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黨

[左翼反共人士]

作者 中左翼人士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第三條道路

作者 安東尼 吉登斯 寫於 一九九八年

　　第一章 社會主義之後

　　1998年2月，托尼·布萊爾在華盛頓與美國領導人舉行了一次政策性討論，討論之後，布萊爾表述了為21世紀的國際社會而達成一種中間偏左的共識的雄心壯志。這種新的努力將發展成一種回應全球秩序變遷的政策框架。他說：“老左派抵制這一變遷，新右派則任其發展。而我們應該駕馭這一變遷，使其達致社會的團結與繁榮。”這項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因為正像布萊爾這幾句話所表明的那樣，既存的政治意識形態都已不能對此變遷作出它們的反應。

　　150年以前，馬克思寫道：“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這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幽靈。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但我們說它“正確”的理由卻不同於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消逝了，但它們的幽靈仍然纏繞著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放棄推動他們前進的那些價值和理想，因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劃已經失信的地方使這些價值再現其意義。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們的鼓動力，而政治領袖們似乎也已經失去了領導的能力。公共討論的主題成了各種各樣的擔憂：道德水準下降、貧富懸殊加劇、福利國家的壓力，等等。惟一表現出堅定的樂觀主義。動態的群體就是那些相信技術可以解決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的人們。但是，技術變遷的後果從來都是好壞參半的，而且，技術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為一種有效的政治規劃打下堅實基礎。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獲得感召力，它們就必須走出單純對現實政治作出反應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於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務和狹小的空間範圍之內。如果沒有理想的話，政治生活就一無是處；但是，如果理想與現實可能性無關，它們就是空洞的。我們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創造的社會是什麽樣子，也需要知道向這種社會邁進的具體方式。本書試圖指出如何達到這些目標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義再生。

　　雖然本書的許多論證都涉及到廣闊的範圍，我的主要參照對象仍將是英國。在英國以及在時下的許多國家，理論都落後於實踐。由於失去了原有的確定性，號稱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創造的政策是不堪一擊的。

　　理論之體必須有政策骨架的支撐，不僅僅是從理論上認可其所作所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確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為左翼確實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而現在社會主義——至少，作為一種經濟管理體制的社會主義——已經淡出了歷史舞台。

　　社會主義的衰落

　　社會主義的起源與18世紀中晚期發生的早期工業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它的主要對手——保守主義也產生於這一時期，後者是在反對法國革命及其後果的過程中逐漸成型的。社會主義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思想體系而出現的，只是在後來它才把重點放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在共產主義隨著蘇聯的興起而獲得特定的含義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社會主義一詞彼此重合的，兩者都試圖維護社會或共同體的首要地位。

　　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哲學和倫理學上的沖動。但是，早在馬克思之前，它就已經披上了經濟學說的外衣。然而，正是馬克思為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嚴密、精細的經濟理論。他還把社會主義放到一種對歷史加以全面審視的背景中去。馬克思的基本立場逐漸為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接受，不論他們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會主義試圖直面資本主義的局限性，以便使資本主義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讓資本主義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它在經濟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會上是嚴重分裂的，而且，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無法實現自身的再生產。

　　資本主義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管理而被人性化，這一觀念使社會主義具備了一個極為堅硬的外殼——盡管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興衰取決於它能否創造出這樣一個社會的能力：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這個社會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並且能夠以更加公平的方式來分配這些財富。如果說社會主義現在衰落了，則正是由於這些主張落空了。社會主義曾經以非凡的方式創造過奇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5年間，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似乎普遍存在於東方和西方。正像著名的經濟問題觀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現在全都是計劃者……自從大戰以來，對自由經濟的普遍信仰，已經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西方社會主義的主要形態是社會民主主義，一種溫和的、議會制的社會主義，其基礎是得到強化的福利國家。在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樣為福利國家的創立作出了貢獻。但是在戰後一段時期，社會主義者宣稱這些貢獻是由他們獨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時期，即使是在蘇聯那樣的社會中，無所不包的計劃也呈現出經濟上的有效性，雖然在政治上蘇聯從來都是專制型的。在60年代，連續幾屆美國政府都對“蘇聯將在未來30年內從經濟上趕超美國”這樣一種宣稱嚴陣以待。

　　事後來看，我們終於明白了蘇聯為什麽不僅未能趕超美國，反而遠遠落在了後面，以及為什麽社會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機。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從來都是很不完備的，這些理論低估了資本主義在創新、適應以及不斷提高生產力方面的能力。社會主義也未能把握市場作為一種向買賣雙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機制的重要意義。當然，只是70年代初以後，在全球化和技術變遷的步伐逐漸加快的過程中，這些缺陷才逐漸暴露出來。

　　從70年代中期到蘇聯解體這一段時間，社會民主制度越來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場哲學的挑戰，特別是受到撒切爾主義或里根主義（更一般的稱謂是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主張市場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屬於過去，屬於一個已經被超越的時代。自由市場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批評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的言論，曾經一度被視為古怪偏執，但它們70年代中期以來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大陸的大多數國家造成的後果比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別的地方一樣，自由市場哲學對歐洲大陸的影響也是很強的。

　　“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概念所覆蓋的範圍非常之寬泛，涉及到具有各種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說方式的群體、運動和黨派。例如，雖然里根和撒切爾之間是相互影響的，但他們在某些情況下仍然奉行著不同的政策。撒切爾夫人剛剛上台時，並沒有一套羽翼豐滿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在她執政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型的。右派在效法撒切爾政策的時候又為其中一些關鍵的政策信念賦予了不同的含義。而且，新自由主義也有兩個流派。主要的一個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這一術語就源於這一流派。新自由主義變成世界各地許多保守黨派的政治觀點。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與自由市場哲學相聯系的重要思想類型，那就是道德和經濟問題上的“自由放任論者”（libertarian）比如，與撒切爾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論者讚成性自由或者主張毒品的合法化。

　　“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個更加寬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術語。我用它來表示屬於持改革立場的左派陣營的政黨和團體。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的一段時期，許多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持有一種大體上相似的觀點。這就是我將會論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會民主思想。自80年代以來，在回應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問題的過程中，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開始放棄這種先前的立場。

　　實踐中的社會民主與由它們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樣有著各種差異很大的形態。歐洲的福利國家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制度類型，它們都分享著共同的歷史起源、目標和結構：

　　英國的福利制度，重視社會服務和保健，但福利是按收入多寡來確定的；斯堪的納維亞或北歐福利國家，以高額稅收為基礎，基本取向是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福利，提供慷慨的福利金和資金充裕的國家服務，包括醫療保健服務；中歐各國的福利制度，對社會服務的投入相對較弱，但在其他方面卻有充分的福利性投入，獲得福利的主要途徑是就業，而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是社會保險金；南歐各國的制度，在形式上類似於中歐各國，但涉及的範圍比前者窄，提供的支持也比前者少。

　　考慮到這些差異，古典社會民主思想和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代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學。我在下面概括了兩者之間的差異。這種粗線條的簡單比較明顯具有把現實簡單化的危險。然而這里列出的差異是真實而重要的，並且，古典式社會民主主義的殘余在世界各地仍然非常頑強地延續著。

　　老派社會民主主義

　　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馬克思所診斷出來的弊端，但又相信這些癥狀可以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幹預而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有義務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產品。在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看來，國家積極幹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著集體意志。有政府、企業和工會等參與的集體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場機制。

　　對於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而言，國家對家庭生活的介入不僅必要，而且值得鼓勵。國家福利在救助貧困家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當個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無法自食其力時，國家可以伸出手來助他們一臂之力。除了某些顯而易見的例外情形，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志願組織往往表示懷疑。這些組織常常是在幫倒忙，因為與國家撥款的社會服務機構相比，這些組織往往都是非專業水平的，變幻無常的，每每在接受其服務的人們面前擺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態。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這位使戰後的福利制度成為共識的經濟學大師，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卻含有著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某些重要方面。與馬克思一樣，凱恩斯也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著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認為這些因素可以在不否定資本主義本身的情況下得到控制，從而使資本主義得到挽救。馬克思和凱恩斯都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視為當然。事實上凱恩斯的理論並未重視經濟中的供給方面，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先入之見恰好不謀而合。凱恩斯闡明了如何通過需求管理和創造一種混合經濟來穩定市場資本主義。盡管他並不讚成國有化，但英國的混合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恰好就是國有化。某些經濟部門應當從市場中抽離出來，這不僅是因為市場本身有缺陷，還因為某些對國計民生至關重要的產業不應掌握在私人手中。

　　對平等的追求已經成為所有社會民主主義者（包括英國工黨）的主要關注點。更大程度的平等將通過各種拉手（levelling）策略來實現。

　　比如，通過福利國家來推行的累進稅制度，就是一種取富濟貧的制度安排。福利國家有兩項目標：首先是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同時也要保護各個生活領域中的個人。19世紀開始出現的最早的福利措施本來是由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倡導的，還常常遭到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反對。但是，戰後的福利國家普遍在體力勞動階級中擁有穩固的基礎，這一階級直到20年以前仍然是社會民主黨派的主要選票來源。

　　直到社會民主主義在70年代末期遭受挫折時為止，它一直遵循著線性的現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英國福利國家興起的最著名的闡釋者、社會學家T．H．馬歇爾對這樣一種模式作出了也許是最引人注目的說明。福利國家是一個長期的公民權演進過程所達到的最高峰。正像戰後初期的大多數人一樣，馬歇爾預期福利制度能夠不斷地進步和發展，為經濟的發展配置日益充分實現的社會權利。

　　大體上看，老派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排斥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但是它發現自己很難把這種關注納入到自己的政綱之中。它對社團主義的側重、它的充分就業取向以及它對福利國家的絕對強調使它很難采取一個適當立場、並采取系統的措施來解決生態問題。此外，它在實踐中也缺乏一種全球性眼光。從取向上看，它是國際主義的，這是指它試圖在志同道合的政黨之間建立團結，而並不意味著它會尋求國際合作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但是，它與兩極化的世界仍然緊密聯系在一起——它的立場介於美國式福利最小化和共產主義世界的指令性經濟之間。

　　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一個首要特征是對“大政府”的敵視，這一特點有幾個來源。英國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柏克表達了他對國家的嫌惡，他認為國家的過分擴張會變成自由和自主的敵人。美國的保守主義則一直保持著對中央政府的敵意。撒切爾主義利用了這些思想，但它同時還利用了對於國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義懷疑論，這種懷疑論的基礎是關於市場優越性的經濟學論證。使國家最小化的理論與把公民社會視作一種社會團結的自生機制的獨特觀點緊密相關。必須有條件讓公民社會的小股力量得到發展；而且，如果它們沒有受到國家幹預的阻礙，就能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一位作者說道，如果任由公民社會來完成其自我設計的話，它將具有這樣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誠實、義務、自我犧牲、榮譽、服務、自律、寬容、尊重、公正、自強、信任、文明、堅韌、勇氣、正直、勤勉、愛國主義、為他人著想、節儉以及崇敬”。這位作者還說，在現代人聽來，這些美德猶如“帶著遠古魔咒的悅耳鈴聲”——但是，這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已經通過破壞公民社會而壓抑了這些美德。

　　據說，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對公民社會的秩序具有破壞性；但市場則不會如此，因為市場的興衰取決於個人的能動性。正像公民社會的秩序一樣，如果任由市場自行發展，它們將為社會提供最大的好處。市場是“永動機，它們只需要一個法律框架和不幹預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間斷的增長＂

　　。

　　新自由主義把無拘無束的市場力量與對傳統制度——特別是家庭和民族——的維護聯系起來。個人的能動性需要在經濟領域得到發展，但責任和義務則應當在其他領域中得到維護。傳統的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條件，傳統的民族也一樣。其他的家庭類型——比如單親家庭或同性戀關系——則只會導致社會的衰敗。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體性的因素也會產生同樣的後果。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聲明中，仇外主義的情緒溢於言表，他們保留著自己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嚴厲的責難。

　　撒切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或者甚至是對這種現象的積極支持。“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這一觀點，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對平等主義。平等主義的政策（特別是蘇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社會，而且，這些政策只能借助專制力量來推行。然而，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政策卻又把機會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約翰·梅傑非常不恰當地模仿馬克思的語氣去表達自己想要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的意圖。一個任由市場自由運作的社會可能會產生大量的經濟不平等，但這並不要緊，只要具備決心和能力的人能夠上升到與他們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對福利國家的反對是新自由主義觀點的最顯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義者把福利國家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源泉，正像當初的革命左派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切罪惡的源泉一樣。有一位作者寫道：“我們將帶著輕蔑的嘲笑來回顧福利國家，正像我們現在會玩笑式地說奴隸制是組織有效率、有動力的生產活動的手段一樣。”福利國家“給它所設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為弱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

　　那麽，在福利國家垮掉之後，由誰來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場引導的經濟增長。福利不應當被理解為國家的救濟，而應當被理解為最大化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總體財富，而做到這一切的惟一辦法就是讓市場自己去創造奇跡。這種取向通常伴隨著把生態問題當做一個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態度。撒切爾對“綠色資本主義”的提議還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義對生態問題的態度通常則是敵視。曾經有人認為生態危機是被誇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審判神話的販賣者們發明的把戲；現在的證據反倒恰恰表明了人類社會正朝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普遍繁榮的時代邁進。這是一種線性的現代化觀念，幾乎不考慮經濟發展的任何限度。

　　與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全球化理論，又是一種直接推動著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義者把那些指導他們參與地方性事務的哲學運用於全球的層面。如果市場能夠在不受幹預或少受幹預的情況下自由運作，那麽這個世界最終將達到它的最佳狀態。但是，正像傳統民族觀念的維護者一樣，新自由主義者采納了一種關於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理論，全球社會仍然是一個由民族一國家組成的社會；在一個民族一國家體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為戰爭作好準備並維持軍事實力，是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會民主主義一樣，新自由主義是在兩極化的秩序中產生的，並且受到使其得以產生的那些條件的限制。

　　各種原則的對比

　　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勝利。畢竟，社會民主正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而且，如果說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張計劃的話，那麽現在似乎再沒有人是計劃者了。這是一種相當徹底的逆轉，因為至少有那麽一個世紀，社會主義者認為自己是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驅。

　　但是，新自由主義也並非就未曾受到過挑戰。其實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種困境，而我們有必要了解這是為什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保守主義總是意味著以一種謹小慎微的實用主義姿態來看待社會和經濟變遷，這正是柏克在面對法國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張時所持有的態度。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傳統中包含著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智慧，並因此提供了一種邁向未來的指南。主張自由市場的哲學則持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它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通過不斷解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

　　一方面鐘情於自由市場，另一方面又寄希望於傳統的家庭和民族，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應當在家庭和民族認同的邊界上冥然而止，在那里，傳統必須保持完好無損。但是，再也沒有什麽比市場力量的“不斷革命”更能消解傳統的了。市場的動力機制削弱了傳統的權威結構並瓦解了地方共同體；新自由主義制造了新的風險和新的不確定性，而它卻要求公民們忽視它們。而且，它忽視了市場本身的社會基礎，這種基礎正是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無情拋棄的共生形式。

　　社會民主主義又如何呢？我們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凱恩斯式的福利共識視之為理所當然、而現在都已經相繼解體了的社會特性：

　　一套社會系統，特別是一種家庭形式：在這種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賺錢，而妻子則操持家務並撫育子女，這一套社會系統使一種確定的充分就業成為可能；一個具有同質性的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受到失業威脅的主要是體力勞動者，他們願意從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資足以養家糊口；大規模生產在基本的經濟部門中占主導地位，它有助於為許多勞動力創造穩定（即使不是報酬豐厚）的工作條件；一個精英主義（elitist）的社會，少數具有公共意識的專家在國家的官僚機構中監控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實施；主要集中在主權領土範圍內的國民經濟，因為凱恩斯主義假定了國內經濟相對於國際貿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務方面的優勢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義在動機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評者們所說的那樣，這種高尚的動機有時會導致修理的結果。比如，社會工程所留下的遺產就是衰敗的、罪犯雲集的貧民區。被大多數人看成是社會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國家如今制造出來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最近的爭論

　　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社會民主黨派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些問題，而且，至少從80年代初期開始，它們一直不斷地回應著這些問題。

　　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的瓦解更進一步刺激了力圖要擺脫過去的迫切願望。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都紛紛改名換姓並且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而在東歐國家，新的社會民主黨派也成立起來。

　　在英國，擺脫古典社會民主原則的第一次系統化嘗試包含在《工黨的政策評論》中，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會上產生的。在這次大會上組建了七個評論小組，每一個小組專門討論一個特定的政策領域。工黨本來設想使公眾也參加這次討論，但公開會議只有很少的人參加，最後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對著公眾對撒切爾主義的普遍支持，各個政策評論小組一致認為工黨應該更加重視個人自由和個人選擇。早先提出的擴大工業企業的公有化範圍的動議被取消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確地放棄了，而對工會的依賴程度也減弱了。生態問題雖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一直被低調處理並且沒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余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也經歷了類似的改革過程，這些改革大多發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時在意識形態上導致了更加徹底的變化。社會民主政黨開始關心一些它們以前並不關心的問題，比如勞動生產率、參與性政策、社區發展，特別是生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超越了資源分配的舞台，開始強調生產的物質和生活組織以及發達工業社會中消費的文化環境”。

　　比如，挪威工黨在1986－1988年間發起了一場“自由問題”的討論，這正好發生在撒切爾主義政府統治了一段時間之後。遍及全國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組圍繞著六個主題展開了討論：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的平衡；工作日的靈活性；教育機會；環境；住房以及經濟民主。支持個人利益的言論不再被視為不正當，而且工黨提出要使自己成為一年‘開放的政黨”，各種各樣的群體都可以通過它來提出自己的要求。參加1989年“社會主義國際”會議的一位哥倫比亞代表是這樣來評論這一政策轉向的：“我的政黨被稱為自由派，但它其實是非常社會主義的。對於這些歐洲人來說，這是與社會主義相近的另一條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共產黨在80年代開始發生類似的變化。意大利共產黨於1991年重新組建為左翼民主黨。在此以前，該黨已經開始重視社會民主黨派所討論的那些主題。80年代中期，一場關於左、有之分還有什麽意義的重要討論在意大利展開。對生態問題的關注、社區參與和憲政改革也早已被納入議事日程。

　　最有意義的討論也許發生在德國。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這場討論的目的是回應自由市場哲學的興起，但是，影響甚大的綠色運動也強烈刺激了對政策變化的需求。經過五年時間的詳細討論，在象征性的1989年產生了一份德國社會民主黨新的《基本綱要》。該綱要對生態問題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第一個抓住70年代末發生的生態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會民主黨派。在古典社會民主思想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假定：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一種“以此換彼”的交易關系。而根據生態現代化提出的新論點，環境保護應當被看成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而不是它的對立面。

　　這份《基本綱要》還認識到“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sm）在發達國家的影響。對這一概念進行的最詳盡的研究是由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據說，在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後，選民們開始不太關心經濟問題而關。已自己的生活質量。《基本綱要》總結道：“富裕的大多數”的觀點已經不再體現集體主義和團結的社會民主精神；個人成就和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得到重視。

　　自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59年發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聲明〉以來，它一直致力於建立“市場秩序”。現在，這一努力方向還伴隨著國家幹預主義的進一步退卻。“國家所應盡的職責不是一種教條…檢驗的標準是看私人消費的增加或國家政績的累進是否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基本綱要》指出了“協調經濟活動與社會保障”的需要，並強調“個體性與社會團結不應當是彼此對立的”。它最後總結道：“如果選民中的重要成員對社會民主黨的信任不是由於它出色地完成了經濟現代化的任務，而是由於它確保了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維系，它就很難贏得多數選。”

　　政治支持的結構

　　所有社會民主黨派都不得不對政治支持方式的變化作出反應，這表明，前述這些政策轉變是非常必要的。由於藍領工人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往一直作為投票和政治關系之基礎的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女性大規模進入勞動力行列這一現象進一步動搖了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支持模式。數量可觀的少數派群體不再參加投票，而且基本上遊離於政治過程之外。過去幾年中發展最快的一個群體其實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由非選民組成的無黨派團體”。最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人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代際更替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回應其他變化的結果。

　　談到其他的變化，現有的證據表明存在著兩種趨勢：一種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從‘侵乏價值”（scarcityvalues）到“後物質王義價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轉變；另一種則是價值分布狀態的變化，這使得價值的分布已經不再取決於階級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盡管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但英格哈特關於價值變遷的論述還是獲得了大量經驗證據的支持。在掌握了許多工業國家的大量調查材料的基礎上，英格哈特指出：隨著社會的日趨繁榮，經濟成就和經濟增長的價值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現和對有意義的工作的渴望已經取代了經濟收入的最大化。這些關注點與一種對待權威的懷疑態度聯系在一起，這種態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從總體上講，它能夠創造出比正統政治所能獲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參與。

　　在一些特定國家進行的社會調查證實了態度變化的事實，並確認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闡明這種變化。例如，約翰·布倫德爾（JohnBlundell）和布里安·格斯卓克（BrianGosschalk）發現在英國存在的社會和政治態度可以分為四類，他們分別將之稱為保守主義、自由論、社會主義和威權主義。對經濟自由（自由市場）的信念與對個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標準會有不同的權衡。

　　“保守主義”的立場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一個保守主義者會讚成市場自由，但希望國家對諸如家庭、毒品和墮胎這樣的問題實施強烈的控制。“自由論者”讚成個人主義並主張在所有方面都減少國家的幹預。“社會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針鋒相對：它們希望國家更多地幹預經濟生活，但對市場缺乏信任，並且對政府在倫理問題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權主義者”則希望國家插手所有的領域，既包括經濟領域，也包括道德領域。其余不能歸入這些類別的人則保持著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觀點。

　　根據調查得來的數據，在英國有大約1／3的人屬於上述定義中的保守主義者，將近20％的人屬於自由論者，18％的人屬於社會主義者，13％的人屬於威權主義者，而30％的人則屬於其余的陣營或者不屬於任何陣營。1997年大選之前，除保守主義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體都把經過托尼·布萊爾重整後的工黨奉為首選。在那些打算投保守黨一票的人們當中，84％的人來自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論者這兩個陣營。調查結果還表明：在不同年齡的人之間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顯差異，這一點也驗證了英格哈特的論點：在16一24歲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屬於保守主義者，而在55歲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義者的人數超過55％。在15—24歲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這樣一種說法：“國家沒有權利幹涉任何類型的性行為，只要這種行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間發生的”；而在55歲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這一說法的人只有36％。

　　在把這些結果與美國的研究作了對比之後，民意調查專家羅伯特·伍斯特總結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標簽來概括今天的工黨和保守黨，其實掩飾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20年中，對兩個政黨同時發生影響的那些事件已經使昨天的語義學在描述今天的兩黨情況時顯得含混不清。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今天的美國和J黨統治下的英國的相關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一致性，這一點確實有些令人吃驚，因為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過去5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大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把比較的範圍擴展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就會發現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經發生了全面的變化。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中，選票都不再是按階級分界線來劃分的了，而且已經從左一右兩極格局轉變到一種更加覆雜的圖景。以往把選民劃分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那一條經濟軸線已經不是那麽明顯，而自由論與威權主義、“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之間的對立則日趨尖銳。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時C如領導風格）現在也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這樣一種局面中，存在著各種政治支持的兩難困境，但同時也存在著新的達成共識（onsensusuilding）的可能性。社會民主黨派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為其提供穩定支持的“階級集團”。由於它們無法依賴自己以前的階級認同，因此不得不去尋找適應於在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的新的社會認同。即使是在瑞典，這個曾經在投票上受階級地位影響最明顯的國家之一，可預期的來自特定階級的票數也已經從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輿論對選票的可預期的影響力在此期間則穩步上升。瑞典的年輕選民和女性選民是受階級地位影響最小的群體。

　　社會民主主義的命運

　　這些變化並沒有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邊緣。到1998年中期，社會民主黨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聯盟已經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希臘、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歐國家執掌了政權，它們在東歐諸國的影響也日漸提高。

　　盡管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但社會民主黨至今仍未創造出一種新的、前後一貫的政治觀點。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應當是什麽呢？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兩極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在某些觀點上是與共產主義者相一致的——盡管他們把自己確定為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既然共產主義在西方已經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已經衰落，那麽，繼續固守左派立場還有什麽意義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歐洲的政策討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會民主主義，但這一過程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一位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綱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種非常富有啟發性的方式說道：

　　著手進行政策評論的決定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作出的：我們已經很難清晰地描繪出世界和社會的變化。社會民主黨本身也發現自己正處在這種兩難困境之中。它知道，在這個變遷的時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種變化本身卻使得重新定位變得異常困難。科學沒有為這個時代提供一種診斷。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將來的發展趨勢，很難產生共同的理解。

　　面對這種情景，我們怎樣來描述“第三條道路”呢？這一語詞似乎早在本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而且在20年代就已經在右翼群體中流行。但是，使用這一詞匯的最主要群體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戰後時代的早期，各社會民主黨非常明顯地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既不同於美國的市場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蘇聯的共產主義的獨特道路。當“社會主義者國際”於1951年重新創立時，它明確地表明了這個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立場。大約二十年之後，正像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樣，這個詞匯主要被用來表示市場社會主義。

　　80年代末期，當瑞典社會民主黨人開始經常性地提到“第三條道路”的時候，他們所指的是政治綱領上的一次重大更新，這可以算作這一術語的最近版本。

　　當“第三條道路”這一概念最近從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市萊爾的口中說出時，大多數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黨人士和美英兩國的老左翼批評家都對此反應冷淡。批評家們把這種偽裝的第三條道路看成是一種回過爐的新自由主義。他們看到美國的經濟極具活力，但同時也看到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發達國家榜首。克林頓承諾要“在適當的時候終止福利”，這似乎體現了某些新自由主義保守分子的態度。而布萊爾的批評者則指出，當布萊爾和新工黨上台之後，他們仍然堅持著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評價這些觀察性結論是否允當，而是考察關於“社會民主之未來”的討論已經發展到什麽程度。在我的敘述中，“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第二章 五種兩難困境

　　回想過去10－15年中，關於“社會民主之未來”的討論已經展現出了問題和困難的紛繁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領域里的難題是多麽明顯。然而，除非我們對這些問題哪怕只是作出！臨時性的回答，否則便不可能為社會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這里，我將集中探討五種根本性的兩難困境，它們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種爭論之中。

　　我將針對每一種困境提出自己的觀點，但我不得不請求讀者的原諒。由於它們都是非常大的問題，而這里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會在此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來說服對某個特定問題抱有疑慮的人。這五種兩難困境是：全球化——它的準確含義是什麽？它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個人主義——現代社會在何種意義上變得越來越個人比（如果真的存在這種趨勢的話）？

　　左翼和右翼——當我們宣稱這種區分不再具有什麽意義的時候，這意味著什麽？政治機構——政治是否已經偏離了正統的民主機制？生態問題——怎樣把對生態問題的考慮整合到社會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這個並不討人喜歡的字眼兒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歷史。僅僅在十年以前，不論是學術著作還是通俗讀物都很少使用這個術語。而現在，這一術語已經從無人使用變為無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說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業手冊都是不受歡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論在學術圈還是在社會民主黨派的文獻中都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有人正確地指出：近年來，全球化已經成了大多數政治討論和經濟論辯的核心問題。

　　關於全球化的許多方面都處於爭論當中：對這一術語應當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什麽？等等。

　　這里，產生了兩種極其矛盾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與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場相聯系的觀點。有人說，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種神話、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長久以來的趨勢的某種延續罷了。無需驚訝，這種姿態對於那些希望維護舊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各個方面的人當然具有吸引力。他們認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者們的一項發明。一旦我們透過這層偽裝來看問題，我們就能夠一如既往地堅持過去的那些主張。與此相反，政策評論家和政策制定者們認為全球化過程不只確實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經相當高了。就像商業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無邊界的世界之中，在這個世界上民族一國家已經成為某種“虛構”，政治家們在這里也已經喪失了一切有效的權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經濟全球化。而且，從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種聯系。保爾·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湯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們討論這一話題的著作中是這樣說的：“有人宣稱，真正的全球化經濟已經產生、或正處於產生的進程當中，其中，相互獨立的民族經濟和因之出現的對民族經濟的國內戰略管理正越來越沒有意義。”——他們堅決反對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大多數貿易仍保持著區域性。例如，歐盟國家主要還是在它們彼此之間進行貿易。歐盟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水平在過去的這30年中只發生了邊際增長。相比之下，美國倒是變得更加開放了，它在這30年內的出口額增長了一倍，但這樣的發展尚遠遠達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經濟”。在不同的經濟區域內部以及在它們相互之間所展開的貿易，不過是使我們回到了19世紀晚期。赫斯特和湯普森說道，在那個時代，正像今天一樣，存在著自由貿易經濟。

　　上面這後一種觀點實際上非常容易受到質疑。即使當前的時期只是對上個世紀的重現，那也同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在戰後時代的情形大有區別。民族經濟之間在那時比在今天聯系更為緊密。在1950年，貿易商品的出口額只占經合組織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7％，而1911年已經達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達到上升12個百分點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現在貿易商品（包括多種形式的服務）的範圍，已經比上一個世紀有了極大的擴展。參與到共同貿易協定中來的國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變化是日益在實時交易的基礎之上進行運轉的世界金融市場的作用的擴大。貨幣兌換交易中的日周轉額已逾萬億元。在過去的15年當中，與貿易有關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經上升了5倍。“分離資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會機構進行管理的資金）與其他形式的資金相比，從全世界範圍來統計，自1970年起增長了1，100個百分點。

　　以1996年7月計，單是那些本部設在美國的機構的投資者們就掌握了11．1萬億美元的資產。私有化養老基金、或為了替養老金計劃募資而發行的債券，都是這一巨額資金中的基本組成部分。1995年，美國的各種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贈在機構資產凈值中已達3，310億美元。

　　因此，經濟全球化是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而且，它不僅只是過去年代的趨勢的某種延續或者回覆。在許多貿易仍保持著區域性的同時，在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確實存在著一種“全面全球化的經濟”。不過，如果只是將全球化的觀念應用於字面意義上的“世界範圍內”的聯系，並且視其為僅僅是、或者主要是經濟方面的過程，那麽，對全球化這一觀念就會產生誤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將闡明的那樣，它的內容無論如何也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關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而是我們生活中時一空的巨變。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無論其是否是經濟方面的，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舉例來說，我們個人的飲食習慣，對食品供應者來說是會產生直接後果的，而後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訊革命與信息技術的廣泛傳播同全球化進程有著深刻的聯系。即使是在經濟競爭的領域之內，情況也是如此。24小時運轉的資金市場建立在人造衛星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相互融合的基礎之上，而這種技術融合也同時影響著社會的其他方面。一個瞬時電子通訊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貧窮地區的人們也能參與到這個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習慣和日常生活模式。單是電視所產生的影響，就足以引人重視。例如，許多評論家都同意，如果不是電視的影響，1989年東歐的事件就不會是它們實際上所經歷的那樣。

　　民族-國家是否就像大前沿所說的那樣正在變成一種“虛構”、政府也已經過時了呢？雖然實際上並非如此，但是它們的形態卻正在發生改變。在各個民族過去所擁有的某些權力（包括支撐凱恩斯主義經濟管理的那些權力）已經削弱的意義上講，全球化正是從民族一國家中“脫離”出來的。不過，全球化也在“向下滲透”，它創造了新的需求、也創造了重建地方認同的新的可能性。蘇格蘭民族運動近來在英國掀起的高潮不應當被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是對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類似的結構轉化過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事件）的某種回應。地方的民族主義者們並不必然地面臨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會選擇從加拿大獨立出來，就像蘇格蘭可能會從英國分離出來一樣。或者采取另一種選擇，即他們可以按照加泰羅尼亞式的解決方案，在一個寬泛的國家聯合體中保留某些“準自治區”。

　　在創建那些不時打破民族一國家邊界的、新的經濟和文化區域的同時，全球化也從各個側面滲入人們的觀念之中。作為加泰羅尼亞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羅那也被納入了一個一直擴展至法國南部的經濟區域之中。這種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響著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地位和權力。如果過去主權一直是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東西的話，現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國家邊界（尤其以歐盟的例子為甚）與過去相比，正在不斷地變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國家尚未消亡；並且從總體上來說，政府的活動範圍與其說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而縮小，倒不如說是變得更為擴大了。一些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例如蘇聯解體之後的東歐各國），權力比它們在過去擁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經濟以及文化事務方面，各個國家仍然保留（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繼續保留）相當大的對其國內公民和在對外事務上所享有的權力。它們將經常性地行使這些權力，只不過行使的範圍限於在它們彼此之間、它們同其自身所處的地區和區域之間、以及它們同各個跨國集團和組織之間的積極協作當中罷了。“政府”因此變得同原來“那種”政府（即中央政府）越來越不一樣了，而且範圍也變得更加寬泛。“統理”（Governance）愈益成為富有意義的概念，它意味著某些類型的行政能力或規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組成部分（既非政府組織、也不是跨國組織的機構），實質上也參與了治理活動。

　　全球化似乎經常被說成是某種自然的力量，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國家、商業團體和其他組織積極地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就像新近成為國際互聯網絡的研究項目在早期階段那樣，大量有助於建立衛星通訊的研究是由政府資助進行的。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為它們國內的委托人進行籌資，從而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張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進了國際貿易和經濟交往的加強。各個公司越來越踴躍地參與到直接對外投資當中去。1997年，跨國公司聯屬企業的銷售額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務的出口總額還要高出20個百分點。

　　總的來說，全球化是一個範圍廣闊的進程，它受到政治與經濟兩種影響的合力推動。全球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中，在建立國際間新秩序和力量對比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它並不僅僅作為當前政策的背景：從整體上講，全球化正在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組織發生巨變。它無疑與“新個人主義”——在有關社會民主的各種爭論中，這一思潮可謂聲勢浩大——的興起具有直接的關聯。

　　個人主義

　　“團結”曾經在很長的時期都是社會民主黨派的主旨。馬克思主義的原始遺產在相對於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主旨中產生了矛盾。馬克思曾談到，國家的消亡將伴隨著一個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在實踐當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一致地強調國家在團結與平等的過程中的作用。集體主義變成了社會民主主義區別於保守主義的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後者在意識形態上更著重強調“個人”。集體主義也曾經長期是歐洲大陸國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從本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上述很多情況都已逐漸發生了逆轉。社會民主主義被迫要對新自由主義發出的挑戰作出回應，但更為重要的是對在西方國家中正在發生的各種變化作出回應，這些變化為“撒切爾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支點。如果允許化簡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一些較小的國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國家中，得到了極大的成功和充分的發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仍然呈現出多元化，同時生活方式也不斷地變得豐富多彩。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福利社會”造成的現實影響所帶來的結果。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新姿態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陳舊觀念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積極激發出來的，那麽，毫不奇怪，他們一直拒絕適應日益具有重要性的個人主義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們始終不能將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中的追求自己利益的。因而是被束縛於各種關系的制約的個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畢竟，“自主的個人”，正是社會主義在鬥爭中提出來的理念。

　　我們在這里面；隔幾個基本的問題。新個人主義確切是指什麽？它與市場的不斷擴張的作用具有什麽樣的關系？我們是否正在眼睜睜地看著一個以“我”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共同價值和公共關懷的瓦解和“自我優先”的社會的產生——的興起？如果個人自由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那里必然受到比過去更多的強調，關於自由與平等之間關系的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又該如何得到解決？

　　左翼和右翼同樣都在擔憂“以我為中心”社會和它在社會團結方面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但是，尋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使他們追溯到了不同的原因。社會民主主義者把它歸因於市場力量和“撒切爾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沖擊，後者則重點強調個人應當進行自我捍衛、而不是去依賴國家。而新自由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保守主義者，卻回溯到60年代，認為那時的自由放任是道德淪喪過程的開端。

　　上述兩種假設都經不起嚴格的細究。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整個爭論需要進行重新檢討。用“以‘我’為中心的一代”來描述新自由主義是誤導性的，後者並未引發道德淪喪的過程。而與之正好相反的是，調查顯示，當今年輕一代充滿敏感的道德關懷，比過去幾代人所關注到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但是，他們並不將這些價值與傳統相聯系，也不認同那些對生活方式進行立法的傳統形式的權威。在這類道德價值中，某些在英格哈特所理解的意義上是後物質主義的，例如它們關注生態方面的各種價值、人權或者性自由。就像社會學家尤里奇·貝克所觀察到的那樣，新個人主義：

　　並不是“撒切爾主義”，也不是市場個人主義或原子論。恰恰相反，它意味著“制度化的個人主義”。例如，福利國家中的許多權利和對權利的授予都是為個人、而不是為家庭設置的。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預示著就業權。而就業權相應地意味著受教育權，而這兩種權利又預示著人會流動。

　　具備了所有的這些必要條件之後，人們就可以將他們自己建構成個人：即作為個人來規劃、理解和設計自身。

　　簡言之，新個人主義與傳統和習慣從我們生活中消退有關。它是一種與全球化所產生的、範圍非常廣泛的沖擊相聯的現象，而並非僅僅是市場所造成的。福利國家一直在發揮著它的作用：在集體主義的庇護下建立起來的各種福利制度，有助於將個人從過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來。與其將我們所處的時代看作道德淪喪的年代，不如將它看作一個道德變遷的年代更有意義。如果制度化的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並不是一回事的話，那麽前者對社會團結所造成的威脅會小得多。但是，這也確實意味著我們必須尋求創造團結的新手段。國家的嚴格管理和訴諸傳統是不能保障社會凝聚力的。我們必須采取比過去幾代人更為積極的方式來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們還要更加積極地認同我們應當為自己行為所導致的後果而承擔責任，認可我們所采納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責任，或者相互義務的主旨，存在於舊式的社會民主之中，只不過在很大程度上是潛在的，因為它在集體性規定的概念中被淹沒了。我們必須找到今天的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的新的平衡。

　　許多左翼批評家都對新自由主義持有保留態度。如果自我實踐就是可能性的實現，這難道不就是各種形式的“。動理療法”、或者說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嗎？顯而易見，事實確實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這一面，那麽就會忽略人們在觀念和期望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新自由主義者們萬眾一心，為著實現更進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斷努力。這一變化絕不僅僅是有益的：新的憂慮和不安正在開始呈現，但許多更加積極的可能性也同樣出現了。

　　左和右

　　從最初時期（即18世紀晚期）以來，左和有之間的劃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這種劃分始終頑固地存在著，從來都沒有消失。法國一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學家澤夫·斯場奈爾（ZeevSternhell），在其關於一些團體和政黨——它們都將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歷史研究中，指出圍繞這種劃分的性質所進行的論辯一直是存在的戶左和右的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只要對政治思想的發展進行一番創覽，就可以發現同樣的觀點在某些時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時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

　　例如，自由市場哲學的倡導者們在19世紀被視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將其歸入右翼。19世紀如年代，工團主義者和主張社會團結的人宣稱左與有之間的區別已經消亡。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這種說法就被重覆一遍。雖然讓一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紀60年代曾經對這些理論提出過爭議，但是，就像那些來自右翼的人經常所做的那樣，這一主題始終不斷地被展示。1930年，歷史學家阿蘭（EmileChartterAlain）評述道：“每當有人問我，左與右之間的劃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義，我心中最先產生的想法便是提出這一問題的人本身並不屬於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諾伯托·鮑比歐（NorbertoBobbio）於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與右翼為主題、引來討論最多的著作。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暢銷書，第一年的銷售量就超過了20萬冊。面對大量宣稱左和右的劃分已經過時的著作（這些著作這次主要是來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試圖為這種劃分的有效性進行辯護。鮑比歐的論辯值得一聽。他說，在和右的分類一直在對政治思想施加著影響，因為政治必然是充滿對立的。政治的實質就是針對相反主張和政策的鬥爭。左翼和右翼來自於一個機體的兩個側面。雖然什麽是“左”或什麽是“右”可能發生變化，但在同一時間內，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觀點。一種立場只可能是兩極化的。

　　鮑比歐說道，當政黨或政治意識形態多多少少呈現出均勢平衡，就幾乎不再會有人對左和有之間的劃分的有效性存有疑問。但是，一旦這兩者中的任何一方變得強大起來、以至於它看起來似乎成了“惟一的遊戲”（theonlygameintown），則兩邊便都會趨向於對這種劃分的有效性產生質疑。更為強大的那一方，會如同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聲稱的那樣，作出“別無其他選擇”的聲明。隨著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漸地變得不受歡迎，勢力漸衰的一方通常會試圖接受反對派的某些觀點，並且將其作為自己的主張進行宣傳。失勢一方的經典戰略就是“綜合對立的立場，通過吸收對手的觀點並將其中性化、從而達到盡可能保留自己立場的目的”。每一方都顯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趨陳舊的莊與右之間的劃分，或是將自己一方的各個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種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別已經裝扮一新。例如在二戰結束以後的時期內，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覆滅，就呈現出這樣的趨勢。為了存留下來，右翼政黨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張，並且接受了福利國家的基本構架。自本世紀80年代初以來，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上升和共產主義的衰落，情況又發生了逆轉。關於托尼·布萊爾接受了撒切爾主義的大部分觀點，並將它們重新改造為某種新思維的說法，從上述立場來看，確實易於被人們理解。而這一次，從關於舊的分類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的論爭中受益良多的卻是左翼。依照鮑比歐的說法，就像過去一樣，左和有之間的劃分將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設社會民主主義正在覆興、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變得不那麽新的話，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可能很快會不再對左和右的劃分是否已經過時感到猶豫。

　　在鮑比歐看來，左和有之間的區別不純粹是一個正反兩極的問題。

　　一個主要的標準在將在與有進行區分的過程中不斷地重現，這就是：對待平等的態度。左翼傾向於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則認為社會必然是階層化的。“平等”是一個相對概念。對於它，我們必須要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什麽人之間的平等？在什麽問題上的平等？在何種程度上的平等？

　　左翼尋求減少不平等，但這一目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理解。下述這樣的一種假想是不切實際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現象，而右派卻想要永遠保留它們。兩者之間的區別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個近來有大量移民湧入的國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現在對下述問題的態度差別上：是否應當給予這些移民基本公民權利和實質性保護。

　　在堅持主張左和右的劃分將持續下去的同時，鮑比歐通過承認這種區分現在未具備其過去具有的支點，而結束了對他的著作的批評者們的“回應”：

　　不可否認，當前在左翼中方向的喪失，實際上是這樣一種情況：那些在左翼的傳統運動中從來不曾提出過的問題已經在現代世界中顯露出來；並且，他們為了改造社會而提出來的某些設想（他們曾對這些設想和各種設計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實現……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認，今日的左翼已經不再是它過去那樣了。

　　鮑比歐無疑是在直說，左和右的區分不會消失，而且毫無疑問他是將不平等視為這種區分的核。動所在。雖然關於平等、或者社會正義的觀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解釋，但這一觀念對於左翼來說仍然是最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堅持不懈的攻擊。不過，對鮑比歐的闡述還需要進行某種提煉。那些持左翼觀點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會正義，他們還認為政府必須在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中發揮關鍵作用。但與其這樣理解社會正義，倒不如說“站在左翼就是堅信解放政治”來得更為準確。平等之所以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為它關系到人們的生活機會，即幸福與自尊。正像牛津大學的哲學家約瑟夫·拉茲（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樣：

　　使我們關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現象的……是饑餓者的反乏、貧困者的需要……他們在這些方面比他們的鄰居的情況更為惡劣的事實，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但是，它不只是這個不平等單一的罪惡，它還表明這些人的饑餓狀況更為嚴重、他們的需要更為緊迫、他們的苦難造成了更大的傷痛，因此，我們對於平等的關注就是讓我們優先考慮他們。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們關心平等問題。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由於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發揮天賦和能力而損害了社會自身。此外，不平等還能威脅到社會凝聚力，並能夠造成其他的一些社會所不願看到的後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過去確實存在過一些雖然包含著大量不平等、但卻依然保持著穩定的社會。例如，傳統的印度世襲階層制度。而在一個充分民主的時代，情況卻大為迎異。一個制造出大範圍不平等的民主社會，很可能會產生普遍的不滿與沖突。

　　全球化同共產主義的衰落一起改變了左和右的形態。在工業國家中，已經沒有極左派可言，但是卻存在著極右派，它自我定位為對全球化的回應，這種對全球化的共通回應使右翼的政治家們，如美國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國的讓一瑪·里蓬（Jean－Ma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亞的波利娜·漢森（PaulineHanson）彼此聯成一氣。對於那些更廣義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國那些將聯合國和聯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壞其國家完整之陰謀的“愛國者”）來說，情況更是如此。極右派的主旨是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例如，布坎南就聲稱“美國優先”！他為民族分離主義和強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辯護，認為用它們替代“全球一體論”才是適當的選擇。

　　在和右之間的劃分繼續得到了保留，但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而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劃分是否同過去一樣涵蓋了同樣廣闊的政治領域？我們是否如鮑比歐所言僅僅處於左與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過渡時期？

　　或者，是否左與右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這樣的變化確實存在著，我們很難否認這一點。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在過去幾年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論爭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無論他們是否直接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大多數站在左翼的思想家與激進分子都曾以一種進步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他們不僅將自己與“向社會主義進軍”的里程緊密聯結起來，而且也將自己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緊密聯結起來。保守派則相反，對宏大的計劃向來持懷疑態度，並對社會發展抱著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們始終強調的是連續性。這種對立在今天已經變得不那麽尖銳了。左和有同樣都逐漸地接受了科學與技術所具有的“雙刃”性質：它們不僅為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利益，同時也制造了新的危險和動蕩。

　　隨著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計劃經濟管理理論的衰亡，左和右之間的主要分界線之一已經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會消失。馬克思主義左派曾期望推翻資本主義，並以一種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曾認為，資本主義能夠、也應當不斷地被修正，這樣它就會失去（在定義上）許多原有的特征。但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資本主義我們還有別的什麽選擇。於是剩下來的問題或爭論所關年的，是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以及以什麽方式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和規治。這些爭論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它們卻並沒有如過去那樣是在更為基本的問題上的分歧。

　　隨著這些情況的改變，大量的其他問題和可能性也漸漸顯露出來，而它們並不屬於左與右的範疇。這既包括生態問題，也包括與家庭和工作的特征變化、個人認同以及文化認同有關的問題。當然，社會正義和社會解放的價值與所有這些問題都具有相關性，但是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與這些價值交互關聯。我們還必須在傳統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別處所稱的“生活政治”。當然，這也許是、也許不是一個好的術語。我想用它表達的意思是，相對於解放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機會（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決定（lifedecisions）。

　　這是一種如何選擇身份及相互關系的政治。我們對於全球變暖的假說到底應當作何反應？我們是否應當讚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價值？歐盟的未來應當是什麽樣的？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是明確的左或有的問題。

　　上述這些都說明，社會民主黨應當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政治中間派。各個社會民主黨派在很大程度上出於機會主義的原因，已經逐漸地向這一中間派靠近。當然，這一政治中間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著妥協，即對兩種更為明確的選擇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過去那樣概括一切，那麽這一結論也將不再成立。我們應當嚴肅地看待近來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中極為廣泛地受到討論的“活躍的中間派”或者“激進的中間派”。

　　這意味著“中左”（Centr－left）並不必然地與“溫和的左派”是一回事。幾乎所有的前面所提到的生活政治問題，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層面上采取激進的解決方案，或者提出激進的政策。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存在著潛在的分裂性，但是對於解決它們所需的條件和聯合，卻並不必然地要從立足於經濟利益劃分的那些人中產生。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恩（J．K．Galbraith）在其《滿足的文化》（CultureOfChntent－ment）一書中曾經提到，在當前的社會中，富人對下層社會人們的命運漠不關心。不過在歐洲國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許多方面事實卻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聯合是能夠建立起來的，而且能夠為激進政策奠定基礎。例如，對生態問題的解決無疑經常需要某種激進的觀點，但是，這樣的激進主義大體上能夠博得廣泛的一致同意。從對全球化的反應到家庭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這一術語並不僅僅是一個標簽。革新後的社會民主黨必須站在“中左”一邊，因為社會正義和解放政治仍處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間”不應被視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們所談論的是這樣的一些聯合：社會民主主義者可以將它們從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條脈絡中編織而成。對於傳統的以及新穎的政治問題，都需要以這種方式來進行思考。例如，一個經過改革的福利國家必須符合社會正義的標準，但它也必須認同和創造積極的生活選擇，並與生態戰略結為一體，以及對新的風險情形作出反應。

　　“激進主義”過去一向被認為是植根於左一有對立並且是以左反左的，因為那些自稱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認為自己與那些僅僅被視為“改良主義者”的人相距甚遠。左與激進，如果曾經幾乎是同義詞的話，現在已經不再如此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發覺這種處境令他們很不自在。但是，這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因為它允許突破那些曾經一度高高築起的政治樊籬而進行交流。讓我們再來考慮福利改革的例子。

　　關於福利國家之未來的設想，在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之間差異迎然，並且，這些差異集中圍繞在左和右的分界線上。大多數社會民主主義者希望保持高額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義者們卻主張建立一個更小的福利安全網。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們也都面臨著一些公共問題。例如，怎樣解決人口日趨老齡化並非僅僅是調整養老金水平就能解決的問題。它需要更加徹底地反思這種老齡化的性質變化、健康與疾病的形式變化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

　　政治的行動主體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嘗試中，關幹行動主體（agen－Cy）的問題自然也呈現了出來。如果某項政治綱領能夠取得一致，又如何來貫徹它呢？社會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社會運動而興起。今天，他們除了遇到意識形態危機以外，還發現新的社會運動已經從側翼包圍著自己，自己也像其他黨派一樣陷入了一種政治不斷貶值、政府權力明顯耗損的處境之中。新自由主義一直堅持不懈地對政府在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進行著批評，這種批評看起來似乎是與現實世界中的各種趨勢相一致的。現在已經到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這些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觀點發起反擊的時候了。

　　“政治終結”的主題和全球化市場所導致的“國家隱沒”，在近期的種種文獻中顯得如此突出，以至於值得我們反覆重申政府在當代世界中所能夠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為各種不同利益的體現提供途徑；

　　提供一個對這些利益的競爭性要求進行協調的場所；創設和保護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在這一領域中，關於政策問題的論爭能夠不受限制地持續開展下去；提供包括集體安全和福利的各種形式在內的、多種多樣的公共產品；為公共利益而對市場進行規治，並在存在壟斷威脅的情況下培育市場競爭；通過對暴力手段和警察機構的控制和使用，來培育社會安定；通過其在教育制度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來促進人力資源的積極開展；維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為主要的用人方，在幹預宏觀和微觀經濟、以及提供基礎設施中發揮直接的經濟作用；比較富有爭議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雖然體現著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規範與價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對這些規範與價值的塑造起到幫助作用；培育區域性和國際間的聯合，並尋求實現全球性目標。

　　當然，上述各項都可以以頗為不同的方式去進行解釋，並且在它們當中也總是存在著那些與非國家行動主體相重叠的領域。而上述這份清單是如此地令人難以駁法，再談什麽國家和政府正日益變得無關緊要已不具有任何意義。

　　在任何這些領域中，市場都不能取代政府，社會運動或者其他各種類型的非政府組織（NGO）也不能做到這一點，不論它們變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英國的社會運動和所謂的“挑戰者黨”，從來不曾像它們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那樣發揮過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到處都在削弱著、威脅著各種正統的政治黨派。社會民主黨派在80年代發現他們自己缺少一個有效的意識形態架構；當社會運動和其他集團將那些落在傳統的社會民主政治之外的問題（如生態、動物保護、性、消費者權益、以及許多其他的問題）推到前台的時候，他們缺少一個能夠用來進行回應的意識形態架構。

　　國家政府和政治黨派影響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來是非政治化進程的趨勢，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卻是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激進主義的散播時機。尤里奇·貝克談到了“亞政治”的出現：從議會向社會中單一問題團體（singl－issuegrouPs）的轉移。許多這樣的團體，如綠色和平組織或環保生態組織，都在全球範圍內開展著活動。對於貝克和許多其他人來說，最為關鍵的一個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殼牌石油公司（Shell）當時計劃通過將BrentSPar石油鉆井平台沈入海底的辦法來對其進行銷毀。環境保護組織對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並且許多國家的消費者們也停止購買殼牌汽油。殼牌公司自那以後在態度上的轉變，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殼牌公司於1998年公布了一份內容翔實的報告，這份報告說明了它對於企業責任所持的新態度。該報告談到了要參與這一“全球性爭論”，目的是“為了向他人學習”並“解釋我們的行為”。它承認有責任“保證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在倫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開展我們的商業活動”，並說“我們必須表明，我們這樣做是保證能夠通過獨立驗證的”。殼牌公司還宣稱自己是第一個公開支持聯合國（人權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

　　一個旨在對殼牌公司的商業政策和行動進行審查的“社會責任委員會”也於1997年成立。

　　殼牌公司的全球總裁科爾·赫克斯特羅特（Co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講話是具有啟迪意義的。當他談到環境保護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時說：“我們對於這些組織想要獲得權威的理解有些遲鈍。我們低估了這些變化的程度，我們未能參與到與這些新興組織的嚴肅對話當中去。”他還補充說，“簡單地說，伴隨著技術重新定義個人與機構之間的關系，全球社會的機構都在經歷著組織重建。”

　　因此，所有這些新的運動、社會集團、非政府組織，確實能夠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業也必須注意到它們的活動。貝克將“政府機構的凝固”與“行為主體（組織、機構、個人）在社會的各種可能層面上的流動”、“政治的逐漸隱沒”與“亞政治的日趨活躍”進行比較。他說道，公民主動成立的各種組織已經撇開政治家們而單方面地取得了權力。正是他們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動計劃中提出了生態保護問題和其他的許多新的關注點。這些公民群體導致了1989年東歐的轉型：在“沒有覆印機或電話”的情況下，它們“能夠通過在廣場上舉行集會的方式來迫使統治集團退卻或瓦解”。

　　文化評論家漢斯·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MagnusAn。北erger）在書中是這樣來描寫德國（對其他一些國家也適用）的情況的：

　　政治家們由於越來越不受到人們的關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從政治階層中一直未產生關於未來的創新和決策……

　　（德國）聯邦政府是相對穩定和相對成功的，盡管並非因為事實上它受到那些從競選海報上向我們露齒而笑的人們的統治……德國可以容忍一個並不勝任的政府，畢竟，那些在每日新聞中使我們感到厭煩的人們，最終確實是無關緊要的。

