億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會所屬的全球組織，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及相關工人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另一方面公司卻還能向股東發放股息。Sithar說，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邊的基本食宿費用。

該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總裁兼創始人曾立強控製。曾立強是一名馬來西亞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國籍，是與高層官員有聯系的大亨。據《福布斯》估計，曾的身家達33億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導的籌款活動捐贈了1210萬美元。

工會秘書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麽能說自己在賠錢。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頻次已經降低了，每個月只有7到15天來上班。這些減低人手的排班意味著公司已經降低了勞動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時才能拿到工資……所以公司並沒有因支付工人全額工資而損失收入。」她說，「我們認為，公司只是在利用這個機會，將工會踢出金界娛樂城。」

主席Sithar回憶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輪裁員，當時公司將裁員歸咎於經濟衰退時期的損失，解雇了14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

Sithar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會會員，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約為每月70美元。她覺得公司的舉動極不公平，她註意到，工會領導人被解雇後，工人們遭受了更為嚴苛的對待。例如，她說，賭場的樓層檢查員被要求在整個輪班期間一直站著，而之前他們可以坐著。此外，一些工人因為莫須有的盜竊罪名被解雇。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工會，」Sithar說，「我們了解這個體製，了解這個政府，所以我們需要站起來為我們的權利而戰，保護我們的權利。」

現在，經過多年的恐嚇和與公司的鬥爭，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沮喪到幾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後，她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抗爭，尤其是在聽說公司正在試圖迫使員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補償之後。

她說：「沒有工會，雇主總是想剝削工人，我的性格是不能接受不公正，所以我想成為一名工會領袖，在其他成員需要幫助時幫助他們。」

Sokha大力宣揚工會此前的勝利：2014年，工會舉行了為期13天的罷工，促使公司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並設立了產假工資等福利；2019年，工會又舉行了一次罷工，要求提高工資。2020年初，另一項行動迫使公司重新雇傭了工會主席Chhim Sithar，此前她在一次工會活動中被停職。

然而，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金邊辦公室負責人William Conklin表示，工會此次維權行動可能很難勝利。他說，因為公司沒有公布被解雇員工的完整名單，難以證明公司有意打壓工會。

他指出，柬埔寨的一些服裝廠似乎也在利用疫情造成的經濟困難，因為柬埔寨的《勞工法》對不可抗力事件規定了寬松的解雇義務，「它允許公司清理過去的工齡（義務），而不必支付這些費用。」

但他指出，從整體上看，工人們與金界控股的鬥爭、公司未能支付工資以及提供的低裁員補償方案，影響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做正確的事情，而他們知道工人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他們拿出一些錢，在人們受到傷害的時候向他們提供一個方案（以便）解雇他們，這似乎是相當殘酷的。」

目前，工會主席Sithar表示，工會正在等待調解進程的展開，但如果調解毫無進展，他們已經在準備一場網上運動。

「我不想說（勞工部）應該偏袒工人或雇主。」她說，「我們希望他們公平，不偏袒任何人，而是伸張每個人都能擁護的正義。」

貨運平臺正在全速改造卡車司機的工作

長期以來，關於貨運平臺報道的焦點都落在卡車司機的收入。一邊廂，我們聽到貨運平臺講述平臺的科技如何解決找貨困難，使司機工作機會增加；另一邊廂，則是司機投訴平臺製造了更激烈的競爭，變相壓低運價，司機雖然付出了長時間勞動，但收入仍然不見增長。

隨著中國兩個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宣布在美國上市，中國勞工通訊之前再次檢視了收入問題的最新發展。在這篇文章，我們把目光轉向司機實際的勞動內容。我們將會看到，貨運平臺由找貨、路線計劃到駕駛的層面，正在一步步改造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取締司機的工作。

萬千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

在中國的貨運行業，大部分卡車司機仍然以個體戶的方式生產。車輛由司機自行購買，司機要辦理證件和購買保險，然後只身在市場找貨。廠家經信息部或物流公司聯系司機，與司機訂立非正式的口頭合同。裝貨過程中，司機準備苫布、繩子和揭雨布來封好貨物，因為裝卸工只管裝卸，不管貨物的維護和封車。

大多數司機沒有固定的送貨路線，而是按信息部或物流公司每次發配的貨物種類、價格和目的地考慮行程。而且，司機很少能預先掌握返程的貨物，他們需要在路程中途著手找貨，這又加大了運貨的隨機性質。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價格也不確定。雖然汽油、輪胎損耗、車輛的折舊等成本都可以計算出來，但由於司機的年齡、經驗，對路線和貨物的熟悉程度存在差異，這使運貨雙方都有議價空間。司機們還要面對同行競爭，令他們的運費經常波動。

在運輸過程中，我們還會看到司機需要為路程上所有事情作出判斷，以及承擔卡車的維護。首先，司機需要自行計劃運貨的路線。這些路線的知識可以是以師徒關系傳承，也可以在行業內口耳相傳。另外，長途的貨運有時長達數天甚至十幾天，難免會產生故障，司機便要在路上定期進行維修，例如換輪胎、機油等。

找貨將成為過去

綜觀貨運平臺的發展，它對卡車司機生產過程的影響首先發生在貨物對接，近年則愈來愈向運輸的過程滲透。

經過接近十年的運作，貨運平臺累積了大量托運人和司機的資料以及運輸紀錄。透過建立一套標簽系統，平臺的算法能夠對數據進行分析、匯總和分類，大幅加強了貨物和司機匹配的準確性。從卡車司機的角度出發，根據司機的過濾標準，例如路線和卡車類型，平臺借著比較司機的選擇標準和貨物標簽，便能預測卡車司機接受每個運輸訂單的概率，並根據該概率對搜索結果進行排序。平臺的匹配算法還會分析卡車司機的交易記錄、當前位置和最近搜索，以確定他們對貨物類型和路線的偏好。

平臺以沈積下來的數據開發出一套愈來愈精準的貨物配對系統，這將逐漸取代以往那種隨機找貨的方式。以福佑卡車為例，它的系統有重組訂單的功能，同時還會直接向司機派遣運輸任務，配對的性質基本上已經消失。它的招股書在「智能調度」一項是這樣寫的：

我們最終決定由哪個司機發送訂單，這是我們重組訂單能力的基石。我們的平臺不僅可以將訂單調度到最合適的承運人，還可以將分散的負載重構和捆綁，顯著提高利用效率。直至2020年，在我們覆蓋的前20個城市，每筆訂單的無用行駛裏程同比下降22.7%，總共只有41公裏。

與貨物匹配同時發展的還有價格的計算。貨運平臺累積的大量交易數據，成為開發運費計算系統的原材料。根據距離、貨物重量、托運人需求和卡車司機供應​​等參數，平臺建立了專有的人工智能和基於機器學習的定價模型，能夠生成推薦價格，作為托運人確定實際價格的參考。由此，愈來愈多托運人現在只需要以推薦價格發出運單，再由平臺向司機推送，便能完成車貨的匹配。以往那種打電話問價議價的過程被直接省略了。

以一句話概括的話，平臺的算法已經接管了卡車司機以往決定貨運內容和收入的工作。當然，司機仍然可以選擇不用貨運平臺，靠自己找貨，但只要一接上平臺，他們便只是一個負責駕駛的勞動力，其余不能加快運輸速度的工作，一概都會由平臺執行。（關於這個轉變如何影響司機的收入，請看《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司機復雜勞動的分解

司機實際運輸貨物的過程已經成為平臺擴張影響力的新目標。事實上，卡車司機除了需要熟知運貨所使用到的各種道路（無論是高速公路還是下道），他們在計劃路線和趕路時還需要考慮路況，以及路線上的加油站、停車場等地點是否能為其提供足夠的支援。在操作車輛以外，卡車司機有大量計劃和臨時應變等任務需要完成。為了能夠趕及貨物運輸的時限，司機在路上作出的判斷繁多而復雜。

然而，自從貨運平臺累積起海量的司機GPS數據，龐大得足以覆蓋全中國所有的運輸路線，透過製造一個導航算法來分析這些GPS數據，它便有了瓦解司機們憑經驗計劃路線等復雜勞動所需的工具。貨運平臺的算法能辨認出司機以經驗摸索出來的、最受歡迎和方便的運輸路線。根據司機的出發點和目的地，系統能夠推薦一條時效最高的路線，由此簡化運輸貨物的難度。

2018年底，滿幫宣布與高德地圖合作，共同推出面向貨車司機的專屬地圖。所謂專屬地圖，便是滿幫將算法計算的運輸路線具體化的工具。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次合作的目的是：

此次合作是基於滿幫集團物流服務經驗和高德數字導航能力推出的貨運解決方案，高德為滿幫集團提供的能力包含貨車路徑規劃，專業貨車導航，獵鷹軌跡服務，自定義地圖，禁限行區域查詢等五個模塊。

這套高德地圖合作製造的專屬地圖，除了具備基礎的貨車導航能力，還會根據司機日常的運輸場景，提供限行禁止區域標識、加油站、停車場、物流園、服務站、汽配汽修點等信息。這個地圖實際上並不是以往人們因為迷路而查看的工具，它擁有主動指導司機駕駛的性質。例如︰

由於中國的大城市愈來愈多道路禁止貨車通行，還有很多橋洞等交通基礎設施設置了限高、限寬、限重等限製條件。 (…) 高德地圖於2017年12月專門推出了貨車導航產品，在用戶規劃出行路線時，會根據自己車輛型號，自動地避開違規路線，還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語音提醒。

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高德將貨車導航的SDK嵌入貨車幫app中，不僅提示司機避開無法通行的區域及沿途的違章高發點，還會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路況等相關的實時語音播報。

即使是卡車司機在路上需要臨時應對的突發情況，這套系統（至少在宣傳上）也有一定的預知和提示能力︰

高德地圖還為貨車司機提供更豐富的安全提醒內容，包括前方有陡坡、急轉彎、車道變窄、車輛匯入、連續轉彎、落石等信息。

作為升級版方案之一的「AR導航版」不僅能為貨車司機在陌生城市和復雜道路提供更直觀的視覺引導體驗，還提供包括前車碰撞預警、車道偏離預警、前車啟動、紅綠燈和行人識別等一系列基於圖像識別的行車安全提示，讓貨運行車更輕松、更安全。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貨運平臺不斷分解卡車司機在路上所進行的各種復雜勞動。所謂的駕駛過程被分解成路線、路況和突發狀況等要素，以後又繼續拆分出它們的決定因素。以意外為例，貨運平臺企業將其分類，並且辨認出路線上哪個地點更容易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故，而且提前向司機推送訊息。這樣的分解過程，對於壓力巨大的司機來說，短期內可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不過，貨運平臺消除各種阻礙運送的因素，一方面能夠進一步提高司機的運輸速度；另一方面，卡車司機的勞動轉移到算法身上，使他們不需再進行原來的腦力勞動。擺在眼前的趨勢是：司機運輸過程的各種勞動逐步被平臺企業剝離出去。

新的處女地：自動駕駛

平臺企業不斷分解和轉化卡車司機勞動過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它的終點是司機們最根本的勞動，亦即駕駛車輛本身。與車貨匹配和導航系統不同，自動駕駛仍然在研究和開發的階段，要看到它大規模地推行，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然而，貨運平臺將會建立自己的車隊與散戶競爭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些車隊大概會是無人駕駛的車隊。

在2019年的一場訪問中，滿幫的智能駕駛事業群總裁、技術委員會主席唐天廣便提出：「滿幫定位很清楚，我們就是運營商，或者說是一個車隊更為合適，我們是需求方，也是將來真正使用無人駕駛卡車的主體。我們最初的設想，是自動駕駛在未來3-5年中，將會在幹線物流場景中實現，這也是滿幫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福佑卡車同樣表示會研究自動駕駛。在它的招股書提交後不久，中國首個幹線物流自動駕駛商業項目正式啟動，項目正是由福佑卡車與主線科技聯合發布。

在卡車無人駕駛這一環上，平臺企業的推動很快將會進入測試階段。以滿幫為例，它的發展方式是與一汽解放、智加科技和英偉達合作，由一汽解放生產自動駕駛的重卡，智加科技研發自動駕駛的演算法，英偉達提供圖像處理器的硬件。今年，智加科技聯同一汽解放推出的高級別自動駕駛重卡J7 L3將會量產。當這款重卡量產後，滿幫會將他們采集到的數據接入這款汽車，由此它便可以在有限的環境下開始進行測試。

現時量產的這款L3級重卡，仍然需要司機值守，但高速和國道上絕大部分的運輸時間已經可以由機器來控製。司機的角色是監察機器的運作，測試系統是否順利運行等。根據媒體的報道，應用這種自動駕駛卡車後，600-1000公裏的線路首先可以由雙駕變單駕，節約一個司機。而且，自動駕駛系統的感知範圍還要超越一般司機，使它的判斷和駕駛控製更準確。自動駕駛取代司機的情況大概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問題已經擺在眼前。

小結

根據滿幫發布的《2020中國幹線卡車司機大數據》，在平臺上接貨的司機平均年齡是37歲。其中，占比最多的司機是26-35歲，達37.98%，36-45歲的司機則占35.85%，46-55歲的司機占17.38%，25歲以下的司機占6.92%，56歲以上的司機占比1.88%。

交管局2019年數據則顯示，從駕駛人年齡分布看，司機主要集中在26至50歲年齡段之間，其中26至35歲年齡段占駕駛人總量的34.1%；36至50歲年齡段占38.6%。與此相比，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要稍微更大一些。但總的來說，青年和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約莫相等。

現在，這批年輕和中年的卡車司機仍然為著在貨運平臺競爭搶單而怨聲四起，他們投訴運輸過程的辛勞、司機追趕運貨時限的困難，以及運費年年下降。但與這個情況同時發生的，則是他們的勞動力被不斷簡化的過程。由找貨、議價、承運，到路上的各種規劃、預判和應急工作，司機們需要勞動的範圍將會愈來愈少。

當自動駕駛的卡車在未來十年開始應用，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由貨運平臺企業掌握的，生產力更高的物流運輸系統。在這套系統中，貨物將會透過演算法來匹配，同時由無人駕駛的卡車按照導航系統進行運輸。在整個過程，平臺企業節省了司機人為的找貨時間，同時又消除了運輸所需要作出的各種復雜腦力勞動，以及工人生理上的休息及其他飲食等的間隔。運輸時間因此可以大幅縮短，貨物的運轉周期也會進一步加速。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次物流業的巨大進步。然而，我們同時可以知道，當貨運發展至這個地步，它同樣會是勞動和資本矛盾更為激烈的時刻。等待著現在正值壯年的司機的是愈來愈單調、乏味和無聊的勞動。而且，現在某程度仍屬於個體戶的司機將會加緊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資本雇傭來監察機器的工人。貨運的時間不斷突破以往的極限，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人需要完全以資本的積累為前提來勞動。中國的貨運行業正在向這個目的地全速前進。

從集體罷工到個體抗議，外賣騎手有更被大眾理解嗎？

6月19日淩晨，沈陽的美團騎手楊某某把自己的美團眾包賬號註銷了。時間回到幾個鐘頭前，楊某某抓住美團App的系統漏洞，開始了接單——原地點擊「取單」——原地點擊「送達」，「完成」了253個訂單，共計953公裏，登頂了沈陽當地美團騎手的單日量榜單。一系列操作下來，楊某某沒有提現這兩百多單「賺」來的1200塊錢，在眾包App的論壇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團霸王條款真惡心」後，直接註銷了賬號。

楊某某的行為有別於工人集體參與、停止生產活動的傳統罷工，但縱觀過去半年外賣員的抗爭，類似的非常規形式並不少。5月20日，陜西渭南一名外賣員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續費才能拿到工資、完成離職手續；1月11日，江蘇泰州一名外賣員因被扣5000元工資、多次討要無果，在一配送站門口自焚……

抗議模式的轉變：集體罷工與個體抗議

2016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首次收集到了外賣員的抗議，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團外賣員開始了罷工。從地圖數據我們可以看到，5年過去，外賣員的訴求種類增加，從最初的討薪與加薪，外賣員也開始對加班、缺乏管理層監督、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提出抗議。

與此同時，外賣員集中反映的問題也從拖欠工資轉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資並落實相關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為訴求的抗議事件僅占抗議事件總數的22.22%，此後這一比例不斷上升趨勢，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賣員抗議全部與要求加薪有關。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巨頭不斷下調騎手送餐單價、增加各類罰款，外賣員要求加薪的聲音愈來愈大正正反映了，當企業將壓縮經營成本轉嫁到外賣員身上，變本加厲的剝削直接影響了騎手們的生計。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議，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聲浪之外，其中6起的參與人數超過100人亦值得關註。我們曾在2019年年尾發布的《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一文指出，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在2014年至2019年間明顯縮小，例如數千名出租車司機參與的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但這一下降趨勢在2019年後出現了變化。從單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來看，規模超過100人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這一上升趨勢在外賣員群體中最為顯著。

僅從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很難判斷超過100人參與的集體行動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們也不難看到勞動者通過互聯網，持續不斷地建構勞動者之間的聯系。其中，最廣為人知、成效最大的，無疑是外送江湖騎士聯盟，聯盟「盟主」陳國江通過與身邊的外賣員加微信、拍下與工作相關的視頻、建立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幫從業者解決解決勞動糾紛，也利用網絡視頻平臺傳播了外賣員群體的聲音，成功令企業對損害外賣員權益的事件做出回應。

盡管陳國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讓勞動者互通有無的公眾號在微信上活躍著：「青年騎手之家」、「的哥的姐驛站」、「卡友地帶」……這樣的網絡聯結也為大規模動員奠定了一定基礎。將互聯網的作用充分發揮的一次大型抗議發生在滴滴司機中間，2月底，針對滴滴平臺在未與司機協商的情況下下調起步價，司機們利用微信上的「接龍小程序」發起「3月1日停運」的活動，並呼籲大家轉發，6小時內有1600人表示願意參與。

在較大型抗議數量回升的同時，本文開首提及的數起個人抗議行為也引發了龐大的輿論。騎手的個人抗議雖然不以改變平臺算法的壟斷、爭取勞動者的話語權等集體利益為直接訴求，但燒毀工作服、送餐箱的行為比起傳統的拉橫幅、靜坐、罷工更有表達憤怒、劍指平臺的意味。而用類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團一把的外賣員楊某某，一方面用個人的力量讓企業承受損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無法再被外賣行業聘用、甚至面臨刑事責任的後果，無疑是決絕地離開了滿是壓榨的外賣行業、向他口中的「霸王條款」說不。

外賣員抗議如何被看見？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雜誌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深度報道發出後，外賣行業受的輿論關註顯著提升。但由於罷工在簡體中文媒體中的敏感性、勞工議題在輿論場中長期的邊緣位置、大眾缺乏對罷工作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為消費者的大眾仍然難以看見外賣員的各類反抗，遑論對外賣員群體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國的防火墻內，建立「打工人」之間的團結仍任重而道遠。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信息來源也許可以側面反映大眾接觸到工人抗議的途徑。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賣員罷工均為微博、抖音、頭條等多個網絡平臺上的用戶報料，消費者在外賣平臺下單後等待接單時間變長，大眾猜測外賣騎手罷運，才導致餐品無人接單或配送。類似的網絡討論非第一次出現，但也只有當廣大消費者最日常的消費行為被影響，大眾的註意力才轉移到消費行為的上遊，開始大範圍討論外賣從業者的勞動情況。

在互聯網有限的對騎手罷工的探討中，不少網友表示了對外賣員的理解：「如果我點餐遇到了這樣的騎手，我就找平臺，和騎手無關」，「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這樣的單子，我會餓著肚子一起幫罵美團」。盡管消費者承受了時間或金錢的損失，但見到平臺始終無意解決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消費者也願意作出部分的犧牲，從而幫助外賣員抗衡系統、達成訴求。

但與此同時，對罷工行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聲音顯得格外刺耳。對於楊某某搶單後沒有送單的行為，有網友表示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為平臺、商家甚至是顧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損害；對於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為，亦有網友認為此類更激進的行為擾亂了社會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鋪天蓋地關於外賣員的報道之下，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上述對騎手反抗行為提出的責難，也顯示出了在了解勞動者切實的困境之後，大眾對外賣員罷工的理解與支持並沒有同步跟上。當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缺乏議價空間才是主要矛盾，大眾對外賣員有所苛責時，本應瞄準勞資矛盾的輿論，也轉向了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沖突，模糊了焦點。

愈來愈多的外賣員利用社交媒體記錄自己的勞動、反應行業問題，消費者在網絡上對外賣員勞動權益的討論也變得熱烈，外賣平臺呢？在勞動者和消費者都自發解決問題的時候，企業方仍躲在算法後面，外賣員的一次次發聲也變成了隔空喊話。近期增多的個體抗議讓更多人見到平臺的不作為，並切實感受到外賣員的憤怒，和外賣員一起把企業從算法的掩護中拉出來、促使企業接受外賣員的訴求，才是所有打工人應該一起做的事情。

平等就業權：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職場反抗

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小馬被公司辭退了。此後兩年，她只能輾轉於零散的工作之間——聲演、播客……

「為了拿到一份工作，我不會特意向新公司表明我的跨性別身份。有時，招聘人員看到我第一眼就會直接罵『人妖』，真的非常侮辱人。」小馬說。

小馬的前雇主是杭州一家娛樂公司，2019年，公司突然終止了與她的勞動合同。公司表示，鑒於小馬做了性別重置手術，他們在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讓她）跟男藝人好，還是跟女藝人好」。

隨後，小馬以平等就業權受侵害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也成為了中國首個跨性別平等就業權案。「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此前，中國跨性別者曾以被違法解雇為由，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法院在2020年作出的終審判決判定，公司並沒有侵害員工的平等就業權，公司擁有用工自主權。小馬說：「公司說炒掉我是因為我上班遲到，這明顯是個借口，我們上班時間很靈活，大部分同事也經常遲到，但他們都沒遇到什麽事。」

從小馬的經歷中，我們也能看到中國跨性別勞動者普遍面臨的職場困境。《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跨性別群體的失業率高達11.87%，是同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3倍。另一2016年發表的研究顯示，14.3%的受訪樣本曾因自身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失去過工作機會。

北同文化（原北京同誌中心）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五月發布了更為詳盡的《全國企業性/別多元友善度調查報告》。在該調查涉及的122家企業中，僅有13.9%的企業規章製度明文規定了反歧視或機會平等的內容，已經開展性別多元培訓、設有性別多元友善小組更是不足10%。

在跨性別者發起的勞動爭議中，2020年一起罕見的勝訴判決引起了較多關註。該案原告高某某為跨性別者，在休了兩個月病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她卻被公司辭退了。最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電商平臺當當網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不少人將該案視為中國跨性別人士權益保障的一大進步，「當當網男員工變性以曠工被解雇」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3.8億，法官在判決書中寫下的一段話更是被廣為傳播：

「現代社會呈現出愈加豐富多元的趨勢……我們習慣於按照我們對於生物性別的認識去理解社會，但仍然會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表達他們的性別身份，對於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表達，往往需要我們重新去審視和認識……」

法院判決當當網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應繼續履行與高某某的勞動合同，支付高某某病假及正常出勤的工資共計12萬元左右，並認為高某某有權使用辦公室的女廁所，其他同事應當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別。該院強調，高某某的性別更改經過公安機關認可、有法律效力，「其他員工的恐懼、不安和倫理尷尬」造成了職場歧視，同事應以包容的心態與其共事。

不過，就在該案一審結束後、當當網準備提請上訴時，公司向高某某發送信函，言辭間盡是冒犯與挑釁——不僅以「先生」稱呼，還建議高某某作為「精神病人」，自行配備安保人員，以免精神病人發作時其他員工受到傷害。

目前為止，該案被視為最清晰、最大程度保障跨性別人士職場權益的法律勝利。但該案是以勞動爭議而非平等就業權為案由，案件的三點爭議集中在勞動合同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法律依據、合同是否應繼續履行、病假期間及合同違法解除後員工工資應如何計算。可以說，平等就業權在本案中是否遭遇侵害，並非判決的核心內容，也沒得到充分的討論。對此，任職於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龍大瑞（Darius Longarino）指出：

「法院判決並沒有明確表示不論性別認同，人們都應該得到平等對待。判決書更多聚焦在高某某滿足了從一個性別轉變到另一個性別的法律條件。」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教授劉明輝表示，要打贏跨性別歧視的案子仍十分困難，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光這一點已經很難滿足：

「人們對跨性別者的同理心越來越強，媒體對這類法律案件的報道也能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要給性少數勞動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還有更多切實的工作要做。」

等待著外賣員的未來是什麽：香港Foodpanda外賣員行動後記

7月15日，約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賣員來到公司在上環的總部，與資方進行談判。過去幾年，香港外賣員有零星的集體行動，這次是其中一家外賣平臺Foodpanda員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議。

參與行動的外賣員代表均來自網絡上的外送員群組。他們於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於尖沙咀的辦公室，要求與管理層會面，討論當時仍然生效的接單率規例（該例之後被資方取消）。經一輪波折後，再在7月15日當天與資方會面。工人提出了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

外賣員表示，自疫情以來，單價便持續下跌。近月，Foodpanda還兩度更新底價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價，平均每單扣減1元（港幣，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單率劃一服務費，按「市場供求定律」每兩星期更新底價，令外賣員的工資波動更大，令員工甚為不滿。另外，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一直出現各種問題，包括自動錯過訂單、誤算外賣員拒單率，令工人無故蒙受損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統設計等。

現時，以步行送餐的外賣員每單約可賺到20-30元，車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數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賣員向香港獨立媒體表示，今年工資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試過工作3小時只賺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賣員提出的訴求不少都跟應用程式的設計等技術問題相關。首先，接單率的兩個訴求牽涉到Foodpanda的系統設定。外賣員向中國勞工通訊表示，系統偶爾會無理計算工人拒單，工人因為網絡問題收不到通知，又或進入了電梯等環境，系統在此時派單，便容易計算工人拒單。另一方面，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不設申訴流程，外賣員遇上系統問題需要投訴，往往要自行發電郵聯絡客服，費時失事。

至於貨到付款服務，行內稱COD（Cash on delivery）單，即外賣員需要在交收商品時代收現金。由於香港的電子支付並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戶仍用現金交付，一天約有一半單是COD單，外賣員因此要負責代收，之後再轉帳給公司。不過，外賣員指收錢和轉帳程序麻煩，而且還會出現計錯數的情況，多扣工人工資。

此次勞資談判足足歷時4小時，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業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會後，外賣員指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疫情以來，香港外賣員的勞動處境

自2014年開始，外賣平臺開始落戶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開始在香港營運，Deliveroo在2015年進駐，UberEats則在2016年登陸。現時香港外賣市場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則占10%。

外賣平臺最初的擴張並不順利。以Foodpanda為例，該公司在香港發展3年後，在港島仍只有與約200家餐廳合作，九龍區不足100間，新界大部分地區更是未開發狀態。而且，大多數與外賣平臺合作的都是高檔餐廳和連鎖店，送餐服務費也高，使其消費群較集中在白領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發，外賣需求激增，接入外賣平臺的店家不斷增加，服務費也有下降趨勢，同時更多工人湧入該行業，平臺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長。

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大部分外賣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與平臺訂立合同。外賣員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購置。一位在天水圍做騎手的外賣員告訴我們，在入職前，Foodpanda的外賣員便要先付200元購買製服和保溫箱。他的單車也是額外自購，價格約1200元，加上自購的頭盔，未工作便先耗費約2000元。

不過，香港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與其他地區有不少差異。當客戶跟餐廳下訂後，騎手和餐廳的手機會同步響起，外賣員便要決定是否接單，拒單會計入數據中。以這次發起行動的Foodpanda騎手為例，騎手只能從系統一單一單地接。接單後系統便會指示出目的地，車手需要完成這個訂單後，才能接新的單。只有在同一個餐廳收到兩張單的情況，騎手才會收超過一張單，不過這時系統會指示先後次序，所以外賣員仍然需要根據系統的指示送餐，沒有自行組合訂單的自由度。

由於不少外賣員都是在各社區內部送餐，活動範圍有限，用腳走或是用單車便已經足夠，並非所有外賣員都使用電單車，跨區送餐的更少。騎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單車徑，不用出馬路駕駛，暫時還未發生過意外。不過，這並不代表送餐過程完全順暢。系統使用直線距離計算路線，不僅與實際的路徑脫節（騎手需要繞路，而非筆直地走），同時不會考慮上坡等情況，因此騎手送餐的距離和付出的精力往往遠高於平臺的估算。

在整個送餐過程中，外賣員雖然提到系統會計算工人的送餐時間，但並沒有超時罰款的規例。平臺仍然會記錄超時情況，有騎手便因為送餐時間多次過長被開除。不過，系統的時間計算似乎是以間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製外賣員的勞動強度。

由於發展時間還比較短，香港Foodpanda平臺對外賣員的勞動控製仍在相當初期的狀態。首先，應用程式內的路線計算不準確，使騎手有些時候還是倚靠自己的經驗送餐。送餐時間的計算，則遠遠未發展出與時間競賽和罰款的懲罰機製。平臺以拒單率來決定騎手的底價基準規則，也因為引起外賣員不滿而決定收回。外賣員對平臺系統的各種缺點和故障的不滿，亦間接反映了現時香港外賣平臺技術力量發展的情況。

當然，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賣員沒有受到諸如平臺的訂價機製及規章製度宰製。事實上，Foodpanda擁有開除外賣員的絕對權力，無須給予任何理由。平臺訂價方式的改變，亦持續威脅外賣員的生計。平臺以自雇方式與外賣員簽約則使它享有節約大量勞工成本的操作空間。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香港外賣員的處境，我們還可以拿中國內地發展得較成熟的外賣行業作對比。在內地，每天高峰時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訂單，騎手的處境更為高壓和緊張。平臺會持續把訂單推送給外賣員，因此出現了騎手接超過一單訂單、自行組織路線，甚至接單後再長時間停在一處搏取更多訂單的「吸單」情況，騎手的送餐時間被壓縮得更短。

另一方面，為了要每個外賣員完成更多的訂單，內地平臺對外賣員的控製更強，差評和超時不但會被系統記錄，影響騎手之後的接單質量，也會直接罰款，一單超時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資。內地騎手大多駕駛電單車在大街上穿梭，為了追趕系統定下的時間，出現的事故和傷亡往往特別嚴重。在香港，這些情況還沒有普遍地出現，但外賣行業經過疫情帶來的發展，平臺之間單量急增，競爭日烈，離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後，香港外賣行業的發展路徑

隨著香港的外賣平臺因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臺之間的競爭將會更為激烈。近兩年來，平臺之間的宣傳戰不斷，地鐵、電視、互聯網均充斥著外賣平臺的廣告。平臺的網絡亦不停擴張，以Foodpanda為例，它的外賣覆蓋範圍已經擴張至離島以外的全港各處。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訂閱製pandapro，客人需繳付65元月費，便可獲取每月5次的免運費等優惠。

參考中國內地美團、餓了麽的發展路徑，當外賣平臺擴張時，資本之間的競爭往往以價格戰等補貼形式發生。外賣騎手的配送費是來自顧客支付的服務費和平臺部分轉付的商家傭金。由於平臺不斷補貼消費者的送餐費和店家傭金，當騎手的配送費不變時，平臺便要額外作出支付。長期的競爭壓力，使平臺的負擔愈來愈重，這裏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賣員來承受，外賣員的單價因此會被壓得愈來愈低。同一時間，更多外賣員因為行業急速發展以及門檻低而加入平臺，又使低價得以維持。

曾在北京送外賣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曾經談到單價下降的情況︰「像以前都是10塊錢一單，甚至11、12塊，然後逐漸變成9塊，8塊，7塊……像小城市的話就更低了，北京的話，他們是有一個進階：你跑了500單以後，是8塊，跑過900單以後，是9塊。那就只能拼命跑，這樣他就掙的更多了。」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隨著外賣單量在競爭和擴張的過程大幅增加，平臺為了更徹底地控製本來較為零散的勞動力，還會開始實行各種鼓勵和懲罰的機製。一邊廂，是推出騎手的等級製，透過記錄和評核外賣員的接單量和工作時間，提高忠誠工人的單價和訂單質量。另一邊廂，則是不斷壓縮外賣員的勞動時間，對不能順利完成送餐的員工實行罰款，進一步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

在香港，距離發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包括電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區的道路設計，都是阻礙外賣行業發展的困難。然而，像單價下降這樣的情況已經開始發生，以往外賣員一小時接3單訂單，一小時賺到90元，「遠超最低工資」的情況大概會愈來愈少。

面對未來，香港的外賣員需要更強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賣行業急速成長的時期開始，中國勞工通訊便收錄到愈來愈多的工人集體行動。圍繞著抗議降薪、欠薪和罰款的訴求，工人的抗議數目從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別57起和45起。不過，在工人組織受到資方和政府打壓的情況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動的勇氣，也只能延緩降價的速度。工人實踐的經驗證明，沒有足夠的外賣員集體行動支持、沒有一個有系統和策略的工人組織，以及社會大眾對工人情況的認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資方的打擊會相當困難。

幾乎可以預見，香港的外賣員也會面臨平臺大戰、降價、勞動控製不斷加強的情景，問題可能只是發生的速度和形式。現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業的工人仍然對外賣行業和外賣員的情況一無所知（或者除了記住了幾個廣告之外）。我們需要更多有誌的工人和青年調查揭露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同時讓一眾外賣員知道行業接下來的變化，為更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做準備。

香港《蘋果日報》被停運 壹傳媒工會的最後工作

香港《蘋果日報》及《壹周刊》6月23日停運，至今已經一個多月。兩份刊物的結束，有別於過往因財困而倒閉的任何一家香港傳媒。自2014年遭廣告商集體抵製後，壹傳媒集團收入大減，但前年推出的訂閱製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財務狀況尚算健康，集團形容此舉「成功實現主要戰略轉型」，現金結余至今仍有超過3.3億港元。

及至6月18日，香港警察國家安全處第二度搜查壹傳媒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5名高層，並凍結報社資產1800萬港元，其後香港的主要銀行都不再能與壹傳媒集團進行正常交易，使得有4億港元在手的壹傳媒集團「有錢都用不了」，致未能支付薪金及遣散費，衍生出千人規模的勞工權益問題。

勞工權益被「踢皮球」

前《蘋果日報》記者艾先生（化名）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公司結束營運去到目前為止，好多部門開始沒有接頭人，變相公司對員工或前員工的消息發放，成了口耳相傳的狀態，而不是經一個正規的渠道去發布……我至今仍聽到不少同事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他稱自己生活壓力不算大，故早前請纓為其部組統籌討薪工作，解答了很多前同事關於薪金、遣散費的查詢，也成為前同事與勞工處的溝通橋梁。

艾先生透露，不少前壹傳媒同事已聯絡勞工處，處方也設立了專責人員負責被遣散的員工，如告知應追討款項的手續。對於當前的情況，他再三指出：「公司有資金，但政府不讓公司支薪，然後著員工向勞工處求助，變相讓員工做劊子手，向公司落井下石。撇除對公司的感情，按道理及情理，這事件還是不應該發生。」他又提到，著前員工去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頗不合理，因為此基金本身是為了一些財困公司的雇員而設，但「壹傳媒有錢架嘛，破咩欠啫？（壹傳媒本身有錢啊，為什麽要申請「破欠」？）」他認為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壹傳媒資金被凍結。他保守估計，此次的資金問題恐會擾攘數以年計。

根據勞工法例，雇主必須在工資期屆滿後或雇傭合約終止後7日內支付工資給雇員。然而，因為銀行戶口被香港保安局凍結，壹傳媒集團無法進行正常交易，前員工們至今未獲集團支薪及發放遣散費。7月初，壹傳媒集團內部訊息指，遣散費暫由宏利強積金公司代為支付，目前已有前員工收到遣散費。

壹傳媒停運 工會進行最後努力

《蘋果日報》及《壹周刊》不復存在，上千名員工頓時失業。壹傳媒工會則於7月24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當日與會者除了一致通過工會的財政報告，亦通過於7月31日解散工會，以及將工會余款捐予香港記者協會。

最後一屆工會的理事仍在工會解散後，繼續義務跟進離職補償等問題，同時在Facebook設立了「壹齊搵工」（一起找工作）群組，希望方便不同部門的同事交流求職資訊。由6月28日至今，群組為前員工搜羅了80份工作，工種包羅萬有，包括公關、市場營銷、私人助理、NGO幹事、軟件或程式設計師等等，惟幾乎沒有編采的工作。

該群組同時詳列前員工們可以走的4種討薪程序，分別為 (1) 到勞工處落案、(2) 上勞資審裁署追討、(3) 申請清盤、(4) 領取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記者曾向壹傳媒工會前理事長潘柏林查詢工會前理事們的後續工作，但他婉拒道：「壹工會隨著絕大部分同事離職，都要啟動解散程序，抱歉因為事忙，不能夠接受你的訪問。」

前《蘋果日報》采訪主任、壹傳媒工會創會理事蔡元貴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普遍而言，工會一向維護員工的利益，周旋的對象向來是雇主。他憶述，黎智英很崇尚自由經濟，工會幾乎可說是自由經濟的天敵、市場經濟的天敵，工會不會站在自由經濟那邊，所以「我都幾肯定肥佬黎唔鍾意（工會）。（我們都挺肯定黎誌英不會喜歡工會）」，然而另一邊廂《蘋果日報》很關心基層利益，永遠都站在雞蛋一方，理論上勞工階層是雞蛋，我們也常大篇幅地報道社會上的罷工事件，「基於面子及報紙的定位」，沒有可能只幫別人的工會發聲，卻又打壓自己的工會，所以管理層沒有打壓工會，工會當年的籌組過程也是順利的。

壹傳媒工會2009年成立，當年管理層在金融海嘯後提出「減薪3%」的方案；其後《蘋果日報》管理層更一度打算將保險公司、地產公司的經營方式引入報紙，記者要追點擊率及產量，上述措施引起員工極大不滿。「工會喺呢邊面都唔發聲？仲有咩好發聲？（工會在這個問題上都不發聲，還有什麽好發聲的？）」蔡元貴多年後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當年工會帶頭發起反對行動，包括將反減薪的貼紙貼滿墻壁，還將一些標語展示送達時任立法會議員、職工盟成員李卓人的手上，而上述兩項計劃在強烈的反對聲中告吹。這是蔡元貴記憶猶新的工會往績。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建製派支持者到包圍蘋果大樓，阻止貨車運報。在工會號召之下，同事一連數晚以各種方法對抗「圍蘋者」。蔡元貴直言，今次《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不是因為管理層的問題而導致停刊，在這一方面，工會是無能為力的，宏觀地看其實整個社會都無力，這不僅是工會的遭遇，其他範疇亦然，「工會真系做唔到嘢（工會真的做不了什麽）」，《蘋果日報》員工成為受害者的一部分。

對於《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早前坦言，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此感到心寒，而停運「並非由於自己無法經營或被讀者放棄，而是因為無法控製原因」。他回應中國勞工通訊查詢時指出，《蘋果日報》依然是上行中及受歡迎的傳媒，付費用戶數量是高的，各部組穩健地發展，如果籽、財經、賽馬版。

根據記協的Facebook指出，迄今為止記協已向壹傳媒集團失業員工派發兩輪現金券，涉額超過港幣10萬元，現金券主要捐贈者為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另有不少熱心市民轉交的現金券。陳朗昇指出，記協一直計劃進一步協助壹傳媒的失業員工，如搜集更多現金券或禮券的支援，惟書簿費、膳食費等各項費用始終需要以現金支付，故希望於一至兩個月內做到現金支援，為有家室的記者緩解燃眉之急。

緬甸服裝廠疫情肆虐，全球品牌忽視其責任

緬甸疫情加劇，每天的感染死亡人數都在上升。自7月以來，新冠病毒感染率迅速攀升，平均每日新增病例達到5500個。

軍方數月來對公民抗命運動（CDM）的鎮壓，導致緬甸的醫療服務和設施癱瘓。軍政府封鎖了緬甸國內的醫療保健供應鏈，突擊私營氧氣站，並收繳氧氣瓶，使得疫情進一步惡化、感染死亡人數飆升。據報道，有誌願醫護人員被逮捕或殺害。參與了公民抗命運動的醫生、護士及其他醫療衛生工作者都在躲避軍方的迫害。

據報道，人們不願意去軍方經營的醫院就診，而其他醫院因為反對二月軍事政變的罷工而空無一人。一些仍在運營的醫院，則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

盡管感染人數激增，但服裝廠仍在運作，雇主強迫工人們照常生產，且不遵守任何國際品牌、工會和供應商達成的疫情期間工作準則。原本根據這些準則，工人的工作崗位應至少保持兩米的距離，工廠應執行衛生和防護規定，受感染的工人有權休帶薪病假。

據當地報道，一些工廠已經發生了與疫情相關的死亡案例，但工廠仍持續開工。這些工廠中許多是Zara、C&A等國際品牌的供應商。

在工廠裏，工人們工作和休息時都擠在一起。口罩和衛生用品也十分緊缺。資方未向工人提供洗手液，洗手間裏也經常沒有肥皂，一些工廠甚至沒有洗手池。

由於車間衛生狀況不良，工人們在工廠裏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許多工人因此患病，一些人有諸如失去嗅覺等感染新冠病毒的癥狀。缺乏隔離措施將工人暴露在更大的風險中。

進出工廠的交通也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工人們乘坐渡船穿越仰光河，但船只超載，情況十分危險。

緬甸的狀況與鄰國印度在今年5月爆發的第二波致命疫情面臨的種種問題非常相似。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呼籲從緬甸采購產品的國際品牌，確保其供應商遵守疫情期間工作準則，並及時報告工廠中的感染情況。工會主席Khaing Zar Aung表示，IWFM將繼續監督工廠，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權利。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在英遭遇勞工爭議，華人會參與工運嗎？

英國政府宣布了BNO簽證（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新政策，為BNO護照持有人及他們的家人提供了便捷的移民入籍新途徑。一時間大量香港人紛紛離港赴英發展。然而不少人移民過去都會面對重新找工作、適應當地政策法例、甚至勞工權益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特約撰稿人李雨夢在倫敦訪問到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經理林懷耀（Jabez），請他談談華工在英國爭取勞工權益的狀況。這個從1970年代移居到英國的香港人，信奉國際社會主義多年，於70年代有份成立組織「華人工友」，並且出版同名雜誌於唐人街一帶派發。

多年以來，他在英國一直有份協助華人勞工爭取權益及提供法律咨詢支援，身處其中多年，目睹華人社區與英國工運幾乎是兩個沒有交接的平行世界，華人工會組織難以在英國生成，「英國華人圈子根本沒有工人運動這回事」，在林懷耀眼中，他認為「偉大華人社區有另一套運作至今的模式，從老板到工人都在這套製度裏面，而這是很主要的原因導致工人運動在華人社區難以存在，而華人社群的剝削情況更為嚴重。」

1977年，林懷耀參與創立「華人工友（Chinese Workers Group）」，那時起便開始了與勞工權益及華人社區有關的工作，回憶起創立華人工友的起始，他稱是「一群年輕人在尋求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覺得要走向工人，故找了華人工友這個名詞，意思是服務華人社會裏面的工人群組，不是什麽工人運動，只是服務工人的社團，提升華人工友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他形容其實是類似市民咨詢處的組織，並不同於傳統上對工人運動的認知。

從香港初到英國，對於當地工人運動的深厚傳統，年輕的林懷耀當時感到非常詫異，「原來工人可以罷工至更換政府的？」相較之下，他指英國華人采取罷工手段來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已經屬於非常激進（radical）的行動，「英國有工人運動的傳統，他們的傳統不只是著眼於立即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而是關心社會事務，甚至進一步介入社會事務，但當地華人沒有這樣的覺醒。」

林懷耀認為，英國華人跟英國社會沒有融合過，華人社區甚至自成一角地形成了一套「另類」的工作製度，致使他過去從事華人勞工權益的工作，也只能局限於咨詢及提供法律支援的層面。

華人社區的另類運作模式

故事要從1960年代說起。

當時來到英國的華人社群，主要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為主。「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很多人逃難到了香港，當時人口從數十萬增加至二百萬，當香港原有的農業不足以支撐龐大的人口需求時，港英政府便要從各地采購便宜的植物來維持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導致當時新界很多原居民的生計出現問題。」

由於在香港難以謀生，而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擁有英國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簡稱CUKC）身份，擁有英國居留權，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國另覓出路，「英國社會有種族歧視，如果不懂英文、沒有城市技能，難以在本地尋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對於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視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從香港來的原居民，沒有融入到英國社會。」

遠洋到來，卻無法融入當地，為了謀生、寄錢回鄉養妻活兒，當時的新界男兒想到了一條能夠在異地維生的生存方式，「當時殺出了一條血路，就是飲食業」，在還未有大規模中餐館的年代裏，所謂飲食業只是小型的外賣檔，「賣雜水呃鬼佬（賣雜碎騙外國人），但又能維持生計。」

那個年代到來的香港原居民，心裏想的仍然是終有一日會回港落葉歸根，「賺完在當地的生活費後，剩下的收入就盡量寄回香港，永遠報稅時都報自己是虧錢的，因為全部都是現金交易，甚至不報自己有收入，這是當時的傳統」，瞞稅的「傳統」一旦奠定下來，就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直到《1971年英國入境法》（U.K. Immigration Act 1971）出臺，該法案限定了CUKC身份人士只有在自己、配偶、父母或祖父母與英國或其外島具有關系時，才能擁有居英權。林懷耀表示，政策由出臺到1973年落實期間，這批原居民要面臨的抉擇是∶到底要回去，還是把妻兒接來英國？

「那個法令的目的原來是想杜絕英國殖民地的人繼續過來，結果造成了每個殖民地群體來英的人數都大幅上升」，新界原居民也不例外，把妻兒都接過來英國生活之後，外賣檔便由幾個新界男人合夥的方式，轉型成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模式：

「有很多免費勞工出現了，華人社區領袖給予我們一個很溫馨的圖像便是華人是很家庭導向的，很喜歡一家人一起工作，但這個溫馨圖像背後是全家人參與進一個生意裏面，妻子變成24小時無休的狀態，兒女成為了免費的童工，在這個美麗圖像底下，為了家庭，收入應該是全部給予家裏的，結果便是繼續延續瞞稅的傳統。」

如是，新界原居民到來英國發展定居，形成了當時英國華人社群的雛形。

中式餐飲業在英國的發展，從最初的外賣檔、轉成家庭模式經營的檔口，「有些生意較好的，就變成了餐館，小餐館再變成大餐館，再到更多大餐館出現時，就累積成了唐人街，但這些餐館全部都是同樣的背景、同樣的經營方式。」

林懷耀說，這套華人社群的另類運作模式，從老板、工人以至如會計師等專業人士，都有份參與其中。「英國本身是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年假等勞工權益的保障，如果老板每年報稅時指自己是虧錢，但又按最低工資聘用全職員工時，這說不通。所以形成了一套潛規則，就是在招聘時候已經表明，若果全職是400磅包薪、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至十一小時，報稅時就報稱為兼職，會計師亦會為老板把帳目整理妥當。」

華人老板一方面對工人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又會以「為你好」的方式去令工人信服這套另類的運作模式，這也是當年林懷耀在進行提升華人勞工權益意識工作上，面對的困難之處，「老板會跟工人說，這是為你好的，當我為你報較少收入的時候，你就可以申請房屋津貼（housing benefit），小朋友在學校又可以有免費膳食，是不是為你好？」

以上情況，林懷耀指最常見於餐飲業以及圍繞餐飲業的工種，「即使今時今日，這裏有一個非官方、但又很公開的態度，就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

唐人街華人工人的維權行動

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但華人工人爭取自身權益的行動，不是完全沒有。

1983年，年輕的林懷耀終於有機會協助工人。

「那是在唐人街一間三層樓高的中餐館，當時老板要轉手，把餐館賣給另一個人，轉手前一兩個星期才通知員工，新老板不會聘用你們。但根據法例，英國有業務轉讓（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條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員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員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華人社區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認為給予兩星期通知已經是盡了人事。」

林懷耀回憶起這段接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指當時有工人拿著他們製作的《華人工友》雜誌，前去尋找組織尋求協助，「那時寫過一些關於工人權益的內容，沒料到真的有人看」。於是，林懷耀透過法律中心，為工人們向該名老板提出控告，「有史以來，第一次唐人街老板會被人告」。

他還記得，當初那名老板的嘴臉，「他一開始時還很惡的，他說，你去告吧，你有什麽本事告？你有錢告嗎？但法律中心是不收錢的，於是便控告了他。」後來老板直接走去找林懷耀，「他跟我說，我這樣是不合規矩，我反問規矩不是法律嗎？他說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我打去法律中心，然後告訴他，說法律中心指沒有一回事叫中國人運作是不同的，他拋下一句∶『你耍我嗎？』」

最終案件上到勞資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直到踏進法庭門口那一刻，該名老板終於改變態度，「他說，讓我們談一談，事情便在庭外解決了，其實好像在玩Show Hand遊戲，看到底是誰底牌大，這個情況是那個老板先怯了，故此就把事情解決了。」

事情解決之後，林懷耀印製了一份《華人工友》號外報道這則案件，有另一名工人找他尋求協助，「是一名在病假期間被解雇的廚師，我同樣是以法例去跟他的老板談判，後來那名老板叫我和廚師一起到餐廳拿遣散費，怎知去到之後，就被裏面的爛仔拳打腳踢，連我母親留給我的玉佩都破了，但要傳達出來的信息是很清晰的，就是這些事情不可以再做。」

華人社群不是沒有嘗試過組織工會，但林懷耀表示最終還是不成功。

「後來我有嘗試組織了一個華人飲食業工會，是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裏面的分支，當時倫敦市議會算是頗激進，鼓勵少數民族的飲食業工人進入工會，在它們的資助下，我們亦有意成立一個華人工人的工會。」

這個工會組織持續了只有大約兩三年，最高峰時候只有30至40人參與，「有時會每個星期都有討論、有每個月的會議，但最終都是不太成功。」

原因是什麽？林懷耀續說：

「我們華人傳統的另類製度的吸引力比較大，對於一些工人來說，如果要入工會，即意味要正式報稅，代表拿不到房屋津貼、小朋友上學要付費吃飯，這些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很現實的考量。」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遭遇勞工爭議

時至今日，這套模式仍然在運作。

「目前我手上已經有兩個個案了」，目前林懷耀於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擔任經理，繼續為華人社群提供支援及協助，他指在BNO簽證的政策底下，愈來愈多香港人選擇移民到英國，在初來到埗的情況下，有人會走進中餐館工作。

「有一個香港人的個案是，他在Cambridge的中餐館做油煲（負責炸物工作），工作了五日，就被老板罵了五日，最後一日又被老板以粗口謾罵，甚至恐嚇要打他，結果他終於忍不住即時離職，但被老板反指沒有一星期通知，反要他賠錢，甚至說會找律師追究。當事人很擔心會被控告，最終由我去代他與該名老板聯絡，我只是根據法律與他溝通，最終事情也解決了。」

持續了接近半個世紀的經營方式，林懷耀看在眼裏，直言剝削程度比起英國社會普遍情況嚴重得多，「他們會告訴你，被中國人剝削比被外國人剝削好，我們是同聲同氣的。我一聽到『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話，就知下一句是『然後便是搵你笨（隨便占你便宜）』。但『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說話很有用，被剝削的那個人，都把自己視為這個遊戲內的一部分，因為要拿政府的福利及好處。」

對於移民與英國工運的關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高級講師Tim Pringle表示，「歷史上，英國工會運動從移民浪潮中受益良多。今後，移民也將繼續帶來他們在工會組織、談判和抗議的傳統，豐富我們的運動。盡管剝削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質上資本主義是沒有國籍的。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歡迎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移民加入工人運動，共同組織起來反對工作場所和社會中一切形式的剝削和歧視。」

在林懷耀看來，要發展英國華人社群的工運仍相當困難。「我不敢說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難度真的很高」，林懷耀說，不是完全沒有華人參與當地的工運，「有很積極的參與者，但都是以個人名義為主，我也認識幾個。有沒有人相信工會呢？有，但主要是公營部門或自己行業本身已有的工會，例如倫敦運輸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積極，但也會承認工會是代表他們的。」

在英國從事勞工權益及提供咨詢支援工作多年，雖然在華人社群中難以喚起太多關於勞工權益的覺醒，但對於將來，林懷耀坦言並不悲觀，「尤其現在那麽多香港人過來英國，他們是信奉普世價值，也願意走進英國社會當中，很多人都盡量避免走入現有的華人圈子，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而且將會到來的香港人口是等於過去四十年來的人口數目，我相信他們做的事情會沖擊到現有的華人社群文化。」

過去這段時間，有人曾經與林懷耀討論過，想成立一個香港人的工會，「他認為有很多香港人將會來到英國，但若果不熟識當地的勞工製度，成立香港人工會，可以讓香港人透過工會來爭取自身的權益」。對於這樣的想法，林懷耀反過來鼓勵港人應該加入英國當地的工會，「先參與本地的工會，在這個過程自然會提升對於工人權利的認識，而且現存工會有資源，若果你能夠替他們招納到數十人，甚至可以要求在工會裏成立一個香港分支，他們會歡迎的，我覺得最好是融入英國本身的工會運動當中。」

阿裏女員工控訴被性侵，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8月7日，阿裏巴巴一名女員工在網上公開控訴其上司與客戶對其性侵，引發各方強烈關註。在巨大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於9日表示，辭退事件中受指控的員工，永不錄用，並處分相關涉事員工。

阿裏巴巴在輿論壓力下處理性侵事件

受害女員工在浙江杭州任職於阿裏巴巴同城零售事業群旗下的淘鮮達業務。淘鮮達是實現本地超市入駐，以及消費者購物1小時到家的平臺，其競爭對手包括京東到家、美團閃購。

在約8000字的自述中，該員工稱，7月27日，她到山東濟南出差，與其上司淘鮮達華北區商家運營組長王某及客戶一起吃飯被灌醉。客戶張某在席間對她進行猥褻，而組長對此「放任不管」。該員工因醉酒失去意識，第二天發現自己渾身赤裸醒來。在報警並查看酒店監控後發現，組長王某當晚先後四次進入其房間。

事件發生後，該員工多次向公司內部反映情況，要求按照公司規章製度開除王某。8月5日，公司稱，考慮到受害者的名聲，決定不開除王某。其後，當事人又多次向包括淘鮮達LKA（地方性重點客戶）負責人、淘鮮達BU（業務線）負責人、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以及HRG在內的上級領導尋求處理，但公司方面一直拖延，並在該員工在公司群中曝光事件後，將她移除公司群聊。該員工後到公司食堂現場拉橫幅抗議，被多名保安製止並威脅報警。

由於一直未能在公司內部得到妥善處理，該員工最終在網絡曝光此事，事件迅速在社交媒體發酵。在網絡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勇8月8日淩晨稱，對事件感到震驚、氣憤、羞愧，為事件中各級主管的冷漠和沒有及時處理道歉。

8月9日，張勇在阿裏巴巴內網連夜公布了階段性內部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辭職，阿裏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記過處分，涉事男員工王某被辭退，永不錄用。

8月10日，濟南市公安局成立工作專班，負責該案件的偵辦事宜。

中國Me too運動艱難前行

職場性騷擾及性暴力是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問題，近年的Me too運動僅僅揭示了冰山一角。2018年，中國內地曝光了至少36起Me too案件，從校園到公益行業、媒體界，許多受害者以實名或匿名的方式在網絡上舉報性騷擾、性侵事件。

2018年一份主要針對一線城市女員工的調查問卷顯示，在106份有效答卷中，親身經歷過職場性騷擾的有87人次，「聽同事或朋友講述過他們的親身經歷」的有40次，對身邊的職場性騷擾事件「略有耳聞」的有17次，發生最頻繁的是上級領導對下屬的騷擾。不僅是白領受困於性騷擾，在工廠，情況也同樣令人擔憂。2013年，一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受訪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

其中一起標誌性Me too案件是弦子在社交媒體公開發文指控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於2014年對其進行性騷擾，當時弦子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名實習生。2018年10月，弦子正式起訴朱軍。朱軍否認所有指控，並反訴弦子侵犯其名譽權和造成精神傷害。由於性侵、性騷擾通常發生在私密空間，增加了受害人的舉證難度，法律訴訟十分艱難，已有數起Me too舉報人反被被舉報人訴訟名譽侵權的案例。

弦子訴朱軍一案於2020年12月2日在北京海澱區法院首次開庭，庭審受到廣泛關註，但內地主流媒體基本失聲，社交媒體討論遭遇嚴格審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將性騷擾列為新的民事案件案由，弦子尋求更改案由，但該訴求在首次開庭中被駁回。弦子要求案件公開審理亦被駁回。

2021年5月21日，案件原本計劃第二次開庭，但就在庭審前開始數小時，弦子稱接到法院臨時通知，庭審再次延期，且未被告知任何理由。從這起Me too裏程碑式案件可以窺見職場性騷擾受害者尋求法律救濟面臨的種種困難。

最近另一起廣受關註的Me too案件是網民舉報明星吳亦凡多次誘騙年輕女性發生性關系。7月31日，吳亦凡因涉嫌強奸罪，已被北京朝陽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在職場上，權力的不平等加劇了性別暴力問題。《2021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立法者、高級官員和管理人員中，女性僅占16.8%，在156個國家中排名132位；僅17.5%的公司有女性高級管理人員。男性往往占據管理職位，而女性從事一般輔助職位，使得女性受害者在求助時面臨更多障礙。正如阿裏巴巴此次事件顯示，公司內部調查和處理通常都會遭遇冷處理和拖延。

事件中，也凸顯了企業文化中彌漫的性別歧視。當事人自述顯示，在與公司的內部溝通過程中，王某的直屬領導、淘鮮達LKA負責人對受害者說，「都是業務性質的問題，經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問題。現在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適合這個工作。」並問該名女員工，「你覺得不喝酒，這個濟南華聯和一些北方的商戶以後的業務能談下來嗎？」

酒桌文化再次受到廣泛批判。在該員工自述中，組長王某在飯桌上對客戶稱「給你們送了一個美女來」。盡管當事人解釋自己酒量不好，但仍被勸酒灌醉到失去意識，「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工作的名義來勸酒，讓人不敢拒絕，不能拒絕」。

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越來越多的職場性騷擾、性侵案件進入公眾視野，當事人求助於社交媒體，在網上發帖控訴，但要在司法程序中贏得性騷擾案件依然困難重重。今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製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企業有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義務，但要追究用人單位的相關法律責任仍十分困難。在一起罕見的Me too勝訴案件中，女社工控告成都社工界名人劉某性騷擾。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劉某存在性騷擾行為，要求被告在判決結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當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賠禮道歉。

原告的代理律師提出，用人單位成都市某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接到員工投訴後未能及時恰當處理性騷擾事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法院沒有支持追究雇主責任的訴訟請求，法官認為被告的「性騷擾行為是個人行為」，被告單位「並非該行為的共同侵權人」，建議基於勞動關系「另案訟爭」。

作為雇主，給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使員工免受騷擾及暴力侵犯是最基本的義務。然而，職場反性騷擾、反性侵機製還遠未建立起來。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而在此次阿裏巴巴事件中，阿裏員工自發成立了「勇敢牛牛幫助小組」，發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裏人關於807事件的聯合倡議》，聲援受害女員工，提出推動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職場反性騷擾和反性侵製度的建立。要營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環境，消除職場性別暴力，建立起企業防治性騷擾、性暴力機製，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疫情和「雙減」之下，中國教培機構將臨討薪倒閉潮

7月24日，中國政府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又稱雙減意見），全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中國大城市眾多教培機構的情況引起了廣泛關註。

「雙減意見」列明的措施眾多。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主要目的是要減低學生的校外補習壓力，例如限製每課課時、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另一方面，該意見亦對教培機構的定質和運作方式作出大量規範。其中影響最廣的是「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對原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改為審批製。」

意見亦規定教培機構的服務質量，以及限製培訓機構的競爭和擴張。這些措施包括打擊各種「不良學習法」、盜版侵權資料；限製培訓機構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開辦學習活動、禁止高薪搶老師、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融資等。

「雙減政策」仍在推進落實，但一些比較具規模的教培機構已經宣布會收縮業務。好未來、高途、字節跳動等都宣布了調整通知，將會裁掉部分業務的員工。

以字節跳動為例，由於學齡前校外培訓被禁止，它旗下向3至8歲小孩提供AI動畫課程的瓜瓜龍宣布裁撤輔導老師，提供思維動畫課程的你拍一及外教英語一對一業務GOGOKID則會停止運營，面向中小學的雙師直播大班課清北網則會裁減業務。

專註在中小學教培的高途則宣布關閉全國13個地方中心，只留下鄭州、武漢、成都3個輔導老師中心。由於高途每個地方中心平均上千人，所以此次裁員涉及範圍達到上萬人，相當於1/3的人將離開。

大型教培機構由於資金基礎較龐大、資金流較為充足，暫時沒有出現大範圍拖欠工資和補償的情況。字節跳動的員工受訪時表示獲得了N+2賠償。高途員工獲得正常的N+1賠償。好未來董事長張邦鑫亦表示：「裁員是肯定會裁員的。能內部轉崗就先轉崗，不能轉崗的，公司也會按照國家法律給予賠償。」

然而，不是所有教培機構都有這樣的財政實力。 「雙減政策」宣布後，媒體已經馬上把焦點放在一些近期宣布欠薪倒閉的教培機構。事實上，自疫情開始，不少教培機構便因為難以開展授課活動、生源減少，陷入了衰退和危機。「雙減」的落實，必定會加快市場上處於劣勢的企業的淘汰。

2020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22起教育培訓機構員工的抗議事件，今年則收集到24起事件，而求助地圖今年已有43起個人的網上求助，全部是陷入財政危機的教培機構拖欠工資、倒閉跑路，引起員工到公司討薪。

《中國經濟新聞聯播》的一條視頻，報道了7月初河南省鄭州市一家名為愛雲校的教培機構裏拖欠工資的事件。一名受訪員工表示，愛雲校由3月起已經開始不同程度地拖欠她的工資，由拖欠獎金擴展至提成，最後演變成底薪、績效、提成、獎勵統統拖欠。員工發現企業出現問題後，愛雲校要求員工多跑業績，「跑到1300萬才給員工發50%工資」。另外，公司還設立各種罰款、克扣，以及不承認員工的業績，從員工身上榨取更多金錢。

對於企業要員工跑業績來付自己的欠薪的做法，員工們表示強烈不滿：「首先，我們工資是我們應發的。二，雖然我們是做業務，我們也有責任心。家長充過來錢，是代表對我們的信任。那個錢充過來，公司會不會退給他們？或者到公司真倒了，他們的錢怎麽辦呢？還有，之前退費的家長，三四個月天天給我打電話，已經影響到我正常生活了。現在我們有點不相信公司發不出我們的工資，公司可能做了比較多投資，我猜測可能把錢用在別的投資上了。現在資金鏈了，回籠不過來，因此不給我們發工資。」

在拖欠工資和討薪的拉鋸過程中，企業一直都維持著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既不宣布倒閉，又不給員工發工資，態度是「我就是沒錢，你拿我咋辦」。員工去找勞動監察大隊，大隊幫助員工跟資方調解，但結果只是寫下了一紙欠條，情況依然毫無進展。監察大隊上門處理，企業便好聲招呼，大隊走了之後，還是讓員工自生自滅。這種做法跟各種瀕臨倒閉的工廠一樣，是迫使員工自行離職，放棄追討欠薪的慣常技倆。

據公司的代表指，愛雲校已經由之前3000多人減少到1400多人，「公司基本在半癱瘓狀態」。代表表示，雖然員工做了業績1300多萬，但這些錢是要讓公司處理債務，不是直接用來發工資。到了7月28日，亦即是「雙減政策」宣布4天後，愛雲校在深夜取消了所有老師的課，所有管理層失聯，共拖欠約2000多名員工工資、造成1000多名家長的損失。

相似的情況，正在北京、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同步發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其他大城市還有不少像愛雲校這樣的教培企業，正在面臨經營的困難，員工可能還只是被拖欠了少部分工資，還在希望事情可以好轉，因此未被媒體曝光。不過，「雙減政策」對企業的經營行為作出更大規限，間接對這些企業帶來更大壓力，其影響可能在未來進一步顯現。

對此，教培機構的教師應該留意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加強與其他同事的交流。察覺到拖欠工資的跡象，盡早組成小組商討對策，向企業施壓，找工會、政府協助。

《安全生產法》修訂今日生效，工會能否落實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版本於9月1日生效施行，這是該法的第三次修訂。不難看出，中國政府一直持續關註改善安全生產問題，不過，「安全第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於一句口號，而沒能完全落實。

此次修訂大幅提升了安全生產領域企業違法行為的罰款金額和處罰力度，並允許人民檢察院就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當中強調了「以人為本」、「職工參與」和「社會監督」等機製，在修改後的法律中，工人和工會對安全生產的監督作用更加突顯。

新修訂的法律再次明確了工會應當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製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製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工會有權對其進行監督並提出意見。

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員工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員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員工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從2002年首次實施以來，此次修訂再度令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責任如白紙黑字一般清晰、難以推諉。 因此，特別值得關註的是，隨著《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工會工作有沒有更進一步做出積極部署呢？工會幹部能不能把握此次修法的良機，促進各級工會在監督安全生產中更有作為？還是說，各級工會仍然打算繼續在安全生產和安全事故當中做隱形人？

之所以有此一問，主要源於工會過去監督安全生產的履責情況實在不怎麽樣。中國勞工通訊曾經多次在地方發生一起起安全生產事故後，就善後處理聯系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工會。我們發現，很多工會並沒有參與到安全生產事故的處理當中，他們也說不上來工會如何有效落實安全生產的監督。工會幹部還經常說，工會沒有行政執法權，只有地方政府能夠介入和領導安全生產。這些工會慣會推諉和逃避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法定責任。

自疫情爆發以來，疫情防控就成為了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一環，但在最近一波南京祿口機場保潔員勞動保護不夠而引發集體感染事件中，工會完全處於狀態之外。祿口機場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混合運營，為了降低成本，將清掃及客艙清潔工作外包給多家公司。機場監管不善，外包公司未區分境內、境外保潔員，是此次疫情發生的重要原因。

日常工作中存在安全隱患，對此工會是否察覺，有沒有向公司提出解決意見？在新聞上，我們可以看到工會不斷強調工會組織要在疫情防控和安全生產中發揮作用。去年2月10日，江蘇省總工會曾下發《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企業復工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的提示函》。第二日，江蘇省總工會副主席井良強、江蘇省省部屬企事業工會主席景月琴到南京祿口機場慰問一線職工，要求「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工會組織的獨特優勢，在全面抗擊新型冠型病毒疫情的同時，切實做好自身的各項防護工作，確保廣大職工生命健康安全」。

今年6月7日，就在祿口機場保潔員集體感染爆發一個月前，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主席趙晨華到祿口機場進行實地調研。然而，各級工會幹部的調研考察都沒有發現機場和外包公司管理不當、保潔員勞動保護不足的的疫情隱患，未能了解祿口機場管理方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的問題。

工會未能在日常工作中對安全生產進行有效監督，而在機場保潔員感染之後，甚至認為機場安全生產問題與工會完全無關。中國勞工通訊先詢問了機場屬地的南京市江寧區總工會，他們推脫機場歸省裏管，並認為，工會跟安全生產沒關系，「這個不是我們解決的範圍」。我們又問到作為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上級單位的省部屬企事業工會，該工會同樣認為保潔員感染事故壓根跟工會工作沒有關系，指出防疫純粹是行政事務。工作人員甚至反問：「問責怎麽會到工會？……（問責）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事，跟工會幾乎沒什麽直接關系的……疫情防控是突發事件，他不是平常的安全生產暴露什麽東西。」

一方面是工會下發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文件、領導幹部到各處實地調研，一再強調疫情防控與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工會對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隱患毫無察覺，甚至在出現集體感染事故後，仍堅稱這一與職工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關的疫情防控與勞動保護問題與工會無關。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本次《安全生產法》修訂把平臺經濟等新興行業的安全生產責任納入法律規定中。對勞務派遣工也做了規定，確定被派遣勞動者享有本法規定的員工的權利，並應當履行規定的員工的義務。自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在大力推進包括快遞員、外賣員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但時至今日，工會在代表八大群體工人、為之爭取權利方面做的仍十分有限。

2020年底，43歲的餓了麽騎手韓某在配送了33單外賣後，倒在了第34單外賣配送途中，而外賣平臺聲稱工人與平臺沒有任何關系，靈活用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再次引發討論。中國勞工通訊聯系了猝死的外賣員最後取餐地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孫河工會服務站，詢問工會能否代表猝死外賣員家屬爭取工亡待遇。對這一問題，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首先發問，「我不知道您說的員工是不是我們這兒建會單位的員工。」

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解釋，首先要餓了麽平臺建立工會，騎手作為公司員工才能入會。「因為我們建會是以公司為建會的，不是說以個人或是一個集體然後他就建會了……這個餓了麽它肯定是很大的一個平臺，它不會受我們地區總工會管的。它有可能是市裏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區裏面直管的。」

工會工作人員一再強調，朝陽區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囊括多家快遞企業，外賣員也應該包含其中，實現了百分百全覆蓋；現實卻是騎手加入工會面臨企業建會和復雜的轄區劃分等難題，大部分靈活就業的工人遊離於工會組織之外，發生騎手猝死等安全事故卻無法找工會代表。

全總宣稱它有份參與此次《安全生產法》的修訂，但全總本身執行這些條例的情況不容樂觀。全總始終把自己當成是宣傳部門，卻做不到在一線動員工人參與安全生產，舉報和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措施。

此次修訂中，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行政檢查次數與處罰力度尤其引發外界關註。但必須強調的是，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監管企業安全生產的思路已經通行了十幾年，行政監管在預防安全事故發生時往往失效。過度強調行政監管只會造成安全生產工作陷入無限循環的怪圈：發生事故後，行政部門展開調查；調查完畢後，行政要求企業整改；企業無視整改要求，安全事故繼續發生；再次發生事故——再次展開事故調查——再次要求企業整改——等待下一次事故再發生。

正如去年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研究報告所述，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要讓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法》規定的工會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這意味著，工會幹部必須離開舒舒服服的辦公室，必須到有風險的一線工作場所去，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並由工會代表工人利益，在發現工廠存在違法作業和危害工人生命的安全隱患後，工會應與企業交涉解決，或在危害發生前直接組織工人撤離危險場所。

為身處工人運動中心的工人們喝彩

2007年底，當我加入中國勞工通訊時，占據新聞頭條的是山西黑磚窯事件，窯場主從人販子、黑中介手中購買人口，強迫他們在磚窯、礦場裏勞動。當年6月，為了回應公眾的憤慨：

「45000名警察突擊了山西、河南的約8000家磚窯、采礦廠，解救了591名被拐騙農民工，其中包括51名兒童。中華全國總工會表示，要旗幟鮮明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獲救農民工支付賠償，總理溫家寶親自下令，要求深入調查違法用工行為，嚴懲犯罪分子。」

快進到2020年9月8日，《人物》雜誌發表了《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揭露了中國城市裏外賣送餐員惡劣的工作條件。這篇報道引發了公眾對主導外賣行業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彈，並最終引起了政府的關註，政府表示要控製大型科技公司不斷擴張的權力，確保工人的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甚至也有說要將更多弱勢工人納入工會。

這一切都顯得那麽熟悉。過去14年裏發生了許多變化，隨著農村地區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沒，交通和通信網絡遍布全國，就業的重心也逐漸從礦山、工廠轉向辦公室和平臺經濟。毫無疑問，人們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在勞資關系、地區經濟差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問題依然存在。

在一個支持中國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有時候感覺像是電影《土撥鼠之日》。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鬥爭。遭遇挫折無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慶祝一路走來獲得的一個個小勝利，並為後來者帶來希望。

在過去的14年裏，我有幸認識了很多傑出的工人領袖和公民社會活動家。他們往往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也要站出來捍衛工人權利，改善工人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張海超、吳貴軍、於武倉，這裏僅列舉幾位，許多工人領袖都值得贊揚。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領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正是這些普通工人構成了工人運動的中流砥柱。

在2010年代末，我經常去東莞和深圳的工業區，在咖啡館、酒吧和臺球廳和工人們聊天。他們並不是積極分子，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賺到足夠的錢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可以忍受苦難，甚至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的大規模裁員，但如果老板做得太過分，他們就會反擊。

反擊並不總意味著罷工或者公開抗議。比如，殺馬特——年輕的農民工們以炫彩而誇張的發型和著裝創造自己的城市亞文化，在充滿敵意的世界裏找尋歸屬感。殺馬特拒絕主流文化宣揚的奮鬥神話，即在毫無出路的工廠裏辛勤勞作是躋身上流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殺馬特走在了時代前列。今天，中國各行各業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選擇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國，大規模集體行動的空間正在縮小，但小規模的工人抗議仍在每天發生。對工人運動來說，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並且需要新的想法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在我退休之際，我仍為世界各地和中國有誌於繼續抗爭的人們感到振奮。加油！

盤點中國政府宣布規範平臺用工後的最新發展

近幾年，中國的平臺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愈來愈多人在配送、網約車等行業工作，特別是疫情後，這些行業吸納了更多半就業工人。這些勞動者大多與企業並無正式勞動關系，收入被平臺持續壓低；企業亂訂規則罰款；工人受工傷後難以得到賠償等情況相當普遍。同時，工人持續的抗議和罷工引起了媒體的關註。以快遞業為例，去年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議事件，工人「雙十一」前在不同網點的罷工則引起過一陣熱議。

7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等。互聯網平臺行業其後陸續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本文將對這兩月來的新變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費

自疫情後，快遞企業為了爭奪網上購物的市場增長份額，再次打起了價格戰，加上印尼快遞公司「極兔快遞」開始超低價擴張，又使降價競爭更為激烈。不少網點負責人表示派費被壓低，罰款增加，部分更出現欠薪倒閉的現象，引起快遞員罷工討薪的情況。

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網末端派費每票上漲0.1元，上漲派費將直發到派件業務員APP上，所有網點現有支付業務員的派費標準不得下降。圓通則表示，已要求省區、網點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統籌，並安排了總部網管中心等落實檢查。極兔聲稱成立了快遞員權益保障落實稽查小組，還開設稽查舉報聯系方式。

不過，有報道指，「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是行業的潛規則。這次一起漲價，可能並非什麽新事，而且還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傳效果。以往的漲價大多由網點負擔，這次則由商家承擔。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韻達加盟網點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戶的漲價通知，正是為了響應政府保障快遞員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時間

外賣平臺以算法計算的送餐時間一直被騎手指責脫離實際，由於店鋪出餐延誤、交通繁忙、騎手找路困難等問題，騎手要在預定時間送餐往往疲於奔命，而系統設置時間則變成了懲罰的計時器。另一方面，平臺算法是黑箱作業，騎手無從得知時間計算的準則，卻不斷因為超時而受罰，使他們對平臺的不滿不斷累積。

對此，美團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關於算法的指導意見」，首次公布配送時間的計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團的「預估到達時間」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時間」，即基於訂單詳情、區域供需訊息等計算的時間，同時再設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離」的保護時間，系統會將四個時間之中最高的一個設為配送時間。

同時，美團也表示會作出兩項改變，第一是將訂單顯示的預估到達時間，由之前的「時間點」變為「時間段」，「讓用戶對配送時間有更合理的預期」，減少騎手在特殊場景下的配送壓力。第二是識別長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個別異常場景（例如惡劣天氣、封路、小區難進入等），為騎手提供配送時間的補充。

按照這兩項新措施，在各種特殊情況中，騎手的配送時間將會獲得一定程度的緩沖，但整體的配送時間不會有太大改變。主要的影響發生在消費者身上：透過設置「時間段」，消費者因為超時給予的差評應會減低，繼而減少騎手的罰款。美團在文中表示，他們在長沙、蘇州、杭州等試點城市發放了調研問卷，用戶差評率降低了50.7%。

3. 勞動關系

隨著外賣、快遞平臺的發展，工人和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也變得愈發復雜。從平臺直接雇傭工人，到通過分包商、勞務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騎手與快遞員，再到越來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變成個體工商戶，平臺對勞動者的法律責任也被一步步甩脫。當工人權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討工資、要求工傷事故賠償時，尋求法律救濟的工人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認定勞動關系，這在外包和個體戶大行其道的今天變得極為困難。

《指導意見》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問題，要求「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在8月19日一場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勞動關系司司長重申，平臺上「有部分勞動者工作有較大的自主性，比如說可自主決定是否上線和接單等。但其提供勞動的過程，要遵守平臺企業確定的算法和勞動規則，並受其管理」，「這些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不完全符合確認勞動關系的情形，雙方之間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關系，平臺企業應當合理承擔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相應責任。」

事實上，所謂的書面協議本來便存在，因為勞動者需要在APP上簽訂合同，否則不能開始工作。問題是，工人由於急需工作賺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內容。更有一些書面協議，直接將勞動者變為個體戶，成為完全不受勞動法保護的範圍。

《指導意見》在厘清勞動關系方面邁出了一小步，並進一步指出，無論勞動關系是否得以確認，用工平臺都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包括調整勞動報酬支付和休息製度、取消損害勞動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標、強化了職業傷害保障等。

4. 工傷保險

快遞、外賣等平臺用工的事故處理和保險一直是個大問題。由於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工傷保險保障，因此受傷後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償。部分企業為了減少發生意外後的爭議，設立了商業保險，但索賠程序復雜、工人自己需要承擔的費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團方面對媒體表示，將遵循「工作基礎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則，進行「騎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計劃試點的職業傷害保障將會類似於工傷保險，在現行國家工傷保險製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實施，屬於社保範疇，相比於商業類保險，保障水平高、保障體系較完整。不過，這個試點計劃仍然沒有詳細內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計劃擴展工傷保險參保範圍。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市稅務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印發部分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試行）的通知》，首次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技工院校實習學生、新業態從業人員等未建立勞動關系的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將於10月8日起實施。 《辦法》提出，從業單位可按「自願參保」原則選擇為未建立勞動關系的上述從業人員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廣東省陽江市、江蘇省宿遷市也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5. 工會

在八部委的《意見》中，要求各級工會組織「積極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工會」，「引導勞動者理性合法維權，監督企業履行用工責任，維護好勞動者權益」，同時需要與企業簽訂行業集體合同或協議，推動製定行業勞動標準。

不少頭部企業在之後陸續成立了新的工會。 7月12日，美團（上海）工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黃紅提出希望，美團（上海）工會成立後，「要發揮工會組織緩沖閥、調和劑的作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8月17日，滴滴集團（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表示將會「做好建會後的各項工會運行工作，為網約車等新就業群體、互聯網平臺新業態企業提供服務」。

8月30日，京東集團工會亦告成立，該工會將會「發揮集團工會的統籌和紐帶作用」，組織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東工會，「整合資源進一步做好京東集團全體職工的關懷服務，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同時間，不同省份亦持續發出美團、餓了麽在各城市的承包企業成立工會的消息，包括江蘇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龍華區等。

在工會系統內，全國總工會已在7月28日製定了《關於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提出要加快推進建會入會、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推動建立平臺用工的勞動保障法律製度等。廈門市總工會在8月底響應意見，要求網絡餐飲平臺需要確保正常勞動的外賣員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降低勞動強度，充分考慮安全因素」，具體的措施包括對連續送單超過4小時的工人「發出疲勞提示，20分鐘內不再派單」。北京市總工會也於近日提出10項措施，全力推進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工會工作。

正如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所表示，這些新建立的工會，相信都會扮演調和勞動關系的角色。根據中國勞工通訊以往致電工會的經驗，這包括為主動向工會尋求幫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傳職業安全意識、派發慰勞物品等。組建工會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會是否能夠代表工人談判和製定新的行業勞動標準，這些仍有待觀察。

工人的反應如何？

由於不少新措施只是剛公布，我們很難現在就看到效果。相對有較多報道的是快遞行業的派費上調。

根據時代周報的工人訪問，不少快遞員都表現冷淡。數位快遞員表示，對派送費上漲一事「無感」，「只要罰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費再漲也是一樣」，「派送費每件漲1毛，完全無法產生什麽實際性影響，在之前幾輪價格戰中，派送費已經被壓低了無數次」。

快遞員指出，幾乎每家快遞公司都有一套嚴苛的罰款標準，「把控快遞員的整體收入，因此不改變罰款的製度，派費的上漲收效甚微。快遞企業的罰款製度嚴苛，在報道中的節錄可見一斑︰「我們這邊有一個菜鳥裹裹的收件網點，快遞員上門取件，一票賺4元。但是一旦訂單取消，除系統取消外，無論是客戶自身的原因還是快遞員的原因，每單都倒扣快遞員20元。 」

另外，一些快遞員亦擔心網點會截留派費，「中間還夾著「小老板」（網點），最終快遞員的工資多少，是由「小老板」決定的。政策下來，有些網點可能會漲，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動，不會漲」。

對此，國家郵政局強調，堅決反對企業「一邊增加派費、一邊增加罰款」，將督促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整頓內部的「以罰代管」行為。但這些行政指導的效果卻未必能夠下達到基層網點。

近月來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續推出。暫時來說，新措施對快遞、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的幹涉仍比較輕微，企業對工人的控製、懲罰製度等仍不為所動。倒是在勞動過後獲得的工資、工傷以後的處理、勞動糾紛的排解上著墨。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願紓緩勞動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仍需進一步觀察。

封鎖政策下，越南工人掙紮度日

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最初18個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優等生」。在嚴格的邊境防控，以及積極的接觸者追蹤和檢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現了極有限的幾次小型爆發，全國人民的正常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僅累計出現40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變種德爾塔毒株引發的新一輪災難性爆發，打破了越南長達一年半的良好表現——截至9月23日，越南確診個案已飆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數達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達16083例，創歷史新高。

越南的商業中心胡誌明市正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地，單胡誌明市，確診病例就超過27萬，累計死亡超過1.1萬人。當地的「封城」政策已執行了近兩個月，1000萬居民除緊急情況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須的食物也由部隊統籌發放至每戶。

五月份以來，毗鄰胡誌明市的高度工業化省份平陽（Binh Duong）已錄得14多萬宗確診個案，死亡個案1210宗，成為了全國疫情第二大重災區。

各省政府希望維持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工業區運作，因此提出了兩項防疫措施：要麽，讓工人待在「工廠氣泡」中，吃飯、睡覺、工作全在工廠內解決；要麽，為工人提供工廠外的臨時性住宿，並且提供通勤服務保證工人只能往返於居住點和工廠之間。

製造業出口是越南經濟中最為強勁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極力將病毒控製在工廠以外。可是，從各個方面來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廠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統一的居住空間，不單是費用高額，同時也成了德爾塔變種病毒傳播的理想溫床。

據報道，位於胡誌明市的因特爾（Intel）工廠現時每月多了600萬美金（約合人民幣3874萬元）的成本，旨在維持生產，且滿足防疫要求。

許多小型工廠直接停工閉廠，而較大的工廠則在空閑的倉庫空間或摩托車停車場中擺上了帳篷和折疊床。 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這些「工廠氣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廠的勞動力數量減少，衛生仍是一個挑戰，尤其是在廁所和淋浴設施方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廠經理說，現在工廠除了生產工作外，實際上，還必須成為酒店和餐廳。

Phat*在平陽省一家家具廠的裝飾部門工作，工廠起初采取「氣泡」模式，但只持續了幾周，管理層還是決定停工停產。於是，7月26日開始Phat便沒了工作，至於何時可以重新開工，工廠也沒有時間表。

平陽省的嚴格封鎖政策一直持續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歸「新常態」，許多工廠計劃謹慎開放。胡誌明市亦於9月16日起，將按照各個地方的特定條件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Phat在視頻通話中解釋了回家後自己的收入情況：「在家的前兩周，我們每天的工資為17萬越南盾（約人民幣48元），而現在工資變成了2萬越南盾（約人民幣6元）——這非常困難，而且由於我不住在『紅區』，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紅區」是高風險區，住在「紅區」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賺的所有錢都花光了，我們也沒有積蓄，」Phat說。他已通過Facebook群組登記了返回位於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裏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還沒有接種疫苗，也擔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於越南南部各省之間的嚴格交通限製，只有獲得政府批準的車輛才能跨省行駛。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張上，也正商議從「清零」轉向「與病毒共處」，但具體政策將如何實施，仍有待觀察。

疫苗供應短缺導致的低接種率是此次疫情加劇的一個主要原因。 衛生部數據顯示，胡誌明市18歲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種了一次疫苗，而平陽省只有74%。這兩個數字均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國9700萬人口中，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種疫苗的僅有3.9%。鑒於人口密度和經濟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應主要集中在胡誌明市、平陽省、河內和其他製造業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廠的同一部門工作，他已經將近一個月沒有工作了。 在工廠關閉之前，他在工廠的防疫設施中住了一個星期，每天的工資也是2萬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區被劃為「紅區」，因此能從當地政府那裏獲得一些食物，但他補充說：「這些並不足夠」。Minh已經收到了一些雞肉和蔬菜，可獲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戰。

Minh的老家在1300公裏開外的中北部義安省（Nghe An），因此無法與家人團聚。和Phat一樣，他沒有接種疫苗，很難為未來打算。

在工廠倉庫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掙紮。她回家已經一個多月了，靠著每天2萬越南盾的收入勉強維持生活。

她說：「我所在的社區沒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們每周都會有一張通行券，可以拿著自行去市場。那裏有一些可以長期保存的大米和農產品，還有一些肉。」

盡管Phuong沒有那麽擔憂食品供應，但要找到衛生巾之類的女性衛生用品實屬困難。在被封鎖的地區，必需品才享有運輸「特權」，然而什麽是「必需品」，各省的認定不盡相同。

現階段，Phuong最擔心的還是房租，她與人合租一個房間，每月租金為130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70元）。她目前的工資只能勉強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沒剩下多少錢吃飯。

越南的官方工會——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已宣布為仍處於「氣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8億元）的支援，但這對 Phat、Minh和Phuong都沒有幫助，因為他們都從工廠回到了家中。

「我已經登記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說。 「如果情況好轉，我會回來，但我們不知道那會是什麽時候。」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韓東方的工運路與香港的可能性

每每有中國工人權益受到侵害，韓東方就會拿起電話打給當地工會：

「餵，你是哪裏？」工會工作人員問。

「我是從中國勞工通訊打來電話啊，我叫韓東方。」

「請你發采訪邀請函過來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會往往會這樣回答。或者「這事我們也不清楚」；或者「這事不歸我們管，你找上級工會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掛斷。

韓東方也不惱，遭掛斷就再打過去、工會不清楚的就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麽、說不歸我們管的就拿出《工會法》和勞動法的條款來請工會履責、說工會也不知道該怎麽做的就和和氣氣地給出工會能夠協助工人維權的具體建議。——這是韓東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當有工會人員采納了他的建議，他總會和同事興奮地分享。而更多時候，這些建議往往在中國的層層官僚系統中被磨滅，他卻並不為意。

明知道中國的工會幾乎無法代表工人，為什麽還要和他們談？為什麽還要一個個電話打過去與他們溝通、向他們問責？「工會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談判中尋求妥協、尋求可能性。」韓東方如是說，這也是中國勞工通訊（CLB）從多年的工運實踐和工作經驗中得出的道理。中國勞工通訊也期望將這樣一個樸素的觀點帶入如今的香港社會——此時的香港絕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國工運經驗：妥協和尋找可能性

韓東方上一次以候選人身份參加選舉，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他作為一個學歷不高的普通鐵路工人，硬著頭皮和民眾談「民主」：「民主就是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哪個人決定我們的工資。是主任、經理一個人說了算，還是我們工人也有機會參與？」幾句對民主粗淺而樸素的宣言令他成為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這個1949年以來中國首個獨立自治工會的常委兼發言人。

他再次談選舉，已經是32年後。中國政府下令對香港選舉製度進行全面改革，民主黨面臨參選空間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會選舉問題上進退維谷。韓東方用頗為「慘淡」的廣東話在會員大會上表示：「如果沒有人願意參選，那我現在表示，我參選，算我一個」。他想說的是，民主黨沒有必要在此時把參選可能性的大門關上，他想用長期以來為中國工人維權的經驗來說理。

無論是當初在廣場上還是當下在香港，韓東方的發言多少總會含著些心血來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來，為工人在工作場所爭取合理權利的承諾，成為了韓東方始終如一的工作方向。廣場上的工自聯生命僅有短短兩周，而「中國勞工通訊」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經歷了27個寒暑。在為中國工人長期爭取體面的薪酬和工作、勞動尊嚴及權利的過程中，CLB也經歷了無數次的妥協和調整，從初初爭取獨立工會的自由結社權、到為工人呼喚集體談判權、再到如今對官方工會改革提出問責與建議。哪怕早就知道中國建築、礦山行業的絕望；也知道中國官方工會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這種絕望中尋找可能性，韓東方說：「也許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浪費時間，但也可能真的就打開了一扇門。」

他只會用自己貼地的工作經驗來舉例：四川廣安數十名建築農民工被拖欠四十多萬元的工資已經兩年多，而其中更有嚴重的工傷和非法用工問題，工人討薪也遇到暴力阻撓，更被有關部門踢皮球。韓東方打電話給這些工人，問他們有沒有找過當地工會求助。這些在工地上幹了二十多年活兒的工人都表示沒有聽說過工會的存在。他又把電話打到當地工會「維權組織部」負責人那裏，問工會能不能協助工人入會。當他聽聞當地的工會組織形式是只有當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會，才能成立工會時，韓東方並沒有諷刺，也沒有苛責，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議：能不能請工會主動走出去，到每一個工地去邀請建築工人加入工會？這個外人看來並不多高明的建議卻令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很興奮：「我幹了十幾年工會，你的建議提的太好了，我會向領導匯報研究的。」

韓東方說他聽得出對方的真誠和欣喜，雖然不知道這個建議會不會轉身被他的領導所擱置或者否決，但是這就是他所獲得的「可能性」。「中國官場就是會欺上瞞下，你發聲不一定被聽到，而聽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應。如果因為這個而沮喪的話，那中國勞工通訊早就該關門了，中國的維權人士也都別幹了。」

撿起一塊「發黴的面包」 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

「我是個餓了一個月的人，面對著一塊發黴的面包，別人覺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覺得還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會生病。」韓東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感受。他站出來發言並沒有什麽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為他太習慣妥協的原則。他說做工會是要和老板談判，不是一直用憤怒的話語指控對方，「目的是要將各方留在談判桌上。」

韓東方加入民主黨的原因可能也會讓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歸後第二次政改，民主黨歷史性走進中聯辦。這導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動在韓東方看來卻是一種「雙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對黨面對面的溝通、協商、談判。」他當即致電與會的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申請入黨，他認為這是「希望」——因為，一向老死不相往來的對手終於坐在了談判桌上。

韓東方又說起了他另一個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國際會議上，他結識了一群印度工會的工作人員。「既然在中國沒辦法實踐工運，那我就試試協助印度的工會，看看我的工人集體談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經過對工會組織者們一年多的培訓，終於在印度最大一家製衣公司幾十間工廠中的其中一間，發展了不少會員並選舉出了工人談判代表。結果，工會代表在提出談判訴求之後卻被管理方暴力毆打，並全部被解雇。韓東方此時卻向工會建議，被打的工人們不要訴諸情緒、也不要大肆向工人傳播被毆打的細節。「這樣做只會告訴其他工人，談判就要被毆打。而我們不應該再進一步為老板散播恐懼。」雖然有資方的威逼利誘，工會代表卻更加堅定和團結，最終，老板不但讓被解雇的工會代表全部復職並補發了工資，更是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並與工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工會與老板的關系從對抗變成了協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談判之後，印度工會方面應邀出席聯合國活動分享集體談判的經驗。韓東方又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何不也邀請工廠方面的負責人作為資方代表一起出席，因為他們同樣是談判當中的重要參與者啊！於是，在會上便出現了勞資雙方的代表，勞方在講述工人運動的成果，而資方開始明白，有資方參與的工人集體談判將可以做到勞資和諧的互利雙贏局面。這也算是中國勞工通訊促成印度工人集體談判的一段佳話。

「社會就是這樣，不會總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來發展。面對不同結果，最應該避免的是被情感綁架，被恐懼綁架。」說起支聯會解散，他說鄒幸彤沒有錯，她所做的就是拒絕將恐懼擴散給大眾；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選擇也是對更多人的保護。——「這問題並沒有對錯判斷，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認為民主黨內主選、棄選或各有道理。

「不過，前一場遊戲輸了，並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韓東方只是不情願放棄這塊半發黴的面包：「把發黴部分扯掉，我覺得還可以吃。工會的人整天就在想，哪裏妥協最好，先實現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點點走。」

如今31年歷史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行將解散，韓東方感到難過，難以想象自己的工運大哥李卓人在獄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職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臺，代表逾13萬香港會員。回望職工盟的歷史，2007年紮鐵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中，職工盟都曾不遺余力代表工人發聲，與資方展開談判。他們也在議會中倡議改善勞工福利，最終香港於2011年正式立法實施最低工資。雖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仍未得到保障，而盡力爭取的職工盟已步入歷史。不過，韓東方並不認為這就意味著香港工人運動的停止。可能短期內會出現真空，勞資談判的機會更少。但勞資沖突不會自動終結，各個行業的工人以及工會的會員，仍然會尋求出路。出路也許不在立法層面。但是，走出立法會，香港工運或許將進入工作場所和行業層面發展組織根基，從而打開一片新天地。

印度外賣員用社交媒體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Swiggy和Zomato*是印度外賣行業的兩大巨頭。這兩家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常常做廣告推廣，給網民提供了不少笑料。他們把廣告做得鋪天蓋地，在印度疫情爆發時他們請市民們要呆在家中，偶爾他們會耍貧嘴地煽動點兒愛國主義，還不時針對競爭對手給點兒不正經的回應……這種營銷手段過去給兩家公司賺到了不少點贊和點擊量。不過，情況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最近，兩家公司透過社交媒體精心打造的公關形象遭遇到來自平臺工人的反擊——工人們同樣開始使用社交媒體，圖文並茂地曝光自己的工作條件有多糟糕、外賣途中容易出交通意外和工傷、工作零散又不穩定。工人組織也鼓勵更多的外賣工人們匿名在網上分享他們平時的工作條件與送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可以看到，工人們上傳了工資截圖來展示自己微薄的收入，講述自己受工傷的遭遇和被歧視的故事，直言外賣平臺時常改變規則利用系統來剝削工人…這些網上的帖子也吸引了在平臺上點外賣的消費者，他們開始關註起外賣工人們的遭遇。消費者與外賣員的互動本來只是在家門口取下外賣，現在，消費者開始意識到外賣員在送餐路上可能遇到重重困難，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團結就此形成。

工人—消費者團結反過來也推動了平臺企業必須面對工人們的訴求，考慮解決工人權益問題。

平臺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改變。近日，Zomato出面回應說公司「正在認真傾聽所有平臺工人的訴求，也會考慮平臺經濟所產生的問題。」他們新一波的廣告則試圖讓外賣員的形象更人性化。可以見到，在外賣工人網上曝光了送外賣的惡劣條件之後，Zomato被大眾廣為批評，因而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

平臺企業看起來已經著手改變，一系列的聲明也聽起來冠冕堂皇。不過，工人們拿實際數字說話，卻發現平臺企業並沒有怎麽改變他們對待工人的態度。

新冠肺炎疫情給印度經濟帶來了很大震蕩，其中印度全國經濟整體萎縮了7.7%，不過，外賣企業的業務卻是不降反升。不管是由於大眾憂慮外出用餐存在感染風險，還是防疫政策導致實體餐廳只能有限度營業，這些狀況都令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選擇在網上點外賣送餐，促進了外賣平臺的發展。以Swiggy平臺為例，其2019年1月的外賣點餐訂單量還是約3000萬單，到了2021年，單月的訂單量已經躍升至約4500萬，升幅達50%。作為競爭對手的Zomato則公布，自己上一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訂單量達到了2.39億單。

在這期間，兩家公司都獲得了投資者的大量註資——2021年7月，Swiggy籌集到12.5億美元（約81億人民幣），使其公司市值增加到55億美元（約355億人民幣）。同月，Zomato宣布上市，其估值當時已超過120億美元（約774億人民幣）。

這些平臺公司發展蒸蒸日上，工人們卻並沒有從中獲益分毫。

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國秘書長Shaik Salauddin對此表示：「這些平臺公司明明在不斷壯大，卻還不斷削減外賣工人的工資，迫使工人不斷延長工時（才能維持收入）。我們希望，這些企業的每一位投資者都能關註一下工人們的實際工作狀況，看看這些平臺是怎樣在對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撐起他們經營發展壯大的功臣。」

43歲的外賣工人Rajprakash Tiwari*在Swiggy平臺工作。他身穿一件有Swiggy橙色標誌的黑色T恤，在孟買郊區安德瑞鄉（Andheri）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接受訪問。他告訴我們，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他的工資一直在減少。「去年我們采取過封城措施，之後外賣行業發展得很好。可是我們外賣員沒討到什麽好。過去我們跑一單的固定費用是35盧比（約人民幣3.03元），現在卻變成了20盧比（約人民幣1.73元）。

Tiwari還說，在每一單的配送費用大幅下降之後，工人的收入模式也發生了連鎖反應——平臺推出獎勵措施：每當工人在一天之內跑夠一定數量的送餐訂單之後，外賣員將能獲得額外的「獎金」。不同的平臺在獎金數目上小有差異，但這些公司都是靠算法來算計工人——吸引工人為了獎金自願加班拉長工作時間。在Tiwari看來，「平臺降低了每一單的配送費，這個是很關鍵的，搞得我們現在需要完成以前的兩倍訂單，才能賺到和以前相等的工錢。雖說平臺推出了獎金製，但實際上這筆獎金早就被他們剝削走了，但明面上你又說不了他什麽。」

類似的故事在零工工人群體中很是常見。24歲的孟買工人Sebastian D』souza*，曾在這兩個外賣平臺工作過三年。盡管他家裏的經濟狀況岌岌可危，他還是在2020年12月辭職離開了外賣行業。那一年，D』souza的父親死於新冠肺炎，隨之產生的大額醫療費用讓他一家背上了沈重的債務。他自己也在送餐途中發生了三次交通事故，但每一次出事後，公司都針對他個人施以處罰——D』souza幹脆辭職不幹了。他說，「我跟公司說了我出了交通事故，但公司反過來要我交錢作為罰款，」D』souza說自己在離開外賣行業之後，轉到電商公司送快遞，他覺得這裏的工作條件比起外賣行業「好得多」。

類似的故事不斷發生，工人們一個帖子接一個帖子，一個截圖接一個截圖，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著平臺工作狀況的惡劣。

工人們突出強調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有的工人在送貨時遭遇嚴重工傷、而工人往往面臨公司提供的保險額時高時低的問題；有時顧客投訴餐廳的打包出了問題，但公司卻要外賣員擔責受罰；甚至有時候，外賣員嚴格遵循顧客提出的送餐要求反過來卻被罰款扣錢。

此外，餐廳對外賣員的態度問題也是網上常見的議題，例如有些餐廳對等待出餐的外賣員不提供基本設施，還有些餐廳會對外賣員采取針對性的歧視性政策。

IFAT工會秘書長Salauddin告訴我們，隨著平臺公司不斷增加廣告預算，主流媒體淡化和減少了工人抗議議題的報導。工會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可以透過社交媒體發帖，在網上打遊擊戰似地針對公司發起反擊。

工會過往也做過一些其他的嘗試。去年9月，IFAT工會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組織Swiggy平臺工人發起過為期27天的罷工。再久一點，2019年在孟買（Mumbai）、班加羅爾（Bengaluru）和德裏（Delhi），平臺工人也多次發起過罷工。不過，工會秘書長Salauddin發現，單靠幾次罷工無法解決平臺工人遇到的問題——特別是眼下，隨著更多第三方公司加入新興的平臺經濟市場，源源不斷地有新工人被招募進來，平臺公司並不擔心罷工造成勞動力短缺。

「相反，在社交媒體上針對公司發帖的話，我們直接就連結到了平臺消費者，也讓他們親身接觸到外賣員和理解工人為什麽反抗。」Salauddin說。

IFAT工會不僅鼓勵而且親自教導工人們更為有效地使用社交媒體——同時也保持匿名。「身份問題是一個麻煩，如果外賣員的身份暴露，他們可能會被平臺解雇。我們就讓工人們上傳截圖和證據，展示這些公司提供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多麽惡劣。」

就拿社交網站Twitter推特來說，一大批印度外賣員的推特賬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DeliveryBhoy、@SwiggyDEHyd和@ZomatoPartners等這些推特帳戶分享了外賣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人抗議，也激勵著更多工人加入分享。

不過，社交媒體發帖畢竟不是萬能藥，有時事件曝光了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27歲的孟買工人Swapnil Joshi*為Swiggy平臺送外賣，盡管他的推特粉絲不多，他仍勇敢地在上面發言挑戰公司。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月，Joshi接到了一個送餐訂單，要他去5公裏外一家商店取一盒糖果送給顧客。他立馬啟動摩托車沖向那家店。僅僅15分鐘後，他就到達店門口等著商品打包了。誰知道，十分鐘後，這個訂單毫無理由就被取消了。Joshi什麽解釋也沒得到，最後還只獲得了10盧比（約人民幣0.86元）的報酬，這點錢還不夠他跑這一趟的燃料費。Joshi把自己的遭遇發在推特上並要求Swiggy公司作出回應。但公司只是讓他填寫了一份表格，之後就置之不理。Joshi發了推文也被管理層無視，他跑這一趟白花了時間不說還拿不到錢。

IFAT秘書長Salauddin也意識到，在網上發帖聲討公司並不一定能解決工人的問題，但是起碼，工人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說，「這些事關乎我們工人的尊嚴，我們勞動者是有尊嚴的。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在網上發帖，這也構成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當前，IFAT工會在印度最高法院發起了一個訴訟，要求四大主要的零工平臺（外賣平臺Zomato和Swiggy、網約車平臺Uber和Ola）都要為工人們購買社保福利。並且要求，如果哪個公司做不到的話，法院應該判決該公司違法，因它未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勞動權利。訴訟還要求，法院應該確保沒能加入工會的零工工人也被認定為正式工，這樣他們也可以獲益於政府提供給工人的各項福利政策。目前，法院還沒有開庭審理工會的這個訴訟。

IFAT坦率地說，盡管工會一直鼓勵全國各地的工人結成地區性的在地組織，但目前針對平臺企業，IFAT更傾向於采取政策倡議和法律訴訟的策略，而不太傾向組織化的策略。「近年來，我們意識到這些平臺公司並不在意工會，也不願意與工會打交道，」Salauddin認為， 「這是因為，目前還沒有具體針對零工工人的全國性勞動法律。一旦這些法律條文到位，我們工會就有話說，我們可以向公司施壓，確保公司履行法定責任。」

Fairwork（公平工作組織）印度項目每年會出年度報告對比不同平臺行業的勞動狀況。Balaji Parthasarathy是班加羅爾國際信息技術學院的教授，兼印度公平工作組織的首席研究員，他有份參與這份報告。他指出，早就是時候在社會大眾面前凸顯平臺工人的勞動狀況問題了，除此之外，這報告還有其他的用意，「消費者有份知道他們在為什麽買單，」Parthasarathy教授希望「這樣做也能促進公司回應並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

Fairwork印度項目在其2020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他們比較了不同平臺的勞動條件發現，Zomato和Swiggy這兩家公司在五個指標上排名都是墊底，這五項指標分別是：合理薪酬、工作條件、勞動合同、公司管理和工人組織代表。

Parthasarathy教授觀察到，工人在網上發帖子也能促進工人之間建立團結，還陸陸續續成功地讓不少工人加入了工會。「平臺行業建立工會本身就很少，因為平臺的工作場所就很分散獨立，工人們都自己單幹。工人平時不怎麽能接觸到其他工人，也缺少機會組織起來。」

此外，Fairwork的報告也指出，Zomato這樣的公司慣常愛警告工人不要搞罷工，或任何「類似製造騷亂、針對Zomato公司的活動」，公司還威脅工人如參與此類活動可能會宣告合作終止。

「因此，其實工人們現在也害怕罷工，因為外賣市場第三方公司多了很多，他們旗下的員工大量湧入、完全可以取代原來位置上的工人。」Fairwork的研究員Mounika Neerukonda對此總結到。

不管怎麽說，工人們的聲音現在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Parthasarathy教授認為這個變化帶來了希望， 「多虧了社交媒體，工人們能夠自己直面社會大眾，網上表達訴求和提抗議。」

有鑒於此，平臺公司也正推出新一輪的廣告以示應對。有的外賣平臺公司廣告開始聚焦於外賣員本身作出的貢獻，並稱工人們為「英雄」。可是，這一嘗試遇到的更多是大眾的批評而非好感。Zomato近日的一則廣告是由一名喜劇演員體驗一天當外賣員的送餐生活。播出之後，大眾批評這則廣告其實是在洗白外賣員原本糟糕的工作條件。隨後，該名喜劇演員也為自己參與這則廣告道歉。Zomato還有另一個廣告，主打外賣員去給印地語的電影明星送餐。這一廣告同樣遭到大眾的輿論批評，以致平臺不得不迅速回應。

這些鬧劇不斷發生，但其中一直不變的則是，消費者開始「加入」工人的行列，站在工人一邊，一起反抗平臺公司。

研究員Neerukonda認為，企業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當工人和消費者們團結起來，這股力量能夠很大程度上遊說企業，迫使他們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終於，監督的權力落到了消費者們的手上，他們的評分和意見將決定工人們的一切，從工人能獲得多少工資、到工作條件能否改善。」他指出，「當然，到目前為止，不是所有消費者都能意識到，當他們給外賣員打個2分（滿分5分）之後，外賣員們可能要經歷些什麽。不過，我們必須看到，消費者正在慢慢增加這方面的意識，他們會越來越清楚自己手中擁有的權力。」

大型企業寶能系欠薪，全國多地數千工人討薪數月

自從恒大集團被報導陷入嚴重債務問題後，中國另一家房地產和金融服務的大型企業寶能集團的欠薪情況也成了關註焦點。

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顯示，早於6月15日，寶能汽車微博一條表示得到國企投資120億元的消息，便成為了員工討薪的陣地，「工資都不發，牛吹上天」、「工資不發、社保不交，真有你的」等字句充斥評論區。其後，深圳市、西安市、綿陽市、沈陽市等地的寶能汽車員工均發起討薪，以及申請勞動仲裁，討薪牽涉的部門更由汽車擴散至生鮮、百貨零售等陣線。

欠薪大幅擴散，寶能拒絕調解、不反饋

寶能最早發生拖欠工資和欠繳社保的版塊是汽車部門。根據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研究院員工透露，研究院800多名員工被公司拖欠了2020年8個月的社保，以及2021年4、5月份的工資和社保。面對員工正式的社保催繳要求，觀致汽車上海分公司不作解釋也不回復，一直無視員工的訴求和因欠繳社保產生的困難，甚至拒絕勞動仲裁部門介入調解。

寶能汽車西安的工廠和研究院亦有相同情況——公司拖欠員工工資，社保只繳至5月份，公積金繳至2月份，同樣不回覆任何員工的咨詢。寶能員工表示，面對企業的財政問題，管理方采取大幅裁員的手法，「上午通知讓你走，下午就要你辦完手續」。至於欠薪，則是不給員工說明發薪日期，「讓員工自己去猜，擺明了就是讓你走」。界面新聞了解到，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汽車在職人員已經從4月份約2000人減少至當前800人。

寶能集團的其他公司包括百貨零售和生鮮也出現大規模欠薪。據寶能員工在網上公開的困境實錄（網上文件已被刪除），寶能生鮮拖欠工資的人數超過2700人，涉及29個城市，欠薪金額約4400多萬元。公司在7月份才發放了5月的工資，後續工資至今仍未收到。

現時，大部分員工都待業在家，生活非常困難，各地不少寶能員工均表示他們「已經無力償還各類貸款，家庭生活困難，小孩上學，父母看病均束手無策，已經到了無法生活的地步」。然而，寶能總部基本上不對情況作任何回應。例如，南京市部分寶能員工曾到棲霞區勞動仲裁委員會反映情況，之後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視此事，積極幫助員工討要工資，但寶能總部卻不作反饋。

多年入股並購各類企業，瘋狂占地占廠終碰壁

根據媒體報導，寶能集團最早發跡是借用了1995年菜籃子工程的契機，在深圳以「凈菜市場」的名義拿下了7塊土地的使用權。隨後，創始人姚振華再利用一家體製內企業，提出用自己的地興建福利房，條件是對方幫忙修改土地性質，最終建成了兩幢「處長樓」。由此，姚振華「借著賣菜的外衣，幹起了房地產的買賣」。

2003年起，寶能開始透過一系列財技入股深業物流公司等企業，由此占有這些公司的土地。 2012年後，寶能又成立前海人壽來吸納風險資金，再將錢全部投入房地產領域。 2015年，寶能手握巨額資金入股另一家房地產企業萬科，激起了與後者長達2年的控製權之爭。直至2016年年底，寶能被勒令整改前海人壽，退出保險業，卻無阻它轉為向新能源汽車投資，在2018年收購觀致汽車51%的股權，繼續拿地建廠。

國際金融報指出，與之前入股其他房地產企業的做法一樣，寶能進入汽車領域采取的是資本並購的方式，特別是購買有生產資質但發展處於低谷的企業。不過，「寶能汽車斥資近80億元先後收購的觀致汽車和長安PSA均不能給寶能帶來收益，反而是一個資金窟窿」，「寶能造車5年500億元的投入僅拿出了觀致7一款全新車型，且並未在市場上激起浪花，各大造車基地更是一片狼藉，最早開始動工的廣州基地都仍未完工」。

另一方面，由於今年受嚴厲的融資監管政策影響，以往主要作為寶能投資控股平臺，為其提供入股、並購等資金來源的鉅盛華也面對困難。據《界面新聞》報導，今年上半年，鉅盛華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入為154.7億元，同比減少約23%，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16.95億元，而去年同期為1.02億元。

追討多時只得工資20%，離職補償金發放無了期

為了緩解債務壓力，寶能已在不斷出售手上資產，變賣手上其他公司的股份。只是作為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的員工當然也同樣成為舍棄的一部分。最新消息顯示，不少員工只是收到了早前拖欠工資的百分之二十，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依然欠繳。同時，寶能也在不斷要求工人離職，但是員工指出，解除勞動合同根本沒寫明什麽時候發放經濟補償金，只是寫會「優先發在職員工工資，離職員工工資在他們的下個月發放」。當在職員工追討多時最終也只能得到20%的工資，離職員工的經濟補償金最終是否會發放也是一大問題。

寶能集團這次牽涉數千名工人的拖欠工資、社保和公積金事件，各地工會似乎仍未介入協助數千職工維權。根據深圳特區報報導，寶能控股有限公司早有成立企業工會，工會還表示會將「員工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生產力，盡力讓每一位員工在公司裏感受組織關懷」。企業工會主席盧學群是寶能控股集團的副總經理及寶能人力資源中心總監，曾經提出工會應該「精準服務，有效維權…認真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然而，所有討薪工人的記錄裏均沒提及企業工會和地方工會有介入幫助員工。反而是部分地方的勞動部門，還能有效協助員工解決欠薪問題。比如深圳市龍華區人力資源局介入寶能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的欠薪事件後，該局「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部署下，立即聯合區工信局、街道勞動部門第一時間跟進並做好摸排穩控」，並「會同街道勞動部門緊急約談寶能集團旗下的相關公司負責人」，最終寶能集團於7月結清深圳寶能科技園18家企業六千名員工5月份的工資。但深圳市解決欠薪的過程中並沒有看到工會的參與。各地工會應該學習深圳市政府部門的積極作為，盡快介入此次勞資糾紛，並代表上千名寶能職工的利益，協助職工爭取自己的權益。

快遞業工人今年發起上百起罷工，抵抗延續一年多的價格戰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快遞員罷工事件破紀錄的多。

去年新冠疫情後，許多報導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快遞員全年共發起至少31次罷工、抗議。不少網點因為騎手停工而貨物堆積如山，這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廣泛討論。

到了今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截止到十月）已經急增至134起，其中韻達網點錄得欠薪罷工37起，百世快遞20起，申通18起，圓通10起，中通8起。罷工集中在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河南兩省。

疫情後價格戰的戰火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快遞行業的變動和競爭幾乎沒有停過。去年3月，中國快遞協會便表示，由於節後復工人員短缺，返回工作崗位的員工在隔離期間不能上崗，使快遞行業的運作產生不少困難。分撥中心和快遞站點無法正常運行，卻仍要繳付房租、歸還貸款、支付工人工資，由此產生現金壓力，員工工資便首先被犧牲。

2020年5月開始，快遞企業為了彌補早前的損失，重新開始削價競爭。快遞企業總部便通過低價策略來布局網絡，搶占市場以增加收件量。這導致一方面，站點的派費被總部壓低；另一方面，不少站點還收到總部調高收件任務的規定，如站點完成不了指標便要受處罰。 《物流時代周刊》引述一位河南鄉鎮快遞代理點表示，從5月開始，鄉鎮代理點與承包區的收件量（從商家收取快遞的數量）不可低於當月派件量（派送快遞給消費者的數量）的5%，6​​月遞增到7%，10月遞增到15%，未達指標者按照未完成票數以3元每票處罰。

2020年10月，進入中國市場7個月的新快遞公司極兔速遞首次獲得關註。由於極兔不斷鼓勵其他快遞企業的加盟商同時為其收派快件，行內俗稱「蹭網」，通達系（即指圓通、申通、中通和韻達等浙江省背景的公司）的快遞企業宣布要將其封殺。另外，極兔的低價策略也開始為人所知：當時義烏通達系企業派費約在1.7元以上，極兔把發貨價壓到1.4至1.5元，同時又提高快遞員的待遇，加上大量來自電商拼多多的貨單，搶占了不少市場份額。

到了2021年3月，新一輪的價格戰終於再次爆發。百世快遞首先降價，重量0.3公斤以下的包裹降至1.3元。極兔於是馬上把價格拉低至1.05至1.1元。到了4月，一些極兔的網點派費已經被壓至低於1元。為了抑製熾熱的價格戰，義烏郵政管理局曾以「低價傾銷」對極兔、百世進行處罰，要求他們整改，關停持續三天。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

然而，全國其他地方的低價競爭仍然繼續。根據《搜狐財經》報道，一家在東北的極兔網點負責人5月時面臨了第四次降價，平均到手派費已經從每票1.44元下降至0.95元。該負責人嘗試向工人施壓，要求將工人派費下降至0.8元，但遭到部分快遞員拒絕。西北某縣極兔網點的派費同樣從1.2元降至0.9元，快遞員的派費則被成功壓至0.8元。

現在，新一輪的價格戰已經短暫停止。今年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紛紛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隨著雙十一接近，快遞企業再次調高派費，用以穩定網點和工人。

經過此輪價格戰後，資本吞並聚合，一些快遞企業似乎已經收到了想有的效果。 2021年9月23日，彭博社報道，百世集團正考慮出售快遞子公司，估值或達到10億美元。極兔速遞總部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公司投資業務等部門正在與百世集團進行接洽收購事宜，但並未敲定最終方案。

工人抵抗價格戰影響，罷工數字急增

在持續一年多的價格戰中，各地快遞員一直不斷對下滑的派費和欠薪的站點發起抗議。從2021年2月起，快遞員的抗議一直增加，由2月的3起，一直增加至7月的28起，8月收錄到的事件短暫減少後，又增至9月的30起。其中有一些罷工事件是源於消費者發現快遞逾期不到因而在網上揭發快遞員罷工，這些事件的記錄沒有工人方面的口述。不過，工人的集體行動毫無疑問是隨著價格戰的持續而不斷增加。

由於派費下降，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因此導致工人被欠薪，討要拖欠工資成為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 7月25日，上海黃埔區的快遞點停擺便是此類罷工的一個典型。據《勞動報》報道，當區一快遞點拖欠多名快遞員2個月工資幾十萬元。老板「跑路」，工人的住宿、買藥、吃飯都出現問題，故而快遞員發起停運抗議。然而，即便上海黃浦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介入此事，站點老板卻以「不在上海」和「公司倒閉被總部收購」為由拒絕接受調查詢問。勞監大隊只能要求總部負責人處理。最終，總部代該站點清償了25名「快遞小哥」的勞動報酬36萬余元。

除了拖欠工資後「跑路」的套路，一些站點還加大對工人的懲罰來變相減低工人工資。 2月5日，湖北省武漢市一位快遞員向媒體反映他與其他工人原來被拖欠工資100多萬，但站點卻羅列一堆罰款，反指工人倒欠網點100多萬。工人魯先生表示，站點罰款通常會在隔天發出，以此警告工人，但他從未收到過任何明細，他自己承認的罰款約在6、7千左右，但站點列出的則有39萬。他指這些所謂的罰款是區公司向站點發出，站點則打算將其轉嫁給工人，甚至打算以此威脅工人，讓工人接受「兩不相欠」的結果。對此，郵管局已責成省區公司核查，但未知結果。

快遞員頻繁抗議，中國工會仍未出面代表工人

經歷了為時一年多的價格戰，雖然快遞行業在9月起開始調高派費，「雙十一」前又再一次調價，但工人對此反應相當冷淡。一來，派費持續的下降已經造成工人的損失，現在的調價只是逐步回到之前的工資水平，二來網點的罰款並未取消，工人的勞動報酬隨時可以被資方扣走。

一名快遞員向媒體描述了工人動輒得咎的情況︰「一到下雨下雪天，網點就容易癱瘓。因為天氣原因送不完的，就強行讓我們簽收。如果被客戶投訴，就是虛假簽收，罰款起步是500元，但不簽收也罰我們，因為網點每天要統計時效，到點達不到時效，又有罰款。」

在快遞業價格戰和苛刻的勞動條件下，那些不太願意抵抗的工人選擇離職。工人們指出，每月的罰款太多，導致快遞員工作積極性不高，「他上個月被罰了2000多，我被罰了700多」。愈來愈多工人的離職，更造成行業內的惡性循環，「如果走一個人，我們還能分擔分擔，走了三四個，沒辦法分擔，我們自己的件都忙不過來」。 2020年，中國快遞員從業人數達到了近400萬人之多。但快遞物流人員主動離職率攀升至33.1%，這個數字成了所有工種裏的最高值。

當下快遞員對價格戰的抵抗都是工人自發的行為。工人不能停止企業價格戰的進行，但他們以停工罷工等方式來抗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損害。不過，工人罷工發生後，介入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勞動部門或主管郵政物流的政府部門，各地工會並沒有在組織工人討薪、反對罰款製度等事件中積極介入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老板談判。不少地方新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或者新業態行業工會聯合會，但快遞行業的集體協商仍然未能反應工人真實訴求，快遞行業的勞動條件與工人保障仍然有待談判提高。

事實上，快遞行業每一次的價格戰都將促使資本的吞並和聚合，同時打擊工人的生計。不少報道已指出快遞行業有「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的潛規則，這意味著快遞業資本的競爭在明年還會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現。中國工會不應該因即將到來的雙十一等短暫的網購潮而錯誤地以為快遞行業仍能保持興盛，反而應該在暫時的「停戰」期積極組織工人並代表工人和企業集體協商，保障快遞行業工人的利益不在下一次的價格戰中受損。

香港foodpanda罷工談判成功，背後的歷程和隱憂

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賣平臺foodpanda的員工在周六、日發起了兩天罷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續下降多時的單價。根據外賣員單價的監測表，電單車手每單底價由6月底的港幣（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運送餐點的外賣員）底價則由27元降至24元，罷工的外賣員提出兩者的每單底價應分別不低於50元和30元。另外，系統無理關停外賣員帳號、工人面對問題無處申訴等情況，亦是外賣員要求解決的問題。

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體行動。早於7月15日，約10名foodpanda外賣員便曾到公司的上環總部與資方談判，提出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該次談判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運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當時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而最近這次集體行動則相對上次成功。由於外賣員面對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據估計，兩天出席了罷工集會的外賣員至少有300多名，沒有出席集會，而采用了報更但不上線、上線但不接單、接單但不提取等方式參與罷工的人則更多。foodpanda自營的超市業務Pandamart成為了主要針對目標，需要關停兩天，一些地區的餐廳亦在罷工期間停用foodpanda，轉用其他平臺，迫使公司主動約見外賣員代表。經歷兩天的談判，以往公司遲遲未有表示的系統問題（例如送餐距離的計算方式、凍結帳號）等終於有了具體的改善方案。不過，在最主要的訴求提高單價方面，公司只承諾到明年7月前不降價，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時間額外服務費作為替代方案。

罷工的緣起

早於新冠疫情出現後，foodpanda就開始削減員工的單價，一些不滿的外賣員私下曾計劃罷工，但由於擔心工人之間的競爭削弱罷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組織，最後不了了之。這次罷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賣員之間蘊釀，根據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斷以各種方式扣減工人的工資，而且經常以各種不合理的原因暫停員工帳號，使他們怒不可遏，決定發起罷工︰

我為熊貓（註：即foodpanda）長期工作，其實也明白他們的把戲，玩弄一次又一次。現在車手單價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較遠的單（例如走3-4公裏）可能也只得39元。熊貓只想省錢，不會理會步兵，就算單車手要橫跨公路才能送單，熊貓也不會管。

數天前，對於送遞訂單慢的情況，熊貓又再耍手段，無故令車手步兵「停賽」，聲稱員工拍的照片不合規格等等。拜托熊貓不要再幹這些無聊事，這真令人受不了。

我們會癱瘓全港各地區。各位步兵車手兄弟們，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時請你們上線但不接單，留在你報的地區，熊貓需要你們工作的時候也不用理會。