　　這一類評論，與有關研究發現的、人們對政治家們和正統的政治行動主體缺乏信任是一致的，這後一種情況在大多數工業國內都很相似。

　　在美國，當人們在1964年所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被問到——“你有多少時候相信聯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時，76％的人回答說“始終信任”，或者“大部分時間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進行的民意測驗卻表明，這一比例已經驟然降至25％。在那些明確表示繼續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過去的總統大選中參與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態度的人中僅有35％參與了過去的大選投票。年輕人對於議會政治，比年長的幾代人持更為保留的態度——雖然年輕一代對“亞政治”的各種問題比他們的長輩懷有更加濃厚的興趣。出生於1910年至1940年之間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參加投票選舉。十一個西歐國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進行的內容相同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人們對於政府機構的信賴在六個國家中已經下降，在四個國家中雖然保持穩定不變但信任度本來就相當低，只在一個國家（丹麥）有所上升。人們並非僅僅是對政治家的信任比從前減少了，他們對於其他權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師或者醫生）的態度同樣也是如此

　　。

　　“挑戰者黨”一直在尋求通過直接對正統的政黨展開攻擊的方式來激發民眾的這類情緒。綠黨和極右的民粹主義政黨已經在大多數工業國家中提出了分享權力的挑戰。這兩類政黨與廣泛的社會運動相聯結，並且都立場鮮明地反對既有的政黨和政府系統。就以1998年為例，綠黨在十一個歐洲國家的國會中都擁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來的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更加具有多樣化色彩，在某些國家中他們的支持率已經達到了20％。例如奧地利的“爭取自由黨”（FreiheitlichePartei），但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例如英國、西班牙、荷蘭或挪威）卻並沒有出現。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政黨今後將獲得比它們目前所得到的還要多的選票，雖然這也會將他們置於權力行動主體的地位。就像社會運動和激進主義團體一樣，它們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義上的：它們把各種問題推進政治議程，並且為它們周圍所發生的鬥爭提供具體形式。如果極右的政黨和運動真的變得超出了少數關注之外，那麽它們將必然是十分危險的。另一方面，綠黨引發了絕不能被忽略的、對社會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識形態問題。即使有了歷時十年的關於“生態現代化”的討論，也不能說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有足夠的能力來吸取生態方面的思想。“即使是從對立的那一方來看，許多國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他們對於各種新問題已經轉變了立場。”這一困難部分地是由於，與之相關的知識問題和政策問題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實際上是分裂的。這就如置身於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築里一樣，在那里，陳舊的左派觀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選擇一直未能形成。

　　“亞政治”到底將在何種程度上取代政治與政府更為傳統的領域呢？

　　貝克正確地提出，對於政黨和議會政治的興趣的降低與非政治化並不是一回事。社會運動、單一問題團體、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公民聯合組織必定將在一個連續的基礎之上，從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須作好向它們學習、對它們提出的問題作出反應、以及與它們進行談判的準備，而公司與其他商業機構也將會照此行動。

　　但是，關於這類組織能夠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接替後者的作用、或者能夠居於政黨的位置的想法，只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雖然民族一國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變它們自己的形式，但兩者在當今的世界中均有著確鑿無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聞中使我們感到厭煩的人”是無關緊要的，並且在不確定的未來這種情況將仍然如此。1989年在東歐所發生的變化，事實上至少是建立在國家和國家領導的默許基礎之上的。

　　尤其重要的是蘇聯領導層所作出的關於不派軍隊鎮壓示威運動的決定。

　　但是，不論是多麽重要的運動與特殊利益集團，也不能像這樣地來進行管制。

　　第二章五種兩難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實踐中、也要在法律上對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團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進行協調。但是，對於這里所提到的“政府”，應當在一種更為普遍的意義上來進行理解，而不是僅僅將其理解為中央政府。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考慮，怎樣對政府進行最佳的重構才有可能使其適應時代的需要。

　　生態問題

　　生態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綠色社會運動所可能凝聚起來的任何影響、或者綠黨所可能獲得的選票率。在具體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國，生態保護組織的影響已經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亞政治”的概念從那里起源是不足為奇的。安德列·馬克威茨（AndreiMarkovits）與菲利普·戈爾斯基（PhihPGorski）在他們合著的《德國的左派》（TheGermanL巾）中評論道：“貫穿整個80年代，綠黨已經進入了德國左派的社會化代表之中，給人們的感覺是：實際上後者的各種新思維、政治改革、戰略陳述、生活方式……全都是從綠黨及其周圍發端而來的。”威利·布蘭特（WillyBrandt）大法官過去喜歡將綠黨說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失散的孩子”，而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者通過被迫面對生態保護運動而獲得了新的活力。這些後果是實實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產一單位國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總量，或者污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發量）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國家之一。

　　各種環境保護運動當然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生態保護領域內也充滿了爭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的前兆最早於60年代顯露出來，並且迅速發展成為成熟的預測。據稱，地球資源正在以一種令人震驚的速度被消耗，而污染卻正在破壞自然所賴以持續存在下去的生態平衡。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評家們作出了態度強硬的反應，他們爭辯道：無限期的經濟增長是可能的。他們主要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來提出這一論斷的。市場規則將保證不會限制經濟增長。就像其他商品一樣，如果任何自然資源逐漸變得稀缺，那麽它的價格就會上升，它的消費量因此就會下降。如果商品的價格趨於下降，這就意味著供大於求。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曾於1980年與環境保護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個著名的賭。西蒙打賭說，無論埃利希舉出任何類別的自然資源，它們的價格都將會在未來的某個特定時刻下降。而埃利希選擇1990年為基準年，並選擇了銅、鉻、鎳、錫以及鎢。到1990年為止，這些金屬的價格都已經比它們在10年前的價格降低了，降價率從24％到78％不等。最後當然是埃利希輸了。

　　就目前受到關注的污染問題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著相似思路進行論爭的人完全傾向於否認存在任何值得擔憂的原因。例如，全球變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時也是一種並非由人類活動所帶來的自然現象。自然所擁有的自我覆原的能力遠遠超出人類對環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響——例如，自然總是在創造新的物種，並且也總是在消滅它們。

　　上述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呢？我不認為是站得住的。對於各種各樣的生態問題，用市場辦法解決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別的問題上一樣，這不意味著應選擇市場原教旨主義。對各種環境危機抱樂觀態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戰略。正如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所正確認識到的那樣，承認這一事實就意味著與可持續發展及生態現代化的觀念發生沖突。

　　自認可持續發展於1987年被納入《布倫特蘭委員會報告》（Brul；dtlandCommissionRdert）以來，它逐漸成為環境保護組織的壓倒一切的關注點，而大多數黨派的政治家們對這一問題則只是空話連篇。《布倫特蘭報告》中只對可持續發展給出了一個具有迷惑性的簡單定義，即當前的一代“保證它在不損及下一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來滿足現時需要”的能力。o由於我們並不知道未來幾代人的需要將會是什麽，或者資源的利用將會怎樣地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因此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可能是準確的。故而，迄今我們可以數得出來的關於它的不同定義就多達四十個，便不足為奇了。

　　因此，可持續發展更多地是一項指導性原則，而不是一則準確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寫入了“第21號行動計劃”，這是由聯合國所主持的作為布倫特蘭一系列措施的一項具體後續行動。幾個國家已經致力於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它們的經濟思想之中。而令人驚訝的是，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卻在1988年宣稱英國的經濟政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各項原則。由此也可見這一概念具有多麽大的伸縮性。

　　英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態度與某些歐洲大陸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如荷蘭在1989年曾經啟動一項將生態標準與一切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結合起來的全國性計劃。每個政府部門都具有環境質量方面的一些指標，以及限期達到這些指標的一份固定時間表。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

　　從一開始設計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污染。為了有利於這樣的生產方式，應避免應用“極端”的技術。公民組織和工業界代表參與了為擬訂各項指標作準備的各次會議。雖然這項計劃經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難的幹擾，但還是起到了作用，使荷蘭成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環境紀錄之一的國家。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非常適合“生態現代化”這一更為寬泛的概念。

　　M．哈傑（MaartenH旬er）是關於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視生態現代化為幾個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勝的線索”：可持續發展替代“確定性的增長”；側重點在於預防而不是補救；將污染等同於無效率；將環境規治與經濟增長視為互有種益。一方面政府幹預對於促進建立完善的環境保護規範是有必要的，同時它也關系到工業界的積極合作，一旦工業界認識到生態現代化有益於商業發展，它的自願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態現代化意味著這樣的一種合作關系：處於這種合作關系中的政府、工商企業、溫和派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科學家們，在沿著更具有環境保護說服力的思路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重建的過程中相互進行協作。”

　　這是否已經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了？但這確實是可能實現的。毫無疑問，生態現代化將社會民主與生態方面的關注比過去所能設想到的還要更加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擁有屬於自己的現實成就：受到生態現代化很大影響的那些國家，在各個工業國中是最清潔和綠化程度最高的。

　　但是，在宣稱要讓世界變得最好的同時，生態現代化回避了生態問題對社會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戰。那種關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互相能夠很好地適應的假設確實不太令人信服，因為它們中的一方有時必然要同另一方發生沖突。此外，生態現代化主要地是關乎一個國家政策的問題，而各種環境危害卻大多跨越了國家的邊界、並且有的還是全球範圍內的問題。各種關於生態現代化的美妙假設，使注意力從由生態考慮所引發的兩個基本問題上發生了偏轉：即我們與科學進步的關系，以及我們對於危機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全球化的後果之一，科學與技術變革日益加速，並且它對於我們的生活所發生的影響逐漸變得更加直接、意義也更加深遠。我們可能曾認為“環境”即為自然世界，但是它現在當然已經不再只是這樣了。許多過去屬於自然界的事物，現在既可能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也可能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這不僅包括地球氣候的外部世界、而且還有人體的“內部環境”。不論好壞，科學與技術已經浸入到人體之中，並且已經重新劃定了那些通過人工制作才能獲得的東西與那些完全需要從自然中“獲得”的物質之間的界線。

　　過去一直將科學與技術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這種觀點也已經變得過時了。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中，在這里我們與科學及工業革新的關系比起過去來更加“值得懷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裝置。化學工廠、核能或者生物技術工廠、以及各種研究機構，遭遇到直接受其影響的民間組織的抵制。越來越可以預知的，正是這種情況，而不是（就像在工業化早期一樣）對這一進程所表示的欣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決策是不能留給那些“專家”去做的，而必須使政治家和公民們也參與進來。簡言之，科學與技術不能被置於民主進程之外。不能機械地信任專家，認為他們知道什麽對我們有利，他們也不可能總是向我們提供明確的真理；應當要求他們面對公眾的審查來證實他們的結論和政策建言。

　　許多人將英國的瘋牛病危機看成是個一次性的問題，即僅僅是一個英國的問題；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爾的一次不成功的規治。實際上它兩者都不是，或者說它不只是這兩者。瘋牛病事件更應當被理解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況下所發生的風險情形的一個典型。新的風險情形的特征，在於專家們相互之間不能達成一致。政策制定者們能夠依賴的。線索清晰的一系列發現現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許多模糊的結論和備受爭議的解釋。

　　從歷史上看，對於許多典型的風險而言，後果是能呈現出來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去推測各種風險。對於某位卷入了在某給定時間內發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機來說，他的風險能夠在統計的基礎之上輕易地被推測出來。而新的風險情形卻並不屬於這一類。我們並不具有可以指導自己行動的以往經驗；而且，即使是關於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風險的問題，也可能會一直處於沸沸揚揚的爭論之中。這一領域內的多數科學家們都認為，全球變暖正在發生，它具有人為的原因，並且它包含著預期的潛在災難。但是，也有少數專家對於上述所有的這一切都不以為然；並且，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某些對環境科學文獻有重大貢獻的人也對後者表示讚同。

　　瘋牛病事件至今仍遠未結束。沒有人知道瘋牛病可能會在多少個其他國家中發生，以及它更為長遠的後果將是什麽。它在物種中進行傳播的準確方式還是一個未解開的謎，而且它可能會有一個很長的潛伏期。

　　僅僅是它對於經濟所產生的沖擊就已經是相當劇烈了。從1998年對瘋牛病的調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計顯示，它為英國經濟所帶來的支出迄今已達30億英鎊，這還僅僅是就向農民支付的賠償、以及銷毀受到感染的牛和處理它們屍體的支出來進行測算所得出的結果。在許多至今並未直接受到瘋牛病侵襲的國家中，牛肉的消費量也已經降低了。

　　瘋牛病事件為說明生態危機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經湧入了現代政治的核心地帶這一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明——假如需要證明的話。

　　例如，衛生保健政策不能離開控制污染去設計，而把後者僅僅看成是“環境問題”中的某個獨特領域；或者，僅僅把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與技術變革相分離的過程。如何面對生態危機，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關於生態現代化的文獻中，預防原則通常是作為一種處理生態惡兆的方式而被提出來的。這一觀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為德國所采納，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該國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這個國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它聲稱有關環境問題的行動即使在科學上存在著不確定性，也仍然應當付諸實施。因此，80年代在幾個歐洲大陸國家中啟動了一些對付酸雨的項目，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英國，缺乏結論性證據竟被用來證明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以及其他污染問題上行動遲緩的合理性。

　　不過，預防原則並非總是有助益的，也並非總是可行的。生態危機經常都不會是如此標準化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已不再擁有‘壩占近自然”的機會。或者，因為同是源於科技進步的利益與風險，它們之間的平衡點是無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學技術革新的過程中，我們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膽，而不是謹慎。

　　新的風險情形的覆雜特性甚至已經擴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於它們已經進入了公共討論的領域之中。再以瘋牛病為例。當時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責，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認瘋牛病對人們造成了某種健康方面的風險，後來又根據新的科學證據而轉變了態度。作為政府不稱職的表現，光是這種態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輕而易舉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風險確實存在、而科學證據尚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必須作出嚴格說來是具有冒險性質的決策。關鍵的不確定性在於：政府應在什麽時候、以及怎樣宣布那些通過新的科學信息而日益彰顯的可能危險。對於某種新的風險情形的公開宣布，就像瘋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樣，能夠產生深遠的後果。如果一項風險被公布出來，或者經過政府的幹預而被賦予了“官方”的性質，然而事實上卻是被誇大了或者什麽也沒發生的話，批評家們就會說這是一種“謠言惑眾”；但是，假如官方認為這事風險很小，因此對是否要公開宣布持謹慎態度，那麽批評家們就又會說這是“掩蓋真相”：為什麽不讓公眾早一些了解情況？

　　這里所牽涉到的問題甚至比上面的問題還要難辦。在某些情況下，對於說服人們在改變自己目前行為的同時，又使他們同意采取那些為了避免某個風險或者一系列風險而采取別的行動步驟，預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當政府與其他機構已經以種種方式受到了連續發生的災難的嚴重幹擾，解決全球變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動才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那些能夠、或者應當被公開激起的警惕，在數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預警，就可能使人們今後對任何事情都不再嚴肅對待。

　　長期以來，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福利國家一直被視為這種安全保障的載體。從生態問題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需要對風險予以同樣多的關注。新表現出來的風險的突出性將個人自主性同科學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廣泛影響這兩個方面聯系了起來。風險一方面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我們所面對的各種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是由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這些風險所伴生的各種機會。風險不只是某種需要進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的負面現象；它同時也是從傳統和自然中脫離出來的、一個社會中充滿動力的規則。

　　傳統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說”地作出它們的決定而論，是很相似的。各種行動與事件都“向來如此”，或者，作為“天經地義的”結果而為人們所接受。一旦傳統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須采納富有遠見的決定，並且我們對於這些決定所帶來的後果須負有責任。誰應當對（無論是個人、國家。還是其他組織所采取的）當前行為的將來後果承擔責任，是新型政治主要關注的問題之——如同在情況惡化的時候，由誰、怎樣、以及利用什麽資源提供安全保障的問題一樣。

　　機會與創新是風險的積極一方。當然，沒有人能夠逃避風險，但是在對於風險的被動經歷與對於風險環境的主動探測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對風險的積極參與，是社會與經濟動員的一個必要成分。對於某些風險，我們希望盡可能將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風險，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資決定的風險，是成功的市場經濟中一個積極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確切地說，風險與危險並不是一回事。風險涉及到那些我們主動尋求與之面對、以及對其進行估量的危險。在一個面向未來並充塞著信息的社會（如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當中，關於風險的主題將政治的其他各個不同領域聯結了起來：福利國家改革、參與世界金融市場、對技術變革的反應、生態問題、以及地緣政治的變化。我們所有的人都需要抵禦風險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對風險並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對待風險的能力。

　　“第三條道路”政治

　　迄今為止，我已經分別談到了“五種兩難困境”，仿佛它們是互不相關似的。然而，它們其實並非互不相關，而且在這一節和接下來的一章中，我們需要將這些不同的線索聯接到一起。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系。第三條道路政治應當對全球化采取一種積極的態度，但至關緊要的是，必須將其視作範圍比全球市場還要寬得多的一種現象。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與極右派所主張的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進行論爭，後者將全球化看成是對國家的完整性和傳統價值的威脅。經濟全球化無疑能夠對地方性的自給自足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但是，保護主義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夠在實踐中被采納，它也只能制造一個自私的、各經濟集團之間很可能會相互敵對的世界。第三條道路政治不應當把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的“一攬子協議”（blanketen．dorsement）相等同。自由貿易能夠作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假如市場對社會和文化具有破壞性力量，那麽，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廣泛後果就總得進行仔細審視。

　　第三條道路政治，在明確承認它所關注的問題範圍比舊的左一有分野架構下更加廣泛的同時，保留社會正義問題仍然是核心的關注點。平等和個人自由也許會發生沖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項措施也常常會擴大那些向個人敞開的自由的範圍。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應當是指行為自主，而後者反過來又需要廣大社會共同體的參與。在置老式的集體主義於一邊的同時，第三條道路政治正在尋找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新型關系、尋找一種對於權利和義務的重新定義。

　　有人可能會以下面的這句話作為新型政治的座右銘：無責任即無權利。政府對於其公民和其他人負有一系列責任，包括對弱者的保護。不過，老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於將權利作為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種種要求。個人主義不斷擴張的同時，個人義務也應當延伸。例如，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應當履行主動尋找工作的義務；並且，能否確保各種福利制度不會阻礙主動的謀職行為則取決於政府。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利”必須不僅僅適用於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用於每一個人。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強調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規則就只能適用於那些窮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權利的實際情形一樣。

　　在今天的社會中，第二條規則應是無民立即無權威。無論是在國家、政府、家庭、還是其他機構之中，權利總是以不斷地關注傳統的各種標記作為使權威正當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說道，如果失掉傳統和傳統的各種形式，權威就會瓦解，人們就將失去分辨對與錯的能力。這樣一來，民主就永遠只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反對這一觀點。在一個傳統與習慣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會之中，樹立權威的惟一途徑就是通過民主新自由主義雖並不必然地腐蝕權威，但卻需要在一個積極的、或參與的基礎之上來對權威進行重鑄。

　　與第三條道路政治相關的其他問題並不隸屬於解放政治的構架，或者只是部分地關系到這一構架。這些問題包括對全球化的反應、科學與技術變革、以及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需要在這里提出來的問題不是關於社會正義，而是關於我們在傳統與習慣已趨衰落之後應當怎樣生活、如何重建社會團結、以及如何對生態問題作出反應。在對上述問題作出反應的過程中，應當著重強調世界價值、和可能被稱之為“哲學上的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一個充滿生態危機的時代，現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線型的，而且也絕對不可能僅僅等同於經濟增長。

　　現代化問題對於新型政治來說，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生態現代化是其中的一個視角，但還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萊爾的各次講話中，摻入了某些關於現代化的言論。現代化究竟應當意味著什麽？明顯地講，它所指的一個方面就是社會民主自身的現代化，即從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脫離出來。但是，作為內涵廣泛的一項行動計劃，一個現代化戰略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對這一觀念已經具有了極富經驗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態方面極富敏感性的現代化問題，不是關於“日益增長的現代性”的問題，而是旨在了解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問題與限制。在一個繁覆變化的世界（其中，本質上不可預測的科技創新所釋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連續性和提高社會凝聚力。

　　哲學保守主義的主旨是走中間道路。當然，現代化與保守主義通常被視為兩個對立面。但是，我們必須利用現代性這一工具，來解決如何生活在這個“超越了傳統”並“處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這里，風險與責任進行了新的組合）中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保守主義”與政治右翼對其進行理解的方式之間，只具有一種不牢固的密切關系。它提出，應當采取務實的態度來應付變化；在對科學技術為我們帶來的各種不確定結果進行認識的過程中，對它們采取某種具有細微差別的立場；對過去和歷史保持尊重；而在環境保護領域中，在可行的情況下采用預防原則。這些目標非但不與現代化行動計劃相矛盾，而且還以後者為先決條件。科學與技術，就像上面所談到的那樣，已經再也不能被置於民主的範圍之外了，因為它們對於我們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比對前幾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遠。

　　再以現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爭論所涉及到的家庭作為另外一個例子。維持家庭生活的連續性，尤其是保障兒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目標之一。不過，這個目標不能通過某種反動的姿態——即試圖重申“傳統家庭”的做法——來達到。就如同我將在後面試圖說明的那樣，它必須以民主化的現代化進程為前提。

　　第三章 國家與公民社會

　　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綱領的大綱——當然這僅僅是一份大綱，它涉及到每一個重要的社會領域。對國家和政府進行改革應當成為“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項基本的指導性原則，“第三條道路”政治是一個深化並拓展民主的過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會中的機構結成夥伴關系，采取共同行動來推動社會的覆興和發展。這種夥伴關系的經濟基礎就是我將會談到的新的混合經濟。只有在現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徹底現代化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條道路”政治是一國政治。一個世界性的國家不僅可以促進社會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還可以在培育跨國統理體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種概念在下文中都將得到一定程度的詳細討論。我並不想說所有這些概念都是毫無問題的。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爭議的、並且也是很棘手的。我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控制全球化和技術變遷所釋放出來的力量。新的、充滿風險的環境是一個由危險和機遇共同組成的神秘混合體。因此，這里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過程中的綱領。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義者想要縮小政府，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一一直熱衷於擴大政府。第三條道路則認為有必要重構國家：超越“把國家當敵人”的右派和“認國家為答案”的左派。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臨著某種危機的話，那麽，這並不是因為它受到滿懷敵意的競爭對手的威脅（就像、個世紀之前那樣），而是因為它已經沒有可以與之匹敵的對手了。隨著兩極化時代的過去，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了與其針鋒相對的敵人。面臨著危險而不是敵人的國家不得不到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尋找合法性的資源。現代國家是在戰爭的嚴酷考驗中逐漸形成的，而且，戰爭和戰爭準備影響國家制度的許多方面。國家創設公民權和福利項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攏人民並獲取他們的支持，這種現象在冷戰期間、直持續著。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的思想家都忽視了這一事實，其中包括影響最大的馬歇爾，他也過高估計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的自立（self－contained）成分。

　　全球市場的發展和大規模戰爭的隱退並不是影響國家結構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廣為傳播，這與傳統和習慣的影響逐漸減弱是息息相關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並非完全來自於、甚至並非主要來自於自由民主制度對其他各種制度的勝利，而是來自於重新塑造著全球化社會的那些更深層的力量——包括對個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體的出現。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過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須得到重視。民主制度的危機導源於它還不夠民主。雖然，正像前面幾章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對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過去三十年間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對民主本身的信任卻絲毫未減。在美國，90％的人“對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滿意’。一項對歐洲十一國進行的覆蓋1981年至1990年這一段時期的調查也顯示出有超過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樣比例的人口同意“我們應當設法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問題並不在於是要更大的政府還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構。在一個後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權威無法再通過傳統的象征性符號或者通過聲稱“情況向來如此”而獲得合法性。改革應當向什麽方向發展？我們怎樣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決於具體的情景，因為不同的國家遵循著不同的發展軌跡，而且具有不同的憲法背景。但是，總體性的重點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以下幾條：

　　國家必須對全球化作出結構性的回應。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著權力的非中心化過程（decentral－ization），但這一過程並不是單向性的。全球化為權力下放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邏輯，但它同時也為權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樣的東西。這一雙向性的運動——一條雙向民主化的道路——與其說是弱化了民族一國家的權威，倒不如說是重塑了這種權威的條件，因為這一道路可以使國家得以回應各種各樣的沖擊，否則這些沖擊便會反過來挫敗國家本身。在歐盟的情景下，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把輔助權不僅僅視為一個教條式的術語：它是建構一種既非超級國家、也非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秩序的方式；與此同時，它也是使國家經過重整而獲具影響力的方式。國家應當擴展公共領域的作用，這意味著國家要進行邁向更大的透明度和開放性的憲法改革，並建立防治腐敗的新措施。世界各國政府近年來都面臨著人民對其腐敗的指控，這一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其中的原因並不是腐敗現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環境之性質的改變。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依賴幕後交易、特權和庇護，這種現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響政治領域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

　　政府和公民現在越來越明顯地生活在一個一體化的信息環境中。既存的辦事方式受到人們的審視，同時，被視為腐敗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範圍也擴大了。

　　英國目前所面臨的一個特殊難題——這或許也是一種機會？——就是這個國家需要進行一種兩路並進的憲政現代化。一種廣義的憲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經通過“88憲章”而被納入了議事日程，而且已經成為工黨政策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時，激發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國必須趕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進憲法模式。如今它還必須回應更加全面的變化趨勢。

　　與其他幾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不同的是，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憲法。政府的職能以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由習慣和判例法加以確定的。

　　憲法改革的目的不僅在於要使這些原則明確化，而且在於要同滲透在英國政治體制上層之中的保密文化作鬥爭。行政部門掌握的權力太大，而現有的責任機制則非常脆弱；議會各委員會是由下議院的人員構成的，缺乏真正的說服力；就其存在而言，上議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會中呈現出的一種時代錯誤”。

　　初看起來，對上述任何一個領域進行改革都是極其困難的，更逞論各個領域的改革齊頭並進了。改革畢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問題的機構來實施。不過，掌權後的工黨已經邁出了大膽的第一步，而且，非常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那些看似固若金湯的辦事方式在正面面對挑戰時會主動迎接改革。．為了保持或者重新獲得合法性，沒有了敵人的國家必須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各級政府之所以會失信於民，完全是因為它們的繁瑣和低效。在一個商業組織能夠迅速回應變化而且步伐更加輕便的世界上，政府很可能會遠遠落在後面。“官僚機構”這個術語及其所伴隨的“官僚作風”這一含義畢竟是專門用來指代政府的。政府的結構調整應當遵循“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生態學原則，這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精簡裁員，而應當理解為提高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大多數政府機構都可以從最好的商業慣例中學到許多東西，比如目標控制、有效審計、靈活的決策結構以及不斷增強的雇員參與等等，其中最後一項也是民主化當中的一個要素。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回應這樣一種批評，即：由於缺乏市場機制的約束，國家機構變得非常懶惰，它們提供的服務也十分低劣。

　　正像美國政治評論家笛歐恩（E．J．Dionne）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論調可能變成一種滑稽的自我模仿，好像政府是無效率的同義詞，而完全忽視了好的學校、公立醫院或公園的存在。合適的回答應該是：只要還有一絲可能性，就不要引進市場機制或者準市場。政府應當模仿市場這一觀點是戴維·奧斯伯恩（David

　　Osborne）和泰德·伽布勒（Ted

　　Gaebler）的《徹底改造政府》一書的主旨。他們的著作影響了克林頓在90年代初的政策。徹底改造政府有時意味著采取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但是，它還應當意味著重申政府在面對市場時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壓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來取代傳統的投票過程不僅成了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過“民主試驗”，比如地方直接民主、電子投票、公民陪審團和其他可能的方式，來重建政府與公民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直接聯系。這些方式不會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機制，而將成為對它們的一種持久性的補充。一個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種方法，當時政府使公眾直接參與到能源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政府、工會。政黨和教育機構開辦了許多為期一天的能源問題培訓班。任何參加這種培訓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議。有七萬人參加了這一決定性地影響了政策制定的演練。．沒有了敵人的國家的合法性，越來越取決於它們管理風險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經強調過的那樣，風險管理並非只是（在現有福利國家的情景中對風險的一般性理解那樣）要提供安全保障；對風險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經濟風險。其他風險，比如科學和技術所導致的風險也對政府造成著直接的沖擊。政府理所應當地擔負著調控科技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倫理問題的任務。

　　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那樣，界定風險並不只是專家的任務。從一開始，它就需要公眾的參與。在可能導致危險的各種情況之中，有一種情況就是風險特別嚴重而責任機構的工作動力卻嚴重不足。在產生風險決策的每一個步驟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協商程序，這一程序通常必須有專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參加。風險界定的目標是闡明可行的選擇以及現有的科技知識的局限性。許多風險情形的覆雜性通常意味著協商的範圍必須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亞比較風險項目”是把風險評估同協商性的公民參與結合起來的一個典範。該項目共設立了三個分別針對健康、生態保護和社會福利問題的技術委員會，它們各自獨立地評估本專業範疇內的風險。另外還設立了三個委員會來商討如何管理風險以及風險的法律和經濟含義。當它們各自完成自己必須單獨完成的任務之後，這兩套委員會將被召集到一起，並且得出結論。外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提出了許多技術委員會完全忽略的問題，導致了關於風險標準的豐富的公共討論，其中有些意見後來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僅僅被當成是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的事情，國家應當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應當停留在地區層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會的更新為前提，而這一進程要稍後才能展開。這些要點結合起來就產生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加以推進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國家。

　　新型的民主國家是一種理想，而且是一種開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裝出一副能夠展示出賦予其現實生命力的全部細節的樣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覆雜性。比如，權力分散和權力下放都擁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環：把權力還給地區、城市和社區！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進程一樣，與它們的好處相伴而來的必定還有一連串的不利後果。

　　如果不以一種權力的“向上”移交來加以平衡的話，權力下放很可能會導致分裂。它並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過程，但我們必須使它成為這樣。正像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權力下放可能會在那些已經處於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級上又添加新的等級。據說，英國的那些“貧困、悲哀”的城市可能會借助自治而得以改頭換面，而且，這種說法肯定是確實的。但是，可能由此導致的一種風險是，某些城市和地區借助自治而遠遠超過其他的城市或地區，從而使英國本來已經存在的地區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

　　公民社會問題

　　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與老左派輕視對社會的公民素質（iVility）的日漸衰落的擔憂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認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體現在當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並不單純是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一種杜撰。它表現為某些鄉村社區和城市街道中團結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體。

　　右派傾向於否認經濟貧困與這些問題有關。但是，老左派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化約為一個經濟問題的做法，與否認貧窮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響一樣，都是錯誤的。我們不能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歸咎於福利國家的侵蝕，也不能假定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把自主權交給公民社會而得到逆轉。政府應當而且能夠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國家和公民社會應當開展合作，每一方都應當同時充當另一方的協作者和監督者。共同體（或社區）這一主題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抽象的口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以社區為重點”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這是因為這一進程產生的向下的壓力。“社區”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和更大範圍的地方區域的社會和物質覆蘇的可行辦法。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並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據情況的不同，政府有時候需要比較深入地幹預公民社會的事務，有時候又必須從公民社會中退出來。當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幹預時，它的資源對於接管或啟動某些活動的地方群體來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較貧困的社區，培育當地的主動性和參與意識的活動能夠收到最大的回報。

　　有時，普遍性的社會淡漠的一個標志，是對政治家和其他權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情況並非真正如此，也可能還正好相反。一個越來越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以高度的自治組織為標志的社會。在美國、英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進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區和某些背景中，一個公民的領域正在迅速興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組織和公民活動可能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類型的社會共同力量正在取代著它們。關鍵在於要采取既有利於當地社區、又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方案來利用它們，從而使之服務於更為普遍的社會利益。

　　羅伯特·伍斯諾（Robert

　　Wuthnow）研究了美國"群體運動"的發展。他所稱的小群體是指定期集會以促進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國人——大約七千五百萬人——至少參加了一個定期集會的小群體。在這些小群體中，人們萌生了一種“共同體”的感覺，但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對某一地區的歸屬感。毋寧說，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來，共同尋求一條“生活旅程：群體的批評者無法想像出他們做得多麽出色。他們所營造的共同體很少是弱不禁風的。人們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關心。他們互相幫助……小群體成員之間產生的友誼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並不是由一些渴望獨立走完一生的、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相反，即使當我們的社會呈現出紊亂的趨勢之時，我們仍然能夠根據相互支持的原則結合到一起。

　　這些小群體中有許多形成於60年代，並且體現了一種當時頗為流行的，關於集體行動的思想。有一些小群體非常明確地追求著被英格哈特稱之為後物質主義的那種價值。治療型模式影響著大多數這樣的群體，不論它們的具體關注點是什麽。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自助性團體。正像所有的群體或共同體一樣，小群體顯然有著自己的局限性和問題，但它們的確提供了一種體現公民社會生活之豐富性的例證。

　　在其對50年代後期的英國所進行的研究中，彼得·霍爾指出：第三部門的活動——即志願性工作——在過去四十年中呈現出不斷擴展的趨勢。許多傳統的群體衰落了，但它們為更多的新的群體所取代，特別是自助性團體和環境保護團體。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參加這些群體的婦女人數不斷增加。慈善團體的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1991年，英國共有十六萬個注冊的慈善團體。平均每年有將近20％的人口參與到某種形式的志願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約10％的人是每周都從事一定的志願性工作。霍爾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參與志願性工作的積極性絲毫不亞於以前幾代人。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大多數公民活動的增加都發生在比較富裕的階層。貧困階層的人們更傾向於將自己的非正式社會交往範圍局限在近親範圍內。比起貧窮階層來，在富裕階層那里，出現完全得不到社會支持（Socia

　　support）的情況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應當是幫助恢覆在這些群體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階級共同體的團結是一個持久而穩固的形象，但是，現在這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過去。在那些受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掃蕩而變得邊緣化的地區和街道，公民參與是最為欠缺的。破敗的地方社區的覆興有賴於企業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導致廣義的社會文明覆興的一種資源。60年代的社會工程帶給我們的啟示已經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了解。

　　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擁有適當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動性甚至可以扭轉最難抵禦的衰落過程。②

　　世界各地，而不僅是歐洲和美國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地區的改革是由一群從事電視、零售和服務業的年輕的商業界成功人士率先發動的。西阿拉地區的傳統的精英們則主要致力於把當地的農產品出口到國外，他們更關心的是降低工資而不基本地區的發展。

　　改革者們隨後開始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他們采用參與式的規劃技術並且與社區的各種組織見面。為了促進本地區的發展，他們設立了把新企業引入該地區的項目。每一戶最貧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這里還開設了許多托兒所，它們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資保障的志願人員。街道團體和社區組織獲得一定的資源，從而得以開展小規模的放貸活動——比如，借給一位婦女一些錢，使她可以購買～台縫紉機，從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間，西阿拉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達到4％，而同期整個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4％。

　　社會辦企業是另外一種情況。自從80年代末期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辦企業項目在不同的國家迅速發展起來。一種形式是‘服務信用”，它流行於美國和日本的許多城市。參加慈善工作的志願者可以從別的志願者那里得到以時間為單位的“報酬”。一套計算機系統登記著每一“時間一貨幣”的收支情況並且定期向參與者提供結算表。時間一貨幣是免稅的，並且可以積累起來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醫療衛生服務的費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險的成本。“紐約時間一貨幣協會”正在創建～個就業機構，它將為人們提供獲得工作、接受培訓和獲得幫助的機會。個人可以利用該機構來獲取有關的工作信息，並且，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工資外，還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時的工作的時間一貨幣。這些“錢”可以儲蓄起來，用於接受培訓或者作為失業時的一種資源。1998年啟動的一個項目將在全世界52個城市建立中心，提供與教育和保健有關的由企業主資助的志願者項目。這些項目仍然以時間一貨幣項目為基礎，試圖采用覆雜的計算機技術來建立一種志願性的時間經濟。

　　政府應當作好充分的準備，以便為這樣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並鼓勵其他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決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額貸款項目就是一種被證明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經濟活力的辦法。地方社區可以自行開展某些活動，但這些活動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或監督。比如，教育就是這樣的一種活動，學校雖然可能已經擁有各種各樣的新的權力，但這些權力的使用卻必須受到政府的規範。

　　在城市中。動地區的持續性投資可以創造相關的工作機會，使當地私營企業得到發展並為建築物的維修提供資金。政府不僅可以直接投資，還可以創造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引導私營公司來進行投資、提供培訓項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動性。美國的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州擁有正在運行的成功的經濟開發區，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積極籌劃這樣的開發區。各種進一步的建議書也已經擬就。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如果企業把利潤轉化為由開發區內的居民分享的股份並重新投入到生產和經營之中，就可以免交資本收益稅。另一種建議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訓域其他的社區資源建設上的非贏利性組織，就可以免稅。

　　社區覆興政策不能忽視公共領域。一個開放的領域不論在國家層次上還是在地方層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還是使民主化進程與社區發展直接聯系起來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社區覆興項目就很容易使社區從大社會中孤立出來並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這里，“公共”包括物理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地方社區的衰落不僅以普遍的破敗為標志，而且還以安全的公共空間——街道、廣場、公園以及其他使人們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為標志。

　　國家有可能會吞沒公民社會。這種情況曾經發生在東歐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中，那里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公共領域，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里——那里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館、咖啡廳或其他供社會交往之用的公共設施。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可以保護個人免受過於強大的國家權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會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樣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與和諧的源泉。社區改造會導致自己的問題和緊張。街道管理機構應當享有多大的權力？當地方的各類積極分子群體之間就社區的未來問題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會發生什麽情況？由誰來確定社區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分界線？政府必須對這些以及其他一些難題作出斟酌和判斷。國家還應當保護個人免受公民社會中經常出現的利益沖突之害。國家不能消解為公民社會：“如果國家無所不在，那麽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與社區

　　預防犯罪與消除對犯罪的恐懼對社區的改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犯罪學在近年來的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就是發現：日覆一日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嚴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搶劫、傷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亂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積性的嚴重後果。在歐洲和美國的城市，當人們被問及他們感到煩惱的問題時，住在比較混亂的街區的居民往往會談到廢棄的汽車、亂塗亂畫、賣淫、小青年組成的流氓團夥以及其他類似的現象。

　　出於對這些問題的憂慮，人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行動：他們盡可能地搬離有治安問題的地區，或者在他們的門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盜鎖和結實的防護欄，並且放棄去那些有公共設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為（disorderly

　　be－haviour）向人們表明這個地區是不安全的。擔驚受怕的人們遠離街道，避開某些鄰居，並且限制自己的正常活動和交往。在他們自己抽身而退的時候，他們也放棄了公民之間的相互支持，並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經有助於維持社區成員的公民素質的那些社會控制機制。“一個城市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結構受到破壞的街區將變得越來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為和嚴重犯罪的影響。”

　　這一命題的含義必須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並不意味著要增強警力來掃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歡迎的東西。幾乎完全相反，這意味著警方應當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當地社區的道德水準並改善公民的行為方式，在此過程中應當采用教育、說服和咨詢等手段而不是動不動就傳訊。在其近著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律師描繪了社會的公民素質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他把公民素質定義為“我們為了共同生活而應該付出的各種犧牲的總和”。社會的公民素質涉及到我們與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當我們在公共場所與那些我們可能不會再遇見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時，我們應當有一種安全感。

　　人們常說現在的人越來越陷入一種對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懼之中。

　　老年人，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貧民區的老人，經常擔心自已被人搶劫，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並不高。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為被侵犯的對象。但是，這同時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對犯罪懷有恐懼心理的人會調整他們自己的行為，比如天黑後不出門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現的令人恐懼的事情。這樣一來，他們成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與本來的實際情況相比似乎就真的減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僅意味著把公民的力量吸收到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中來，而且還意味著改變警方特有的思維方式。大多數國家都采用了“專業化治安”的模式，這種模式自50年代以來就逐漸得到推廣。“專業化治安”的側重點在於懲治嚴重犯罪，並且是通過集中警力的方式來打擊這些犯罪，包括在國際層面上同犯罪作鬥爭。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權力下放含義在適用於其他領域的同時也適用於社會治安的領域。一種經過更新的側重犯罪預防而不是法律執行的模式，將同治安與社區力量的重新結合緊密配合起來。警察與他們應當為之服務的對象的分離常常會導致

　　一種“被圍心態”（siege

　　mentality），因為警方與普通公民之間缺乏經常性的聯系。

　　為了發揮切實有效的作用，政府機構、刑事司法系統。地方組織和社區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必須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所有經濟群體和種族群體都應該被吸收進來。政府和企業應當攜起手來，以幫助修整破敗的城區。一種可行的模式就是設立享受一定免稅期的經濟開發區，以鼓勵公司參與指定地區的戰略規劃並投入自己的資金。要想取得成功，這樣的項目需要一種對社會目標的長期投入。

　　強調這些策略並不意味著否認失業、貧困與犯罪之間的關系。毋寧說，同這些社會疾病作鬥爭的活動應當同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措施結合起來。這些措施實際上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社會公正，當社會秩序隨同公共服務和建築物一道走向衰敗的時候，其他的各種機會也會隨之減少。改善一個街區的生活質量可以使它們得以覆興。

　　民主的家庭

　　家庭是公民社會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家庭政策是新政治的一塊試金石：在這種政治中，超越新自由主義和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的家庭政治是否確實存在？

　　正像許多其他領域一樣，這一制度領域的背景正在發生變化。相關的統計數字是眾所周知的。雖然高低不同，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面臨著離婚率急劇上升的趨勢。單親家庭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急劇上升。

　　1994年，英國有32％的新生嬰兒是在婚姻關系之外出生的。在意大利，這一比率僅為7％，而在法國高達35％，丹麥47％，瑞典50％。單身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目前，在許多國家中，只有少數兒童生活在“傳統”的家庭環境中。所謂“傳統”的家庭環境，是指當孩子處於生物學意義上的幼年時期時，父親和母親正式結婚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在這種家庭中，父親外出工作賺錢，而母親則在家操持家務。許多人現在都在談論家庭的衰落。如果這種衰落的確正在發生，它的影響將是極其巨大的。家庭是影響整個社會的各種趨勢的一個交會點：不斷擴大的性別平等、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性行為和性期待的改變，以及家庭與工作之間關系的轉變，都首先體現在家庭之中。

　　對於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後果，右翼人主持有一種特別的說法：家庭正處於危機之中，因為傳統的家庭正在解體。補救的辦法來自於下面這種分析。婚姻的神聖性應當得到重申。婚姻是漂移不定的成年男人的主要情感培育場所，可以使他們承擔起義務和責任，否則他們就會放棄它們。根據這種觀點，無父（fatherlessness）“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一種最為有害的人口構成趨勢。……它還是導致我們所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這些問題包括犯罪和青春期少女懷孕、兒童性虐待和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右翼主張，為了維持家庭的穩定性，應當使離婚變得非常困難。離經叛道的家庭關系，比如同性戀關系，不應當得到政府和宗教權威的支持，或者應當用積極的辦法去阻止它們。法律必須繼續禁止同性婚姻。支持單親家庭的福利制度必須加以取消，以消除它所帶來的不良後果。

　　許多屬於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陣營的人士以及自由論者都持有與上述觀點大相徑庭的論點。在他們看來，當代家庭的演化史其實是傳統家庭模式的一種健康的多樣化過程。從根本上說，如果多樣性和個人選擇是這個時代的口號，那麽它們為什麽不能進入家庭領域呢？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事實：即使不履行正式的結婚手續，兩個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同性戀伴侶也有能力像異性伴侶那樣把孩子撫養成人；而且，只要擁有足夠的資源，單身家長也能夠像一對夫妻那樣撫育子女。

　　新型的政治如何解決家庭問題呢？我們首先應當明白：回到傳統家庭模式的思想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了。為了說明這一判斷，我們可以列出以下幾點理由：

　　我們正面對著日常生活中的深刻變遷，這一過程是任何政治機構都沒有能力加以逆轉的。對傳統家庭模式的迷戀其實是建立在美化過去的基礎上的。在英國，破碎的家庭在19世紀與在今天一樣是普遍存在的，雖然當時的主要原因是配偶的死亡而不是離婚。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多地揭示出傳統家庭的陰暗面；在那種家庭模式中，虐待兒童和對兒童實施性虐待的情況遠遠超出大多數歷史學家通常所能想像的程度。傳統的家庭主要是一種經濟和血緣單位。婚姻關系在過去不像在目前這樣個人化，而愛情和情感投入在過去也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礎，而它們現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傳統婚姻的基礎是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以及丈夫在法律上對妻子享有的所有權。在英國法律中，直到本世紀早期仍然把妻子視為丈夫的動產。同樣，子女所享有的法律權利也非常少。傳統的家庭中性的標準性是雙重的。人們要求已婚婦女必須是“貞潔”的，其部分原因在於要確保父權。而男性則享有更多的性自由。子女是婚姻關系的存在理由。大家庭為人們所認可並被承認為一種常態。我們現在則生活在一個“寶貝孩子”的時代，子女已經不再是一種經濟利益，而變成了一種重要的經濟成本。子女的身份以及子女的撫養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重新回到傳統的家庭模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從這種家庭模式本身之中找出上述任何一點都足以打消這樣的企圖。因此，毫不奇怪，當右翼評論家提到傳統家庭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傳統家庭，而是在二戰以後一段短暫時期出現的一種過渡型的家庭形態，也就是50年代的“理想化”家庭。到那個時期，傳統家庭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婦女仍然尚未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性別不平等仍然明顯存在。

　　那麽，與右翼觀點相反的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呢？沒有。因為單是“家庭形式的多樣化是可取的和沒有問題的”這樣一種觀點就令人無法相信。離婚對子女生活的影響永遠是難以估量的，因為我們無從知道如果他們的父母不離婚將會怎樣。但是，迄今為止大量而全面的研究都已經證明，下面這樣一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由單親撫養長大的孩子絲毫也不遜色於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長大的孩子。”部分的原因是經濟方面的，即與離婚相伴隨的收入的突然下降。但是還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原因來自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充分關注，也缺乏充分的社會聯系。這些研究表明：分居或離婚弱化了子女與父親之間的聯系，同時也削弱了子女與父親的朋友和熟人圈子的聯系。在廣泛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者們得出了這樣一種結論：單身母親不可能獲得強有力的支持網絡或者比較廣泛的家庭聯系。

　　婚姻、家庭和子女的照顧都面臨著各種困難，而我們的問題在於采取什麽樣的有效政治策略來改善它們，以及我們應當為什麽樣的理想家庭狀態而努力。首先，也是最為根本的，是我們必須從兩性平等的原則出發——這一點不能有絲毫讓步。談到今天的家庭，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道路。家庭正變得越來越民主，這一進程直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進程；而且，這一民主化進程指出了家庭生活把個人選擇與社會團結結合起來的途徑。

　　家庭民主與政治民主的標準令人驚奇地相似。公共領域中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平等、個人的種種權利、不受暴力幹涉地自由討論問題、以及在與傳統的協調過程中獲得（而不是被傳統賦予）的權威。民主化的家庭也分享著這些特征，其中有一些特征已經得到國內法和國際法的保護。家庭中的民主意味著平等、相互尊重、獨立自主、通過協商來作出決策，以及不受暴力侵犯的自由。這些也為父母一子女關系提供了一個樣本。當然，家長在子女面前仍將爭取自己的權威，這也無可厚非；但這種權威越來越具有可以商量的特性，而且越來越開放。這些特性不但適用於異性家庭，而且也完全適用於同性戀關系之中。

　　民主化的家庭也是一種理想。那麽，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采取何種措施來促進這種理想的實現呢？政府應當專門為此做些什麽呢？正像在別的領域一樣，重點應該放在確保自主與責任之間的平衡上。在這方面，積極的鼓勵應當與其他的方式並駕齊驅。人們普遍向往著家庭能夠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提供一種穩定感。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家庭既可能彌補由這個世界上的因素造成的不利影響，也可能跟著這些因素走。人們已經對工作安排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問題給予了許多的關注，但個人帶入到婚姻和家庭關系中的能力也是同樣重要的。在變化——甚至是在像離婚這樣的重大變故——中維持關系的能力不僅對個人的幸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決定著個人能否與自己的子女保持不間斷的聯系。

　　家庭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加以考慮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對兒童的保護和照料。增加離婚的難度並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這種辦法可能會使形式上的離婚率有所降低，但卻無法阻止分居，甚至還可能會使許多人逃避結婚，這將與那些提議制定更加嚴格的離婚法的人們的初衷正好相反。

　　民主的家庭關系意味著分擔照料子女的責任，特別是在父親和母親之間以及家長和非家長之間，更要分擔責任。因為就整個社會而言，母親承擔著照料子女的、不成比例的成本（並且也分享著不成比例的情感回報）。結婚和生養子女總被認為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事。但是，在非傳統化的家庭中，是否要一個孩子已經成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一項決策。這樣，這兩者就逐漸分離開來了。在婚姻關系之外出生的孩子的比例可能不會減少，而兩人之間維持一生的性關系將變得越來越罕見。因此，在撫養子女方面的契約性承諾可以從婚姻中分離出來；而且，作為一項強制性的法律義務，夫妻雙方都必須作出這樣的承諾：未婚的父親和已婚的父親都享有同樣的權利並承擔同樣的義務。男女雙方都應當意識到：性行為有可能帶來終身的責任，包括其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受到保護而免受人身虐待。與其他的造就更加積極的父親形象的文化變遷相結合，這樣一種父親角色的重新調整將逐漸削弱“單親”的概念。強制實施家長契約這一舉措本身並不是沒有問題的。顯然，人們完全可以尋找到其他的平衡風險與責任的辦法。

　　在家庭中，正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民生很難實現，而且更難堅持。就子女的照料而言，民主意味著共同承擔做父母的義務，但是目前的現實情況距此還相差很遠。右翼人士在傳統家庭的解體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往往伴隨著一種關於男人的局限性的論點：男人天生就沒有目標和計劃，並且在道德上不負責任；除非他們被安全地約束在一種傳統類型的家庭之中，否則他們就會成為一股使社會走向分裂的力量。

　　但是，科學研究的結果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對於大多數男人而言，正像對女人而言一樣，離婚是一種痛苦和令人傷心的經歷。絕大多數男人都不會因為擺脫了對其子女的責任而感到輕松愜意。大多數男人都會想方設法保持與子女的關系，即使在面臨巨大困難時也是這樣。許多男人之所以同子女失去聯系，乃是因為涉及到巨大的感情創傷或者是受到前伴侶的明確敵視，而不是由於他們想要追求一種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

　　正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那些離婚之後仍然與子女保持密切關系的父親和沒有這樣做的父親之間，並不存在一種涇渭分明的區別。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不是父親的態度，而是其他人的反應以及一些偶然事件，這些事件使事情朝某一個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發展。許多父親的確同他們的子女失去了聯系，而且的確不再從經濟上支持他們的子女。但是，與“不負責任的男性”觀恰好相反，這似乎不是一個性別屬性上的問題。一項由美國人口調查局進行的研究表明：與沒有監護權的父親相比，沒有監護權的母親不支付法院判決其支付的子女撫養費的可能性更大。

　　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面的創新來鼓勵父母共同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與“單身母親”的概念一樣，“缺席的家長”一詞在法律上的廣泛應用有助於使人們銘記這樣一種情況：父母當中的一方（通常是父親）被看成而且實際上被當成是不重要的。經濟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為什麽沒有同孩子們住在一起的父親就不能像單身母親那樣獲得照顧孩子或者在孩子們放學後照料他們的機會？父親們應當比現在享有更多的照顧子女的權利，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應當為他們提供履行其職責的條件。

　　政治家們經常提到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來維持社會的凝聚力。他們這樣做並沒有什麽錯，但是對這種說法作出某些限定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家庭”不能單指養育子女的家長。子女也應當對他們的父母負起責任，而不是與此相反。我們至少應當認真考慮一下是否應該使這種責任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實際上，美國聯邦政府在1983年就試圖要求子女幫助照顧年邁的父母，這項要求是“醫療保健協助”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此項建議從未得到實施，雖然有大約26個州現在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要求子女為貧困的父母提供援助。盡管這些法規很少實施，但是，它們所體現的觀念很快就會成為社會公認的標準。比如，這些義務可以同終身的家長契約結合起來。

　　其次，我們很容易發現，家庭並不一定能夠創造社會團結。意大利南部地區的情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規模的例證。而且，類似的情況在其他的環境中也可能出現。比如，我們在貧民區就可能會發現犯罪家庭。在這種家庭中，強大的血緣紐帶和義務正是他們從事違法活動的基礎。即使是遵紀守法的家庭，也有可能與世隔絕並且放棄自己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只有當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不僅向內看而且向外看時，它才可能成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一種重要資源。這就是我所說的“社會整合性家庭”的真正含義。家庭關系是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結構的組成部分。

　　第四章 社會投資型國家

　　經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主要關注於經濟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財富創造視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義者則把競爭和財富創造放在首位。“第三條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視所有這些因素。考慮到全球市場的性質，它們都具有十分緊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們都沈溺在紛亂的經濟旋渦中隨波逐流，所有這些因素將都得不到任何發展。政府應當在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以營造一種良好的企業環境。可以這樣說：“第三條道路”政治支持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老式的混合經濟

　　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涉及到國家與私人領域的劃分，但仍有許多企業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種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種社會市場。在兩種情況下，市場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政府。新型的混合經濟則試圖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建立一種協作機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的動力機制的同時，把公共利益作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加以考慮。它既涉及到國際、國家和地方各層次上的調控與非調控之間的平衡，也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之間的平衡。第二種平衡至少與第一種平衡同樣重要，但它可以在第一種平衡得到實現的過程中獲得部分的實現。

　　企業的快速創立或倒閉是一種有活力的經濟的特征。這種流動性與一個由被視為當然的習慣所統治的社會是不能兼容的——哪怕這種習慣是由福利制度導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改變福利國家所蘊涵的風險與安全之間的關系，以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在政府、企業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是“負責任的風險承擔者”（responsiblerisktakers）。當情況變得不妙時，人們當然需要得到保護；但更需要的，則是順利度過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時期的物質和精神能力。

　　平等問題必須得到全面而認真的思考。平等與個人自由有時可能會產生沖突；而且，平等、多元主義與經濟活力之間也並不總是和諧一致的。正像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那樣，結構變遷所導致的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是很難克服的。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應當接受這樣一種觀點：

　　高度不平等是經濟繁榮的必然伴生現象，因此是不可避免的。過去形成的關於不平等問題的成見應當消除，平等的真正含義應當得到進一步的反思。平等必須有助於實現多樣化，而不應當成為後者的障礙。

　　由於我下面將會談到的原因，再分配不應當從社會民主主義的規劃中消失。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討論最近以來已經非常正確地把重點轉向了“對可能性的再分配”對人類潛能的開發應當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後”的再分配。

　　平等的含義

　　許多人指出，當下惟一的平等模式應當是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機會均等或精英統治（meritocracy）。我們必須明白為什麽這一立場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如果這種模式能夠得到實現的話，）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的社會將造成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並因此而威脅社會的凝聚力。

　　比如，讓我們考慮一下“勝者通贏”（winner－take－all）的現象。在勞動力市場上，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結果。某個僅僅比別人稍微能幹一點兒的人會比別人要求更多的工資。一位網球明星或著名歌劇藝術家所獲得的報酬遠遠超過那些比他（她）稍遜一籌的同行。與其說“盡管運用了精英統治的原則，仍然存在這樣的現象”，倒不如說這種現象正是由精英統治原則的運作造成的。如果微弱的邊際差異能夠決定產品的成功還是失敗，那麽，對於企業來講，賭注實在是太大了。被認為造成了這種邊際差異的個人會得到不成比例的報酬。他（她）們是一群新的“無名的顯貴”。

　　除非精英統治伴隨著一種工作分配上的結構變化（這種變化只可能是暫時性的），否則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可能還會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動。許多人不得不向下流動，以便其他人能夠往上爬。但是，正像許多研究已經表明的那樣，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動將會產生無法估計的後果，並使那些受到這些後果影響的人產生疏離感。大規模的向下流動對社會凝聚力造成的威脅，可能不亞於一個充滿敵意的被排斥者階層的存在。事實上，完全的精英統治將制造出一個這種階層的極端形態，即一個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階層。這不僅意味著有一些群體將生活在社會底層，而且意味著他們知道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層是命該如此：

　　我們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令人絕望的處境了。

　　無論如何，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社會不僅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由於我們已經指出的原因，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在結果上可能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中，特權者必定能夠將其優勢傳給自己的子女，但這樣一來又破壞了精英統治。畢竟，即使是在像蘇聯那樣奉行相對的平等主義的社會（在那里，財富無法保障子女社會地位的提升）中，特權階層也能夠把自己的優勢傳遞給自己的後代。

　　這些觀察並不表明精英統治與平等毫無關聯，而是說明這些原則不能涵蓋平等的全部內容，也不能用來定義平等。那麽，平等究竟意味著什麽呢？新的政治學把平等定義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義為排斥性。不過，我們需要對這兩個術語加以進一步的闡釋。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包容性”意味著公民資格，意味著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現實中所擁有的民事權利、政治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它還意味著機會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參與。在一個工作對於維持自尊和生活水準而言處於至關重要地位的社會中，獲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機會”的一項重要含義。教育是另一種重要的機會——即使在教育對於獲得工作來說不是那麽重要的情況下，仍然是這樣。

　　在當代社會中，有兩種比較明顯的排斥類型：一種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排斥，將他們排除在社會提供的主流機會之外；另一種是社會上層人士的自願排斥，也就是所謂“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體選擇離群索居，從公共機構中抽身而出。特權階層生活在壁壘森嚴的社區中，不參與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體系。

　　由於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正受到上文中曾經簡要提及的那些重大變化的影響，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經成為分析和回應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大約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數工業勞動者（主要是在制造業）都從事體力勞動。如今，信息技術已經徹底改變了制造業的性質，大幅度地減小了對無技能勞力的需求量。計算機輔助設計和用戶化、自動化的存儲和分配系統，以及生產單位、銷售單位與客戶之間的聯網，取代了以前需要手工進行的工作。今天，在發達國家中只有不到20％的勞動力從事制造業的工作，而且這一比例仍在不斷縮小。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正在消失。與此同時，主要集中在煤礦、鐵礦、鋼鐵冶煉廠和造船廠等周圍的古老的工人階級社區也已經發生了性質上的轉變。

　　有些重新獲得了生機，另一些則逐漸衰敗了。正像城市中心的貧民區一樣，這些社區從更加廣闊的社會中孤立出來。如果其中又有許多少數民族群體，那麽種族偏見將進一步強化這一排斥過程。正像美國城市長期以來的情況那樣，歐洲城市也正在吸收大量的外國移民，這使得倫敦。巴黎、柏林、羅馬和其他城市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窮人”群體。因此，經濟上的排斥性總是涉及到物質和文化兩方面的含義。在衰敗的地區，房屋年久失修，工作機會的缺乏導致缺乏求學動力，並因此造成社會不穩定和組織瓦解。在倫敦老城這個英國最富裕之地周圍的一些市政房產里居住的人群中，有60％處於失業狀態。而正好附近的城市機場卻無法招募到自己所需的技術工人。

　　包容性與排斥性

　　排斥性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是把屬於某些群體的人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的機制。對於上層社會而言，自願排除的驅動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是遠離社會的必要條件，但卻從來不能完全解釋這些群體選擇如此行為的原因。與社會底層的排斥性不同，社會上層的排斥性不僅是對公共空間或社會團結的威脅，而且兩者之間還存在著因果性的聯系。我們從某些國家如（巴西和南非）中出現的更為極端的例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兩者是一起出現的。因此，限制精英的自願排斥對於在社會底層營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許多人認為特權集中在上層社會是在所難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正在廣為蔓延。比如，在美國，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間，有60％的收入集中在僅占人口1％的少數人手中，而總人口25％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在三十年時間里幾乎沒有什麽變化。英國也表現出相似的情形，只不過沒有這麽極端罷了。目前，收入最高的勞動者與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是五十年來最高的。雖然從實際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處境都比二十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窮的10％的人卻發現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下降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趨勢必然會持續下去或者是日趨惡化。技術創新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因素，或許這種趨向於越來越不平等的趨勢在某一時空環境下會發生完全的逆轉。無論如何，這些趨勢比表面看起來更為覆雜。正像一些特別認真而詳盡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在某些發達國家，不平等現象在過去三十年間是逐漸緩和而不是日趨嚴重了。當然，我們無法準確地了解關於收入的統計資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因為衡量第二經濟（secondaryecono－m)的努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猜測的水平上。這種經濟可能會增加不平等，但它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為易貨貿易和私下的現金交易更有可能在窮人之間進行。最後，那些長期處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統治之下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表現出更為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現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新西蘭和英國。

　　談到美國問題，政治問題專欄作家米基·考斯（MickeyKaus）建議在“經濟自由王義”（economicliberalism）和“公民自由主義”（ivicliberalism）之間作出區分。貧富差距將會繼續擴大，而且沒有人能夠阻止這一趨勢。但是，公共領域可以通過“公民自由主義”而得以重建。考斯在這一點上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公共空間被不斷掏空的趨勢可以得到逆轉，而且，解決上層對其他群體的社會排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當然，經濟不平等肯定與排斥性機制不無關系，我們不應放棄降低這種不平等的努力。

　　在歐洲範圍內，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福利開支的可持續程度。福利國家本身可能需要徹底的改革，但福利制度的確應當對資源分配發生影響。我們還可以考慮其他策略，其中有些策略的適用範圍可能還非常廣泛，比如雇員持股方案。這種方案的再分配意義是非常大的。這些福利措施對收入分配狀況產生的基本影響之一，就是提高性別平等的程度。

　　在福利制度的影響下，不平等現象是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這再一次反駁了“社會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這一簡單的說法。家庭的變遷會影響到不平等的結構。在1994—1995年期間，英國占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中有一半是屬於一個人從事全職工作或夫妻二人都從事全職工作的情況。新的不平等模式不完全是既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對之發生影響，比如支持單親家長進入勞動力市場。

　　“公民自由主義”——也就是對公共空間的重塑——仍然必須成為上層的包容性社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自由主義如何才能得到覆興或者維持呢？成功地培育起世界性國家（cosmopolitanation）是一條途徑。那些認同自己為某一民族共同體的一員的人們，更有可能承認自己對該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負有某種責任。培育一種負責任的商業氣質也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從社會團結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群體不只是那些新興的商界巨頭，也包括專業的和有錢的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最靠近脫離公共空間的分界線。提高公共教育的質量、維持一套資源充足的保健服務體系、推行安全的公眾娛樂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這些原因，我們不應當把對福利國家的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營造一張安全的大網。只有一種造福於大多數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夠產生出一種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種消極的內涵而且主要面向窮人（就如美國的福利制度那樣），那麽它必然會導致社會分化。

　　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高於其他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但是，即使是在美國這個競爭性個人主義的發源地，也有理由希望“精英的抵抗”是能夠受到制約的。社會學家阿蘭·伍爾夫（AlanWolfe）在其最近的研究中發現，很少有證據表明美國的中上階層正從更大的社會中退出。他發現，在美國對社會正義的支持的基礎是廣泛存在的，這種支持“既來自於保守的天主教徒，也來自於東海岸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已經太過火了：

　　讚成在其學科中貫徹自由放任觀點的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大公司的常任經理們的高薪即使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終也會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因為無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報酬的經理們都不能為任何人的實際利益服務。但是，從美國中產階級的觀點來看，過高的公司管理層薪水更有可能被視為自私的表現，而自私的個人和組織由於失去了平衡，將威脅到社會秩序的經脈。

　　我們不難設想出對公共空間產生積極影響的（而不是侵蝕公共空間的）政策。例如，保健應當適應幹大多數選民的需要。“保健”一詞在這里可以作寬泛的理解，與後面將會提到的積極福利概念相對應。比如，減少環境污染就是一種普遍性的福利。實際上，生態策略是關於生活方式的論爭中的關鍵因素，因為大多數生態利益都是跨越階級的。

　　正像社會上層的排斥性一樣，社會底層的排斥性也是可以自我再生的。我們必須設法制定策略來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

　　幫助缺乏基本技能和資格的成年人獲得它們，幫助技能已經落伍的人們更新它們，提高所有那些由於長期失業而陷入悲觀失望心境的人們的自信心，這些都是絕對重要的。缺乏專業技能的人陷入失業狀態的可能性是具有較高學歷者的五倍；最後，就業機會又總是流向那些具備就業能力的人。

　　教育和培訓已經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家的新口頭禪。托尼·布萊爾在總結本屆政府的工作重點時，把優先權賦予“教育，教育，教育”，這已經成為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對改進過的教育技巧和技能培訓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對貧窮群體來說是如此。誰能夠否認任何社會都渴望自己的人民受到高素質的教育呢？

　　今天，教育投資已經成為政府的一項勢在必行的任務，它是“可能性”（或機會）再分配的一個重要基礎。但是，認為教有能夠直接減少不平等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在美國和歐洲進行的大量比較研究表明：

　　教育更體現著更大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要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從根源上入手。

　　進入到整個勞動力行列，而不僅僅是狹義的“工作”（job），對於消除非自願性排斥來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勞動（WOrk）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它為個人創造了收入，賦予個人一種穩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並為整個社會創造了財富。但是，包容性這一概念的涉及面必須超越於勞動之外。這不僅是因為：許多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段時間不能進入勞動力行列，而且還因為：一個完全受勞動倫理支配的社會必定是缺乏生活吸引力的。一個包容的社會必須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時還必須為人們提供出多樣性的生活目標。

　　傳統的扶貧項目必須為以社區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參與成為可能，而且還會更加有效。社區建設必須重視支持網絡、自助以及社會資本的培育，使這些因素成為促成低收入社區經濟覆蘇的重要資源。與貧困作鬥爭要求注入一定的經濟資源，但這些資源應被應用於支持當地的項目。使人們陷入福利之中而不能自拔將會把他們排除出更大的社會；而通過減少福利來迫使個人尋求工作則會導致更多的人湧入本來就已經十分擁擠的、低收入勞動力市場。社區建設則主要關注個人和家庭面臨的多重問題，包括工作質量、保健與幼兒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積極的福利社會

　　近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像“福利國家”那樣使左翼和右翼表現出如此截然對立的立場：一方對它讚美有加，另一方則對它無情批判。“福利國家”這個（在60年代以前並不常見的、而且也為英國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師威廉·貝弗里奇本人所極度不喜歡的）概念的形成，實際上經歷了一段覆雜多變的歷史。它的起源遠遠背離了左派的理想。實際上，創立福利國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驅散社會主義的威脅。19世紀末在德意志帝國創建社會保險制度的統治集團對自由放任經濟學的輕視程度並不亞於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鄙視。但是，梅斯麥模式被許多國家爭相效仿。貝弗里奇於1907年訪問德國，其目的就是學習這種模式。③今天存在於許多歐洲國家的這種福利國家模式，正像民族一國家的公民身份中包含的許多內容那樣，是在戰爭中、並且在戰爭的促使下產生的。

　　卑斯麥在德國創立的制度通常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古典形態。但是，德國的福利國家通常與一個由第三部門的群體和組織構成的覆雜網絡有關，政府機構借助它們的力量來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幫助它們達到各自的社會目標。在幼兒保育等方面，第三部門的團體幾乎壟斷了提供服務的機會。德國的非營利部門在福利國家成長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得到了發展。各個福利國家與第三部門相結合或者是依靠第三部門的程度各不相同。比如，在荷蘭，非營利性組織是社會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而瑞典則很少利用非營利性組織。在比利時和奧地利則正像在德國一樣，有將近一半的社會服務是由非營利性團體提供的。

　　荷蘭政治學家基斯·凡·克斯伯根指出：“（圍繞福利國家問題展開的）當代討論的主要洞見之一，就是認識到把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之間等同起來是非常錯誤的。”他詳細考察了基督教民主主義對歐洲大陸福利制度和社會市場之發展的影響。基督教民主黨派的前身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德國、荷蘭、奧地利以及法國和（程度稍弱的）意大利占據重要地位的天主教黨派。天主教工聯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當做自己的敵人，並試圖通過強調勞資協同經營制度和階級調和而按照自己的立場來圍剿社會主義。羅納德·里根1981年關於“我們已經讓政府行使了原來曾經是志願者擔當的那些職能”的抱怨，在歐洲的天主教傳統中可以找到更早的共鳴——認為教會、家庭和朋友是社會團結的主要源泉，國家只有在這些制度未能很好地履行其職責時才應當插手。

　　在了解了福利國家的充滿難題的歷史之後，第三條道路政治應當接受右派對福利國家提出的某些批評。現在這種依賴於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動機是保護和照顧，但是它沒有給個人自由留下足夠的空間。某些類型的福利機構是官僚化的、脫離群眾的、沒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濟有可能導致違反設計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結果。但是，第三條道路政治並不把這些問題看成是應剔除福利國家的信號，而把它們視為重建福利國家的理由。

　　財政問題僅僅是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困難之一。在大多數西方社會中，一定比例的福利開支在過去十年中基本保持著穩定。在英國，直到70年代末期，福利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份額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一直保持著穩定的增長。從那時以後，它一直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雖然總的數字顯示出，在福利開支的分配和福利收入的來源上存在著一些變化。如果我們考慮到幾屆撒切爾政府都決定削減福利預算，英國在福利預算上的再度提升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教育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從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的5．2％。但是，同期的保健服務開支卻有所上升。在1975年，保健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3．8％，而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5．7％（盡管仍然低於其他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公共住房開支的削減幅度最大，從1975年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2％下降到二十年後的2．1％。正像別的國家一樣，英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地增加。

　　在1973一1974年間，社會保障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2O，而這一數字在1995－1996年間已經上升到11．4％。社會保障開支在這一時期的實際增長超過了一倍以上。這一增長背後的主要潛在因素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有工作的窮人數量增加，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單身家長和老人總數的增加。

　　同樣的發展趨勢影響了所有的福利體系，因為它們都經歷了覆雜的結構變遷。這些變遷給那些更加大包大攬的福利國家——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問題。北歐的平等主義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根源，而不僅僅是“普世主義”的福利國家的產物。公眾對高額稅收的認可程度高於大多數其他西方國家。但是，盡管北歐國家率先推出了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但每當失業率上升的時候，正像在芬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福利系統必然會承受額外的壓力。就它的相對規模而論，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的福利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大雇主——特別是婦女的大雇主。但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北歐各國在就業上的性別隔離（sexualsegregation）比大多數其他工業化國家都更為嚴重。

　　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是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福利制度的主要理由之一，他們認為這使人們對福利系統產生了普遍的依賴。他們對許多人依賴國家福利生活這一事實的擔憂不無道理，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采取一種更加覆雜的眼光來看待正在發生的這一切。福利處方往往只是次級的選擇，或者可以說它導致了道德公害（moralhazard）的情勢。

　　道德公害這個概念在對私人保險中的風險問題的討論中得到廣泛的運用。當人們憑借保險的保障來改變自己的行為、從而重新界定其為之投保的風險時，道德公害就產生了。與其說是某種形式的福利供給創造了依賴性的文化氛圍，倒不如說是人們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為他們提供的機會。比如，本來是用來解決失業問題的福利救濟，如果它們被人們利用、使之成為逃避勞動力市場的避風港的話，就會在事實上制造出失業。

　　在瑞典福利制度的背景下從事研究的經濟學家阿瑟·林貝克（AssarLindbeck）指出：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國家有義務為受到失業、疾病、殘疾或其他福利制度涵蓋的風險影響的人們提供慷慨的援助。但這里出現了一個兩難困境：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濟越多，發生道德公害和欺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他認為，道德公害從長期而論會比短期更甚。這是因為時間一長社會習慣就形成了，人們又以此去界定什麽是“正常的”。這樣，對福利救濟的嚴重依賴就不再被認為是依賴，而變成了“預料中的”行為。這種情況將導致的結果包括：申請社會救濟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借口健康原因而不去上班，主動尋找工作機會的人越來越少。

　　福利制度一經建立，便成為一套具有自身邏輯的自主系統，而不管能否達到設計者期望的目的。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人們的預期就被“鎖定”而相關的利益集團就得到保護。例如，那些試圖改革本國養老金制度的國家便遭遇到了一致的抵抗。人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反對理由：我們應當得到養老金，因為我們老了（已經60歲或者65歲了），我們已經繳納了應交的稅費（雖然它們可能並不足以覆蓋養老金開支），以前的人都得到了養老金，每一個人都會有退休的那一天，等等。但是，這些制度性問題的郁積本身就是需要進行改革的一種征兆，因為福利系統如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需要既積極又負責地回應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趨勢。

　　正是因為存在著一個由福利系統本身創造出來的並且又受其保護的利益集團，福利制度改革不是那麽容易實現的。但是，為福利國家制訂一份激進的改革綱要卻是可以做到的。

　　正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福利國家與其說是資源的會聚點，倒不如說是風險的所在地。使社會政策能夠成為社會整合之基礎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特權階層反過來發現，在與社會底層的人民一道重新分配風險的過程中，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但是，福利國家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蓋那些新型的風險，比如與技術變遷、社會排斥或者不斷增加的單親家庭有關的風險。其間的脫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福利所涵蓋的風險並不符合需要，另一種是受到福利保護的群體本不是應予保護的。

　　福利改革應當認識到我們在前面關於風險的討論中已經指出的那些要點：有效的風險管理（不論是個人性質的還是集體性質的管理），並不僅僅意味著減小風險或者保護人們免受風險影響；它還意味著利用風險的積極而富有活力的方面，並為風險承擔（ristaking）提供必要的資源。積極的風險承擔被認為是企業家行動中的固有因素，但是，我們還應當認識到這也同樣適用於勞動力。決定去工作並且．放棄福利救濟，或者選擇某種特殊行業的工作，這些都是承擔風險的行動，但是這種風險承擔往往對個人和更大的社會都有利。

　　貝弗里奇在他於1942撰寫的《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報告》中，公開向匱乏、疾病、無知、骯臟和懶惰宣戰，此舉使他名氣大震。這就是說，他側重關注的幾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面。今天，我們應當倡導一種積極的福利（positivewei－fare），公民個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機構也應當為這種福利作出貢獻，而且，它還將有助於財富的創造。福利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而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它關乎到人的幸福。因此，經濟上的利益或好處本身幾乎從來都不足以創造出幸福。這不僅意味著，種種其他情景和影響（而不是福利體制本身）產生了福利，而且還表明，福利制度還必須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心理利益的培育。我們可以舉出一些非常平常的例子，比如，商討一建議有時可能比直接的經濟支持更有幫助。

　　雖然這些命題聽起來似乎有些遠離福利系統的現實關注，但是，它們與福利改革的每一個方面都具有相關性——或者說，都有助於闡明這些方面所涉及的內容。基本的原則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資助。為了取代“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應當提出“社會投資國家”（socialinvestmentstate）這個概念，這一概念適用於一個推行積極福利政策的社會。

　　在最近的關於福利問題的文獻中，用“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約定的基調。在第三部門的機構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們應當在提供福利服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資金的做法應當讓位於更加地方化的分配體制。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我們應當認識到，福利供給的重組應當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

　　社會投資戰略

　　由於通常被納入福利國家這一標題之下的制度和服務是非常龐雜的，我將只討論社會保障。就此而言，社會投資國家應當確立什麽樣的目標呢？讓我們選擇兩個基本的領域來加以探討：為老年人和失業者提供的服務。

　　談到老齡問題，通常在其中展開關於養老金支付問題討論的範圍是有限的，有一種激進的觀點建議突破它。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而且據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養老金可以被比喻為定時炸彈。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養老金投入已經超出了這些國家的負擔能力，甚至對合理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威脅。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一困難，乃是因為它們積極地縮減了國家的養老金投入。在英國，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是與平均物價指數而不是平均收入掛鉤的。

　　國家提供適當水平的養老金是非常必要的。支持強制性儲蓄也有充分的理由。在英國，按照平均物價指數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來確定養老金的水平，如果沒有其他的法定供給渠道的話，很可能會使許多退休人員陷入窮困潦倒的境地。一位在1998年年滿50周歲而到65歲退休的男士，將獲得僅僅相當於男性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養老金。而許多人既沒有職業養老金，也沒有私人養老金。其他一些國家已經提出了更加有效的策略。現在已經有了許多把國家資金和私人資金結合起來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的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推廣的。例如，芬蘭實行的養老金制度，就是把國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與收入掛鉤的養老金同法定的私人部門供給結合起來的成功範例。

　　但是，養老金所涉及到的問題並不限於由誰來支付、支付多少、以及通過什麽方式來支付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還應當與更深一層的思考結合起來，比如：重新思考老齡究竟意味著什麽？更大的社會的變化對老人的處境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積極福利在這里，如同在其他情境中一樣，也是適用的，因為僅僅考慮經濟利益是不夠的。老齡問題是一種貌似舊式風險的新型風險。老齡化過程在過去比今天要更加消極，其意味著把逐漸老化的身體視為一種不得不加以接受的事實。而在更加積極的、更具有反思性的社會里，老齡化不論在身體層面還是在心理層面上都已經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過程。不僅對個人而言，而且對整個社會而言，進入老年這一事實所呈現出來的機會，至少與它所帶來的問題一樣多。

　　在達到退休年齡時才開始發放的養老金，以及“養老金領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國家的發明。但是，這些概念不僅與新的老齡化現實難以合拍，而且很明顯地表現出依賴福利的色彩。它們表現出能力的喪失，而且，從這些概念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出許多退休人士為什麽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當退休制度最初把“老年”定位在60歲或65歲的時候，當時的老年人的處境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在1900年，一位20歲的英國男子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62歲。

　　我們應當逐步廢除固定的退休年齡，而且我們應當把老年人視為一種資源而不是一種負擔。養老金領取者這一概念將會消失，因為它將與相應的養老金分離開來：規定必須到達“有資格領退休金的年齡”才能享受養老金福利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人們應當可以自行選擇使用這筆資金的時間，這不僅使他們可以在任何年齡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為他們提供教育經費，或者在需要撫育幼兒時減少工作時間。如果個人既可以選擇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選擇多工作一段時間，那麽廢除強制性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就將是中性的。如果一個國家已經過度支付了對未來的許諾，那麽它所能承擔的將不足以支付養老金，而且，在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之間應達到什麽樣的平衡也將無法確定。但是，可以看出在養老金問題上的確還存在創新性思維的空間。

　　一個社會如果把老年人歸入到退休者群體，從而把他們同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隔離開來，那麽它就不是一個包容性的社會。哲學保守主義在這里也是適用的：老年不應當被看成是一個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階段。柏克曾經有過這麽一段著名的評論：“社會是一種夥伴關系，這不僅意味著活著的人之間是夥伴關系，而且意味著活著的人、死去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之間也是夥伴關系”。在一種相對而言比較世俗的情景中，集體性養老基金這一制度構想，正是以這樣一種夥伴關系為前提的，這種制度將成為代際溝通的渠道。但是，代際間的契約顯然應當比它更為深入。年輕的一代應當以年長者作為他們的模範，而年長者則應當認為自己是為年輕人服務的。在一個已經不存在差序格局並且已經不再把年齡視為智慧的標志的社會中，這些目標是否還具有現實性呢？有好幾個因素決定了它們可以是現實的：“老年期”已經變得越來越長；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因此老年人也越來越成為社會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最後，老年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工作和社區活動，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與年輕人建立聯系。

　　衰弱的老人——即需要有人不間斷地加以照顧的老人——的情況導致了更加覆雜的問題。在今天的英國，8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人數是1900年的20倍。與二三十年以前的同齡人相比，今天的“年輕點J［的老人”的生活境況已經有了明顯的改觀。“年長些胡老人，側面臨著不同的情況，其中有些人沒有充足的經濟來源。為衰弱的老人提供什麽樣的共同資源，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性計算的問題。在這里，我們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包括非常基本的倫理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書的討論範圍。

　　失業問題又怎麽樣呢？充分就業的目標還具有什麽意義嗎？在就業與取消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之間，是否像新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存在著一種直接的交易平衡關系？是否確實存在著一種與美國的“工作奇跡”（bsmiracfes）形成鮮明對照的“歐洲硬化癥”（Eurosclerosis）呢？我們首先應當指出：把“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作簡單的類比是不可能的。正像經濟學家斯蒂溫·尼克爾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多樣化的特性。在1983－1996年這一段時期，歐洲經合組織（OECD）各成員國的失業率差別很大，從瑞士的1．8％到西班牙的20％。在經合組織各國中，有30％的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失業率低於美國。而且，其中失業率最低的國家如奧地利、葡萄牙和挪威）並不是因為它們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最少。對勞動力市場的嚴格管制，比如嚴格的就業立法，並不會對失業造成強烈的影響。較高的失業率與慷慨而（最終是）無限制地發放救濟金，與勞動力市場末端的低教育水準——排斥性的一種現象——有著直接的關聯。

　　第三條道路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推行取消管制的政策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應當維持在歐洲的水準上而不是向美國看齊；但是，應當把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資源的投資上。如果福利制度誘發了道德公害，那麽這種制度理應得到改革；同時，新的承擔風險的態度應當得到鼓勵。這種鼓勵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設立激勵機制來實現，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通過設定法律義務的方式來實現。

　　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簡要評論一下“荷蘭模式”，這種模式有時被認為是使社會民主制度成功地適應於新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的一個範例。大約十六年以前，這個國家的各個主要工會在瓦森納（Wassenaar）締結了一項協議，一致同意用調整工資來換取日漸減少的勞動時間。結果，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間下降了30％，而國家的經濟卻獲得了迅猛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是在1997年失業率低於6％的水平上取得的。

　　但是，如仔細觀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至少在工作機會的創造和福利改革方面，荷蘭模式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富有吸引力。在荷蘭，許多在其他國家被算作失業的人，是依靠傷殘救濟金生活的。在這個國家，被登記為不適合工作的人數多於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目前，該國15－64歲人口中從事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只有51％，低於1970年的60％，更低於歐洲67％這一平均水平。在過去十年新創造的工作機會中，90％都是兼職工作。荷蘭的社會保障支出與國民收入之比居歐洲各國之冠，而且，該國的福利系統正承受著十分巨大的壓力。

　　創造工作機會的戰略和設計勞動力市場之未來的戰略，必須面對新的緊迫的經濟局勢。就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標準而言，公司和消費者都越來越趨向於在世界範圍來開展自己的活動。消費者是在世界範圍內購物，也就是說，商品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因此，“最佳”商品或服務與它們的產地之間已經沒有了種屬性的關聯。達到最佳標準的壓力也日益施加於勞動力身上。在某些情境下，這種壓力會加深社會排斥的過程。分化將不僅存在於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或高技術勞動與低技術勞動之間，而且存在於其思維局限於本地的人和具有全球性視野的人之間。

　　對人力資源的投資，是主要經濟部門中的企業所擁有的最主要的縮小社會差距的資源。在美國開展的一項研究比較了不同工業門類中的700家大型企業。其結果顯示，即使是在人力資源投資指數上的一點微弱變化，也有可能使股東增加41，000美元的回報。商業分析專家康特爾（RosabethM．Kanter）指出了政府政策有助於創造工作機會的五個主要領域。應當支持事關小企業啟動和技術創新的企業家主動性。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的許多國家，仍然過於信賴已經站穩腳跟的經濟機構（包括公共部門）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的作用。在一個“消費者為生產者而購物”的世界上，如果缺乏由企業實施保障的新思維，就會缺乏競爭機制。企業是工作的直接來源，它還推動著技術發展，並且在過渡時期為人們提供自已經營的機會。政府的政策可以為企業家提供直接的支持，其方式既可以是幫助創造風險投資，也可以是通過重新調整福利制度來保障陷入困境的企業的利益，比如允許企業兩年或三年交一次稅，而不一定非得每年都交稅。

　　政府需要強調終身教育，以便能提出一些配套的教育項目，使人們在童年時期就可以開始受教育，而且這種受教育的過程可以一直持續到老年時期。雖然特殊技能的培訓是必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認知和情感能力的培養。政策的取向，不是要讓人依賴無條件的福利，而是要鼓勵儲蓄。利用教育資源以及其他個人投資機會。

　　公共的項目夥伴關系（publicpfoectpartnershi）能夠使私營企業在原來是由政府提供的各類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同時又保證公共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相應地，公共部門也可以提供幫助企業繁榮的資源，如果沒有這些資源合作項目就會失敗。康特爾指出，在美國，以工作來提供福利的規劃常常因為交通問題碰釘子。一些公司雖然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是，由於缺乏適當的交通工具，人們並不能去就業。

　　通過統一的教育標準，或者通過具有靈活性的養老權利，政府的政策能夠增強流動性。比如說，更高程度地協調教育實踐和教育標準，對世界性勞力（cosmopolitanlabourforce）來說，就是值得企盼的。某些全球性的大公司現在已經有了招聘人員的統一標準，但是政府需要走在前頭。至於其他領域，協調性也並非教育多樣化的大敵，甚至相反，還可以成為教育多樣化得以持續的條件。

　　最後，政府應該鼓勵家庭般親密的工作環境政策。這也可以通過公私合作來實現。比如，就如公司的情形一樣，在兒童照料的程度方面，各個國家的差異是很大的。不僅是照料兒童，在其他如電子通訊、公休日工作等領域的就業機會，也都可以幫助人們在工作與家庭生活兩者之間尋求和諧。企業越是重視人力資源，就越會在能否營造最佳的。家庭般親密的工作環境上展開競爭。政府如幫助企業實現這個目標，就也會吸引企業對自身內部投資。

　　這樣一些策略，能在通常意義上產生出充分就業（有足夠多的好工作在那里等著每個想得到它的人）嗎？沒人知道這答案，但似乎是不能。在西方經濟中，全日制或長期性的工作的比例正在減少。如果我們比較的不是工作位置的數目（numberofjobs）而是勞動的時間（hoursofwork），那麽，我們就會發現，英美式的“充分就業型經濟”與德法式的“高失業型經濟”之間的區別，不是那麽涇渭分明。在1986一1996十年期間，德國和美國新增了同樣多的穩定而報酬尚佳的熟練工作，即都是2．6％。同一時期德國的勞動生產率翻了一倍，而美國卻僅僅提高了四分之一戶

　　。

　　既然沒有人敢說全球資本主義將來能否創造出充分的工作，那麽以為它真能做到這一點並因此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就是愚蠢的。而對生產不起副作用的、對工作的“積極的再分配”是否可能呢？如果局限在政府所規定的工作周時間以內考慮問題，就大概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框架內的困難我們已經很熟悉了。但是，如果從更廣的情境中思考，我們甚至不必提出“工作的再分配是否可能”這樣的問題，因為它已經在更廣的範圍上發生了，問題只是如何培育它的積極方面。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實驗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格勒諾布爾的工廠做的。這個工廠一周七天都24小時開工，雇員們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只有30小時，但是他們得到的工資卻相當於他們幹了375小時。勞動生產率在這里有了持續性提高。

　　既然公民文化的覆興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項基本抱負，政府積極介入社會經濟就是有意義的。實際上，如果考慮到充分就業難題的話，已經有人把這樣一種選擇以尖銳的方式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要麽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經濟中，要麽就得面對“違法文化”（Outlacultures）的不斷增長。可供選擇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包括前面提到過的“時間一貨幣”項目和隱性工資制度（Shadowwages，即在社會經濟領域里按小時計算稅收）。正像歐洲各地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尋找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之外對社會作奉獻的機會。如果社會能夠尊重和酬勞這種奉獻並將它擺在與有報酬的就業一樣的位置上，就將同時產生個人認同和社會凝聚力。”

　　總之，一個積極改革的福利國家——積極福利社會中的社會投資國家——應當是什麽樣的呢？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與其他機構（包括企業）一起通過合作來提供。這里的福利社會木僅是國家，它還延伸到國家之上和國家之下。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從來都不是中央政府一家的事，但這件事無疑是與福利直接相關的。在積極的福利社會中，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發生了轉變，因為自主與自我發展——這些都是擴大個人責任範圍的中介——將成為重中之重。這種基本意義上的福利不僅關注富人，而且也關注窮人。

　　積極福利的思想將把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個消極的概念都置換為積極的：變匱乏為自主，變疾病為積極的健康，變無知為一生中不斷持續的教育，變悲慘為幸福，變懶惰為創造。

　　第五章 邁向全球化的時代

　　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為國家尋找到一種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純粹的市場”來維系自身的存在。市場在整合為一體的同時也分化為碎片：這是一個有著一千個城市一國家讓步的世界，人們預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穩定而危險的。作為一種穩定性的力量，作為對不斷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過程的抗衡，重申民族一國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認同（identity）與歸屬（belongin）之間顯然存在著潛在的差異。將從屬於一個民族視為一種良性力量的現實性究竟有多大？畢竟，民族一國家與民族主義具有兩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種公民的整合機制，但民族主義卻會變得十分好戰，民族主義者的狂熱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已經導致了許多毀滅性的沖突。

　　民族主義中那些容易導致糾紛的因素當然並不會消失。但是，我們需要不斷加以完善的是一種更加具有世界大同色彩的民族觀。這種世界大同主義是消再各個民族一國家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之可能性的理由和條件。“強國”曾經是為戰爭作好最充分準備的國家。在今天，這個概念的含義必須得到改變：一個有足夠自信的國家是接受對主權加以新的限制的國家。

　　世界性國家

　　民族一國家的形成始於它們發展出明確的“邊界”（bor－ders），以取代更傳統的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模糊的“邊疆”（frontiers）。邊界是在地圖上畫出的精確界線，而且任何侵犯邊界的行為都被看成是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一種損害。現在，國家再一次擁有邊疆而不是邊界，但其中的原因卻與過去不同。早期的國家擁有邊疆乃是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政治機器；它們無法使國家的權威直抵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當代國家的邊界之所以逐漸又演變為邊疆，乃是因為它們與其他地區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而且，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與各種跨國集團的交往之中。

　　歐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但邊界的弱化也同樣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只有當民族認同能夠寬容地對待矛盾的心理或多樣化的關系的時候，它方可成為一種能夠發揮良性影響的因素。同時作為英格蘭人、不列顛人和歐洲人並且擁有某種世界公民的整體感的個體公民，有可能會把上述身份中的某一種作為自己的主要歸屬，但這並不會妨礙他們也承認其他的身份。排外式的民族主義則正好相反：民族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這種民族主義具有文化保護主義的特點，它認為自己的民族擁有一種“天命”，其不僅使自己有別於其他民族，而且也使自己優於其他民族。但是，各個民族其實並沒有什麽天命，而且所有民族都毫無例外地是“混血民族”。從其本性上講，民族不是某種給定的一成不變的實體，而且，不論它們與某些早期的族群共同體有著多麽悠遠的聯系，各個現代民族都產生於相對而言較為晚近的歷史中。它們都是由多樣化的文化碎片重新整合而成的。

　　在其關於民族主義的著作中，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David Miller）擺出了同兩種廣為散布的關於民族和民主主義的左派觀點進行論戰的架勢。第一種觀點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感情或情緒的產物，缺乏理性的內涵。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民族主義從本質上講是政治右翼的一種教條，其對左派價值抱著敵視的態度。米勒指出，那些堅持這兩種觀點的人把民族主義看成了鐵板一塊，而實際上，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其實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民族性的原則”有賴於一系列主張。民族認同是個人認同的一種有效資源；將作為某一民族的一員視作自我認同的要素的個人，不會承受錯位的痛苦。對他們來說，以自己歸屬於某一民族來保護自己的個人認同，以對抗那些可能會威脅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體，置身其中的人對其他成員負有某種特殊的義務，而他們對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則不必負有這種義務。民族是一個自我決策的中心：民族應當發展演變成國家結構，在其中公民得以就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務自行作出決定。

　　由於某些其他特殊的性質，民族以一種特別的力量把這三者結合到一起：

　　民族不是志願性的組織，而是其大多數成員均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的共同體，這樣，我們就與我什柏青同胞一起被捆綁到這樣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中；而且，這些共同體……還認為自身是在歷史中不斷延續的，所以，我們不僅對當代人負有義務，而且對過去和未來的成員也負有義務，當我們試圖鑄造能夠包容多元主義和當代文化的易變性的民族認同時，我們也必須堅持民族性的原則。但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民族的觀念能夠與族群和文化多元主義兼容嗎？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保守的民族主義認為“一元的民族”必須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單一的民族”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而且必須得到嚴格的保護，使之免受文化污染。正像一位右翼作家所指出的那樣，民族共同體的代價就是“聖潔、偏狹、排外以及這樣的一種感受：生命的意義取決於服從以及對敵人的警惕，自由論者所持的激進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某些左派人土的觀點則完全不同，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文化多元主義，以此來拓寬社會團結的範圍。根據這種觀點，民族認同並不具有高於其他文化主張的優先權。實際上，民族認同經常被認為是來歷不明和人為建構的，並且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

　　文化多元主義

　　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是，特殊的群體關系不一定會損害民族認同。個人和集體所擁有的許多忠誠感——比如對其鄰里或宗教的忠誠感——都不一定會同民族歸屬相沖突。由於其內聚性，族群認同以及某種情況下的宗教認同造成了最大的難題。但是，當涉及到這些群體之時，徹底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很有誤導性。族群認同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它絲毫也不亞於民族認同。所有的族群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運用權力的結果，並且是從多樣化的文化資源中創造出來的。在族群的領域，正像在民族主義的領域中一樣，不存在所謂的純種。而且，徹底的多元文化主義恰好假定了那種它假裝要摒棄的民族共同體的存在。

　　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意圖完全是值得讚揚的：它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剝削被壓迫群體。但是，如果缺乏廣泛的民族共同體的支持，或者缺乏一種超越於任何特定群體的主張或不滿之上的社會正義感，這一點是無法實現的。人們“對大多數人的公平感的依賴程度遠遠超出多元文化主義者的理解，而且，如果提出公平需求的群體拒絕認同他們所屬的、有更多的人在其中的共同體，這種公子感就很容易大大降低”。

　　當然，人們可以認為目前的社會趨勢削弱了建構世界性民族的可能性。我們在上文中提到過的碎片化難道不正是當前的現實嗎？這種碎片化一方面伴隨著民族認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沖擊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隨著區域性的國家分裂。在歐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分裂。誰知道比利時能否保持統一，意大利北部是否會同南部分離，或者巴斯克人是否會單獨組成一個國家呢？

　　但是，碎片化並不能概括當前的所有趨勢。在德國，原來的兩個國家現在已經統一為～個國家，而同樣的情況最終也有可能發生在朝鮮半島。“部落文化”在某些地區和背景中正在逐漸衰落而不是增強。比如，北愛爾蘭的種族沖突在歐洲是非常特殊的現象，而且，就在本人寫作本書的同時，一種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律方案已經呼之欲出。

　　世界性民族是一個積極的民族；民族建構（n－tio building）在我們這一代應該具有與以往不同的含義，以往它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過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其他民族對抗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正像科萊門(inda Colley）已經指出的那樣，就英國的情況而言，主要是對天主教法國的敵視。今天，民族認同必須在一種合作的環境下維持自身，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它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高度的內聚性，而其他類型的忠誠也可以與之並存。這意味著，就像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民族認同的建構更具開放性和反思性；其標示出了民族及其價值取向的獨特性，但並不如過去那樣視民族為當然。

　　隨著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對地方自主的要求則越來越堅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認同不得不接受重構。“我們是誰？”這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答案。“不列顛民族”（Britishness）便是這樣的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像政治思想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評論的那樣：“我是一個沒有通用國名的國家的公民。”許多人在說“英格蘭”（England）時實際上指的是“不列顛”（Britain），而有時則正好相反。嚴格地講，“不列顛”（Britain）與“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並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同幹“聯合王國”（UnitedKingdom，包括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人權力下放將強化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感，實際上蘇格蘭很可能會要求完全的獨立。如果解決北愛爾蘭問題的法律措施產生了作用，那麽北愛爾蘭將同愛爾蘭和英國兩方同時保持政治上的聯系。問題的覆雜性還不止於此：英國有著大量的種族和移民來的少數族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它的殖民主義歷史的遺跡。這種嚴重的異質性將挫敗所有重新塑造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認同的努力，但其本身卻並非是一種障礙。毋寧說，它恰好體現了“世界性民族”的真正含義的一個方面。

　　移民是許多國家都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歐洲國家現在也比二十年以前擁有更多的異族人口。比如，德國實際上也是一個移民國家，盡管名義上並非如此。它的人口結構在很短的時間里發生了急劇變化。1990年來到德國的移民是來到法國的移民人數的4倍，並且是來到英國的移民人數的8倍。德國在1995年接收了110萬移民，而同一年移民到美國的人數則只有72萬。

　　移民問題向來都是滋生種族主義的肥沃土壤，盡管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往往可以給接受國帶來許多好處。移民往往渴望工作，而且通常都比當地人更加勤奮。他們都希望過上幸福的生活，在營造這種生活的過程中，他們成為消費者，由此創造而不是侵占了工作機會。正是可能導致憎恨或仇視的文化差異，對整個社會有一種激勵的作用。

　　那些為了開放邊境而在1985年《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上簽字的國家，正在呼籲擁有“對外邊界”的歐盟成員國要更嚴格地巡查這些邊界。在1998年6月，法國向其與意大利之間的邊境線上增派了警力，目的是阻止庫爾德難民入境。德國也要求在意大利境內設置沿路邊檢站；它還對其與波蘭之間的邊界加強了控制。縱然如此，《申根協定》還是造成了來自南斯拉夫以及後來來自阿爾巴尼亞的逃亡者的大批湧入。

　　世界大同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圍繞著移民問題而產生了融合。對於一個處在某種全球化秩序中的文化多元社會而言，世界性的視角是它的一個必要條件。世界性民族主義是與這種秩序相一致的民族認同的推一形式。德國甚至比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還要更為緊迫地面臨著被迫對其民族認同進行重新審視的問題。它是惟一的一個在現實中被兩極化世界一分為二的社會。在歐盟所有平等的成員國中，德國是第一個向歐盟讓渡一定程度的經濟和文化自主權的，但是這樣做的同時，這個國家也必須像歐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塑造一種新的認同。

　　德國是在歐洲背景之下世界性民族主義的一個試金石，因為這個國家以官方形式否認了它的文化多元主義。目前，入籍是建立在血統、而非出生地的基礎之上的。出生於德國的數代移民後裔仍保留著外國人的身份，而那些出生在其他國家的具有德國血統的人，卻可以要求取得德國的公民資格。為了替實現世界性的認同掃清前障，需要修改國籍法和實現較大的文化轉型。一個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備約束所有人的某些價值和公民樂於接受的某種認同，但是，它也必須承認不確定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一種溫和的、世界性的民族主義是否可能真正實現呢？就先前所談論到的其他國家而言，這只能是一種理想罷了。但是，如果全球秩序的性質是不斷變化的，那麽這

　　一理想就不會距離現實太遠了。英國國內關於“冷傲的大不列顛”（CoolBritannia）、以及“重新烙上標記的不列顛”（Re．5rabding Britai）的談論，無論有多麽愚蠢，都表明了對於民族認同在與其他認同進行交流的過程中需要得到積極塑造的一種認識。

　　根據“現實主義”的理論，自私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各個民族與權力集團，是世界舞台上的權力裁判者。但這明顯是一種自定義的理論。以這一方式來進行思考的各個國家的領導人，也將以這一方式來展開行動。兩極化時代的終結，連同全球化所帶來的沖擊，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主權的性質。應當強調的是，全球化與國際化並不是一回事。它不僅關系到各個國家之間更為緊密的聯系，而且還關注各種事態的進程，例如打破各個民族界限的全球性公民社會的出現。那些面臨風險與危機而不是敵人的國家，不需要以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現實主義”是一個錯誤的術語，因為它所涉及到的信念正在日趨陳舊。

　　世界性民主

　　新興的民主國家和世界性民族與一個更為寬闊的、再也不能被視為僅僅是“對外的”政治舞台有著密切聯系。世界性民族，意味著在全球化的層面上進行運作和世界性的民主。現在，這一類的問題通常都與關於國內政治、甚至區域政治的各種討論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分離。有人說，世界的其他地區距離我們是那樣遙遠，而我們自己後院里的麻煩就已經夠多的了，關於超越民族一國家層面之上的民主的觀念，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罷了。在學術討論中，“國際關系”學的存在早就已經將這種分離在形式上確定了下來，這一學科的研究領域恰恰正是“對外的舞台”。不過，在全球化秩序中，這樣的區分是不具有什麽意義的。

　　有人說，世界正在從全球性統理不斷地後退，而不是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向前，兩極化世界的打破帶來的是一種混亂狀態，而不是相互依賴性的加強。雖然承認“全球性的混亂可以避免”，但記者羅伯特·哈維（Robert

　　Harvey）仍堅持說，“隨著千年的結束，……全球性混亂、甚至無政府狀態的種子……正在被播灑”。法國思想家阿蘭·明克（Alain Mine）也曾經同樣談到過一個以充滿大量矛盾、仇視和處於權力真空的灰色地帶為特征的新的中世紀的覆辟。

　　不過，上面的這些闡釋與其說是對這個世界本來面貌的描述——它們事實上至今尚未如此——倒毋寧被視為一些非理想化狀態，即現存各種實在的可能性的悲慘一面。例如，戰爭所帶來的沖擊。在過去幾百年之中死於戰場的人，比先前的任何世紀都要多得多。如果將平民的死亡率包括進去的話，全世界在戰爭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比過去的任何時期都要高。大約有一千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於作戰，此外戰爭還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平民傷亡的人數比例還要更高：在死亡的五千萬人中，士兵不足半數。據估計，另外還有五千萬人在自1945年到現在所發生的其他武裝沖突中喪生。新近在波斯尼亞和盧旺達發生的流血事件又使受害者人數增加了一百萬。

　　這些最近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顯示了戰爭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與早期民族一國家之間所爆發的地區戰爭不同的。除了意外事故以外，在兩極化時代里，大規模戰爭已經很明顯地過時了。核武器的發明所改變的，是克勞塞維茨（Clausewit）定理，即戰爭不再是外交的最後手段。外交的壓倒一切的目標已經開始阻止戰爭，至少在核沖突的意義上是如此。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提出應當停止軍備競賽，就是因為他明確地認識到戰爭已經過時，而遠不僅僅是出於他自己單方面的考慮。

　　關於在未來發生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已大為降低的說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還有其他的幾個原因。世界已經不再被劃分為兩大軍事力量集團。國家之間的邊界幾乎無處不是由國際上的一致意見來加以確定或達成一致的。在一個信息時代里，地域對於民族一國家的意義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要了。知識和競爭能力比自然資源更具有價值，並且主權也逐漸變得更加模糊、或者變得多樣化。民主正在變得更為廣泛，並且，在關於民主並不會與戰爭同行的觀念中，確實隱含著真理。而最終，整個世界比從前的任何時候——包括19世紀末的那段時期——都更加緊密地相互連接在一起。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將國內問題與全球統理相聯系就不再是烏托邦了，因為二者已經在實踐中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在市場的波動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之下，在全球層面上運作的合作性機構在數量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長。例如，在本世紀初，有二十個以上的國際性政府間機構，以及一百八十個跨國的非政府機構。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數目已經達到三百個，後者的數目將近五千個。全球性治理已經出現，並且全球性的公民社會也已經出現。

　　世界大同主義有“自下而上”的幾種主要形式。各種團體——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大赦國際”——總體上追求的是那些與人道有關的目標。

　　例如，“大赦國際”遵循“嚴格的公正與獨立”原則，以保證其成員國不會卷入它們本國的案子。非政府間組織采納了集中的呼籲，召集了一連串的高峰會議，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會議是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與會代表達到了五萬人之多。

　　全球化進程使權力從各個國家轉移到了非政治化的全球領域。但是，正像其他任何社會環境一樣——或者，由於其更大的普遍重要性而更有甚者——這一新領域仍然需要規則，即權利和義務的設置：“哪里有社會，哪里就應當有法律。”（UbiSOCllt1S，fbi ills．）目前，在區域統理和全球治理之間存在著某種區分。在區域層面，尤其是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其他一些集團的形成過程中，相互合作在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各個機構中得到了增進。除了歐盟之外，還有非統組織（OAU）、東盟（ASEAN）、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xabStates）、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以及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它們都是那些從前存在著分離與沖突的各個國家之間社會與經濟協作的實例。而另一方面，在真正的世界層面，現有的各個機構仍然是政府間的，它們的運作建立在各個國家達成協定的基礎之上，它們幾乎沒有權力介入這些國家。正像那些與貿易和經濟交流有關的團體（如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一樣，聯合國也明顯地是國家間的一個聯合體。

　　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一開始是作為兩極化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出現的，但在今天，它應當被看成是對全球化進程的一種呼應。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歐洲”這樣一個實體，而是它發展出了一套既超越於民族一國家之上又直接下及到個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歐盟是通過歐洲各國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創立起來的，但它卻遠遠不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當然，歐盟也有自己的問題。曾經有人就這樣說過，如果它自己申請加入自己的話，恐怕會被拒之門外，因為它不夠民主。但是，即使就它目前這個樣子來說，它仍然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模式，而且，它還可以直接在推廣這一模式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正當歐盟在其公民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時候，它也正在失去廣泛的群眾支持。它直接促成了75％的跨成員國的經濟立法以及50％的各成員國國內立法。但是，調查結果卻表明大多數成員國對歐盟的熱情已經不比從前了，只有兩三個成員國的情況與此相反。人們通常給出的理由是說歐盟缺乏民主，並且遠離普通百姓日常關注的問題。但是，從全球化的背景中來看，並假設歐盟已經更能回應公民的日常關注點，我們就會看到，歐盟的政治角色同它的經濟角色一樣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方面，它已經領先於世界上的其他組織。它是一種不屬於任何傳統模式的開風氣之先的統理形式。歐盟成員國具有強大的動力驅使其在歐洲背景之外或者之內像世界性國家那樣來行動。

　　荷蘭工黨1994年《競選綱領》的起草人約斯·德波斯（Jos de Bens）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考察歐盟之未來時應當避免三個陷阱：

　　壓力型思維模式：全球化意味著歐盟必須屈從於更廣闊的世界的壓力，而不是盡力獨立地影響它；希望型思維模式：一體化市場、歐元和歐洲中央銀行將自動地推進社會民主主義理想；世界末日型思維模式：

　　歐盟是社會民主的大敵，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目標應當是使權力回到各個民族一國家手中。

　　德波斯認為歐盟的未來是開放性的，這非常正確。在冷戰期間，歐盟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局限性尚不構成妨礙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各國中央政府“先在布魯塞爾”協商通過的決定而後得到了選民的承認。而到了90年代，這種先斬後奏的情況已經站不住腳了。正如許多人所建議的那樣，應當賦予歐洲議會（EP）以更大的權力，而把這種權力同國際性的政黨組織結合起來。跨國的政黨聯盟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強大。在目前，歐洲議會被抨擊為“第二位的國內競選”，而不是“歐洲的選舉”。來自不同歐盟國家的民意調查表明：正是因為歐洲議會的選舉明顯缺乏真正的重要性，所以人們都不願意參加投票。

　　擬議中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加盟顯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戰。排隊等候盡早加入歐盟的國家包括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另外五個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已經開始調動資源以準備加入歐盟。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大多只有歐盟各國目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或更少。而且，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為引進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原則而奮鬥。即使是那些最為輕松地完成這種轉型的國家計b如捷克共和國和波蘭），也正面臨著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問題。

　　“擴充”所必然導致的那些張力可能會引起整個歐洲一體化規劃的崩潰。但是，擴充也可能有助於歐盟獲得推動其結構調整進程的新生力量。正像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的那樣，一個不民主的組織以民主作為其他組織的人會標準，這恐怕不只是有些反諷味道而已。中歐和東歐社會的加入有可能成為促進歐盟民主化進程和改造歐盟機構的一種良性刺激。“如果歐盟的擴充要獲得成功，它就必須重視社會和文化認同、不同的使命和合法性方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整個歐洲範圍內的疑慮等等覆雜而又棘手的問題”。

　　全球統理結構

　　歐盟的機構設置在未來幾年里是否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並不知道。歐盟內部的權力分配可能需要根據我們剛才提出的那些問題而進行重大的調整。但是，同樣有可能的是，一個規模更加宏大的全球統理系統可能需要具備與歐盟已經擁有的這種結構相同的形式結構：一個代議機構（議會）、一個行政機構（委員會）、一個政府間組織（理事會）以及聯盟的司法系統（法院）。當然，全球層次上的這樣一種機構設置在地位和職能上可能都不同於現存的此類機構。但是，從原則上講，我們不難看出它們可能會怎樣朝這個方向發展。比如說，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可以合並成一個單一的機構，而現在的聯合國則可以劃分為一個議會和一個理事會。經合組織甚至可能成為邁向一種更加普世化的世界秩序的橋頭堡，只要它吸收了歐盟並把歐盟已經擁有的那些權力擴展到其他成員國。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這可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進步，因為經合組織將不再是一個排外的俱樂部，而成為一個將其成員資格向所有合格國家開放的組織。

　　在過去幾年里，建立一個新的大會或議會來作為聯合國之補充的設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歐盟為如何建立這樣一個代議機構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樣本。根據《聯合國憲章》第22條，它一開始可以被建成一個聯合國大會的附設機構。各成員國的議會可以首先向這個機構選派代表，這些代表將向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大會提出議案。選舉制度可以參照歐洲議會的相關制度，每一個國家選派代表的名額根據其人口數量來確定，而為小國特別設立一種校正制度。