由南亞裔外賣員蘊釀罷工，到華人外賣員加入，罷工的人數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較清晰的地區是觀塘、青衣和九龍灣，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參與。到了罷工當天，參與人數遠超原來估計的數目。不但在觀塘和九龍灣有工人集會，在紅磡/土瓜灣和尖沙咀接單的外賣員有將近100人在紅磡的Pandamart集會，天後/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會，深水埗、旺角、新蒲崗/九龍城Pandamart也有集會。另外有些區域更有工人自發的罷工糾察隊。透過這次罷工，各區外賣員群組和他們的代表也互相結織，冒出水面。

罷工中最堅實的力量來自電單車手，其中尤以南亞裔的外賣員最為團結，他們大多是全職工人，因此單價下降對他們打擊最大。步兵由於較多是兼職工作，受公司各種政策的影響程度較少，對罷工的公開參與程度也較低。而也有不少華人騎手在背後默默參與罷工，但是由於害怕平臺清算，並沒有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公司回應內容的玄機

在第二天罷工結束後，foodpanda的營運總監發表了一篇回應。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反駁工人對單價下降的觀點。公司承認，外賣員的基本服務費（又稱底價）有所下降，卻把問題岔開到工人的總收入。以下是節錄的一段公司回應：

為進行實際的討論，我們必須納入基礎服務費、距離服務費、繁忙時間服務費、完成任務的額外服務費，以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在討論範圍。每當我們調整基礎服務費時，我們都把資源重新投放於在其他服務費成份，以有效運用資源，並根據不同類型的訂單提供更公平的服務費水平。跟昨日各媒體引述的內容相反，我們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於過去六個月裏持續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時段服務費和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預視情況），我們送遞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提升了5%，這表示只提及訂單的基礎服務費調整並不能反映實際情況，於繁忙時段和周末上線的送遞員應更能感受到。

在這段回應裏，我們可以看到，foodpanda轉移視線，拿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和平均開支來說事。但什麽是「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又或「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呢？

所謂的「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相信是由外賣員群體的總送單量和單價，除以總工作時間得出的。因此，這裏除了要考慮單價、送單量，還要處理全職和零散上線的外賣員的比例變化的問題。先說送單量，在疫情期間，由於外賣行業擴張，外賣員能夠接到更多單，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勞動速度。 foodpanda看清這點，便來了個降低底價，因為他們知道，就算現在降價，但只要能夠讓外賣員更多地工作，便不致於降低工人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

為了消減快遞員的不滿，而且誘導更多人上線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時間的服務費。這一方面能夠降低底價下降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只在繁忙時間上線的外賣員來說，他們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會提高。如果他們人數夠多，對於整體工人的「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更有拉高的效應。

由此可見，零散工作和已經全職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強了。 foodpanda實際上是恃著工人必須更高強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時間上線，來持續壓低單價。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體工人的損失則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別對全職外賣員的打擊最大，因為他們在非繁忙時間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時間來彌補。

至於所謂的「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上升」，完全是從公司角度計算的開支，並非只包括派送費。由於不知道這個開支的內容包括什麽（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傳費用、對顧客或餐廳的補貼、系統營運的其他開支），這個「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增加跟騎手服務費並無關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為了應對同行之間的競爭而投入了更多的資本罷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職的）車手憤怒的回應當中。立場新聞訪問的一位車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應「無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時間附加費九成在周末才出現」，「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單價的錢再用獎金形式發放，就說加了工資」，是「Bullshit」。

談判成果

在此次罷工的談判當中，外賣員一方總共在群組中整理出15項要求，其中尤以前5個最為重要，亦即1）車手和步兵的底價分別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賣員有理拒單時系統不應凍結工人帳號，3）取消外賣員接孖單（即在同一家餐廳一次過接兩張單）時的費用削減問題，4）不應無理凍結工人帳號及重啟被封帳號，5）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

據報，在最重要的底價問題上，雙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談判因此持續達8小時。外賣員一方指出，他們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額外服務費，而是要增加底價，就算公司要加額外服務費，也得從他們的預算而來，而非從工人身上扣除。況且，繁忙時間亦是備餐時間最長的時候，加上交通擠塞和危險，並非如想像中能補償工人在底價上的損失。 foodpanda對此不為所動，堅稱這是公司政策，只願意給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時間附加費以平息不滿。在此問題上，外賣員只能爭得暫不降低底價的承諾。

至於各種封號問題上，foodpanda讓步亦有限。 foodpanda願意取消所有因為送遞員拒絕訂單而暫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訴程序來應對現有的個案。對於訂單因外賣員無法控製的原因而取消時，公司提高了賠償基數，由以底價改為以單價計算。

讓雙方達成協議的一個變動，應是foodpanda答應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並且在新的計劃生效前，對於直線距離和實際送遞距離差距高於1公裏的訂單，提供每張額外5元的服務費。事實上，foodpanda早已有相關的開發進行，這次的讓步是在新地圖上線前，外賣員能得到一定補償，外賣員一方認為，這項補償對減少收入下降將有所助益，因此與資方達成協議。

罷工後帶出的一些新問題

本次談判的訴求共有三大方向：平臺計算系統、工資和騎手支援上。

可以說，此次罷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對系統各項一直為工人詬病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往，foodpanda要麽拖延，要麽幹脆無視問題。只有當數百名外賣員罷工後，他們才願意作出進一步的行動。這些系統問題不僅減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號和距離問題等情況，還長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體訴求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透明的系統如何在大數據之下監控騎手行為、計算外送距離並不斷調整外送價格。實際上在全球零工經濟方興未艾的當下，外賣騎手被大數據所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foodpanda騎手們在罷工現場不斷與記者談及他們的收入這一兩年來如何越來越少，平臺距離的計算方式如何不公。這些「感受」卻因為平臺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確的數字支撐，而這些算法都被資方牢牢掌控著，大大削弱了騎手們的議價能力，也令平臺可以向公眾玩數據遊戲來混淆視聽。

由於提升底價的訴求並未成功，部分外賣員對於協議並不滿意。從企業的態度和立場來看，他們必然會再降底價，只是現在暫緩執行。外賣員一方的另一項成果，是爭取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在來年暫緩時限前，能夠加強自身的組織和網絡，並且搜集更多數據資料，為下一波降價的抗爭作準備。反過來說，資方也有半年時間研究如何削減成本，因此外賣員也是松懈不得。

這場歷時數天的罷工和談判，同時也為外賣員群體自身的團結帶出新的問題和契機。首先，是外賣員內部的群體差異影響了工人的進一步團結。對於一些全職在平臺工作的外賣員而言，他們完全倚靠平臺的工資過活，受平臺的算法和規條控製，已經愈來愈把自己理解成一個平臺雇傭的工人，只是迫於與平臺簽訂的獨立承包人合同，而無法取得正式的雇傭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職或零散上線的工人則認為自己只是來找「生意」，並滿足於這種承包人的狀態。不同的身份使得他們難以協調對單價改變的訴求，也阻礙了外賣員進一步提出有關承認工人的雇傭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傷保障等訴求。此外，在罷工行動中，一些外賣員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單，而轉到競爭對手Deliveroo上接單，工人的這種參與使他們很難在罷工過程中與其他外賣員結識，並且共同承擔罷工的風險，繼而發展出更強的網絡和團結意識。

另外，這次事件中外賣員對集體行動的準備也相當不足。在跟資方來回的過程中，外賣員對單價變化的具體情況了解不多，而且對於需要跟資方談判的預備也很倉促。所幸的是，外賣員一方仍能迫使資方答應不少訴求，甚至透過跟資方的談判過程中，更清楚了解企業的運作情況和工資的各項計算方式，為之後的行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關註的是，此次罷工中，各地區的一些外賣員私下的群組發生相互連結。原來在其他區域工作的外賣員，或作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網絡上得以結織。這種外賣員之間的地區連結非常重要。首先，外賣員群體對自身的一些基本情況還不清楚，例如各區活躍外賣員的人數、活躍上線時的人數、長期工和零散上線的人數比例比較等，相反外賣平臺卻是一清二楚。外賣員缺少這些基本資料，對於群體的利益變化自然認識模糊，而且也較難辨認哪些區份特別有集體力量，遑論能有效地處理上文提及的階級身份問題了。各地區的外賣員能發展初步的聯絡，將是解決這些問題、搞清現況的起點，為進一步的組織提供基礎，當中包括建立工會，發展民主授權的代表等。

無論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賣員罷工和談判的成果令人振奮。它再次證明了，工人的團結、集體行動和談判是推進階級利益和意識發展的基礎。

中國各地延長產假，引發新一輪職場性別歧視擔憂

近日，中國多個省份出臺新的生育政策，延長女性產假。在已經通過和正在審議中的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女性產假延長30天至半年不等，再度加劇了公眾尤其是女性對職場性歧視的擔憂。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首次在國家立法層面明確「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育兒假」。

為了響應國家政策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近期各地紛紛審議、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延長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增加育兒假。

然而，一系列生育新政似乎不能提振職場女性的婚育意願。在社交媒體討論中，可以看到女性對招聘環節中的性別歧視、職場中針對孕婦的不合理解雇、產假過後工作崗位不保的擔憂。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在各地生育新政中，多地延長了女性產假/計劃生育獎勵假，從30天至半年不等。其中，江西增加產假90天，浙江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陜西省修訂草案提出，對生育三孩的女職工再給予半年獎勵假，總計產假可達350天。包括修訂草案在內，各地產假將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

此外，亦有多地增加了男性陪產假/護理假。其中，寧夏（草案）男性陪產假將達到35天，安徽、江西、甘肅、雲南等地達到30天。

除了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各地亦出臺了育兒假政策。男性陪產假以及家庭育兒假的設置，有助於男女雙方分擔育兒責任，一定程度減輕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以及因生育遭受的職場歧視。

根據子女年齡，夫妻雙方每年育兒假時長達到5至30天不等，最長可休一年。絕大多數地區給予夫妻雙方同等長度的育兒假期。重慶做出了更為靈活的規定，「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兒假至子女一周歲止，或者夫妻雙方可以在子女六周歲前每年各累計休5至10天的育兒假」。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性別薪酬差異問題，這類靈活分配的育兒假在實踐中可能變相延長女性產假。一項性別薪酬差異報告顯示，2020年，城鎮就業女性的平均薪酬僅為男性平均薪酬的75.9%。單從經濟角度考慮，由於男性收入水平更高，夫妻一方可休的育兒假很可能變成女方休假，造成女性職業中斷。

此次生育假期的調整進一步凸顯了傳統性別分工，即生產與撫育責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綜合產假、陪產假、育兒假考慮，我國女性可享受的生育假期遠長於男性。相比之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G7各國的男女雙方產假與陪產假長度較為相當。

目前，產假產生的用工成本主要由企業承擔，這包括產假期間的工資、社保成本，也包括替代人員等成本。因此，許多專家指出，延長產假政策是「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尤其私企對用工成本更為敏感，招聘環節的性別歧視屢禁不止。《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但必須承認的是，實踐中，完全落實生育假期的企業僅占一小部分。早在2016年，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在全國12個省（市、區）開展了「全面兩孩政策下生育保障製度實施情況」專題調查，發現32.7%的女職工產假不足90天，甚至低於《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98天產假。

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參加生育保險2.14億人，其中生育人數430.3萬人，女職工享受生育津貼354.2萬人。對比當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估計絕大部分生育女性沒有享受生育保險待遇，享受生育津貼的更少之又少。非公就業、非正規就業女性以及女性農民工難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能夠休足產假、獲得足額生育津貼的女性僅占少數。

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另一項調研顯示，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正如湖南省在修正《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生育）假期過長有可能影響女性就業，從長遠看不利於維護和發展女性權益」。必須在女性就業權和生育權益之間取得平衡，產假等生育假期政策需要與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措施相配合。政府應承擔部分生育成本，加大力度打擊、糾正職場性別歧視，健全社會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從而真正營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環境。

地方政府放寬平臺工人自費繳納醫保 騎手：企業也應負責

自從7月人社部、發改委、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後，互聯網平臺行業陸續推出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地方政府亦有新政策出臺，最近江蘇、浙江和廣東省，以及一些城市（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分別擬定對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非全日製從業人員和新業態從業人員等靈活就業人員，放寬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其中，江蘇省已明確在明年1月1日會實施新政策。

早於9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便通過了「十四五」全民醫療保障規劃。方案要求「健全多層次醫保製度體系，分類優化醫保幫扶政策。落實全民參保計劃，推進職工和城鄉居民在常住地、就業地參保，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製」。這次地方政府的行動是對該規劃的落實執行。

靈活就業醫保對平臺工人的作用

以往靈活就業人員醫療保險需要工人在戶籍所在地申請，並不切合長時間在外地打工的外賣、快遞和司機等靈活用工平臺的工人的處境和需要。政府期望以放寬戶籍限製，推動更多靈活就業等人員在就業地參加職工醫保。

另外，江蘇省政府還調整了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比率。據通知表示，繳費比例原則上在各設區市職工醫保用人單位繳費率（不包含生育保險費率）和個人繳費率之和基礎上，降低1個百分點。繳費基數則將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一致，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300%執行。以張家港市為例，該市現時靈活就業人員醫保繳費基數為3800元/月，繳費比例9%，大額醫療費用社會共濟基金5元/月，合計347元/月。新修訂後，繳費率下降至8%，月費為309元/月。

繳納了靈活就業醫保的工人相對居民醫保會有更好的保障。首先，工人可以使用個人賬戶，參保人可以憑社保卡到定點藥店刷卡買藥，也可以到醫院門診看病。城鎮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亦比較高，一般到三甲醫院至少能報銷80%-85%左右，是居民醫保達不到的比例。另外，在辦理退休時，如果繳費達到國家規定的年限，工人便不再繳納醫療保險，終身享受醫保待遇。因此，整體來說，撤消戶籍的限製對於希望繳納醫保的工人將有所助益。

工人們的回應

現時，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社會保險保障。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也沒有本地戶籍，因此沒有在工作地參加自費的社保。最常見的後果是：工人沒有繳納國家規定的工傷保險，因此送餐受傷後不能按照法例索償。而沒有醫療保險的問題，則導致工人在大城市有醫療需要時，需要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甚至因長期工作而五勞七傷，也不去接受診斷。

政府放寬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將鼓勵這批平臺工人參保，增加多一點醫療保障。不過，這同樣是政府在不動搖企業以承包人身份雇傭工人基礎上的又一項新政策。事實上，絕大部分外賣、快遞員等所謂靈活就業人員已經是平臺的全職工。根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對當地外賣員的調查報告，接近九成的外賣員以外賣配送工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95%以上的外賣員日工作時間超過8個小時，其中11-12小時的占比更達38.80%，12小時以上的占比28.08%。然而，在這些實際上全職在外賣平臺工作的工人當中，有54.89%的外賣員是以專送用工模式雇用，工人有更大機會與加盟平臺的小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但有43.85%仍以眾包模式訂立合同。換言之，至少四成人不被承認全職雇傭工人的身份。

對於這些外賣員、速遞員等工人來說，即使放寬所謂的戶籍限製，他們仍然需要自行承擔自己的醫療保險，平臺分文不付。以一個月賺6000元的外賣員為例，以上文張家港的繳費水平計算，它的繳費率實際是309/6000=5.15%。雖然供款並不特別高，但對於一直面對單價下降趨勢、平臺罰款等情況的工人來說，也算是一筆有一定份量的負擔。而且，平臺完全不需負責，也加大了工人對這項新政策的反感。因此，這項新措施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就三地政府的新措施，中國勞工通訊跟一些外賣和快遞員作了簡單討論。其中，大部分工人現時都沒有參加任何醫保，少數人參加了居民醫保。對於是否參保，工人的意見可說是五五開，有騎手願意繳費，因為「工作中發生意外會比較有保障」。也有騎手覺得醫療保險相比「養老保險還實用，說不定什麽時候就用上了，繳費也不高」。不過，也有外賣員不會繳費，「因為生活壓力大，不想再自費去繳納保費」。

騎手在是否繳費上可能多考慮個人的負擔能力，因此傾向各異。但對平臺是否應該為工人繳醫保供款上，工人們卻給出了一致的答案：平臺應該承擔責任。所有的騎手都指出現在工作一點保障都沒有，而且同意外賣行業是高危行業，雇主需要為職工繳費。值得一提的還有，所有騎手都認為平臺是他們的雇主，而自己是員工，因此平臺的所作所為一直都是在推卸責任。

繞過平臺工人訂政策 政府繼續縱容企業

事實上，除了醫保外，政府也在早前放寬了養老金等社保繳納的戶籍限製，廣東、四川、遼寧省等地都將開放非戶籍地靈活就業人員購買職工社保，箇中邏輯亦是一樣。不過，養老金的繳納方式及爭議更為復雜，得另文討論。

無論如何，這些政府的新措施均是在缺乏一般外賣和快遞員等平臺工人的直接參與下擬定出來。雖然不至於損害工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工人的健康和其他保障上將很難帶來效果。工人需要能夠透過工會表達自己的訴求，並與企業進行談判，這從外賣、快遞員近年持續的罷工和抗議，要求平臺改變規例和降價已經清晰可見。愈來愈多平臺用工認為自己是平臺的雇傭工人，但企業和政府都對此視而不見。

二零二二年

組織互助平臺表達騎手不滿 外賣騎手盟主被捕

2021年2月28日，有消息稱，北京外賣騎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捕。 4月2日，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陳國江，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2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陳國江在其微信影音號上發布了一段34秒的視頻，疑似被釋放。片中，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是由外賣小哥陳國江創立的微信群及公眾號。由於深感外賣員之間關系松散，該微信群的目標是成為騎手互幫互助的平臺，除了采訪和記錄外賣員日常勞動遇到的問題，也會對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至今已累積了大量工人關註。陳曾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有16個微信群，微信好友超過14000人，其中99.99%是騎手，包括即將要當騎手和以前是騎手的人」。

盟主被捕後，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不時更新盟主及其家屬最新消息及聲援文章。不過，近日該公眾號因接相關投訴，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被刪除。盟主在B站發布的200多個視頻也被陸續清空。目前國內對盟主被捕的相關消息進行嚴格審核，新聞及公眾討論都受到限製，不少賬號和消息都被刪除。

2月18日，盟主和其他騎手表示餓了麽在春節推出分為七期的額外獎勵活動有欺騙工人的問題。該獎勵活動每期持續七天，鼓勵騎手留京工作，但騎手發現第六期的目標難度直線上升而難以完成，導致騎手無法拿到活動全額獎金8200元。 2月19日，餓了麽在官方微博向騎手致歉，承諾將整理出全國所有訂單有偏差的區域名單，額外增加補償活動。暫時不知道這次事件跟陳國江被抓是否相關。

外賣騎手各種勞動問題已經得到大量關註。去年9月，《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近年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也有所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去年由於外賣行業成為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集體行動只錄得3起。今年收錄到兩起外賣員抗議則分別發生在廣東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桐鄉市。 3月1日，兩地美團騎手均發起罷工，抗議配送費下降。

關於外賣盟主被抓的報道將在下方持續為讀者更新。

2022年1月3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疑似被釋放。他的微信影音號上更新了一段34秒的視頻，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2021年4月2日

經過37天刑事拘留後，陳國江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1年3月24日

據工號51報道，3月24日，律師會見了盟主陳國江，律師說陳的精神狀態還好。目前案件仍處於偵查階段。據悉，3月17日，盟主家人終於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通知書顯示，2月26日23時，陳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更新了籌款的最新進展。在十幾個小時內，盟主家人收到了12萬元左右的捐款，因金額已基本足夠，請大家停止捐款。目前，盟主家人已聘請律師，將在本月24日與律師會面，偵查階段的律師代理費為3-5萬元，他們也表示，將公開後續花銷的明細。但此微信推文發出後，文章隨即被平臺刪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也被關停。

2021年3月15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發布了盟主家人的求助信。自2月25日，盟主被北京警方帶走，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書，亦不知盟主下落。家屬在網上發起籌款，為盟主聘請律師。（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9日

多數派報道指，近期多個大城市美團、餓了麽用戶表示，其訂餐訂單無騎手接單或配送大幅延時。目前沒有證據表明，該問題由盟主被捕引發。2019年，盟主曾組織外賣員拒絕接單，抗議外賣平臺下調單價，被刑事拘留26天。文章也敘述了盟主創立騎士聯盟的故事。（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刊登了另一篇早前盟主親述獎勵事件的采訪。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發布消息引述餓了麽相關人士指騎手盟主已經被抓，又指盟主2月24日晚間已在一個微信群裏擔心自己出事。另外，有消息指被帶走的還有其他人，後來有兩人被放出，但盟主仍被扣押。（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2月28日

豆瓣傳出消息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疑似被捕。詳情可參考中國數字時代的整理。

求助地圖運作一年後，我們註意到一群被忽略的工人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求助地圖自2020年底推出已經運作了一年多，共收錄了1245起工人在互聯網上的求助事件。在這一千多起工人的求助和申訴中，我們留意到一個過往較少仔細了解的群體，他們是一群年輕的、在中小企業工作的服務業工人，工作亦多跟互聯網的購物、傳媒及文化產品相關。他們面臨的勞動問題是集體性的，但往往只能單打獨鬥，依靠現有的法律途徑以及較強的網絡表達能力來維護自身權益。

過往在搜尋及整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時，中國勞工通訊經常會接觸到工人的求助訊息，問題包括拖欠工資、工傷後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公司倒閉、工人被解雇等。通常，工人已多番與老板交涉，甚至尋求政府協助，但仍未得到解決，因此才會在線上求助和申訴。工人求助地圖設立的目的是將這些消息集中，讓政府、工會和媒體能與工人取得聯絡，協助工人爭取其利益。

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些事件確實成為了我們聯絡及建議工會提供協助的個案。同時，我們也發現地圖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讓我們看到以往受限於（是否有發生）集體抗爭的視角而被忽略的工人。即便沒有發展成集體行動，這些工人同樣在網上寫下了自己的工作經驗、思考和不滿，值得認真整理和檢視。

一個現象：新興零售及服務業工人的求助超出預期

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最大的分別是，我們在求助地圖收錄了頗多零售服務業工人的不滿，2021年全年共331起，僅次於最多的建築業工人求助。相反，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21年只收錄了156起零售服務業工人的抗議，比建築、交通運輸業的事件要少得多。

這些服務業工人工作的企業五花八門，既包括一些比較常見的酒店、健身房和酒吧等市民消費場所，也有諸如網購平臺、文化傳媒公司、動畫企業等與互聯網和影視行業相關的公司。例如，去年涉及科技公司的求助有20起、文化和影視公司14起、網絡公司13起。

另外，從一些內容比較詳盡的帖文可見，相比建築行業，不少服務業求助工人較為年輕，有些是剛大學畢業的打工青年，有些甚至是暑期工或學生工。絕大多數工人是在一些中小企業工作，結果碰到老板拖欠工資、企業倒閉，數月來的勞動因而分文不獲。工人嘗試私下跟雇主商量，但不得要領，之後嘗試走勞動仲裁及訴訟程序，又費時失事，弄得生活相當艱難。

典型的零售服務業工人求助

要了解這種比較常見的事件，我們可以看看發生在2021年9月上海言幾又文化公司的拖欠工資求助。

言幾又是一家經營書籍售賣、文創周邊、咖啡餐飲的文化連鎖店，在內地算是小有名氣。不過，網上求助的員工表示，公司財政出現問題的情況原來已經持續超過兩年。我們在求助地圖發現，產生零售服務業工人不滿的不少都是這種經營陷入不穩的中小型企業。拖欠的款項通常由供應商貨款、客戶訂金開始，再慢慢發展到工人的工資：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眼查和百度，從2017我入職的那一年開始，公司就不斷的在拖欠供應商的貨款了，之後的幾年裏，房租水電裝修公司的錢挨個拖了個遍，店裏售賣的茶飲水果都是員工自掏腰包墊款，2020年開始員工工資無法正常發放，基本都是兩個多月一發，後臺的員工三個月，甚至有離職的員工已經被拖欠工資半年了，我親眼見證了這一切，領導們也很厲害，不斷的畫大餅，再過兩個月就好了，再過半年就好了，再挺挺就過去了，我已經被不斷消耗兩年多了。」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這些事件中，員工通常都選擇盡可能在企業內部解決糾紛。有些工人可能體諒初創企業資金流不足，又或者不想貿然轉職，因此一直忍受這種不穩定的工資支付情況，以自己的積蓄度日，甚至節衣縮食。

到了2021年，上海言幾又拖欠工資和社保的情況已非常嚴重，負責處理申訴的人力資源員工也被拖欠工資，該名員工也因為無法在上海糊口而被迫申請辭職。他表示，最令人憤怒的是，即便提出辭職，公司還要員工簽額外的非競爭協議和空白合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新興公司關註的始終是市場競爭，因此即使員工離職，還要擔心他們加入競爭對手的企業。但對員工來說，他們感受到的則是徹底的不敬：

「我實在不敢茍同，五年的兢兢業業最後落得個個這，突然就笑出了聲，且放下了對公司栽培的感恩之心，半年後我成功離職，拒絕簽署禁業競止協議的我，現在只是一個正常的，被拖欠工資，憤怒的前職工。」

年輕服務業工人、學生工的聲音

面對欠薪的情況，學生工的處境更顯困難。2021年6月，一名在石家莊市振碩傳媒公司勤工儉學的大學生遭到拖欠工資的企業解雇。根據該學生上載的對話截圖，公司起初表示它們從物流公司的到賬信息一直沒有收到，而且企業一直在賠錢，又向他道歉，保證在限期內會發放工資。然而，到了約定期限，該學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聯絡對方時發現對方已經跑路。雖然情節有點不同，但情況本質上和言幾又一模一樣：它們都是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繼而出現現金流問題的中小企業，而工人就是這股競爭力量的犧牲品。

這名大學生後來嘗試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卻遭拒絕，表示他是學生，不能構成勞動關系，所以不受理其舉報，建議走司法程序，這不禁激起該學生的不滿：

「（我）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他們回答說，我是學生，沒辦法舉報，得上訴；轉而，又向勞動仲裁委員會舉報，勞動仲裁委員會以同樣的理由搪塞；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官網同樣回復我，因為我是學生，所以法律上沒辦法構成勞動關系，建議走司法程序；律師我當然找了，辦這個案子得五千塊錢，這五千塊錢比我工資都多，讓我怎麽維權？」

官方叫這位學生請律師的回應對他來說可謂嘲諷。這位學生在帖文中反問︰「我要能請得起律師，我幹什麽還勤工儉學？」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服務業工人求助中，起碼有18起事件有明確提到自己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實習生或在學學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在新興服務業勞動的年輕工人，並沒有得到法律和政府的照顧。他們面對的問題仍然被法律的疏漏、人事的無能和自身力量的不足掩蓋起來。

中小型網絡公司的亂象和員工欺壓

受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意味著這類公司的經營狀況已經陷入危機，但這並沒有說明這些公司常態時的模樣。對此，我們可以參考工人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件追討加班費事件。2021年12月，一名在雪彩網絡做用戶介面設計的原畫師在網上投訴公司的種種亂象，以及分享自己追討加班費的失敗經驗。

這位原畫師表示，自己的專職雖然是原畫師，但工作的網絡公司根本沒有原畫部門，他要一手包辦各種事情，包括設計圖標、場景等。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興服務業公司運作的截面。他表示自己接受該工作的原因是國內的小公司情況都差不多︰

「沒有組長，沒有主美，沒有主策，沒有主程，只有一個製作人和老板，甚至沒有加班費，還有唯一一個HR包攬各種事情，在職期間整個公司人數不到三十人，我當時因為著急找工作也沒說什麽畢竟現在國內小公司都差不多。」

人員不足、企業內的分工沒有充分發展是這種網絡小公司的常態。事情的另一面，是這名原畫師被企業主管安排了海量工作，幾乎是一人做幾個人的事情。 「工作中領導（製作人）一直瘋狂的讓我畫ICON圖標，以及場景原畫，甚至是地編等只要是我能做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模糊不清一直在PUA我，並且第一個月每天都在加班『996』的狀態。」

此類網絡公司由於規模較小，也因此較易逃避政府和媒體的監察。以至，雖然中國政府嘗試打擊「996」工作製度，但這種網絡公司也有自己的「過墻梯」。該員工表示，他的公司雖然有因應國家對「996」的打擊而實行「大小周」製度（即一個星期上六天班，下一個星期上五天班）。但同時，他的轉正申請遭到了製作人拒絕，還被反過來指責工作不到位，要延長一個月試用期。這意味著他是在工資「打八折」的情況下一直被榨取勞動力。直到因無法接受公司的行徑而離職，他仍然只是一個試用員工。

這種小公司在對付員工上並不手軟。在該員工離職後發起勞動訟裁時，他得到的回應是︰「遊戲圈子很小，讓我下次找工作小心點。」 在庭上，他提交了大量記錄，「包括工資條、釘釘打卡記錄、工作記錄、延長試用期等記錄」，力求證明自己並非自願加班，並且遭到延長試用期，要求賠償加班費。

結果，判決書完全傾向公司一方，「上面寫著加班需要申請，延長試用期賠償五百元，我就覺得很搞笑，我的數十張證據記錄比不過公司的寥寥幾句沒有證據的話」。仲裁程序耗時費力，面對生活經濟壓力，在仲裁敗訴後，這名原畫師只能放棄繼續維權。

「但從申請勞動仲裁到結束用了我將近三個月時間，每個月房租都要兩千元，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沒有能力和資本抗爭，畢竟普通人還需要生活，自己辛辛苦苦的每天加班到頭來變成了自願加班，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證據被公司的只言片語給駁回，如果再上訴到法院也只能自討苦吃，我只能在這裏泄憤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什麽都做不到，我只能繼續生活。」

尚待清楚說明的工人群體

透過初步整理工人求助地圖中記錄較為詳實的事件，我們註意到一班以往較少有系統性理解的工人群體。隨著城市的消費水平上升，社會分工的進一步轉變，這些工人在近來急速發展的服務業工作，當中包括互聯絡平臺、文化傳媒、遊戲製作等。由於這些行業還處於初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上的競爭特別激烈，很多中小企業面臨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倒閉，以及不斷加強對工人勞動強度的要求。在這些企業工作的工人，則很多是初出茅廬的青年人，他們的學歷比以往的工人稍高，文字表述能力更成熟，但同時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維護自身權利方面，他們都更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

由於不少企業規模細小，而且新興行業又五花八門，比較零散，因此要比較有效地理解這些工人的處境比較困難。不過，自從工人求助地圖開始收集更多數據後，我們可以開始察覺到這些工人相類似的情況和特質。當然，以上的觀察仍然相當初步和片面，我們鼓勵更多關註中國工人現狀的朋友多利用這個新的地圖，並且附以自己的額外研究，使數據能發揮更大作用。

柬埔寨當局逮捕賭場罷工工人

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2021年12月18日發生了罷工，有數百名在職及近期被解雇的工人參與。他們的大量訴求甚至包括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遣散費支付。

在三場政府對罷工的鎮壓中，共有超過二十名工人被捕。當罷工進行到第十八天，工會主席Chhim Sithar一到達現場，就被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從1月3日及4日罷工現場的視頻可以看到，數名便衣暴力地抓住並推搡工人，把工人帶進了路邊一私家車內。1月3日被捕的工人中，有一位是懷孕的工會成員，她於當晚被釋放。4日，Sithar被捕。

金邊市法院及政府從一開始就認為罷工違反了柬埔寨相關法律，他們也組織了工會及其雇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間的談判，可是談判在罷工的第一周就停擺了。

罷工第十日，金界娛樂城的管理層告知工人，公司將對參與罷工者處以違紀懲罰，甚至予以解雇。

娛樂城的母公司金界控股（Nagacorp）為香港上市公司，馬來西亞富豪曾立強（Chen Lip Keong）為公司最大股東並擔任首席執行官。據報道，在金邊實施封城、並對國際旅客進行隔離檢疫的2021年上半年，公司虧損了7700萬美元——這是該公司首次宣布虧損。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金界控股的年利潤在2020年、2019年分別達到1.023億美元及5.213億美元。

去年四月，金界賭場以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損失為由，宣布了將解雇1329名工人的計劃。五月，大家發現，所有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組織者以及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成員都在裁員名單內。工會認為，這無疑是公司針對工會的打壓。

365名工人要求復職，而同意離職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盡管公司口口聲聲強調經濟壓力，工會卻發現公司正在開發一處名為Naga3的新賭場項目，建造總價高達35億美元。罷工中，工人們拿著的寫有Naga3、公司首席執行官曾立強以董事長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

工會領袖們同時通過柬埔寨勞動仲裁委員會，嘗試解決解雇及錯誤計算解雇補償的問題。柬埔寨的勞動仲裁結果並無法律強製力，而且，此次仲裁委並沒有對解雇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只是裁定金界娛樂城應該按照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機製。

可是，仲裁委的裁決頒布後，公司依舊沒有調整任何一個工人的解雇待遇。

11月22日，工會宣布將會在12月18日開啟罷工，並列出一系列訴求：短期合同工應享有所有勞工權益、處理一起涉及某樓層管理人員的性騷擾事件、重新考慮過往裁退工會成員的決定。

從12月21日起，公司、工會及政府代表會面商討365名工人希望復職的問題。該次協商的討論重點集中在重新雇用365名工人，以及重新計算5月份同意離職的員工的補償。

工會主席Sithar被捕之前，曾在12月26日表示過談判遇挫，由於協商空間有限，工人們的其余八項訴求更是無法在談判中涉及。

Sithar在第一次被捕前表示：「罷工期間工人是拿不到工資的，我們也不想此次的罷工持續更長時間。」

為了贏得更多的大眾關註，工人將罷工時間改到了夜晚，借著公司亮起賭場對面公園的節日燈飾開展抗議。工人們原本計劃將罷工延續到跨年夜12點，不料當晚政府就在工會辦公室外逮捕了九名工會成員。當地檢察院在1月3日傳喚九名工會領袖，盡管包括主席Sithar在內的六人已遭逮捕。

政府的介入

金邊市政府和工會領導人在12月17日會面，嘗試在最後關頭阻止罷工。但是LRSU向媒體反映，由於金界娛樂城管理方並沒有參與談判，工會成員依舊投票通過了開展罷工的決定。

金邊市法院警告罷工者，受雇員工參與罷工可能需要承擔後果，而被辭退的工人可能需要承擔法律後果。金邊市政府12月18日也作出了類似的發言，聲明罷工違反了柬埔寨有關和平示威的法律，參與罷工的人士亦未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盡管柬埔寨首相早已宣布社區傳播的結束。

「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場罷工，我們遵守了所有相關法律程序。」Sithar在12月26日表示。政府嘗試在會面中會面中威脅工會，官員們也告訴她，她的行為十分「固執」。

匿名臉書賬號聲稱此次罷工由外國勢力領導。勞動部發言人Heng Sour將這場罷工與顏色革命相提並論。警方亦在1月4日Sithar被捕前召開記者會，展示外國資金支持工會「動亂」的證據。

Sithar被捕前曾表示，官方如此表述罷工實在是「非常骯臟的手段」。「如果政府和勞動局沒有能力解決糾紛，那就不要製造其他糾紛。現在這樣做不僅不專業，對政府官員而言，這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金界娛樂城管理方僅出席了兩次集體協商，這令工人方面十分失望。勞動部官員表示，勞動部出面有助於協調糾紛，Sithar卻認為應該坐到談判桌前的是公司而不是勞動部，管理方應該親自聽聽工人們的訴求。

「我們很少聽到公司的想法，這說明他們根本不想解決問題。」Sithar在被捕前說。

工會與工人

Sithar表示，公司不斷針對工會成員。2019年至2020年期間，罷工中的訴求之一便是將Sithar復職，讓她重新擔任工會主席。

現在，仍然受雇的員工中已經沒有工會領袖了，對於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一事，公司也並沒有認真考慮。

金界娛樂城的荷官Noun Srey Net對自己作為工人的權益感到悲觀。按照現階段的排班，她一個月當值15天，收入少過從前，可工作量卻從管理兩張牌桌增加到八張。除了額外的工作量，要是在管理牌局中出了什麽差錯，她將面臨被無薪假、被停工的後果。這一次的罷工，Noun Srey Net每天都有參與。

「工會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她說，「對於法律法規上，他們清楚得多。」

276名要求復職的工人之一Ry Sovandy也被檢察院傳喚、逮捕，事發前她表示，在娛樂城工作了15年，她慢慢成為了一位工會組織者，但她最想的還是恢復工作，因為她家人都要依賴她的收入。「我不想去其他的工作，」她說，「如果我去別的地方，那就等於從頭開始了。」

Sithar認為金界娛樂城明顯違反了勞動法，且針對LRSU的工會組織者及領袖。部分工會成員仍然在娛樂城工作，但公司已經辭退許多工會成員，大大削弱了工人的團結力量。

藝術家臥底港鐵公司，揭地鐵光鮮亮麗背後外判的不公和剝削

社區藝術家、 勞工研究員程展緯最近臥底港鐵公司當清潔工，揭發港鐵公司的外判清潔工時薪只有法定最低工資規定的港幣（下同）37.5元/小時，工資遠低於同行標準50.4元及生活工資水平57.4元，不僅勞動強度大，工人還要負責其他與清潔無關的工作。

200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引入外判製度，即是通過"價低者得"招標的方式，讓私營機構參與公共服務。從此公共屋苑商場以至公營機構的基層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承包。外判製度一直為人詬病。其中，清潔和保安行業尤為嚴重，他們往往需要大量加班，在私人市場的外判工時薪甚至不足40港元。

清潔工工作量大欠人手 厭惡工作令人難受

2021年10月，程展緯收到在港鐵公司任職的清潔工人投訴，指清潔工只拿最低工資37.5元。程展緯之後應聘港鐵公司清潔工人崗位，並於11月開始上崗工作。程所負責的是地鐵線屯馬線的清潔，每天下午3點至11點，他要到屯馬線上不同的港鐵站，負責地鐵大廳清潔、更換垃圾袋，有時更要清潔洗手間。事情繁重遇上人手不足，程展緯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顯徑站這類只有月臺和大廳而沒有轉車站被劃分為小型車站，其總面積約9200平方米，工作量大，但清潔公司只會分派兩個清潔工來負責整個站內的所有清潔工作。

程展緯發現，港鐵公司的洗手間清潔人手嚴重不足。屯馬線的客流量多達每日123萬人次，但站臺洗手間卻沒有設專屬清潔工，而是由像程一樣的「跑線」清潔工負責，「其實本身跑線的清潔工要負責大廳、月臺清潔和更換垃圾袋等已經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程說：「最麻煩的是每周都會遇到三四次廁所馬桶上堆滿糞便，甚至廁所墻上都能黏上糞便。」

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的指引，為確保公廁素質，每日使用量多於300人次的公廁就會被定為「高使用率公廁」，需要安排專職負責的清潔工。在港鐵線上的這些公廁使用量遠遠高於300人次， 但因為港鐵公司是私營企業, 他們便可以不聽食環署的指引安排清潔工人，而港鐵在清潔標書上也沒有要求承辦商要遵守食環署的指引。

程展緯更發現，有時跑線的清潔工友還要從事為站長買飯等與清潔無關的工作。據程所述，清潔工有時更像是港鐵公司的雜工，有些站長會要求在港島線工作的工人為他們跑到九龍去買飯，變相剝削這些工人的休息時間。清潔工人有時還因應需要在大型演習時協助搬運鐵馬護欄、幫助乘客解決問題。

清潔工人以惡劣的工作環境、龐大的工作量，卻只能換來37.5元的時薪，每個月大概只能拿到7000至8000元月薪。根據2021年統計署的報告，香港人月收入中位數是20000元，清潔工友的工資連中位數的一半都達不到。早在2018年，樂施會曾經結合香港人的住屋、衣食、交通需要等開支，推出「生活工資」的概念，即能滿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水平（包括能滿足均衡營養的飲食需要、合理的居住空間、適當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學習及醫療需要等）。2020年, 樂施會建議生活工資應為訂為每小時57.4元，而目前清潔工人的待遇離生活工資還差得遠。

記者會後程展緯被停工 港鐵公司拒回應工人訴求

12月15日，身為工會研究員的程展緯連同清潔工人職工會及清潔服務業總工會召開記者會，批評港鐵公司剝削工人、以極低工資聘請清潔工、以及港鐵清潔工遭遇一系列不合理待遇，又展示了20多個工友握拳的相片，以顯示工友爭取權益的決心。但在記者會召開後的當天，他就接到外判公司永順通知，指公司已聘請長工，取消了他未來一周的工作，程展緯實際上被停工。但港鐵的清潔人手一向緊拙、之前從未有臨時工一星期都不獲安排工作。程展緯相信這和他公開抗議港鐵有關。於是，他便引用香港法律《職工會條例》第十二章中防止歧視工會這一條向政府勞工處申訴。

根據《職工會條例》，任何雇員，均可享有權利： 參加職工會，成為職工會的會員或職員權利。雇主不得－阻止或阻嚇雇員行使上述權利；因雇員行使上述權利而解雇、懲罰或歧視該雇員；在雇用條件中，規定雇員不可行使上述權利；雇主違反以上規定，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10 萬元。

程展緯在申訴時才發現，外判商根本沒有把勞動合同的副本發一份給員工參考。程展緯指出，「我早在簽合約時就要求外判商給我一份外判的勞工合約，但他們一直都沒有給我。」由於沒有勞工合約，程展緯在勞工處申訴的時間也因此被拖長。實際上，不只是程展緯，其他港鐵外判的清潔工在簽合約時外判商都沒有給他們一份副本。在記者會之後8天，即12月22日，程展緯才拿到一份一張紙的合約副本。 但程展緯說，「我當時在合約上所簽的名字就有十多個，合約長度至少有十多頁。無論如何，沒有給合約就已經犯法，這件事我已經向勞工處備案了。」程展緯指出，自己早前向工友查問有無合約副本時，發現清潔工行業中很多公司沒有提供合約副本。早前更有媒體報道清潔公司疑用陰陽合同聘請員工，逃避法定的遣散費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 章《雇傭條例》第 44(3) 條，凡雇傭合約為書面合約，雇主須在該合約簽署後，或如該合約需經過生效程序，即在該程序完成後，立即向該人提供該合約副本一份。

法律規定雖然不錯，但實際上，自條例在1990年代實施以來，迄今政府只提起過兩宗檢控，大部分沒有合約副本的情況並沒有由政府提起公訴或在司法層面得到解決。

程向勞工處申訴後，開始有媒體關註外判清潔工待遇之差，但港鐵公司公關一直只願意回應記者提問，在收到《明周》的提問後，更直接回復表示港鐵公司一直關心清潔問題，和承辦商有緊密溝通，探討可改善的地方；卻對工會和工人要求對話的聲音視而不見、不作回應。

不透明的港鐵 無從稽考的招標標準

政府近年對外判合約招標進行改革，試圖改變過去完全「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針對清潔工人或保安等非技術工種，將工人工資的計分提高（評分分為價格和技術兩部分，而技術中又有工人工資部分，占整體評分12.5%），並以47.5元時薪作為承諾工資，以期一定程度改善工人工資待遇。但以上市企業方式管理的港鐵公司仍然按照最低工資37.5元的時薪來聘請清潔工人。當全港的清潔工人平均時薪達到50.4元時，港鐵清潔工的月薪只有37.5元，遠遠落後於同業。按程展緯的說法，目前外判公司不只永順一間，還有ISS，但他們聘用的清潔工工資都是按最低工資水平，意味著港鐵公司在招標時很可能沒有把工資這一項納入招標計分。

除此以外，政府自己外判的清潔工有更清晰的防疫指引，也列明每日會為清潔工提供兩個口罩，就每個崗位也有至少應分配多少工人的基本要求，確保有足夠員工在站點工作。但港鐵公司的清潔工人相比之下待遇就差很多。疫情之初，他們根本拿不到口罩，至今一年多以來，港鐵清潔工人每天也只獲發一個口罩；清潔工作缺人手的情況也極為嚴重，在接近9200平方米的顯徑車站只有兩位清潔工從事清潔工作。而且，據程所述，當最低工資於2019年被上調之後，港鐵就開始精簡人手了，繁忙車站的人手至少由11位減到9位。

香港港鐵公司是上市公司，並非直屬政府的機構，其基層工人的福利保障遠低於政府機構聘用的工人。然而，政府作為最大股東，對其有最終決定權，對港鐵公司的招標準則、工人的工作條件及健康權利等問題不應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港鐵公司作為公共交通服務提供者，大眾理應對招標、勞動標準等有知情權。

針對近日程展緯反應的清潔工待遇差，港鐵公司的官方回復只有「公司一直嚴格管理與清潔承辦商簽訂的服務合約」，看起來責任都是被外判的承包商來承擔。不過，如果招標標準、承辦合約不透明，反而會令人覺得港鐵是在甩鍋給承包商。如果港鐵能夠將涉及到公共利益有關的合約部分公開，可以令大家對港鐵釋除疑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督促港鐵將員工福利、工資水平納入招標標準中，其次在和承辦商簽約後更應該實時監察與檢討調整員工福利待遇。

香港清潔工人工會長路漫漫

12月15日記者會後，程展緯又收到有工友對他說有港鐵公司的站長、外判公司管理層叫工人不要跟記者透露工人的工作情況。同時也有幾個清潔工人開始疏遠程展緯。「這明顯是因為上頭施壓所致，」程展緯說：「工人有自由向任何人、包括記者訴說自己的工作辛酸。我要求港鐵公司應立即告誡外判商不要再阻止員工發聲。」

程展緯這次的行動有點類似於工會策略之"salting"的嘗試。所謂salting的做法起源於美國，是指工會成員為了組織工人，親自到工作場所應聘並與普通工人從事一樣的工作，籍此在工作場所中了解工人的狀況並組織工人。程展緯此次臥底港鐵工作，已成功將清潔工的待遇、工作環境、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呈現出來，並以媒體曝光的方式對港鐵形成輿論壓力。不過，就組織工人而言，單靠臥底揭露和記者會施壓，顯然還不能令雇主港鐵公司願意來到談判桌上與工人對談。

在解雇工人非常容易、集體談判並非法定權利的香港，勞資雙方走向集體談判一向並非易事。不過，如果工人有組織、有策略，也有很多情況下工人能夠對雇主施壓，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回顧2018年，深水埗海麗邨的清潔工人因為被拖欠遣散費，工人團結一致集體行動，最後成功爭取到遣散費，更令政府改革外判製度，推出新方案調整外判合約計分，使政府轄下外判工人的工資上漲。一個月多前，香港foodpanda外賣員也發起集體行動，配合輿論的發展成功使管理方答應談判，最後爭取到公司改善送餐app距離計算方法、在繁忙時間有工資補貼、公司承諾暫時停止下調單價等重大成果。

就港鐵清潔工人而言，程展緯揭露出來的勞動狀況只是第一步，但更根本的還是工人的組織和介入。工會當務之急是呼籲更多港鐵清潔工人加入工會，向工人解釋工會是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工會實力擴大，公司就不得不回到談判桌，進而建立長久的談判機製。

《婦女權益保障法》迎來大修，職場女性權益受何影響？

《婦女權益保障法》正進行第三次修正，其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現正公開征集意見。與現行法律相比，草案共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從保障婦女平等接受教育，到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再到增強對女性的人格權益保護，從方方面面回應了女性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將著重分析有關勞動權益的修改，包括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加強女職工民主管理等內容。

消除職場性別歧視

草案開首就將保障婦女權益、禁止性別歧視提升至國家層面：「國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製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同時也從立法層面明確，「基於性別排斥、限製婦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益」的行為屬「歧視婦女」，應被禁止。

草案第二十八條增加了招錄環節性別歧視的具體情形，包括：

限定男性或規定男性優先；除個人基本信息外，進一步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意願；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將限製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其他以性別為由拒絕錄（聘）用婦女或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錄（聘）用標準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二十八條列明的就業性別歧視，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企業組織勞動者進行平臺用工。這將打擊就業性別歧視的範圍擴大至一些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雇傭情形，也有助於維護非正規就業女性的權益。

我國廣泛存在就業性別歧視問題。人權觀察（HRW）調查了2013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其中，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早在2019年，人社部、全國婦聯、全國總工會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就對就業性別歧視有所規定，此次修訂將效力提升至國家立法層面。

草案第二十九條進一步將就業性別歧視納入勞動保障監察範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工會、婦女聯合會等可以單獨或聯合約談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就業性別歧視行為。

除了聘用環節，草案也指明在懷孕、產假等期間保護女職工權益，有望緩解三孩政策下產假延長引發的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根據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調研，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草案特別修訂了在女職工懷孕、產假、哺乳等期間工資和福利待遇及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

第三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辭退女職工，單方面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女職工在懷孕、產假、哺乳期間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滿的，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限自動延續至產假結束或者哺乳期滿。但是，用人單位依法解除或者女職工依法要求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的除外。

草案亦指明違反有關規定的用人單位將面臨法律後果。第七十八條規定，對於侵害婦女平等就業權利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第八十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和三十四條規定的，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在過去的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案件中，法院往往只判決用人單位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此類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而草案中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雖高於以往的判決，但對於大企業來說，違法成本依舊偏低。更多有關職場性別歧視，可以參考中國勞工通訊《工作場所中的歧視》一文。

防治職場性騷擾，明確用人單位義務

草案列舉了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包括：

具有性含義、性暗示的言語表達；不適當、不必要的肢體行為；展示或者傳播具有明顯性意味的圖像、文字、信息、語音、視頻等；暗示發展私密關系或者發生性關系將獲得某種利益；其他應當被認定為性騷擾的情形。

《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對性騷擾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草案明確界定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增強了禁止性騷擾條款的可操作性。

草案更進一步指出用人單位在預防和製止性騷擾方面的法律義務，包括製定反性騷擾規章製度、設置性騷擾處理機製，開展相關教育培訓等具體措施。

增設的第五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采取下列措施預防和製止對婦女的性騷擾：製定禁止性騷擾的規章製度；明確負責機構或者人員；開展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教育培訓活動；采取必要的安全保衛措施；設置投訴電話、信箱等，暢通投訴渠道；建立和完善調查處置程序，及時處置糾紛並保護當事人隱私；其他合理的預防和製止措施。

同時，第五十二條也將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義務擴展至互聯網平臺用工的範疇。

性騷擾仍是困擾廣大女職工的重要問題，但在我國仍未建立起防治性騷擾的機製。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也規定了用人單位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法律義務，但缺少具體細則。此次修改草案，一方面為用人單位製定防止性騷擾製度建立了法律基礎，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履行義務的具體標準。

就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具體措施而言，草案第五十二條可以進一步完善，例如在企業防治性騷擾機構中設置女性成員比例；在保護當事人隱私以外，也保護當事人不受報復。

對於用人單位未履行法律義務防治性騷擾，草案也作出了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將可能面臨檢察機關訴訟和行政處罰。根據修訂草案第七十八條，單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草案第八十三條，由上級機關或者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給予相應處分。

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營造友好職場環境

女性職場參與是本次草案的新增內容：第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應該組織女職工參與製定有關職工權益的規章製度以及其他有關女職工權益事項的協商議事活動。第十六條明確，職工代表大會中，女職工代表的比例應當與女職工占職工總數的比例相適應。

這些修訂在國家立法層面強調了女性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性職工總體占多數而管理層女性代表不足的行業，增加女職工代表比例，有助於增強女性的職場話語權。

根據草案第三十條，在勞動（聘用）合同中，應當加入女職工特殊保護條款，集體合同中應當包含男女平等和女職工權益保護相關內容。如前文所述，修訂草案指明就業性別歧視和防治職場性騷擾條款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用工範疇。為了進一步保護新就業形態的女性勞動者權益，建議將修訂草案中女職工特殊保護及集體合同的有關條款也適用於平臺用工。

此外，草案還在女職工健康、反家暴等方面作出了改善，為女職工提供更多支援。草案第五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定期為女職工開展婦科疾病、乳腺疾病等健康檢查。第六十一條，鼓勵用人單位按照合理比例配建男女公共廁所和母嬰室等設施。第六十七條，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在職責範圍內預防和製止家庭暴力，依法為受害婦女提供援助。第七十七條，鼓勵和支持企業事業單位參與建設婦女權益保護服務熱線，提供婦女權益保護方面的咨詢、幫助。

在推進性別平等方面，也加強了公共監督。草案第三十五條規定，企業年度報告中應當包含女性招錄（聘）情況、職工性別比、管理層性別比等反映男女平等狀況的信息。第七十四條，對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製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控告或者檢舉。

工會在維護婦女權益上的職責

現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僅從原則上規定工會應當在工作範圍內做好維護婦女權益的工作。此次修訂草案，對工會的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特別是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方面，提出了更詳細的要求。

根據草案第二十九條，工會可以單獨或者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婦女聯合會等約談實行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對侵害女職工其他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的用人單位，工會可以通過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手段督促其限期糾正。這在國家立法層面，為工會消除就業歧視工作打下法律基礎。

早在2019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指出工會應在打擊歧視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不過，各級工會及工作人員仍需加強對各種形式的職場歧視的認知，製定切實可行的消除就業歧視工作計劃。在2021年兩起涉嫌殘障歧視及年齡歧視的案例中，工會要麽仍糾結於工會會員問題，要麽對歧視熟視無睹，仍處於缺位狀態。

此外，在上文所述加強民主管理、擴大女職工話語權、集體合同等方面，也需要工會的積極參與。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工作，有望成為工會加強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的契機。

《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2年頒布以來再次迎來重大調整，修訂草案尤其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特殊勞動保護等方面，具有進步意義。中國勞工通訊將繼續關註法律的實際修訂及後續施行狀況。

珠海佳能800多人工廠停產，勞資雙方協商補償方案

日前，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停產，800多名工人面臨失業。公司與工會及工人代表進行了補償方案的協商，並公布了遣散方案。

1月12日公司發布的公告顯示，「因近年來全球照相機市場急劇萎縮，及新冠肺炎病毒長期肆虐，公司經營面臨空前困難」，最終作出停止公司生產的艱難決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將努力提供高於法定標準的補償方案，並與工會及員工代表共同協商遣散方案。

據早前報道，有前珠海佳能供應商接受媒體訪問，稱員工方面提出了2.8倍補償方案，即勞動法規定的2.8倍進行補償。

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當地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界面新聞的報道顯示，珠海佳能於1月16日公布了《關於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優待方案的公告》。優待方案的補償包括五項：經濟補償金、按工齡分為三檔特別慰勞金、按工齡分為七檔的就業支援金、2022年特別津貼及春節慰問金。

其中，經濟補償金按照「N+1」標準計算，即工齡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月平均工資，加上一個月月平均工資的代通知金。對於《勞動合同法》的三倍封頂限製以及經濟補償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公司表示優待方案不設定改上限。

特別慰勞金以14年為限，按工齡長短提供1倍到1.3倍的工齡補償。加上其他項目，佳能提供的優待方案遠高於法定標準。尤其對於長期服務的工人以及高薪的管理層來說，可以拿到較為豐厚的補償。從社交媒體的討論可以看到，許多網友認為方案頗為慷慨，比一般企業的補償標準高。

不過，對於工齡長的員工來說，再就業也比年輕員工更為困難。珠海高新區管委會正在統籌安排面臨遣散的874名員工的再就業事宜，據悉，目前有40多家企業提供出4500多個崗位。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成立於1991年，已持續經營32年。高峰時期企業曾雇傭超過1萬人，隨著數碼相機市場的萎縮，工廠規模不斷縮小，到2020年底員工僅1300余人，目前只剩800多人。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佳能珠海曾是佳能的主要卡片數碼相機生產地，是佳能目前在中國內地唯一一間數碼相機生產基地。停產後，佳能會將生產線移回日本國內。佳能在中國的大連、中山、深圳及蘇州仍設有主要生產復合機、打印機等辦公設備的工廠，這些工廠仍將繼續運營。

企業官網發布的《佳能珠海2020年度環境報告書》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投資總額2.2億美元，2020年實際生產鏡片1229萬片、數碼照相機102.9萬臺、數碼攝像機9.4萬臺。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數碼相機市場受到極大沖擊，早年就有其他日企的生產線撤離中國。2017年，尼康關閉了位於無錫的子公司尼康光學儀器（中國）有限公司。2018年，奧林巴斯關停在深圳的相機生產廠。

製造業曾經是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中心，尤其當工廠突然關閉、合並或搬遷，工人往往采取集體行動，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保和經濟補償金。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工人的抗議數量急劇下降。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66起製造業工人的罷工、抗議。其中，三星重工業（寧波）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引發數千名工人維權，要求合理賠償。

此次佳能珠海停產，並未看到有關工人集體行動的報道，有關公司與工會的談判詳情亦未見報道。從公司官網了解到，佳能珠海工會成立近二十年，獲得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模範職工之家、廣東省及珠海市多個榮譽稱號，下設9個基層分會，日常開展豐富多彩的職工文化體育活動。

從公司1月12日發布停產公告，到16日公布遣散方案，僅僅歷時4天，就達成了協商方案。但公司為其優待方案設下了有效期限——1月12日至1月23日17點。未在有效期限內與公司簽署解除協議的員工，優待方案將不再適用，公司只支付「N+1」的經濟補償金。

設置期限意味著員工可能不得不接受當前方案。此外，《勞動合同法》亦規定了一些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例如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三期的女員工，以及勞動者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優待方案並未提及這些情況如何安排。員工方面對遣散方案的回應、不願意接受方案的員工如何安置以及後續的再就業計劃等，都需要企業工會在接下來數天裏繼續與公司進行協商。

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下，工廠的生產經營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挑戰。這需要更強有力的工會在企業出現重大變化或生產經營困難時，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

工人集體行動逾千，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焦點

去年一月，中國勞工通訊在回顧2020年的工人處境時，寫道︰「中國工人階級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 文末，我們提到「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 這個結論已經成真。 2021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1093起工人的罷工和抗議，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為焦點。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體行動中，建築行業的抗議仍然占最多，雖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討薪最多，有118起，涉及興建商場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設相關的討薪問題尤以恒大的債務危機特別受人關註。在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我們總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討薪。這些事件大多發生在湖南、湖北、廣西和雲南等相對內陸的省份，工人因為公司長期拖欠工資和五險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撥款而罷工抗議。

至於在2020年較多發生的基礎建設工地討薪，今年則只收錄到35起，室內裝修的討薪同樣較少，有21起。我們推測這與基建投資並未像2008年後一樣急速增長相關。事實上，2020年疫情間，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2021年1月至11月間，中國電力、熱力、燃氣等供應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只增長了0.2和1.1%。與此相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由1月至8月間同比增長10.9%。建築業的重心向住房和商業樓宇傾斜，使工人因層層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樣向這些工地集中。

去年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是交通運輸行業。其中，快遞行業激烈競爭造成的網點倒閉和欠薪尤為嚴重，共錄得189起事件。早於2020年，許多報道已經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到了2021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全面爆發。企業之間的價格戰一度將部分網點派費壓至低於1元，導致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這場價格戰的犧牲品，他們停工、討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們在快遞行業看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罔顧，出租車司機的情況則是持續在低迷的市場掙紮。由於中國內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復蘇的苗頭，出租車司機的生意沒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價和天然氣價格的上漲則造成經營成本的上升。疫情後起伏不定的市場環境，令管理公司的壓榨和網約車的競爭對司機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2021年，地圖共收錄了150起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機們集體上訪、罷工、圍堵網約車等事件層出不窮，參與人數往往超過數百人。與以往一樣，司機們的的訴求仍然是成為獨立個體戶，落實經營權和產權兩權合一，減少管理公司各種份子錢、註冊費的壓榨，以及確保市場的封閉性，然而現實對它們提出的挑戰似乎愈來愈大。

工人集體行動愈來愈集中在以中產階級新需求為基礎的各類行業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閉的飯店、餐廳、健身房等討要工資，另一方面，則是去年政府打擊教培機構後引發的連串倒閉和抗議。2021年，城市的服務業和教培機構的集體行動共錄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經是工人抗議最熾熱的製造業在2021年錄得集體行動數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從2015、16年外資和大型私人企業的搬遷和關廠抗爭逐步減少後，中國製造業工人的抗議大多發生在中小型工廠，這些工廠由於經濟環境變化和同業競爭而面臨訂單減少，以及因生產成本上升而出現營運困難。我們現時在這個行業看到的多是數十人規模的討薪抗議。

回顧過去五年，我們可以看到製造業的工人集體行動持續下降，由2017年占比約20%下降至2021年約5%。相反，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大致維持不變，保持在15-20%之間，同時交通運輸行業的抗議則持續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內部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此，我們一方面需要關註工人在新興行業的訴求，另一方面，也不應因抗議的減少，而忽視在製造、采礦業的內部變化。事實上，製造和采礦業內部的自動化和科技發展，正在大幅改變工人勞動的條件和感受，同時威脅工人的生計，亟待發掘。

在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變動的過程中，中國勞工通訊也從地圖的數據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調整。相比以往，集體行動中牽涉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事件有所增加，總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錄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動的事件則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顯較以往少。這些政府的回應方式與去年一系列對平臺經濟、互聯網、教育機構、房地產的規管似乎是一脈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門更積極地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同時，地圖收集到的工會主動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極少數。

被拋棄的工人：生鮮平臺裁員事件記錄

兩家中國生鮮電商平臺1月中旬被曝深陷裁員和減員增效的泥潭。據《雷達財經》報道，美菜網的成都研發中心去年9月整體被裁撤，北京總部的產品研發、采購銷售、財務等部門亦有50%及以上的裁員比例，涉及人員甚至包含二級部門及以上的中高層。到今年1月，一位自稱美菜網離職員工爆料，繼上次50%比例裁員後，美菜北京總部再裁減40%的人員，北京總部亦需要搬遷。

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一線從業人員則從去年10月開始出現批量離職，到去年12月算法等核心部門也開始裁員，現時內部人心惶惶。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在網上透露，該企業已開始大裁員，「采購50%，算法30%，運營30%，招聘10%-20%。其中裁員對象中，試用期員工成為重災區，試用期6個月，在最後一個月下手裁員，還想盡量不給賠償」。

生鮮電商平臺最先裁員的多是一線外包配送員、分揀員和其他業務員。《財經天下》的報道提到，去年10至11月間，叮咚買菜在華南地區一地級市前置倉的一線人員縮減了20％。外包公司只是口頭通知這些員工，讓工人打包離開，工人拿不到賠償，績效工資也沒有全發。礙於工人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通過社交平臺訴苦爆料，事情並未引起關註。

除了直接辭退員工，叮咚買菜也用盡各種方式逼迫工人，包括刻意讓配送員難以完成業績、扣減工人工資、強製休假等，務求讓受不了的工人自行離職，讓留下來的工人在嚴苛的條件繼續勞動。

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向媒體表示，去年9月起，企業要求配送員人均每日完成66件訂單，低於33單者需被扣減全天底薪，介乎33到66單者則算半天薪資。另有配送員表示，叮咚買菜去年10月的指標是每天跑100單，到今年1月的指標已增加至每天跑160單。公司同時要求工人「強製排休」，將休息天數由9天增至19天。又或者強製收到差評的工人休息。如此勞動要求，工人根本無法生存，但對叮咚買菜來說仍然有利，因為企業雖然壓縮人手，卻可以從提高勞動強度上確保從勞動力身上壓榨價值。

裁員的規模現時已經由一線員工擴展至技術及管理等部門。對於這些工人，公司也沒有手軟。一名在叮咚買菜總部工作的員工指，他在轉正前1個月被裁。上級領導起初表示無任何賠償，更要他主動離職。這名員工拒絕該方案並跟人力資源等人員多次談判後，才拿到半個多月的工資賠償。即便拿到裁員賠償的員工，方案亦只有N（按工作年資計算的經濟補償），沒有N+1（代通知金）。一些員工計劃進行集體仲裁。

「生鮮品天然的高損耗率、非標準化、毛利低，外加消費者價格敏感、客單價提升有瓶頸等因素，決定了生鮮電商是一門非常難賺錢的生意。」《連線insight》的報道提出的這些問題，意味著生鮮平臺通常需要經歷長時期的虧損，平臺的競爭亦註定異常激烈，因而令一線員工更容易成為競爭的犧牲品。

自疫情以來，生鮮平臺面臨的市場競爭確實愈趨激烈，例如去年底，阿裏巴巴旗下的盒馬鮮生向叮咚買菜宣戰，推出「斬釘價」，稱聲要「斬釘截鐵降價」。另一方面，則是社區團購平臺的發展加速，威脅著現有生鮮電商平臺的空間。這些新企業無論在供應鏈，還是用戶上都與生鮮電商爭奪資源。

針對生鮮平臺的裁員和倒閉，中國勞工通訊暫時只收錄到1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是陷入債務問題的社區團購平臺十蕓團員工在湖南省長沙市發起的抗議，要求公司發放拖欠的工資。雖然工人未廣泛發起公開的抗議和集體行動，但我們不應忽視生鮮平臺競爭下造成的種種工人失業和欠薪問題。隨著平臺進一步擴張，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白熱化，生鮮平臺很大概率會步上快遞行業的價格戰和網點倒閉之路，屆時工人的不滿也將同時爆發出來。

生鮮電商的裁員倒閉時間線

2021年4月30日，餓了麽旗下B2B食材配送平臺「有菜」宣布將於5月20日停止運營。

2021年8月23日，由於十薈團部分地區業務將與阿裏巴巴社區電商事業群整合，多地業務關停，不少員工被公司裁員。十薈團的裁員情況此後不斷延續。

2021年9月7日，橙心優選宣布將大面積收縮，業務規模由此前9大區31省縮減至3大區9省。

2021年10月20日，生鮮平臺呆蘿蔔App發布停運公告，呆蘿蔔App停止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各線下門店停止營業。

2021年1月12日，美菜網被爆總部搬遷及裁員40%，其中一位員工表示，美菜網一都直在裁員。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員工則透露企業開啟大裁員。兩家企業其後均回應指只是進行正常的組織調整與優化。

燃氣事故頻發，各行工人安全受威脅

中國近來燃氣事故頻發，其中不少發生在工地、餐館、交通及燃氣場站、工廠等工作場所，天然氣管道泄漏燃爆、液化石油氣瓶爆炸、煤氣中毒……影響各行各業工人。企業重利輕安全，地方執法寬松是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工會在保障工人安全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

《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顯示，中國燃氣事故數量從2017年的925起到2020年的615起，總體呈下降趨勢。不過，2021年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有過千起燃氣事故，其中包括近年傷亡最大的湖北十堰市的燃氣爆炸。

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社區集貿市場發生一起重大燃爆事故。地下管道泄漏的燃氣在事故建築物下方聚集，遇到餐飲商戶排油煙管道的火星，發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集貿市場一片狼藉。2021年下半年，遼寧省大連、沈陽等市以及其他省份也發生多起燃氣事故。今年1月又發生一起重大燃氣事故，重慶市一街道辦事處食堂發生坍塌，疑似因食堂燃氣泄漏燃爆。事件造成16死10傷。

燃氣管道泄漏：施工問題與管道老化

2017至2021年，平均每年發生200多起天然氣管道泄漏事故。泄漏的燃氣或在施工現場燃爆，或通過地下的密閉空間，進入附近場所、遇火源爆炸。比如湖北十堰市的事故，便是因燃氣管道泄漏，燃氣在集貿市場下方河道內的密閉空間聚集，遇火源爆炸。醫院、餐館、超市等地也曾因燃氣管道泄漏而發生爆燃事故。

根據微信公眾號燃氣爆炸的燃爆事故新聞統計，「施工破壞」連續五年是管道泄漏事故的最重要原因。《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2020、2021上半年）也顯示，第三方施工破壞是主要原因。「第三方」指的是非燃氣公司的建設公司，包括自來水管道、熱力管道、電力管道、地鐵建設項目以及其他市政工程的施工方，他們在施工時不慎破壞地下燃氣管道。

據界面新聞報道，趕工期、老舊小區施工隊伍參差導致事故幾率增加。一位燃氣公司人士指出，很多老舊小區施工過程中，隊伍沒辦法按照施工設計執行，有時為了趕工期再降低工程質量，導致地下管道被挖斷等情況偶有發生，「例如自來水公司在挖路的過程中把燃氣管道蹭破點皮兒，沒造成危險就會趕緊埋了，就不吭氣。」

另外，燃氣公司的施工問題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許多工程存在多層分包、甚至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者的情況。比如在2018年6月10日，中緬天然氣輸氣管道晴隆縣沙子鎮段發生泄漏燃爆事故，造成1死23傷，直接原因是管道焊接工藝不嚴。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項目由中石油天然氣管道局第三工程公司負責，卻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的王某，王某又將含事故段的部分工程分包給同樣無施工資質的李某。2021年10月21日，遼寧省沈陽市發生5死52傷的燃氣事故。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員未將管道之間連接的零件有效密封。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工程由大連建工機電安裝工程有限公司（大連建工）中標，但公司違法分包，允許賈某利用大連建工的資質證書和營業執照承攬工程。

管道老化、腐蝕也是重要原因。2021年湖北省十堰市的重大燃爆事件便是管道老化所致，同年遼寧省發生多起燃氣事故，界面新聞報道指出，遼寧省多數城市燃氣管網歷史悠久，大量管網超期服役。2022年1月，中國應急局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中國城鎮使用燃氣的人口近年大增，同時燃氣管道大多是20年前建設，全國有10萬公裏城鎮燃氣管道老化 (占所有城鎮燃氣管道12%)，「十四五」期間將進行更新改造。

餐飲業事故

餐館事故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管道泄漏，更常見的是餐館使用的液化石油氣瓶泄漏、遇火源爆炸。其中一個原因是用戶使用不當，比如忘記關閉液化石油氣瓶的瓶閥、使用的氣瓶不符合規定等。另外，市面有售違法改裝的過期液化石油氣瓶，也有無資質的燃氣燃具單位違規安裝。2019年10月13日，江蘇省無錫市的雙樂小吃店發生一起液化石油氣爆炸事故，造成9死10傷。原因包括使用不符合規定的液化石油氣鋼瓶、軟管脫落、燃氣燃具單位無資質違規安裝。

另外，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無色無味、不容易察覺其泄漏。燃氣安全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天然氣入戶前會加入臭味劑，不過廚房氣味復雜，未必能覺察。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36條規定，餐飲等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使用燃氣的，應當安裝可燃氣體報警裝置。不過一名應急管理部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酒店、餐館等經營性商家的可燃氣體報警裝置安裝率相對較高，但機關、企業等單位內部食堂還沒有強製要求。2022年1月7日，重慶市武隆區鳳山街道辦事處的食堂發生坍塌，疑似食堂燃氣泄漏燃爆導致。

運輸事故

2020年，燃氣運輸相關事故數目是53起，2021上半年則有50起。從收集到的新聞案例來看，事故原因包括超速駕駛、長時間作業。

超速駕駛導致槽罐車側翻、燃氣泄漏爆炸是常見原因。2020年6月13日，浙江省臺州市溫嶺市，一液化石油氣運輸槽罐車因超速駕駛導致翻側、燃氣泄漏爆炸，造成20死175傷。涉事企業負責人不具備安全資格證，也未按規定執行GPS動態監管製度。

企業忽視安全、要求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也是事故原因。2017年6月5日，山東省臨沂市一輛運輸石油液化氣罐車在卸車作業過程中發生液化氣泄漏、爆炸著火事故，造成10死9傷。當時卸車區已連續24小時作業，且有10余輛罐車同時進入卸車現場。涉事的金譽石化有限公司沒有對裝卸區進行風險評估，而且當時擴產後液化原料產品吞吐量增加三分之二，但企業仍全部采取罐車運輸裝卸，造成風險嚴重疊加。

此外，每年有數起到十數起的場站事故，多是在車輛充氣時發生，不過資料不多。

工廠事故

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顯示，近五年來，每年都有1至3起工廠煤氣泄漏事故。這些事故多發生在鋼鐵、冶煉等重工業工廠，多是因高爐作業或煤氣管道泄漏導致。2021年9月27日，遼寧澎輝鑄業有限公司因限電問題導致設備停機、煤氣泄漏，共有23人與煤氣接觸反應，需送往醫院救治。

其他工廠也因能源問題發生燃氣事故。2017年12月19日，山東省濰坊市的日科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爆燃事故，造成7死4傷。起因是該車間匆忙「煤改氣」，從燃煤熱風爐切換到未經正規設計、未經驗收的燃氣熱風爐後，燃氣泄漏進入幹燥系統、發生爆炸。2019年12月3日，北京市的京日東大食品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燃氣爆炸事故，造成4死10傷。起因是燃氣管道的法蘭墊片材質不佳，受液化石油氣長期腐蝕，導致泄漏。

企業逐利、地方執法寬松

企業逐利而忽視安全是許多燃氣事故的結構性原因，或是因節省成本將工程分包給無資質者，或是要求工人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2021年6月湖北十堰市發生重大燃爆事故後，財新網做了一個專題報道，指出涉事企業中國燃氣在收購十堰市項目後，沒有更新改造管道，沒有理會管道老化腐蝕、管道穿過地下密閉空間等安全隱患。

另外，中國燃氣雖積極參與政府的「煤改氣」項目，卻不重視安全。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記錄了這樣一起案例：2017年9月，一班農民工為中國燃氣位於天津薊州區六個村莊的煤改氣工程鋪設輸氣管道。工人們反映，中國燃氣涉嫌非法多層轉包，導致工人工資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中國燃氣公司從未發出過施工質量標準指引，煤改氣工程用戶將來在使用時，有潛在的安全隱患。

燃氣事故的另一個結構性原因，是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監管與執法「寬松軟」的問題。據財新網報道，多名燃氣行業人士稱，業內基層待遇低、人員流動大，現有崗位上的人缺少經驗或者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而地方燃氣主管部門人力緊缺，對行業了解也有限，但下遊基建復雜，監管難度並不小。因此，企業與政府監管在執行上都是流於形式。

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去年11月發表《全國城鎮燃氣安全專項整治工作方案》，提出嚴厲整治燃氣企業安全資質不符、工程分包、燃氣管道維護不到位、安全監管執法寬松軟等方面問題。2022年1月，應急管理部也宣布會同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研究製定《全國城鎮燃氣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工會也應組織各地、各業工人，向工人宣傳燃氣安全資訊，讓工人發現安全隱患並及時向工會通報，以便工會向相關企業及政府部門提出要求改善。若相關部門繼續不采取措施做出改善，工會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

年輕人寧送外賣不進工廠，企業家們正在抱怨他們自己創造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小康集團董事長張興海於兩會提出《關於鼓勵和政策支持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的建議》，指外賣、電商、網絡直播等行業吸引大量年輕人就業，令他們不願意去工廠，導致產業工人空心化現象愈加突出。

「建議年輕人多進工廠，少送外賣」的話題在微博登上熱搜第一，話題閱讀量超過5億。張興海要求政府、社會、企業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鼓勵和政策支持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卻忽略了製造業工人基本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高的現實，在製造業智能升級浪潮下，工人更進一步被排擠，而這些問題正是企業家自身造成的。

產業工人的流失和缺口

張興海提到，2020年中國製造業人才缺口達2200萬左右，近五年，平均每年有150萬勞動力離開製造業。工人湧入新興服務業，使快遞從業人數2019年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則突破700萬人。疫情其間，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加劇。張引述的數據稱，2020年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之前是產業工人。

多年來，不少工廠都抱怨用工短缺，不過以往工廠集中的多是技術工人的招聘問題，現在則是連一線工人都有缺口，難怪企業家的代表會這麽緊張。去年，《中國青年報》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的調查問卷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職校畢業生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各種原因當中，不滿工人生活枯燥單一占比最高（61.9%），對工作前景不看好則排第二（61.04%），還有是覺得工作環境差（52.87%），工資低（40.01%）等。

張興海的建議

指出現象後，張興海對其原因的理解卻大有問題：「製造業給人的印象是工作強度大、工作環境差、工作不體面等。如今工人主要以90後、00後年輕人為主，他們生長在中國經濟騰飛的時代，生活條件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自由，活得更自我，不願意待在工廠裏。」

註意，這裏說的是對製造業的「印象」。事實上，張根本不認為有這個問題。他說，「產業互聯網下，現在的製造業早已今非昔比，工作環境及收入已有明顯提高」。因此，政府應該要「不斷改善製造業就業環境，營造更佳的輿論環境，使全社會進一步關註、支持製造業，吸引、鼓勵更多人才和有誌青年投身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換言之，問題出在人們的印象不準確。

張董事長還認為給工人的物質鼓勵不能由企業出。他要求政府「給企業送政策、送資金、送產業工人，比如提供新員工就業補貼，對參與訂單式生產的臨時用工給予一定的收入補貼及保險補貼；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實施差異化人才政策支持等」。

言下之意：企業已經改善了情況，請政府引導好輿論，準備好工人，以及給錢讓我們安撫工人。

工人的真實處境

究竟「收入已有明顯提高」是否屬實？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去年發表的一份《平臺就業的生成機理、風險點及對策分析主報告》，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報告指，「在疫情沖擊、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製造業企業步履維艱。盡管雇傭人數沒有明顯下降，工資卻較2019年普遍急降1/4，至2021年上半年，這一狀況仍無好轉。工資的持續低迷和隱蔽性失業，加劇了工廠員工的流失」。這份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67.7%受訪工人表示離職的原因是工資不高、37.7%人嫌活累，其後是淡季活少、時間不自由等問題。

不少製造業工人的基本工資都被廠方訂得很低，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工資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飲食等開銷已所剩無幾。工人要賺到額外收入，幾乎都是依靠大量的加班勞動。最近，一篇關於國內電子廠普工的文章提到，「基本工資其實也就2200-2400（元）樣子，一個月五六千看起來還行，其實一個月休一兩天，天天上班12小時，還是兩班倒大夜班，周六周日上班12小時還扣一小時」。

當工廠處於旺季，工人要整個月接近全天候勞動，透支健康來換取額外的收入；但當工廠沒有訂單，又或處於淡季，工人則要面臨生存困境，甚至直接被裁。對這樣的工作條件（特別是疫情後極不穩定的訂單）的不滿，也是工人離開製造業的重要原因。

不少工廠為了解決招工難而使用的勞務外包，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以往，製造業企業曾廣泛利用人力資源公司招聘勞務派遣工。2014年頒布《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後，企業又玩起勞務外包的新花樣。透過直接將工廠的某個生產環節，如包裝、質量檢驗等承包給人力資源公司，工廠繞過法律監管，降低用工成本，同時甩脫為工人繳納社保、提供勞動保障和福利的企業責任。

現在，連一些人力資源公司都感受到缺工的嚴重性。其中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在企業座談會上表示，「大家以前都習慣了大進大出，需要人的時候就拼命招，不需要人的時候就無情地把工人淘汰掉，根本不關心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對這樣的企業，員工當然是沒有忠誠度可言的。" 姑勿論發言是否真心，這位董事長明言缺工是企業自找︰「我們除了要想辦法拓展招聘渠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想辦法如何去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幫助員工學習成長，包括後勤保障、人文關懷"。

製造業今非昔比的是什麽？

張興海所謂的製造業「今非昔比」，並非工人的待遇有實質性的提高，而是說愈來愈多工廠變得更機械化和智能化。一位小康股份管理層人士接受采訪時便證實，小康股份幾年前在重慶兩江新區投建的工廠有1000余臺智能機器人，塗膠、裝配等人工操作的工序環節已被智能機器人取代。

在製造業智能升級浪潮下，資本不斷提升生產力的過程正在排擠和分化工人。一方面，企業需要更高技能要求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謂收入和工作環境有所改善大概是針對這些人）；另一方面，低技術工人對企業的重要性更低，企業願意給這些工人支付的工資也相對愈來愈低。小康股份的財報顯示，生產工人的占比近年來有所下滑。 2020年公司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職工數量合計為13238人，生產人員8654人，占比約65%；公司剛上市的2016年，其在職職工總數為9435人，生產人員為6448人，占比約68%。

可以說，張興海這位企業家是在抱怨他所代表的資本自身創造出來的問題。資本累積一方面排擠勞動力、分解工人的技術，另一方面又不滿工人轉到其他行業。為了緩解這個矛盾，它還要拿稅收來作為留住工人的補貼。

工人的憤怒湧現，工會將行動起來嗎？

張興海真正的問題是將招工難怪在工人頭上，完全撇清企業的責任。這種言論已激起了大量青年工人的不滿。然而，理應代表工人的工會對這些工人的感受毫不敏感，沒有爭取改變工人的不利處境。

事實上，當企業購買一批又一批的機器替換工人，工會應該要求它們為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訓，阻止他們逐步解雇工人。當工廠壓低工人的工資，訂立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會應該提出反對，並與一線工人商討，與企業展開談判。到了工人加入新的平臺經濟，工會也應該將其組織起來，搜集工人面臨的新問題。然而，工會在這些事情上都近乎缺席，沒有起到團結工人爭取權利的作用。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數年跟工會職員的對談，官方工會仍然依靠企業組建工會，而非親自組織工人。這套做法在提升工人的權利上已被經驗證明收效甚微。不但一些私營企業拒絕建會，排斥工會介入。企業就算願意建會，工會的涵蓋範圍也很難落實到不同地區或分公司，令工人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人將矛頭指向企業家的同時，代表工人的官方工會也不是無辜的。工會應該主動行動起來，回應工人的不滿。

工廠停工、外賣員露宿：新一輪疫情中的工人

中國新一輪疫情在過去一周迅速惡化，波及全國27個省市區，其中最嚴重的是吉林、廣東、上海。新一波疫情浪潮下，勞動者權益和勞動保護狀況令人擔憂，零工經濟的脆弱問題也再度凸顯。

深圳於3月13日發布通告，決定一周內施行社區封閉管理，非必要企業停工或實行在家辦公。廣東東莞亦於3月14日宣布，社區、工廠企業、產業園區全面實行封閉式管理。受政策影響，廣東不少工廠停工，許多原本在工廠外居住的工人被集中安置在工廠內，深圳更出現大量外賣騎手露宿街頭。在上海，有護士被強逼在防護不足的情況下工作，並引發肢體沖突。

廣東工廠停工 外送騎手「三和大神」露宿街頭

有著1700萬人口的深圳從本月14號到18號共封城5天，官方稱經過兩輪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鹽田區、坪山區、光明區、大鵬新區，以及深汕特別合作區實現動態清零。上述地區的企業、生產商等已於18日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經營，公交、地鐵恢復運行。值得關註的是深圳作為電子廠林立的經濟重鎮，封城措施對於工廠運作和工人的影響甚大，這或許也是深圳官方比預期更早在部分區解封的原因。

根據媒體報道，有數十家電子大廠應聲停工，其中包括蘋果的最大代工廠富士康在深圳龍華、觀瀾等園區，還包括觸控模塊廠GIS-KY以及藍思科技等。另外有媒體訪問到深圳東莞的普通工人，他們說雖然當地大部分工廠停工，但很多小工廠會偷偷開工，不讓員工打卡，防止被政府查到，但是一方面因為原材料進不來，產品出不去，很多工廠面臨違約壓力。網上流傳一張東莞大朗紡織業企業的訴求建議書，表示去年12月以來兩次封城，導致貨物無法進出，訂單大量取消，房租、工資壓力巨大，提出讓政府安排特定時間安全送貨進出，並希望政府出面跟房東交涉減免租金。

另一方面不打卡就上班，工人也面臨著工資可能無法發放、難以合法追討的風險。住在廠外的工人被要求到廠內集中居住，居住條件有網有水電，吃飯喝水自理。有工人們表示因為過完年第一個月工資還可以，所以現在還可以維持，但如果長時間封城就只能找家裏拿。網上有視頻顯示，東莞一工廠在廠房外的草地搭帳篷讓員工休息，也有工廠就地取材，用膠板、紙皮搭地床，工人席地而睡。

更令人擔憂的是官方不斷推崇的「零工經濟」之脆弱，這些零工經濟的參與者都是「手停口停」的日結工人和外賣員。自從封城開始，面對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很多住在深圳城中村裏的外賣員都面對著艱難的抉擇：村子被封了不敢回家，怕進去了出不來，不知道要等多少天才能再開工；於是他們只好無奈露宿街頭，條件好一點的能睡在帳篷裏，更多的則是一床被子幾件厚衣服在天橋下過夜。一篇《昨夜，深圳騎手，無家可歸》的文章在微信上刊出後隨即被迅速刪除。而深圳零工聚集區內的「三和大神」們，由於無工可開，網吧停業，只能睡在龍華汽車站。

上海醫院無保障下強逼護士工作 防疫「誌願者」被層層壓價

在上海，疫情防控則造成了生產安全問題。出現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前線員工竟然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被院方強行要求工作，並引發肢體沖突。

3月13日晚間流出的抖音影片顯示，由於該院幾天前就出現陽性確診患者，但院方未及時處置，導致醫護與家屬接連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讓醫護和其他患者、家屬離開，但又讓沒有防護裝備的護士去照顧陽性患者。該院基本沒有防護衣或負壓艙設備，醫生要求護士只戴口罩就「祼上」，導致醫生和護士發生嚴重肢體沖突。

網上也有爆料顯示上海疫情期間「誌願者」工作的廉價，比如上海閔行區打地鋪不包吃，中介扒皮之下僅僅220元一天。最便宜的還有所謂打包價，低到48小時740元。價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些誌願者往往是在疫情來襲時臨時招募，並沒有經過勞動安全培訓，而在招工的描述中又往往宣傳「輕松工作」。實際上，此前西安疫情的一號病例，就是因為沒有經過培訓的工作人員防護服破裂，又沒有及時更換造成的感染。一旦造成生產安全問題，除了對工人本身的安全造成傷害，也容易引起病毒的再次傳播。

政治學者福山曾說，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這些日子被很多中國人所引用。在中國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下，有多少普通勞工的權益被遺忘和侵犯，如何能最大限度減少這些問題，這是各級工會和政府需要思考和行動的。

工人階級談勞動條件

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快遞罷工大作戰，行業血拼一線勞動者買單

自疫情短暫停擺之後，快遞行業很快就趕超往年業務量。但疫情後的快遞行業，卻波折不斷。這兩天微博、豆瓣上再有關於「快遞罷工」的帖子爆料，掀起大規模討論。實際上，從3月份持續至今，網絡上一直有快遞營業點關閉、工資拖欠的事情爆出。

據中國勞工通訊統計，2020年快遞行業罷工事件23起。這些記錄僅僅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2020年快遞行業大大小小的罷工事件數量遠遠超過於此。

「百度貼吧」搜索結果顯示，關於快遞罷工的帖子有11609篇，僅近一個月的相關主題貼就有上百篇；近幾個月各大快遞公司（包括圓通、申通、中通、韻達、順豐等）的百度貼吧上都有多篇帖子抱怨快遞滯留長時間沒有派送。新浪微博顯示，自2020年1月以來，有超過1000條關於「快遞罷工「相關信息，近日討論井噴，涉及公司涵蓋全部四通一達，大部分都是消費者發布的因罷工而導致的快件滯留的抱怨信息。

有網友在社交平臺上曬出自己的物流信息，物流顯示「發往未知」；也有物流信息從廣東發貨繞過北京回到江浙地區，並遲遲停滯的情況。網友紛紛稱快遞長期滯留投訴無門。「xx快遞罷工了嗎？」、 「聽說好像罷工了」、「不要發xx快遞了，已經罷工了」這樣的表述隨處可見，而涉及的地區幾乎遍布各大省市。據媒體報道，出現罷工情況的既有偏遠的鄉鎮快遞點，也有諸如上海、南京等一線城市的快遞網點。

快遞「價格戰」的結構性擠壓
為什麽快遞行業接二連三出現大面積罷工事件？是因為行業不夠景氣嗎？

從數據看來，並非如此。國家郵政局統計，2020年9月快遞業務量預計完成76億件，同比增長35.7%，快遞業務收入約764億元。快遞罷工並非因為發展不景氣，反倒是因為快遞市場擴張導致的內部價格競爭。

電商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快遞行業加緊了新一輪的市場大洗牌，成了競爭的另一主戰場。起源於去年的義烏快遞價格戰，今年因2月份疫情以來，全國公路免收、疊加油價下跌，快遞公司成本進一步下降，爭取市場份額的占有野心再次驅動了更為激烈的價格戰。但低價競爭的代價並不意味著行業內部資方和勞動者的多方「共同承擔」，資方可以享受急劇增長的利潤，而成本則巧妙地轉嫁到位於行業體系最為末端的快遞網點和快遞員身上。

這個不平等的價格分配體系一開始就體現在快遞費用的分配結構上。多方媒體信源確認，假如消費者付出10元快遞費，其中3元歸網點收件方，城市內分撥費0.6元，分撥中心0.3元，除此之外快遞公司總部收取1元的面單費、2元的中轉費、1.5元的派件費，最後到快遞員手上的派送費僅1.6元。快遞總部和」跨越最後一公裏「的基層網點之間的利益分割本就值得「重新商榷」。在價格戰中降低的是貨源的收件費，而其他費用往往是固定，最終不斷擠壓的必然是原本就不太多的快遞員派送費。

快遞行業增長背後的「血汗」
從2020年每個月快遞行業的營收數據看來，快遞單票收入持續下降。盡管單個快遞變得越來越「廉價」，持續暴漲的業務量卻讓快遞公司收入不降反而增長，但不斷縮水的「派送費「對一線快遞員的打擊卻是致命性的。派送費占據快遞員收入非常重要一部分，他們需要爭分奪秒地將每一個快遞送達每一位消費者手上。可以說，每一個快遞掙到的1塊錢都是辛苦錢。

原本可能辛苦一天可以掙個兩百塊，但是「廉價「的派費，讓這一切變得更加艱難。快遞員明顯的工作體驗是：現在每天派件量明明更多了，但掙的錢卻少了。工作越累，工資卻越少。

根據《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75.07%的快遞員月薪低於5000元，僅有0.73%的快遞員月薪超過1萬元。報告還顯示，46.85%的快遞工人每天工作8-10小時，其中33.9%的人每天工作10-12小時，近20%的員工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一位安州中通快遞員說：「送一個快遞只有四五毛錢，一天辛辛苦苦送200個快遞，從早到晚掙差不多100塊錢。」 據21世紀商業評論報道，安徽某中通縣城快遞員在網上吐槽，每單快遞派送只能賺0.25元。現在，辛辛苦苦工作也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資。

基層快遞網點也受到沖擊。為了搶占市場，不僅僅要讓快遞費更便宜，還要增加「收件「能力。於是，很多快遞公司給基層網點指定收件指標，一旦完成不了指標，都將面臨」連環惡性罰款「，越是收件少，網點收入降低，罰款就更重，就更虧損。與此同時，網點派件負擔過重，除了每單的激勵更少，積壓遲派的幾率更大。派送晚點的罰款造成快遞員更挫敗的情緒，影響效率，晚派的快件越來越多，惡性循環，形成積壓，最後沖垮一個快遞點；然後同一個地方的快遞網點，其中一家快遞點垮掉，快件可能分給周圍快遞公司的網點，造成新一輪積壓循環，造成整片的快遞癱瘓情況。在雙重夾擊之下，很多快遞網點紛紛「倒閉」停工。媒體披露，多個鄉鎮縣的快遞網點發表聲明：停止快遞代理，停止派件。

而很有可能，快遞網點承受的壓力最終還是全盤分攤到一線的快遞員身上。派件費的降低直接影響每一位快遞員的收入，各類網點罰款亦總是會以各種途徑分攤到快遞員身上；更有甚者，網點倒閉，工人被拖欠的工資也隨之「不翼而飛」。四川瀘州、濟南萊蕪區、江蘇南京多地都已出現工資被拖欠導致工人罷工的情況。據江蘇公共新聞報道，南京江寧二部百世快遞拖欠工人三個月工資，快遞工人罷工，卻反而被要求賠償快遞點100萬的罰款。

國家郵政局《2020年9月中國快遞發展指數報告》指出，中國快遞行業增長表現突出；2020年前三個季度快遞收入6039億元，同比增長14.5%，占GDP8.3%。荒謬的是，一邊是政府和資本只關心行業的迅猛發展態勢，另一邊卻是被忽視的一線快遞員收入嚴重縮水，工作待遇越來越惡劣。「比以前更累，掙得卻更少了」，這樣的工作體驗徹底地顛覆了「多勞多得」的最為樸素的認知。資本的低價競賽遊戲，似乎是不斷地將位於體系最末端的勞動者推至」最為/更為廉價「的邊緣，它不斷地試探，勞動力還能更便宜一點嗎？什麽是可以被壓榨的最大限度？

2020年快遞行業的持續罷工事件，是勞動者在向這個不斷被拉低的限度說「不」，是對不合理的分配製度說「不」。勞動者的行動反對，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低價血拼背後野蠻的勞力剝削：越來越廉價的快遞（未來也許不會再廉價），並不是行業對消費者的集體讓利，而是一線勞動者在為此付出代價。

快遞行業的發展根本離不開一線勞動者，荒謬的事實是，資本不斷試圖將勞動者推擠至更加惡劣的境地。可以預想，在「雙十一」來臨之際，低價競賽的遊戲將愈演愈烈。快遞行業的集體罷工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信號，一線勞動者並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從平臺零工到共享用工：資本主義「薅羊毛」手段層出不窮

01 共享用工，勞動者權益誰來保障？
疫情期間催生「共享用工」新形態。復工遲緩的餐飲、酒店、影院等行業勞動力閑置，電商平臺訂單爆炸，缺配送員、分揀員。

遭遇復工困境的行業將工人「租借」給其他勞力需求旺盛的行業，這種「借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用工需求不平衡的狀態，但共享用工也存在侵犯勞動者權益的問題，隱藏危機。

2020年4月9日，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發布《「共享員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風險與防範白皮書》，說明「共享用工」模式中勞動者在勞動關系認定、工傷認定、勞動報酬支付、勞動關系解除四個方面存在風險：1. 勞動關系界定不清楚；2 若被共享的員工在輸入企業工作期間遭受傷害，工傷認定可能會遇到障礙；3. 勞動報酬、加班費計算、調休政策計算標準有爭議；4.勞動合同解除權有爭議，經濟補償金的標準按照哪一家公司的標準？

社保繳納的額度問題也值得關註。《工人日報》指出，「共享用工下社保繳納主體只能為輸出企業。在輸出企業支付基本生活費，輸入企業支付勞務費的模式下，輸出企業因支付工資較低，通常以最低標準作為社保繳費基數，而輸入企業雖支付的勞務費較高，卻不繳納社保，員工因此面臨因社保繳費基數低而影響將來養老保險待遇的風險」。

9月30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發布《關於做好共享用工指導和服務的通知》，提出共享用工的合作協議需要就勞動者的權益問題做明確的規定，應維護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新聞來源：

《用工可以「共享」，勞動者權益誰來保障？》
《「共享員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風險與防範白皮書》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於做好共享用工指導和服務的通知》
#運輸行業 #卡車司機 #超時工作

02 卡車司機調研：近一半日均工作時長超過12小時
10月9日，運輸行業網站「運輸人網」公布2020年上半年運輸行業現狀相關數據，由運輸人網與羅蘭貝格、卡車司機之家、北京交通運輸職業學院聯合調查，概括性呈現了運輸行業從業者的基本勞動狀況，具體包括工作時長、工作強度和收入水平。

據調研，60%的運輸行業勞動者每月凈收入8000元以上。盡管相對於其他基層服務行業，工資水平不算太低；但背後是不相匹配的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長。數據顯示，僅有11.37%日均工作時長低於8小時；47.85%工作時長超過12小時，其中15.05%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

長距離運輸是行業常態。近四分之三運輸距離在500公裏/單以上，其中還有24.25%超過2000公裏/單。多數卡友亦背負巨大經濟壓力，有37%的人每月需要還貸超過萬元，18.77%每月需償還5000-10000元貸款。

新聞來源：

《運輸人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 運輸段位和幸福指數是否成正比？》
#用工需求 #基層服務業

03 人社部公布第三季度「最缺工」排行：基層服務工人霸占前十
10月23日，人社部新聞發布第三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該榜單由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調研，定點監測人力資源市場供應較為緊缺的需求崗位信息，每季度定時發布。

第三季度中，該職業緊缺排行榜單中，前9名均為基層服務行業，營銷員位列首位，公共場所保潔員、餐廳服務員、保安員、商品營業員、家政服務員、客戶服務管理員、房地產經紀人、快遞員均居前十。

據統計，與上季度相比，招聘和求職人數均下降，但用工缺口數從二季度的74.6萬人上升到82.4萬人，上升10.5%。總體求人倍率（招聘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的比值）從二季度的2.01上升到2.67，上升32.8%。人社部指出，「缺口人數擴大，供求關系仍然偏緊」，特別是排行前100名的缺口行業，緊缺情況更為嚴重。

新聞來源：

《人社部：家政服務員、房地產經紀人等排求職最缺工前十》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20年第三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
#家政工 #工作控製

04 上海首個家政行業守則：奉賢家協要求家政工離崗前主動開包
10月12日，上海市奉賢區家政服務業協會發布《奉賢保姆守則》，對家政工工作提出規範性要求和細則要求。《保姆守則》不僅要求家政工嚴格服從安排，不能拒絕公司派單；且對家政工個人的衣著、穿戴和行為有嚴格規定。例如，第10條規定，「註意個人衛生，衣著整潔，工作期間不帶首飾，女士不過度化妝，勤剪指甲」；第12條規定，「不吃異味食品，如大蒜等」。

《保姆守則》要求家政工離職前主動開包讓雇主家檢查，這一規則引發熱議。據《瀟湘晨報》報道，奉賢家協已經將《保姆守則》下發至所屬家政公司。多家下屬家政公司回應，該規則具有強製性。奉賢家協會長金明接受媒體采訪，並沒有直接回應該規則可能給家政工群體帶來的影響。

此前，奉賢家協出臺滬上家政行業首個「保姆禁業規定」亦引發爭議，規定9種情況禁止從事家政工，其中包括有偷盜、心理疾病、有犯罪記錄等情況。據悉，為了將「保姆禁業規定」有效落地，奉賢家協要求各家政公司貫徹落實商務部門啟用的「家政服務信用信息平臺」，以及市家協之前出臺的《上海市家政服務人員分類健康體檢標準》，保姆上崗前須到指定醫院按規定進行體檢。

新聞來源：

《奉賢家協出臺滬上家政行業首個「保姆禁業規定」有偷盜、性侵等9種情形禁做保姆》
《奉賢家協首推保姆守則！保姆上崗整潔衣冠、不帶首飾、不過度化妝、不泄露雇主隱私》
#全員營銷 #工作控製

05 《人民政協報》刊文：強製營銷嚴重違反勞動法
10月19日，《人民政協報》第7版刊發文章批評企業「強製全員營銷」是「薅員工羊毛「行為，指出其嚴重違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侵犯勞動者權益。

據媒體報道，強製銷售已是多個行業的潛規則。此前，電器零售、房地產、保險、銀行等行業公司陸續爆出強製全員銷售的事件。2020年3月，蘇寧易購被爆要求全產業員工參與線上銷售並完成額度，否則將面臨罰款，此事引發熱議。2019年9月，時代地產員工在微信公眾號中揭露公司強製全員賣房，額度精細，完成不了即被開除。甚至一些公司將之寫入員工考評細則與招聘文案中。

《工人日報》記者采訪了解到，迫於惡性罰款和被辭退的壓力，多數勞動者無奈接受。《人民政協報》鼓勵勞動者積極維權，勞動者「可以通過個人反映，或借助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等渠道，向用人單位表明訴求，還可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

新聞來源：

《「薅員工羊毛」薅不出企業的強大》
《強製營銷 員工的「羊毛」企業豈能想薅就薅》
《房企被曝強製全員賣房 人民政協報刊文：違反勞動法 員工要敢維權》
#外賣行業 #平臺零工 #工作安全

06 外賣小哥送餐被打，美團平臺是否需工傷賠付？
2020年10月15日晚，一位姓馮的外賣員在成都溫江區某小區內送餐時，因不確定具體的門戶地址撥打了客戶電話，遭到客戶王某毆打，導致輕度顱腦損傷以及右膝外側半月板撕裂，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警方已介入進行傷情鑒定和偵查。

外賣小哥回憶，雖然訂單上顧客備註「不要打電話，敲門」，但當他送餐到樓層時發現無法確定具體是哪一家，才撥打了王某的電話，卻被顧客責罵和毆打，滾下樓梯後王某繼續對他施暴。之後他自行報警，到醫院診治。目前王某已經被行政拘留，但馮外賣員治療所花費的3萬多元醫藥費都是自己墊付的，後續還需要一筆大康復費用。他的受傷情況不屬於交通意外險賠付的範圍，打人者目前也沒有賠償和墊付任何費用。

該新聞報道並沒有提及美團平臺是否進行工傷賠付，康復期間騎手是否有誤工補貼。

新聞來源：

《外賣小哥送餐被打成顱腦損傷半月板撕裂 打人顧客也做過外賣員，警方：已行拘 》

危機開始的2020年：全國凍結最低工資，疫情後擁抱用工靈活化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給新時代的2020年帶來巨大的挑戰。國際勞工組織在9月23日的第六版全球疫情的工作影響報告中指出，預計第三季度全球工作時間下降12.1%，等同於3.45億全職工作者失業；第四季度最壞的情況甚至將導致5.15億全職工作者失業。嚴峻的疫情面前，背後的經濟復蘇和工人就業問題將更為艱巨。

中國作為全球生產供應鏈的下遊，即使疫情控製穩定，但經濟下滑對於勞動者境況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第一季度全國範圍的GDP第一次負增長，各地政府針對多數企業不斷推出紓困政策，如稅費減緩、房租減免、經營成本補貼、政務簡化等；而對於勞動者，政府雖打出旗號支持就業/加緊復工，卻凍結了最低工資調整，提倡「共享用工」新勞動體製，以及開啟試驗「特殊工時製」為企業創造靈活空間——這些調整正在悄然改變著未來長遠的勞動關系體製。

1、全國無一省市主動調整最低工資
在全球經濟表現悲觀的當下，國內的生產實際上正在逐步恢復。全國GDP在第二季度恢復正增長，第三季度增長率業已達到3.49%；前三季度的總和已轉負為正，比去年同期增長0.7%。同樣增長的還有生活成本：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疫情期間一度達到5.4%——CPI指的是生活成本的相對指數，一旦超過3%就已經是明顯的通貨膨脹——過去三個季度比去年同期上漲3.3%，即意味著生活成本比12個月前平均上升了3.3%。

不可否認，疫情的危機不僅導致了民眾實際收入的縮水，同樣也拉高了日常生活成本。在這現實的物質焦慮下，2020年還有一個大變化在悄然發生——全國各省市幾乎暫停了預期的最低工資調整。

2004年起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要求各省市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有條件的省市則采取每一到兩年調整。依此設定，2020年本應是最低工資調整的「大年」——全國31個省市中有21個省市按規定需在2019/2020年前調整工資，其中有多達9個省市最近一次調整最低工資已是2017年。值得註意的是，即便已有廣西、福建、青海等9個省市今年調整了工資，但均是去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沒有中央公開文件說明，可預見在經濟未全速復蘇的情形下，全國性的最低工資凍結已成定局。

最低工資標準關系到每一個基層一線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狀況，是生活「兜底」的基線。其確定和調整，主要參考勞動者最低生活費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疫情當下凍結工資固可理解，但如何應對隨之而來不斷增長的物價水平和就業壓力呢？國內經濟全盤恢復未有期限，在促進「內循環」的同時，卻不提高購買力（工資），最低工資的無限期「暫緩」調整對於基層勞動者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生存危機。

2015年底人社部發布不公開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發〔2015〕114號）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資調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業用工成本，變相修改《最低工資規定》。2017年3月廣東省政府以此開先例，將全省最低工資調整時限「兩年至少一調改為三年至少一調」，調整比例亦從此前每兩年20%左右的漲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疫情下的經濟困境必然在未來一到兩年持續，那麽《最低工資規定》會否被修訂？物價上漲背景下最低工資該什麽時候調整？如何應對通貨膨脹影響下實際工資貶值？這一舉一動都可能將置基層勞動者於更加脆弱的狀態。

2、勞務派遣2.0：疫情下的「共享用工」新勞動體製，絕非止於疫情
2020年9月30日，人社部發布《關於做好共享用工指導和服務的通知》文件，對疫情期間多跨行業多企業間采取的「共享用工」模式進行了法律上的認可和實踐上的背書。所謂「共享用工」，是指企業間的員工調配：員工富余企業可以一定的方式，將自身員工「共享」給缺工企業，以解決部分企業用人需求上的矛盾，而不改變原有的勞動關系。這一形式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大量推捧。以餐飲和電商行業為例，復工遲緩的餐飲行業勞動力閑置，而電商訂單火爆，配送員、分揀員等稀缺，兩者人力資源互補，一定程度緩解了疫情期間的用工難題。

誰會是「共享用工」新體製的首批試驗者？是製造業、服務業等低技能的一線勞動者，從事物品打包、分揀、上架、流水線操作、餐飲派送等工作。這些行業對一線工人需求量大，崗位工作性質比較簡單，經短暫培訓能夠快速上崗，是企業眼中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共享」的工種。

人社部的《通知》幾乎為該模式奠定了常態性推行的基調，並視其為穩就業的重要嘗試，但其中卻留有大量的模糊空間。《通知》指出，共享用工並不改變勞動者原有的勞動關系，企業在工作調配共享時需「與勞動者協商一致」，而勞動者對於新公司待遇標準的談判權並沒有在文件中體現。所謂「協商」實質形同虛設，既往的勞動實踐告訴我們，勞動者在調崗等工作內容調整上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協商不一致的結局只有一個「走」，難說有選擇。

其次，共享用工的崗位調配沒有針對工作性質/地點、工資待遇、共享期限等作出限製。任何工作性質或地點或待遇的變動，都是勞動合同上的重大事項變更，需要征求勞動者同意，但人社部的指導文件對此並沒有嚴格規定。企業如同在菜市場檔口「代賣」員工，員工如肉菜「共享」給隔壁檔口，表面上的「共享」實質可能是賤賣，畢竟對於二次賣出的價格，作為商品的員工沒有任何話語權。

同樣被忽略的問題還有，新崗位上的工資待遇是否需要符合「同工同酬」、不能低於舊公司標準？新崗位的工時製度與舊公司不同時應如何處理？共享期限和共享員工的比例如何限製、是否可以無限製？

上述問題不禁令人聯想，「共享用工」不過是另一種更為靈活化的「勞務派遣」。盡管人社部《通知》一再撇清其與勞務派遣的聯系，卻絲毫不掩飾「共享用工」追求比派遣更為靈活的用工體製。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合法化勞務派遣後，該製度被資方於各行業濫用、侵犯勞權屢見不鮮，後政府不得不再修法推出《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強調對於非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崗位禁止使用勞務派遣，且派遣比例不得超過總體員工10%；此外，亦強調派遣崗位與常規崗位「同工同酬」，派遣新崗位工資待遇不得低於舊崗位標準，且對派遣期限也做了限製。

當然，勞務派遣的這些新增限製也遭到了企業方的強烈反對，而政府以企業利益為重，用弱執法或不執法放縱用工「靈活性」，任由企業繼續隱性濫用勞務派遣製度，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可想而知，《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的執行並不順利。

如今，疫情提供了一個絕佳契機。原勞務派遣的約束條款在模糊的「共享用工」新規上一一被放開，在臺面上「合法」打破傳統標準勞動關系限製，用工企業方與共享員工間的工作「協商」不受約束，亦不需要承擔雇主責任。而作為出借方的公司未來可能將進化為更純粹、專業化的人力資源公司，或引入第三方人力公司，有可能成為實質不受約束的勞務派遣2.0。

3、「特殊工時製」加速侵蝕工人權益保障
繼共享用工新策之後，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計劃（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特殊工時製在勞動相關法律中早已有相應的規章製度對此進行規範，本次被深圳市重提討論，並列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首批重點授權事項清單，可見中央試圖未來在國內全面拓廣原有特殊工時製度的適用行業和工種範圍，那這意味著什麽呢？

早在2014年，時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就曾公開批評《勞動合同法》（2008年）中對企業保護不足、限製雇主隨意解雇員工，特別一點是標準工時製降低了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對職工保護過多。在資方眼中，追求企業「靈活性」的最大企圖是，可以靈活安排員工崗位和工作時間，用盡可能少的員工完成最多的（無加班費）工作，基於淡/旺季可隨意裁/增人手，以達到最大程度的成本控製。這才是他們喜歡的。

即便1994年勞動部頒發的《關於企業實行不定時工作製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的審批辦法》針對特殊工時製進行了限製，僅限應用於交通運輸業和部分受季節、資源、環境和自然等條件限製的行業，但由於整個製度的製定、審批、執行和監管權限均下放到地方，導致實行時異常混亂無序，即便不符合條件的企業仍然有灰色地帶可以利用，施行特殊工時製的行業版圖不斷擴大。

零售業就是一個例子。過去數年沃爾瑪一直力推綜合工時製改革，新製度下，淡季的工作時間減少，而旺季的工作時間卻無償增加，員工只有比原來做得更多才有可能拿到與之前同樣的加班費用。直接的結果便是，行業限製被隱形打破、采用綜合工時後工人加班費和收入大量縮水（加班不再視為加班），休息休假權嚴重受侵犯，連續工作24小時或數天亦是合法。這自然是資方所追求的「靈活性」，只不過此前需要各地方監管部門的「操作配合」。

勞動法中並非一刀切拒絕用工靈活性，針對特殊工時製已有現行製度可遵照，可顯然企業並不滿足於私下操作。深圳試驗和推廣放開特殊工時製的舉動，並非真誠想促進和諧勞動關系，更像是解放企業的靈活性，給予其更多的政策便利——以前只能偷偷幹的事情，成了光明正大推廣的正向實踐。

諸多行業，如零售業、餐飲業、安保業，以及如環衛、綠化等基層公共服務業，工作、生產模式和運營都相對固定，並不受季節和自然條件所影響，原本就無需實行特殊工時製。廣東省總工會甚至曾在2016年特別指出零售業實行綜合工時製不符合法律規定。此次深圳「特殊工時製」重提，有可能將徹底改變這一局面，令特殊工時製成為雇傭市場通行製度，基層勞動者將面臨過勞傷害和收入銳減的雙重危機。

4、總結
疫情當下，如何盤活經濟和保證勞動者就業毋庸置疑是重要的，凍結最低工資、采取更為靈活的用工方式可以是應對危機的短期手段，可怕的是這些調整將持續深化，絕非止於疫情。新華社轉載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的副院長歐陽日輝的采訪提到，「共享用工不是疫情期間特殊時期的』特事特辦』…未來共享用工將成為一些行業和領域就業的新模式」。人社部關於共享用工和深圳市關於特殊工時製相關文件也佐證了這一點，「靈活化」勞動體製是未來用工趨勢，是政府發展經濟的「長久之計」。

這是相當可怕的。疫情危機就是一瓶「萬金油」，要求勞動者暫時忍受壓迫的靈活化體製，可是等疫情過去，勞動者將發現再也無法回到過去正常的標準用工體製。生存的壓力迫使勞動者不得不同時打兩三份零散工、在沒有社保保障和加班費的處境中繼續奔波下去。凍結最低工資及靈活性用工體製的方案，最終仍然是以犧牲勞動者保障為代價的資本主義市場手段。

在絕大部分城市最低工資水平不到平均工資的1/5的今天，絕大部份基層勞動者仍然缺乏實質的勞動法保障——低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保覆蓋率、缺乏加班保障等——繼續走放縱的「靈活化」的方式，只會令本已困難的一線低技能服務業/製造業勞動者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他們是靈活用工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2020年新時代的危機，並不是起於新冠疫情，而是開啟了用工靈活化對基層勞動者權益的製度性破壞。

勞動新策好壞參半，靈活用工或成未來主流，如何保障？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0-11月份核心新聞，涵蓋勞務派遣、特殊工時、共享用工、工傷保險新覆蓋人群以及技能人才評價等勞動新政策，亦關註帶貨主播、外賣騎手和快遞員的工作權益和安全保障。近段時間新政不斷，但是好消息卻不多，基層服務業勞動者未來靈活用工趨勢將持續加劇，令人堪憂。

勞動新策
# 勞務派遣

01 廣東出臺勞務派遣管理新規，打擊「假外包、真派遣」
10月28日，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勞務派遣管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於2020年12月1日起執行，有效期5年。

當前勞務派遣領域仍然存在虛構勞動關系參加社會保險、利用勞務派遣資質為招投標加分、借用勞務派遣機構偷稅漏稅、以「假外包、真派遣」逃避法律責任、同工不同酬、不依法參加社會保險、規避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問題，嚴重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擾亂正常的勞動用工秩序和人力資源市場環境，乃至影響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意見》要求各地政府對於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要督促其嚴格遵守勞務派遣限定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三性」工作崗位和用工比例，依法確定並公示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的輔助性崗位，落實同工同酬分配辦法，保障被派遣勞動者享有相關福利待遇等權利。

新聞來源：

廣東省總工會：廣東出臺勞務派遣管理新規 打擊「假外包、真派遣」
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於轉發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關於進一步規範勞務派遣管理的指導意見的通知


#特殊工時 #共享用工

02 深圳推共享用工和特殊工時製，最高院力挺、民間有爭議
為了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10月29日深圳人大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條例特別倡導和鼓勵共享用工和特殊工時製在市場上的推廣，第七十條指出，「人力資源保障部門應當…引導有需求的市場主體通過用工余缺調劑開展共享用工，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第七十一條允許「用人單位實行不定時或者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度，可以實行告知承諾製」。

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亦就此發文支持深圳完善特殊工時改革以及薪酬裁判規則，允許深圳政府「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加快完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下勞動關系構成要件、加班認定依據、薪酬計算標準等司法政策和審判規則」。

坊間對此有所批評，共享用工恐因其規範不足，導致共享員工談判權弱，針對工作性質/地點、工資待遇、共享期限等缺乏法律規範，而成為事實上不受約束的更差的「勞務派遣2.0」；而特殊工時製度，製度實行由「協商製」改為「告知承諾製」，恐令特殊工時製成為雇傭市場通行製度，基層勞動者將面臨過勞傷害和收入銳減的雙重危機。

新聞來源：

《深圳經濟特區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全文來了！
重磅：最高院發文支持深圳完善特殊工時改革以及薪酬裁判規則
危機開始的2020年：全國凍結最低工資，疫情後擁抱用工靈活化


#工傷保險 #退休人員 #實習生

03 廣東退休人員、實習生和家政工等將納入工傷保險範圍
10月21日，廣東省人社廳、省財政廳、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聯合發布《關於單位從業的非勞動關系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指出，為了更好地化解各類單位工傷風險和維護勞動者工傷權益，將在全省範圍試行單位從業的非勞動關系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條例將從2021年1月1日起執行，試行期兩年。

《意見稿》明確，非勞動關系特定人員主要包括在從業單位工作的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人員（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人員）、已享受一級至四級工傷傷殘津貼或病殘津貼人員、實習學生（包括簽訂三方實習協議或自行聯系實習單位的實習學生和從業單位使用的勤工助學學生）、單位見習人員和在家政服務機構從業的家政服務人員等非勞動關系的勞動者。

參加工傷保險的上述「非勞動關系」人員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其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和由工傷保險基金負責支付的工傷保險待遇等按照《工傷保險條例》《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及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執行。

早在2018年8月，浙江省人社廳等3部門出臺《關於試行職業技工等學校學生在實習期間和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人員在繼續就業期間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屬全國首例。《意見》首次將實習生和未享受養老待遇的超齡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範圍，適用《工傷保險條例》賠償。

新聞來源：

廣東省新規！退休人員實習生將納入工傷保險範圍！（附征求意見稿）
浙江省將實習生、超齡人員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範圍
#技能人才評價

04 人社部發布技能人才評價工作通知，快遞員、育兒嫂等可評職稱
11月7日，人社部印發《關於支持企業大力開展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的通知》，支持企業自主開展技能人才評價、發放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同時建立健全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與專業技術職稱評審的貫通機製。這意味著，快遞員、育兒嫂等1.7億技能勞動者，也能像醫生、工程師等「白領」一樣參加職稱評定了。

《通知》規定，符合條件、經備案的企業可面向本企業職工（含勞務派遣、勞務外包等各類用工人員）組織開展職業技能水平評價工作，實施職業技能等級認定，並將人才評價與培養、使用、待遇有機結合。

人社部發言人指出，開展企業技能人才評價，一是有利於技能人才培養，加強企業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發展技工教育，促進高質量就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二是有利於建立技能人才成長體系，加強人才激勵，提高人才待遇和地位。三是有利於推動技能人才評價改革，促進評價與使用結合，推動企校合作、產教融合。

新聞來源：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同誌就《關於支持企業大力開展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的通知》答記者問
事關1.7億人，人社部發通知：快遞員、育兒嫂等能評職稱了
行業現狀報告
#直播銷售員 #帶貨主播

05 「直播銷售員」行業現狀調查：晝伏夜出、勞動保障不完善
今年7月，人社部等部門聯合發布9個新職業，其中就包括了「直播銷售員」（俗稱帶貨主播），有數據顯示，上半年「直播經濟」業態主要崗位人才需求量達到2019年同期的3.6倍，湧入該行業的求職者規模也達2.4倍。

目前帶貨主播用工關系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簽約管理機構或公司的簽約式主播，其合同主要包括勞動合同、演藝合同等形式；第二類是合作式主播，按項目與機構或廠商合作，雙方不直接訂立勞動合同；第三類為不受公司或機構監管的自營式主播，多為個體戶或網店店主。

主播的工作時間晝伏夜出居多，深夜是他們的「主戰場」。對於很多主播而言，下班時間不斷延後：最初20點就可以下班，現在20點上播，21點、22點、23點甚至半夜才能下播。

收入方式多勞多得，來源多種多樣。數據顯示，今年春節後一個月，直播崗位需求量激增，平均招聘薪酬為9845元/月，較去年同期小幅上漲1.63%。一般來說主播的收入有6種來源，分別是禮物分成、廣告收入、遊戲聯運收入、帶貨推廣產品收入、自營商品收入和工資收入。

報道認為，帶貨主播的工作依然不能脫離民法上的自然人以勞動力換取生產報酬的本質，既然是人在勞動，就有屬於他們的勞權可言，即使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在平臺或機構面前依然屬弱勢群體。報道建議主播們提升自身法律意識，比如在簽約前請專業人士看看合同，對自身也是保護。中期則是推進行業性區域性的集體協商，製定行業化標準，將規範化的行業性的格式合同，作為維權的依據之一。從長期來說，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就是需要國家政策出臺。

新聞來源：

光鮮數據背後，他們過得怎樣？—「直播銷售員」行業現狀調查
#外賣騎手

06 外賣騎手職業報告：七成騎手擔心交通風險和渴望提供社保或商保
近日，新京報智庫調研和深度訪談北京市、天津市、青島市、深圳市等城市的外賣騎手，了解外賣騎手的職業環境和發展道路，共回收1046份有效調查問卷和一對一采訪11名外賣騎手。

外賣騎手以90後年輕男性為主。從性別來看，87%為男性外賣騎手，13%是女性外賣騎手；從年齡來看，20-30歲的年輕群體居多，占比高達45.26%；從學歷來看，有41.11%外賣騎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學歷僅占5.4%。

專送外賣騎手是主體，多數收入在4000-8000元。從外賣騎手類型來看，專送外賣騎手占比60.61%，眾包外賣騎手占比為39.39%；從騎手收入來看，收入水平在4000元以上的占比達到80.11%，8000元以上的占比達到30.97%。據調查，超過一半的外賣騎手每天在配送崗位上停留時間超過8小時以上，每天配送距離超過100公裏以上的外賣騎手數量最多。

通過調查發現，交通安全問題（70.08%）、惡劣的天氣（58.99%）和工作強度大（49.43%）是騎手們認為工作的主要風險。針對工作風險，有69.41%的騎手擔心交通安全問題，占比最高。在調查中發現，68.36%外賣騎手希望能提供社保或商業保險。

07 「雙11」京東員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傷！法院：認定工傷！
2018年11月11日淩晨，京東武漢公司員工何京淘在家全力支援京東「雙11」活動期間，在家中猝死。猝死前，何京淘雖已於公司地勤系統打卡下班，但一直坐在家中客廳沙發上通過手機微信保持與同事群、客戶群的聯系與溝通。對此，京東公司向人社局遞交工傷認定申請。

當地人社局認為：何京淘在家中猝死，既不在工作時間也不在工作崗位上，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何京淘的死亡系發生在加班過程中，該情形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應當認定為工傷的規定，決定不予認定為視同工傷。

猝死員工家屬對此行政決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於（2019）鄂0112行初43號中指出，工傷認定中的「工作崗位」強調的不是工作處所和位置，而是崗位職責、工作任務；何京淘雖已打卡下班，但其為了單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參加電商人的「雙十一」商品推介活動，在此期間猝死理應屬於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法院最終認定何京淘在家參加「雙十一」商品推介活動猝死應屬工傷。

新聞來源：

「雙11」淩晨京東員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傷！法院：認定工傷！
#靈活用工 #行業現狀

08 《2020雙十一靈活用工觀察報告》發布：電商節成靈活用工招聘旺季
11月12日，招聘平臺BOSS直聘發布的《2020雙十一靈活用工觀察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雙十一之前5個月，配/理/揀/發貨員、包裝工、美工等靈活用工崗位招聘需求均較去年同期增高達435%，崗位需求量躍居榜首，超越往年的「用人大戶」快遞崗。

報告強調，電商節已經成了靈活用工招聘求職市場的固定小高峰，接近7%的求職者連續三年在雙十一前後尋找相關工作機會。數據顯示，2020年雙十一前夕靈活用工崗位平均招聘日薪為183元。其中，平均招聘日薪最高的前三個崗位為貨運司機、帶貨主播及直播運營，分別為370元、318元及281元。42.4%帶貨主播崗求職者傾向於兼職多份，本科及以上學歷「零工人」占15%。