　　一個高效率的法院的設立應當是與世界大會的組建相配套的關鍵步驟。國際法院仍然繼續體現著一種政府間的法律的概念，盡管存在著這樣的事實：紐倫堡戰犯審判庭和東京戰犯審判庭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一種針對個人及其國家的司法管轄權原則。專為調查和指控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而設立的特別法庭也享有類似的權力。它可能而且應當構成一道通向世界性法律框架的橋梁，其中的基本問題在於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應當普遍地延伸到國家與其公民的關系之上。大多數國家在1998年都支持組建一個國際刑事法院這一事實就是這樣一個信號，它表明世界各國在這些需要上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基本的共識。

　　這些建議能夠行得通嗎？以代議機構為特征的世界性民主會碰到在國家層次上經常面臨的冷淡或敵視嗎？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我們需要再次強調雙向的權力擴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種管理權逐漸向全球層次上集中的過程，它同時也意味著權力向各個地區散布的向下運動。那些對這種可能性表示懷疑的人可以看看歐盟已經取得的那些成果。僅僅半個世紀以前，歐洲處在一種筋疲力盡的狀態之中，面臨著如何從歐洲各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所導致的戰爭中恢覆過來的問題。但是，這些國家攜起手來創建了一套新的跨國權力體系和權力下放制度，將本國主權中的某些內容集中起來，並且建立了高效率的法院。它們所做到的這些事情不只是發端於理想主義，而且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今天，世界性統理結構中所蘊涵的利益與所有國家都是密切相關的。

　　世界性民主的擴展是有效地規治世界經濟。與全球性的經濟不平等作鬥爭以及控制生態風險的一個條件。我們沒有理由在地方層次上攻擊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卻任由它在世界層次上稱王稱霸：

　　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放任型經濟是世界經濟史上升時期的一個瞬間，而不是它的終點……毫無疑問，把世界經濟組織為一個統一的全球自由市場將會增加不穩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術和不受節制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不利後果。它沒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經濟均衡的活動受到制約的手段……實際上，它是把全球的未來作為賭注押在這樣一個猜想之上：毫無拘束的逐利行為所導致的未曾預期的結果，將使那些巨大的風險得以消解。我們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不計後果的賭博了。

　　全球範圍的市場原教旨主義

　　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局限和內在矛盾，它已經被迫從國內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層次上稱王稱霸，盡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問題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在新自由主義的傳統中，賦予全球市場以自由的支配權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它們與所有的市場一樣都是解決難題的機制，而且會趨於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場波動，實際上是解決問題的精密活動，很快就會使市場回覆到一種新的、重新調整後的均衡狀態。但是，一種對全球市場的動力機制所作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向我們指出：驅動市場決策的主要力量是對價格變化的預期而不是價格本身，而這些預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的影響。危機，反覆無常的波動，資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都是桀驁不馴的市場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邊緣特征。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和緊接著發生的東南亞危機之後，如何規治金融秩序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最為緊迫的任務。解除管制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同於自由，而全球對自由貿易的追求也有賴於有效的管制而不是免除對管制的需要。這種幹預的目標是很容易確定的，但是，應當遵循什麽樣的政策，以及應當如何來實施這些政策，則是很難決定的。這些需要包括：穩定貨幣的過度運動並控制過火的波動；把短期的貨幣投機同投資區分開來；健全參與世界經濟管理的跨國組織內部的責任制，並重新調整它們的結構。

　　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屬於貿易和其他實質性的經濟交易，其余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在這些活動中，掌握著巨額資金的交易商瞄準匯率波動和利率差異，以謀取迅速增殖的利潤。這些活動扭曲了市場為長期性因素和貿易給出的信號。

　　賬面資本（portfoio

　　capitaD具有很可觀的流動性：上千億美元的“遊資”可以在一天之內撤離一個市場或國家。各國央行沒有足夠的儲備來抵擋在弱幣貶值上孤注一擲的眾多投機者的集體壓力。

　　自墨西哥危機之後，許多學者都談到需要創設更加有效的金融規治手段，但真正進行的實質性改革卻非常之少。亞洲“虎”的經濟所經歷的紊亂，使得對新型管理的需要變得十分明顯。不管怎麽樣，亞洲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工業化成功的典範陷入了痛苦掙紮的經濟。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人們無法設想資本的流動居然可以如此輕而易舉地造成危機。在1996年，有93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而在1997年，這一趨勢突然發生逆轉，有120億美元的資金流出這些國家。

　　新自由主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進一步放開資本市場，但這只是一種會引發比過去數年間發生的危機更嚴重的經濟混亂的處方。認為控制資本的自由流動性會導致效率損失的觀點，其實沒有考慮到危機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確保資本回收往往意味著要提高利率並出售國內資產。而且，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性能夠帶來巨大利益至少是值得懷疑的。中國、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就在不具備資本賬可兌換性的情況下保持著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歐洲，愛爾蘭和葡萄牙的情況也一樣，它們直到90年代早期還沒有完全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金融市場應當得到什麽樣的規治呢？一個主要的需要規治的方面就是貨幣投機。歐元的到來意味著將會存在三種世界性貨幣，而日元能否維持這一地位尚屬疑問。這種情況將導致各個貨幣集團之間的爭鬥，但是，這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日趨協調，這種協調將轉變為積極的合作。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已經提議歐元和美元結合成一種穩定的機制。

　　穩定匯率對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和政府都有好處。如果匯率更具穩定性，長期投資和借貸將受到鼓勵。出口商和進口商的成本將會降低，因為他們不再需要耗費成本去防禦匯率波動。而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一定會獲利，因為二者都尋求更大程度的政府自主和更加有效的央行幹預。

　　穩定匯率制度的一種有效替代手段就是人們經常討論的“托賓稅”，其首倡者早在歷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來了。這種稅收將設定在這樣一個比率上，使得純粹的金融投機變得失去動力，而貿易和直接投資的融資並不會受到不利影響。如果1996年適用了0．5％的稅率的話，全世界將產生1，500萬的稅收。批評者認為這種稅制是不可操作的，因為投機商可以想出辦法來逃避它。但是，推行這種稅制的最主要障礙其實並不是逃避的問題，也不是更廣泛地推行它所帶來的問題，而是缺乏政治意願。

　　在更加地方性的層次上，智利政府的儲備制度已經理所應當地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那些想要在這個國家投資的人必須在該國央行儲存一筆數量可觀的資金，儲蓄時間為一年，而且沒有利息，其效果就是把真正的投資與更加投機性的金融交易區別開來。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的設立都是為了對付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經濟紊亂，而不是為了解決今天的經濟問題。布雷頓森林一關貿總協定體系的建立是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各種困難，包括限制性貿易政策和“大蕭條”。這段時期通常被稱為“大災難時代”。其目的是通過一種擴張的和開放的世界經濟來鼓勵國際經濟合作。這些目標大多已經實現。充滿敵意的經濟民族主義再沒有出現過，處於這一體系中的核心位置上的國家之間也再沒有爆發過大的戰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成功導致了一整套全新的問題。

　　我們應當認真考慮在聯合國之內設立一個經濟安全委員會。正像其他改革一樣，這樣做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但其重要性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要求修改《聯合國憲章》，並需要“一種有魄力的政治意志”。

　　八國首腦會議可以繼續發揮自己在協調發達國家政策框架方面的作用。包括對貨幣市場的管理以及對生態風險的回應在內的許多問題，都需要通過有許多國家和團體參與的集體行動來解決。即使是最為自由化的國內經濟也不可能在完全沒有宏觀調控機制的情況下運轉，我們沒有理由假定世界經濟在這方面有什麽不同。

　　全球生態管理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社會嚴重的經濟差距問題是重合的。在國家和區域內的排斥和全球範圍內的排斥之間存在一種平行的關系。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日益繁榮使得其他國家日益顯得貧困和不受重視。全世界最富有的20個國家從1980年開始進入了經濟穩步增長的時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國家。經濟停滯甚至是絕對的經濟衰退則出現在一些窮國。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上，也就是說，他們的回收入只相當於1美元。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區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幾乎整個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陸。即使是在貧窮的國度，也存在社會上層的排斥現象。少數精英——他們有時不論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相隔絕的物質和文化環境中。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收入來自公然的洗黑錢、武器交易或販毒。

　　縮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牽涉到的問題往往會使人畏縮不前。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更強大的全球統理結構，對這些問題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生態風險。問題不僅在於環境威脅如何才能得到控制，而在於：如果出現了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將如何使它們得到控制。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態現代化沒有提供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策略。全球生態管理（從最低限度上講）將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不僅是因為環境破壞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壓力，還因為生態風險以及與技術變遷有關的範圍更寬的風險本身，都是充滿爭議的。

　　不僅右翼譴責上述擔心是不必要的擾亂人心之舉，許多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也這樣認為。由於肯定沒有人能夠準確地計算出風險，而且未來的技術變遷也不可能預測，所以任何人都無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圖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地方的主動性來加以回應，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想要獲得一個兼有穩定、公平和繁榮之特性的社會，我們就不能把這些問題留給全球化市場的不穩定旋渦和相對來說比較軟弱無力的國際組織去解決。

　　結語

　　世紀90年代初，參與“社會民主之未來”這一討論的人士指出：社會民主的覆興已經又籠罩在失望的氣氛中。面對著自由市場哲學的興起以及東歐“現存的社會主義”的解體，整個歐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會民主黨都失去了信心。羅納德·里根和喬治·布什在美國掌權，而兩個重要的社會民主黨（英國和德國的社民黨側長期遭受著冷落。盡管社會民主黨人在南歐取得了很好的戰績，但是，從總體上說，“社會民主主義”無論是在選舉結果上還是在思想領域內“都陷入了低谷”。

　　包括比爾·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在內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扭轉了這一趨勢。維姆·科克成為荷蘭首相，萊昂奈爾·若斯潘在法國掌權，羅曼諾·普羅迪就任意大利總理。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也被許多國家視為一個新的開始。一本討論1998年歐洲社會民主運動之狀態的論文集的作者們宣布：“然後托尼出現了！”他們還補充說：托尼·布萊爾擊敗了“80年代社會民主危機的真正象征：撒切爾式的保守主義”。

　　但是，許多對這場勝利的規模表示讚許的人同時也把新工黨的計劃視為一張空頭支票。新工黨贏得壓倒多數選票是一場積極、專業化競選運動的結果，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出來的傳媒技術。人們普遍認為新工黨的根基是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並認為它正在創造一種“設計師社會主義”（designersocialism）；“個人形象、象征舞台、聲音的感染力、視覺效果”的作用，大於“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以及對競選所作的承諾”。

　　然而，成功的廣告為我們提供的一句箴言是：單靠表面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在天花亂墜的宣傳背後必須要有某種堅實可靠的東西，否則公眾很快就會發現富麗堂皇的外表後面所隱藏的，不過是敗絮。如果新工黨只能讓公眾了解到一些運用傳媒的實際技能，它在政治舞台上逗留的時間將不會太長，而它對社會民主覆興所作出的貢獻也將十分有限。我希望實情並非如此。正像我在本書中已經指出的那樣，一種實質性的政治綱領已經從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中生發出來，而英國應當能夠為這一綱領的發展和實施作出一定的貢獻。這些討論越是能夠真正地跨越國界，它們所能產生的作用也就越好。即使是在歐洲範圍內，跨越民族一國家背景的交流與互動也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但是，正像目前全球化趨勢所實際要求的那樣，中一左所要做的，應當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對話。

英國工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工黨思想史：1900-1949

　　為了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和總體的價值觀，把握其重要人物、內部鬥爭、政策成就以及對社會主義觀點的歷史這些歷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盡管不可能對於其歷史無所不包，但將首先試圖提供工黨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開始本章將追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的根源，分析當時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英國有組織工人運動的開端，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接著，本章將試圖挖掘出植根於工黨歷史中隱藏的價值觀念。本章開始解釋、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因此必須確認與新工黨政治哲學相關的重要思想主題與問題。本書主張，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張的，行動與物質運動相反，表現了對於其身份認同來說最為關鍵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工黨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十九世紀初，新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因為聯合王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所以為獲許更多的選舉權而發起運動。由於國內發生越來越多的抗議，也部分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輝格黨（Whigs)頒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這帶來了更大的選舉權特許，並導致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會的出現。盡管如此，在一些情況下特許的選舉權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促進了給予城鎮地方稅納稅人部分選舉權的開始。隨著十九世紀時間的推進，原先的兩個黨演變成自由黨與保守黨。自由黨更像是輝格黨、異議分子、激進派的同盟，而不是一個有著系統意識形態的政黨。乍一看，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可被理解為最可能支持與工人階級生活相關的事業的政治團體，但自由黨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組成的，協同於放任主義經濟學曼徹斯特學派，而該學派所持觀點與為工人階級的社會正義和社會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包含一種強烈的社會家長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識。事實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說是托利黨家長製主義（Tory paternalism)和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當政時期的托利黨家長製派通過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立法，它試圖：

　　「……解決整個城市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並且政府當局第一次擔負起改進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責任，如果有必要會通過義務購買的方式來改進」。

　　迪斯雷裏的托利黨政府還通過了《工廠法案》（Factory Act)和鼓勵互助社團（Friendly Society)的法規，使勞動合同更加公正合理，並將工會從陰謀法的範疇中去除，等等，都是這種托利黨家長製主義者所頒行的立法。托利黨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一派支持一種觀點，認為保守主義各分支在執政方式上是家長製和國家主義的。W? H ?格林利夫稱：

　　「……很多不考慮歷史的評論家堅持不合時宜地看待保守黨的記錄，要麽是從一些基於意識形態敵意的謬誤傳說的方面出發，要麽是從保守黨傳統中另一個很不同、很反國家主義的派別的獨有情況出發。無論你是否肯定，托利黨所做出的努力與所達到的成效，從集體主義觀點看，實際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將自由黨視為完全的天然關心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不太準確的，另外，將十九世紀的保守黨視為對影響工人階級生活的問題完全無動於衷，這樣做也是不坦誠的。可以說，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之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以及托利黨的社會改革的進度與限製都沒有了耐心。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協會與聯盟主要形成於倫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業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聯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進工人階級投票登記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夠作為工人代表候選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對於聯盟的支持逐漸減少，經濟上也無法維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這次失敗：

　　「……輝格黨和自由黨中的中產階級不情願看到工人被選為他們的代表。」英國政治在工黨出現之前，是自由黨，尤其是自由黨中的激進派，聲稱代表產業工人階級，並且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黨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階級己經滿足於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黨，因為他己經在十年前就解決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盡管如此，保守黨總是得到工人階級當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階級體製直到最近都還能在社會習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強化了人們的社會地位，進而促使工人階級中的一些人表現出對於上層階級的順從。此類的順從是特別針對托利黨的，他們在歷史上代表了傳統，即選出少數它主要關心的國家權力機構與君主製。順從的托利黨工人階級認為，上層理應執政，而且一定最擅長於此，因為他們是托利黨，他們象征著階級體製，因而這就是順從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保守黨而非自由黨的一個原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自由黨中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植根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對於1906至1914年時期有立法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哲學，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被形容為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相悖的政治哲學。安德魯?文森特（Andrew Vincent)與雷蒙德?普蘭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出現與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影響的増大聯系起來。所有唯心主義哲學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哲學地位的確立影響最卓著的是牛津哲學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要旨與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幹預作為積極的手段能確保民眾有更大的社會正義。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徑庭，而自由主義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裏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方式的。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他認識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方式對於自由黨的益處。格林利夫寫道：

　　「一向反對社會主義『昆蟲般的狀態（insect state)'馬斯特曼早就準備接受並敦促社會『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來緩和英國的社會、經濟痼疾，先後發表於他1901年的著作《帝國的心臟》（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著作《英國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與第一點關於以國家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積極手段相關，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學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消極地理解自由，認為自由是個人盡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範圍內需要的自由，並且自由市場能製造出最優於創造財富的環境。相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積極地認識自由能増強個人自主權，並能通過國家幹預市場的機製確保物質資料與設施不只是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務。特別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題為《自由主義》的重要著作中主張這種對自由的積極認識。格林利夫認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體'『積極』的自由概念之上；並被濃縮在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沒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的第三個哲學觀點是社會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個人不僅有個人的道德要維持和個人的責任要完成，而且有社會的道德要維持和社會的責任要完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資本主義是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一種的自由主義觀相對立的。於是，簡言之，社群責任的價值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義者從英國唯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當中吸取政治哲學，他們也采納了影響英國唯心主義者對責任、社群、權力的認識的哲學家例如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相反卻是遵循洛克的觀點，認為道德是個人的，責任是個體的，因此，每個人都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更廣泛的有關弱勢、貧困、赤貧群體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黑格爾對於社群和責任的觀點高於洛克著作中的觀點。

　　大衛?馬昆德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工黨的修正主義右翼。馬昆德說，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馬斯特曼，當然還有格林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潛在的政治價值觀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所倡導的價值觀有淵源。關於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傳統的演進，這一點在馬昆德以下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說這段話本來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者的：

　　「他們重新定義了自由和個人實現的核心自由原則，以確證一種活躍的狀態，能夠如『消極』自由一樣確保『積極』自由。在其後的一個階段的語言裏，政治公民將由社會公民補充：憲法民主將由社會民主補充。」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廣泛默從並非十九世紀晚期工人階級政治的全部情況。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於1871年，每年開一次會；它被視為工人的中央議會。22這包括被選舉出的工會代表參加年會、討論各工會所需要為工人做的改進，並且議會委員會被公認代表工會遊說政府。

　　在德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進而提升了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地位。1877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贏得國會（Reichstag)十三個席位。這一成功主要是由於該黨在1875年實施《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之後的一次意識形態軌跡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兩個分開的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與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69年愛森納赫議會（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員被稱為「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導，領導人為李蔔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兒（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聯合會遵循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拉薩爾派（Lasallians)」。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想要德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民主地過渡到信奉社會正義思想的社會。兩黨在1875年哥達議會上一場激烈政治鬥爭之後合並，這次鬥爭受到了德國政府的幹預與報復行動。哥達議會上提出並接受了一份拉薩爾派起草的綱領，該綱領將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正式方向，並相應地使他們擁有更加廣泛的選舉人群，在1877年選舉中獲得了近五十萬張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就是思想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倫理、進化社會主義將在本章討論。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過一段時間，受到了早期費邊社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記述伯恩施坦作為被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出德國之後是怎麽生活、工作、活動於英格蘭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後居留於此，他在此地編輯正式的黨報。1888年，因俾斯麥政府施壓，瑞士政府驅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編輯的黨報。於是他遷往倫敦，在那兒與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像是英國社會主義活動的分水嶺。盡管社會主義組織在構成上多種多樣，但它們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得務實，以期吸引更廣泛的選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這十年中發表了無數宣傳冊子、報紙文章和信件，都是關於城市工人階級惡化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他們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確表達出來的政治上的不服從（如果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此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大部分與社會主義社團相關的人，以及工人階級中的鼓吹者和活動家來說，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邏輯完整連貫的經濟學學說。社會主義在英國並沒有以任何國家政黨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持續到1900年各組織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會主義，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階級對於當下政治集團的不服從的表達，是對於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種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識形態。

　　那時候其他與工人運動相關的組織開始成立起來，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1881年的社會民主同盟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民主黨派，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同盟，相信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不正義的，且伴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Labour Marxists)這樣的社會民主同盟數量一直很少，而且它們總是處在運動與工黨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政治思想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構成，涉及生產方式的決定因素、對雇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以及認為「工黨主義」（labourism)與其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妥協，為的是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盡管如此，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看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認為英國的狀況與歐陸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同，因而他們承認英國有眾多具有選舉權的工人階級，所以是有可能從選票箱裏通過工黨帶來馬克思主義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會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導人物，是工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而是在於他的思想理念影響了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摒棄了社會民主同盟，而傾向於使工黨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富特（Foote)寫道，作為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獨裁式的，而且關鍵在於，他拒絕了將工會作為煽動工人階級的工具。對工會的這一拒絕導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運動，並因失去影響力而離開社會民主同盟。

　　另一個組織是費邊社，成立於1883年，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信由不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幹預和國有化的手段民主漸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領導人物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韋布本人對於費邊社的特性有一個著名的定義：「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費邊社會主義認為，進步與社會改進不可避免，改革將不斷増加；每一個過程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題中之義，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漸變而非革命性的變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有關費邊社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富特認為，早期費邊社更希望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從兩大國家黨派的現存結構與傳統內部深化發展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希望與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因為對於他們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理論來說這些政黨態度常是不友善的：

　　「費邊社的領導人常被最苦於現行製度的階級那種狹隘的偏見激怒，於是轉而尋找兩個主要政黨的開明成員，拒絕接受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有些費邊社人，如休伯特?布蘭德(Hubert Bland)，對於工人政黨比對於其他黨派更加同情，但費邊社領導人的總體態度是從地方到全國，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可以說，這個時期費邊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其組織的一系列講座，題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與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這些講座內容後於1889年出版，由蕭伯納編輯，標以新題《費邊社會主義論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廣泛好評。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頒布，準許農業工人投票選舉。盡管如此，城市裏窮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選舉權。這樣，到1884年英國的政治版圖己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和城市窮困男性一樣，女性仍沒有政治代表或者選舉權力。1893年，又一個組織成立了，被稱作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蘇格蘭礦工基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獨立工黨由一群思想非常獨立的人組成，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發起運動。

　　獨立工黨在工人代表委員會之前就有眾議院的議員，但它是一個本土化的小型組織。1900年，社會民主同盟、獨立工黨聚集起來，組成工人代表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治組織，提供資金，發起活動，以使其成員被選入議會。1900年，工人代表委員會只有兩名議會議員，基爾?哈迪和理查德?貝爾（Richard Bell)，但工會聯盟（TUC)在現實中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組建可觀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國工人階級。

　　工人代表委員會與之後的工黨被承諾在關鍵的席位中得到自由黨選票，以及在議會中得到遠超出它單憑一己之力組織運動所希望能達到的影響力水平。也許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員會是一個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黨，自由黨也許不會同意與其簽訂如此便利的協議。此外，工人代表委員會開始的幾年，其成員由一些社會主義者和許多工人階級「工黨派」（labourite)結合而成。「工黨派」這個詞是用來指那些以通過實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為事業的議會議員和工黨黨員。例如，通過提升工資、増加福利、工會代表等改善措施，這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提倡工業國有化相反。工黨派按照這種定義而言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就大部分來說對於意識形態都有矛盾的態度，持著實用、非教條化的政治觀。直到1918年黨章確立，工黨才致力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學說以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黨章、共產主義、凱恩斯主義：1918-1949

　　1918年，工黨以文件形式建立了黨章，被稱為《未來綱領》（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魯克說出了工黨為何在1918年表達其政治目標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鑒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崩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工會代表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緒的増強，一些關鍵的工會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己經擔憂如果工黨不采用一個綱領而其他黨會采用，於是運動就會與工黨無緣……」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黨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將該黨由附屬機構組成的松散聯盟轉變為全國性政黨，各地方選區內擁有推舉議會代表權利的政黨（constituency party)個體成員須服從中央的紀律。工黨大會將由全國性附屬機構代表和選區議會代表組成，按照各自附屬成員比例分配名額。」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為這一年工黨試圖通過一部致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達其哲學動機。這份文件題為《工黨與社會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諾內容:對於經濟製高點和生產工具、分配渠道與交換媒介的共同所有權(特別是聲名狼藉的「第四條」譯者註:條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實施國家最低生活水準（福利國家津貼製的前身），充分就業，最低工資，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最低工作條件，累進稅製，為償還戰爭欠款征收財產稅，以及為公共利益所積累盈余。盡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認為，通過「第四條」並不能公正解讀工黨所奉行的英國倫理社會主義。他將英國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倫理的，而非科學的或經濟決定論的。伯恩施坦在他影響深遠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論著《進化社會主義》(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這一區分。伯恩施坦強調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倡導對於歷史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意味著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的運動……決定思想和意誌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 。

　　第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是因為其試圖把生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與決定社會、政治、生活精神過程聯系起來。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伯恩施坦強調階級戰爭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必要性，而這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未曾顯現。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道德的，基於價值而非科學的或由經濟決定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是關於民主、社會正義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離，因而成為了政治方案：

　　「普選權從兩方面說來都是顛覆的代替品。但是普選權只不過是民主的一個片段，雖說這個片段長久下去一定會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鐵屑一樣把其他片段吸引過來。這一過程固然進行得比許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盡管如此，它還是在進展著。如果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也毫無保留地站到普選權和民主的立場上來，並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關自己的戰略的結論，那麽它就再也不能比這樣更好地促進這一進展了。」然而這是伯恩施坦主張議會製與改良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與最終達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西德尼?胡克認為，《進化社會主義》被斥為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一個原因在於其倡導社會主義應當與烏托邦主義的所有觀念決裂：

　　「它必須不再把自己設想成完成一個終極目標，持續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務中實現自己，以應對更大的民主化運動。無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麽，實現它們的手段必須與這些目標保持連續性。」據胡克的觀點，伯恩施坦認為不存在脫離民主的預設的社會主義目標，因為這個觀點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話：

　　「……於我來說運動即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終極目標』什麽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沒有想過社會主義最終的樣子，因為它就是一種運動或是通過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手段使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過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時期居住在倫敦時受到早期費邊社的影響，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有何影響呢？答案是，很難計量，因為盡管工黨中蓋茨克爾派采用「修正主義」之名，且人們可從其試圖改良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識形態影響，但是其他直接的影響並不明顯。

　　即便如此，克羅斯蘭還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說他想做第二個伯恩施坦。因此，鑒於克羅斯蘭認為需要把社會主義與政治原則而非具體政策等同看待（相比於更大的公平，與國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許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響者。

　　當時的另一個思潮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團主義對於產業工人管理的主張來自科爾（G.D.H.Cole)，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據其工人階級受工資製度壓榨的觀點。與馬克思遙相呼應，科爾不僅稱工資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痼疾，他還呼籲進行一場階級戰爭，就如同工團主義者所呼籲的一樣。產業行為形式的階級間武裝沖突對於科爾來說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而彼此對立。科爾在他1928年的著作《工人的世界：探討工會主義的現狀與未來》當中有對此類問題的政治觀點。科爾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是自由主義的，與費邊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爾對於費邊社一派的社會主義持深刻的批評態度，因為科爾認為他們：

　　「……由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得出需要國有化的邏輯結論，但這麽做的同時忘記了社會主義不止是關於商業的命題，還是關於人的……他們把國有化視作解決無政府式競爭問題的萬靈藥，而沒能註意到資本主義自身己經通過在壟斷中創造一個更加致命的敵人解決了競爭問題。」行會社會主義拒絕了許多英國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國家壟斷的提議，其理由是，將資本主義權力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官僚機構那裏是一樣的，同樣有害，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工人在生產者的角色範圍內還不能夠管理、決定、占據權力位置。第二，資本主義權力正由費邊社會主義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確立，例如一些人倡導國家所有製與產業管理。對於行會社會主義者來說，工人控製的基本問題被產業的國家社會主義所有製忽視了，因為當時的主流社會主義思想忽略生產者（即工人）角色的問題，而關註產品的分配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富特認為，工團主義（他把行會社會主義也包括在此義項內）：

　　「……再一次提出了生產者的觀點，不過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體主義者完全忽視生產者，工團主義者完全忽視除了生產者之外的一切。」這論斷當中的正確之處在於，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其通過國家管理和產業所有製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概念當中，對於工人的地位關註較少。盡管如此，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早期費邊社人，也許認為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成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並因而使得諸如工人等個體在控製產業的國家機構中擁有股權，而不是資本家或者董事會。

　　黑斯勒引用科爾的話，把社會主義稱為「……代表底層人的廣泛人類運動」。

　　科爾的這一言論頗為中肯，尤其在於科爾這樣的博學之士選擇憑藉對英國社會貧困人口的模糊且略顯直覺性的感覺總結出工黨的社會主義哲學要旨。表面上科爾關於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言論暗示其作為政治哲學缺少堅實的哲學要旨，然而，科爾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的關於行會社會主義的著作，就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構想而言確立了他思維清晰、富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對於休?蓋茨克爾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上所引他的言論表現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征，而運動當中派別與派別之間在哲學方面是不一樣的。據此，可以認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其為英國社會的貧困或「底層人」而存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而同時在確切的政治路線和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上並不相同。

　　黑斯勒認為，「第四條」於1918年被工黨采納，自此工黨開始試圖定義其關鍵的動機，並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國社會貧困群體這一歷史任務。一方面有些政治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無不同）對於社會主義是什麽有確定的認識並能通過具體的政策（如國有化、工人議會、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等）來表達這種認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圍繞政策建議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明確程度較低，但堅持以一套潛在的價值觀（如對於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責任持有積極的理解）作為尺度來衡量是否貫徹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定義與重新定義工黨的哲學價值觀這一問題，尤其是這兩方面的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論戰」中重新顯現，也是現今圍繞新工黨的討論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裏，工黨獲得更加廣闊的選民基礎，原因在於普選權逐漸得到擴大，尤其是1928年頒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紀30年代，新當選的黨領導人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試圖將黨員限製在民主主義者內。這一事件可被理解為逐漸排斥與壓製工黨內部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迫使其離開。例如，1901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盟脫離工黨，它曾是創建工黨的組織之一。1924年的黨大會上，工黨禁止所有共產主義者加入黨內或參選。1925年的黨大會再次加強禁止共產主義者成為個人黨員，並要求工會不允許共產主義者作為地方或全國議會代表。1928年的黨大會禁止共產黨員作為工會代表參加議會。有意思的一點在於，被驅逐的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被稱為黨內同情共產主義的派別或者「同路人」。驅除共產黨的支持者、倡導者或者黨員，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英國的大學、工會及社會其他部門中的支持提升之後發生的。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工人階級與大學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有效補充。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影響工黨的高峰期。克羅斯曼寫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韋布夫婦主導了 20世紀30年代年輕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並深刻地影響了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很多務實的政治家。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取代了費邊社成為先鋒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廣泛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興起時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家之一。馬特?卡特（Matt Carter)認為，托尼在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期間，與院長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時任牛津主教的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結下友誼，其間所學使他的哲學觀與格林（T.H. Green)的英國唯心主義傳統趨同。卡特認為在托尼於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期間，乃至在格林死後，學院都是充斥著格林的思想：

　　「當格林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時，對於像托尼這樣的年輕而具有社會意識的貝利奧爾學生，不深深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觀點是，托尼可以被視作繼承了格林的哲學傳統，和諸如亨利?斯科特?霍蘭(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爾斯?戈爾等格林的追隨者，而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系，因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統一起來。這一聯系並非天衣無縫，但根據卡特的觀點，它是真實存在並且從歷史角度看是準確無誤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礎同樣為戈爾和霍蘭的思想打下基礎，鞏固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上的聯系。這三種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對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強調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機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統一起來的社會。」「盡管格林想要一個建設性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復興自由黨，托尼構建了一種倫理社會主義來支持工黨，但是兩種學說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確實，按照鮑爾（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個觀點，托尼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繼承者，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他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對自由的關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學時的政治觀點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之後的政治觀點則很難明晰歸入英國社會主義各種流派中，因為在他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的。富特就難以劃分托尼政治觀點明智地說道：

　　「由於他自身政治上的數次轉變，在政治上將他歸類尤顯困難；從1921年支持激進的行會社會主義到1928年漸進主義的著作《工黨與國家》aabour and rteWat/on)，從20世紀30年代對於漸進主義的猛烈抨擊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義。」在本章這一節的上下文中，可以將托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營利社會》（T^eAcqu/s/t/Ve5oc/ety) 視作至少表明他對於工黨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對類工黨馬克思主義（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與同時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約翰?斯特雷奇一並做討論。《營利社會》，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響了工黨左翼。托尼在寫作此書時受行會社會主義的影響，這一類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工黨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盡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著作中的思想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認為私有財產本身並不具備固有的剝削性，並不屬於異化並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階級上層建築。托尼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的性質懷有敵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財產是用於公共利益與社群利益，而非財產擁有者階級的私有經濟利益，那麽財產在道德上是正義、公平的。

　　如果托尼對財產性質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假設不一樣，但仍近似於工黨馬克思主義將私有財產視作資本主義痼疾，那麽他在《營利社會》當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一主要思想觀點簡言之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專註於營利，而以托尼的規範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托尼指出：「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營利社會，因為它們整個的趨勢、興趣、專註之事全是推進獲取財富。」由營利性問題繼續引入，托尼認為它引起了另外兩個社會和道德的問題。第一，人們這樣的物質主義和貪婪使得他們對於貧困者的同情減少，因而貧窮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這一營利社會的道德面貌嚴重受損，利己主義成為盛行的社會哲學。然而，如果作為思想家的托尼為西方資本主義診斷出營利性的病癥，並指出這一狀況引起了嚴重的貧窮與空虛、自私的道德觀，那麽他認定什麽是這種營利社會的起源點呢？富特提出，托尼將其歸罪於兩個主導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將這一混亂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此時個人權力參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來。」第二，托尼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很多人拒絕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興起，取代了對於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漸式微，這種社會的社會、國家品格被嚴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德行本身是不夠的。除非一個人相信精神的東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義是荒誕的.…"」另一位重要的工黨思想家是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黨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表達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1932年出版的《未來的權力鬥爭》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193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 。他的傳記作者休?托馬斯（Hugh Thomas)稱《未來的權力鬥爭》是一本復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著作，斯特雷奇在書中置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卻是放在二十世紀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紀的情況……帶來了壟斷、民族主義，以及1919年之後的不穩定的貨幣。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危機的真實性質乃源於資本主義根本屬性，即資本主義生產的進行是無計劃的，其唯一調控機製是市場的機製，群體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如馬克思所言，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無政府的市場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還認為對於資本主義和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進行：「對工人直接的、公開的恐嚇，對反叛者暴力鎮壓，現代帝國僅憑此就能維持自身。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名字：法西斯主義。」此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對英國共產主義的呼籲，這是馬克思本人倡導的通過工人革命實現的正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斯特雷奇1933年的著作《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是一本令人震驚且旨在發人警醒的政治宣傳冊，內容是關於納粹主義在德國掌權以後即將發生什麽。此書主要的寫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崛起，而沒有準備寫成政治思想著作或明確傳達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斯特雷奇這十年間的第三部著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是倡導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次公開的嘗試。在這本書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和羅賓斯（Robbins)太過專註於貨幣問題而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托馬斯所說，斯特雷奇認為：「這一拒絕是決定性的轉折點。馬克思沒有犯這個錯誤，他指出了勞動與勞動力之間關鍵的區別：技術工人或農民將他體現在社群中的勞動出賣到市場上；工人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雇主，由雇主將此工人的勞動出賣。」然而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盡管有影響力且有誠意，卻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達到頂峰，那麽戰爭及戰後時期則是摒棄它而選擇社會民主主義。富特指出：「……通過閱讀凱恩斯的著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觀點，越發相信國家指導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於是他成為工黨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1945年政府的糧食大臣……」哈羅德?拉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義影響並接受了聯邦主義有關社會的思想。這一點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語法》（A Grammar of Politics)當中清楚地看到。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拉斯基以標準的眼光看待國家。他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強製性，盡管如此卻能夠為其公民的需要服務。國家由統治階級管理，這對於拉斯基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治下，國家管理能夠公正。可以說拉斯基想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國家合法化。這是他在1935著作《理論與實踐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觀點，在這本書中他令人信服地說道：「……政治哲學的首要責任是檢驗國家在其現實性上而不是觀念上的品格。」因此，顯然對於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來說，國家的性質與實際功用對於其所產生的政治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對國家的態度並非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準確的，但他的議程卻是激進而偏離於主流工黨社會主義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很快就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消失，而二戰也反過來分裂並最終結束了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書會。另外，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在1945年獲得選舉勝利，在其治下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方式得以回歸。

　　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著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工黨還未決定何種政治經濟形式最適合用來貫徹其政策目標。大多數工黨左派不僅受馬克思主義工人集體所有製思想的影響，還受經濟學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費不足論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響。工黨右派在經濟領域的猶豫不決在1929-1931年工黨政府時期表現出來，時任財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屈從於自由市場與城市銀行家（City bankers)的權威來協調製定經濟政策。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著的凱恩斯傳記中認為，即使是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後不久，工黨仍然傾向於采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作為其經濟學說，盡管有部分工黨人士開始看出如何能夠管理控製資本主義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斯基德爾斯基所說的工黨仍然傾向於「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己消除私營部分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的概念。這個概念必然己在工黨左派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一直如此。盡管如此，凱恩斯及其經濟理論逐漸影響與經濟學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凱恩斯主義出現在工黨的一部分當中，作為通向英國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經濟途徑。富特指出：「凱恩斯對於工黨中一部分知識階層造成了可怕的挑戰，他們痛恨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卻沒有辦法解決商業循環和總體失業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於工黨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這是與工黨的哲學價值觀相一致的。第二，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其對充分就業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現出它對於在道德上厭惡高失業率的工黨有所便利。最後第三，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通過實用性的論據證明了以國家機構為工具維持經濟穩定的合法性。這樣，凱恩斯主義為工黨提供了國家幹預的經濟學論據，國家幹預反過來能使工黨得以追求其哲學目標，諸如收入與財富的再分配。有關工黨采用凱恩斯主義另外有個觀點，是由伊利莎白?德賓（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為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開始得到工黨重要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傑伊(Douglas Jay)、埃文?德賓（Evan Durbin)、休?多爾頓（Hugh Dalton)、休?蓋茨克爾等工黨經濟學小組XYZ社的成員，他們在尼古拉斯?達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貝裏（Vaughan Berry)的指導下集會8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助於凱恩斯主義在工黨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盡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賓所說，直到1944年《關於失業的白皮書》(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發布，該書接受了凱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接受凱恩斯主義理論。這是因為一些人懷疑凱恩斯的自由聯合，懷疑試圖使資本主義製度切實可行、改善資本主義痼疾的理論。大衛?馬昆德認為，1947至1949年艾德禮政府時期，凱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漸米用為工黨的官方經濟學說。馬昆德指出在那段時期：「……大臣們慢慢地放棄了原先對於受社會調控的經濟的觀點，這種經濟下的資源分配是根據政治決策而非市場中的討價還價，他們轉而支持一種混合的經濟，以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禮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國最先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府。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凱恩斯主義為左翼政黨提供了：「……與資本主義民主妥協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政治基礎。凱恩斯主義呈現出國家能調和生產資料私有製與經濟的民主監督調節這一前景……對失業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調控成為使民主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妥協之詞。」普熱沃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認為失業的原因在於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國家實施擴大開支的政策以刺激生產，減少失業。另外，凱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與左翼政黨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諸如再分配、國家管理、提高稅率以投資福利與公共設施的財政靈活機製。1945至1951年時期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思想在關於經濟學說的辯論中占上風的起點，並且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在1945至1970年間達到頂峰。本章試圖提供工黨從其十九世紀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還嘗試介紹某些主題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軌跡，從而為考察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做準備。

　　工黨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將試圖給出工黨從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這與戰後工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形成尤其相關。蓋茨克爾派被認為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可以將他們看作新工黨改良潛在政治價值觀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論戰」對於理解新工黨的出現與興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堅定的工黨右派，布萊爾的新工黨堅持修正主義的政治態度，部分地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工黨左派之間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黨對於連續四次選舉失敗的回應，是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變化所作的適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應。因此，我認為新工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對工黨的設想相似，但同樣，新工黨也是對下列因素的回應。這些因素與五六十年代修正主義右派所面臨的在性質上並無不同，也就是與左派的哲學論爭、連續三次選舉失敗以及需要找到對「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回應。

　　「大論戰」

　　在國內的成功並不意味著議會工黨內部的和諧。1949年，在工黨議會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萬（AneurinBevan)之間產生了爭論。然而，議會工黨中分歧產生的具體日期很難判定。黑斯勒認為：「早在1946年，黨內某些群體己經因政策中缺少傳統社會主義內容逐漸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戰線開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認為是他的「團結演說」（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籲停止所有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國有化己經達到其目的，國有化向所有私營工業僅僅為了工業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進行的擴展應當結束了。與此相反，比萬想要的是全面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地方分支選區內更為深入的哲學紛爭的開始，但主要是在於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與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員當中。德魯克對於這一兩敗俱傷的鬥爭的看法是，工黨在1945至51年艾德禮政府之後從未充分地回答過：「……實現社會主義宄竟意味著什麽。」理查德?克羅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哲學》（中記錄的這一不確定的觀念以及明顯的「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態度，對於理解20世紀50年代工黨內被稱為「大論戰」（Great Debate）或「手段與目的之辯」(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爭至關重要。1951年議會工黨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發生分裂。這一分裂常被定性為比萬派左派與蓋茨克爾派右派之間關於國有化的問題以及工黨政府應當對工業進行國有化的程度的意見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終是黨內團結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會說以這樣的定性解釋工黨各大派系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太狹隘。這些派系領導人的重要性很大：雙方的人在1951年大選後成為工黨領導人的激烈競爭者，因為預計年歲漸長的克萊門特?艾德禮將在下一屆議會之後退出。因此，不僅有這兩位黨首之間的個人競爭，而且在議會工黨內部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賽，雙方分別為追隨蓋茨克爾的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和支持比萬的傳統主義者。

　　本節不試圖剖析工黨內各派系的哲學傾向；盡管如此，還是可以根據軼聞性質的證據識別出彼此沖突的哲學立場。這些立場包括左翼或（傳統社會主義者），中間派以及右翼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派本可以很簡單地歸為「工黨主義」（Labourism)的追隨者一類，但當作五六十年代黨內議員的代表則更易於理解。傳統意義上，黨內中間派被看作「工黨主義」的提倡者，可以認為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進步，中間派在歷史上曾為許多工會人士占據。在工黨20世紀50年代的問題時期，中間派常被認為是致力於在蓋茨克爾派和比萬派之間穩定黨內團結的「保持冷靜」的群體。這一派包括諸如約翰?斯特雷奇、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喬治?斯特勞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認為中間派並未以真實的形式在工黨內真實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黨內意識形態分裂出現，這些中間派成員選擇跳出時下意識形態的派別之分，呼籲艾德禮首相領導下的團結。論戰中各派間另一緊張的局面在於它們在工黨的體製內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礎。布賴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著的蓋茨克爾傳記中披露，盡管蓋茨克爾派可以從影子內閣、議會工黨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工會處獲得支持，但比萬派擁有各選區黨的總體支持並從1952年開始主導影響政策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關於手段與目的的辯論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什麽是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對比萬派和蓋茨克爾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眾所周知有所爭議，然而這有助於本章揭開這些概念從而對工黨內不同社會主義觀點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萬作為40年代晚期工黨左翼的旗手出現。這一左翼議員群體追隨比萬集會，被稱為「比萬派」（Bevanites)。把這些工黨左翼人士統一起來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反對艾德禮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認為，英國如果想在二戰後的全球政治中維持地位，就必須繼續保持在戰時建立起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這一方式被稱作「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在英國由貝文簽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時候達到頂峰，該組織也稱為北約（NATO)。這個組織是西方國家的防禦聯盟，特別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防禦蘇聯。對於比萬派來說，這種將英國與美國結盟，妖魔化蘇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黨內分歧一部分在於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溫和的左派可以與蘇俄的共產主義左派對話、聯系。盡管如此，比萬自己想要的是介於與美國或蘇聯聯合之間的獨立中間路線。這一政策被稱為「中立主義」（Neutralism)。比萬派統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們反對核武器以及工黨將核武器作為英國戰後軍備必需。此外，比萬派的議員在議會中組織並不嚴謹，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富有熱情，崇尚獨立。盡管如此，他們的演說和文章發表在工黨左翼刊物《論壇報》（Tribune)和全國性報紙諸如《雷諾茲新聞》（Reynolds News)、《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周日鏡報》（Sunday Mirror)。至於比萬派的政治哲學，比萬於1952年發表著作《取代恐懼》（In Place of Fear)，試圖為支持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議員建立一套社會主義政策的邏輯體系。因此，布裏瓦蒂說：「比萬派對於領導者來說並不構成直接的挑戰，但在1951到1955年間打擊了工黨議會前座的誌得意滿，也是左翼在接下來數十年的活動藍圖。」除比萬以外，比萬派還包括理查德?克羅斯曼，一位獨立自主的學者、政治思想家。克羅斯曼寫了數篇重要的論文，特別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會主義新哲學》,這篇文章討論了鑒於1945到1951年間的政策成就，工黨的社會主義應當采取何種方向。然而，克羅斯曼的文章同樣概括出工黨需要關註的比萬派的措施，因為他認為艾德禮政府實行的福利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不夠的：「如果不更大範圍地推廣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財產稅，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資本註入呢？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利潤與工資政策，能否抵抗通貨膨脹？如果不能，那麽若無工會所重視的集體協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呢？這兩個問題在工黨執政六年內得以避免。如果工黨要再次面對和1945年同樣艱巨的挑戰，這些問題將無法避免。」克羅斯曼1956年的文章《計劃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黨左派的中央計劃觀點，但和通常的批評不同，克羅斯曼認為中央計劃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選舉失敗後不久寫的文章《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質疑了修正主義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的性質己經得到顯著的改革，社會主義政黨的經濟目標需要與之相適應。簡言之，克羅斯曼試圖圍繞「豐裕社會」的種種謎題支持比萬派的觀點，並贊成克羅斯蘭的修正主義分析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分析本書將稍作討論。

　　比萬派的觀點大部分是工黨的傳統價值觀，源於1918年的黨章。對於比萬派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也許包括了廣泛的再分配、大範圍的工業國有化、工黨內工會權威的擴大，以及強調社會主義基於階級的性質。比萬派代表了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他們認為國有化使國家能夠控製生產資料，從而使得政府能夠代表工人製定社會主義政策。例如，國有化影響了工人的狀況，因為國家向所有雇傭工人承諾公平的工資標準，允許並鼓勵工會代表製，提供在國有工業持股工作的自由。這樣，工人地位的性質、他們的狀況以及他們與工業的關系就與私有、私營公司完全不同了。對於比萬派來說，國有化是為了取代個人或董事會私有的工業，而這工業的基本動力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對於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而言具有關鍵意義。實行國有化意味著社會主義。從而可知，國有化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哲學論爭剛開始的時候，蓋茨克爾擔任內閣大臣和之後的影子內閣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擔當黨首的議員的領袖。他們是議會工黨的右翼，觀點講求實用，傾向於工黨政策的修正主義。當時重要的蓋茨克爾派包括托尼?克羅斯蘭（Tony Crossland)、羅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倫（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爾夫?羅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羅斯蘭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說，對於修正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采用『強大』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Rawls)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是相對於『自由』的概念。我們也不只是指簡單的（並非指實踐證明其簡單）收入再分配。我們想要的是更寬泛的社會平等，同樣包括財產分配、教育製度、社會階級關系、權力以及工業特權一一確實這些都在古老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中被奉若神明。」蓋茨克爾在1959年大選競選運動時接受的英國廣播公司的采訪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原因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則。畢竟誰也不是為找樂子而從政的……我們仍然相信……平等與自由同時並存，相信平等機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體而有尊嚴地對待其他國家。這些東西都不是暫時的、短暫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實現它們，如何解讀、表達它們以適應於……現今的一代人，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慎重考慮。」至於有關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蓋茨克爾與他忠實的戰將們一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以論戰的主角現身，支持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應當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記錄中，蓋茨克爾終其一生都認為，公有製原則上是一個手段，是為了實現正義、平等、無階級社會這一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慮到國有化應當扮演的正確適當的角色，「手段論」者對於如何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問題的情緒在以下引自克羅斯蘭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經濟的框架內達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滿意的結果，公有製只是作為許多可能的手段當中的一個而取得一席之地，以達到計劃中的目的。」 盡管如此，「手段論」者承認，私營部門決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場來統治人民。

　　他們所呼籲的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不是更廣為人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任方式。「手段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共識下己進行很大的改革和社會化，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工黨一些團體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與民主社會主義截然相反。托尼?克羅斯蘭在寫於1956年，個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費品膨脹、經濟増長的時代的文章中認為：「自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就經歷著一場緩慢的轉變，盡管這緩慢的過程很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非資本家反抗工業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後果，以及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左派勢力漸長。」克羅斯蘭指出，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反對一樣，商人階層也開始要求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革，這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沖擊和事件，再加上諸多其他問題，如：「……資產階級內舊時那種毫不猶豫的自信，以及簡單地認定不加管製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這些觀念都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穩步増多的對資本主義引起悲慘的社會和物質結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產階級的政治滲透，以左派書會的驚人現象為其鼎盛標誌，當然還有心理的變化……（心理變化）與工業資本家逐漸由管理人員取代有關。」資本主義製度特征中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轉變這一問題，常被稱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認為作為資本家的所有者做出決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慮，然而這新一代管理者的動機卻不僅是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雇員，並不擁有問題涉及的這家企業，也不親自獲得直接利潤，因此其他考慮對他們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待下級的管理聲譽，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他們的決策中有所影響。而這也反過來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資和相應問題上不再那麽兇惡。

　　然而，克羅斯蘭認為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特征的改變只有較小的影響。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Future o/5oc/a//sm) —書中的觀點，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影響甚於其他任何因素。克羅斯蘭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占主導的政府迫於軍事急需，采用工黨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時期徒勞籲請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計劃、充分就業、再分配稅收、新的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並非左翼空想家烏托邦式的夢想，這一教益選民沒有忘記，他們在1945年堅決地把保守黨驅逐下野，因為其在和平時期忽視的事情卻在戰時積極實行。」克羅斯蘭認為，推進傳統資本主義特征改變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禮政府在國內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國有化包括了民航、鋼鐵、公路運輸，以及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還有列在正式項目中的工業。社會服務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貼、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國民保險製度（National Insurance)親新的結構性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在再分配稅收領域，就業水平、貧困地區（Distressed Areas)問題、工人階級生活標準、政府對經濟的控製，都大大超過了戰前大多數評論者的預期。」總之，托尼?克羅斯蘭概括出「手段論」者的立場，在其所在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於工業左派、資本家的反對階級以及工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管理技術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變化，而管理者與廣大中產階級一道，遭受世紀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痼疾所引起的墮落與骯臟的攻擊，大量英國工人階級卻不得不忍受。

　　選民中道義上的變化把保守黨排除在外，使得工黨政府得以重建資本主義福利製度，其社會供應與管理是前所未見的。

　　克羅斯蘭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敵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紀60年代工黨的政治綱領，也是對保守黨以及他認為是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成分的一次進攻。這本書對政治經濟學並沒有提供《社會主義的未來》未曾明確提出的新思想。事實上，克羅斯蘭為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的主要觀點辯解，如富特所說，他附和了加爾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觀點，強調私人的富足與公眾的糟糕之間的鴻溝，提出一系列平等主義措施應對這種情況。

　　在196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第二版導言30中，克羅斯蘭承認他對西方經濟尤其是英國經濟能夠產生的増長水平的預測過於樂觀。這反過來影響了可用於投資公共開支和福利措施的歲入總額。他1974年的書《〈現今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是關於一系列克羅斯蘭在相關方面擔任過部長的問題的論文集，這些問題諸如環境、住房、教育等等。開篇的文章《現今的社會主義》是對他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評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認為修正主義者不必修正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這篇文章中承認的兩點內容值得重視。第一點，克羅斯蘭稱1964至1970年間威爾遜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失業増加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而經濟増長相較1964年的保守黨左派政府時期減緩了。第二點，克羅斯蘭承認，他之前所寫的文章中對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速度與容易程度都過於樂觀了：「事後看來，早期的修正主義論著在語氣上太過自滿；他們提出了正確的改革方案，卻輕視了在英國的環境下實現它們的困難。」最後，《現今的社會主義》包括有一份清單，列出了未來工黨政府應該關註的需要優先考慮的領域，包括了降低貧窮，進一步提供體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將發展性土地歸入公有，再分配資本財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選與隔離，以及擴大工業民主。

　　理解國有化的哲學論爭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這一論爭也關於「第四條」。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部分地是關於「第四條」與國有化作為工黨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的辯論。「第四條」，準確說黨章的第四點，明確承諾要讓公有製充滿整個經濟。因此，這是1918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政策目標對許多工黨的人來說既不現實也不稱心。盡管如此，蓋茨克爾和一些修正主義領導人物至少最初認為應當重新起草「第四條」，以期與工黨想要建立的社會相一致。35蓋茨克爾的這一雄心壯誌因近期的選舉失敗而燃起，因為他認為這使得保守黨人歪曲了工黨經濟觀點的意圖。蓋茨克爾重新起草了「第四條」，在1960年3月由國家執行委員會(N.E.C.)認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說：「……在四個月中，六個主要工會中的四個拒絕修訂章程，而且面對議會中一定的失敗，蓋茨克爾只得把『新約』 這一稱謂降級為『對工黨在二十世紀目標的有價值的表達』，而對『第四條』則原封不動。」工會與來自更加廣泛的議會工黨的壓力都反對蓋茨克爾對章程的修正。雖然他們的領導者比萬不在，工黨左翼仍持樂觀態度，而1960年比萬己病重。工黨左派的信心使得他們能夠更快進入下一個與領導者的內部鬥爭，即工黨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黨在核威懾力量與核防禦上的立場問題被提出來，這個問題同過去一樣成為工黨的障礙。威廉姆斯認為這己成為關於工黨特性的矛盾，無論它是要成為一場抗議運動還是未來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國「藍色霹靂」（Blue Streak)火箭這一關鍵性事件之後，他們不得不決定英國是否需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北約總體常規與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國是否應該保持中立，采取並鼓勵非核政策。這反過來意味著工黨必須對這一問題持有政策立場。工黨左派傳統上對軍備積累持懷疑態度，逐漸更加明確表示其對單邊主義的支持。單邊主義事業成形於稱為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個組織，由一批比萬派、基督教和平主義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識分子於1958年組建。其目的是主張英國通過單邊譴責核武器來樹立道德領袖。單邊主義事業的影響在1960年暫時被工黨作為政策時到達頂點。單邊主義事業在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當中有最強烈的議論。富特認為霍爾的觀點指向對抗蘇聯時丟掉的的道德高地，因為這使得蘇維埃能夠將西方的核威懾力量解釋為現實存在的軍事威脅。這也相應地降低了蘇聯周邊的東歐國家民主演進的幾率。在解釋霍爾的論點時，富特認為西方的辭令和國防政策對以下事情負責：「……阻礙東歐的民主化，鞏固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權力的掌握，而其總是通過指向西方的威脅來紓解任何對其統治的威脅。」工黨的右派認為，如果不具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英國在面臨蘇聯的威脅時將會依賴美國提供安全。黨內的這一辯論被稱為「單邊主義-多邊主義辯論」。它加深了黨內的哲學劃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工黨議員和黨員支持多邊主義事業才算充分解決。作為工黨這一激烈動蕩的歷史時期的總結，保守黨在1959年大選中獲勝，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贏得工人階級50%的選票。工黨的主要兩翼彼此持續沖突，1963年蓋茨克爾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擊敗來自右翼兩位人物吉姆?卡拉漢（JimCallaghan)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戰，成為工黨領袖。對某些人來說，在威爾遜的領導下，工黨似乎將可能改變方向。