新聞來源：

報告稱雙十一「零工」招聘需求旺盛 打包發貨員最搶手
#快遞業 #集體合同

09 北京為快遞從業人員製定集體合同，加強工傷保險和低溫保障等
10月20日，北京市第二輪快遞行業勞動安全衛生專項集體合同正式簽訂，合同涵蓋工傷保險、低溫補貼、職業技能提升等方面。北京自2019年首次開始為快遞從業人員訂立集體合同，在快遞行業累計建立暖心驛站150余家；提供6000人次的免費體檢。

本次新集體合同調整修改2處，要求企業工會積極推動「職工之家」「暖心驛站」建設、明確了高溫補貼發放依據和低溫標準；新增6處，主要是關於健康體檢、「安康杯」競賽、工傷保險、安全保障、職業技能提升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內容，全方位多層次加強從業人員權益保障，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企業與企業工會應為從業人員搭建職業技能提升的平臺。」「企業應當為從業人員按時繳納工傷保險費，履行《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應推動快遞企業參加工傷保險工作」「冬季戶外溫度低於5℃以下時，企業工會應督促企業為快遞員發放相應的低溫補貼或保暖衣物」……（合同全文並未公布）

新聞來源：

技能有提升、工傷有保險、低溫有補貼……北京快遞行業2020年專項集體合同簽訂有新內容
北京快遞小哥集體合同增加工傷保險、免費體檢

非勞動關系用工：單一工傷保險解綁擴面，帶來幾分勞動保障？

導言：近日，新業態勞動者境況，尤其以外賣騎手為主體的工人群體，得到公眾罕有的熱議。高熱度的關註一方面源於這類新經濟模式下對勞動者的算法壓迫，顛覆了我們傳統上對新技術向善的推崇認知；另一方面是，這些領域的勞動者近年來已不知不覺中疾速占據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或我們自身也成為其中一部分），不再是少數，而是絕對多數。這留給我們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她們是什麽樣的「勞動者」？他她們又有怎樣的「勞動保障」？

新經濟形態下，愈多的非勞動關系用工群體進入市場，重塑了新的用工方式：愈多的年輕從業者被納入到平臺經濟體系當中，如外賣、網約車等；老齡勞動者在低技能服務行業將更為普遍化，如保安保潔、環衛等。似乎可預見的是，用工零散化、非正規化漸成主流，隨之而來的是傳統勞動關系體系的瓦解、收入不穩定性增加和工作保障的危如累卵。

自2019年以來，人社部開始談及針對新型用工從業者新增「製度保障」，這一政策信號對應的正是現時社會泉湧不斷的「非勞動關系」勞動者。所謂「非勞動關系用工」，指的是並不被《勞動法》等勞動相關法律所保障的從業群體，包括上述的1)新業態勞動者[註1]和2)超齡退休人員/實習生/家政工等打工群體。因為不被官方認為是「勞動者」，雖然本質上全/兼職從事一份或多份工作，卻無法享有法定的「五險一金」保障和相應的工資基準權益。

非勞動關系群體工作中面臨更多的安全風險和工作穩定性危機，對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挑戰。長期以來，社會保障體系與勞動關系相互捆綁，即意味著必須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前提下才有資格享有製度保障；這致使國家在限縮「勞動者」定義的同時，也有意排斥了針對新形態工人的勞動保障。在過去的兩三年間，有少數地方政府陸續開始試行工傷保險單項繳費（但不建立勞動關系），這些政策是否能夠充分回應「非勞動關系」群體的保障危機呢？

01 工傷保險解綁的兩面性：高負擔低賠償、為企業減負
國家現時尚未有統一口徑計算非勞動關系用工人數，但從業者過億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職業保障顯然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早在2018年，有江蘇、浙江的市區級政府開始試行工傷保險與勞動者身份解綁的政策，非勞動關系的部分從業者可以進行工傷保險單險種參保。2019年2月，人社部在回應新業態從業者保障問題上，首次表示將適時啟動《工傷保險條例》的再次修訂工作，把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者納入工傷保障當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中亦第一次提出將開展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當下政府並不願意拓寬對勞動者身份的認定，故單一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解綁擴面成了權宜之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近一兩年多省市陸續開始這方面的探索。然而縱觀現有的解綁實踐，非勞動關系的「工傷」保障待遇明顯低於標準勞動關系的賠償標準，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企業減負為核心的政策導向。

對於新業態從業者而言，現今開放參與「工傷保險」的地區極少，賠償標準偏低。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統計，截至今年底，全國僅有6個非一線城市開放了新業態勞動者參與工傷保險，且只集中在浙江、江蘇和山東省。即便如此，6地的規定也不盡相同。浙江衢州、湖州規定快遞物流、網絡送餐、網絡約車的新業態企業可為從業者單獨繳納工傷保險；而江蘇常州將符合條件的企業限製在物業、家政、快遞業、環衛等行業的用人單位。而山東濰坊和江蘇太倉兩地僅支持勞動者以「靈活就業人員」的方式自行參保，這意味著新業態勞動者必須先行自費參加「靈活就業人員」的醫療和/或養老保險，才可自費參加工傷保險，這對於收入低且不穩定的新業態勞動者顯然極為不合理。

在工傷賠償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參照《工傷保險條例》賠償，但是標準卻明顯低於有「勞動關系」的工人。山東濰坊的規定明確指出，工傷賠償中的需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無需賠付給工人；江蘇省各地的賠償標準不一，但均低於常規工傷賠償，且沒有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為最大的賠償金之一）。工傷賠償項目「缺斤少兩」、金額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勞動關系」保障政策中常見的情形。新近，廣東省出臺關於超齡勞動者、實習生等非勞動關系人員的工傷保險政策，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針對超齡退休人員/實習生/家政工等群體的工傷保障，在浙江省人社廳2018年首次納入工傷保險範圍後，在人社部推動下，廣東省將於2021年1月開始試行《關於單位從業的非勞動關系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下稱《辦法》）。然而，該《辦法》提出的保障方案存在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辦法強調由企業自願參保，用工方的工傷責任未明確。現行工傷條例規定，勞動者的工傷賠償由工傷基金和用人單位共同組成。但該《辦法》僅對工傷基金的賠付金額作出規定（比照《廣東工傷保險條例》），而本應由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包括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待遇和護理、就醫時所產生的交通、食宿費用等）沒有作出規定，或需依賴再協商。這意味著，非勞動關系工傷者將無法依法獲得完整工傷賠償，實質獲賠金額折損至少50%。

其次，針對超齡勞動者工傷，辦法並未回應再就業補助索償困難的問題。既往的判例顯示，針對未領取養老待遇的超齡勞動者，部分法院會支持其工傷認定，但是不支持其要求法定「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的請求，認為勞動者已達退休年齡無再就業需求。該部分賠償往往占整個工傷賠償的50%以上。這一困境本質上忽略了這一現狀：當下大多數一代二代農民工無法享有或享受不足的養老待遇，達到退休年齡之後仍不得不繼續就業，單方面剝奪了超齡工傷勞動者的傷殘就業補助，加劇該工傷群體的養老困境。

最後，針對實習生的工傷參保方式，存在繳費主體不清、責任含糊的問題。職校或醫護專業學生在校期間要求長時間的無薪或少薪實習，若遇工傷，責任在誰？辦法允許學校或從業單位之一為其辦理單項工傷保險，但並未強製確認主體。這或為未來留下嚴重隱患，就像勞務派遣工遭遇勞資糾紛一樣，學校和企業兩責任主體間必然互相推卸責任，對實習生的維權徒增困難。

此次廣東試行的新辦法，並未解決既往工傷維權中企業主動性弱和責任主體不清的問題，但進一步減低了資方單方面的賠償義務。缺乏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等的合法性支持，非勞動關系勞動者能夠獲得的工傷賠償將遠低於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註2]，且在追討賠償上司法障礙多、程序復雜——人身損害賠償的主張僅需經法院一審二審確認，而工傷賠償認定則需經勞動部門認定、傷殘鑒定、仲裁及法院一審二審等多步流程。從這一點出發，廣東的新辦法不啻為以企業減負為核心的政策實踐，而非從勞動者切身利益考慮。

02 普適性保險持續缺位：一個沒有養老保障的「勞動人生」？
「五險一金」中的失業險和工傷保險是就業關聯型保險，養老、醫療、生育保險可被稱為普適性保險。後三者的普適性在於，其為普通民眾當下及未來構建基本生存安全網，無論就業與否。普適性保險與傳統勞動關系同樣是捆綁強製的，但遺憾的是，即便在《社會保險法》頒布超過10年的今天，大多數企業仍然刻意規避或違法不為員工繳納保險。法律落地成疑和執法不嚴是關鍵原因。多數勞動者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整繳滿15年養老保險並領取退休待遇，而不得不繼續就業，成為一個缺乏保障的超齡「勞動者」。

但，新業態可能給我們額外帶來一個全新進階的、完全無養老保障的「勞動人生」。不同於傳統勞動者，新業態從業者缺乏被承認的「勞動關系」，工資偏低且不穩定，難有能力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自費繳納職工養老險，留給他她們退休生活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但現實是，國家僅為農民支付55元/月的基礎養老金，加上自繳個人賬戶部分，每月養老金計發僅百多余元[註3]。當下城鎮化發展帶動物價漲升，農村養老金並不足以解決勞動者的養老困境，最終驅使勞動者必須「老還幹、幹到死」，老齡勞動者必然越來越多。

醫療保險的問題也類似。新業態資方不會為勞動者繳納職工醫保，勞動者的醫療保障全然來自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以及可能的商業保險，這部分保費多數由勞動者自行承擔。以北京外賣員的醫療保障現狀為例，北京義聯發現即使外賣員自費參加了「新農合」和眾包商業保險，在工作中受傷後，依然有部分費用不能獲得理賠。這其中原因是眾包保險只補新農合賠償範圍中未報銷的差額部分，並不賠償個人支付的部分。工傷後，勞動者既無法尋求全額的工傷賠償，亦難以獲得等同於職工醫保的報銷待遇（新農合報銷比例較低）。依賴「新農合」兜底遠遠不夠。

零散用工越來越普遍，非勞動關系用工將會成為未來主流勞動狀態，也就是說，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要面臨無醫療和無養老保障的未來。如今，很多勞動者並未能享受零工經濟所許諾的「自由」，卻實質上承受著長時間的工作負擔、越來越隱蔽的勞動控製，以及一個毫無保障的「勞動人生」。

03 「保障危機」的根源：被否定的「勞動者」身份
這一切保障危機的根源之一，在於他她們被否定的「勞動者」身份。無論政策還是司法實踐層面，政府都與平臺資本相當曖昧。2017年，北京、上海、江蘇等地法院在新經濟形態下勞動關系的認定問題上透露出來的普遍共識是，應尊重市場，為經濟的發展留有空間和活力，不宜作為勞動關系處理。廣東省高院也表示，快遞等行業工作人員與用工單位之間的關系一般應按雙方的約定來認定。2020年，前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謝樹興直接表明，「不能增加平臺的負擔，要讓它能夠健康發展」，甚至提出新業態發展應倒逼傳統勞動法中的勞動基準的修正和調整，比如最低工時、工資、休息休假等。

對新業態勞動關系的否認，可以說沿襲了國家既往對勞動者保障的低成本投入的風格。實質上，大多數關乎勞動者就業安全和權益保障的成本幾乎由企業承擔，政府並未主動分擔，市場上勞動關系轉向非勞動關系一直以來就是個不受遏製的趨勢。國家一直以來都是矜持的旁觀者。

因應新業態勞動者職業保障危機，國家選擇單項解綁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掛鉤，一方面意圖緩解當下勞動者職業安全的危機，以及因職場傷害賠償而對新興企業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轉的財政性危機；另一方面則是規避因建立勞動關系而增加的其他企業用工成本。勞動關系的否認既是對企業的顯性減負，也是國家責任的隱性退出。

未來，必然隱藏著新的危機。其一，靈活就業的特性決定了勞動者收入低且不穩定、流動性高，還需自己承擔工傷養老醫療等風險，一定程度可預見漸增的生活負擔、進一步的社會不平等和加劇的勞資沖突。其二，允許新業態行業工傷保險的單項解綁，或許短期內可以回應新業態從業者的職業傷害保障問題，但從長遠看，是否又會加速勞動關系轉向非勞動關系的趨勢呢？在資本趨利導向下，企業未來或不再願意簽訂勞動合同，而僅承擔必要的工傷險；標準勞動關系或趨於瓦解，將企業從「繁重」的養老和醫療保險中「解放」出來。這是誰的「福音」呢？一個沒有保障的「勞動人生」將是屬於每個人的。

社會保障（工傷、醫療、養老、失業險等）既是勞動者最基本的再生產保障，也承擔著維持社會公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效用。但現行製度明顯是起反向作用的：打工者的勞動形態越來越零散化，也更難享受到完整的保障。這一系列不以勞動者權益為中心，而是以企業減負、社會福利縮減為核心的政策，正在不斷拉大貧富差距，破壞社會公平。

巨頭殺入「社區團購」，美團的「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 ，滴滴推出新規令司機不滿

導語：「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持續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聞，帶你了解熱門的社區團購對攤販的影響、家政工行業的第一個集體合同、餐飲業底薪狀況、滴滴的壟斷與無良，以及公車司機、外賣騎手、教師欠薪的消息。

#社區團購# #攤販生計#

01、巨頭殺入「社區團購」，低價競爭沖擊小攤販
疫情以來，人們出門的熱情降低，宅經濟盛行，盒馬鮮生、叮咚買菜等生鮮電商火爆一時，帶起了社區團購。根據凱度數據統計，有1/4的用戶在疫情中首次使用了社區團購平臺。

如今，社區團購已經集結了美團、阿裏、拼多多、京東、滴滴等互聯網巨頭，資本正向風口瘋狂湧入。根據公開融資信息統計，今年社區團購平臺整體融資規模已經突破百億。艾媒咨詢報告顯示，預計到2022年中國社區團購市場規模將超過1220億元。而安信證券估算出的樂觀預期下的市場空間甚至達到了14965億元。

「社區團購，哎呀，腦袋疼，看到他們腦袋痛，菜市場、超市、小生鮮店幾乎都被他們打垮了」。互聯網殺入社區團購的確讓買菜更方便了，卻擠壓了賣菜攤販和小實體商家的生存空間。以老齡人、低技能群體為主的攤販群體，在巨頭大規模的燒錢補貼下，菜一年比一年不好賣。實體商家如便利店、果店、煙酒店等既是主要的「團長」群體來源，未來低價的生活用品也將可能影響他們的生意收入。資本過度湧入破壞了以往的商業生態，最後或將弄得菜市場關門、社區小攤販失業。

針對社區團購價格補貼，律師韓驍指出，互聯網巨頭高額價格補貼搶占市場系不正當價格行為，建議市場監管部門約束惡性市場競爭行為。12月22日，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商務部召開規範社區團購秩序行政指導會，阿裏、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滴滴6家互聯網平臺企業參加。會議要求互聯網平臺企業嚴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過低價傾銷、價格串通、哄擡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用自主定價權」。

新聞來源：

正在被社區團購「殺死」的不知情者
互聯網混戰社區團購
商業巨頭爭相「賣菜」！可憐的小攤販註定被「社區團購」牽連
#互聯網巨頭該不該進入社區團購#？專家：高額補貼系不正當價格行為
國家出手了！#社區團購新規明確不得低價傾銷
#靈活就業# #藍領求職現狀#

02、58同城發布《2020年求職者調研報告》和《2020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研究報告》
近日，58同城發布《2020年求職者調研報告》和《2020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研究報告》，通過對求職者的求職渠道、求職習慣、求職期望、求職流向等多個大數據維度，勾勒2020年求職者整體情況，也描繪了當下靈活用工市場招聘求職總體趨勢。

《2020年求職者調研報告》顯示求職者平均更換一份工作的頻率為15.2個月。其中，服務員和電話銷售職位換工作最頻繁，分別每9.2個月和每9個月會更換一次，而店長/賣場經理換工作頻率最慢，每20.1個月才會更換一次工作，其次是銷售經理/主管，平均18.9個月更換一次工作。可見，基層職位人員的流動性更大，管理類職位的穩定性較高。報告還指出，物流/倉儲類崗位男性居多，普工類求職者以男性為主，占比78.3%，服務員求職者中女性占比54.3%，人事/行政/後勤類求職者中，女性占比高達65.8%。

《2020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研究報告》顯示，全國靈活用工招聘、求職需求均呈現上漲趨勢，招聘需求平均同比增速18.42%，靈活用工招聘需求在整體招聘需求中的占比均在20%以上。其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靈活用工需求旺盛，分別占需求總量的27.81%、21.38%和16.25%。從靈活用工整體的行業需求來看，靈活用工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餐飲配送、家政服務、共享交通、物流倉儲、數字營銷、直播/短視頻6大領域。北京、成都、深圳位居靈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躍城市TOP 3。

今年前三季度中，職位需求方面：快遞員、分揀員和送餐員靈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躍，分別占需求總量的21.64%、16.6%和12.4%。求職方面：貨運司機、商務司機和快遞員靈活用工求職需求旺盛，分占42.08%、20%和10%。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成為吸納靈活就業的主體，雇主為1-49人規模企業占比67.73%，民營企業占比85.18%。人群特征上，求職者男女比接近3：1，90後與00後靈活就業者占比超過50%，高中及高中以下求職者占比58.49%，以5-10年工作經驗求職者較多，靈活就業吸納了大量中低學歷勞動者。

新聞來源：

58同城：2020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研究報告
58同城發布2020年求職者調研報告：78.9%求職者註重薪資待遇，平均跳槽周期15.2個月
#家政工# #集體合同#

03、向「員工製家政」轉化：太原簽訂第一份家政行業集體合同
11月28日，經過第三輪協商後，太原市家政服務行業集體合同及工資、女職工特殊權益兩份專項集體合同草案正式確認。代表太原6萬多家政職工與500多家家政企業的20位協商代表參與了此次協商談判，就家政行業（母嬰護理員、保潔員、養老護理員、政服務員）四個工種93項條款，簽訂了太原市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家政行業工資專項、女職工特殊權益保障專項集體合同。

太原市家政從業人員達到6到10萬，涉及老人照護、病人護理、母嬰護理、居家保潔、搬家開鎖等幾十個關乎民生的服務工種。除月子會所、養老院和樓宇保潔實行員工製外，其他家政服務公司大多推行中介製，即家政公司給家政服務人員介紹工作後收取中介費，雙方沒有建立勞動關系，家政公司也不為家政服務人員繳納社保。中介製家政使家政服務人員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實現和保護，企業拖欠工資、工資待遇低、勞動安全衛生、休息休假及女職工特殊權益得不到保障等問題非常常見，同時帶來家政服務質量難保障、糾紛難調解等一系列問題。

集體協商中，「發展員工製家政」這一企業方和職工方最為關註的條款，也最終達成一致：養老類的非員工製企業以5%的比例，母嬰類及保潔類的非員工製企業以8%的比例向員工製企業轉型過渡。

集體合同給太原市家政服務人員帶來七大類的「協商紅利」。第一次明確了母嬰護理員、養老護理員和保潔員的初級、中級、高級工的等級標準；第一次明確了3個工種不同等級的工資標準，比如母嬰護理員的工資分別是2300元、3500元、4000元，養老護理員的工資分別為2000元、2900元和3800元，並敲定每年以不低於5%—10%的比例增長；家政工每周可休息一天；女職工每月可獲得30元衛生費；可接受免費的在崗培訓、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導等。

新聞來源：

太原市家政行業集體協商會隆重召開—太原「保姆」有了自己的標準
集體協商是護佑家政工合法權益的務實之舉
太原家政服務行業集體協商「鎖定」員工製
太原市家政服務行業集體合同誕生記
#餐飲業# #行業現狀#

04、餐飲業年底用工荒，行業現狀薪資低、流失率高
每到10月份以後，餐飲行業的用工荒體現的更加明顯，對於服務員的巨大需求開始井噴。年底都是餐飲業新店開業的旺季，特別是聖誕節春節，很多的新門店會選擇在10月份以後開業，以應對雙節的餐飲旺季需求。打開百度搜索「餐飲招人難」這五個關鍵字，2020年信息多達5110萬條，而2019年只有872萬條，也就說一年時間裏新增了近6倍。

餐飲行業的服務員薪酬低，流動性強。據58同城招聘研究院關於服務員薪酬的數據，其中娛樂廳服務員支付月薪排名第一，達到6808元，而配菜/打荷支付月薪僅為3884元，可見基礎性、體力型崗位的服務員收入收入基數相對不高，且大多數員工並沒有所謂「五險一金」的保障。

近日，NCBD（餐寶典）發布了《2020—2021中國火鍋行業發展報告》，預計2020年中國火鍋市場總收入將達到8880億元。火鍋行業與正餐、小吃快餐以及團餐等品類相比，火鍋的毛利率與凈利率較高，但火鍋行業一線員工與管理人員平均工資最低，員工流失率最高，達到22%，遠超其他品類。

餐飲業跟工廠其實很相似，最大一個字就是「累」。餐飲行的工作是永遠不可能8小時工作製。以海底撈為例，一個服務員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如果遇到聖誕節這種節假日，每天工作時間甚至會達到13個小時。長工時、高強度、考核多、無周末雙休、再加上情感勞動，但最高報讀工資的深圳門店也僅5300元，能在海底撈門店裏工作時間超過1年的員工不到40%不到，剩下60%的員工多數一個月就走了。

新聞來源：

中國火鍋行業發展報告：員工薪資低，且流失率最高
餐飲業怎麽了？年薪40萬崗位無人應聘，招女服務員比中彩票還難
#公車司機# #職業安全#

05、公車司機被打成常態，高強度低薪酬多職責如何破局？
11月25日，哈爾濱一公交車司機駕駛的53路公交車與一輛私家車發生了剮蹭事故。事情緣起於車上一醉酒乘客與司機爭吵，反復拉拽司機的右手臂，幹擾其開車，導致車輛失控進而發生了事故。後，警方將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安全罪的乘客刑事拘留。（黑龍江日報）

12月1日，哈爾濱一公交車司機吳師傅因天冷路滑，在進站前大聲提醒乘客不要提前站起以免發生危險，但沒想到，車廂內一男乘客卻嫌司機態度不好，毆打了正在駕駛的吳師傅。最後，該男子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新晚報）

12月7日，江蘇可泗洪一男子乘坐公交車時，不但不聽司機的善意提醒佩戴好口罩，還辱罵毆打司機，先用手扇駕駛員臉幾下，再掐駕駛員脖子。最終，這名男子為自己的莽撞行為付出了代價，當日陳某因涉嫌尋釁滋事被泗洪警方行政拘留9日。（揚子晚報網）

公交客運行業普遍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相對較低，且公交司機常常不僅要承擔本職工作，還要承擔售票、保潔等多重工作。司機也會經常遭遇到來自乘客的幹擾沖突，比如有路面行駛中與其他車輛發生事故或與其他司機產生矛盾；勸阻乘客車廂內吸煙、醉酒滋事等不文明行動；質疑乘客投幣不足、冒用他人乘車證件等。迫於工作、生活壓力和乘客沖突，公交車司機的心理健康狀況也容易出現問題，如何提供司機一個體面、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是嚴峻問題。

新聞來源：

公交車司機提醒戴口罩反遭乘客辱罵毆打，乘客因涉嫌尋釁滋事被拘9日
駛進站臺前提醒乘客不要站起被嫌態度不好一男子涉嫌毆打公交司機被刑拘
刑拘！男子公交車上「撒酒瘋」釀成車禍
一駕難求解客運司機短缺之困有多難
#滴滴# #網約車權益#

06、滴滴推出新規令司機不滿；深圳新條例關註網約司機權益；專家和行業聯盟要求對滴滴進行反壟斷調查
10-11月，滴滴推出新規則，為提高乘客體驗，在各方面加大管製力度，對司機增加更多限製。對於司機取消訂單，采取有責認定，不僅會扣除相應的出行分，還會對駕駛員7日完單率低於70%的司機暫停派單服務，而乘客和司機取消的都會計入完單率。乘客高頻取消訂單，司機需為此承擔後果。

此外，滴滴在部分城市推出準駕卡，督促司機安裝桔視，否則停止服務。還推出新的服務標準：司機不說您好再見扣服務分三分，有司機只因未提醒後排乘客系安全帶，被暫停服務四小時。平臺標準的製定，令司機頻頻為乘客的失誤甚至作惡買單。

11月底，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公告，針對《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眾公開征求意見。交通運輸部深化出租汽車改革首席專家徐康明表示，國內網約車行業頭部平臺涉嫌壟斷，滴滴獨占90%市場份額，近年來一直處於頭部平臺壟斷，一家獨大的局面。今年3月，滴滴推出新的打車平臺花小豬出行，采取「低價」+「黑車」模式，對剩余市場份額進行二次搶占。

在網約車行業裏，壟斷平臺（指滴滴）多次被其他出行企業、司機和媒體曝出要求司機和合作的租賃公司「二選一」，否則扣除安全分，不得與其他平臺合作。12月17日，中國出租汽車產業聯盟亦公開致函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呼籲依法對網約車壟斷平臺的壟斷行為進行查處，特別提到了對當年滴滴優步合並案的反壟斷調查，希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護出租汽車行業正規企業和從業者的合法權益。

11月30日《深圳經濟特區出租汽車管理條例（草案）》在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網站公開征求意見。草案第三十四條明確要求了經營者應當依法保障駕駛員合法權益，並提出「網約車經營者應當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這意味著帶車加入網約車平臺的全職司機，可以依規向平臺提出相關要求，明確雙方的勞動關系。但該法案並未明確符合簽訂勞動合同或協議的限定條件。

新聞來源：

交通部專家呼籲：應盡快落實網約車行業反壟斷調查
滴滴推出新規則，完單率過低、未提醒系安全帶會被停服
深圳新規註重網約車司機權益保障
#外賣騎手# #美團算法霸權#

07、美團的「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 ；上海法院為外賣騎手交通意外提建議
11月底，在人物《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爆火之後，美團宣布推出「同舟計劃」以提高外賣騎手境遇。「同舟計劃」新增了騎手評價商戶的功能，評價不再是單向的，而是變成了雙向的。美團宣稱在加大智能頭盔生產以提高騎手安全，計劃在2021年開始批量向外賣騎手投放，是否免費未知。此外，美團也號稱向騎手推出了「健康守護包」功能，覆蓋騎手的年度免費體檢、免費在線問診、日常小藥箱、心理咨詢等多項生活關懷服務。

然而「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源於美團平臺擁有著至上算法權力。外賣員接單的多寡，商家的曝光流量，訂單成交後的資金周轉周期，都在平臺的一松一緊之間。平臺是頂層的規則設計者。至於騎手？由於權力結構不同，平臺一般隱於幕後製定規則，騎手沒有話語權，也更不是可以通過簡單的「同舟計劃」就可以改革這個專製的算法系統。

12月9日，上海市奉賢區法院發布針對涉外賣騎手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糾紛案件的分析和建議。其中提到，2019-2020年間，上海奉賢區法院共受理涉外賣騎手交通事故糾紛案件12件。該類案件呈現以下三個特點：一是騎手缺乏安全意識，頻頻因送餐時限要求而交通事故頻發。二是糾紛主體復雜，責任主體難明確。三是保險額度較低，賠償權益難實現。外賣平臺為騎手購買的大都為每單3元的保險，保額範圍為1至3萬元不等，一旦發生保險事故可以獲得的保險理賠款有限。

對此，該院建議：一是提高騎手準入門檻，重視安全培訓。二是實行有效監管，加大監督力度。三是提高保險額度，完善救濟保障；協調保險行業推出適用外賣行業的險種，提升保險額度，保障騎手和受害者的人身權益。但法院並未針對糾紛責任主體的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進行厘清或提出建議。

新聞來源：

外賣小哥能評價商戶了 美團推「同舟計劃」保障騎手權益
美團的「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
上海市奉賢區法院分析涉外賣騎手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糾紛案件特點並提出建議
#教師 #欠薪

08、多地學校爆出拖欠教師工資
11月26日，人民網輿情頻道關註河南杞縣「特崗教師工資遭拖欠」事件，揭露河南省開封市杞縣特崗教師工資遭拖欠，引起網絡關註。開封市委方面回應稱，為穩定新招特崗教師情緒，相關政府部門已自籌資金，目前手續正在辦理中。

12月21日，豆瓣教師小組有烏魯木齊教師發帖稱，半年沒發工資，理由是財政沒錢。但如果投訴或者抗議，會被安排「學習」，政府回應推諉。後帖子被刪除。

早前，8月份，也有遼寧省沈陽市康平縣、營口市蓋州市、鞍山市岫巖縣等多地因地方財力吃緊，拖欠教師工資。康平縣老師發聲，指當地政府拖欠老教師工資達十幾年，迄今未解決。康平縣委表示，「由於我縣財力緊張，資金調度極其困難，目前製定三年還款計劃，2021-2023年，力爭每月安排資金127萬元，用於解決拖欠教師工資問題。」蓋州市財政局8月28日稱，「拖欠工資問題：由於受疫情影響，財政資金一直比較緊張，待地方財政資金寬松將逐步解決。給您造成的不便，敬請諒解。」鞍山市岫巖縣教育局也稱，「由於財力不足等原因，全縣公教人員第13個月工資均未發放。」

對於教師工資拖欠常態，過去數年政府頻頻出臺各項規定要求「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遲遲無法真正落實。事實上，自今年7月1日起，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在「微言教育」和「中國教育督導」微信公眾號已同步開通「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舉報平臺」，若欠薪可即時舉報。但欠薪新聞頻頻發生。

12月1日，在教育部舉行的首場教育2020年「收官」系列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教師工作司相關負責人再次強調，要「持續推動各地落實義務教育教師工資收入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收入水平」。可見多地教師薪酬問題仍然嚴峻。

新聞來源：

因財力緊張，遼寧沈陽康平縣、營口蓋州市等多地拖欠教師工資
烏魯木齊似乎有多位教師被政府拖欠了半年工資 稱若抗議會被安排「學習」
輿論廣泛關註河南杞縣「特崗教師工資遭拖欠」事件
年底了，老師，你的錢袋子國家很關心！國務院:確保教師待遇政策落地
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低於當地公務員可實名舉報

十大工人維權行動盤點｜年終回顧

導語：2020年很悲觀，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重重籠罩，183萬人死於肺炎，超5億勞動者失業。中國並沒有幸免於難，在全球供應鏈的中斷危機下，外貿導向型的經濟生產幾乎停滯，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在2020年。在以保經濟為核心的政策導向下，政府一方面減稅金增補貼為企業減負，另一方面則協同資本趁機力推新業態經濟加速用工零散化，瓦解傳統勞動保障，凍結最低工資，新政下鼓吹共享用工、試行特殊工時，將工人推向更不穩定、不安全的工作境遇。

經濟困境持續、政治表達受限，並不代表工人受製於恐懼。2020的這一年，從建築工討薪開始，止於蘋果代工廠昌碩派遣工維權。勞動狀況雖在惡化，工人也並沒有放棄發聲。疫情下，火/雷神山醫院建築工人和環衛工因欠薪而發聲，出租車/網約車收入下降要求份子錢減半；快遞和外賣業成了疫情下最大增長點，價格戰剝削和平臺霸權引發連鎖反抗；敬佩的是，首有環衛女工反性騷擾，狀告拉下環衛站長；也有受挫，蛋殼公寓「暴雷」、東莞老牌玩具廠倒閉，工人維權受阻或被打維穩。

「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 ，也不應該忽視來自三億農民工的聲音。他/她們的行動或許無聲、或被隱形，但他/她們並沒有放棄反抗，也只有反抗才會有改變。2020年或許很悲觀，但工人行動並沒有停止。

首例環衛女工性騷擾案，狀告拉下環衛站長
事件概述：6月15日，來自廣州越秀區白雲街道的環衛女工黃微，在法院立案起訴該環衛站站長性騷擾。此為廣東第一例以「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為案由起訴的案件，也是全國首例藍領工人反性騷擾案。該環衛站長和黨委書記周恒良長期利用職權優勢給下屬女工發送性暗示圖片/視頻和電話邀約，脅迫進行權性交換等。黃微自2016年入職環衛站後亦屢屢受其騷擾和施壓，郁不堪言，最後冒著丟工作的風險也要給自己討回公道，將站長和單位一同告上法庭。

環衛女工黃微在起訴書中提出三點訴求：周恒良賠禮道歉；環衛站開除周恒良，並禁止其環衛系統內任職；環衛站承諾不會對黃微一家打擊報復。經媒體報道後，環衛站隨即對周暫時停職。黃微一家雖受到多方壓力和威脅，但在其不懈堅持和法院協調下，迫使環衛站放棄「保護」站長，撤銷周的站長和黨委書記職務，並向全體員工做公開道歉說明，「為全體女工除了毒瘤」。

勞洞評論：以罰代管、「吃人頭費」、外包牟利、全年無休、權錢腐敗…的國內環衛體系詬病，是環衛權力江湖建立的根基，施加於對高齡低文化、低技能的弱勢環衛工的剝削。黃微孤身一人反抗領導淫威， 意味著什麽？她是國內第一個站出來公開對職場性騷擾說「不」的基層工人，對於公眾習以為常的性別暴力、同事怯於反抗的職場壓迫，黃微的反性騷擾行動極為不容易。她的丈夫家人都靠環衛一份工生存、孩子倚賴環衛工優待才得以上公立學校，這都可能因維權而付之一炬，但黃微不願為此妥協，被施壓後寧失去工作也要起訴，不僅為全體女工爭得尊嚴，也用行動教育工友克服恐懼。

火神山、雷神山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和補助
事件概述：2020年1月，數萬名工人冒著被感染的高危風險從全國各地趕來武漢，投入到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多個方艙醫院的搶建中。2月份，承建火神山醫院建築工人遭遇發包方拖欠日結工資，亦缺乏足夠口罩防護供應，期間僅獲發1瓶礦泉水。工人多次集體向發包方討要工資，後經媒體報道才得以補回。

3月，火、雷神山醫院建成後，377名非武漢籍建築工人隔離期滿卻不被允許離漢回家、也領取不到隔離補助，有家不能回，生計無著落。被滯留工人通過微博發帖引發輿論關註，之後工程方中建三局才開始向這部分工人繼續發放補助，並在四月初將所有工人基本都送離武漢。此外，負責清掃方艙醫院的環衛工人、武漢社區防疫誌願者以及部分醫療工作者，這些防疫前線的勞動者都曾遭遇糾紛，不得不在網上發帖控訴相關單位拖欠工資和抽取政府補貼。

勞洞評論：抗疫一線的勞動者們，理應成為政策照顧的核心。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從開建到交付使用只花了十天，驚人的「中國速度」背後是數萬名建築工人冒著被感染的風險24小時不停歇地付出辛勞。鮮花、掌聲、「最美逆行者」和「基建狂魔」般的歌頌最後都是虛空，工人最關心的是應得的報酬補助是否落實、自己能否得到妥善的安置。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築工人待遇落實並不會因為網友的「雲監工」而得到監督，最終依舊需要仰賴工人們自發的維權發聲。沒有他她們的自發微博發帖，恐怕公眾難以主動關切和支持。工人的自發輿論表達是有力的！

東莞老牌玩具廠疫情倒閉，員工討薪被打
事件概述：3月18日，由於疫情導致外貿訂單取消、資金斷鏈，已有28年歷史的東莞泛達玩具廠宣布結業倒閉，引發工人抗議。除了欠供應商貨款還有其他貸款之外，倒閉前的泛達已拖欠員工兩到三個月的工資。全廠約370名員工，大部分已工作了十幾二十年，在工廠倒閉前毫無預感，事後無法聯系上老板協商欠薪。

泛達工人集體向東莞茶山鎮勞動部門求助，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資，並按照勞動法賠償工齡工資，但沒有談攏。當工人準備前往上級勞動局反映，遭到地方政府阻擾，雙方發生沖突，部分工人被打傷住院。3月23日當地人社部門發出情況通報，表示將按照東莞市相關政策，由廠房出租方先行墊付工資。雖然如今被拖欠的工資已經全部給付，但工人提出的工齡補償問題仍未解決，只能通過漫長的法律程序去爭取。

勞洞評論：疫情下全球供應鏈告急，致使諸多國內外貿工廠訂單銳減或取消，甚至不得不倒閉關門，但企業和政府並未慎重處理遣散工人的合法權益和生計問題，反而試圖隱瞞、逃匿和拖欠薪資。泛達工人數十年奉獻一朝失業，選擇先走法定渠道向相關勞動部門求助，本無可厚非，但卻遭地方政府阻撓工人往上舉報，引起沖突工人挨打。相比於維護工人權益，政府更多只關註社會穩定和公關形象；若非輿論壓力，估計也不會迅速發布公告。暴力維穩式的挨打，令工人看清，過於依賴政府主動協助的策略也不可取，最終能依賴的還是只有自己的力量。

出租車/網約車多地罷運，沖突升溫
事件概述：今年多地爆發出租車/網約車的罷運抗議，此起彼伏。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可錄得的全年相關抗議超過112個，比去年增一倍，罷運抗議的訴求趨多元化。疫情導致出租車/網約車收入大減，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7起來自廣東、廣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出租車/網約車司機罷運事件抗議收入因疫情大幅度減少，集體要求租賃方減免份子錢/租金費用，規模達數百人到上千，亦有帶頭工人事後被開除。

出租車與網約車的沖突，也隨著新網約車平臺「花小豬」的入局和網約車牌照大幅度增長，愈加升級。全年爆發至少25起出租車抗議網約車和黑車擠占出行市場和分享營運權，出租車對黑車司機進行圍堵、舉報，亦上訪至交通部門，抗議政府不作為。2020年多數城市開放共享電單車投放，亦引發21起多城市出租車司機集體抗議，要求禁止電單車上路。亦有零星網約車司機抗議滴滴平臺不合理抽成比、扣罰款規則等新政。

勞洞評論：自網約車入局出行市場後，出租車與網約車的沖突便從未停過。出租車憎恨網約車搶走的客單收入，網約車在意平臺抽成和營運駕駛的合法保障，但在城市出行運力仍然不足、「高峰期打不到車」的今日，到底誰割了兩者的韭菜？出租車難以挑戰保守固化的「份子錢」租賃體系，而網約車的分發體系儼然鑄造了一家全新的「出租車租賃巨頭」——滴滴，只不過傳統的份子錢名頭換成了平臺抽成和扣罰。打車更貴了、開車賺更少了，資本市場樂見出租車、網約車、消費者三方互撕互撞，因為最大的盈利分成源源不斷流向了出租車公司和網約車平臺，其他人都是打工的。撕扯中的出租車/網約車罷運抗議，希望並不在於誰贏誰輸，而在於看清誰是真正的食利者。

困在「系統」裏的外賣騎手，在「系統」裏反抗
事件概述：9月，人物《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火爆全網，讓大眾將目光聚焦到了被系統算法 」 驅趕 」 著狂奔的外賣騎手身上。餓了麽、美團隨後迅速「公關式」回應：餓了麽表示顧客可選擇多等5分鐘，美團則表示會多留8分鐘彈性時間。但騎手並不買單，「無論是騎手在社交平臺的發聲，還是各家媒體的集中報道，都並未改變平臺依舊嚴苛的系統算法和懲罰機製。」

既然無法奢望巨頭算法的向善，騎手唯有依靠集體行動在「系統」裏反抗。今年2月份，遼寧阜新餓了麽和美團騎手罷工，抗議單價降低；5月份。河南省三門峽市數十名美團外賣騎手拉橫幅抗議新上任的代理商降低單量和單價，要求簽訂正式勞動合同；6月份，吉林通化有兩百多外賣騎手罷工，抗議美團沒按好評數足額發放獎金；9月份，湖南省張家界市慈利縣，十多名美團騎手拉橫幅集體抵製代理商降薪扣薪。此外，外賣騎手也在試圖組成聯盟社群，相互取暖發聲，如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共同對抗系統的算法霸權和製度規訓。

勞洞評論：根據公開數據，國內外賣騎手數量總數已達700萬，其中美團騎手將近400萬，餓了麽為300萬。技術要求低、彈性的工作時間、薪酬多勞多得、無須嚴格審核和面試等原因，使得外賣騎手成為多數藍領的就業選擇。為了最大程度避免社保、勞動糾紛等用工風險，平臺多采取第三方雇傭形式，意圖從法律上撇清數百萬騎手與平臺的風險關系。受困於算法霸權的騎手，可以作為工會會員的非勞動者，卻不擁有規範的工資福利和法定的社會保障、不擁有規則製定的一絲話語權。欣慰的是，在討薪抗爭之外，騎手已經開始意識到勞動關系的關鍵性，也在萌生協會/聯盟的自組織行動。他她們正在系統裏探尋反抗，即使仍然是星星之火。

多地建築工人討薪激增
事件概述：2020年仍然是建築工人被欠薪的一年。特別是年關將至，建築工人討要血汗錢的行動激增。據中國勞工通訊統計顯示，建築工人討薪仍然占工人維權的絕大部分，即便新《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來建築工人討薪激增似乎表明條例執行效果不佳。

2020年全國各地有新聞報道或消息記錄的建築公司欠薪、工人討薪維權行動近300起，其中河南、山東、江蘇和廣東為欠薪維權事件的高發地，而那些沒有被網絡記錄或關註的欠薪維權事件恐怕更多。工人采取拉橫幅靜坐遊行、聯系媒體、甚至爬上塔吊以死相逼的辦法，要求老板/工頭出面，爭取集體協商的機會，要求政府介入；但多地均有警察出面壓製甚至毆打工人的情況出現，還有媒體將工人的行動汙名化為「惡意討薪」。

勞洞評論：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2017年人社部《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提出了根治建築工欠薪時間表，承諾「到2020年，使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根本遏製，努力實現基本無拖欠」。但很明顯，今日建築工無合同、不按時發薪等問題根源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欠薪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建築工依舊是「流汗之後又流淚」。建築行業欠薪問題數十年如舊，工人討薪亦數十年不放棄——有些建築工人已經開始以法律法規為工具、以輿論為武器確立行動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出面履行監管職責，追究欠薪企業的責任。面對惡劣的企業行為和慵懶無為的政府，建築工人也在學習如何更好地自救。

快遞業工人罷工潮持續至今
事件概述：疫情的這一年，國內快遞業務量超800億件，增長超過25%，快遞從業者增長33%，達到400萬人。2020年是快遞行業風起雲湧的一年，但又是沖突加劇的一年。因快遞業價格戰，全國二三四線城市網點陸續爆發罷工潮：快遞巨頭試圖以降價來攻占市場份額，致使派件費被極度擠壓、強行攤派發件任務、罰款名目莫名其妙、網點倒閉拖欠工資，最終代價由快遞員承擔。

4月，河南潢川三通一達五家快遞加盟商不堪上級網點下調派費，聯合發布聲明全鎮代理停止拉貨，停止派件；7月，廣東清遠多個圓通站點快遞員因欠薪集體罷工，數萬快遞滯留；9月，百世快遞南京江寧二部快遞員近3個月無收入，集體罷工；湖北孝感中通快遞網點集體停工……罷工事件不勝枚舉，沒有確切的統計，2020年全國到底發生了多少起快遞罷工。但幾乎每天都有關於快遞員罷工的消息在新浪微博、百度貼吧等社交平臺上更新。直至今日，微博話題#快遞罷工#閱讀量達1386萬，#如何看待快遞小哥罷工潮#閱讀量1.5億，覆蓋中通、圓通、韻達、百世快遞全國多地網點。

勞洞評論：據國家郵政局統計，2020年快遞業務收入預計1.1萬億元，同比增長高達46%。但行業繁榮發展的背後，是快遞工人愈加惡劣的用工條件和縮水的派費單價。調研顯示：75.07%的快遞從業人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派送單價低至0.5元；每天工作超8小時，全年無休是常態；無勞動合同，導致法律維權更加艱難。迅速停工、短暫抗議是快遞行業工人常年的作戰策略。與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的快遞罷工潮如多骨諾米牌效應，全國城鎮鄉市網點「不謀而合」，工人紛紛用腳投票，向這場壓榨勞動者權益的「低價遊戲」宣泄不滿，表達抗議。

蛋殼公寓「爆雷」，工人/租戶/供應商聯合維權
事件概述：11月份，蛋殼公寓資金鏈斷裂運營停擺，終於「爆雷」，引發全國多省市數千人維權。作為租房市場的「寵兒」，蛋殼公寓實際上早在2月份已停止收房，員工被降薪。從十月份中旬起，北京蛋殼總部房東討債、租客維權、員工討薪、供應商討要工程款等集聚維權行動從未中斷。多地蛋殼公寓的員工工資從10月份開始拖欠，上門討薪卻告知為第三方勞務派遣，員工被迫無奈已發起勞動仲裁；負責公寓的保潔、維修人員及裝修隊工人，同樣遭遇欠薪，集體到北京總部喊話蛋殼 「還錢 」；遭遇被拖欠的供應商涉及到74家，項目款共計1億余元，間接導致大量工人欠薪，牽連一線家庭約4000余戶；另有數十萬租戶被迫無家可歸，有廣州租戶絕望墜樓。

直到11月末，有消息記錄的討薪維權行動仍然在持續，蛋殼公寓北京總部每天都有數百人集聚維權討說法，網絡發聲不斷，多地政府陸續介入。但目前尚未有令多方滿意的解決方案，只有一些緩解矛盾的措施，如南京為受影響的租客提供免費的過渡性房源、微眾銀行為退租的租客辦理貸款結清手續等等。

勞洞評論：在這場資本「割韭菜」的遊戲中，蛋殼員工、供應商、保潔、建築/維修人員及房東租戶都深受其害；但當資本退場留下一地雞毛後，矛盾被轉移到同為受害者的房東、租客與員工之間，雙雙「揮刀對峙」——房東租客相互廝殺，欠薪員工維權無門卻還受「夾板氣」，兩邊不是人。資本卷走一切之後，被裹挾的個體沒有還手之力，連討薪維權都需要排隊取號。事件余波未散，但人人都在等的「救世主」或許不會出現了。工人、房東及租戶之間摒棄無益的內鬥與廝殺 ，看到資本背後的真相，不放棄追究政府和企業的失責，聯合維權或才可能有一線希望。

富士康勞務派遣工人集體抗議黑中介拖欠工資
事件概述：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大規模拖欠派遣工工資和返費糾紛。月初，勞務派遣公司拒付返費的消息在富士康工人中逐漸傳開，匿名微信群消息號召來自天造、永興和、思揚等勞務派遣工人一起維權討薪。從那開始，每天都有上百名派遣工人在成都富士康工廠門口抗議，要求補償8-10三個月的工資差價和返費。11月13日工人在門口集體打出「富士康黑中介坑工人血汗錢」標語。11月16日，約1000名派遣工人聚集在富士康門口，上百名警察出動了十幾輛大巴，將工人接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和富士康協商，後續不得而知。

富士康長期以來一直大規模使用勞務派遣。在今年8月因需求量大，勞務公司甚至開出75天打卡領1萬元高返費的條件，吸引了大批工人進入富士康。然而在11月工期到期，大批派遣工辛苦加班為富士康熬出產量後，卻發現自己受騙了。這並非富士康第一次拖欠返費和工資差價了，成都，深圳、鄭州等地屢屢發生，最後能拿到返費的少之又少。靠這種壓榨工人的手段，富士康才得以最低的成本一次次撐過訂單旺季，維持其高利潤與製造業霸主地位。

勞洞評論：勞務派遣就是一個「坑」。勞務派遣製度令富士康可以靈活規避法律責任，為自己淡旺季用工創造了靈活性的同時，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用工成本；遭遇糾紛，工人則維權無門（參見揭露勞務派遣的四大秘密）。迫使工人掉進勞務派遣的高返費/返工資差價的「坑」裏，這一開始就是富士康和形形色色各層級勞務派遣公司的共謀。成都富士康的工人維權由網絡匿名召集發起，得到快速的去中心化響應，且將矛頭對準問題的源頭——富士康是正確的，它在所有各方角色的參與中，都保持絕對的主動權和決定權。警察和公司的聯盟摻合，無非是想要威脅恐嚇兼以勸告，進而分化瓦解工人的集體力量，一旦工人被打散，個體維權就難上加難了。

上海蘋果代工廠昌碩工人大規模罷工
事件概述：12月19日，數千工人集結於上海蘋果代工廠昌碩門口聲討「返費」，抗議廠方強迫調崗。罷工源於昌碩欲強製將臨時工調崗，若不服從，工人將會被立即辭退，無法拿到中介許諾的「返費」，或者待遇降低。上海昌碩是蘋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廠，中介代為協助招工，常會以較高「返費（即補貼）」來吸引工人入廠。抗議現場大量警察、輔警驅趕工人並發生沖突，有十幾名工人當場被抓，工人抗議要求放人。罷工從19日早上9點持續至下午3點左右，最後廠方迫於壓力發布公告，表示將重新調查員工意願，調崗工資薪酬及「返費」不受影響。截至12月31日，昌碩工人仍在維權中。

這並非昌碩工人第一次因返費集體抗議。今年4月，廠方計劃在3天內裁員2萬人，逼迫工人「自離」，拒絕離職者將會被扣除返費。4月20日，工人抗議包圍工廠服務中心，要求速速返還承諾的「返費」。昌碩工廠長年待遇差，食宿條件惡劣；淡季5天8小時工作僅得2550元，旺季6天12小時工時製，到手最多4500元，「返費」是最主要收入。廠方多種惡劣行徑拖欠、扣押返費，引發工人集體憤怒。

勞洞評論：《財經》報道曾指出，昌碩通過返費高低調節臨時工的規模，旺季時加高返費，淡季時降低返費，像海綿吸水一樣靈活。幾乎每次蘋果發布一次新品，昌碩就重新招募一批產線工人。臨時工招募模式，令代工廠可以巧妙規避社保和雇主責任；返費令資方可以在淡旺季勞動力市場掌控主動權，控製工人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人力成本。昌碩工人的屢次抗爭，勇敢地捍衛自身的合法利益，展現了工人面對無賴廠方的憤怒、魄力和無畏。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集體行動的爭取，廠方只會永遠變本加厲地控製和壓榨。

二零二一年

外賣員討薪自焚、高齡環衛工猝死於寒冬、農民工返鄉需自費核酸自證健康，勞動者還能過好這個春節嗎？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2月至1月份核心新聞，帶你了解春運期間疫情防控動態、山東高齡環衛工猝死和外賣員討薪自焚事件，快遞員2020年度報告、餐飲行業推廣送餐機器人、以及多地的勞動新政，包括廣州的家政從業人員積分入戶和公租房申請政策、重慶的環衛工關愛政策、遼寧的女性職工勞動保護辦法等。

01 衛健委發布疫情防控方案：農村返鄉人員均需核酸檢測自證健康
#春運 #疫情防控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方案》指出返鄉人員需持7天內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返鄉，返鄉後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檢測費用自理。方案一出即引發熱議，公眾議論的焦點在於「返鄉人員」如何界定的問題上，20日晚間，衛健委就相關問題進行解答，明確了工作方案所指的返鄉人群是指從外地返回農村的人員。

「返鄉人員」界定明確後，城市民眾得以免除強製核酸的麻煩，事件的討論熱度瞬間降溫，但有些聲音仍然在追問《方案》背後的邏輯和權益問題：即便鄉村地區疫情防控能力較弱，但事實上城市區域的人員流動性和聚集密度遠遠高於鄉村，具備更強流動能力的也是中產階級人群，為何僅要求地位和經濟雙重弱勢的農民工群體承擔如此嚴厲的負擔？如此大規模「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和生硬的戶籍劃分管控法落到基層後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相關討論指出，核酸檢測的費用對返鄉人員來說是一筆可觀的開支，不應由個人承擔；而且春運大客流即將到來，核酸檢測需求暴增，農民工群體必將面對預約難的問題，企業和政府均有責任為返鄉人員組織專門的檢測渠道並提供免費檢測，這才是疫情防控應有之義。

新聞來源：

《關於印發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重點問題答問
《春節返鄉不得不核酸自證健康，還有別的可能嗎？》
《戶籍=核酸：打工的人，沒有權利回家》
02 山東臨沂69歲環衛工猝死寒冬街頭 「高齡」勞動者何時才能「老有所依」？
#環衛工 #高齡勞動者 #勞動保障

2020年12月29日，「最強寒潮」席卷全國各地期間，山東臨沂一位69歲的環衛工劉師傅在清潔路面時突然暈倒，救護車趕到時他已無生命體征。一天後，劉師傅所屬的公司臨沂環衛集團發布通告，初步診斷死亡原因為突發心臟病。

28日臨沂市發布寒潮黃色預警，當日最低溫低降至零下11攝氏度，29日當天劉師傅淩晨三點多就離開出租屋去崗位開工，上午八點三十分左右在垃圾桶旁倒地身亡。其所屬單位臨沂環衛集團在事後的的通報中，只是強調了「突發心臟病」這一初步診斷以及事發後各方的緊急施救，對天氣因素、工作環境、保障措施、工資待遇等情況只字未提。事後媒體通過走訪和報道的方式，揭示了許多像劉師傅一樣的高齡勞動者迫於生計艱難而無法退休、被迫接受高強度低收入的工作、同時缺乏必要社會保障政策的殘酷現狀。

受事件影響，1月19日人社部、全國總工會總等部門發布了《關於做好嚴寒天氣下勞動者權益維護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度重視嚴寒天氣下戶外作業勞動者權益維護工作，明確了環衛工人、巡線工、快遞員、外賣員等為重點保護人群，提出各單位要減少勞動者嚴寒時段戶外工作時間，同時保障勞動者勞動工資待遇不降低。

新聞來源：

《69歲環衛工寒冬猝死：回不了家的鄉村老人》
《北青快評｜69歲環衛工之死呼喚製度關懷提速》
《臨沂69歲環衛工猝死街頭寒冬裏，我們呼籲把更多的愛和溫暖送給他們…》
《寒冷天氣快遞員、外賣員勞動權益如何保護 人社部等部門作出明確要求》
03 外賣員討薪無果自焚：因配送站克扣5000元收入
#外賣員 #勞動保障

2020年12月，江蘇泰州一位外賣員劉某與承攬「餓了麽」外賣專送配送業務的靖江贏跑公司（餓了麽在泰州區域的物流合作商）在配送服務費結算上產生矛盾，雙方多次協商未果。2021年1月11日上午，劉某攜帶汽油來到公司門口點火自焚，被周圍群眾將火撲滅救下，送醫救治後診斷為深二度到三度燒傷，全身燒傷面積達80%，呼吸道燒傷，家人表示後續的治療費高達百萬。

據外賣員劉某口述，外賣配送站扣除了他5000元的收入，他多次協商討要未果，極度絕望之下才走極端自焚，希望以此討回自己的血汗錢。1月17日，「餓了麽」針對自焚事件作出官方回應，表示對外賣員劉師傅的遭遇「痛心不已」，並承擔劉某的治療及相關費用。但餓了麽的處理方式依舊是出於「人道主義」，而非承擔法律意義上的勞動用工關系。

此前，餓了麽平臺早已負面新聞纏身：2020年12月21日，43歲的北京餓了麽騎手韓某在配送途中猝死，保險公司表示猝死只能獲賠3萬元，餓了麽平臺的回應是韓某偉與平臺並非雇傭關系，平臺出於人道主義願給家屬提供2000元，其他的以保險公司的理賠為主。平臺的不當回應引發輿論嘩然，迫於壓力，1月8日餓了麽才重新發聲明將猝死保額提升至60萬。

新聞來源：

《外賣員為討薪自焚：我命都不要了，我要我的血汗錢》
《外賣小哥自焚討薪，反映外賣平臺對員工敲骨吸髓式壓榨》
《餓了麽回應「騎手送餐猝死僅獲賠2000元」：升至60萬》
《騎手何以走極端？每月出勤少於26天就罰兩百，巨頭用外包逃責任？》
04 遼寧出臺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 新增「兩癌」篩查、產後抑郁及性騷擾預防
#女職工保護 #性騷擾預防

日前，遼寧省出臺《遼寧省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將「兩癌」（宮頸癌、乳腺癌）篩查、產後抑郁關愛納入女職工勞動保護的內容、對性騷擾的預防和處理作出了具體規定，這些新增內容成為政策的新亮點。

《辦法》規定用人單位應每年為女職工安排1次婦科檢查，至少每2年為女職工安排1次宮頸癌、乳腺癌檢查，檢查費用由用人單位承擔。單位與女職工簽訂勞動合同時，不得與女職工約定限製結婚、生育等內容；不得因女職工結婚、懷孕、休產假、哺乳等原因降低工資，限製晉職或晉級，更不得予以辭退、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對於經期重度痛經或經量過多女職工，給予1至2日的適當休息。《辦法》將於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辦法》出臺後，有一些聲音表示政策對女性職工的強保護很可能會使女性就業變得更難，用人單位很可能會出於成本考慮減少女性員工的招收比例；另外《辦法》中的規章在具體實際情況中的可操作性不強，在當前社會性別觀念依舊強勢的情況下，政策容易演化為「紙上福利」，或帶來新的權益保障隱患。

新聞來源：

《遼寧出臺辦法加強女職工勞動保護，將「兩癌」篩查、產後抑郁關愛、性騷擾防護納入其中》
《女職工權益保障有溫度還要有力度》
《大遼姐姐說法 | 痛經假、免費兩癌篩查來了！》
05 廣州家政從業人員可享積分入戶專項指標 還可申請公租房
#家政服務業

1月8日，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廣州市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領跑者」行動若幹支持措施》（以下簡稱《措施》），將出臺30條措施支持家政業發展。

面對當前大量非員工製家政從業人員無法繳納社保的現狀，《措施》中明確支持發展家政商業保險和公益保險，通過財政補貼、企業投入和個人出資三者結合的方式引導家政從業人員統一投保；同時明確對家政從業人員給予積分入戶照顧，將家政從業人員納入廣州市年度遷入人口計劃管理，安排「特殊技能、特殊艱苦行業一線從業人員」積分製入戶專項指標予以入戶照顧。住房保障方面，將符合條件的家政從業人員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家政從業人員可申請面向戶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來穗務工人員供應的公租房，符合條件的給予優先配租。

《措施》還表示支持員工製家政企業依法實行特殊工時製度，規定家政企業和用工家庭應當保障家政從業人員休息權利，具體休息或補償辦法結合實際協商確定，在勞動合同或家政服務協議中予以明確。另外，對於員工製的家政企業，按其為所招用家政從業人員實際繳納社會保險費的50%給予補貼。

新聞來源：

《廣州將出臺30條措施支持家政業發展 對家政從業人員給予積分入戶照顧》
《廣州市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領跑者」行動若幹支持措施》審議通過
06 菜鳥裹裹發布 2020 年快遞員報告
#快遞員 #行業報告

1月9日，在線寄快遞平臺菜鳥裹裹發布2020年快遞員報告顯示，2020年2020年全國快遞業務量達830億件，全年新增3萬專職快遞員就業，女快遞員數量較 2019 年增長超過 20%。在業務量的地域分布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5城菜鳥裹裹快遞員最多。

報告還稱，伴隨著強勁的寄快遞需求，快遞員通過裹裹接單實現月入過萬成為常態。申通快遞近期公布菜鳥裹裹服務數據顯示，超過3.9萬名申通快遞員在接入了菜鳥裹裹寄快遞服務後，月收入平均增加超過3000元。但有快遞員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收入過萬確實存在，但大部分原因是雙十一期間快遞量大，如果從平時來看，月收入破萬的快遞員較少，高收入實際上來自高強度加班。社科院2020年12月發布的藍皮書《202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關於快遞員的調查報告也顯示，2019年度快遞員平均月收入為 4859 元，59.2%的快遞員月收入低於5000元，女性快遞員工資比男性快遞員還要低41%。

新聞來源：

《菜鳥裹裹發布2020年快遞員報告》
《菜鳥裹裹2020年新增3萬快遞員就業，每月平均增收超3000元》
《2019年中國城市快遞員調查報告》
07 餐飲行業興起「機器換人」 潮 應對招工難和高人力成本
#送餐機器人 # 餐飲行業用工荒

2020年年底，36氪研究院發布《2020年中國餐飲配送機器人行業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近年來餐飲服務行業一方面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不斷上漲，人力成本居高不下，餐飲服務人員難招、難留成為行業主要痛點之一，另一方面由於機器人核心技術發展成熟，機器成本整體下降，在此背景下，餐飲企業興起「機器換人」的風潮，越來越多的越來越多企業已經開始應用送餐機器人，如呷哺呷哺、巴奴、西貝蓧面村等知名餐飲品牌門店。根據海底撈公開報告，截至2020年6月已經在全球範圍部署958臺傳菜機器人。相關評價稱，除了靈活性方面不如人類之外，送餐機器人「錢少事多還聽話」，未來或成為企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關鍵方式之一。

相關報道指出，餐飲服務行業推廣使用機器人的最初是為了解決企業的「用工荒」問題。餐飲服務工作屬於勞動密集型工作，餐飲服務員要進行高頻、重復的機械體力勞動和情感勞動——服務人員工作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勞動報酬低、價值感低、晉升空間狹窄是這個行業的常態，餐飲服務人員難招難留的現狀背後是亟待改善的用工環境和用工機製。即使送餐機器人是當前行業新趨勢，但基本只在大型餐飲企業中得到應用，短時間內並不能實現規模化，中小微型餐飲企業的工作環境惡劣、用工不規範情況還會長期持續下去。另外，一些使用送餐機器人的餐飲企業可能會以機械化為名大規模裁減人手，增加個體服務人員的工作量和工作強度。

新聞來源：

《萬臺送餐機器人落地真相：錢少事多還聽話》
《2020年中國餐飲配送機器人行業研究報告》
《調研|走訪200家餐廳，西安餐飲業服務員最難招》
《企業遭遇春節前「用工荒」》
08 重慶出臺《關愛環衛工人十項措施》 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130%
#關愛環衛工人 #勞動保護

2020年12月24日，重慶市城管局聯合人社局、市總工會研究製定了《重慶市關愛環衛工人十項措施》（以下簡稱《措施》）。《措施》從精神激勵、權益保障、人性關懷3個方面，推出表揚獎勵、作業條件、薪酬待遇等關愛環衛工人十項措施。

《措施》中有幾條將給環衛工人的工作帶來實質影響。例如第三條的通過提升機械化率、更新環衛設施和設備性能來減少人工作業強度；第五條規定的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工資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足額繳納五險一金、嚴格落實加班工資、高溫津貼等補助；第六條關於困難環衛工人的幫扶資助機製；第七至十條分別涉及環衛工人休息休假權利、環衛作業風險保障、職業安全和健康、權益侵犯的維權途徑等內容。《措施》已於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重慶市現有環衛工人超過5萬名。2020年以前防控最關鍵的1-3月，全市每日在崗環衛作業人員5.5萬人次以上，在崗率超90%；此前8月重慶市遇特大洪水期間，環衛工人日夜奮戰在崗位上，清理中心城區過水面積達500余萬㎡，清理淤泥近100萬噸。

新聞來源：

《重慶市關愛環衛工人十項措施》（渝城管局〔2020〕152號）
《工資不低於最低標準130%……關愛環衛工人，重慶明確了10條具體措施》
《改善作業條件完善救助機製 重慶明確關愛環衛工人十項措施》

社區團購的背後：價格戰、抵製潮與被犧牲的商超攤販

導言：新年伊始，一則令人痛心的消息傳來：「多多買菜」的烏魯木齊員工女孩「潤肺」（花名）在淩晨一點半下班途中突然暈倒，搶救無效後去世，年僅22歲，其在公司內部賬號簽名上寫著「為多多守邊疆」。另一邊廂，長沙的菜市場攤販正感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嚴重的比以前幾乎差了三分之二，多地的實體超市正在關門，是因為疫情，也因為這個新生事物——社區團購。

社區團購起於疫情下的2020年。早期的社區團購雛形，是芙蓉興盛的便利店主們通過運營微信群和QQ群收集居民的購物需求，統一選購配送並由用戶自提。後來隨著疫情大爆發，人們出門的熱情降低，一時之間帶動了整個「宅經濟」，多個巨頭紛紛從剛需的生鮮消費切入社區團購，正在逐漸改變日常社區消費鏈條上的產業生態。

傳統生鮮消費由於存在客單價低、毛利率低、易腐爛損耗、物流成本高等特點，導致其一直存在線上滲透的難題。至2018年，生鮮品類的線上滲透率仍僅有5%，遠低於電器、服裝、個人護理等品類。社區團購生鮮的新商業模式，以微信小程序或app為載體，依托社區基礎、和團長社區人脈或其門店資源，通過「預售+次日達+自提」模式，招募線下團長承擔顧客維護、貨物存放/自提，及售後服務等工作。社區團購針對生鮮采取預售模式，後點對點集中配送社區，極大降低了生鮮的運輸損耗和物流成本；以團長+自提為核心的模式，也令資本運作節省了前端場地存儲租金和末端配送成本。

低電商滲透率、低運營成本、高頻日常消費，令社區團購一瞬之間成了資本巨頭爭相搶奪的寵兒。

2020年6月份，滴滴旗下社區團購品牌「橙心優選」上線。7月份，美團宣布成立「優選事業部」；8月份，拼多多旗下社區團購項目「多多買菜」上線；10月份，蘇寧菜場社區團購平臺在北京上線，阿裏巴巴40億美元投資「盒馬優選」；12月11日，京東表示將向社區團購平臺興盛優選投資7億美元；2021年1月1日，京東旗下社區團購平臺 「京喜拼拼」上線；順豐亦在1月19日上線「豐夥臺」，悄然入局社區團購混戰。

企查查數據顯示，2014年到2020年底社區團購融資累計達80起，融資總金額超260億元，但直到疫情才出現井噴，僅2020一年融資額就超171億元。如今，社區團購已經集結了美團、阿裏、拼多多、京東、滴滴等互聯網巨頭，艾媒咨詢預計到2022年中國社區團購市場規模將超過1220億元。根據商務部和凱度數據統計，疫情後居民通過社區團購渠道購買生鮮大幅增長，有1/4的用戶在疫情中首次使用了社區團購平臺。

過去一年的資本巨頭瘋狂砸錢加碼，湧入社區團購戰局，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和便利店主、菜販都被迫卷入到這場激戰當中，這背後會帶來什麽呢？

01 資本「跑馬圈地」，背後的便利店「團長」、菜販和消費者們
社區團購這一模式，本是興盛優選為了振興旗下便利店的發展而創立，然而，隨著巨頭們的瘋狂補貼、低價競爭戰燃起，其正在逐漸摧毀社區中原本的經濟生態，試圖反噬這些作為團長的便利店主，甚至是街邊菜販。

1）便利店「團長」：渴望平臺引流商機，反被平臺引流收割
在「預售+次日達+自提」模式下，除了保障後端供應鏈的穩定性，「團長」成為了社區團購運作最為核心的一環，派送與售後服務的關鍵承擔者。據公開數據，社區團購創業公司十薈團與興盛優選已招募了超過50萬團長，再加上攻勢更猛的多多買菜、美團優選、橙心優選等互聯網巨頭所拓展的版圖，團長這個兼職群體，已經突破百萬。

盤踞在社區周邊的小便利店、「夫妻小店」等，早期在各巨頭地推的營銷動員下，紛紛註冊成為團長，且身兼多家平臺，一時之間社區裏每家店幾乎都是註冊團長。這吸引力來自於，巨頭宣稱給予團長至少10%的提成，同時平臺會嚴格控製提貨點的距離，貨品不會和超市沖突，而且關鍵是，來提貨的顧客還能給超市引流。但事實並非如此。

跑馬圈地的各平臺巨頭，前期瓜分市場的關鍵必然是如何拿下更多的團長，為其開拓社區市場效勞。團長戰全面鋪開之後，實質提成並非如預期所想。團長傭金比例根據地區競爭情況可以達到成交額的10%-15%。但在實際成交中，僅有少數商品的返傭達到10%，絕大多數的補貼商品和生鮮商品返傭比例僅為3%-5%。有些特價的產品，非但沒有返傭，店長可能還得貼錢贈塑料袋。多數團長一個月傭金最多僅有數百塊，並非想象中那麽豐厚。

其次，隨社區團購帶來的是門店額外的工作量和設備成本投入。多數商品傭金並未如預期，僅有凍品、肉類等高價格的單品傭金比較較高；而「低價」幾乎是所有社區團購平臺強推的廣告詞。矛盾的背後也意味著，團長必須投入更多精力進行拉客營銷推廣和社群維護，主動協助平臺培養消費者黏性，並額外增加冰櫃、場地等必要儲存成本。這些成本早期並不被預見。

此外，客戶引流只是個幌子，平臺反過來借助團長的社區人脈關系反向引流消費。這與早期平臺推廣時的宣傳極度不符。在社區團購熱潮下，超市/便利店的來往取貨的人流是增加了，但是門店本身消費額並未有起色，甚至更低了。一方面，因為社區團購上線商品與線下便利店的無差異銷售，在價格戰補貼因素影響下，平臺商品價格更低，團長自家同類商品根本無法銷售出去，甚至遭遇來自社區「高價銷售」的質疑；另一方面，便利店被平臺徹底單一概念化為「提貨點」，社區團購用戶基本不會駐足門店，頂多順瓶水，帶不動多少收入。

與此同時，平臺正在啟動收割店長的「淘汰賽」。訂單量少的門店自提點正在被系統關閉，從此前的粗放式擴張正演進到精細化管理階段，團長開始被賦加上了出單量的業績要求。團長同樣也在被拋棄中，滴滴旗下的橙心優選已經在布局線下門店。或直白講，這些前期跑馬圈地積累起來的團長，本質是為平臺入局提高流量支撐及用戶基礎服務，最終還是平臺為下一階段的淘汰和利潤收割做轉化。在業績指標下，團長的職能從簡單的自提服務，已經徹底轉化為集前端拉新用戶、維護客群關系、線上導購、分揀、售後服務等為一身的角色——原本「自由」的團長正在被平臺的規則和新的消費習慣逐步綁縛。

究其本質，社區團購恰恰是在利用團長門店所在的地理位置、社區覆蓋、人際網絡等資源，低成本地向平臺消費反向引流，繼而又增強團長對平臺的依附性。背後的危機在於，社區線下消費的下降已經嚴重影響到了門店自身的生存空間，原本的門店消費正在不斷被引流到社區團購新模式中，為平臺「打工」的團長沒得選擇。

2）價格戰下無力的菜販，被「便宜」引導的消費者
對於菜市場和街邊攤販而言，2020年無疑同樣是艱難的一年。接連發端於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和北京新發地市場的疫情都令菜市場消費蒙上陰霾，疫情同樣導致了客流量的下降，間接催發了生鮮電商的崛起，給菜市場造成分流效應，傳統菜市場和攤販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

社區團購巨頭間的價格混戰，令菜販一步步失去消費者。位於社區團購混戰起源和核心的長沙菜販更是失落。有媒體報道，社區團購進入後，長沙菜市場的客流量明顯下降，生意可謂慘淡一天不如一天。陜西亦有菜販表示，社區團購的部分菜品的促銷價格甚至低於菜品的進價，對零售影響極大。「以前一天最低（營業額）都是一兩千，現在一天只能賣三四百元，幾乎差了三分之二」。對於愈漸少人問津的路邊老齡攤販，可能至始至終都無法理解生意為何突然消寂。

對於消費者而言，短期的價格利好正在無形中塑造新的消費習慣。如早期網約車、共享單車、外賣大戰一樣，面對互聯網巨頭動輒數十億、上百億的現金補貼，沒有哪個消費者會放任自己錯過「薅羊毛」的機會。「便宜」幾乎是社區團購最大、也是唯一的亮點了。海量低價商品刺激著沖動消費，消費者對低質商品的容忍度不斷提高——資本並不擔心前期虧本，它們正在利用這樣的非理性消費模式培養用戶團購黏性，後期運營階段再「殺熟」擡價，扳回一城盈利。

得益於現階段的團購平臺後端不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導致的生鮮質量參差不齊和以老齡消費者為主的菜市場傳統，暫時未可斷言社區團購短期內會取代線下菜販和便利店等，但彼時的巨頭價格戰對整個低端生鮮消費領域和社區人群的長期購物習慣，正在潛移默化地推翻和重構。

02 價格戰危機下的規製和抵抗：政府幹預、超市聯盟與上遊供應鏈
2020年6月以來，隨著滴滴橙心優選、美團優選、多多買菜等的入局，而後阿裏和京東的資金加碼，社區團購陷入瘋狂的低價混戰——0.01元買一斤山楂、一瓶進貨價50元的油只賣45元，平臺商品價格屢低於廠商進貨價，再加上額外的10%團長傭金，支撐背後的都是巨頭燒錢競爭，擠占市場份額的同時也意圖摧毀本地商超和攤販。

2020年12月22日，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商務部出手，召開規範社區團購秩序行政指導會，阿裏、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滴滴6家互聯網平臺企業參加。為嚴格規範社區團購經營行為，會議要求互聯網平臺企業嚴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過低價傾銷、價格串通、哄擡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用自主定價權」。

與此同時，一群新疆超市老板建立了「實體店聯盟」，超過6000名中小超市老板入群， 在「多多買菜」正式進入新疆的第一天就開始向供貨商施壓，要求停止向平臺供貨。聯盟沒有辦法抵製平臺的進入，只能一方面聯合拒絕平臺的「團長」邀約，另一方面抗議廠商與平臺的供應鏈合作。聯盟向廠商發函，稱如果繼續為社區團購平臺提供貨物，經銷商和超市會聯合停止銷售該公司的產品。聯盟也進行了實質抵製，曾聯合短暫下架了可口可樂產品。

抵製一定程度上迫使上遊供應鏈作出回應。截至12月中下旬，「實體店聯盟」拿到近20家廠商的「承諾書」或「公告函」。其中，可口可樂、百事、蒙牛、益海嘉裏等品牌的公函由新疆分公司發布，僅在新疆地區生效。而衛龍、李錦記、香飄飄、農夫山泉等品牌則直接向全國範圍發布了公告。華海順達、衛龍等多家企業發布的《關於禁止給社區團購平臺供貨的通知》指出，「公司收到多方投訴，以多多買菜、美團優選等為代表的社區團購平臺出現嚴重低價現象，甚至個別產品遠低於出廠價，影響嚴重，損害客戶利益，」通知要求平臺價格不得低於終端零售價，否則視為低價，影響惡劣的取消經銷權。

然而這些來自民間的抵製行動和官方的規製，在實際效果上仍然收效甚微。供應商/廠商遭遇抗議後，多個品牌隨後短暫下架各平臺，但過一陣子又會有其他供應商「乘虛而入」悄然上線商品，流量的誘惑下低價營銷難以根本上製止。商品此「下」彼「上」的遊戲博弈消磨了大多數實體店主的抵製耐心，抵製行動在微信上也遭遇舉報，部分微信群被封；團購平臺對於實體商超的團長註冊抵製，也轉而大力發展社區周邊的服裝店、母嬰店、彩票店等無競爭關系的新「團長」。政府層面，商務部的「九不得」政策更像一個官方表態，到可執行的程度還需要時間；政府對互聯網經濟的推崇，也可見其管製決心並非堅定。在行政指導會之後，各家社區團購平臺並未出現明顯的取消補貼的行為。價格戰被叫停，但價格層面的競爭卻沒有停——平臺上仍然存在大量0.01元的秒殺促銷活動，不缺錢的平臺巨頭轉而直接大量發放現金或優惠券。

只要平臺巨頭間還未決出勝負，價格戰就可預見性地將以不同的方式持續下去，只是商超和攤販最終都將成為其中的犧牲者。

03 資本的目標：改變消費模式，形成依附巨頭的勞動生產
資本競爭的標準戲碼——「價格戰」——短期內似乎正在令商超「團長」、消費者和供應商初步嘗到獲利的甜頭。商超可額外獲得5-15%不等的團長傭金，消費者則以低價便利購得商品，供應商也通過井噴的出貨量短時營收加倍。但既往的網約車大戰、外賣大戰經驗都表明，在大規模的價格補貼之後，逐利的資本不會放棄利潤收割，熬不下去的入局者和被卷入者必然成為代價。

價格戰後如何回收成本？可預見的無非是三個手段，壓低供應商成本、降低團長提成和提高平臺商品價格。當團購平臺吸引了一定穩定的流量，便有了與供應商比價還價的籌碼，獲得更低的出廠價；平臺高流量將致使商超團長進一步依附平臺收入，甚至無法再倚賴線下門店消費獨立運營；團購平臺重構了線下商品種類生態，平臺商品或將漲價，消費者難有選擇空間。

可怕的是，在資本價格戰故事的另一面，實體商超和流動攤販將逐步消失。平臺有金錢和時間可以折騰以吸引線上客流，但是小商販根本熬不過數月，何況在疫情消費低迷的當下，一旦與團購平臺商品供應形成沖突（已經在發生），自家商品消費停滯，未來將難以有持續的資金鏈可供維系。平臺的價格戰本身扮演了「弱肉強食」法則下的生存篩選，小商販不得不退出市場或調整自身商品的差異化出售，又或者依附於團長體系平衡收支，或成為「打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當平臺壟斷了商品種類，地攤商販也都沒了蹤影，商超想買的東西不再出售，消費者將更難以在線下尋覓到合適商品，不得不轉向團購電商，既往淘寶新零售模式的崛起對實體小店的絞殺便是如此。所謂低價電商只是誘餌，本質是改變消費模式和形成依附於資本巨頭的勞動生產形態。

社區團購作為一個新事物，打著便利、「廉價」的旗號意圖形塑新消費模式，這在外界或政府看來或許是創新，但背後的資本邏輯並沒有改變——其並非要改造供應鏈中對勞動者的不平等分配和低效多級的資本分包，而是試圖進一步侵蝕傳統市場中的殘留中小經濟體（小商販），並形成對其的控製和被依附性，將商業化壟斷滲透到每一個社會角落。當年，滴滴進軍網約車領域，並非要將司機從租賃公司的「份子錢」解放出來，而是成為另一個「出租車租賃公司」巨頭，如今目的顯然已經達成。同樣，相對獨立的菜市場和街邊商販、小超市店主，未來並不能也無法保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強大的資本面前，都將被迫納入到整個剝削的生產體系當中，以不同的形式為巨頭打工。

工人「惡意討薪」的背後：失靈的機製與被定義的「維權」

導語：「惡意討薪」無疑成了2021年初、庚子年末最火的熱詞之一。2月5日，甘肅省甘南州警方通報，一工地包工頭爬50米塔吊威脅工地負責人跳樓討薪，工程款涉及38名農民工工資，當地警方最終以包工頭惡意討薪「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處以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此通報一出，引發輿論嘩然：既然有惡意討薪違法，難道資方欠薪就是善意合法？

農歷年底向來都是農民工討薪的高峰。春節返鄉在即，農民工被拖欠工程款、材料款、工資等矛盾都在此刻觸發，由此而引發的討薪事件遠超日常十倍。民間媒體「非新聞」曾不完全記錄2015年發生的工人群體事件（以建築工討薪為主）共10425起（實際發生案例應以十倍計），其中發生於春節前夕的超過5000起，數量接近全年一半，引發抗議的原因主要是欠薪，而這其中因討薪而被抓的工人便達數千人。

✲2021年1月5日，廣東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樓威脅討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處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廈門，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萬元工資，其中一人爬塔吊討薪，而後被處以治安處罰，被拖欠工程款而後追回；

✲1月20日，廣東汕頭，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資達100多萬元，工人組團遊行討薪，七人被處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後追回；

✲2月1日，黑龍江大慶，一藥房拖欠員工20個月工資，工人市政府信訪維權被警察帶走；

✲2月2日，廣東汕頭，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樓威脅，被處5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後追回；

✲2月8日，廣西梧州，4名討薪人員向包工頭討薪，其中兩人以砸毀財物方式惡意討薪被行政拘留。

回溯過去年底兩個月，網絡可查及的工人因討薪被抓案件至少有7起。這些以建築業為主的糾紛，工人陷於非正規勞動關系保障的模糊邊界。即便2020年國家強力推行《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常態的維權機製並未革新改進，部分走投無路的工人最後只能無奈選擇以拉橫幅、阻礙交通、跳樓爬塔吊等——這些被官方所定義的「惡意討薪」方式——才能拿回自己的工資。那麽我們該如何看待，被官方定義為「惡意討薪」的工人維權行為背後的合法性呢？

機製下的法律維權：失靈與無力
機製失靈是既成事實，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但機製本身也無意正視這一點。當工人被問及對於法律維權的看法，不是「不知道怎麽弄」，便是「好難好長、太難成功」。不知道怎麽弄，源於維權機製中的高門檻；而歷時久、難成功，則是機製本身的復雜性和偏向性。法律運行機製對個體化/原子化維權的引導，實則分解了工人維權內在的團結性，將具集體特性的勞資爭議孤立成個體行為，同樣造就了個體工人機製內維權的無力。

「一調一裁兩審」的爭議處理體製，是一套建立在正規勞動關系體製下維權機製，本意是建立特殊快速的勞動者維權路徑，但勞動者在實際維權過程中卻存在著重重阻礙。所謂「一調一裁兩審」，指勞動爭議必須經勞動仲裁委員會裁決後（在此之前可以申請勞動調解委員會調解或直接仲裁），不服裁決後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其中，調解期限常規為15日，仲裁一般為45天，復雜案件最長應在60天內結案，進入到法院環節則可長達1-2年不等。

流程的復雜性和專業性造成的時間、經濟、精神成本的損耗，已經足以令勞動者望而卻步。尤其勞動者需要承擔大量的舉證責任——如勞動關系、工作時間等證明；如上述的建築農民工，在真正進入討薪爭議之前，就必須耗費大量精力奔走上述流程先行佐證「存在勞動關系」才行。

再者，仲裁成功率並不樂觀。《中國統計年鑒2020》統計顯示，2014-2019五年間每年受理仲裁案件逐年上漲，但勞動者一方單獨獲勝的裁決比例卻在逐年下降，從35.20%下降到29.40%。這有勞動者證據準備上的缺陷與弱勢的原因，同樣有機製對資方的傾斜，更「玩得轉」這套遊戲規則——資本可調動整個組織的資源（時間、金錢和法律專業）對抗孤立個體勞動者：勞動者是在兼職打官司，但資方並不是。2019年結案的106+萬個勞動仲裁案中，有超過48萬的勞資爭議最終上訴到法院階段，這也意味著近一半的爭議並不能在仲裁階段結案，而勞動者必須花更多時間和金錢與資方（被）玩「法律遊戲」。

機製外的反抗：被定義的「惡意討薪」與維權「黑名單」
當官方機製裏的維權路徑趨於式微，勞動者（中的幸運者）必須千辛萬苦才得以拿回應得的幾分之幾；更核心的是，基層執法/司法部門和資本間互踢皮球和偏袒，這對勞動者維權的否定更令人陷入絕望與無力。這並未令工人從中得到釋懷解放，反而深陷於另一個不占優勢的博弈循環。失靈的機製並不能令工人重獲勞動的尊嚴，但工人仍需設法拿到欠薪，應對生存剛需，僅有的渠道則是尋求機製外的反抗——結果卻是被官方所定義為「惡意討薪」和被列入「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

即便「惡意討薪」一詞引發輿論嘩然，但這並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提出。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首度聯合市建委、勞動及公安多部門聲稱要打擊惡意討薪行為；2007年，南寧市政府更明確定義5種過激行為被界定為「惡意討薪」，包括：采取拉橫幅、堵塞道路、阻礙交通、封鎖出入口等影響社會治安的方式；采取爬樓、爬吊塔、切斷水電、沖擊施工現場等妨礙管理的方式；以及敲詐、脅迫、威脅，甚至聚眾鬧事、圍堵政府機關等系列手段，都會被列為嚴懲的「惡意討薪」。從國家的角度，「惡意討薪」話語內嵌的貶抑性色彩無不顯露：對機製外的民工討薪行為之厭惡已經超乎對資本欠薪本身的容忍度。

在對「惡意討薪」行為的譴責之外，官方還設立勞動者「黑名單」亦試圖壓製工人的法外維權行動。近一年來，浙江湖州、嘉興地區法院先後公布「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劍指常年頻繁進行勞監投訴（三年10次）、勞動仲裁（三年3件）或一年內討要工資款3-5次的勞動者，或造成嚴重社會不良影響的職場「碰瓷」者（法院語）。被列入名錄的勞動者，將在求職、勞動維權上從嚴審查甚至進行懲處。這一舉動無疑是極具「開創性」和模範效應的。企業間、行業協會內部多年來共享員工「黑名單」——這一令工人積極分子求職受阻的潛規則，業已在政府內部明目張膽地鋪開。官方「黑名單」旨在恫嚇走投無路的維權工人，但並未給予工人提供一條更為有效的道路。

政府毫不吝於指責機製外的工人討薪，但對於企業本身違法在先的用工行為似乎持續緘默。2018年人社部首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針對克扣農民工工資並達一定數額或引起惡劣社會影響的企業進行懲戒。但在「信用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網站上，2020全年全國僅錄得179個企業或自然人計入黑名單，多為中小型企業或包工頭。事實上，官方針對企業黑名單的定義也僅局限於欠薪或者引發群體性事件，目的在於維穩而非維權，但對於其他如過度加班過勞、降薪裁員、社會保障糾紛、霸淩歧視及職場狼性文化等企業違法違規行為均不在其監管的考量之中。既往BAT（百度、阿裏巴巴和騰訊）企業「996」違法加班現象、餓了麽騎手猝死無工傷保障僅得「2000元人道主義賠償」、華為「奮鬥者協議」漠視員工權益等網絡熱點事件，官方並不視其為對勞動者權益的侵犯。

維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壓迫本身，而不是法律
簡言之，所謂「惡意討薪」和勞動者維權「黑名單」，正是政府用以打壓工人機製外抗爭，消解工人維權合法性的製度化手段。在常態機製失效的情形下，勞動者亦被剝奪了額外尋求保障的行動路徑，任何捍衛合理生存空間的掙紮成了一個必須付出代價的舉動。

「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體製，限定了工人個體可尋求的法律救濟手段，但失靈且無力；「惡意討薪」與「黑名單」消解了工人集體行動、阻斷生產過程的合法性，維權便意味著代價；再加上工會本身於工人的虛假代表性，法律正在一步步限縮工人維權的合法性邊界。

最高檢在針對雇主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相關案件中，曾極力贊賞地方法院為違法的欠薪雇主進行取保候審而非拘押，以避免出現「辦一個案件，倒一個企業，失業一片」的結果。但可曾有違法的工人因「家裏老人小孩失去生計」，而獲得法律同樣的「仁慈」、享有取保待遇呢？

究其根本，現行勞動法律並非由工人意向所製定，亦非為工人而製定，其核心內軸仍是控製和消解工人的自發維權，營造利商的投資環境。工人總是試圖尋求製度外渠道爭取權益——其恰恰表明，工人維權的合法性來源於工作場所的壓迫本身，而不是現成的法律框架——法律既不能給予工人完整保障，亦形成製度霸權限製工人的自我解放。所謂「惡意討薪」行為，背後無非是指向現存勞動維權機製運作的失效危機與機製製定的失代表性；而「黑名單」之舉，只可能成為一種對工人自發反抗的無效控製，只會蓄積集體危機。保障工人權益，需要的是一條更為有效的路徑，由集體工人自主定義和運轉的規則。

網傳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被抓， 此前曾質疑餓了麽「春節獎勵金忽悠騎手留京」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2021年2月份核心新聞。

28日，網傳網絡知名「餓了麽」維權騎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聯已近48小時。此前他曾連發視頻抨擊「餓了麽」忽悠騎手獎勵金。2021年，快遞員罷工事件依舊持續發生；此外，T3網約司機集體抗議要求退車；社區生鮮行業「暴雷」，工人拉橫幅討薪。疫情下工人處境艱難，依舊不放棄用行動爭取權益。

01 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疑被抓，此前質疑餓了麽「春節獎勵金忽悠騎手留京」
#盟主失聯 #抗議平臺

2月28日有信息指，網絡知名「餓了麽」維權騎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去外界聯系已2天。陳國江因組建「騎士聯盟」，一個提供外賣騎手互助與交流的平臺，而被廣大騎手稱為「盟主」。該騎手互助平臺中，迄今為止已有數千名外賣員參與其中。盟主長期於其中為其他騎手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幫忙，包括交通事故、合同糾紛、官司仲裁、租房買車等問題，也時常通過其抖音、快手、微信公眾號平臺批判外賣公司的算法霸權和管理剝削，與分享騎手交通事故等生活遭遇，為廣大騎手發聲維權。

近日，盟主曾協同多名騎手公開質疑餓了麽春節期間開「空頭支票」，設立春節挑戰賽獎勵金8200元鼓勵騎手留京送單，而後平臺卻通過提高任務門檻令很多騎手難以拿到任務獎金。盟主近日連發三個視頻，高調質疑外賣平臺套路，不僅套路欺騙騎手，而且還間接引導騎手相互惡性競爭拉低差價，坐享牟利。多名騎手罷工抗議餓了麽的忽悠行為。

外賣兩大巨頭「美團」「餓了麽」在過去一年頻頻發生醜聞，皆起因對平臺騎手的剝削和壓榨。去年9月，人物《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爆出外賣公司資本「吃人」的本質，騎手猶如人肉運送工具，被平臺算法和時間控製。12月，一名43歲騎手因工作壓力過大而猝死，僅獲得餓了麽2000元人道主義賠償。今年1月，一江蘇泰州外賣騎手因工資被扣5000元，不得不以自焚討薪，生命垂危。「騎士聯盟」盟主頻頻公開痛訴此類事件，揭露外賣公司剝削黑幕，暫未知本次失聯是否與此有關。

新聞來源：

《對抗「系統」的人：「騎士盟主」和他的外賣江湖夢》
《8千多獎金被套路引騎士罷工：餓了麽是要把自己作成「涼了麽」？》
《餓了麽騎手質疑過年獎勵開「空頭支票」》
《豆瓣：突發：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疑似被捕》
02 餐飲服務員、出租車司機等需接種疫苗，基層工人是否有拒絕接種的權利？
#基層服務員 #疫苗接種

春節前，北京啟動針對九類重點人群新冠疫苗接種，其中包括進口冷鏈行業、交通、物流、環衛等基層工作人員。中國新聞網報道，截止至2月21日，北京累計接種新冠疫苗556.3萬支，累計接種362.6萬人。北京市場監管部門排查餐飲、冷鏈食物、藥店工人的接種情況，對已接種商鋪粘貼標識，餐飲服務員需佩戴「已接種」胸牌。

南方網報道，2月25日交通部門數據顯示，廣州市近七成巡遊出租車司機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滴滴發布公告稱，截至1月17日，超過10萬名司機完成疫苗接種工作。網約平臺、出租車工牌上，已接種司機會增加「已接種疫苗」標簽。

多方報道，多地政府亦正陸續組織環衛工人接種新冠疫苗。廣州環衛單位春節前曾強製環衛工接種疫苗，若拒絕接種將無法安排春節加班等額外工作，影響收入；疫苗接種率在部分環衛單位成了指標工作。針對基層服務工人若拒絕接種是否會影響其工作，國內媒體未有相關報道，基層工人的態度和想法也甚少被了解。

2021年1月，英國民調公司YouGov發布全球性調研結果，調查新冠疫苗接種的意願，中國居民表示願意接受/已經接受疫苗的比例為61%；哈爾濱醫科大學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在2020年8月份發起的網絡調研顯示，2萬份問卷中30.3%的人選擇不會接種或者視情況而定，對疫苗接種保持猶豫、懷疑。

《中國疫苗和免疫》雜誌2月18日發表《浙江省醫療衛生人員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意願和影響因素調查》，文章指出女性、高學歷者和醫療人員的接種意願低，擔心疫苗副作用為主要顧慮。BBC 報道稱，中國國家衛健委對於新冠疫苗副作用和致死率的信息披露停留在2020年12月31日，稱過敏反應等比較嚴重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大約為百萬分之二。

新聞來源：

《「我已接種疫苗，請您放心！」餐飲店服務員主動貼胸牌告知顧客》
China』s Vaccine Campaign Hits A Few Bumps
《疫苗接種：中國浙江女性和高學歷人群意願為何不高》
《滴滴：北京超10萬名司機完成疫苗接種》
《接種疫苗將有提示！廣州近萬名出租車司機完成兩針疫苗接種》
03 欠薪、罰款不斷，基層快遞員面臨結構性剝削
#快遞員 #罰款 #欠薪 #罷工

2021年，快遞行業罷工停工事件依舊持續發生。

1月24日，蘇州松陵中通網點貨運公司因被欠薪罷工，停止快遞卸貨。2月初，昆明百事快遞網點快遞員因為網店老板欠薪紛紛停工，欠薪數額最少五六千，多則達七八萬元。快遞員為能回家過年，多次找老板協商均無果，有快遞員表示：「我們這些末端的派件員也非常辛苦，有的已經五六十歲，現在很多派件員等著拿工資回家過春節，但是現在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

網點欠薪，一部分原因是行業惡劣的罰款製度。2月初，武漢一快遞承包員辛苦工作7個月，原本以為年底可以拿到23萬派費，卻發現欠下罰款39萬，數十位快遞員共欠下罰款100萬。此事引發熱議。「全現在」報道指出，快遞行業不斷增強派送速度，同時卻降低派費，增高考核標準和罰款額度。基層快遞員日常高度密集的工作強度，很難應對毫無道理的罰款。毋庸置疑，行業的惡劣生態導致了最為基層的勞動者面臨結構性的剝削和暴力，徹底顛覆「多勞多得」。

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全國郵政快遞業累計攬收和投遞快遞包裹達到6.6億件。快遞行業發展迅速，但基層勞動者依舊要面對被拖欠的工資和惡劣的罰款。繁榮的行業所帶來的紅利並不屬於基層勞動者，面對這樣不合理的行業現狀，眾多快遞員紛紛用腳投票，出逃快遞行業。

據媒體報道，春節臨近，鄭州某快遞網點因快遞員密集離職，導致包裹堆積成山。2020年第四季度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快遞員位列前茅。春節後，快遞行業依舊面臨嚴峻用工荒現狀，南京一家快遞公司缺工崗位甚至高達700個。

新聞來源：

《鄭州一網點快遞員紛紛「罷工」，包裹十幾天沒人送》
《雲南省昆明市，百世快遞拖欠工資，快遞員罷工討薪》
《被系統碾壓的基層快遞：沒白沒黑工作7個月，結果倒欠13萬》
《節後工作好找嗎？快遞、銷售、餐飲行業仍缺人》
04 人社部將推出騎手工傷保障新模式，北京義聯發文建議修改《工傷保險條例》
#靈活就業人員 #工傷保險

1月13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開對「加大外賣配送員權益保障，維護城市守護者合法權益」 提案的答復，稱由於難以確認勞動關系，目前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人員無法享受工傷保險，「保障水平總體偏低」，人社部將推出針對新業態工作者單獨的職業傷害保障模式。1月26日，人社部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下一步擴大工傷保險覆蓋範圍。據統計，全國靈活就業人員2億左右，絕大部分沒有參加工傷保險。

2月25日，長期關註騎手勞動權益的公益機構北京義聯發文呼籲人社部直接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將平臺經濟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條例》。文章認為，相比於單獨製定保障製度，直接修改條例更為合適，建議在《工傷保險條例》中新辟「新業態從業者工傷保險特殊規定」一章，對新業態從業者的參保、工傷認定、工傷保險待遇、爭議處理等進行專章規定。文章建議，騎手不需要提供勞動關系證明材料，只需提供有工傷保險的參保證明即可。

新聞來源：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3391號（社會管理類287號）提案的答復》
《呼籲：修改工傷保險條例，讓外賣小哥們參保、享待遇》
《不讓外賣騎手在社保外「裸奔」，國家準備出大招了》
05 T3網約車司機集體要求平臺退車；調研報告指出，司機無法享受平臺紅利
#網約車司機 #集體抗議

2021年伊始，全國成都、杭州、長沙等地「T3出行「網約車司機紛紛聚集，集體要求平臺無條件退車。T3 出行是由一汽、東風、長安三家車企聯合蘇寧、騰訊、阿裏巴巴等共同出資打造的網約車平臺。1月6日，成都有大量T3出行的網約車聚集在青羊萬達萬花路道路兩旁，要求平臺無條件退車。2月初，長沙T3出行司機因單子少、車子租金貴、掙不到錢，再加上車輛未按合同規定辦理車證等原因，紛紛要求退車。很多網約車司機表示由於平臺快速擴張，導致單量減少，獎金驟減。平臺無法兌現招募入職時的承諾——「每單獎勵10元，每月挑戰萬元月薪」。

此前，2019年11月南京、2020年8月武漢、2020年10月重慶都曾發生過T3司機退車事件；此外，T3由於涉嫌低價傾銷、不正當競爭、向不合規人員派單等違法行為，在2021年1月曾被成渝兩地交通局和市場監管局立案調查。

在滴滴一家獨大的網約車市場，T3平臺運用「燒錢」的方式艱難擴展市場份額。一線的網約車司機也隨著被卷入一場「賭局」，承擔著商業競價的後果——市場單量不足導致收入下降，而且還要承擔網約車租金。

這不僅僅是T3網約車司機的困境，隨著壟斷市場的形成，網約車司機門檻低、月入輕松過萬、靈活自由的時代已經過去。2月20日，復旦大學孫金雲調研團隊發布報告，團隊調查436位網約車司機，顯示網約車相比出租車看似成本更低，但是卻沒有五險一金，而且網約車保險可能。調查顯示，除了上海，城市網約司機收入基本低於1萬，司機月工作時長為260-300小時。在司機收入抽成層面，數據顯示滴滴平臺抽成達18%，高德16%，首汽12%。有網約司機在自媒體發文抱怨，不僅需要長時間高強度工作，還要接受平臺各種管控和罰款。

「打車軟件們通過大數據和算法創造了先進的生產力和巨大的價值空間，但是這樣的價值增值並沒有恰當地在司機、乘客和平臺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鐵打般穩賺的平臺，流水般無奈的司機和乘客，似乎是這一漸趨壟斷行業的最佳寫照」，調研報告如此總結。

新聞來源：

《T3出行涉嫌傾銷，成都司機掀起退車潮，網約車只能滴滴一家獨大麽？》
《T3出行頻陷「退車潮」，「一超多強」誰能講好出行故事？》
《2020打車報告(中)：困在平臺的千萬網約車司機，你們還好嗎？》
《揭秘開網約車的三大謊言，司機滿眼辛酸淚，太真實！》
06 環衛工人的春節：垃圾驟增、工時拉長；雲南政協委員建議勞動保障、健全維權機製
#環衛工 #勞動保障

春節期間，西安市城管系統累計出動環衛保潔人員約22.82萬人次，各類環衛保潔車輛約1.74萬車次，共清運生活垃圾5.63萬噸；寧波象山近千余名環衛工除夕全員上崗，清掃、收集、運輸道路上的生活垃圾、煙花爆竹屑等約1071噸；內蒙古集寧區2400余名環衛工人正月初一淩晨3點開始上崗清理187噸煙花爆竹殘渣，類似情況不勝枚舉。

環衛工人沒有春節假期。谷歌搜索顯示，春節期間幾乎全國各地都在報道環衛工人「堅守崗位」的消息，據粗略統計多達200多個地區。多數報道提及環衛工人春節在崗的工作量驟增，需要提前上班。沒有相關數字統計2021年春節全國總計有多少環衛工人需要在崗，垃圾增量具體多少，甚少有媒體報道提及環衛工人春節的加班費、福利、休假權利。2020年3月，住建部城市建設曾發布數據稱「疫情發生以來，全國180萬環衛工人在崗率達到90%以上」。

環衛工人的權益保障問題依舊突出。以雲南省為例，據2018年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調研，雲南省環衛工人總數72580人，一線環衛工人平均清掃保潔面積為6000平方米，平均工作時間為每天10.15小時，72.6%的環衛工人全年無休。環衛行業基本實行雲南省最低工資保障標準，年平均工資為23231.53元（1936元/月）。環衛工人普遍工作時間長，平均在崗工作時間多達10多個小時，起早貪黑，長期處於超負荷作業。

2021年1月26日，雲南省政協委員會羅秋華提出環衛工權益存在主要問題有：「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權益保障難；待遇總體偏低，話語權缺失；工作苦臟累，安全隱患突出；社會認同度低、社會地位不高」。羅秋華建議出臺《雲南省城鄉垃圾處理條例》，保障環衛工人福利、提供勞動保障，建立健全維權機製：增設績效考核、崗位津貼、工齡工資；足額繳納五險一金；增加勞動保障用品、建議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等。

新聞來源：

《提案點擊│羅秋華：建議從四個方面入手保障環衛工人權益》
《1071噸 象山環衛工除夕夜全員上崗清理垃圾》
《春節假期 西安出動環衛保潔人員約22.82萬人次 清運生活垃圾5.63萬噸》
《大年初一2400名環衛工人清理爆竹殘渣187噸》
《全國180萬環衛工疫情期在崗率超九成，工作量增加一倍以上》
07 「寶能生鮮」瘋狂擴張「暴雷」，全國多地員工拉橫幅討薪
#零售業 #欠薪 #集體抗議

2月底，新浪微博曝出全國多地寶能生鮮員工拉橫幅討薪的消息。據南方都市報消息，今年1月開始，寶能生鮮在廣深區域陸續撤店裁員，先裁掉了120余名外包人員中的一小半人，約50名。從2020年11月，寶能生鮮開始拖欠外包人員工資。圖片顯示，多位員工拉起橫幅「寶能還我血汗錢」。

據了解，寶能生鮮於2020年初成立，布局社區拼團業務，2020年9月之後重心轉向社區生鮮。隨後，寶能生鮮接連曝出了欠薪裁員和關店事件。有關報道指出，寶能生鮮欠薪與瘋狂擴張有關。據門店工人，寶能生鮮深圳區域每個門店配置5-7個員工，其中約一半比例為外包人員。除了做六休一，外包員工不享受社保、加班費等福利保障。招聘時承諾轉崗調入編製員工，也隨著夭折。

有深圳被欠薪的工人表示，「因為店裏營業額天天上不去，公司通知撤店，讓我們到別的店去支援，剛開始也沒說要辭退我們，可是等店裏東西盤點完收拾好以後，第二天就接到店長通知去公司辦離職手續，也沒有給我一個說法，就很突然地讓我去辦離職手續」。

新聞來源：

《寶能生鮮被曝欠薪裁員關店，一年新開5000家店有些難》
《欠薪、裁員、關店，又一生鮮巨頭倒下？》
08 「綠色薔薇」發布工人疫情調研報告：復工後工人面臨收入不穩定、變相裁員等壓力
#疫情 #不穩定工作

2月6日，深圳市公益機構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發布調研報告《疫情下的流動工人：生活工作與日常經驗》，該調研報告關註深圳市流動工人受疫情影響情況，具體內容包括：疫情期間工友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家庭關系和子女教育，疫情期間所遇到的問題及其應對方式，疫情相關信息知識的獲取，疫情期間所得到的支持和幫助等等。該調研總共訪談37人次，被訪者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餐飲服務員，家政工，環衛工，保安，建築工，外賣員，超市員工等。

調研發現，疫情極大影響了工人的工作穩定性和工資收入。疫情期間，工友們普遍都需要度過這一段經濟和物資緊張的時期，迫切希望能夠賺得穩定的收入。復工之後工人面臨挑戰主要包括: (1) 工廠收益降低，工友收入減少，面臨「變相裁員」; (2) 工廠防疫支持不充分，工友復工風險高; (3) 社保覆蓋率有待提高，大齡/超齡工友和零工社會保障需求「被隱形」。

受疫情影響，來自湖北的工友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別對待。一方面是來自工廠內部的「特殊」對待，疫情令湖北工友比其他人復工時間晚、隔離時間長；亦有工廠甚至會不讓湖北工友返工上班。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具體生活，湖北籍工友可能會面臨被拒絕租房、被社區孤立疏離等困境。

新聞來源：

《調查報告｜疫情下的流動工人：生活工作與日常經驗》

外賣騎手的「兩會」時刻：官方的焦點提案與消失的民間「盟主」

導言：外賣騎手，毋庸置疑成為了2021年的「兩會」的重大焦點之一，如何為外賣員等新興產業勞動者提供一個完善的保障體系成為多個人大和政協提案的核心。但與此同時，長期為騎手群體代言發聲、甚至屢次怒懟平臺剝削的民間「外送江湖騎手聯盟盟主」騎手陳國江，卻在兩會前夕2月25日被警方拘押，迄今失聯。外賣騎手的「兩會」時刻，一邊是焦點，一邊是噤聲。

籍由疫情下「宅」經濟盛行的契機，中國外賣行業在2020年實現了迅速的發展，外賣騎手數量幾乎翻倍，總數達到700萬，其中美團騎手將近400萬，餓了麽為300萬。技術要求低、工作時間彈性、薪酬多勞多得、無須嚴格審核和面試等原因，再加疫情多行業普遍失業形勢，使得外賣騎手成為多數藍領的首要就業選擇。

在2020年9月，「人物」爆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令外賣騎手群體的系統性困境一夜間成社會焦點。在外賣電商行業崛起8年之後，這是公眾第一次將同情的目光端視在被系統算法 「驅趕 」 著狂奔的騎手身上——此刻，騎手行業的高風險、重剝削和弱保障困境逐漸得以被官方和公眾討論。

騎手面臨的真實困境是怎樣、解決方案又是如何？官方與民間騎手間顯然有不同的論述。「兩會」提案必然是官方表達自身製度性論述的場域，但消失的「盟主」又是如何看待自身所處外賣行業的壓榨與權力博弈呢？

「兩會」在關註什麽：騎手的職業傷害保障
外賣已是如今最為主流和核心的新業態行業。在現實運作中外賣平臺為了最大程度規避社保、勞動糾紛等用工風險，多采取第三方雇傭或勞務合作等用工方式，意圖從法律上撇清數百萬騎手與平臺的雇傭風險關系，顛覆和消解了傳統意義上勞動者常規社會保障體系。有中科院的調研顯示，受訪外賣騎手超過六成沒有社保。類似的，全國政協總工會界別在兩會提案中也同樣總結了外賣等新業態勞動者面臨五大問題：1）企業規避建立勞動關系；2）難以適用勞動關系法律；3）未享受工傷等社會保障；4）工時長、強度大；5）平臺缺乏算法監管。

來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聯以及總工會界別等多黨派的兩會提案都重點強調，建立和完善新業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體系應是當下的政策核心。不僅需要引導勞動者參保，尤其是外賣騎手等的職業傷害保障製度，還要完善企業監管機製和解決新業態勞動糾紛的調解機製。也有代表提出建議實行外賣行業最低工資製和工時製，保障騎手休息權。但也有地方兩會中的人大代表認為，應將騎手交通違法行為納入納入信用庫、實行從業限製警示。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兩會工作報告中強調，法院正在「加強對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從業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事實上，據《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在既往平臺經濟關於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件中，僅有大約一半的案例可以獲得法院認可。平臺勞動者的雇傭關系確認是爭取一切勞動權益保障的必要前提，但現實是大部分人的「勞動者身份」都難以得到法律認可，難言爭取其他保障。

「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已表明當下的官方體製需「探索建立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障機製」，但從人社部對有關騎手的相關提案的回復中可進一步窺探未來的政策方向：現階段的平臺用工難以按現行勞動關系標準確立平臺用工的勞動保障，故將采取專法推出「職業傷害保障模式」處理騎手的工傷意外問題。李克強在兩會閉幕記者會中同樣強調了此保障方向，「特別是要用機製性的辦法來解決可能出現的職業傷害問題」。

兩會上的豐富多元的提案，毋庸置疑都凸顯了騎手等平臺勞動者當下遭遇的社會保障和權益監管等邊界模糊的多重困境。在製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在實際執行上，僅有針對工傷（騎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職業傷害保障作為核心的政策方向，並未正面處理勞動關系確認和平臺監管等基礎問題。

但這是有問題的。面對職業傷害，國家選擇另立「職業傷害保障」專法或解綁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掛鉤關系（廣東、浙江等地），一方面意圖緩解當下勞動者職業安全的危機，以及因職場傷害巨額賠償而對新興企業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轉的財政性危機；另一方面則是規避因建立勞動關系而增加的其他企業用工成本。勞動關系的否認既是對企業的顯性減負，也是國家責任的隱性退出。

「盟主」在關註什麽：騎手話語權的失衡
來自於貴州農村的北京外賣騎手陳國江，稱號「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過去一年持續在短視頻平臺上更新對於外賣平臺（美團/餓了麽）的批評和質疑，同時建立一個互助的騎手社群，因而被外界視為外賣騎手的代言人。但自2021年2月25日起盟主突然失聯，其每日短視頻不再有更新。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其過往發布的超過227個短視頻中[註1]，了解盟主日常為騎手社群所做的事情，以及從騎手自身的視角來看他們遭遇的核心困境。

北京東三環的十裏河盟主出租屋，成了多數騎手生活的中繼站。盟主在這裏打造了「騎手之家」，為剛到北京的騎手兄弟提供短暫落腳的免費借住空間；在這裏，他也為諸多剛入行的騎手提供諸如經驗傳遞、裝備工具免費贈與或便宜購買渠道的提供、電池免押金租賃等力所能及的支援與幫助，甚至當有兄弟車子沒電或拋錨都會找上他幫忙送電池或拖車；每月定期組織一兩百人大聚餐，讓騎手兄弟姐妹齊聚一堂。盟主盡心凝聚社群的背後，源於「我希望你們之間互相認識，成為朋友，這就是我的初心」。

盟主曾在視頻無奈說過，「（大家）就是奴性太強了」。平臺算法一步一步對騎手權益的加速侵蝕和控製，單價一降再降、騎手用命賺錢、平臺惡意罰款、甚至封殺和分化等，皆令騎手處境更加無力。他一方面協助騎手社群處理日常各類突發意外/糾紛（交通意外、與保安或商家的糾紛、保險介入等），另一方面則常常在視頻中公開懟罵平臺對騎手的壓榨和剝削，「很多外賣小哥並不善言辭，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表達的權力；我們任勞任怨，並不代表可以任意踐踏」。這是他對平臺資本背後權力不平等的反抗態度。

盟主認為騎手徹徹底底被「困」在了平臺，單價控製和罰款規則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的討論中，關於騎手日常的逆行、闖紅燈的無奈行為，他指出，若不能限製平臺無上限的派單量和無下限的降單價，超時的罰款代價仍然會逼著騎手用生命賺錢——這個代價是被平臺逼出來的。而商家出餐慢、顧客定位錯等失誤，也皆由騎手承擔最後的罰款代價。甚至，平臺面對異己的意見，可以任意封殺騎手賬號。

在「外賣員猝死2000元人道賠償金」一事，盟主痛斥，「憑什麽平臺錯了，就一句話道歉就可以；我們外賣員錯了，就罰款！」；在「餓了麽春節獎勵金忽悠騎手留京」一事，盟主認為平臺欺騙騎手的同時，也正在利用補貼政策逐步降低單價，變相將價格矛盾轉移到眾包騎手與優選騎手之間，「進一步蠶食（收入），騎手只能拼命接單」，而資本坐收漁利。此事中盟主一度沖上全網熱搜，但最後也成為他被捕的導火索。

「最大的困難，是這個平臺，都是他說了算，我們沒有議價的能力」。平臺上所有規則製定，騎手沒有一點話語權，而平臺卻可以隨意調整規則，令騎手們彼此競爭、分化，用命送單，沒有一丁點尊嚴，這才是可悲可恨之處，也正是盟主所要指出來的本質問題。

成立騎手協會是他關切的核心解決之道。「現在（我們騎手）天天在這裏吼著，你讓資本良心發現，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曾在短視頻表示，「餐飲行業都可以有自己的協會，聯合反抗美團的高傭金政策，但是騎手呢？單價一降再降、超時罰款、工作時間不斷變長，我們有什麽？」騎手需要一個可以代言自己利益的「協會」，團結起來所有騎手兄弟，唯有如此才可能抗衡平臺霸道的算法規則。而至於政府的官方工會，他很清楚，「離我們太遙遠了」。

兩會代表所提到的五大問題是真切存在的問題，盟主並不會否認。但是這些問題的製度化，並不太可能給騎手帶來根本性的處境改善，平臺用工體製下的騎手話語權的失衡仍然維持，平臺霸權仍然在鉗製騎手的自由與勞動價值的實現。而實現平臺算法的透明共決和騎手的自組織團結，才是當下騎手所需的解決之道，也是盟主從系列悲劇裏看到的「真問題」。

消失的盟主：「何日才能聯盟天下騎手共築江湖？」
盟主曾遭遇過網絡輿論的質疑，嘲諷他「接受不了平臺可以不幹」，但他堅持，「我熱愛（騎手）這個工作，但並不妨礙我追求公平公正、一個更合理的規則」。與此次類似，他過往亦遭遇執法機關的威脅，但並沒有放棄繼續為騎手同行發聲。2019年10月，盟主曾因外賣平臺統一壓低騎手送餐單價，發動騎手們拒絕接單——前3天不送「美團」，後3天不送「餓了麽」——並讓其各自打印通知，貼在外賣箱後邊；然而傳單尚未發出，其旋即被北京警方抓走，共計拘留26天。

2月25日兩會前夕，北京突然傳出盟主再次失聯，同時失聯的還有與盟主相關的數名騎手兄弟，引發點卻可能是盟主在「餓了麽春節獎勵金忽悠騎手留京」一事上的批判發言。在失聯超20多天之後，才終於得知盟主等人被朝陽區派出所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於朝陽區看守所。在兩會這個節點，盟主因騎手權益而無辜系獄噤聲，與兩會殿堂政協人大代表為騎手的高談闊論，兩者間的魔幻反差無不令人感慨。

兩會代表的主流提案中，尋求建立騎手的職業傷害保障體系卻否定其勞動者身份和相應的傳統社會保障，其背後實質目的在於緩和工傷危機，為平臺企業減負；而對於平臺單價的競次遊戲及罔顧雇主責任的情形，則仍然處於放縱姿態。全國總工會雖前赴後繼推進網約送餐員、快遞員等「八大員」[註2]的入會行動，但以福利導向的官方工會體製，並不能實質解決騎手群體面臨的話語權困境，甚至有吸納、占有騎手社群有限的異議表達空間的可能。

盟主說，「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議價的能力」。官方看到的是以製度吸納危機，但騎手要的是均衡話語權帶來的自由與自尊，一個是家長製的控製，一個是自由人的權力賦權。

貨拉拉亂象與沒有話語權的司機，外賣騎手、滴滴司機等平臺勞動者罷工，關註新業態從業者權益的兩會提案如何落實勞動保障？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2-3月份核心新聞，涵蓋包括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客運、貨運司機在內的平臺經濟從業者的從業狀況、勞動糾紛等情況，以及兩會的勞動權益關註熱點，廣東省高溫補貼調整和服裝加工廠招工難的消息。

01 因不滿平臺調價，上千名滴滴司機罷工
#網約車司機 #平臺新規 #罷工

3月1日，滴滴被曝因在成都、湛江、沈陽、南昌、南通、紹興等城市調整運價，抽成等導致部分司機「罷工」抗議的情況。據成都地區司機描述，成都地區起步價降至4.2元，如若加上0.5元的信息服務費，司機一單到手只有3.7元。此舉引起平臺司機的強烈不滿，成都司機利用微信 「接龍小程序」發起了數千人的接龍罷運，來抵製平臺的這一次調價。

此次滴滴通過單方面製定不平等條約來獲取高抽成，嚴重侵犯了平臺司機的利益。交通運輸部於3月5日晚間對滴滴平臺有關負責人進行緊急約談，針對三大問題要求滴滴進行整改：一、對可能侵害司機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經營行為堅決整改，確保行業安全穩定。二、加強與司機的溝通，廣泛征求意見，以保護司機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嚴防「店大欺客」。三、完善利益分配製度，調整抽成比例，保障司機的合理收入和身體健康。

滴滴平臺負責人在回應中表示是因為新規復雜，溝通和傳播不到位所致，導致部分司機出現對新規的誤讀，例如成都「區縣」的起步價才降至4.2元，並非主城區；平臺調價後不扣0.5元信息費；乘客端確實有降價等。不論具體的細則是否有誤讀，新規調整意圖不言而喻。調價後的低價傾銷是為了吸引顧客，打壓競爭對手，但只會以平臺司機的利益為代價。至於司機關註的平臺抽成太高的問題，雖然滴滴在此次約談中承諾做好整改工作，但是平臺在行業的壟斷地位和與司機不對等的權力體系，會使利益分配的完善很難得到真正落實。

新聞來源：

因涉嫌侵害司機合法權益遭交通部約談，滴滴：深刻反思，認真整改
上千名滴滴司機組成「罷工聯盟」，終於威脅到滴滴了！
某滴被責令整改抽成：上千名網約車司機罷工的力量
司機罷工，滴滴遭緊急約談！反壟斷利劍之下，平臺恐難再「任性
02 美團、餓了麽平臺降薪，引騎手罷工抗議
#外賣騎手 #罷工

自三月初以來，多地微博用戶發文稱其正常支付的訂餐訂單處於無騎手接單或配送大幅延時的問題。根據相關報道，3月1日，廣州深圳部分美團樂跑騎手聚集在一商場前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原先無論距離遠近平均每單配送費7元，現在平臺則根據距離對訂單進行標價，3元到10元不等。但據外賣員粗略計算，新規會讓他們一周損失上百元，一個月將損失上千元，所以騎手們才決定罷工抗議。

也有消息指出，罷工行動恐與2月25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失聯的消息有關，盟主系「餓了麽」平臺騎手，經常為了騎手權益在社交平臺發聲，疑因在「餓了麽春節獎勵金忽悠騎手留京」一事上的發言被朝陽派出所拘留，一同被拘留的還有其他幾位騎手工友，包括盟主在內，至今還有至少兩人仍未獲釋。關註該事件的人士指出，從3月初開始，「餓了麽」點餐平臺就出現異常，大量騎手拒絕接單，3月3日開始已經越來越多的騎手加入怠工，抗議平臺方對騎手的克扣與欺壓，以及對盟主一事表示不滿。

「美團」和「餓了麽」兩大送餐平臺雖然都對罷工消息予以否認，但相關回應與報道已變相承認了罷工抵製的存在。截至月底，平臺騎手已基本恢復送單，外賣商家也表示配送已恢復正常。

新聞來源：

「一線采訪」美團外賣小哥罷工，抗議降薪
傳外賣騎手罷工，美團餓了麽回應來了
外賣「騎手」組織罷工未成，「平臺經濟」勞工權缺保障
美團騎手罷工續：騎手恢復送單 商家秩序基本正常
03 貨拉拉事件背後：被轉移的矛盾，亂象叢生的平臺
#貨運司機 #平臺亂象

上月引發熱議的「貨拉拉女乘客跳車身亡」事件於3月3日得到官方調查結果的相關通報，檢察機關以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對犯罪嫌疑人車主周某春批準逮捕。同時該事件也將貨拉拉作為同城貨運平臺的管理漏洞與亂象暴露無遺。

在國內平臺競爭機製之下——為了搶占市場爭取用戶，往往大打價格戰，將價格壓至最低，但其中復雜環節導致的成本與平臺責任，則轉嫁到了司機與消費者的身上。司機希望通過提供其他服務獲得更多收入，與客戶希望節省開支的願望產生了矛盾和沖突，這是該悲劇發生的導火索。當雙方發生矛盾時，扮演「中介」角色的貨拉拉並未及時監測問題，而是處於隱身狀態。事件發生後，貨拉拉在2月24日才表示平臺確實有多處問題需要整改。很多報道發現貨拉拉的問題遠不止於此，例如對加盟司機培訓和監管不力，車輛上沒有加裝音視頻攝錄設備，搬家過程中服務不規範，對收費標準、行進路線、服務態度等沒有明確的規定等等。

由於貨運運輸的標準化比客運更難確定，貨物重量大小不一，對車輛的要求不同，對行駛路段的要求與判斷也更復雜，所以貨運平臺規則往往沒有客運平臺嚴格，給予了司機一定的自由度，但同時貨拉拉會以行為分的獎懲來約束司機的一些違規行為。目前為止，由於貨拉拉的飛速擴張和一家獨大，這些規則和相應製度都不太完善，司機對於價格與規則的製定也完全沒有話語權，很多司機反映運輸費和搬運費都低到難以接受。在消費者服務平臺黑貓投訴上，貨拉拉累計被投訴多達3265次，搬家用戶和司機雙方都提出諸多問題，用戶端包括私自加價、貨物損壞沒有賠償等，司機端包括不退保證金、亂扣服務分、派單傾斜等。

這件事情發生後，很多貨拉拉司機表示，未來平臺的監管將會全面嚴格起來。有司機認為，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司機的安全感，也有部分司機覺得在車裏全程錄音錄像會變得很沒有隱私，但這仍是大勢所趨。同時自去年開始，滴滴、順豐入局同城貨運市場，不知會否給該行業平臺亂象帶來更急速的轉向。

新聞來源：

貨拉拉涉事司機被批捕！
貨拉拉悲劇背後：平臺轉移矛盾
貨拉拉事件背後，同城貨運的戰事靜悄悄
貨拉拉事件背後，遊走在系統規則邊緣的貨車司機
04 2020年快遞員從業報告：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
#快遞員 #從業現狀

3月22日，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了《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與往年發布的快遞行業調查報告不同的是，今年增添了快遞員「從業滿意度」相關的調查。該調查采取網絡電子問卷方式進行，有效樣本19260份，其中快遞基層網點管理者和快遞員分別占29%、71%，調查範圍涵蓋11家全網型郵政快遞企業。