　　凱恩斯主義的危機：1966-1979年

　　凱恩斯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和工黨的經濟學說，其衰退可從兩方面理解：國際和國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開始衰敗有一些國內原因。第一，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的一個短處是他的理論中忽略了許多造成失業的原因3例如，凱恩斯承認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導致失業，卻沒能指出諸如勞動力的固定性和適應變化的緩慢等供應方的問題也能造成失業。這些長期積累下的供應方因素，其實際結果最終加劇滯漲。斯基德爾斯基所提出的另一個凱恩斯主義衰敗的原因是，事實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經濟體生產效率高、失業率較低的「黃金時代」，而凱恩斯主義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當凱恩斯主義經濟經歷攀升的物價和失業率以及低下的經濟増長時，按照這一非主流觀點，滯漲只是被「超趕」效應（catch-up effect)推遲了，藉此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經濟體己得益於技術以及對帶有工業適應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費需求。46斯基德爾斯基有如下觀點：「歐洲大陸的工業與勞動關系的重建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戰勝國英國和美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最深，而展現出結構性改革的傾向最弱。」第三個問題是對提高工資的需求。這個問題不只是經濟的，同樣是政治的。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實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較高的總需求，因而工會將接受對工資的控製，克製勞工行動，此類行動會降低生產效率。事實上，工會不滿足於收入政策所設定的工資水平，這導致了通脹的上升。50斯基德爾斯基指出了凱恩斯主義衰敗第四個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亦即財政管理不善。51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知道，超過某一點以後，稅收會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階級對稅收的抵抗發展快過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為對後者的稅收己經因罪惡以及通過權高責重的人得以減輕。」與財政管理不善不無關系而是相互聯系的第五個因素是，一些工會中的工人階級要求更低的開支，這樣他們能得到更高的工資。這可以看作是「補償性工資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唯一結果。一個連鎖反應是，因為大量投資以及財政部由於抗稅而沒能集合足夠歲入，由此導致預算赤字的發展。」在國際經濟因素方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安德魯?甘布爾（AndrewGamble)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問題在70年代早期通過規模急劇増大而惡化。60年代中期的問題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逐漸増多與經濟増長的緩慢。這特別是由1971、1972年間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引起的。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油價翻四倍及其後發生的世界普遍經濟衰退。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油價的上漲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導致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急劇升高。因此，滯漲的經濟問題很快在各經濟體中出現，成功的經濟管理會愈加顯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難。甘布爾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一些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體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變化。控製通脹取代保持充分就業成為重心，公共支出項目突然顯得非常昂貴，於是受到抑製，對工資的控製變得嚴密。第三，甘布爾間接提到的更深層的問題是，70年代早期經濟増長的消失曾被解釋為暫時現象，但70年代早期的經濟問題逐漸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國際經濟體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是這種對1974至1979年威爾遜和卡拉漢政府時期増多的經濟問題的認知，使修正主義右派顯得不能夠管理經濟以使其保持増長，同時提供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這個觀點提倡運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來確保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公平，克羅斯蘭在工黨中大力論證了這一點。第四，甘布爾認為，貨幣主義的經濟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開始為一些政治家和經濟評論家討論並嚴肅對待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簡言之，貨幣主義似乎有70年代經濟問題的答案。

　　來自新右派的挑戰：1979年之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及其激進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威權主義政治哲學（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國20世紀80和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哲學。工黨在大選中徹底失敗，也沒能向英國的公眾傳達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觀點。此外，他們沒能像表達他們對撒切爾主義的否定那樣清楚地表達他們擁護的是什麽。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保守黨執政期間似乎是處於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選民投了它的票。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對其加以分析，則必須以其前任的情況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工黨政治思想從而產生新工黨的方式為依據。

　　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為其新右派哲學的立場爭辯。卡拉漢與工黨競選的理由是，撒切爾保守黨的新激進主義是未經嘗試和驗證的，工黨是選民「安全」的選擇。盡管如此，保守黨以四十四個席位的主導贏得選舉，這當中包括了 5.1%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工黨轉移到保守黨。保守黨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學對於保守人士來說是不尋常的激進之舉。新右派廣為人知的特征是幾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幹預經濟，批判高額公共福利支出，從而為最低水平福利國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會供給提供辯護。

　　然而，將新右派視為統一的哲學是不準確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蘭特（Raymond Plant)在他們的書《英國與美國的保守資本主義》（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其整個歷史上，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都包括有傳統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前者相信使用權威機構來確保實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後者則更想使市場盡其可能地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以運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學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別描述為保守主義的新右派和自由主義的新右派，他們在諸如政治文化、國防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上有沖突。然而，既然承認新右派政治緊張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方式強調消極自由以及「放手」的經濟方式與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威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斷層，作為工黨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須對於令人信服而言簡意賅的新自由主義哲學有所回應。

　　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其共同的論敵方面是統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國的敵人顯然是工黨，而哲學上的敵人則顯然是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作與價值觀。新自由主義者以幾種方式回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道德與倫理價值觀，他們以多種辯護方式反抗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會正義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宄其本質屬性而言，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認為社會正義是道德幻想，因為市場並不導致不正義，不正義的現象因故意行為而起，而市場的結果並不故意製造不正義。市場製度下無意產生的結果是不幸而非不正義，因此國家沒有責任減少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會正義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正義這個術語備受爭議，其含義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學（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種版本。哈耶克說，因為社會正義和分配政治學都是主觀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學上的支撐。第三，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思想的攻擊以否定積極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現的。如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提倡積極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與能力。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是沒有幹預，能力是指人有能力執行和做出某些選擇。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換言之，積極自由的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將自由的概念與能力的概念連接起來。自由不是關於獲得追求物質占有物或者生活機遇的能力、權力和協助，而是關於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國家、市場、社會上其他人的幹預。第四，新自由主義者否定了大規模公共供給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這不能創造更平等的社會反而讓中產階級不合比例地從中獲益。盡管他們不關心減少不平等，進而不關心工人階級的境況，但他們通過這一論調消除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正義及其主張福利大國的平等主義回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能縮減為極小的安全網，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這也轉而減輕個人的稅負，減少國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從而使其免於國家幹預。減少福利國家也將是值得作為道德目標的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間接提到，依賴於福利的文化己發展到鼓勵個人不追求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是接受國家給予的「免費午餐」。

　　本章試圖記述工黨從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關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黨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進政治哲學；經濟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結合著一種社會威權主義。工黨應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挑戰方式與撒切爾主義對工黨產生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塑造工黨的歷史。下一章將試圖分析工黨應對撒切爾主義以及各種具體內部政治和哲學論爭所作出的努力，這些論爭自1979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籠罩著工黨，並促進形成新工黨的政治哲學。

　　工黨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給出了工黨的思想從十九世紀起源到二十世紀末的歷史。本章將嘗試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給出1994至2004年期間工黨事件與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做出了卓著貢獻，進而塑造了工黨，並協助創造了我們所理解的「新工黨」這些因素包括：現代化者將工黨重塑為新工黨；「舊工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區別；新工黨中的新民主主義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條」全球化觀點；1997年選舉宣言的具體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屆執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黨

　　我理解的新工黨是從1994年至今托尼?布萊爾領導下建立在工黨之內的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聲明，盡管新工黨如今己被廣泛認為是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內閣自1994年以來的政治學，但它起初是改變工黨選舉號召與政策的一個流程。史蒂夫?盧德蘭（Steve Ludlam)說：「一般認為自布萊爾1994年繼任工黨領導人開始的新工黨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黨意識形態、組織、政策的長期現代化。」1994年布萊爾當選工黨領導人時，「新工黨」還沒有正式存在。「新工黨」這個詞第一次公開使用是在1994年工黨大會上會議平臺上的短語/『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Britain)。盡管如此，是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認為這個詞可以與工黨在1989年的現代化協同使用。古爾德稱，這個思想己經被遺忘，直到克林頓的新民主黨成功使用這一短語以表現他們與「舊」共和黨之間的差別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關註。阿裏斯泰爾?坎貝爾(Alistair Campbell)建議在1994年大會使用「新工黨，新英國」這一短語，從那時開始布萊爾感到「新」這個概念對於工黨下一步所要做的來說很適宜。其重要性有三點。第一，我們必須註意，「新工黨」這個名稱描述的是強有力的工黨現代化者的政治學與政治方案，而不是工黨全國範圍內的一項議程。布萊爾、布朗、曼德爾森（Mandelson)、坎貝爾、菲利普?古爾德，政治顧問與同類相似的人，這些大部分組成1997年後布萊爾內閣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黨」的代表。第二，作為一項政治方案，這是對工黨過去數次選舉失敗以及英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回應，也是在政治上對體現在撒切爾主義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權主義的回應。曼德爾森和利德爾（Liddle)明確指出：處理好新工黨的問題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取決於理解重新表達工黨的基礎信念戰後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與撒切爾和梅傑保守黨深思熟慮的一項進步的改變一一需要更大的激進性和獨創性，而不只是正確的改變。因此，新工黨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獨立思想，而是對於英國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所作出的回應。其傳統乃是植根於工黨的近代歷史，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教科書裏的哲學單獨存在。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我理解，新工黨代表了工黨政治範圍內一種真正新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地位。我們在本書後半部分將看到，新工黨具有自己的哲學立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己經在此前存在於工黨。因此，新工黨最初是一個政治方案，代表一種明確意識形態位置的政治派別。這並不是說新工黨是單獨的、新的、富有說服力的政治哲學，而本書將在此後論證它不是。新工黨有的似乎是對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價值觀的一種解釋。

　　「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

　　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認為，對於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主要的政治反對者是現在可粗略被稱為「舊工黨」的支持者：「如果還剩下一個敵人，並被布萊爾領導層中某些人強烈地認定為這個敵人的，那它就是『舊工黨』。舊工黨實際上是黨內右派、左派、異議分子的結合，但其修辭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使新工黨與它的過去保持距離，並向選民指出，工黨己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本章的這個地方，使用有關所謂「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很有好處。訪談對象是前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時期的顧問、學者。我問的問題是「『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多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實意義上的？」在與時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長的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訪談中，他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是不準確的，並指出了工黨內他認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的三個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極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們對社會有基於階級的分析，是國家中央集權主義者，於70年代末80時代初以民主主義為幌子進入工黨。第二，「溫和左派」(soft left)，可視之為兩種傳統的結合，即激進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處於「溫和左派」的人對諸如平等、女權、分權、生活質量等問題感興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流派是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右派，他們偏向於工人階級，關註贏得權力，主張中央集權，對福利國家的高公共支出與普遍物資供應感興趣。10時任倫敦經濟學院主任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泰勒不同，更接近於新工黨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不必使用「舊工黨」和新工黨這些詞，吉登斯承認左派存在分歧，但是應在傳統與現代化左派之間進行區分。根據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左派提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執政方式。現代化左派提倡市場經濟，信奉權力分散。

　　吉登斯認為，新工黨試圖在現代世界保持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進而是新工黨，有決心保持候選資格，並保持政治中心立場的統一。這是因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版圖，反全球化的左派與極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場上相互競爭的政治壓力。

　　時任費邊社秘書長的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一樣是一個構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爾森與古爾德同時發明了這個詞，就像重塑工黨並將它與過去作對比的營銷策略。雅各布斯指出舊工黨這一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認為羅伊?哈特斯利與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觀點是把修辭與現實分開。他認為新工黨的修辭己經失去了傳統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會主義語言，但現實更有利於工黨比之前的工黨政府為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繼而指出新工黨與工黨內各種流派有所不同，特別是關於對私營企業的態度。他認為新工黨相信企業大多數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因為它們將其等同於消費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認為羅伊?哈特斯利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最後，雅各布斯說，新工黨不給予公共部門任何特權，而舊工黨卻是以其全部形式這麽做的。

　　大衛?馬昆德認為區分新工黨與傳統工黨政策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贏得並不歡迎工黨的廣大選民的支持。馬昆德提出，新工黨如果想建立能與撒切爾時期的成就相匹敵的社會聯盟，就必須這麽做。馬昆德同樣指出，新工黨的編史某種程度上是不準確的。他這麽說是因為約翰?史密斯好像從沒做過工黨領導人一樣。

　　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的尼爾?金諾克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黨這個詞存在。金諾克說，這個詞一部分是修辭性的、為了表達概念的，在這些詞裏它是無可非議的。雖然他斷言新工黨內一些人想讓「新」永遠放在「工黨」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於之前版本的一個新版本的工黨，而是想要工黨成為它所不是的黨。金諾克接著說，新工黨內這樣的人想要完全改變其價值，並且對世界如何運作得出一個不同的分析。

　　賈爾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意義上的對比，設計出這種對比是為了表示工黨己經改變，從而有可能獲選。雷迪斯評論說，采取修正主義的政黨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雷迪斯將重新起草「第四條」作為新工黨現代化者主要的一項修正之舉。

　　羅伊?哈特斯利認為在新工黨某些團體與舊工黨某些團體之間意識形態方面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他以布萊爾的思想為例，說他的思想與如安東尼?克羅斯蘭這樣的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之間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哈特斯利將「舊工黨」當作是與新工黨不同類型的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標簽。

　　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按如下分類：認為舊工黨/新工黨區別大致上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整體上不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辭、助選來說是準確的；認為這個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就思想與政策來說是準確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認為作為區分工黨內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方式，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這一方案是不準確的。盡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黨能分解為三種意識形態群體，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工會右派、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左派」 ，但我卻承認存在歷史性的區別，這大部分是因為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解釋與對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認同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分是基本準確的。盡管如此，有關上述兩個論點，即「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思想與政策方面是準確的」與「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策略與修辭方面是準確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因為我認為「舊工黨」不是，也從未是工黨中一個獨立的、連貫的意識形態類別，因而這一區別就區分思想與政策而言是不準確的。至於說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是關於贏取選民信任的修辭與政治策略，我則表示贊同。「新工黨」這個詞是用來向懷有疑問的選民表明，有關處理勞資關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黨的政策將不會像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那樣。另外，它是用來表明新工黨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不像1980至1983年邁克爾?富特領導期間的工黨那樣特別左翼，當時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據主導地位。新工黨試圖並最終得以表明的是，他們不是工黨的「舊右派」或「舊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識形態溫和的經過巨大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質上，它是工黨的新右翼。

　　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

　　斯蒂芬?德賴弗和盧克?馬特爾帶有些許爭議地提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現代化者產生最重要的影響：「也許對工黨現代化者最為重要的影響來自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92年總統選舉獲勝一一這一年工黨敗給了約翰?梅傑，士氣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黨可以在保守主義長期占有支配權後贏得權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場轉移的情況下才會這樣。

　　同樣，有關所謂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使用相關的第一手訪談材料是有好處的。在這一系列訪談中我問的問題是，「你就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有何觀點？」關於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泰勒認為工黨政治的研宄者必須區分政策、策略與呈現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修辭與解釋方式是有影響的。盡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黨在政策問題上，相較於向歐盟學習，並沒有產生過度的影響，以至於對向美國學習有一套系統的過度分析。泰勒稱，因為英國的國家政策決定放在美國是相當於州的層面上的，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對英國工黨就教育、健康、養老金改革方面沒有可以建議之處。此外，激發工作主動性的福利與其說借鑒自美國，不如說同等地借鑒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他們己經如此實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認為新民主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因為如菲利普?古爾德等工黨官員與新民主黨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黨確實有一套社會與社會變化的理論是為新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所采用的。據吉登斯所言，新民主黨認為工業時代己經被信息時代取代，在信息時代需要權力的分散，選民政治當中存在變動的聯盟（shifting alignment),為應對這種社會變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被誇大了。關於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長期做媒體的操縱、防禦、進攻遊戲。雅各布斯特別指出，新工黨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響，這種方法使政黨能夠在不同的公眾意見之間進行三角定位，從而顯得同時處於左派與右派，進而能夠構建共識。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被新工黨用以改善其溫和的號召力，這種提法似乎是準確的，因為菲利普?古爾德說，布萊爾熱衷於超越傳統的左右藩籬。22古爾德將布萊爾重新定義政治分界線的欲求與第三條道路政治學聯系起來。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與泰勒一樣，認為關於活躍勞動力市場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程度與源自美國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總結說，新工黨從新民主黨那裏借用了福利國家改革與大規模政策方案，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昆德不確定新民主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但他的印象是這一政治影響是頗為可觀的。馬昆德引述，20世紀90年代新工黨登上英國政治舞臺，而此時新民主黨是贏得選舉的唯一的同類西方政黨。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將比爾?克林頓視為取得了他們所想要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贏得了歷來投票給右派的那部分選民的支持。馬昆德還提出，布萊爾和布朗認為美國新民主黨的政策就在英國「行得通」而言，比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導作用。

　　金諾克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產生影響的觀點是誤導性的。金諾克指出，在兩個組織內部都存在可共享的價值觀，但是新民主黨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因而真實的政治影響無法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巨大。另外，金諾克指出一些工黨官員，如菲利普?古爾德，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為新民主黨提供過幫助，並事實上向美國出口了英國的助選手段，諸如快速的媒體反駁系統。

　　雷迪斯的觀點與金諾克相似，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某種程度是被誇張了。雷迪斯認為唯一新工黨可能真正受到影響的領域是關於如何被選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這影響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確定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有何影響，但他感覺美國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與政府對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認為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最初公開討論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而這影響了新工黨的一些人，特別是布萊爾。在競選與助選活動方面，哈特斯利承認，諸如曼德爾森、古爾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與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則」（即領導人無法製定超過50%的選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響。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新民主黨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政治策略、解釋、修辭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思想與政策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的影響是誤導性的；認為新工黨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新民主黨。

　　關於「新民主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新民主黨以某種方式對新工黨產生影響，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訪者的觀點（除金諾克所提出的任何影響的觀點都是誤導性的之外）。應該指出，金諾克的這一回應符合預料，如正面回應所暗示的，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內的變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國民主黨的影響，而這顯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為他聲稱他擔任工黨黨首時，工黨成員幫助了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諾克之外所有受訪者概括出的論點，即新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現方式、修辭等方面影響了新工黨。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傳達自己的信息，並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選技巧，以使他們顯得同時在各種問題上既是右派也是溫和的左派。盡管這樣，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雷迪斯一樣，我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思想與政策的影響充其量也無足輕重，在最差的情況下則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諾克與泰勒提出的觀點，即新民主黨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聲稱代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代表的頗不相同的利益群體，認為新民主黨影響了大量新工黨的思想與政策規定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個問題的支撐，即因為國家政策的決定是在全國的層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國的聯邦層面，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就公共服務、養老金改革及類似國內問題對新工黨沒有什麽可以教授的。最後，新工黨如果受到了新民主黨的影響，我不確定其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條」

　　「第四條」的重新起草也許是最為深遠地影響工黨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黨現代化者最具象征意義的改革行動。菲利普?古爾德認為重新起草「第四條」是布萊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一次與布萊爾的談話中，古爾德就工黨章程的那一部分講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領袖失利是因為他們妥協了。我不會妥協。我寧肯被擊敗，離開政治，也不要向工黨彎腰。我打算和工黨較量。」此外，在1994年黨大會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需要約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爾德引用阿裏斯泰爾?坎貝爾的話：「我們沒有約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這事的一一不是約翰勉強同意，而是他實實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準……最後是約翰說如果你要這麽做你就得把它說出來，你不能瞎轉悠。那正是在我們為新時代檢討章程的最後一刻寫進去的。那其實是出自約翰一一我們當時是要繞過這一關的。」唐納德?麥金太爾（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一措施，是工黨對現代化的最終表達。麥金太爾說，布萊爾非常熱衷於這一想法是因為：「這將相應地成為與工黨的社會主義過往作象征性的決裂。」盡管如此，他認為曼德爾森是謹慎對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為他記得蓋茨克爾在1959年選舉之後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時遭遇的問題，而正是這最終導致了失敗和內部沖突。

　　不過，布萊爾重新起草「第四條」的熱情既體現了新工黨與「舊工黨」的決裂，也去除了工黨的政治重負，而保守黨曾不時從這重負中獲取政治資本。麥金太爾將重新起草「第四條」視為新工黨現代化者的一項早期的成功：「『第四條』的替換是一次純粹的勝利一一尤其是因為充斥全國上下的布萊爾的競選熱情勸服工黨不僅同意改變它，而且到最後是想要改變它。」然而，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指出，全國工黨的部分人對章程的任何變化持反對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工會，如投票支持保留傳統的「第四條」的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會（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來自工黨左派的明顯而合乎預料的反對，尤其是聚集在《論壇報》周圍的議員。另外，菲利普?古爾德認為倒數第二稿並不充分，他勸布萊爾親自擬寫。重新起草的「第四條」最終表述如下：「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相信通過共同勤奮的力量，我們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單一人達成更多，這樣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權力、財富、機會都是在眾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享受的權利亦反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而我們亦可以在一片團結、寬容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一同在這個社會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條」於威斯敏斯特宮在工黨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支持新版條款的總投票達到65%，它還得到了 90%選區工黨的支持與55%工黨附屬機構的支持。附屬機構支持率的降低是由於工會運動中部分人對工黨價值的現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條」被改革，現代化者將在他們的影響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旦『第四條』被改革，布萊爾很快鞏固了對工黨自金諾克開始的機製改革。布萊爾加強了一人一票製，並通過發展政策論壇有效地削弱了大會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樣，全國經濟委員會曾不時對領導層做出刁鉆的批評，在其政策作用遭到嚴重削弱的同時，變得越來越歸屬於布萊爾。」全球化論點

　　新工黨於1997年時隔十八年後重新執政時，他們所處的世界正受著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變化的顯著影響。新工黨堅持一種全球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論點，這貫穿其理想與政策目標。在西方世界，各個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這個論點，盡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學者批判的。38稱之為「全球化主題」 一定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詞存在爭議並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盡管如此，為本章起見它還是夠用了。全球化論點認為，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演變出的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的一部分。

　　在經濟方面，西方世界凱恩斯主義學說運行的衰弱與市場力量的主導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與服務流入國家經濟中。簡言之，更多的國家活躍於貿易關系中，並在經濟上彼此依靠。

　　經濟上另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這些市場進行實時交易，這是由於高級的遠程通訊系統讓大量資本能夠通過全世界市場上的廣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在貨幣交易中被「轉手」。同樣，公司選擇在勞動力訓練良好、技術水平高的國家投資。因此，投資者對一國經濟的信心對於該國內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門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流動性意味著跨國公司很容易關閉工廠，這使得就業不穩定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顯著方面。這一狀況的積極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國家控製對其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公司能快速創造就業。布萊爾在他《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這本書中題為「全球經濟」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確信的全球化論點：「現今經濟變化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是移動的。跨越國界的工業競爭愈加激烈。消費者在加快這個革命進程中發揮了日益増強的作用。旅遊、交通、文化越來越國際化，縮小世界，擴大品味、選擇、知識。所有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觀點加強國與國在全球市場上互相依存的另一個方面是通信革命。我們所說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術的發展，從個人電腦、電子郵件的廣泛使用到網站與衛星技術。

　　所有這些技術創造出一個即時通信與即時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貨幣市場依賴於衛星和電腦技術，電視現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電子技術提供信息、娛樂、互動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轉變了各國商業部門，也轉變了娛樂、休閑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性質，例如NHS (全國健康服務)，全天24小時運營、由護士領導、基於互聯網與電話的幫助專線，被稱為NHS Direct，接受人們關於疾病與健康問題的咨詢。

　　地緣政治的變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層方面。諸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集團，對國家經濟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對英國來說，特別是加入歐洲或是與其保持距離，這是需要面對的又一關鍵性的全球化決定。軍事防禦、全球犯罪預防、政治趨同都是世界從合作與夥伴關系而不是從孤島城邦的角度要面臨的問題。全球多元化的發生是對於冷戰傳統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隨後東歐與歐洲東南部等地區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反應，部分也是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的反應。全球化在金融、時間、空間方面縮小了世界。這為西方世界內外的財富創造提供了機遇;這縮短了西方歷來對全球社會問題的距離；這意味著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在一個更小、更多樣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著國家的、國際的合作成為了必要的而非可選擇的補充。盡管如此，全球化也喚起了文化與宗教沖突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並突顯出南北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因為世界的互相聯系與彼此依賴這一特征而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工黨建構起其經過修正的社會民主主義。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是記述新工黨思想史需要考慮的一份重要文件。該宣言明確了到1997年時，新工黨己經將自身定義為現代的、經過內部改革的工黨，觀點和政策計劃都有所改變：「在每一個政策領域都己經製定出新的明確的方針，是與舊左派和保守黨右派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麽新工黨是新的的緣故。」另外，宣言概括出兩點有意思的內容，在關於新工黨發展的討論中很重要。第一點是，作為政黨，工黨自稱是「……思想與理想的政黨，而不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管用的才有價值。目標是激進的。手段將是現代的。」由於很多原因，這個說法是中肯的。對思想與理想的承諾是很好地適應於工黨傳統的，然而這一說法公開地在新工黨的思想與理想與被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的上一代工黨理想之間做出區別。說某些思想己經過時因而不再適宜，這是一回事，但將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回事。意識形態這個詞編織出這樣一種宏觀敘事意象，聲稱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類問題。它還能使人想到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因此，新工黨暗示傳統的工黨思想與理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在貶義的基礎上同等地表現出敵意。這一說法的潛臺詞可能是新工黨只接受「新的」、「當下的」思想，「現代」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終極價值所在。這說法中第二點有意思的內容來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學上的困難，即新工黨的目標或目的是激進的，因此是傳統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或手段是「現代的」。在政治的層面上，這是用新工黨的話語、以不無確定的措辭表示，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須以現代而非傳統的術語處理。這樣，關於經濟，新工黨認為應當追求的是與凱恩斯需求管理經濟相反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將貫徹其社會政策。哲學上在此出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試圖改變達成某一目的或目標的手段，那麽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改變目標。這個問題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也聲明，新工黨只願意承諾：「……有限的一套重要諾言並將其實現。」可以說這體現了新工黨謹慎、保守的品格。這個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國政治的選舉歷史中鍛造出來的，因為宏大的承諾曾經嚇得天性保守的選民不敢冒險讓工黨執政。宣言的語調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黨的第一屆執政期將是講求實用的，在立法方面則大體上沒什麽野心，但將會通過第一屆執政期內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尋求確保第二屆執政。與這種謹慎的特征和缺少改變英國社會的真正雄心相關的是，布萊爾承認新工黨不會對他認為保守黨政府正確執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黨做對了的事情，我們不會改。」盡管布萊爾沒有直接說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在哪些法律領域執行正確，但很可能他是指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勞動關系立法中的大多數內容，接受市場作為提供商品、服務的首要經濟機製，此推斷還暗含了承諾不再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以及價格控製、三方協商、收入政策。進一步是由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揭示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所正確執行的政策領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稅的懲罰性息率，以及強調通過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產率。

　　第三條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後的時期裏，布萊爾試圖用哲學術語定義新工黨所代表的是什麽。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己與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聯系起來。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經常被用來與美國新民主黨的相比較，確實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存在緊密而直接的接觸。」1998年，托尼?布萊爾發表了一本費邊社小冊子，題為《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在小冊子的引言中布萊爾寫道：「第三條道路代表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積極熱誠地承諾社會正義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對實現它們的方式則靈活、創新、富有遠見。這是建立在逾一個世紀以來指引進步政治的價值觀基礎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國際主義。但它是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決然超越於舊左派的國家控製、高稅收、生產者利益，也超越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甚至常常是『社會』和集體努力這些概念視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認為，布萊爾小冊子的引言從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對新工黨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思想與政治學最清楚的表達了。就第三條道路己經付出大量時間和研宄，對其標準的結論是以立場的模糊作為政治理論。有關這一點並無爭議。然而，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最適於理解為布萊爾的政治哲學，而不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例如，布朗自新工黨執政之後從未在他的任何演講或聲明中提及這個說法。另外，盡管在1998年至1999年間，布萊爾與比爾?克林頓、維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馬西莫?達萊馬（MassimoD'Alema)就第三條道路思想發表講話，但現在鮮有人說它即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的簡化表達。

　　關於布萊爾所闡述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可以明確的是，他試圖將新工黨的政治哲學與他自己置於歷史的語境中。布萊爾試圖表現出一方面新工黨不是工黨版的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是經過改進的、對媒體友好的「舊工黨」。盡管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工黨不是介於傳統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折衷方案或歸攏中心，而這本身就要求放棄一些他和新工黨不願意犧牲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布萊爾稱：「第三條道路不是要折衷右與左之間的差異。它是關於己改變的世界中的傳統價值。」關於布萊爾想讓新工黨代表的政治類型，其提出的另一點重要內容是他將新工黨指作重新聯系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嘗試。他說新工黨：「……極大地得益於聯合兩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一本世紀這兩者的分離嚴重削弱了整個西方進步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占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以國家為主要中介的社會正義。兩者之間並無必然沖突，正如我們現在這樣，贊成國家權力是實現我們目標的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體而論，我們可以認為他想重新聯合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能夠且己經采取許多來自右派也同等地來自左派的哲學立場。然而，（如上所述）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被視為不等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傳統工黨右派政治哲學時，是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像賈爾斯?雷迪斯這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而且工黨左翼人士常將自己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其強烈傾向於公有製、以國家為中心的執政方式以及他們對市場的反感。

　　最後，似乎布萊爾不再以第三條道路的修辭術語描述新工黨的政治學，但他也許覺得自己己成功定義新工黨在當代英國政治中與什麽有關、與什麽無關。可以說，大多數自稱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他的內閣和工黨議員己確定，第三條道路的修辭己經終結，因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國學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當作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準確而嚴密的政治哲學。

　　第二屆執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黨競選宣言對於記述工黨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沒有的一個明顯不同的經濟因素，即對英國公共服務高水平投資的持續承諾。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單憑再度如此強調一次，就將其政治軌跡轉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則。布萊爾在他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寫道：「這次大選從很多方面比上一次還重要。自1997年5月之後我們為經濟更為強大的英國奠定了基礎，現在這裏的投資正註入公共服務……」這一態度轉變出自第一屆執政期到一半的時候，布朗在他1999年財政預算案前報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將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這件事引發工黨的評論家相當大的爭論。在遵守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開支計劃滿兩年之後（可以說己向選民證明，工黨政府能夠勝任管理經濟之責），政府終於開始向公共服務投資。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諾的主要區別。用布萊爾的話說是：「好好建設未來的機會己經到來，將要在第二屆執政期內為英國復興奠定激進綱領的基礎：嚴格控製通脹，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財政狀況，進而在未來建設動態、高產的經濟；保持對公共服務投資，進而通過改革以使我們很好地使用資金……」由於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中的聲明，2001年宣言明確作出承諾，將為改善公共服務進一步提供資金。為確定工黨是否在第一屆執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屆執政期結束之間改變其政治途徑，以及這樣一種途徑的改變是否意味著其基礎價值的改變，我向受訪者提出以下問題：

　　「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泰勒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根據對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萊爾周圍的人更有可能會說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意識到如果不投資更多他們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務而做出的反應，盡管在入主政府時他們是那麽認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謂「布萊爾派」最初認為創造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並不取決於高投資。泰勒認為「布朗派」會主張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他們一直計劃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得是出於實用目的，為了應選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務，而不是因為工黨是高稅收、高支出的政黨。

　　吉登斯認為，因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們能夠將其投入公共機構，並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稅收以進一步為投資提供資金是與新工黨執政第一階段不同之處。盡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視作對「舊工黨」的回歸，如果那意味著不負責任的稅收。吉登斯提出，「舊工黨」的稅收和開支意味著高稅收與過度支出，並且招致巨額債務與借貸，這都不是新工黨的方式。最後，吉登斯說，他認為第一屆執政期為第二屆做準備工作，新工黨政治哲學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你（政府）必須表現出你在使用納稅人的錢時有效地履行了承諾，並且是為國家花費這些錢。

　　雅各布斯說，在回答有關「舊工黨」與新工黨（尤其是第二屆執政期時的新工黨）政策與價值上的區別時，在「舊工黨」原則與新工黨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從何開始和結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見是，強調高水平的公共投資是新工黨執政方式與第一屆執政期的大多數時候相比而言的一個明確轉變。新工黨一號（New Labour Mark-I)中說他們能在沒有大量投資的前提下改革推進公共服務，但在第一屆執政期內這種觀點己不復存在，並且由於提高稅收為高水平投資提供資金這一新方式，這意味著政策規劃與哲學的一大改變。最後，雅各布斯說，因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不得不說，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黨，盡管我們承認新工黨二號與新工黨一號不一樣。同時，他指出持續強調公共服務改革無疑是新工黨所為，而「舊工黨」也許不那麽擔心公共服務，並對其運行表現得更為樂觀、自信，這是由於它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采納了撒切爾主義中最壞的一個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門專業人士，認為他們是某種意義上追求壟斷的集團，保護著自己的特權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另外，馬昆德斷言新工黨幾乎對公共服務運行的改善沒有耐心，盡管他承認「舊工黨」也許對公共服務的利益群體過於著迷。

　　金諾克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只是工黨所為而己。他指出，工黨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懸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識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務如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投資，因為它們決定了生活的狀況，影響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諾克猜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也許應該在工黨政府執政期更早些時候進行。

　　雷迪斯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並不特別屬於「舊工黨」或新工黨，只是工黨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盡管如此，他稱贊新工黨致力於保證公眾從額外的稅收中獲取應有的價值，而這些稅收是他們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服從的。雷迪斯說，強調物有所值，並且審計獲得額外資金的公共服務的表現，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沒有提起過的，當然在70年代也沒有。

　　哈特斯利在被問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否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時，認為這明顯是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倒退。他進一步說，2002年預算預示著巨大希望，新工黨將願意通過更高稅收提供持續的投資以致力於更好的公共服務。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以及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而未必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

　　關於「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 」這個問題，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總結出的觀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我支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我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並不能作為工黨中的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分類，因此「舊工黨原則」同樣是個冗余的概念。盡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樣，我認為這的確體現出工黨側重點和優先事項上的變化。改善公共服務（如上所述）是新工黨的第二屆執政期的中心問題，但是似乎有些人認為，公共服務的改進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而不要大量的額外資金。泰勒認為，這是「布萊爾派」的觀點，而「布朗派」一直傾向於改變策略並充分地對公共服務進行投資。這種假設看似合理，實則根本上不可能經得起驗證，因為一個政府很少會這麽清楚地披露這種意圖。另外，和吉登斯一樣，我認為高水平的公共開支的到來必將是隨著新工黨成功表明他們能夠管理經濟，因此，在執政最初兩年中產生了剩余的基金，這段時間裏由於承諾遵循前一屆保守黨政府開支計劃，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資金。我認為這個承諾在政治上是審慎的，成功達成這一承諾，消除了所有對布萊爾工黨政府將不能像之前的工黨政府那樣勝任經濟管理之責的顧慮（不管有多不公平)，這樣部分地幫助政府獲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萊爾公開承認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許諾。70 2001年宣言不僅列出到2010年時要達到的十個寬泛的目標，還承諾了實現五個保證，是關於經濟穩定、優質公共服務、現代化福利國家、加強社群、英國的海外影響等問題。71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諾投資公共服務而言更為激進。盡管如此，其主要歷史性重要之處是從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開始的經濟思想突變。

　　在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的後半期，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和未來的新工黨政府要代表什麽，有關這些幾乎都沒有連貫的表述。這種哲學言論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在第二屆執政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忙於國外事務。其導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血腥余波耗費了政府與布萊爾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並不必驚訝他們沒有將焦點放在整整兩屆執政期後重新闡述其政治哲學。

　　在2001至2004年間，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嘗試是布萊爾在2004年布萊頓(Brighton)工黨大會上的演講中，他講到對「機遇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紀傳統福利國家為這麽多的人做了這麽多的事，必須被重塑為機遇社會，解放與進步的能力與過去完全一樣堅實穩固，只是更加適應未來的要求。這將是進步的未來，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與非正義鬥爭的原因從來都是解放個人　論的雙方不是愛自由的人和不愛自由的人，而在於保守黨與我們之間，他們認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後站，讓最適應競爭者與最具備特權者成功，而我們理解的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們生活起點如何，其自由都將通過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強大的社群得以實現。在機遇社會中，與舊有的福利國家相反，政府不發號施令，它只授予權力。」布萊爾試圖將「機遇」這一在新工黨反復出現的主題置於他為公共服務改革所作解釋的中心。機遇可以理解為意味著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布萊爾很有可能希望工黨的一個價值觀，比如機遇，與他的市場領導的公共服務改革之間產生聯系。在某種意義上這無可爭議，因為工黨正是致力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増加對它的投資，這些服務對所有公民「在讓渡這一點上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甚至試圖向工黨的部門為市場領導的改革作出解釋是引發爭議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不應該鼓勵市場提供基本服務，因為市場會變得更加鞏固而繁榮起來，進而對高質量的公共供給造成威脅。真正切中「機遇社會」言論的關鍵的是，它在第二屆執政期出現得太晚了。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為公共服務改革的計劃提供全新的促動力，並使得布萊爾有機會在工黨大會上提升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己經過一個艱難的夏天，他據說曾考慮辭職。另外，批判保守黨執迷於幫助有特權者，這在本質上使布萊爾能夠開始2005年的大選的競選活動。

　　正如此前引用馬丁 ?史密斯所說的，工黨中的現代化者並沒有出現於1994年布萊爾成功當選黨首之後。要說的是，「現代化者」或按其傳統稱作「修正主義者」 一直存在於政黨中。然而，有意義的修正常在重大社會和（或）經濟變化之後發生。另一方面，修正主義者能充當改革的執行者，以新工黨而言，1994年後修正主義者確實如此。例如，現代化者提議重新起草工黨章程「第四條」實際上重新定位了工黨的目的和目標。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在歷史的特定階段走到了政治話語的最前沿。工黨現代化者恰當的先例就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經做過討論，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規劃出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而一位著名修正主義者就足以寫出一部政治經濟學作品，成為接下來二十年中蓋茨克爾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僅就此而言，那麽這就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思想遺產，他通過寫作《社會主義的未來》鞏固了修正主義者在工黨和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在其所處特定的時代都信奉一個觀點，即世界己經發生巨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也做出改變與之適應。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認為世界變了，己進入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影響著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地緣政治的活動。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多種因素也有所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資本主義管理技術變革，進而也影響到英國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75第二個相似點是，兩個群體分別以蓋茨克爾和布萊爾為工黨的領導核心。盡管現代化者們在布萊爾自己還是一位關鍵性的現代化者時是在金諾克領導下存在的群體，蓋茨克爾派也差不多，在蓋茨克爾作為1951至1955年間影子大臣時支持他領導工黨。還有相似之處在於，蓋茨克爾和布萊爾都試圖在工黨這樣非常保守的機構內主張現代化。現代化或修正主義需要思想開放的氛圍以及與大眾視角持不同意見的自由。蓋茨克爾與布萊爾的個性都允許存在這樣的氛圍，這可以從他們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件事上看出，區別是布萊爾成功了，而蓋茨克爾失敗了。蓋茨克爾修正主義者與新工黨現代化者更進一步的相似點在於，為了能贏得選舉、組建政府從而實行其思想，他們承諾致力於改變。新工黨現代化者，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是1983年大選上的新議員，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參與工黨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在1997年贏取執政權之前作為議員目睹了工黨三次選舉失利。蓋茨克爾派也類似地在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於1963年贏得勝利前目睹了工黨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選。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最後一個主要相似點是，兩個群體的人都來自工黨右翼。許多新工黨現代化者的意識形態歷程比蓋茨克爾派的還要富有戲劇性。例如，羅賓?庫克（Robin Cook)、傑克?斯特勞（JackStraw)、約翰?普雷斯科特、瑪格麗特?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盡管人數較少，他們屬於工黨右派，自稱占據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翼，他們中有彼得?曼德爾森和己故的唐納德?迪尤爾（Donald Dewar)。對之前的政治承諾所做的這一簡要概括說明單個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轉變。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視為新工黨的代表，盡管他們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們都主張新工黨政治學的主旨。

　　然而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時，蓋茨克爾派己經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有一套表達明晰連貫的政治經濟哲學，而新工黨的現代化者卻還沒有產生一部具有顯著思想價值的作品以闡述新工黨的政治經濟哲學。

　　缺乏這樣的文本使得辨明現代化者的思想傳統這一過程變得艱難。我們可以說彼得?曼德爾森和羅傑?利德爾的書《布萊爾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於闡述新工黨的世界觀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標，但絕不能說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哲學作品。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另一個不同是純粹的實際問題，即新工黨現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權力並改變了工黨的政治話語，而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及其後的克羅斯蘭派從未完全主導1964至1970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聯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說，1974至1979年工黨政府包括蓋茨克爾派或克羅斯蘭派的部長，他們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其中還包括了克羅斯蘭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爾?羅傑斯、羅伊?哈特斯利，但是他們失敗了，不像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義成為工黨的主導信條。

　　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現代化過程在尼爾?金諾克的領導下，通過1987至1989年政策檢討的形式以嚴肅的方式開始。金諾克失利之後，約翰?史密斯成為工黨領袖，繼續黨內改革，最為顯著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機製，改變了黨員為事務和政黨候選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暫的任期中是現代化者，但僅限於黨內民主，而非黨的政策和修辭。布萊爾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後成為黨首時，被有些評論家稱為「超現代化者」的抓住了機會進一步改革工黨的政策、助選方式及其修辭，超出了此前所有體現出的修正。現代化者同新工黨一起把工黨完全現代化了，以至於一些工黨右派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都說新工黨「不再是我的黨了 」 因此，到1994年時，並且無疑到1997年時，新工黨現代化者己經成為工黨的新右翼。這並不意味著成為工黨中的現代化者或修正主義者必須只能是來自工黨右翼，因為我們可以將新左派視為修正傳統的或「舊左派」對資本主義痼疾的觀點。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國公司的中觀經濟力量，這是在斯圖爾特?霍蘭1973年關於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的著作《社會主義的挑戰》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試圖給出工黨最近的思想史，並解釋新工黨的一些政治影響和哲學目標。接下來三章的任務是從他們所信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價值觀入手分析、辨明新工黨的政治哲學。每一章將以審視與這三個價值之間相關的新右派思想開始，進而探討關於價值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視角，最後將是分析新工黨對每個探討過的相應價值觀的具體哲學承諾。

　　新工黨與自由

　　自由是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主要價值觀（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試圖評價自由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作用、接下來三章的出發點是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政治組織這一歷史內涵，因此新工黨必須有鑒於20世紀80和90年代所謂新右派理念與原則在英國的思想壟斷而堅持維護其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據此，本章的第一個任務是探討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個任務是論證新工黨對自由的理解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積極意義上的也是消極意義上的，而與新右派相關的觀點則堅持嚴格的消極自由概念。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指出，新工黨對「機遇」的承諾及其有關於此的修辭，尤其是「機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證明了新工黨致力於積極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對自由的理解開始。

　　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

　　討論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時，博贊基特（Bosanquet)寫道：「自由對於新右派來說是免受強製（coercion)的自由。這通常被稱為消極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類動因幹預的自由。」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說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領軍人物，他認為自由存在於個人不依賴於或不必服從於「別人的專斷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個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須做自己行動的主人，而為此他或她必須不受其他人的強製。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這些定義並非內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聯系的，且是表達消極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說，對消極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本質上是免受強製的自由。這可以理解為消極自由的主要定義，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由也可以是免於其他個體的專斷意誌支配，這與免於強製的觀點並不沖突，事實上為消極自由増加了又一層概念。

　　哈耶克的觀點由於只關於個體人類的強製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力量的強製，因此仍然與消極自由的傳統一致。對這個定義可能存在的一個批評是，它開始了關於任意與非專斷意誌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的辯論。另外，要成為自由的人，必須成為自己行動的主人，這個觀點補充了第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沒有強製，因為根據消極自由的傳統，一個人若受到強製則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為消極自由的定義増加第三層論證，即一個人只有在不受強製時才能真正成為其行動的主人。如果他們被強製作出生活中的選擇，那麽他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選擇受到了限製並在強製的威脅下被人為地影響。

　　哈耶克的概念，即個人的選擇中不存在另一個人專斷意誌的幹預則等於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自由」或對自由的強製幹預只有通過人類動因才會發生。對於哈耶克，個人的自由只會被不需要的、蓄意而為的人類行動侵害，而不會是通過社會或經濟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據哈耶克的消極自由概念，因貧窮而不能承擔住宿費用不是由另一個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後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個人沒有住處仍然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類動因強製這個人就何處容身做出選擇。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於將自由消極地理解為沒有人類幹預和強製這種簡單的哲學信念。

　　大衛?格林（David Green)認為，哈耶克信奉消極自由，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導他解釋了為什麽個人免受強製的自由不能維持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義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沒能意識到和認識人類知識的限度，這樣也就忘記了社會現實世界（social world)的錯綜復雜。社會和經濟機構歷經文明的歷史進化發展，不是由試圖解決抽象問題的人獨立創造的。哈耶克認為，試圖進一步安排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幹預，而他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因為這再次沒能承認人類知識的限度，即告訴人類國家的社會生活是自發而不受調控的，任何調控它的嘗試終將失敗，這樣的嘗試會沖擊個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於實際認為沖擊個人自由長遠來看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使用暴力限製個人的獨創性之自由，則破壞了進步和適應可能的改變的機製，即主動性的自由運用。以此觀點，改革者不應當采取幹預自發性秩序的規則，而應該通過私營組織實現其目標。」哈耶克認為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相信社會正義。對哈耶克來說，社會正義需要大政府，且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第三個主要原因是無限製的國家主權。哈耶克認為民主製度己偏離其基礎原則，即通過分離權力、以法治國（the rule of law)、依法執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規則等來限製政府的權力從而給予個人自由。結果是民主政府的統治具有潛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僅僅是統治人民，並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體的影響。尤其是，薩繆?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己經墮落為無道德原則的拍賣，被用來滿足彼此競爭的有組織群體，他們長久看來終宄不會得到平息，因為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種描述性的意義上支持受美國啟發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從爭取得到公民的選票這個方面分析政治市場，就如同商業企業為了公民的英鎊或美元競爭一樣。但是，和這些理論家不同，他不僅僅視其為缺陷一一在商業市場中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一他認為其內在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正義毫無關系。」布裏坦認為，哈耶克將利益群體視為對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為政府最終會讓步於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讓步的總的結果是公民間接受到授予這些利益群體的措施的影響，而他們是不屬於這些群體的。這可以通過對個體公民征收更高的稅而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反貧窮活動家向政府請願重新分配更多的財富給貧困群體，或者是超級市場中可供消費者的選擇減少而限製個體公民的個人自由，因為「公平貿易」倡議者成功地說服了政府禁止從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勞動法為止。這樣，由於利益群體的交易，個體公民更可能體驗到他或她自由的減少而非増加。從而這就需要權力和政府的職權範圍最小化，保障個人的自由。對哈耶克消極自由觀點以及民主製度缺點的這一簡要概括使得我們能夠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並相應地理解撒切爾和梅傑時期意識形態的一些方面。撒切爾說，盡管保守黨在其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是自由企業的政黨，並且使用過「英國強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這樣的選舉口號；在戰後數年裏，這實際上：「……是在向左轉的長征途中暫緩腳步罷了。」撒切爾認為，每屆工黨政府向左的方向推進國家政策，而保守黨在重返權力之後對改革小修小補，而從未逆轉左傾的趨勢。她這樣描述這個過程：「保守黨只放松社會主義的束縛，卻不曾脫掉它。」撒切爾自1979年擔任首相開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約瑟夫的影響，他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傳播者。15自由對於撒切爾來說明確地與具體的政府態度相關。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穩定的製度，其中的個體家庭和企業能夠追求他們的雄心壯誌。穩定的體系包括憲章性穩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國、通過健全貨幣的管理實現經濟穩定。撒切爾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國家因素應當停止幹預個人的生活。

　　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對自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念，從消極方面表達，和自由主義理論家所理解的是一樣的。雷蒙德?普蘭特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理論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極的……嚴格獨立於任何自由所能服務的積極目的和價值觀。從追求某些目的（如個人只有在遵循X、Y、Z等價值時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義自由則是積極概念，其預設的前提是人類的性善論與自我實現理論，這樣就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論斷不相符了。」社會民主主義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將其視為授權性動因（enabling agent),通過政府的積極協助保證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性稅收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公，從而確保社會的貧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新工黨的準確作用不是關於回應所謂的自由主義消極命題的思想霸權，如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任務嚴肅地開始時那樣。我們在第四章中指出，諸如亞歷克?諾夫、雷蒙德?普蘭特、伯納德?克裏克、布賴恩?古爾德、羅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從積極方面也從消極方面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概念，並將這一自由概念與其他同類的價值觀聯系起來，比如平等。因此，新工黨的任務不只是實行政策從而將積極自由概念與機遇的價值觀聯系起來，而是這樣將個人需要與實現他們自己認為的「好生活」的手段聯系起來。

　　盡管如此，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對消極自由概念的回應，即信奉積極自由概念，似乎兩者界限模糊了。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相信且想要促進個人的自由。本章認為，正是期間變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之間基本的分歧。傑拉爾德?麥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論文《消極和積極自由》當中認為，我們不能清楚地區分自由的消極和積極概念。他認為關於自由的論斷應當被認為是三兀素組成的關系，即X免於Y並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學家必須認識到，不同的哲學群體就其所理解的X、Y、Z等變量的範圍是有不同意見的。19因此，麥卡勒姆認為我們不足以對自由的爭論中哲學的區別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說：「這一無能為力的表現，換言之，其誘因是源於把兩種自由的區別簡單卻傳統地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與可做某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區別一一這樣的分類意味著自由可以是此兩種二元關系中任何一種。」麥卡勒姆認為，如果關於消極和積極自由的爭論不是解決自由是什麽的問題，而是部分地解決什麽可算作阻礙或幹涉了所考慮的個人自由的問題，這樣假設將更加有用。他說：

　　「其區別是植根於關於長期變量的範圍的不同看法一一即關於這些自由的動因的（『真實'屬性，或者是關於這些動因所會（或者不會）做（或成為）的事物範圍。這些區別盡管也許不是一向明顯或突出，但還是會導致對個人何時可謂自由的解釋極為迥異。」接著麥卡勒姆提出三點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的長期變量的不同信念之間的區別，分別如下：

　　1.堅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堅持積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

　　2.前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況下才有做（X)的自由；後者不采用這樣的限製條件。

　　3.前者認為自由問題中的動因（例如，「人」 「人類」）實際上可以視同為英美法律中所認定的「自然」（與人工相對）人；後者有時關於這些動因如何辨別有差異很大的看法。

　　普蘭特展開了麥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關系的觀點：

　　「也就是說，自由是三元素關系，在其中我們必須辨識出動因（X)，阻礙性條件，可能是強製、限製、幹預、障礙（Y)以及動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視的性格和環境的行動或狀況(Z) 。

　　新工黨的積極自由概念

　　也許可以通過以下綱要表示：

　　(X)動因=個人和社群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個人和社群一（Y)缺少機遇一（Z)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關於工黨中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說他們的自由綱要將與新工黨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黨中自由有不同的側重點。「舊左派」或比萬派左派認為盡管減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會主義的核心是關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理查德?克羅斯曼28可以說是主要的「舊左派」思想家，他說：「如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工業管理或者國家官僚機構手中權力的集中化一一簡言之是重新分配職權，從而擴大選擇的自由。」因此，也許下列綱要概括出了他們對積極自由概念側重點的不同：

　　(X)動因=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加上私營管理/國家官僚機構和缺少工業民主經濟權力的集中化。

　　(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與新工黨的一樣，但另外還有工業的社會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

　　(X)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一 （Y)缺少機遇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機遇使個人能夠追求他們自己的善的概念，並通過工業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產業從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懷有與「舊左派」相似的願望，即重新分配經濟權力並確立工人的工業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經強調，斯圖爾特?霍蘭在《社會主義的挑戰》中闡述的論點引起了對中觀經濟力量（這挫敗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的註意。

　　用富特的話說，霍蘭的論點尋求：「……通過計劃和公有製（提供）國家幹預的社會主義補救方法。現代國家沒有充分意識到國際資本主義中己經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動搖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法賴以為基礎的國家主權，從而動搖了這些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闡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綱要在側重點上將和上述「舊左派」的綱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從歷史上是作消極理解的。換言之，即是免受強製的自由，免於他人獨斷權力的自由，以及使個人免於別無選擇只有服從其所附庸之上級的那種聯系。33另外，他指出社會主義己經操縱了自由的意義，並將其變為免於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確表述的那樣：「在此意義上的自由當然只是權力或財富的代名詞而己。」而且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蓄意敗壞「自由」這個詞的名聲。事實上，公允地來看應當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從消極方面論證，也可以從積極方面得到有力的論證，像哈耶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當中呈現出的悲觀主義充分地表明，數量可觀的人正在認真看待社會主義的觀點。

　　新工黨與「機遇均等」

　　在新工黨的修辭、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說中，自由的重要性並不被經常提起。盡管如此，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著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傳記中回憶了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10月寫給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社會中對消極自由的限製難道沒有激發一代代人去尋找某種超越放任主義的社會模型嗎？ 」布萊爾繼續寫道，「積極自由有其正確性，無論它在蘇聯模式中被如何踐踏。」 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布萊爾關註諸如信奉積極自由這樣的哲學信念。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封信的日期僅在新工黨執政五個月之後，可見布萊爾也許是在尋找某種哲學觀點以表達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萊爾的信，自此新工黨對積極自由概念幾乎沒再做出哲學承諾。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有所著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和布賴恩?古爾德將自由作為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中心。這很明確地是在回應新右派將自由以純消極的意義使用。至於新工黨為什麽不經常討論自由的價值，則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但在這裏表明的一點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體的公理，尤其作為英國所有政黨所提倡的一項原則。以賽亞?伯林在他的著名論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當中提出，自由幾乎得到普世認同，因此可以對之有多種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道德家都稱贊自由。同幸福與善、自然與實在一樣，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於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自由被當作假定的事實，這樣下一步政黨要做的就是定義不同版本的自由並將它們與政策建議聯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所認為的自由則是從它對無處不在的機遇所做的承諾，抑或所謂的「機遇均等」。機遇可以被定義為適宜或有利的境況、前景或選擇的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機遇」用作授權性動因，以使尤其是來自貧困背景的個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於新工黨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的社會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機遇的社會。