從投訴處理滿意度來看，基層網點中，僅有1/3對總部處理各類投訴的結果表示基本滿意，約18%表示很滿意；快遞員中，對公司處理投訴的整體滿意率超過七成。在從業環境滿意度方面，51.76%的基層網點和63.86%的快遞員對所屬快遞品牌表示「有信心」，近九成快遞員對所屬網點有較好的印象。

從派件數量來看，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同時每日派送超過600件的占比超過了1個百分點。

從收入水平來看，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隨著市場集中度提高，快遞行業「價格戰」的趨勢依然持續，單票的利潤空間仍然被壓縮。根據2019年國家郵政局發布的調查報告，「雙十一」期間，在快遞員每天工作14-19個小時的勞動強度下，多數快遞員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盡管在「雙11」期間快遞員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過萬元。

新聞來源：

月收入超萬元快遞員僅占1.3%
快遞員收入太懸殊，僅1.3%月入過萬，5成多月入不足5千
05 聚焦兩會：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996工作製」的監管
#兩會 #新業態勞動者 #996工作製

新業態從業者勞動保障和互聯網加班文化是今年全國兩會代表提案議論的核心話題。互聯網行業普遍實行的996加班文化早已在社會輿論中引起廣泛討論。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建議對「996工作製」進行監管，其指出，當前我國996問題處於企業失控、監管失序、工會失靈的狀態，鮮少見到996企業得到處罰，勞動監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勞動者維權困難。但是對於如何落實對「996工作製」的監管，並沒有具體的策略建議提出來。

外賣騎手，快遞員和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從業者的勞動保障問題同樣引起了諸多代表的關註。全國政協總工會界別在提案中總結了外賣等新業態勞動者面臨的五大問題：1）企業規避建立勞動關系；2）難以適用勞動關系法律；3）未享受工傷等社會保障；4）工時長、強度大；5）平臺缺乏算法監管。

針對這些被「困在系統算法裏」，且法律身份認定及權益保障困難的平臺從業者，來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聯以及總工會界別等多黨派的兩會提案重點強調，建立和完善新業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體系應是當下的政策核心。不僅需要引導勞動者參保，尤其是職業傷害保障，還要重新界定雇傭關系，使各方權責清晰而平衡；完善企業監管機製及解決新業態勞動糾紛的調解機製。另外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也提出建議，對平臺從業者單獨立法，明確其中間類型勞動者的法律身份，給予其低於勞動者、高於非勞動者保障程度的保護；從勞動基準、社保權利、集體勞權、公共就業服務四個方面進行勞動權益保障，例如實行最低工資製度，工作時間不應超過12小時，設立平臺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險等。

目前在製度層面上，僅有針對工傷（騎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職業傷害保障作為核心的政策方向被初步落實，勞動關系確認和平臺監管等基礎問題仍未被正面處理。

新聞來源：

兩會輿聲：萬字報告深度分析「996」和互聯網勞工輿情
莫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被「困在系統裏」
觀察周報06｜外賣騎手的「兩會」時刻：官方的焦點提案與消失的民間「盟主」
如何為外賣騎手解困？代表建議立法保障平臺新型從業者權益
兩會提案議案聚焦新就業形態： 補齊有關法律法規短板 構建適應的勞動保護體系
06 廣東高溫津貼標準擬翻倍 調高至每人每月300元
#政策法規 #高溫津貼

近日，廣東省人社廳擬定《關於調整我省高溫津貼標準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擬調高廣東省高溫津貼標準至每人每月300元，如按照規定需按天數折算高溫津貼的，每人每天13.8元。調整後的高溫津貼標準擬於2021年6月1日起公布施行。

省人社廳相關人士表示，考慮到廣東省2012年公布的高溫津貼標準目前已執行8年多，與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上漲情況逐漸不相適應，因此擬適時調整提高高溫津貼標準。據了解，2019年便有數百名廣州環衛工主張高溫補貼標準應與經濟發展匹配，要求調整至300元/月。工人以簽名聯署的方式，將關於調整高溫補貼的建議信寄給了廣州市人社局。如今這一建議終於即將得以實現。

廣東省高溫補貼按月發放的標準調整後將與上海、江蘇、浙江的標準持平，全年發放的高溫津貼總金額為1500元，排名全國第三，略高於上海、江蘇、浙江（全年發放1200元）。

新聞來源：

每人每月300元！廣東高溫津貼擬翻倍
我是環衛工：高溫費12年不漲
07 廣州服裝加工廠萬元難招工？「高薪」背後的高工時代價
#服裝行業 #招工難

春節後，各個行業都掀起了一波返工潮。而今年與以往不同，在服裝加工廠林立的廣州大塘村、康樂村一帶，招聘市場上則出現了老板排著長隊、手拿樣品、等著被工人挑的場景。為了吸引應聘者註意，一些老板甚至打出了日薪600-800元，月薪過萬的口號。據了解，因政府提倡就地過年，檔口提前復工，各製衣廠的訂單也較往年要早，而節後大批工人尚未返穗，一時導致招工困難，用工缺口達數萬人。有製衣廠老板表示，今年製衣工的日薪較往年提升近兩成，有的甚至到一半，但還是招不到工人。

針對網絡上熱炒的「日薪600元，月薪過萬」這一說法，有工人並不認為是真正的「高薪」。工人表示，服裝產業所謂的「高薪」的代價動輒十幾個的超長「工時」，如果按照正常工時的話，一天600塊錢的高薪根本用不著站在那裏招工。據相關務工人員提及，即使在用人最緊缺的時段，一天幹16個小時以上才有可能日薪超600元，幹的都是辛苦活。據某服裝廠老板介紹，這段時間工價確實比較高，一天有四五百塊錢的收入還算是比較正常的，但是這種收入不可能是常態，過了三四月製衣廠的高峰期，一天也就二百七八到300塊錢的樣子。

此外，整個行業年齡老化，缺乏「95後」等新鮮血液進入，也加重了用工短缺。製衣行業收入不穩定、工作時間長還得先學點技術，這導致了90後們更青睞於外賣員、服務員、快遞員等技術門檻更低的工作。南方都市報有評論指出，製衣廠的招工難有季節性因素，但製衣廠也只是眾多難以招工的製造業工廠之一，當前更突出的是就業市場改變以及工人的勞動力供給群體需求改變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新聞來源：

廣州服裝廠萬元難招工？深挖原因讓人直呼套路太深
人人人！「廣州老板排隊等被工人挑」再現，稱月薪過萬仍招不到人
排1公裏長隊招不到人？我們和廣州招工街上的老板們聊了聊

貨車司機金德強之死：問題是什麽？

根據澎湃新聞報道並經 @豐潤發布 確認，4月5日，河北滄州泊頭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唐山市豐潤區治超檢查站時，因北鬥定位掉線，被扣車並罰款2000元後服藥自殺。4月10日，唐山官方公布調查結果，認定司機金德強「在接受核查前」就購買了農藥，向工作人員「咨詢」處罰標準並在「尚未實施處罰行為」、「無過激言行「、」沒有征兆」的情況下，「快速喝下」農藥；工作人員「及時報警」、「立即將其送往醫院」。

正如許多網友已經指出的一樣：這個調查結果「完美回避」了治超檢查站所有潛在的問題。金德強服藥後曾自述「10分鐘沒人管沒人問」，通告裏變成「及時報警」和「立即送往醫院」。2000元的處罰被美化為了「咨詢意見」而非正式處罰。

更重要的是，調查結果著重強調金德強在「咨詢」前就已經買藥，好像他別有用心蓄意碰瓷，卻閉口不談一個重要的背景：豐潤區治超檢查站因亂收費屢遭司機控訴。借口北鬥系統扣車罰錢在各地交通檢查站更是並不罕見，當金德強的車被扣下的那一刻，他不可能意識不到前方的「兇途」。

北鬥系統的「好初衷」，是司機的現實噩夢
能否用違規駕駛的巨大危害，來辯護針對貨車司機的各種處罰和監控呢？這一點在目前的討論中只被極少數為官方辯護的聲音所提及，但它可以引出近年來關於貨車司機的層出不窮的討論的更深層側面。

4月4日淩晨，G15沈海高速由南向北898公裏處發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輛重型集裝箱半掛車失控沖破道路中央隔離帶，撞上對向行駛的一輛大型普通客車，還致使客車後方兩輛貨車追尾，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傷。事故調查中並無發現超載超員或疲勞駕駛等現象，恐怕和「處罰貨車司機」一事不能直接建立聯系。但是，近幾年來，因貨車司機違規而造成的惡性交通事故絕不罕見。

2019年10月10日，累計超載300多噸的兩輛大貨車將無錫一國道跨橋路段橋面壓翻垮塌，釀成3死2傷的慘劇。2021年2月20日，一輛超載貨車在雲南省華寧縣境內一下坡路段剎車失控，追尾同向前方一小客車，導致小客車被兩側卡車夾擊撕裂，釀成5死1傷。交通運輸部公路局局長吳德金曾表示，據統計，載重貨車道路交通事故中，有80%以上是由於超限超載運輸引起。在路上盡可能遠離卡車，成為許多小客車駕駛員的第一直覺。

不可否認，釀成司機金德強之死的北鬥定位系統，其初衷是監督貨車司機的安全合規駕駛。包括北鬥定位系統在內的一系列「車輛動態監督系統」，能夠方便交通管理機構對司機的駕駛狀態和連續駕駛時間進行有效管控。據公眾號「卡車玩家」相關推文披露，這一系統可以記錄貨車司機連續駕駛時間、駕駛時額外動作（如抽煙）和駕駛時速等。

然而，我們在討論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必須區分「製度設計者是怎麽想的」和「製度執行者是怎麽做的」——只有後者才足以呈現一個製度的真實樣貌。我們必須警惕這樣一種聲音：用政策初衷來替代政策執行。決不能覺得觀念世界的政策值得99%的討論，而留給現實世界的篇幅連1%都嫌多——因為後者才是受壓迫者的現實日常。

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與「好初衷」截然不同的北鬥系統——正是它現實中的存在，讓無數貨車司機打碎牙齒往肚子裏咽，並最終逼死了忍無可忍的金德強。

懲罰「惡意屏蔽北鬥定位系統以逃避監管」是好的，但是信號下線時設備沒有提醒，部分執法人員一刀切罰款2000元，讓罰款成為了貨車司機噩夢般的抽卡遊戲。允許具有資質的私人企業競爭提供服務，或有其道理，但一方面，資質認定過程中的高昂費用最終層層轉嫁到了司機身上，另一方面，合規設備穩定性竟還不如不合規的廉價定位模塊，讓「市場競爭」淪為部分地區政府轉移成本壓榨司機的借口。

沒有話語權的貨車司機
在「初衷」與「執行」的辨析之外，我們想引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麽看似提升道路安全、降低交通風險的政策，最終成為讓司機苦不堪言的任意罰則，造就行業內的層層盤剝？

讓我們再次回到這次悲劇事件本身。根據交通運輸部《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第37條和第38條，豐潤區治超站要想對金德強的行為定性，有兩種選擇——「衛星定位裝置出現故障不能保持在線且拒不改正」與「破壞衛星定位裝置」——而治超站選擇了後者，即二者中更嚴重的那一個。至於這個定性是否合理，只需看看唐山官方調查通報中嚴謹使用的「咨詢」一詞（暗示2000元並非正式處罰）即可略見端倪。除此以外，大江網經過調查發現：金德強自殺所在區域的交通執法頻頻遭到貨車司機投訴。

有人說：「金司機，你覺得事情不合理，可以采取合法的途徑進行投訴呀，不必采取這麽激進的方式吧！」這個問題恐怕前提就不成立，用常識想想也會知道，倘若有暢通無阻的投訴渠道，還會有這麽多司機在同一個地方遭到不合理的罰款嗎？對於絕大多數維權只能走向「激烈」的境況，我們更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麽和平理性的體製內投訴渠道沒有發揮作用，以至於要讓老百姓做出如此極端之舉？

《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第40條指出，對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執行本辦法過程中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給予行政處分」。《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行政訴訟難以成為拯救貨車司機的救命稻草。司機金德強自殺事件的最早爆料者、貨車維權專家王金伍說：「貨車司機被罰款，依法維權的成本往往很高，很難。訴訟受地域限製，只能在事發地進行，往返成本太高。」

存款只有6000元的金德強，為了這2000元罰款，是否承擔得起打一場行政官司所需的誤工費用、法律費用和敗訴風險呢？而倘若當場拒絕繳納罰款，交通部門就可以把金德強的貨車連帶貨物扣押，由此帶來的貨物逾期和誤工的損失，可能遠高於2000元。

金德強服藥前所面臨的是這樣的一個處境：一邊是任意處罰再通過扣車逼繳罰款的衙門，另一邊是打不起官司也不能不交罰款的自己——而這種權力對比的失衡，恰恰是現行製度的必然結果。這個製度將糾錯的責任一邊倒的壓在了司機身上——盡管後者根本維不起權，也無所選擇，除非怒而自戕——不，盡管悲憤的金德強付出生命的代價，盡管著名維權司機王金伍和媒體紛紛介入，唐山相關部門不也還是可以用巧言令色來規避任意罰款的事實嗎？大概這就是為什麽，在金德強服藥10分鐘後，「沒人管沒人問」。畢竟，後者輕如草芥。

有從業人員指出，早在《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頒布時，就有意見指出我國對道路運輸車輛的管理存在「重安裝，輕使用』」的問題。從本次悲劇看，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從製度設計的根源上看，廠商通過設備安裝賺錢，而政府通過監控設備故障「抓」司機罰款營收，但貨車司機去哪裏發聲呢？有誰會多花心思考慮始終沈默著的他們以及他們的設備養護問題呢？

有人會說，現實中難道沒有反例嗎？當然有，有貨車司機錄製視頻控訴北鬥系統的同時，也承認部分地區做得比較好——會安排技術人員為設備故障的司機提供免費檢修服務，在保障監管的同時，不對司機增加額外的負擔。即便在失衡的製度設計下，我們當然仍然相信有「善」的政策執行者不主動壓榨弱勢司機，甚至提供一些額外的福利。但這種行為，僅僅是掌握權力的執行者的一種卑微的施舍，更大範圍的製度性困境從未被正視過。

權力壓迫下的貨運司機
讓我們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為什麽貨車司機群體存在普遍的危險違規行為，難道他們就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嗎？倘若我們關註到司機在整個行業權力結構中的位置，恐怕就不難理解這件事的根結所在。

那麽，貨車司機在權力結構中位於什麽樣的位置呢？2019年新華網報道指出，成為貨車司機首先需要種類繁雜的運營資質，自行申請的難度迫使他們掛靠運輸公司，不得不繳納種種費用；其次，貨車司機需要尋找貨源，在行業普遍超載的情況下，不超載的司機無法提供有競爭力的價格，就沒有生意可做。貨車司機互助論壇「卡友地帶」曾在知乎帖文《貨車超載到底有多嚴重？》中指出，環保整頓和經濟下行導致單量減小，排放政策叠代迫使司機貸款以更換新車（這也帶來了相應的還款壓力），「車-貨匹配平臺」軟件的湧入削弱了司機議價權——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司機被迫只能靠超載來維持基本利潤。

對於貨運行業違規行駛和扣罰執行，事實上官媒和行業早有共識，呼籲將「只處罰司機」修改為對於全鏈條的「一超四罰」（若一車超限運輸，車輛的承運人、裝載企業、貨運企業、駕駛員一起受罰）。然而，「卡友地帶」也坦承，盡管呼籲多年，由於政府執行「一超四罰」有難度，仍然是以處罰駕駛員為主。

可是，政府執行「一超四罰」有難度，貨車司機維持生計就沒有難度了嗎？貨車司機的收入本就微薄，還要承擔銀行利息、公司費用、高速費和交通罰款層層盤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鋌而走險，通過超載、疲勞駕駛、危險駕駛來養家糊口。能夠以難度為由不做某事，恰恰是具有權力霸道的一種表現。

貨車司機權益的未來？
「如今，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卡車從難得一見的稀罕物漸漸變成了隨處可見的尋常物，而貨車司機也從見多識廣的有趣人變成了灰頭土臉的勞工。」貨車司機地位在短短三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與其說是數量變化造成了貨車司機地位的下降，不如說更核心的問題是權力結構的失衡——數量大幅增加而缺乏聯合、平臺出現進一步加劇競爭、環保政策叠代讓司機背負沈重債務……這些因素共同導致貨車司機的議價能力越來越低，只能承擔結構中不斷增加的危險。

相比之下，歐美貨車司機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勞動權益令人羨慕。但這背後本質是，歐美19-20世紀的工人運動的歷史成果——體力勞動者普遍建立工會，建立收入集體談判機製，通過長期抗爭迫使政府履行勞動保護……是集體行動改變了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才讓這些光鮮的福利落了地。

200年前，在卡車還沒發明的時候，馬克思提醒倘若放任資本主義的發展，任何勞動者的終局是領有一份僅足以勉強果腹的收入，而他們創造的絕大多數價值會被銀行、房東、公司、政府分食。

想要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徹底改變勞動者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地位。這並不取決於媒體如何渲染他們的勤勞，也不取決於社會如何呼籲對他們的尊重，更不取決於一兩個好心的官吏或老板「學習群眾路線」後賞賜的一點「人性化」或「管理精細化」。歷史教會我們：現狀的根本改變開始於勞動者的自身聯合。貨車司機的希望也在於此。

參考資料：

工人日報：載重貨車道路交通事故 八成以上由於超限超載引起
周沖的影像聲色：貨車司機服毒自殺後續，當地「卡友」發聲：被罰的，不止是他
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
大白新聞：服毒自殺貨車司機遺體已火化，家屬透露「對我們照顧得不錯」
每日經濟新聞：「為了賺錢不得不超載」——貨車司機眼中的無錫上跨橋側翻事故
新華網：不能承受之重——貨車超載何以成為行業潛規則？
貨車超載到底有多嚴重？- 卡友地帶的回答 – 知乎
卡車之家：超限沖卡最高罰三萬！運輸路上途徑各種檢測站，都得停！
搜狐：卡車司機：曾經的輝煌不再，如今只有落寞的身影
掉線就要罰2000的「北鬥系統」是什麽？
硬哥｜「淘寶上便宜的汽車定位設備比北鬥系統還要可靠」

卡車司機服藥自殺、新政關註平臺勞動者保障、2020年農民工總數首現下降

01 卡車司機頻出自傷事件，交通運輸部回應整改
#卡車司機 #罰款

近期接連幾則卡車司機自殺、自殘的新聞引起公眾對該行業的廣泛關註。4月5日，河北司機金德強因為開大貨車路過豐潤區超限檢查站的時候被認定「北鬥」定位系統掉線，相關工作人員對其進行罰款2000元並扣車處罰；金德強一時無法接受，買了一瓶農藥在檢查站服藥自殺，遺言中表示希望用死來「喚醒領導對這個事情的重視「。4月12日，來自山東日照的卡車司機趙某在廣東清遠被檢查出超限，而在其之前一千多公裏行程中至少5個超限點檢查中均未見超限。在趙某4次向工作人員請求復磅無果後，選擇用刀片割傷左胳膊的極端方式「博」一個復磅機會，結果復磅時顯示他的卡車並不超限。

一死一傷的慘烈現實揭示了卡車司機愈加艱難的從業環境。浙江傳化慈善基金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卡車司機的群體特征與勞動過程》指出，卡車司機的勞動過程呈現出原子化，高流動性，高度不確定性等特征。卡車司機以農業戶口持有者為主，往往有著沈重的家庭負擔；卡車司機們以舉債購車的自雇式工作為主，往往面臨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

報告還指出了政策製定和實施方面對卡車司機的相關影響：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的「三亂」行為；各個地方的執法標準不統一；同時行業準入製度和環保政策的強力推進也對卡車司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造成卡車司機利潤降低的另一原因，是線上信息平臺的興起和監管系統——線上貨運調度平臺使得貨源信息變得透明，運價也相應降低；而貨車北鬥系統作為監管系統成了交通部門的罰款來源：除了各地標準不統一，魚目混雜、門類眾多的安裝費用、年服務費等「苛捐雜稅」之外，一個合格率僅70.4%的產品（北鬥系統）頻頻出現的諸多異常和故障、因堵車等道路原因造成的系統客觀問題也都變成了罰款的明目落到了司機個人頭上。

近日，交通運輸部針對近期貨運領域行政執法出現的問題召開會議，強調將著力改善從業環境，包括積極推進貨車司機等參加工傷保險，深入推進「司機之家」建設，改善貨車司機停車、休息條件。同時將加強道路貨運平臺行業監管，督促平臺公司合理確定服務費、會員費等標準。同時，配合相關部門加強反壟斷調查，避免平臺公司利用壟斷地位損害貨車司機權益。4月30日，交通運輸部約談了滿幫集團、貨拉拉公司，要求其整改平臺存在的定價機製不合理、運營規則不公平、生產經營不規範、主體責任不落實等突出問題。

新聞來源：

被指超限要求復磅被拒絕 卡車司機
貨車司機被罰2000元服毒自殺，家屬、同行發聲披露更多內幕
貨車司機的背後是科技神話的破滅
國內僅有的一份卡車司機深度報告, 不忍卒讀
被罰2000服毒，卡車司機有多難
交通運輸部：下決心著力改善貨車司機從業環境，保障其合法權益
貨拉拉、滿幫集團被約談
02 各地出新策落實新業態從業者勞動保障
#新業態從業者 #勞動保障

廣東省相關部門聯合出臺的《 關於單位從業的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等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試行）》（試行期兩年）於4月1日起開始執行，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實習學生，單位見習人員，提供網約車、外賣、快遞等勞務新業態從業人員，在家政服務機構從業的家政服務人員、依法組建的誌願服務組織招募從事特定公益活動（應急救援、公共衛生防控、大型活動等）的誌願者，已享受一級至四級工傷傷殘津貼或病殘津貼人員、村(社區)兩委人員等8類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據廣東省人社廳不完全統計，廣東省快遞、外賣、家政、退休年齡勞動者等非正式就業人員高達500萬人。截止至4月6日，暫時僅有約有1萬人參保。該條例允許從業單位按照「自願參保」的原則，為特定人員單項參加工傷保險，員工則無權自主要求繳納工傷保險，政府機關對於不繳納的從業單位也並沒有強製措施。

除了廣東省，其他一些地區也陸續出臺了新業態從業者權益保障相關政策。近日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市總工會關於新就業形態人員權益維護法律服務實施辦法（試行）》，擴大了工會系統法律援助範圍，為新業態勞動者提供多項專業法律服務。四川省人社廳也表示，將落實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工作方案，加強新業態企業用工管理指導，對侵害新就業群體勞動權益的企業要及時通報約談和典型曝光。4月22日，浙江省針對快遞行業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快遞經營者因從業人員過錯給其造成損失要求其賠償的，應當提前告知並說明理由等。

新聞來源：

新業態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工傷保險新政實施半月廣受企業及新業態人群歡迎 政策利好暖心 工作安心放心
四川：侵害快遞小哥等新就業群體權益 將被通報約談曝光
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維權可向工會申請律師援助
浙江規定快遞費不得低於成本價！百世、極兔曾因低價傾銷被罰
廣東8類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 惠及群體超500萬人
03 住建部擬發布《建築工人簡易勞動合同（示範文本）》
#建築工人 #勞動合同

近日，住建部發布了《建築工人簡易勞動合同（示範文本）》的征求意見稿，以保障建築工人合法權益，規範勞動合同。這是國家首次對建築行業工人的勞動合同進行規範，也是繼2020年《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之後針對建築工人的另一舉措。

勞動合同（示範文本）本質是依照《勞動合同法》設定，針對建築行業勞動者進行了專門的設計。其中主要包括，1）合同類型：要求用工單位甲方根據不同用工需求，提供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兩種勞動合同期限。2）工時：明確規定甲方應依照國家工時製度規定，保證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據甲方生產經營需要和乙方崗位實際情況，利用春節、農忙、天氣等情況靈活安排乙方工作時間和調休。實行特殊工時製度的，應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審批後執行。3）工資發放：明確規定甲方應通過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將工資直接發給乙方。4）勞動關系：乙方與甲方簽訂本合同時，不得同時與其他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不得隱瞞與其他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否則甲方有權解除合同。

該合同文本目前仍在征求意見階段。建築行業常年存在不規範的違法雇傭行為，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用工模式仍然普遍存在。即使完善並通過此勞動合同範本，如何讓建築從業單位將此規定落實到與最底層建築工人的勞動關系中，其效用仍需長遠觀察。

同時，住建部等12部門亦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快培育新時代建築產業工人隊伍的指導意見》，加快培育新時代建築產業工人隊伍。其中包括了《建築工人施工現場生活環境基本配置指南》、《建築工人施工現場勞動保護基本配置指南》、《建築工人施工現場作業環境基本配置指南》，以期對建築工人施工環境、勞動保護等做出基本規範。

新聞來源：

好消息！住建部發文建築工人將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工資直發賬戶
住建部等12部門出臺新版《建築工人施工現場基本配置指南》
04《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數字中的勞動者危機
#農民工 #調查報告

「五一」勞動節的前一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其中有不少數字都非常值得我們關註。

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總人數同比首現下降。報告指出，2020年國民經濟持續穩定恢復，農民工就業保持總體穩定；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其中，以東部地區輸出農民工人數減少最多，占到減少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則有一定數量的增長。值得註意的是，自2008年底建立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製度並於2009年發布第一份《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來至今，今年是唯一一次農民工人數與去年相比出現下降的情況，這也大概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

收入方面，2020年度農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長2.8%。其中，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長2.7%；本地農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長3.0%，增速快於外出農民工。有觀察者評論，農民工平均工資仍然非常低，同時數據仍然無法體現疫情期間上百萬甚至更多失業農民工的狀況，因為「一旦失業他們就不會出現在農民工的統計數據之中了」。

農民工基本特征方面，按往年的數據顯示，女性農民工占比是逐年上升的。而到了2020年，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可見，疫情對女性就業機會的影響超過男性，也證明了在疫情之下女性工人的相對弱勢。

農民工的年齡方面，數據顯示平均年齡為41.4歲，比上年提高0.6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9.4%，比上年下降1.2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占比持續性提高。可見，當下的農民工就業年齡正在逐年增加，這一方面與人口老齡化相關，同時也是國家養老保障不足的一個重要信號——老齡勞動者不得不繼續工作以維持生計。

新聞來源：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數字裏藏了多少農民工的苦
05 疫情期間近四成新增外賣騎手來自製造業工人
#零工經濟 #製造業 #招工難

中國急速壯大的互聯網服務產業，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2019年，中國快遞從業人員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劇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某平臺曾公布數據：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製造業工人。相比之下，製造業流水線上的普工招工則持續遇冷。有媒體報道，近日江蘇一家電子廠以月薪8000元招來的普工工人，剛到現場就被隔壁電子廠以月薪1萬元搶走了。製造業工廠面臨著如此尷尬窘境：不提高工資招不到人，提高工資則利潤削薄。

零工經濟興起之初，由於獲取了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平臺往往采取大規模補貼的方式來迅速吸引勞動者的參與。雖然平臺上線之初每月 2~3 萬元的黃金收入期很快過去，隨著勞動者大規模湧入，收入迅速遞減，但勞動者通過零工經濟獲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廠的收入還是多出近 20%。這並不是因為勞動力在零工經濟中有更大的技能價值，主要是因平臺不需要像工廠主一樣承擔雇主責任，繳納社保等費用。這部分支出成本被平臺部分轉化，而體現在相對較高的薪酬水平上。

平臺就業人群普遍年輕，缺乏參加社會保險的動力，導致實際拿到手的錢看似「變多了」。同時零工平臺的計件工資製度簡單直接，勞動者能夠在客戶端軟件中快速而直觀地看到自己收入的變化，從而產生「多勞多得」的公平感和掌控感。而製造業受到訂單等方面的約束，並不能讓員工自由加班，從而影響了員工的收入。但以犧牲基本勞動保障為代價的平臺經濟也衍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頻發的職業傷害、未知的養老危機以及背後的算法霸權下的新型職場權力關系，本質的生產收入分配不公並沒有解決，青壯年勞動者處境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如今，處於危機下的製造業為了應對零工經濟的政策溢價優勢，勢必也將盡可能調整生產模式，朝軟化傳統雇傭模式的方向發展，瓦解勞動保障體系，進一步削減勞力成本。可想而知，服務業領域的零工化也將向製造業領域蔓延。而最終，在這場競爭中輸掉的，可能是勞動者的勞動保障和更為穩定的就業。

新聞來源：

近4成新增外賣騎手來自製造業工人：寧願少掙點，也要自由
當年輕人都去送外賣，誰來當工人？
06 家政行業勞動力缺口高達3000萬，年輕人為何不願幹家政
#家政 #行業缺口

家政行業近幾年呈現十分火爆的發展態勢。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新增超過79萬家家政相關企業，較2019年同比增長200%。日前，人社部等三部門發布18個新職業，並調整變更了19個職業信息，其中包括在「家政服務員」職業下增設「整理收納師」工種。3月15日，上海開放大學家政本科班開班，50名「大一新生」在三年內完成學業後將被授予法學學士學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22所院校開設了125個家政相關的專業。但是面對市場的高需求，家政從業人員缺口卻逐年加大，目前達到了3000萬。特別是在一些發達的一線城市，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如今的家政市場青睞相對年輕、有技能、有專業資質的家政員。但出於擇業理念和職業選擇等原因，多數年輕人並不樂意進入保姆、鐘點工等領域。很多年輕人認為，哪怕去送外賣、快遞，也比當鐘點工、保姆好。行業歧視現象和低價值認同感仍廣泛存在。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家政行業之所以難以吸引年輕人，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相應的權益保障不健全。一項針對北京地區近600名家政從業者的調查顯示，有10.3%的家政從業人員並未與企業或雇主簽訂過任何合同或協議，雙方只是做簡單的口頭約定；保障方面，僅有36.2%的企業或雇主給從業人員上過保險。對此，相關人士呼籲，對於像家政服務這樣靈活用工情況較為普遍的行業，國家應當盡快製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社保補貼政策。

新聞來源：

家政從業人員缺口達3000萬，企業數量增多，就是招不到人
太緊缺！行業人員缺口高達3000萬，為啥還招不到人？
保姆荒，「荒」的到底是什麽
07 亞馬遜頻爆惡性事件，倉庫工人成立工會計劃受挫
#亞馬遜 #抵製 #工會

近日來，世界最大電商亞馬遜勞工抗議事件頻發。疫情期間，亞馬遜不顧員工安危，未采取到位的相關防疫措施，也未改變員工工作環境和超額工作量的安排，據報道去年底共兩萬名亞馬遜員工感染新冠病毒。早在去年，歐洲的亞馬遜員工已經不滿公司在疫情之下的所作所為，因此歐洲的亞馬遜工會組織起了一次又一次罷工與遊行抗議，希望亞馬遜能重視員工的安全。但與歐洲轟轟烈烈的亞馬遜工會和持續不斷的罷工相比，美國亞馬遜工會遲遲未成立。疫情期間，美國亞馬遜倉儲物流員工多次發出不滿亞馬遜置員工安危於不顧的抗議，但最終多名抗議和罷工員工遭遇解雇。

在今年伊始，紐約總檢察長就亞馬遜的物流中心在疫情期間未能妥善處理工人安全問題正式起訴亞馬遜。三月底，一項指控亞馬遜在加州的一個配送中心未能為員工提供規定用餐時間的訴訟被轉移到了聯邦法院，律師正在尋求將這一官司擴大為集體訴訟。四月初的一份深度報道也揭露了亞馬遜雇傭偵探事務所在公司暗中監視工人們的一舉一動，以及員工們由於工作時間被壓縮被逼尿在水瓶裏等事件，再次引起了美國公眾對亞馬遜的抵製和討伐熱潮。

在4月9日，員工就亞馬遜位於阿拉巴馬州貝塞默（Bessemer）倉庫中心是否成立工會一事進行投票，如獲通過，將成為亞馬遜美國首個工會。但終因票數不夠，成立工會計劃暫告失敗。美國「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計劃挑戰該選舉結果，並就亞馬遜的選舉行為，以及一些不公平的勞工行為，向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提出反對意見。亞馬遜員工為何在可以成立工會的情況下還是未能成功？他們在沒有工會的條件下又將如何抵製亞馬遜惡劣的工作條件呢？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新聞來源：

為利潤漠視員工安危？亞馬遜又被起訴了！
亞馬遜或因未規定員工用餐時間而面臨集體訴訟
世界最大電商被爆奴役員工！監視行動，禁上廁所逼人尿瓶子裏
亞馬遜贏得投票：倉庫工人成立工會計劃受挫

職校學生強迫實習、快遞員出租屋死亡、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導言: 「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持續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4-5月份核心新聞，了解職校學生實習面臨的權益困境，武漢高空作業工人工亡事件，騎手、貨車司機、快遞員、網約車等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動態、以及家政、環衛工等一系列新聞動態。

01 鹽城技師學院被曝強迫學生「實習」，否則不予發畢業證
#職校學生 #實習生

五月初報道，有江蘇省鹽城技師學院學生向媒體反映，學校強迫學生到指定工廠實習，否則就不給發畢業證。報道提到，今年3月開始，該校學生被安排到維信電子廠實習，超負荷勞動令學生實在無法忍受。學生被要求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被強製加班和上夜班，且周末不能雙休。他們和社會工幹一樣的活，一樣的工作時長，卻只能拿到社會工一半的收入，大約三千元左右。在學生們看來，他們是在給學校打工，給工廠充當廉價勞動力。「如果不實習或實習期沒滿是沒有畢業證的。我不太想在維信電子實習了，其實蠻累的，一天12個小時。」

據了解，這類實習安排在該校的人才培養方案裏叫「工學交替」和「頂崗實習」，但在實際操作中，學生表示兩者沒有任何區別，就是到工廠裏幹活，而且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雖然有駐廠老師，但平時沒事看不到他人，更談不上學校老師的全程指導了。而更重要的是，鹽城技師學院安排的實習崗位經常和所學專業沒有任何關系。「老師說這是一門課程，不堅持下來，畢業證書不給你發，強迫我們留在（廠裏）。」

記者通過暗訪方式，聯系到與鹽城技師學院合作的勞務中介。這名勞務中介毫無顧忌，坦言學校和中介都要從實習學生頭上賺取「人頭費」。

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明確要求：學校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而且安排學生在工廠實習也有明確的工作時長限製。但在鹽城技師學院的校企合作中，這些規定都是一紙空文，甚至涉嫌賺取實習學生的「人頭費」。

新京報評論指出，職校強製學生實習折射出的，是職校學生實習管理監督與實習勞動權益保護的雙重缺失。這源於職校實習的特殊性。掛著實習之名行著勞動用工之實，就可能成為各取所需利益的契合點。企業需要廉價用工，而實習組織乃至中介機構就可能借以牟利，存在利益土壤。其次，職校學生的權益邊界和監管責任模糊且不充分，學生的具體勞動權益無法得到監管。評論建議，不妨考慮將實習納入勞動用工範疇內監管：職校實習帶有明顯的用工性質，且有更優先保護的特性，需統一到勞動維權機製與渠道中來，對企業進行規範和約束。

針對職校學生實習亂象，2019年新華網曾發布調查報道，直指「學生實習成校方「搖錢樹」」。報道統計了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模塊2019年上半年總共收到40多條關於職校實習不對口等問題投訴，涉及山東、四川、雲南、陜西等地多所職校。該調查發現，有的職校把學生當成廉價勞動力「出賣」給企業。若有學生不願意，或選擇中途放棄，輔導員則會告知他們，實習未滿16周，會遭到「降年級」或警告處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可探索設立職校黑名單製度，將有違規實習行為的職校列入黑名單，每年招生時要對外公示。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輝等認為，職校組織的實習是「校企合作」重要內容，「校企合作」不應淪為「校企交易」；除了教育等行業主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外，勞動監察部門也要加強執法，保護實習學生的權益。

新聞來源：

鹽城技師學院被央廣網曝光強迫學生「實習」，官方已派工作組來鹽調查。
新京報評論：職校強製學生實習 監督漏洞應及時補上
職校學生實習亂象調查：學生實習成校方「搖錢樹」
02 騎手的困局：北京處長的「我很委屈」與美團的「1000萬騎手與我們無勞動關系」
#外賣騎手 #勞動關系

4月底，北京衛視系列紀錄片《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播出北京一處長體驗騎手工作的故事。在片中，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了一天送外賣的感覺：12小時送單只賺了41塊，而且被逐單處罰（指騎手若有一單出現問題，就有可能受到處罰，逐單增加）。他累癱在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

節目播出後，話題#副處長送外賣12小時賺41元#迅速沖上微博熱搜，引發上億討論。隨後三大央媒接連高度評價此事。央視熱評：管理決策部門一定要帶著問題導向，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新華社表示，為群眾辦實事，就應該多邁開腿，用腳步丈量一線，出來的政策才更接地氣；人民日報評論，「聽不如看，看不如幹！」領導幹部走出去、沈下來，同群眾打成一片，就是在走提升公共服務、為民務實辦事的群眾路線。

美團與餓了麽4月29日相繼迅速做出正式回應。其中美團表示，已在去年啟動「同舟計劃」提升騎手體驗與獲得感，未來還將針對騎士職業發展推出「站長培訓計劃」，「袋鼠寶貝公益計劃」等，也會新增騎士「申訴審核綠色通道」、「寶貝陪伴日」兩項權益。但早已有評論指出，「同舟計劃」救不了騎手，關鍵在於核心的算法霸權。

餓了麽回應，已逐步取消對騎士逐單處罰，並改為一定時間周期的率值考核，引導騎士註意安全、不過度追求時效。其公關部門表示，平臺已提高了』藍騎士關愛金』支付額度，可以分擔一般保險無法覆蓋到的場景，如家庭突發困難幫扶、子女助學助困、意外事故撫恤等，針對極端天氣等特殊情況的關懷物資發放也將得到增加。

王處長「我很委屈」般的外賣體驗看似令騎手權益成了外賣平臺必須回應的問題，也了出臺相應舉措，但平臺仍然極力規避作為雇主的法律責任。美團在後續與政府巡視組對談中明確表示，「目前美團平臺上的註冊外賣員中接近 1000 萬人，都不是美團的員工，而是屬於外包的關系。只能給交 3 元/天的商業險，這錢從傭金裏扣，騎手發生問題後由商業保險來承擔，商業險包含保額 60 萬的身故傷殘險，還有 5 萬元的醫療費用。」

此即為「美團模式」，美團將公司的部分業務，外包給第三方企業，然後由第三方企業作為承包方，與騎手建立或不建立勞動關系，這樣也就規避了美團作為最終用工方的雇主責任。餓了麽也是如出一轍。

面對如此的困境，王處長「為民發聲」固然有益，但民間仍然需要有真正代表一線聲音的騎手。很可惜，曾多次在網上發聲為外送員維權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於今年二月消失，他在網上的視頻遭到刪除，並於三月被正式批捕。有網友表示，「處長體驗外賣員不如釋放騎手盟主實在」，「這麽多人關註外賣騎手，不要忘了背後的盟主」。

新聞來源：

美團：1000萬騎手與我們無勞動關系，出了事我們不負責
北京一處級幹部體驗做外賣小哥，12小時賺41元：「我覺得很委屈」
兩大外賣平臺回應副處長當騎士一事：已逐步取消對騎士逐單處罰
03 網約車平臺被約談，困在系統的司機無法被看見
#網約車司機 #系統霸權

5月14日，交通運輸部、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信訪局等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8家成員單位，聯合約談10家網約車平臺，要求各平臺從合理確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務費水平、整改侵害從業人員權益的經營行為、改善司機經營環境、堅守安全穩定底線等方面立即展開整改。

但網約車司機面對的問題往往更為復雜化。《網約車司機，比外賣騎手困得更深》一文指出，網約車司機的生存狀態有太多不為人知的艱難。在北京，網約車車費裏，司機收入約占1/3，平臺收入約占1/3，剩下的1/3是油費、折舊、保養、保險等支出。如果每月要凈入8000元，外賣騎手大約需要300小時，而滴滴平臺的快車司機大約需要350小時。文章認為，在中國，網約車司機表面上比其他行業賺的稍多一點，其實是用時間和健康換來的。專職的滴滴快車司機，每天的成本超過300元。如果車不是自己的，即便每天在線15小時，快車司機月凈賺也很難超過6000元。

由於平臺技術的不成熟，系統也會給司機帶來很多麻煩。有時系統提供的路線不是最優路線。對於不熟悉的路段，司機按照系統指示去接乘客，耽誤了時間、甚至挨罵。以此而導致的差評或投訴，會影響司機的服務分，進而導致單量減少質量變差，但申訴往往改變不了結果。「感覺自己像狗一樣……不只是身體的累，心理更累。」

文章同時提出，網約車平臺的規則不盡合理，而且朝令夕改，司機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不容忽視。如果司乘矛盾激化，心理抑郁的司機有可能做出極端行為。目前，網約車平臺的規則不公平，明顯偏袒、縱容乘客。短期看，這似乎符合乘客的利益。但長期看，不公的規則卻可能會釀成大禍。「一些網約車司機就像定時炸彈，不知道哪天情緒失控，就爆炸了」。

雖然滴滴平臺已設立了專門的司機心理建設輔導，但有司機表示，這種洗腦方式的心理建設只會增加怨氣。輔導員只會說：「服務業就是這樣！受點氣正常」，「錢不是賺到了嗎？那還生什麽氣呢？」有些司機沒有別的技能，必須靠滴滴養家，也就必須選擇忍氣吞聲。可以說，滴滴平臺不公正地利用了它的壟斷地位。

新聞來源：

主管部門約談後，10家網約車平臺回應整改，
網約車司機，比外賣騎手困得更深
04 交通部倡優化貨運行業投訴機製；貨拉拉發布貨車司機權益承諾書
#交通部 #貨車司機

今年4月貨車司機金德強因罰款自殺事件之後，5月27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布會表示，將開發上線全國12328微信小程序，進一步暢通投訴舉報渠道，將貨車司機等從業人員和社會公眾對管理部門亂收費、亂罰款、違規執法、趨利執法等投訴舉報類電話，提高到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進行指導和監督。截至目前，32個省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均成立了以主要領導為組長的專項整治行動領導小組進行跟進。

本次舉措的亮點在於優化升級12328服務。包括，推行7×24小時人工坐席和自助語音服務；推出首接負責製，強調問題解決跟進責任；地級市12328服務中心統一受理本轄區內舉報業務，同步流轉至省級12328服務中心，由省級12328服務中心逐件跟蹤，並及時轉至省級業務指導管理單位，負責督辦復核。

此外，繼被多部門統一約談後，5月20日貨拉拉發布《關於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的承諾書》，承諾內容涵蓋：穩定貨運價格、特殊期間減免會員費、製定補貼計劃，下半年補貼司機超5億元、收集司機建議、改善司機勞動環境、優化司機處理機製。

貨拉拉司機方面入駐平臺，常規需要繳納一定金額的會員費。會員費是按期收費，但是司機難免會遇到特殊情況，會在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接單，降低會員費有助於降低司機負擔。對於因客戶問題導致的司機損失，貨拉拉承諾將從兩個方面對司機進行彌補，一是持續對因用戶爽約造成的司機空跑的訂單予以補貼，二是對於因用戶失聯或拒不支付運費的訂單，平臺將優先墊付相關費用。

針對承諾書中提出的5億元補貼改善司機收入，有評論指出，貨運平臺的本質問題是「車多貨少」、運力過剩的問題。平臺低門檻的進入，加上相關平臺和商家的鼓動，平臺上的車輛依然在增加，所以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車輛越來越多，車輛價格越來越低，貨車司機的生存環境就越來越差，5億元的補貼對海量的平臺司機來說只是毛毛雨，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新聞來源：

交通部回應：1550公裏，只給2600塊錢運費！
貨車司機投訴亂收費將提至省級監督
貨拉拉發布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承諾書，能解決根本問題嘛
貨拉拉發布《關於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的承諾書》提升司機權益
05 快遞員出租屋死亡，未簽合同未繳社保；浙江開啟新業態勞動者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快遞員 #工傷工亡 #養老保險

新京報近日報道，今年4月，石家莊一中通快遞網點快遞員李方在出租房內昏迷，送醫途中死亡。因該中通快遞網點涉嫌違規用工，未給快遞員上保險，致使李方死後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對於李方的死，家屬質疑網點負責人李旭光在事發當天沒有及時告知其弟弟的病況，致使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應該負一定責任。李方在該中通快遞網點工作已經2年，但未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也未給員工上社保，提供的保障只有一份「小哥寶-團意險」，但與保險公司溝通得知，由於李方死在自己的出租房內，並非工作中，所以無法獲得理賠。但李方發病是在下午工作時間，其後才獲準回出租屋休息，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該快遞員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發病，在48小時內搶救無效身亡，理應視同工傷。

5月13日，新京報記者也跟進采訪了該營業網點3位入職時間半年到5年不等的快遞員，快遞員均稱沒有簽訂合同且未繳納任何社會保險，工資多數是由營業部的財務人員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支付。此外，新京報記者走訪石家莊多個中通快遞網點，多名快遞員表示公司未繳納社保，可見這是整個行業的普遍現狀。

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勞動者在工作中難以得到完善的勞動者保障，甚至也不被視為勞動者，缺乏勞動法保障。近日，中國銀保監會將在浙江省（和重慶市兩地首次開展靈活就業人員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從6月1日開始施行，試點一年。試點之所以選擇浙江和重慶，是因為兩地民營經濟比較發達，靈活就業人員也相應較多。

中國銀保監會的《關於開展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指出，試點保險公司將積極探索服務新產業、新業態從業人員和各種靈活就業人員養老需求。允許相關企事業單位以適當方式，依法合規為上述人員投保提供交費支持，單位交費在扣除初始費用後全部進入相關個人賬戶，權益全部歸屬個人。暫時尚未知道，針對外賣騎手等「無雇主」歸屬的勞動者，若參與保險誰將承擔繳費義務。可預想的是，將新業態勞動者的養老保障商業化外包，國家的角色必然減少，而企業逐利傾向必然會變相加重勞動者個體的養老負擔。

將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者納入社保體系，是社會呼聲很高、也是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進的熱點政策。但是將本應該屬於勞動者基本權益的養老保障責任轉移到商業模式上，是否合適？值得深究。

新聞來源：

快遞員出租屋死亡家屬質疑網點未上保險 中通快遞：網點系獨立經營
6月1日起浙江開展新試點 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有了養老方案
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來了！外賣小哥、滴滴司機等2億靈活就業人員養老有保障
06 武漢大風吊籃撞樓2工人死亡，家屬遭圍毆遺體被強行搶走
#工傷工亡 #危險作業

[左翼反共人士]

5月10日，武漢局部遭遇10級雷暴大風。當日13:30，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兩名工人對三陽路幕墻工程進行保潔裝飾作業。14:30左右大風驟起，吊籃被吹起擺動，撞擊大樓幕墻，項目停電，工人打出求救電話說「停電了，吊籃停止運行了」。隨後項目工地刮起了大風，將吊籃上的兩名工人及吊籃吹起數米遠外，並來回撞擊大樓外墻。14:50，救援人員固定了吊籃，但兩名工人救出後已無生命特征。事發3小時，家屬才得到通知，後趕到現場，發現死者遺體被扔在17樓水泥地，家屬還遭遇圍毆搶手機。

據了解，兩名工人系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員工，事發時在高空外墻作業，該工程建設方系武漢地鐵集團，總承包方上海寶冶集團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成立的時間已經將近30年，曾多次因為「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被起訴。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極大關註，工人家屬提出質疑：其一，明知天氣預報通知下午有10級雷暴大風天氣，建設方武漢地鐵集團和總承包方上海寶冶卻沒有及時通知停止高空作業；其二，遭遇停電後，相關應急處理不到位，導致吊籃不能及時回到安全地帶。

事實上，5月10日14點10分，武漢市氣象臺已發布大風黃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武漢城區、經開區、蔡甸、江夏、東西湖區局部有8-10級雷暴大風並伴有小冰雹，雨量30-50毫米。距離預警到出事，有20分鐘時間。據武漢本地人描述，在兩點左右就有明顯的大雨征兆了，@湖北天氣也早早就發布多條微博，提醒市民註意安全。可在多番提醒下，該公司的工人仍然被要求高空作業。

根據《建築施工高處作業安全技術規範》(JGJ80－2016) 3.0.8條款指出，當遇上有6級以上強風、濃霧、沙塵暴等惡劣氣候，不得進行露天攀登與懸空高處作業。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情況下依舊讓工人上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勞動合同法》第八十八條中明確規定單位「違章指揮或者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據了解，項目負責人已被控製。武漢市應急管理局正會同相關部門進行事故原因調查、責任認定追究、舉一反三整改補漏、死者善後等工作。截至目前，事故報告還未公布。

新聞來源：

武漢大風中吊籃撞樓2人死亡：死者被扔在水泥地家屬也遭圍毆，遺體最終被搶走
武漢通報大風中吊籃撞樓2人死亡：項目負責人已被控製
武漢兩名高空作業工人因雷暴大風吊籃撞樓，導致籃內二人死亡，還有哪些問題值得關註？
龍卷風過境武漢：塔吊彎折工人宿舍夷為平地，有車輛來回清障
07 2021年58同城大數據，家政服務需求上漲最快；處於灰色地帶的中國家庭外傭
#服務業數據 #家政

近日，58同城發布生活服務業就業大數據顯示，保姆、足療師、美容師等均屬於招聘需求高的重點職位。近年，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與「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生活服務業迅速發展，對穩就業和社會效益方面的貢獻也與日俱增。據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數據顯示，2021年第一季度生活服務業平均月薪6567元。

生活服務業的求職者從年齡分布上，95後占比較高，達到25.73%；其次是80後，占比22.97%；90後占比近20%。從學歷上來看，高中以下求職者占比較高，達到28.16%；高中和中專/技校學歷求職者，占比均在20%以上。

今年4月，生活服務業招聘需求前十的職位分別是保姆、足療師、美容師、按摩師、發型師、美發助理、育嬰師保育員、美容助理、保潔、月嫂。其中，保姆招聘需求同比上升最快，其次為育嬰師保育員，招聘需求同比增長31.34%。

對比去年58同城的招聘求職大數據（2020年1-10月），生活服務業招聘活躍職位前十分別為美容師、發型師、美發助理/學徒、美容助理/學徒、汽車修理工、美甲師、汽車美容、美容/瘦身顧問、美容導師、美容店長。其中，汽車相關的服務業比較活躍，可能是由於洗車工入行門檻較低，藍領勞動者從其它行業轉崗至洗車工的可能性較大，受建築業項目開工滯後等影響，一些勞動者轉擇洗車工職位，使崗位求職需求同比較快上升。去年1-10月，生活服務業支付月薪達到6680元，比今年情況還稍高些。

人口老齡化危機的大趨勢之下，「一老一小」的家政看護市場需求劇增，帶來了大規模的保姆招聘需求。其中處於灰色地帶的中國外傭也頗受關註。1996年中國頒布《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規定出於對本國勞動力的保護，不允許個人及家庭雇用外籍勞工。盡管此後在2017年9月、2019年1月等多次傳聞，稱中國將開放菲傭市場，一度引起網民熱議，但其後都被證實是假消息。目前，約有10-20萬菲傭在中國非法打工，成為「黑工」。國內大部分客戶用的外傭，都是用國內旅遊簽證入境；也有少數拿工簽的合法菲傭，但這需要客戶有國外身份，或是持有回鄉證的港澳臺身份。

外傭在中國沒有合法身份，故不僅只能長居家中沒有自由，也遭遇來自中介的雙重壓迫。據了解，雇主除了付給中介公司一年服務費外，外傭月20%的工資也要轉給中介作為「中介費」。作為中產家門背後隱形人的中國外傭，雖拿著比合法地區可觀的報酬（如香港），但面臨的是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隱秘、隨時可能被遣返的擔憂、工作待遇沒有法律保障的危險，中國的外傭就這樣隱形地生活在一些中產以上家庭之中。

新聞來源：

58同城生活服務業就業大數據：「一老一小」撬動生活服務就業走俏，保姆需求上漲最快
58同城發布生活服務業求職大數據：行業平均月薪6680元，深圳招聘求職需求大
中國外傭：大城市裏，中產家門背後的隱形人
08 重慶：違規垃圾車疑剎車失靈致環衛工1死2傷；開展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座談，政策執行成效需關註
#環衛工 #職業安全

4月13日，重慶武隆區鴨江鎮一名環衛工人駕駛垃圾車作業途中身亡，在垃圾車正常行駛過程中突發剎車失靈，導致車輛失控，最終車輛撞在路邊民宅墻上，同車其余兩名環衛工人受傷。家屬表示事故發生後，事故車被拉到高速路旁廢棄土堆邊隱匿，車牌被摘除。

家屬與公司多次協商，但公司出爾反爾、屢次拒絕以工傷保險賠付標準進行賠償。涉事物業由所在居委會全額控股。家屬表述涉事車輛沒有年檢也沒有車險和行駛證，車牌也是假的，為套牌車。在事發之後，同樣的三無環衛車仍然繼續上崗，且懸掛車牌號與出事車牌號一摸一樣。

據家屬律師提供的重慶市正港司法鑒定中心對涉事車輛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被鑒定的無號牌市政垃圾車後軸左側製動摩擦片斷裂、脫落，不符合GB7258-2017《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的相關要求，存在安全隱患。此事暫未有後續處理報道。

該事件反映了重慶環衛行業管理的一些亂象。五月中下旬，重慶市環衛中心召開了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座談會，提出了當下市環衛行業亟待改善的地方：一是一線環衛工人年齡偏大，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感有待進一步提升；二是一線環衛工人用工缺口有加大趨勢，尤其是願意從事一線環衛事業的年輕人較少；三是環衛工人工間休息場所布局不均，尤其是相對偏遠區域較少，造成部分環衛工人工間休息困難。當然，這些反省並不能全面涵蓋重慶環衛存在的諸多問題。

重慶曾於2011、2015年先後發布《關於進一步提高環衛工人待遇的通知》明確和進一步完善環衛工人工資待遇。但2012年曾有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在全年無休的情況下，雙休加班費只拿到50元/天，嚴重低於法律標準；環衛勞保用品每年420元/人標準，環衛單位只給了320元左右；甚至原本需要1200人幹的活只聘用了427人，一個人需做三個人的活。這些少給的「加班費」「勞保費」以及吃掉的「人頭費」到哪裏去了呢？重慶環衛工工資待遇與政策規定存有明顯差距。

2015年新發布的環衛《通知》要求為環衛工人再漲薪300元，但是最終的落實同樣存在問題。在文件發布之後，很多環衛工反映，「國家的文件規定我們從10月1日起漲工資，說的是不超過300元，為啥我們一點都沒漲呢？」，重慶墊江縣全體環衛工人甚至發公開信要求市政園林局領導發還血汗錢落實政策。而全年無休且無加班費或者少給加班費、工作量增大、「以罰代管」、不依法繳納五險一金等等問題仍繼續存在，多年來改變甚微，亟需相關職能部門重點審視和監管。

新聞來源：

重慶市環衛中心開展關心關愛環衛工人工作調研
重慶環衛工作業途中因垃圾車疑剎車失靈身亡！太慘了
09 最高檢：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工資拖欠

5月18日，最高檢發布2021年第一季度農民工欠薪相關案件報告。報告指出，2021年1至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支持農民工起訴案件7482件，同比上升2.3倍，較2019年同期上升1.7倍。

在139起抽樣案件中，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件134件，占96.4%；侵權責任糾紛3件，占2.2%；工傷保險待遇糾紛2件，占1.4%。案件結案方式主要以調解為主，其中調解結案89件，占64%；判決結案50件，占36%。

抽樣的起訴案件中，建築行業110件，占79.1%；餐飲行業20件，占14.4%；種植、製造、快遞等其他行業9件，占6.5%。建築、餐飲等行業用工需求量大，準入門檻較低，同時，往往用工周期較短、人員流動性大，勞動合同簽訂率較低，容易引發勞資糾紛，是欠薪「重災區」。

最高檢多年來持續強調「重拳懲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2019、2020兩年幫農民工討薪近3.4億，辦理支持農民工起訴民事案件25635件。但在通報檢察機關2019年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工作情況中也表示，各地檢察機關在打擊欠薪違法犯罪的同時，需註重對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包括：一依法慎用逮捕強製措施，註重對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二是善用認罪認罰從寬與刑事和解製度，實現雙贏多贏共贏；三是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強化對行業和用工單位的監督。

新聞來源：

最高檢：建築餐飲等行業是拖欠農民工工資重災區
最高檢：重拳懲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
全國檢察機關近兩年幫農民工討薪3.4億

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

五月以來，全國已有多地有報告超過35℃的極端高溫惡劣天氣，如河北邢臺衡水、河南鄭州、廣東海南全境等地，部分體感溫度甚至超過40℃。夏日高溫天氣下，從事戶外作業或高溫環境作業常有勞動者發生中暑甚至死亡事件，給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

自1960年以來，國家開始在部分行業試行相應的高溫津貼政策。顧名思義是政策上針對高溫環境勞動者的一種特殊崗位工資，以保障高溫下勞動者的健康權益及其它相關權益。中國也是全世界少有的采用高溫津貼製度的國家。雖然每到高溫季，政府/媒體平臺等便會大肆宣傳這一特有的津貼補助及相關的高溫政策，然而自推行以來，其對於勞動者的高溫勞動境遇的真實改善極為有限。製度之困已然顯露。

高溫津貼政策的發展
1960年，國家衛生部、勞動部、全國總工會首次聯合發布《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開啟了國內高溫下勞動保障的政策先河。但當時該暫行辦法僅適用於「工業、交通運輸業及基本建設工地的高溫作業和炎熱季節的露天作業」以及「田間作業」勞動者；暫行辦法內容覆蓋面上看似事無巨細，但執行細節上卻非常粗糙，既沒有明確勞動者的具體權益/補貼，也沒有列明企業的違法責任，難以發揮有效作用。

直到2007年，衛生部、勞動部等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形勢下防暑降溫的要求，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工作場所夏季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才第一次確認用人單位高溫天氣下「應當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但同樣並未確立統一的津貼標準。

這一「暫行辦法」整整暫行了52年，直到2012年國家安監總局、衛生部等發布實施《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簡稱「辦法」），才予廢止。新的「辦法」成為目前高溫津貼實施的主要依據，各地也據此製定了地方性高溫津貼的具體實施辦法。新「辦法」的進步性在於，一方面，將津貼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了「存在高溫作業及在高溫天氣期間安排勞動者作業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等用人單位」，納入了被忽視的傳統第三產業。

其二，對高溫勞動禁忌標定了清晰「界線」。辦法規定，日最高氣溫達35℃即為高溫天氣下，企業均應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不得安排懷孕女職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溫天氣從事室外露天作業及溫度在33℃以上的工作場所作業等。此外，因高溫勞動而導致的中暑，可依規診斷職業病，享受工傷待遇。最後，對高溫津貼性質進行了嚴格限定：高溫津貼是崗位工資，須納入到工資總額中，不含在最低工資計算內，且「防暑降溫飲料不得充抵高溫津貼」。若勞動者因高溫天氣停止工作、縮短工作時間的，用人單位不得克扣工資。

高溫津貼為什麽成了「雞肋」？
即便如此，高溫津貼新政策實施近十年，勞動者的高溫權益落實仍不夠理想。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長期以來以實物代替津貼、不按津貼標準發放，甚至不發放等情況仍較多存在；監管實質缺位、津貼水平缺乏動態調整的機製、「辦法」甚至也再次面臨人群覆蓋面上的挑戰——新業態經濟形態的崛起。諸此等等，都在令當下高溫保障體系逐漸落後於實際發展需要，成了「雞肋」。

1. 缺乏動態調整機製，被忽略的立法責任
2012年新「辦法」的初衷在於加強35℃以上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者權益，並提出各省級政府需「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津貼標準。這裏兩個核心要素是，高溫日數和經濟發展。

根據中國氣象局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顯示，1961-2019年間，隨著平均地表溫度的顯著上升，極端高溫天氣也顯著增多，熱浪頻率不斷增加。自1961年以來，中國夏季（5月至9月）平均高溫日數呈現增強、增多趨勢，平均每10年增加0.8天；1993年以來增加幅度進一步加大，平均每10年增加了2.7天，高溫熱浪事件頻發。

氣候變暖在加劇，經濟相應地也在騰飛，各地市高溫津貼標準是否有相應調整呢？基本都沒有，僅天津和河北除外。天津市是第一個將津貼標準真正落實到與職工平均工資掛鉤的省市，其高溫保障分為防暑降溫費和高溫津貼，其中防暑降溫費為上年度全市職工月均工資3%；高溫津貼標準為上年度全市職工日平均工資的12%，每年自動調整。而河北則規定相關部門自2015年起施行每兩年審視標準並適時調整的機製，遺憾的是2017年之後並沒有落實。

但更為普遍的是，大多數省市並不重視「適時調整」的立法責任。縱向比較全國經濟（較為）發達省市的高溫津貼製定和調整數據，在經濟騰飛的十多年裏，多數地區高溫津貼僅僅只有一到兩次的調整，調整間隔5-14年不等，部分地區甚至仍然維持低於200元/月的水平，如北京、山東、重慶等地。「高溫辦法」因其法律地位的薄弱、津貼標準製定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民間實難以監管督促，導致各級政府長期忽略其必要性。

以廣東省為例，政府於2007年規定夏季高溫津貼標準為150元/月，此標準一直延續到了2021年才進行了修訂，調整為300元/月。而這14年間，廣東全省GDP翻了3.6倍，遑論參照通貨膨脹的情況，但高溫津貼標準從未調整，以工人的話來說，「一天6塊9，買水都不夠」。長年缺乏動態調整機製，顯然成了高溫保障的一大雞肋之處。

2. 「按日計算」亂象背後，缺失的政策動力
在我國，各省市允許企業支付高溫津貼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按月、按日和按時計算發放，多數地區采取的按日計算或兼用按月發放的方式，僅有例外的上海、浙江、北京等地是強製按月發放。依「辦法」，高溫津貼由企業發放，且勞動者在35℃以上高溫天氣/環境從事工作就需發放。可想而知，在可選的發放形式內，企業為了減少支出，必然傾向於按日或小時計算的方法方式。這會出現什麽問題？

以湖北武漢為例，政府規定夏季6-9月高溫天氣下，企業應每人每天12元發放高溫津貼。武漢環衛行業普遍采用按日計算的方式支付高溫津貼，僅有在日最高氣溫達到35℃才會獲發補貼。這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武漢核心各區環衛工所收到的高溫津貼均不相同，四個月津貼所得共計100-200不等，其中江漢區120-200元不等、武昌區也僅100-130不等，洪山區還出現多發了高溫費後必須退回的情況。

同一個城市同一行業同樣的計算方式，卻仍然可以出現完全不同的發放額度。每月高溫天數的統計究竟以天氣播報溫度，還是以體感溫度為準（更為精確），都存在模糊空間；再加上按日計算的方式，而工人亦更難以精確確認高溫天數進行監督。工人就算到頭來發覺津貼過低，可又能如何投訴和維權呢？

「按日計算」的亂象政府難道未有預知嗎？其實不然。安徽人社廳2018年在對外公布的政策解讀中毫不掩飾為企業「減負」的意圖：

「我省自2011年建立高溫津貼製度以來，一直采用按天發放的方式，為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同時又不過多增加用人單位的負擔，在高溫津貼發放方式設置上仍選擇按天發放。」

既要明面上為勞動者「捍衛」高溫保障，但本質上又不願增加雇主的成本負擔。充滿矛盾又畸形的立法初衷下，才衍生了這靈活性極強卻無法監管的高溫辦法，令本來獨特、創新的高溫津貼政策成了「成本控製可選項」。「辦法」主觀上放手企業按天支付，但核算和確認的權力又唯一掌握在企業手裏，企業成本便有空間從卑微的高溫費中一省再省。

這甚至衍生出河北的小時製計費模式（室外2元/小時，室內1.5元/小時），難道當天35℃以上高溫維持超過1小時才予以補貼嗎？還是一天內只對超過35℃以上的小時數進行補貼？我們可以想象，企業只會以有利於成本縮減的方式進行靈活處理，而勞動者對此毫無辦法。

3、高溫保障被簡化：被忽視的停工權和職業病保障
即便《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有多達25款條文，但廣為認知的僅為第十七條關「高溫津貼」的規定，其他核心的勞動保障條款並未被重視。這裏面包括針對超高溫下的工作輪換安排及因應高溫而進行的預防措施和職業病保障。

依「辦法」規定，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7℃以上、40℃以下時，用人單位全天安排勞動者室外露天作業時間累計不得超過6小時；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且上述安排不可影響勞動者正常收入。但很顯然，在上述超高溫環境狀態下，雇主極少會做出工作輪換調整，而員工更難有話語權提出停工休息的訴求。夏日酷暑下的環衛工依然必須在崗便是強證。

此外，高溫天氣來臨之前雇主有責任對勞動者進行高溫作業相關的免費身體檢查，以保障勞動者作業安全；而若勞動者因高溫作業或者高溫天氣作業引起中暑，經診斷為職業病的，同樣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這兩個重要要求同樣被忽視了。2019年武漢市職業病防治院發布統計顯示，該年武漢全市高溫中暑病例為572例，其中僅有2名患者申請了職業病診斷，其中1名成功被診斷為職業性中暑。由此可見，中暑在廣泛的勞動實踐中並不被視為職業病，雇主不重視，工人也無意識，而「辦法」成了執行上的巨嬰。

同樣的，即便是僅僅單就高溫津貼一項，其落實情況如文前所述，仍然存在大量企業不發或少發、或以實物代發的執法困境，幾乎每年國家安監局或總工會都會重復下發文件強調「不得以防暑降溫飲料和必需藥品充抵高溫津貼」。因此，「辦法」整體本身不僅被嚴重簡化、多項製度被忽視，在執行和監管上也存在莫大的空白，成了實質的「紙上清涼」。

4、外賣、快遞等新興行業勞動者難覆蓋
隨著近幾年新業態經濟的興起，高溫「辦法」再次面臨人群覆蓋面過於局限的問題。2012年的「辦法」廣開言路，將覆蓋人群從製造業等傳統行業延伸到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也納入了中小規模的企業。但辦法覆蓋人群仍然僅僅限定在建立了正式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群體。2021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問環節承認，當下新業態經濟領域大概有1億人就業，而零工經濟至少有2億從業人員。這一以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卡車師傅為主的諾大靈活就業勞動者群體，並不被「高溫辦法」所保障。

外賣員、快遞員等新業態勞動者，他她們已然成為當下大街小巷的主要高溫環境勞動者，高溫工作時長甚至超過環衛等傳統行業。但囿於整個政策法律環境並不認定他她們的「勞動者」身份，均無法享受應得的勞動者權益，包括夏日高溫津貼。美團、餓了麽等資本巨頭也必然不會主動承擔義務。新業態勞動者儼然成了高溫製度的「棄嬰」，其高溫下的工作權益和健康保障均難以獲得法定承認。

行動案例：廣州環衛工助力高溫津貼翻倍
如前所述，高溫津貼標準尚未有公開透明的製定機製，而政府亦囿於企業壓力或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難有動力主動定期調整津貼水平，勞動者更難有話語權推動政策的監管和進步，故而高溫津貼的調整長期以來處於被動狀態。但近年來廣州市環衛工人的行動實踐，卻意外推動了廣東省高溫津貼標準的翻倍調整，自150元/月漲至300元/月，津貼水平排序也從全國倒數躍進到全國前列。

廣東省高溫津貼自2007年設定以來，過去十多年維持150元/月（6.9元/天）的標準，水平全國墊底，從未有主動調整。但從經濟上，2007年至今全省在崗職工社會月平均工資已經從2454元/月漲至7486元/月，翻了三番；高溫天氣數據上，2013-2020年全省各地市12個月內日最高氣溫超過35℃的天數平均值為24天左右，最大值高達59天，且逐年上漲。

這些因素都迫使一線工人頻頻發出質疑，「一天6塊9，買水都不夠」，為何政府遲遲不做調整？2019年，廣州有多區環衛工以集體聯署建言和舉牌的方式，呼籲相關人社部門盡快出臺政策，修訂標準。一眾環衛工打出標語：「流的汗比發的王老吉還多」、「GDP廣東第一，高溫費全國墊底」，最後主張「環衛工要求高溫費漲至300元」，並征集得到超過300名工人和公眾的簽名，其中多數為一線環衛工，後匯總為建議信提交給了省市級相關的人社部門和城管部門。

這一舉動並沒有在當時獲得直接的回應。但很驚訝的是，時隔一年多後，2021年3月15日廣東省人社廳發出《關於調整我省高溫津貼標準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確定將於今年6月1日起直接調整高溫津貼至300元/月，並在文件中大量引用來自廣州環衛工人的觀點和論述，直接采用了環衛工提出的訴求標準。環衛工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廣州環衛工人的行動令人鼓舞。但我們並不應該僅僅欣慰看到政府能夠聆聽工人的聲音，而是應看到政府抄工人論述「作業」背後的工人力量——高溫政策的執行和監督離不開對工人話語權的尊重和賦權。當下高溫保障面臨的製度困境，不僅是立法層次上重要性的缺失、政府執法動力不足上的問題，同樣也是政策製定與監管過程中工人話語和參與的缺失，才共同導致了整個動態調整機製的失效以及製度的式微。

走向資本：深圳和上海的工資支付條例修訂

1994年底，勞動部為配合第一部《勞動法》的實施同時製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其核心在於協助厘清勞資雙方最為關心的工資組成、工時製與加班計算、支付時間、工資調整和拖欠等一系列問題。嚴格意義上，這是一部以製約和規範用人單位的工資支付行為的條例，確保勞動者最終可獲得應得的勞動報酬。「暫行規定」鼓勵各地市根據自身情況製定在地條例。

這一部看似從勞動者視角出發的暫行規定，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裏「寂靜地躺」在各地施行，實則在勞資雙方中存在感並不高，政府的執法監管力度亦弱，這一點可以從常年高發、屢禁不止的工資拖欠現象可以看出。隨著市場勞動形態的變化，及對於靈活性和低成本用工的追求，「工資支付條例」的部分條款開始被視為阻礙市場活力的核心因素。部分地市在過去幾年開始修訂該條例，在工資支付時限、加班費計算、獎金發放等方面為企業松綁，如廣東、上海、江蘇、深圳等。這一系列以「營商」減負為目的、以資本利益為中心的修訂舉措，正在悄然改變原有條例的核心精神——在創造更多市場靈活性的同時，卻也催生更多的勞動境況不確定性。

回溯既往的修法發現，上海市的《企業工資支付辦法》和深圳市的《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分別在2016年和2021年進行了重大調整，且趨勢極為一致。本文將一一對照，嘗試深入解讀其中的修訂變化，理解以勞動者為本位的「工資支付條例」是如何走向為資本「披荊斬棘」。

2016年《上海市企業工資支付辦法》修訂
2016年8月，上海市政府根據過往的勞資爭議司法實踐，對實行了近15年的工資支付辦法首次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該修訂雖在一定程度上協助厘清和更新了原文本中相對模糊的概念，但同時也呈現了對企業極大的偏頗傾向，強化了企業在管理上的靈活性。

1、企業延期發放工資無需提前報備，且拖欠工資無需補償滯納金。新辦法第十條刪去了「企業因生產經營困難，資金周轉受到影響，暫時無法按時支付工資的延期支付工資需要報主管部門備案的規定」，即單位因遲發工資的不再需要報備，只需要經與本企業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一致，便可延期一個月支付工資。該辦法刪除了「備案」條款，在企業工會實質由管理層控製的情況下，無疑令企業可以合法不受限製的延發工資，增強了企業管理的靈活性。

此外，原辦法規定，企業被認定拖欠勞動者工資後，在補足工資時還必須同時支付勞動者25%的補償金，而新辦法刪去了「25%的補償金」條款。新辦法只要求，只有在人社部門提醒後逾期不支付的情況，才需要按應付金額50%以上、100%以下的標準加付賠償金。這一點改動為企業免除了違法代價，企業大可一再延期和拖欠勞動者工資數月，但勞動者卻毫無救濟方案。

2、企業可巧妙拆分工資，減少支付加班工資。新辦法第九條增加了關於計算加班工資等的基數標準，其指明，加班工資和假期工資的計算基數為勞動者所在崗位相對應的正常出勤月工資，不包括年終獎，上下班交通補貼、工作餐補貼、住房補貼，中夜班津貼、夏季高溫津貼、加班工資等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

關於加班費的計算，原條例的規定為依照「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標準」折算，而工資一般包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資金、津貼和補貼、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部分[註1]。但這一基準條款的重訂，明顯是源於多數企業長期以來采用最低工資標準計發勞動者加班費而引發的糾紛爭議問題。此番修訂恰恰合法化了企業的既往常規違法操作：允許企業通過靈活拆分勞動者工資組成，而以最低基數計發加班工資，進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3、放開空間允許企業變相降薪懲罰勞動者。新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勞動者違反勞動紀律或規章製度（「被用人單位處分」—已刪除），企業降低其工資的，降低後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此條款刪去了「被用人單位處分」的必要前提條件，即意味著：當員工違紀後，企業便可直接對其降薪。

關於罰款問題，因《行政處罰法》只授予行政/司法機關才有罰款權力，而企業是否能對員工行使罰款權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上海新辦法顯然不僅令企業可以「合法」繞過此限製，通過以「違紀」為由降薪員工，從而變相實現對員工的罰款管理；而且，罰款後的工資水平甚至無需比較同崗位的平均工資標準，實現變相降薪。企業大可利用此招對員工進行變相懲罰甚至逼迫其離職，而不需要負擔相應的經濟補償金。

2021年《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
2020年7月15日，在廣東省政協會議函中明確指出，深圳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中探索「更具操作性和前瞻性、全國最優的」勞動關系法律製度的先行者。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文件《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允許深圳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

在這樣的政策支撐之下，深圳逐步開啟了其勞動關系修法的舉措。2021年5月27日，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了《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這也是該條例實施近17年來，擬首次進行修改。修法對提高企業管理靈活性、降低用工成本的支持不容小覷，作為示範區的實踐影響同樣深遠。

深圳市政府在提請修改該條例時特別強調，隨著經濟發展下行，部分大中型企業經濟效益下降，小微企業融資不易、成本較高的結構性問題依舊突出，因此穩企業、穩就業是當前的迫切任務，亟須破除妨礙勞動力社會性流動的體製機製弊端。而條例的提出，首要任務便是要「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深圳修正案的改動相較於上海，有過之而不及。

1、「不定時工作製」不適用加班工資規定。修正案將原條例第二十條修改為「經人力資源主管部門批準實行不定時工作製的，不適用本條例第十八條的規定」，即采用不定時工作製的員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將不再按照不低於員工本人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300%支付加班費（原規定）。這也意味著，采用不定時工作製的行業/崗位，無論工作時長如何，員工不再享有加班工資，相應的勞動者休息休假權也將難以落實。

針對特殊工時製的加班工資支付規範比照標準工時製規定，一直都在最早期的《工資支付暫行規定》（1994年）有所強調。但隨著政策不斷朝向資本本位，廣東省、深圳市等地條例已經逐漸取消對此的限製。

關於特殊工時製，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曾發布《深圳市實行不定時工作製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審批管理工作試行辦法》，這個文件出臺的意義在於擴大特殊工時製度的適用範圍，使原本只是運輸業和季節性作業的企業適用的特殊工時製度，被拓廣到大部分民辦企業都有權限申請。2020年發布的「深圳2020-2025方案」強化了這一政策導向。這也意味著，未來深圳在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改革中，「特殊工時製」的應用將會全面放開，新條例將令核心影響群體——從事非正規就業的藍領工人以及處在互聯網新業態的勞動者們——實際收入大大降低。

相信，後續關於推廣和強化「特殊工時管理製度」的更多法律修訂還會陸續來到。

2、工資支付期限被極大延長。現行條例第十一條和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最遲應在本月22日前發放上個月工資，否則構成拖欠工資[註2]。然而修正案提出，為了增強市場主體在勞動用工方面的靈活性，結合企業生產經營實際，本次修改調整了關於工資支付日規定，將其延長至支付周期期滿後的一個月，以減輕用人單位負擔。工資延期支付一個月，於企業而言多了大量的現金流儲備，但對於勞動者而言，卻相當於變相「押」了2個月工資，那麽這期間的房租、水電、吃飯等如何解決？這並不在法規的考慮範圍。

2016年《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時，省人社廳承認目前法規的工資支付周期相對比較寬泛，賦予了用人單位較大的用工自主權，並沒有硬性規定具體的支付日期，導致大部分用人單位一般都是在第二個月月底才發放上個月工資，「勞動者普遍要壓2個月工資，一旦發生欠薪損失較大，處理難度也加大」[註3]。當時提出要求限定企業支付工資「不得遲於第二個月10號」，但最終省人大沒有通過，原因未知。

深圳此舉在原條例的基礎上再一次放寬工資支付期限，顯然不是為了服務勞動者，只會變本加厲令勞動者更加為企業所控製，難以在經濟上實現選擇自主。勞動者的經濟生活抗風險能力將大大降低，頗有回到「以扣押工資來脅迫工人」的年代。這顯然會增加大額欠薪或集體事件的概率，又是否會積蓄憤怒反而引發更大社會危機呢？

3、修改獎金計發規則降低成本、牽製勞動者。現行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勞動關系解除或者終止時，員工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等支付周期未滿的工資，按照員工實際工作時間折算計發。在修正案中，此項規定被修改為：「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或者用人單位規章製度規定發放」，即將年終獎等收入的發放「最終解釋權」完全交給了資方。

既往深圳發生多起關於追討年終獎的相關官司，尤其與華為等大型企業有關，勞動者藉此條款得以爭取到部分獎金權益。修正案的目的明顯在於扼殺此類訴訟，直接剝奪勞動者的部分生產價值。各類獎金本身就是員工工作報酬的體現，只是被資方冠以不同明目在不同時間進行單獨發放而已。可以預期，未來資方定會借年終獎/季度獎等鉗製員工離職、或借機少發獎金，令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被隱形剝奪。

4、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一調改為三年一調。在勞動部《最低工資規定》文件指出，最低工資調整應綜合參考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但此項規定在2015年悄然出現了變動：2015年底人社部發布不公開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發〔2015〕114號）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資調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業用工成本，變相修改《最低工資規定》。

修正案也對深圳最低工資的調整進行了修改，這與廣東省2017年的調整一致（深圳特區不受廣東省條例規管）。2017年廣東省政府開全國先例，在《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中將全省最低工資調整時限「兩年至少一調改為三年至少一調」。深圳此次跟隨調整，顯然也是為了使企業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製」。從廣東省此前的經驗看，成本控製不僅體現在調整間隔時間的延長，在調整比例上亦從此前每兩年20%左右的漲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那麽，作為全國房價物價最高的城市，深圳此番修正案下，每三年間工資漲幅該如何對沖通貨膨脹影響下勞動者實際工資貶值呢？這一舉一動都可能將置基層勞動者於更加脆弱的狀態。

此外，修正案悄然去掉了關於工資條簽收的要求，即單位只需向員工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資清單，而無需員工簽收。這看似影響不大，但在這樣的規定之下，員工和企業要如何自證已經依法收/發工資條呢？而企業仍然存有可能性不發放任何工資條（這在大部分企業很常見），員工卻可能反而被動陷入無法自證的處境中。

資本利益驅動的條例修訂
縱觀滬深兩地的條例修正，無不有以下特點：首先，條例核心在於提高用工靈活性。滬深兩地延長工資支付期限、深圳放開對於不定時工時製的加班工資限製，均便於企業儲備寬裕現金流和依據產能或成本做工作靈活安排。其次，大力協助企業降低用人成本，這包括：深圳首次將最低工資修為三年一調，不定時工時製的修訂又有助於企業減少加班費支出，獎金計發規則的調整等；上海允許企業可巧妙拆分工資以減少支付加班工資等。

最後，降低企業違法成本。上海令企業可延期發放工資無需提前報備，且拖欠工資無需補償滯納金，還可以通過變相降薪方式令員工妥協等；而深圳則在獎金計發規則上令企業掌握「解釋」權，可用以牽製勞動者，工資條方面企業也無需提供員工簽收。

綜合上海和深圳的兩次工資支付條例的大修訂，以及近年來廣東省在營商政策導向下的帶頭舉措[註4]，「條例」以資本為重的轉向趨勢，折射的正是新經濟形態下勞動政策的重要特征——服務於靈活性的市場機製，降低企業用工成本。但很明顯，在這以資本利益驅動的條例修訂背後，勞動者作為被修訂的對象是被隱形甚至犧牲的。

相比於同樣側重資方利益的上海修訂，此次的深圳舉措之所以引起多次的公眾關註，在於其被視為社會主義建設先行示範區試點的帶頭位置。深圳此番力推特殊工時製、修訂最低工資調整間隔、延長工資支付期限等新勞動政策調整，無非就是為了未來全國全行業的推行「探路」，是改革的信號，對於未來全國勞動者境況影響將更為深遠。

有媒體指出，在經濟下行和疫情的雙重危機夾擊下，國際和中國廠商正在外流到東南亞和其他低成本國家，追逐廉價勞動力，這迫使深圳市透過工資支付政策改革，實現減薪以吸引企業投資[註5]。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當下市場正在遭遇通貨膨脹加上普遍的購買力下降，如今再加上工資新政，未來勞動者的境遇將令人更加憂慮。從長期看，這一個以資本利益驅動、加速用工市場靈活化的勞動政策大方向，絕對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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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培機構遭監管重錘，員工被裁難拿賠償
#教培機構 #裁員

近來，全國範圍強力整治校外培訓機構拉開序幕。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借機斂財、虛假宣傳、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6月1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表示，對作業幫、猿輔導、新東方、學而思等15家校外培訓機構進行重點檢查。15家校外培訓機構均存在虛假宣傳、價格欺詐行為，分別予以頂格罰款，共計3650萬元。

教育培訓行業遭遇整頓大降溫的同時，也意味著該行業從業者的寒冬。近日，有網友在各大社交媒體網絡上爆料，稱教育培訓機構「粉筆」在大量裁員。在職場社交軟件「脈脈」上，有認證為「前粉筆公考員工」的用戶表示，此次裁員近7000人。還有微博網友爆料，粉筆教育裁員還在進行中，前一波是地市和區縣分校大規模裁員，目前正進行總部各種項目部、部門裁員。

在線教育也受到嚴重沖擊。作業幫開始進行大裁員，多地分公司的大量員工收到「離職」要求。「有的部門幾乎一個人不留。」 行業中數一數二的頭部企業、上市公司或者細分賽道裏的新貴都沒能躲過，開始收縮：一名被好未來錄用的應屆畢業生，在約定入職五天前臨時接到通知，要求入職延遲至九月，否則便視為主動放棄。人事的解釋是「公司業務調整」和「國家政策影響」。該畢業生發現，僅其所在地區，被延期的應屆生就有上百名。

針對大規模裁員的報道，作業幫回應稱「根據公司戰略進行業務調整，包括正常的人員優化和流動，重點業務人才招聘仍在繼續」。

在這一系列裁員風波中，這些公司的HR很小心地避開了「離職」、「毀約」等字眼，而是「優化」和「暫緩入職，等待通知」。「優化」，比「裁員」聽起來似乎柔和多了，但資方的意圖很明顯——試圖以此規避法定的經濟賠償金。根據《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在解除勞動合同時，需根據具體情形判斷是否支付、支付何種經濟賠償。

據網傳消息了解，作業幫有很多員工被以所帶班級學員的續費率不達標的所謂原因而被「正常優化」掉了，而公司則以個人業務能力的問題，不給予經濟補償。另有消息稱頭部少兒編程機構「編程貓」的裁員已持續一個多月，各部門加起來裁了七八百人，以錄播課+定製課老師為主。「大部分沒賠償，很多人是被突擊的，當天約談當天走，而且是簽了紅線協議（即承認是踩了公司紅線）再走。」

近幾年，資本瘋狂入局教培機構，致使其野蠻生長、亂象叢生。消費層面上，來自政策的監管懲治有必然需要，但教育培訓行業普遍存在的勞資剝削問題卻缺乏核心關註。

新聞來源：

在線教育雪崩：工作群裏三天消失300人，上午賣課下午就失業
作業幫開啟裁員：有部門幾乎一人不留
15家校外培訓機構再次被頂格罰款 在線教育進入「保命」期?
編程貓一邊招聘一邊裁員 爆料稱裁員已有月余 大部分沒賠償
02 職校生工廠實習墜樓身亡；獨立學院改職本引學生抗議
#職校學生 #強迫勞動

近日頻發職校學生糾紛事件。6月29日，網絡上廣傳一封求助信，一位農民工父親在信中控訴讀中專的兒子因不堪實習工廠強迫勞動而墜樓自殺。目前此事件相關文章在微信與豆瓣等平臺上均遭刪除。

據該父親所述，17歲的兒子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第四中學（丹江口職業技術學校）讀計算機專業，後被學校集體組織到深圳寶安某公司實習，但所從事的的工作與本專業無關，實際上為流水線搬箱子。實習安排令學生不滿，但學校以開除學籍為威脅，強製要求學生在該公司幹滿三個月。學生被要求一天搬十幾個小時的箱子，不允許請假，不允許曠工；夜班時不能打瞌睡。若不按要求工作，監工的拉長會報告給學校，學校通報批評教育，不改者開除學籍。該父親表示，兒子被安排夜班，數次提出調班申請，都被領導拒絕。而當其以身體不適向拉長請假，拉長以晚上睡覺沒有看到請假條將其作曠工處理。班主任曾提醒父親，若孩子再曠工一次將開除學籍。最後該學生不堪其負，墜樓自殺身亡。

這一起慘劇正是學校和資方合謀的結果。職校教育中的強製實習，企業需要廉價勞動力，而學校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中介機構」，學生成了被雙重宰割的對象。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明確要求：學校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然而，職校實習背後的強迫勞動和真實悲劇卻是時刻在發生。雖然國家提出要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但是現階段職業教育當中的各種問題卻引人擔憂。

6月，浙江、江蘇發生了幾起獨立學院學生抗議將其轉設為職業學校的事件。教育部6月4日發出公示，宣布計劃將13所大學名下的獨立學院轉設成職業技術大學，其中江蘇有5所大學名下的學院將與職業技術學院合並成「職業技術大學」。合並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不再享有大學本科文憑，只能獲得職業本科文憑。

公示後，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浙江師範大學行知學院等多所獨立學院學生都在校內抗議。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的學生拉橫幅進行抗議，要求「轉設可以，公辦普本，拒絕職本」等。在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學生聚集在教學樓門口，要求領導給出說法。

有此類正在洽談轉設的獨立學院學生表示，很大部分在讀學生反對如此轉設，主要原因是他們不認同所合並的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不願意變成職業院校的學生，覺得「低人一等」。

在學生和家長的強烈抗議之下，6月5日和7日，浙江省和江蘇省教育廳相繼發布消息：暫停獨立學院與與高職院校合並轉設工作。

新聞來源：

一個農民工父親的求助信，他寫得如同詩歌，為他剛跳樓的17歲兒子
不滿被並為職業大學，江浙高校學生抗議與警察爆沖突
浙江省教育廳喊停次日，多校停止獨立學院與職校合並轉設
江蘇省5所獨立學院與高職院校合並工作，被暫停，原因為何？
03 外賣平臺霸王條款惹眾怒，外賣騎手以各種方式反抗
#外賣騎手 #霸王條款

近日，外賣騎手抗議平臺不合理條款的事件屢見報道。

5月，有美團騎手在派送站點門口當眾焚燒外賣箱子和衣服。據了解，該騎手因為一場交通事故導致腳踝骨折住院。在沒有社保也不被承認是美團員工的情況下，騎手非但沒有拿到工傷賠償，在離職時，也沒有任何經濟補償，還要倒賠站點四千多元。憤怒之下騎手點燃了自己花錢買的美團的衣服和送餐箱，來表達自己對這個行業冷漠的不滿。

6月19日，更有美團沈陽騎手楊某為抗議美團抗議霸王條款，通過美團眾包App搶單加派單，訂單到手後原地直接點擊取貨和送達。在四個小時裏搶到了253單，騎手楊某隨後並沒有提現，而是選擇直接註銷了美團App賬號。

六月底，微博、抖音、頭條等多個網絡平臺上有多人相繼爆料，全國多個城市疑似發生多起外賣騎手罷運事件，導致餐品無人接單或配送，使得多個外賣平臺的運營、顧客和商家的活動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據雲南安寧騎手稱，最近當地幾個站點300多名騎手因為公司降薪而罷運，後加盟商暫時妥協，並出具《不調薪承諾函》。

截至目前，除了沈陽騎手為反抗「霸王條款」狂搶200多單後原地點送達被一些媒體報道之外，其他各個疑似罷運事件均未被公共媒體報道或被平臺承認。但根據當事顧客曝光和商家間接承認來推測，僅6月下旬，類似事件或已在各地發生多起。

最近兩年，騎手群體的殘酷生存狀況受到社會廣泛關註，「困在系統裏」、「變相降低春節補貼」等惡劣事件更是上了全網熱點。各外賣平臺曾多次表態會通過優化系統等方式來改善騎手工作機製，相關部門也多次宣稱會發力推進與騎手相關的勞動及社會保障。但從目前的現實狀況看，全國外送單價持續降低，騎手工傷/職業傷害保險等社會保障僅個別地區有較小程度推進，平臺系統運營機製鮮有改善。面對惡意差評和罰款騎手仍然難以招架，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協商空間。

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在錢越來越難掙、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被口頭承諾過的改善遲遲不到位的情況下，一部分騎手實在等不下去了，不願意坐以待斃或等待施舍，而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爭取利益，抑或教訓平臺。霸王條款的根源在於完全不對等的勞資關系，只有用騎手自己的行動增強其談判力量，才有可能獲得基本的尊重與改善。

新聞來源：

近日！網曝全國多地騎手疑似罷運，尚無任何官方消息
美團：騎手當眾焚燒衣服和外賣箱，發泄心中不滿和憤怒
沈陽美團發生騎手反抗事件：深夜大量接單原地點擊送達之後註銷賬號
最近！雲南安寧300騎手因降薪罷運，站點服軟
04 「618」近7成快遞員遭投訴，送貨上門承諾難以實現
#快遞員 #送貨上門

剛剛過去的「618」快遞小高峰，根據快遞100推出的《2021年618快遞服務質量大數據報告》顯示，從6月1日到6月20日，全國累計攬收快遞超過65億件，快遞日查詢峰值超過3.8億次；快遞投訴量比平時增加53.44%，近70%的快遞員在618期間遭到投訴，且他們中的54.95%在短短的20天內被投訴超過3次。

這些投訴中，有超過70%的人對快遞不送貨上門表示不滿意，成為導致投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間，「快遞員送貨不上門」的話題再次登上熱搜榜。

6月25日，中消協也發布了「618」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監測期內，共收集快遞、外賣配送類負面信息63043條，負面信息在6月2日出現峰值。消費者吐槽較多的配送類問題主要有：不送貨上門、鄉村取件加收快遞費等問題。廣東省也出臺了相關文件重拳打擊上述兩種現象。

關於快遞送貨上門問題，為何會如此之難呢？有網絡討論指出，首先有來自各方面的阻礙，例如門衛、物業，竊賊、小偷，很多時候還會碰到客戶不方便收貨或者沒有接聽電話的情況，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而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越來越低的派費。長時間價格戰背景下，導致企業本身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加盟商的利潤也大不如從前。而派件量卻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因此根據快遞員每天的送貨量，每件快遞都送貨上門根本不現實。一位通達系的快遞員表示，如果能給我順豐、京東的派件費，我也可以做到送貨上門。

可見，快遞不能送貨上門是個行業問題，而一旦被投訴，責任基本上都在快遞員身上，動輒即罰款。在與網點、總部、消費者多方之間，快遞員往往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近期，各地也開始針對快遞市場的監管出手頻頻。例如寧波市郵政管理局發布消息稱，為確保快遞市場秩序穩定、市場價格合理，第一時間組織約談了中通、圓通、百世、申通、韻達寧波地區負責人，強調落實五項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立即停止亂下指標、亂降派費、亂罰款、低價競爭等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的亂象。對於能否改善快遞員的處境來說，實際執行效果仍有待觀察。

新聞來源：

618近7成快遞員遭到投訴，關愛快遞小哥應多管齊下
快遞員送貨上門，究竟有多難？
「四通一達」因價格戰被約談：義烏、廣東件派費不得低於1元
05 蘭新鐵路突發列車撞人事故，9名女性遇難者均為勞務外包人員
#鐵路事故 #勞務外包

6月4日5時18分，武威工務段在蘭新鐵路玉石至金昌區間下行線組織大機維修作業時，施工作業人員進入上行線路，被正在通過的K596次列車碰撞，致9人不幸遇難。根據相關報道，9名遇難者全部為工務段的外包人員。

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後，鐵路部門早早刮起了裁員潮、強迫「合同工」員工改簽勞務派遣潮。被迫成為「派遣工」的鐵路工人們，得忍受著比正式工人少起碼三分之一，又沒有休假、住房公積金未按標準比例繳納等一系列的福利。後來，因這過於剝削性的製度被濫用和引起工人們的反抗，2012年新法出臺，對勞務派遣的使用比例和崗位性質等都加以限製。

經過4年的整改，鐵路集團所使用的勞務派遣工比例被控製在了不超過用工總量的10%，可這都是靠要麽將勞務派遣工裁員，要麽將大量勞務工再降級轉為待遇和保障更為惡劣的外包工所實現的。不管是這次事故發生的工務段維修工作大量轉向外包，貨運系統的一線裝卸工作也外包，就連後勤服務也早早轉勞務外包。簽訂合同的勞務派遣工，作為用人單位的鐵路集團還需要為其購買社保。但這勞務外包工，不管是合同還是社會保障，都不再與鐵路集團掛鉤了，也不會有像派遣工那般享有為數不多的轉正指標，名副其實是被「用完即棄」的電池。

打從2013年鐵道部「政企分離」開始，到2019年正式整合為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我們見證的是一個中國鐵路的公司化進程，中鐵集團的盈利成為了鐵路運行的首要邏輯。利潤最大化的運營模式也直接導致了「責任都在工人」的典型安全甩鍋套路。一方面縮減人手導致留下的工人工作量大增，而過勞本來就對安全有害；另一方面，本應是臨時性、輔助性的派遣工被廣泛的當作正式工人使用，安全培訓、安全工作環境也被節省掉了。

另外，還有媒體報道蘭新線事故中9名遇難者全部是女性。此消息引發了更廣泛的關註，據網友反映，很快相關帖子在微博、豆瓣上被刪除。在全球範圍內，女性都更容易淪為不穩定勞工，彈性工作群體。一些邊緣性體力活如工地小工、輕維修工人等也會傾向於招收更「便宜」的女性工作者，但是這一群體的狀況卻鮮少為外人所知。

新聞來源：

多數事務社｜修橋補路無屍骸！蘭新鐵路列車撞人，草草整改學習了事？
蘭新鐵路突發列車撞人事故，9名死者均為勞務外包維修作業人員
蘭新線事故9名遇難者均為女性 相關帖子被全面刪除
06 環衛外包公司拖欠環衛工工資，大量雇傭超齡工人以維持盈利
#環衛工 #拖欠工資

六月中，有網友在淮安網app上披露，淮安僑銀環保公司自四月以來，已經拖欠環衛工工資兩個月了。端午節前各部門開會時稱，是市政府某部門欠了環衛工工資沒有給付。公司曾承諾端午節前發工資，但是並沒有兌現。

也有來自河北滄州市僑銀環保公司的環衛工人在河北政務平臺投訴，「僑銀公司已經拖欠了我們3個月的工資，我們沒有其他的收入，只依靠這點工資養活我和家人，請政府給我們做主」。據此，我們難以確定環衛工人工資拖欠是否由於某地市政府財政的原因，但僑銀環保公司本身的問題必脫不了幹系。近半年來也多有僑銀環保多家子公司虧損的消息。

在去年疫情期間，作為市政環衛行業上市的兩個外包公司——玉禾田與僑銀環保——由於不錯的業績受到關註，盈利能力、成長能力和現金流似乎都很突出。但是作為高度勞動密集型行業，利潤與業績基本上都靠從勞動者身上「拔毛」。也有專業人士分析，勞動密集型企業成本杠桿是非常大的，今年業績高增長主要是由於毛利率同比暴增，而暴增的毛利率、凈利率根本原因主要是人員社保和稅收減免；而疫情一過，補貼政策退坡，還是會塵歸塵、土歸土，並且為明年上半年構築出一個很難逾越的高基數。如今看來僑銀環保公司就可能遭遇到了這樣的困境，在盈利困難的情況下，只有以扣押環衛工的工資來抵。

而玉禾田公司的盈利模式也無出其右。根據玉禾田所發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財政報告顯示，這家企業的總營收共計為31.5億元，而這其中凈利潤就足足有5.28億元。事實上早在2020年年初時，玉禾田一線環衛員工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5.9萬人，同時值得註意的是，這其中有3.4萬人都是超齡職工，這些超齡職工占據總職工人數的57%，也有人稱正是因為這3萬多的超齡老人支撐起玉禾田的發展。

雇傭超齡職工最大的好處就是無需再為其繳納社保，這就為企業省了一大筆開支。同時，辭退這些職工也更容易，無需額外支付經濟賠償金。但大量雇傭這些已退休的六十多歲老人也是這個企業最大的詬病之處。由於沒有工傷保險，如若發生安全事故，這些老人也沒有任何保障，成為企業該棄則棄的包袱。已成為國內知名清潔服務行業的代表企業，玉禾田靠這樣的方式保持盈利實為人所不齒。

新聞來源：

網爆！淮安某公司拖欠環衛工資快2月！良心不痛嗎？
[投訴] 河北滄州市僑銀公司拖欠環衛工人工資 三個月不發
玉禾田與僑銀環保——市政環衛究竟是不是個好賽道
玉禾田：環衛工人達6萬，人均工資僅3167元，但一半的人都沒社保
07 社區團購沖擊波遭抵製，國家出手責令整改監管
#社區團購 #整改

南方都市報報道，從去年中旬各大互聯網巨頭入局社區團購以來，這一年度最火熱賽道因為低價搶市、巨額補貼等不正當競爭行為迎來了密集的監管節奏，巨頭們瘋狂燒錢的「焦土戰略」更是讓線下不少夫妻店、小超市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多家A股超市企業受到社區團購沖擊。永輝、聯華、家家悅、高鑫零售（大潤發）、步步高等一眾零售上市企業陸續披露2020年財報及2021年一季度業績，財報收入皆見明顯下滑。作為社群團購戰場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區，實體零售企業受到沖擊尤其明顯。

零售企業中與社區團購經營品類重合度越高的業態受沖擊越大，比如超市大賣場，菜市場、夫妻店等社區小業態。「不過，上市零售企業規模化運營，目前的沖擊有疫情的疊加因素，對比來看，菜市場、夫妻士多店等業態缺少資本和管理能力，抗風險能力更弱。」

在社區團購平臺持續的低價傾銷下，供應商們也因持續的低價及利潤擠壓，正面臨嚴重的生存困境。供應商們也開始就有一些聯合反抗行動。此前華海順達、衛龍等多家供應商發布通知，禁止給「嚴重低價」的社區團購平臺供貨，因為這嚴重擾亂了經銷商的價格秩序，收到了很多投訴。6月1日，某頭部互聯網公司社區團購平臺的九江中心倉中，一群當地的糧油經銷商魚貫而入，一人一角，手動拉起了一條白底黑字的橫幅，上面寫著「杜絕平臺低價傾銷，給供應商基本利益」。

由於巨頭們的社區團購的瘋狂補貼對零售實體店的嚴重影響，針對社區團購平臺的監管力度正逐漸加碼。3月3日，市場監管總局對橙心優選、多多買菜、美團優選、十薈團、食享會等五家社區團購平臺的不正當價格行為作出行政處罰，認定它們違反了中國《價格法》第十四條的相關規定，涉嫌不正當價格行為。

今年第二季度，國務院常委會、市場監管總局、商務部等多個部門多次在相關會議中指出社區電商、社區團購等業態常見的不正當競爭等問題，深入推進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依法查處具有優勢地位的企業為搶占市場份額惡意補貼、低價傾銷等行為。

日前，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十薈團的不正當價格行為，作出頂格罰款150萬元的處罰，並責令江蘇區域停業整頓。而這也是十薈團因同樣原因繼今年3月後再次被罰。多家社區團購再被要求收緊補貼，「一分錢秒殺」的促銷活動也被要求下架。易觀流通行業中心高級分析師何懿軒認為，此次監管信號收緊，可能會對社區團購行業的擴張速度產生一定影響，投資者也將更加謹慎，但未來仍然是快速滲透的過程。

新聞來源：

社區團購沖擊波：商超營收大降，實體小店「人去場空」
國家再出手：要求社區團購平臺下架「一分錢秒殺」！
「低價傾銷」路被卡死：「社區團購們」的好日子結束了
低價傾銷、陰陽合同、無序罰款：社區團購壓垮供應商
社區團購，供應商不玩了圖片
08 6月16日國際家政工日，家政工體面勞動何時實現？
#家政工人 #體面勞動

6月16日是是國際家政工日，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第189號（C189）關於家庭工人的體面勞動公約（2011年）通過十周年。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過去十年中，家政工人的工作條件沒有得到改善，並由於疫情而變得更糟。在《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通過後的十年裏，菲律賓是亞太地區唯一一個批準該公約的國家。

目前全球有7560萬家政工人，其中亞太地區3830萬。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女性，且從事非正規 就業。由於勞動和社會保護方面存在長期差距，家政工人在危機面前更加脆弱，公約通過十年了，家政工人仍在為平等和體面勞動奮鬥。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當天發布的一份新報告—《讓家政工人的體面勞動成為現實：<2011年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批準後十年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進展和前景》強調，亞太地區絕大多數的家政工人（61.5%）完全被排除在國家勞動法外，且84.3%的家政工人從事的是非正規就業。據估計，疫情對亞太地區的家政工人產生了巨大影響，非正規程度高和缺少法律保護導致其失業，預計失業人數比其他工人高出2-3倍。

另外，2017年由國際勞工組織出版的《移民與城市：有關中國家政工招聘、就業 與工作條件的行業研究報告》顯示，雖然我國勞動法在對的各方面保障上高於國際勞工標準，但是只有與員工製家政服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的家政工才適用勞動法，而這些員工只占了總體的10%，同時也缺乏專門的家政工勞動保障標準；90%以上的家政工無權繳納社保，致使其重要的社會保障缺失。而雇傭關系界定不清、家政工受聘於家政公司還是雇主、勞動合同/協議不規範等問題也是家政行業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這直接導致中國現行針對家政工的法律保障標準與C189的要求差距較大。

新聞來源：

非正規性和被排除在勞動法之外仍是亞太家政工人獲得體面勞動的障礙
國際家政工日
《移民與城市：有關中國家政工招聘、就業 與工作條件的行業研究報告》
《深圳市家政工生存狀況調研報告》

多個指導意見直面行業痛點，快遞員、外賣員等將迎來春天嗎？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7月份核心新聞。7月份，洪災、臺風等極端天氣多地頻發，勞動者的勞動狀況值得關註。河南洪災牽系著千萬人的心，災難中環衛工、建築工等一線工人被困；臺風「煙花」席卷長三角，美團推出跑單獎勵，打造「敢死隊」。另外，人社部等聯合發布多個意見，直面多個平臺勞動的行業痛點，但是能否因此就可以改變平臺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呢？這個問題，值得持續關註。

01 多個指導意見直面行業痛點，快遞員、外賣員等將迎來春天嗎？
#平臺就業 #權益保障

7月，中央部委、工會等多個部門，相繼聯合發布三個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保障權益的相關指導意見，直面平臺經濟行業長期存在的侵犯勞動者工資保障、休息保障、職業健康保障的行業痼疾。

7月8日，國家郵政局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提出保障快遞員的合法權益，具體包括：保障快遞員合理的勞動報酬；落實帶薪休假製度，保障快遞員休息休假權利；督促企業與快遞員簽訂勞動合同並繳納社保，推動工傷保險參保；遏製快遞行業「以罰代管」的亂象；督促企業提供安全良好工作環境。

7月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新業態行業中平臺責任、報酬、休息、職業傷害保障等多個焦點問題；直面新業態行業的多個勞權痛點。具體包括：規範用工，「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按時足額支付，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法定節假日支付合理報酬；督促企業為勞動者參保；建立健全職業傷害保障體系；以及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同樣就勞動收入，在勞動強度、勞動時長、社會保險參保等方面要求平臺企業提供相應勞動保障。

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長。2020年，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約8400萬人，毋庸置疑已是勞動群體的主力軍。但新業態勞動者卻長期面臨勞動合同簽訂、勞動關系認定、社保繳納、職業傷害保障等體系性的問題。

以快遞員為例，國家郵政局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75.07%的快遞從業人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萬元僅占比0.73%。工作量大、時間長且休息少是不少快遞員的常態：每天工作8-10小時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時的占33.69%，近2成從業人員工作12小時以上。報告顯示，提高計件工資、提高加班工資、按照法定休假、提供社保、簽訂合同、提供意外險等是快遞員從業者的集體訴求。

此次，多個部門出臺指導意見，是對勞動者群體訴求的直接回應，無疑為勞動者合法合理維護自身的權益提供有力的保障和依據。而勞動者能否就此真正迎來「春天」，該政策是否能真正改善勞動者處境，扭轉此前的困境，還有待勞動者的爭取以及相關部門的積極監督。

新聞來源：

21深度｜爆倉、價格戰，快遞業內卷！七部門「入場」解局
2019快遞職業調查報告出爐
八部門聯合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多個焦點問題
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
02 今年多地提高最低工資，此前因疫情全國凍結調整
#最低工資

2021年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天津、黑龍江、江西、陜西、新疆、西藏等省市發布通告，對延遲了一年的最低工資進行了輕微的調漲。其中，北京從8月1日起，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200元調整到2320元，增加120元，漲幅5.5%；上海自2021年7月1日起，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480元調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漲幅4.4%；浙江從2021年8月1日起，調整為2280元、2070元、1840元三檔，漲幅為13.4%；江蘇2021年8月1日起調整江蘇省最低工資標準為一類地區2280元；二類地區2070元；三類地區1840元，漲幅12.8%。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地漲幅稍低。而原本預計7月份調整最低工資的廣東省，迄今未見通告。

2004年起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要求各省市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有條件的省市則采取每一到兩年調整。依此設定，2020疫情年原本應是最低工資調整的「大年」——全國31個省市中有21個省市按規定需在2019/2020年前調整工資，其中有多達9個省市最近一次調整最低工資已是2017年。值得註意的是，即便已有廣西、福建、青海等9個省市在2020年調整了工資，但均是2019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沒有中央公開文件說明，可預見在經濟未全速復蘇的情形下，2020年全國城市均統一凍結了最低工資調整，並將調整整體延緩到了2021年。

最低工資標準關系到每一個基層一線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狀況，是生活「兜底」的基線。其確定和調整，主要參考勞動者最低生活費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疫情當下凍結工資固可理解，但疫情後最低工資調整幅度應比照物價水平，勞動者才有辦法實現基本的生存消費保障。

新聞來源：

觀察周報02｜危機開始的2020年：全國凍結最低工資，疫情後擁抱用工靈活化
多地調高最低工資標準
03 多地高溫補貼「冷熱不均」，外賣快遞等新興行業難覆蓋
#快遞外賣 #高溫補貼

七月，全國多地高溫天氣頻發。高溫天氣下，從事戶外作業的一線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權益和保障問題引發關註。據多個媒體報道，各地高溫補貼政策落實情況出現「冷熱不均」的現象。

央廣網、東方網記者走訪發現，南寧市良慶區等地建築工人以及快遞員從未聽聞過「高溫補貼」；也有同為外賣騎手但待遇不同的情況，廣西一地騎手直接與平臺簽約可享受高溫津貼，但外包（眾包）騎手則無。此外，據北京日報報道，高溫津貼的發放在不同行業呈現出較大差別。在一些行業企業按照國家標準發放高溫津貼之外，也有企業的發放金額顯然打了折扣。而在外賣等新興互聯網行業，多名騎手卻表示，暫未享受到高溫津貼。

外送行業中，有些地區的高溫津貼和跑單量掛鉤。《IT時報》記者走訪上海閔行外賣點發現，站點製定夏季獎勵規則表，將沖單量和補貼掛鉤。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衛雪艷對此表示：「高溫津貼300元』不可以以消暑物資或者沖單獎勵等其他形式發放。單位應當為高溫作業、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者提供足夠、符合衛生標準的防暑降溫飲料及必需的藥品。而且跑單獎勵是不確定金額，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不應該沖抵高溫津貼。」

除了高溫津貼之外，防護用品、清涼飲料等補助缺位嚴重。有外賣員反映未收到防暑降溫裝備，「工服能透氣，就算照顧我們了」。

此前，「服務業勞洞」《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一文指出，高溫津貼政策盡管已實施近10年，但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包括以清涼飲料、防護用品代替津貼；監管缺位，以及外賣員、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人員難以被覆蓋等問題。文章認為，當下高溫保障體系逐漸落後於實際經濟發展，成了「雞肋」。

新聞來源：

廣西進入「三伏天 」 高溫津貼發放卻是「冷熱不均」？
高溫津貼政策的製度之困｜觀察周報
調查 | 您的高溫津貼「到賬」了嗎？
東方快評丨高溫津貼發放要有同樣的民生溫度
身陷臺風、三伏天的外賣騎手，大多沒有社保
04 河南洪災，環衛工等一線工人受困求助
#洪災受困

據官方通報，截至7月28日，自7月17日以來的河南強降雨已造成全省150個縣市區、1366.43萬人受災，73人遇難。洪災中，大量工作於一線的勞動者生命受到威脅，通過社交媒體發出求助信息。

據豆瓣用戶「隔壁車間玉主任」文章整理，20日8點半，微博上一名趟著漫過肚子的水回家的市民表示，見到「鄭州高新區西三環延長線橋下有環衛工人抱著大樹」，請求救援；20日晚上12點，有網友表示鄭州市綠博大道、良秀路路口的工地坍塌，工人被困；隨後，當天鐵路局洛陽工務段穆溝工區多名職工被困兩天，「房子快塌了」，「山區可能發生泥石流」；輝縣市袁家村趙固二礦的工人被困、失聯；新鄉工人被困等消息均陸續在社交媒體湧現。

據澎湃報道，21日淩晨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中建六局工地有一百多位工人被困一天，沒水沒食物。當日下午自行施救，部分人轉移到了一個坡前的平民人家，等待救援。最終於21日上午被安全撤離。另據《鳳凰WEEKLY財經》7月20日晚，鄭州富士康廠中牟縣廠區近一千八百名工人被困於宿舍，直到7月22日下午5時左右，滯留工人才基本脫困。

奔赴抗洪第一線的救災工人的處境也值得關註。大河網報道，20日，鄭州科學大道附近20多名環衛工人需24小時駐守，為涉水通過行人提供安全指引。

新聞來源：

河南暴雨中一線工人的微弱呼救
富士康鄭州中牟縣廠區受洪災影響停工數日，恐影響iPhone 13生產
鄭州暴雨傾城！環衛工人24小時駐守
05 臺風天外賣員生死競速，極端天氣下勞動者權益誰來保障？
#外賣員 #極端天氣

臺風煙花於25日中午於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陸，後續影響杭州、嘉興、上海等地。25日淩晨，一名外賣員——昵稱為「吳喦」的豆瓣用戶，發文《臺風天美團需要騎士敢死隊》稱，美團為臺風登陸點上海的外賣員，準備了7個活動、共計629元臺風跑單獎勵，活動時間為24日至26日。

外賣平臺巨頭美團、餓了麽回應界面新聞，稱將依據天氣預警，實時縮小配送範圍；同時提出為保障安全，部分配送站點根據客觀條件僅恢復短距離接單，惡劣天氣影響的超時罰單免責；但並未取消全部配送服務。叮咚買菜、每日優鮮為應對運力需求，一線人員取消休假，騎手全部到崗。

與此同時，「臺風天點不點外賣」的討論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平臺上登上熱搜榜首。近年來，該問題在臺風天氣頻繁時期常常成為網絡熱議話題。類似的討論一直存在，但並未為騎手爭取到是指權益——討論一方面推卸平臺商家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將這個責任甩鍋給「消費者」。

此前據澎湃新聞報道，2019年臺風「馬利奇」來襲上海，部分外賣站點明令不能請假，否則按曠工處理。2019年8月10日臺風當晚，上海一名外賣送餐員頂著臺風天和大雨騎電瓶車送外賣，由於道路積水過深，不慎觸電身亡。

新聞來源：

臺風「煙花」來襲，美團餓了麽等多個平臺調整配送服務範圍
極端天氣請假算曠工？不能再用生命送外賣
臺風「煙花」來襲外賣配送怎麽辦？平臺回應來了
06 南京祿口機場大量保潔工感染，勞務派遣下工人勞權被忽視
#保潔員 #勞務派遣

7月20日0時至22日24時，短短72小時，南京祿口機場新冠感染者增加41例。23日，中國青年報發圖呈現感染軌跡，感染者皆為機場基層工作人員。隨後，微信公眾號「化心為宇」發文《罪惡的勞務派遣製度：南京祿口機場哪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潔女工，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披露被感染者背後被忽視的勞動權益問題。文章引用社交平臺信息指出，機場保潔外包是疫情擴散的重要根源，外包公司和機場互相推諉，國外航班和國內航班保潔工作交叉，「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都在推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該文在多個社交媒體被頻繁轉發。而後續相關感染是否在工作人員中擴散的調查，並沒有相關的新聞報道。

據人民日報直屬媒體《健康時報》報道，祿口機場外包公司的保潔工人基本居住在機場附近的街道，工資5000-6000不等。外包公司為了省錢，將兩個人的活由一個人承擔。外包公司為追求利潤，只從省錢角度考慮，沒有把境外和境內的保潔員進行嚴格區分。而且也沒有承擔高風險工作者的住宿管理、感染防範保障，導致「保潔員回家感染家人」。

新聞來源：

南京祿口機場「失守」：保潔外包，境外境內航班保潔人員不分
罪惡的勞務派遣製度：南京祿口機場那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潔女工，誰來保障她們的權利
07 家政平臺「天鵝到家」抽傭高達30%，家政工卻無保障
#家政工 #平臺剝削

7 月 3 日，58 旗下的家庭服務平臺「天鵝到家」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招股書，申請上市，若成功上市將成為中國互聯網家政第一股。招股書顯示，平臺對家政工的抽傭比例高達30%，引發爭議。

天鵝到家主要業務是家政服務，包括保姆、月嫂、保潔、護士等提供家庭服務。在該平臺註冊認證的「阿姨」共有超150萬。招股書顯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天鵝到家累計擁有超過1600萬註冊用戶，累計服務超過420萬用戶。不過，只有29%的用戶完成了至少一筆家庭服務交易。

招股書披露，平臺收入主要依靠對月嫂、保姆等勞動者進行抽傭，傭金比例高達30%。招股書顯示，在天鵝到家上，2020年用戶請月嫂平均每次要支付1.25萬元，而2021年月嫂的費用則漲到1.35萬元每次，每次平均服務時長26到42天。天鵝到家的抽成約為30%，即勞動者需要支付傭金3700-4500左右。

盡管平臺抽取高額傭金，但卻未能為家政工人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招股書透露，公司已計提 」 五險一金 」 費用，但未按中國法律要求足額繳納員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由此顯示，目前天鵝到家並未為勞動者提供社保。

多家媒體報道「天鵝到家」，自2019來三年累計虧損18.22億元。虧損主要源於龐大的銷售和市場支出。「天鵝到家」虧損現象背後的邏輯與外賣、網約車等平臺經濟行業的運營邏輯類似：平臺支付大量資金獲取用戶，以贏得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而並未將勞動者的權益納入考慮範圍；反而，隨著平臺的市場擴張形成壟斷地位，勞動者議價權可能逐漸喪失。

新聞來源：

天鵝到家IPO隱憂：月嫂高抽成仍巨虧 員工未足額繳納五險一金
150萬阿姨撐起天鵝到家IPO:平臺抽傭30%仍三年虧6億,用戶雇30天月嫂支付1.35萬
08 全國首個勞動法庭在蘇設立，營商抑或勞動保障？
#勞動法庭

7月16日，蘇州勞動法庭揭牌，這是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在地方設立的全國首家勞動法庭。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同意在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審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專門審判機構——蘇州勞動法庭。蘇州勞動法庭從提出申請到掛牌成立，僅用了2個月時間。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高憬宏表示，「全國首家勞動法庭的設立，既是蘇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應對勞動爭議糾紛領域新情況、新問題的必要舉措。」官方表示，成立專門的勞動法庭，有助於不斷提升專業化審判能力和水平，滿足相關司法需求，同時維護好快遞小哥、網約工等各種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規範新型用工關系，促進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促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營造法製化營商環境。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沈同仙認為，勞動法庭將在勞動爭議案件審判、勞動法律法規完善以及勞動爭議前瞻性研究等方面，為全國帶來良好的示範效應。

新京報發表社論表示，近年來，勞動者維權意識、法律思維不斷強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置也變得越來越常態化、復雜化。不僅案件數量持續增加，新業態的出現，勞動關系認定、爭議糾紛調解處理等也給審判專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一背景下，設立專門的勞動法庭，無論是之於更好地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還是推動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與勞資環境，同時，這是保護好新業態下的勞動者權益的內在要求，也是呵護新業態發展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設立勞動法庭，就是在此方面的積極響應。

新聞來源：

保障和諧勞動關系 全國首家勞動法庭在蘇州揭牌
全國首個！蘇州勞動法庭助力打造最優營商環境
全國首家勞動法庭設立，更好呵護勞動者權益 | 新京報社論：
09 卡車司機呼籲取締貨運平臺；貨車平臺滿幫集團被實施網絡安全審查
#卡車司機

6月29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2021年貨車司機從業狀況調查報告》，通過大範圍調查對貨車司機群體進行畫像。報告顯示，中國貨車司機主要以大齡、低學歷、農村戶籍、男性群體為主，對年輕從業者吸引力顯著減弱。

調查顯示，目前貨車司機的年齡集中在36-45歲之間，占被調查貨車司機的48.7%；46歲以上貨車司機占比為25.8%。35歲以下司機占比為25.5%，其中25歲以下司機僅為1.4%。貨車司機疲勞駕駛仍然是普遍問題，82.4%的貨車司機日均工作時長在8小時及以上，存在疲勞駕駛風險。同時，貨車司機日常工作中，等待和停車等無效工作時長占比依然較大。

收入方面，大部分司機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占比為57.5%。月收入1萬以上的司機約占到三成。與較強的勞動付出相比，貨車司機對收入水平不滿意率達到62.9%，另有三成貨車司機對目前的收入滿意度一般，且其中56.6%的營運車輛目前還在償還貸款中。

7月初，上市未滿半月號稱「數字貨運第一股」的滿幫集團遭遇了監管危機。7月5日上午，國家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宣布對「運滿滿」「貨車幫」進行網絡安全審查。公開資料顯示，滿幫是一家貨運調度平臺，其前身是運滿滿、貨車幫，其此前已曾因涉嫌侵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被約談。

隨後，7月中旬，交通運輸部研究審議《關於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等文件，會議要求，要梳理分析如今道路貨運業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研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舉措，加強貨車司機的合法權益，加快推動道路貨運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7月份監管舉動和政策會議引發貨車司機熱議。其中，「取締貨運平臺或管理好平臺」的呼聲較高。近年來，依托移動互聯網搭建的貨運APP層出不窮，很多平臺為吸引貨源和運力，導致運價被壓低，直接造成了貨運市場的不良競爭。與此同時，「建議取消貨運資格證」的呼聲也居高不下，許多卡友認為：這都是因為辦證、繼續教育環節都存在收費環節，這個環節令相關部門有利可圖。卡車司機反映最強烈的還有扣分製度，不管是12分，還是通過一定手段得到的20分，如果扣完，就意味著卡車司機無法再繼續拉貨，有的甚至被吊銷駕照，這是他們養家糊口的工具，一次不小心違章了、違規了就丟掉工作，處罰明顯過重。

新聞來源：

貨車司機調查報告：僅17%司機受雇，對年輕人吸引力弱
滿幫集團被實施網絡安全審查 此前曾因涉嫌侵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被約談
運價有望回升！交通部發文，堅決維護卡車司機權益！
取締貨運平臺呼聲極高，交通部將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

職業學校的困境：從不被看見的職校生，到欠缺保障的勞動力

前不久，就讀於深圳市第二職業技術學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體采訪，表示讀職校不是混日子；與此同時，作為對職業教育改革政策的回應，不少新聞報道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職校為例，試圖證明讀職校也能擁抱美好未來。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分試點學校和試點專業湧現。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長：今年6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7歲學生余某從深圳某電子廠宿舍六樓墜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6歲學生李某從昆山某工廠墜樓身亡。似乎只有在這樣的暴烈瞬間，他們才是可見的。

這些事件看似矛盾，實則呈現出了職校的多重面貌。由於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特征，而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具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而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落後。特別的，當我們深入中西部地區的縣域或農村職校，會發現「混日子——成為廉價勞動力」確實是大多數職校學生必須面對的現實。

對於每一個學生來說，進入職校、成為職校學生、走出職校的道路極其漫長。而我們對此知之甚少。即使是從最後的瞬間出發、回溯，職校生的故事裏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時刻，可能還有從家鄉到廣東、江蘇工廠的漫長路途，有無聊的課程，有對家人的愧疚或怨恨。當然故事裏會有痛苦、壓榨和不堪，但它們真的不是一個個遙遠的都市傳說。

誰在念職校？
最近中考普職分流的政策引發了大量討論，但這並非新政策。如果追溯中考的起源，會發現它從一開始就承擔著「區分」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後，越來越多人希望能夠接受高中教育，但與此同時，市場改革正在進行，「教育體系如何為市場培養既受到訓練又不『超出需要』的勞動者」成了一個問題。在這個背景下，中考製度被創立，用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進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國家為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定下了「5：5」的比例要求，而在實際分流中，這一比例維持在「6：4」左右。

根據2019年教育部統計公報，中國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約為57.7%，這意味著超過四成的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數據表明，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9.5%，在校生合計3994萬，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萬，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1576.47萬，成人高中在校生3.12萬。也就是說，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數量占高中階段全體學生的40%。與如此龐大的數量形成對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體上，在學術雜誌上，我們很少看見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的聲音。

一項針對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初中畢業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繼續在各類學校學習，且就讀職高比例遠遠高於就讀普高比例。根據調查數據，同一區域內，薄弱初中普高升學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優質初中普高升學率可達70%以上。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際差異則更加懸殊。和優質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匯集了那些更低階層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職業學校。

教育再生產理論提醒我們，進入怎樣的學校，接受怎樣的教育，獲得怎樣的成績，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能力問題。的確，大多數職業學校學生都沒有考上高中，但一切並非「中考失敗」這麽簡單。首先，中考失敗有很多個人層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樣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學生往往可以花錢上私立高中，但是對於來自低階層家庭的學生來說，一旦丟失了分數這張唯一可靠的入場券，就再沒有金錢鋪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實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受到戶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初中畢業後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辦普高。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回老家就讀，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職業學校繼續接受教育。而對於農村學生來說，他們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相對有限，職業教育可能是他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

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與迷茫的農村學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職業學校做田野。出於匿名的考慮，也因為這所學校地處江西省某座城市（後文簡稱為Q市）的郊區，我將它命名為「郊外學校」。從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郊外學校始終歸Q市下屬的縣城（後文簡稱為Y縣）教育部門管轄，所招收的學生也主要來自縣城及縣城下屬的農村。學生家長的工作則以務農、打零工、工廠打工和做小生意為主。在翻閱學生學籍檔案時，我發現還有一些學生來自省內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師告訴我，這些學生的父母大多在附近務工。

1998年左右，中國縣城裏的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達到頂峰，而隨著縣城城區內高中的擴張，其它普通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受到擠壓，辦學規模逐漸萎縮。Y縣中等教育的歷史發展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其中，Y縣一中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大多數學生在各自鄉鎮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後，學生們爭相進入Y縣一中就讀，全縣高中教育內部的等級性越發凸顯，漸漸呈現出「Y縣一中顯著優於鄉鎮高中和郊外學校」的面貌，而這直接影響到學生們的擇校行為，影響到他們對於未來的期待。

「地方教育場域並非雙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層結構，即「省會學校—地區級學校—縣重點—縣非重點」，且教育資源的向心過程並非簡單地從一元流向另一元，區域間的流動逐層發生在省會、地級市、縣之間，重點、非重點間的流動則主要發生在縣一級。而且，逐層汲取的動力看似是市場的，其根本卻是政策的或製度的。」（常井項，2019）教育資源的集中化，將大量低階層學生（尤其是農村學生）排除在系統之外。

「當重點與非重點間差距過大時，對學生而言，非重點學校就不再構成一種升學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勢區域希望進一步升學的學生面臨著更強的競爭與系統性的排斥。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間的差距擴大，卻最終體現在『初升高』階段中。」（常井項，2019）中等教育資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個類似於金字塔的格局，學校之間的力量對比影響了學生們的擇校行為，甚至促使部分學生在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間選擇了前者。

念職校，僅僅因為考不上普高嗎？
「多掙錢」、「減輕家庭負擔」、「早點工作」，這些話屢屢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學生懷揣著類似的願望來到了職校。不論是擔心自己會浪費三年普通高中的投資，還是想要提前就業早點掙錢，學生們都把家庭經濟狀況作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們總是認為職校學生不如普高學生，不如大學生，覺得他們有各種惡習，甚至直接將他們稱為「流氓」。學業成績和道德素質，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被等同起來。然而，在田野裏，我卻多次被這些學生的善良、成熟和純真所打動，我常常覺得，他們比當年同樣16歲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一書中，對「懂事」做了這樣一番解釋：懂事意味著愛，意味著對父母的理解，也意味著疼惜，還意味著自立和回饋。同樣是想要自立，同樣想要回饋，「讀書的料」和「職校學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程猛所說的「『讀書的料』的『懂事』是與『不懂事』交織的」：他們選擇的是漫長的求學之路，將對父母的回饋錨定在了遙遠的未來。我們同樣可以嘗試去理解職校學生的「懂事」：他們放棄學業，希望盡早進入社會，將「回饋」的時間拉得近一點，再近一點。

當然也有不少學生抱著升學的目的來到了職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學校」，所有準備升學的高三學生組成了「高考班」。這種情況十分普遍，不少職校都提供升學服務。實際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確實可以參加高考，而且相比於普通高中的學生，他們升學的渠道更為多樣， 「普通高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稱單招）」、「高職、專科統一招生考試（俗稱三校生高考）」、「3+2（學生在郊外學校學習三年後，直接轉入省內一所高等職業學校，並在該校學習兩年，畢業後拿到大專文憑）」都是可能的選項。雖然學生們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內的大專，但試題更加簡單，成功升學的概率也更高。對於那些學習成績較差、對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學生來說，職業學校的升學方式顯得更有保障。可以說，職業教育是來自農村和貧困家庭的學生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獲得更高學歷的最可行辦法。

總之，並非所有職校學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學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卻選擇了職業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學教育的學費壓力更大；念普高意味著承擔三年以後考不上大學的風險；只有借助職業教育才能實現升學的夢想；家庭經濟情況需要其盡快進入就業市場……學生們的擇校理由很多時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結伴報名）、愛情、面子，這些都是學生及其家庭在擇校時會考慮的因素。

固然，他們的家庭出身、社會階層給他們帶來了限製，所以他們只有有限的選擇；但在有限的選擇裏，他們並非毫無想法，並非「完全是被迫的」。進入職校，可能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是綜合考慮了家庭負擔、個人成績、未來職業的「最優解」。

身處職校，在縫隙中遊走
學生們選擇念職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著期待進入職校，但現實卻往往殘忍。

研究指出，中等職業學校規模盲目擴張，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術課程內容不能很好適應就業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學生的特點和企業的需求，教學質量低。實際上，大多數學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課睡覺、打鬧，下課照樣睡覺、打鬧，回到宿舍後玩手機、打遊戲。而且，職校學生的退學率很高，他們出於各種理由選擇離開：不想在學校花錢「混日子」，認為學校教的東西沒有用，厭倦了校園生活，想「混社會」……在一條條逃逸線上，附著的是學生們對當下校園生活的不滿和對校園以外的「社會」的想象。「混」將學生們的社會關系延伸到了校園以外，他們想方設法地逃離被認為是「封閉」、「壓迫」的學校空間。

對於學校來說，這些學生的存在讓校園生活變得「危險」，對他們的嚴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層次的學校重視不同的品質，學生們被培養成不同的人，承擔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於普通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更重視學生的聽話和服從，規訓更加嚴格。封閉的圍墻、門崗的設置、無處不在的監視、軍訓、宿舍評比、時間管理等，共同將「軍事化管理」的宗旨發揮到了極致。教育系統把青年人順利統合到勞動力大軍中，塑造和強化階級、性別身份，從而使學生到工作崗位能夠順利適應，使經濟生活的各種社會關系得以永恒化。學生對教師的服從，對應的是工人對老板的服從。軍事化管理下，學生們被要求成為聽話的職校學生，從而成為聽話的工人。

這種管理方式對許多家長很有吸引力。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上學壞，於是尋找一個寄存的地方，將孩子寄存到18歲成年，在這個意義上，職校是一個類似於托兒所的存在。在家長眼裏，封閉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詞，既然孩子學習成績不行，那至少學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讓他們「平穩度過這三年」。可以說，職業教育扮演了整合農村和城市閑散勞動力的角色，通過有組織的輸出，避免「無業」帶來的社會問題。

但是，這種「有組織的輸出」並不一定能給學生們帶來想象中的好工作。經由實習與就業，「成為職校學生」反而顯露出了它愈發殘酷的那一面。

廉價且無保障的勞動力
職校的學製一般是「2+1」，即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三年去企業實習。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教育市場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中，職校逐漸成為一個輸送勞動力的中介、一個市場主體，變成企業招工部門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它向企業不斷輸入學生勞動力來賺取企業的贊助；另一方面，它向學生收取各種費用以實現盈利。教育和勞動力的商品化是通過製度化的設定——「工學結合」相勾連的。「實習」作為一個重要的連接點，將職校、學生工和企業三者緊緊相連於商品化進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證。他們成為了廉價、彈性、無保障的勞動力。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六條，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在法定節假日實習，也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但實際上，學生們常常會被安排加班，節假日也沒有休息。甚至在面試時，「是否能上夜班」成為了一個篩選標準。

學生們對於超負荷的勞動強度普遍感到不適應，但是無力違背規定。不僅如此，學生工工資普遍低於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實習期間，他們可能還要向學校繳納管理費，如中介費、交通費、安置費、管理費，而且不能拿助學金。被送往江蘇一家電子廠實習的學生告訴我，第一個月，每小時工資只有13.5元，第二個月變成14.5元，後面加到16元，就沒變過了。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二條，學生參加頂崗實習前，職業學校、實習單位、學生三方應簽訂實習協議，協議文本由當事方各執一份。這一規定往往只是一紙空談，很多職校學生沒有簽訂協議，也沒有見過校企合作協議書。實際上，學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由於派遣公司的抽成，學生們的實習工資大大縮水，五險一金等保障也幾乎不可能落實。

如果探究用工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用工需求在不斷演變，它們以期在投入同樣可變資本之下來實現更多的勞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工廠大量使用易管理且靈巧的女工；後來，資本為了完成在內地的迅速擴張，修建超大型工廠，勞動力嚴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針對女工，越來越多男工湧入；2000年後，中國加入WTO，沿海地區建立外向型工業園區，內地城鎮化工業發展，都需要廉價而大量的勞動力，學生工問題也逐漸突出。從此，工廠開始無節製使用學生工，學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兒童代替成年工：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就可以用同樣的成本購買更多的勞動力。而且，雖然對企業來說，長期工可能更省錢，但是如果市場不穩定，企業就會傾向於不招募太多長期工，而是招臨時工。2020年，受COVID-19影響，市場並不穩定，許多企業都在招臨時工和學生工。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人們常常下意識將「學生工」與「工廠」、「製造業」相聯系，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會進入工廠實習與就業。近些年來，服務業的從業人口不斷增加，踏入服務業領域的職校學生也越來越多。然而，不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可供中職畢業生選擇的職業都屬於低收入、低技術、依賴密集式人力生產的工種。工廠工作自然不必說，像如今十分常見的客服行業，實際上可被稱為服務業裏的流水線工作。職校畢業生依然沈澱在服務業的底端。

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作為學生還是工人，他們的權益都沒有得到教育法和勞動法的有效保護。通過大量使用學生工，企業降低了成本，減少了固定崗位的供給量，這實際上給整個勞動力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崗位，零散化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整體勞動者的權益會越來越糟。

改變是可能的嗎？
事情並非從來如此。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在中等職業學校就讀」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學生們畢業以後也能夠獲得令人艷羨的工作。伴隨著「階級」話語的消逝和工人群體的落幕，作為「打工者後備軍」的中等職業學校學生被認為是欠缺的；與此同時，在如階梯般的教育系統內，中等職業學校學生作為被篩出去的那一部分，作為主流之外的被汙名者，同樣時時刻刻面臨著權力的捶打。說到底，職校學生的身份認同和國家的階級結構有關——也許未來的職業不能完全決定他們當下的身份認同，但隨著年級的升高，隨著就業期限的逼近，他們終將在和社會短兵相接的過程中逐漸明白自己的職業教育經歷意味著什麽、將給他們帶來什麽。

如果說，「整個職業學校的教育市場（教育產業）仍然在哄騙他們，讓他們以為那張文憑可以幫助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願望」，那麽，或許實習經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學生們或許依然保留著對文憑和教育體系的信任，但實習就業將使他們直面赤裸裸的現實。他們也許會發現，盡管接受了職業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中，他們與其他打工者並沒有太大不同。

針對職業教育中湧現出的各種問題，一些機構或組織嘗試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實務學堂、HOPE學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學坊是其中的代表。

實務學堂是一個全日製、非學歷職業教育公益項目，為15-18歲農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訓和全人教育。「培養珍貴的普通人」是學堂的願景。HOPE學堂直接服務職校老師和職校學生，通過在職校內開辦各種活動，幫助學生們成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輕人。青草公益長期關註教育資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長，尤其聚焦於初升高這一重要節點，為學生們提供支持。近幾年，它將目光投向「職業探索」，陪伴學生們探索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向與路徑。摘星學坊回應的同樣是「職業教育的出路」這一問題，作為一所「培養設計師的體製外學校」，它試圖探索職業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註職業教育，我們也期待更好的未來在對話、理解和行動中展開。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動改變的發生，從思想上破除「重普輕職」的觀念，的確是重要的。但觀念的偏見建基於實實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學生們無法在職校獲得好的教育，無法在就業市場裏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狀就不可能被改變。隨著老一代農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將來，職校學生很有可能成為打工者群體中的主力軍。可以說，職校學生的境遇與整體勞動者的境遇息息相關，對職業教育的關註要求我們對整體勞動者的權益予以更多關註，反之亦然。

最高法明確996嚴重違法、多公司倒閉大規模拖欠工資、多地快遞頻發停運罷工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錄8月份核心新聞，涉及家政、快遞、教培、保險、酒店、公車司機等行業，其中最高法明確「996」嚴重違反法律、多行業企業門店倒閉破產、快遞頻發罷工以及阿裏巴巴職場性侵害等事件頗受關註。

01 中國是超時大國；最高法、人社部明確：「996」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996 #超時加班

近年來，在一些企業「996」成為「常態」，在一些行業「白加黑」「5+2」成為一種「工作氛圍」，勞動力市場普遍性的超時加班問題正在受到社會廣泛關註。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向社會公開發布《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第二批）》。兩部門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確：「996」（指「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相關公司規章製度應認定為無效。

在該典型案例中，張某於2020年6月入職某快遞公司，雙方訂立的勞動合同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試用期月工資為8000元，工作時間執行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相關規定。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規定，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張某後因拒絕加班而被開除。

兩部門指出，本案中，某快遞公司規章製度中「工作時間為早9時至晚9時，每周工作6天」的內容，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應認定為無效。張某拒絕違法超時加班安排，系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不能據此認定其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故仲裁委員會依法裁決某快遞公司支付張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自2001年以來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從來不曾低於44小時。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2020年11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6.9小時；按一年52周計算， 剔除11天法定節假日，那麽一年的平均工作時間是2365小時。橫向對比，在經合組織（OECD）37個成員國中，年平均工作時間在美國是1779小時，日本是1644小時，德國則是1386小時。顯然，中國勞動人口工作時間過長。

網友恰帕斯冬風電臺質疑上述最高法對於「996」表態的實際效用。其指出，1）針對超時過勞等勞動監察問題，目前司法和行政執法成效有限，在過往的實踐中難以保障到勞動者的實際利益。2）在既往的媒體報道中極為關註互聯網行業中的996現象，但996或者更嚴重的超時勞動則廣泛存在於其他行業以及一線以外的城鎮，勞動部門並非不清楚，但如今大張旗鼓宣布「996」違法，似乎還能看到「一點既往不咎的意思」，有「形象工程」之疑。3）當下宣布的996違法只是限定在勞動法承認的傳統勞動關系裏的，但對於靈活就業人員呢？「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國家70%以上的勞動者都不是勞動法承認受八小時工時保障的勞動關系，那宣布996違法意義大嗎？」

新聞來源：

羊城晚報：最高法、人社部：「996」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鈦媒體：人社部、最高法明確了，「996工作製」屬於違法
豆瓣網友恰帕斯東風電臺
02 快遞員罷工頻發，人社部新政會令「價格（亂）戰」迎來拐點嗎？
#快遞罷工 #價格(亂)戰

7-8月間，網上多個消息源曝出，山東煙臺、江蘇蘇州、陜西西安、重慶九龍坡、四川宜賓等全國多個地區多個快遞站點發生多起快遞員罷工事件，原因包括快遞公司濫罰款、欠發工資、站點老板和快遞公司發生矛盾等等。同時，很多網友也在社交平臺上吐槽包裹物流停滯、快遞員不派件等問題，很多人都聽說或猜測所在地區快遞站點發生了罷工。

過去一段時間，各地快遞員因欠薪等原因頻發零散罷工/停工，此起彼伏。以百世匯通為例。四川宜賓地區百世匯通於去年11月第一次停運罷工，而後在今年的2月又出現一次工人停工，直至今年7月第三次出現工人欠薪罷工，員工6月和7月連續兩個月未能領到工資，區域負責人跑路聯系不上，最後不得已停工。此外，百世匯通西安南郊六站亦拖欠多名快遞員工資近半年，總金額接近30萬元，經勞監大隊投訴、工人協商半年多仍未有實質進展。

「青年騎手之家」微信貼文總結近期快遞罷工不斷的根源。其一是自去年以來的快遞價格戰，導致派件費不斷下降，快遞員工作量逐年持續上漲，但是單價卻直線下滑，導致工作量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第二是猖狂而缺乏監管的罰款，罰款令快遞員常常被罰成「負工資」狀態，成為快遞老板吸取血液、發財致富的「血池」。第三是以罰代管連帶的投訴問題，快遞員不怕投訴，做錯事應該被投訴，但是無理投訴占了投訴總數的90%以上，造成了快遞員長期的心理壓力。

很明顯，在快遞行業長期「價格戰」的背景下，對快遞員的工資收入和生存壓力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日前（7.16），人社部等八部門發布《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有評論指，該新策或令快遞業價格戰迎來拐點。針對快遞行業「價格戰」，一些快遞企業存在亂下指標、亂降派費、亂罰款、低價競爭等亂象。為保障快遞員能夠獲得合理的工資收入，《意見》提出要製定派費核算指引、製定勞動定額、糾治差異化派費、遏製「以罰代管」等四個方面的舉措。此外，國家郵政局已經指導中國快遞協會在部分城市開展了末端派費核算試點，而浙江亦開始試點以義烏為核心重點整治價格戰，規範末端派送，要求快遞公司對服務價格明碼標價，並按照快遞服務標準提供服務，且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

長期以來，快遞員面臨勞動合同簽約率低、工作量和收入不匹配、工傷認定難、社保福利待遇低、人員流動性大等種種問題。快遞物流信息服務商「快遞100」最新調研數據顯示，全國約400萬快遞員中，近半數快遞員沒有與企業簽訂直接勞務合同或派遣合同；僅有14%系由所在企業或自己繳納社保、五險一金。據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統計，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

新聞來源：

最近！網曝全國多地快遞員罷工，你的包裹受影響了嗎
百世快遞不幹了！拖欠工資，積壓包裹……
宜賓百世匯通或將全面停運，積壓快遞怎麽辦？
百世站點拖欠員工工資30萬，老板：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順豐拿出2億給快遞小哥「加雞腿」，價格戰擠壓行業派費收入
快遞員群體權益保障政策出臺背後：快遞業價格戰迎來拐點
浙江再次出手！以義烏為核心重點整治價格戰，規範末端派送
03 平安人壽員工自曝被迫下「自保件」273萬，揭保險行業職場壓榨和監管痼疾
#保險行業 #自保件

8月23日，中國平安員工實名舉報公司業績造假登上微博熱搜。據舉報人許英瓊稱，公司存在大量逼迫員工購買「自殺保單」的現象，她本人被迫使購買「自殺保單」19件，合計273萬元保費。與此同時，被稱為「平安人壽重慶一姐」的段前碧也自曝購買「自殺保單」1480萬元。

所謂「自殺保單」，也稱「自保件」，是指在職銷售人員為完成業績考核，將自己作為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保險合同。今年5月，為了要回已繳納的170萬保費，許英瓊向重慶市銀保監局舉報了平安人壽重慶分公司副總經理張陽陽，並在抖音發布實名舉報視頻，將平安人壽推上風口浪尖。根據許英瓊的舉報內容，平安人壽重慶分公司副總經理張陽陽在任職期間，有著逼迫員工購買「自殺」保單、處罰未完成業績的員工，以及違規收取外勤人員培訓費用等行為。

8月23日晚間，平安人壽對此事件進行回應，稱公司高度重視網傳代理人舉報內容，已第一時間成立專項工作小組，目前正在進行核查，並積極和當事人進行溝通。

事實上，「自保件」一直以來都是保險行業頑疾，業內甚至流傳著 「招代理人就是招客戶」的說法。「自保件」雖然是員工親自簽名確認，但在管理層面的暗示、默許、誘導甚至強壓之下，為了考核、晉升等指標，員工也不得不簽下，將自身被迫成了業務指標。資深保險經紀人廖述誌認為，有部分保險機構對代理人考核要求過高，導致自保件或互保件數量過多，也容易發生退保。

對於這行業痼疾，目前始有監管開始關註。今年4月，銀保監會發布《關於深入開展人身保險市場亂象治理專項工作的通知》，特別提到「是否存在強迫從業人員購買保險，通過即買即賣、即買即借、循環投保虛增保費並套取費用」，以及「對信訪投訴、自保件、極短期退保率、營銷員業務品質等是否持續跟蹤分析、進行風險評估。」今年8月，北京銀保監局印發《關於規範銷售人員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禁止強迫或者誘使銷售人員為達成業務考核指標而購買保險。

有保險公司內部人員反映，近期已有多家保險公司在對自保件和互保件進行管控。比如，自保件/互保件不計入新人轉正，不計入個人、團隊晉升與維持考核；獎勵方案等也將剔除自保件/互保件。

新聞來源：

平安人壽重慶代理人舉報背後：自保件弊端愈演愈烈，監管層與險企已出手整治
員工自曝被迫下保單273萬 平安人壽回應：正在核查
銷售被公司「套路」？平安人壽員工自曝下自保單273萬元，欠債百萬
04 疫情下多公司門店倒閉破產，大規模拖欠員工薪資
#疫情 #拖欠工資/討薪

8月26日晚，廣州餅屋品牌「東海堂餅屋」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歇業公告》，稱公司生產經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遭遇了嚴重經營困難，從而導致公司現無資金進行正常工資發放，並決定將於8月26日起正式歇業。然而，東海堂工廠員工反映工廠在沒有任何公告或通知的情況下拖欠員工的工資。「2020年6月開始出現拖欠獎金的情況，今年6月起基本工資也未發放。」有員工私下統計，目前被拖欠工資的或有上百人，每人被欠工資1萬到3萬元不等。

7-8月份有新聞報道，專業生鮮食材供應鏈同城配送的電商平臺「寶能生鮮」敗走西安，25家店鋪全關門。與此同時，倉庫、供應商與寶能生鮮之間的糾紛也開始顯現，西安寶能生鮮上百名員工及管理人員面臨裁員、欠薪等問題。7月初，西安公司提出7月15日以前關閉所有店鋪並讓每名員工簽署《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和《解除/終止勞動關系證明》，但截至8月中，員工表示工資已經停發拖欠兩個月。

西安寶能集團經營不善導致的勞資糾紛並非個例。此前4月，山東商報曾報道稱，濟南寶能生鮮全部閉店；7月4日，江西電視臺曾報道稱，南昌寶能生鮮拖欠部分供應商貨款和員工工資。今年7月，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亦有多人反映寶能集團下轄寶能（西安）汽車研究院拖欠工資、公積金及社保等糾紛問題。

此外，作為史上最嚴」雙減」政策近期落地實施致教培行業大地震，多家培訓機構暴雷或破產引發勞資糾紛。8月初，在長春市有 14 家連鎖店的韋思蔚萊英語突然傳出拖欠員工工資，現已關門停業的消息。一時間，眾多的學員家長都紛紛找到了學校，要求退費。此前，因為疫情原因，學校在 8 月初就通知停課了，原計劃 8 月 17 號恢復上課，但後續傳來了學校停課、老師欠薪的消息。家長和教師呼籲共同維權，組建了上千人的維權群，據統計多方損失金額高達1000萬元。韋思蔚萊老師反映，培訓學校從七月份開始工資至今未發放，迄今也聯系不上校方的高層領導。

8月12日，多家媒體報道稱，主打成人英語培訓的華爾街英語將宣布破產，據稱受疫情和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影響。多位華爾街英語員工證實，公司已經拖欠員工三個月工資，已有大批員工離職。公司告知，如果不離職，7月份社保就不繳了。不少員工稱，為了社保不斷繳，現在只能被迫提出辭職。而就在公司面臨破產消息傳出的當天上午，有員工還在因為拖欠工資，申請勞動仲裁。多數員工表示，「一旦公司破產，不知道能否通過勞動仲裁的方式把工資討回來。」

多家華爾街英語門店人去樓空，全國各地陸續有學員發起退費維權。截至8月14日12時，有6000多名學員參與登記損失，其中，52%的學員通過銀行或金融平臺貸款方式支付學費，合同金額超過4.8億元。僅廣州就起碼有68名用戶的合同金額超過10萬元，最高一筆金額61萬余元；合同最晚到期的時間是2028年5月。涉及放貸給華爾街英語學員的消費金融公司招聯金融稱會切實保護用戶權益。

新聞來源：

寶能生鮮敗走西安：25家店鋪全關門，上百員工遭欠薪
西安一家知名生鮮店倒閉！多家門店關門！百名員工被欠薪數五六十萬……
長春培訓機構「韋思蔚萊」突然關門，1000多名家長老師共同維權！
長春韋思蔚萊英語：門店關閉家長維權，多部門介入調查
華爾街英語將破產？員工稱已被欠薪3個月在辦離職「等官宣」
華爾街英語將宣布破產 員工被迫離職討薪
涉華爾街英語學員維權案 招聯金融稱切實保護用戶權益
全面歇業！深夜突然宣布！廣州員工：很多人被欠薪
05 《中國飯店2020發展報告》發布，基層與管理薪酬冷暖不均，疫情下或會加劇酒店靈活用工模式
#酒店基層員工 #靈活用工

7月，中國旅遊飯店業協會聯合攜程等發布《中國飯店2020發展報告》，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72家飯店集團共計管理客房近398萬間，以經濟性客房為主（38.3%）。2020年累計關閉飯店2398家，其中97.3%為有限服務飯店，從飯店的檔次來看，71.3%關閉的飯店為經濟型。2020年與2019年相比，2020年經濟型飯店關店下降10%，而中端型飯店關店占比上升約12%。但大幅裁員的情況並沒有出現，超過90%的飯店離職員工離職的方式主要是主動辭職，只有2.9%的員工是因為裁員而離職。

2020年各檔次品牌飯店基層員工的離職率均超過了20%，其中豪華型飯店基層員工離職率更是高達26.9%，中高層管理者離職率在10%以下。基層員工如此高的離職率背後是管理與基層員工間極端的薪酬差異和不均。數據顯示，豪華型、高端型、中端型及經濟型飯店總經理年薪分別為：59萬、36萬、22.9萬以及17.8萬，而不同檔次間飯店基層員工層面的收入則相差無幾，豪華型飯店基層員工收入人均是5.4萬，經濟型是4.1萬。

然而對比往年數據來看，不同類型酒店總經理的薪酬2020年均呈現微漲，但反而基層員工的薪酬驟降。這成為2020年飯店集團員工薪酬的一個突出特點。

2020至今年的疫情打擊，或將進一步加速酒店采用靈活用工的運營模式。在酒店行業的靈活用工其實並不新鮮，但基於對疫情發展前景的不確定，開始有不少酒店選擇停止自主招聘長期員工，來減少時間與資金成本的投入。多家酒店靈活用工平臺人士表示，目前部分高星酒店、會議型酒店，長期聘用員工甚至只能維持在滿房需求人力的50%左右，以應對日常經營；當出現商旅、會議高峰時期，就從靈活用工平臺來尋找人力彌補用工缺口。酒店方認為，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客房清潔人員和酒店方需求的按需分配，解決了酒店行業招工難、用工荒、淡旺季用工需求差別大等問題。但相應地，這必然也會繼續加大未來酒店基層員工與管理的薪酬差距，基層處境未必能夠隨著疫情經濟復蘇而改善。

新聞來源：

復盤《中國飯店2020發展報告》，我們發現了幾個趨勢
酒店靈活用工：蜜餞還是毒藥？
06 阿裏巴巴女員工被職場性侵害；貴州國臺酒業領導勸疑被性侵員工撤案
#職場性侵害 #權力關系

8月7日晚間，一則關於「阿裏巴巴女員工被侵害」的消息引爆輿論。一位任職於阿裏淘鮮達業務的女員工發表長文表示，自己曾在開拓濟南華聯超市時，遭遇濟南華聯超市商戶領導猥褻，直屬領導默許該行為，並在散場後疑似對自己性侵。網絡資料提及，自8月2日起，該受害員工向公司反映情況，但在向HR、業務總監乃至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老鼎）等人反饋無果後，曾無奈在食堂發傳單尋求幫助，並將自己的經歷公布至網上。

對此，阿裏巴巴董事會主席兼CEO張勇在阿裏內網公布了「女員工被侵犯」的階段性內部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辭職，阿裏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記過處分，涉嫌男員工被辭退，永不錄用，其是否存在違法行為，警方正在調查取證。8月25日，濟南市槐蔭區檢察院表示，已依法對涉嫌強製猥褻的犯罪嫌疑人張某依法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則正在審查中。

8月12日，阿裏巴巴集團公布了推動反性騷擾的機製化工作進展。公關信息提到，在強化組織保障方面，阿裏成立了工作環境委員會，作為反性騷擾在內的工作環境相關事項的處理決策機構，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委員會下設獨立工作團隊（AID團隊），負責就員工涉及性騷擾和性侵犯領域的投訴舉報事項進行調查，目前已開設舉報郵箱和緊急援助熱線。在製度層面，阿裏將修訂此前的《阿裏巴巴集團商業行為準則》，完善反性騷擾、反性侵的相關內容，強化對性騷擾零容忍。上述舉措具體成效仍有待公眾檢驗。

與此同時，8月11日網傳貴州國臺酒業領導勸疑被性侵員工撤案。貴州國臺酒業銷售有限公司離職員工莫女士（化名）反映，她參加公司聚會酒後被同事性侵，並隨後報案。目前，該同事龍某已經被依法逮捕。近日莫女士對媒體表示，直屬領導李某曾表示希望她撤案，同事則勸說她得饒人處且饒人。

性侵報警事件之後，公司以未達成業績目標為由將其解聘。貴州國臺酒業回應稱，莫女士被辭退與其性侵維權無關。「公司現在是穩定壓倒一切，希望以最小的代價來處理這個事情，最終是分管的劉總楊總罰款，我降職。這是人力部門的處理意見。」，當事人還表示，公司將自己私人電話號碼給到了施暴者家屬，隨後一直遭到施暴者家屬的電話和短信轟炸；而自己於7月30日結束試用期後，本已獲得人力資源部負責人同意轉正意見，但後續莫女士又突然被解除了勞動合同。此事件暫未有新進展。

新聞來源：

「阿裏女員工被侵犯」事件新進展：涉事嫌疑人張某已被批捕
貴州國臺酒業離職女員工自稱被同事性侵：直屬領導李某曾表示希望她撤案
07 國際勞工組織（ILO）發布2011年第189號家政工人公約十周年報告
#家政工 #國際勞工組織

在第189號《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通過十周年之際，國際勞工組織於今年6月發布了有關家政工人體面勞動的最新報告《讓家政工體面勞動成為現實》 。報告顯示，自公約通過以來，有關家政工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取得了一些新進展。然而，對大多數家政工人來說，仍未實現體面勞動。全世界至少有 7560 萬人在或為私人家庭從事這項重要工作。報告顯示：

法律保障方面：自2010 年以來，法律政策對家政工人的覆蓋面擴大，完全被排除在勞動法律法規範圍以外的家政工人減少了 16.3 %。只有 8.3% 的被審查國家將家政工人完全排除在法律之外，其中大多數集中在阿拉伯國家和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工作時間和報酬：至 2020 年，約有 28% 的國家沒有限製每周正常工作時間，14% 的國家沒有規定每周休息的合法權利，11% 的國家沒有規定帶薪年假權；在1/3接受審查的國家中，家政工人要麽無法享有平等的最低工資權利（9.3%），要麽完全沒有最低工資待遇（22.2%）。整體上看，大約有 4100 萬家政工人不適用最低工資規定。

社會保障方面：全世界將近一半的家政工人享有至少一項法定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覆蓋面因保障項目而異，但享有所有社會保障項目的家政工人只占 6%，46.5%的人無法享有法定產假，還有47.6% 的人不享有生育津貼。

家政工人實際的工作條件方面：與其他受雇者相比，家政工人的工作不太可能在每周正常工作時間的範圍內，工作時間很可能過短或過長。在全球層面，他們的收入是其他受雇者月平均工資的 56.4%。住家家政工和移民家政工特別可能面臨惡劣的工作條件。家政工人普遍面臨化學、人體工程學、身體、社會心理和生物危害，尤其更可能遭遇暴力和騷擾。

報告數據指出，每10位家政工人中，就有8人處於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的家政工平均收入僅為正式雇員月工資的 37.6%，報告尤其強調了非正規就業和新冠疫情對家政工人脆弱性的影響。報告總結，當下全球家政工人體面勞動的缺失是源於執法上的落差和立法上的差距共同造成的，完善法律的迫切性優先級更高。

新聞來源：

ILO. (2021). 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to Domestic Worker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en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2011 (No. 189).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致力實現家政工人體面勞動：ILO 2011年第189號家政工人公約十周年報告︱社論前沿
08 「給雇傭女職工較多的企業減稅」，稅務局回應正在積極研究
#女工 #性別就業歧視

能否給予雇傭女職工數量較多的企業一定的稅收減免或者補貼等優惠政策？及「將0至3歲托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範疇，對於進一步減輕家庭育兒負擔、促進民生保障具有積極作用。」？

2021年7月，針對上述網友建議，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在官網上公開的建議答復中表示，在繼續落實好現有相關稅收支持政策的基礎上，圍繞更好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支持婦女建功立業、合理減輕企業用工成本，該局將與財政部等部門密切協作，統籌考慮政策可操作性、不同企業間的稅收公平等方面因素，積極研究相關儲備政策措施。其指出，現行稅收政策對支持企業吸納女性就業已作出一定安排，比如對育齡女性產假工資支出、職工福利費、生育津貼、產假替代用工支出等相關成本費用，用工企業可以按規定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也將會同財政部積極研究完善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對托育費用個人所得稅抵扣問題予以充分考慮。

據查，2019年8月，人社部曾在答復「給予女職工集中企業退稅或者減免稅優惠政策」的同樣問題中提到，企業招工是以其工作崗位需要和應聘者工作技能、職業素養決定的，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企業職工性別比例差異較大，若以女職工數量作為企業享受稅收優惠的條件，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上均較難把握。

對此，有網友留言：針對稅務局的回復，未來此政策若真可落實，應當可以解決一定程度的就業性別歧視問題，只可是為什麽政府用詞還是這麽老——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支持婦女建功立業呢？

新聞來源：

稅務總局回應「給雇傭女職工較多的企業減稅」：積極研究儲備政策
09 哈爾濱一公車司機與乘客發生爭執後激動逆行沖至橋欄；柳州、西安等城市始關註公車司機身心健康
#公車司機 #身心健康

8月17日，黑龍江哈爾濱一公交車上，司機與乘客發生爭執後駕車開始逆行飆車，沖上人行道橋欄處停車，並揚言「不玩了，我也不活了」。據悉，有乘客與司機發生爭執，導致司機情緒激動，隨後揚言要拉著一車的乘客「同歸於盡」，與司機發生爭執的男子意識到危險後一直勸對方不要生氣，「我給你道歉」等安撫司機情緒的言語，而公交車司機喊道「都是你們玩的」。而後司機因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期間無乘客受傷。

此事再次令人關註公車司機的身心健康問題。公交司機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城市交通安全，長時間駕駛給他們的身體帶來了病痛，道路通行環境的壓力、高強度工作量的壓力、觀念沖突的壓力和生存壓力缺乏排泄渠道容易引發其心理障礙。在各個行業中，司機屬於高風險、高勞動強度的一種職業，統計顯示，超過50%的駕駛員因勞累、壓力而產生心理問題，司機心理障礙的發生率達59.8%，而公交司機的心理障礙發生率高達80%，給安全營運帶來隱患。但縱觀全國各地政策，對公車司機身心健康關註甚少。

7月底，廣西柳州市政協十二屆六次會議，有政協委員提出了「關於關愛我市公交駕駛員身心健康，加強後備隊伍建設管理」的第040號提案，指出公交駕駛員流動性大、大客駕駛員招收難、公交駕駛員社會地位普遍較低，造成公交駕駛員階段性配置不足的問題長期存在。相關政協委員提出建議：1）公交公司應實施駕駛員關愛製度。定期身體檢，針對新入職駕駛員，須提供一份涵蓋血壓、血糖、血液、肝腎功能指標的詳細的個人體檢報告；做好司機大病醫療互助保障工作，為在職職工購買醫療互助保險；增設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知識講座等。2）切實減輕司機工作負擔，逐年開通夜班線路，駕駛員部分實行「雙班工作製」，令駕駛員工作時間控製在8小時左右；適當延長每班歇檔時間5-10分鐘，創造更多休息時間；優化調整線路，減少無效班次。3）製定和完善相關考核、獎懲製度。4）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適當提高待遇。

陜西政協網站報道，8月份，省九三學社召開提案辦理工作座談會，邀請省人社廳、省交通運輸廳、西安市交通運輸局和西安公交集團，著重討論「關愛公車駕駛員」提案。數據顯示，陜西省在崗公交駕駛員40-50歲患腰椎頸椎病的占41.4%，患高血壓、高血脂的占30.84%，患心臟病的占14%，患其他疾病（胃病、肝病、咽喉疾病等）的占36.67%，患職業病、心理疾病者也在逐年增長。究其原因，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對危險駕駛行為處罰重等，是造成駕駛員身心壓力大的重要因素。其中，西安夜間公交占比位居全國首位。

該提案建議公交安全管理部門，要強化對從業人員身體健康狀態的全程監測；鼓勵有條件的地市政府設立公交駕駛員扶持基金，積極引導企業采取為公交駕駛員購買第三方意外人身保險等方式，切實關愛公交駕駛員；完善公交駕駛員住房、健康醫療、子女入學等保障措施，建立職業健康檔案，加大財政對工資增長機製、技能提升補貼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推行特殊崗位津貼製度等多元化分配形式，多措並舉提高公交駕駛員福利待遇。陜西省委亦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公交公司）在當年工資總額預算基礎上，結合企業經濟效益最高可上浮10%，用於提高一線職工待遇。

新聞來源：

刑拘！公交司機與乘客發生爭執，飆車欲與乘客「同歸於盡」：我也不活了
這件提案，「守護」全省辛勤的公交駕駛員！
重視公交司機身心健康刻不容緩! ——我市黨委政府就市政協相關提案開展現場調研

平臺用工的勞權保障新政策：進步與挑戰

2021年7月21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7部委，發出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下文稱為「總體指導意見」）[1]，就新的經濟形態下的勞動用工，尤其是針對廣泛討論的互聯網平臺用工製定了一系列規定。根據目前已經發布的意見文本來看，該意見將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對於新業態就業的總體指導方向。本文將系統梳理目前已經出臺的主要新策，通過分析政策文本，同時結合中國的勞動權益的整體情況和問題，討論目前出臺的總體政策方向及其中的進步之處和未來可能的挑戰。

總體指導意見在平臺用工勞動權益保障上的突破
在該總體指導意見出臺以前，有少數地方政府也製定過相關的地方政策指引，但這些政策在調整勞動權益上相當謹慎溫和。總體而言，平臺用工中的勞動者權益在全國範圍內基本處於無規則無監管的狀態。例如，2019年，成都市政府出過《關於促進新經濟新業態從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的試行實施意見》，浙江省的人社部門出過《關於優化新業態勞動用工服務的指導意見》，在上述這些具體的政策裏，通常只是套用現有的靈活用工實踐體系對平臺用工進行了分類，支持平臺企業按照現有的勞動法律和政策落實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障，謹慎地不觸碰平臺用工體系中復雜的勞動關系認定等問題。

而總體指導意見則往前走了一步，觸及了幾個更核心的問題。首先是在勞動關系的認定上，細分了三個類別，即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依托平臺的自由職業。三個分類中的第二類，即在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企業也需要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雖然在勞動關系認定上總體問題很大（下文會詳述），但多了書面協議的這一程序，根據總體指導意見的指引，假如書面協議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之下能將基本的勞動權益寫入進去，且在實踐上能夠出一些比較好的例子並推廣，較之以前完全沒有協議和監管則是一個小的進步。但如果沒有很好的實踐推動，也可能淪為紙面工作。

其次是在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上，無論勞動關系是否得以確認，用工平臺均需要提供最為基礎的勞動保障支持，較之過往實踐是一個進步。其中的亮點是平臺要承擔安全衛生管理的責任，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減少職業安全事故和工傷職業病發生。如果這條意見能夠落實，平臺就無法從職業安全的責任裏完全脫身開來。目前，最典型的勞動事故頻發的平臺是送餐平臺，例如美團采用的是強製性地從騎手的收入裏扣減以繳納商業意外保險的方式，發生交通意外後由商業公司理賠，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因合約條款並不予以理賠或手續復雜而難以成功理賠，因此騎手、平臺、第三方代理商及保險公司多方產生了很多糾紛和沖突。

根據人社部門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平臺用工的職業傷害保障是社會保險的定位，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多種保障共存，它們已經在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在發言裏，人社部門並未明確提及平臺企業工傷保險的成本誰來承擔，但根據過往的實踐分析，工傷保險的成本一般主要由企業和政府協調承擔。從政策製定和執行的來看，人社部門有相關的經驗，如在處理建築行業的不規範用工及工傷頻發的沖突時，人社部門製定了專門的建築業工傷保險政策，強製建築企業先給整個項目繳納工傷保險，然後才能開工建設[2]。這一經驗在處理平臺用工時有可借鑒之處。

最後是專門針對互聯網平臺特性的勞動相關製度有了要求，如計價製度、抽成比例、獎懲製度等等。重點有兩點，一是製定過程需要有平臺以外的工會及勞動者代表參與，需要公開公示；二是需要有申訴機製。這一點的進步之處在於，平臺企業涉及勞動者權益的核心製度不能再是黑匣子，而是需要對外公開。這算是對「困在系統」一文所揭露的平臺算法霸權和單價不透明等問題的直接政策回應，當然這是極為艱巨且關鍵的一項提議，這其中的挑戰將在下文裏進一步闡述。

平臺用工勞動保障政策面臨的四大挑戰
相較於過往的平臺用工實踐來看，這一總體指導意見觸及了一些核心的勞動者權益問題，並確立了後續權益工作的基本方向，較之過往的確是前邁了一步。但是，政策背後同樣隱藏著重要的困境和障礙，下文將重點闡述上述政策可能面臨的四大挑戰。

首先，為來自勞動關系認定上的挑戰，該指導意見倡導平臺用工的三分類並允許多樣的靈活用工方式，這可能給勞動者權益保護在實踐中帶來不確定性和實際困難。指導意見將平臺用工進行三分類，其中，第一個分類為符合勞動關系認定的，指導意見明確應該簽訂勞動合同，但並未對其中多樣的靈活用工方式進行限製，如派遣用工、外包工等雇傭模式，平臺通過這些靈活用工的方式，依舊可以規避勞動用工責任、提高勞動者維權成本，以降低用工成本。目前的平臺用工實踐裏，有一類勞動者是爭議較少、屬於符合勞動關系的從業者，典型的如外賣平臺上的」專送」用工，通常是由代理商（承包商）從美團代理（承包）一定區域內的訂單配送業務，代理商招募騎手，並且安排騎手的訂單配送業務。騎手通常是全職從事配送，服從代理商的直接管理。

目前在這種爭議較小的勞動實踐裏，部分代理商可能是與騎手直接簽訂勞動合同，作為騎手的直接雇主，但是也有大量的代理商引入了靈活用工形式——由第三方的勞務公司以勞務派遣的形式（或「假外包真派遣」的形式）與勞動者簽訂合同。勞務派遣的用工方式帶來了大量的權益受損的問題：用工單位通過勞務派遣的形式規避責任、用更低的工資、更低的勞動保護標準來獲得幾乎相同的勞動力和生產力。在出現糾紛的情況下，常常出現多方扯皮的情況[3]。在2014年，人社部門製定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製約用工單位無限製地使用派遣工，規定派遣工不能超過總用工人數的10%[4]。在這一規定出臺以後，用工單位為了規避法律風險，迂回地采取了「外包工」的方式來繼續實踐靈活用工，被稱為「假外包真派遣」。

在外包用工出現勞動糾紛的情況，勞動者通常只能通過仲裁和法院訴訟的救濟路徑，來確定與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時間和金錢成本非常高。總之，在目前的勞動實踐裏，即便在符合訂立勞動關系的用工情形下，平臺及相關的代理商（承包商）依舊可以用多種靈活方式來降低成本和規避責任。在這些多樣、靈活的用工模式下，勞動者維權成本很高。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何判定勞動者屬於符合勞動關系、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還是依托平臺的自由職業，這個問題涉及的很多內核問題並沒有討論和解決。如何認定勞動關系並不是通過簡單的列舉分類能解決的問題，在平臺勞動關系認定的爭議裏，法律方向的學者討論過不同國家「二分法」或「三分法」體製下勞動關系認定，如英國前段時間最高院判決的優步司機屬於workers（工作者）, 則是勞動關系三分法下介於employee（雇員）和self-employed （自雇）[5]的一種勞動關系，平臺需要保障勞動者基本的勞動權益，但是不用付全責。而在勞動關系二分法國家裏，如美國和中國，勞動者要麽屬於雇員，要麽屬於自由職業，認定起來爭議也很大。這一政策（並不是法律），似乎借鑒了三分法的分類，引入了」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這一類別。

筆者並不是法律專業，因此不做法律上的分析[6]。但在勞動關系認定的相關爭議裏，涉及到一些比較核心的問題，在這個指導意見裏完全沒有涉及。比如勞動關系的認定按照勞動時間來進行嗎？因為平臺用工的靈活性，按照傳統的勞動時間來認定存在的問題很多。還是按照勞動者對平臺的依賴程度和從屬關系呢？這種依賴程度又該怎麽界定呢？這些問題在中國的平臺用工裏又進一步被靈活用工的多種形式復雜化。在這種法律界定不清楚的情況下，勞動關系分類從實踐上來看，指導性有限、操作難度依舊很大。需要分出個清清楚楚來，只能走司法路徑，對勞動者來說成本很高，且各地法院的判決標準並沒有統一。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推動不止於勞動關系的勞動權益問題的完善和落實，如最低工資、休息、勞動條件、工傷等。這一指導意見的進步之處在於明確了原則上需要保障，但是保障到什麽程度、用什麽機製保障、勞動者能多大程度上從這些保障中收益，這些問題都還待探索。在這一部分，總體指導意見首先提出了平臺用工的工資和工時問題，平臺用工適用最低工資製度和工資支付製度，這一項涵蓋「提供正常勞動的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是一個含糊的概念，有較大的執行不確定性，跟勞動關系認定的問題類似，如果沒有清晰的操作指引，需要這個製度的勞動者（對於大多數超時工作的平臺工人來說，他們的收入並不會低於城市最低工資，但是在生病狀態或疫情狀態呢？），在需要這個製度的時候，可能面臨身份認定困難的問題。且意見指出，政府部委需「引導企業建立勞動報酬合理增長機製，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水平」，而近幾年隨著平臺企業壟斷性和同質性加強，很多平臺給勞動者的單價一直在下降，導致勞動者收入持續下降，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水平該如何實現呢？通過最低工資標準顯然無法達到這一目標，且平臺工人的工作模式差異很大，就目前的來看，目標很吸引人，但實現路徑並不清楚。

該政策對休息製度的意見則是，需要有休息製度且節假日需要支付更高工資。節假日支付更高工資大概率會受勞動者歡迎，此前送餐平臺在春節等節日設置了「節日跑滿單獎勵」之類的補貼，節假日更高工資與「補貼」有根本性質區別，但該指導意見並未參照《勞動法》列出「更高工資」的指導倍數，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落實。而休息製度中，目前平臺用工企業大都采取的是計件工資製度，按訂單支付，勞動者多勞多得，平臺不設置勞動時間上限。如果要製定工時相關製度，很多平臺企業可能會通過申請不定時工作製來實現。

目前部分平臺工人是通過超長的工作時間和極少的休息時間來達到相對高收入的狀態（如筆者的一位騎手朋友，每天工作13-16個小時，每個月休息1天，通常分2個半天休，月收入在前兩年月能達到12000，在單價下降後目前收入是8000-10000左右），如果平臺企業嚴格執行休息製度，即使是不定時工作製，很多平臺工人的工作時間都會超過限製。對於部分工人來說，假如被削減工作時間，而單價維持不變，意味著收入大幅下滑。以上提及狀況大都是猜測，但可以預見，休息製度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會很多。

第三個挑戰是社會保障的問題。如前所述，該指導意見的進步之處在於明確了平臺有責任和義務督促勞動者參與社會保障，但是政策建議「參與」的主要方向卻是以靈活就業人員的形式，給企業劃分的責任是」引導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根據自身情況參加相應的社會保險」。從人之常情來說，人人都想有社會保障，但社會保險的推行不只是參保人意願的問題，其核心問題是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的繳費責任劃分。我國的職工社會保險的繳費責任劃分是，企業占大頭，個人占小頭，政府補充。而目前的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在不同城市可能政府補充的部分略有差異，但總體而言，都是個人繳費占絕大多數。對於平臺用工的社會保險繳納，如果企業依舊沒有為勞動者（部分）繳納的責任，只有引導責任，勞動者面臨的狀況跟目前可能差異不大，都是完全自己掏錢。即使部分城市政策放開平臺用工繳納靈活就業社保的資格，這筆經濟賬勞動者心理還是要反復權衡的，該政策未必能實現平臺工人獲得社會保障的目標。

第四個挑戰是平臺企業與勞動權益相關機製製定和公開。指導意見要求企業在製定機製過程中「充分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建議，將結果公示並告知勞動者。工會或勞動者代表提出協商要求的，企業應當積極響應，並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資料」。在這幾年平臺企業快速發展，並帶來一些社會問題後，主要平臺企業嘗試過建立一些對外咨詢和溝通的途徑，如滴滴在2018年的女孩乘順風車遇害事件後[7]，籌建過安全監督顧問委員會，主要邀請專家加入[8]。而美團在2020年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9]帶出廣泛討論後，推出過「同舟計劃」，召開騎手懇談會，並且招募騎手作為「產品體驗官」來改進系統中的部分問題[10]。這些計劃的成效如何還有待第三方的研究來評估。

這兩個例子裏面涉及的改進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具體的問題，如滴滴的安全措施，美團的騎手的工作體驗、獎懲製度等，而該指導意見涉及的勞動權益問題更加系統，訂單分配、單價、抽成比例等都是真金白銀的問題。以上兩個例子中，企業設立對外咨詢途徑的動力都是企業面臨嚴重的聲譽危機，希望能夠透過一定程度的對外參與，快速做一些公關性改進並挽回聲譽，是緊急且相對短期的措施，而指導意見是針對系統性的問題提出的長期機製建設，要求讓平臺企業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並公開其核心的算法規則，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執行中挑戰卻很大。

在政府的指導下，製度本身建起來可能並不難。但是一個涉及真金白銀的利益博弈機製，製度的外殼並不能保證結果，其核心是利益博弈的參與方有能力、有持續動力參與博弈，且參與利益博弈的代表能夠真實地代表他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博弈的結果才可能能被多方所接受從而真實地減少更嚴重的沖突和糾紛。從平臺企業來說，他們的動力和能力都不成問題，且平臺企業的利益高度集中，不存在代表性的問題。而勞動者一方則問題很多。工會是一個重要的參與方，從工會的反應措施來看，它們希望積極的發展新業態工人入會[11]，且積極參與勞動權益有關問題的協商。且相較於分散的製造業，平臺用工的資方高度集中，勞動機製在全國都大同小異，這對於利益協商的勞方來說有利有弊，利在於針對性很強，能夠實現關鍵突破就能對勞動者權益保護有大範圍影響力，而弊端在於，這個突破涉及企業的大範圍核心利潤問題，突破並不容易。

面對在涉及企業核心利益的博弈中，工會有持續動力為平臺工人爭取權益嗎？而平臺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認可工會參與協商後的結果？另一個可能的參與者是勞動者代表，但是總體而言，我們勞動者代表的形成機製在工會內和工會外都並不暢通。勞動者代表怎麽來？平臺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認可不知道是誰的「勞動者代表」參與協商後的結果？這個機製想要真正發揮它穩定勞動關系的作用，作為主體的平臺勞動者是否認可協商後的結果至關重要，而這也是該機製最為核心的挑戰。

新業態勞動權益保障的政策框架
從中國的法律政策體系來看，這一指導意見屬於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規。在勞動領域，典型的法律如《勞動合同法》，典型的法規如人力資源部門頒布的部門法規《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一般來說，法律法規有強製性，具有清楚的處罰規定和執法部門，而這一指導意見屬於國家部委針對相關工作進行方向性指導的」意見「，是相關政府部門工作的指引，無法律強製性。

從政策級別來看，該指導意見為多部門聯合發布的意見，這種多部門聯合政策，一般需要在國務院的協調統籌之下製定，屬於較高級別的政策。而從政策的詳細文本和涉及的7個部委的職能來看，政策出臺時已經有較為清晰的分工和協調內容。根據各部委的機構設置和過往職責分析該指導意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為最主要的部門，涉及新業態就業保障部分中的勞動條件的相關製定，如工資、工時、勞動保護、職業安全等內容；根據人社部門的機構設置，勞動爭議調解和仲裁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而除醫保以外的社會保障職能也經由人社部門處理，包括工傷保險。而醫保局則涉及社會保障中的醫保部分。幾個綜合性的部委職能分工如下：發改委通常來說負責綜合調控；應急部負責平臺企業生產中的安全監管及處理應急事故；（市場監管總局是最近大熱的反壟斷部門，但是該政策中並無任何涉及反壟斷的內容。）市場監管總局和交通運輸部是作為重點平臺企業的主管部門出現在該意見裏，市場監管總局主要管理送餐平臺，交通運輸部門主要管理涉及交通的平臺，如滴滴和貨拉拉；最高人民法院涉及與平臺就業相關的訴訟、調解和法律判決；而全國總工會則負責新業態就業人員入工會、參與平臺算法、勞動條件等機製的協商、同時提供相關職工服務。

對各部門詳細分工的拆解，有助於我們理解具體的政策內容在執行層面可能的重點和難點，比如有了對應業務主管部門的平臺很快會有具體監管動向，而沒有清晰主管部門的平臺通常落實步伐緩慢。監管送餐平臺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在總體指導意見出臺後5天，於7月26日就聯合六部門出了《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8月18日，負責打車平臺（如滴滴）和貨運平臺（如貨拉拉）的交通監管部門在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明確提出會盡快出臺實施意見，要求」網約車平臺企業規範自主定價行為、降低過高的抽成比例，加強與駕駛員之間的溝通協商，設定抽成比例上限，並向社會公布」，這與總體指導意見的方向一致。

值得註意的是，業務主管部門參與勞動權益保護既有優勢也有挑戰。業務主管部門不止總體監管行業發展相關問題，也關註勞動權益保護。優勢是業務主管部門參與勞動保護，對平臺來說是相對強有力的約束，主管部門可用的政策約束工具更多，如交通部門同時管理網約車平臺的經營許可、網約車駕駛員證、車輛運輸證的發放和監督；而市場監督管理局則同時處理反壟斷問題。挑戰則是總體監管行業發展的業務主管部門常常有多項監管目標，勞動者權益保護未必是其首要目標。假如在某個階段行業發展與勞動保護相沖突時，勞動權益可能被置於次要地位。

結語
在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條路徑，自上而下的路徑通常是政府和國家發揮強有力的影響力，推動變化的發生；而自下而上的路徑通常是社會問題涉及的人群提出問題、並通過各種方法讓問題的利益相關方正視問題，然後推動問題的解決。這兩個路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常常會相互影響，且能夠協同作用。比如在平臺用工的勞動者權益保障缺位問題上，這個問題首先是在平臺勞動者群體裏爆發出來，然後學者、媒體人、及普通公眾推動了問題的討論，最後政府通過社會政策介入來推動問題的改善。

在政策製定以後，政府有自上而下的實施路徑，一層層推動、一層層落實。但是政策能否成功執行、達到政策的核心目的，並不是簡單的發布即可落實，而取決於內外部的條件、資源、利益關系的處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自下而上的反饋和互動同樣重要，是政策往前推動重要的支持性力量。在平臺用工的勞動者權益保護這個問題上，勞動者並不是一個被動卷入的「被保護對象」，他們本身有切實的利益和訴求，政策製定和執行中勞動者的參與和認可非常重要。而這正是這一系列政策的推動和執行過程中很大的挑戰來源。

「雙減」政策致教培機構倒閉潮，6成職校生畢業後不願當「藍領」，北京環球影城一線員工月薪到手3500元

導言：「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9-10月份核心新聞。今年下半年，國家出臺多份針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指導意見，這些指導意見的落實情況如何？貨拉拉提高對黃牌車征收的信息費，教培行業倒閉潮繼續蔓延，商務部等部門印發《家政興農行動計劃（2021-2015年）》，這些動態值得關註。

01 人社部出臺意見規範平臺用工，多省市陸續采取跟進措施
#平臺就業 #權益保障

今年7月開始，多部委聯合發布《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等政策對平臺用工進行規範，改善新業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情況。從9月份開始，各省各地相關部門陸續響應上級政策。

9月24日，北京市就業領導工作小組印發了《關於促進新就業形態發展的若幹措施》，山東省出臺《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實施意見》；10月19日，福建省出臺《貫徹落實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八部委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指導意見的十五條措施》；10月22日，浙江省出臺《浙江省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實施辦法》。

這些地方政策在新業態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認定、勞動報酬、職業安全、社會保障、工會職能等關鍵問題上基本遵循上級政策《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的規定，但有細節上的發揮和增減。其中浙江省的《實施辦法》規定企業在與勞動者簽訂合同或協議時，必須明確提示勞動者將與企業建立何種勞動關系；在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勞動者的節假日勞動報酬問題上，規定除非經過協商或集體合同約束，否則跟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同工同酬。而在工時方面與惡劣天氣勞保問題上，則對平臺的程序運行作出規定，前者要求平臺程序在勞動者連續工作4小時後設置不少於20分鐘的休息時間，後者要求平臺程序限製接單、延長服務完成時限。

而北京市的《若幹措施》則在勞動關系認定方面進行了補充，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分為「平臺網約勞動者」「平臺個人靈活就業人員」「平臺單位就業員工」，分別對應上級總指導意見的「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符合勞動關系」三種類別。其中對於「平臺網約勞動者」的界定標準為「依托互聯網平臺(以下簡稱「平臺」)，與平臺企業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根據平臺規則完成工作和接受勞動管理，獲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這一認定標準，可能使得勞動者與平臺認定為符合勞動關系的難度加大。比照其他省市，北京《若幹措施》還刪去了對於工會職能的強調和開展勞資集體協商的內容。

平臺企業方面，美團在財報上披露其成立專門部門優化訂單調度系統，加大了配送時間靈活性，在試點中降低了用戶差評率，並首度公開配送算法。除此之外，美團還聲稱將在部分「工作基礎較好」的省市試行」騎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將為騎手配備工傷保險，但目前未見實施細則。針對有報道爆出美團要求騎手註冊成個體工商戶，以規避自身用工主體責任一事，美團於9月14日發布「嚴禁誘導和強迫騎手註冊成個體工商戶」的說明，要求合作商簽署承諾書，設立投訴熱線，聲明將加強平臺監管，隔日餓了麽也發表相關聲明。但據《工人日報》記者調查發現，直至9月24日天眼查、企查查上仍能查到當天有外賣騎手通過靈活用工平臺被註冊成個體工商戶。

在新業態勞動領域侵權事件頻發、公眾輿論關註的當前，國家出臺多份行業指導意見，嘗試改善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其實施成效需要持續的監督和關註。目前來看，已有的動作多來自政府和企業，且實質動作有限，而在勞動者權益改善一事上，勞動者自身的參與更是十分重要，這一方面的進展還有待觀察。

新聞來源：

浙江省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實施辦法
北京市關於促進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的若幹措施
三問外賣騎手「個體工商戶化」
深度：騎手「裸奔」，美團能做什麽？
02 江蘇推首個快遞行業省級集體協商意見；沈陽簽訂首份快遞行業集體合同
#快遞 #集體協商

10月25日，江蘇省總工會、省人社廳等四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開展快遞行業集體協商工作的指導意見》，該意見為全國首個快遞行業省級集體協商指導意見。

此前，北京市在2019年簽訂了全國第一份快遞行業集體合同；江蘇淮安市也在2019年開始試點快遞行業集體協商，並在2020年將試點推廣到泰興市；2021年南京開展市級層面的快遞行業集體協商。江蘇《指導意見》提出：至「十四五」末，江蘇省各地要普遍開展快遞行業集體協商，行業集體合同對已建工會快遞企業覆蓋率達80%以上，行業內勞動者對集體協商工作的參與率達到80%以上、知曉率達到90%以上。

《指導意見》提出將規範勞動用工管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計件單價、勞動定額、休息休假、勞動保護、職業發展等作為快遞行業集體協商的重點內容。主要包括：引導快遞企業增加自有員工比例，逐步實現行業勞動用工規範化；協商確定行業勞動者最低勞動報酬標準，建立勞動報酬合理增長機製；協商合理確定勞動者工作量和勞動強度，保障勞動者依法享受休息休假；協商提升勞動者保險水平，督促企業依法為勞動者購買社會保險設定符合快遞行業特點的快遞員休息驛站，改善勞動者工作環境；協商完善勞動者職業發展保障等。

2021年來，在沈陽市總工會的推動下，沈陽的順豐、美團、圓通、申通等15家快遞企業建立了工會，一萬余名職工加入了工會，在此基礎上開始推動快遞行業的集體協商。10月19日，正式簽訂《沈陽市快遞行業集體合同》《沈陽市快遞行業工資專項協議書》《沈陽市快遞行業勞動安全衛生專項協議書》《沈陽市快遞行業女職工特殊權益保護專項協議書》，對快遞員的勞動報酬及支付方式、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與衛生、勞動保險和福利、女職工特殊權益保護、職業培訓以及企業、工會和職工的義務等作出規範。合同明確快遞行業最低工資（不包括福利、加班加點工資、高溫低溫津貼及個人繳納五險部分）標準為1950元，遼中、新民、法庫和康平地區為1680元，均僅比沈陽地區現行最低工資高40元。該集體合同協商是否有快遞員的共同參與，以及快遞從業人員是否充分知情，都將很大程度決定「合同」是否有實際效力。

同樣作為對《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的回應，除了上述省市對快遞行業勞資集體協商進行推動以外，在快遞企業方面，8月底，三通一達、百世、極兔宣布自9月1日起上調末端派費0.1元，以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9月末，各快遞公司又宣布將對快遞服務價格進行規範，快遞行業「價格戰」有終止趨勢。然而據多名快遞員表示，上漲的派費並沒能到自己手裏，且9、10月份，社交媒體上仍有零星快遞站點罷工的消息傳出。

新聞來源：

江蘇明確要協商確定「快遞人員」最低工資標準
江蘇：健全集體協商製度維護快遞行業勞動者合法權益
400余家快遞企業簽訂行業集體合同 沈陽明確快遞行業最低工資標準為1950元
快遞漲價了，小哥卻納悶了：為何工資沒漲？
03 「雙減」政策致教培機構倒閉潮，欠薪、侵權行為頻發
#教培 #欠薪

7月24日，教育」雙減「政策正式出臺，國家重拳打擊先前野蠻生長的各類校外教培機構，成為了壓垮教培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9-10月份，教培機構倒閉潮愈演愈烈，倒閉名單中不乏精銳教育、樹童英語、巨人教育等開辦多年的教培行業巨頭。教培機構倒閉跑路，受害的除了預支學費的家長以外，還有被拖欠工資的員工，在教培行業倒閉潮中，拖欠員工工資的案例數不勝數。在許多案例中，機構在倒閉前的數月前已無法正常發放工資，也有一些機構通過降薪或其他方式勸導員工主動離職，以規避裁員補償金。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與求助地圖」在10月份收錄了7起教培機構欠薪員工維權行動與8起討薪求助，9月份分別為10起行動與9起求助，8月份為16起行動與20起求助，而這兩個數字在今年1-6月份的合計僅為4與13，而能夠被收錄的事件數量只是實際發生數量的冰山一角，可見今年8月份開始教培機構倒閉欠薪事件爆發性增長，並持續至今。

一些暫時幸運逃過倒閉的教培機構也面臨巨大壓力，而這些壓力和風險也被傳導到了一線員工。據報道，一些教培機構通過大幅提高kpi定額，變相下調員工績效工資，並對各類工作失誤設置「紅黃線」，員工一旦觸碰，就會被扣大量績效工資，甚至被解雇而沒有賠償金。為了逃避補償金，一些機構則通過換簽合同，轉簽為非全日製合同，以小時作為工作時間單位確定勞動關系，將全職老師轉變為兼職老師。

新聞來源：

交了10多萬，才上一次課？！教培機構倒閉引發糾紛，家長退費成難題……
西安教培機構近期關鍵詞：關門、跑路、欠薪、失業
「對不起，教培行業出來的，我們不要」
04 西安多名環衛工超齡被辭退後無社保，街道稱是政策遺留問題
#環衛工 #欠繳社保

10月中旬，有西安網友反映稱，當地有多名老環衛工因為超齡被辭退。據記者報道，這些被辭退的環衛工都來自西安市新城區長樂西路街道，2017至2019年，該街道共7人因超齡被辭退，Ta們的工作年限都在13年以上，年齡都超過65歲；但工作期間單位並未為其購買養老保險，故而無法享受養老待遇，生活沒有保障。

有一位工作了17年的環衛工表示：「工作十幾年沒有看到合同，之前是在發工資（現金）的時候按手印。」沒想到退休後沒有退休工資。」街道保潔公司負責人介紹，在2014年之前，西安市沒有給保潔員繳社保的政策。2014年後，西安才開始推進環衛工人參加社會保險，但部分老環衛工卻因為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無法參保，因此便沒有解決Ta們的社保問題，直到2019年當地環衛業務被外包給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認為這些超齡環衛工存在風險，便將其辭退。顯然，這與國家早於1995年發布的《勞動法》相違背。

類似事件在西安已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2015年，便有報道爆出西安市西關街道辦一次性辭退了30名年齡超過65歲的環衛工人，Ta們同樣因為超齡無法參加社保，街道怕擔責任便將Ta們辭退。環衛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幾二十年，卻被「用後即棄」，留下毫無保障的晚年生活，這一問題的惡劣性質，不是能用「政策遺留問題」來解釋的。長期以來，國內環衛工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一直比較薄弱，未繳社保是其中一個比較普遍且嚴重的問題，隨著這批環衛工人的老齡化，Ta們都面臨著跟西安的超齡環衛工一樣的問題，各地政府無論如何都應該正視這一群體的處境。

對此問題，有評論指出：類似現象在全國來說都具有普遍性，具體如何解決，還需要各地跳出「一事一議」的局限性，主動拿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比如，針對環衛工人年齡偏大無法繳交社保（養老保險）及在法定退休年齡前無法繳滿15年等問題，有地方就提出了「前補」「後延」的措施，通過機動安排，而非一刀切，來化解政策障礙。另外，還有一些地方為退休但未購買社保的環衛工安排了一定的權益補償；也有專家建議，引入保險公司、基金，適當為環衛工人繳納一定保險福利。諸如此類，都有利於避免退休環衛工「老無所養」的尷尬。總之，面對部分退休環衛工「老無所養」這個社會「老問題」，各地都應因地製宜拿出「新辦法」來妥善解決，而不是甩鍋、推脫責任。

新聞來源：

西安多名老環衛工被辭退無社保，街道回應：政策遺留問題，正向上反映
西安回應解聘近30名高齡環衛工:超齡無法參加社保
環衛工超齡被辭退，如何讓他們「老有所依」？| 新京報快評
05 國家最新政策下頂風作案，貨拉拉對黃牌貨車征收12%信息費
#貨拉拉 #平臺剝削

據多個貨運行業自媒體報道，從8月30日開始，貨拉拉在廣州和佛山對黃牌貨車征收12%的信息費，引起廣大卡友不滿。

2018年貨拉拉剛開始開放黃牌貨車業務時，無論是起步價還是裏程價都非常可觀，每公裏價格可以達到10元；而現在黃牌貨車的單價已經只有原來的一半不到，甚至出現了2元/公裏的低價，使得黃牌貨車司機的收入大幅下降。而且現今的12%的信息費並非是從司機出車一趟利潤的12%，而是整體運價的12%，使得黃牌車司機出車一趟的利潤可能還抵不上出車成本。如果想降低信息費，那麽司機必須購買貨拉拉的會員。但即使是最高一檔的超級會員，也仍然要抽取2%的信息費，超級會員每月979元的購買費用，對司機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除此之外，貨拉拉的接單系統還上線了讀秒製，當貨主發布訂單後，非會員司機需要等待30秒才可以接單，導致非會員司機在搶單上落後於會員。這一機製將使大量黃牌貨車司機不得不購買會員。

而今年5月14日，交通運輸部、市場監管總局等對滴滴、貨拉拉等平臺進行約談，明確要求平臺主動降低抽成比例，合理設定並主動降低信息服務費，整改侵害從業人員權益的經營行為。被約談之後，貨拉拉發布了《關於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的承諾書》，曾作出了穩定貨運價格、降低司機負擔、加大補貼力度的承諾。

新聞來源：

變本加厲？貨拉拉對黃牌貨車征收12%的信息費
貨拉拉發布保障和提升貨車司機權益承諾書
06 調查顯示6成職校生畢業後不願當「藍領」
#職業教育

今年以來，隨著教育「雙減」政策的實施，教育部對初中畢業「五五分流」的強調，職業教育重回公眾視野，教育改革勢在必行。10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使得職業教育成為新風口。

然而近日《中國青年報》教育科學部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了解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意向。在回收到的26596份有效問卷中，發現有63.97%的受訪職校學生畢業後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訪職校學生畢業後會選擇電工、焊工等實體經濟崗位。

至於職校學生不願成為「藍領」的理由，「生活枯燥單一」占61.9%，「發展前景不看好」占61.04%，」工作環境差」占52.87%。從這些理由可以看出，年輕人已無法像上一輩一樣忍受工廠裏單調的工作與毫無上升空間的未來，這一方面反映傳統製造業工人長久以來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互聯網催生各種新興產業與服務業給年輕工人提供了新的選擇，這些新選擇在年輕工人眼裏更自由，更有意思，作為新興產業更有前途。

除此之外，從當前職業學校的辦學現實出發，有些職校對自己的教學定位是「兜底教育」，只要管好學生不出事就行，專業設置與課程老化，與社會需求脫節，導致學生無法學到真正有用的技能，甚至與工廠相勾結，以「實習」為名為工廠輸送廉價勞動力，大大降低了學生對「藍領」工作的認同。

新聞來源：

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超六成受訪職校學生不願當「藍領」，製造業如何留住年輕人
超六成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畢業後不願選擇當「藍領」
07 北京環球影城國慶人均消費超3000元，一線員工月薪到手3500元
#遊樂場員工

9月20日，經過漫長的等待後，北京環球影城正式開園，在一段時間內成為社交網絡上的「流量之王」，環球影城身臨其境的體驗、」話癆「威震天，賓至如歸的服務為遊客所稱道。而要享受上述體驗，所需花費也不少，根據估算，「十一黃金周」來北京環球影城打卡的遊客，人均消費將達到3300元左右。

賓至如歸的服務背後是環球影城一萬余位工作人員的勞動。人物雜誌發表文章《北京環球影城終於開園了，而我卻選擇了離職》，采訪了數位曾在環球影城工作的一線員工，引發了公眾對環球影城員工勞動待遇的關註。

據文章介紹，環球影城的一線運營人員——即遊客直接看到接觸到的餐廳服務員、娛樂護行員、活動導覽、區域運營、零售運營等——的月工資為4500/月，扣除五險一金後到手3500元左右。若住員工宿舍，則還要再扣除600元住宿費，這樣的工資水平在北京並不算理想。而在工時和工作強度方面，環球影城實行不定時工作製，考核按季度進行，每季度500小時達標，超出才有加班費；員工的排班由領班根據園區運營需要靈活決定，且必須服從安排。在這種工時製度下，員工盡管經常在一天內工作超過8小時或在雙休日上班，但只要季度工時不超過500小時，便無法獲得加班費。這樣的工資水平，顯然抵不上一線運營人員高頻的加班、高強度的情感勞動、嚴格的勞動管理、風吹日曬的戶外作業。多名離職人員提到，環球影城工作強度大、工資低使得一線運營人員的流動率非常高。

環球影城的工資待遇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網友熱議。，有網友評論到：「北京服務員也就這個薪資了，餐廳酒店之類的服務員也差不多是這樣。」「環球的一線基層也是基層啊，4.5k不就是通州的基層工資嘛？」，可見低薪作為我國基層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普遍狀況，盡管雇主是環球影城，也無法避免。

新聞來源：

北京環球影城終於開園了，而我卻選擇了離職
北京環球影城開業火爆，一線員工真實工資曝光……
08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家政興農行動計劃(2021-2025)》發布
#女工權益 #家政工

9月27日，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其中多項內容涉及女職工的就業、勞權保障和社會保障等內容。

《綱要》條文重申了對就業性別歧視的反對，提出「對招聘、錄用環節涉嫌性別歧視的用人單位進行聯合約談，依法懲處。」「禁止用人單位因女職工懷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資、惡意調崗、予以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推動落實生育獎勵假期間的工資待遇。」除此之外還提出「推動有條件的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設立女職工維權仲裁庭，依法處理女職工勞動爭議案件。」

值得註意的是，《綱要（2021-2030年）》引入了有關新業態行業與靈活用工的內容。」充分發揮現代服務業和新業態吸納婦女就業的功能，支持婦女參與新業態模式從業人員技能培訓。」「扶持發展適合城鄉低收入婦女自主發展的手工編織、農村電商等特色產業項目」，同時也針對對靈活就業婦女的社會保障問題，提出「持續推動社會保險參保擴面，支持靈活就業女性參加相應社會保險，實現應保盡保，縮小社會保障的性別差距。」 顯然，新業態就業被綱要視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但是靈活用工下勞動者更為薄弱的社會保障和話語權處境，並沒有被政策所看到。

10月8日，商務部、發改委、人社部等14個部門聯合發布《家政興農行動計劃(2021-2025年)》。近幾年，中國家政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從2015年的2776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8782億元，截至2020年，中國家政工人數量超過3500萬，其中95%以上是女性，90%是農村婦女和城鎮下崗職工。而據估計，我國家政工人目前還存在2000萬的用工缺口。《行動計劃》基於先前「家政扶貧」政策帶動85萬貧困地區勞動力從事家政行業的成功實踐，希望通過家政行業提質擴容，鞏固扶貧成果。

文件統籌供需兩側、城鄉兩端，提出7項22條工作舉措。具體來說，即通過加強基層動員引導、完善供需對接、促進服務下沈等，擴大家政服務供給數量；以提升技能、加強行業規範等，提高家政服務供給質量；以培育家政服務品牌、推動業態融合發展、促進數字化賦能等，優化家政服務供給結構和方式。

盡管家政行業提供了大量就業，但家政工群體目前的勞動權益保障卻嚴重不足。目前的家政公司以「中介製」為主，理論上僅負責對接雇主需求與家政工，家政工並不與家政公司建立勞動關系，但實踐上不少家政公司卻對家政工人行著嚴格的管理，例如不能拒單，不能接私單、限製休假天數等。而家政工受雇於個人，這種個人之間雇傭關系也不在勞動法的保護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與家政工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人為Ta們購買社保，使得家政工日常的勞動權益難以保障，一旦遭遇工傷意外，更面臨高昂的維權成本。過去幾年中，家政行業資本的野蠻擴張也帶來了種種亂象，一些家政平臺利用互聯網金融手段迅速擴張，經營不善後面臨資金鏈斷裂，導致大量家政工人被欠薪，權益被嚴重侵害。

新聞來源：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
家政興農行動計劃(2021-2025年)
家政女工：我在丈夫的病床前與欠薪平臺和解了

新意見出臺關註網約車及貨車司機權益，「茶顏悅色」管理層工作群掀罵戰，一線體力勞動者「過勞死」頻發

導言: 「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聞。年末，又有兩部有關新業態服務業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指導意見印發，這次分別針對的是網約車司機及貨車司機。由長工時引發的一線體力勞動者「過勞死」事件頻發，家屬維權卻陷入困境。又有一社區團購平臺「十薈團」陷入困境，員工遭「暴力裁員」，這些動態值得關註。

01 多部門聯合出臺指導意見關註網約車、貨車司機權益
#網約車 #貨車司機

11月30日，交通部、中宣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交通運輸新業態從業人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對網約車行業的一些關鍵權益問題進行了規範。

對於最受關註的勞動報酬抽成問題，《意見》提出，各地相關部門應督促網約車平臺企業向駕駛員和乘客等相關方公告計價規則、收入分配規則，合理設定抽成比例上限並在移動客戶端和媒體上公開發布。督促網約車平臺企業在確定和調整計價規則、收入分配規則等經營策略前，公開征求從業人員代表及工會組織、行業協會的意見，並提前一個月向社會公布。

對於網約車司機疲勞駕駛問題，《意見》指出，各地的相關部門要督促網約車平臺企業科學確定駕駛員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網約車平臺應持續優化派單機製，提高車輛的運營效率，不得以沖單獎勵等方式引誘駕駛員超時勞動。

此外，《意見》還提出督促網約車平臺企業依法為符合勞動關系情形的網約車駕駛員參加社會保險；依法嚴厲查處低價傾銷、」 大數據殺熟 「、誘導欺詐等違法違規行為；相關部門要優化審批流程，為符合準入條件的網約車平臺企業、車輛和駕駛員辦理許可提供便利等。

有網約車司機對《意見》評論道：「不要就只是發給我們大家看看的，希望能真實有效的落實」，亦有司機針對抽成問題，提出網約車應直接由政府定價，防止平臺惡性競爭影響司機收入。

11月4日，交通部等16部門印發《關於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亦對一些貨車司機較受關註的權益問題進行的規範。

針對貨車司機面臨的一些執法不公正、亂執法問題，《意見》提出深入開展交通運輸執法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全面糾正亂罰款、亂收費、以罰代管等問題，對發現的執法問題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並公開曝光。堅決清理涉及廣大貨車司機的各類不合理處罰規定。並暢通貨車司機舉報投訴渠道，加快建立交通運輸投訴舉報電話（含12345政府服務便民熱線電話、12328交通運輸服務監督電話等）受理、處置、反饋聯動機製。

而針對當前的網絡貨運新業態，《意見》提出建立社會監督機製，督促平臺企業充分聽取平臺從業司機意見，合理確定和調整信息服務費、會員費、計價規則、競價機製、派單規則等平臺規則，並在平臺上公示，不得誘導貨主不合理壓價和貨運車輛超載超限運輸，不得誘導貨車司機惡性低價競爭、超時勞動。依法嚴肅查處互聯網道路貨運平臺損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等行為。

《意見》也提出改善貨車司機停車休息條件，加大公路服務區用地保障，適度增加貨車停車位數量，加快推進「司機之家」建設，為貨車司機停車、休息、就餐、洗漱、淋浴、如廁等提供便利。指導道路貨運經營者、貨主企業及寄遞物流企業，依法依規科學確定貨車司機工作時間、工作量、勞動強度，合理確定貨物送達時限，保障貨車司機休息權益。

新聞來源：

關於加強交通運輸新業態從業人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
關於加強貨車司機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
02 重慶、蘇州兩地T3網約車司機罷工，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
#出租車 #網約車 #罷工

有蘇州T3出行司機爆料稱，11月2日近200名T3網約車司機聚集在蘇州市的線下服務網點，抗議平臺新推出的獎勵政策。

據介紹，原政策為每日流水滿300元部分只抽10%，每日做單滿24單返現100元；現政策調整為早晚高峰免抽傭，平峰抽傭20%，如果司機想要繼續享受只抽10%，則需要滿足獎勵條件。這一新政策將導致司機總體收入下降，因此引發大量不滿。

無獨有偶，11月5日，大批重慶T3司機前往T3重慶運營中心協商，要求降低車輛租金。最近，重慶市出租車行業協會出臺政策，為了彌補出租車司機因近期疫情關系而導致訂單下滑和收入降低的情況，將出租車租賃下調20%份子錢。同樣受到疫情影響的網約車司機自然也提出相應要求。協商過程中，勞資雙方甚至爆發肢體沖突，網約車平臺工作人員毆打司機。此前，T3出行在成都（2021.7）、武漢（2021.8）、重慶（2021.10）南京（2019.11）等地因訂單收入問題都遭遇來自司機的罷工抗議。

同樣是在重慶，行業協會發文要求的20%「份子錢」減免並未得到出租車公司的積極跟進，引起出租車司機不滿，數千輛出租車在11月12日晚在重慶市觀音橋空車繞行，亮起雙閃、罷工抗議。近兩年，全國各地出租車司機收入大幅下降，舉步維艱。這一方面是因為疫情影響，另一方面是網約車和共享電單車的沖擊。這也導致出租車行業頻頻發生集體行動，訴求包括要求減免「份子錢」、抵製共享電單車投放、抵製網約車等。

新聞來源：

突發！數百名網約車司機罷工聚集，強烈抗議平臺新政策！
行業首例，T3工作人員群毆司機？重慶T3司機罷工，工作人員與司機發生肢體沖突！
突發！疫情減收，公司減免不力，上千出租車市區大罷停！
03 一線體力勞動者「過勞死」頻發，超長工時要負責
#工傷工亡 #過勞死

過去三個月間，互聯網上頻現一線體力勞動者過勞猝死的相關新聞報道，與超長工時有關，但因為多為下班後猝死，家屬維權頻受阻。

12月10日，中國郵政西安郵件處理中心分揀員楊勇（化名）在通宵夜班下班後在家休息時猝死。其妻告訴媒體：「由於雙十一工作量大，楊勇經常加班。『上完夜班後到第二天早上9點，回來睡到下午，又繼續去上12個小時的班，這樣連軸轉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份楊勇上班時間工作記錄顯示，從11月1日開始至11月30日，一個月時間內，楊勇有20個工作日上班，卻總共工作了264個小時。楊勇去世的12月，他在10天內上了3個夜班。妻子稱其 「1號、2號連續上了兩個夜班，3號才休息。休息也只休息幾個小時，繼續返工上班。」家屬認為楊勇猝死與高強度工作有關，已與中國郵政協商多次，一直未有滿意結果。

11月5日，36歲的比亞迪工廠員工王江（化名）下班後在出租屋內猝死。王江去世後，其親屬從手機中調取了工作打卡記錄，從10月28日到11月3日，王江連續上了7個夜班，其中6個班工作時長在12小時左右。事發前一天的11月3日，王江早上8時下班，當天19時上班，至4日零時39分請假下班。而在十月份，王江上了接近一個月的夜班。家屬在王江去世後也與比亞迪進行了多次協商，比亞迪方面認為王江是在出租屋去世，和公司沒什麽關系。最終僅「出於人道角度考慮」給家屬20萬元補償。

10月15日，湖北黃岡順豐快遞員張誌在上班時發生身體不適，下班回家後猝死。家屬稱張誌生前每天工作12小時。去世後，家屬沒有收到公司的任何表示，甚至在家屬索取勞動關系證明時強行撇清張誌與公司的關系。家屬發抖音視頻維權，公司反而稱「誰家沒死過人，有啥稀奇的……」，並要求家屬刪除視頻。

以上事件中，當事人家屬都認為當事人發生猝死與工作的長工時、高強度有關。然而因為當事人都是下班回到家後發病去世，不屬於工作時間或工作場所，依照我國現行的工傷認定標準，這種情況很難被認定為工傷。這使得用工單位可以輕易推卸責任，家屬維權和主張賠償也十分困難，往往只能求助於網絡或者媒體。

北京市律協民法專委會副主任安翔認為，目前來看，這一事件基本屬於老百姓所說「過勞死」狀態，其死亡與某一段時間內單位非法用工是有直接因果關系的。「從合理性的角度，也許未來在立法調整的過程中，可以此案例為契機探討，工傷的認定標準是否能在一定程度擴大。」

安翔還提到，解決此類案例並不一定要局限於勞動爭議。「從民事賠償的角度，如家屬已掌握充分證據，認為單位存在非法用工、非法延長工作時間，完全沒有考慮員工的身體承受力，導致其突發疾病，家屬還可以以侵犯人身的生命權、健康權為由，按照一般的侵權糾紛立案維權。」

新聞來源：

西安一郵件分揀員通宵夜班後猝死，中國郵政：在與家屬協商，尚待屍檢
36歲車企員工猝死出租屋：生前一個月連續夜班，每班12小時
黃岡順豐小哥過勞死，資本家拒不擔責
比亞迪員工猝死出租屋，「過勞死」無法認定工傷？
04「茶顏悅色」工作群掀罵戰，領導打電話勸員工自離
#餐飲 #自離

12月17日，網紅茶飲店茶顏悅色沖上微博熱搜第一，原因是公司高層領導親自在8000人工作大群裏參與跟基層員工的罵戰。

罵戰的起因，是茶顏悅色長沙員工在12月15日下午發工資後，發現工資大幅下調，本應五千的工資到手僅剩一兩千，因此在工作群裏抱怨。此時一名外區員工在群對長沙員工說：「工作不努力還想拿高工資……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你有多大本事拿多少錢。」引起群內長沙員工憤怒，引爆罵戰。


據茶顏悅色員工爆料，群內罵戰開始後，公司高層領導親自下場為外區員工的上述言論站臺，與員工發生爭吵，後又親自打電話給與領導爭吵的員工，勸其離職。

爆料稱，罵戰結束後，群裏參與罵戰的員工很多都接到了公司管理勸離職的電話。一些員工因為無法忍受公司管理層的態度以及過低的工資選擇離職，公司工作群群員在一天之內減少了兩百人。

有報道稱，茶顏悅色的創始人呂良的管理風格充滿「最高領導酷愛微操全局」的特質。他經常親自去茶顏悅色的各個門店檢察門店服務，繞過店長批評店員，時常在公司8000人工作大群裏發表檢查發現、心得。茶顏悅色的員工工作並不輕松，大部分店員平均每天工作12小時，公司對門店服務有非常嚴苛的要求，達不到要求便會遭遇罰款。除此之外還有員工在小紅書上曝光茶顏悅色存在「入職六個月後才給員工購買五險一金」「打烊後打掃衛生時間不計入工時」等侵害員工權益的行為。

本次罵戰事件的發生，是因為疫情以來，一方面遊客數量減少，門店收入下降，員工排班減少；另一方面公司為了提高長沙本地消費者的復購量，對員工的服務要求層層加碼。這對矛盾使得茶顏悅色基層店員需要在拿更少工資的同時接受更大的勞動強度，引起員工的普遍不滿。也有評論稱本次茶顏悅色工作群罵戰是一種變相裁員，公司管理激怒員工後勸其自離，實際上逃避了離職補償金。

新聞來源：

員工爆料
薪資不足3000，茶顏悅色員工和老板吵翻了
鐵軍與政委，困在「茶顏味」裏的茶顏悅色
05 麥當勞年終活動遭員工吐槽，一線員工工作量劇增
#餐飲 #工作待遇

12月份，麥當勞推出了長達21天的優惠促銷活動，5塊錢的優惠漢堡引起顧客搶購，導致門店爆滿，點餐小程序崩潰。同時，麥當勞的官方微博的評論區中也湧進了大量員工，控訴麥當勞策劃活動「不管員工死活」。

員工主要的不滿在於：工資本身不高且不變的情況下，承受活動日暴漲的工作強度；門店爆滿，人手不夠導致來不及出單被顧客罵，一旦遭到用戶投訴或差評，還會被取消獎金。

商家優惠促銷固然是好事，但是在促銷策劃活動時也應考慮一線員工的承受能力，或者在活動日提高一線員工待遇，增派人手，而非在保持員工待遇不變的情況下增大員工的工作強度。

新聞來源：

麥當勞的5元漢堡，一次全面崩盤的營銷
「我在麥當勞做炸雞，被5元漢堡逼瘋了」
06 河南公交車集體停運討薪，已欠薪8個月
#公車司機 #欠薪

11月1日，河南平頂山市公交車發生集體停運。據媒體報道，停運的公交車屬於平頂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系國有獨資企業。有司機稱公交車停運是因為公司已經拖欠司機8個月工資，拖欠後勤人員一年多的工資，社保更是只繳到2017年，已連續欠繳社保4年。因此這天員工聚集在公司門口討薪，在壓力下，公司回復稱將在一周內補發4個月工資。


隔日11月2日，公司已補發2個月工資，平頂山市公交車恢復正常運行。

有記者和網友發現這已不是平頂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一次拖欠員工工資。2020年7月、9月都有平頂山公交車司機在網絡上給領導留言反映公司欠薪問題。抖音上也有平頂山公交員工於2019年抱怨公司拖欠工資一事。

對於欠薪原因，平頂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復稱公司長期虧損運營，收入與成本倒掛，將向市政府申請資金支持，以補發工資。

新聞來源：

網傳河南平頂山公交車司機集體罷工 官方回應：因拖欠工資
8個月沒發工資！平頂山市公交司機停運討薪
司機：8個月沒發工資，公積金只交到2017年
07 無錫檢察院辦理多起桌遊店性侵案件
#性侵害 #女工權益

據檢察日報12月6日報道，無錫梁錫區法院辦理了多起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刑事案件。這些案件的受害者均為「女仆主題桌遊店」的員工。被害人小姚（化名）未滿16周歲，但她已在桌遊店工作一年多的時間。「我喜歡『二次元』，父母平時沒時間管我，我只要陪客人玩玩，就有零花錢。」小姚這麽說道自己在桌遊店工作的理由。

在這種「女仆主題桌遊館中」，年輕女性員工打扮成女仆，為顧客提供陪玩服務，陪玩項目包括劇本殺、桌遊、遊戲主機等，顧客群體中大部分為男性。報道中提到：經過走訪涉案商家，發現低齡、文化程度不高、人員流動性大是此類「女仆主題桌遊店」女員工的特點。

無錫梁錫區檢察院與區人社部門合作，推動人社部門對轄區內「女仆主題桌遊店」進行了約談，告知其使用未成年員工系非法，告知其法律責任。暫且不談「女仆主題桌遊店」這種形式是否物化女性或體現男性凝視，「女仆主題桌遊店」的雇主首先有必要保障店內女性員工的合法權益，建立完善的防性侵機製。有報道稱，一些正規的「女仆主題桌遊店」內會在房間內裝有攝像頭進行無死角監控，並禁止顧客和女仆進行身體接觸，禁止顧客獲取女仆的聯系方式。

新聞來源：

無錫檢查院辦理多起桌遊店性侵案件
女仆桌遊館：兼職半年，她陪伴過300多個孤獨的人 | 鈦媒體影像《在線》
08 社區團購「十薈團」關停多地業務，員工遭「暴力裁員」
#社區團購 #裁員

今年8月開始，社區團購平臺十薈團宣布其業務與阿裏MMC進行戰略整合。開始裁員、撤城，先後關停長春、福州、哈爾濱、青島等地業務。

11-12月份，十薈團開始新一輪裁員，有員工稱：十薈團目前五大核心城市圈（江蘇溧陽、武漢、長沙、粵東、濟南）中，每個城市圈只留下30-50人善後，其他均為無理由、無賠償辭退。公司HR正在勸說員工簽主動離職協議，簽後會發放11月工資，至於12月工資，則需員工簽署一份延遲發放工資協議書後於明年3月份前發放。由於「現金周轉困難」，公司不提供賠償金。如果不同意主動離職協議，公司會發送單方面解約協議，工資、賠償金等以勞動仲裁結果為準執行。

「簽了沒有賠償金，工資不知道何時能全額兌付。不簽什麽都拿不到，只能走勞動仲裁。仲裁那麽長時間流程，養家糊口根本耗不起」。有員工表示。

十薈團曾因使用激進的價格補貼策略打壓對手，而數次被監管部門處罰，2021年以來十薈團因多次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相關規定，已被相關監管部門累計罰款超200萬元。當前的社區團購市場，資本退潮，巨頭內卷，監管趨嚴，一些社區團購平臺在前期大量砸錢後缺乏自身造血能力，資金不足，被迫退出市場，今年6-7月份，寶能生鮮大量閉店，亦導致員工面臨欠薪，裁員等問題。

新聞來源：

十薈團被曝「暴力裁員」：僅剩700多員工，供應商苦苦討債
萬名員工只余不到千人，十薈團嚴冬難過
09 廣州市新例：快遞企業不得以商業險代替社保
#快遞員權益 #社會保障

11月，由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經濟工作委員草擬的《廣州市快遞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公開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該《草案》提出，快遞企業應為員工繳納社保，不得以商業險代替。

《草案》明確，快遞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依法為員工繳納社保。快遞企業不得以簽訂承包合同、承攬合同等形式規避用人單位的法律義務。快遞企業對其主營業務及相關崗位的員工，一般不得使用勞務派遣用工方式，確屬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安排的除外。同時，快遞企業應當製定並實施針對高溫、雷雨大風等惡劣天氣的快件收派作業製度，確保從業人員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同時，快遞企業應當依法在註冊登記所在地或實際用工地社會保險機構為本企業員工參加社會保險，不得以企業已購買意外保險、雇主責任險等其他保險為由替代或者免除參加社會保險義務。

《草案》明確，快遞企業應當組建本企業工會組織，強化工會在企業文化建設、職業技能培訓、開展集體協商、協調勞資關系、困難職工幫扶、維護職工權益等方面的作用。鼓勵廣州快遞企業組建快遞行業工會聯合會，積極探索就休息休假、加班工資、勞動保護、女職工特殊保護等事項訂立快遞行業集體合同。針對用戶投訴，《草案》明確用戶不得對快遞從業人員進行人身攻擊或者人格侮辱；用戶不得以投訴、申訴為手段向快遞企業及其從業人員索取不當利益；員工沒有過錯的，企業也不得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

新聞來源：

關於征求對《廣州市快遞條例（草案）》意見的公告

2021年勞動權益事件大盤點

2021年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繼續為生計奔波、遭遇權益受損問題的一年，也是勞動者積極關註和爭取自身權益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勞動者延續過去幾年的勢頭，聲量繼續增強，發聲所涉及的行業和群體範圍也在擴大。

疫情持續、經濟萎靡和地方財政困難使一些行業的勞動者陷入收入減少、被欠薪乃至失業的困境。「雙碳」「雙減」政策的實行則對部分企業和行業造成重大影響，受波及的勞動者面臨突如其來的停工和裁員，雖然感到手足無措，卻沒有停下維護權益的步伐。一些近年來受到重點關註的勞動者群體例如互聯網從業者以及平臺勞工，仍然在焦灼而緊張的對弈當中聲討剝削。企業、公益組織以及政府部門都做出了自己的回應，但是狀況仍不容樂觀。過去受到人們忽視的傳統服務業工人，由於資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擴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見。

與此同時，一些新的問題浮出水面，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論。站在性別與勞動的交叉點，人們開始註視生育、婚戀、性與工作和就業平等之間的聯系。中國海外勞工、研究生以及職校生的勞動狀況也經媒體報道走進人們的視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過往的維權手段，我們也觀察到，在許多行業，勞動者新形式的聯結正在醞釀和誕生。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團結經驗和文化實踐得以累積下來，成為開啟可持續生態的火種。盡管一些行動註定是轉瞬即逝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在短時內所能夠產生的共鳴和影響力。這些都是我們推動改變所倚賴的資源。

在本年度的最後一天，讓我們一起盤點2021年主要的勞動權益事件，用這種方式跨越時叠歲替，從過往的記憶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氣，讓希望可以有底氣地延續下去。

#01 互聯網員工權益拉鋸
2021年，最先在輿論上吹響勞權號角的互聯網從業者繼續與大廠展開拉鋸戰。

1月3號，拼多多22歲女員工張某（網名「潤肺」）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這位姑娘最後一條動態是「為拼多多奪邊疆」。短短幾天後的1月9號，同為拼多多員工的譚某從27樓縱身一躍，結束生命，死時父母還在為其準備午餐。對公司的忠誠和對奮鬥的熱情，卻換不來拼多多的一絲憐憫。張某去世後，拼多多知乎官方賬號在相關問題下創建回答：「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 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引起軒然大波。對於報道過勞死的媒體，拼多多則選擇起訴。

面對輿論壓力，多家互聯網企業宣布調整工時製度。6月初，騰訊互娛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製休息時段加班。快手、字節跳動、美團優選也先後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親自下場，在新一批勞動爭議案例中宣布996嚴重違法。然而，這些表態卻並沒有徹底消除違法加班現象，而是讓加班更加隱形。根據部分一線員工的反饋，新的加班製度讓他們難以拿到加班費，造成更多無償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轉移到員工家中。

12月，騰訊科興園同一地點出現兩起員工跳樓事件。加上5月一名實習生的自殺，科興園半年內發生三起員工自殺事件。而12月11日騰訊技術大牛毛星雲在周末加班時間的自殺引起了廣泛關註。有輿論指出，騰訊延續的違法加班以及嚴苛的績效末位淘汰是員工患上抑郁並輕生的重要原因。

面對惡劣的勞動環境，仍然有員工選擇站出來硬剛。一名騰訊前員工（微博：鵝廠監控哥）歷經兩年起訴後，於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討了工作期間的年終獎9萬多元。「南山必勝客」迎來失敗。而在兩年多以前，騰訊曾以該員工工作日在崗時間不足8小時為由否定加班事實，法院因此駁回該員工追討加班費五百余萬元的主張。可以預料，未來數年互聯網行業的勞權拉鋸戰還將持續。

#02 平臺勞工權益未見改善
近幾年，中國的平臺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愈來愈多人從事配送、網約車等行業。特別是疫情後，這些行業吸納了更多非正規就業。這些勞動者大多與企業並無正式勞動關系，收入被平臺持續壓低；平臺亂定規則罰款；工人受工傷後難以得到賠償等情況相當普遍。

1月11日，江蘇泰州海陵區的一家蜂鳥配送站前，一名騎手用汽油澆身點燃了自己。2020年底這名騎手就要離職，但站長以運力緊張為由拒絕，並一直拖欠他的工資，討薪無果後這名騎手選擇了自焚。令人憤怒的事遠不止這一件，一位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餓了麽出於人道主義只賠償2000元，去世者家屬獲得的保險賠償只有三萬元。35歲順豐騎手穿著順豐工作服，一天幹12小時，猝死後順豐卻不承認這是公司的員工。超強臺風「煙花」7月25日在東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帶登陸前後三天，美團不顧騎手勞動安全，為沿海臺風登陸點的騎士準備了7個活動，共計「629」元臺風驚喜跑單獎勵。在廣東，有人去應聘美團配送員卻要簽協議「自願放棄」社會保險等待遇。而石家莊的一家中通快遞員在營業點突發疾病去世後，家屬才發現當地站點從未給這名入職兩年的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社保。

平臺經濟的二律背反在於，一方面，平臺對勞動者進行了極其嚴苛精細的管理和控製，例如要統一著裝、超時要罰款、對勞動進行數字監，另一方面，則將業務層層外包，將企業對勞動者的責任撇得一幹二凈。致誠勞動者發布的調研報告《騎手謎雲：法律如何打開外賣平臺用工的「局」？》指出，勞動者的利益被侵害後往往求告無門，這是因為要認定用人單位是誰，確定勞動關系已經變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這個系統裏，不單只有算法令騎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張精心設計的巨型法律關系網絡將騎手包裹在內：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DEFG公司給他交個稅……它們互相交織，將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真正跌進前方的大坑並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單位』。」甚至騎手在註冊平臺時，就已經被暗箱操作認定為了「個體戶」，從而失去了作為勞動者的一切保障。

面對諸多不合理的情況，一些平臺勞動者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憤怒，集體罷送與個體抗議不斷交織出現。從單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來看，規模超過100人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這一上升趨勢在外賣員群體中最為顯著。個體抗議包括：5月20日，陜西渭南一名外賣員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續費才能拿到工資、完成離職手續；6月19日淩晨，沈陽的美團騎手抓住美團App的系統漏洞，原地「完成」253個訂單，登頂沈陽當地美團騎手的單日量榜單後註銷了賬號。最廣為人知的團結行動，無疑是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運作。通過與身邊的外賣員建立線上群聊、拍下與工作相關的視頻、創建微信公眾號、發布短視頻等方式，騎士聯盟成功迫使平臺企業對損害外賣員權益的事件做出回應。

7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等。互聯網平臺行業其後陸續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但目前來看，新措施對平臺的壓榨行為影響輕微，平臺勞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顯改善。《意見》是否能如政府所願紓緩勞動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仍待進一步觀察。

#03 疫情下被忽視的勞工高風險
疫情之下，由於惡劣勞動環境和針對工人的防疫措施不完備，一些行業的工人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幾率更高，更容易受到感染。7月20日至7月22日，南京出現的4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多為在南京祿口機場從事保潔工作的40到45歲女工，這些女工受雇於一家勞務派遣公司，而勞務派遣公司和機場方對保潔女工防疫方面措施相互推卸責任，導致了眾多女工的感染；8月6日武漢出現局部聚集性感染，中建三局武漢市沌口項目工地出現了首例感染者後，工地人員密集，食宿環境不佳和未做好通風措施，導致了局部聚集性感染的發生。

工作時間過長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紹興一例確診病例為52歲出租車司機，此前已經連續多日從早上6點開出租車到次日淩晨2點，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對於其他出租車司機來說，除了長時間暴露在高風險感染環境中，疫情持續、過高的「份子錢」以及車輛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等多因素的疊加都對收入產生了負面影響，從而引起多地司機wq。

疫情之下承受高強度防疫工作任務的社區工作人員則較少受到關註。由於任務繁重、人手不足，他們容易陷入工時過長和過勞的處境中。1月6日，為石家莊核酸檢測連續工作兩天後，社區工作者李瑞芝暈倒後搶救無效去世。

而在此類新聞的評論區中，網友發出的最多的評論是「大家都不容易」，但僅僅止步於「生活不易」的感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對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勞工環境的不斷追問。

#04 拉閘限電背後的停工與趕工
今年夏季由於珠三角地區錯峰限電，許多製造業工廠不得不關閉空調，即使緊急購買了一部分大電風扇嘗試吹走廠房內的機器設備開動產生的熱氣以讓室內降溫，不少工廠的室內溫度仍在35攝氏度以上。東莞部分工廠負責人稱「偷開空調會直接被關電閘」。

9月23日以來，東北多地發布限電通知。而在9月24日，遼寧澎輝鑄業有限公司發生了一起因突發限電而又未及時提前通知導致的事故。事故是限電導致工廠內的排風系統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為高爐煤氣中毒而被送往醫院治療。

浙江多地還出現了限電導致工人失業的現象。以「限電」為關鍵詞在B站搜索相關視頻，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廠開始「上四休三」以後，為了補足「休三」的產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點，「現在做一天跟原來做兩天一樣」。評論區也有許多人評論因為限電，原先一天半的產能現在要壓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錢」，「一周上兩天，上班兩天從早上12點做到晚上12點」，「晚上11點做到早上7點」，足見由於限電而間接導致的高強度加班以及收入減少並不是個例。

限電背後隱藏的工時過長現象同樣值得關註，一些工人因為「開一停六」「開二停五」「開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戶說「巴不得限電，這樣就能真正回歸8小時工作了」，下面評論回復道「等你被裁了，24小時都是你的」，短短兩句話堪稱絕佳的黑色幽默。

#05 行業寒冬下的裁員和欠薪潮
教培行業在「雙減」政策的重錘之下艱難喘息。高途、好未來、猿輔導、新東方等原先作為畢業生蓄水池的教培機構，不僅進行了大面積裁員，甚至其中多家曝出變相逼迫員工主動辭職以避免支付經濟補償金、正式合同變兼職、拖欠工資的醜聞，從而引起員工的集體維權。

到年底，「優化」也成為互聯網各大公司的主題。愛奇藝、騰訊、B站、芒果TV等互聯網公司也紛紛傳出裁員消息，愛奇藝裁員比例更是高達20%-40%之間，其中實習生和老員工成為被裁員的主要目標。裁員潮生動形象的演繹了收益老板享受、風險員工承擔的殘酷影像。

年輕人為了穩定，開始選擇走進體製內，尋找庇護所。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達202.6萬，平均競爭比為59：1。而現實是公務員、教師、醫生也在降薪和砍績效。例如，江西上饒大部分地區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求退回全部績效獎。根據網傳消息，江蘇、浙江及上海公務員多項績效獎也被「砍」，杭州減薪最多達25%。

房地產行業的寒冬使得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群體繼續面臨討薪困難的老問題。10月21日，一對農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園討薪，不僅遭到拒絕，而且被企業工作人員開車碾壓，造成一位農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兩眼視網膜脫裂。另一房地產巨頭恒大債務危機，損害的不僅僅是業主的利益，更是農民工的利益。在貴陽恒大溫泉小鎮，忙碌一年的農民工沒有收到一分錢，小孩臨近開學卻無法湊夠學費。主要資產分布於房地產的寶能集團也陷入欠薪風波。6月15日，寶能汽車官微宣稱已得到國企128億元投資，而與公告的豪情壯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評論區裏員工的討薪浪潮。「工資不發、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詞句充斥著評論區。盡管多地員工申請勞動仲裁，寶能集團卻采取了無視的態度。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政策變革以及經濟波動的成本，最終總是會轉移到基層勞動者的身上。勞動者作為這些變動的被動承受者，只能選擇默默忍受或者艱難維權，卻基本沒有參與各層面決策的空間。

#06 傳統服務業與非正式工人困境
5月27日，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了《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修正案（草案）》，這次近17年來的首次擬修改中，將用人單位的工資支付日的最低期限從原本的本月22日延長至支付周期期滿後一個月，並刪除了不定時工作製員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享受加班工資的規定。

這樣的修改不僅對適用不定時工作製或采用勞務外包、派遣等靈活用工關系的傳統服務業工人的權益造成傷害，而且由於深圳特區的先行示範區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區的跟風效應，從而產生更大範圍的不良影響。

6月4日，蘭新鐵路發生列車與鐵路施工人員相撞事故，導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歲的好鄰居便利店店員在連續上了一個月12小時的夜班之後，在排隊等待核酸檢測時猝死，而便利店從未和他簽署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

而今年頻頻登上熱搜的上海迪士尼樂園與北京環球影城，也爆出了勞動者低待遇的新聞。身處童話世界的工作人員只能得到遠低於地區服務業平均水平的薪酬，與之相對的，則是超高的工作強度與對員工嚴苛的情感勞動要求。一位自稱是上海迪士尼樂園前員工的網友爆料，長時期的過勞導致自己內分泌失調、月經紊亂。

12月16日，多名茶顏悅色員工在社交媒體的爆料引發了今年最後一輪關於服務業勞工權益的大討論，僅9元的時薪與8元的提成與人均11小時的工時為這一網紅品牌貼上了低勞權的標簽。而在一些討論中被當成模範來與茶顏悅色進行比對的麥當勞，也曾在此前頻繁促銷造成員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費的風波中受到抨擊。

同樣為勞動關系所困的還有互聯網大廠的外包員工。這種外包關系不僅被用於從事保潔、保安、食堂等工作的務工者，且被應用到大廠的核心業務如軟件、遊戲開發上。從事核心業務的外包員工不僅在著裝、工作牌等標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擔著比正式員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資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卻沒有加班費，五險一金也是按最低標準繳納。互聯網大廠對工時製度的調整與這些外包員工無緣。而大廠裏更容易被忽視的保潔、食堂務工者，他們大多是農民工，居住在生活條件惡劣的城中村，工作時如同隱形人。

通常被認為是個體戶自主經營的貨車司機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滄州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一超限檢查站時，針對司機疲勞駕駛的北鬥衛星定位意外掉線，執法人員將此作為違例情況對他罰款，為了表示抗議，他直接在執法人員面前喝下農藥自殺身亡。實際上，北鬥掉線事件僅僅是貨車司機遭受公路機構各類盤剝的一個縮影。雁過拔毛，加上新興貨運數字平臺的壓價，貨車司機的日子也過得愈發艱難。

#07 女性員工權益
女性員工遭受公司領導、同事或客戶性騷擾和性侵的現象已存在多時。而隨著女性權益日益受到關註，這一問題在今年得到廣泛討論。在短短的8月一個月內，三家不同企業分別有女員工曝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類似事件。8月8日，滴滴公司的一名女員工發文稱自己入職十天後被強製帶入私人飯局，受到性騷擾，此後又被頻繁強製參加酒局、接待客戶。她報警強製猥褻後卻不予立案，向上級投訴，反倒以試用期不合格理由被開除。8月11日，貴州國臺酒業一名遭遇性侵的女員工也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的理由辭退了她。

在這些酒局性騷擾的案例中，引起最大關註的則是「阿裏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員工發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間遭到上司與客戶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訴後，公司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導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發傳單聲張權益。事件曝光後，阿裏一邊積極公關，另一邊卻以散布虛假信息、給公司造成惡劣影響為由解雇了這名女員工。12月初，阿裏起訴了受性侵女員工，認為其侵害阿裏名譽。將此消息由阿裏內網擴散出去的另外10名員工也遭辭退。這位女員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訴，但目前還沒有結果。

同樣是8月，多益網絡被曝出毫無理由地突然開除了公關部的所有女職員，說辭是「停職調查」，但卻強迫簽署離職文件。由此可見，女性在職場中仍遭遇著顯性的性別歧視。

今年另一個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長了女性產假，並出臺育兒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產假90天。陜西省提出對生育三孩的女職工再給予半年獎勵假，總計產假達350天。包括修訂草案在內，各地產假將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產假。男性陪產假和育兒假的設立有利於男女雙方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一定程度減輕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夾縫中生存的壓力。不過總體來看，我國女性的育兒假期遠長於男性，進一步增加女性育兒假可能加劇女性由於生育原因在職場上遭受的性別歧視。且非公就業、非正規就業女性以及女性農民工難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受家務勞動和生育影響，女性職工的升職機會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斷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環節中，有過半女性表示在招聘時被詢問婚姻和生育狀況相關問題，有將近30%的女性因為性別原因在求職時遭受用人單位限製。如何在女性就業權益和生育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在保證女性生育權益的同時消除職場的性別歧視，仍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08 性少數群體的就業平等
北同文化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五月發布了《全國企業性別多元友善度調查報告》。在報告設計的122家企業中，只有13.9%的企業在規章製度中明確規定了反歧視和機會平等的內容，開設了性別平等的培訓。這表明，大部分企業仍舊缺乏性別平等和多元的意識。

作為國內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女運動員，中國女足主力前鋒李影無緣今年的東京奧運會。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開出櫃，並發布了與女友的合照，後在各方壓力下被迫刪除了這條微博。在隨後公布的奧運會女足集訓名單上，李影並不在列。李影為國家隊效力八年，參加過兩屆世界杯，是現役女足國家隊中唯一獲得亞洲杯最佳射手稱號的運動員。有輿論認為，由於公開同性戀的性取向而被教練團隊排除參賽資格，這是不公平的。

#09 研究生與青教：勞動權益的模糊地帶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師作為傳統觀念上的知識精英，其勞動權益問題常常被忽視。今年，南京大學、延安大學一共有四名研究生與博士生自殺身亡，校方沒有給出具體的原因，但種種線索都指向導師的壓榨。

11月23日，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的研究生謝鵬在自習室猝死，他本已應該在6月畢業，因為被導師要求「多幹半年」而延畢。讀研期間，除了原本的學習任務，謝鵬還不得不承擔導師安排給他的打掃辦公室、幫學弟修改論文等與自己學業無關的工作。校方則直接否認對謝鵬的死負有責任。

不少研究生會玩笑式地將導師稱作「老板」。在表面的師生關系背後，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確存在著隱性的雇傭關系。國外許多大學已經建立了研究生工會來保障其權益，而在國內，盡管近兩年新聞頻出，社會各界依然對此缺乏足夠的關註。

不僅是研究生，高校體製下嚴格的等級秩序與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許多問題。6月7日，復旦大學數學學院青年教師姜文華持刀殺害學院黨委書記的悲劇，已經極端地展現出了高校內矛盾的尖銳性。據稱，姜文華因為科研任務未達標，沒能通過「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學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瘋狂的選擇。「非升即走」是國內高校廣泛實行的「3+3」式製度，六年後如果沒有評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實上，青年教師能夠通過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還存在許多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在這種大環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同樣淪為學術血汗工廠中的奴工。

#10 職校生實習亂象與悲劇
在2020年的統計中，全國共有9865所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的數字為1628.14萬。這些沒有上高中的40%年輕人湧入了職業學校。中職生往往會被分為三類：參加對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專的和直接畢業的。進入高三之前，他們必須接受學校安排的實習，這份實習往往在最基層的流水線。

職校少年「自殺」背後的實習亂象- 中國新聞周刊網

6月25日，就讀於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學（丹江口職業技術學校）的17歲高二學生余銘，被學校安排到華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實習15天後，在宿舍樓道跳樓自殺。在自殺前余銘向父親訴說，說是來實習其實是來搬箱子，一個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幾個小時，不允許請假和曠工。與余銘一同來實習的還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實習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鍵盤，被「騙」來實習後，班主任警告余銘，再曠工就開除學籍。余銘父親將求助信發在網上，控訴這場由校方組織的集體實習中，工廠非法用工，強迫勞動，最終將兒子推向死亡。

9月4日，微博用戶@小鵬失眠睡不著 發布消息稱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臨縣職業中等專科學校安排強製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廠實習，並在實習過程中因意外導致手被卷進機器中，右手落下殘疾。涉事企業和學校拒絕給他做後續手術，不肯出醫療費。

實習是教育實踐的重要環節，本應是職校生將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渠道。然而，在現實中，不少職業院校把學生強製安排在流水線上，不僅將強製實習與學籍、畢業證掛鉤，而且實習內容與所學專業無任何對口之處。學生往往也不能全額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學校的克扣盤剝使職校生成為學校斂財的工具。工廠對職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若學生受工傷，學生只能自己承擔責任和後果。對企業來說，職校生頂崗實習，既解決了用工短缺的難題，又無需按正式員工標準支付報酬，不過是廉價勞動力。

盡管教育部等五部門已在2016年製定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禁止上述現象發生，但職校生實習亂象仍層出不窮。歸根結底，這仍然是由於規定缺乏強製約束力、職校缺乏權益教育以及職校生難以找到維權途徑。在這樣的勞權環境下開展普職教育分流，只會導致更多年輕人踏上實習地獄的不歸路。

#11 浮出水面：中國海外勞工生存狀況

2021年3月，5名中國河南籍農民工經中介介紹，抵印度尼西亞進入位於東南蘇拉威西省首府肯達裏的中資鎳業巨頭德龍工作。該企業於2015年始在印尼投資建廠，已有鎳鐵冶煉生產線30條，其工業園為東南蘇拉威西省第一大企業。然而，該工業園近兩年事故頻發，多名中國籍工人受工傷或死亡。

工人還發現企業給予的待遇與中介最初的承諾不符。中介承諾月薪為1.3萬元人民幣，但最終沒有工人能拿到全額。出國前規定工作時間為9小時，工人們實際工作時長卻超過10小時。此外，資方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將勞動關系轉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對工人隨意降薪，對抽煙、玩手機等行為都會進行罰款。拖欠工資也是常態，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資。

在經歷護照被扣、與所在外包企業協商歸國反被訛詐、向使館求助無望後，9月中旬，5名工人涉險偷渡馬來西尼，試圖改道回國，但被當地警方逮捕並最終遣返回印尼工業園。在工人家屬、律師與勞工關註者的多方協作下，截至12月底，5名工人已確認搭乘回國的班機。然而，工人們付出的代價已是驚人的。

我們看到，隨著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本國工人也通過中介途徑被輸送到國外從事各種工作。而這些工人不僅面臨缺乏國內和當地勞動法律保障的尷尬境地，因而總是遭遇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而且容易遇到無法融入當地生活、缺乏支持網絡等問題。企業正是利用這些因素規避用工責任，對工人大加盤剝。但願這個剛剛浮出水面的問題能夠得到更多關註和解決。

#12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個嶄新的項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網絡上出現。該項目最早由4名95後程序員發起。項目所貢獻的共享文檔「公司作息表」在上線短短幾天內就得到打工人的廣泛傳播，最多時收錄了6649條各企業的勞動權益狀況信息，累計百萬瀏覽，覆蓋行業超出互聯網，也包括金融、房地產以及外企和部分事業單位。項目提議：任何行業任何地區的打工人都可以通過填寫問卷的方式來分享所在企業的工作作息。

然而，從10月13日起，該項目就遭到不同平臺的阻撓，其共享表格、項目官網以及GitHub 地址先後遭到QQ、百度、誇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該項目的小程序和公眾號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時18分，該項目刪除了幾乎所有信息，並將項目標記為已終止。11月8日，該項目在github上的最後地址也遭刪除。

與兩年前的996.ICU項目相比，本次項目存續時間非常短暫，也更直接地遭到來自各方面的圍剿。但是在項目的初衷以及運作層面，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創造。借助互聯網的新技術，勞動者得以發出最真實的聲音，嘗試跨行業乃至階層的聯結和互助，盡管這種聯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當中，我們也看到線上行動所面臨的困境。即便是此類遵紀守法的溫和倡議，也越來越不為系統所容。

#13 勞動者與文化：躺平、牛馬與海德格爾
4月17日，躺平吧題為《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引發熱議。帖主「好心的旅行家」寫道：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躺平旋即成為整整一年的流行詞，用來指稱「「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不工作」的反內卷主張。官媒隨後多次對躺平思潮開炮抨擊。躺平吧以及相關豆瓣小組亦被關停。

在同年爆紅的還有B站up主大猛子。作為剛從土木工程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大猛子將自己在半年裏的工地工作和見聞錄製成視頻上傳到B站，其對建築行業惡劣環境的吐槽，引起許多打工人的共鳴。「有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人生來就是牛馬」則傳遍互聯網，成為網民批評社會階級分化的金句。然而，大猛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國企的約談。隨後，他的一些視頻遭到刪除。

另一則引起輿論漩渦的文化事件，則是某家非虛構平臺對翻譯海德格爾的農民工陳直（化名）的報道。這篇非虛構報道源於作者對當事人的線上采訪，卻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發表，從而引起爭議。一些觀點認為，對學習精英文化的底層勞動者加以表彰，實際上反映了底層勞動者所處的弱勢的文化位階。正是勞動者在各方面的受抑製狀態，使得ta們缺乏創造和傳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資源。

我們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雖然互聯網為勞動者提供了發聲平臺，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會矛盾、容易引起共鳴的聲音獲得擴散，它們就會被迅速撲滅。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仍然在創造自己的文化。當我們談論文化時，只以海德格爾為師，卻遮蔽那些說出「牛馬和羅馬」的人，這確實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

二零二二年

導言: 「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2月份核心新聞。時隔半年，滿幫、貨拉拉、T3出行等新業態運輸平臺再次被監管部門約談；疫情下，網約車司機遭遇困境；柬埔寨「血奴」事件發酵引發公眾對互聯網虛假招聘的關註；還有一線服務業勞動者挺身而出，利用社交媒體曝光企業用工中的違法行為。

01 滿幫、貨拉拉等8平臺再遭約談，計價和抽成規則司機缺位
#平臺企業 #權益保障

1月20日，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對滿幫、貨拉拉、滴滴貨運、快狗打車等4家互聯網道路貨運平臺公司再次進行約談，對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美團出行等4家網約車平臺公司進行提醒。

監管部門指出近期有新業態運輸司機集中反映平臺存在隨意調整計價規則、上漲會員費、誘導低價惡意競爭等問題，侵害了勞工的權益。要求有關企業就以上問題立即整改。

除此之外監管部門還提出平臺應積極參與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堅持公平競爭；在製定或調整涉及司機群體切身利益的計價競價規則、收入分配規則、會員費等經營策略時，要公開征求司機、行業協會的意見建議，並提前一個月向社會公布；要持續優化派單機製，科學確定從業人員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避免超時勞動和疲勞駕駛。

這已不是上述平臺企業第一次被約談。2021年5月14日，交通運輸部等8部門就對滴滴出行、首汽約車、曹操出行、美團出行、T3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滿幫、貨拉拉、快狗打車等10家交通運輸新業態平臺公司進行聯合約談。約談內容也是計價規則不透明、上漲會員費等問題，可見時隔半年，這些存在於交通運輸新業態企業的勞權頑疾仍然存在。

2月24日的交通部新聞發布會中，交通部稱會將把「實施交通運輸新業態平臺企業抽成『陽光行動』」作為2022年更貼近民生實事之一。

在網約車方面，督促主要網約車平臺公司向社會公開計價規則，合理設定本平臺抽成比例上限並公開發布，同時在駕駛員端實時顯示每單的抽成比例。

在道路貨運方面，督促主要道路貨運新業態平臺公司向社會公開計價規則，合理設定本平臺訂單收費金額或抽成比例上限、會員費上限等，並向社會公開發布。

要求平臺公開計價規則，設置合理抽成上限固然是好事，但在新聞評論區中，也有從業者質疑到：「什麽樣的比例全合理的，這定的什麽規定？？？滴滴說百分之五十抽成是合理的，行嗎？？？」點出了政策的不足，形成合理抽成規則還需要平臺司機的發言權，建立平臺司機參與規則製定的健全機製，而不能止步於政府監管與平臺單方面的自我約束。