　　盡管如此，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會贊成機遇平等，這保證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做出自己決策的平等機遇以及免受強製、免遭幹預是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的標誌。新工黨所信持的「機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組織提倡的機遇平等更為「厚實」，覆蓋面更廣。然而，新工黨必須從它的其他價值方面表達它對「機遇均等」的承諾，否則將很難辯駁認為其與機遇平等並無區別的指責。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機遇均等」是新工黨信奉積極自由概念與平等作為「優先事項」的務實的外圍工作。積極自由以消極自由概念為基礎。這不像黑暗對於光亮那樣絕對相反，而是消極自由的延伸，正如對社會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麽認為。自認為持積極自由論的人不否認消極自由論者的觀點，即人應當在生活各領域中從沒有明顯「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來，他們將自由的範圍從僅僅是一個從強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個授權行動的概念；從個人的有意的強製到自由市場結構性的間接強製，以及人生機會全憑運氣的分配。積極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消極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考慮以賽亞對兩種自由概念所做的評論，那麽這樣的態勢則變得復雜起來：「對『誰統治我？』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對『政府幹涉我到何種程度？』這個問題的回答，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最終，正是在這種區別中，存在著消極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試圖回答『誰統治我？』或『誰告訴我我是什麽不是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而不是回答『我能夠自由地做或成為什麽？』這個問題時，自由的『積極』含義就顯露出來了。」「我由誰統治？」和「誰告訴我我是什麽？」，諸如此類問題表明，徹底考察兩種自由的概念時，它們試圖就人類狀況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將導致我們更加積極地支持其中一種概念。這也轉而導致我們假定想要的是什麽社會類型以及我們認為同類政治概念（如結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使一種政治信條區別於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完全可以大體一樣），而是這些價值觀的分級結構（hierarchy)。」通過對比兩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學可以得到此命題的一個實例。安東尼?阿布拉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與其他政治信條不同，因為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置於他們價值觀分級結構的頂端。45 T.H格林與哈耶克都可以被列為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們屬於不同種類的自由主義。格林是新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指出，格林提倡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純粹的消極自由概念。盡管兩位思想家都信奉個人的首要地位，都堅持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政治原則，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會」的概念，重視不同的次等原則，比如社群。積極和消極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這種過分的簡化是誤導性的、不準確的。這兩個概念真正引起的討論是由個人決定他們要就社會和人性提出什麽問題，以及他們會最重視怎樣的答案。積極和消極自由作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價值，也涉及人們根據對人性和他們所想創造的社會類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問題。

　　新工黨贊同(就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積極自由概念，因為它認為「我被誰統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於是開始爭取使所有人盡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這一政治征程。這樣，自由變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強製，而成為了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與實現其內在欲求的自由，從而獲得對自己生活的「自我統治」(self-mastery)。自由，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成為了授權性動因，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的生活領域，而不只是道德領域的，免於人類幹預的自由，後者是消極自由論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黨的修辭中，「機遇」是授權性動因，使人們可以盡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實現他們的自我統治。

　　因此，對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關鍵是機遇和積極自由暗示了社會正義的概念、政府幹預、優先重視社會貧困群體並將他們提升至足夠的最低水平。我們可以看到，機遇的原則被指隱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萊爾和布朗所說:「有相當重要的少部分人從社會主流中被分割、隔離出來。他們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長期無業、貧窮或缺少教育機會，有時還經受家庭不穩定、濫用藥物、犯罪的困擾。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得不到緩解。」 「在工黨的新章程中我們承諾尋求最大範圍地推廣財富、權力、機遇。我想強調機遇是新的政治學中的關鍵性價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對右派來說，機遇的特征是個人從國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機遇與社會不可分離，政府行動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過去太過輕易貶低其為個人改善自身與家庭而推進大範圍機遇的責任。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以抽象平等的名義抑止了機遇。嚴重的不平等繼續代代相傳，於是進步的左派必須強有力地解決對真正機遇平等的障礙。但是平等機遇的推進並不意味著福利供應和公共服務中毫無生氣的整齊劃一。現代左派也不會狹隘地看待機遇：藝術與創造性產業應該是我們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穩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放每個人的潛力，則不能建立動態的經濟。阻礙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機遇的福利國家將拖累經濟。促進工作的福利國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於建設經濟的更大的動態機製。」「我想要這樣的國家，人們取得發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慮嫉妒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vy)。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企業家，而不是更少。但這些人生機會應當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這樣的社會，壯誌雄心和同情憐憫被視作同伴而不是敵人一一我們既重視物質財富也重視公共服務。」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認為，有關新工黨機遇價值觀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味著新工黨政治哲學存在分歧。這些不同當中有一個如懷特所說的：

　　「……關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問題存在『左派』和『中間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個承諾宄竟是針對什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宄竟需要什麽政策來滿足這個承諾。」懷特稱，工黨現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間派」，因此新工黨內存在哲學分歧。

　　布萊爾被認為是「中間派」的領導人物，但「左派」領導人物卻未指出。懷特的觀點僅僅是，這兩派人的分歧在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並且「中間派」從精英領導體製的方面理解「真實機遇」，而「左派」從更為平等主義的方面理解。這也相應地意味著，他們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實機遇」的正確政策有分歧，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履行他們對積極自由的承諾。緊隨其後的一個觀點是，「左派」認為精英領導體製允許「真實機遇」中存在非正義的不平等，這些是因為殘酷的時運或者換句話說是因為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隨意性差異。懷特認為「左派」「……認為原則上政策應當謀求如何緩解不應有的殘酷時運所帶來的不平等。」 相反，據懷特的觀點，「中間派」是傳統的精英主義者，他們對收入再分配態度含糊，反對對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稅。盡管懷特的觀點對新工黨中可能存在的哲學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評論，但是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實驗，亦即，我們如何基於極少的源數據看出單個新工黨政治家是否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有疑問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賴於推斷。

　　懷特關於「中間派」和「左派」的「真實機遇」論點的第二個缺陷在於術語方面。「左派」這個詞是可接受的，可視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詞，但「中間派」一詞的政治含義則不清楚。也許更恰切的且根源於英國政治哲學傳統的詞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把這個詞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發展衍生出的溫和左派的態度。社會或新自由主義者占據了自由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右翼的放任主義或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相對立。後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社會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並不是中間派，具有政治傳統，是一種進步的左的思維模式，然而在使用時與具有英國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詞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觀點認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社會民主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之間非常重要的紐帶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義與托尼的倫理社會主義部分相同，後者被認為影響了蓋茨克爾、布萊爾、布朗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傳統緊密相連，很難輕易區分。因此，如上所述，懷特所形容的關於「左派」和「中間派」之間對「真實機遇」在政治哲學上的差異，是側重點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相沖突的政治目的。

　　積極自由的價值觀被新工黨以與其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相似的模式繼續下去。新工黨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羅斯蘭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堅持通過享有一整套政治、社會、經濟的積極權利體現出來的自由的價值。盡管如此，新工黨將自由與社群的價值聯系起來，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積極自由預設為前提的諸多優點方面，關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許會有爭論。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強調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換取某些國家授權。例如新政項目，規定個人在求職並同時獲得為期六個月的無條件補助之後，為了繼續享有獲得補助的資格，必須在下列四項中選擇一種：教育課程；有組織的工作安置；從事環保項目的工作；或者從事慈善或誌願者機構工作。20世紀中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繼續優先重視公民享有權利，而不顧任何社會或群體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與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阻礙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礙。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對於如哈耶克這樣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類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礙才能限製個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認為，任何由人類行動或社會和經濟力量引起的障礙能夠構成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貧窮可以算作對自由的限製，不管貧窮的個人是否對他的狀態負責，也不管他的貧窮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蘭特就這一點展開論述：「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識的行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義傳統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種，而也是生來就有、通過基因遺傳的自然差異以及人類行動的結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經濟資源、福利、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對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討論中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行動的蓄意和可預見結果。哈耶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個人對其行動的結果不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些結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概念（尤其是關於如何對待社會貧困群體）與糾正市場中的非正義對個人的市場決策沒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認為盡管個人行動可能並非蓄意而為，但其影響有時是可以預見的。如果它們是可預見的，且傷害到了他人，則可以認為它們是可以預先得以製止的，因此個人就變得對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了。如普蘭特所說:「因此在這些方面可以論證，能夠基於某種社會正義的思想使市場易受道德評論的影響，無論這思想遇到什麽困難，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它的理由。」我們己經註意到，新工黨用來履行其對積極自由價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諾個人生活各層面無所不在的機遇或者「機遇均等」。機遇的理論語言是新工黨用來闡述其自由概念的務實方式，個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盡可能保證最充足的情形和選項供每一位公民選擇。

　　新工黨與平等

　　本章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平等的價值，和上一章針對自由的方式一樣。本章將依據所謂新右派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觀點考察新工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澄清圍繞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不同概念的術語，諸如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黨表達的兩個理念：「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以及「進步普世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於是可以認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為充足(sufficiency)、優先（priority)、平等主義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這被當作關鍵任務，因為有觀點認為，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評論家和作家曲解了結果的更大平等這一概念，並與此同時指責新右派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第二個任務是透徹地探討新右派有關平等問題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個任務（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類）是，指出包括諸如R. H.托尼、安東尼?克羅斯蘭、羅伊?哈特斯利及繼承其影響的工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持有平等的優先與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平等概念。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提出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類型乃是促進優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進嚴格平等主義的自由概念，因此這樣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與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關平等價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開始將討論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圍繞平等概念的術語。

　　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平等」的術語

　　顯然，在討論平等的不同說法，尤其是討論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關系時，可以概括出三個版本。它們分別是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有時被稱為「民主平等」）以及結果平等。機遇平等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既有新自由主義者也有自由保守主義者)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公開支持的原則。此原則堅持，每個個人都應當能平等地獲得工作和職位，例如公職。它包括無論性別、種族、階級或宗教的平等待遇，並要求一個以才能為基準的社會。機遇平等禁止裙帶關系以及任何形式的優惠待遇和個人特權，它試圖保證所有個人站在同一起點。這是非歧視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者則在較低程度上支持這一原則。它擴展了機遇平等原則，通過減少由不幸、基因遺傳和社會非正義帶來的影響，包括了由個人背景、教育、才幹或能力決定的問題。它試圖從富裕人群向貧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這樣做的同時減少社會中的物質性與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結果更大平等的政黨這麽做是基於不平等，比如基因遺傳的差別是隨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樣也是因為，作為社群他們認為個人有責任通過保證一定程度上的結果更大平等，從而進一步幫助弱勢團體，而不只是保證程序上非歧視意義的機遇平等。

　　工黨中堅持結果平等的原則（或結果的完全平等）的為少數個人和團體，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Marxist SDF)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工作將成為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公社行為，因此工資薪酬的差別將與之無關。

　　除了這三種平等，新工黨在執政期間還支持兩種觀點，表達了其對平等的承諾。這些觀點是，「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與「進步普世主義」。7新工黨「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觀點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財政部的官員們在過去幾年中運用。盡管如此，布朗的演講中似乎沒有對這個觀點明確給出過定義。一個可能的解釋暗示，這既是承諾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也是承諾保證結果以使其不低於最低水平。體現這一觀點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證」(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現在是領恤金者信貸（Pensioner Credit)。新工黨「進步普世主義」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預算中用以描述鞏固新稅收和救濟金製度的原則。進步普世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為幾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但更多關註於最需要財政支持的人群，將在他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給予他們支持。預算報告認為：「新的稅收和救濟金製度實踐了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支持所有人，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時提供更多幫助。然而根據布朗在1997年大選準備階段與前自由民主主義領袖帕迪?阿什當（Paddy Ashdown)的一次談話，圍繞新工黨對平等的承諾的爭論變得更加混亂：「我嘗試想出一個單獨的中心主題，來表達我們所有的觀點並將它們一起連結起來。不能稱之為「主義」一一那樣聽起來太意識形態化了。我決定中心思想是『機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寫的《公民的英國》這本書中所談的。和你一樣，我也認為我們無法設計結果。我們必須有的是一個做好幹預準備從而為所有人提供機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當在他的自傳中記述，布朗倡導機遇平等，並表示這是他對當代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的中心原則。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問。布朗在1997年於大選前回見阿什當，到他任職期間概括出機遇平等、結果公平及其後的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其間他改變主意了嗎？他對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解釋僅僅是傳統的、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嗎？有觀點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布朗改變了他將機遇平等作為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中心原則的觀點，回答的根據是，他的預算實質上是重新分配的。

　　盡管如此，我認為雖然機遇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原則比較明確，但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仍可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做各種解釋，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重大的理解混亂。另外，新工黨提倡的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尋求對諸如平等概念的哲學承諾時問題重重，且進步普世主義的觀點對新工黨描述其平等觀而言是一種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為這些原因，在本章我傾向於遵循這術語上的區分，但並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學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著作《平等與優先》中闡述的結論，因此在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觀點中作出區分：承諾把人提高到一定層次，以使他們有「充足」的資源來過滿意的生活；承諾一直優先考慮社會貧困人群；承諾信奉嚴格的平等主義（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財富的所以不平等）。這三種觀點可以分別命名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優先概念、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新右派反對平等的思想和觀點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對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這類觀點直接與他的自由概念相聯系。哈耶克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貧窮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缺乏自由或者導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則和他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反感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他所認為的英國及其海外的社會主義的高漲。盡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紀80年代才主導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內核，但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書出版之後早期新右派對保守黨的影響：「其本質上的意圖是反社會主義的。在大學本科生中有相當一部分重新興起對保守黨的同情，某種程度上在教師中也是如此……工黨失去了對智識和思想界的壟斷。」這個觀點得到撒切爾的支持。她講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對她觀點的影響，表示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黨內獲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經使她的觀點成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為反對社會主義提供了幹脆、明確的分析性觀點，論證了其經濟理論與當時我們日常生活中令人沮喪的短缺有何關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長期對自由事業和自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並讓我從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占上風時堅持了過來。」這樣，反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第二個觀點是，社會主義是相悖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價值1(尤其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經濟中有限的政府幹預 (定義為個人的首要地位以及盡可能免於強製）。哈耶克對集體主義、國家計劃、政府幹預經濟、再分配稅收的攻擊在於他認為這些內在都是社會主義措施。因此，哈耶克認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高漲與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廢棄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己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著，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後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另外，盡管社會主義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哈耶克還是以一種相當復雜難懂的方式對其進行分級。哈耶克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正義的觀點相聯系。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盡管如此，他不能區分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漸進的社會變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極權主義。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會主義自然的結論必將由於追求社會正義而導致對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個觀點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這就是後來的著名論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次哈耶克的斷然否定並不只是基於認為富裕者因收入向貧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對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於社會正義不存在這一論點。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幻象，因為在自由市場的交易中沒有社會正義發生。23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斷言非正義只有在蓄意違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當竊賊偷竊錢包時，非正義就被施於盜竊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個人失去工作或者獲取不合比例的回報，也沒有發生非正義，是因為市場的運行反映的是無數個人並非蓄意的行為，這不造成任何非正義。

　　有觀點認為，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為對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優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學承諾。履行這些承諾的手段是再分配稅收、高公共支出、全體授權性社會福利計劃等經濟和社會機製。因此，新右派堅持平等的概念嗎？本章認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應當得到國家的最低工資以防赤貧。然而這是對充足概念極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諾。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充足概念是極端不同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哈耶克所認為在道德上「充足」的標準是遠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能接受的水準的。他說，防止赤貧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國民饑餓致死、無家可歸的國家物資供應的最少量，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基於社會正義的概念，而是基於簡單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持的對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諾。

　　這引發了一些疑問，引起了對哈耶克思想邏輯的註意。其中一個問題是「哈耶克為什麽認為國家應該確保基本最低標準？」哈耶克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有困難，因為基本最低標準的思想要求具有什麽是基本需要或絕對需要的概念，而因為他想說許多社會概念是主觀性的，那麽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會不在此列？更為實際的一個問題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連貫之處，乃是基本最低標準的實行問題。要讓基本最低標準起作用，其必須由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而從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確立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為哈耶克不應該在理論上支持中央國家機構作為資源的分配者，這對納稅人來說費用昂貴，而通過支付能力調查（meanstesting)會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並且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哄擡」影響。

　　以下觀點將指出，新工黨的充足概念與哈耶克的概念實質上是不同的，它因為新工黨所定充足的標準遠高於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尋求提供僅夠防止無家可歸和饑餓的物資，反之新工黨實質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權利資格。新工黨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現並不表示它是出於對相對性的考慮，而只是對應該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標準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觀點更為充足。另外，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同樣包括了對平等的優先概念的承諾。優先概念的意思是，盡管個人也許有適量充足的生存物資，但優先主義者想要深入持續地滿足社會貧困群體的需要。26這要進行嘗試，無論這些貧困群體是否己經得到國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資。

　　如此，要總結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的觀點，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不平等和貧窮不構成「不自由」，嘗試彌補相對貧困需要強製個人，從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財務自由，而且實行平等回報製度將造成大量財務成本；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嘗試都是在道義上不合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是錯誤的，有悖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將這些新右派的觀點濃縮為兩個命題。第一，關於分配問題，社會別無其他合法的計劃，只有防止絕對意義上的貧窮；第二，與更大平等原則相聯系的相對貧困的概念是危險而非法的。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有關平等的論著影響了工黨內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過減少收入、財富、機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達到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其中心在於他意識到有更大平等則會有更大個人自由。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根據托尼的邏輯，更大平等帶來更大自由，這也允許更大的選擇權和更大的遵循個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說自由意味著：「……能夠在特定時刻、特定環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則什麽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因而不會更簡單。這個問題是，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否對普通人開放，後者從中選擇時遵循他們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於糾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響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與平等將能和睦共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註定為敵。」有趣的是，托尼意識到平等一詞的復雜性以及可歸於該詞的意義的冗余：「再一次顯而易見，『平等』一詞具有不只一種意義，圍繞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為同一術語在使用時被賦予不同的內涵。」本章中我認為托尼對平等的觀點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後者歷來在工黨內得不到支持，除了蕭伯納、1901年脫離工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民聯31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黨左翼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優先概念構成。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持有相當寬泛意義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與此不同，如托尼等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社會如果不在經濟和社會上更加平等則不能更加自由、博愛，這需要一種持續給予貧困人群優先關註的平等。接下來的評論，尤其是加著重號的評論，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類「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資時，額外的責任應由額外的回報補償，以作為對己執行的服務的承認以及對執行服務的誘導，沒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並不是一個人應當比別人掙得多，因為社區的環境、普通教育、生活習慣孕育出尊重與考慮的普遍傳統，在有這些傳統的地方的人忘記、忽略了這些賬房的細節（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階級應當從其他階級享有的文:明傳統中被排除出去，並且人類根本的、深刻的夥伴關系，應當為瑣細的、膚淺的經濟差異所遮蔽，「尋求平等不能通過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為這既對得到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對沒有得到的人有害，尋求平等是要通過確保現在他們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者，不認為所有不平等都應該廢除，但他確實堅持認定給予社群中所有成員「合理的物資供應」，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可以視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觀點認為托尼持有平等的優先概念，因為他覺得所有階級應該分享社群的財富，在事實並非如此的地方，人們應當優先關註最貧窮的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從而使「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這些語言並非準確地概括持續優先關註最貧窮的群體，但暗示富有群體更多的財富將必須用於「共同的用途，，而這個短語是一個相對的、公共的術語。簡言之，這個短語是托尼用以表達優先關註（特別是通過社會開支）最貧窮階級的說法。

　　其他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安東尼?克羅斯蘭與更近一些的羅伊?哈特斯利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信奉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結果更大平等。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羅斯蘭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他說道：「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采用『強硬』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相對於『自由的』概念。」如果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信奉結果的更大平等，亦即嚴格的平等主義概念，那麽這就特別地意味著要保證持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而問題之一則是什麽是「結果」？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這通常意味著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正如克羅斯蘭明確指出的：「首先，如果財富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繼承的財產而非工作，它們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這違反了每個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最高回報這一原則，而授予有差別的利益只與出生的偶然性有關，而不是『人類自己勞動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勞動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們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別，也有機遇的差別一一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人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懸殊，以至於人們認為，為了這麽大的回報而單獨挑出經濟能力素質，相較於其他個人屬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較於其他類似收入受到稅收製度過分慷慨的對待一一也就是說，如果稅收的基礎在衡量個人的賦稅能力方面是個糟糕的工具，那麽就會出現非正義。」盡管如此，克羅斯蘭同樣關心縮小教育製度、財產分配、需求階段中的資源分配、工業權利定位當中的不平等。然而，有關所謂新工黨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討所要問的最為相關的問題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有沒有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 」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追隨者傾向於批判新工黨放棄了結果更大平等原則或是羅爾斯所說的「民主平等」。有觀點認為新工黨所認為的平等在原則上與克羅斯蘭所認為的相似。兩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權的形式保證生活所依賴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兩者都想持續關註貧困群體，兩者都想通過保證如技能培訓和教育等機遇從而促進他們的積極自由概念，來減少物質生活和社會的不平等。重要的問題如下所述：「克羅斯蘭和新工黨對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別是如何『劃分界限』的？對於社會貧困群體中的哪些人應該給予優先關註？可以允許社會中多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關於這三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工黨之間，就側重點、政策規劃好和期許有差別，這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階段（克羅斯蘭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工黨是在21世紀初）構建他們所認為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像新工黨那樣信奉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嗎？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從未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們像新工黨那樣堅持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那麽如哈特斯利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工黨在哲學上比他們所想的更為相似。

　　上述所引內容表明，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他而言其本質是關於平等，約翰?羅爾斯稱之為「民主平等的」平等。羅爾斯的立場是他所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兩條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類似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以使兩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依系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另外，羅傑斯認為，當這兩條原則相沖突時，第一條原則或「自由原則」必須優先於第二條原則或「差別原則」。因此，由羅爾斯的觀點可推知，社會中會存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在某些情況下只是假設遵循了第二個原則。很清楚的是，羅爾斯不提倡嚴格的平等主義。差別原則所真正體現的是，羅爾斯提倡平等的優先概念，他認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應該如此安排：「……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隨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羅爾斯是什麽類型的優先主義者？羅爾斯似乎提倡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正義理論應該持久地優先關註最少受惠者，並且我們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體與例如社會普通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並不影響原則。因此，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麽我就可以認為羅爾斯所信奉的平等的優先概念是嚴格的優先主義。本章將論述新工黨持有非嚴格的優先概念，與羅爾斯所持有的有細微的差別。總體來說，克羅斯蘭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羅爾斯的概念，並與新工黨所持概念相類似，但是原則中的個別地方還是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贊成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強烈斥責新工黨放棄這一承諾，而事實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回答我的兩個問題時表現出對平等和自由明確的誤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學價值是什麽？我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對平等的追求。認識到我們無法達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種程度。我指的不僅是經濟平等，我指的是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財富的也是權力的平等分配。對更大平等的承諾本身是目的嗎？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認為，自由需要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使自由成為現實的力量。我不認為自由是沒有限製，我認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你做你選擇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學上是混亂的。他說，平等和對結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從而他成為了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盡管如此，在下一個問題中他回答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們在實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則，那麽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結果的更大平等。另外，這證實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懷疑，即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有關平等和他們政治價值的整體秩序非常類似於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厭惡新工黨的保守修辭和過於謹慎的政策規劃方式。

　　新工黨的平等概念

　　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有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平等觀念都不是嚴格平等主義的概念。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承諾把人們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夠」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我們可以將之（如上所述）稱為平等的充足版本。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足夠」這個詞是什麽意思？什麽是「充足」？在英國社會，關於一個人需要達到什麽樣的最低水平才能稱作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識的。45盡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務。在歷史上，這工作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各種福利津貼和授權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平等的概念是達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於是它毫無保留地允許個人掙得收入。鑒於國家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勞動力在充足的最低標準獲得報酬，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個範例。

　　新工黨平等概念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承諾在財政上優先關註英國社會的貧困成員。這(如上所述）可以被稱為平等的優先概念。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優先概念可以有兩個流派或者以兩種方式解釋。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嚴格和非嚴格優先主義者。嚴格優先主義者想優先關註社會貧困群體，不管他們按絕對值計算是多麽富有。譬如，這樣的貧困群體也許事實上（據嚴格優先主義者）擁有相對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國度假，擁有較高額的存款並仍需要在財政上得到優先關註，因為相對而言他們也許仍舊是一定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非嚴格平等主義者也想給予社會貧困群體優先關註，但他們認為當貧困群體經濟狀況越來越好時，優先關註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兩個貧困群體中的一個經濟狀況在絕對值上逐漸變好，那麽非嚴格平等主義者就逐漸停止優先關註這個群體。這樣的問題在於明確兩個疑問。第一，誰是社會的貧困群體？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規定資源到什麽水平則停止在財政上優先關註這樣的群體？

　　本章認為新工黨信奉的是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黨在全英國將生活標準提高到以下程度：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對貧困群體沒有清楚的分類，因為75%的人舒適、充足地生活（意味著不只是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且他們也有「合理」水準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則非常富有，那麽根據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則不需要再信奉這種平等的概念了。盡管如此，假設新工黨信奉的是嚴格平等主義形式的平等，那麽它將繼續為英國人口中生活相對25%的富人而言貧窮的那75% (盡管他們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滿足，並且他們傾向於獲取一些財政「需求」）獲得更大平等而從事運動。

　　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稱是與新工黨不同的平等主義者，但他們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嚴格優先與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程度，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沒有完全實現這種區分，那麽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人將少得多。

　　新工黨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其例證有針對最貧窮領退休撫恤金者與最貧窮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稅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黨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其他例證包括其對幼兒「安穩起步」（Surestart)、每一個四歲兒童的托兒所的5800萬歐元投資；供兒童慈善事業使用的4500萬歐元兒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億歐元投入針對18至25歲人士的新政以及針對25歲以上人士的新政；針對50歲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針對單身母親及殘障人士的新政；同樣，針對2000個最貧困地區就業的行動團隊（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學開支；針對11至25歲不能獲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人的「紐帶」（Connexions)項目。

　　我們註意到，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則證明是一些懷疑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憑據的人論點的哲學支柱。顯然新工黨對於平等的原則相當含糊不清。與圍繞平等原則的辯論類似的問題是，新工黨是支持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抑或有時稱為上升的衡量貧困的絕對水平。在某種意義上，所探討的這兩個問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再一次，新工黨似乎在發出自相沖突的信號。布萊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聞之夜」（Wewsn/ght)傑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時作出著名的表態，即他認為絕對的貧困水平是重要的，並且幾乎要提倡新自由主義的「點滴獲益」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過在概括他對抗兒童貧窮的策略時使用相對衡量標準，進一步使得辯論混亂，並進而宣布表示兒童貧困的絕對水平有顯著降低。

　　新工黨關於平等原則含糊不清的例證是，1999年3月18日，布萊爾在倫敦湯因比大廳(Toynbee Hall)發表貝弗裏奇演說（Beveridge Lecture)以紀念牛津大學學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說中，他闡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時消除兒童貧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減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內消除120萬。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將兒童貧困人口減少50萬(相對而言），即從1996至1997年的440萬減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萬。因此，距離目標相對而言還差70萬，但在絕對意義上減少了 150萬，己然超過了目標。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對性數據，於是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從絕對性方面展示其發現。

　　因為布萊爾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說法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在新工黨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這純粹是猜測，也許在將來回憶錄出版後會清楚明確地解決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與資深公務人員就新工黨政治思想的訪談中，我得知新工黨或至少是財政部堅持克羅斯蘭派的平等概念，但將其應用到現代經濟的語境當中。受訪者說，財政部應用結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針對性的稅收抵免、教育津貼、如「安穩起步」等具體的技能與教育培訓機會，還包括「工人家庭稅收抵免」，確保了有兩名兒童的家庭有更為公平的結果，這些家庭每年勞動收入13000歐元左右，或者國家平均收入的一般從而大約狀況得以増加3500歐元。受訪者告訴我，這麽做不是僅僅為了實現勞動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為了提供更公平的結果並進而為這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結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黨所奉行之平等原則的含糊不清中顯而易見的是它包括額外的一個因素。新工黨的平等包括對當地社群和社區的投資。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將權力分散至社群，並使得就政府的錢花費在什麽上的決策民主化。湯因比和沃克認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於由1000至4000人組成的20個或更多的社區，向每一個社區提供2000萬至5000萬歐元項目資金，必須顯示出它們是真正立足於當地社群，吸納所有當地服務一一學校、衛生、社會服務人員、警察、房屋管理部門、就業服務部門。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任何事情並對當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問題提出當地的解決方案。」之所以產生這些措施，是因為意識到不平等不只是個人之間薪酬比例不等，還包括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社會和公共服務供應不平等，並且各社區還在獲取社會物資（如公共空間、好的學校、圖書館、當地便利設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黨關於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強調人生每一階段的教育、技能、機遇，這是實用的而且是為應對英國社會變化的態度和受眾而做出的選舉權宜之計。例如，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期間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稅，即25%的較低稅率，33%的基本稅率，83%的較高稅率，以及98%的針對非勞動所得的較高稅率，這對於現在的選舉不可行。這並不是說，英國公眾反對所有形式的稅收増加。在2002年預算中，稅收増加（主要通過國民保險分擔（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將大量的錢投入公共服務，如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書寫作時，根據可獲取的民意調查數據）這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歡迎。57這種對所謂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水平的直接稅製的懷疑也沒有完全否定對社會收入最高群體征收較高的稅階。費邊社的稅務與公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議對每年100000歐兀以上的可征稅收入創建50%的稅階，這將對約200000公民產生影響。國內稅收（Inland Revenue)計算得出，這樣的稅階將在2000至2001年產生29億歐元，並預計隨著更多人進入收入100000歐元的群體，而會在之後數年以每年約2億歐元的速度増長。

　　我們在評價新工黨及其信奉的平等時，必須考慮到新工黨不只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而且是後撒切爾政府，試圖勸服仍舊心懷疑慮的選民相信稅收増加能夠實現更好的公共服務。

　　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存在於某種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個人主義、有限的政府幹預、對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保持沈默）感染的氛圍裏。哈特斯利說，是否持結果更大平等的觀點（約1956年60)是看一個政黨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決定性測試，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麽英國共產黨將可算作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盡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參與民主，而新工黨將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脫離工黨的社民黨一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廣闊空間中找不到容身之處。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羅斯蘭、哈特斯利以及新工黨提倡平等的原則本身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達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手段，並時而作為確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會的手段。本章的觀點是，工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以來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同樣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認為，在工黨中只有蕭伯納、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聲稱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最後，本章提出，諸如「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和「進步普世主義」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並且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信奉平等的非嚴格優先主義與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黨與社群、民主

　　本章將再一次以前一章針對平等的方式，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的社群價值。本章還將根據所謂新右派觀點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社群的觀點，考察新工黨所采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概括出新右派關於社群價值的態度，尤其是他們對其的反感。

　　第二個任務是討論包括R.H.托尼、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安東尼?克羅斯蘭在內的思想家對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本章第三個任務是解釋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將探討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的美國社群主義和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即「聯誼」（fellowship)，並認為這兩個因素對理解新工黨的社群價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個任務是討論在新工黨社群框架內擴大民主的問題。將考慮圍繞新工黨權力分散項目的含義；將探討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看法，特別是對國家各服務的平等狀況的看法；還會評論新工黨對誌願者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態度。本章開始將討論新右派思想家對於社群價值的態度。

　　新右派反對社群的思想和觀點

　　約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認為社群原則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這一思想是與新右派自由主義者所預想的自然狀態截然對立的，這種狀態中的社群作為具有規則和聯系的集體，只是由允許更為自然的聯合體一一市場來運行的契約建立起的人造物。對於亞當?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於人性，與此相似的是，諾齊克（Nozick)認為市場活動是第一位的，帶領國家悄悄地接近人們，甚至連概念上的契約都不需要。賺錢的買賣永遠都比友誼的本能重要。」那麽哈耶克關於這種政治價值是怎麽說的？簡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並沒有對社群的價值進行徹底的討論。哈耶克不攻擊社群也不就方法論提出反對它的觀點，因為這在他的哲學中並不明確體現。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關註的是反對社會正義的概念，反對中央國家的所謂權力増長，反對限定或限製個人自主權的任何運動或政策。他所敵視的是集中於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傾向以及他認為這些傾向會對國家權力產生的影響。因此，這就意味著哈耶克會反對國家層面的社群行動而不反對地方層面的社群行動。當然，這要視個人理解「社群行動」的意思而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動的定義不只是社會(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約性關系且僅僅是實用性聯合體，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於共同價值和信念的聯誼共同體。這一觀點表示，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會反對允許國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機構提出基於社群價值、規範、信念的有利於其公民的概念，換言之是社群主義者所提倡的一種共同體。哈耶克的意思並非反對圍繞地方層面的社群，因為這不會直接引起他對國家權力提升的警覺，而他認為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哈耶克是堅定的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論者(libertarian)。因此，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並且回避任何社群主義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論的或規範性的。以哈耶克看來，社群主義對國家層面的公民權的構想會將政治推向極權主義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類上反對，基於對超越防止貧窮的基本社會供應的兄弟情誼或夥伴關系的理解，從社群對貧困公民的義務或從對社群其他成員負責的方面來表達任何社會正義的概念。

　　總而言之，社群政治價值的集體主義傾向不管是作為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分配性正義的支持、解釋，或是作為對國家層面公民權的描述，還是作為提倡善的某種概念的原因，都將違反構成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哲學大部分的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

　　在實際的政治中，撒切爾和梅傑領導的英國新右派政府對社群思想鮮有評論。在總結新右派主導的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時，撒切爾有很著名的一句簡短的話，其中說道：「……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這一聲明被理解為不只是新右派對於社群概念、社會責任、「兄弟情誼」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理解為所有保守主義思想流派的公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保守黨的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就包含有對社群和社會責任的描述。也許從迪斯累裏（Disraeli)時期，但必然是受到由倫道夫?丘吉爾（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幟下領導的第四黨（the Fourth Party)的影響，保守黨人認為社會責任的對象是社群的絕大多數，尤其是社會的貧困人群，他們以此作為其政治任務的聲明。盡管人數少，但丘吉爾和他的同盟者為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並轉而到了其子即未來的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這份遺產的影響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格林利夫（Greenleaf)準確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對十九世紀晚期保守黨的影響：「當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並沒有在保守黨圈子裏引起廣泛的支持。而且，在索爾茲伯裏（Lord Salisbury)懷疑主義的支持下也許不能期望什麽，因為他的態度類似於蒼白的、消極的迪斯累利主義……然而在倫道夫離開以後，激進的精神依然很強烈，正如托利黨改革聯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組織的活動。」約瑟夫?張伯倫以他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說是他那一代中最激進的保守黨政治家。他在自由黨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壯大之前原本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正視一個新的有先進綱領的激進政黨形成，取代舊的自由主義，這個政黨有能力處理工業化和民主發展引起的社會問題」。

　　盡管如此，張伯倫由於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場，轉而支持對方，他成為保守黨席位中贊成社會改革的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進一步說明，張伯倫的政治觀點要求他站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立場對待社會問題，政府代表整個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的激進的關於公共義務與社會企業的托利式理念集中關註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本章提出，「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這個詞很適合描述某種家長式保守主義，強調社群責任與社會義務，而且這很明確是保守主義內的一個思潮，自20世紀中期以來15,尤其是70年代之後就黯然失色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黨運動歷史上被視作倫理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工黨內對立派系的很多成員也會承認他對其政治思想發展具有指導性影響力。在工黨運動中，托尼的著述是認同社群價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詞「聯誼」（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關於政治思想的著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問題和由貧窮導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時很難發現對社群所做的明顯、確切的討論。盡管這樣，一旦讀者研宄過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劄記》(Commonp/ace Soo女),那麽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會主義是他基督教聯誼的理想。他認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價值上使他們平等，並以此為目的本身，他的這種態度貫徹於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評論揭示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神學秩序：「……托尼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強調效率，或是完美社會機器的對稱，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寧說其強調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倫理上的，強調基於人類聯誼的社會關系的正確秩序。」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對社會主義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群或基督聯誼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在某個方面是托尼追求的價值，盡管事實上他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會。格林利夫將托尼給予個人更大自由與鼓勵建設更為博愛的社會這一目標視為，社群鼓勵並授權個人發揮他們的潛力，在更為平等主義和道德的社群中成為積極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環境更為富足、特權更少的社會環境中的聯誼、參與性的公民權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漸進過程。他所關註的不是建立規整的社會製度，而是基於真正的道德原則在社會關系的適當聯系中釋放人們的能量和潛力。」與新工黨相似，托尼將降低物質與社會不平等視作使社會同時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認為能夠實現他的目標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著重提出了支撐托尼強調學習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及其質量在維持托尼所強烈批判的階級差距中起著實質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如果社會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轉變，那麽將涉及從根本上改變社群中所有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貪婪性、競爭性的態度轉變成以聯誼、合作、互相理解為特征的態度，從而權利的維護將與責任的實現相適應。而就每一點考慮來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本章還認為，托尼意識到並提倡這樣的觀點，諸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為社群式的社會等，他的這些目標只有在英國社會降低或結束作為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征的貪婪性和自私的個人主義之後才能實現。作為聯誼的社會主義這一潛臺詞蘊含在托尼的一本飽受贊譽的著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這一段話中：「所有這些思想家所著重強調其合適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學識的平等，而是環境、體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們所譴責的不平等不是個人稟賦的不平等，而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不平等。他們關註的不是生物現象，而是一種精神關系以及基於此的行為。簡言之，他們的看法是，因為人類是人類，所以社會機構一一財產權、工業組織，以及公共衛生和教育製度應當被計劃得盡可能強調、加強使他們聯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們分開的階級區別。」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則地信奉社群作為他的核心政治價值理解為信奉基督聯誼最為準確，那麽與他同時代的、工黨第一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則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是基於社群的概念，是準科學的、進化的：「麥克唐納將社會主義的有機共同體對立於現存的事態，即根據總體的利益進行協調、管理不同的功能。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真正的個體性會繁榮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會融入先進的整體，會為這個整體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學中，個體的細胞通過整體具備功能與個體的存在，因而在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和人會在整體中具有社會功能和要扮演的個體角色。」 23麥克唐納的社群主義社會主義較少地基於傳統的基督教價值，更多的是基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理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作為整體的社群，而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例如工會）所做的長期鬥爭。麥克唐納想要工黨的社會主義將工人階級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義的公民。大衛?馬昆德在他所著麥克唐納的傳記中引用了麥克唐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如果新的工黨運動只是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政治權力為了純粹的部分目的進行的一次嘗試……那將威脅作為公共生活榮譽標誌的所有品質……政治中的工會主義對自身的認同必須比工會的產業需求更高更廣。它必須將這些需求建立為一套國民福祉的體系；雇傭勞動者必須成為公民；工會必須成為經濟正義的守護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給出了一個印象，一個簡略的關於麥克唐納如何看待社群價值的印象。

　　這確實意味著麥克唐納從倫理而非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得出的是一個被積極遵循的原則。麥克唐納和托尼是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譯者註：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即1901至1910年）工黨的重要人物，然而我們能看出他們對社群原則的概念化有何區別。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紀前半葉可以被看作英國工黨運動中社群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盛時期或頂峰，據此可以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基於社群主義沒有什麽進展，直到新工黨出現。現在我們將轉而討論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

　　在安東尼?克羅斯蘭開創性的社會民主主義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全部二十五章中，沒有任何一章是關於社群原則的。本章想論證，二十世紀中葉社會民主主義的典範思想家選擇在他的著作中忽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之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克羅斯蘭的作品專註於創建基於對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章中詳細探討了，克羅斯蘭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而在20世紀50年代，在工黨中蓋茨克爾派被卷入與比萬派的「大論戰」，辯論工黨應當采取什麽方向和何種哲學途徑。克羅斯蘭和修正主義者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關於任何具體的政策行為，如國有化，而是關於政治價值，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的更大平等，這個價值比其他任何價值都能團結社會主義者。25因此，克羅斯蘭的任務是寫一部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教科書，而這本書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這一政治價值。這是克羅斯蘭的著作首要關註平等而對社群價值不做任何評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認為，克羅斯蘭不是一個非常重視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看不出此價值與當代有何相關。下列加著重號的文字強調了這些觀點：

　　「關於博愛，克羅斯蘭持不可知論：『不是因為我認為其內容不重要，而只是因為我發現不可能就其與當代狀況的相關性得出確定的結論。」 「他早前對收入政策的懷疑一一最初與工黨中左派相聯系的政策一一轉為對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為使過多的個人要求從屬於整體的社群要求。然而這個轉變僅限於此，.因為克羅斯蘭從未停止關註，以免社群精神的過度會對隱私和個人自由造成無謂的靑。」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克羅斯蘭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尤其是一個在法律、社會、個人生活領域內自由化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發生的社會和道德變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年裏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推論所得出的那樣，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為這是個人權利的時代，工黨內的進步左派認為這需要進入社會議事日程，因為英國社會是特別保守的，根據階級、性別、單一道德傳統進行分層。與克羅斯蘭著作中缺失社群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自然傾向是自由主義而非社群主義。他的社會民主主義盡管有時會在他的著作中被混淆，但它是關於通過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既想要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大的博愛，但這裏可以看出克羅斯蘭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而對社群概念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是直接質疑它的。克羅斯蘭對社群的觀點與托尼?賴特（Tony Wright)在當代對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意味著：「……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社會不會只被理解為（不論是道德上還是經驗上）彼此割裂開的個人組成的大漩渦，而是理解為植根於社會關系和義務的緊密結構並能製定共同目標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關於這個沒有什麽統一單調、壓製不同或是引人懷念過去的地方。」帶著這種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社群概念，我們繼續討論其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黨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蘭特、哈裏?萊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顧柏（Peter Taylor-Gooby)認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義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處。30 「社群」 一詞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證了這一點：「按照傳統，這個詞是用來指地區（locality);利益群體；團結一致的系統；對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體；以道德認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權威或種族完整性為特征的群體；以歷史延續性和共同傳統為標誌的群體；其成員以某種整體的方式（與作為特定角色、功能或職業團體相反）聚集的群體；以及最後，職業、功能或部分的共同體。」因此，對於普蘭特和泰勒-顧柏，問題的關鍵在於闡明對「社群」一詞的理解。安德魯?梅森嘗試這個任務，他認為「社群」最好被理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聯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區別於人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認為組成普通概念的是：「……這樣的人的群體，他們共有一系列價值、生活方式，認同於該群體及其實踐活動，並彼此認知為該群體的成員。」梅森將群體（group)定義為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行動或合作以實現其目標，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認他對「普通概念」的描述並未概括出確定群體有資格成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3「道德概念」涵蓋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還包括兩個額外的組成部分：「第一，其成員間必須團結。『團結』是個有多重意義、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義上是相互關心：從最低程度上而言，這意味著成員間必須在實際理性思考中些許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視彼此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有製度性的剝削與非正義。」從對社群的兩個概念的簡要區分，我們可以說，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單薄」概念，與此相反，「道德」概念則是社群的「厚實」概念。換言之，「普通概念」是具體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則是內在規範性的。「普通概念」嘗試解釋一種類似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個人聯合的社群。解釋是基於經驗的斷言，更低程度上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借由「道德概念」這解釋主要是（盡管不完全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包括了對團結的說明，這意味著成員間更為緊密的倫理關系。

　　社群是定義新工黨的主要哲學價值之一，並指示其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與「道德概念」理解；有時既是「單薄」的也是「厚實」的社群概念。工黨使用「普通概念」時是在談論地方層面和地區層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區分權（包括下放權力）能夠使有共同目標、屬於國家特定地理區域的人群能夠更大程度上決定他們自己地區的政治。「道德概念」則與新工黨所提倡在國家層面推行的社群主義公民權相一致。它想讓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權利和對彼此所負責任激發促進。這意味著由社群作為「聯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與互相關心的休戚與共的道德規範。例如，工黨的新「第四條」想要創造一個具有「團結、寬容、尊重」的社會。這不只是個人的聯合或共有一些價值觀念或為了某些利益為合作的人，它承載著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養的倫理規範。

　　如普蘭特、萊塞、泰勒-顧柏所指出的，社群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於不同層面。

　　譬如，新工黨所信奉的社群價值大多是對於國家層面的社群的承諾。這既涉及公民權的社群主義概念，強調對社群的責任，也涉及社群內的個人權利。社群的另一個層面是區域性社群。

　　新工黨對特定區域內的問題表現出興趣，成立區域發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證。另外，特別是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地區議會（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討論突出強調，英國的區域是文化、社會、經濟共同體（社群)，能夠得益於更大的權力下放以及區域性地關註解決問題與公共服務管理。社群的更深層面是地方層面的社群。新工黨通過其財政分權項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層面上的社群概念。據阿維內裏（Avineri)與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觀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可以從兩個分開的領域理解。第一，可以從哲學的層面理解、詮釋、提倡，利用其對自由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批判；第二，從倫理層面批判純粹自由主義社會的規範性結果。如此，社群主義就同社群的價值一樣似乎難以定義而含糊不清。例如，魯特?萊維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可被賦予不同的形態變化。本章認為，社群主義的一種有助於理解新工黨對社群所做詮釋的形式是當代的美國社群主義。

　　一些評論者認為，當代美國社群主義思想對新工黨，尤其是對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響。2阿米塔伊?埃齊奧尼可以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埃齊奧尼在承認前輩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個80年代）的影響的同時，認為他們有別於「新社群主義者」，後者是與《有效社群：權利與責任》期刊相聯系，並且主要是有關：「……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自治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埃齊奧尼推行的社群主義類型是民主運動式的社群主義，尋求就美國社會中權力與責任失衡發表言論。它不否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兩個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僅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區、誌願者和宗教組織還是更為寬泛的任何因共同的價值而聯結在一起的群體。這與新工黨對聚合性社群的強調相似。例如，托尼?布萊爾在他的費邊社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會中社群的價值。他認為：「強大的社群依賴於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可一一不只是納稅與服從法律的義務，而是有義務將孩子養育成為合格、負責任的公民，並支持國家所雇用受此任務的人（如教師）。過去，我們傾向於將這些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它們被忽視的地方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鼓勵履行這些義務乃至強製實施它們，如我們正在尋求主動實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家庭-學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齊奧尼沒有天真地認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或良善的：「社群並非自動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許多同類的傳統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統的，都是獨裁且壓迫的。而且一個社群會鎖定在一套你會認為令人厭惡的價值體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絞死是合法的。」這種形式的美國社群主義的立場是介於分隔社會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論者的道德與哲學分水嶺之間。埃齊奧尼認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社會秩序，類似於自由論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自治。53他斷言，社群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社會保守主乂者：「……更關註秩序，而較少將自治作為首要的道德予以關註，他們有更為普遍且一元化的規範性議事日程，相較於依靠道德意見（moral voice)倡議價值的最終實行，他們更傾向於依靠國家。」至於自由論者或者個人主義者，埃齊奧尼認為，他們聲稱自治是西方社會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種社群的或社會的「利益」結構否定或者侵犯。55這類似於撒切爾與梅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對社群、社會合作及集體行動的沈默態度。新自由主義哲學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將個人置於優先地位，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刻意沈默。德賴弗與馬特爾人文社群主義政治思想為新工黨提供了除新自由主義外可供選擇的社會哲學。

　　埃齊奧尼概括出自由論者為其自治觀辯護所采用的典型參照標準：「主要參照的是法定權利與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並賦予個人生命獲得保護以及控製、使用其財產的權利特別的重要性。」在英國，因工黨運動與大多數工黨議員的社群主義本能己經消失，新工黨意欲重新塑造與社群主義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工黨中，一種強調個人權利而非財產權利的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理論處理方式中的主導，因而個人和社群的責任被降級了，如果還未完全摒除，個人權利受到了青睞。新工黨的社群主義政策包括，針對年輕違法者的嚴厲量刑，但帶有教育與改造工作，還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區的青少年宵禁，但帶有政府資助的青年項目。

　　另外，還有給予個人獲得一定時期的國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項目，並期望個人通過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來為他或她的未來承擔責任，這選擇包括再培訓或再教育、誌願者工作、環保項目或有組織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齊奧尼認為當代的社群主義者意識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學地圖了，因為諸如左與右、保守與自由這類術語經常在當代的討論中得不到恰當的使用：「在這一端我們看到極端的獨裁主義者（如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與獨立之鐘(Liberty Bell))。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從學校禱告到強迫婦女待在廚房等措施將他們所信仰的道德立場強加給所有人。在另一端我們看到激進個人主義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論知識分子；公民自由論者，尤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如果個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選擇、權利、自身利益，那麽將皆大歡喜。我們認為自由的個人需要社群，這能支持他們抵抗國家的侵犯，並通過親朋鄰裏及其他社群成員溫和的敦促維護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對權威的恐懼為基礎。」埃齊奧尼說，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獨裁主義，因為他信奉性別平等與非強製性的社會控製方式。例如，埃齊奧尼提議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無償工作，如撫養兒童和養護老人65,還包括「同階婚姻」（peer marriage)，從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在分工由個人因素決定66的情況下，公司須提供帶薪探親假，並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額外兩年的工作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會服務分散至由誌願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社群作為第三部門，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當合適的方式滿足特定社區的需要，同時節省開支。這些提議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會歡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擔更大社會責任與國家對無償養護的資助相結合，以及提升女性權利與兒童保育結合，必然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議題。美國社群主義的批評者，如萊維塔，不公正地將埃齊奧尼歸為保守主義者一類，因為他提出，理想情況下雙親家庭較單親家庭更利於撫養子女，因而應當提倡婚姻。埃齊奧尼並未將任何有關婚姻的宗教立場置於道德的首位，但他認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會問題的幾率小於未婚或離婚父母或繼父繼母的子女。70在這個討論中，埃齊奧尼的觀點可被定性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為他認為雙親能夠共同承受撫養子女的負擔。因此，將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歸為保守主義一類站在萊維塔的立場上明顯是極其錯誤的判斷。盡管如此，萊維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從社群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和道德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強製性的，並且確實有其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試圖懲罰違反者，以威懾和預防未來有可能發生的違反行為。埃齊奧尼應當承認，他的社群主義模式確實使各種形式的強製合法化了：「論證這種社會壓力，包括排斥，不是強製性的，這事實上動搖了埃齊奧尼自己的觀點。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有針對潛在異議者產生某種強製性的影響，這才有可能。於是出現了 『誰有權力施行他們的標準』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了通過非正式機製確保執行過程公正、公平、可問責過程中的困難。」然而，這種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對？埃齊奧尼否認這種類型的強製固然不對，但萊維塔將其等同於專製主義也不正確。社會的否定乃至溫和的排斥在各個社會形態的社會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發生。從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請參加兒童聚會，到酗酒的父親在家人面前喝醉，與所有人都爭吵，得不到鄰裏、同事、朋友的尊重，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會強製的形式，但正是「強製」（coercion)這個詞，帶有政治色彩，嚇壞了一些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半點「強製性」的人。

　　本章認為，新工黨重新發現了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一部分可以根據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為「聯誼」，這為資深新工黨政治家（包括布萊爾、斯特勞、布朗、布倫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據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對其進行理解。喬西?哈裏斯(Jos6 Harris)評論認為，新工黨關於社群價值的思想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工黨的思想，那些類似「博愛」的概念與聯誼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中丟失了。她說：「愛德華時代對『責任與公民權』的關註被世紀中葉的技術官僚文化排斥在一邊，通過許多新工黨的文件引起共鳴，正如愛德華時代關於福利與工作、懲罰與欺騙之間相互關系的理念。盡管關於道德由什麽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黨派必定會贊同新工黨的觀點，即政策應當是『道德的』，公民應當是『良善』的。」這個觀點重要是因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論點，亦即，盡管社群的價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愛德華時代源起於麥克唐納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這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潮主導。另外，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經濟方面主要關註

　　的是個體工人的位置問題，他們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這種工資不平等的補救方案。社會領域內的個體思潮，與之相關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權利狀況，保護殘障者與少數族裔的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生活方式強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時改變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所有這些問題，常被歸類為滑向「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趨勢的一部分，是與英國的左派，工黨有關的，是與傾向自由主義的而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有關的。對20世紀50到70年代間克羅斯蘭派的修正主義者來說，社群的哲學價值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整個範圍內鮮有提及。更大平等的價值占據了舞臺中央，並耗費著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哲學討論，直到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新將其與他們在社群主義框架內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聯系起來，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

　　民主與公民權

　　如上所述，新工黨對公民權的社群主義解釋包括了地方、地區、國家層面的理念。通過從政治中心分散權力，更大的民主化成為新工黨對地區層面上公民權的議程中的關鍵思想。

　　這包括，抱著最終形成地區議會的理念，為需要的地區建立區域發展署，將權力分散至英格蘭的各地區。這還包括了權力下放至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倫敦。因此，新工黨的章程現代化，尤其是將權力下放至地區層級，被一些工黨評論家看作近兩個世紀來最為激進的改革，並不稀奇。其他人認為，這是新工黨執政期間最為重要的改革。75新工黨繼承了約翰?史密斯領導的黨章改革項目，而將其視作僅僅為了贏得選票的實用策略是不準確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爾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選民選擇支持設立威爾士地方議會（WelshAssembly),因而這不能被認為是為了拉選票，因為其並未明顯贏得選票。這樣，承諾權力分散，尤其是權力下放的政策存在於布萊爾政府。

　　權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區開放，以威爾士的情況而言，也就是公國(principality)，還要求提升政治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夠對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政策通過自治市和城市議會選舉在地區以及地方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通過大選在國家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從哲學上講，權力分散背後的動機對於提倡這一方式的人來說是雙重的。從個人的立場看，其意在通過給予公民個體投票權或對地區層級的政府就更為廣泛的問題提出抗議的權利，從而提高個人自由。從集體的立場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標、同為國內某個地理區域內的公民群體能以與他們共同目標一致的方式決定他們地區的政治。根據梅森的定義，權力分散的這種集體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範例。

　　對於工黨的權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種批判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國家哲學。

　　我們最多認為，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認為社群無論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價值的個人所聚集的地區或是城市，它都有權利盡實際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與此觀點相關的觀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決特定的問題，這正是政府遇到困難的地方，因為某些原則(如全國服務平等原則）的普遍應用造成需求的多樣性根本無法計數。大衛?布倫基特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強調了對民族國家內權力分散的這一傳統批判：「是否對社群授權與向地方的民眾下放權力將導致不平等：導致結果的差別，勢必違背我們的面向所有人的社會平等這一核心原則。換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布倫基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將他們對社群與權力分散的價值信念與社會正義聯系起來。他認為，當分散了的權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時，社會正義就會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諸如生活機會、社群資產的不公正分配與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高發，這些都是不能允許的。80盡管如此，在考察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尤其是全國的服務平等）的關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出一點，新工黨沒有出現來落實任何防止此類不平等現象發生的應對措施。例如，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沒有受到權力下放的顯著影響，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己經取消大學生學費，然而英格蘭的大學生仍在繳費。