新聞來源：

證券時報：滴滴貨運、滿幫等8家公司被監管約談！啥情況？網絡貨運平臺或迎強監管…
網約車情報局：剛開的會，關於網約車「抽成不合理」問題，即將開始行動，確保取得實效！
02 蘇州、深圳T3網約車司機罷工，要求減租金、退車
#網約車司機 #罷工

2月21日，上百名T3司機聚集在蘇州市T3出行線下服務點，集體罷工抗議。

據一名參與罷工的司機表示，由於蘇州疫情影響，司機收入下滑嚴重，每天收入僅100元左右，不夠車輛租金。面對司機的這種境況，T3出行的租金卻一分不降，許多司機因為收入嚴重下滑申請退車，也遭到拒絕。因此司機們決定在2月21日發起罷工，齊聚線下服務點，要求T3出行就減免租金、退車等事項給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本次蘇州疫情期間，T3出行組織蘇州市的T3司機組成誌願車隊，運輸核酸樣本、醫護人員，並在官方網站上大肆宣傳，展示「企業社會責任」，博得口碑和名譽。平臺依靠司機的默默付出給品牌貼金，但卻對疫情下司機的困境不理不睬，虛偽面目暴露無遺。

本次罷工是蘇州市T3司機近四個月以來的第二次罷工，2021年11月2日，因為平臺調整獎勵政策導致司機收入下滑，200多名司機齊聚T3出行在蘇州的線下服務點罷工抗議。

無獨有偶，在同樣遭遇疫情的深圳，2月28日，數十名T3司機在路邊拉起橫幅罷工抗議。深圳的T3司機在疫情影響下收入同樣嚴重下滑。司機們向平臺多次反映後，平臺既不降低租金，對申請退車的司機要求扣除金額不等的違約金，因此司機選擇罷工。

2021年七月以來，為搶占因滴滴打車受挫而空出的市場空間，T3出行大規模擴張。過去半年多以來，T3公司已因大規模開放司機加盟、將合約司機轉為加盟司機、更改獎勵政策下調司機收入等行為導致大量司機不滿，集體行動頻發。

新聞來源：

司機指南：T3出行再次出現大罷工，同一城市間隔不到4個月，T3在自食惡果？
營運車公社：T3出行再現大罷工？深圳T3司機罷工要求平臺減免租金！
03 報告揭示騎手勞權歷年變化趨勢
#外賣騎手 #權益保障

1月19日，公眾號「致誠勞動者」發布了一篇針對全網1907份外賣騎手勞動糾紛有效判決的普查報告，揭示了外賣騎手勞權的歷年變化趨勢。

我國外賣行業用工形式在十年內發生了諸多變化。最早是由平臺直接與騎手簽合同建立勞動關系，由平臺直接管理的專送模式；之後繼而誕生了不建立勞動關系，更加「自由」的眾包模式。專送模式到後來則繼續發展為騎手與外包配送商建立勞動關系，受外包配送商而非平臺管理的外包形式；專送模式在近兩年，甚至發展出了騎手受A公司管理，由B公司發工資，由C公司繳稅的「網絡狀外包」形式。

與外賣行業用工形式的變化伴行的，是外賣市場壟斷局面的形成：由最早的多家外賣平臺競爭，逐漸發展到美團、餓了麽兩大巨頭壟斷。

隨著外賣市場壟斷趨勢的發展，用工形式隨之變化。外賣平臺在壟斷優勢下無需再以比競爭對手優厚的待遇去招聘騎手。數據清楚顯示，勞權糾紛的判決數量呈每年上升趨勢，其中判決數量最多的是騎手受外包配送商管理、發放工資的「直接外包」用工形式，數量排第二的則是「網絡狀外包」形式。然而，由於「網絡狀外包」的用工形式中，勞動關系的錯綜復雜也有可能使得騎手求助無門，勞權糾紛甚至無法立案，判決數量相對較低可能是一種「幸存者效應」，同理眾包騎手較低的判決數量背後也可能有類似原因。
報告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判決來自專送騎手——即客觀上建立勞動關系，受嚴格勞動管理的全職騎手。但即使是這樣，在「直接外包」的用工形式下，騎手的勞動關系認定率為85%左右，在「網絡狀外包」的形式下，勞動關系認定率降到了35%～50%，可見「網絡狀外包」的用工形式在相當程度上為雇主逃避了責任。

新聞來源：

致誠勞動者：大統計：全國哪個地方的騎手最難打贏官司？
04 家政公司「輕松到家」，被曝光多項違法用工行為
#家政工 #違法用工

1月23日，微博網友「涼水小青蛙」在微博上爆料了知名家政公司「輕松到家」存在多項侵犯員工權益的行為。深圳輕松到家是一家聚焦於家庭生活服務市場，業務涵蓋鐘點家政（鐘點保潔、鐘點做飯、鐘點家務等）、長期家政（家務保姆、月子保姆、育兒保姆等）、家政職培等。

博主「涼水小青蛙」於2021年11月30日入職「輕松到家」成為一名全職保潔師，在工作過程中，她發現了公司存在多項侵犯員工權益的行為，並且遭到工資拖欠。在向管理層申訴公司的違法行為後，她被踢出員工群，並被違法開除。博主表示在「輕松到家」工作的保潔阿姨的權益普遍遭到了侵害，只是礙於年紀較大、文化水平不足等原因無法發聲。

據爆料，「輕松到家」存在著以下違法用工的行為，包括：侵犯員工隱私、拒絕勞動合同副本由員工持有、不繳五險一金、請假肆意扣錢、克扣工資、不按時發放工資、惡意辭退工人等。

「涼水小青蛙」在微博上號召網友轉發，並要求「輕松到家」給出公開道歉，但並未得到「輕松到家」的公開回應。

除此之外，在「涼水小青蛙」的微博評論區以及知乎上，亦有曾在「輕松到家」工作過的家政工人控訴企業的違法行為。

05 連鎖餐飲「真阿婆水餃」拖欠工資，員工直播討薪
#餐飲 #違法用工

1月26日，微信公眾號「打工人看社會」發了一位名叫小飛的工友的爆料。小飛於2021年10月14日入職西安市知名連鎖餐飲店「真阿婆水餃」，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公司在用工存在著種種違法行為侵犯了TA的權益，並且發現公司拖欠了員工十二月及一月份西安疫情停工期間的基礎工資。在向領導據理力爭後，其被踢出工作群並開除。

但小飛並沒有放棄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是選擇通過自媒體曝光公司的侵權行為，並且申請勞動仲裁。

在公眾號「打工人看社會」發布的文章中，小飛曝光在他入職真阿婆水餃後，公司並未跟TA簽訂勞動合同，也未給他繳納社保。除此之外，TA還指出公司未給員工支付工作日加班、周末節假日上班的加班費，卻通過罰款的手法對員工施加嚴苛的勞動控製，克扣工資。值得註意的是，勞動法規並未給予企業對員工進行罰款的權利，這種任意製定的罰款管理是違法的。盡管雇主通過罰款對員工進行勞動控製在基層服務業和製造業是相當常見的行為。

小飛還提到，門店領導為了討好老板，使喚員工在領導前來視察前突擊搞衛生，將地板拖了七次。當小飛在工作中受傷時，領導一再強調TA的受傷跟公司沒有任何關系，並要求他帶傷繼續工作。在冬至日時，門店部分員工連軸轉工作16小時，卻沒有加班工資。這些情況展現了餐飲服務業一線員工惡劣的勞動處境。

在1月26日文章發出後，真阿婆水餃的領導找到小飛，給小飛發放了部分停工期間工資試圖息事寧人，但小飛並未被收買，堅決要全數拿回自己應得的全部權益。由於通過勞動仲裁維權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成本太高，因此小飛決定在元宵節當天去門店門口通過發傳單等形式維護自己的權益，曝光公司的違法用工行為，並通過微信視頻號進行了視頻直播。

在直播討薪過後，真阿婆水餃為包括小飛在內的全體員工補發了停工期間工資，並私下對小飛作出了更多讓步。小飛通過自己的勇敢和得當的策略維護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權益，值得所有遭到不公正對待的基層服務業勞動者學習。

新聞來源：

打工人看社會：西安真阿婆水餃非法用工，未成年工人勇敢討薪
直播討薪初戰告捷，未成年工人繼續鬥爭
勞動監察大隊已介入，西安真阿婆水餃未成年工人討薪最新進展
06 網紅餐飲新消費陷寒冬，喜茶、文和友、墨茉點心局裁員
#餐飲 #裁員

2022開年，喜茶、文和友、墨茉點心局等網紅餐飲品牌接連曝出裁員消息。

據新浪財經2月9日報道，喜茶在年前啟動裁員，將裁30%員工，信息安全部門全部撤裁，門店拓展部門被裁50%，被裁的員工將獲N+1補償，也可被調去其他部門。

盡管後來喜茶官方聲稱公司不存在大裁員，而是年前的正常人員調整優化，但在小紅書、微博、脈脈等社交平臺上卻有自稱喜茶員工或前員工的網友發帖稱自己遭遇了公司壓工時、「砍班」等操作，被迫離職。根據媒體《天下網商》對喜茶離職員工的采訪，喜茶的裁員從去年10月份開始就初現端倪。喜茶規定一線員工每月總工時需達到200小時，但在排班上卻嚴格壓縮員工工時，甚至少計工時，導致部分員工被扣底薪與全勤補助，甚至有員工因工時不足遭開除。此外，N+1的裁員補償也並非對所有被裁員工落實到位。

2月16日，據「快消」報道，網紅餐飲品牌「文和友」也在年前開啟裁員，一些部門被裁人數超過60%。除了裁員，「文和友」的員工還遭到了工資克扣：「文和友」員工每月的工資並非足額發放，而是會有10%績效工資押到年底與年終獎一同發放，而2021年「文和友」並未發放年終獎。

2月18日，據《中國企業家》報道，墨茉點心局在春節前裁撤了40%的品牌員工，公司將從過去以打造品牌為中心，轉型為以運營為中心。

發生裁員的三家餐飲新消費品牌近兩年都在融資加持下大規模擴張，擴張後面臨了單店收入下降、水土不服、運營混亂等問題。去年的8月份則成為新消費行業從熱到冷的轉折點，曝出裁員消息的三個新消費品牌的融資進程都停留在去年8月前後。在新消費前兩年所依賴的「社交媒體種草、爆品引流、高密度搶占商圈」的「網紅打法」下，為了提高品牌估值，餐飲新消費品牌盲目擴張，而實際盈利能力不足，造成泡沫，最終慘淡收縮，致使大量員工面臨被裁員的困境。

新聞來源：

開菠蘿財經：「文和友們」被曝裁員，集體過冬？
天下網商：開年就大裁員？喜茶一線員工爆料：無年終獎、無補貼
界面新聞：文和友被爆大面積裁員還克扣員工工資
07 柬埔寨「血奴」事件，網絡平臺虛假招聘引關註
#虛假招聘 #58同城

2月12日，一男子遭遇網絡詐騙被拐至柬埔寨「抽血賣錢」的報道，在中文互聯網上傳播並引起熱議。該男子自稱是在「58同城」平臺上看見一份廣西邊境地區的招工信息，前去應聘，結果被詐騙集團拐去做「血奴」。

盡管後來「58同城」及警方經過調查否認了該男子遭遇的真實性，但此事件引發了公眾對「58同城」等平臺虛假招工信息泛濫的關註。「58同城」的微博評論區被憤怒的網友攻陷，大量網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被騙經歷。

「58同城」上虛假招工信息已不是第一次進入公眾視線。早在2018年6月，澎湃、央視等媒體就曾報道，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到近年60起通過「58同城」、「趕集網」發布虛假招工信息的詐騙案例中，248名被告人通過發布虛假招工信息進行詐騙，超過5500名被害人受騙，詐騙金額近億元，甚至有人落入賣淫窩點、詐騙集團。當時新聞曝光後，「58同城」承諾推出求職者保障計劃，與警方聯合打擊網絡黑產。

但三年過去，虛假招工信息仍然屢見不鮮。2022年2月25日，媒體燃財經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58同城」，累計投訴量達9711條。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以「58同城」、「詐騙」為關鍵詞檢索，涉及文書為3887篇。可見虛假信息已是此類平臺的頑疾。

互聯網招聘平臺上的虛假招工信息往往都有一定的套路。一種是以優厚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吸引他人前來應聘，之後巧立名目對應聘者收取各種「培訓費」「信息費」「服務費」等，最後在收費後將應聘者拉黑；另一種虛假招工則是給應聘者提供與招工信息描述相差甚遠的工作，而拒不退還中介費。

在媒體燃財經的報道中，財經評論員吳其倫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通常只有付費企業才能在58同城等招聘平臺上查看求職者簡歷，獲取聯系方式等，「換言之，平臺賺了騙子公司的錢，平臺與之存在合作關系。」他分析稱，受害者也是通過平臺聯絡到了騙子公司，「平臺成為了騙子與受害者間的橋梁。」

新聞來源：

燃次元：2022年了，58同城上「騙子」還是很多
差評：我現在總算是知道，58同城哪來那麽大的民憤了。
鋅刻度：小心58同城上的招聘陷阱，數千人上當
08 2021年新業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
#平臺零工 #生存狀況

1月28日，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薪寶科技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了《2021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從收入、保障、工作強度、負債情況五個維度，對網絡貨運司機、網約車司機、即時配送員、到家服務員、快遞員這五個主要的新業態零工職業進行調研。

從調研結果可以看出，在五個行業中，年收入最高的是網絡貨運司機，能達到100774元，排第二的是共享出行司機，年收入為90191元。但由於這兩個行業零工從業者往往需要支付貨車、網約車的貸款，TA們的負債壓力也較大。調研顯示，從職業分布上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月還貸3000元以上人數占比在35%，其中網絡貨運司機及共享出行司機該數據高達40%以上。

調研還顯示，絕大部分的新業態零工從業者的月收入均在7500元以下，同時40%的新業態零工從業者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總的來說，網絡貨運與網約車司機相比其他群體，收入水平較高且保險保障覆蓋面更廣，但由於車貸等原因導致負債壓力亦較大；快遞員及即時配送群體，其收入相比偏低且工作強度過高情況更普遍，但依然不改對職業前景樂觀積極的態度；到家服務員群體，工作強度過高情況好於其他群體，但面臨收入低，保險保障覆蓋有待提升的問題。

新聞來源：

薪寶零工經濟研究院最新發布！《2021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

工人階級談工作環境

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九年

一名環衛女工的自述：工作、家庭和被車撞死的環衛工哥哥

2019年伊始，廣州已經發生了四起環衛工死傷事件。有人在工作期間遇難，有人則是在下班路上，這份看似再普通的工作，總能在不經意間總能撞上險境。美國人類學家羅賓·內葛花了十年時間記錄環衛工人的工作，她寫道：「如果你幸運，你可以一輩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輩子不呼叫消防員，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環衛工。」但在現實中，環衛工有如隱形人，並不受到社會足夠的重視，盡管他們的工作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日常緊密相關。

再平凡的工作，都有不為人所知的艱辛。據不完全統計，環衛工人的工作中面對許多不公平的對待，例如工資、安全保障、罰款、過勞等問題，隨時伴隨在他們身邊。然而，因為政策的漏洞、工會製度的缺失、信息的閉塞，工人往往處於權力失衡的一端。

每個個體的故事都值得聆聽，每一個生命都不應被輕易忘記。我們找到了一個失去親人（也是環衛工）的環衛女工，現在獨自一人在廣州生活。她說自己不善言辭，在人群中總是沈默，用手機APP唱歌是工作之余最大的愛好。回憶起幾年前的工傷事故，會突然哽咽、落淚。

她的微信名字十分開朗，叫「快樂」，但她說自己並不快樂。第二次見到她是在工作場所，寬闊的馬路，密集的車流，自行車、摩托車、公交車交融其中。那天下了雨，一下就是一兩個小時，雨勢迅猛，我們就在路邊站著，雨小了點她就又開始掃樹葉。

我們與她聊了聊日常的工作、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生命狀態。以下是她的自述。

（一）
我在天河區環衛所，這是政府的。給人承包下來的就不是政府的，像街道那樣就是承包的，而前面的大馬路則是區政府直接管理，兩者福利有些許差異。我們不承包的，有社保、勞保、有五險一金，有兩包一次性紙巾，三雙手套，二、三條毛巾，還有口罩，兩包洗衣粉。

街道的上班時間也不同，和我們不一樣。我們現在上「兩頭班」，八個鐘分兩段。比如早班的話，早上四點半起床，來到崗位就五點鐘了，開工。十點鐘下班，煮了飯休息一下，一點鐘就要再來了，兩點上班，五點下班，早班就是這樣。上夜班的話，九點半來了，十點鐘上班，十點上到兩點，下班煮了飯吃了，再五點半上班，五點上到九點。有的街道也是一次性上完八個鐘，或者是我們這樣上。以前我們也是上八個鐘的，三年前變成這種兩段的。

我們都覺得很煩，要上這種班（兩頭班），要做什麽事也做不了，像以前一樣，直落上八個鐘，你直接去幹什麽都無所謂。現在雖然十點鐘下班了，吃了飯睡覺又睡不著，睡著又會睡過頭。我有時候都會睡過頭，上班遲到。遲到的話班長就會說你，質檢的人見到就會扣分。扣分會罰錢，績效獎會扣50元，季度獎那裏也扣， 季度獎那邊多的話也是100元、或幾百塊錢。所以工作上每扣1分都有100多塊錢但他們絕不會說是扣工資。加班的話，現在我們都很少加班了，一年都沒幾次班加，一般有檢查才會加班。因為我們這裏的人流量也不算多，不像體育西路天河城那邊的人流量大，像十月一日、八月十五，他們那邊就要加班。

幹這行，怎麽說也是有點累。就像前天下那麽大雨，十點鐘上班一直下到兩點。我們穿了雨衣，好大的雨，我們班長都叫我們出去掃，掃到差不多一點鐘，穿了雨衣也都濕了。除非刮臺風，才會叫我們註意安全。下雨工作有很多不安全，因為我們在樹底下，隨時會有樹枝掉下來，隨時會被什麽東西吹過來砸到的都有。下雨天畢竟伴隨著打雷，馬路邊有電線桿倒下來，或電線掉下來。所以下雨天很不安全。

有時候我覺得那些領導，都不把我們當人看，說扣分就扣，比如我們看一下手機，1分就沒有了。有一次，十點就可以下班了，九點三十九分左右我女兒打電話來，因為我老公不舒服，隨時要去醫院，我拿著手機在那裏看，碰巧有個質檢員踩著單車過去了；他拍了照我都不知道，罰單下來才知道。

小黃車開始在城市投放之後，路上增加了很多放置共享單車的地方，這些也要我們清掃。這兩年共享單車變得更多了，就叫我們去扶。之前有（扶單車的）錢，今年就沒錢了。讓工人白白扶起來，一分錢也沒有。前年是休息的時間去扶（有額外費用），現在是一天一個人扶，有的是加班的人扶、有的是安排休息的人扶。那麽遠，那麽多車，密密麻麻的，就一個人扶。騎車的人又亂放，走到哪裏放到哪裏，放在人行道，你要搬上來放的整整齊齊。

幹我們這行的呢，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手腳功夫的嘛，你進工廠要眼力什麽的，像我們這些年紀大了的，進去自己手腳、眼力、記憶都不好的，也不想進工廠。在這裏就是手腳功夫，你把崗位搞幹凈，在那裏走來走去就可以了。我年紀大了，也不想找別的工作了。想在這裏慢慢熬，再四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二）
我老家是廣東清遠市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08年來廣州，那時三十多歲，之前都是在老家。剛開始進了工廠，後來才來掃地。那年（2010年）廣州亞運會，不讓那些廠開了，我做的那些廠就搬走了，我也不知道搬去哪裏了。它肯定不說是倒閉的，倒閉的話，你還要補給員工賠償的費用。工廠也沒明著趕我們走，只是說「沒有工作了」，辦完手續，補一些錢給我們。我在那裏做了一年半、不到兩年吧。

廠子是10年6月份搬走的，之後10月份我就過來環衛站這裏上班，現在是第九個年頭了。十月一號是國慶節，它不可能給你那三天的加班費，所以很多都是等過了前三天，4號才來上班。

平時上班時天還沒亮，黑漆漆的。剛來的時候會想，這麽早怎麽敢去上班，四點多鐘馬路上都沒什麽人。有時候那些街都沒有路燈，現在習慣了就不害怕了，覺得自己那麽老了，又沒錢，也就不會怕什麽，上什麽班也就沒所謂了。而且現在也習慣了，時間點一旦都自然醒。

我不知道怎麽講起我哥的事。他比我先來廣州，來的好早，好像是八幾年，反正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出來了。我們那邊有招工的，他第二批就來了。我哥中學沒有畢業，不讀書就出來打工了，那時候就是第二批廣東省到我們那邊扶貧招工的，他就被招來了。我哥在做環衛之前是在廣州第二工具廠。工具廠解散後，他就到了第二棉紡廠上班，後來又做過幹洗衣服店，再後來就一直做環衛了。

那時我們要過七月七的節日，事故第二天就是七月七了。他在這裏多待了一個星期，本來要回老家，但在這裏工作沒有辦完。那時候我嫂子和另一個朋友，也都在這裏掃地，我們四個人都是經常在一起玩麻將，也打得不大，大家都不會玩，都是五毛、一元在那裏玩。

出事前，我想到時候我都休年假了，我和我哥說，可以休年假時在這裏和你們好好玩幾天再回去。他說，好啊。說了這句話第二天就出事了。七月初六淩晨，五點過幾分，我的老鄉打電話來了。那天我休息，我還在想是誰呢，這麽早打電話。

「小妹小妹，」那是我老鄉，和我哥同一個班，他也還沒有上班。

「什麽事呢？」

「你哥被車撞了。」

「在哪裏啊？」

他說在石牌，「你趕快來吧。」

「撞得嚴不嚴重啊？」

「人都沒有了。」

我在那裏半個鐘都沒有反應，反應過來後，第一時間打給我姐，叫她回來。家裏還有一個哥哥，我也打電話告訴了他。

出事的那個隧道是往地下延伸的，有點斜，差不多一公裏。那天哥哥剛拿了掃把，準備去工作，那個車就那樣撞上來了，司機撞到人也不停，就一直開，我哥趴在汽車前蓋那裏被拖到隧道裏差不多500米。

那個司機當時也是喝了酒，朋友給他找了代駕，不知道在哪裏他把代駕趕下車了，自己開車，想不到就出事了。如果他沒趕代駕走就沒有事，或者及時搶救，我哥也許不會有事，就算是重傷也好。可是他被拖了這麽遠，不出事才怪吧。

我直接打的士去出事的地方，那時候救護車都來了。我一到的時候，因為我自己很傷心，在路邊就哭起來了，那些交警就說，你們幹什麽，你是什麽人啊？我說是他的妹妹。警察說，你們為什麽讓家屬下來，那時候我們領導就攔住我，不讓我下去。我就想下去看他，那些人就把我拉上來了。後來嫂子來了才下去，我一個人在那裏不知道怎麽辦。

我原來在體育西路那邊掃地的，那個隧道以前就是我們天河環衛體育西路班管的。我跟領導說我過不了（我哥去世）那個坎，不願再每天看到隧道那裏，調去哪裏都可以。原來我在體育西路也挺好的，也熟悉工友了，就是因為我哥的那件事發生了。但我不可能每天看見那裏，都是傷心事。

這種事環衛單位瞞不住的，一開始也有瞞的，但畢竟出了這麽大的事情，怎麽瞞得住呢。往往都是嚴重的問題領導就會想方設法要瞞住不公開，他就不許我們去討論（工傷意外）那些事。我哥這樣的算是嚴重的事。過去那麽多年了，我講這件事還是有點害怕，說出來不知道領導他們會怎麽想。我年紀這麽大了，在這裏做這麽久了，要是因為這件事得罪了領導，自己在這裏也不好過。

哥哥出事也會讓我覺得工作挺危險的。其實我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事，在體育西路下班時要過馬路，我在路邊走著，看沒車就想直接過去，車咻地上來，被後視鏡撞到了，直接把我撞飛了。幸好是我慢了一秒，不然也沒命了。撞倒我後，車開了1、200米，路邊的人在大叫，去追車，我的單車、物品全部倒在地上，我還在地上沒起來。後來事主來問我有沒有事，我說「沒事沒事」，但心慌的不得了，後來他就走了。那時候我都心有余悸，只是我不幸的哥哥…

（三）
工友有教我用微博，但也不怎麽會用，加人也不知道怎麽加。平時看一下微信、聊一下天，也不會玩什麽。有時候無聊，會在微信公眾號看一下小說。有的小說看到一半要錢，我就沒看了。一個人在外面賺錢也沒有伴，也不喜歡出來逛街，有個伴出來聊聊天也能過一天。要是你今天不來，我就在家裏玩一天手機，和人聊一下天，睡覺。或者唱歌，我也喜歡唱歌。我也沒有特別喜歡哪個歌星，覺得唱得來就唱。我最近在唱《高原藍》。

覺得無聊的時候就唱歌。有時候不開心，就拿起手機唱，我覺得唱幾句就過去了。找誰給你發泄，自己在家發泄一段時間就好了。他們都說，你那麽開心啊，還唱歌。我表面上是開心，其實內心不知道怎麽樣，沒有一個人懂我，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我經常和兒子這麽說，你就是不懂我的心，你一點都不理解媽媽的心情，我這麽說兒子就嫌煩。

我一共兩個小孩，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兩個都有小孩了，都是一男一女。他們有時候覺得在家裏無聊，就過來玩一下。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就是為了方便小孩過來，因為住宿舍不可以讓外人進，而且也不方便，有什麽親戚朋友來，也不給進。我現在住的房子有20平方，在六樓，頂樓，房租500元。對你來說可能是便宜，但對我來說…. 現在的工資，沒加班有3000多，有加班4000多，基本工資2520元。以前本來我們有1200年終獎，後來加了一點工資，1200元就都沒有了。

我們都是為了五險一金「綁」在這裏的。你在這裏做了這麽久了，中途離開回去就會覺得可惜了，社保、醫保這些就半途而廢了。媳婦以前叫我回去帶小孩，我就和媳婦說，你就在家裏帶小孩吧，我寧願給你錢。現在發工資，先打1000塊錢回去給她，我自己剩多少就多少……主要是擔心到時候退休了，若沒有工作，也繳納不滿社保，沒有養老金就麻煩了。後來她就明白了。

我老公身體不好，他之前有肺結核，現在又有脂肪瘤，都沒錢給他做手術，他也沒法出來打工，是我們養他。要是像別人一樣，心煩的時候做不做也無所謂，可是一想起來，不做沒辦法，一家人都是靠自己這點工資。我兒子，年輕人那些工作也不穩定，做幾個月就不做了，工作沒著落也沒錢養小孩，還不是得我自己做。所以一家人都是靠我的。那些人都說，你兒子女兒都成家了，不用那麽辛苦了。說是這樣說，但做還是這樣做。因為我老公又不像別人一樣身體好，一直能在外面掙錢，那就沒那麽辛苦了。

老公之前也沒做什麽。他就是愛喝酒，愛賭博。生病了還是喝酒，他不戒酒，我也很討厭他。我叫他戒酒他不戒，平時我寄錢給他，他還是喝酒。拿了藥回來，第二天、第三天就忍不住了，要喝酒。我就說，不理你了，你自生自滅吧。可是過一陣子他說沒錢，我還不是要打錢回去，他自己什麽都做不了。

我很早就嫁給我老公，那時候我覺得他還可以，就嫁給他了。那時候他在那裏教書，代課那種，挺有文化的。現在喝酒就喝壞了腦子，什麽事都不管了。我18歲跟了他，19歲就生了兒子，20歲生了女兒。人家還在姑娘的時候，自己都帶了兩個小孩，一點自由都沒有。現在又是這種結果，自己心裏肯定不會開心的。他一句話也沒有問過，你過得怎麽樣，一句話都沒有。

我什麽事都是靠自己，什麽事都是沒人和我分擔。開心也是這樣過，不開心也是這樣過，對吧。我回去給兒子娶媳婦，全是一個人包辦。老公的話，他就像小孩一樣，吃飯就吃飯，喝酒就喝酒。要是不開心，就不辦了，不還是得自己來。娶了媳婦，我老公也沒問過我，在哪裏借了多少錢，借了誰的錢。從來沒有商量的余地，商量不到四句話就找借口喝酒。什麽事都是，喝了酒才和你商量，不喝酒不和你商量。

跟我老公都沒話說的。他說沒錢，我就打錢給媳婦，叫媳婦給他，我不直接給錢，因為他好賭。我打了那麽多年工，我一點錢都沒存到。我都出來有十年了，十年都沒有存到錢，存了兩三萬就娶了媳婦。我孫子生下來，有黃疸，進了保溫箱，半個月才出來，又花了很多錢。現在的我什麽都不想，就是想怎麽掙錢啊，怎麽回去養孫子孫女，做幾年就退休了。

所以你說開心，從來都沒有過。表面上嘻嘻哈哈，只是表面上的。內心的不知道怎麽樣，沒人知道，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所以有時候不開心，我就一個人唱歌，唱著唱著就忘記了。

越秀區環衛行業用工現狀調研報告

2018年越秀區人大發布環衛用工報告，該報告很切中要點的指出現今環衛工的生存處境，不僅越秀區工人是如此，其他區的環衛工人亦面臨同樣的問題。既然問題重重，那麽政府是否有動力來解決問題呢？

報告要點摘錄：

環衛工作業強度大，清掃面積明顯超過法律標準，過勞成必然。

環衛工機械化程度低，工作環境惡劣，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加班加點來完成任務，多數違反法律規定。

環衛工缺乏足夠保障：職業安全保障缺乏，面臨遭車禍工亡風險；住房保障無，超過81.1%工人人均居住面積在10平方以下。

工資水平低：平均工資約3000-4000元（含加班費及五險一金），遠低於廣州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若工人不加班，則僅有2324元/月。

一、越秀區環衛行業用工現狀
（一）隊伍基本情況
　　越秀區共有環衛工人4285人（其中，區城管局環衛清潔作業中心1017人、區城管局機械化作業管理中心434人、區城管局養護所397人，各街道環衛站共計2437人），人員主要集中在41-50歲這一年齡段，文化水平低，人員結構老化，招工困難，產業逐漸向低端化發展。
　　目前，區城管局環衛清潔作業中心負責轄區內主幹道、重點區域環衛保潔工作；養護所負責全區環衛公廁管養工作;車隊負責清運全區生活垃圾。
　　全區共有18個街道環衛站，負責街轄區內次幹道、內街巷的環衛保潔工作，現有環衛工人2437人。

　（二）工資待遇情況
　　自2013年5月以來，全區各環衛作業單位落實《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規範廣州市環衛行業用工的意見》（穗府辦〔2013〕20號）文件精神，環衛工人的工資待遇情況（指2018年7月1日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前的情況）如下：
　　1.作業中心工人工資3985元/月（含加班費，下同），養護所工人工資2976元/月，機械化作業管理中心工人工資3298元/月至5372元/月（根據工作量定獎金，每月不固定）。
　　2.全區街道環衛站工人實際平均工資為3140元/月。若雙休日不加班，僅有2324元/月。大部分街道有網格化獎勵金，若雙休日不加班，又沒有補貼的情況下，工人整體工資不足2000元/月。
　　（三）作業強度
　　全區作業單位清掃保潔面積6779799㎡（其中環衛站3263963㎡，作業中心3515836㎡），一線清掃人員人均清掃面積4727.89㎡，白雲、東山兩條街道人均清掃面積均超過8000㎡，超出市、區規定的三級道路人均清掃面積3250㎡的工作標準。養護所保潔公廁182座，保潔面積共102137㎡，人均公廁保潔面積475㎡。各街環衛站工人人均樓道保潔數量19.32棟，人均樓道保潔171.69層，垃圾處理費收費人員（兼職）人均收費戶數981.18戶。
　　（四）環衛站收入來源和支出情況
　　街道環衛站的收入來源包括：環境衛生服務收費、垃圾處理費收入、區下撥的市政道路保潔經費、生活垃圾收運點考核經費等。部分街道對環衛站給予補助經費。
　　環衛站支出包括：內街巷清掃保潔的費用、市政道路保潔費用、垃圾收運費用、道路清洗機械費用、垃圾分類費用、環衛站管理費用支出等。

二、越秀區環衛行業用工存在問題
　　（一）認識不到位，街道環衛站體製機製不健全
　　全區18個街道的環衛站，均是無人員編製、無財政預算、但有法人代碼證的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包括站長在內，所有人員均是合同製「臨時工」。區城管局直屬環衛事業單位職工編內人員極少，編外合同製工人占比重大。
　　街道環衛站經費未納入財政預算，實行自收自支，自負盈虧。收入主要來源於每月收取轄內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5元）和「衛生清潔費」（10元）以及機團企事業單位的垃圾清運處理費。每季度由環衛工人挨家挨戶上門收取。由於居民群眾的認識不足，收費的法理不足，各站普遍存在收費難現象，經費得不到足額保障，難以為繼。據調查統計，今年越秀區18個街道環衛站經費缺口約3457萬元（統計到2018年9月）。由於環衛經費未納入財政預算，街道劃撥給環衛站的部分補貼缺乏法理的支撐，面臨審計風險。

環衛行業是城市的基礎公益性行業，由於存在嚴重的認識不到位問題，環衛基層管理混亂，缺乏管理頂層製度設計，作業保潔沒有統一的規範與標準。環衛工人的工作環境惡劣，機械化水平低，工作方式多為人工清掃，普遍使用三輪車與掃把工作。
　　近年來，品質化城市建設的要求與標準逐年提高，在正常工作時間內難以完成高強度的工作任務，導致普遍存在超法定時間加班，勞動強度極大。

（二）投入不到位，環衛行業低端發展
　　我區街道環衛經費未納入財政預算，區政府與街道的補助有限。用人成本持續增長、環衛保潔作業強度大，設備管養維護費用高，導致各街環衛站及城管局直屬事業單位普遍存在經費缺口數額較大的問題。我區的環衛體製、機製手段、發展水平仍滯留於上世紀末，投入不到位，機械化水平滯後。作業量大，在缺少經費的情況下，只能日趨低端化發展，並產生工人勞動強度大、加班多、環衛隊伍不穩定、工人健康受到嚴重影響等諸多系列問題與隱患。
　　以區城管局環衛清潔作業中心為例。根據區政府工作部署，近年來新增12項工作任務，為此增加人員556人，年人員工資費用總計3093.39萬元。由於沒有增加保障經費，道路保潔經費缺口較大，設施、人力、經費與工作需求相差甚遠。為確保高質量完成各項新增任務，在工作量大、人員不足、經費缺少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安排人員加班加點來完成，超出相關法律規定，為勞動用工埋下隱患。
　　再以新增的工作之一珠島賓館為例。根據《關於珠島賓館轄區環境衛生責任備忘錄》工作要求，自2014年12月起，作業中心新增珠島賓館部分區域保潔，投入人員12人，年人員工資費用66.76萬元。以上費用尚未包含機械設施等投入及折舊費用。

街道環衛站的情況更加困難。由於保潔面積逐年增加，對保潔質量與保潔強度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但是衛生處理費的收費標準多年不變，居民群眾的維權意識在增強，衛生處理費缺乏法理支撐，收費難度較大。2018年街道環衛站經費缺口合計3980.5萬元。

（三）保障不到位，環衛工人生存壓力大
　　環衛工人基本收入低，工作時間長，崗位強度大，作業環境極差，五險一金以最低標準購買，缺乏健康體檢、住房保障及其他職工福利，家庭普遍貧困、生活沈重，生存壓力較大。今年1月至9月，全區有4名在職環衛工人病逝、1名車禍去世，年齡均為49.4歲。
　　目前，我區環衛工人平均工資約3000-4000元（含加班費及五險一金），遠低於廣州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2017年廣州市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98612元），以及北京市、上海市環衛工人工資水平。

缺乏住房保障，租房成本高昂，遠超環衛工人工資承受能力，以致其住宿環境普遍惡劣。環衛工人大多數為非廣州市戶籍，街道能提供的集體宿舍房源有限，僅能滿足12.3%工人，79%工人自行租房居住。調查顯示，64%工人的房屋月租金低於800元，僅有51.7%工人的房屋帶有獨立廚房廁所，81.1%工人的人均居住面積在10平方以下（困難程度已經達到廣州市住房保障部門對人均居住面積低於10平方米的家庭提供廉租房、經適房的標準）。
　　安全生產與職業病風險高。環衛工在作業過程中存在較大安全隱患，但作業安全卻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目前，環衛工人的道路清掃作業權未立法予以保障，也未對道路清掃保潔作業做出特殊保障。在處理裁定意外傷害事故時，在行車道上工作的環衛工人僅被視為一般行為，而非列入特殊作業人員。一些環衛崗位工作環境十分惡劣，例如，在垃圾壓縮站工作的環衛操作工，每天長時間在半密閉的空間中壓縮和清理垃圾，臭味濃度過高，微生物和細菌繁殖，汙水和噪音對環衛工人的身體造成諸多潛在危害。隧道保潔環衛工人也身處惡劣的工作環境，面臨潛在的交通安全風險，晝伏夜出，工作時間為晚上十點至淩晨五點半。道路保潔工人也是長期處於噪聲、粉塵、汽車尾氣等惡劣環境中重復工作。2010年，北京市下發《關於環衛職業危害崗位補助政策的實施意見》，確定了環衛一線作業危害崗位57個，提高了危害崗位補助，高度危害崗位補助標準為每人每日15元。與北京市相比，廣州目前對環衛工人職業病防治的保障不足。

三、意見與建議
　　（一）完善環衛管理體製，加大財政投入力度
　　1.建立統一規範的環衛管理體製，在區一級層面統籌協調，明確街道環衛站的單位性質、機構設置、人員配置，對各街環衛站定編定崗，配備編製內人員負責基層環衛管理工作。
　　2.明確環衛事業的公益屬性，建立規範的環衛經費保障機製，將街道環衛站的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持續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根本性改變其「自收自支」現狀，實現其公益性功能。
　　3.廣泛宣傳，提高全區幹部職工對環衛事業的認識，嚴格執行省市規定的人均作業標準，逐年改善勞動工具，提高環衛事業的現代化水平。
　　（二）規範環衛行業用工管理，提高環衛工人待遇
　　1.規範環衛行業的用工管理，強化各級工會等群團組織的日常監督作用，檢查環衛企事業用人單位合同簽訂、社會保險、用工時長、福利待遇保障等方面內容，充分保障環衛工人的合法權益。同時，註重建立和完善環衛工人利益訴求機製，消除發生威脅社會穩定的個體或群體性事件的隱患。
　　2.製定相對統一的工資待遇標準，盡可能消除或縮小環衛站之間工人的待遇差異。
　　3.以財政專項經費購置符合嚴格質量標準的日常環衛作業工具、勞動保護用具等，統一配備並及時更新，嚴守一線環衛工人的作業安全這一環衛事業運行的底線。
　　4.持續提高環衛工人的勞動報酬和工資水平，優化工資結構，增設工齡工資、技能崗位補貼及特殊崗位補貼，建立合理的薪酬結構。
　　5.提高基礎工資水平，明確環衛工人基礎工資不得低於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20%。提高環衛津貼標準，增設節日慰問金，技能崗位補貼及特殊崗位補貼。建立工資持續長效增長機製，使環衛工人工資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相匹配，並且增幅不低於全市平均水平。切實解決五險一金問題，並適當解決個別歷史遺留問題。依法保障非常規工作時間或工作內容的勞動報酬，尤其是夜間作業、危險作業，應設立專門補貼。
　　（三）強化基礎性保障投入，促進環衛事業新發展
　　1.保障各項社會保險和各類福利待遇不折不扣落實，實現「五險一金」全覆蓋。
　　2.落實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子女入讀公辦學校的政策。製定全區統一的生活性福利保障製度，定期發放職工工服、勞保用品、節日慰問品，組織健康體檢等，增強環衛工人的獲得感。與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尤其是銀行營業部、連鎖超市、快餐連鎖店等合作建設「愛心接力站」，為環衛工人的工間休息、喝水、熱飯提供便利。
　　3.以商業保險應對職業風險。梳理環衛工人群體可能發生的職業病，建立和執行相應的保護措施，同時在全區層面統一為一線環衛工人購買辦理大病保險、人身意外險等商業保險的方式防範潛在風險。
　　4.統籌建設全區環衛工人公寓，在當前情況下利用市、區、街閑置物業改造為臨時住房，逐步解決環衛工人住宿條件惡劣，租房難的問題，整合社會資源關愛環衛工人隊伍，暢通環衛工人職業發展通道，增加環衛工人的幸福感。

被「以罰代管」的製度殺死的環衛工

​10月27日，全國環衛工人節的第二天，余有德被發現死於出租屋裏。

余有德是一位很普通的環衛工人，負責打掃天河區長興街西街4-7巷。工友回憶，余有德做環衛工至少6年，「是一位老工人」了。長興街道毗鄰廣州天河客運站，在這裏工作的環衛工人大概有300余人。

工友的記憶裏，余有德喜歡喝點小酒，喝一點就會犯困打瞌睡。為人老實，即使遲到被扣分，下班了也會把活幹完再回家。10月24日下午，余有德被發現睡倒在工作的巷弄裏，由質檢員、班長與兩名工友擡回家裏，並依據規章製度扣5分處罰。25日上午，還在崗位上工作的余有德被班長通知到長興街道環衛站辦公室，環衛站告知余有德，今年全年扣分已累計超過20分，解除勞動合同，且環衛站不支付任何賠償金。

余有德可能沒有想過環衛站會「出爾反爾」，兩年前一次意外，右手主要動脈受傷，他失去了勞動能力。據工友說，當時站裏的承諾會讓他做到退休。余所租住的出租屋房東亦提及，余有德曾幾次提起自己受過工傷，環衛站不會解雇他。

沒有人知道被迫「離職」還拿不到任何賠償的余有德內心的痛苦與絕望。這位57歲被辭退的環衛老工人，右手失去勞動能力，站裏的退休承諾瞬間破滅，現在還可以做什麽？一位工友回憶，被辭退那天下午，他看到余有德在每天清掃巷弄對面的樂興棋牌館打麻將後，在麻將館門前蹲了很長一段時間。

45小時之後，余有德被發現死在出租屋裏，身上還穿著環衛工工服，衣服敞開。據工友回憶，班長聯系不到余有德，和房東、幾個工友撬開窗戶進入房屋。一位工友拍下現場照片，照片上余有德橫躺在床上，口吐墨漬，雙手緊握成拳狀。

「以罰代管」殺死了余有德：壓製性的罰款
余有德的死以慘烈的方式再現了「以罰代管」為何可以「殺人」。

以罰代管幾乎成為環衛行業通行的「潛規則」。谷歌搜索「環衛罰款」，有450萬條結果，扣分罰款理由千奇百怪：西安環衛工坐一下被罰款50元；有工人因為煙頭落地當天被扣400元，甚至站著說話聊天也被扣分。

罰款扣分的經歷對環衛工來說，簡直家常便飯。關註環衛工權益的微信公眾號「心環衛」發布的一項超過500人參與的微信投票顯示，91%的環衛工存在」被罰過款「的經歷，且認為非常不合理，僅有5%工友未被罰過。

環衛站《員工守則》中關於扣分細則規定多達44條，扣分規定「細致入微」到工人的衣著、保潔工具的擺放、在崗位上休息等，扣分分值1分至10分不等。環衛站《績效考核辦法》規定，扣除1分扣50元績效獎。扣分，被環衛站製定的《員工守則》以「作業規範」、「勞動紀律」的名義正當化了。

如果這些規定真的以完善工作為目的，工人因怠工被扣分，也確沒有什麽「怨言」。然而環衛站卻是以管理的名義對工人進行「壓製性」「懲罰性」地罰款。

首先，工作過程中扣分規則荒謬至極。環衛工人反映，垃圾桶太滿要扣分，不夠滿也要扣分，垃圾桶裏的垃圾一定保持與蓋沿同等高度。這樣的作業要求根本就不能實現，因為隔夜的垃圾總會下沈，總會騰出空間。而且，這樣的作業要求真的是為實現保潔工作高效、整潔、有序而設的嗎？

類似這樣的規定不勝枚舉：在長興街道這裏，在路邊略作休息要被扣分；上個廁所離崗10分鐘要被扣分；崗位太長把落葉掃到路邊等機械車，要被扣分。神奇的是，撿廢品也會被扣分，環衛工人在處理垃圾過程中回收「廢品」又有何過錯呢？一位工作了5年的工友說，曾經撿廢品被質檢員發現，她索性把廢品丟掉，說：「我不要廢品了！」即使這樣，還是被扣分了。

這樣的扣分舉措真的是以完善工作、監督工作為目的嗎？不對工作的實際質量做評估，而惡意扣分罰款，實則是赤裸裸地剝奪環衛工人用汗水掙來的「辛苦」錢。依據《環衛用工意見》，工人基本工資2520元，日均工資115元。一旦被「隨便「扣分，幾乎一天白幹了。本來就是辛苦錢，被公然「無理」剝奪，工人能不憤怒嗎？

可悲的是，這樣的情形在環衛行業中甚為普遍。一位廁所環衛工人曾控訴扣分的霸道：「這些扣分，是巡查員拼命尋找各種理由來壓製性、懲罰性扣分，刁難我們。」扣分只為懲罰，質檢員看到地上有垃圾、人不在崗位就立馬扣分，而從來不會從工人角度考慮實際作業質量，畢竟馬路上24小時隨時可能產生垃圾。

長興環衛站的「法網恢恢」
余有德由於扣分累積超過20分，被環衛站無條件解雇。接到解雇書的兩天後，余有德死於家中。可以說，因扣分被直接開除是導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

據工友說，余有德在環衛站已工作超過五年，按照環衛站合同簽署年限，余有德簽署合同次數至少三次，應為無固定期限合同。如果推測為真實，環衛站憑什麽可以無條件開除余有德呢？

環衛站《員工守則》規定，「扣分累積達20分，用人單位按照《勞動合同法》予以解除勞動合同，並不支付經濟補償金。」另外，《守則》 第四十四條又規定：「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書面通知，員工拒絕簽名的，由用人單位按員工提供的通訊地址以特快專遞寄出，視為送達，不影響執行。」這樣的規定，對於識字不多的余有德來說，意味著「被辭」沒有任何的申訴渠道。

長興街道環衛站的可怕之處在於，它通過嚴密、細致的規章製度「合理化」地侵犯工人的權益，分條縷析地將扣分規則寫進《員工守則》，再規定扣分帶來的懲罰性措施：包括績效獎扣除、扣分累計停止加班安排、解除勞動合同，從而使得停工、違法解雇成為控製工人的合理「霸王條例」。這一條例的荒謬之處還在於，工人沒有任何權利說「不」。如果工人拒絕簽扣分單，就觸犯了另一條扣分條例，「不服從用人單位」繼續扣分。工友反映，如果拒絕簽單，會不斷被增加扣分。工友阿傑因為地上有垃圾被質檢拍照扣1分，阿傑認為不合理拒絕簽單，與質檢員發生口角，後以「威脅骨幹員工」為由被扣了5分。

阿傑錄下在環衛站辦公室與站長的對話，視頻中，阿傑質問站長，「為什麽他（質檢員）罵我可以，我不能罵他？他威脅我。」站長回應，「那是你心裏想的，他沒有威脅你，你威脅了他，我們都是依法辦事。你到底簽不簽，要是不簽，我就上報領導，當做不簽處理。」而依據《員工守則》，員工拒簽，不影響執行扣分。

扣分罰款製度在法理上根本說不通，更不用說因此而無條件開除工人。廣州市政府發布的《環衛用工意見》，鄭重聲明：「用人單位的規章製度不能設置罰款以及沒有法律依據的工資扣減規定，不得以罰代管。」

用人單位固然可以製定管理製度，但是製度有效性需要建立在與全體工人協商的基礎上。長興街道《員工守則》上特意聲明「本守則已經長興街市容環衛衛生管理站2015年7月21日員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且已向全體員工公示公布」，但據一位2014年入職的環衛工人所說，他從來沒有參與過規章製度的相關討論。

「以罰代管」的惡還在繼續
10月28日，余有德被發現死在家中的第二天，天河區五山街道的環衛工人因為在微信群傳播余有德的事情而被扣5分，被罰款250元。天河區黃村街道、長興街道的環衛工人也因此被叫到環衛站辦公室問話。

余有德因為「扣分罰款」製度而死，而以罰代管卻依舊猖狂。余有德被發現死在出租屋時，身上還穿著環衛工的製服。環衛站不去調查事件來龍去脈、不為工人聲討，卻一味地撇清與事件的關系，霸道打壓傳播消息的工人，甚至主動製造「謠言」，混淆視聽：天河區部分街道、環衛所工人收到站長的消息——工人為飲酒過量造成心梗死亡，與環衛站無關。家屬尚且未拿到法醫鑒定，為何環衛站已有定論？

余有德因為製度而死，而他可能從未想過，在他死後，製度依舊繼續在「吞噬」他，環衛管理系統枉顧事實，將工人死因簡單地歸結為「喝酒喝死的」；只字不提「扣分罰款」，試圖扭曲事實，而工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如同螻蟻般，被輕易抹除。環衛管理的惡在於他們在「合法」地殺人，用惡的製度隱性地「殺死」工人，同時還是通過霸道的惡製度為自己正名。

悲劇事件之後，為事件發聲、傳播信息的工人遭受被銷聲；環衛管理層罔顧事實製造「假消息」——「喝酒醉死」的結論無任何憑據。這一些列連鎖反應讓我們看到整個環衛機器是如何運作——這架龐大的環衛機器，絲絲入縫，層層嵌合，它通過惡的製度，來「合理」地控製工人、壓製工人，也「合理」地來抹除罪惡。

二零二零年

不合理的「臨時養老賬戶」｜退休大問題

黎大姐，生於1958年，四川戶籍，1992年5月到番禺某房地產公司工作。因該公司緣故，未能在當時為黎大街繳納養老保險。直到2010年8月，黎才在廣州首次正常按月參保繳費。2012年，該房地產公司為其補繳1998年7月至2009年10月的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2018年，黎大姐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並在廣州參保繳費累計月數達15年。但因黎大姐是臨時養老賬戶，不能在本地申領退休待遇。

什麽情況？為什麽養老賬戶還有「臨時」一說，而且還不允許我們打工的在廣州進行退休？服務行業的工人會不會也遇到這問題？要知道廣州退休待遇與老家戶籍所在地的退休待遇可是差了一大截的。

什麽是臨時基本養老保險賬戶？
為什麽會有「臨時基本養老保險繳費賬戶」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繳納養老保險為五險一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乎工人退休養老的大事情。《勞動法》亦規定用人單位必須為勞動者參保，當然也包括養老保險。按照規定，工人只需要在打工的城市累計繳納養老保險滿15年，且達到退休年齡，就可以享受該城市的養老待遇。可是這裏面卻可能有陷阱：

2009年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66號文《城鎮企業職業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對於年滿50周歲的男性和年滿40周歲的女性來說，只能在新參保地建立臨時基本養老保險賬戶。也就是說，在2010年1月1日之後，如果到達這個年齡的外地工人，第一次在城市繳納養老金，則只能是「臨時賬戶」。區別於常規的一般養老賬戶，「臨時賬戶」就算我們繳滿15年廣州社保，也無法享受廣州的養老金待遇，只能轉回老家領取更低的養老金。

更嚴重的是，即便工人在退休之前補繳40歲之前的養老保險，也不能改變「臨時賬戶」的性質，外地打工的工人仍然只能回到老家退休。而老家退休金和打工的城市（如：廣州）的退休金差距則可能很大。據統計，2016年廣州的職工養老金平均為3316/月，而湖南省則為2814/月，四川省平均為1946/月，如果是采用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的話，全國平均水平則僅有125元/月。在城市奉獻了大半輩子青春的我們，明顯一下子退回「解放前」。

企業違法的「果」，卻必須由工人「吃」？
原先的政策已有規定，只需要在廣州繳納社保十年以上，便可以享受廣州養老待遇，但「臨時賬戶」卻設立了新的重重障礙。人社部曾解釋，「臨時賬戶」的設立是為了緩解中心城市的參保壓力，同時美其名曰「為了保障繼續參保繳費的權益，防止一些臨近退休的人僅僅為了得到中心城市比較高的養老金待遇而轉移就業」。固然，這樣的措施固然可以防止部分人「投機取巧」，但卻忽視了絕大多數工人普遍遭遇「社保拖欠」的現實。

2006年，人社部指出，廣東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參保率也僅有為20%左右，大部分工人未參保。2011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企業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的比例僅有13.9%。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政府還強行推出「臨時賬戶」政策，並不是為工人著想，明明是為了當地政府「減負」！隨著很多工人維權意識的提升，大家越來越意識到社保是非常重要的，也努力去投訴以往的企業，要求補繳社保，這本身合情合理，但這卻也無法改變「臨時賬戶」的性質。為什麽企業違法的「果」，卻必須由工人「吃」呢？

綜上：享受養老待遇本身是工人的基本權益，但現在大城市卻可能逼著退休的工人只能享有「低一等」的養老金待遇，這是嚴重不合理的。「臨時賬戶」的設定只認定工人首次參保時的年齡，卻沒有考慮工人在此之前，就可能在城市存在勞動關系，只是用人企業逃避了繳納養老保險的義務。政府難道不應該核對工人事實層面的勞動關系，追究企業的責任，給予工人應有的城市保障麽？而不是一紙政令就將「被剝削」的退休老工人「遣送」回老家，像扔垃圾一樣。這個不合理的人社部66號文《城鎮企業職業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理應要被廢除。

「無法保衛」的勞動價值｜保安行業的生存現狀

從小區到樓宇大廈、商城賣場、從學校到各個公私單位/場所/博物館，現代社會都離不開一個最為重要的角色——保安。在街道上往返逡巡，或者是一個逼仄的保安廳，或者是一片窄小的屋檐，一站可能就要大半天的保安，在維系現代城市日常經濟生活安全穩定中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

保安行業的興起源於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所激發的強烈安保需求，自改革開放後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新興服務業。1984年深圳第一家保安服務公司的成立開啟了保安行業的市場化運作，截止2019年初，國內保安服務企業已經達到 9500 多家，在冊保安人數更是達到 515 萬人。

然而在這蓬勃發展的背後，保安員卻長期面臨著高流失率的問題——據相關數據，保安普遍的長年流失率在30%~50%之間。對於很多保安兄弟姐妹們而言，長期被貶低、保安工作只是一個暫時性的謀生手段而非長期堅持的事業，隨時可能跳槽到其他待遇稍好的行業去。

保安員組成以18 ~24歲和50歲左右兩個年齡段居多，部分退伍士兵和低齡高中畢業生會選擇將保安作為過渡，大齡的則是多數臨近退休的、缺乏相應技能的工友。在這樣的弱勢結構之下，保安員往往缺乏足夠的議價能力，持續地被用工單位或派遣公司層層盤剝，造成惡性循環。低工資、高強度、弱保障的行業現狀長期困擾著保安員，這是一個極度缺乏勞動價值感和尊重的行業。

「無法保衛」的勞動價值：低工資、高強度、弱保障
保安行業的雇傭方式長期以勞務派遣或外包為主，資金來源嚴重倚賴用工方的保安服務費，而工人又不直接受聘於用工單位。保安服務公司作為法律意義上的雇主，牟利為純粹目的，則必然會想方設法用「最少的錢」完成服務量——即降低用人成本、提高工作強度是顯而易見的「謀財之道」。

眾所周知，保安行業多數采取兩班倒的工作模式，每日的執勤時間基本都在12個小時左右。工作壓力大，部分崗位訓練嚴格，工作時間長，單調枯燥，節假日更不能正常休息，這些都是保安的工作常態。按照勞動法規定每周正常工作不能超過40個小時，最多每月加班不能超過36個小時，每日延時加班費至少1.5倍。然而多數保安公司的工作時間是712模式，也就是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當然有的地方是612模式。難道是保安公司對勞動法的不了解嗎？實質上客戶企業簽訂服務合同上早已明確嚴格按照勞動法收取服務費和加班費。過年過節更是不能休假，三倍加班費？想都別想。

根據廣州市人社局發布的《2019年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整體保安人員的月平均稅前工資為3433元，其中最低達2498元，比當地最低工資2100元僅高出數百；深圳地區的保安平均工資為4234元，部分保安人員收入僅2827元。若保安公司依法依規支付法定加班工資，以每日12小時工時製計算，保安人員的實際收入不應如此之低。遺憾的是，在業內通用的低底薪+低津貼模式，剝奪了法律上關於休假、加班工資等方面的權益，全國各地一線保安人員實質上到手工資並不會比最低工資高多少。

更為可惡的是，極少有保安公司主動為工友繳納五險一金。國家《勞動法》和《保安服務管理條例》明確強製規定保安公司為工人繳納五險一金（養老、醫療、生育、失業及工傷保險+住房公積金），現實中依法繳納的情況少之又少。而保安同樣因為低底薪，缺乏繳納五險一金的意願，令企業可以持續維持低薪酬標準。

然而，保安行業本身作為一個相對高危行業，其需要社會安全網的保障。據國務院數據，2001年至2008年全國就有31300多名保安員負傷、309名保安員犧牲，其中僅2008年就有6859名保安員負傷、49名保安員犧牲。保安員不僅待遇不高，傷殘死亡撫恤等方面的勞動保障同樣因保安公司的違法和政府監管失職，而亦無法真切落實，非常令人遺憾。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中勞動權益保障「任重道遠」！
2009年國務院為了進一步規範和監管保安行業，以及強化勞動權益的保障，推出了《保安服務管理條例》（2010年起施行）。條例中第五條強調保安公司應主動承擔雇主責任，保障保安員在社會保險、勞動用工、勞動保護、工資福利、教育培訓方面的合法權益；第十八條亦特別強調雇主需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會保險；同時因應保安崗位的高風險特性，第二十條規定雇主應「為保安員投保意外傷害保險」。

雖然條例強調保障保安員勞動權益是促進保安行業發展的關鍵之一，但是面對行業普遍存在的長時間高強度加班、社保缺繳等違法行為，以及過低的薪酬水平，相關部門都未能提出有效、盡責的解決方案。同時行業中亦普遍存在的類軍事化管理和來自管理層的權力霸淩常態。條例本身著重強調保安行業的發展進步，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若缺乏對保安員勞動權益的具體落實和投資（工資待遇和技能培訓上），如此「吃人血饅頭」的方式對於工人權益、社會發展和穩定必將不可持續。。

保安人員在現有製度下完全沒有任何議價能力——一方面，派遣製度決定了其工作本身的不穩定性——崗位和合同期限都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缺乏自組織的空間，為自己爭取表達的機會。現有的勞動法框架雖提供了保安員可以爭取權益的路徑，但在執法缺位和雇主耍賴的當下，工友們唯有嘗試集體團結的方式，旁敲側擊的監督和舉報違法行為，改善工作場所的不合理不合法安排，才有可能奪回應有的議價權。

特殊工時製是「靈活用工」的創新，還是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倒退？

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文件《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第二項第五條中寫到，「允許深圳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文件一發布就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對「特殊工時管理製度」的熱議，有人第一時間就想到：這是否意味著996、007的加班風氣以後就成為合法製度了嗎？「特殊工時製」推廣後，勞動者權益會不會更難以保障？

什麽是「特殊工時製」？
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並非新鮮事物，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早已有了它的存在。勞動法中最常見、應用最廣泛的是標準工時製，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每日8小時、每周5天的工時製，特殊工時製度則包括了不定時工作製與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兩種。

特殊工時製的設計，是因為部分行業和工作特殊性無法適用固定8小時的標準工時製。例如列車司機需要根據交通調度和運輸的需求在深夜工作，就沒有辦法按照「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時段來安排班次¹；或者有些工作只能在一年中特定的季節開展，所以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受季節、資源、環境和自然等條件限製的行業中，需實行特殊工時製度。

特殊工時製度的法律漏洞在哪裏？
唯一一份針對特殊工時製作出法律指引的是勞部發[1994]503號文件。文件指出，實行特殊工時製的工種在工作周期內的工時總數應該與標準工時相同，如以周為計算周期，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40小時，超過法定標準工作時間部分，應視為延長工作時間給付150%加班費，在法定節假日工作則給付300%的工資²。

實行特殊工時製的勞動者加班費必定會縮水，普通藍領工人是首當其沖的利益受損群體。例如上海環衛工人普遍是綜合工時製，以月為周期計算工時，法定標準工作時間為166.7小時。由於綜合工作製下沒有「雙休日」一說，周末同樣屬於工人的正常工作日：工人一個月內法定工時為166.7小時，超出的部分都是按延時加班的150%來計算加班費的。相比之下，在標準工時製下勞動者只要在周末加班就應給付200%的工資，特殊工時製的勞動者加班費毋庸置疑縮水了。而實行不定時工作製的勞動者不論在工作日還是休息日加班，用人單位都不需要支付任何加班工資³，企業就可以仰仗這些法律的漏洞節省一大筆加班費成本，還可以肆意超時利用工人。

關鍵的漏洞還出在審批的權限和程序。503號文件規定各省市和自治區政府可以自主製定本地區特殊工時製度的適用範圍和審批辦法，這就造成不同地方、執行和監管的標準籠統混亂，甚至相互沖突，而中央政府對地方所製定的標準又沒有否定機製和監管方法。例如有的行業在某地允許申請實行特殊工時製度，到了另一個省市卻不在適用範圍內；有的省市規定了企業必須提交特殊工時的詳細執行方案，有的省市卻對此不做具體要求。各省標準不一，甚至同省的各市都有可能不一樣，這樣的混亂比比皆是。可見地方自主的審批空間，實質可能造成企業推行特殊工時製度審批的難度實則很低、可操作空間很大且缺乏有效監管；企業便可利用政策漏洞「靈活安排」勞動者超時超量的工作，又不將超時超量的工時計入加班時間，以此節省加班費成本。

第三，特殊工時製下勞動者休息休假權沒有保障。雖然法律規定企業要確保勞動者的休息休假權利，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但安排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長的權力還是牢牢掌握在公司管理層的手中——管理者可以在不與勞動者協商的情況下安排勞動者長時間工作，且不違反特殊工時製，勞動者沒有自主安排休息休假時間的權力，長期下去會給勞動者造成身體傷害、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原本為應對部分工作靈活性需求而生的特殊工時製，卻在法律與實際運作之間留出一大片灰色地帶。

深圳再推全行業「特殊工時製」，全國推廣的前兆？
特殊工時製度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深圳人的視野中。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發布了文件《深圳市實行不定時工作製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製審批管理工作試行辦法》，這個文件出臺的意義在於擴大特殊工時製度的適用範圍，使特殊工時製不再只是用於長途運輸等行業內，而是要把深圳行政區域內的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市外企業在深設立的分支機構都納入到不定時工作製和綜合計算工時製範疇。 也就是說，原本只是運輸業和季節性作業的企業適用的特殊工時製度，被推廣到大部分民辦企業都有權限申請。

今年深圳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先行區，再次力推特殊工時製，無非就是為了未來全國全行業推行「探路」。在新的經濟形態下，疫情下企業亟需復蘇、平臺經濟「靈活用工」崛起，勞動者工作保障變得極不穩定，政府的應對策略卻並非從勞動者保護出發，而是反向從深圳開始推行全行業特殊工時製。但十年後的今天同十年前一樣，我們仍然沒有看到與特殊工時製度的實行相關的勞動者保護政策——包括政府監管措施、企業違規處罰機製、勞動者權益保護和申訴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出現。過去特殊工時製缺乏監管所產生的「灰色」地帶，往後可能將真正走到臺面上來，以合法合規的身份繼續存在，使工人權益保障更為艱難。

今天中國的勞動者都被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籠罩著，對GDP的狂熱追求落在每個勞動者身上就成了績效的魔咒，資本驅使著勞動者順應剝削甚至開始自我剝削。企業精明地利用了這種風氣，爭相製造出各種加班文化。很多勞動者的合同中即便寫明了實行每天8小時標準工時製度，但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狀態早已變得非常「彈性」——過勞/被動加班/24小時待命/已成常態，更別說數量龐大的底層工人群體被迫成為無雇傭關系和社會保障的「零工」。大量根本不需要實行特殊工時製的企業，事實上已經在大搞特搞「特殊工時」，這個過程只要付出微乎其微的成本（甚至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實現，個體勞動者對此沒有任何協商的權力。

雖然文件中只是提出要「探索」特殊工時製度，但消息一出還是引發了超高熱度的爭論和猜想。因為不管是法律還是政策文件，都有太多的自由裁量和不合理空間存在。特殊工時製度寫入勞動法25年，滿足了越來越多的企業「靈活用工」的需求，但涉及勞動者基本加班和休息權益的內容從來就沒詳細的、統一的規範，這是這項製度的根本缺陷所在。雖然在疫情後經濟亟待恢復的情況下，靈活用工似乎已成了必然，但是籠統的法律規定絕對是勞動法的倒退！勞動者權益的受損曾經還有法律可以依憑，而這樣模糊的特殊工時製只會讓勞動者失去這一最後的武器。所以我們要關註的不止是「將來996是否合法？」的簡化邏輯，而是與自身權益息息相關的每一個具體實際的問題：

哪些行業、工作、職位和人員適用特殊工時製度？全國有沒有統一標準？單位要申請特殊工時製度，員工有沒有發言權與否決權？如何認定工作時間和加班時間？每日工作時間上限和下限多少？待命算不算加班？如何安排休息和補休？法定節假日、年休假是否正常享受？單位申請和審批程序是什麽？員工對審批過程有沒有知情權？誰來核查與監管？對工時安排不滿意如何申訴？誰來判定單位是否違規？違規如何處罰？

特殊工時製的推廣美其名曰是「靈活用工」的需求，但所有宏大的政策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永遠只是一些漂亮話，它意義不清、界定不明、缺乏基準，企業隨意就可以鉆法律的空子剝削和傷害勞動者。未來五年，不論特殊工時製度如何成為深圳新「亮點」，甚至成為社會主義勞動實踐的「大勢所趨」，如果政府監管措施、企業違規處罰機製、勞動者權益保護和申訴製度沒有得到嚴格的完善、保障和落實，那麽「亮點」背後生產的就是新一輪的剝削機製。

「奮鬥者協議」：揭露失衡的職場權力關系和偏倚變味的勞動法實踐

近日一紙廣東省高院的再審駁回決定書，正式為華為企業要求員工簽署的「奮鬥者協議」背書，無不令人訝異。這一從華為誕生出來的「狼性」奮鬥者職場文化，正在被服務行業中各行各業所效仿，其中不乏添加各式涉嫌違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規定的協議條款，如放棄帶薪年休假、加班費、勞資爭議主張權等，置勞動者於更加無權無力的狀態。

這一判決是如何？
華為前員工曾夢因2018年被華為因「連續曠工三天」為由開除，且不予經濟補償金，曾夢因此訴請法院狀告華為賠償違法開除的雙倍「經濟賠償金」、既往未支付的年終獎，以及常年超時的加班費和未休的帶薪年休假。而華為公司則主張曾夢「連續曠工三天」嚴重違反內部規章條例，屬合法開除；而年休假等則因曾夢簽署了「奮鬥者協議」主動放棄，故不可能發放。

案件歷經勞動仲裁、一審及二審，法院在二審（即終審）選擇支持了華為使用內部管理規章開除曾夢的合法性，並且認可所謂的「奮鬥者協議」中的條款，允許華為「合法」剝奪員工的帶薪年休假權益。曾夢不服此「荒謬」的判決，申請廣東省高院重審此案。而高院在今年10月作出裁決，表明支持深圳中院二審的決定，駁回了再審的申請，堵上了曾夢的所有救濟渠道。

「奮鬥者協議」背後失衡的權力關系
該案的二審和高院的再審駁回裁決，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關註，源於其本身存在的巨大爭議性——勞動者在工作場所基於上級命令所簽署的「協議」「條款」，竟然可以毫無爭議的被法官認定為「合理合法」，背後的正義偏倚是最大的危機。

在未休年休假的裁決上，二審判決中引用《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安排職工休年休假，但是職工因本人原因且書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單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間的工資收入。」，以此來裁決，在書面提出和放棄權力下，華為可以只支付曾夢正常工作期間的工資收入。這一條款本身存在很大吊詭之處，勞動者怎麽可能會主動要求不休年休假且不領取三倍工資，並額外正常上班呢？但不管怎麽樣，它被寫在了實施辦法中了。

所以問題出在「奮鬥者協議」的合法性審查上。該協議是否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之情形下出具，是判斷的重要標準，這就嚴重依賴主審法官的立場。遺憾的是，面對這麽一個灰色的主觀解讀地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最後傾向於資方。

法官照本宣科的判決似乎沒有什麽法律問題，可是這裏被忽略的最重要的一個點是：失衡的職場權力關系。勞動者在入職或工作中永遠是處於絕對的弱勢位置——對於公司而言，拋棄一兩個「會抗拒」的員工是不費任何成本的事情；而對於勞動者而言，則是短時間內的生計大事。若是不簽署協議（很多時候甚至是空白協議），「走人」的代價承擔得起嗎？你只能走，而且是「自願」的走，這不很扯淡嗎？勞動契約的精神，不是只能有一個選擇，不應該是0和1的零和遊戲。考察協議的簽訂是否基於脅迫/乘人之危，法理上要考量的絕對不應只是一個簽名而已，最重要的是背後失衡的職場權力關系才是壓迫的起源。

判決下偏倚的勞動法精神
同樣在具有爭議的是華為內部的規章製度《華為公司考勤管理實施細則（中國大陸）》。二審法官采用的依據是，《勞動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規定：「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二）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用人單位規章製度的」及《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二）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製度的…(可以解除合同）」。而華為內部規章強調，「曠工屬於嚴重違反規章製度行為，連續曠工3天或一年內累計曠工6天及以上，公司有權解除勞動關系。」。據此，法官認可華為內部規章合法性，並支持「曠工三天」是嚴重的違章行為，裁定解雇合法。

然而法官明顯忽略了另外兩個重要的法律點。其中，《勞動合同法》第四條明確指出，

「用人單位在製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製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製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

也就是說，公司內部規章合法性存廢的基礎是職工的集體共識，若非通過民主程序決策，應屬無效。

此外，《勞動法》第二十五條關於「嚴重違反勞動紀律」行為的定義，是以《企業職工獎懲條例》等有關法規進行認定的，而非簡單依據企業內部規章。該條例第十一條和十八條指出，曠工行為「經批評教育不改的，應當分別情況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經濟處罰」，或者，「職工無正當理由經常曠工，經批評教育無效，連續曠工時間超過15天，或者一年以內累計曠工時間超過30天的，企業有權予以除名。」 很明顯，曾夢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層次的嚴重地步。

在現實操作中，實質上很多公司也已經熟知上述限製條款（不僅華為），更奸詐狡猾的做法是，直接把「知情並同意《內部規章製度》」一項寫在了「勞動合同書」上，在你甚至還沒看到內部製度的時候，你已經「法律意義上」同意了該製度的合法性，巧妙規避違法可能性。你簽或不簽，同樣不是你所能夠自主選擇的。

在這個案子上，很遺憾，主審法官同樣回避了上述關於「合法性」和「嚴重」的認定，忽視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民主機製，勞動者幾無參與規章製度決策的可能性和權力，而是聽從資方單方說辭，直接套用法律條文，照書宣判。勞動法精神中，賦予企業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法理的本意是為了規避企業運營風險，防範勞動者有嚴重影響企業生產行為的可能性，而非用來打壓「刺頭」勞動者的變相工具。所以，爭議中法理關鍵點應是在於如何定義「嚴重」，以及該「嚴重」事項是否勞動者主觀意願等。但現實的內部規章就是很荒謬，曠工三天怎麽就造成了嚴重違紀呢？

勞動法立法的初衷本就是為了平衡原本失衡的職場權力關系，深刻考量雇傭勞動雙方決策下的隱性不公平，進而彰顯正義。一個真正合法合理的判決，應是從立法的初衷出發，回應立法目的，進而適用審查實際案例，而非直接套教科書般、照本宣科，否則直接對著課本索引寫判決算了。這並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不過這也著實給勞動者潑了冷水，給我們醒了個神。法律本來就非勞動者製定的，故而也不會是真心為勞動者服務的。法律所塑造的霸權，無非就是讓我們更加信任/認可它，並繼而被其收編改造，進而排擠它所定義的「不合法」，剝奪製度外表達和抗爭的合法性。勞動者要想真正保障自身權益，ta的合法性來源絕不是也絕不會是法律所賦予的，而是剝削和壓迫本身。

中國十城環衛行業工人權益政策分析報告

市政環衛行業，無疑在現代城市發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職能。作為公用事業的重要部分，市政環衛勞動者對城市環境衛生和市容市貌進行維護，通過有效處理城鄉生活廢棄物，旨在提供一個清潔、有序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環境。城市化的迅猛推進，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文化無孔不入，垃圾生產和處理成了現代化進程中攸關的環節，而針對環衛行業的改革則一直是城市管理者關註的核心。

2002年原國家建設部首次發文《關於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該文以「促進市政公用行業的發展，提高市政公用行業運行效率」 為出發點，要求各地「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該舉措直接加速促進了全國各地在環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¹。

建國以來，市政環衛的供給責任由政府「一攬子」包辦，但其「政企不分、多頭管理、管幹一體、人員冗余、效率低下、技術水平低和財政支出大」²的管理體製在追求「效率至上」的市場話語浪潮中廣為批評。自2002年起，「市場化」文件成了環衛行業的分水嶺，全國各地從主要大城市開始鋪開環衛市場化試點，以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為主；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政府再一次明確公共服務的社會購買趨勢³，並主力推動環衛服務的市場化，環衛行業進入全面市場化發展的階段。而近些年垃圾分類新舉措的推廣，同樣成為鼓勵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踏入環衛行業的契機。

在環衛改革的傳統官方論述中，改革的驅動力來自於政府渴望以市場化承包方式來控製或降低環衛公共財政投入，同時期盼引進額外社會資金提高環衛行業的技術效率和機械化水平。在美好的市場化論述之下，各地政府相繼開展實踐，攜「減負提效」旗號，將環衛體製改革簡單視為「卸包袱」，一切交給外包公司。學者竇學偉在其論文提到，「只要城市化水平提高，環衛作業水平提高，無論哪種管理體製， 環衛經費都會增加⁴」；實踐中，以道路保潔為主的公益性環衛行業，本身既缺乏自我造血的機製，亦嚴重依賴政府財政撥款維持運營，未必可以真正做到「減負提效」。

然而，誰在為這樣的環衛改革「論述」買單呢？在改革實踐中，環衛外包企業遵循「價低者得」的市場規則競爭投標項目，而政府承擔發包和監管責任。政府的確在早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財政投入，但顯然企業同樣渴望在項目中壓縮成本以牟利——克扣工資、工作量拉長、吃「人頭費」、降低法定保障等違法用工行為在政府低職責弱監管下成為事實上的「常態」。而獲得承包權的企業同樣會以政策調整增加成本、或硬件更新/投入等為由要求政府追加投入，但新增的財政成本往往並非直接流向環衛工人本身。環衛市場化改革實質上引入了一個新的「食利者」。

效率至上的話語霸權，掩蓋了政府退場免責兼企業進場食利的合謀本質。環衛市場改製恰恰忽略了對環衛作業運作的核心承擔者——環衛工人——的權益保障。環衛經費的一時縮減，並非源於作業效率的根本性提高，而是來自於驟增的人均工作量和削減的環衛人數，以及更為不穩定（precarious）的工作環境，進而惡性循環影響環衛作業質量。

2012年，國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文件指出「大量一線環衛職工工作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合法權益不能得到保障，隊伍難以穩定，嚴重製約了環衛事業發展，影響城市正常運行和人居環境質量」，才第一次隱性提出環衛市場化改製下環衛工人的權益損害，明確強調保障環衛工權益是城市環衛事業的關鍵。文件也第一次鼓勵各地開展「環衛工人節」活動，以提高環衛工人的社會認受度和勞動尊嚴。隨後，全國多地政府陸續開始關註環衛工工資福利的具體議題，但每個城市對此的重視程度不一，具體保障舉措如何、城市間實踐有何區別、環衛工的處境又是如何，則迄今未有詳細的研究探討和比較。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本報告將通過針對十座國內一線城市的現行環衛工權益政策進行比較研究，以此一窺環衛權益現狀，期冀公眾和政策製定者關註和思考、乃至共同推進環衛工福祉保障，甚至城市之間可以互相學習、改進，並聆聽一線環衛工人的聲音。

一、城市選取標準和報告調研方法簡述
本報告集中選取了國內主要的一線和超一線城市進行比較，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武漢、青島、西安等十座城市。上述城市的選取結合GDP經濟發展指標和地域分布因素，所有城市GDP均排在全國城市前25名，為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或核心城市，同時所選地區覆蓋中國除了東北外的六大地區，以求盡可能兼具地域平衡和經濟水平。

根據筆者對於環衛行業的經驗觀察，越是經濟稍微落後的城市，在環衛權益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層面越是差於經濟發達地區，甚至多數城市並未有成文的環衛權益保障規章，執行層面亦未完全遵照最基本的《勞動法》，環衛工人權益或遠遠低於所在城市的最低標準（如最低工資）。本報告特意選取經濟發達、同時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城市，一方面希望通過比較調研呈現主要城市的核心環衛政策，作為全國其他城市學習、效仿以及批判、反思的模版，借此完善自身和推廣城市環衛製度。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剖析中國最為發達城市群的環衛保障體系，以點帶面、管中窺豹，試圖建立一個宏觀的視角來間接理解中國整體環衛權益的政策現狀及詬病和不足。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十座城市是完美典範，而恰恰是通過批判其中可能的保障體系的缺漏不足、學習個中優點，期冀於國內環衛行業可以建立一套更為完善的環衛工人保障體系。

本報告著眼於十座城市的環衛權益政策層面的分析。通過網絡搜索，在不同城市的環衛主管部門（如城管部門或市容環衛部門等）和新聞媒體網站上收集資料，部分結合線下走訪，重點關註各地區省市政府所發布的環衛政策和與之相關的媒體新聞，以此進行政策層面的比較研究。至於環衛政策的具體落實成效，囿於實地調研的客觀困難和資源不足，本報告只能結合相關媒體報道和少數走訪來間接核證相關城市政策的執行效果，或未能完全體現原貌。但筆者深知，政策規定與現實執行兩者間向來有莫大鴻溝，環衛行業的微觀管理存在諸多政策難以監管或忽略的灰色地帶，而對於環衛工人權益的評估必不能單純從政策製定角度一概而定論。但正因為這樣的固有鴻溝存在，更是提醒公眾和城市管理者：於製度層面上完善環衛行業的保障體系僅僅是第一步，在具體執行上必須重新反思環衛監管的製度性困境、以及尊重工人的能動性表達——在此基礎上，此環衛權益的政策研究才有意義。

二、城市環衛行業現狀和政策概況
這一部分將重點關註各城市的環衛行業的整體概況，包括環衛行業作業量、環衛運作模式和政策的製度化情況，從而對現有行業狀況有個宏觀的了解。由於官方數據和官方標準的缺乏，評估各城市環衛現狀的比較只能依據網絡上現有媒體報道進行分析。

對於環衛工作量，多數城市采取一定路段長度的方式進行工作量分配，基於路段垃圾量和人流量的不同，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地塊可能有不同的設定，介於2000-7000平方米/人之間。以此方式進行環衛人數的核定，有助於：1）基於垃圾量的合理工作量的公平分配，2）環衛行業的自我監督和社會監督。但遺憾的是，很多城市並不會公開環衛人數特定區域核定人數數量，間接留存了負責運營的環衛企業「吃人頭費」的灰色空間，環衛工與公眾亦無法監督企業是否充分雇傭了「法定核定人數」，還是減少了人數並轉移多余工作量到工人身上。

因環衛部門在工作量製度設計上的欠透明性，故報告本身難以處理何為合理的工作量的問題。因此報告嘗試通過比較城市環衛工人數量占該城市總人口比例，以及環衛工須處理的城市生活垃圾量，來討論此十座城市的相對環衛工作量⁵。結合圖1，綜合上述兩個數據可知，其中廣州、蘇州和成都，是所有城市中環衛工人平均工作量相對最少的第一梯隊城市；北京、深圳、武漢、西安四地環衛工相對工作量較低於平均值，處於第二梯隊；而上海、重慶、青島則是環衛工工作負擔最重的城市，環衛垃圾處理壓力均高於平均值。可見，環衛工工作的輕松與否，並不全然與城市GDP水平成正比，而甚至可能經濟越發達，城市雇傭環衛工人數並不會相應增多，故而其環衛工作負擔可能更重，上渝深即為顯著例子。

在環衛運作模式上，自2002年原國家建設部正式發文《關於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要求各地「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後，全國各地無一例外均陸續開啟了環衛市場化改製的嘗試⁶。深圳因其作為改革開放特區的緣故，更是早於1984年就開始了環衛市場化的嘗試。以市場化為主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全國環衛行業整體大趨勢，在未來亦可預見將覆蓋到每一個大小城市，故而市場化環衛模式對於環衛具體權益保障落實是需要重點關註的課題。多數主要城市都在2013年前後基本完成了市場化的基本過渡，實現了全面推廣，但唯有廣州是一個例外。廣州在2013年以前市場化比例超65%，但因為市場化改製過程中環衛管理混亂、導致工人權益的明顯受損，2015年之後政府決定陸續回收，現以街道和區/市城部門直接管理為主（「直管」），占比達70%；即便這過程中當地政府聲稱環衛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但去市場化趨勢維系至今。本報告雖無法追溯歷史上市場化改製前後的環衛權益變化，但廣州的特例恰恰可以幫助理解兩者之間不同的環衛工人權益差異，這將在報告的最後進行簡單討論。

環衛政策層面，在國家住建部等部門的《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文件影響下，多數省市在2012年前後均開始製定各自的「環衛權益政策意見」。但因該《意見》本身細則相對模糊，給予各省市較大的自主空間製定自身具體規範文件，各地所形成的文件多樣，或詳細、或模糊——這均可能直接影響地方「意見」的執行成效。從具體條文來看，廣州、上海、成都、西安四地對環衛權益形成了比較全面的細則，政策涵蓋：基本工資、崗位津貼（及其他津貼）、高溫/低溫津貼、詳細勞動保障、績效獎，部分還有關於技能補貼、工齡工資、節日慰問金和環衛住宿和子女教育的相關規定；而北京、深圳、重慶等地的規定則相對模糊，僅包括：基本工資、高溫補貼、崗位津貼（部分）及粗略的勞動保障；武漢和青島兩地則僅有省級別的相關環衛文件，未有本地專門的環衛規範文本，關於環衛權益規定也相應更為模糊；而蘇州則沒有製定任何的環衛權益文件。其中同樣值得註意的是，上海和青島兩地「環衛政策」並非采取常規的人大立法/政府部門意見的程序，而是采用相對低約束力的集體協商製度，這對於基層代表性組織尚不成熟的環衛工群體，集體協議在執行層面可能會遭遇更多的執法障礙和無法監督定罰的困境。

總體而言，國家在環衛權益政策上給予了各地較大的自主決策空間，並未強製要求各省市需製定本土化的執行政策，也未對政策細節有確切要求。因此，各地對政策製定和落實均基於誌願原則，條款細則各異，勢必出現部分地市保障不足的情況，總體上與國家宏觀層面要求改善現實環衛工人處境的政策目標還有距離。

三、環衛權益政策狀況
環衛行業在城市生活中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環衛工作為整個垃圾鏈條中的隱形銜接方不斷在「消化」、處理城市的「排泄物」。即便行業本身的無可替代，但是工人個體所面臨低技能、低認可、低收入、高風險現狀幾乎是這個行業常態，也更造就了環衛工人危如累卵的權益現狀。

為什麽環衛工人的權益保障很重要？環衛行業的低技能要求意味著環衛公司更傾向於聘用更為低廉、低教育水平的高齡外地工人，而正因為外地工人群體這樣的弱勢地位，環衛工更難在日常工作中獲得充分的議價權力；同時因為社會對環衛行業勞動價值的缺乏認可，環衛工群體更難以在勞動中獲得尊重和肯定，不得不自嘲「垃圾公」「垃圾婆」。社會價值和勞動議價力都嚴重被貶低的現實下，自然有利於趨利的環衛資本尋覓灰色地帶，意圖削弱環衛工人勞動保障和壓榨勞動報酬，但環衛工又囿於自身議價困境無法發聲，進而形成了一個暴利且逼仄壓迫的行業環境。

現實中，環衛行業普遍存在違反《勞動法》的情形，部分地市出現環衛工長年365天不停歇上班、沒有任何勞動保障和加班費；環衛單位吃「人頭費」、拉長崗位工作量、減發福利都是公司「食利」的規定動作；嚴苛管理、以罰代管等都是壓在工人頭上的「緊箍咒」，難以抗衡；交通事故頻發更是讓其成為最為危險的行業之一。

面對這樣的處境，城市管理者作為事實上的環衛雇主有責任在法律製定和執行上不斷完善和強化環衛權益的保障。故此，本部分報告將綜合各地市所出臺的環衛文件以及網絡相關資訊，進而考察各地環衛權益的具體製度規定，並將其歸為4類權益體系（工資權益體系、工作場所的勞動保障體系、社會生活保障體系、社會再生產支持體系），從多個角度比較和評估環衛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1、工資權益體系
環衛工的工資收入主要由基礎工資、環衛崗位津貼、環衛工人工齡工資、高溫津貼、加班或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節日慰問金、績效獎及各類補貼、社會保險費（單位繳納部分）、住房公積金（單位繳納部分）等構成（不含因勞動用工而產生的管理費、稅金、利潤等費用）。本部分重點比較環衛工基本工資、工齡工資、崗位津貼以及績效獎等工資權益部分。

基本工資方面，北京是所有調研城市中環衛基本工資相對最低的城市，標準僅與當地最低工資持平；而其余城市均強製規定工資標準需高於最低工資，其中不低於最低工資110%的為：深圳、蘇州、青島和西安；標準介於120%-130%的為：成都、上海、武漢、重慶以及廣州。其中廣州、武漢等地比例采取定期調整策略，2019年廣州將環衛基本工資從最低工資110%提升到120%，2020年武漢則從110%提升到130%。可見，多數城市政策上均將環衛工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掛鉤，並政策性按比例上調標準。這是對環衛工人的勞動價值認可，並有助於提高環衛工人的積極性。但仍然有城市環衛工資水平與最低工資持平，或者多年維持相似的基本工資標準。

環衛崗位津貼的設立由原國家城市建設總局於1982年製定。因環衛工人在露天作業，勞動強度大，作業條件差，接觸垃圾、糞便等有毒有害物質，故應享受環境衛生津貼。該標準於1997年調整為5元/日/人，迄今未作修改⁷。作為環衛工人特殊的職業性津貼，現在仍然存在很低的認受性，重慶、蘇州、武漢和青島四地公開資料無法查到任何有關環衛崗位津貼的政策資料，也無法確認是否給工人發放了最低的1997年標準，但也有可能工人從未享受到該項工資待遇。盡管無法知曉該國家標準是否仍然各地執行，但該「5元/日/人」標準同樣嚴重落後於當下經濟發展水平，各地市亦有責任進行本地立法完善。除上述4城外，多數已經在此基礎上進行大幅度的調整：西安規定環衛工崗位津貼為每天25元，上海崗位津貼為23元/天（額外早晚班津貼6元/天），北京為22元/天，廣州為20元/天，深圳為18元/天、成都為13元/天，成為工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工齡工資方面，調研中發現多數城市並未將其列為環衛工人工資的組成部分。僅有廣州、上海兩地進行了明文規定，武漢則是有政策規定但無執行標準。其中廣州是執行環衛工齡工資標準比較完善且待遇較高的城市——每1年工齡可折算30元，每月上限為450元；其余城市未有討論具體待遇。工齡工資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來自於環衛行業國有時代的傳統，環衛工人享有累計工齡待遇，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多數工人常年甚至一輩子在環衛行業奉獻，但其薪酬與新入職員工無異、甚至因沿用低、舊標準，更差於新工人。缺乏工齡上的認可無疑會提高環衛行業的流失率（本來就很少人願意做環衛）和影響環衛行業隊伍穩定性和技術提高。

其他補貼方面。年終、節假日時段是城市最為繁忙的時間段，垃圾量也必然增加，環衛工不僅無法與家人共享節日歡愉，還必須投入更多勞動來維系城市整潔；可見針對環衛工給予額外的節日慰問金補貼和年終獎勵是有必要且合理的。遺憾的是，很少有城市將此權益列入文件，僅廣州明文規定環衛工可享有全年八個節日（含七個法定假日和環衛工人節）共2400元的節日慰問金，蘇州環衛則發放1000元春節慰問金和1個月年終獎，其余城市未見討論。

關於績效獎製度，政策上對其明文規定的並不多，見諸討論的僅有上海、廣州、西安三地。但是在實際作業中， 該「績效獎」的管理製度，已經變相演變成「惡規」——該製度長期被變相作為壓製、控製工人的管理手段，形成實質上的「以罰代管」，卻沒有任何的監管和申訴渠道。據走訪，環衛工可因地上煙頭過多或塵土超過標準、與同事聊天或給路人指路、或拾揀可回收垃圾等緣故，而被公司加以扣罰。「以罰代管」不僅變相克扣工人工資，亦致使工人怯於監督公司的違法行為。究其根本，環衛公司在執行績效管理時，考核製度並非基於民主原則與全體工人集體協商製定，也未經工人投票認可，製度也未設立監管部門和投訴渠道等，從而變成一個基層管理者壓製工人而非提高工人積極性的舉措。滬穗西安三地雖明確了績效獎製度，設立了獎金標準，但同樣存在上述「以罰代管」問題⁸。

最後，本報告基於對工人工資組成和測算，根據環衛工人每周「做六休一」的常規模式，測算了含加班費的月工資收入（誤差在±250元左右，1天雙休加班費），稱之為「政策應得工資」。從表格2可了解，上海和廣州兩地的環衛「政策應得工資」屬前列，近5000元；而GDP排名靠前的北京、深圳兩地「政策應得工資」基本墊底，與蘇州成都武漢一樣，均低於3500元。反而列表中GDP最低的西安「政策應得工資」排名第四，遠超北京深圳。可見政策層面，諸多GDP發達且環衛工作量大的城市對於環衛權益的關註極為欠缺。

但同樣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政策應得工資」並非環衛工人的實際收入。在實際的走訪和媒體報道中了解到，多地環衛工實際收入遠低於「政策應得工資」。北京為例，一份來自民間的自發調研現實北京環衛工工資2000-3000/月占40%，3000-4000/月占20%⁹，低於估算的「政策應得工資」3590元。上海地區，2018年央廣網的報道曾指出¹⁰，環衛工實際到手工資為3700元左右，低於估算的「政策應得工資」5000元，側面說明了外包企業的亂象與剝削。深圳地區，亦有工人反應每月收入實際上在當地最低工資上下，低於估算的「政策應得工資」3400元。西安環衛罰款名目多，實際工資亦與最低工資相持平¹¹，而「政策應得工資」為4300元。青島環衛工根本不按照山東省集體協議執行，而是施行3100元或2200元固定工資標準，無「五險一金」，遠少於低於估算的「政策應得工資」4200元。而更為嚴重的是，如青島、西安、深圳及上海等地（也是全國普遍現象），環衛工是執行365天上崗製，天天無休，不僅沒有法定兩倍或三倍加班費，請假亦會被額外扣除工資，可見環衛工違法情況更為嚴重，而實際收入則被嚴重壓低和侵蝕。

綜上，環衛工在工資權益體系的保障仍然單一、不足，保障與實際執行亦存在莫大差距。多地環衛工資待遇主要由基本工資和崗位津貼組成，多數城市環衛工資水平與其經濟發展嚴重不符。其中過低的基本工資同時決定了環衛工加班費收入的低水平，加上普遍存在的不依法支付加班費情形，共同構成了環衛工人實際收入遠少於政策應得收入。對於基本工資和崗位津貼標準，多個城市缺乏定時調整機製，暫未依據社會經濟發展適時調整。工資體系中工齡工資、節日/年終獎和績效獎部分，尚未形成城市間的政策共識。縱觀上述不足，城市間的比較啟示政策製度者應在未來的環衛工資政策持續完善和相互學習，才能更好提高環衛工的工作保障。

2、勞動保障體系
勞動保障是環衛工勞動權益的關鍵部分，提供一個安全、穩定、免受職業傷害的工作環境是環衛單位應有的責任。環衛工作為最危險的公共行業之一，常年受到來自馬路上車輛等的意外傷害，建立一個工作場所和社會生活的勞動安全網至關重要。本報告將分兩部分——工作場所勞動保障與社會生活保障體系——比較各個城市的勞動保障體系。

2.1 工作場所的勞動保障

環衛行業因其工作特殊性——馬路/高溫作業、垃圾清理、強體力勞動等——對於勞動者而言有很多潛在的職業安全風險。因其馬路作業的客觀情形，環衛工時常遭遇馬路交通意外，而夏天露天高溫作業、冬天低溫作業也使得工人可能遭遇中暑或低溫疾病等相關職業傷害；同樣，高強度的體力工作和垃圾接觸，也同樣有產生身體傷害（如肌肉勞損、頸腰椎病、肩周炎等肌肉骨頭疾病，和細菌、病毒感染等）。因此，環衛單位應做到提供充足的勞保用品，如高顯眼反光衣、工作警醒告示牌、夜間工作隨身熒光燈、防護頭盔，以及應對高溫和低溫天氣的相應工服和降溫/保暖措施，同時應提供足夠的手套、口罩防護品免於汙染環境感染，並提供適時的休息場所和接觸有害物質的防護補貼；定期體檢同樣有助於預防和監測環衛工的健康情況。

在十座城市的比較觀察，報告對上述的勞動保障要求進行審視，但多數城市在這方面的關註和投入並不充分。勞保用品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四座經濟靠前的城市均未有明確規定，其余城市或多或少有要求環衛單位提供勞保用品，但也不盡完善，發放情況也未完全符合要求。重慶為例，有內部報告顯示¹²，環衛政策要求「勞保費用標準不低於420元/人」，但實際支出差距每人100余元。而免費體檢一項，體檢標準最高最全的為上海，環衛工每年可享受不低於900元的體檢福利，可涵蓋肝、肺、消化道等腫瘤指標篩查；但仍存在蘇州和成都兩地環衛無法完全落實每年一檢的規定，北京則要求要做滿一年環衛才能享有每年一次體檢待遇。可見體檢政策亦並非在全國覆蓋。

高溫補貼標準方面，每個城市有不同的標準，大部分省市標準已提高至300元左右¹³。但如北京、廣州、深圳等地的高溫補貼標準仍然處於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其中廣深已經超過13年沒有調整，維持在150元/月，嚴重滯後於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有悖高溫補貼標準設立初衷。低溫津貼則普遍未受到政府重視，這源於低溫作業對人體的危害往往是隱性不可見的¹⁴，不會像高溫中暑立馬顯現，容易被人們忽視，但環衛工人實際上常年遭受低溫凍傷等慢性傷害。在調研的城市中，僅有上海、成都兩地曾有發放低溫津貼的記錄，其余地區未見討論。同樣的，針對崗位有害垃圾接觸補貼，全國仍然屬於空白，僅見上海、武漢兩地有提出討論（但無具體政策）。

針對環衛休息點，全國城市普遍都在開展環衛休息點/歇腳點的建設，並不斷豐富其中配套設施，期待提供一個好的環衛休息環境，是一個很好的趨勢。但經走訪和搜羅信息可知，環衛休息點整體的使用率極低，一方面因環衛休息點少、距離遠，且多數僅為班長等管理層使用，一線環衛工使用並不方便、自主；更為關鍵的另一方面，環衛工工作間隙休息時間短、吃飯時間也少，有時若離開崗位去休息點亦容易被扣分罰款，環衛工不得不選擇在崗位上就地休息。環衛工歇腳點的倡導，卻因環衛工人極短的休息時間和畸形的環衛管理而陷入尷尬處境，最後不得不成了環衛行業的形象工程。可見，要解決環衛工休息的問題，關鍵還在於建立一個合理的休息機製和工作量安排，而不僅僅是提供休息點的物理空間支持。

2.2 社會生活保障體系

在城市生活中，環衛工同樣會遭遇來自醫療、生育、意外、養老、家庭困境等方面的危機，而一個完善的勞動保障體系，不能缺乏來自社會安全網的支持。本部分討論十座城市中關於「五險一金」、人身意外險、環衛救助系統以及針對超齡環衛工人的保障情況，一窺現有保障體系的問題。

「五險一金」，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是國家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必須給予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在所有用工企業和政府文件中都會指出「五險一金」的強製繳納性。遺憾的是，違規不繳或少繳「五險一金」幾乎是環衛行業的通例，尤其是在2000年市場化改製之後。環衛工在外包或勞務派遣的體製下，參保率極低——北京、上海、深圳、重慶、青島、西安等地都能在公開媒體報道或民間調研報告中明顯發現，用工企業普遍存在違規不繳「五險一金」的行為，導致環衛工人遭遇工傷/就醫無保障、退休無著落的危機。此外，「五險一金」同樣存在繳納標準「刻意」偏低的問題：法定繳費基數一般為工人過去12個月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但用工企業往往采用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繳費比例（公積金以5%計）繳納資費，雇主雖履行了繳納職責但實質上卻一定程度損害了工人的養老金/公積金等福利保障。調研中發現僅有廣州一地，采取了最高月均收入作為固定繳納基數，將全體環衛工的「五險一金」基數全市統一，規避了部分環衛單位的投機行為，也因其非市場化管理模式而在工人參保率上保持很高水平。

人身意外險和救助金無疑是防範環衛風險的重要補充。但盡管如此，調研的十座城市中仍然有北京、深圳、廣州及青島四市未將意外險列入工人基本保障之中。誠然，環衛工工作中遭遇意外，可以依法享有工傷補償，但是從事環衛行業的工人多數為極低收入的外來人口群體，風險承受能力過低；因此，企業有必要為環衛工人提供額外商業保險補充。環衛救助金的設立亦是此理，針對遭遇家庭事故、醫療困境的環衛工人提供額外的人道救援，調研中發現僅有北京、廣州、成都和武漢四地設立了類似救助金項目。

同樣值得關註的是，環衛工群體中有很大比例是由超齡工人組成，即男性大於60歲/女性大於50歲的外來務工群體。因為歷史上社會保障體系的監管缺失，很多工人數十年的打工生涯缺失社保保障，導致滿退休年齡後仍不夠社保繳費年限，無法當地享受養老待遇，需要繼續在城市打工維生。超齡環衛工人無法繼續繳納五險一金，缺乏工傷、醫療的關鍵保障。因此針對超齡工人，額外提供一定的補充社會保障是至關重要的，既是對勞動者的權益保障，也是對用工企業的風險防控。遺憾的是，僅有廣州、成都、武漢三地在政策上對此困境有所討論（但落實情況仍然存疑），其中廣州與成都規定環衛單位須為超齡工人購買商業保險或額外生活補貼，武漢規定應將超齡工人納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他城市，尤其是超齡工人占多的城市如北京、深圳等，均未有相對應的舉措。

縱觀整個社會生活保障體系中，現階段環衛工人享有的實質保障並不多。在「五險一金」的法定權益方面，環衛工群體仍存在參保率過低和參保基數偏低的問題，政府在監管和製度完善上仍然需要做更多。同時，各地政府需盡快完善環衛工意外險、環衛救助金製度，提供更豐富的社會救濟體系支持。針對超齡工人社會保障體系，各地政府亦有必要探索商業保險體系以覆蓋保障環衛工人的工傷、醫療權益，同時嘗試建立一套支持「超齡養老」的保障體系，如將原企業應繳社保基金轉為協助工人繳納城鄉居民保險或靈活就業人士保險等，填補養老系統漏洞。

3、社會再生產支持體系
前述均嘗試從環衛工在生產領域上的保障進行比較，這一部分主要重點討論環衛行業社會再生產領域的支持體系，亦即環衛工群體在日常生活休息及技能學習等方面的支持：這一方面的福利保障同樣對於環衛工勞動延續性有很重要的支撐作用，故稱「再生產支持」。再生產支持中最為關鍵的是環衛工的住房和子女教育問題。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環衛工群體，在市中心工作必然會面對昂貴的住房花銷；而工人子女也必然面對難以入讀本地的公立學校的教育問題，而成為留守兒童。環衛工並非只是市政環衛的「清掃工具」，ta們同樣擁有作為一個公民該具有的居住和教育的權利，但這往往為市政管理者和公眾所忽略。此外，即便是低技能的行業，環衛行業未來同樣面臨機械化、智能化的轉型，環衛工技能的自我提升和叠代顯然愈加重要，這也是雇主的「再生產」責任。

從現有的數據看，在住房方面僅有成都、武漢和青島三地有政策明確提出應提供環衛宿舍或租房補貼，其余各地均未有政策支持。子女教育方面，僅有廣州是不受學位限製，環衛工符合2年社保條件子女可以直接免費入讀公立學校；另成都和武漢同樣開放環衛子女入讀的機會，但可能受限於當地學位數量等要求。住房和子女教育問題，兩者均是多地政府常年強調的環衛問題，多地試圖套入公租房體系（如深圳、重慶、蘇州等），但是在實際執行上困難重重：公租房數量少，且環衛工競爭力過低亦幾乎無可能申請上，難以惠及多數環衛工。也就是說，環衛工在多數城市的住房和子女教育能夠得到的政策支持幾乎為零。

針對環衛技能培訓，僅有上海和廣州兩地建立了稍微完善的機製，其中上海同時公布了技能補貼的標準。提供環衛工人技能培訓和補貼有利於該地提升環衛行業機械化和智能轉型。此外，上海和青島兩地還提供給環衛工每年一次的免費療休養/參觀遊玩的機會，蘇州則提供環衛工人每日免費早餐。

必須承認，縱觀十座城市，在環衛工的社會再生產支持體系上的政策支持並不充分。其中如北京、西安兩地政策中對上述問題絲毫沒有提及，可見在大多數城市、無論發達與否，對於社會再生產體系的支持均缺乏普遍認知和支持。但這並不代表其不重要，環衛工在城市面臨來自生活、健康、家庭等多方面的挑戰，而提高工人對自身勞動價值的認同和環衛隊伍穩定性均有賴於社會福利體系的完善。在全國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大背景下，城市衛生秩序愈加成為關鍵的指標，未來環衛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性也將對此有很大的決定性影響，如何建立一個完善的再生產支持體系應該是環衛體系成熟發展的關鍵。

四、環衛行業管理常態
環衛工的權益保障並不僅僅仰賴相關法律的完善（當然法律的落實是尤為重要的一環），工作場所的日常管理規訓同樣影響著環衛工人福祉，公眾往往會忽略這一環的關鍵性。部分市場化下的環衛企業，借以環衛工本身低話語權困境，長期習慣於以威嚇、懲罰為核心的管理模式，趨利避責的管理心態，並未尊重工人在工作中民主表達，實際阻礙了環衛工權益的進一步提高；而環衛工因其本身的弱勢地位，更是被資方借以強加壓榨，表達的聲音持續被壓製。

本部分經線下走訪和與環衛工人訪談，嘗試梳理幾類環衛管理中常見的不合理形態。雖仍無法詳盡闡述所有環衛管理規則，但希望通過下述幾類行業常態的介紹能夠描繪出環衛工作場所中的微妙權力關系的構建和影響，試圖理解其對工人的深層壓迫。環衛工人狀況的低差並非天然而成，而是在一個復雜建築下共同形塑的結果。

1、吃「人頭費」的行業慣例
何為吃「人頭費」？顧名思義即，將按環衛工人頭數量分發的經費「吃」掉。吃「人頭費」在市場化環衛行業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因公司尋求更高利潤或環衛經費欠缺，環衛公司會尋求裁減核定人手、延長在崗環衛工人作業時間、拉長工作量和增加工作強度。廣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均有新聞報道環衛行業普遍的吃「人頭費」現象，如 2014 年廣州番禺區某地的政府核定雇傭環衛人數為423 人，但負責該保潔項目的環衛公司實際雇傭的工人僅 200 余人，間接導致每名環衛工需承擔兩人份工作量，而其余經費則以「人頭費」消化掉；按每人3000元/月工資計算，該「人頭費」高達720萬/年。這些都不是孤例。

眾所周知，環衛行業的投入來自於公共財政，政府通過外包等渠道撥款下發至環衛公司/環衛站等，而資金的總額一般都是根據所覆蓋轄區的清掃面積和雇傭人數確定，亦包含公司方的管理費用和機械設備等投入。而在資本利益驅動下，加以「價低者得」的市場邏輯，環衛公司/站往往會想法設法降低成本獲取更多的利益。公司一般在接手項目後會試圖裁減人手，或者每年¹⁵在更新合同的時候選擇不續簽部分工人，尤其是部分「刺頭」工人，又或是老齡工人退休後不再招聘新人。這樣久而久之，在崗環衛工人所負責工作路段逐年拉長，而工作強度亦只增不減；環衛工則因年齡、技能所限¹⁶ ，擇業困難，同時怯於反抗成為下一個被吃掉的「人頭」，對此只能沈默接受。其中承擔監管職責的基層政府，只關註保潔質量，而至於其中吃「人頭費」的行業慣例，多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主動配合。

在這樣的管理邏輯之下，政府以較低的標單外包了環衛，企業也獲取了較多的利益，最後財政投入產出比看似高效，但卻是以環衛工工資福利作為犧牲代價。這樣高強度、過勞的工作環境，因環衛工的低議價能力和資本的趨利導向成為可能，並給工人自身帶來更多預期的健康風險——交通意外傷害和職業病等的提高；同樣從長遠角度，也不利於環衛作業質量的提高。

2、變味的績效管理製度
如前所述，上海、廣州、西安等地在官方文件中鼓勵在環衛行業中設立「績效獎」，用以正向提高環衛工人的工作積極性。獎懲製度的設立本意是獎勵進步和警戒消極工作，但在一線實踐中卻逐漸變味為一套以「罰」為核心的管理製度。甚至在深圳、青島等無推廣績效製度的城市，也廣泛存在扣罰工資的現象，反而造成了環衛隊伍的消極情緒。

隨便在網上新聞搜索「環衛罰款」，就出來近18,000,000 個搜索結果，各類型的「罰款製度」名目層出不窮，千奇百怪，在各地相當普遍。在本次調研的城市中發現，西安等地廣泛推行「以克論凈」「煙頭革命」行動，環衛工人若在作業路段滯留一定克數的塵土或一定數量的煙頭，則將面臨20-100元不等的罰款；廣州等地也出現環衛工離崗如廁、或耽誤時間接電話、或給路人指路、或短暫休息都會被直接扣罰，一次50-300元不等（工人工資每日也就在100元左右）。在多地環衛工如深圳、青島、廣州，工人請假甚至亦會被扣罰雙倍或多倍於當日工資的數額。

部分環衛企業的「罰款」已不再限製於績效獎的扣除，而是直接影響環衛工人的每月實際收入，引發廣泛的負面情緒。績效管理製度雖以環衛質量監督為名而立，但現實的實踐存在演變為「以罰代管」的可能性，源於：1）一方面罰款事項涵蓋工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工作上對自由休息時間的控製、對工友間結社互動的杜絕、對作業細節上的精細管理、也對不滿情緒的反向報復，影響環衛工人實際工資和福利分配。2）另一方面，主導扣罰的環衛管理者擁有者莫大的自由裁量權，且多數環衛企業並未針對績效扣罰行為設立申訴和監管的有效渠道。

在這套管控邏輯背後，資本的目標是為了利潤生產更為穩定和可控化。值得質疑的是，這套管理體製實質上可能面臨著合法性危機——法律上，環衛企業/單位並沒有罰款的權利。首先，在勞動關系相關的法律裏面，罰款製度只應用於企業損失的情況，而大多數環衛罰款例子中，環衛工人們並沒有達到損害企業利益的成都，反而是企業用各種名目扣罰，想要讓工人乖乖聽話。這明顯不適用法律規定。其次，環衛公司製定的內部罰款製度，可能沒有合法性。《勞動法》指出，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製度和重大事項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用人單位應當將決定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

最後，現行企業體製沒有罰款權力。所謂罰款，根據《行政處罰法》，是指針對公民實施的罰款，是指國有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因公民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而對該公民依法實施的經濟處罰。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無法律授予的職權和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得對公民實施罰款。當然環衛企業也就不能對環衛工進行罰款。勞動法亦指出，企業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無權製定罰款內容的內部規章。企業只能通過批評教育等方式來處理糾紛。所以即便環衛公司/單位等製定了「罰款」的所謂「內部規章製度」，可能也是違反了《勞動法》的。

如今，這一管理製度正在間接影響工人積極性和對管理的認受性，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納入工人民主參與、以「獎」為核心的激勵製度可能才是關鍵。

3、精細的GPS控製
GPS定位監控在近幾年的環衛實踐屢見不鮮，在廣州、深圳、蘇州等地均見諸報道，亦有頗多爭議。GPS的精細化控製，即環衛工在上班時會被要求佩戴GPS定位器，該定位器通常具有定位、呼叫、接受消息的功能，便於管理方通過系統對工人的工作執行考勤進行監測，視其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然而這一精細控製，在現實中亦存在「以罰代管」的嫌疑，甚至引發了環衛工人群體中的反感情緒。在深圳，環衛工人需要自行給GPS定位器充電，若作業時工人忘記佩戴定位器會被扣錢，一旦丟失需要賠償300元費用。利用定位器，環衛管理者則進一步對工作量進行硬性規定，若工人每日行走速度和裏程總數不符合要求，則會被視為出勤不合格，進行扣分罰款。

但對於環衛行業如此精細化控製，實有違環衛行業常識。環衛工人作為勞動者，其用自身的勞動付出換取價值回報，但並不意味著必然承受工作場所每分每秒的全方位「賣身式」監控，剝奪了工人工作中的休息自由，甚至上廁所時間都被精確計算和限製；其次，保潔工作的不確定性很強，環衛工在一固定路段的停留時間依垃圾量和道路情況而定，並非可簡單量化。

回到本質上來，GPS的精細化控製是資本試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管理實踐，其目的是為了迫使工人在有限時間付出更多的勞動價值，並製約可能的工人團結的風險。這樣的製約令工人時刻有巨大的精神和生理壓力，甚至可能導致更大的消極情緒。但遺憾的是，這類機製隨著所謂「環衛智能化」的大趨勢，在缺乏對工人休息權和保潔工作特性的評估下，正在全國多個城市不斷推廣開。

4、基層環衛管理者權力腐敗
環衛公司雖然主業是與垃圾打交道，但卻同樣充斥著令人驚訝的權力尋租空間，是一個隱形的權力江湖。因環衛工群體高齡低文化低技能弱勢等、以及復雜嚴苛的管理手段、加以政府監管的主動退場，令環衛工人與管理者之間形成高度權力不對等關系，進而創造了其中權力尋租的空間。

即便環衛財政投入是固定的，但基層的環衛管理者仍然可以從「垃圾」中獲取額外的利益。城市商業加速生產的垃圾處理均嚴重倚賴環衛部門的收集、清運和處理，但「聰明」的基層管理員，如環衛班長或站長，會嘗試私下與商家/攤販另立垃圾收運協議，而非通過政府公部門進行操作。經此操作，部分商業垃圾收、運費可順理成章落入基層管理者的個人口袋，而這一部分原未計入正常工作的垃圾收運量則會由一線環衛工人承擔，因此而增的工作負擔遂成常態。

再者，環衛管理者往往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用以壓榨環衛工個人的收入和竊取公共財產，達到個人私利的目的。以雇傭為例，管理者擁有決定工人聘用的權力，環衛工若要持續獲得續簽合同，又或者已達退休年齡的工人希望被「返聘」，又或者想介紹親戚好友應聘新環衛工人，那麽與管理者建立好的關系是必須的，而這關系的橋梁則是由「紅包」「禮品」等承接而成。此外，管理者會給予相熟工人更多的加班機會，又或者在工人加班記錄上多記工時，並要求工人以現金方式返回到管理者的個人口袋。在廣州甚至有新聞揭露，環衛站長利用自身權勢地位，用工作福利要求與女工換取性好處等¹⁷ 。

環衛工人的各項福利或日常工作安排或多或少都離不開這套關系的糾纏相連，既是自願亦是被迫。這並不意味著環衛工人自願認同，而是當工人嘗試去反抗管理者的壓製的時候，環衛管理者便會拿出一系列「以罰代管」的武器來反擊。從變味的績效管理製度、精細化管理、吃「人頭費」，到權力尋租，環衛工被深深嵌入一個剝削的無力結構，而環衛管理者就像寄生蟲般不斷的從工人的勞動價值中榨取「利益」。

五、總結與討論：市場化下的環衛權益
報告從多個維度試圖比較和呈現中國主要城市的環衛現狀，即便各個城市的環衛工資權益和保障體系有所差異，但是在權益政策和環衛管理上仍是存在諸多共性，也讓環衛工人這個群體在處境上有相當多的相似性。通過對十座城市的資料分析，報告考察工資權益體系、工作場所的勞動保障體系、社會生活保障體系及社會再生產支持體系等四個體系的環衛權益保障，以及市場化下根深蒂固的環衛行業管理常態，形成對中國環衛行業權益現狀一個大致的認識。

在權益政策層面，雖然有國家住建部等部門發布的《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文件作為驅動，但是因條例之模糊性，各地在推行自身的「環衛文件」上也未有統一步伐，在權益政策的製定上各立門戶、缺乏互相學習，在執行上也缺乏足夠的約束力和監督力度。從上述報告分析可知，環衛工整體上在權益體系的保障仍然單一，不足性明顯，而保障與實際執行亦存在莫大差距，成為共同影響工人收入和保障的關鍵因素。

首先，在工資政策方面，環衛基本工資與城市最低工資以一定比例掛鉤（如：120%）是基本趨勢，但多數城市掛鉤比例和最低工資的調整常年缺乏調整，在執行上也未能完全落實標準，與現實經濟發展嚴重不符。多數城市環衛行業崗位津貼同樣沿用1997年國家標準，未隨經濟發展適時調整。在工齡工資、節日/年終獎和績效獎等權益部分，多數城市政策仍然屬於空白，亟需納入更多討論。其次，在勞動保障方面，環衛工勞保用品多地缺乏統一標準，環衛部門缺乏對行業職業傷害的充分認知和預防意識。針對高溫補貼標準，部分發達城市，如京廣深等地仍然采用較低的標準，亟需調整；而環衛低溫補貼則是一個相對空白的政策領域，未有成型的製度設計。環衛休息點的添置是大趨勢，但是因工人可支配休息時間過少造成實際使用率極低，一定程度上成了環衛的「形象工程」。

再者，在社會保障方面，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環衛工社保參保率普遍低下，尤以北京、上海、深圳、重慶、青島和西安等地，外包公司未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的問題存在已久。另環衛行業雖意外事故多，但在政策上為環衛工補充人身意外商業保險的城市仍為少數。而至於環衛行業中的超齡環衛工的社會保障，僅有廣州、成都和武漢三地政策有所提及。最後，在社會再生產的支持上，環衛住房和子女在地教育的問題絕大多數城市仍然未有明確政策和執行細則，難以支持到環衛家庭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

在環衛管理層面，環衛企業借以環衛工本身低話語權困境，長期習慣於以威嚇、懲罰為核心的管理模式，趨利避責的管理心態。在實際中形成了吃「人頭費」、崇尚「以罰代管」的行業慣例，兼以精細化管理製約工人，而其中的基層權力尋租也是相當普遍。市場化下的環衛行業，以此管理方式使得環衛工人怯於發聲表達訴求以提高工資待遇，而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其弱勢地位從中加劇剝削以牟利。

本報告嘗試從一個批判性的角度分析現行十座城市的環衛政策。前述可知，當前環衛行業政策上製度設計、完善仍然存在多處不足，而在執行上的低效和欠缺監管現狀也可以在相應的媒體報道中了解，而同樣存在問題的是環衛體系沿用的一套市場化趨利的管理範式，皆共同形塑了今日城市環衛工的結構性弱勢。在前文報告指出，以「減負提效」的話語論述為導向的環衛市場化改革，實則變成了一場「轉移成本」的遊戲，引進的企業「食利者」間接加劇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而最後買單的是末端的環衛工人群體。

廣州在2013年的環衛勞資糾紛浪潮後毅然對環衛體製進行「逆行」改革，推出《關於規範廣州市環衛行業用工的意見》，並漸進結束環衛市場化項目，70%項目收回街道或區城管部門直接管理。這一系列行動的關鍵貢獻在於徹底將廣州環衛權益保障體系法製化——無論外包與否，環衛工人的工資福利都參照同一標準，並在執行上因政府直管，落實成效可觀。相較報告中其他城市，廣州在權益政策相比都稍為完善，包括20/天的崗位津貼標準、工齡工資和節日慰問金等的創造性設立、五險一金的標準化繳納、以及針對超齡環衛工人和環衛子女教育的相應保障。但亦不可否認，廣州製度仍然存在一定的權益空白，如勞保用品、住房等問題。廣州特有的「直管」模式，一定程度上促進和提高了權益保障的製度完善度和執行成效，也側面凸顯了市場化模式下其他城市外包模式的食利本質和缺位監管的結構性困境。

以廣州作為討論，並非視其為去市場化的典範，而是嘗試將其作為反思市場化環衛模式的一個例子。而實際上，廣州並未完全脫離市場化的「幽靈」，在大部分郊區地帶仍然大量采用市場化招標模式，而普遍的「直管」項目仍然沿用類市場化的管理模式，即仍然采取以「罰」為核心的管理哲學，環衛工人仍處在一個極度不平等權利江湖之中，處處深受壓迫，這恰恰是阻撓環衛權益保障的另一關鍵要素。若環衛行業無法進一步加強政府監管及強化其公益性，杜絕企業趨利性，試圖在市場化的管理模式下尋求基本權益的改善仍然是艱難的。可見，在環衛市場化大趨勢的今天，對製度本身的反思與法律保障的完善同樣重要。

六、針對環衛行業權益保障建議
環衛行業自建國以來經歷了不斷嘗試和改革的階段，環衛工人的勞動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受到認可，「環衛工人節」的普遍設立也凸顯社會對該群體的關註，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公眾對其「低賤與臟亂」形象根深蒂固的地位認知。一高一低的尷尬處境，正是源於長久以來不被正確衡量的勞動價值。因而推動環衛工作和生活處境的改善，才是對其勞動價值最大的尊重。本報告詳細列舉和分析全國十座城市的環衛政策和管理，在期冀引起公眾和政策製定者關註和思考的同時，亦希望能有更多城市可以從中學習、提高環衛權益水平和改善管理方式，聆聽一線環衛工人的聲音，共同促進環衛工福祉。故此，報告嘗試提出以下三點核心建議：

1、城市間互相學習和完善環衛政策，強化法律約束力，定期審查和修訂環衛政策。
縱觀十座城市環衛政策，其中存在諸多不足與權益空白，包括環衛住房和子女教育問題、崗位津貼標準、環衛工齡工資和年休假/節假日補貼、社保參保率過低以及超齡工人保障等問題，都亟需在未來的政策製定中納入更多的討論和細則，城市間也需要互相學習和參照。在法律約束力層面，多個城市製定的環衛政策以勞資集體協議為基礎、或者遵從省級條例但未有本地立法、又或政策條文意見模糊不具實操性和監督性，以上因素皆可能影響環衛政策最終法律約束力，需著力強化。此外，環衛權益政策同樣需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及環衛工人需求而不斷調整，各地方政府須建立一套定期審查和修訂環衛政策的製度，如廣州、成都等地政策有效期為5年，可有效最大化保障工人權益。

2、政府強化環衛政務公開，加強環衛政策執行和監管；將依法用工列為市場化招標審查門檻，並與外包公司共擔雇主責任，杜絕層層勞務派遣。
政府在環衛管理系統上的公開性仍顯不足，對環衛企業的法律落實和監督缺乏公開透明，尤其是針對環衛雇傭核定人數方面，企業因此長期竊取「人頭」經費。政府應拓廣政務公開，將有助於社會對環衛部門和企業進行共同監督。同樣，在現行的環衛市場化製度中，政府應嘗試將企業用工行為列為招標的準入指標和監管的關鍵指標，杜絕任何企業在環衛行業尋租竊利，也拒絕外包公司的再次層層外包或勞務派遣。政府同樣需與企業承擔共同雇主責任，在面對勞資糾紛或環衛權益受損，需主動協調並承擔雇主責任。

3、實現去市場化過度，改革項目承包模式和管理方式，采用人性化民主管理，杜絕實質上的「以罰代管」行為。
環衛市場化改革趨勢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下廣泛攤開，但仍不可否認其中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改革詬病。報告建議及鼓勵各地城市可先行嘗試進行小規模的去市場化改革，摒棄以往的承包模式，改以街道或社區直接管理和簽約，將多余財政補貼到工人群體，此可有效提高環衛工作的積極性和環衛隊伍穩定性。弱化環衛市場化，改變「價低者得」的行業規則，同樣有助於提高杜絕環衛外包公司的腐敗行為，真正讓環衛行業回歸公益性。同時亦要謹慎采用精細化管理的控製模式，轉化以罰代管思維模式，而通過人性化的民主管理模式，約束基層管理者權力，鼓勵和允許工人群體和代表主動參與工作決策和福利分配中，以此激發工作積極性。在短期內，可以與工人民主製定工作激勵條款，並建立環衛內部申訴渠道，保障工人表達的權利；長期可以嘗試納入工人代表機製，由工人內部共同處理勞資糾紛、獎勵分配等問題。

上述三點建議分別從權益政策的完善、政策執行和市場化管理模式的調整出發，希望提供一個相對進步的視角供公眾和環衛管理者思考和學習。面對環衛工人的權益困境，單純從勞動保障的製度化完善角度考量仍然是不足夠的，其結構性困境同樣需要放在整體環衛行業的不平等權利關系下考察，這亦是最為艱難的點。但不管怎樣，對於環衛市場化下的權益困境認知是清楚的——不僅存在勞動保障不足，同時需反思管理模式——未來不同城市間可能更需要通過彼此學習、完善製度設計，聆聽和調研環衛困境，重新反思原有管理體製的詬病，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環衛工人勞動保障和生產力的提高。

數據「雙十一」：狂歡暗面中的快遞員

中國快遞從業人員需求增長迅猛，過去五年間數量翻了一番。從業者以男性居多（88.9%），絕大部分為18至35歲的進城務工青年，以中專和高中教育及以下文化水平為主。入職前大部分從事過建築工人、餐飲服務員、銷售員、 保安及司機等工作。

全國市場份額超過70%的「通達系」快遞員日均派件量最多，平均為168件/日；在人口密集地區（如北京豐臺區）中通快遞有時日派件量有時多達300單/人。共青團中央與國家郵政局的聯合報告中顯示，超過59%的快遞員表示工作壓力很大。

派送高壓力背後是低派送費。2019年5月快遞行業打響價格戰，通達系和順豐持續下調快遞單票價，擠壓基層網點收入致快遞員派送費一降再降，除去快遞櫃或驛站寄放成本，快遞員每單收入低於1元。過去半年，多地已出現快遞網點停工、工資被拖欠現象嚴重。

實際上快遞員每一單的派送費有多少呢？假如消費者付出10元快遞費，其中3元是網點收件方，城市內分撥費0.6元，分撥中心0.3 元，除此之外快遞公司總部收取1元的面單費、2元的中轉費、1.5元的派件費，以及0.5元快遞櫃/驛站存放費，最後到快遞員手上的派送費最多1.1元。

快遞員超時工作（無加班費）是常態。大部分快遞員早上6:30-7:00就出⻔上班，晚上8:30以後是他們結束工作的高峰期。

調查顯示，快遞從業人員每天工作8-10小時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時的占33.69%，近兩成從業人員每日工作12小時以上；約60%的快遞員每月僅休息2天或更少。

東部地區快遞員平均工資相比其他地區稍高，為5110元，中部地區為4464元，西部地區4247元。各地人社部門每年針對快遞員的工資指導價長期處於停滯，以深圳為例，近三年快遞員指導價徘徊在4700元間。

物流行業中，順豐和「通達系」近年來利潤持續增長，僅去年總凈利潤就超過171.91億。然而在企業管理上，這些巨額收入是建立在對400萬快遞員的嚴苛管理和剝削上的。「以罰代管」是快遞行業通行的管理哲學，送貨延遲、客戶投訴、簽收率不達標等都會被罰款。

華中師範鄭廣懷研究團隊關於武漢快遞員的調查報告顯示，接近一半的被調查快遞員表示被罰過款，每次被罰款金額集中在50-500元之間。

快遞行業的運作模式一般采用加盟和直營的模式。傳統直營模式下快遞員社保繳納率一般較高，而「通達系」等加盟製公司多數為了節約成本而不繳納社會保險，僅僅為快遞員購買意外險，缺乏其他險種。

華中師範鄭廣懷研究團隊關於武漢快遞員的調查報告顯示，有31.35%的快遞員沒有簽訂或不清楚勞動合同。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的調研同樣顯示，僅有43%的快遞員表示簽訂過書面的勞動合同，其余並不清楚或沒有合同。合同簽訂率低意味著快遞員社保覆蓋率也低。

「幕後」的女快遞員，性別偏見幾時休？

這幾天正值「雙十一」的購物熱潮，微博上出現了兩個關於女性快遞員的熱搜：#全球快遞業女性占比三成以上#、#為什麽女性快遞員很少#。這兩個熱搜看上去是矛盾的存在，女快遞員的占比似乎比我們想象中要高出很多，可是為什麽我們很少看見女快遞員呢？

首先，我國女性快遞員的比例低於全球數據，但近一兩年呈上升態勢。由國家郵政局主管的中國郵政快遞報社2018年發布的《快遞員生存報告（2018）》顯示，女性快遞員僅占總體快遞從業人員的1/10左右；在其最新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中，該比例已經達到了兩成以上。

性別分工在快遞行業也是有所不同。2019年的報告指出，在一線的快遞崗位中，攬投和運輸的崗位上女性占比仍然很少；而女性數量增加主要集中在分揀，客服等「幕後」崗位。這些幕後的女快遞員們，並不為人所知。

聯合國的全球快遞業報告也指出，女性從事的崗位更多是智能分揀、自動分撥、供應鏈商品管理等。除此之外，大多是一些「辦公室」工作，如客服崗，負責追蹤問題件、接受客戶的查詢和投訴等；還有會計類崗位，如錄報表、費用計算等等。

看見「幕後」的她們
今年雙十一，天貓首次進行的24小時全球快遞直播給了我們一個機會「看見」攬投之外的快遞過程。在十分稀有的有「人」出現的鏡頭裏，主要在各大轉運中心從事分揀和掃描的，基本上都是女性。

傳送帶邊齊刷刷站了一排女快遞員，在重復做著從主傳送帶上拿起單個快件，然後面單朝上放在下一傳送帶的固定位置，一直重復下去。這樣一站就是一整天，每天至少十小時以上。這樣的鏡頭給人的畫面感太強，一下子就讓人聯想到似曾相識的人力工廠——這種單調重復的工作內容和固定不變的工作體位與傳統的工廠是如此相似。

傳統觀念認為女性的體力不如男性，不適合搬運重物，故而不適合從事快遞行業。但如今隨著機器化運作模式的廣泛應用，過去僅依靠人力的勞動過程替代為機器、傳送帶操作。體力不再是工作的重要門檻，靈活性反而成為一種能力優勢，因此這些工作崗位才面向女性開放。但智能化在帶給女性更多勞動機會的同時，事實上，也只是讓其回歸到一個工具化的本性，成為一個失去自由的流水線螺絲釘。

同時，天貓直播的宣傳語—邀你一起「雲監工」，也采用了「監工」這種工廠化用語。這當然是資本主義商家為了刺激消費者，讓其感受到似乎對自己的消費有所控製感的謀劃。但另一層容易被忽略的含義是，能感受到被「監工」的不可能是智能機器人，而是活生生的快遞員。可是全方位監控並不一定真實存在，讓快遞員感受到這種無所不在又無法掌控的監控感就足夠了。畢竟這可是展示其驕人的配送效率和智能化成果的好時機，它怎麽可能讓你真正看見那些在背後操作機器和執行文書任務的勞動者、在傳送帶上分揀包裹的快遞員？而她們多數都是女性，她們是「隱形」的快遞從業人員。

可惜的是，調研顯示，很多快遞員進入這個行業的主要原因在於工作相對自由，沒有太多約束。但實際上，技術升級後的快遞行業讓試圖逃離傳統工廠的人們又進入到新的類工廠場域。

同時，由於傳統觀念上認為女性更靈活細心、親和力更強，所以就傾向於把她們安排在智能分揀和客服的崗位，但此類崗位工作的規訓和控製程度不亞於攬收，工資待遇甚至更低。我們也不得不思考，這種基於傳統性別偏見之上的所謂「女性優勢」，難道不正是被資本所利用而商品化、固化了嗎？而性別固化和性別偏見對女性就業造成的影響並不止於此。

快遞行業性別偏見何時止？
即便到了今日，女性快遞從業人員仍然只占總體人員的20%，可見這其中對於女性的參與是極不友好的。也正是由於女性更多從事快遞行業「幕後」的工作，所以社會上對於該行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仍然很嚴重。

2014年一位叫馬戶的女生應聘了北京郵政的快遞員一職，卻因為「總公司不批準一線員工招女性」而被拒絕錄用。之後她以「就業性別歧視」為由將北京郵政告上法庭。法院最終認定北京郵政實施了性別歧視，且判定了快遞不屬於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女性從事的職業或工種。

馬戶贏了，但公眾仍然對此持有異議。網絡熱議中支持公司做法的公眾認為，快遞行業屬於體力活，對於女性而言實在太累了，生理期內也不適合幹重活。所以為了女性好，還是盡量別從事不適合女性的行業。

看似對女性合理的「保護」，但細想便有問題。首先，這種為了女性好的論調不是更應該成為切實推行「月經假」等保護女職工的條例最好的理由嗎？在2012年國務院《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新修訂的女職工禁忌從事的勞動範圍中，快遞工作並不屬於「每小時負重6次以上，每次負重超過20分鐘的作業，或者間斷負重、每次負重超過25公斤的作業」。可見，所謂的「操心」、「愛護」實際上成了對女性就業的「限製」，其實只需要落實好保護規定中對於女性「月經假」、「哺乳假」等規範，就是對女性最好的保護。

一旦某個性別被社會觀念認為不適合從事某個行業或某個崗位，那麽想要打破這個「禁錮」是很難的。女快遞員由於「女性優勢」被安排在更缺乏自由的智能分揀和客服崗位，這就是一種固化的性別觀——大多數人不適合不意味著所有人都不適合。體格健壯、自己也想要從事體力工作的女性，卻可能失去了從事其理想崗位或行業的權利。如今的現實就是，男性想要做月嫂、護士等工作，女性想要從事快遞、采礦等行業，都在應聘或工作過程中遭受到歧視或非議。

「保護」女性的論點很容易變成性別歧視主場的利器。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發布的《國家公務員招考性別歧視報告（2017-2020）》發現，國考招錄中存在廣泛、大量的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尤其是鐵路公安系統，海事系統等。這些偏好男性的部門也是打著為女性好，工作太累的旗號。但是嚴格來說，這些部門很多崗位並不屬於女性從事不了的，但招聘單位很可能因此濫用這種刻板印象，整個部門都按照其性別偏好去招人，從而將女性的機會徹底給堵住。

很多人都呼籲，應該要以國際上的做法為標準去改變這一現象，即尊重當事人的意見，由當事人來選擇。只要是不屬於女職工勞動保護中女性禁忌從事的勞動範圍，都不應該在招聘中使用直接或暗示性的性別歧視用語，將某一性別從事某一行業或崗位的可能性給抹殺掉。

如今快遞行業更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於大家普遍對快遞員的稱呼上—「快遞小哥」。快遞公司在一些正式的情景下也仍然以這種稱謂指稱所有的快遞工作者，無形當中也在強化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據今年7月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通過查詢九大主流快遞公司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或公眾號發現，除了韻達快遞和EMS之外，其他七家公司都使用「快遞小哥」或者「小哥」來指代快遞員。

而在微博的評論上，很多網友對此涉嫌性別偏見很不理解，認為這種糾偏屬於政治正確的矯情。但是如今女性快遞員在我國的總體占比已經超過兩成，即使是攬投的崗位也占了10%。在官方和正式的情景下避免這種有明顯性別指向的詞語，是對20%以上的女性快遞從業人員的基本尊重。

各行各業本來就不應分性別而論的。那麽行業統稱本身就不應該有性別指涉，如月嫂，還有廣東地區指代護士和社工的「姑娘」，都不應該成為行業稱呼。在見到從業者本人的時候當然可以根據性別加上「小哥」「小妹」「叔叔」「阿姨」等後綴拉近距離，但是去除帶有性別指涉的行業用語是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第一步。同時某一行業實際上的性少數也不需要被作為典型突出或區別對待。很多對女快遞員的贊頌式報道並不有助於打破性別歧視和刻板印象，類比在美國的情境中，當看到「黑人」總被用來宣傳其多元化的存在，正正意味著「種族歧視」仍廣泛存在。

當女快遞員被正常當作一名普通的快遞員時，也許才是性別歧視和刻板印象消融的開始。

亞馬遜工傷數據曝光：機器人進軍服務業，如何加深對工人的控製和剝削？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工智能運用於工作場域，引發了多方面的關註和爭論。隨著電子商務和物流行業的崛起，自動化器械引入和升級都成為該領域的重要事實。資方斥巨資打造自動化體系，試圖用技術搶占商業市場。管理者往往對外宣稱：機械化轉型是一件多方共贏的事情，工人可以更快配送，工作更輕松；消費者也可以更快收到包裹。可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的嗎？

9月29日，美國深度調查媒體《揭露真相》（Reveal: from 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發布了一篇關於亞馬遜貨艙工人工傷情況的深度報道。該報道曝光了一份亞馬遜公司內部工傷記錄，涵蓋2016年到2019年全美150個亞馬遜倉庫的每周工傷數據。依據該媒體整理的對照表格，亞馬遜多個貨倉近四年工傷比率攀升。例如，位於Dupont的大件貨倉2016年工傷率17.3%，後2019年提升為25%；該倉嚴重工傷的情況直接翻倍，從2016年的11.7%增長為22.4%。另外，使用自動化器械的貨倉工傷率明顯高於一般貨倉。工傷率超過15%的貨倉大多為自動化器械貨倉。

這篇報道指出，近年來亞馬遜工傷連續飆升與貨艙引入自動化機械有關。機器在工作場所中的運用，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解放工人，反而加強了工作強度，製造了更嚴重的剝削，工人工傷情況比以往更慘重。

更高強度的工作，更嚴重的工傷
機器確實大大提高了亞馬遜貨艙打包速度，但隨之調整的是工作指標和工作強度。工人不再需要來回走動去取貨，但現在，卻被困在一個固定的工作崗位上，每天需要重復相同的動作10個小時以上。重復性勞動更容易導致疲累。減少走動，看似是更方便了，事實上卻加大勞動強度。另一方面，投入自動化機器之後，工人工作指標成倍增長。以小物件的貨艙為例，投入自動化機器之前，工人需要每小時打包100個貨物，而現在則是每個小時400個，任務指標足足翻了四倍。

任務指標飆升，不斷迫使工人跟上機器的速度。報道中，工人不斷強調：「機器實在是太快了」。諷刺的是，機器會自動記錄工人的工作速度，那些不能完成指標的工人將會被開除。如此看來，機器本身並不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為勞動者提供便利，而是資本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試圖將工人打造為機器人。可想而知，機器人進入服務業領域，工人將更加輕而易舉被替代。只不過，如今，工人的競爭對手將不再是身邊的工友們，而是永遠不知疲倦、永遠不會受傷的機器人。

機器並沒有將工人從噩夢般的亞馬遜會員日（PrimeDay)中解救出來，僅僅兩天就有超過100萬筆交易，工人被要求強製性加班，工作時長為12小時或者更長。2019年亞馬遜會員日交易額達到45億美金，當天就有400名工人嚴重受工傷。工作速度和強度的增加都會直接提升工傷概率。報道引用美國聯邦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工作人員凱瑟琳·費根（Kathleen Fagan）的調查結果：為了配合高速運轉的機器，工人不得不用各種方式加快速度，身體肌肉根本沒有空隙休息，工作速度增加身體和精神壓力，更容易導致疲憊和工傷。

所有的工傷數據都來自亞馬遜公司內部，管理者對工傷事實心知肚明。解決工傷問題的關鍵途徑在於降低工作速度和工作強度，但是管理層卻不置可否。相反，他們再三向公眾宣稱機械化能夠減輕工人工作的壓力，另一方面，則不擇手段抹除工傷記錄以應付監管部門核查，糊弄公眾。讓人憤怒的是，為了不留下工傷記錄，亞馬遜公司內部診所沒有及時將需要救助的工人轉移到公共醫院，而是將受傷的工人送回工作崗位，導致很多員工延遲就醫；或者，公司為嚴重受傷的工人換崗，換到那些即使受傷依舊能工作的崗位。據調查，公司內部診所醫生甚至被要求只提供一些簡單的藥物與醫療處理，這樣就可以不被記錄為工傷。

若沒有行動爭取，對工作的壓迫和控製只會更嚴重
亞馬遜當然不是個例。自動化機器的運用早已從製造業擴展到服務業，中國也不例外。這波浪潮來得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疫情對安全距離的要求，使得「無接觸服務」的需求更為迫切；另外，削減勞動力成本又是行業復蘇采取的重要方式。這些因素，間接加速了服務行業推進自動化的進程，試圖提高生產效率。

據新華網報道，現中國服務機器人市場已占全球市場1/4以上。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例如，零售、安保、快遞物流）首當其沖。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超過30%的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屬於批發和零售行業。

據《2020年中國智能分揀行業研究報告》，中國快遞和電商行業已經取代工程機械、汽車等傳統行業，成為物流裝備自動化需求增速最快的行業。具體而言，電商行業側重倉配一體自動化，涉及出入庫、揀選、打包等全流程；而快遞行業則追求分揀操作的自動化，更簡單，因而應用將更加迅速。報告預測，未來幾年快遞行業自動化投入將維持在數十億左右。2020年雙十一快遞公司使用的自動化流水線總長度達到6000公裏，比去年同期增長1000公裏。

媒體和大眾輿論大多從歷史進步論的角度宣揚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帶來的積極變革，認為這勢必優化生產效率。提及技術升級，「進步」、「發展」、」高效」這樣的詞匯常常形影相隨。例如近期雙十一的報道中，物流行業的自動化備受矚目。技術革新被認為是各大快遞公司解決包裹擁堵狀況的重要方式。驚人的交易數據、空前的消費盛況和自動化物流共同鑄就了越來越快速、便捷的現代生活想象。

如果說，技術升級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那麽對於工人，技術升級可能意味著什麽？

亞馬遜所發生的殘酷事實呈現了機器如何被用來加重對工人的剝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學者黃瑜調研中國珠三角近10年來「機器換人」熱潮所帶來的變化。她認為機器將會削弱工人對工作本身的控製。盡管她關註的是製造業領域的技術升級，但她的觀察與亞馬遜工傷報告的啟示有相通之處。

技術升級之後，生產的速度不再由工人熟練程度決定，而是根據機器的速度來預測，也就是說，工人反過來成為配合機器的工具；另外，原本，技術工很難被替代，所以對工作待遇、工作安排有更多的決定權，現在卻更容易被替代。也就是說，工人在工作場域中的議價權將會被嚴重削弱。人機配合階段，在機械的輔助下，人工勞動會越來越被簡化為誰都可以上手的步驟，工人將更輕而易舉地被替代；而當完全可以取代人工的智能機器人出現，大批工人的工作機會將永久失去。

可以說，在資方控製生產管理權和分配權之下，機器很難真正解放工人，工人只會被迫不斷地與機器競賽。黃瑜在對歐洲工人應對技術升級的歷史進行梳理中發現，如果工人在技術革命中不進行抗爭，不在生產領域內部奪回生產管理控製權，那麽工人很難享受自動化所帶來的紅利。

亞馬遜工傷數據揭示了這樣的事實：技術被運用來建立更嚴密的工作監督和剝削體系，反而加深勞動者的困境。這一困境，不僅僅只是亞馬遜工人面臨的。美國工人媒體《勞工筆記》聯合創始人莫迪（Moody) 在一本講述亞馬遜商業帝國殘酷剝削體系的論著《包郵的代價：全球經濟中的亞馬遜》（The Cost of Free Shipping: Amazon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醒我們，亞馬遜，這個全球零售行業的巨頭，建立的這個高度監控生產效率和管控工人的體系，正在被各個行業所效仿、以各種方式向經濟和生產生活的每個領域蔓延：「在那裏，條件更加惡劣，生活更加艱難「。

是時候停止對科技進步抱有過分幻想了，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將改變工作壓迫的希望寄托於科技進步。如果我們沒有反思工作場域中無處不在的控製和剝削，如果我們不努力嘗試對抗這個不合理的權力體製，那麽機器——這個被掌握在資方手中的工具，只會讓工作場域的壓迫來得更加隱秘、更加可怖。

「黑五」工人聯合罷工，「是時候讓亞馬遜付出代價」

近日西方最大的購物節「黑色星期五」（11.27）——西方版「雙11」，本是全球電商巨頭亞馬遜賺得盆滿缽滿的狂歡日，卻遭遇了全球性的工人罷工及群體性抗議。

這一抗議早有計劃。由亞馬遜工人、環保及勞工活動人士、還有近50個國際人權及環境組織等組成的聯盟，以「讓亞馬遜償還」（「Make Amazon Pay」）為口號，計劃於15個國家進行罷工、抗議及其他行動。該反對聯盟同時在其公開網站上進行全球性的聯署征集與罷工基金籌集，以支持工人長期的罷工和抗議活動。

「聯盟」對亞馬遜提出了一系列訴求，包括提高工資、延長病假時間、增強工作穩定性以及允許工人組織工會等，除此之外還包括了對環境破壞（如2030年以前實現零碳排放量）和社會責任（如補足稅務和保證用戶隱私等）的一系列彌補措施。

隨著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蔓延，電商巨頭亞馬遜逆勢而為，從三月開始進行了至少四次的大規模員工擴招。但是亞馬遜對員工的防疫舉措卻一直有所欠缺，十月份亞馬遜在壓力之下才終於公布，總共有19816名一線員工感染新冠肺炎。

「聯盟」於抗議聲明書中痛陳，「新冠疫情期間，亞馬遜成為了萬億美元的公司，CEO貝佐斯也成為了歷史上全球第一位個人財富超2千億美金的人；與此同時，亞馬遜的倉庫工人冒著生命危險做著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工作，而爭取公平薪資的權益時卻面臨嚴重威脅與恫嚇。」

「黑五」這一天，德國亞馬遜有三千多員工在各倉庫、物流中心進行了罷工，英國GMB工會呼籲英國議會對亞馬遜倉庫「不人道」的工作條件展開調查，在美國有抗議人士聚集在亞馬遜弗吉尼亞州和西雅圖市的亞馬遜總部，在盧森堡亦有環保組織的成員進行了示威，還有亞馬遜外包在菲律賓的呼叫中心員工，以及孟加拉的相關亞馬遜服裝製造商也都同時進行了抗議。

在今年亞馬遜「黑五」線上折扣開始的這一天，亞馬遜的系統隨即出現了長時間的崩潰，各種抗議和罷工的新聞也令賣家擔心訂單的履行。根據一些跨境電商的消息，很多中小型賣家反映，今年亞馬遜「黑五」的流量和出單量均不如十月份的黃金會員日（Prime Day)。不論最後的銷售數據如何，工人罷工和社會抗議都將令亞馬遜不得不正視這些問題。

這並不是今年的第一次抗爭。早在三月底，就有紐約的倉庫員工因為倉庫出現新冠確診病例，為工作安全和工作防護發起罷工，亞馬遜沒有回應這些合理的訴求，反而對工人進行打擊報復，解雇了罷工發起者和另外兩位質疑倉庫工作環境安全的工人。

該做法引起了社會上很大不滿，工會和社會組織又於4月21日發起了新一輪的罷工。亞馬遜多個倉庫的工人舉行「病假抗議」 （sick out），要求提供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面具和口罩）、更長時間的病假以及更高的工資。

在十月的亞馬遜黃金會員日期間，德國七個物流中心的工人也在工會的組織下進行了罷工，要求更好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

今年6月和12月，亞馬遜美國分別發放了超5億美元的獎金給一線員工和合作者，但是這些「發錢買忠心」招數貌似已不再奏效，亞馬遜內部管理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已經激怒了工人群體和社會公眾。罷工勢不可擋。

如果小型的罷工不能給亞馬遜足夠的挑戰，那麽這次全球性的罷工抗議呢？這次反對聯盟的意圖正是如此。他們的抗議行動致力於推進以下三點策略目標：

第一，凸顯此次與亞馬遜的對抗本質上是一場全球性（international）、交叉性（intersectional）的聯合行動；

第二，跨越國界和跨越行動領域去進行組織（「黑五」當天，聯合亞馬遜整個供應鏈上的工人進行抗議）；

第三，期望各國能以立法的方式回應其訴求，以此來實現抗爭的政治化。

在這樣的目標之下，亞馬遜反對聯盟提出了十分詳盡且廣泛的訴求。此次跨國界和領域的結盟抗議無疑會給亞馬遜製造更大的壓力，但是真正是否能發揮作用可能需要有更持久的抗議行動和更多的一線工人參與來驗證。

該反對聯盟在其網站最後說道，「疫情暴露了亞馬遜是如何將企業利潤淩駕於工人權益、社會公義和環境正義之上。亞馬遜拿走的太多，給回的太少……是時候讓亞馬遜償還這一切了！」

看回中國的情況，「雙十一」和「黑五」尚能相提並論，但是阿裏巴巴的運作體系和亞馬遜完全不同。相對於最近很受關註的平臺經濟或所謂「系統」來說，淘寶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連接買家和大小不一的賣家的平臺。平臺經濟下的每個勞動者都被打散，逐漸淪為了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很多情況下如何證明與雇主的勞動關系都已是難上加難，更別提形成真正能增加談判權的行動。

今年「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來臨之前，快遞行業價格戰的惡果就已經蔓延到眾多基層網點和一線快遞員身上，全國多地網點紛紛倒閉，或因拖欠工資引發罷工，行業形勢一度很緊張。可惜這些罷工行動就像星星之火，最終沒有燎原。在快遞行業加盟製的切割下，勞動者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區集體維權，罷工行動最後都不了了之，勞動者們最終還是被裹挾著為「雙十一」實現了平穩過渡。這次亞馬遜員工能在「黑五」這個重要時間點發起全球性的跨界聯合抗議行動，實在是鼓舞人心。

反亞馬遜聯盟把這次聯合行動的使命定義為：終結「亞馬遜化」對經濟體系和社會製度的侵蝕，「去爭一個全新的世界」（to win a different world）。勞動者也可以改變自己身邊的不平等和剝削，團結就是前進的車輪，「爭一個全新的世界」。

客服「大工廠」：集約化控製體系下的低薪與壓抑

導言：談到客服，看似任何服務顧客的工作都可以歸於此類，實際上卻往往淪為只能傳達顧客意見、承載顧客情緒的機器；一份坐辦公室的白領工作，實際的工資待遇卻與普通藍領差不多；嵌入在整個服務行業中，工作流程和規訓卻又如製造業一般。

不論是三大通信運營商，還是互聯網、銀行、保險、咨詢、零售等，客服遍布我們生活的角落。但在每一個公司的職能設定中，客服都是最受蔑視的存在。正如一位曾在銀行工作的電話客服提到那樣，「人們不了解，櫃員並不處在銀行鄙視鏈的最低端，櫃員還可以鄙視大堂，大堂還可以鄙視保安，而所有網點的員工還可以鄙視電話客服。」

那麽客服人的境況究竟如何？這種「尷尬」且艱難的處境，又是如何造成的？

本文將嘗試理解這群隱身於電話、電腦背後的客服人。文章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將分析客服產業中「工廠化」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控製，下篇主要介紹客服工作本身作為情緒勞動的存在與困境。

客服產業的集約化建設
江蘇宿遷坐落著全國最大的客服中心。在2009年11月，京東便將客戶服務與其他主要業務部門分開，在其創始人劉強東的老家宿遷建立了一座集約化的客服中心。京東已先後於此完成了客戶服務中心一、二期工程，將工作區和員工宿舍合為一體，可容納1.5萬個客服坐席，三期工程如今也在建設中。

在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和劉強東的力邀之下，百度、當當、途牛、小米、網易等互聯網電商企業也將客服部門遷移到宿遷，形成了一個大的電子商務產業園區。據說宿遷當地會普通話、會打字的人基本都被招了過去，僅電商客服從業人員就有2.5萬人。

在國外也早有集約化的客服產業傳統，以話務接線為主的客服中心都叫作呼叫中心（call center）。美國的大企業，例如亞馬遜，通常都將電話客服外包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區，造就了印度和菲律賓兩個特大的呼叫中心。早期印度班加羅爾的呼叫中心便有多達35萬左右的外包員工，後來新設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呼叫中心更是達到了約50萬的員工規模。

這些客服中心的坐落地點並不是毫無來由的隨意選擇。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宿遷和印度、菲律賓的相同之處在於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基礎教育和交通便利程度比一般的城市要好，主流語言的普及度高，文化差異與核心城市較小。

京東的客服中心從外表上看，就像一個大工廠一樣；整個電商產業園區也與廣東常見的製造業產業園別無二致。

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客服產業與製造業工廠的很多相似之處。在客服中心，特別是一些客服外包公司，員工管理非常集中，工作間排滿密集的工位，員工著統一的工作服；值班方式普遍采取倒班製，日常休息時間也要輪流。工作內容重復、註重流程和規範——重復使用著的一樣的開頭和結束語，中間的部分也能明顯看出話術培訓的痕跡等等。這種重復性勞動、集約式管理，都給人一種現代「電子化工廠」的感覺。

客服產業的勞動控製
客服產業一般奉行兩種管理模式，一種是流水線式的重復工作，另一種是選擇給予一線員工更多能動性的業務形態。可惜的是，出於資本邏輯、企業文化、管理惰性等原因，現在國內企業基本上都采用前者。客服缺乏解決顧客問題需要的充分授權，卻又單方面地面對來自訂單量、滿意度等的績效考核壓力。這是如今客服面對的主要困境之一。

客服的設立初衷是為了解決顧客反映的各種問題，每個顧客的問題都有分類，每個問題也都有相應的流程。客服必須按照流程走，對於顧客訴求的滿足與否也有嚴格的規範。客服的回復絕不能超出這些流程和規範，很多的回復內容都是預先設置好的。企業給予客服的權限很小，所以除了一些常見問題的固定回應，大部分時候客服只能機械地記錄下顧客的問題。

呼叫中心的來電自動分配系統會將來電（根據預先設置的客戶撥號）分給專門的電話客服。兩通電話之間基本上不會留任何等待時間，一個接著一個。所以客服也像流水線的工人一樣，由這些技術工具來控製工作的節奏，跟蹤客服的效率。只是傳統的工廠流水線控製工人的動作重復不間斷；客服行業流水線在動作之外還控製你的頭腦，本質仍然是固定流程和規範之下的重復勞動。

不管是在通話中還是查找、記錄顧客資料的時候，一切都在監控之下。客服與客戶的溝通過程全部會被錄音，由客服主管或經理選擇來進行評判和裁斷。但是客服永遠也不知道哪一通電話會被經理聽到或者考核。

西方一些學者會將這種與新時代科技相結合的監控方式稱為「電子化的圓形監獄（electronic panopticon）」。因為這與兩百多年前邊沁提出的「圓形監獄」的設計效果有異曲同工之處，即一個人站在圓形建築的中心塔就可監視所有人，但被監視者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正在被監視，只有時時保持警醒。這樣的大型監視手段如今通過電子科技就可以輕易做到。

不過管理者的監控只是實現了勞動控製的一小部分，更巧妙的控製依靠給客服製定的KPI（績效考核）就可以實現。不同於簡單重復性的體力勞動工作，客服面臨著愈趨復雜化及量化的績效考核體系。不達指標，意味著低薪與加班，以及難以實現的晉升。

各種指標中，「時間」是最大的關鍵詞。對電話客服來說，通話的平均時長、待機查找或記錄資料的平均時長、上線小時數、接聽電話數等是最基本的考察指標；而在線客服就是每小時平均接待量、首次響應時間、平均響應時間、問答比、回復率、48小時重復咨詢率等等。有時在線客服要同時回應七八位甚至十多位顧客，還要保證其響應速度與效率。

但是客服工作卻永遠交織著兩條矛盾的邏輯目標：即成本效益最大化和以顧客為中心。僅追求時間與效率是不夠的，指標體系的另一極是質量和顧客體驗。於是，詢單轉化率、問題解決率、顧客滿意度等更是給客服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是進行勞動控製（特別是對情緒的控製）的另一重要手段。

大部分的企業都是同時追求這兩種目標。例如某企業實行的「30124客訴響應承諾」機製，即接到客戶投訴後，客服要求在30分鐘內作出響應，12小時內給到解決方案，24小時內要達到90%以上的客訴結案率。但是這兩條邏輯基本上是矛盾的，要追求效率就會犧牲顧客體驗。既要控製服務的平均時長不能太長，又要保證解決顧客的問題和提高服務滿意度（客服不能主動掛斷電話或結束在線服務），這本身就是很難同時達成的矛盾目標。最後也都是一線客服默默背負了所有，被困在低效底薪、低值受挫的死循環中。

低薪資、窄晉升下的「沒有希望」
對於客服工作的要求那麽高，工作壓力那麽大，薪資應該還不錯吧？

事實卻難遂人願。

從薪資計算器（salary calculator）網站上查詢到的公開資料顯示，廣州市客服平均每月薪資水平在3500元左右。其中，2000-3000元的工資分布占了最重的比例，高達40%。而客服的工資地區排行榜中，除了北京平均月薪超過4000元外，其他排在前十的城市客服平均工資都在三千多。在上海深圳等房價物價高的城市，這樣的工資水平很難說能維持體面的生計。

工作經驗也不一定和工資成正比。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工作經驗在五年以內的客服拿到的工資差異並不大，在第六、七年，可能面臨一次所謂的晉升，工資有明顯的躍升；然後擁有七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工資水平又出現回落，且不再有上升的可能性。

晉升與轉行的困難也是從業者勸退觀望者的重要理由。由於工作的流程化、機械化，入職門檻並不高。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也註定是金字塔式的管理結構，相比一線客服員工來說，管理員的數量畢竟是極少數。同時職位晉升的天花板也很低，普通員工升到客服主管，然後客服經理，基本就不再有升職空間了，所以工作七年之後的薪資逐漸不如從前。如果不是績效好的話，這個行業也很容易早早將前浪拍死在沙灘上——這種重復性高替代性強的崗位，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年輕、更廉價的勞動力。

京東全國客服中心最近幾年校招推出了針對應屆畢業生的「未來之星」客服項目，以輪崗管培的形式儲備未來管理人員，看似晉升機會大一點。但是從知乎的關於這個項目的問答情況得知，實際執行效果並不是很好，流動和離職率仍然很高。即使刻意進行人才培養，仍然改變不了要求員工重復勞動的事實，並不能從根本上員工發展難題。

對於學歷一般的宿遷本地人來說，京東的福利待遇可能還算不錯。但是對於外地的大學生，這大概是個消磨意誌的行業。尤其是京東的員工宿舍就在園區內，正如一篇報道采訪的那樣，「它拖著你的時間、你的青春……吃飯、上班、睡覺，你就上這班，外人你根本接觸不到啊。」

這種重復機械勞動當然是資本的預先設定。低門檻和低技能導致員工的議價能力也降低，那麽對於企業的工作要求、KPI設置和加薪升職上員工沒有絲毫的話語權，只有「用腳投票」的份。這也造成了惡性循環，流動率愈高企業愈傾向於保持機械、死板的工作內容，而留下的員工也只能忍受重復性高且績效壓力大的剝削與壓榨。

雖然說員工有選擇走還是留的權力，但是這種產業形態並沒有給客服足夠的選擇空間。有的客服從業者只是將這份工作當作周轉，或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但不知不覺幹的時間就長了。在重復性勞動占主導的情況下，客服並不能為你累積相應的工作資本。即使有客服真的辭職離開，出來之後茫然四顧，想轉行卻沒有相應的技能。去應聘新工作，企業人事可能選擇實習生和剛畢業的小白，都不會選擇一個「前」客服。最後客服人兜兜轉轉可能還是回到了客服。

被迫「出售」情緒的機器人，資本矛盾的轉嫁

客服工作的本質——「情緒」的被迫出售
有從未經歷過顧客投訴的客服嗎？

基本不可能，客服在與顧客互動中絕大部分體驗就是挨罵。在知乎上一個有700多關註、200多個回答、60萬以上瀏覽量的問題「當客服是種什麽樣的體驗」裏，大部分的回答都談到客服的情緒問題。可想而知這個問題已有多麽嚴重。

首贊的答主是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態，「當兼職客服的這一個半月裏我像變了個人，變得敏感悲觀，經常莫名其妙委屈哭泣，也會經常跟身邊人起矛盾爭執。很多從前不在乎的問題都能被我放大追究。」

還有直接描述和顧客互動中的難受情緒，「昨天遇到一個顧客，讓我送禮物，只是真的送不了，他只說了一句，東西我會買，但你真的很惡心。很想回一句，哦，是嗎，惡心的就是你，你比我還惡心。然而只能笑臉面對。真真讓人哭笑不得。一句你很惡心，比罵我十句還讓人難受。」

平時罵各種難聽的話的都有，不過總有那麽些話像利劍一樣刺中客服的內心、或戳到當時的處境，「總有女孩接著電話就大哭起來。還有些不哭了，開始以隱秘地譏諷客戶為樂。」

雖然是有些顧客無理取鬧，或者就是來發泄情緒的，但這只是很少數。大部分的顧客並不是這樣的出發點。顧客一般會在什麽情況下找客服？

遇到問題的時候。遭遇產品問題的顧客找到客服時，原本就可能帶著情緒，客服在接待過程中稍有差池，就很容易點燃顧客的攻擊情緒。即使態度完美、流程正確規範，但是公司賦予客服的權限小到根本不能解決問題，亦免不了接受顧客一方的埋怨與不滿，最終承受這種負面情緒的還是客服。

顧客和客服的天平是完全不對等的。顧客可以有情緒，可以發脾氣，可以提出有理或無理的要求，但是客服不可以。在京東的客服中心，每個電話客服座前都有一面鏡子，被用來提醒時刻保持微笑，向顧客展示「聽得見的笑容」。不論是任何客服都有嚴格的情緒控製要求。一旦罵回去，表現出情緒，那就完了。

美國學者Hochschild在1983年對空服人員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情緒勞動」（emtional labor）的概念，由此引起了社會學對服務業勞動者情緒問題的大量關註。套用其對空服人員的分析，客服人員一直不停地動嘴說或不停打字的過程，付出的是體力勞動；傾聽顧客的問題，回應可能的解決方案，耗費的是腦力勞動；而在接受顧客的負面情緒甚至辱罵話語時，仍然要壓製自己的真實感受，且表現出積極友好的態度，就是情緒勞動了。

傳統的體力與腦力勞動二分已經不再能簡單地解釋服務行業的剝削情況。情緒勞動與前兩者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以及不可忽視的對勞動者的傷害。人類有感受有情緒是十分正常的事，紓解不良的情緒亦是十分必要的。當一個人長期壓製這些情緒，不讓其正常釋放出來，對身體將造成很大的危害。客服人員群體在工作中必須承當顧客的情緒發泄口，亦因工作規訓無法自由表達，存在較高的抑郁癥發病率，但是大部分企業都沒有設置相應的心理咨詢室。

身為勞動者，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自己的體力和智力都已經被商品化，我們付出的勞動和服務在市場上任由資方「定價」出售，值多少錢就給多少工資，幾無議價權。人的商品化已經不是一件自然的事，但對於包括客服在內的大多數服務業而言，情緒也被拿來當作商品售賣，會更加丟失了其「人性」的部分。

這是對我們服務勞動的「異化」。所謂「異化」，簡單理解就是異己的、外在的、不屬於自己的。首先，作為服務的產品本身不屬於自己，服務業工作者基本享受不到自己對自己的服務。其次，工作過程中，勞動者也不能自主掌控和決定要做的事情，甚至還被要求面對顧客展現出特定的情緒，無論有多不甘願都得強顏歡笑。

人的情緒漸漸從人的肉體中剝離，變成一種外在於「自我」的東西——這是為什麽很多勞動者會覺得當客服就像「機器人」的根本原因：我們不是自己的，一舉一動、一哭一笑都是被要求的、被控製的。馬克思的這段原話生動反映了客服在工作中的狀態：

「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及正常地表現自己的情緒），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他只有在不工作的時候才感受到自己……」

顧客與客服相遇——被轉嫁的矛盾
客服在工作上備受公司壓榨，顧客也因為公司產品方面的問題而感到不滿，那為什麽最後反而變成顧客與客服之間的矛盾呢？讓我們再重新考究一下顧客與客服遭遇的全過程。顧客在消費公司產品（包括服務產品）過程中遇到問題，想要找到公司投訴或者理論。公司是一個集體的、法律上的實體，那麽真正要找「人」的時候找到的是誰呢？

是客服——公司將「擋箭牌」推了出來。

客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幾乎很難。

在公司的對外包裝和聲稱下，客服職能是解決顧客問題的。但所有人都被騙了，客服工作的存在，不過是公司應對危機情況的「擋箭牌」、「出氣口」，專門吸收顧客負面情緒的「機器人」、「垃圾桶」罷了。

客服決沒有發揮自己創造性能力和進行自由裁量以解決顧客問題的空間。如果超出了工作內容設置中的流程與規範，不好意思，扣錢。這是根本性的錯誤。

如今客服的外包越來越常見，績效管理越來越要求量化。相對的，客服權限也越來越小，流程越來越死板。所以實際情況中，真正在客服這一層級權限下能解決到顧客問題的案例也越來越少。

如今在各大平臺的客服基本的對話就是，「您好，您的問題已經替您登記了，一般xx天內會給您反饋。」再多問幾句，還是重復的「機器人式」回答，「您的問題已經記下了，請問還有別的問題嗎？」

這時急性子的顧客估計已經崩潰上火了。掛斷電話或結束在線咨詢之後，收到的邀請評價都是，「請您給剛剛的服務進行評價」，「該客服是否解決您的問題」。但是，煩躁上火的我們在按下「不滿意」、「否」的選項時，是否有想過，我們遭遇到的問題真的是客服的問題嗎？

基本不是。從最開始就是產品本身的問題，換言之，是公司的問題；客服，被放在所有問題的前面當「擋箭牌」，本身就是有意為之。即使清醒認識到這和客服並沒有什麽關系，你若想要找一個評價或投訴平臺是針對公司或業務部門，找不到的。只有客服被要求將自己的工號赤裸示人，你要投訴、追究到「人」身上，最終只有客服能被追責到。

在有限條件下，前赴後繼被投訴的客服們發展出了一套話術體系，甚至公司的客服培訓就會給員工傳授的如何回答才不會有毛病的公式。這是現在為什麽顧客老覺得客服在兜圈子，答非所問的原因。

顧客怒不可遏的同時，客服也有情緒釋放的需要。「隱秘地譏諷」顧客並不少見，按住靜音鍵回罵顧客也是一種排解。還有些血氣方剛的年輕客服氣不過，以丟工作的代價也要反擊回去。

不管是顧客罵罵咧咧要投訴客服，還是客服以各種形式吐槽奇葩顧客，公司在這一過程中似乎完全消失了。顧客與公司的矛盾被成功轉嫁到客服身上。顧客的關註點直接從產品問題轉移到客服回應上來，「你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麽意思？你這態度又是幾個意思？」——關於產品的問題似乎不那麽重要了，失控的情緒讓這句話一次又一次出現，「你的工號多少，我要去投訴你！」

而這正中公司下懷。

投訴吧。對個體的投訴越多，公司的問題就越容易被掩蓋。相比於業務與產品問題，服務態度問題總顯得沒那麽嚴重，更何況被當作「肉盾」的一線客服還如此廉價。客服在前線集中吸收火力，技術才有時間去解決問題。所以客服歸根結底，被要求付出的還是情緒勞動，是專門用來吸收顧客負面情緒的「垃圾桶」，是危機的「出氣口」罷了。

有時候造成矛盾激烈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客服配備嚴重不足。首先公司不想浪費太多錢在一個沒有收益的部門身上。優衣庫的阿裏旺旺客服就是例證，響應時間長、機械復製、答非所問，顧客的耐心早已被用光了。即使這樣又如何？優衣庫這幾年在中國仍然不愁顧客，給了差評還不是繼續購買產品？那何必要安排那麽多客服？

再者，顧客的需求永遠不是靠足夠的客服就能滿足得了的。相反，在保證基本的需求下，客服的人數越少，顧客與客服的矛盾就越突出，也就越能轉移掉公司與顧客直接的矛盾。

如今的人工客服已經被設計得越來越難被找到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取得長足發展的情況下。騰訊，網易等多家智能客服系統已取代了很多基本的客服咨詢服務。但是對很多人或產品來說，人工客服的作用仍然難以被替代。無論如何，他們還是更能理解顧客面臨的復雜處境與訴求，也是更有溫度的存在。

只是連接到他們的入口越隱蔽、排隊等候時間越長，顧客尋求問題解決的成本就越高，也越容易放棄，當然也更容易積累對客服人員的憤怒情緒。畢竟普通情況下大家都怕麻煩，而最終作為個體的顧客能影響到的只有客服而已。

回顧顧客與客服的共同遭遇，我們應該對隱身在背後的公司抱有更清醒的認識。資本從來都是狡猾的，客服作為機器人設定是有理由的，情緒的沖突也是其預見範圍之內，甚至是就是如此設計的。但是每一個客服都是活生生的人，憑什麽就要剝離和異化作為「人」的情緒，化身為一個沒有感情、只知道流程的「機器人」？

公司作為該負責任的一方，不應該為客服的情緒勞動買單嗎？心理咨詢室難道不是必須設置的嗎？不該反思一下該如何調動或賦權給客服，從而真正實現「解決顧客問題」的職能與初衷嗎？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希望再次面對客服，對他們抱有一些諒解。下次請將矛頭對準公司，不管是用輿論，還是集體的方式。

最後以日本熱劇《半澤直樹》中的一句話作結，「一定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要像機器一樣對待身邊的人。

「法外之人」與「家裏外人」——家政工人勞動權益「痛點」分析

每天清晨，千萬「打工人」離開家庭住處湧入寫字樓商廈等各種公共場所去上班，但有一類勞動者卻總是「反其道而行」，遁入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內部開始一天的工作，她們常被喚做「保姆」、「阿姨」、「保潔員」等等稱呼，但她們有一個標準的職業名稱：家政工人，或者采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稱呼——她們是「家庭工人」，指在一種雇傭關系範圍內為一個住戶或幾個住戶從事家庭工作的任何男性或女性[註釋1]，如為私人家庭工作的育兒嫂、月嫂、保潔員、陪護工等等都是家政工人。

家政工以個體勞動者的身份進入私密的家庭場所中，承擔主要的照護工作和家務勞動。即便在外界看來，從事家政工作看似不需要太多前期成本投入，但隱形家務勞動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都是無固定範圍和不可控的，家政工需要付出幾乎是全部的身體勞力；如果是育兒或照護類工作，還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勞動。此外，國內法律上對家政工「勞動者」身份的否認，將其陷於混亂、無保障的雇傭關系之中，令她們與「體面勞動」的距離遙遙無期。



01 「法外之人」：模糊的雇傭主體、毫無保障的權益
目前市場上的家政公司主要有兩種類型：員工製與中介製。員工製模式下，家政服務公司與家政工之間簽訂勞動合同，雙方構成勞動關系；公司為家政工購買社會保險，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能培訓，因此員工製下的雇傭主體是公司，家庭雇主為用工方。

中介製模式下的家政服務公司在家政工和家庭雇主之間牽線搭橋，家政工與家庭雇主簽訂勞務合同或雇傭合同，同時支付給家政公司一定數額的中介費[註釋2]。但實際上很多打著員工製旗號的家政公司為了節省運營成本，都在偷偷以中介製運行。

家政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險已經成為中介製家政行業的「明規則」。正規中介公司基本會要求家庭雇主為家政工購買基本的意外險，但也僅此而已。公司常常辯稱自己只是提供信息的中介者，跟家政工之間並不構成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哪有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的義務？家庭雇主雖然作為家政服務購買方，但也只是普通的家庭，根本稱不上是「用人單位」，除了給付工資之外，並沒有能力承擔家政工的社會保險。除此之外，還存在大量的「自雇型」家政工是通過熟人介紹或自己尋找的方式與家庭雇主私簽合同（甚至不簽合同、只有口頭協定）的，這一部分家政工人通常連意外險都沒有。

雇傭主體模糊帶給家政工的最大傷害不僅是社會保障欠缺，亦有權責不清的風險。當勞雇任何一方遭受侵權損害和糾紛時（家政工意外工傷、職業病、被照護者發生事故、財產損失等），過錯責任和侵權責任如何認定？誰來賠償？在上述的家政工雇傭關系的分類中，除了極少數員工製的家政工，其他的家政工在勞動者身份界定上都存在很大問題——中介製家政機構或者自雇型家政工目前並沒有被納入《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保護的範疇。出現工傷和工作糾紛後，她們無法求助勞動監察部門或任何勞動者權益保障渠道，要麽自己吃虧忍了，要麽只能按照民事雇傭關系的規定，借助民法艱難維權[註釋3]——這意味著維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都極高。現行勞動法體系無法正視家政工作為勞動者身份的核心問題，使她們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外之人」。

02 「家裏外人」：家政工的弱勢、孤獨與沈默
家務勞動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家政工作只能劃定基本範疇，卻無法規定工作細節，這就導致家政工的工時難以準確認定，工人休息權被嚴重剝奪。中介製和自雇型的家政工人通常在確定雇傭關系之前，很少與雇主明確工作內容、休假方法、額外工作量和加班計算等等細節，從而給了雇主很大的解釋空間。從地位和權力關系上看，家政工在家庭工作場所中從屬於雇主，聽從雇主的安排、滿足雇主的需求。許多住家的家政工人常常需要24小時待命，沒有連續的睡眠時間和休息時間，也常常在簽訂合同進入家庭開始工作後被雇主要求承擔額外的、未經合議的工作內容，在家庭場域中「寄人籬下」的家政工通常很難去抗辯，為了保全工作，她們只能在隱忍和沈默中被動接受一系列不合理的安排。

在缺乏公共性的私密家庭中，從屬的家政工弱勢地位不言而喻。這裏更容易滋生出對家政工的職業歧視和性別歧視。許多家庭雇主一邊享受家政工的服務和照護，一邊奉行著封建傳統的等級觀念，認為家政工低人一等——「要馬兒跑，還要馬兒不吃草」，無形中對家政工造成隱形的壓迫。許多家庭即使能做到體面對待家政工，但還是控製不了刻意防範、處處留心、過度揣測的行為，例如廣州一位住家的家政工在接受采訪時坦言，自己和雇主的關系還不錯，日常工作中沒有感受到明顯的不平等，但雇主還是在家中安裝了監控攝像頭。家政服務業雖然從本質上看是基於市場契約的勞務交易，但在實際勞動場域裏，家政工常常被卷入家庭內部的復雜關系中，成為尷尬的「家裏外人」。所以，從勞動權益、勞動保障和勞動價值三方面去評估，這種契約都是不平等與不自由的。

在這種日常彌漫的權力不平等的氛圍中，家政工的精神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極端情況下，家政工還會遭到來自雇主家庭成員的性騷擾甚至是身體傷害。2006年一項關於北京家政服務業的調查顯示，10%的保姆曾遭遇雇主性騷擾[註釋4] ，這是一個多麽觸目驚心的比例！然而這些侵害行為基本上都發生在家中，事發時家政工難以取證，也由於家政勞動的特有封閉性，相關部門亦無法深入家庭私領域去監督檢查；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公共渠道的援助也是缺失的。要拿起法律武器捍衛權益更難，最終一切只能歸於沈默。所以，不論在工作場所內部還是外部，她們都是孤立無援的。

03 家政工實現「體面勞動」還有多遠？
2010年9月，國務院首次頒布了《關於發展家庭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指出家庭服務業「對於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具有重要作用」，同時捎帶著對家政從業人員的基本報酬、參與社會保險、維權機製都給出了一些政策指導意見，雖然這些指導意見總是像在「和稀泥」，但好歹明確表達出產業發展的同時要兼顧家政從業人員權益保護的傾向。

2019年，國務院又發布了《關於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但這份文件仍然在規避中介製和自雇傭下家政工的社會保障、休息權和勞動報酬等問題，僅重申員工製家政企業的規範，在言及靈活就業人員的具體權益時，僅用一句「實際協商確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就打發走了。從這兩個時隔十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國家大搞家政服務業的決心不變，轉移養老問題上政府責任的私心不變，但在家政工的權益保護上卻持續規避乃至倒退，權益成了越來越微弱的部分。2011年6月，國際勞工大會於通過了致力於改善家政工的社會地位和工作生活環境的《家庭工人體面勞動公約》（C189）及其同名建議書，但中國並沒有簽署這一公約，也沒有回應我國現行立法與C819公約之間存在的差距問題。

目前家政市場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場景，家政服務人員總是「供不應求」，每逢過年過節還常常上演「高薪搶人大戰」。在如此緊俏的市場環境下，試問，家政工的社會地位提升了嗎？家政工人實現體面勞動了嗎？「阿姨」改變中國了嗎[註釋5]？恐怕沒有。以中年女性為主體的家政工人們，仍然是集中了農民工、勞動者、女性三重弱勢身份的群體。她們既要出賣自己的勞動，也在出賣自己的情感，還要面臨多重歧視和實際的傷害——她們離實現「體面勞動」的目標，恐怕還遙遙無期。

家政工是一個特殊的勞動者群體，她們的工作不僅細碎、不定，而且時時受控。一位接受訪談的家政工一語道破這種尷尬：「（雇主的）家裏除了錢不歸我管，其它的都歸我管。」雇主將繁瑣的家務勞動和照護工作像燙手山芋一樣扔給她們的同時，卻沒有給她們充足的自由、自主和尊重。在從業生涯中，她們走進了千家萬戶，但是自己的個人生活空間卻很小，終日圍繞著雇傭家庭裏的孩子或老人轉，也沒有時間結交朋友、尋找社群，正如一位家政工人的感慨：「感覺自己像井底之蛙一樣，看到的世界只有這麽大」。

作為「法外之人」、「家裏外人」的家政工，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計，不得已背井離鄉來照顧城市裏別人的孩子和老人。但她們也有年老的那一天，到了那時，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她們，又由誰來照顧呢？

外賣員的法律戰：工傷意外頻發，騎手如何認定勞動關系、獲取工傷賠償？

2020年12月21日，北京一位外賣員在送餐過程中猝死，在其家屬尋求工傷相關的賠償責任時，外賣平臺「餓了麽」稱與騎手並無雇傭關系，家屬通過外賣員給自己投保的人身意外傷害險，僅獲3萬元理賠。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曾在2019年做過一次關於職業傷害保護的調研，調研對象為在北京的部分非正規就業者（包括外賣員、快遞員、同城速遞員），在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下，出現了如外賣這樣的平臺經濟形式，其中一些勞動者沒有與平臺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只是簽訂了模糊不清的合作服務協議，一旦在工作過程中出現意外，很難獲得賠償。此次的調研報告顯示，受訪者面臨的事故風險中，有87%是交通事故。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19年7月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外賣、快遞行業交通事故數據」也能體現出這種風險——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半年內共發生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餓了麽、美團、盒馬和順豐是交通事故最多的企業，其中，餓了麽發生111起，占比34.2%，包括2名送餐員死亡；美團發生109起，占比33.5%。

外賣員的職業安全問題嚴峻，但相關的勞動保障卻明顯不足。據《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2019）》，平臺勞動者普遍面臨沒有繳納社保或者參保率低的困境，目前，商業保險是平臺勞動者最主要的保障方式。相比職業工傷保險，商業保險提供的保障有限。商業保險普遍設置意外醫療賠付額度，而且只賠付一定比例。比如「蜂鳥眾包」裏合作的保險公司為外賣員提供的保險中，意外醫療的保險金額最高賠付5萬元，並且平臺綁定的意外險明確指出，不負責誤工費、營養費、康復費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外賣員遇到工傷，有可能需要自身擔負一定比例的醫藥費，並且養傷期間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和誤工補貼。自媒體「城市工人在路上」曾在文章中提及一位北京外賣員李大哥——他在送餐過程中受傷，盡管購買了商業保險，並且參加了新農合，最終還是需要自己承擔1萬多的醫療費和養病期間的各種開支，沒有誤工費。

如果外賣員受傷不重，商業保險尚且能夠提供一定的保障。但如果受傷嚴重，商業保險給予的賠償相比工傷保險，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受傷後勞動者的再就業、醫療養護需求，都沒有任何保障。

那麽，作為外賣員，在工作中若受重傷，只能認栽了嗎？如果勞動者對商業保險賠償不滿意，是否可以通過起訴，來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

01 如何認定勞動關系，獲得工傷賠償？
依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以外賣行業為代表的互聯網用工的訴訟案件正呈直線上漲趨勢，其中工傷賠償、勞動關系認定是糾紛爭議的聚焦點。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正在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行業勞動保障問題。

以外賣行業的兩大巨頭「餓了麽」、「美團」為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關鍵詞「上海紮拉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餓了麽總公司），共有1411份裁判文書，其中涉及誤工費358份，涉及人身損害賠償344份，與勞動合同相關115份；搜索「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團），共有1026份裁判文書，涉及誤工費123份，人身損害賠償125份。

外賣員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其中不乏勝訴的案例。

2019年9月，北京外賣員趙萬貴申請勞動仲裁，要求確認與美團配送承包商存在勞動關系。訴求被仲裁委駁回，隨後，趙萬貴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最終，法院判決確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2018年7月，江蘇無錫餓了麽外賣員在送餐路上發生交通事故，向法院起訴餓了麽配送承包公司，要求確認勞動關系。最終，無錫市人民法院判決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2018年，山東省一外賣員送外賣受傷，向人社局遞交工傷認定申請；人社局先是不予受理，後外賣員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社局撤銷不予受理決定，並於2019年6月5日作出工傷認定。

據《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2019年平臺經濟關於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件中，法院認定事實存在勞動關系的超過50%，大概每2個起訴要求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件中，有1個能夠勝訴。

這些判例事實和數據都表明，盡管平臺與相關企業一味地否認勞動關系，但很多外賣員事實上被雇傭，勞動被管理與控製。只不過，在平臺自保的協議中，這些關系都被遮蔽和抹除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所記錄的一個個具體的案例，是每一位勞動者用行動，通過法律渠道，來證明自身的勞動者身份。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也曾指出，互聯網用工關系表面上靈活、自主，但實際上，具有內在的嚴格控製關系，其勞動具有從屬性，用工雙方並非兩個平等獨立的主體，他認為確認互聯網用工的雇傭關系（勞動關系）才能為勞動者權益提供保障。

如果在送餐途中受傷嚴重，商業保險未能提供足夠的補償，勞動者如何通過法律來獲得應得的保障？

02 到底被誰雇傭？應該起訴誰？
首先，找到法律意義上真正的「雇主」至關重要。盡管身著平臺工作服，送餐過程受平臺控製，但目前為止，如果直接起訴平臺，外賣員依舊很難獲得應有的賠償。

2018年，江蘇常州外賣員沈文亞送餐途中受傷，為了獲得應得的工傷賠償，他起訴美團常州分公司和北京總公司，歷時一年半，最終敗訴。沈文亞認為自己是常州分公司的員工，需要定期去美團常州分公司辦公點進行培訓，而且自己的工作服和保溫箱上都有「美團外賣」的標誌。
但美團分公司提供勞務協議證明，沈文亞在平臺註冊成為美團眾包員的過程中，就已與另一家外包公司簽署了勞務協議。事實上，他的送餐培訓、工作服、報酬都是由外包公司提供的：

「薪酬是由博悅公司支付的；業務培訓是由博悅公司進行的，具體地點其公司不清楚，並不是由其公司或三快常州分公司進行的培訓；配送員所穿的衣服均是由博悅公司向其公司采購，送餐車輛系配送員自行購買，……配送員在註冊成為眾包騎手時，在驗證身份的同時，APP上會提示勞務協議的內容，告知與誰建立勞務關系」。

也就是說，沈文亞在註冊賬號過程中，不知不覺已經被外包了。在另一份判決文書中，美團公司提供證據證實了這一點：美團與天津沃趣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沃趣公司需要安排人員進行送餐服務，並且承擔送餐員的勞動、雇主責任。外包現象普遍存在，騰訊新聞記者采訪北京、廣州、佛山多地美團眾包騎手，發現他們通過平臺簽署的協議主體均不同——外賣員與外包公司簽訂協議並受其管理，外包公司再與外賣平臺簽訂合作協議

外賣員與平臺的勞動關系復雜多樣，主要存在直營、外包、眾包，直接與平臺建立勞動關系的，已越來越少。勞務外包、勞務派遣是外賣行業用工的主流形態。

目前為止，要求確認外賣員與送餐承包公司的勞動關系，比起訴平臺更容易。查閱判決文書，大多數勝訴的案例都是判定騎手與送餐承包商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平臺無需承擔責任。以上海美團分公司為例，天眼查數據顯示，其作為被告共涉及19個法律訴訟中，最終承擔部分責任的僅有4個，沒有案件需要承擔全責。

這樣看來，對於勞動者來說，關註簽署勞務協議的主體，相當重要。

有的外賣員勞動關系更復雜，被層層外包。加盟商將承包的業務再次分包出去。這種情況，外賣員要尋找誰是真正的雇主，更是難上加難。

03 從判例學習：怎麽證明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平臺往往在協議內容上聲明：外賣員需要個人承擔所有可能後果和風險，否認協議雙方存在任何的勞動、勞務關系，而是自主的平等的合作主體。另一方面，平臺協議中會有各種具體的配送規定，規範要求，包括微笑服務、工作服著裝等。

從判例文書上看，即使外賣員簽署了協議，同意雙方不存在勞動、勞務關系，只要證據充分，也不妨礙從法律上認定事實上的勞動關系。盡管認定過程存在爭議，多份判決文書引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一條的規定，以此作為重要的判斷依據——

「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製定的各項勞動規章製度適用於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據此，外賣員為證明事實存在的勞動關系，可以重點關註以下證據：

1. 在平臺或線下簽署的協議。盡管協議內容會否認雙方存在任何勞務關系，但協議內容往往也會規定相關的工作內容、工作安排和工作特點。

2. 平臺上的賬戶信息。有的平臺賬戶會提供具體的員工信息：包括外賣員的個人信息，所屬的服務站點、員工類型，有的還會有出勤記錄、派單記錄等，這些信息都是有效的證據。

3. 工資支付證明、薪資待遇計算方式、訂單詳情截圖。外賣員需要說明自己的薪資構成是如何被管理和控製的——外賣員的提成金額有部分是根據接單量呈階梯式增長，平臺也會不定時調整送單費，這些都能有效說明工資收入背後是被管理和控製的。一方面，對平臺運單費調整政策要記錄或截圖留做證據，另一方面，要清楚自己的收入流水清單。

深圳一位外賣員邱某曾在美團眾包平臺上簽署協議，成為騎手，後在送餐中受傷，左腿骨折，傷殘十級。在平臺上投保的意外險只報銷醫療費用8.8萬，對於邱某來說遠遠不夠，未能涵蓋他後續的治療費用與生活費，他還有父母需要贍養。

後邱某起訴送餐承包商裕米公司，獲得其他賠償：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共計10萬左右。在庭審中，裕米公司以簽署協議為理由，認為邱某受傷後果應該個人負責。但依據邱某提供的證據，法院認定雙方存在雇傭關系。在邱某提交的證據中，包括勞務協議及美團騎手意外險升級版電子保險單各1份，北京錢袋寶支付技術有限公司付款憑證4份，訂單詳情截屏4頁，在美團眾包平臺的賬戶信息。

4. 其他關於工作內容、要求的說明，例如早會、招聘信息、培訓記錄、管理規則等記錄。盡管有些外賣員是在平臺上自主註冊賬號，也需要定期參加培訓或者是述職。上文提及的沈文亞即是如此，需要定期參加培訓，到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服和保溫箱，上面皆有「美團外賣」的標誌。有些是站點招聘，招聘信息上會有具體的工作說明。在平時工作中，可以多多留意記錄相關信息。

5. 證明事實上被管理的微信截圖、錄音、視頻資料等。北京外賣員王彪被站長口頭通知送不了外賣，當日其美團騎手APP被強製關停無法工作，站裏以盤點為由將其工作使用快餐箱、頭盔收回。後為討回相應的賠償，王彪提交了顯示2018年3月31日被取消開通的APP界面截屏及與劉利偉要求王彪清點物料的微信對話截圖。這些信息都是充分證明「管理」事實存在的證據。

6. 接單詳情記錄。很多眾包註冊的外賣員事實上承擔著全職外賣員的工作，記錄自己的接單數量和工作時間，將會對認定勞動關系非常有利。眾包騎手中，大部分人的工作時間、強度、風險都不比專送騎手低。

李相國是北京的一名閃送員，他可以自主決定上線時間，以及是否搶單、接單，每天工作時間大概10個小時左右。2016年7月，他在閃送途中意外受傷，先是申請勞動仲裁，海澱區仲裁委員會以「自主搶單」、「自行掌握工作時間」等原因認定其不屬於勞動關系後，李相國向人民法院起訴，最終得以認定為勞動關系。

裁決書中的證據，包括李相國的一份詳細工作清單：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間共計完成410單，平均每月超過200單；同期，2016年6月、7月，平臺活躍閃送員人均接單134.3單、139.8單，因此，李相國的接單數遠超過平臺活躍閃送員的平均接單數。」

由於平臺的設置，很多外賣員、速遞員的勞動信息和勞動關系基本都是被「線上化」的，平臺控製著勞動者的送單費計算、工作時間，還會用各種方式來調整工作要求。而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工傷，這類「非正規就業者」也往往只能拿到一點商業保險的賠償，理賠流程有時候還很復雜。若是惹怒平臺或站點，也可能面臨被封號的情況。而一旦號被封，所有工作信息都會被抹除，為平臺所付出的勞動被「一筆勾銷」。

沒有人希望自己在工作中受傷，但是一旦受傷嚴重，還可以通過法律獲得應有的賠償，因此需要在平時多多保留關鍵信息、證據和記錄，以備不時之需。

值得關註的是，通過法律渠道訴訟獲得賠償的勞動者依舊是極少數。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顯示，受訪的外賣員、快遞員中，67%在工作中受傷時選擇「啥也不做，自己忍著」，只有10%左右尋求法律援助。而且對於勞動者個人來說，走司法訴訟途徑，將意味著高昂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本文所列舉的成功的案例，訴訟周期短則一年，長則兩三年甚至更久。有的即使在勞動仲裁、或者是一審就勝訴，但是依舊要面對平臺公司或代理商的上訴，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對決」——作為勞動者的個體面對的是平臺的法務團隊。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我國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8億人，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7800萬人」，以外賣員、快遞員為主體的平臺勞動者已然是重要的勞動群體，但如今，關於互聯網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勞動保障卻遠遠不足。如果沒有更完善的保障政策，勞動者面臨的阻力將更加艱難。

環衛調查：大學城環衛公司綠德狂吃千萬「人頭費」，半年內逼走逾30名環衛工

「大學城好像越來越臟了」、「環衛工人好像越來越少了」……

近日，在大學城偶爾聽到有同學發出「環境變差」這樣類似的吐槽，尤其是看到馬路上的環衛工越來越少，經常一個很長的路段才能看到一個環衛工人在崗，而馬路兩旁的樹葉則長時堆積；垃圾堆積、公廁異味，無論工人還是學生都有怨聲。大學城的整體衛生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這是為什麽？筆者3-4月份走訪了大學城部分路段和區域，訪談了多數環衛工人，外包公司「綠德」背後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問題才逐漸明晰。

大學城環衛保潔承包公司：綠德園林環衛
廣州大學城位於番禺區小谷圍街道。這裏本是一座很美麗的生物島，在2003年拆遷改造之後建成了十所大學校區，十多萬學生和教職工等入駐，成為廣東高等學府學子的新家園。自此，農村變成了商業住宅和學校，失地農民則大部分成了這座「新城」的環衛工，鋤頭換掃把。

大學城市政環衛項目迄今仍然是廣州市僅有的少數采取「外包」模式的地區，幾乎每三年便需重新招標，中標企業成了「流水的營盤」，工人則是「鐵打的兵」。不同企業管理方式不同，這直接導致保潔質量和工人權益保障存在長期的不穩定。

2020年7月，廣州大學城小谷圍街道發布《2020-2023 年小谷圍島市政環衛保潔服務項目招標文件》，最終廣東綠德園林環衛工程有限公司在「服務」和「綜合誠信」兩項上得分遠超同類企業，最終以8231+萬元總投標價，承包了大學城未來3年保潔項目，涵蓋大學城小谷圍島內全部市政公共道路及4個保留村的清掃保潔，總清潔面積共562.452331 萬平方米。2020年8月下旬，綠德正式接手大學城環衛項目。

1. 綠德公司一接手，狂吃千百萬「人頭費」
接手後的大學城環衛項目，綠德帶來了什麽改變？

查閱2020年的招標文書，文件中詳細規定了外包公司需承擔的作業項目，及其所需人員配置不得少於271人（含管理人員）。綠德公司在其提交的中標報價明細表中清楚顯示，承諾項目將配置273人，包括：項目經理1人、項目副經理1人、管理員5人以及保潔員266人。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據工人反饋，截至4月1日，綠德承包項目已超過半年，但雇傭的一線環衛保潔人員僅約198人，與其報價中的配置人數266人相差68人，較標書少聘用了超過1/3的一線工人。以其報價中每名環衛工人7000元/月的成本估計，每年綠德僅從人頭費上可凈「吃」571.2萬元。設備上，綠德也偷工減料，現已購置的設備不及標書要求的一半。但標書上明確要求設備配置需在企業中標後20日內全部到位，這些設備費預算又被挪去何處？值得懷疑。

綠德狂吞「人頭費」、設備費的背後，導致的後果是什麽？(詳見下圖集）

在深入走訪中發現，大學城各級道路（包括中環路以及位於各學校間的大馬路）內側人行道樹葉堆積情況極為常見，多數人行道已呈現泛黃泛黑顏色，長期未清洗已積累大量汙垢或青苔。在同樣被列入每日必要保潔區域的天橋，同樣看到臺階表面留有大量的汙垢，以及許久未清理的生活垃圾和小廣告貼紙等。

在行車道上，多次發現與人行道/綠化到接壤的死角邊存在大量的樹葉垃圾，這部分區域按理應由掃路車機械化每日負責清掃。此外，近幾年新建的幾十座公廁，臭味卻極為嚴重——廁所內無除臭裝置、通風差，多間公廁廁所燈壞或不通電，廁坑積糞常見，也可見墻面有蚊蟲聚集存留；並未見到有環衛工人在旁邊隨時保潔。

根據《招標文件》，市政人行道人工的保潔時間要求為全天16小時，人行道和路邊護欄每月需機械沖洗一遍，天橋面每天則需機洗一次；行車道機掃每天不低於1-2次，每天沖洗一遍、灑水兩遍。大學城31座公廁均需要保持每天12小時保潔，全面清潔不少於2次並隨時保潔，配備的公廁環衛工應不低於15人。

但現實是，這些要求綠德沒有一個能夠實現，遑論保潔質量。訪談的環衛工告知，公廁長期均沒有配備專人管理，直接導致異味嚴重、糞坑異物必然無法得到及時處理；而環衛工人數量過少，保潔時間只能維持8小時/天，工人不僅工作量大、難以及時保潔，導致路段長期積壓垃圾和枯樹葉，而且補貼極少、工作常因不能及時保潔而受罵。設備的缺乏，也直接導致行人道和護欄、甚至多數馬路都從未進行清洗。可以窺見，綠德公司偷工減料、徇私牟利是無處不在，代價則是急劇下滑的環境衛生條件。

2.半年逼走逾30名環衛工，侵權無所不用其極
與環衛工人深度交流獲悉，綠德為了在保潔項目上「竊取」更多的收入，接手後不僅沒有額外招聘欠缺的環衛工，反而進一步通過辭退、調崗、取消機動人員等各種方式減少工人。在項目接手之初，項目經理便通過組長等下達裁員指標，針對部分已經退休的返聘員工，綠德采取直接辭退的手段；而針對未達退休年齡的工人，公司則慣用調崗變相逼人辭職——將員工不經協商調離本崗到更差、待遇低的崗位（如從垃圾收運跟車崗調去保潔崗），若員工拒絕調崗，三天後則算自動離職。兩種裁人方式，綠德都很巧妙地規避了經濟賠償金的法律責任。

據工友估計，綠德接手的半年內至少已經變相裁掉或逼走逾30名環衛工人，其中以未達退休年齡的工人為主。有的班組減少的工人甚至達1/3，以北亭村為例，原本人數30人，當下只剩下20名保潔工。現存的198位一線工人又多以超齡返聘工為主，公司從中既巧妙「省」下了一大筆「五險一金」支出，又規避了3年項目到期後的工人法定經濟賠償金支出。

減人手之後，公司便不再安排機動人員。大學城環衛采取每周單休工作製，同崗位兩人周末則互相輪休；這意味著，每個工人周末需單獨承擔平日雙人的崗位工作量，以便同崗的同事可以輪休1天。這不僅與廣州市其他環衛項目的操作完全不同——采取多個機動人員，專門替代輪休工人；而且更不可能實現道路保潔12-16小時的要求，工人保潔壓力無疑巨大。

不僅如此，綠德仍然見縫插針縮減工人的合法福利待遇。根據《廣州市關於規範環衛行業用工的意見》等文件，環衛工享有工齡工資、加班工資等權益。工齡工資方面規定每1年環衛工齡可計30元/月，每年1月調整，但實際走訪中有多名工人反應，綠德並沒有在今年1月份如期調漲環衛工人工齡工資。而春節法定假日「初三-初六」四天加班，公司亦並未計發雙倍加班工資，日常垃圾收運工加班費亦僅僅算20元/小時（合法應為：工作日21.72元，周末28.96元/小時）。

工服方面，簽訂合同半年來，僅有四條行政村工人76人獲發了2套長袖冬裝，而其他大馬路環衛工和車隊工人均沒有新工裝，全體工人也沒有發放大衣雨衣和其他勞保用品。但查閱政府招標文件可了解，中標單位需提供「19式」環衛工勞保，即每年發夏裝 4 套、秋裝上衣2 件、冬裝 2 套，每3年雨衣1 套、冬裝防寒棉大衣1 套；每年遮陽帽、水壺 、勞保鞋、雨鞋、勞保手套若幹。此前，這部分的預算已全部包括在綠德報價單之內。

公廁惡臭、臟差的問題也源自於此。工人表示，綠德一直以來都沒有安排專人負責公廁的管理與保潔。實際上，綠德采取了一種極為取巧的方式——將公廁保潔任務分攤合並到馬路環衛工身上。綠德要求（不能拒絕）負責路段保潔的環衛工必須額外承擔臨近相應公廁的保潔：工人每天上下午上班的第一個小時先清掃公廁，然後再執行路段保潔任務（而路段任務量跟其他工人無異），每個月以200元作為額外補貼（其中貝崗公廁補貼特殊，為300元/月），四月份起增加到260元/每公廁。更為荒唐的是，每月必休的4天休息日相應的環衛工會被扣除廁所補貼，也就是說，負責公廁的環衛工每月最多僅有174元左右。現狀如此，公廁衛生談何保障？

負責的環衛工一上班，會先洗廁所，後洗路段。如果路段保潔晚了常常會被領導罵，「9點多這麽晚還沒掃完路段」，「可是那我要去洗廁所啊」，「你可以早一點去洗廁所啊」，「我提早洗廁所，你給我（加班）錢我嗎？！」同樣，廁所保潔出問題，也會認為工人沒認真工作。

——​*廁所-路段保潔「雙料」工人的遭遇*
我們好奇的是，逼走的工人、少發的工齡及加班工資，乃至15人的公廁專人保潔預算，跑哪裏去了？

3.環衛公司帶頭違規亂堆大件垃圾？
大學城外環路貝崗濕地公園往裏面的隱蔽處，在新化快速橋底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大件垃圾堆積場。這裏面就像垃圾堆埋場一樣，地面有大量的汙水瀦留，個樣垃圾混合疊放在一起，建築垃圾、家具木板沙發、綠化垃圾（枯樹葉/枝等）以及共享單車，內部和表面夾雜著泥土。垃圾周邊雖然惡臭味濃，但若非看到有工人運送大件垃圾到此處，平常人基本不知道這個垃圾點的存在。

這幅景象令人震驚。工友直言，綠德公司指示工人將村裏的綠化垃圾、家具、建築等大件垃圾運到此處，混合堆在這裏，偶爾還會用鏟車挪部分泥土覆蓋上去。至於這些垃圾的後續處理，工人表示，「去年公司曾短暫混合運走一些，但似乎只是做做樣子」。

針對這個所謂的大件垃圾臨時放置點，資料顯示，大學城管委會曾於2020年曾發布項目招標（《2020年廣州大學城綠化垃圾清運服務采購項目》），綠德公司最終同樣以高「服務」和「綜合誠信」評分投得標的。網上顯示該項目已於2020年12月31日執行結束。

但走訪所了解到，這個垃圾點不僅僅是政府所說的綠化垃圾堆放點，還是綠德的所有大件垃圾混合堆放點。現實看來，綠德不僅沒有在去年底徹底清理綠化垃圾，還持續將所有大件垃圾混合運送堆放在此地，未履行垃圾分類處理的責任。這顯然不符合《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的相關要求。持續汙染的背後，此地顯然已成為綠德的「搖錢樹」，既不需要承擔大件垃圾的處理費用，還可賺取政府采購項目經費。

「良心」報價，誰來買單？
在綠德公司的項目報價單中，赫然列明了大學城市政環衛項目的月利潤為「5000元」，而項目總經理的月工資報價也僅5800元（環衛工為5400），這麽一個良心報價，如同作慈善一樣，有什麽道理不會中標？但顯然，中標後的綠德開始處心積慮著手擠占項目款和侵蝕工人保障，這背後是以工人減員、過勞、低薪，乃至保潔質量惡化為代價的。

事實上，多年來大學城的保潔指定路段在不斷加長，而保潔項目以「機械化」為由，則一直在削減核定人手。2014年廣州市番禺區公布的大學城的保潔成本核算表顯示，其保潔面積為302萬平方米，核定環衛人數為426人；而到了2020年，招標文件內規定的核定人數已減為271人，但總保潔面積擴充到562萬平方米。人數減少36.4%，但保潔面積增長86%，每名工人平均作業強度增加193%。

大學城保潔質量日漸變差，如今馬路上甚至要隔近公裏才可見到一個環衛工蹤影，環衛工要背鍋嗎？市政環衛保潔作為公共利益項目，但大學城小谷圍政府長期將其外包給第三方保潔公司，以減少公共支出；而承攬的外包公司同樣要在其中分一杯羹，吃「人頭費」減待遇便是他們賺錢的方式。

綠德公司在這樣的低配置標準之下，仍進一步減員裁員，一線保潔人員遠低於271的核定人數（198人），令每個人需承擔的人工保潔面積或達近萬平方米，遠高於常規的3000-4000平方米標準。其持續對工人待遇、勞保的限縮，無不顯露其真實目的——短期賺大錢。工人數量少了，質量會有保證嗎？但對於外包商而言，質量從來都是其次。三年一換，現在的綠德公司同樣是在做一個「撈一大筆就走」的生意。

回顧那些從未清洗過的天橋、人行道甚至行車道，無法及時處理的落葉枯枝和死角邊，一天僅兩次保潔的惡臭公廁，甚至貝崗濕地公園亂堆埋的大件垃圾。這一切的源頭，當然難以將其歸因到環衛工人身上，本質還是綠德公司違背《招標文件》，為一己私利給大學城居民生存環境、以及環衛工權益造成的重大損失。

招標文件內文有明確規定，項目內部已建立「月度考評製度」，大學城管委每月需對保潔質量進行考評；同時也載明，考評得分低將扣除相應的項目服務費，若綠德存在重大違約情況也有權提前終止合同。在這份深度走訪最後，作為大學城居民，可能最希望得到回應的問題是：

綠德公司既往6個月的考評得分究竟如何？綠德投標時的高「服務」和「綜合誠信」分是如何體現？數月的監管考評難道沒有發現問題？針對吃人頭費、設備費，以及克扣工齡、加班及勞保等問題，是否構成了重大違約？作為有監管責任的相關部門，針對綠德謀私利吃公款的違規操作，該如何執法監管？

二零二一年

憤怒的騎手

沈陽美團發生騎手反抗事件
6月19日淩晨，美團眾包App沈陽騎手楊某意通過美團眾包App搶單加派單，訂單到手後原地直接點擊收貨、送達，在四小時裏搶到了253單，全部原地點擊了取貨和送達，隨後沒有提現，直接註銷了美團App賬號。

知乎有答主「海鮮活力蓋飯」認為，他雖然是在對抗平臺，但實際上導致了其他方利益受損，讓半夜沒吃飯的人吃不上飯，讓經營到半夜的商家賺不到錢，是「揮刀向更弱者」，是「用恐怖分子式的行為綁架無辜者」。

知乎作者一三四六九認為：

有問題的是平臺。平臺作為中間方，本應該是調理騎手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方便騎手和消費者以及商家的，它抽取的也本應該是它作為平臺方，應拿的那一部分資金，而不是作為寡頭去克扣騎手、商家乃至消費者……

可現在平臺的作風，那就是墻頭草。如果騎手和平臺發生矛盾了，那麽平臺就會和消費者捆綁在一起。如果消費者和平臺發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騎手綁定在一起，如果商家和平臺發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消費者或者騎手綁定在了一起。

也就是說，不管是作為騎手、消費者、商家，如果你不願意被平臺剝削的話，那麽你必然會被平臺引導著，和某一方發生矛盾。所以挑撥離間的，不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嗎？

不過，更多人表示了對騎手的支持，認為這是反抗不合理的秩序。關於損害消費者利益，不是騎手讓客戶吃不到外賣，是美團的霸王條款。美團沒有處理好和外包員工的關系，導致出現違約，消費者理應向美團索賠。

美團騎手當眾焚燒衣服和外賣箱表不滿
近日（5月21日報道），一位美團外賣小哥在站點外的馬路上，親手將美團騎手服和送餐箱點燃燒毀，以此發泄心中的不滿和憤怒。

據網友爆料，這位小哥加入美團騎手隊伍不久，就因為一場交通事故導致腳踝骨折住院。事故發生時，由於是外賣小哥的責任，所以承擔了事故的所有責任。除了要承擔自己的醫藥費和吃飯問題，還要承擔事故中對方車輛的維修費，這讓本就拮據的小哥雪上加霜。

從網友爆料的內容裏考第一看到，外賣小哥醫療費支出3000多元，給對方修車2000元。在整個住院期間，美團方面無人探望，無人問候，無人給予任何人文關懷，就連住院時的吃飯問題都是自己解決。

在小哥休養近一個月後，勉強下地的他來到站點辦理離職，畢竟從這場事故中他看到這個行業的冷漠。在站點劈裏啪啦的一番計算下，他不但沒有任何經濟補償，反而還要倒賠站點4000多元。想著自己花錢買的衣服，自己花錢買的頭盔，自己花錢買的送餐箱，小哥心中憤怒異常。一怒之下在「三無站點」門口直接將這些裝備全部燒了，以此表達自己對這個行業冷漠的憤怒。

職校學生困境 | 以不發畢業證強迫實習，職校為什麽違法了？

導言：一直以來，HOPE學堂十分關註同學們的實習就業問題，而最近一個熱點事件 「17歲少年工廠實習墜亡：生前遭遇「曠工開除」警告 | 深度報道」，更是將職校生實習問題帶到了大眾面前，引起了廣泛了討論。其中學校以不發畢業證作為威脅的態度更是激起了眾怒，為此，HOPE學堂邀請了有著法律背景的掃地僧分享了他關於此事的看法。

最近，湖北十堰余同學，因為在實習過程中遭遇各種不法和非人待遇，最終跳樓身亡。這是他個人和家庭的巨大悲劇，也是我們社會的巨大悲哀。尤其是，在當下國家以各種法律政策推動職業教育的背景下，出現這樣的悲劇，不能不讓人覺得悲傷憤怒。

該校校長在情急之間甚至說出「如果需要，我將以死謝天下」這樣無用的豪言壯語。該校長自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此不贅言。今天我們就談一件事：學校以不發畢業證為由，強迫學生參與實習究竟有沒有法律或政策依據？

不予畢業的標準：僅限實習考核不合格
我們知道，學校一般的說法是「不實習就不能畢業」、「實習未滿6個月不給畢業」、「實習期間不遵守企業相關規定的不給畢業」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說法往往嚇到了學生和家長，所以他們遇到問題只能默默忍受，因為很多家長、學生、甚至學校對於合法實習缺乏足夠了解。那對於實習，學生或者家長就只能逆來順受服從學校的安排嗎？

非也！！

為了保護職校學生權益，強化實習的教學功能，教育部於2016年製訂《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此來規範學校、實習單位和學生的行為。 這裏我們首先要詳細來說說：在實習過程中什麽情況下不能畢業？

根據教育部2016年頒布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的考核結果應當記入實習學生學業成績，考核結果分優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個等次，考核合格以上等次的學生獲得學分，並納入學籍檔案。實習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畢業。

也就是說，職校學生在實習過程中不能拿到畢業證的主要依據，是在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過程中，考核結果不合格。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澄清幾個關於實習的概念。

不同類型的實習
※認識實習是指學生由職業學校組織到實習單位參觀、觀摩和體驗，形成對實習單位和相關崗位的初步認識的活動。（一般是初步進入某個專業教學中會涉及的）

※跟崗實習是指不具有獨立操作能力、不能完全適應實習崗位要求的學生，由職業學校組織到實習單位的相應崗位，在專業人員指導下部分參與實際輔助工作的活動。

※頂崗實習是指初步具備實踐崗位獨立工作能力的學生，到相應實習崗位，相對獨立參與實際工作的活動。（一般是中職第三年）

不發畢業證有前提：學校組織實習須合規合法
這是不是意味著，學校可以以此來要求學生，去參加任何實習，如果學生不從，就一定被「合法」地不發畢業證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為這只是就考核的結果而言的，前提是學生參加的實習是符合管理規定的實習，否則學校有可能是先違了法！

《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這個規定除了總則與附則，主要的是四個部分：實習組織、實習管理、實習考核、安全職責。這意味著，除了實習考核之外，這個管理規定最重要的是規範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的在組織實習、實習管理等方面的行為的。總體來說，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的前提是，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按照本規定合法地組織了實習。而且，第二十八條還規定，職業學校要建立以育人為目標的實習考核評價製度，應該與實習單位根據學生實習崗位職責要求製定具體考核方式與標準。

比如，第二十六條規定，對於違反本規定組織學生實習的職業學校，由職校的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對直接負責人進行處分，造成重大事故的依法追究責任，如果實習單位違法本規定的也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二十七條還規定，對違反本規定安排、介紹或者接收未滿16周歲學生跟崗實習、頂崗實習的，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依照《禁止使用童工規定》進行查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意味著，學生實習考核是否合格，並不是學校一句話的事情，而應該有明確的細化的標準。同時，如果學校沒有按此規定組織實習，即為非法組織實習，那麽學生不僅可以拒絕，還可以舉報，更不存在什麽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這回事。

因此，職校同學在實習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學校組織的實習是否合法合規，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進行監督和保護自己。

所以，你的實習合法嗎？
那麽究竟什麽樣的實習是合法合規的？針對目前很多同學在實習中遇到的問題，結合《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我們認為應該尤其重視以下幾點：

第一，實習不等於打工。實習的功能定位是學校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習的崗位應符合專業培養目標要求，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

第二，認識實習、跟崗實習由學校安排，學生不可以自行選擇；但頂崗實習，學生提出申請學校批準後可以自行選擇實習單位；

第三，不得安排一年級的學生參與頂崗實習，不得安排未滿16周歲的學生跟崗實習、頂崗實習；

第四，頂崗實習原則上為6個月，但可以分階段、分學期、分次進行，6個月是一個累計時間；

第五，「無協議不實習」。跟崗實習與頂崗實習，必須簽訂三方協議，協議需要寫清楚實習的內容、時間、地點、住宿等等，還包括實習考核的具體方式與標準；

第六，實習期間不可以加班、上夜班、或在法定節假日上班；

第七，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頂崗實習報酬提成、管理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實習費用，不得扣押學生的居民身份證，不得要求學生提供擔保或者以其他名義收取學生財物；學校也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

第八，學生實習強製保險。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應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為實習學生投保實習責任保險。責任保險範圍應覆蓋實習活動的全過程，包括學生實習期間遭受意外事故及由於被保險人疏忽或過失導致的學生人身傷亡，被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的責任，以及相關法律費用等。費用從職業學校學費或者實習單位費用中列支，不得再向學生收取或者從學生工作報酬中扣除。

第九，參考實習單位相同崗位報酬標準、工作量、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等因素確定學生報酬，原則上不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試用期工資標準的80%，而且工資必須以貨幣形式按時發放。

第十，學生在實習期間有權請假，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要建立實習學生住宿製度和請銷假製度。

《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的內容很豐富，為了閱讀簡便，這裏僅做的了簡單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教育部文件：《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 釋義。

學校究竟有沒有權力以「不實習或者實習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職業學校只有真正做到如上所述的實習規定，才是合規合法的實習，也才能按照實習考核要求來要求學生。否則，學校的行為已經觸犯該規定，又有什麽資格要求學生服從管理呢？

下一次，當你聽到或者對學生說「不實習就不能畢業」時，請先想想，學校的實習安排合規合法嗎？真的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嗎？

走不出的按摩店｜視障按摩師的自述：我為什麽不喜歡按摩？

我叫王十七，2010年第一次從事推拿工作。那時候我才15歲，因為視力不好，勉強讀到初中就沒有繼續上學。當時我們縣上的殘聯有舉辦「盲人中醫保健按摩職業技能培訓」，親戚就攛掇我家人讓我去學這個，以後有一技之長養活自己。

眼睛看不見，以後能做什麽養活自己呢？那時候父母為此很發愁，聽到有這樣的好事，就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給我報了名。我是稀裏糊塗地去參加培訓的，那時候完全不清楚按摩是個什麽東西，做這一行有多少收入，有什麽職業風險，以後能有什麽成就？

事實上，大部分年輕盲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未來能做什麽，也不會去想以後做什麽。而因為由政府舉辦的按摩培訓是免費的，而且聽說很多盲人在從事這項工作，也就成了許多盲人父母的唯一選擇。當然了，像潮汕地區，很多盲女的父母還以為這是色情行業，阻止女兒出去學習。所以女的盲人按摩師在行業裏也就成了稀缺物種。因此，盲人有沒有機會出去工作，很多時候由不得自己，是要看家人允不允許的。他們習慣了被安排，讓他人代替決定。

我自己在按摩店約摸做了三個月後，就開始意識到我不喜歡做按摩，可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不喜歡，人生還有什麽別的選擇嗎？直到做了三四年按摩後，我才知道我厭惡的是什麽。

逼仄壓抑的工作環境
相比那些裝修或是豪華、或是典雅、亦或大氣、亦或復古的養生館、Spa、美容院，大部分盲人按摩店的裝修通常是普通而簡陋，甚至逼仄和昏暗的。一個收銀臺，一張價目表，兩把凳子沙發，一臺飲水機，幾幅經絡穴位圖，通常就是盲人按摩店接待區的標配。而假若有茶幾功夫茶具這些行頭，老板多半就是來自潮汕或福建一帶的。而那些會點上線香，擱一兩盤水果點心讓客人自取的店鋪，已經算是略懂提高服務品質的做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盲人按摩店一進去就一擱著按摩床的大廳，最多就在床與床之間拉個簾子或放個屏風。隔壁顧客的交談和爽叫，都是聲息相聞。後來才與時俱進，和餐館一樣弄起了更讓生意人喜歡的包房。中小規模的按摩店少則兩三間按摩室，多則六七間，有的是單人間，只放一張床，有的是兩張或兩張以上，適合結伴而來的客人邊按邊聊天。

作為盲人員工，大多是不善於接待客人的。盲人不勝任接待工作的原因，實際上是因為沒法看人臉色，很多時候服務做不到多麽周到。走進門來的顧客，有時是販夫走卒，有時是好色之徒，偶爾還會蹦出一兩個名媛貴婦。有眼力勁的員工一照面就能瞧出對方沒說出口的需要，捕捉更多的信息；可盲人師傅們沒這本事，只能口頭交流，設法用眼神和肢體動作和人家表達更多，更別提奉上水果、引領顧客、還有其他主動獻殷勤的服務。因此，中等規模的盲人按摩店總要請個視力「看得到」的前臺來做接待和收銀這方面的工作，提高顧客進門後的第一印象。

遇到店裏生意比較好的時候，不是一起來的客人，也只能拼房按摩，共處一室。而這種常規規模的按摩店，可不會給按摩師準備休息室；如果是吃住和店面弄在一起的，盲人按摩師就等於每天都在狹小的同一空間內度過二十四小時。生意比較一般的時候，盲人按摩師就只能無聊地呆著、玩玩手機，枯燥和乏味地度過一天。

即使按摩師們有安排單獨的集體宿舍，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長，也不會留有盲人按摩師出去感受生活的時間——一下班就是半夜，能到哪玩去呢？個個恨不得趕緊洗個澡躺下睡個好覺。有限的可支配時間，限定的工作場所，每天見到的無非是同事、老板和顧客。比坐牢的只能見著獄友、獄警和提審官有得一拼。

人肉機器的強迫式勞動
通常按摩師進到房間內，和顧客打完招呼，就會邊鋪上按摩巾邊詢問顧客做什麽項目、身體有什麽不舒服的、有沒有需要重點按的部位。簡單溝通後，就會指引顧客趴著或躺著，開始接受按摩。

有的客人喜歡和按摩師攀談，有的則沈默是金；有的技師不善言辭，有的能說得客人很舒心。總之，手上技術不夠，嘴上功夫來湊，服務行業大體如此。伏低做小扮可憐，是基本的服務意識。

有的客人好說話，有的卻很不配合，偏要邊按邊玩手機，讓按摩師出雙倍的力氣。早期有很多客人聽信謠言，認為按得越大力，刺激得越痛，效果就越好，所以就會不斷要求按摩師加力，即使痛得哇哇叫，這種客人也會忍著，一直讓技師「加力！加力！加力……」如果我們告訴他不是越痛越好，甚至過度刺激會損傷神經末梢，他就會認為你是想偷懶，自己的錢花得不值，虧了。

面對這樣固執的客人，技師只好用上十二分的氣力，讓對方心滿意足，卻會把自己搞的疲倦不堪。既是勞心又勞力，有時候癥狀緩解了，客人還會嘴硬，偏說只有一點效果，要求多按一會，或者要求減少收費。甚至有的「高尚人士」還會覺得，屈尊來盲人按摩店，已經是在關愛殘疾人、奉獻愛心，弘揚社會正能量了。而女性按摩師，還會比男按摩師遇到更多的性騷擾或要求提供性服務的惡心事。

除了顧客看輕盲人，一些老板也是不把盲人當人看的。最常見的就體現在吃住兩方面。有的老板提供的飲食餐餐白菜、蘿蔔和土豆，這三樣乃是鐵打不動。有的一周去采購一次菜，批發劃算，不求質量。若想要新鮮和營養，盲人員工除了自掏腰包外出吃飯沒得商量。有宿舍的按摩店還不算最差的，即便環境簡陋；最差的店是連宿舍都沒有——打烊前按摩床是顧客睡的，打烊後就是按摩師睡的。對此，有些老板還覺得，給你們提供就業機會，你們就該感恩戴德了，怎還要求那麽多，真是不知好歹。

每天我們在按摩店裏就像一臺人肉機器，排著隊輪流給進到店裏的客人按摩。不管來的客人是男是女、從事哪行哪業、說話客不客氣，只要對方沒意見，不提出換個人，我們就不能拒絕服務，要在這一到兩小時內用按摩手法伺候得他舒舒服服的。我們都是一部人肉機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做著同樣的事情。

狹隘空間裏的職業傷害：勞損、傳染、過勞……
有兩三年按摩工齡的技師，幾乎沒有誰手上是不勞損的。而用力不當，工作越賣力的按摩師，拇指上的變形、手肘上的老繭、以及肩關節的損傷就越嚴重。遇到很受力難搞的客人，有可能讓按摩師透支體力，半天緩不過氣來，給身體留下健康隱患。而比較罕見的風險是遇到有傳染性皮膚病的顧客，如果對方隱瞞下來，給對方按摩需要肢體接觸，就很容易被傳染上。

這些還只是看得見的損傷，長期處於室內，不見陽光，夏天則要一直吹空調，很多按摩師平時都沒有到戶外運動的機會，身體免疫力自然沒好到哪去。

九成半以上的按摩店都會從白天早上9點營業到淩晨12點，按摩師們也要等到打烊後才能去洗澡休息。而住集體宿舍的，算上排隊洗澡洗衣服，吃個宵夜也要忙活到兩三點。遇到同事打呼嚕，宿舍環境差，更是難入眠。每天的常態熬夜，白天精神狀態自然不會有多好。而那些只能「享受」睡按摩床待遇的同行，每晚睡在並不適合正式睡眠的床上，呼吸著可能是沒時間更新的空氣，日日夜夜與許多客人殘留下來的病菌相接觸。休息環境對健康的隱患可見一斑。

有時候客人過來總趕巧。推遲進餐時間，甚至一個接一個「上鐘」，忙到沒空吃飯是按摩師習以為常的事情。而「剛吃完飯不能劇烈運動」，這種金玉良言，按摩師們常說卻不常做，因為吃到一半就要上鐘，或者剛放下碗就上鐘的概率太高了。客人下班休息的時間，往往就是按摩店生意最好的時候。什麽時間能坐下來吃飯，由不得按摩師自己決定。所以飲食不規律，出現些許腸胃病，也是這份工作的特點。

服務行業裏，只有讓技師等客人的，讓客人等技師的畢竟是少數。因此建立勞動關系之初，老板就會要求員工沒事盡量少外出，全天候待在店裏；每月休息天數不要太多，一般規定最多兩三天，若請假太多太久，老板就會炒魷魚。這種情形下，按摩師如想休息一段時間，可能就會（只能）直接辭職，然後趁著跳槽的間隙好好歇息一陣子。長期的機械性勞動，透支體力，缺乏運動，加上熬夜，飲食不規律，每年總是有在工作中猝死的盲人技師。

靠「上鐘」賺錢，不穩定/無保障的雇傭關系
「工作這麽辛苦，收入應該不少吧，聽說你們月收入有兩三萬？」這是我們在客人那裏常常聽到的猜測。客人不知道的是，盲人技師是沒有底薪工資的，更沒有勞動保險，和老板的「雇傭關系」通常是老板提供吃住，酬勞按提成算。常規而言，一小時的按摩收費七八十，按摩師的提成只在三到四成之間，也就是三十塊上下。除非每天不間斷的揉上12個小時，一個月才可能有上萬的收入。但這可能嗎？暫且別說按摩店的生意能不能這麽火爆，就算有，每天工作這麽長時間，估計只會有命賺錢，沒命花錢。

按摩師的收入和服務時長息息相關。行業內給客人服務叫「上鐘」，一個月做不到一百個鐘，收入就很難超過3000塊，而要達到六七千的收入，則要在有限的客人中盡可能多地推薦客人加時長、加項目、開折扣卡，甚至誇大客人身上的損傷情況，忽悠對方繼續消費。有的按摩店還會設置獎勵機製來激勵員工，推薦顧客充值有抽成獎，點鐘、加鐘有階梯式獎勵。在競爭比較激烈的按摩店裏，加鐘數太少，或者讓顧客開卡太少的按摩師，則有可能會被達不到工作要求的理由被老板解雇。

在盲人按摩店的勞動關系中，從來就沒有簽什麽合同，更沒有用人單位買社會保險這一說。說白了，盲人按摩師就是廉價勞動力——「你不做這一行，你還能去做別的什麽嗎？你不來我店裏幹活，還有千千萬萬個盲人要工作，這是盲人的唯一選擇啊。」 許多按摩店老板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看待盲人員工的，加上盲人閱讀和簽字不方便，大部分沒上過學、也不懂法律，幾十年來的行業慣性，讓所有從業者都默認了省掉簽訂勞動合同這一點。

盲人按摩店這一行多數都是中小規模的企業，每月頂多有10萬的營業額，扣掉固定的房租、水電，員工們的工資和夥食這些成本，生意一直紅火的則有20%的利潤。多數則在半成不到的水平線上起伏，而悲慘些的勉強能收支平衡，如果是虧損狀態保持兩三個月以上，這樣的店便會向外登出轉讓消息，盡快脫手。

許多盲人按摩師也默認接受了這一點：有至少一半的盲人按摩店連工商執照都沒有，扣掉店租水電、吃住開銷的成本，小本經營的店，哪會為了幾個員工去承擔那麽多責任，甚至辦理社保這些呢？很多政府單位也「出於照顧殘疾人的想法」，對於沒有證照的盲人按摩店長期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不會去履行嚴格的監管。

這一行很大的流動性也決定了老板與按摩師的不穩定關系。老板不確定按摩師能在店裏工作多久，能吸引多少回頭客，能不能和其他同事友好相處；而按摩師也不確定去的這家按摩店的生意是否穩定，提供的待遇會不會越來越差，所以雙方就一直是默認處於臨時雇傭的狀態。

按平常的利潤平均下來，每個員工能給ta帶來的利益太少了，一口人撐死了一個月也就兩千多利潤，這還的是生意「滿月紅」的狀況下。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留下許多回頭客的員工，老板會許諾給與二到五千的保底，以此來挽留技師，度過生意不景氣的階段，這也是無奈之舉的下下策而已；不開出這樣的條件，有能力的技師都會想跳槽。故而，老板不會承諾長期的員工待遇，更不會多花成本去保障員工的健康安全。

不穩定的員工，不穩定的生意狀況，也不需要太多管理人員，導致這種簽訂合同和繳納社保的付出並不能給老板帶來什麽實際利益，反而會增加經營負擔。而按摩師也不確定應聘的按摩店的生意是否能保持穩定，提供的生活待遇會不會隨著生意變差而越來越不盡人意，而老板人品、管理模式、同事處不處得來，也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和適應。不穩定的狀況成了彼此的相互選擇的結果。

盲人按摩師害怕生意太好，半夜兩三點被叫起來幹活，更怕生意太不好，沒有錢賺，一天摸不到兩個客人，也就不願意被一紙合同捆綁住。只要老板沒借口拖欠工資，不簽合同並不會讓他們損失什麽，反而能讓入職和辭職這事情辦得更流暢，感覺不好下周就不幹。

老板不和員工簽合同是出於種種利益考慮。而盲人按摩師不主動要求簽合同，是知道對方除了不想承擔責任，也是覺得對方壓根沒法提供法律上規定的保障條件。盲人按摩師認為，不簽合同還能讓自己不受更多的剝削和約束，解雇時有多一點的彈性和自由，不會因為合同上的條條框框，被黑心老板找借口扣工資，造成經濟損失。畢竟，若被扣工資也無處維權。

單一的職業選擇、特殊的從業環境，令盲人員工和老板談條件、爭取待遇時沒有底氣，處於劣勢；也令盲人在進行參與社會事務、經濟活動、法務普及存在極高的門檻。欠缺出行能力、欠缺文化教育和其他職業技能學習，讓很多盲人走不進社會，走不出按摩店，走不出按摩這個職業。

長期以來公眾、政策和盲人自己對於盲人按摩的態度，造就了按摩店老板和盲人員工這種只是達成口頭協議的雇傭關系。盲人按摩師會依賴按摩店提供包吃住的這種便利性，相對的喪失自己安排吃住品質的自主性。這種打零工似的勞動模式，是許許多多盲人按摩師以前走過的路，也是以後不得不接著走的路。

勞務派遣的惡｜南京祿口機場那些「卑微」的受感染女工

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都在踢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南京擁有「徽京」之稱的樞紐地位，一下子將疫情波及周邊好幾個省。

勞務派遣製度，是中國當下用工製度的一個怪胎。它從一開始誕生起，就包含著用工單位權力尋租、規避風險責任的血腥罪惡。

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勞動合同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不少用工單位在各種類型、各種時間長度的工作崗位上都實施了勞務派遣，甚至在其主營業務崗位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

《勞動法》是公民的第二憲法，但勞務派遣製度卻被我們的用工單位（基本是國字號的大企業或一些壟斷行業，還包括一些相關單位）發揮到極致，以致成為一條罪惡的製度。勞務派遣已經成為時下權力尋租的溫床。

一家勞務公司的成立，從業人員幾乎不需要什麽門檻。他們只要有很廣闊的資源，他們的企業成本就是維護好好用人單位的關系就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取人頭費。至於，那些如韭菜般一波波派遣員工的各種保障（如職業培訓，安全保障等）基本就不是勞務公司的事，把他們一股腦兒地推給用人單位。

隨著1995年《勞動法》的實施，我國雖然已經消除「正式工」、「臨時工」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務派遣的濫用，卻導致了新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出現了新的「正式員工」、「被派遣勞動者」二元用工體製。在用工單位中，被派遣勞動者承擔第一線工作，為企業發展做出最直接貢獻，卻成為「二等」員工群體。

這種二元體製下，派遣員工不能實現同工同酬，他們很多利益被侵犯。比如在出現重大傷亡或重大事件中，一句「又是臨時工幹的」，用人單位規避了很多責任，也避開了因重大事故所面臨的巨額罰款。而勞務公司呢，會很快倒閉，不久又一家新的勞務公司出現在用工單位——人還是那些人，幹的還是那些事，只是勞務公司名字改了（別問我是怎麽知道的）。

再談談祿口機場那些被感染的中年女工。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爆發，誰會知道在高大上的國際機場，掃個地能掃出這麽大的麻煩。因為各種防護製度的缺失，用工單位和勞務公司之間互相推諉，存在管理真空，他們遭到隔離和反復盤查、追溯行蹤，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飽受摧殘。

原本機場的擴建，給他們這些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帶來方便（但也可能從外地過來打工），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們從事著最卑微的工作，他們都是家中的頂梁柱，他們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能給家庭帶來改善。

疫情爆發之初，本市流傳著一個段子，一位保潔大姐宴請本市最好中學的校長，想讓自己的孩子能進這所中學，結果「中標」，導致本市教育界一幹大佬50多人集體被隔離。本地人一度調侃：疫情爆發以來，全市人民苦心經營的防疫大好局面被一位掃地大姐攪合了。其實，這背後又何嘗不是一個從事底層勞作的鄉村大姐想實現家族階級階躍的夢想呢，誰能想到命運卻向她開了一個這麽大的玩笑。

看看這位保潔大姐，她的工作、生活軌跡就是家庭、機場和兒子，兒子是她的希望，工作是維系希望的根本。整整十天，她就是這麽生活著，忙碌著，努力地活著。

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當下，美團正在用大數據剝削著成千上萬的騎手，資本用996收割著無數年輕人的青春，那麽，勞務派遣呢？特別是那些在一線崗位仍然戴著「勞務派遣」帽子的普通人呢？製度之惡正在吞噬每一個底層的勞動者的血汗。

現在，是不是該好好反思一下勞務派遣製度了？

臺風天騎手「敢死隊」：極端天氣下勞動者的工作拒絕權？

臺風天的外賣騎手「敢死隊」
近日多地出現了極為罕見的極端天氣，從洪水到臺風，災情牽動著每個人的神經。惡劣的天氣條件不僅導致了肉眼可見的經濟損失，還對人們正常的外出勞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試想，一個996的普通白領也許尚能關好門窗，選擇居家辦公，但對於那些必須外出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來說，這意味著Ta們即將面對更為艱難、甚至有生命風險的工作日。

就在超強臺風「煙花」登陸前夕，7月25日豆瓣用戶吳喦發表了《臺風中美團需要騎士趕死隊》一文，文章揭露美團公司通過所謂的「驚喜跑單禮」鼓勵外賣騎手在臺風天繼續外出送餐。作者附上的「跑單禮」截圖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美團不僅鼓勵騎手冒著生命風險在極端惡劣的天氣條件下外出送餐，還用累加獎勵的製度來鞭策Ta們延長工作時間以完成更多派單量。

即便美團、餓了麽等外賣平臺在7月25日下午相繼宣布對部分受臺風影響的地區采取外賣配送全面置休的辦法，但我們還是在臺風天中看到了外賣騎手的身影。美團等公司顯然清楚，在惡劣天氣下平臺外賣訂單量必然泉湧，但相應的送餐效率會大大減低，而為了強化消費者依附黏性和企業盈利，唯有通過追加「獎勵」，參與到這場臺風天的舍命追逐。

極端天氣工作，勞動者哪來拒絕的底氣？
依現行勞動相關法律，勞動者完全有權利拒絕極端天氣工作。《勞動法》第五十六條有規定：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有權拒絕執行；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權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十二條另有規定：非因勞動者原因造成單位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用人單位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

鑒於上述提到的超強臺風的破壞力，勞動者外出作業必定會承擔較大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風險，同時強臺風屬於員工不可預見、無法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由此引發的「停工、停產」並非出於勞動者自己的意願，更與勞動者無關。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依法不僅有權拒絕執行單位管理人員安排的工作，企業還需支付勞動者「停工、停產」期間正常工資。而依據《勞動法》，勞動者如遭遇吳喦文章中提及的「鼓勵」，亦有權對「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

但現實是，極端天氣下，勞動者哪來拒絕工作的底氣？美國Sakuma Brothers集團下的Berry農場工人就曾在自主工會的推動下簽署過這樣一份合同——允許勞動者在熱浪、火災和流行病期間就安全協議與管理層進行快速和直接的溝通和協商。這一條款幫助勞動者可及時確定特殊情形下的停工方案，避免因管理原因而自身承擔危險作業的風險。在當下國內的勞動實踐中，勞動者卻往往缺少與企業協商停工權限與停工期間工資支付的自主權利。勞動者既無權參與企業內部協商，何為「極端天氣」的定義也掌握在資方一邊；拒絕工作，卻反而可能意味著隨意的罰款。

我們必須清楚：無法外出作業的極端天氣條件是什麽，這個必須由勞動者自己來說了算；什麽樣的天氣會對勞動者的身體健康造成傷害，也只有勞動者自己心裏清楚。社會應該讓勞動者與政府和企業平等協商這些標準。

不穩定勞動也需要安全的工作環境
筆者曾見識過中介在工廠門口千叮萬囑地教育日結工人「要註意安全」、「只有身體是自己的」，這種看似「善意」提醒的背後其實是企業和中介方對自己所負勞動者工作風險之責的全然推脫。由於這些日結工人與企業沒有締結正式的「勞動關系」，因而Ta們的工作安全也較難受到法律的保護。不穩定勞動在今天的流行加劇了勞動者的安全風險和工傷維權難度，據服務業勞洞刊文：

在工傷賠償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參照《工傷保險條例》賠償，但是標準卻明顯低於有「勞動關系」的工人。山東濰坊的規定明確指出，工傷賠償中的需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無需賠付給工人；江蘇省各地的賠償標準不一，但均低於常規工傷賠償，且沒有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為最大的賠償金之一）。工傷賠償項目「缺斤少兩」、金額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勞動關系」保障政策中常見的情形。

企業無需在不穩定勞動者或沒有「勞動關系」的工人身上承擔明確的責任和較大的「法律風險」，因而不穩定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較少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也是美團敢於不顧外賣騎手的安危，用「跑單禮」招募「敢死隊」的根本邏輯所在。

隨著外賣平臺下騎手交通高頻風險的不斷曝光，助力催生了相應法規的修訂。202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決定》，修改後的《安全生產法》將於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該法第四條明確要求平臺經濟企業「建立健全並落實全員安全生產責任製」；第四十一條新增建立安全風險分級管控製度，旨在督促企業做好風險和事故事前預防。即將施行的新法要求平臺經濟企業「落實全員安全生產責任製」，其中全員顯然是包含了外賣騎手，無論Ta們與平臺企業的勞動關系究竟如何。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外賣騎手仍是為數不多可以被我們看到的不穩定勞動者代表，即便我們難以確認法律執行的未來成效。平臺經濟之外，其他不穩定勞動者的境遇同樣值得我們關註，如卡車司機、家政工、日結零工等，Ta們更加的「原子化」，同時也身處更為隱蔽的工作場所，怎樣推動法律對於Ta們的保護，仍舊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

參考資料：

臺風中美團需要騎士趕死隊
Work Really Sucks When It』s Hot
非勞動關系用工：單一工傷保險解綁擴面，帶來幾分勞動保障？｜觀察周報
新《安全生產法》下平臺經濟企業的合規建議

女工反性騷擾：背後的生存束縛與權力壓迫

​導言：8月7日，阿裏巴巴爆出女員工被性侵案。該女員工被要求陪酒並被灌醉，後遭到客戶猥褻，當晚被其上司侵犯。事後女同事在公司反饋情況被拖延處理，最後被逼在食堂發傳單才引發輿論關註。職場性侵害的普遍性與維權難共存，重重權力壓迫之下，發聲甚至意味著工作生計的危殆，這對於經濟處境更為不穩定的基層女工更是如此。

自2018年羅茜茜微博長文揭北航陳小武性騷擾事件後，掀起了中國#MeToo反性騷擾運動的帷幕，並隨後迅速從高校擴展到公益界、文體界、宗教界等領域。在#MeToo中，我們看到了諸多性別意識覺醒的受教育（well-educated）女性行動者利用線上社交平臺和輿論武器，活躍地實踐對父權文化的批評與反抗。但這一波以網絡為主體的運動浪潮裏，我們不得不承認女性基層勞動者在其中的缺位。

2013年，來自廣深兩家女工服務機構曾發布工廠女工性騷擾調研報告指出，廣深兩地受性騷擾的女工比例分別高達 69.7% 和 71.2%，其中多數工人會以各種方式反抗但收效甚微，亦有一大部分工人選擇隱忍或者自己離職。可見職場中基層女工遭遇的性暴力極為普遍，但是卻鮮見女工的發聲和改變。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始出現數位富士康女工網上發信呼籲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但直到2020年，才有一環衛女工打破沈默，公開狀告站長長期性騷擾，這一案件也因此成為廣東省首例以「性騷擾糾紛」案由立案的訴訟。女工發聲鮮為人道，背後的行動困境是如何？本文將以「女環衛工反性騷擾」為例，試圖理解職場基層女工於父權製度下所背負的經濟和文化多重壓迫。

權力壓迫下的環衛職場性騷擾
即便在上述提及的兩項報告中，已凸顯了女工遭遇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之高，我們仍然難以從中真實描繪出基層女工所遭遇的性別暴力。職場性騷擾因權力結構的束縛，長期存在極強的隱蔽性、低覺察性，而其中因交換型性騷擾的存在亦令工人難以發聲。在與一線環衛工的互動中發現，極少有女工會主動談及或認定工作中遭遇/存在明顯的性騷擾行為，而對於日常存在於工友之間的非肢體接觸類的性別註視或談及黃色段子/圖片等行為，也很少有工人會視其為性騷擾。這並不代表女工對此未曾感到「不舒服」，只是這類「感受」會被視為不重要以及被主流文化所「合理化」。工人在性騷擾方面的認知和敏感度方面上並未得到充分的教育賦權。

「女環衛工反性騷擾」一案揪出了基層女工群體面臨的更為巨大的困境——職場權力壓迫下的性暴力。該環衛站站長藉由其管理上的權威，長期無差別地脅迫下屬女工與其進行經濟利益與性的交換：在新的女工入職後，便不斷的發送性暗示信息；同時利用職務權力，為妥協的女工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包括更為輕松的崗位、額外的加班安排、額外福利（如珍貴的廣州戶口或美容師稱號）等，而不配合的女工則會遭遇「穿小鞋」，被重點盯梢或安排更為「臟亂差」的活，甚至可直接導致工資收入的大幅減低。進退兩難，工人可以有什麽選擇？常態的權力壓迫令職場成為交換型性騷擾肆虐滋生之所。

環衛工人為什麽難反抗？
收到性意味的信息之後，有工人直言，「看到（黃色）圖片都嚇哭了，可是又不敢懟領導，只能趕緊刪了避免老公看到」。

工人的直接反應折射出：領導掌握著工作生計命脈，而主流和家庭的父權文化也無法投以理解，工人如何真的能站出來？作為一個一線環衛工，當其公然站出來反抗領導的性騷擾行為，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而是會犧牲實實在在的生計保障。

即便在《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載明，用人單位在勞動場所應當製定措施預防和製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但幾乎沒有聽聞任何一個單位有反性騷擾的成文規定。投訴的下場，可能意味著無休止的「穿小鞋」，甚至是最後被迫辭職。工人必然明白這個道理。

環衛工是一份卑微且低薪的工作，低技能、中高齡勞動者在就業市場的弱勢迫使她們極為倚賴這份「不好」的工作，任何收入上的變動都可以是要了她們的命。首先，有權者可以通過削減加班、罰款、限製兼職等手段變相懲罰工人。環衛工等基層工人的基本工資大多為最低工資，平日/周末/節假日加班費遂成為收入的大頭，正常可占到月工資的30-40%。停加班無疑是致命的。

其次，單位會通過不斷的騷擾和威脅同單位同系統的親戚家人，以工作相逼，令他們成為迫使你妥協的邪惡共謀。多數環衛工人是夫妻檔工作，甚至也有老鄉近親都會聚集在同個工作單位內，以家庭為單位的「維穩」壓力體系足以令人寸步難行。此外，在發聲之後，單位亦會不斷的對你進行談話，甚至在崗位上進行長時間工作監視，以捕捉任何可能違規或有瑕疵的工作細節，令你處於極度緊張和防備的焦慮狀態；加上社會普遍的低性別意識，也會令發聲的女工遭遇來自同事和公眾多重的異樣眼光和區隔對待。

這都是該案中環衛工黃微發聲之後的實實在在的真切遭遇。不僅自身工作受到威脅，整一個大家族（包括自己丈夫）的工作可能都會因她而動搖，更何況其子女還必須倚賴她的環衛工身份才得以繼續在廣州繼續申讀免費公立小學。正是因為她少有的堅決令其勇敢抵禦了來自同事/領導所有的施壓，也扛下了家庭的壓力，才得以站出來反對多年的性騷擾。但更多的女工只能是永久地隱忍，或是離開。女工的發聲何其艱難。

女工的發聲：為的是不受壓迫的「一口氣」
「我就是咽不下他一直以來壓製我們的這口氣」

顯然，對於黃微而言，性騷擾本身並非她全部痛苦的來源，更壓抑的是這一系列背後站長長期的權力霸淩——無法對工作安排自由地表達不滿，因權力派系分化亦無法從同事工友間建立信任和團結。性騷擾只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但也是一個爆發點。

基於工作場所性騷擾投訴製度的缺位和對於單位行政體系的不信任，環衛工黃微選擇司法起訴和紀委舉報的渠道，以此來爭取更多的主動權。她在行動之初，開始學習錄音功能，有意收集和保存相關的證據（包括微信聊天和電話錄音等），即便心有害怕但也能從中重獲自信自尊。而後再尋求律師幫助起訴，將環衛站長和雇主單位列為共同被告，表面是要求定性性騷擾和判罰精神賠償，但目標卻在於爭取一個與單位和施害者站長平等談判的機會，起訴和舉報成了她協商談判的籌碼。她並非執意於賠償，而是要出「一口氣」——讓施害者離開不能再做惡，且單位承諾不秋後算賬。最後，站長不得不面對全體環衛工公開道歉，辭職走人；而黃微一家得以順利安然留下。

一切這麽理所應當地順利嗎？其實未必。來自單位和同事等的輪番壓力，令黃微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焦慮的夜晚；立案同樣有阻力，原本廣州立案系統根本找不到「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由，多次溝通後才得以手動添加；施暴者自始自終都不願意書面承認性騷擾，只認可「騷擾」，也不斷發話要重新回歸報復，令人恐慌。能夠成功走到談判的那一步，無非就是黃微心理已經做好了丟掉工作的最壞準備——一個反性騷擾發聲承載的經濟代價——即便很荒謬。

因此，面對如此廣泛的職場性騷擾現象，當我們重新審視女工的發聲困境，須真切地看到其背後所遭遇生存束縛和權力霸淩的雙重壓迫，而這並非是可以通過建立和完善性暴力防治製度就可以簡單實現的問題。在當下的#MeToo 運動中，女工發聲的缺位並非僅關乎勇氣有否，其在階級和權力結構弱勢下的救濟支持同樣需要深入討論。

職業教育2021年度回顧：當職校生被看見以後…

2021年，一系列政策與事件將職業教育推至公眾面前。「普職分流」連帶著「雙減」，撥動了無數家長的心弦；職校學生實習期間自殺的新聞，以及《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的重新修訂，引發了人們關於實習與勞動的討論；許多關於職校學生的深入報道，則解凍了職業教育的多重面向。

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人們對職業教育的關註與認知發生了什麽變化？2021年是中國民間關註職業教育的元年嗎？這樣大規模的關註意味著什麽？關於職業教育，我們還可以做什麽？

普職分流：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焦慮
2021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於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之後的幾個月內，「普職分流」政策被廣泛討論，引發了家長們一觸即發的教育焦慮，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也再次浮上水面。

但這並不是新政策。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就指出「中等教育結構不均衡」，並提出了「普職分流」。至於為何要分流，《決定》一文也講得明明白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需要高級科學技術專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萬受過良好職業技術教育的中、初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技工和其他受過良好職業培訓的城鄉勞動者。」當時，為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也由於越來越多人希望接受高中教育，中考製度被創立，用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進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分類」往往不是純粹的分類，不是「你走這條路，我走那條路」那麽簡單，它的出現伴隨著「等級」的劃分。教育體系內也是如此。90年代中期以後，職業教育不再具備就業優勢，逐漸被認為是次一等、不得已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麽去年「普職分流」引起了公眾如此劇烈的反應。其實，在「唯分數論」的背景下，教育焦慮一直都存在，「普職分流」只是一枚導火索。人們擔心越來越嚴苛的分流製度將自己的家庭選作下一個目標，擔心因此而失去依靠教育改變命運的途徑，盡管這條途徑已漸漸在實踐中被證明是一場幻夢。

實際上，受「普職分流」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家庭與外來務工家庭。畢竟，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受到戶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初中畢業後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辦普高，要麽留在城市念中職，要麽回老家。對於農村學生來說，由於教育資源集中化，職業教育可能是TA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