　　這是在大學部門對英格蘭學生的一種形式的服務不平等。再例如，對於所有威爾士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威爾士議會頒發免費公交通行證，然而英格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員則沒有這種權益。

　　同樣，這也是對於特定公民群體在公共交通服務中平等的差異。因此，新工黨對權力分散的態度，尤其是對權力下放的態度，影響著其對服務與權益平等的承諾，也許相比全國範圍內有關威爾士領取退休金人員免費公交通行證以及蘇格蘭學生的免費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們更關心其他實質性福利權益和公共服務。

　　權力下放和分散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多樣化的選舉製度由不同的選舉機構落實到位。

　　在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Assembly)選舉中使用聯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使用單記可讓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歐洲議會選舉使用當前由政黨組織的地區名單（Regional Lists)倫敦市長選舉使用非正比増補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這種多樣化意味著給予公民個體與地區社群更大的政治決策自治權。不管結果的性質是政治的、選舉的還是經濟的，多種結果都是權力分散的總結果的一部分。

　　新工黨對社群主義公民權的表達也包括了誌願部門的作用。在全國誌願組織委員會(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會上，戈登?布朗將誌願者行為與社群價值聯系起來：「你們的努力體現了運轉中的社會、行動中的同情心、處於最好狀態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說的，使得『鄰居』一詞成為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詞，而且也是倫理意義上的。」由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中堅支柱，可以理解為社會三大部門中除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部門。誌願部門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種多樣，但可以列舉五個具體的特征來定性誌願部門的作用。第一個是，很多慈善機構通常在建立之後都基於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續。國家以普遍供應服務為主要考慮，私有部門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營利，與此兩者不同，誌願部門是關註社群的。與這種方式相關聯，對了解地方情況帶來了優勢，所提供的服務是特別為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國家作為中央分配的中心，經常在建構服務以滿足地方需求的時候不夠細致成熟。因而，誌願部門是基於社群的，並且很了解地方的情況，所以它必然表現出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因為人們有不同的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會改變的。由於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國家也處於這種狀況，但誌願部門往往顯得對社群生活的特色反應更為強烈，因為它們由當地公民領導，而他們是理解其他公民變化著的需要的。在市場中，私營公司通常由於競爭的壓力和失去顧客的風險而具有創新性，顧客需要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服務。誌願部門的另一個特征是，其名譽相比於尋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願部門獲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後，誌願部門更少地受生產者利益主導，因其勞動的中堅力量是誌願性的。個人並不關心使他們的薪酬或工作條件或養老金額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免於那些「專業」問題的。人們誌願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於一種「社群精神」的意識或者對鄰裏和社群成員的利他主義。

　　似乎新工黨知道誌願部門的特征，同樣也知道政府與市場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於社群的服務時的缺點，這些服務持續變化著，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應。在同一篇講話中，布朗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系都是不對的，但新工黨更為充分地理解國家、市場與誌願部門之間需要的關系標準：「過去，誌願組織被夾在不必要的政治鬥爭中間。左派中的部分人將誌願部門視為對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威脅……就右派來說，用誌願部門為政府分擔其適當的責任。新右派試圖用慈善行動代替國家。民主選舉出的政府確實有責任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促進，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支持，在人們民主投票認為服務必須提供的地方作出這一保證。但是政府必須意識到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必須與人中的極少數（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進不總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機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以夥伴關系合作，基於認識到誌願部門不是法定條文外的廉價備選，也不是躲避家庭責任的方式，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會。」然而，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系，以及它想允許慈善與非營利性組織來運營某些服務，因為他們覺得比由國家來做更完備，這引起了一些問題。第一，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通常被視作自治而獨立於政府的。而其與政府關系越近，那麽其獨立、由公民領導的聲譽，乃至其有效性都會受到質疑。第二，一些慈善機構在範圍上逐漸國際化，這有時候意味著它們在公共領域與政府競爭。達倫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義上，所有慈善事業都是地方性的。誌願給出的時間和金錢大部分是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盡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麽它們就有増長的趨勢……一些慈善團體確實很大，如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或樂施會（Oxfam)，更不必說紅十字會。它們規模之大，即推動它們進入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方面可與政府匹敵的重要角色。他們變得類似於半政府機構（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達倫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調節國家與誌願組織之間關系的規則，並提到這己經以《英格蘭政府與誌願和社群部門關系協約》的形式完成。另外，財政部對誌願部門在執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的跨領域檢討試圖闡明政府與誌願部門及其目標與規則之間的關系性質。84然而，誌願部門的代表參與了跨領域檢討一些問題，諸如誌願部門面臨的財政風險、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造成的壓力，以及資金關系缺乏穩定性會造成組織機構在財政上變得脆弱，這些都是仍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的最好理解是，人們作為個人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是公民，他們的公民權確保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定權利。盡管如此，因為公民權是在社群之內，所以公民必須履行個人責任。例如，社群主義左派的解釋也許認為，人們作為公民對國家有守法的責任，對家庭和社群有致力於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質量的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對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積極地保持警惕來完成，也可以通過互助與針對在其社群內需要幫助的人的誌願主義來完成。布萊爾和其他新工黨社群主義的領頭人物認為，工黨作為全民自由權利的政黨太久了，而沒有期待和表達個人作為公民具有的責任。

　　許多工黨議員也許會將自己描述為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社群主義者，但論爭並不只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群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這麽簡單，因為大多數人信奉自由主義的權利與社群主義的責任。事實上，並不是彼此沖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關系，但這作為區分個人、政治團體、政治派別的社會哲學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許多工黨議員視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甚於社群主義者，乃至於視自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單一將自己定為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

　　有人也許會說，設定一道不可調和的社會鴻溝的辯論是謬誤的，因為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忽視社群的重要性，沒有社群主義者會忽視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評價至少有些許正確之處，然而，這個討論是關於側重點的，它確實體現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個明確的區別，而這個社會和道德問題上的同一區分在工黨中是能夠註意到的。

　　盡管如此，圍繞工黨的社會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新工黨重新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群價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重現，將其他政治價值視作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作為達到更為道德更為博愛的社會的手段。新工黨沒有向其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中輸入新的價值，而是重新發現了自愛德華時代之後就未被註意的一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

新工黨的成績

作者 劉國凱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不支持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制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制，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制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制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制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制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無論多麼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麼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麼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麼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麼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制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制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制”。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制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制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麼此時的“共決制”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制”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制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制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制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制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制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制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制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制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制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制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制”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麼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麼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意義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國際各黨的聯絡協作，民族主義的狂潮更迫使各黨的主體部份作出妥協姿態，國際鑒此處於瓦解勢態。然而，大戰的煙硝尚未散盡，壹批心急如焚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籌劃要恢復國際了。

1919年2月，26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工黨)的代表在瑞士的伯爾尼開會，組建“社會主義國際”。前第二國際中的後起之秀─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領袖布蘭亭在此之中任當重要角色。

列寧立即對此大動肝火，詈罵：“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壹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並旋即於3月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以宣示其分道揚鑣的決心。

在以上兩個“國際”之外，還有些黨處於遊離狀態，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們對“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壹些黨在大戰期間被民族主義狂潮所攝服的模樣相當反感。但又對“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壹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深為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另行成立壹個國際組織。1921年3月，他們在維也納開會，成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宣稱他們將“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

然而，“社會黨國際聯合國”中的許多仁人誌士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這樣壹分為三始終不能釋懷。他們總想讓這三個國際能夠聯合起來，並把設想付諸行動，作了許多努力。在他們的奔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維也納國際終於出現了聯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個國際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每個國際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九人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發表了壹個“聯合聲明”。其中說：“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會議代表們樂觀得太早。會議開完後，壹切聯合的跡象立即化為烏有。的確，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掃地除門的蘇俄布爾什維克怎麼可能同利用舊軍事力量來鎮壓斯巴達克團起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坐在壹起呢﹖

三個國際的聯合既無望，他們就不得不再作考慮。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意識形態上其實並無原則分歧。無論是閉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的黨抑或宣稱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實際上都是在歐洲社會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趨向完善。他們都不打算主動使用暴力革命，更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因此，他們實質上都奉行著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狂濤的退潮使伯爾尼黨與維也納黨之間再不存在觀點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領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合併就為兩個國際的合併消除了組織上的障礙。1923年5月，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伯林召開會議，實行合併。合併後國際的名稱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它宣稱：“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制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面。”這是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從此，在國際範圍內，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揚鑣涇渭分明了。

既然社會民主黨認同政治多元化─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那其運行的政治軌跡當然就是盡壹切力量利用普選權去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去推行各種社會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去再建立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

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努力與期盼終於換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英國工黨在英國取得了執政權。

1923年末英國舉行國會大選。保守黨獲258席，雖仍是第壹大黨但已從上屆的364席降下來，自由黨獲158席，工黨獲191席。自由黨因與保守黨存有許多歧見，轉而支持工黨。故工黨得以取得執政權組織內閣。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旨在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算起，至此已將近過了壹個世紀的歲月。道路雖然艱難而漫長，但終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標延伸。

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擔任這第壹屆工黨政府的首相。時年58歲的麥克唐納出生於蘇格蘭壹個小漁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貧寒。還是個私生子，由母親和外祖母撫養長大，僅以半工半讀才得以完成中學教育，爾後就工作謀生了。1893年礦工凱爾．哈第創建獨立工黨，麥克唐納於次年加入，並很快成為其領導之壹。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麥克唐納當選為委員會書記。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工黨”。基於幼年艱辛的生活體驗和對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的深刻了解，麥克唐納有改變不公正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而由於他成年後深受費邊思潮的影響，和平改良的意識根植於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國效仿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那種認為普遍劃壹的戰略是自欺欺人的。”“壹個議會的選舉，就可以把列寧必須用革命才能獲得的壹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眾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工作。”

工黨執政後立即開展了改良社會的工作，如實行“惠斯特利住宅計劃”，由政府補助建許多工人住宅，以廉價出租。增加失業補助金、養老金、和殘廢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費稅。並承認蘇聯，與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

然而，有史以來第壹個勞工政黨所建立的政權畢竟是幼嫩的。它在競選時曾作了許多承諾，如實行礦山、煤碳國有化，開征財產稅等都因條件所限未能儘快兌現，而且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罷工行動，於是壹些工人群眾對它產生幻滅感，轉而不支持它。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對它維護工人利益和與蘇聯修好的作法大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決定從新進行大選。1924年10月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大勝，議席躍升為415席，從新奪回執政權。第壹個勞工政黨所主導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0個月就宣告完結。但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於政權並不鐵定地以軍隊和警察力量為保鏢地由某個政黨所專有。妳可以通過競選勝利得到它，也會因競選失敗而失去它。失敗以後妳亦還有可能從新得到它。壹切在於妳是否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和認同。

然而列寧不這樣認為。他援引馬克思所說的﹕普選權“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壹次，來批淮議會制的階級統治。”並據此指責所有走議會政治、改良主義道路的政黨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叛賣，因為，認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權由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這多數手裡的革命，能夠在舊式民主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老框框內發生那就荒謬絕倫了。”“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自然，麥克唐納也被他罵為“臭名遠揚的改良主義者”，“惡棍和叛徒”。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權從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者多數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並此後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地掌握政權。

英國保守黨內閣─這個資產階級政權並沒有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故幾年後，它又失去了政權。1929年6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議席劇增為287席，成了議會裡第壹大黨，遂組織了第二屆工黨政府。不過，這屆工黨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剛壹成立，壹場席卷歐美諸國的特大經濟衰退就洶洶撲來。在這種境況下，它很難有所作為，兩年後它就夭折了。

繼英國工黨之後步上執政之途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而且它後來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可能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這個第二國際中的後起者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黨綱都是以德國黨的“哥達綱領”和“愛爾福特綱領”為藍本。二十世紀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做了壹件很有氣魄的事，就是發動了1902年5月爭取普選權的總罷工。由於總罷工組織得很好，規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當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釁的藉口。終於，在總罷工的壓力下，議會作出決定，要求政府於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納稅額限制選舉權的選舉改良方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漸進改良意識很早就形成並確立。黨內對此沒有重大爭議，故此瑞典黨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持批評態度。其領導人布蘭亭認為“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僅僅依靠壹部份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並斷言這樣會“導致無產階級打內戰而消耗力量，其結果將是反動勢力專政。”1919年2月，在試圖恢復第二國際的伯爾尼大會上，布蘭庭是決議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幾次短暫的聯合執政的機會，但由於處處受到其他政黨的掣肘，很難有所建樹。直到1932年大選獲勝，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漢森內閣後(布蘭亭於1925年去世，漢森接任主席)才開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會的巨大工程，並創下連續執政達44之久空前記錄。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跡。獲得了社會民主主義櫥窗之稱譽。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還在於它的睿智的思辯和現實主義精神。在當年，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1932年瑞典黨上臺執政時，經濟危機尚在持續中。瑞典黨內曾有人認為，應乘黨執政之機實行社會化。因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充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漢森等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候實行社會化，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社會震動，非但不能順利走出經濟衰退，還會觸發更嚴重的局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卻是較遠程的瑰麗目標。目前應予實施的倒是壹些應急的經濟措施。

漢森政府暫時打破預算平衡，舉辦許多公共工程，以公共開支超過稅收的作法去擴大就業，增強購買力，刺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並對社會生產進行宏觀導向。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業人數在1933年為14萬人，到1936年劇降為2萬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萬人。社會生產迅速復興，市場日趨活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提高。這壹切被人們譽為“漢森新政”。亦為社會民主黨以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值得註意的是“漢森新政”開始實施的日子比以《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為標誌的“凱恩斯主義”的出現還早了四年。

繼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之後走向執政的是法國社會黨。不過它既不具有英國工黨那開拓性的榮譽，亦沒有做出瑞典黨那樣驕人的成績。然而這並不應苛求它，乃是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國統壹社會黨是原第二國際的大黨，但在1920年底發生分裂。原因是參加“共產國際”與否的歧見。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付以票決。12月30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以3028票對1022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少數派不服從大會決議遂在勃魯姆的領導下退出大會，續建法國社會黨。自從巴黎公社失敗後，漸進改良主義思潮壹直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有優勢。早在工人黨分裂時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奉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蓋德派。後來在蓋德派的法蘭西社會黨與饒勒斯的法國社會黨合併後，無論在組織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漸進主義的饒勒斯派占優勢。然而這壹次壹反常態，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優勢，這壹方面說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衝擊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說明法國黨仍有相當大的革命潛意識。

然而，社會上的政治生態卻與黨內有顯著不同。1924年5月舉行國會大選。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結成的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執政。而共產黨僅得26席。可見社會黨在社會上影響力遠大於共產黨。1932年5月議會大選，社會黨獲129席(“左翼聯盟”共獲336席)共產黨降為10席。

1934年2月巴黎發生了法國納粹分子的騷亂。民主力量和政府當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過程中，法共發揮了相當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會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國社會黨與法共建立統壹戰線並繼而聯絡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等成立“人民陣線”。1936年4，5月間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618個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國社會黨146席，法共72席。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內閣總理。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參加內閣，法共沒有入閣。

社會黨內閣建立之時，正是希特勒德國日益猖獗，歐洲大陸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1935年1月，薩爾地區在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下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1936年3月德軍越過萊因河佔領非軍事區。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由德國納粹支持的反共和國的法西斯叛亂。然而，儘管面臨這窮於應付的國際局勢，勃魯姆政府還是履行其競選時的諾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會改良工作。如實行每週40小時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調整農產品價格，以防谷賤傷農。給經營困難的小商和手工業者發放低息貸款以復興小型企業，制約大資產者的壟斷，等等。此外，還取締法西斯組織，改組法蘭西銀行。

此時的法國大資產階級與上個世紀相比固然“性情”已變得平和得多，但若與中庸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勢弱的瑞典資產階級相比，仍顯得頑固，它們採取消極怠工或把資金外流等方法對抗勃魯姆政府，使之面臨經濟壓力。這令勃魯姆不得不減緩改善民生的步伐，結果又造成工人群眾的不滿，招致法共的批評。

在國際事務中，勃魯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陣線為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的。它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以幫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亂。但此舉受到對德意法西斯主義充滿綏靖主義的英國當局的阻撓，和國內激進社會黨的反對。在壓力下，勃魯姆不得不終止了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而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評。面對這內政外交處處進退維谷的境況，勃魯姆內閣只得於1937年6月辭職。

與第壹屆英國工黨政府相比，尤其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相比，法國社會黨這壹年初試啼聲的業績確實乏善可陳。然而並不可就此苛責它，亦不可貶低勃魯姆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

勃魯姆是法國猶太人，這是繼馬克思、拉薩爾、伯恩斯坦之後又壹位猶太血統的社會主義大師。站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個傑出的人物─饒勒斯和密特朗之間，他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饒勒斯創建了法國社會黨，密特朗使黨終究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個人中間橫隔著57個春秋的漫長歲月，是勃魯姆把他們聯繫起來。

勃魯姆的思想起初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這從他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認為﹕當“舊的機構被推翻了，而新的機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這個時期就實質來說是專政時期。”然而畢竟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饒勒斯，深受他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故決不會向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他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壹個權力逐級上升，最後集中到壹個公開的或秘密的委員會手中的集中制的黨所實行的專政。”為此，他反對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主張在法國黨內實行比例代表制。他進而分析出列寧黨這種組織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來源於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說：“妳們的理論壹旦確定就永不改變。誰不同意妳們的理論就不能加入妳們的黨。誰不再繼續讚同妳們的理論，誰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魯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尤其是英國和地中海諸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把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解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化。勃魯姆對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壹個以普遍正義為基礎的全面社會。”因此“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的。”勃魯姆這壹閃光思想為二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全面更新開了先河。勃魯姆從饒勒斯那裡繼承的還有高尚的情操。饒勒斯在壹戰之前由於堅決反對戰爭，被民族沙文主義者暗殺。勃魯姆在二戰之前雖然已辭去首相職務，但仍然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鬥爭。由於他堅決地反對貝當政府，於1940年9月被捕，關進波塔萊監獄，又於1942年11月押往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至1945年5月才被佔領德國的美軍釋放。在監獄和集中營恐怖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寫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類範圍內》。

勃魯姆從饒勒斯手中接過薪火，傳給密特朗。故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有兩個家族，列寧的和勃魯姆的。我屬於勃魯姆的傳統。”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整個世界充滿了動蕩不安,戰後談判桌邊的塵埃還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洶洶而起。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把業已探討過的美好社會的結構及建造它的方法進行嘗試，史上最血腥的大戰幾乎把整個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生靈的塗炭終究換來地球上人類的重生。人類社會經歷了這噩夢般的歲月和幾乎自我毀滅的戰火才最終在國家關系、民族關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徹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社會真正走向文明，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

壹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懲罰戰敗的挑起戰火者，是盡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賠償，讓它變成壹個虛弱的病夫，永遠沒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有了大相徑庭的想法。固然，審判與懲罰在嚴肅地進行，不過人們已把戰犯與被裹脅的民眾相區別。人們在索取賠償時，同時考慮戰敗國社會的經濟重建。在絞死戰犯時，同時考慮如何把民主體制引進戰敗國的政治生活。這樣的思維，不僅對戰敗國，甚至對歐洲的戰勝國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當人類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態度來對待那幾乎將自己的國家民族毀滅掉的他國他民族時，又有什麼理由在自己的國家民族內處理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時，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往昔迥然不同的社會氣氛中開始了它理念的更新與發展，並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實踐空間，以其成績顯示出堪稱歷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集後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納粹德國剛被摧毀，英國工黨就已聯絡法、意等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在倫敦開會，商討重建因戰爭而陷入癱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事宜。經過多次會議的磋商討論，於1951年6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確定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其思想政治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此綱領又稱為《法蘭克福聲明》。

《法蘭克福聲明》的出爐有著劃時代的巨大意義。它不僅表明社會民主力量的重新匯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經過幾代人的錘煉得以提昇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它系統地向世人闡述了它的觀點，表達了它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美好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擊。最後這壹項則是前所未有的。過去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批判都還是散見於壹些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的言論、著述、或會議的非正式文件中。這個批判、抨擊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經過多年痛苦經歷和深刻思索的沈澱。他們之中許多人(或他們的先輩)都曾與共產主義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幟下乃至同壹個組織之中，從政治紐帶乃至私人關系中都曾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此時，他們終究堅決地與昔日的“聯繫”揮別。從此，他們與列寧系的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政體再不僅是分道揚鑣，涇渭分明，而是楚河漢界，壁壘森嚴了。這種狀況壹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共產黨政權體系和西歐諸共產黨出現新的動向後才告緩解。

《法蘭克福聲明》說：“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之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了政權，它就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抨擊，自《法蘭克福聲明》後，持續地出現在社會黨國際許多會議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說：“極權主義，不論是法西斯的還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都是舊式的暴政。”

195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共產黨人完全歪曲社會主義思想。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對社會主義者歷經幾代人的鬥爭所贏得的壹切自由權利，壹切工人權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類價值都進行了歪曲。”“我們信奉民主制，他們則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這種情況並沒有由於批判斯大林主義而有所改變。而他們的所謂列寧主義，只不過是斯大林支持的馬列主義。

1962年的《社會黨對今天世界的看法》譴責各共產黨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和以危險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從而犧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個把人當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標的時代。”“共產黨人主張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極權主義控制。這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們濫用社會主義壹詞，它們的壹黨專政實際上是暴政的體現，是否定民主社會的精髓，即否定言論、宗教、批評、自願結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觸的自由。”

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這壹批判除了鑒於理念上的原則分歧外，還基於現實上的考量。由於在歐洲社會許多人(包括勞工階層)的心目中，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與世界上的共產黨體系都源出“第二國際”，都在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都是繼承著馬克思主義的衣缽。故認為兩者並無實質不同，而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令世人震驚。這不僅是由於它們以暴力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它們奪得了政權後仍以暴力進行統治。把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準則誣為“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予以扼殺。厲行報禁，黨禁，新聞封鎮，輿論壹律，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由共產黨執政。對僅以言論反對他們的人予以監禁乃至屠殺。凡此種種，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驚之餘無不憤概萬分，並堅決地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然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憤概和唾棄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身上。歐洲社會的保守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始終報以仇視的資產階級頑固分子都趁機擴大壹般人認識上的模糊，竭力把歐洲社會民主黨說成與共產黨是壹丘之貉。藉此打擊社會民主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壓縮其政治上的開拓空間，以盡可能抵禦不利維護資產階級狹隘的階級利益的社會改革的到來。

為擊破這股逆流﹔為歐洲社會今後持續的改革計﹔為能爭取到多數民眾的信賴擁護，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間走上執掌國家政權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抱負和方略，社會民主黨認為有必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堅決的批判，以劃清自己和它們的界限，擊破保守勢力和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誣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張冠李戴的模糊認識。

至此，社會民主黨人除了進行批判外，還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體系的名稱與共產黨的相區別。故此他們把社會民主主義改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而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極權社會主義”、“冒牌社會主義”、“專制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法蘭克福聲明》的全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開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從此，社會民主主義被民主社會主義所接替。但這並不是壹種簡單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煉昇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築得更系統，也有了更新和發展。

在把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的專制的偽社會主義相區別之後，《法蘭克福聲明》即著手向世人闡述他們所憧景的藍圖。《聲明》指出當代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簡稱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眾享有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完善的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開等以及多黨競爭、議會政治、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和意見。顯然，這壹切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業已成了現實。社會民主黨人已不必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為此去奮鬥。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有保持這壹成果的責任，故聲明強調說：“民主制也有權利和責任來保衛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同時指出：“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經濟民主“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在具體的做法上，《聲明》認為各個國家可以“根據有關國家本身的結構來決定公有制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總之，原則是：“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目標是：“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社會民主是要求保障民眾的社會權利。其內容有“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體公民有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顯然，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反封建特權階級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範疇。資產階級領導了那場革命，但出於它的階級利己主義，力圖使那場革命半途而廢，只是由於勞工群眾在社會民主黨人─既有出身於勞工階層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作了長期的、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政治民主才基本實現。此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在前輩們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確實，只有政治民主，那離創造美好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政治民主的確立並不等於社會財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並不等於社會的貧富極化現象得到避免﹔並不等於每個人的潛質已得到充份的發揮。或許，像先輩那樣激烈的抗爭場面再不常見，但為了把民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範疇卻要做更細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這也就是二戰以後至今兩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自我期許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說過﹕社會民主黨人“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因為它們的目的壹個是從經濟上，壹個是從政治上提高多數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正是這樣認知。《聲明》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論斷使人想起了勃魯姆曾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把這壹思想在社會實踐中具體化就是爭取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正如《聲明》所指出的：“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因為壹旦沒有政治民主，其他都無從談起。但若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為了溫飽而終日辛勞得精疲力竭無暇他顧時，那麼，諸如出版、結社、普選權之類都會成了漂亮而無實際意義的擺設。

關於建立國際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當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胸襟和眼光。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經濟與科技都高度發達的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都互相聯繫影響著。在沙漠之中難以有綠島。因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他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制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上財富從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據此，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和平。《聲明》宣示說：“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性決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法蘭克福宣言明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成為左翼自由派的行動綱領。

英國工黨國有化情結探討

英國工黨創立於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創立於1893年的獨立工黨，而它們都沒來得及參加建立第二國際的巴黎大會，可見，它們的確是第二國際諸黨中的後來者。但它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過許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國際中的大黨。它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諸黨中最先取得執政的黨。在二戰以後創建社會黨國際的工作中，英國工黨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國工黨深受費邊社思想的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它壹開始就崇尚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明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使人不無意外的是，就是這樣的壹個黨卻比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中的任何壹個黨都更熱衷、更執著於對社會結構有較大觸動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國有化。從這壹點來看，它似乎比其他的黨都更激進，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其實是戰後理論體系來源於費邊思想而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基礎》中就明確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制下解放出來，把它們轉為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思想幾乎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國粹”。因為除費邊社外，與它同時代或稍遲的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等都有這樣的主張。它們都無壹例外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蓋因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產、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至。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這些組織都匯集於工黨，從而大大強化了工黨的“國有化”情結。1918年工黨的黨章就確認其目標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對每壹工業和事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確保手工和腦力生產者獲得其勤勉勞動的全部果實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後的歷次工黨綱領中，如1928年的《工黨與國家》，1934年的《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工黨的行動綱領》中都壹再表達其生產資料國有化訴求。其領導人艾德禮於三十年代後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誌和道路》、《工黨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統地對此加以闡述。故此，工黨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勁，只要壹有可能，他們壹定要把這積蓄已久的理念付諸實踐。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發。

1945年7月，歐洲的大戰剛剛熄滅，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丘吉爾是領導英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勝利的英雄。他以為憑著這輝煌的業績，民眾會選擇他和他的黨繼續執政。但是，情況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工黨在選舉中以397票對213票大勝。丘吉爾內心充滿了傷感。英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就這樣拋棄了他這個民族英雄。然而，傷感畢竟只是傷感，不能轉化為反對和抗拒。民主原則在英國社會已是樹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須尊從，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這位剛才還在指揮海陸空三軍，還在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幾位最權威的領導人中週旋的叱咤風雲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唐寧街十號，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意氣風發地展開了他的藍圖。

從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黨政府陸續頒佈了8個國有化方案，使國有化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佔20%，具體行業包括銀行、煤炭、航空、電訊、國內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電力、煤氣、鋼鐵。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世界為之驚訝。

在進行國有化的同時，艾德禮政府還進行了旨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壹系列社會立法。主要內容有﹕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工傷保險法、家庭補助法、國民救濟法、住房法等。政府通過這樣種類繁多、巨細靡遺的福利措施來實現每壹個英國人都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關懷。任何人都不應因年幼、老邁、傷殘、智障、失業、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無助之中。經過幾年的努力，英國不但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還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民眾生活有了保障，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5%，經濟增長率恢復到每年4%，貧富極化的現象也有所緩解。戰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56%，戰後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礦工領袖山姆．華生所說：“貧窮已被削除，飢餓不再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顧，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們在充滿機會的國度裡長大成人。”

1950年大選，工黨仍然獲勝。但這時發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鮮戰爭。艾德禮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跟隨美國卷入了戰火。戰爭所製造的經濟、政治、心裡上的壓力使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政府決定提前大選。保守黨以3%的微弱多數選勝。當工黨選敗的消息傳來，許多受惠於工黨福利政策的底層民眾都流下了眼淚。

不過，保守黨當政後，雖然對工黨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動，但對福利項目卻未敢大動砍刀。畢竟，增進社會福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持續執政計，保守黨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說英國工黨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國家，不但沒有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而且還得到許多國家的讚譽仿傚的話，那麼，它的國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執政時，還進行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則引起了毀譽不壹的評價和爭議。對此確有必要予以探討。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是通過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買過來的。在第壹次國有化高潮中，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27億英鎊的贖買金。此後每年還得付股東幾百萬鎊的利息。這種方式首先遭到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猛烈抨擊。

早在20年代初，列寧就評判說：“雖然工黨大部份由工人組成。但是，看壹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從這個唯壹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當年的工黨，非但大多數成員都是工人，而且其領導人之壹麥克唐納就是出身於極為貧苦的勞工階級。說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疑是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之類的信口雌黃又壹例。在列寧痛罵麥克唐納是“惡棍和叛徒”之後，麥克唐納任首相的工黨政府卻率先承認蘇聯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許多年來，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家們都按照列寧的判決，口徑壹致地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理由是“它的行動和政權策略”都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框架之內，在維護修補這個制度而不是砸爛它、摧毀它。工黨政府的國有化公式當然又成為它們判決的證據。按照它們的觀點，國有化應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基礎，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後，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成。其典型是蘇聯模式。(遠東的亞洲共產黨政權則略有不同，它們把資產階級分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予以區別對待，但本質上與蘇聯模式並無原則區別)

對共產黨政權的抨擊倒不必介意。因為在它們那裡黑白是非業已顛倒。只要不像它們那樣以暴力奪取政權，再扼殺民主人權，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由共產黨鐵定執政，那它們就會責罵妳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行事，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既然英國工黨不是用暴力奪取而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那麼在它把資產者擁有的廠房、機器、原材料等都轉歸國有時，不採用剝奪方式，而用錢買過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這麼做不可嗎﹖要在當今世界上建設壹個美好社會非得通過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嗎﹖不錯，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是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共識。然而，這個共識是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識認的深化有所揚棄呢﹖即使對社會的洞悉力還未達到這壹步，那也應了解到，當年費邊社的仁人誌士們提出把生產資料轉歸公眾所有，這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壹手段並不靈光，那就應予修正，另闢蹊徑。用錢來買國有化，顯然不是“靈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麼多錢去買企業，何不用這些錢去創辦壹些與公共福利更直接相關的事業呢﹖這麼多錢流到原企業主手中，他亦可創辦另壹些更有利可圖的企業。於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產生，政府仍打算再繼續買下去嗎﹖

昔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輩們把造成勞工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由於資產者掌握了生產資料進而控制社會財富的分配所至。他們因此萌生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實在不應劃上等號。換言之，社會主義並不必須由公有制來體觀。這是因為除了實現國有化的途徑無論是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強奪或英國工黨的花錢購買都不可取之外，生產資料公有化或社會化或國有化這種經濟結構的本身就不利於發展生產，即不利於更多地創造出美好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已為前蘇聯和亞洲壹些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狀況，甚至也為英國國有化後壹些企業的經營狀況所證實。

國營企業效率低下除與計劃經濟有關外，很重要的就是與人的因素有關。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不直接掛鉤，其責任感和進取心都會大受影響。官僚主義、敷衍塞責、浪費遭蹋等情況都隨之產生。生產勞動者則由於過於有保障也會懈怠，不再那麼兢兢業業、勤勉奮發，從而使整個企業出現“動力真空”。前首相丘吉爾作了這樣的抨擊：“由於壹大堆規章制度和清規戒律，以及白廳官員計劃不周，採購不慎，社會主義被日益證明是充滿危險、代價巨大的謬論。”“社會主義者實行了國有化的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原本有利可圖或收入相抵，而現在都變成了賠本買賣，負債纍纍。”這些話或許不無誇張，但終歸也反映了壹些情況。

我們不知道再過幾百年，壹千年之後，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風貌會是怎樣，但可以斷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內，人世還不可能變成人人的情操都極為高崇，全都充滿了奉獻精神，毫無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奮發開拓的動力之壹。而社會所應做到的則是把這種為私利的活動限制在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制定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引導，有時甚至是強制人們為私利的搏取必須納入有利於公眾的軌道上。從而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能相對地和諧融合起來。

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它們宣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極為高尚者。他們將為人民建設壹個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共產黨人高人壹等的姿態﹔看到了共產黨官員的驕橫肆虐、草棺人命、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共產黨曾把資產階級數落得那等不堪﹔把資本主義社會抨擊得壹無是處。可是他們自己呢﹖共產黨官僚階級不如昔日的資產階級，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如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陷入謬誤的原因之壹是他們不承認人皆具有共同內容的人性，而只承認有階級性、黨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糟透，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良好。他們共產黨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裡還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那麼在掌權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榮譽、權力、享受則接踵而來。在共產黨鐵定壟斷全部社會公權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機制都被取消。共產黨官員們身上的人性惡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脹，於是這就是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惡質化傾向，並且還流毒全社會。而共產黨人竟把他們自身的惡疾反誣是受到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資本主義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對現實的人性水平，考慮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那麼生產資料私有制顯然就有其合理的內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鑒於此，就實在沒有必要去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全盤公有化(國有化)的無益事業了。

除了這壹根本原因外，還有些具體問題也使國有化不可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勞動者擺脫消極的、被動的勞動力出賣者的地位。讓他們參與管理，讓他們萌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企業經營運作中的主人翁感覺。從而加強其責任心，激發其創造力，有利於發展生產。這種想法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本來很不錯，但實際體現上卻是另外壹回事。因為在國有化企業中，指揮生產，管理營運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經理人員操作，工人群眾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正如工黨幹部克裏普斯所說：“我認為，讓工人掌管工業，即使總的來說是令人嚮往的，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正由於這樣，宣稱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不再是僱傭勞工，那只是在編織壹幅美麗的童話。

既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實質未變，而且在經濟上也不能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那麼他們仍把自己定位於僱傭勞動者而與企業管理者在經濟上討價還價，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於是，工人們在不滿意自己的工資報酬或其他待遇時，他們照樣會訴諸傳統抗爭手段─罷工。這時，工黨政府出來說話了，怎麼搞的啊﹖這是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妳們怎麼能使自己的工廠礦山為難﹖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黨政府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因為這是他們得以上臺的鐵票部隊。但若答應工人要求，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更為可慮。真是左右為難。70年代的威爾遜工黨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禮工黨政府的經驗，競選時就與工會達成了“社會契約”。要求工會協助限制工資增長率。但他執政後照樣發生要求提高工資的浪潮，威爾遜無法擺平，只得辭職。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執著的性格使之有“約翰牛”之稱，但英國工黨的領導層畢竟是個理智的集體，他們不會壹意孤行地蠻幹下去，面對現實，他們也會作檢討反思，以探索實現其理想的最佳途徑。經過了壹次又壹次的討論商榷，壹種對國有化政策帶有“修正主義”意味的觀點逐漸在工黨內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認為在二戰以後，社會已發生了與以前傳統資本主義很不同的變化。其代表克羅斯蘭提出由於這些變化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對決定壹個社會的性質已不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即使“在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集體經濟企業中，分離的程度並不比資本主義經濟差。大規模化和複雜化不僅造成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且也使所有主與生產資料分離。”他還進壹步認為，壹個社會的性質除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外，還決定於“其他因素，比如工業的管理機構、就業水平、工會的實力，社會總趨勢，尤其是政治制度更為重要。”這場爭論很有益處地啟發了人們這樣壹個思路，就是壹個社會如果既能確保勞工群眾的政治權利，又能使他們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這個社會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算不算是個好社會﹖算不算實現了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在當今究竟應該作何定義﹖對這些問題作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實踐的英國工黨所急於去從事的工作，這當由社會黨國際和偏重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操辦。然而爭論的結果終究使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得到從新的評估和施行。1957年大選，工黨在競選時沒再著意強調國有化。1960年工黨年會承認：“公營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黨”相信進壹步擴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應按照這些目標並根據情況適當地考慮到有關工人和消費者的觀點逐步加以決定。”八十年代初金諾克擔任工黨領袖後，努力在理論上做出新的開拓。1982年黨的新綱領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國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諾克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其中聲明工黨不再堅持國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明確表示，若工黨重新執政，將不會把保守黨政府私有化了企業重新進行國有化。並宣佈只對少數社會化極強的部門繼續實行國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如消費合作社、市政企業、工人股份制企業等都應得到發展。至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圖騰畫上句號。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制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制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制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制。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制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制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汙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

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汙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 .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

“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制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制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制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制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制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汙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制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制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制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制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制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制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

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制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

(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汙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制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制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制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制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制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制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制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制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汙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制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制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制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制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制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制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制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汙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制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制。用它來取代共產黨制度無助於解決其制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制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制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

社會意識形態介紹 社會民主主義 中間偏左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輪朝陽，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19、20世紀，它曾經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滲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與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之中，推動西方世界由資本和資產階級的單邊統治，轉變為資本與勞動、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雙邊競合共治，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和各個社會階級多邊競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陽只有壹個；在人類世界，照亮精神與社會生活的太陽不止壹個，神靈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憲政主義、民主主義、理性主義、意誌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都曾經像太陽壹樣向人類發光發熱。它們有時此起彼伏，有時又交相輝映，輪流或共同指引人類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競爭者，作為極左專制主義和極右專制主義的反對者，就是現代、當代和未來很長時間壹種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經來到中國了，為什麽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為何物？

對於這樣壹束熄滅了很久的火種，我們憑什麽可以充滿信心地宣布，它即將像壯麗的日出壹樣蔚為大觀？



第壹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和文化學



任何壹種經濟政治社會運動，都具有壹定的哲學和文化內涵，自由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是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如此。



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性哲學，認同人皆具有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性假說。



壹、人性哲學



1、善性與惡性

我們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獨立、求真、務實、互助、合作、勤勞、節制、創造、超越、仁義、慷慨、寬容、慈悲、愛美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賴、奴從、怯懦、蒙昧、虛妄、仇恨、攻擊、傲慢、妒忌、貪婪、恐懼、懶惰、縱欲、殘忍、戀醜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惡性。

在歷史上，性善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個方面，而性惡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後壹個方面。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同時具有兩個方面，只不過在有些人那裏，善性壓倒了惡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裏，惡性壓倒了善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在更多的人那裏，善性與惡性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交織狀態，他們被稱為好壞參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歷史是壹個從低級到高級、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過程，那就意味著，人性的變化總的來說具有善性不斷強化、惡性不斷消退的趨勢，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庸常之人將會成長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並且對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形成壓倒性的優勢。

然而這絕不是壹個自動的、必然的直線進化過程，事實上，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人性大退化的時期，甚至我們自己還親眼目睹了、親身經歷了慘烈的人道大災難。在中國歷史上每壹次社會崩潰、改朝換代時，都有數千萬人（有時高達總人口的2/3）死於非命，人吃人、率獸食人現象反復出現；到了20世紀，竟然還有數千萬人死於黑色法西斯主義暴政和侵略，上億人死於紅色共產主義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們不僅對人類的進化深表懷疑，甚至對人類的未來深感絕望。今天，足以毀滅人類和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器，作為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和實體化，就像達摩克裏斯之劍壹樣高懸在人類的頭頂；今天，地球上實際上只有壹半的國家和人口實現了憲政民主，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仍然處在形形色色的極權專制與威權專制之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壹半的國家和人口，人性善壓倒或控制了人性惡，而在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人性惡還在壓倒或控制人性善。人類實際上走到了壹個真正的十字路口，人類能否抑惡揚善、棄惡從善，尚有諸多不確定，仍是未知之數；沒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觀規律能夠保障人類臻於至善之境，善惡之爭其實是人類自己與自己的鬥爭，最終結果取決於人類自己。

2、生物性與創造性

人類來自於自然界，是生物進化的結果，是自然因果鏈條的壹個環節。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動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類也無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們稱之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適應環境和保持現狀的特點，我們也把它稱之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趨於保守的維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類進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卻不是進化發展的動力。人類進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猿揖別過程中形成的壹種新的本能和本性，這就是人的創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實現性，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打破現狀、改造自然、挑戰環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潛能和沖動，人類正是依靠這種最初很微弱後來愈益強壯的本性，才把自己從壹個弱小的物種變成了地球上最強大的、不僅統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種。

在很長歷史時期，生物性在人性結構中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壹切人類活動，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社會交往、文化創造活動，都是圍繞著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這壹焦點和軸心展開的，創造性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與其說是作為目的，不如說是作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發展的，它經過漫長的積累逐漸壯大和豐滿起來，並終於率先在小部分傑出人物那裏獲得自為目的、自求滿足的特性，成為他們生活的第壹目的，成為他們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類創造性的發展，尤其是傑出人物創造性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變革，推動了精神文化的繁榮昌盛。

最近幾百年來，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了數十萬年人類歷史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應該說，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相當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已經不成為問題了，只要物質資料的分配問題也像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壹樣得到徹底解決，那麽整個經濟問題這個壹直困擾人類的首要問題，也將得到徹底解決。壹個極為明顯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絕大多數人用於謀生的勞動時間急劇減少，相應地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在大大增加。於是壹個人類從未遇到過的重要問題就變得非常現實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時間裏，人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

如果人的創造性等高級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著，大量的自由時間，就會浪費在生物性等低級本性和需要的滿足上了，人類文明就會失去進壹步向前發展的動力機制了。發達國家已經來到了壹個歷史節點上，那就是必須普遍實現以生物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向以創造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當然，這個問題只是在發達國家才成了壹個現實的問題，這些國家也就二三十個，其人口大約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5%，其他國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處於不發達或發展中狀態，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物質需要的滿足問題、謀生問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經濟問題，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他們仍然不得不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勞作，甚至不得不展開爭奪生活必需品的殘酷的叢林競爭。

3、個體性與群體性

任何壹個人，首先是壹個個體，具有個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個性、特殊性、獨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強、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與此同時，任何壹個人也都是某個人類群體的壹份子，具有群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會性，具有無私、利他、互助、合作、聯合、團結、仁愛、博愛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

這兩方面形成壹種相互依存、相互補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沖突的結構性張力關系，只有個體性而無群體性或者只有群體性而無個體性，都是不可思議的。區別只在於，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群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沖突得很厲害，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能夠達到壹種很好的融合。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突出強調個體性而相對忽視群體性，群體主義、社會主義突出強調群體性而相對忽視個體性；極端的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則幹脆否認對立面的存在。

上述這種壹般的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體地理解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結構關系和歷史行程的邏輯前提，而不是這種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體地加以解釋的是，個體性和群體性在人性進化過程中分別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它們在什麽情況下是必然沖突的，又在什麽情況下是必須並且可以結合的？

必須承認，個性、個體性相對於共性、群體性而言，具有壹種Ontology（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這倒不是像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那樣，在發生學意義上指認個體先於群體、個人先於社會而存在，就像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發生學上指認群體先於個體、社會先於個人而存在，這兩種說法就像斷言雞先於蛋或蛋先於雞壹樣，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寧說兩者是同時出現、同時演化的。此處所說的個體對於群體在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是就發展的動力機制而言的，也就是說，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個體的行動、個人的首創精神是整個共同體和全部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發動機。壹般而言，個體是相對積極、主動、能動、活躍的，而群體是相對消極、被動、受動、穩定的，這種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判斷大抵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任意截取某壹個時間節點來看，固然可以說任何壹個個人都是既定環境和先前歷史條件的產物，但如果說個人僅僅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那麽歷史就會停留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了。人類歷史之所以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性質，就在於總是有某些個人率先站出來改變環境、挑戰權威和成規、突破共同體的限制、創造新的文明因子，他們或許失敗了，或許被共同體當作異端摧殘和消滅了，然而，在他們的感召和示範下，更多的個人站出來了，他們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終於改變了環境，重構了社會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共同體並不創造什麽，並不提供歷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個人活動的成果，只是容納了歷史的存量；創造歷史的、提供歷史增量的，永遠只是活生生的個體，正是他們率先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突破、有所創造，才推動了老共同體的瓦解和新共同體的形成。

每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都是現存生產力所無法限死、現存社會關系所無法窮盡、現存文化所無法窒息的、包含種種內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實體，他的內在需要和本性推動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環境，去創造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文化。個人的這種獨壹無二性、不可還原性和創造超越性，就賦予他以歷史本體論即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優先地位。

那麽如何解釋在某些歷史時段某些共同體的倒退和毀滅性敗壞？關鍵在於那些集中了惡性力量的大奸大惡、梟雄和壞人，積極主動地發起了攻擊和破壞，他們裹挾和綁架很多膽小懦弱的民眾，掃蕩和摧毀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卻沒有來得及有效地聚齊和組織起來，並帶領民眾抗擊和阻止歷史的大倒退。在這裏，個體的選擇仍然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說積極意義上的個人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那麽也可以說消極意義上的個人拉動了歷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惡性大於善性、破壞性大於創造性、索取大於貢獻、消費大於生產的惡劣個人，不滿足於社會結構停留在某壹靜止狀態，他們帶領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極個人，推動社會結構回到過去的歷史階段。這正好反向、逆向證明了個體性優先於群體性的原理。

無數這樣的時間節點構成了人類曲折向前的歷史主線。其實，在原始人類那裏，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模糊的狀態中，個體固然是極為貧乏弱小的，群體也是極為狹隘封閉的。原始人甚至沒有“人類”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意識，他們分布在廣袤大地的各個角落，在很小的血緣關系的範圍內勉強生存，彼此將周圍的人群視之為像其他動物壹樣的狩獵對象，戰爭、搶劫和殺戮幾乎成為他們基本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許多浪漫主義者對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緣群體固然是弱小個體賴以存在的依靠，其實也是壹座座關押個體的鐵籠。正是無數逐漸積累起力量的個體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與發展的積極行動，逐次沖破了血緣、地域、等級、階級、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相應的信仰、法律、道德、習慣的禁忌，在無數個方向和無數條線路上交流與融合，形成了更加廣泛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聯系，形成了更大的社會共同體。以哥倫布和麥哲倫等人的環球航行和地理大發現為標誌，地球上終於出現了完整的人類概念和真正的人類意識，實現了由無意識的、自在的人類世界向有意識的、自為的人類世界的轉化。

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壹條概率很高的統計規律：正是對個性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聯系的出現，凡是在個體高度獨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現了群體的繁榮和國家的強大；反之，伴隨著個性萎縮和個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體的狹隘和封閉，在那些把群體的秩序和穩定看得高於個人的自由和發展的地方，反而出現了群體的衰落、停滯、虛弱和落後。由此可以驗證個性、個體性、個人自由相對優先於共性、群體性、社會聯系這樣壹條存在論和本體論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個性、群體性、共同體、社會聯系可有可無的結論，它們只是相對的消極被動而不是絕對的消極被動，它們自身也具有積極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形成必須接受歷史文化遺產和現實社會資源上，也不僅表現在更好的共同體壹旦形成，就會反過來推動、支持、鼓勵、保護個人，並讓越來越多的普通個人成長為優秀個人上，更為重要的是，在那些優秀個人沖擊舊的共同體並建構新的共同體的過程中，本身也必須組織成為壹個行動共同體，壹個改革或革命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中，共性和群體性，與其說是與個性和個體性截然不同的性質，不如說就是個性和個體性的延伸、放大和擴展，是個性和個體性的融合、凝聚和升華。雖然說在改革或革命的團隊中，仍然存在個人自由和個人首創精神的空間，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標、共同理想、共同規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僅是對個性的消極限制，也是對個性的積極引導和伸張。



二、社會歷史哲學



1、人性的演化與社會歷史進程

人的本質不斷外化、物化、對象化為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不斷內化為人的本質；人性哲學探究的是人的潛在的、內在的、可能的方面，社會歷史哲學探究的是人的顯在的、外在的、現實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關系，即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和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歷史發展趨勢。

每壹代帶著壹定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們，展開壹定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交往活動、文化活動，形成壹定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交往關系、文化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就是所謂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它們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時間範圍內劃定了人們行為的界限和規則，在這些界限和規則內，人性的需要、潛能、內驅力、創造力得到滿足、發揮、發育、積累、成長，直到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容納不了的程度，社會改革、變革、革命就到來了，舊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就被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所取代。

人的本質，在其實現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源於亞裏斯多德的潛能與現實、德國古典哲學的本質與存在相互關系的學說，但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共產黨國家，卻被簡化為、庸俗化為“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就把人的本質等同於存在、把潛能等同於現實了。固然。人的本質不是壹個抽象的幽靈，而總是必須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正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相互作用的現實場域，人的本質才得以孕育、生長、激活、豐富和發展，但可能性總是比現實性大壹點，內在、潛在的本質總是比外現、顯現的存在多壹點，這才能解釋為什麽人類總是不滿足於現狀、為什麽總是要追求比現在更好的未來、為什麽總是為理想而奮鬥這壹基本的事實。

素質決定論、人性決定論、要素主義，把人性看成是壹種亙古不變的常數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所起的激勵、褒揚、導引、保護作用，也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的壓抑、禁錮、扭曲、戕害作用；與此相反，制度決定論、環境決定論、結構主義，把人性歸結為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產物，既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社會結構是由壞人建構並由好人改變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是由好人構建並遭到壞人破壞的。只有把素質 人性 要素 社會制度 文化環境 社會結構互相作用對人的影響充份的考慮進去的決定論，才是客觀的。

對人性當然不能絕望，但也不能寄予過高的希望，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建設。在歷史上，由於自然的和人為的、外部的和內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種種原因，只占人口少數的壞人往往會搶得先機，以高度組織起來和武裝到牙齒的力量，把專橫的權力意誌強加於整個社會，建立起壹種控制全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暴政，並保持和鞏固其統治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整個民族和社會的人性遭到大規模的敗壞、出現大規模的退化。

幸運的是，任何壹種暴政統治並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即使是為了維護其長期性，或是為了降低這種統治的代價和成本，它也會逐步向民眾松綁和讓步，它也會變得松弛和萎縮，而民眾的人性水平就會趁機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暴政統治出現全面衰落和危機的時候，也同樣會出現這樣的歷史機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數的好人，只要能夠高度組織起來並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喚醒和召集廣大受害的民眾，也足以摧毀曾經不可壹世的暴政統治，建立比較進步、寬松和開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的保護和激勵下，全民族和社會的人性水平很快就會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惡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善惡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蠻的人類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類也具有惡性；最兇惡殘暴的個人也具有善性，最純潔善良的個人也具有惡性。這是壹個壹般的判斷。

在具體的個人和具體歷史時期的人類身上，善惡交織的情況相當復雜，大體而言，具有善性大於和控制惡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惡性大於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惡人；善性控制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社會算是好社會，惡性控制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社會算是壞社會。

這種說法還是很抽象，讓我們更為具體地指出，基於人性惡的暴力和欺詐控制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壞的社會結構；基於人性善的生產力、真理和正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主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好的社會結構。壞的社會結構是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組合，好的社會結構是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組合。

以此為坐標，我們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和現代理性文明時期。這當然是壹種粗略的劃分，並不等於說在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善的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雛形，在現代理性文明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惡的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態；正如傳統時期已經出現了雅典民主、古羅馬共和、英國憲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謂現代時期，全世界甚至還有高達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還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制度之下。

這裏涉及壹個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是什麽力量在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有人說是生產力，有人說是理性和科學技術，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說是市場競爭，有人說是英雄人物……於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論歷史觀。這些歷史觀都有壹定的道理，因為它們強調的各種力量的確都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但誇張壹種不及其余並且把它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不對了。實際上，不僅各種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歷史時期起主導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樣，並沒有壹種貫穿整個人類歷史始終的根本動力。現代各種壹元論歷史觀，不過是古老的壹元論世界觀、本質主義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變種。舉個例子說，馬克思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並非就把握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真相。

引人關註的是，各種壹元論歷史觀大都強調的是種種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惡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也觀察到惡性、惡行在歷史上的重大影響，但在他們的壹元論直線歷史發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種非結構性的擾動因素，不足以動搖生產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決定作用。倒是馬基雅維利、孟德威爾、拉羅什富科、薩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惡的存在，但他們的言說大抵只限於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和文學領域，還沒有上升到社會歷史哲學的高度。

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就是暴力和詐力。暴力、殺戮、肉體傷害和強制，是對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傷害、剝奪和控制，會給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恐懼；欺詐、狡計、謊言，是對人的精神、意識、意誌的操縱、灌輸和塑造，會讓人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和壓迫。暴力與詐力、大棒與胡蘿蔔、刀與花、毒藥和蜜糖又是相互強化和放大的，歷來是極權專制統治缺壹不可的兩類大殺器。項羽和範增，壹個擁有強大的暴力，壹個善於用計，但他們不能結合，結果統統死於兼有暴力和詐力的劉邦之手。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暴力和詐力不僅僅在國家權力的建立和維護、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中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滲入經濟和文化生活，決定著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決定著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傳播和分享。還是以劉邦為例：他年輕時遊手好閑，不像哥哥壹樣勤治家業，遭到父親的責罵和嫌棄，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擁整個天下，就得意地問劉太公，現在我們兄弟幾個誰的產業更大？這個例子形象生動地說明，暴力和詐力以及憑借它們而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曾經是比生產力、經濟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著腦袋打天下、兩把菜刀鬧革命、戰爭和劫掠，比和平勤勞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精神創造活動，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更大的例子是，馬其頓蠻族征服了希臘，日耳曼蠻族征服了羅馬、蒙古族和滿族征服了漢族、納粹帝國壹度征服了西歐、蘇聯帝國數十年間征服了東歐並間接征服了中國。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吳思把這種現象精彩地概括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險、拼命流血獲得的報酬稱之為血酬，在暴力和權力通吃的社會和時代，這種報酬甚至遠遠大於勞動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資本的利潤。在這裏，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基礎決定論就完全失效了。

從傳統蒙昧野蠻時代向現代理性文明時代的轉化，關鍵就是要讓暴力和詐力從根本上退出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讓經濟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和交換，成為經濟領域的決定力量；讓政治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共和取代獨裁，讓和平理性的、數人頭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頭的權力鬥爭，讓憲政、民主、法治成為政治領域的基本規則；讓文化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信仰的和平共處、思想的自由競爭、學術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補、藝術的百花齊放，成為文化領域的主流和常態。