教育焦慮的背後，「重普輕職」的觀念在發揮影響，而這一觀念又建立在職校學生的就業狀況與勞動市場的等級化之上。如果學生們無法在職校獲得好的教育，無法在就業市場裏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狀就不可能被改變。

雙減襲來，職業教育是最大贏家嗎？
緊隨「普職分流」之後，「雙減」政策又給不少家庭帶來了新的煩惱。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對學科類培訓進行嚴格監管。在這一政策出臺之前，政府曾嘗試從學校內部入手，減輕學生們的課程與作業負擔，但效果並不理想。校內負擔減少了，家長們紛紛轉向了校外培訓機構，所以實質上，學生們的學業負擔並沒有降低。正因為此，這一次的政策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措施，同時限製校內課業與校外培訓。

然而，家長們的焦慮並不會因此而減輕。說到底，家長們之所以不斷增加孩子的學習時間與課業負擔，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更「優」的教育路徑，獲得更高的教育成就。高中階段普高與中職的分流以及由此可能導致的種種差異，讓家長們不敢真正放手。事實上，「雙減」之後，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新的現象：中午與下午放學後，出於抓成績的考慮，教師被要求留在學校義務輔導學生們的課業，教育焦慮依然存在，而負擔重新回到了教師身上。

當然，被影響的不只是教育賽道上的家庭，還有初嘗寒冬滋味的教培市場。2020年，疫情推動了在線教育的發展，給教培行業加了把火。根據艾瑞咨詢的統計數據，2020年教育行業累計融資1164億元，其中在線教育融資1034億元，占比89%。」雙減「政策無疑給正處於風口的教培行業澆了盆冷水。在此背景下，各公司紛紛宣布轉型，開始搶占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市場。不少公司表示，它們將把職業教育作為未來主要業務。

值得註意的是，國家也在大力推動資本進入職業教育領域。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鼓勵上市公司、行業龍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鼓勵各類企業依法參與舉辦職業教育。

實際上，「雙減」和「普職分流」是同一個政策導向的一體兩面：一方面試圖破除學科教育的內卷，一方面著力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在政府與資本的雙重推動下，職業教育在輿論與資本市場上都變得熱門，但它未來究竟會如何發展，我們究竟會迎來怎樣的職業教育，還需要時間與實踐的檢驗。

好的，沒那麽好的；隱身的，更隱身的
過去一年，作為對職業教育改革政策的回應，不少媒體開始挖掘「好」的職業學校、「好」的職校學生。這些新聞報道往往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職校為例，試圖證明讀職校也能擁抱美好未來。例如，「汽修女孩」古慧晶的故事被很多人稱贊「用實力打破了性別和職業偏見」。

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分試點學校和試點專業湧現。但是，不同區域之間職業教育的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具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的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中部地區以有限的教育資源承載了大量的教育任務，教育經費匱乏；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較小，但發展較快；西部地區生均專任教師數遠落後於東中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生均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水平趨於相近，但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東西部的區域差異在逐漸緩解，但中部地區教育資源缺失現象並沒有得到顯著改善。

由於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特征，而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平息息相關。

所以，當我們遵循著某種篩選機製看見了曾經被隱身的職業教育和職校學生時，要意識到這背後還有更多依然隱身的人事物。職業學校之間的差異是更多我們所熟悉的差異的延伸，例如東部沿海與中部農村、流動與留守、城市與鄉村。

而要想看見並理解這些分野，需要我們更貼近不同職校所構成的田野，並在其中看到具體而鮮活的職校學生。

實習，未解決的問題
2010年，調查顯示，許多工廠大量使用學生工但僅僅將TA們視為廉價的勞動力。十二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看一系列由「實習」、「學生工」構成的事件，不由得發現，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依然在發生。

2021年6月，湖北一名17歲職校學生在工廠實習期間跳樓自殺。20分鐘之前，他收到了來自班主任的警告：如果再有「曠工」，他將會被學校開除。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實習，也是最後一次。

中職的學製一般是「2+1」，即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三年去企業實習。實習作為職校教育的一環，理應是非常重要的實踐機會。但在實際操作中，職校很有可能扮演的是向企業輸入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角色，而缺失其作為學生教育和社會化的社會功能。一些深度報道呈現了職校學生實習的各種問題：加班、夜班、工資低、沒有簽三方協議……《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明令禁止的事項，在實習過程中卻不斷湧現，甚至成為默認操作。

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重新修訂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並於2022年1月發布通知。和2016年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相比，新版規定對實習單位做了更加嚴苛的要求，也提出要加強實習監管，確保學生的權益不被侵犯。和過去一年發布的諸多與職業教育相關的政策、規定一樣，新版實習管理規定顯示了政府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心。這些規定如何落實到每一所職業學校、每一個用工單位，過程中職校學生是否能夠獲得更多的權益保障——這些問題需要更多人的關註。

你眼中的職業教育長什麽樣？
一個也許殘酷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在許多人眼中，職業教育依然是次等教育的代名詞，職校學生依然背負著「差學生」的標簽。

2021年8月，黑龍江職業學院學生會幹部查寢的視頻在網絡上瘋傳。網友評論眾多，其中不乏對職校學生的貶低。

2008年，學者伍寧（Terry Woronov）曾在南京的兩所中等職業學校進行田野研究，她指出：「人們對職業學校學生和職業教育並不關心，但有關這些學生的刻板印象卻堅固無比：TA們是失敗者。」「失敗」，不僅僅是成績上的失敗，更是道德上的失敗。人們傾向於認為，成績不好是因為個人愚蠢、懶惰、不務正業，因此學業不佳往往和道德敗壞聯系在一起。關於這一點，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淩旻華（Ling Minhua）曾在「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一文中做過詳細的論述。較低的入學分數加重了職業學校和學生的汙名，TA們被認為缺乏智力、紀律和道德，甚至被直呼為「差生」和「流氓」。

然而，職校學生究竟是怎樣的？

過去這一年，一系列媒體報道以各自的視角回答了這個曾經無人關心的問題。在這些報道中，職校學生借由作者的文字，面向公眾講述自己的故事。TA們有自己的愛好，有或痛苦或快樂的過往，也有關於未來生活的期待。在翻篇如流水的媒體行業裏，這些故事只是浪花一小朵，但它們確實呈現了一些可能性。

社會學會社｜不被看見的職校世界人物｜「他們對於生活的想象不是這樣的」正面連接｜40%：「毫不重要」的中職世界
谷雨實驗室｜落地之前，拽回那個「壞同學」
澎湃思想市場｜職業教育的困境：從不可見的職校生，到無保障的勞動力
極晝工作室｜困在流水線，一個職校生的逃跑計劃
打工談｜讀職校是混日子嗎？
當然，我們還應該期待更多。事實上，許多職校學生擁有表達的熱情，也完全有能力用各種方式進行自我表達。在B站搜索「職業教育」或「職校」，你會發現，不少熱門up主現在或曾經是職校學生，TA們在用第一人稱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嘗試讓更多人看見TA們眼中的職校生活。

2021年秋天，長期關註職業教育、服務職校學生的公益團隊HOPE學堂在職校開展了面向職校學生的戲劇工作坊。12月，學生們共同演出了一出戲《影子》。在由乒乓球室改造成的舞臺上，學生們面向觀眾，徐徐講述著。

「在高中，在大學，那些學生的文化成績真的比我們好，但，我們何必自暴自棄？」
「後來18年的9月上初中，剛上初中就學壞了，學會打架。不過初中三年，我們班連續三年籃球比賽冠軍。」
「2020年8月，不想去讀書，專業也沒幾個自己想要的，很迷茫，就選擇去電子廠打工。2021年8月26日，不想再打工了，覺得學歷很重要，父母給我找好了學校。」
「上技校的不一定沒有上高中的好，上技校有上技校的好處。上高中有上高中的好處，上技校的可以學技能。」
「讀高中並不是唯一的出路，就如同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

這一年來，關於職業教育、職校學生的討論變得更加豐富，人們的認知空間也在不斷拓寬，一些固有的偏見正在被打破，一些成型已久的隔閡正在融化。但這些還不夠，我們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靈活又有力的聯結被創造出來。

武漢市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導言：環衛工群體之於城市衛生整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國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後全國多個城市相繼製定和發布所在地區環衛工的相關權益保障規定。但由於環衛工群體地位在城市長期隱形、話語權的失衡，公眾及工人對於環衛政策的細則、執行及監管情況皆無法得到恰當的了解和反饋。本走訪報告希望通過對武漢環衛工的訪談和交流，可以協助公眾和工人更好了解環衛行業的權益現狀。

武漢市是中國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有超過3.6萬的雇傭環衛工參與到城市的日常市政保潔和垃圾處理工作。針對環衛權益，2018年湖北住建廳等部門首次發布《關於加強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號）（下稱「《通知》」），確立了政府對於穩定提高環衛工待遇、勞動保障以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職責。2020年6月武漢市多部門發布《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旨在細化和進一步提高武漢環衛工人的相關工資待遇。

為了了解武漢環衛工權益具體狀況，2021年上半年，筆者走訪了武漢三鎮核心城區，包括洪山、武昌、漢陽、江漢、江岸等區，與近20名環衛工交流和訪談，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訪情況受限於樣本代表性和溝通深入程度的影響，並非能夠概括全部的工作狀況，但足以一窺武漢環衛工人的基本處境。

武漢環衛工多數來自於湖北省內地區，但以非武漢人為主，從業人群主要為40-60歲之間的老齡群體，走訪接觸到的工人亦有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超齡工友。武漢各城區環衛工的雇傭體製多以區政府直接雇傭為主，其中武昌區省政府周邊、江漢區全區以及負責大橋周邊清潔的工人為外包例外。直雇與外包兩者之間工資待遇差別不大，月均收入多在2200-3000之間；但在工作量和工作強度上，外包環衛工負擔稍大。

備註：本走訪報告數據采自2021年3月份，當時武漢最低工資仍未調整，中心城區為1750元/月；2021年9月起，武漢最低工資調整為2010元/月。因此環衛工人2022年收入應該相應調高，月基本工資應為2613元/月（最低工資130%），加上其他補貼等可至4000元左右，但實際落實情況如何，仍有待考究。

01 走訪概要
經調研走訪，可初步看到《通知》和《十件實事》兩策在具體落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

因為缺乏足夠的透明性（如工資條等）和來自工人方面的監督，工人難以根據自身收入來監督相關環衛單位是否落實「環衛工基本工資為最低工資130%」的規定。此外，部分區域環衛工存在過度加班卻缺乏加班費的情況，實際到手收入也與政策不相符。

勞動保障方面，「五險一金」的強製政策並沒有在環衛行業廣泛落實，環衛女工退休待遇推遲到55歲才可辦理，對勞動者的養老和醫療等權益造成明顯侵犯。高溫津貼按日支付的方式，提供了環衛單位少發或不發津貼的灰色地帶。企業同樣沒有深入落實職工帶薪年假相關規定，管理上長期存在「以罰代管」慣性，而外包企業則甚至存在通過縮減人手、拉長路段和工人工作量的方式來增大牟利空間。

02 工作安排與工資待遇
工作排班與加班工資
走訪了解，武漢環衛行業的日常工作排班在各區主要為兩種模式，全天12小時工作製或7-8小時工作製。其中洪山區環衛與武昌區（由北京環衛集團外包的部分區域）采用「每日工作12小時」的安排，工人每天從早上5點或6點上班，中午只獲準有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其他區域則采取早晚班8小時製的模式（如5:00-10:30am和2:00-4:30pm)，但江漢區外包商以及武昌環衛（直雇區域）采取每日7小時製。在休息日方面，除漢陽區環衛工人有每周雙休外，其余各區工人均只有單休，即每月僅休息4天。

如上所述，基本上環衛工每月均存在大量的加班時長。但依據國家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洪山區和武昌區（外包區域）的「12小時工作製」下，工人每月實際加班工時超過96小時，已經涉嫌違反了《勞動法》。而武昌環衛（直雇區域）和江漢環衛則涉嫌采取「7*6工作製」以規避周末雙休的雙倍加班費。

談及加班工資，所有受訪環衛工均表示不知有周末雙休兩倍加班費的存在。對於節假日的三倍加班費，工人表示支付的金額不盡相同：洪山區為187元/天，武昌（外包）為240元/天，武昌（直雇）為190元/天左右，漢陽區為200+/天，江漢區為124元/天，而晴川橋上環衛工則表示無節假日加班費。而根據《十件實事》規定，「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現階段（2021年）武漢環衛工人雙休加班費標準應為209.12元/天，節假日為313.68元/天，顯然現實與政策存在巨大落差。

年終獎、工齡工資與崗位津貼
據《十件實事》提出，「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武漢環衛工人理應享有工齡工資和年終獎的福利保障，但具體多少未有公布。同時崗位津貼方面，根據1997年中央文件《關於調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環衛工人崗位津貼標準的通知》規定，城市一線環衛工人崗位津貼不低於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數計算。

走訪了解，每個區發放年終獎的情況和額度均有所不同。其中洪山環衛與武昌環衛（直雇）為1000元左右，年底發放，老員工會稍微多一點點；而漢陽環衛和江岸環衛年終獎為3000元左右，整體外包的江漢環衛每年年終獎僅有500元；而同樣外包的武昌環衛（外包）和晴川橋環衛工則沒有發放年終獎工資。

對於工齡工資，了解到僅有洪山環衛與漢陽環衛設有工齡製度，一年工齡為30-50元/月，300元/月封頂；其余各區環衛工均未有工齡工資。至於國家設定的環衛工崗位津貼一項，經走訪可基本確定武漢並未發放此項津貼，環衛工亦未曾聽聞。

每月工資收入與政策規定有出入
武漢環衛工整體普遍反應自身工資水平低下，多年未有調整工資標準，而工作量則因為人手減少或外包後增大。現階段多數環衛工人的工資收入處在2200-3000之間，扣除社保相關支出，部分工資低至1800元/月。

工資待遇標準相對較高的為洪山環衛，其日班每月收入約為3500元（稅前），夜班為4000元左右。但須額外提醒的是，洪山環衛每日為12小時工作製。同樣為12小時工作製的武昌環衛（北京環衛外包）僅2700元/月。漢陽環衛稅前工資為2800元左右，內含200元扶單車補助。武昌環衛（直雇）、晴川橋環衛與江漢環衛收入相近，均為2200元左右。

根據武漢《十件實事》規定，2021年中心城區環衛工基本工資應為2275元（為最低工資的130%），以每月做六休一、每天8小時的常規工作製度計算，環衛工每月應得稅前收入應不低於3300元/月，還不包括工齡工資、崗位津貼及相關額外績效獎等。針對洪山武昌等12小時工作製的工作安排，環衛工應得收入依法會比上述更多。

03 勞動福利保障
五險一金與女性工人退休問題
武漢環衛在社會保障保障上存在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五險一金」的繳納普遍性問題，另一個為女性工人允許退休年齡限製問題。

針對「五險一金」，幾乎所有工人均表示所在單位均允許工人自行放棄繳納社保，對於瀕近退休年齡的工友也存在勸告不繳社保的情形（洪山區）。其中洪山、武昌（直雇）、江漢及晴川橋環衛均只有購買「五險」而不繳納住房公積金，符合條件且單位允許繳納的工友，每月僅扣除300+左右的「五險」部分；而漢陽和江岸環衛工則普遍均繳納完整的「五險一金」，共約600元左右。僅武昌環衛（外包）未給予任何工人繳納社保及公積金，存在嚴重的違法行為。在整體上，武漢環衛的社會保障的強製性覆蓋上仍然存在問題，這導致實質上絕大多數環衛工人在達退休年齡前幾乎不可能滿足「領取養老待遇」的15年繳費年限要求，勞動者的養老和醫保等權益無法保障。

在女性工人退休年齡方面，所有受訪環衛工友均表示需滿55歲單位才可辦理退休及領取養老金。根據國家規定，「參保人員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即男年滿60周歲、女幹部（管理或技術崗位）或靈活就業人員年滿55周歲、女工人（操作、生產或服務崗位）年滿50周歲，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以上的人員，可辦理正常退休，享受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待遇」。環衛女工屬於一線服務職工，理應可在50歲辦理退休。但武漢環衛單位均要求女工只可在55歲辦理退休，不可提前，變相令符合退休條件的女性環衛工少領取五年的養老金待遇。此規定涉嫌違反國家的相關退休規定。

高溫費、工服與年休假
根據湖北省防暑降溫相關規定，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防寒保暖費，其中夏季高溫費為，每人每天12元（6-9月）。但是，據武漢環衛工人反饋，武漢市並未有發放冬季防寒保暖費，而夏季高溫津貼則是依據具體高溫天數進行發放。僅有當日高溫度數超過35度才會計發補貼，按日計算。這種計算方式直接導致武漢各區高溫津貼發放額度參差不齊，各區環衛單位自行確立發放金額，工人難以通過測算高溫天數數量進行監督。如洪山區要求工人將多發的高溫津貼退還單位，武昌環衛工四個月津貼累計僅為110-130元，而江漢區環衛所獲得津貼也在120-200元間不等。武漢環衛工人最終獲得的高溫津貼遠低於全國其他城市。

年休假方面，依相關法律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可享有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為10天；已滿20年的為15天。然而， 武漢環衛行業對此保障極為欠缺：其中武昌（直雇）、江岸及漢陽等區環衛工，無論工作年限長短僅有5天年假；而洪山、武昌（外包）、江漢及晴川橋環衛皆從未享受過年休假的勞動保障，多數工人參加工作已超過10年。勞保工服方面，據《通知》規定為環衛工每年發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裝、夏裝、冬裝、背心和連帽雨衣各2套、服裝顏色統一為橘黃色，具有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標識作用。但走訪獲知，環衛工每年或每隔幾年僅獲發「夠用」數量的工服，具體數量不定，但工人表示明顯少於規定。

04 工作管理和勞動規範
以罰代管普遍存在
武漢環衛行業同樣存在普遍性的「以罰代管」的管理行為，各區工人均有所提及，扣分罰款的數額從10元-200元上限不等，多數人都有被罰過。環衛工人表示，針對地上的綠色垃圾，如樹葉等，管理人員會進行提醒；但針對白色垃圾（如紙巾、塑料等），若被質檢人員看到拍照，一次至少會被扣10-20塊錢，有時候則20-50塊不等。公司會安排專門人員進行巡回檢查和拍照，若在崗位看不到人（如上廁所時間過長），固定時間內未迅速回崗位，或者崗位有垃圾存留，則會進行扣罰。其中晴川橋地區扣分比較嚴重，單次扣罰可達70元。

外包公司工作路段過長
走訪中根據工人的描述，我們對工人個人作業路段進行了距離上的大致測算，結果發現對於外包雇傭關系的環衛工，其所作業路段遠遠超過政府直雇的環衛工作強度。其中武昌環衛（外包）及江漢環衛工都表示，其日常的個人負責工作路段長度大約1km左右（除非個別鬧市街區），原本是有2-3人共同負責，但近一兩年逐漸減少到1人崗位，工作量大大翻倍。相比之下，洪山區、武昌（直雇）以及漢陽區環衛工負責的路段長度則處於200米-400米之間不等，總體的作業面積相近。

工人未持有勞動合同和工資條
根據《勞動合同法》與《工資支付條例》，勞動者應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並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各執一份，每月單位需定期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走訪了解，武漢各區環衛工均未獲發每月工資條明細；雖多數簽訂了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但環衛單位也未發還合同，由工人留存備份。這導致整體上工人對自己的工資組成結構以及合同細則的知情和監督權缺失。

武漢市環衛工權益必讀（2022年版）

導言：本文為武漢市環衛工人權益必讀，綜合武漢相關法律條文和政策撰寫，可用於印發給工人，進行勞動法的科普教育。但需註意的是，法律條文與實際執行存在諸多差距，了解具體執行情況詳見：《武漢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武漢市是作為我國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有超過3.6萬的環衛工為城市的整潔有序保駕護航，疫情期間工友們更是堅守崗位、高負荷工作。疫情暴發以來，其中有57名環衛工感染新冠肺炎，一人不幸去世，全市環衛工人為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貢獻。作為環衛工，我們值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待遇和尊重。

2018年湖北住建廳等部門首次發布《關於加強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號）、2020年6月多部門再發布的《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規定了武漢環衛工享有工資福利待遇。這篇文章將綜合網絡資料和上面政府文件進行解讀，詳細講述在武漢的環衛工友的具體工資待遇標準和存在的問題，供廣大工友們學習。

01 基本工資與加班費：月基本工資收入不得低於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30%，2022年環衛工月基本工資提高到2496元。
《十件實事》規定，「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逢政策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相應調整」。2021年9月開始，湖南省政府規定，中心城區最低工資從1750元調整到2010元，即2022年環衛工基本工資提高到2613元/月。

現階段中心城區環衛工基本工資應為2613元（從2021年9月以來），每小時工資為15.02元（120.14元/天）。平日延長加班工資應按照每小時150%計算，即22.53元/小時；周末/雙休加班為雙倍工資30.04元/小時（240.32元/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為3倍工資45.06元/小時（360.48元/天）。

02 五險一金：公司每月必須為環衛工繳納五險一金，工人部分：五險不低於392.22元/月，公積金不低於130.65元/月；超齡環衛工需辦理城鄉保險；全體環衛工應購買意外險。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上述即為常規所講的「五險一金」，是用人單位必須給予勞動者的保障。社保保險和公積金的繳費基數一般為工人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來進行確定。對於很多超齡的工友，《通知》規定，環衛單位應將超齡環衛工人納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其辦理參保和領取相關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同時針對所有環衛工人，單位應免費提供意外傷害保險。

03 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保暖費：高溫補貼每天12元（6-9月）；低溫保暖費沒有公開金額標準。
《通知》中規定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防寒保暖費。其中夏季高溫費為，每人每天12元（6-9月），若每月上班26天計算，可得高溫補貼312元/月。註意：單位不得用防暑降溫飲料、藥品等勞動保護用品費用沖抵高溫津貼；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高溫津貼。環衛工也享有「冬季防寒保暖費」，但武漢市政府沒有公開金額標準。

04 環衛津貼：國家標準環衛崗位津貼5元/日，標準嚴重落後於其他城市。
1997年中央文件《關於調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環衛工人崗位津貼標準的通知》規定，城市一線環衛工人崗位津貼為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數計算。武漢沒有出臺新文件提高工人崗位津貼，工友們可參考國家標準。但是5元/日的標準已經遠遠落後其他國內一線大城市，西安規定環衛工崗位津貼為每天25元，上海崗位津貼為23元/天，廣州為20元/天，深圳為18元/天，武漢急需跟上步伐。

05 勞動保障：單位需提供充足勞保用品、每年一次免費體檢及環衛休息房，和特殊環衛救助基金，各地可發放霧霾天氣作業補貼
《通知》規定為環衛工每年發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裝、夏裝、冬裝、背心和連帽雨衣各2套、服裝顏色統一為橘黃色，具有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標識作用。此外，環衛單位需提供充足的作息用房，可以提供工人休息、更衣、洗浴，並具備取暖納涼、微波爐熱飯等功能。

依規定，單位每年必須要為工人組織一次免費體檢，體檢應至少包含血液和心肺、 腸胃功能檢查，體檢費用應不低於500元/人。此外，單位也有責任發放霧霾天氣作業補貼。單位要建立環衛工人特殊困難救助機製，幫扶作業過程中意外傷害事故頻發、因病致貧等的環衛工人，設立大病救助和困難幫扶等專項救助基金。需要救助的環衛工請積極聯系工會或單位申請救助金。

06 環衛住房補貼與子女教育：環衛單位有責任提供宿舍或提供租房補貼；環衛子女可隨遷接受本地義務教育。
政府《通知》明確規定，政府和環衛部門應多渠道解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特別是外來環衛工人的住房困難問題。為環衛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集體宿舍或臨時宿舍；若無法滿足，則需要發放租房補貼。《十件實事》也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環衛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區統籌安排接受義務教育，解決其後顧之憂。」 ，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按照「相對就近」原則安排就讀，以公辦中小學為主，不收取借讀費，學校不得拒收。

07 其他合同規定：環衛企業須嚴格落實工資條發放、勞動合同簽訂以及年休假等規定
政府《通知》規定需向環衛工人每月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同時嚴格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保障年休假、探親假等權益。

帶薪年休假：「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按歷史累積年限計算，而非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

探親假：「（1）探望配偶，每年給予一方探親假一次，30天。（2）未婚員工探望父母，每年給假一次，20天，也可根據實際情況，2年給假一次，45天。（3）已婚員工探望父母，每4年給假一次20天」。

08 環衛工資福利製度不完善：「年終獎、工齡工資」標準不明確、節日慰問金缺乏關註
《十件實事》提出，「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武漢環衛工人享有工齡工資和年終獎的福利保障，但具體多少不清楚。

建議環衛工友可參考廣州、蘇州等地的標準：廣州環衛工享有每一年工齡計30元補助，15年工齡則每月享工齡工資450元；廣州環衛工全年可得2400元節假日慰問金，上海等地環衛工也享有額外的技能培訓和補貼，50-250元/月不等；蘇州環衛工則可享有一個月年終獎及1000元春節慰問金。

09 武漢環衛工人工資待遇總結
綜合上述的解讀，武漢環衛工人的工資待遇組成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高溫補貼+崗位津貼，以及每年一次免費體檢，同時環衛企業亦有責任為冬季防寒保暖費、足夠勞保用品和環衛休息房等，至於工齡工資和年終獎政策有規定但是標準未明確，需要環衛工人主動爭取。

據武漢城管環衛處數據，目前，武漢市合同製環衛工人2020-2021年間月均收入為2300至2500元（不含五險一金和加班費）。2019年武漢人均消費月均2570元左右，2019年武漢全年平均收入已達8170元/月，比每個環衛工友每月收入的3倍還多。這個工資標準現階段仍然非常之低，遠低於其他同類一線城市，如成都環衛工3500元、廣州平均收入達4500-5000元。

可見武漢環衛工資待遇明顯遠遠落後於工人在城市的自身生存需要，也與武漢經濟發展嚴重不匹配，環衛工的各項工資福利待遇仍然需要提高。環衛工友可以依據政府《通知》和《十件事》文件，積極向公司和政府部門主張自己的權益，落實工齡工資和節日補貼、提高崗位津貼，改善待遇，讓自己的勞動價值得到尊重，行動會帶來改變。

附錄：《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
由市城管執法委、市人社局、市財政局等七部門，2020年6月3日聯合發布

一、授予政治榮譽。勞模、五一勞動獎章等稱號推薦向環衛先進工作者傾斜，發揮表彰激勵作用，落實先模人物的政治生活待遇。

二、加強社會宣傳。結合「五一勞動節」「環衛工人節」等節日，加大環衛系統典型人物、事跡宣傳力度，樹立行業先進示範標桿；通過各種媒體平臺，廣泛動員、引導市民群眾自覺維護環境衛生，減少車窗拋物、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營造關心環衛工人、尊重環衛工人勞動成果、理解支持環衛工作的社會氛圍。

三、改善作業條件。根據不同作業區域和季節變化，優化作業班次安排。提高作業定額，定期更新環衛作業設施設備，提升現有各類環衛車輛、清洗設備等性能，全市建成區主次幹道機械化作業率達到95%以上，減少人工作業強度。

四、加強勞動保護。製定武漢市環衛作業防護標準，保障作業裝備規範化。依法落實環衛工人職業病防治措施，為環衛工人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建立健康監護檔案。規範作業著裝，根據實際需要發放春夏裝、秋冬裝和帶有安全警示標識的作業服裝。開展環衛工人職業衛生和作業防護培訓，指導環衛工人做好自身防護。

五、完善救助機製。城管、工會、婦聯等部門利用自身資源，為環衛工人提供法律維權服務。利用現有網上救助平臺或爭取熱心環衛事業的基金組織、社會團體募集資金，為因重大變故導致生活困難或患病傷殘的環衛工人給予救助。健全環衛作業風險保障機製，為環衛工人購買意外傷害等商業保險。

六、落實薪酬增長。建立與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環衛工人薪酬動態增長機製。一是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逢政策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相應調整，並納入環衛作業服務招標合同內容。鼓勵有條件的區按照限低不限高的原則確定。二是按照國家法律或省市相關規定，足額為環衛工人繳納五險一金，發放加班工資、高溫津貼等補助。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三是積極開展勞動技能競賽與技術創新，結果運用與獎勵工資掛鉤。

七、提供相關福利。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利用現有公房、改造環衛設施、配設輔助用房等方式，為環衛工人提供集體宿舍或臨時宿舍。保障環衛工人休息休假權，落實帶薪年休假製度。將環衛工人納入工會會員管理，每年足額繳納會費，享受會員福利待遇。市、區每年組織符合條件的一線先進環衛工人帶薪療休養。

八、關心職工生活。各區結合自身實際，多渠道為環衛工人提供就餐、飲水、休息等便利。一是低溫雨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特殊時期可實行集中供餐送餐，有條件的單位開放城管系統單位食堂，根據實際情況試行收取成本費用，環衛工人在保潔服務區域範圍內共享內部食堂資源。二是提檔升級環衛作息間或租用門店，為環衛工人提供休息點，並具備取暖納涼、微波爐熱飯等功能。三是聯系一批公共機構（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學校、銀行和加油站），為環衛工人提供免費餐點或茶水、微波加熱器具。每年夏季高溫及春節期間組織開展環衛工人慰問活動。

九、安排子女就學。對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環衛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區統籌安排接受義務教育，解決其後顧之憂。

十、保障身心健康。將定期體檢納入環衛作業服務招標合同內容，環衛企事業單位應每年組織環衛工人進行健康體檢，體檢費用不低於500元/人。建立心理疏導製度，聘請心理咨詢師對環衛工人尤其是高風險作業人員做好心理輔導和疏導，暢通訴求表達渠道。

工人階級談生存環境

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租戶密集的許浦村隔斷房，何以“隔離”?

位於上海西郊的許浦村，曾經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如今，這里依舊是外來務工者來上海打工的落腳點，住在這里的很多都是環衛工、保潔員、外賣員、線上跑車師傅。

3月24日，華漕鎮許浦村三隊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風險地區。2015年年底整改之後的許浦村，擁擠狹窄的隔板房依舊是很多租戶的現實。人口密集、緊湊並排的出租屋，遇上傳播速度極快的病毒，“隔離”、“封鎖”變得幾乎不太可能，生活在這里的租戶被卷入一場突如其來、防不勝防的戰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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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拉走四五天了，我爸媽發燒一個星期了還在家，沒人來測核酸，我剛剛接到村委會打電話告知我，我今天測核酸那管出現異常了”。

這是周平在4月7日淩晨1點發來的一條語音，此時距離他所在的許浦村封鎖隔離已經過去21天。3月24日，華漕鎮許浦村三隊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風險地區，與周平所處的許浦四隊僅僅一河之隔。封鎖管控並沒有讓病毒慢下來，相反，他感受到的是感染病例的暴增，過去一個月，他見證了太多鄰居、老鄉相繼發燒、咳嗽，並陸續被確診。他堂兄弟一家五口都是陽性，最小的孩子五歲多。病毒蔓延的快速程度讓他倍感錯愕、絕望，談及身處的境況，他總是不斷地重覆到：“在許浦，像我們這樣的情況太多了，我們家家戶戶基本上都有感冒發燒的”。

周平所在的許浦村位於上海西側，於虹橋機場的北側，這里曾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是很多外來務工者的落腳點。僅僅1.3平方公里的面積最高峰時期曾容納31000有余的外來人口。2015年，這里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政府拆除違建的整頓。58萬平米建築被拆除，1.3萬打工者不得不從這里離開。據《2020年閔行統計年鑒》，如今許浦村本地784人，外來人口7291人，占比超過90%。住在這里的很多都是環衛工、保潔員、外賣員、線上跑車師傅。

整改之後的許浦，擁擠狹窄的隔板房依舊是很多租戶的現實。人口密集、緊湊並排的出租屋，遇上傳播速度極快的病毒，“隔離”、“封鎖”變得幾乎不太可能，生活在這里的租戶被卷入一場突如其來、防不勝防的戰役中。

周平是一名環衛工，住在許浦8年了，這是他在上海的第16年。在上海，除了掃馬路，他幹過各種工作兼職：送早飯、跑外賣、建築工、食品加工，最多時候一天幹過4份工作。在疫情襲來的一個月里，是他過去16年來最為“清閒”的時日，不用上工，但卻也經歷了未曾經歷過的害怕和無奈。

“封了半個多月，疫情越來越嚴重”
3月18日許浦封鎖進行全員測核酸， 那時沒有人想過這里的疫情會蔓延得如此迅速。19號早上通知下來，任何人都不能出門了。據周平回憶，剛開始還不是很多，後來人拉不過來了。迅速爆發、感染人數越來越多，是很多居住在這里的租戶、房東共有的感受。一位幹倉庫打包的租戶描述到：“一開始普查出來幾個，後來就天天往外拉，天天往外拉”。

“每次核酸都有大量陽性出來，每次都是。感覺村子大爆發了。”許浦村的李房東如是說。對於住在這里的很多居民來說，他們擔心混檢時被感染，但是又不得不配合政府工作。全員核酸混檢也許正是此次疫情在許浦爆發的“潘朵拉之盒”。

4月1日上海浦西核酸篩查之前，這里曾做過兩三次全員核酸檢測，全村八千多人混在一起。後來鎮里決定暫時不做核酸了，讓村民們居家隔離，說法是“不聚集”。直至4月1日上海浦西地區開始全面核酸篩查，許浦村才又啟動了核酸檢測。

據周平回憶，剛開始做的一兩次核酸，都是全員集體檢測。“全員核酸了，全員核酸了！”大家聽到外面有人在喊，接近萬人的核酸檢測，“呼啦”一下子就是大面積聚集。中間的幾次開始按院子分，每戶院子多則一百來號人，一戶一戶叫過去。但經常是連著幾戶叫，幾戶也有好幾百人。再到後來，也不再分院子分戶叫了，又回到了全員混檢，疫情也早已蔓延開來。

周平印象深刻的是4月9號那次核酸檢測，是大晚上進行的。他和家人晚上十點多去的，整個許浦人山人海。“你說人這麽多做核酸怎麽行呢？”，所有核酸異常的、抗原檢測“一道杠”、“兩道杠”的都混雜在一起做核酸，租戶們普遍感到很無奈。

更嚴重的混檢情況還不止於此，不再分戶進行核酸檢測以後，連分隊也做不到。目前，許浦村只有三隊被列為中風險地區。據李房東介紹，最近一兩次核酸，許浦三隊是和四隊、五隊以及村里的企業同時被通知去做全員檢測的。

實時統計疫情病例小程序“測查地圖”顯示，截止至4月13日，許浦村附近1公里內共有146例感染。李房東不相信這個數據。他曾和村里其他房東在微信群里要求村委公布確診人數、密接人數、次密接人數以及核酸覆合人數的統計數據，但得到了明確的回應：這個數據不會公布。

租戶和房東都能感受到，現實遠比數據要慘烈。隔著一兩米的隔板，周平每天都能聽到鄰居們日益增多的咳嗽聲、哭聲；買藥的微信群里，每天都不停的有信息彈出，越來越多的人要求買各種感冒藥、退燒藥；拉人的大巴車一天天的來，光4月7號那天，就拉走了三車人。周平居住的位置剛好是大巴進村的必經之路，他很清楚大巴是越來越多了，“至少一二十趟大巴車拉過了”，仍然有大量的核酸異常、陽性或者抗原“兩道杠”的租戶被留在家里，被迫與家里的其他成員交叉感染。由於村里院子院子之間，樓與樓之間挨得非常近，據李房東說，他家的房子就是三面都圍著居民樓，而他妹妹家的樓是周圍一圈沒有人家的，算是條件較為理想的“最後一片凈土”，在4月9日全員核酸之後，家里也有租戶確診陽性了。如今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了確診病例。

租戶密集的隔斷房，何以“隔離”？
過去三周里，周平同一棟樓里的鄰居陸續被感染、確診，原先40多人的樓房里，已有8位租戶被隔離，還有2位“陽性”、1位“密接”滯留在家里。再加上封鎖期間，很多人蝸居在狹窄的出租屋里，不到萬不得已不出門。原本擁擠密集的群租樓，他第一次感覺到空蕩蕩。

2015年許浦進行“拆違”整頓後，綠地公共面積增加，村莊外觀上的“臟亂差”有所改觀，隨之而來的是翻倍的租金。這里的打工者，依舊是住在條件簡陋、逼仄狹窄的出租屋。出租房大多是由自建民房隔板改造的，房子造得緊湊，一棟挨著一棟，有的房子常年見不到陽光。據房東稱，翻修後的房子規範為每家18戶，而許浦村至今的翻新率大概是60%，剩余40%沒有翻修過的房子，居住戶數基本都超過了18戶。

周平所住的樓房在村里算是比較好的。他和爸爸媽媽妹妹分別租了一個單間，12-16平米左右，房租加上水電費每間是1500-1700元之間。他們所在的三層民房被隔斷成了18戶，每層房子除了中間一米多的過道，兩邊都是擠挨著的房間，三層樓一共有兩個公共洗手間，一樓的公共廚房依次排放著四五個小煤氣竈。一間房住一戶，算下來18戶也住了四十多人。

而周平旁邊的一棟樓未經過翻修，一層打底便住了八戶人家，總共有四層32戶，少則夫妻兩人一戶，多則四五口一戶。這樣算下來，一座民房大概就有100來人。七十來歲的本地人王房東說，這里就像是上海以前的“棚戶區”，一遇上傳染病，很容易爆發。

人員密集、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都讓隔離封鎖變得異常困難。缺乏居家隔離的環境，很難按戶封鎖，於是樓房內交叉感染幾乎是許浦的“常態”。“很多地方都封不了，都要上公共衛生間，你怎麽封呢？”李房東直言。

租戶只能盡量減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帶上消毒液去上公共洗手間。廚房只有一樓一處公共的區域，整棟樓的住戶只能混在一起公用廚房，輪流做飯。周平也減少了做飯次數，從原本一日三次縮減為一日一次。

在擁擠的群租房里，滯緩的核酸覆核、隔離通知，以及消殺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傳播速度。4月初，周平妹妹在確診陽性一個星期後被隔離，同屋的爸媽一直發燒咳嗽。本應該是密接者，但後續核酸沒有跟上。4月4號之後，他做的兩次核酸結果都沒有出來。4月7號淩晨，他接到核酸覆核的通知，但是他足足等了兩天也沒有人上門做核酸。4月8號，他感覺自己也中招了，發燒、渾身無力，連起床的勁都沒了。9號，他爸爸接到疾控中心電話，說半小時後大巴車會來拉，但是被告知車子裝不下了。直到今天父親還一直呆在家里。

類似的情況實在太多了。周平住的樓里有兩個陽性的，在家滯留一周左右。一個租戶在群里感嘆“開門去衛生間倒臟水都擔心，天天求上帝保佑”。而同屋四個人，有人確診了也沒有辦法，得繼續住在一起，相互交叉感染。

多人擠在單間里，消殺也是個難題。在許浦村，消殺遠低於標準，最開始村里每天進行消殺，最多只延伸到馬路上。樓道里都沒有消殺處理，更別提消殺到戶。即使可以消殺，多人居住就會是個問題。據李房東，同一個房間的陽性病例被接走，暫時陰性的密接沒有接走，也很難消殺。

在許浦村的租戶沒有居家隔離的條件。四周暴增的陽性、密接，擠在一起的“全員核酸”，讓周平感覺許浦周遭“危機四伏”，空氣不好。9日，在去公園做核酸的路上，他看到葉子鋪滿了馬路，周遭人密密麻麻，他覺得這里“特別臟”。

周平覺得“這個病好像控制不住一樣”。他說，要是確診陽性，他會特別想早點離開這里，去方艙隔離。

村委會：“沒資源”、“等通知”、“無回應”
許浦村的村委加上志願者一共只有12個人。維持八九千人的生計這一塊，人手就遠遠不夠。政府下發給居民的生活物資，村委要負責快遞，運送，分發，另外還有居民藥品的購買和發放，以及負責村里的垃圾處理和消殺。

除此之外的事情，村委既沒法管，也決定一概不管。一般情況下，出現問題租戶會先找房東，房東報給村委，村委再上報給鎮里。李房東稱，有回應的情況很少；村委的回覆總是“沒資源，沒資源”，要麽就是“等通知，等通知”，還有更多時候，直接不理睬、不回應。

房東每天需要負責上報本戶的核酸異常和抗原異常的名單，但上報之後是什麽樣的情況完全不清楚。租戶和房東們從各項工作感知到，村委和疾控中心的工作和數據掌握情況是完全斷裂的，各政府層級和部門之間的工作並未做好銜接。

據房東介紹，管理工作混亂。上面通知下來，村委的領導很多時候“一頭霧水”，大部分工作沒和村委領導做溝通的。村委的權力實在太有限，疾控中心如今下來拉人，也不經過村委，村委都不知道每次拉人的名單，都是疾控中心直接打電話通知、拉去隔離。

許浦的群租房無法滿足居家隔離條件，大多確診者希望盡快去“方艙”隔離。疾控中心依據核酸檢測結果通知隔離，但現實執行情況混亂不堪。有已經“陽”了很多天的村民們，一直沒有被大巴車接去隔離，找到村委，都是“以疾控中心的名單為準”。而這份“疾控中心的名單”很神奇，沒人知道它的先後標準是什麽，也沒人能確定自己或家人到底哪一天能被接走。

有房東稱，她家有一位已被確診為“陽性”的住戶，4月8日已經接到了疾控電話，讓其做好準備集中隔離，但至今他還在家里等通知，和老婆和兩個小女兒生活在一起；而另一房客在4月9日自測出來抗原“兩道杠”、核酸待覆核，卻在沒有事前通知的情況下，於10日被直接拉走隔離。這樣的情況絕不僅此一例。

一戶院里的兩位九十多歲的老人發燒確診，家里人還有房東瘋狂上報反映了好多次，才終於在幾天後被接走隔離。兩三歲的小孩子發燒到三十八、九度的，急救“120”都是回覆，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村委也沒有什麽辦法。

4月10日，周平抗原自測“兩道杠”，他等待著核酸覆核。但截至目前，他已經有四次核酸結果遲遲未出來。13日開始他陸續接到很多核酸覆核的通知，但至今為止，沒有人上門給他做核酸。

絕望的“城邊人”：“我們被遺忘了”
如今周平又遇到了新的問題，她妹妹已經轉“陰”要回家了，但回家她需要跟確診為陽性的爸爸住在一起，這如何是好？據最新的報道，專家稱新冠覆陽不具有傳染性，但是對於仍然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任何人都還是會感到恐懼和焦慮。

越來越多早期被拉去隔離現已轉陰的住戶面臨回來的問題——到底是否該回來，回來住哪里，居住環境如何？70多歲的王房東面臨類似問題，在隔離一周後轉陰，他感覺回去許浦，之前的隔離都白做了。

按照村里被感染者的數量和形勢來看，許浦村如今就像是病毒籠罩之下的被遺忘之所。越來越多的感染者、很難及時跟上的核酸覆核、等不到的隔離通知，都讓滯留於此的、即將回到這個地方的人們深感不安。

如同在上海任何地方發生的那樣，租戶們找遍了所有可能會解決其問題的渠道，但幾乎很少有回應。打12345，打疾控中心，打120，都沒辦法。周平的鄰居試圖用各種信息渠道上報過：國務院客戶端，國務院總理信箱，還有其他各種政府、非政府的網絡平台，能試的都試過了。李房東在微博、抖音上發聲，求救信息發出去不久就被刪掉。在得知妹妹即將回來的那天，周平堅持打了一個下午的12345，始終沒有接通。他苦笑著說，“現在真是應了那句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種絕望的情緒與氣氛，蔓延在居住於許浦村的租戶和房東之間。經歷那麽多的努力與掙紮，大家一致地感覺到，“我們被遺忘了”，“我們沒人問了”。

許浦村的租戶們，曾經是這個城市必不可少的服務提供者。他們是城市環衛工，是樓宇清潔工，是酒店服務員，是快遞外賣員……如果離開這些勞動者的服務，上海將不可能成為“上海”。為了生活，他們從外鄉來上海打工掙錢，寄居於城市邊緣地帶的廉租房里。簡陋逼仄的隔斷房，人員密集的居住環境和管理的混亂很快讓許浦這個城邊村卷入了上海疫情的“風暴”中心，蔓延迅速、確診猛增。然而，在以“小區”為單元的疫情防控敘述中，毫無居家隔離條件的城邊村再次被排擠到了話語的“邊緣”。

他們似乎真的被遺忘了，被拋棄了。方艙隔離不一定是一個好的選擇，但在他們眼中竟是更有希望的那一個。身處邊緣的他們沒有多少選擇的權利，只能等待，“自生自滅”。

上海疫情實錄：被驅逐的“橋洞”騎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結零工

和小鑫聊完，已是4月23日的傍晚六點。當晚，他和橋洞下的其他二十多位騎手一樣，“住處”沒有著落。

就在前一天晚上，小鑫和同行從橋洞下被驅逐。他們先是被告知這里的橋洞不能再住人，隨後，管理者在橋洞周圍建起了圍欄。小鑫問這些人：我們還可以上哪去住？管理者表示，這就不是他們的職責範圍了。

01 從住橋洞到無處安身
小鑫只身一人，已經來上海做了六七年騎手。3月28日，疫情剛開始封城時，小鑫還在租住的小區里接受隔離。後來上海市政府允許核酸檢測結果七天為陰性的騎手返崗。於是，4月9日，給居委會簽了承諾書之後，小鑫就隨身攜帶帳篷，過起在居民區和橋洞間往返流浪的生活。因為回不去小區，也為了方便送貨，夜里他住在高架橋下。橋洞的居住條件當然不好，但小鑫覺得，至少這里地方寬，夠容納他和他的騎手同事，比露宿街頭強。

“在橋洞晚上睡覺很冷。有一天晚上下雨，橋洞很冷很冷。那個地方能夠遮雨，但是不擋風，風很大的。有時候還能聽到高架橋上面汽車開過去的聲音。大部分人都沒有帳篷，有的搞個毯子蓋一下，有的連被子和毯子都沒有，搞個雨衣蓋一下········今晚應該不會下雨。我們現在住外面啊，就怕下雨，下雨就很麻煩，要重新找地方。”小鑫說。

也不是沒想過住旅館。但是小鑫說，“旅館我是住不起的，何況現在旅館的床位也已經很少了”。即便睡橋洞，小鑫每天也負擔著好幾筆開銷：原來房子平均每天40塊的房租水電，每天30塊核酸檢測以及每天25塊的飯錢。對於獨自在上海的小鑫，疫情下他只需要解決個人的溫飽問題。而對那些全家都住在上海的騎手來說，他們跑單和尋找住所的壓力更大。跑單就只能冒著受感染的風險。而一旦被送進方艙，則意味著失去收入。沒有人為他們承擔這些風險。住在外面，至少家人不會被自己感染。

相比疫情以前，外賣員的工作更加辛苦。由於市區的很多商家都不開門，騎手往往需要跑到市郊去取貨、送貨，來回平均要六公里。對於疫情下的每一位騎手來說，這樣的送貨距離已經是家常便飯。而住在橋洞下的不便捷，進一步增加了騎手生活和工作的困難。在橋洞下居住的十三天，小鑫和他的騎手朋友沒有辦法洗澡，只能喝自己買的礦泉水，找距離橋洞附近幾公里的公園如廁。

吃飯也仍然是問題。騎手們一天一般只吃得了一頓飯，沒有熱水，只有方便的幹糧。對小鑫來說，全家超市的便當已經是最頂級的餐食，大部分時候他只能幹啃方便面餅。問到小鑫身體是否吃得消，有沒有不舒服的地方，小鑫回答說：在街上常年跑，已經習慣了。

其實更困難的是，騎手白天需要用手機程序跑單，而夜里橋洞沒有地方給手機和電動車充電。所以，小鑫只能四處找充電樁充電，但充電樁很有限，部分充電樁壞了也沒人修，很多騎手只能圍著少有的幾個充電樁排隊，而這浪費了大量跑單的時間。

由於充電樁大多集中在市里小區和商場的管轄範圍內，很多騎手的“住處”盡量選擇離充電樁近一些的地方。被驅逐後，小鑫打算繼續往人少的地方走，尋找在郊區的橋洞，或者任何一個能遮風避雨的地方。對於失去了橋洞住處的騎手來說，他們優先考慮的已變成如何找到一個能固定休息的地方。

02 封鎖的橋洞
小鑫回憶起4月22日晚被驅逐的場景時，這樣說道：“當時已經是晚上十點，有的騎手都睡下了，有的在吃晚飯，突然之間，來了五六輛jing車把兩頭都堵住，有穿著防護服的協jing，有城管，說這里不能睡了，你們必須馬上走。他們先打掃衛生，消殺，然後開始建圍欄。之前我們睡的橋洞因為有新聞媒體報道，來的騎手越來越多。但即便人多，管理的人可以限制這個地方能夠容納的人數，可以派志願者巡邏，定時清理垃圾，不能一趕了之呀，上海的橋洞那麽多，我們騎手也要睡覺。”

橋洞附近的鐵門柵欄本來有幾個騎手在休息，而現在已經被貼上了“疫情防控，人人有責”的封條。被趕出來的騎手，只能騎上電瓶車，載著巨大的行李袋，聚集到一個勉強能擋一點雨的角落里，戴上頭盔和連衣帽相互取暖。“我們下雨天都沒地方去，現在隨身帶著行李。我們多麽難堪啊！帶著行李，到處找睡覺的地方。”

根據網絡上的消息，之前騎手占據的武寧路橋洞休憩點目前也已經關閉。休憩點容納的騎手人數從剛開始抖音視頻記錄的二十多人，一度發展到4月22日的五六十人。這個休憩點本來是市屬的小型文化空間，原先晚上在這里的騎手可以充電、燒水、打地鋪，而現在這里也被架起了圍欄。

小鑫觀察到大部分公共空間都已經封鎖。地下停車場，爛尾樓，廢棄的商場······騎手們正努力在這些不被看見的地方尋找今晚的住處。志願者和騎手試圖找尋商場的地下車庫，因為相比其他場所的車庫，商場的地下車庫容易進入，也暫時不存在被驅趕的風險，但目前不少的商場地下車庫仍未開放。找合適車庫的過程就像在城市荒原里面探索，完全依靠騎手的個人運氣。

03 地下通道里的人
和小鑫一樣面臨住宿困難的，還有小年這樣在方艙隔離結束後搬到上海南站地下通道居住的日結工人。

疫情前，小年白天做日結零工，晚上睡在火車地下停車場，每天接受核酸抗原檢測。4月11日，小年接到街道辦的電話，告知核酸陽性，被送進了方艙醫院。4月18日，小年從方艙隔離出來就搬到了這里。當時，地下通道是上海少有的能充電和燒上熱水的免費開放空間。幾天之內，他發現從方艙隔離完來到地下通道居住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大約一半是做建築等行業的日結工以及小鑫那樣的外賣騎手，還有一半是殘障者。住在地下通道的三十多人中，還有五六位女性。據小年講，住在這里的女性很容易產生不安全感。小年曾試著給通道中的一位女性提供睡袋，但對方拒絕了，睡覺時寧願只在地上墊一層塑料薄膜。

小年是2019年從家鄉內蒙古來到上海的。“剛開始到上海，過的是真正的流浪生活······後來在車站附近認識了一些人，開始到建築工地工作，偶爾也做群演。”在建築工地上，小年主要負責搭架子，架子的管道有小年的胳膊粗，小年要爬上去，在十米高的架子上開始搭建工作。疫情以前，小年在工地上做日結，工地每天會提供中午的盒飯。封城後，他立刻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原先日結攢下的錢也已經快要花光了。

即便是住在地下通道的生活也越來越難以為繼。4月23日，地下通道里來了一位電工，切斷了這里的人們賴以生存的電源。這種“軟驅逐”，讓小年失去了熱水，泡面也需要省著吃。最近一頓像樣點的餐食來自公益機構NCP志願者分發的物資，但也只能是幾個饅頭和幾包生菜。而外賣的價格實在太貴，兩份已經將近百元，小年也不舍得點。

目前，上海市救助站幾乎已經滿員。因為物資緊缺，救助站難以向小年這樣的務工者提供較長時間的食物保障。眼下，救助站能提供給小年的，也只有救急的幾包餅幹。

04 零工們的生存難題
4月20日，上海曾發布四項工作提示要求，針對因封控造成停工的勞動者做出了專門的街道工作安排：“對因務工場所封控造成無處居住的人員，按照屬地原則，由各區、相關街鎮落實安置場所。”在社會救助方面，上海市街道辦享有全國少有的審批權。疫情下，街道辦更是和當地居住者、露宿街頭者關系最密切的一層。但小年在方艙隔離結束之後一直沒有接到街道和居委會的安置電話。小年說，小區居民都能得到發放的物資，但除了志願者偶爾的捐贈外，沒有任何物資發到自己手上。

另外，盡管上海人社部門在3月底出台了《本市人社領域全力支持抗擊疫情的若幹政策措施》，規定企業應該按正常勞動支付被隔離勞動者在隔離期間的工資，但對於小年這樣的日結工來說，隔離期間他們甚至找不到企業作為雇傭單位來給他們提供工資收入。在隔離結束後，小年也沒辦法參照疫情期間的有關規定，從用工單位按最低工資標準獲得基本生活保障。

當被問及現在疫情工地的狀況時，小年表示他只跟包工頭有接觸。而包工頭也是外地人，被困在小區，目前吃飯也比較困難。在用工鏈條中，他無法找到包工頭之外的負責人，更無法找到分包體制上遊的企業。在這種被救助街道和用工方雙重忽視的境地中，小年只能在上海街頭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對於小鑫這樣在多個平台接單的眾包騎手來說，平台也並不願意承擔用工責任。疫情開初，小鑫注意到美團和餓了麽在提供免費的住處，但他是眾包騎手，而美團和餓了麽的住處只提供給專送騎手——即便是專送騎手，由於酒店床源緊張，也很難獲得入住資格。另外，由於大部分酒店位置偏遠，一些圖送貨方便的騎手寧願選擇住在街邊。

通過網絡和朋友互助的渠道，小鑫也仍然沒有找到能夠收容他的住所。目前，由徐匯區商務、市場等部門建立起來的小哥驛站多數已經滿員，有空床位的驛站不收容像小鑫這樣的單個騎手。而要住進小哥驛站，騎手必須先將申請上報到公司，再由公司反饋給小哥所在的行政區，區里的驛站統一安排接收。區驛站只能接收所在行政區的騎手。小鑫給平台客服打過電話，但至今沒有收到回音。

05 生活在地下
小年說，當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自己和地下通道里的男女同伴都有度過上海夏天的衣服，有保障每日基本生存的物資。接下來，他希望自己能夠有機會到別的城市找到工作。此外，通道中還有一些人沒有電子設備。“我至少可以在社交網站上求助，但這些人什麽都沒有。”小年說，“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生存下去的。”

小鑫打算繼續從內環搬到外環去住——他每日從郊區市場趕來，給市里的居民運送蔬菜，但夜里卻不得不反方向遷移到更遠的地方。小鑫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個穩定的臨時安置點：能洗上澡，沖好電，晚上睡得安穩，不用一天換一個住處來躲避驅逐。

而今晚的地下通道中，小年身邊身穿制服的騎手仰臥在地下通道一旁，旁邊放著幾瓶礦泉水，絕大多數人的“床鋪”仍舊只由幾個紙板鋪成。幾位騎手和工人圍著唯一的充電樁充電。在小年發來的視頻最後，他走出通道，指著外面露天的廣場說：“通道外面也住著幾個人，因為外面可以看見太陽。”

北京市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導言：環衛工群體之於城市衛生整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國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後全國多個城市相繼制定和發布所在地區環衛工的相關權益保障規定。但由於環衛工群體地位在城市長期隱形、話語權的失衡，公眾及工人對於環衛政策的細則、執行及監管情況皆無法得到恰當的了解和反饋。本走訪報告希望通過對北京環衛工的訪談和交流，可以協助公眾和工人更好了解環衛行業的權益現狀。

首都北京既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國對外的形象門面。作為一個人口2171萬的超級首都大城市，城市的整潔有序顯然是重中之重，環衛任務更是高要求高標準。根據網絡資料，北京市擁有的環衛作業人員已經遠遠超過比其人口更多的上海、重慶等地，超過8.3萬人。2014年北京市政市容委等部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環衛職工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下稱《環衛意見》），首次對環衛工人勞動權益保障進行了法規文本上的規範。

為了了解北京環衛工權益具體狀況，2021年上半年，筆者走訪了北京核心城區，包括東城、西城、朝陽及海澱等區，與近20名環衛工交流和訪談，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訪情況受限於樣本代表性和溝通深入程度的影響，並非能夠概括全部的工作狀況，但足以一窺北京環衛工人的基本處境。

在北京從事環衛工作的勞動者基本都來自於外地，地區涵蓋五湖四海；若單位中有北京本地人，多為管理或者編制崗位。環衛從業人群主要為40-60歲之間的老齡群體，走訪接觸到的工人亦有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超齡工友。在核心城區四區中，其中朝陽區與海澱區環衛項目由市政部門直接雇傭和管理，環衛工人與環衛相關部門直接建立勞動關系；而東西城區則基本為外包，其中西城區環衛項目由北京環雅麗都投資有限公司承包，東城區由北京首創環衛有限公司外包。各區之間勞動待遇和工作狀況各異。

備注：本走訪報告數據采自2021年4-5月份，當時北京最低工資仍未調整，為2200元/月；2022年8月起，北京最低工資調整為2320元/月。因此環衛工人2022年月基本工資應調高為2320元/月（為最低工資），但合計加班及其他補貼等後，月收入仍僅為4000-5000元間，但同時法律的實際落實情況如何依然有待考究。此工資水平在北京生活可見是巨大挑戰。
01 走訪概要
經調研走訪和對政策的梳理後發現，北京《環衛意見》對於環衛工權益的保障普遍落後於多數國內其他城市。以基本工資為例，北京環衛工基本工資為市最低工資標準，均落後於全國絕大多數發展中和發達地區，如武漢要求環衛工基本工資為最低工資的130%，廣州為120%等。北京環衛工資總體收入處於3000-5000之間，相較城市物價和生活支出，情況並不理想。

特別需要提出的，因北京地區《環衛意見》對與環衛工人權益規範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缺乏，對工人福利保障的覆蓋性和保障性都不足，在監管層面上也缺乏強制性，導致各區環衛單位/公司在環衛工權益的實踐上有所差異，工資水平差異性也比較大，也難以監督。其中外包下的環衛工人待遇普遍比直聘的差。

在權益保障上，四區中屬東城區環衛的不規範性最為明顯，外包公司首創環衛違規安排工人14小時工作制加班、也並未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五險一金等勞動保障，在年休假、高溫津貼甚至相關的療養補貼上也沒有落實。海澱區環衛工人同樣面臨高工時低收入的問題，每天14小時，月收入僅3000+元。對於其他城區，環衛工仍然普遍存在缺乏住房公積金的強制保障，以及在工齡工資和年終獎方面的制度性規範（導致各地區差異很大）。吃住問題上，建議北京市政府出台相關的標準和規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統一和提高城區環衛工人的吃住待遇，對住房/房補和飲食有進一步的保障。

02 工作安排與工資待遇
工作排班與加班工資
北京四區的環衛工作模式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八小時制或十四小時制。朝陽與西城兩區環衛工每天工作8小時（“兩頭班+一班倒”模式），做六休一，平均月休4天，基本均在下午4點或4點半下班，後續清潔由機動“快速保潔”隊負責。而海澱和東城區環衛工每日均需要上崗14小時，其中海澱區為3am-5pm，每月可休息4天，但具體休息日由單位決定，不可以自行選擇；東城區道路保潔工人工作時間為5am-7pm，有時候還需要加班到9pm（北京站附近），環衛工需365天無休上崗。

海澱/東城兩區環衛工的工作排班顯然違反了勞動法中關於加班時長和加班費的相關規定，或造成工人的嚴重過勞，尤其以東城365天無休的模式為甚。勞動法指出，“（勞動者）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依據北京《環衛意見》，月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200元（2021年），即周末/雙休加班為雙倍工資25.28元/小時（202.24元/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為3倍工資37.92元/小時（302.36元/天）。

工資方面，東城區采取的是月固定工資的模式（每月4500元），僅會針對晚上7點-9點的額外加班支付加班費，為10元/小時，這也與《環衛意見》等不相符合。海澱區環衛工人具體周末及節假日加班費額度未知，但卻存在工人無法自主安排或者循“做六休一”的方式安排休息日，即：每月4天休息完全由領導安排，亦會出現工人連續工作超過十幾天仍無法休息的情況。

年終獎、工齡工資及危崗津貼
走訪了解，北京環衛工收入還包括工齡工資、年終獎及危害崗位津貼。其中朝陽環衛的工齡工資按工齡年限30元/月累計300元封頂；西城環衛工提到此前單位有發放工齡工資，為450元/月封頂，但近期該項工資已經“消失”，從工人提供的工資條明細中也並未發現；海澱環衛工齡工資標準則過低，十年工齡以下為每月5元/人，十年以上為10元/人（非按工齡長短累計）。但東城區的外包環衛工否認了有工齡工資的存在。

年終獎方面，不同區標準同樣不同。其中朝陽區環衛每年年終獎大致在8400元/年左右（700元/月*12個月），不同工友間可能因工齡不同會有數百差距，年底統一發放。海澱區年終獎在去年七月份從7000元調漲到9000+元，增長1600元，也是年底統一發放。西城區環衛年終獎相比之下則比較低，為2000+元，近乎與最低工資持平。

此外危崗津貼方面，根據北京《環衛意見》，環衛工人均依法享有22元/天的津貼標準。朝陽、西城及海澱三區環衛工人均有此津貼，但屬於外包的東城區環衛工人由於是固定薪酬（4500元/月）雇傭模式，均未提及有任何年終獎或危崗津貼方面的額外收入。

每月工資收入各區差異大
根據《環衛意見》，北京環衛工工資待遇由“基本工資+加班費+危險崗位補貼+高溫補貼（+績效獎）”，以及每年一次額度為400元的免費體檢和500元的健康療養費等組成，其中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本市當前最低工資標準2200元。走訪統計到，北京當下各區環衛工人月收入在3500-6000之間不等，各區之間差異較大。

其中朝陽區月均收入3500元左右，若遇節假日有額外加班費可達4000-4300元左右；海澱區環衛工雖然每日工作時長可達14小時，但月均收入在3500元左右，若額外再加班可達到4000元/月。東城區環衛工采取固定工資標準，為4500元/月，即150元/天；即便當月天數為31天，工資數額同樣為4500元不變；環衛工每日工作時長達14小時，365天無法休息；若有事需請假，則會按天計算扣錢。其中東城區公廁環衛工工資稍少，為4000元左右，同樣需要每天上崗，若有事請假則按300+元/天標準扣除工資。針對東城區和海澱區，兩區實行14個小時工作制，但環衛公司在加班費計發上面存在不透明和涉嫌違反勞動法加班規定的可能性，環衛工應得收入依法會比上述更多。

相比之下，西城區環衛工資待遇相對較高，環衛工“做六休一”工作安排相對合理，其工資組成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危崗補貼+早餐補貼+加班費+綜合補貼+值桶補貼（垃圾分類）等，稅前收入基本超過5000元/月，部分崗位有值桶補貼，月收入總和達到6000元。

03 勞動福利保障
五險一金保障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上述即為常規所講的“五險一金”，是用人單位必須給予勞動者的保障，屬強制性。對此，北京各區環衛工繳納情況不一。其中僅有朝陽區為環衛工完整了繳納了“五險一金”，其中“五險”部分個人繳納部分為410元左右，而“一金”公積金則依據工齡長短有所區別，個人繳納部分為500-900元不等，均符合北京市要求繳納基數的最低標準。

而西城區與海澱區均只有繳納“五險”部分，額度為400+元左右。至於東城區公廁環衛部分則有單獨繳納“五險”400+左右，但是東城道路保潔由首創環衛雇傭的環衛工人則沒有任何“五險一金”。東城區環衛工人表示，在確立勞動關系的時候，單位已經提前告知不會繳納社保和公積金等，若不接受則不會聘用。

高溫費、年休假、健康療養等情況
根據北京《環衛意見》，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標準最高180元/月（6-8月期間），單位應提供每年一次免費健康體檢，費用標準不低於400元；每年一次健康療養，費用標準不低於500元；此外工人享有國家法定的帶薪年休假。

針對高溫津貼和每年體檢，朝陽、海澱和西城環衛工均表示有依法發放和落實，但至於健康療養的情況則有所差異。其中朝陽區和海澱區因疫情原因去年及今年均未安排療養活動，但未將費用折算為現金發予工人；而西城區環衛則是直接每年發放500元現金。但工人對療養活動持保留意見，部分工人表示，很多時候療養活動類似於團隊旅遊，僅安排一天，行程過於匆忙及形式化，常常早上出門，下午天還沒黑就得坐車回市區，並沒有達到休息的實際效果。

至於年休假部分，朝陽、海澱和西城環衛工人均有提及，但是針對具體休假天使的年限統計卻有問題。工人表示，所在環衛單位均只計算該員工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以此來計算年休假天數，而非從員工參與工作的年限開始計算，有違國家《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相關規定。這一情況在各區都普遍存在。

此外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東城區環衛工人表示，所在的首創環衛公司從未給並沒有發放高溫補貼和安排健康療養等活動，也未給予員工帶薪年休假的休息機會。

環衛工吃住問題
北京城區內吃住成本極高，對於長期需在市中心工作的環衛工而言，環衛單位能否提供吃住方面的支持是尤為重要的。朝陽區環衛中心不負責工人的日常吃住，但崗位上會提供每日早餐；海澱區則針對部分員工包吃包住，若選在外租房，則每月補貼200元房補，但不能使用單位食堂；西城區提供住宿，為多人間，吃飯則需繳納150元/月（每日兩餐），若在外租房房補為150元/月；東城區同樣負責吃住，均為多人間，但是沒有提供夫妻房，即便夫妻二人均在同單位也必須男女宿舍分開住。（關於租住環境如何，囿於調研時間有限，未能深入了解）

其中，東城區的吃飯問題備受指責，工人表示每日兩餐也同樣是外包給其他公司，中午11點和下午5點多送到崗位，但是盒飯油水和肉食普遍少，難以下咽，但宿舍也不允許開夥額外補充餐食，否則會被罰款；因此工人幾乎都只能自己額外在超市購買熟食、豆腐等進行搭配或涼拌作為補充。

04 工作管理和勞動規範
存在“以罰代管”
整體而言，北京環衛行業的扣罰管理行為並不頻繁，但“以罰代管”仍然是核心的管理策略。朝陽、西城、海澱等區環衛工反應，單位多數僅會在特別嚴重的事故上對員工進行扣罰，與外人聊天或者地面垃圾清理不及時也會偶爾進行罰款，並不頻繁；多數在第一次發現時會進行警告或者少扣一點，第二次開始會進行扣罰，一次50元，也有時候可達100、200元。東城區相對嚴苛一些，工人被要求在工作崗位上須要持續走動，不可短暫休息，環衛隊長會到處巡邏監督工人作業，若發現偷懶或垃圾問題，則會進行扣罰。

負責路段長度較其他城市長
北京各區環衛負責路段長度基本都在800-1000米之間，即大約4000-5000平方米之間的作業面積，相較其他城市為長（如廣州為3000-4000平方米）。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北京市區環衛機械化作業程度高相關，路面整潔度較高，工人僅需負責馬路邊上的白色垃圾等，以及綠化中的塑料袋、煙頭等垃圾，而機動車負責機動車道的常規保潔。但在一定情況下是否也會出現工作負擔過大的的問題則有待繼續考察。

持有勞動合同/工資條情況
根據《勞動合同法》與《工資支付條例》，勞動者應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並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各執一份，每月單位需定期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走訪了解，其中東城區環衛既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發放工資條，因而相應的勞動權益，如五險一金等，也均沒有依法得到保障。而朝陽區、西城區和海澱區則有按規定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有持備份合同，但即便工作多年或簽署多次合同的環衛工均沒有獲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外，朝陽區和西城區環衛工每月有獲發工資條，但海澱區自去年7月更換新合同後便不再獲發工資條明細。​

行業剪報(2022.3-4)｜疫情肆虐，基層勞動者承擔著怎樣的代價？

導言：3月份以來，由奧密克戎毒株所致的新一輪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多個城市先後出現疫情，並在“動態清零”防疫路線的指導下陷入封鎖之中，大量的方艙醫院被修建，一輪又一輪的全民核酸檢測展開，高速公路出入口被封閉。與此相伴的是，大量工人被招募去修建方艙醫院以及擔任方艙醫院後勤，封城下的生活物資供應則離不開快遞員和外送騎手等“保供人員”，卡車司機在各地防疫政策的夾擊下維持著全國物流，還有更多的打工人因防疫封鎖而“手停口停”。本期3-4月份剪報關注疫情下基層勞動者的權益和生存狀況。

01 方艙建築工人：工地感染、拒付隔離費、回家難

近兩月新聞頻爆，在疫區方艙醫院的修建過程中多起建築工人權益受到侵犯。最早被引起關注的，是3月24日吉林市高新北區方艙工人的微博求助。

據工人稱，自己被招募去修建方艙時，中介承諾不會接觸當地人員，但後來在工地宿舍卻被安排與當地人員混住。在工地發生疫情後，施工單位未上報，並拖欠工資。工人通過集體行動要回工資後，施工單位安排工人在外隔離，但隔離費用卻遲遲沒有著落。

三月底，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了長春市興隆山方艙。援建興隆山方艙的建築工人也同樣遭遇了工地感染、拖欠工資、拖欠隔離費用等相似的剝削處境。

據網友梳理收集，方艙建築工人權益受損的類似事件也在長春市農博園方艙與廊坊市方艙發生，具有普遍性。追溯上述方艙建築工人權益受損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國建築業用工普遍存在的分包制以及勞務中介制度——施工單位將具體施工任務層層分包，導致用工管理混亂，責任不分明。這種用工結構，直接導致承包單位與勞務中介在工人管理和雇主義務上互相踢皮球，亂像叢生。上述用工制度早已是我國建築行業的頑疾，時常引發拖欠工資等事件。而在疫情下方艙醫院的修建中，這種混亂的用工制度則進一步引發了工地工人群體感染、拖欠隔離費用等權益危機。

除此之外，方艙建設結束後，方艙建築工人的安置與返回居住地安排情形也值得關注。3-4月份，社交媒體上湧現多起關於方艙工人在工程結束後露宿街頭的求助信息。追其原因，一般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工程結束後方艙工人直接就地遣散，未獲安排隔離，也未安排工人返鄉；另一種則是工人返回居住地後被當地拒絕接收。造成前者的原因是分包制與勞務中介制的混亂管理，後者則是因為各地防疫政策不協調，地方防疫層層加碼，以及地方相關部門的本位思想導致。

鳳凰網曾報道了一位方艙裝修工人的回家經歷：在結束隔離後，大巴車把他送到了高速路口，打電話給房東，房東說社區不給他進小區；打電話給社區，社區說是房東和物業不給他進；打電話問小區物業，物業說未接到任何通知。三方相互扯皮卻又給不了具體的解決方案，最後該工友只能住在自己車里隔離。

如果地方相關部門和承建企業真的是為了防疫考量，就應該為回家的方艙建築工人提供隔離安置，而非撇清責任讓回家工人流落街頭。

02 疫情中繼續編織招聘騙局的“黑中介”

疫情危機下產生了大量用工缺口。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各種防控措施需要大量人力來維持，例如方艙醫院需要招聘保潔員、保安等後勤人員，遭到封控的社區也需要招聘人員來維持秩序、協調集體核酸檢測等。

中國青年報報道了一起17名防疫保安被騙的事件。受訪保安稱其在招聘群里看見了中介發布的防疫保安招工信息，中介承諾工期是3-15天，工資做完結清，並稱工作區域內沒有陽性感染者。3月22日，受訪工人被中介帶到了工作區域，之後中介便消失了，群聊也被解散。這時受訪工人們才知道他們工作的小區內早已有大量陽性感染者，但因為身處封控區內無法離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選擇留下做工。受訪工人在小區內工作了將近一個月，中途經歷了工作量增加、待遇下降，在4月26日發現負責考勤和發放工資的保安隊長跑路不見。工資發不下來，被騙的防疫保安開始維權求助，撥打12345、12333等熱線反映，並報警，最後在政府介入下要回了4月份的工資，維權結束後，17名防疫保安被遣散。報道還提到，被遣散後，幾名工友通過中介找到了新活兒，工作內容是幫做核酸檢測的醫生“貼標簽”，但當他們步行3公里到達工作地點後，卻發現那里只有一處在建隔離點，工作內容是搭棚子，又遇上了“招聘詐騙”。

本輪疫情中，上海東海養老院爆發的院內聚集感染也受到了公眾的關注。由於大量護工感染病毒，需要補充人手，養老院通過勞務中介從各地招募護工，在此過程中也曝出各種招聘騙局。勞務中介向工人隱瞞工作環境的具體情況，並向應聘工人收取1000~2000的高額中介費。當受聘護工去到東海養老院後，才發現工作地點管理混亂，工資無人負責，若是在工作時感染，也沒有賠償。一名護工在接受訪談時說到，“如果知道這麽大風險誰會來，怎麽會願意賺這個錢。”

類似的招聘騙局在疫情中頻繁發生。公眾號“出色WSJ中文版”的報道《當我決定離開上海》引述了一位滯留高鐵虹橋站的工友的觀察和判斷：“3月中旬，上海疫情變得嚴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網上發布招聘‘防疫志願者’的消息，稱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而這些人在來到上海後，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紹費，隨後並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載著他們到方艙、醫院、工廠等地，詢問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沒有就轉一圈回來火車站，第二天再去問工。滯留在這兒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願者’騙來的，他們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艙等地做了幾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卻發現已經買不到離滬的車票了。周邊賓館幾乎沒開，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著要麽回家，要麽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費和介紹費賺回來，一來二去便在虹橋站住下了。”

黑中介抓住零工在疫情下對生計的需求，毫無底線地發布各種虛假招聘，或是騙取中介費，或是不擇手段完成招聘任務，這些行為引發大量勞資沖突，有關部門甚至也在這些沖突中強行維穩。據觀察者網報道，4月30日，上海松江警方接到報案，稱有工人以工作強度高、住宿條件差為由“挑唆工友罷工”“要挾勞務派遣公司解除合同並賠償每人3萬余元”，警方介入後，發出公告稱“發現這批工人此前在其他方艙也有類似行為”，便以敲詐勒索為由對8名方艙工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03 保供騎手：沒有高薪，只有露宿街頭

封城措施下，整個城市的運行被按下暫停鍵，居民無法出門購買生活物資，此時保障物資供應的任務便落到了保供騎手、保供司機的身上。TA們來往於各個倉庫和小區，構成了封城期間城市的“生命線”。

保供騎手露宿街頭的情況在三月份中旬深圳封城期間開始受到公眾關注。3月16日，微信公眾號“凍櫃”發表了文章《疫情之夜，那些無家可歸的深圳騎手》，文章提到很多城中村升級了防疫政策，外送騎手“只準進，不準出”，就算騎手有保供人員工作證明也沒用。這意味著騎手一旦回到城中村的家中，就無法再出來工作，因此失去收入來源。外送騎手們被逼無奈，只好露宿街頭，在外面過夜。文章發出後引發輿論巨大反響，有關部門和企業開始作為，餓了麽和美團都發聲明為全行業騎手提供免費住宿以及休息驛站，並列出了酒店清單。但後續有騎手表示，盡管美團和餓了麽都宣布自己的住宿對全行業騎手開放，有餓了麽騎手卻被拒絕入住美團的愛心酒店，也有騎手稱有些“免費住宿”實際上是要收費的。

在半個月後陷入“全域靜態管理”的上海，保供騎手們遭遇了跟深圳騎手們一樣露宿街頭的困境。美團和餓了麽提供的住宿只給專送騎手入住，數量更多的的眾包騎手沒有入住資格，甚至由於床位緊張，一些專送騎手也無法入住。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騎手選擇了睡在橋洞底下，至少可以遮風擋雨。但後續有報道傳出一些橋洞底下被城管用圍欄圍起來，在此過夜的騎手被驅趕。公共部門能在短短幾天內協調建設出能容納數萬人的隔離點，卻無意保障保供騎手、保供司機們的臨時住宿。

上海封城期間，社交媒體上有傳言當外送騎手收入一日上萬，有騎手在接受訪談時則否認了這種傳言：“現在這個時期，那種能拿到很誇張收入的都是比較有心眼的，厚著臉皮可能對顧客連蒙帶嚇的，一單就很多打賞。老實的收入還是低，還是像平常一樣送單。”

04 貨車司機：高速封路、車上吃住、還貸壓力

中國有約2000萬貨車司機，TA們奔波在我國的公路網上，支撐起供應鏈的正常運作。但由於疫情在全國範圍內多點爆發，各地開始封鎖高速路口，工廠停工，流動的貨車司機也被各地防疫政策視為重點疫情關注對象，TA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

一些在疫情下陷入困難的貨車司機開始通過短視頻平台為自己和同行積極發聲，短視頻up主“卡車洪哥”發布了多個述說卡車司機困境的短視頻，引發公眾關注。防疫政策給貨車司機帶來的第一個困難是核酸檢測證明，各地頻繁要求入境貨車司機提供核酸檢測證明，且缺乏互認、標準不統一、核酸檢測點配套少，導致貨車司機要將大量時間花費在核酸檢測上。第二個困難則是貨車司機在長途運輸過程中過境多個城市，行程碼上難免會帶星，而行程碼一旦帶星，則會被多地拒絕入境。除此以外，一些疫情嚴重地區采取了封鎖高速公路的措施，導致大量貨車司機滯留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收入，甚至斷糧。有貨車司機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如果車上有載貨，貨主會協助貨車司機應對防疫措施，但是空車時，貨車司機就只能自己處理了。

疫情中針對貨車司機粗暴的閉環管理措施也令人詬病。貨車過境時，地方有關部門會在貨車車門上貼上封條，禁止貨車司機下車，貨車司機只能在車上吃喝拉撒。山西省呂梁市中陽縣公安局4月21日發布一份警情通報，指警方“在巡查時發現3名貨車司機撕掉封條下車吃飯，給予三人行政拘留處罰”。惡劣的食宿條件也會影響司機的健康。有報道稱，3月31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一名滯留高速公路的貨車司機在服務區突發疾病去世，這名司機此時已在服務區滯留一周。

由於疫情影響，貨車司機運貨不僅效率降低，面臨各種隔離措施，單量也大大減少，導致收入大幅下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的“中國卡車司機調研課題組”在三月份通過問卷調查了1801名貨車司機，調查顯示，35.7%的自雇貨車司機今年三月份的凈收入少於3000元。中國的自雇貨車司機大部分為貸款買車，長期面對著車貸壓力。據課題組調查，自雇貨車司機中有六成每月要還6000元以上的車貸，其中有兩成要還9000至12000元的車貸。收入的下降大大加重了貨車司機的還貸壓力。

由於媒體對貨車司機處境的積極報道，以及疫情物品供應鏈上的壓力，4月7日交通運輸部召開“物流保障協調工作機制”會議，有關負責人強調，“嚴禁在高速公路主線和服務區設置防疫檢測點，嚴禁擅自關停高速公路服務區，確保全國交通運輸幹線暢通。要依法依規制定通行管控措施，不得層層加碼、一刀切，確保通行管控政策統一。”

05 網約車司機：收入下降，集體退車

3月21日，上百名“如祺出行”司機前往如祺珠海運營中心，要求平台辦理退車手續；3月底，成都、長沙、珠海三地的T3出行司機也在大規模要求平台退車。有成都T3出行的司機表示，自2月份以來，當地跑網約車的收入下降非常嚴重，以前可以一天跑400塊錢左右的流水，現在一天只能跑100塊錢左右。盡管跑網約車的收入急劇下降，但平台每天一百多的租金還是要繼續交，很多司機實在熬不住，要求平台退車。

受疫情影響，多地也暫停了網約車運營，司機失去收入；而網約車還在運營的城市，司機收入也受到劇烈影響。據交通部數據，2月份網約車行業訂單量較1月份下滑21.8%，3月份較2月份下降2.2%。而今年4月份的網約車訂單數較3月份環比再下降11.6%，僅為去年同期的六成。在行業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網約車司機認為平台減租刻不容緩。蘇州市和深圳市的T3出行司機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就曾通過集體罷駛的做法來向平台要求租金減免。

網約車司機的困境也同樣擺在各地的出租車司機面前。4月27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出租車司機集體罷駛，同樣要求有關部門減免“份子錢”。

06 手停口停的一線勞動者

封城管控下，大量企業生產被叫停，員工被封控在住處，無法工作，生計受到影響。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外來務工人員，特別是零工群體。在2022年初西安疫情期間，便頻繁傳出外來務工人員的求助信息，TA們或是露宿街頭，或是在城中村的住處被區別對待——社區物資只發放給房東和本地人，外來務工人員的物資需求則被無視。而上海作為一個特大都市，有著龐大數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在封城管控下的上海，作為外來人口的TA們也身處困境。

“半山腰志願者團隊”是一個援助上海受困民工的公益組織，該公益組織每天都能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數百條求助信息，其中很多都是來自外來務工人員的求助。在封城初期，生活物資基本只能靠社區發放，社區發放物資往往以戶為單位，而外來務工人員往往住在6-8人一戶的群租房中，社區發放的物資根本不夠分。除此之外，很多群租房亦不一定有煮飯烹飪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社區發放了生蔬菜肉類等物資，也無濟於事。

社區物資發放對外來務工群體的覆蓋相當有限。更多居住在工地、城中村、日租房的外來務工人員根本收不到任何社區物資。隨著封城的持續，盡管生活物資的外送服務與外賣服務逐漸恢覆，但仍因運力和供應不足而價格高企。與此同時，大量工地民工、家政工人、日結零工等因失去收入來源，完全無法負擔這些高價食品和物資，而房租壓力也讓TA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對於長期的零工工人而言，疫情間的收入完全斷絕；而有相對穩定工作的制造業工人同樣面臨著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壓力，因為工作單位停工，TA們大部分只能領取最低工資。在一些因疫情而經營困難的企業里，工資則被延遲發放。由於供應鏈的中斷，收入受到影響的制造業工人不僅局限於疫情封鎖地區，而是隨著供應鏈上下遊關系輻射到全國勞動者。

2020年疫情以來，我國針對疫情推出的紓困措施都是針對企業進行紓困，例如社保減免等，很少有直接面向勞動者的紓困措施。4月24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13場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楊蓓蓓介紹，為保障服務型企業和員工的經營、生活，朝陽區與中國人保公司合作推出《朝陽區服務型企業疫情防控保險方案》，對防疫過程中按照要求暫停經營的服務型企業員工給予基本生活保障支持。方案提出，在朝陽區轄區內，每家企業每次停業事故累計最高可獲賠償10萬元；服務型企業員工，保險給予每人每天100元賠償，最高賠償期限21天。朝陽區的這一舉措獲得網友們的歡迎。

但一朝陽區微博網友“狐貍的阿奇”於5月5日發微博稱，花了一個多小時打電話向各個部門詢問如何領取上述保險，獲得答覆是“只有店里有陽性或密接才可以領取保險，並需要持有疾控中心發布的文件”。可見，在所謂好的政策方案背後，即便發生疫情，實際上絕大多數服務業企業的員工還是被排除在外。

07 小結
本月新聞剪報，基本呈現了各個行業基層勞動者在疫情中遭遇的典型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基層勞動者面臨的這些困境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問題的根源早已存在於疫情前勞動者的日常中，職場的結構性剝削、不公正待遇在疫情下被放大、加重，最終造成了今日疫情所見到的如此無助的處境。建築業常見的層層分包造成的混亂管理，在疫情下造成了工人的感染、隔離費被拖欠；平日時常用各種套路坑害工人的黑中介，在疫情下大發災難財；平台對於眾包騎手與專送騎手的算法配置，不斷通過靈活化的用工結構弱化平台方自身的雇主責任，在疫情中“光明正大”地讓眾包騎手露宿街頭；貨車司機平日受到地方不合理規則的罰款，在疫情中則困在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中；疫情導致的收入下降成為了壓倒網約車司機的最後一根稻草；本身就缺乏社會保障的零工工人，在疫情下抗風險能力幾乎為零。

當然，基層勞動者在面臨疫情困境時也並非坐以待斃，他們也在發揮自身能動性盡力爭取改善處境。我們可以看到，方艙建築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發微博維權；貨車司機通過短視頻自媒體向公眾訴說行業困境；被困在群租房內的務工人員通過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台發送求助信息。基層勞動者也在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利益，被騙的防疫保安集體停工去找有關部門討說法，出租車罷駛要求公司減免“份子錢”。前者是因為工作的臨時屬性與疫情封鎖中走投無路使得工人敢於行動，後者是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傳統在疫情困境中繼續發揮作用。

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經持續了兩年有余。全球數百萬人被病毒奪去了生命，這是大部分國家為了保障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正常運行而付出的代價。承受這個代價的，往往是那些缺乏話語權、不掌握權力的邊緣群體：工人階級、少數族裔、殘障人士等等。這便是弱肉強食的市場叢林。在中國，強勢的國家權力的存在，使得暫時中斷或限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運作成為可能，強力的封鎖措施盡管使得國內避免了巨額死亡，然而強硬的非人性的防疫措施卻令社會付出大量成本——供應鏈被切斷、企業停工虧損、市場交易暫停、勞動者面臨的不平等狀況加劇。由於針對勞動者與小業主的紓困措施的缺乏，這些社會成本幾乎由基層勞動者與小業主來全部承擔。在這里的國家幹預下，弱肉強食的市場叢林以扭曲的形式出現，承受著整個社會防疫的最終代價的，仍然是那些缺乏話語權、不掌握權力的邊緣群體。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兩年里，社會公眾對於強力防疫措施的配合來源於對疫情結束病毒消失後，一切恢覆正常的所謂預期，因此只能默默承受“動態清零”戰略所帶來的社會成本。但隨著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病毒的不斷變異，人類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已成為必然。在此情況下，如不考慮加強對基層勞動者以及中小微企業的紓困措施，已經被消耗赤貧的基層勞動者恐將難以繼續消化這背後諾大的經濟代價，繼續這樣推行強力防疫封鎖措施，社會的反抗也將增加。

廣東省保繳費年限延長至30年，對勞動者意味著什麽?

廣東省最近出台了一項對於廣大勞動者影響深遠的政策。2022年6月22日，由廣東省稅務局等多部門聯合制定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關系省內轉移接續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發布，將逐步統一本省醫保繳費年限——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計繳費年限將統一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其中未達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要開始逐年均衡調整。

該政策一出，很多報章媒體都高掛讚譽之詞——“廣東全省參保人權益保障得到了進一步完善”——盡力宣傳。然而對於廣大基層勞動者，實際可能的負面影響卻沒有被詳加解釋。此法案出台早期也沒有任何的公眾質詢和聽證環節，“說修法就修法、說延長就延長”，絲毫不保障受影響勞動者的政策知情權和參與權。

本文將盡可能簡單地為廣東省內、尤其是受主要影響的廣州市基層勞動者解讀該新規，剖析《暫行辦法》到底真的有沒有“完善”和“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01 修改之前各地的政策是怎樣？
本次修法，廣東省將職工醫保繳費年限統一延長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且勞動者要在最後的醫保退休地有累計10年的繳費記錄，才可享受醫保免繳的退休待遇；這些新政需在在2030年1月前完成逐年上調。醫保退休繳費年限不像養老保險，設立之初並沒有在國家層面進行立法確認，因此各地的繳費年限規定各不相同，而是由各地根據財政情況自行制定。

查閱資料，在過去十年間全國已有城市開始陸續對醫保繳費年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延長，主要模式為：1）男25年/女20年，或 2）男30年/女25年；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繳費年限仍然保持與養老保險一致，如上海和成都男性女性均為15年。就廣東省而言，各地市在此前的年限要求均低於新規的規定，部分城市如深圳佛山等地為“男25年/女20年”的模式，珠海為20年，廣州則僅需10年（2014年前開始繳納的勞動者）/15年（2014年後）。簡而言之，新的廣東省《暫行辦法》將重新改寫全省幾乎所有勞動者的醫保退休待遇門檻，每個人需要繳納的醫保年限大大延長5-10年；而廣州的勞動者繳費時間和金錢成本甚至將翻倍，延長15-20年。

02 新規將怎麽影響基層勞動者？
廣東省《暫行辦法》發布後，要求未符合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開始，需制定政策逐年調整本市職工醫保累計繳費年限。也就是說，接下來幾個月幾乎所有的地市都會加速制定出台相關的“繳費年限過渡辦法”，在今年真正落實逐年增加繳費年限的要求。廣州社保局公告說明，在今年“繳費年限過渡辦法”真正出台前的這短暫的間隙里（但預計政府速度會很快），會繼續沿用此前10年/15年的繳費要求[注1]。

不可否認的是，新“醫保退休”辦法推行後，廣東的勞動者必然將受到諾大影響。第一，新規將導致基層勞動者享受醫保退休待遇的時間門檻和金錢成本大大增加。這里面最為核心的是，繳費年限的延長將大大增加基層打工人的醫保成本。《暫行辦法》規定，退休時累計繳費年限不夠可采取按月或一次性繳費，補繳基數為上一年度的所在城市的社會平均工資。辦法並沒有明確繳費的比例，可見這將由各地市根據財政情況自行決定。

那可怕的問題在哪？

我們需要比照下退休前正常繳納和退休後的補繳醫保的成本差異。以廣州為例，退休前職工正常繳納醫保，多數基層勞動者的繳費基數采取法定標準的最下限，即廣州社平工資的60%，繳費比例為2%，如2020年下限為6757元，繳費金額約135元/月；若退休後補繳職工醫保，依照現行的《廣州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試行辦法》關於年限不足補繳的規定，則以“退休延繳人員”的方式全額繳納，繳費基數變為廣州社平工資的100%，繳費基數為7.5%-9%[注2]，如2020年為11262元，最終繳費金額約845-1014元/月，是退休前的6-7倍多。想象一下，新規一上路後，對於未滿足年限要求的臨退休基層勞動者，工人退休前工資本身就遠低於社平工資，但每年因此還要多付出高出自身支付水平的上萬醫療保險費，甚至還要連續多補繳5-15年不等（依階梯遞增）。工人退休金這樣折騰下去恐怕也不夠用。這是一筆難以承擔的大帳。

第二，新規完全忽視了基層勞動者工作不穩定的真實處境和企業不繳社保等歷史問題。對於基層勞動者需要累積繳費30/25年的硬性要求，是極為離地的官派思維。有勞動者表示，“累計30年的醫保，除了公務員外，誰能保證自己從參加工作以來能累積30年不失業，不換工作，醫保中途不斷開？女性還要生育，女性退休年齡也早，25年太長了；女性超過35歲，男性超過40歲都很難再找到工作。”在珠三角流動性這麽大的地區，要接近中年的勞動者退休前累計有30/25年的工作繳費年限完全不現實、也不可能。全國性的《社會保險法》2011年才上路，很多血汗企業、不良雇主一開始就沒有合規地為工人繳納醫保；即便實際上絕大多數的珠三角中年農民工都有超過30年的打工經歷，但是企業能夠依法繳納社保的比例恐怕是極低。繳費年限門檻的增加，明顯是進一步將基層勞動者排擠在報銷比例較高的職工醫保之外。

第三，新規上路至2030年1月完成調整僅有七年半的“過渡”時間，對於未來數年內退休的勞動者極為不公平。《暫行辦法》2022年6月下旬才公布，7月就正式生效，2030年1月就要完成調整，從10年/15年/20年繳費年限一下子增加到30年年限，留給社會的緩沖過渡僅有七年半時間，時間太短太匆忙。以廣州為例，很多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原本可能已經滿足了10年的醫保年限繳納要求，但是現在在退休時卻突然需要額外補繳10-15年（甚至更長）的社保；其他城市勞動者也需要在未來七年間消化額外增加的5-10年的年限要求。想象一下，這些勞動者好不容易攢夠15年的養老繳費年限和10年的職工醫保年限，但是現在退休後可能還額外每月承擔近千元的職工醫保補繳，又或者無奈轉回老家繳納低額新農合（但報銷待遇將大大降低）。最終，勞動者終其一生辛勤工作貢獻的城市，依舊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也“看不了病”的城市。

03 為什麽在這個時間節點來修改繳費年限？
國務院在針對基本醫療保險的執行意見時，沒有針對繳費年限做出全國統一規定，而是采取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原則，由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消費水平和人口結構等差異制定相應的繳費標準和醫保待遇標準。這可以解釋為什麽像廣州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城市——每年的醫保參保人數都在穩定增加，醫保基金每年結余穩定上升——即便在2015年最新修訂的《廣州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也僅僅是將2014年1月才開始繳納職工醫保的勞動者退休前繳費年限從原先的10年稍微延長到15年。

但是疫情明顯完全扭轉了這樣的財政優勢。廣州職工醫保基金在2017年度結余為96.43億元，2018年度為112.80億元，2019年結余163.57億元，但是到了2020年底結余急速減低到108.74億元，減少了1/3，比2018年總數還少；而2021年的數據還未公布，相信也不容樂觀。我們可以充分相信，疫情防控舉措消耗了勞動群眾數十年來繳存的大量醫保基金存余，但這持續縮減的醫保基金池或將導致未來民眾看病就醫報銷標準的下滑，長遠恐將影響民眾醫療福祉的可持續保障。所以，拓廣渠道填補基金危機成了當下重要的政策導向，但是為什麽政策制定者要急於在短時間內將這個代價繼續轉移到勞動者身上呢？

須記得，疫情期間國家及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出台政策，大規模階段性減免或者允許企業緩繳社保費用，但勞動者個人繳費部分自始至終都不曾享受減免政策。廣州為例，疫情期間將企業的職工醫保繳費減半征收，費率從7%減為3.5%，但勞動者個人繳費費率維持2%。疫情期間勞動者雖面臨降薪、失業等多方危機，但是卻不得不持續地為國家社保財政“貢獻”社保醫保經費。在這樣的“單方面傾向企業”的照顧政策之下，面對醫保基金的銳減，政府還繼續地將“刀”劃向了勞動者，試圖通過翻倍延長繳費年限來彌補過度的醫保損耗。

04 廣東《暫行規定》將加劇勞動者的醫保危機，必須要再做合理調整
綜上分析，我們看到廣東醫保《暫行規定》對於基層勞動者的影響甚大，無論從退休補繳的高額繳費基數上、還是額外增加的15-20年的繳費年限、還是極短的過渡緩沖期，都令長期處於工作不穩定性、缺乏完善勞動保障的勞動者難以承擔額外增加的養老醫療成本。雖然醫保基金驟減，但這代價不應該直接轉嫁到工人身上。本文提出，針對《暫行規定》廣東省地市政府需要對執行細則再做合理調整。

首先，重新制定合理的補繳繳費基數和比例。現行以“社平工資”和“7.5%-9%”的補繳比例使得工人退休補繳職工醫保成本極高，甚至超過普通退休金的一半。高成本最終只會迫使工人轉向新農合或城鎮居民醫保，接受更低的醫保報銷待遇，這對於長年在城市打工的勞動者明顯不公平。其次，重新審視30年的年限要求，縮短延長或維持原先10-15年限。男30年/女25年對於穩定的制定條例的公務員而言當然可行，但是基層勞動者完全是不切實際的要求。中國經濟下滑形勢之下，勞動者更難找到長時間穩定的工作崗位，而非正規行業又不受醫保強制繳納的規制，貿然翻倍延長年限完全不科學。

最後，延長年限新規過渡期太短，大量即將退休的勞動者受沖擊，必須對不同階段的勞動者醫保退休的適用情況進行分類。《暫行規定》規定2030年1月前要完成男30年/女25年的年限調整，各地市今年都會開始制定“繳費年限過渡辦法”，我們建議行政部門對適用法規的勞動者進行分級分類，包括：1）在2022年7月法規生效前已經開始繳納醫保的勞動者適用老的年限要求，2022年7月第一次醫保繳費的勞動者才適用新規；2）同時，對於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應維持沿用老的繳費年限規定，自2030年1月勞動者辦理醫保退休時才開始正式執行新規。

但顯然，隨著老齡化和經濟下滑的趨勢，延長醫保繳費無法完全解決未來醫保結余基金縮減的危機。學者楊燕綏就曾提出，要保證醫保基金的收支平衡，讓退休職工繼續繳納一部分醫療保險費只是辦法之一，真正控制收支平衡，還是要控制欺詐基金和大處方現象，把有限的醫保基金用到合理的醫療上，這是最根本的。可見，增加繳費只是長期中的一環，解決問題的力度遠遠不如加強醫療服務治理[注3]。

但很遺憾，過去十幾年醫保基金的穩定性都在靠各地延長勞動者繳費年限來維持。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國家發愁沒人生娃影響未來的市場勞動力供應，不斷修訂政策鼓勵生育，讓個體家庭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但一方面又不斷修法擡高勞動者個人養老醫保的成本。“如果退休後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退休金都不夠生活的，還要拿出來支付醫保費用不是太悲哀了嗎？”——這是廣大工人被剝削一生最後的無奈。

上海警方泄露數據中的勞動案件分析

前幾天，上海某機構發生大規模數據泄露，其中有25萬筆個人資料和25萬筆“110報警台”的案件數據被作為樣本公開釋出。後續，有研究者分析了個人資料的出生年份、姓氏分布，發現其非常符合中國人口普查報告的數據分布[注1]。這樣的結果表明該釋出的數據樣本集具有高度隨機性，有一定的分析價值。我們針對這25萬筆案件數據，進一步嘗試研究和分析其中與勞資糾紛、工人處境相關的案件。

我們的主要發現如下：

勞資糾紛在糾紛類報警中數量排在第六位，約相當於消費糾紛和經濟債務糾紛的一半，並非少數。
上海市各區勞動案件數量與該地區外來常住人口比例呈正相關，集中在嘉定區、松江區、青浦區、奉賢區、靜安區。靜安區屬於主城區，勞動案件數量高的原因尚不明確。
民警對勞資糾紛的處理總體呈現消極態度，以告知解決方法和要求當事雙方自行協商為主。但是，仍有38.2%的民警選擇介入調解。從迫使執法部門回應的角度看，勞資糾紛報警並非完全無用。
報警案件中勞動案件涉及的三大核心議題分別為工資、招聘、工傷。
工資類型案件中，服務業的糾紛占主要，但建築業和制造業則有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體行動。其中，工人報案中主要是希望尋求民警介入處理工資糾紛；而雇主方的報案則大多是因為工人所采取的抗議行動，希望尋求警察保護。
求職類型案件中，招聘詐騙為主要報案原因，其次為中介費爭議。主要的招聘詐騙來源於網絡平台求職，詐騙金額多在1000元以下；中介費爭議以要求勞務中介退還中介費為主要原因。
工傷類型案件中，建築業/工地是工傷報警案件最多的來源地，其次是制造業。252起匯總到的工傷報警中有11起案件明確提到工人在工作中死亡。
釋出的數據樣本中出現三起工人集體罷工。
一、數據分析方法簡述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次上海某國家機關泄漏的數據中包含的結構化信息並不多，每筆數據只包含案件簡要描述、編號（可以獲取報案年月）、地點等信息。要想從大量數據樣本中獲得較具結構且可供分析的內容，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勢必要做出取舍，我們采取了兩種分析的策略（下文詳述）述。另，本報告雖盡可能采取相對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但也因釋出的數據占總數據比重低，分析結果也可能與實際存有一定的出入。

在本研究中，我們嘗試設定兩類分析對象：“糾紛類型案件”與“勞動案件”。其中，前者指的是在案件簡要描述中存在明確的類型糾紛指稱，這些指稱包括“勞資糾紛”、“情感糾紛”、“停車糾紛”等等。糾紛類型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有54912筆（21.97%）。我們使用“糾紛類型案件”的特定指稱主要用於考察不同糾紛類型所占的比重為何，勞資糾紛與其它糾紛類型在數量上有怎樣的差異，以及警方對糾紛案件的處理等問題。

但是，僅僅分析“糾紛類型案件”中涉勞資議題的警情顯然是不夠的，仍有大量涉及勞動議題的案件並沒有被民警在警情描述中回報為“勞資糾紛”，或是存在錯誤回報，例如拖欠工資的爭議常被回報為模糊的“經濟糾紛”。所以，我們在針對“勞動案件”涉及的具體爭議內容的分析中，采取另一種數據處理的方式，即采取在全部25萬筆數據中，設定廣泛的勞動相關的議題關鍵詞（如工資、招聘等，具體請參考第五部分）進行搜索，盡可能呈現整體案件庫中涉勞動案件的議題詞頻，分析勞動領域的日常爭議要點。

結合上述兩種數據收據和分析方法，就勞動相關的案件而言，我們搜集到一共1892筆警方明確描述的勞資糾紛案件、1697筆勞動議題關鍵詞案件。這兩種類型個別案例存在重疊，合並之後勞動相關案件案件共計3022筆。對於下文的分析，在“（二）不同報警糾紛類型的比較”和“（四）警察對勞資糾紛的處理”的兩小節的分析中我們僅使用1892筆明確的勞資糾紛案件；在“（五）勞動案件的議題”部分，我們則只使用了數據庫中1697筆勞動議題關鍵詞案件；在“（三）勞動案件的空間分布”部分，我們使用了3022筆兩種類型重疊後的勞動案件，這樣處理是為了盡可能涵蓋更多勞動案件，讓空間分布的統計更合理。

二、案件時間分布與糾紛類型
在總數據中，剔除一些個別的問題數據後，我們最終得到249,980筆可供分析的案件。圖一是所有案件按年份分布狀況。可以看到，數據集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在2010-2019期間發生的，不包括疫情爆發之後的案件。

一般來說，公安部對於群眾報警分為三個主要類別：違法犯罪、公民求助以及糾紛。這次的數據樣本集全部近25萬筆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違法犯罪、公民求助類型，其中糾紛類案件為54912筆，占比為21.97%。勞資沖突、勞動問題等通常被歸類到糾紛類警情，我們將此類統稱為勞資類型的糾紛，為我們本次的主要分析對象。

我們透過詞語統計、篩選及標注，將其中主要的糾紛類型進行區分，得到主要糾紛類型在各年度的比例。其中，“勞資糾紛”的篩選詞包括“勞資糾紛”、“勞務糾紛”、“工傷糾紛”，“工作糾紛”，“工資糾紛”（所有糾紛類型的篩選詞因篇幅過長無法在此展示，如有需要請聯系我們獲取）。2005年及之前的案件因為數量過少，我們在數據呈現中省略了。

我們首先關心的問題是：勞資糾紛在報警案件中的數量如何？與其他主要糾紛類型相比是多是少？

勞資糾紛的數量在各年度主要糾紛類型中約排在第六位，除個別年份外與司乘糾紛基本相當，同時，勞資糾紛的數量約為消費糾紛和經濟債務糾紛的一半。可見，勞資糾紛在糾紛類警情中不是少數，勞資相關的沖突、議題在社會生活中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接下來，讓我們進一步分析勞動案件在上海市的空間分布。

三、勞動案件的空間分布

因為勞動案件總量有限，我們的空間分布僅分析到區的層級。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上海常住人口數最少的區崇明區有63萬人，人數最多的浦東新區則超過568萬人。我們在計算過程中考慮到各區之間常住人口數量的巨大差異，沒有呈現原始案件數量，而是呈現各區每10萬常住人口的勞動案件數量。因為數據主要分布在2010-2019年期間，我們的對於各區常住人口的計算采用了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和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數據的平均值。

上海目前一共有四個區的外來常住人口超越戶籍常住人口：嘉定區、松江區、青浦區、奉賢區。這四個區也剛好名列勞動案件發生頻率的前五高地區。它們都是上海郊區，為汽車制造、化工、電子等勞動密集產業的集中區域，這個結果符合預期，也暗示大多數勞資糾紛的當事人不是主城區的戶籍居民，而是各行業從事基層工作的外來務工者。圖四展示了各區外來常住人口比例與此數據樣本集中勞動糾紛案件的相關性。

唯一的例外是位在主城區、傳統上被視為富人區的靜安區，意外地發現也是勞動案件高發地。其背後原因是目前的數據無法回答的，我們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1）靜安區職住比高——就業崗位數量與在業人口數量的比值高——即在此工作者中大量人口常住在其他區。（2）靜安區服務業發達，一些靜安區的勞動案件發生在服務業。（3）靜安區是不少公司的辦公室所在地，工人可能實際工作場所不在靜安，但是來此找老板討工資、要求工傷賠償等。

四、勞資糾紛的處理
另一個很常遇到的問題是：被老板拖欠工資，報警有沒有用？工傷賠償出現問題，可以找民警嗎？在百度搜索中，絕大多數文章對這類型問題的回答都是“沒有用，警察不會理你，你應該去找勞動部門”。但實際上，許多第一次遇到問題的工人仍然會嘗試進行報警。民警如何處理勞資糾紛的報警？這個數據集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們從勞資糾紛案件中隨機抽取150筆數據進行標注，結果如圖五所示（處理方式不明的案件原有44筆，占28.5%，為方便說明已省略）。這樣的結果與一般的認知可能有些差別。民警對待勞資糾紛並非完全置之不理，盡管大部分記錄中民警的做法是相對消極的，只會告知當事人去找勞動部門和司法途徑或者要求當事人自己協商，但仍有38.1%的民警會選擇以調解的方式介入糾紛。不過，數據集中對於處理結果的記錄極少，我們無法評估民警介入對於工人是否真正有利。

此外，在極少數案件中，民警會將當事雙方帶至派出所，這樣的處理方式很可能是為了平息處在直接沖突中的勞資雙方。例如：

**2016年05月，報警人XX報警稱：在某商務大廈門口勞資糾紛，矛盾激化。民警告知報警人到所辦理受案手續。

五、勞動案件的議題
我們透過對勞資相關糾紛的詞頻分布進行研究，發現工資爭議、求職/招聘、工傷是其中的三個議題。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這三者進行考察。對於每個議題，我們會先使用與之相關的關鍵詞進行過濾：

工資：工資、工錢
求職/招聘：勞務所、招聘、找工作、勞務中介、勞務費
工傷：工傷
並且，我們剔除了其中與盜竊、丟失有關的案件，確保每個議題類別篩選出的案件符合率超過90%。在具體分析中，我們都采用了隨機抽樣100筆進行人工標注的方法。這樣的方法雖然不能達到最佳的準確度，但仍然可以呈現總體的趨勢。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在我們的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分析。

（1）工資案件（共807筆）
以工資為議題的案件主要是雇主欠薪、工人討要工資，也有個別案件是工人收到預支工資後跑路。對於這些工資糾紛案件，我們關注：報案人是誰？為什麽報案？是什麽行業的工資糾紛？工人抗議是否涉及集體行動？

在行業部分，工資糾紛以服務業為最大宗。但建築業和制造業則有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體行動（3人及以上的討薪行動），建築業19個集體案件中有5起，制造業14個案件中有4起。

工人報案中較高比例是希望尋求民警介入處理工資糾紛，一般是拿回被拖欠的工資。而雇主方的報案則大多不是針對工資問題本身，而是因為工人所采取的抗議行動。資方選擇報警明顯是希望獲得警方“保護”。這些抗議行動包括暴力（威脅）、電話騷擾、上門堵人等，其中個別工人所采取的行動偏向暴力或騷擾手段，例如：

**報警人在某地址內，稱：上址2人鬧事，無持械，系工資問題，其中一個動手打了人

**報警人XX來所報案稱其在某地辦公室內收到以前的一個被開除的叫XX的員工的短信稱要要回2012年5月份開除他時的工資，從2012年5月份開除至今，已有多次收到過對方的短信、電話等騷擾，故現在來所報警求助。

當然，這些說法也不一定符合事實，只是雇主單方面報案時的講法。相對的，也有部分工人報警是因為雇主方的毆打或威脅，例如：

**勞資糾紛，對方要叫保安過來打人…報警人Y今日是為結工資到店內，因不滿對方拖欠工資在辦公室內抽煙，引起店方不滿欲叫保安上來。經民警做工作，雙方答應協商解決此事。

**Y到浦東三林鎮新春村某老板Z處討要工資，後發生爭執，聞訊趕來的Y的弟弟C也與Z發生口角，後Y被Z持酒瓶砸傷頭部並被其用碎玻璃瓶戳傷臉部多處(傷勢待鑒定)。

集體行動的工人則傾向上門幹擾營業或者限制雇主移動躲避，堵門是最常見做法：

**在上海市奉賢區四團鎮某地 近10名工人為要錢事宜，開轎車堵著廠大門不讓進出。民警到場經調查是幾個安裝工人跟三一精機討要工程工資引起的糾紛

**報警人稱：10-20個工人鬧事，拿挖機堵在大門內，不讓出去

**禹州城市廣場售樓處 經濟糾紛引起。3男1女開一奧迪轎車鎖門，未持械，無人傷。經查系馬洪來此討要工資，找不到老板而將大門鎖上。

此外，我們在分析時發現一個特殊案件，討薪的工人不是針對雇主，而是針對區政府和信訪辦。這是我們詳細查看的100起工資案件中唯一一個朝向政府施壓的工人行動：

**2007年：S糾集了大約35人一起到嘉定區信訪辦要求討要富運假日會所拖欠他們的工資。當天下午五時許，S等人帶頭到嘉定區政府3號門，堵在門口約半小時，導致區政府內車輛和人員不能進出，影響正常工作。後經民警勸說，這夥人被勸進信訪辦大廳。後至17時30分許，信訪辦負責人告知在場討要工資的民工們，正常信訪時間已過，告知他們明天再來，S等人執意不肯離開。後至當晚7時許，經信訪辦協調，拖欠民工工資的”王老板”至現場講出條件，S等人帶頭反對，並揚言不讓”王老板”離開，後這些人矛頭指向信訪辦，僵持至當晚11時許，後在分局領導指揮下，對信訪辦進行清場，在清場過程中，T擊打一民警臉部，後民警將為首的五人帶所審查。

雖然從結果來看，工資沒有討到，為首的工人被帶到派出所，可能會因為”擊打”警察面臨拘留。但在過程中他們堵區政府大門，在信訪辦僵持確實起到了效果——老板被“協調”至現場。

（2）求職案件（共662筆）
求職類案件可以主要分為兩類：招聘詐騙與中介費爭議，其它類型的案件中包含了3起中介扣押證件。招聘詐騙占了一半上以上的報警原因，其中有23起案件（43.4%）是透過網絡平台找工作時遭到詐騙，11起案件（20.8%）是遭到勞務公司詐騙。

大部分工人損失的金額在1000元以下，通常是工人被要求繳交中介費、體檢費、押金、資料費、信息費、管理費等各種名目的費用後中介消失。而少數損失金額高達萬元以上的案件則多是網絡平台的進行的詐騙，求職者被要求配合完成高額刷單，例如：

**其在微信上看到一個招聘廣告，與對方聯系後按照對方指示刷單，被騙27000元。

**被害人Y在本區居住地上”百姓”網找工作，後其在一個自稱是”北京龍天興達建材有限公司”的網站聊談，對方答應其應聘為該公司的業務”刷手”，前提是為該公司先購物五次，隨後公司返回其本金和傭金…轉出人民幣13420元。事後發現被騙。

中介費爭議相關的案件普遍缺乏較詳細的描述，但其中部分案件提到“退費糾紛”。根據推測，這類爭議應該包括求職者前往應聘後無法入職、求職者發現工作條件與中介所說不符後要求退還中介費、中介未即時介紹工作等問題。例如：

**L經營無證勞務中介公司，前段時間為Z介紹工作，收取中介費人民幣200元。現Z以勞務公司介紹的工作與事實不符，要求返回中介費，引發糾紛。

（3）工傷案件（共252筆）
工傷案件較少，總共僅有252起。

結果並不意外，建築業/工地仍然是工傷案件最多的發生地，其次是制造業（各類工廠），也有部分工傷案件來自服務業（主要是餐廳）和物流運輸業（碼頭及物流公司倉庫等）。此外，252起中有11起案件明確提到工人工作中死亡，但其它案件中具體的工傷嚴重情況較難從案件描述中得知。

職業病常常也是與工傷一同討論的勞動議題。但奇怪的是，報警案件中沒有一起案件涉及職業病，這可能與職業病相對於工傷事故的緊迫性低有關。

六、工人抗爭案例：集體罷工
上海數據集中還記錄到三起完全未被媒體報道的集體罷工[注2]：

2019年7月，40-50名餓了麽外賣員工因路程費罷工拒絕送餐。
2019-07-09 10：45：26，報警人在(報班長)金滬路某地食品城門口，稱：40-50人(外賣員)現場鬧事，阻止別人送餐，紮壞送餐電瓶車的輪胎，無人傷，無持械，同時建了一個罷工鬧事的群，未造成交通堵塞，請民警到場處理。2019-07-09 10：45：26 ，金滬路某地食品城門口 ，民警到場，系餓了麽外賣員工因外賣外送費用降低引起抵制，阻止別人送餐，沒有紮壞送餐電瓶車的輪胎情況，無過激行為，民警現場勸阻。民警到場，經了解系外賣人員與沃爾瑪公司平台因外賣路程費引發糾紛，集體停業，告知現場外賣人員自行離開。

2011年9月，台資電子工廠近500人因公司不繳社保費而堵住公司大門及周邊道路罷工。
2011年9月29日13時30分許，洞涇鎮洞舟路558號漢門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H、女、51歲、台灣人)員工近500人因社保金繳費情況無法在網上查到，懷疑公司根本未交，故引發罷工並堵塞公司大門及洞舟路，造成交通堵塞無法通行。民警到場後了解，漢門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歷年來與上海勁通勞務派遣公司(法定代表人W、男、38歲、江蘇省人、公司地址松江區滬松公路211號)建立勞務派遣協議，按規定社保金等費用均由漢門電子交付勁通公司，由其上繳至社保中心。但由於目前員工在網上查詢不到個人社保金上繳記錄，故引起不滿。我所民警會同勞動部門進行協調，現人員已被勸離。

2017年8月，松江某衛生用品公司全體員工因合同續簽問題堵門罷工。
2017年08月23日08時11分，報警人使用XXXXXXXXX報警稱：在 松江 沈磚公路3129弄5號口門口 全場員工罷工 其中5-6名員工鬧事 無持械 無激化現場 開著電瓶車堵住門口 請民警到場處理。民警出警至現場，經了解報警人W(男、48歲、江蘇省泰州市)系勞務公司(在青浦)，在上址(佘山鎮沈磚公路3129弄5號口門口)因手下員工與公司合同續簽問題引發糾紛，到場處理。

查詢中國勞工通訊（以下簡稱CLB）匯總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三起罷工案件中，其中餓了麽眾包騎手罷工已經被記錄在內，而台資電子廠和松江衛生用品公司的罷工則未被記錄。這也是正常的，該地圖仰賴社交媒體和新聞報道，而大多數罷工行動即使具有相當規模，但當事工人不一定會在網絡平台發布相關訊息，或者相關訊息因網絡審查而難以留存、被檢索。CLB曾表示根據政府發表的少部分官方數據，目前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所記錄的事件大概只涵蓋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5%至10%。

我們也可以粗略地利用這份上海數據集中的案件數量來簡單推斷上海罷工事件規模。根據2022年4月29日光明網的報道，上海市公安局長舒慶表示疫情之前110平均每天接警2.6萬起[注3]。也就是說，10天的報警量就與這次泄漏數據集樣本中的資料規模相同，若換成一年，則上海市可能每年就發生了超過100起成規模的工人集體罷工，不到4天就有一起。CLB對於2011-2019年間上海工人的罷工事件則總共僅記錄到72起。

當然，要計算上海這樣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型工業城市的罷工事件數量，25萬筆報警案件的樣本數據集仍然太小了，可能還有更多的勞資糾紛警情數據在原始的數億資料庫中。盡管這樣的估算仍然不夠準確，但從中看到中國工人在集體行動方面的動能不容小覷——即便在當下，網絡審查已經令絕大多數的工人集體行動資訊在傳播上銷聲匿跡，但不代表這些抗爭沒有發生過。

“服務業勞洞”微信公號被封公告

微信公眾號“服務業勞洞”（fuwulaodong）因為7月初一篇針對上海泄露數據庫中勞動案件的分析文章，在時隔一個月後，於8月8日被整體屏蔽和封禁，賬號消失。

這個年代，賬號封禁並不令人驚訝，但此公告除了想知會眾多讀者有個交代外，還想額外表達兩點引發的思考。

第一，“勞洞”從2020年秋季開始間歇性地發文，期間完全依靠志願者投稿持續至今，其存在，立足於討論和分享來自於當下服務行業一線勞動者的處境和社會批判。在過去這兩年間，我們見證了非常多關注勞動者處境、討論真實勞動剝削體制甚至思考勞工實踐的公眾號一個一個被注銷，例如政資研、馬各莊、多數派、工號51、外送盟主等等，還有類似於打工談、尖椒部落等因各種緣故停更。早初大家還在不斷地“轉世”，但久而久之在這場關於審查的博弈中總是會敗下陣來，畢竟我們的工具能量是如此有限。服務業勞洞能在這一波波中的絞殺中存活這麽久，無非就是我們太懶了，發文頻率低（非常誠實）而躲過了一劫又一劫。所以這一次的徹底消失並不意外，唯一遺憾的是，在互聯網平台能夠切實地討論勞工處境問題的平台/賬號越來越少了。過去幾年，加劇的資本主義危機無疑令每一個打工人都跟深切感受到更為徹底的剝奪感和絕望感，但立足於思考真實問題和日常實踐的網絡討論並沒有增加太多，消極的行動主義和稍顯虛無的意識形態辯論並未能給我們日常帶來更多的能量，反而可能是更為犬儒的蜷縮。我們做勞洞，無非就是試圖用實踐來消解無力，用對話來探尋路徑，用存在本身來抵抗沈默，這都是單純的觀望和鍵政所不能實現的。

其二，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該（能）做什麽？在過往的十多年里，南方活躍的勞工NGO群體是介入工人議題的重要主體，當然也不能忽略過去很多左翼群體在廠內廠外的組織和動員。勞工NGO所實踐的組織模式，在經歷了2015年開始的大打壓之後，已經被迫地不斷地退場——從法律個案維權，到大規模的集體談判動員和罷工組織，這些已經不在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工人組織本身已經被套上了“有罪化”的符號；而近年來，連一退再退、不斷妥協的工人社群服務型組織也在被迫關門。可想而知，整個政經格局正在翻轉重塑，過往的經驗正在悄無聲息的消亡，而當下的實踐正在扼殺，留下給行動者的想象力還有什麽？必須承認，孕育想象力的實踐土壤已經極少，對於當下及未來的（勞工）行動者而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汲取過去的經驗，但同時又可以不失創造性地、在一個（探索出來的）相對安全低調的節奏下繼續追尋/築建我們的理想社會。

即便參與勞工實踐近十年，我們也難以提出一個/些自信的結論。所有的實踐必須是圍繞工人、與工人一起——這聽起來很簡單的道理，但是屢屢受挫。與工人一起（with）並不是為工人（for）或關於工人（about），如果我們今天討論和批判的東西、實踐的東西，工人都看不懂或者理解不了與其自身的關系，那我們始終只是將其當成實踐（我們）“理想”社會的一個客體，是我們想象出來的“工人”社會。“勞洞”的實踐也是受挫的——我們起初非常希望可以撰寫工人可以看、看得懂的文本，最後必須很無奈地承認，這些東西工人根本沒興趣看、看不懂以及進入不了他她們的生活圈。所以勞洞最後所做的一切，成了一種妥協，簡化為：僅僅是為了提高工人議題在公眾中的社會可見度，對工人處境有更多的思考和批判。這種無奈與妥協，令我們長久地無所適從，因為我們所渴望的是陪伴每一個勞動者進行自信、有尊嚴的抗爭。自信、尊嚴，這些都未必是能在文本中實現的，而是在與工人的組織生活中實現的，在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抗爭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有些關於力量的探索，在我們口中是關於階級，但在工人眼里，我們讀出的是自信。

談這麽多，無非是想持續地思考兩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持續且深遠地提高勞動者處境的可見度，令勞動者的聲音在社會上回歸其應當的話語權？我們又該如何紮根地回應、參與“與工人一起”的實踐問題，令不同工作場所的勞動者建立自身的抗爭文化？這是我們最為關切的，至少是我們認為當下階段極為核心的組織命題。但還是前面的結論，過往的勞工NGO或其他實踐仍然難以回應這些困境，再加上政治環境的大變遷，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實驗”性嘗試，需要有更多的“失敗”性探索。所以社群中的夥伴，請不要放棄想象和想象力。

最後，談回服務業勞洞。雖然所有的微信文章都被刪除，但是勞洞的所有文本長期都在網站上有備份，所以大家仍然可以在網站“服務業勞動觀察”（serviceworkercn.com）找到文章（可能也被墻了，大家多鉆研下…）。但鑒於審查原因，未必接下來還能有精力在微信上再開設賬號，也因為平台完全是志願者運行，現在發文頻率也很低，所以後續的運作極為依賴更多人的投稿、或者有夥伴願意從原始團隊中接力繼續（!!）。如果你想投稿或者想出一分力，又或者針對上述的思考有很多想表達/一起討論的東西，都特別歡迎郵件聯系：timianlaodong@protonmail.com （一般兩天內回覆）.

在此也想特別特別感謝過往所有投稿和為勞洞設計出力的行動夥伴，亦再次感謝大家關注勞洞！希望還有更多的勞動者聲音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