上述歷史分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如下的歷史分期：遠古人性具有原始的豐富和完整，惡性是潛在的和被壓抑的，私有制和階級社會是人性惡的大爆發，人類處於普遍的異化和非人的狀況，在壞到極點的時候，出現了壹個像耶穌·基督壹樣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復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無產階級，祂發起了最後壹次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鬥爭，最終消滅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實現了像天堂壹般的共產主義。這種人性學說和歷史分期存在很大的問題，由於在邏輯上沒有確認善惡二性普適於所有人和人類始終，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醜惡和野蠻，也沒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積累和發展，隨之又憑空虛構壹個無產階級救世主拯救了整個人類，並認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再也沒有人性之惡了。

3、以生物性和創造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迄今為止，人類整體上仍然以生物性為主、以創造性為輔，生物需要、物質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質財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費仍然是人類壹切活動的焦點，不管這種占有、分配和消費是以暴力、權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還是以生產、經營、交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這當然是壹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因此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無不呼喚更高的人性水平，啟蒙運動開始構想壹種以審美、藝術、遊戲為主的生活方式，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則提出了勞動和創造應該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題。繼承了這些思想遺產的馬克思，把受物質需要驅動和支配的人類活動叫做謀生活動，把人們受外在目的規定和驅使而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狀態叫做必然王國，而把此壹時期的人類歷史叫做人類史前史，與此同時，他熱烈地展望，在未來人類那裏，勞動創造活動本身成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因此而進入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

於是就出現了另壹種歷史分期：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

如果馬克思的這種分期能夠成立的話，其實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的普適性，因為唯物史觀最多只適用於他所說的必然王國和人類史前史，而適用於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的應該是另壹種歷史觀，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人本主義（簡稱人本史觀）。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如物質需要、經濟必然性、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階級、國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種比重和另壹種方式存在於人本史觀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生長出人本史觀，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生長出人的發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生長出自由王國。

馬克思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征其實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不是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種全面的方式，作為壹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拋開本身就不能體現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產主義”概念不論，馬克思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時期的做法能夠成立嗎？如果說僅僅是要表達以生物性為主要驅動機制和以創造性為主要驅動機制的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鑒於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國中生長起來的而自由王國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鑒於生存競爭時代孕育了人類創造性而自由創造時代包含人類生物性，鑒於“人類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發展過程而“真正人的歷史”也不可能徹底滅絕人性之惡，人們對馬克思這種簡單的兩分，就不能做極端的、壹刀兩斷、截然兩分的理解，而應該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烏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也預言“經濟奇點”的到來，他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的某壹個時點上，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極其豐饒的物質財富，會輕而易舉地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物質需要，為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生存鬥爭將成為多余，壹直困擾人類的經濟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從而成為次要的社會問題，財產擁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將會成為現實，絕大多數人不用從事具有謀生性質的“勞動”、“工作”、“職業”，就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資料，依照傳統經濟學的界定，他們將會成為不能甚至無需就業的失業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時間裏，他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呢？是無所事事、遊手好閑、消費娛樂、混吃等死嗎？那會是另壹種令人恐怖和絕望的生存狀況。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義的、更富有精神內涵和創造性質的事情，也就是馬斯洛所說的滿足人的高級需要如自我實現需要的事情，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人本身的生產或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以自我實現、人本身的生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條件下，的確，社會結構或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機制以及相應的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等等，必然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都必須推倒重來。比如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如果僅僅是指生產資料的歸屬，那麽在巨大規模、超高科技的物質資料生產領域即所謂“經濟領域”，生產資料其實必須並且能夠以公有制為主。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所謂經濟領域只是人類生活中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廣的領域是人本身的生產；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創造活動、人的個性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最不適合於所謂“公有制和計劃模式”的，究竟什麽樣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才能適合和促進“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現在的人類其實是無法作出具體規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人類歷史，如果以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坐標，可以劃分為群體禁錮個體的時代和個體構建群體的時代，人們分別用身份和契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奴役壓迫和自由平等、極權專制和憲政民主等等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時代的區別。

馬克思喜歡使用黑格爾的三段論：“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此處第二大形態，指的是資本主義，按馬克思的劃分，是從人的依賴關系到自由個性的過渡階段，按我們的劃分，已經屬於個性初步得到自由發展的階段了。因此，我們認為它不單獨構成壹個大尺度歷史時期，並且不屬於群體禁錮個體的時期，而屬於個體構建群體的時期。

我們曾經說過，個體性對於群體性而言，從人類歷史本身發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論或本體論的優先性，然而人類史來自於自然史，在其掙脫自然史而進入人類史的過程中，從自然那裏繼承下來的惡性、生物性、群體性，曾經長時間對於新生的善性、創造性、個體性，具有發生學和力量對比上的優先性。

群體優先於並禁錮個體的時代，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叫做自然血緣關系，這是直接從動物界繼承下來的，在這裏，個體性、創造性、善性其實是很微弱的，個人還沒有剪斷與共同體的臍帶，並且像牲畜壹樣依賴於血緣群體；第二個階段叫做統治服從關系，這時候人們雖然沖破了血緣關系的束縛，但又進入到由暴力和欺詐建立和運行的權力關系、等級關系的束縛之下，王權制、封建制、奴隸制、農奴制成為基本的社會制度。

個體優先於並建構群體的時代，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階段，即在宗教、哲學、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為軸心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初步建立了與權力壟斷經濟相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及與極權專制權治相反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經濟政治勢力和文化偏見仍然在發揮作用，資本及其經營管理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權和優勢地位，資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結盟所形成的社會強勢地位，使得工人階級等勞動人民處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弱勢地位，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包括經濟上平等交換、參與企業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報酬、獲得休息和勞動安全、舉行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政治上選舉和被選舉、集會、遊行、示威、組織工會和政黨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權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為缺乏實現條件而成為紙面的、虛擬的權利。的確，形式上普遍而實質上只由少數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馬克思所尖銳指出的那樣，還帶有強烈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

第二個階段叫做實質的自由平等階段，即所有人不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實質上、實際上享有人權和公民權利；社會不僅宣布每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權利，而且為實現這些權利準備和提供條件。比如，在政府與公民關系上，不僅要取消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財產、性別、種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實行義務教育、免費或廉價醫療、廉價住房和社會養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於貧困和恐懼，使他們不會困於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時間、社會交往空間和精神發展機會，使他們具備時間、興趣和能力等參與公共生活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上，要矯正特定歷史條件下資強勞弱、資貴勞賤的傾斜格局，通過企業產權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過保護勞動者的團結、組織和集體行動權利，通過政府的勞工政策、國家的勞工立法以及整個社會勞工文化的發展，落實和擴大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從而形成壹種實質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勞資關系。馬克思的問題不在於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狹隘性質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專政性質，而在於否定了它們下沈到勞動大眾並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並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人的依賴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與他的另壹個著名的、以物對人的隸屬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緣氏族社會——私有制和階級社會——公有制和共產主義社會），大體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後壹個三段論實際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存在純粹的群體所有制階段，也不存在純粹的個體所有制階段，而只存在以群體所有制為主、以個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和以個體所有制為主、以群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這是上述群體禁錮個體和個體構建群體兩階段論的具體表現。

在自然血緣關系中，以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制為主，以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為輔；在統治服從關系中，大家族、貴族、地方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占有大部分生產資料以及相當部分勞動者（奴隸、農奴），由小家庭和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制和工商小業主制處於次要和輔助地位。

農奴的解放、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轉，標誌著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發展並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也正因為私有財產基礎的急劇擴張，共同體財產、公有財產雖然在結構上、比例上、相對數量上大大下降，但在總量上、絕對數量上卻水漲船高，規模驚人。

可以預見，在人類匱乏和經濟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盡管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但相對於共同所有制、公有制，還是具有經濟上以至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私有制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可以通過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社會再分配來有效地緩解，公有制卻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經濟效率低下以及公有產權代表蛻變為極權專制力量的問題；而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按需分配得以實現的情況下，雖然物質生產資料的公有和計劃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這並不等於在全社會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等於實現所謂共產主義，因為壹個比經濟領域更為廣闊、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生活領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顯然只能適用人格、人性資源、精神（理性、情感、意誌）和創造力量等等的個人所有制，只不過那時候的個人，用馬克思的話說，不再是孤立的單個人，或狹隘自私的利己主義個人，而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即高度自我現實和高度社會化的、揚棄了利己和利他的對抗性沖突的個人。



三、價值哲學



價值或意義，是人的內在本性的外化和客體化，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和潛能的實現。由於內在向外在、潛能向現實的轉化，壹定是通過欲望、訴求、願景、目的、理想這些中間環節的，價值因此也就處於永恒的主客轉換的成長和變化過程之中，人們對價值的界定和追求，人們的價值觀，本身也構成價值生成史的壹個環節。價值就是對價值的追求，包括已經得到的價值和尚未得到的價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價值也分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滿足人的善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正值；假惡醜是滿足人的惡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負值。

真是對真相的認識，即真理，具有合規律性；善是對道德的遵守，即倫理，具有合正義性；美是真與善、真理與倫理、合規律性與合正義性的統壹，是最高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真善美是最抽象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假是對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謬論和謊言，具有反規律性；惡是對道德的破壞，是暴力和殘害，具有反正義性；醜是假與惡、謊言與暴力、反規律性與反正義性的統壹，是最低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假惡醜是最抽象意義上的反普世價值。

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貫穿人類歷史的始終，即使在假惡醜橫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頑強生長和發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難根絕假惡醜的存在。

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真善美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假惡醜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貧乏和精神貧乏。

滿足生物需要的價值叫做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人類永遠是生物和動物，因此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對人來說也是永恒的正值。與之相反的是匱乏、貧窮、疾病和死亡等負值，它們是人性中與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種自然本性即無機性、有死性的實現，尼采稱之為衰落的本能、頹廢的本能、自我毀滅的意誌、求虛無的意誌、趨向死亡的意誌，弗洛伊德則簡單地概括為死本能。

滿足精神需要、創造需要的價值就叫做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人是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和自我超越者，對人來說，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理當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即使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生命價值和生存價值，也有賴於積累更高更廣的精神財富、文化價值和發展價值。與之相反的負值是愚昧、偏見、欺詐、撒謊、搶劫、盜竊、剝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惡疾、文化垃圾和反人類行為，它們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擊性、破壞性等惡性的實現。

自由、平等、正義

真善美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假惡醜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級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義。

自由首先和實質上是個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為、自制、自強、自尊、差異、競爭、活力、效率、強健、卓越、優秀、豐富、發展等善的個體性、個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實現；平等主要和實質上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認同、謙讓、包容、團結、仁愛、博愛、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濟、共富、共榮、共贏等善的群體性、共性、社會性、普遍性的實現。由於個體性對於群體性具有相對優先性，自由價值對於平等價值也具有相對優先性，但兩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義和鐵板壹塊的整體主義，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和冷血殘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所謂正義、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之間的壹種合理的張力和平衡狀態，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個人都享有的實現和發展個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認差別和競爭、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構成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正義兩原則：

第壹條是自由優先原則或平等的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最廣泛的自由，這種自由以不妨礙他人同樣的自由為前提。

第二條是自由的平等原則或差異原則：（1）可以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須有利於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職位和工作性質的不平等，但必須在機會均等的規則和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

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是正義兩原則的壹個生動例證：稅率太低，意味著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這時候少數人捷足先登並形成壟斷地位，而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壓制住了，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稅率太高，意味著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數人投資、經營、勞動的經濟性和創造性被強制性削平，而大多數人被激發和養成懶惰、機會主義、坐享其成、吃大鍋飯的不良習慣，這同樣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只有在適中、適宜的稅率下才會達到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最大化，同時也達到自由與平等處於均衡的正義或社會公正狀態。最正義的狀態其實是效率最高的狀態，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

自由價值相對優先，但平等價值也不能化約為、還原為、歸結為自由價值。如果說，人格的平等、權利的平等、資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與自由是壹致的，那麽起點或條件的平等與終點或結果的平等，就會與自由原則發生很大的矛盾，這時候就需要在兩者之間達成壹種妥協和平衡。問題在於，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競爭，其所產生的結果的較大以至巨大的差異和不平等，通過歷史的積累和傳承，也會轉化為起點的不平等，而起點的不平等預先賦予了壹部分人的優勢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勢地位，從而使人格、權利、資格、機會的平等淪為空談，甚至會固化為特權等級制度。因此，如何通過對競爭結果的再分配來限制競爭起點的不平等，就是壹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深刻考慮和精心解決的問題。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成為普世價值，在很長歷史時期，它們在人類價值譜系中並不占據主導地位，它們最初甚至只是作為特殊價值而得到艱難發展；自由、平等、正義雖然具有悠久深遠的人性和自然根據，但並不是壹開始就完備具有的、現成的、不勞而獲的“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它們恰恰是漫長歷史進化的產物，是人類長期追求和奮鬥的結果，並且永遠必須為其繁榮和發展而不懈努力。

實際上，作為自由、平等、正義反面的奴役、等級和不公，在人類價值譜系中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這還得回到惡性強於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蠻時期和善性強於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理性文明時期的歷史分期。

猶如自由是優良個性的實現、平等是優良共性的實現、正義是優良個性和優良共性的同時實現，奴役是惡劣個性的實現、等級是惡劣共性的實現、不公是惡劣個性和惡劣共性的同時實現。所謂惡劣個性，是奴性、攻擊性、惰性、破壞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個體人格；所謂惡劣共性，是封閉性、排外性、板結性、僵化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群體人格。當具有惡劣個性的惡劣個人們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現了；當具有惡劣共性的群體人格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等級或不平等就出現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為的特權，而另壹些人則淪為形同牛馬和工具的奴隸，最多勉強維持生存；等級是依據嚴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維系共同體的存在，壹旦沒了等級控制，共同體就土崩瓦解。奴役指個體的存在狀態，等級指群體的存在狀態，而不公或非正義，則是指個體與群體的綜合存在狀態。

在蒙昧野蠻時期，自由、平等、正義只能在奴役、等級和不公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體系的夾縫中生長和發育，經過千萬年的積累，終於像朝陽壹樣噴薄而出，照亮了整個人類世界。作為人類艱苦奮鬥的成果，它們是已經獲得的、實然的價值；作為仍未臻於完善並仍然受到奴役、等級、不公力量侵蝕和破壞的價值，它們是尚需擴展的、應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義的實現，是壹個永無窮期的追求和奮鬥過程。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層面上，主要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學說的社會民主主義，與保守主義（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其他學說，具有諸多共同之處，大家都承認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別在於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壹樣，並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結構圖式和歷史預期。原典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了經濟史觀、共產主義、具有科學外觀的烏托邦主義與人本史觀、人道主義、現實可行的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資源，前壹方面被“科學社會主義”、共產國際、東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後壹方面被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在歷史上，這兩股思潮的鬥爭甚至超過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是壹種競爭和合作的關系，而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幾乎是壹種妳死我活的關系。



壹、社會民主主義人性哲學的特征



關於人性的哲學，自由主義片面強調人性之惡的自發消解和平衡，而忽視對人性善的信任和發揚；片面強調人的生物性、生存競爭和經濟屬性，而忽視人的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超經濟屬性；片面強調個性和個人自由，而忽視共性和群體團結。共產主義則把人性善、人的創造性、人的共性誇張到應該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誇大到假大空的狂熱虛妄程度，從而遠離了人性的實際，壹旦運用暴力和強制力將這種“偉大、崇高、光輝燦爛”的理想付諸實施，必定並且已經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間慘劇和人間地獄。

與這兩個極端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在承認人性惡的力量的同時，也特別重視調動、培育、激勵、張揚和發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關註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人的創造性以及每個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它在尊重人的個體性的優先地位的同時，也特別致力於重新闡釋和構建人的共性、群體性、社會性，尤其是倡導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聯合和團結，以彌補其歷史地積累下來的個體力量的不足，同時推動所有平庸的個人轉變為優秀的個人。



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從其原子式個體這壹基本的邏輯預設出發，提出壹些五花八門的社會歷史觀，有的人主張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動物史觀，有的人主張唯心主義、自由意誌論、文化決定論和英雄史觀，有的人主張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歷史觀，有的人則幹脆否認社會歷史哲學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和歷史發展趨勢做出任何解釋和預測。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則遵循其整體主義、本質主義、結構主義、壹元論、決定論、直線進化論的邏輯預設，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其歷史發展規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釋，提出了從原始社會出發，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類歷史路線圖，並自稱已經達到了對人類歷史的科學認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的基本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1、社會民主主義綜合了自由主義和原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壹方面肯認個人為終極的社會歷史主體，另壹方面也認為個人不是原子式個體，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即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既具有不可還原、不可替代的獨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的人性和個性力量經歷了壹個由被動到主動、由消極到積極、由弱小到強大、由封閉到開放、由貧乏到豐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過程；他們是社會結構賴以形成的原點和軸心，也是歷史演變的原動力和發動機，但社會結構也規定、限制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選擇機會，歷史演變也不以任何壹個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雖然個人、個體相對群體、整體具有壹定的優先性，但社會歷史的真實運動發生在個人與群體、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之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均不能單方面揭示社會歷史。

2、社會民主主義不接受壹元論、經濟決定論和絕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認為推動社會歷史演變的力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來自潛在人性層面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等等內驅力，而且來自現實存在層面的暴力和詐力、生產力和經濟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會力、內力和外力都在發揮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種都不足以成為某種決定壹切、推動壹切、創造壹切的本原和本體力量；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接受多元論、偶然論和相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而認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並且在壹定的歷史階段，性質相關的力量組合會成為主導的力量，決定、規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歷史階段，由惡性、生物性、群體性和暴力、詐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在近現代歷史階段，由善性、生物性、創造性、個體性和生產力、經濟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來更高的歷史階段，由善性、創造性、個體性、群體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會成為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力量。

3、社會民主主義整體上持壹種歷史進化論或進步主義歷史觀，認定善性終將戰勝惡性，創造性終將大於和強於生物性，優良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終將駕馭惡劣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終將取代假、醜、惡、奴役、等級、不公而成為普世價值，人類歷史總的來講是壹個向前、向上的發展過程，雖然說目前尚有半數國家和人口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之下，但在質量和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占有無可置疑的優勢和強勢地位，這讓我們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但是，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不是直線進化論和單向發展論，絕對不會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種神明般的力量會保障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歷史就像壹列沿著既定軌道從原始社會深處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列車，我們每壹個人只需要打壹張車票對號入座就可以了。歷史上曾經很多次出現社會的崩潰和解體與文明的倒退和滅絕，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自己制造的毀滅性核武器和毀滅性環境災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變的可能性。



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己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這可能誘惑和引發人性之惡，因此非常重視契約、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和激勵；自由主義也把經濟價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價值都是圍繞著經濟價值來展開的。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他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頑強的自私自利的阻撓，因此格外強調精神、輿論和道德力量的約束和激勵；共產主義也宣稱要超越個人對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把整個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放在首位。

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從利己與利他動態平衡的視角去理解真善美的價值，對人性惡和假醜惡的力量，主張同時從契約、制度、法律和精神、輿論、道德兩個方面加以制約；社會民主主義註重以政治民主推動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會的力量制約市場的力量，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高問題，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首要目標的經濟理念和經濟倫理。這也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對馬克思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人本史觀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改造和揚棄。

在自由、平等和正義的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更加強調自由的價值，至於平等的價值，不是被忽視，就是被並入自由價值，甚至被嚴厲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義提出的公平、正義、公正理論，基本上就是把正義理解為個人自由的邊界和自由人之間的共同遊戲規則，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從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值之間的平衡來考慮正義問題的，我們從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與諾齊克的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理論，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壹些自由主義者也說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為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的平等，對起點和結果的平等三緘其口、不置壹詞。比他們更為重視平等價值的自由主義者，像穆勒、羅爾斯這樣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其實也可以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或者說左翼自由主義者其實就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恰好相反，共產主義顯然是把平等作為第壹價值，至於自由的價值，不是被看輕，就是被歸結為平等，甚至被徹底否定。馬克思有許多關於自由的論述，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是以個人自由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並不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他其實繼承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很多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對他是壹個不太合適的、名實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稱他所說的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真正原教旨的共產主義，是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主義，在它們那裏，個人自由被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淪為平均主義、整體主義和極權主義，它們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就是這種否定自由的平等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哲學，確認自由優先的原則，但讓平等緊隨其後，而正義就是自由與平等兩者之間的壹種動態的平衡。鑒於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率先出現並成為主流思潮，占據優勢地位，晚出壹點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在原理上也承認自由價值的優先性，但為了獲得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平等價值的弘揚上；鑒於自由主義基本上是擁有較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精英階級和階層的價值觀，而勞動大眾和底層民眾卻全面處於弱勢地位，為弱者代言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很長時間也就著重強調平等價值而相對忽視自由價值，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蔚為大觀的時候，才重申適用於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每個人的自由價值的優先性。

哲學家不壹定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壹定有系統的哲學思想，但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思潮，的確具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和哲學資源，這從壹些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饒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韋伯、羅素、拉斯基、杜威、張君勱、張東遜、羅隆基、坦尼鮑姆、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熊彼特、勃蘭特、帕爾默、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來。本書對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思想的表述，並不是對這些思想家們的哲學思想的系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這將是壹項洋洋百萬言的專題研究的任務，但本書站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思潮之間表述的這些哲學思想，應該說具有某種結構性的優勢和方位上的準確性，這些思想將會被貫穿到後面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論述之中。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勞動哲學和勞動文化



壹、社會民主主義哲學與勞動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是從勞動者視角出發建立的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我們進壹步可以把這樣壹種哲學稱之為勞動哲學或勞工哲學。勞動哲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上升到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勞動哲學。是廣義的勞動哲學，它著重研究勞動的本質和功能、勞動者的本質和特征、勞動與人性、勞動與人權、勞動與價值、勞動在社會分工和合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者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異化和勞動解放、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等壹般的問題；狹義的勞動哲學，是介於最抽象的哲學世界觀（包括存在論、人性論、價值論、認識論）與具體的勞動科學（如勞動關系學、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政治學、勞動倫理學、勞動心理學、勞動美學、勞動教育學、勞動法學等等）之間的壹門中介哲學、部門哲學，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位置相當於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科技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哲學分支學科的位置；它在廣義勞動哲學的基礎上，進壹步探討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勞動與科技、勞動與政治、勞動與社會、勞動與文化、勞動分工與勞動協作、工會運動與合作運動等等的相互關系。



二、勞動哲學與勞動文化（勞工文化）



在人類文化體系及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帝王文化、貴族文化、暴力和戰爭文化、政治和權力文化、財富和資本文化長期占據統治和主導地位，雖然有壹部分知識分子力圖代言勞動者，雖然勞動者也分散地、自發地創造出壹些文化產品，但勞動文化在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和文化生活中壹直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錮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之下而得不到獨立自由的發展。直到近代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勞動文化才真正浮出歷史的水面。

回顧歷史，最初，勞動與文化兩者處於原始的統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對立的萌芽，主要表現在少數勞動者的精神發展和文化創造要求與原始勞動共同體之間的矛盾；隨著社會分工、私有制和階級對立的出現，勞動與文化處於尖銳的對立和沖突之中，但這種對立也不是絕對的對立，兩者之間仍然具有統壹的壹面，主要表現是勞動和勞動者仍然擁有對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過壹些有限的途徑反哺勞動。在這壹艱難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勞動與文化重新得到統壹的、合二為壹的要求，出現了勞動文化化和文化勞動化的趨勢，於是，“文化勞動”與“勞動文化”的意識和概念也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文化勞動，就是勞動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種具有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勞動，也就是具有較高主動性、積極性、精神性、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自我享受性質的勞動，是與簡單勞動相對而言的復雜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對而言的智力勞動，與異化勞動相對而言的自主勞動，與謀生勞動相對而言的自由勞動。

所謂勞動文化，是揚棄勞動與文化的對抗性沖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勞動化或向勞動的回歸，是壹種伸張勞動的價值和地位、伸張勞動者的尊嚴和權利的文化，是壹種弘揚勞動者的經濟政治主體、精神文化主體和社會歷史主體地位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是壹種與官僚文化、貴族文化、地主文化、資本文化等統治階級文化相對立的勞動者和平民大眾的文化，是壹種屬於勞動者（of the labor）、依靠勞動者（by the labor）、為了勞動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這種文化，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才能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意識，才能具備與資產階級進行經濟政治博弈的文化條件。

在內容構成上，勞動文化是壹個以勞動哲學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包括各種文化要素、層面和環節在內的文化結構和文化體系：

1、勞動哲學（勞工哲學意識）

勞動哲學是勞動者對世界、社會、歷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個不識字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腦海中也壹定具有諸如此類的看法，這是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釋、希望和理想。誠然，在千百年來階級對抗的社會，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灌輸到勞動者的頭腦中去，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但是，在長期的勞動創造過程中，在長期與大自然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在長期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過程中，勞動者們也積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並通過種種民間文化形式表達出來了。勞工學者有責任把這些民間勞動哲學思想總結起來，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勞動哲學思想體系，並且為整個勞動文化提供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基礎。

2、勞工經濟意識

勞工經濟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經濟生活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對經濟制度、經濟關系、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經濟地位、經濟權利、經濟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個體的經濟意識和勞工階級的經濟意識。傳統的勞動經濟學也會顧及到勞工經濟意識，但作為經濟學的壹門分支學科，它更多地把勞動作為壹項客觀的生產要素，研究其與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從方法論上忽視勞工經濟行為和經濟意識對於勞動經濟關系的巨大的影響和作用；另壹方面，勞動經濟學長期以資本及其經營管理作為經濟結構中的主導要素，隱含或公開宣示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價值取向，而把勞動要素僅僅看作是勞動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發展壹門基於勞工經濟意識的勞工經濟學或工人經濟學，從勞工立場出發重構勞動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

3、勞工政治意識

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對政治制度、政治關系、政治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利、政治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的微觀政治意識與勞工的宏觀政治意識。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勞動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權利、改造勞動政治關系和整個社會政治制度的主張和呼聲。我們可以把勞工政治意識的系統表達稱之為勞工政治學。

4、勞動心理（勞工心理體驗）

勞動心理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之中發生的壹般心理活動和個性心理特征。勞動者不是機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等種種心理活動的生命體。究竟在什麽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才會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諧呢？究竟需要創造什麽樣的勞動條件、建設什麽樣的勞動管理、從事什麽樣的勞動內容，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會充分發揮和發展起來呢？另壹方面，勞動者本身要進行壹些什麽樣的心理調整，才能適應客觀的勞動規律和要求呢？這些都是擺在勞動者和整個人類面前的重大問題。主流的勞動心理學在美國又叫做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在英國又叫做職業心理學，在南非又叫做工業心理學，在其他壹些歐洲國家又叫做工作與組織心理學，主要研究甄選與安置、訓練與發展、績效管理、組織發展、工作生活質量、勞動效率與勞動健康等問題，基本上是站在資方的立場上研究勞動心理，因此，作為勞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勞工心理學，當然應該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消滅病態的和異化的勞動，為勞動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為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5、勞動倫理（勞工道德意識）

勞動是維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基礎，因此，尊重勞動是人類的壹項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勞敬業和勇敢創造成為第壹項勞動倫理；勞動過程是壹群人乃至無數人的分工協作，因此，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就成為第二項勞動倫理；勞動既是謀生手段，又是發展自己體力和智力、天賦和才能的基本途徑，因此，自食其力與自我實現就成為第三項勞動倫理；當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運用暴力、欺詐等種種手段肆意剝奪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和權利、破壞了上述三項基本勞動倫理時，那麽，反抗壓迫和剝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為第四項勞動倫理。勞動倫理或勞工道德意識也是勞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勞動倫理，就只能接受權力倫理或資本倫理的支配和奴役。勞工倫理學，作為壹門系統發展起來的人文科學，要總結和提升民間勞動倫理，倡導更為先進的勞動倫理，為勞動者的解放事業提供強有力的道德支持。

6、勞動美學（勞工審美意識）

勞動審美是勞動者階級在漫長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審美需求、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和審美標準的總和，勞動美學是研究勞動與審美關系的壹門學科。關於勞動審美，馬克思的精辟論述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首先，勞動過程作為人類自由自覺的類活動，壹開始就具有壹定的審美屬性，人類按照美的規律來生產，也就是人類既按照自然界的規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進行生產，並且使兩者達成壹種奇妙的統壹，這種奇妙的統壹就是美的；第二，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這種對象化的過程和結果中，人可以直觀到自己的本質力量，從而產生壹種自我確證和自我享受，而這正是壹種最本質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過漫長勞動過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覺由自然的器官變成了人化的器官，變成了靈巧的四肢、能觀賞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賞音樂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長期勞動審美的歷史過程的基礎上，作為壹門人文學科的勞動美學才得以形成和發展起來。

7、勞動文學（勞工文學）

勞動文學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用文字形式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包括神話、傳說、寓言、童話、民謠、民諺、詩歌、小說、散文等等，近現代以來，詩歌、小說、散文成為勞動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勞動文學中，勞動者的審美意識、審美需要、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和表達。在草根勞動者原創性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壹部分知識分子加入了勞動文學的創作隊伍，產生了哈代、高爾基、斯坦貝克、肖洛霍夫，產生了勞動文學的巨匠。

8、勞動藝術（勞工藝術）

勞動藝術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以視聽形式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包括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曲藝、工藝、相聲、小品、戲劇、電影等等，近現代以來，尤以音樂、繪畫、戲劇、電影成為勞動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勞動藝術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勞動藝術的創作隊伍，出現了卓別林、奧尼爾、布萊希特、柯勒惠支，出現了創造勞動藝術的大師。

9、勞工文化傳播

勞工文化產生以後，必然要通過各種媒介、媒體、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勞動者內部和整個社會範圍內得到傳播。從前，由於報紙、出版、廣播、電視等主要的傳播媒介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勞動者要進入其中門檻太高，因此，勞動文化作品就只能夠得到壹些零散的傳播，甚至很多優秀的作品因此而失傳了。互聯網和多媒體的革命正在改變這壹切。現在，受過中等文化教育的勞動者，也能熟練地掌握手機、電腦、照相機、攝像機，會制作各種各樣的數字產品，通過網絡社區、博客、微博、微信向整個社會乃至向全世界傳播。這就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勞動者及其知識分子代言人應認真研究這壹新情況，抓住新的機遇，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打開最為廣闊的通道。

勞動文化學（勞工文化學）作為壹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緊緊抓住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主觀性方面，依據壹定的哲學價值觀，立足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把勞工意識和勞工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合起來，形成壹個具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勞工文化體系。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



自由主義、原典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各有自己的經濟理論，社會民主主義也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其主要的範疇是“社會人的競爭合作”、“社會個人所有制”、“勞工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人的競爭合作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是經濟人之間的完全競爭。

首先，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共享“經濟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設，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這壹假設給予了最初的表述：“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這個假設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

1、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並且力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勞動者追求工資的最大化，其他經濟主體如消費者、自耕農和手工業生產者、自由職業者、文化人、政府官員，也無不利用手中的資源，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區別只在於行為的方式和結果上，而不在行為的動機和動力上。

2、每個人都是壹個獨立的個體，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並對自己的經濟行為負責任，而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權利這個前提，就事先限定了個人權利的邊界，在這個邊界內個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這個邊界侵犯別人的權利和利益則是不被允許的。

3、每個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質上都能夠成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損人利己，通過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長期來說，會出現兩種不利的結果：壹是因為受到他人強有力的反擊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來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樣長期相互爭鬥，最終同歸於盡，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毀滅。

4、經濟人、經濟實體和經濟領域本質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識形態性，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完成財富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功能，對內遵循投入產出、成本收益法則，對外適應價格機制，形成壹個自身完整的、獨立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經濟領域，經濟人和經濟實體可以在經濟生活的邊界之外，在工作和職業生活之外，成為教堂的禮拜者，成為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為藝術品的收藏家，成為慷慨捐贈的慈善家，但是在經濟活動中則只遵循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而拒絕來自外部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獨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經濟人組成的經濟世界，就是壹個完全競爭市場或純粹競爭市場，在這裏，存在著非常多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和數不清的消費者和購買者，任壹賣者和買者對於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均不能控制，買賣雙方對價格都無影響力，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 產品價格只能隨供求關系而定，企業的任意提價或降價行為，都會招致對本企業產品需求的驟減或利潤的不必要流失。

從理論上說，完全競爭市場相對於非完全競爭市場，更能夠促進微觀經濟的高效率運行，更能夠促進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消費需求滿足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經濟學流派很快就發現和指出了完全市場競爭預設和模型的缺陷：

1、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即使存在著大量小企業的競爭，市場中的商品價格仍然可能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小企業不能進行規模生產，生產成本高，小企業也無力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生產的效率難以有較大的提高。

2、完全競爭市場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因為無數小企業在技術進步和外來幹擾的沖擊下很容易在競爭中失敗，在它們被迫退出市場時，其具有專用性的設備與勞動力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競爭市場中完整信息和知識的假設是不現實的，在壹般情況下，生產者對其市場地位、發展方向以及影響市場的各種因素的信息和知識，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費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場上全部產品的價格、品質等方面的情況。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競爭壹定會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形成不平等的、等級固化的經濟結構，但自由主義者雖然正確地提出政治領域的無賴假定，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卻無視經濟領域的人性之惡，無視資本和財富集中對自由、平等和正義所帶來的危害。

總之，完全競爭市場只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壹種理論假設，是他們進行經濟分析的壹種手段和方法，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近似地出現過，如果把它當成壹個普遍模型的話，其實也是壹個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相反的另類烏托邦構想。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論預設，即道德人假設和非競爭完全合作模型。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奴隸經濟也好，封建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好，資本主義經濟也好，都是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的階級的壓迫經濟、弱肉強食的叢林經濟，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經濟只能是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競爭的共產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其基本的邏輯和歷史前提是，無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經濟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競爭，道德人的聯合體取代經濟人的市場，按勞分配取代按資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經濟主體和經濟領域性質的基本預設，處於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和完全競爭模型與共產主義的道德人假設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間，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人假設和競爭合作模型。

相對經濟人和道德人而言，社會人具有如下四個特征：

1、社會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往往止於合理和滿意的程度，並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進入到競爭性市場經濟之中的人，作為壹個經濟主體，主要的動機當然是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地租、利潤、工資），但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他們往往以達到相對的、自己感到滿意的利益為限，並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們內在的需求結構中，並不只有生存、積蓄、致富、享樂層面的物質性需求，還有尊重、友愛、創造、自我實現層面的精神性需求，當人們追求壹種經濟利益，會冒著失去尊重和友愛的危險，或必須付出犧牲自己的創造性和自我實現機會的代價時，他們很可能會降低對於經濟利益的期望值，而傾向於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並有時間和條件去滿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財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質量，或者壹種叫做“幸福”的價值；二是在客觀的外部社會環境中，當競爭主體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時，由於“最大化”缺乏客觀尺度而取決於主觀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壹些強有力的人剝奪弱小的人，或者發生強者之間同歸於盡的“火並”和 “撞車”，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交易系統的“堵塞”乃至“癱瘓”，並且進壹步引來最強者對整個市場的壟斷和管制，導致壹種充斥奴役和壓迫的統制經濟，使大多數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寧趨向於最小化。恰恰是有節制地追求較大利益的、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行為，能夠從根本上避免這種最壞情況的出現，並推動市場經濟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發展。

2、社會人是與其他人處於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個體。社會人不是抽象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單子。不是說每個人都畫壹個圓圈，圈裏是自己的，圈外是別人的；社會人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首先，在時間的、縱向的、歷史的維度上，每個人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父母和祖先那裏繁衍下來的，身上帶著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個人又成為後代人的父母和祖先，與此同時，每個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歷史所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而長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間的、橫向的、社會的維度上，每個人都受到社會環境的積極或消極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都是社會關系之網上的節點，都依次成為家庭、宗族、社區、階層、階級、社團、民族、國家等社群的成員。這是壹種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當然，每個人永遠是壹個特殊的個體，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原創者、發起者、推動者，沒有任何壹種力量能夠取代個人的這種地位和作用，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的確也是相對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絕對的、無限的自由和獨立。

3、社會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時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征，這是啟蒙運動所確立的壹個基本信念。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經濟人假設顯然是建立在這壹信念基礎之上的。然而，從叔本華、尼采，到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和精神分析學，卻幾乎顛覆了理性人的假說。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識、智力、理性能力，他們還可能經常處於盲目、無知、短視、偏見、貪婪、恐懼、嫉妒、病態、精神錯亂乃至瘋狂的狀態；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傾向，同時也具有假醜惡的基因和傾向。種種非理性內驅力會經常突破個人理性和社會規則的禁忌和壓制，而表現為帶有攻擊性、破壞性的行為。那麽，當這些具有種種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進入市場競爭之中時，怎麽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經濟生活的順暢而和諧的運行？怎麽可能出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經濟秩序？怎麽可能自動地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只有正視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實，才不會壹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設上，而是訴諸於有限理性之間、非理性之間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說，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們，基於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約束，達成關於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基本共識、契約、習俗、道德、法律，以客觀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規則來約束每壹個人的經濟行為。

4、社會人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把社會生活劃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這是科學分析和學科分工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上，它們並不是三個互不相幹的領域，它們彼此之間有無數條進進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斷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過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分別在不同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而已。經濟人、經濟主體（如資本家、工人、雇主、雇員）也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體（如政治家、公務員）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文化人、文化主體（如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區別只在於比重不壹樣；經濟主體是帶著壹定的價值取向、政治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審美趣味等等進入經濟競爭過程中的，它們壹定會影響投資、經營、管理和勞動的態度和方式，對投入產出和成本收益的計算，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市場供求關系，對利潤水平、工資水平、就業水平的確定，壹句話，對所有的經濟指標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摒棄經濟主體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使之成為赤裸裸的“經濟機器”或“經濟動物”，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僅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們展開經濟競爭時，在沒有制度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以及強者之間的對抗，這會導致兩種結果，壹是整個經濟體系出現短路、堵塞和癱瘓，二是為了免於同歸於盡，會出現壹些最強者對整個市場和經濟體系實行強制和管制，形成統制主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理想化為泡影。

與社會人假設相匹配的是競爭合作模型，即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模型。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狀況的，並不是完全競爭假設，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設，而是非完全競爭假設和非完全合作假設，即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得不承認，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相比完全競爭和完全合作，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壟斷這個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個貶義詞，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壟斷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非是“集中”、“合並”、“資源整合”、“規模經濟”的意思，甚至可以帶有“聯合”、“協作”、“經濟合作”的褒義，與競爭是可以統壹的：

1、壟斷來自於競爭，非完全競爭來自於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接近於完全競爭，無數憑著小筆資本起家的企業蜂擁而出，然後沿著個人和家族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競爭必有輸贏，壹些小企業破產了，壹些小企業勉強維持現狀，另壹些小企業，由於兼並了資本、勞動、技術、管理人才、市場份額而變大了，這是壹種自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相反，停留在分散的、無限多元的、完全競爭的狀態，反而是違背邏輯和歷史規律的。

2、大企業具有小企業所不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在市場上可以獲得大規模購置原料、廠房、設備以及輕易得到貸款和社會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和價格優惠，從而大幅度降低產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銷售的成本，使長期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業內部可以實行廣泛而精細的分工，得到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那種分工帶來的倍增效應，從而大幅度增加產出。這壹增壹減產生的優勢，是小企業和完全競爭不可能具備的。

3、大企業的利潤水平和利潤總量較高，有足夠的資金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或者進行新產品的研發，獲得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權，而知識產權和專利權在壹定期限內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或自然壟斷利潤，這也是小企業很難做到的。據加爾布雷思的說法，美國幾百家大企業貢獻了絕大部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壹個直接的後果是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能夠滿足消費者更大量的需求與更豐富的偏好。

4、大企業管理團隊的人才優勢和集體決策模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市場信息，並據此做出較為科學的決策，從而避免小企業老板獨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決策的弱點，降低長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業比小企業雇傭大量的員工，面對龐大的消費者，與社區和政府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固然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大企業在社會上獨斷專行、橫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業比小企業更有願望也更有能力承擔對於勞動者和公眾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而在其拒不承擔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情況下，會成為社會和公眾大規模、低成本、高效力監督和反制的對象，並且引發制度性條件的改革和變遷。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在確認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吸收了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設的合理成分，從而形成了揚兩者之長棄兩者之短的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總的來說，社會人的競爭合作，是壹種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競爭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競爭，比經濟人的完全競爭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兩個極端，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和更強的生命力。

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能夠更好地解釋市場經濟中普遍出現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民主治理等經濟現象。

首先是資本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業、跨國企業的出現就是明證。

其次是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區工會、全國和國際工會的出現就是明證。

再次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集體談判、參與管理、員工持股、利潤共享、勞資共和的出現就是明證。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歡迎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規模經濟，是因為資本的聯合也為勞動的聯合準備了條件。工會，作為勞動的聯合，跟資本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現象；工會具有壹定的壟斷性，但它是資本的壟斷性的必然對應物，沒有工會的壟斷，就無法制衡資本的壟斷，就無法形成市場經濟本質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勞資關系；工會，只是勞動在壹定範圍的聯合，跟資本在壹定範圍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壟斷性競爭和競爭性壟斷，是市場經濟基本構架的組成部分，與完全壟斷的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會個人所有制



對於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而言，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問題，都是壹個繞不過去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所謂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勞動力、管理和科技等生產要素歸誰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結成的壹種首要的“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過去我們對所有制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壹種“財產”、“財富”，作為壹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所有制，應該是指生產要素所有制，而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它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種基本類型：第壹種是個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種是群體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種是作為前兩種某種形式的結合的公私兼顧所有制，或社會個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然會不遺余力地強調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重要性，而經濟人假設本身又來自於更為基本的人性假設，那就是每個人首先是壹個生物體和生命體，必須與自然界進行不間斷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個性、個體性、獨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兩點，就確立了人們與生俱來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私有財產權就內在地包含在這三項基本人權之中：它是生命權的延伸和實現，它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物質和經濟保障；它為個人的存在和發展構築起壹個堅固的堡壘，沒有它的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會像風中之燭壹樣，隨時被吹滅。

由此繼續推論，私有財產權還具有如下屬性：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所謂我有壹間破房子，“風能進，與能進，國王不能進！”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從原理上說，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

三是財產實際占有量上的差別性，只要符合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只要不是用偷盜、搶劫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的，或用強迫、欺騙方式進行轉讓和交易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生產、經營獲得的，或者通過合法的遺傳和自願的饋贈得到的，數量上的差距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值得鼓勵的。

四是相對於公有財產權的本源性和優先性，也就是說，雖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財產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財產來源於部分私有財產權的轉讓和讓渡，個人仍然是公有財產的終極所有者；第二，公有財產只能占社會財富總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財產的使用、運營和分配要接受作為公民的私有財產者的民主監督和控制。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對公有制和公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道德人假設出發，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壹種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完全對立的所有制理論，認為原始社會本來是血緣氏族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公有制，由於生產力、分工、交換、個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歷史時期固然促進了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但它本身是潛在的人性惡的大爆發，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下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階級剝削、階級統治，帶來了人性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經濟的異化、政治的異化、文化的異化，壹句話，私有制成了萬惡之源。在它的最高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力和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達到了私有制的外殼再也容納不了的地步，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會被炸毀，剝奪者就會被剝奪，公有制就會在全社會、全人類範圍內，在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高度發展的歷史基礎上得到實現。

公有財產權的性質可以歸納如下：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則是應該被消滅的。

二是平等性，每個人都無差別地是公有財產的主人。

三是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夠量化到個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小我與大我融為壹體。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對立的綜合和揚棄



自由主義的私有制模型和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模型看起來是絕對對立的，它們都自詡為完善的產權制度，同時指對方為虛構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惡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則努力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論。

1、私有制與公有制並不是絕對對立的，純粹的私有制社會和純粹的公有制社會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會中，其實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就不用說了，即使是生產資料和人身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對常用生產工具的個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對自己身體的修飾、標記和美化；未來高度發達的非經濟社會和自由社會，物質生產資料甚至通用性知識生產資料，也許真的能夠並且必須實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個性、才能、創意、發現、發明、興趣、愛好、理性、情感和意誌等等內在的精神財富，卻只能並且必須保持私有或個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公有制和公共財產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礦藏等等，只能歸全社群、全社會甚至全人類所有；壹些家族、村莊、地方社群，都擁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築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設施、道路交通、國防工程等基礎設施，只能由國家興建並擁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政府還擁有全國的賦稅，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精神文化產品，過了壹定的著作權保護期，就歸全社會以至全人類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財產是從私有財產轉化而來的，有的公有財產本身不能歸結於、量化為私有財產，它們是所有個人以社會成員身份無差別地共同占有的財產，其經營和利用的成果，應該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它們都是私有財產的必要補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的情況有，個人捐贈轉化為公益基金，個人和企業納稅轉化為國家財政收入，由個人財產形成的法人財產權（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個人合資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業，等等。

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的情況比較復雜。壹種比較簡單的情況是公有企業依照法律程序解體、拍賣、改制為私營企業，國家收回現金而出賣產權，這在民主國家是常見的和規範化操作的。比較復雜的是，壹個血緣群體征服另壹個血緣群體，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壹部分收歸為征服者群體的公有財產，壹部分成為首領和勇士的私有財產，奴隸制就是這麽產生的；壹個民族或國家征服另壹個民族或國家，暴力征服者集團按軍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這就是所謂封建制和農奴制。最復雜的是極權專制國家裏出現的公有財產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現象，這是壹個暴力集團在以人民的名義、動員和組織人民奪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權以後，由於這個政權對人民和社會實行全面和嚴厲的統治，而不受人民和社會的任何監督和制約，就使得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實際上成為這個暴力政權所霸占的私產，這種所有制由於其不是基於獲得和轉讓的正義而建立的，不是基於勞動、生產、經營而建立的，而是憑借暴力、殺戮、恐怖、掠奪、欺詐、謊言而建立的，實際上已經不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稱之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團霸占制，既不是壹種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種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種運用暴力和欺詐掠奪和騙取人民勞動生產經營成果的惡劣的、極端的、損人利己的個體所有制，它恰好是通過裹挾、欺騙、綁架、操縱處於蒙昧、野蠻、封閉、僵化狀態的群體來實現的，是通過在群體內建立壹種奴役等級、極權專制制度來實現的，這樣，由少數惡劣個人所組成的暴力集團就能夠把公有財產化為私有，以人民的、群體的、社會的天然代表的名義，獲得人民、群體、社會所奉獻的財富。奴隸制、農奴制、國王封建專制、皇權官僚專制、軍閥專制、元首獨裁、壹黨專政等等，都是惡劣的個體所有制和沒有民主制衡的、惡劣的群體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種互補結構，在這種互補結構中，真正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農所有制、工商小業主制，與真正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發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和緩慢地發展。

對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體所有制、公有制並不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因為群體壹開始並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壹些無個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質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原始公有制並非出於人們高尚的道德和優良的品性，而是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和強制性，是因為最初的人類如果不能依照血緣關系結成緊密的共同體，就會被周圍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動物所消滅。原始人不是沒有惡性，只不過在血緣共同體內部得到抑制並在與其他血緣共同體的鬥爭中得到釋放。氏族的戰爭和兼並與生產的分工和交換，沖破了血緣共同體的限制，形成了更大範圍的地方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但這些共同體大都是按照等級專制制度建立起來的，在共同體的頂端，高踞著少數擁有暴力和專制權力並控制整個共同體的統治者，他們至少能夠把相當壹部分公有財產化為私有。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質的、異化的、虛偽的公有制，並且會轉變為極其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私有制。

（2）個體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個體能力的弱小，大部分個人還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活動獲得私有財產，倒是有壹部分強悍的個體，在利益和財產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驅使下，猛烈釋放人性之惡，用非生產性、非創造性、攻擊性、霸占性的方式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惡劣的私有制與劣質的公有制形成壹種相互產生的關系。

（3）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它壹旦產生，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簡單，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畢竟依靠人們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戰爭、劫掠、盜竊、詐騙等等，只是轉移財富，而不能創造財富。壹些優良的個人還能在壹定範圍內形成優良的共同體，產生優良的公有制，反過來強化個體的力量。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優良的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不斷壯大並不斷削弱惡劣的私有制和惡劣的公有制的漫長歷程。

3、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

社會個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產主義者半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來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就強調共產主義不能僅僅理解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他指出現實的個人有壹個從片面到全面、從低級到高級、從狹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歷史性和普遍性、從利己主義或自我犧牲到揚棄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對立的發展過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構想。在《資本論》中，他又提出“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思想。馬克思這些思想包含著社會民主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合理成分，但由於他沒有細致地區別優良私有制與惡劣私有制、優良公有制與惡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視了優良私有制的正當合理性與惡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壹舉消滅惡劣的私有制並建立完全優良的公有制，這些劣質思想被列斯毛主義所繼承，引發了20世紀壹場殘酷而荒誕的共產主義實踐，產生了大規模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災難。

必須在綜合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與防止惡劣私有制和惡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茍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釋社會個人所有制：

（1）社會個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優良私有制與優良公有制的互補結構，在廣大的微觀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私有制，在宏觀和公共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公有制，在數量上以優良私有制為主，以優良公有制為輔。

這裏所說的優良私有制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壹是正當性，符合持有正義（獲得正義、轉讓正義、矯正正義）原則，即排除暴力和欺詐而以誠信勞動、生產、經營作為產權形成和交易的唯壹準則；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於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適用於所有人的、非階級對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無產者都能成為有產者，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成為資本所有者。社會民主主義絕不否定優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義更加主張優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義在原則和理論上也主張排斥暴力和欺詐的優良私有制，但由於它忽視事實上存在的惡劣私有制，否認少數人憑借其對企業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而引起的剝削和壓迫，就很難逾越其階級限制即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而走向普遍的優良私有制。社會民主主義不僅鼓勵勞動者個人獲得私有產權，而且倡導反對惡劣私有制並力爭普遍實現優良私有制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爭取更高的工資，以便能夠將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爭取縮短勞動時間，以便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以積累和發展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爭取以勞動者身份參與企業管理並分享企業利潤；爭取讓勞動者持有本企業的股份或購買其他企業的股票，成為資本所有者並獲得相應的利潤，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產主義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定私有制沒有優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質上都是惡劣的，是應當被徹底消滅的。

然而，不管優良私有制在整個經濟領域占有多麽大的比重，總有壹部分經濟生活不適用於私有制，對於那些性質上無法分割的自然資源，那些個人以及企業都無力或不願經營而社會又必須從中獲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產業，只能適用於公有制，只不過應該是壹種優良的公有制。

優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財產原則上不應該和不可能在實體上劈分到所有個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由民選的代表機構實際占有和運營，個體公民即使以證券形式分有公有企業股權，也是公有法人財產的壹部分，只能轉讓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財產運營所產生的產品和服務，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業和事業的運營受到議會、政府監管機構、法院、雇員或員工、新聞媒體、公眾輿論、社會組織的多重監督和制約，以防止其產生內部人控制、以權謀私、化公為私，防止公有制蛻變為某種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官僚私有制。

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補的：壹方面，正是優良私有制提供了優良公有制產生和發展的平臺和基礎（經驗表明，凡是在優良私有制普遍發達、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占人口多數的地方，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就很普遍和發達，對公有財產的監督就很全面和嚴格，那裏的公有制就會成為真正的、優良的公有制；凡是在優良私有制不發達而惡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淪為偽公有制、小集團私有制和權貴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優良公有制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而也為優良私有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外部環境。

（2）在更深層次，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這時候，兩者不僅僅是壹種並列和互補的關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

優良私有制發展到壹定階段，壹定會出現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已經是壹定範圍內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們不能把“私”理解為至小無內的孤立個人，而把“公”理解為至大無外的抽象整體，所謂“公”，並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個“私”不斷通過聯合而擴展的過程，只存在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羅萬象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具體形態：

壹是由若幹私有財產所有者聯合組成合夥企業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獨立的財產組成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財產，在這裏，個人股權是私有的，而法人財產權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東共有的性質了，個人股東不能單獨支配法人財產，而只能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等集體決策機制施加自己的影響。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稱之為資本主義在私有制範圍內的自我揚棄和社會化。

二是由若幹勞動力所有者聯合組成工會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勞動者就形成了整體的、團結互助的聯合體，這些聯合體擁有由會費或入社費構成的法人財產，對法人財產和勞動力的經營和交易擁有代表權和集體決策權，個別勞動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體行動、集體談判、集體交易、集體運營所帶來的“溢價”和“合作剩余”。個人只能通過民主決策機制對工會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響。

三是由董事會代表資方和股東大會、由工會委員會代表勞方和工會會員大會，更進壹步，由雇主聯合會和工會聯合會分別代表行業內部的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社會保險等等涉及勞動者利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這已經把企業和行業看作是壹個勞資共同體了，已經是壹種初級形態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了。德國的勞資共決更進壹步，在企業最高決策機構中吸收與資方代表數量相等的勞方代表，就企業所有方面的重大問題做出共同決策。

四是公眾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不僅僅被看作是資本共同體，也不僅僅被看作是勞資共同體，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合約，因此在企業的董事會中，不僅有勞資雙方的代表，而且還吸收消費者、供應商、銀行、債權人、社區和科研機構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業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公眾和公共性質。

五是社會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雖然由私人創建，也進行企業化經營，卻不以私人盈利為直接和主要目標，而以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經濟上幫助弱勢群體為直接和主要目標，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格萊瑉鄉村銀行，它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她們實現個體創業，數千萬孟加拉婦女因此擺脫了貧困生活。這樣的企業已經是真正的、優良的公有企業了。

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會以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經營之名，反對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社會民主主義成功地把勞動力所有權、人力資本所有權引入到企業產權結構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內核，又引進了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的新內容，在私有制的主體結構中引進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觀經濟領域中形成了壹種以私有制為主、以公有制為輔的新型產權制度。

與此同時，在宏觀經濟領域，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有經濟機構中，也可以引進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員工、公眾、社團法人、機構投資者出售和轉讓壹部分產權，形成以公有制為主、以私有制為輔的產權結構。



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



自由主義經濟學專註於資本經濟的發展進程，在它看來，勞動只是隸屬於資本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只是壹種由資本購買、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勞動力市場服從於資本市場，勞動經濟學只是資本經濟學的壹個分支。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側重於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側重於研究勞動要素在全部生產要素中權重和作用的提高、勞動力商品在整個市場經濟中價值和價格的提高、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權益的提高。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首先是勞工經濟學。



壹、勞工經濟與勞工經濟學



勞工經濟是與資本經濟相對而立的概念，舉凡壹切與勞工直接相關的經濟現象，諸如勞動生產率、勞動績效、勞動價值、工資或勞動力價格、勞動力供求關系、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工會、集體談判、罷工、勞動技能、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產權、團結經濟與合作經濟、貧困經濟與弱勢群體經濟、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等等，都是勞工經濟現象。

勞工經濟學（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勞動者經濟學（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狹義，也可以叫做工人經濟學（Worker Economics），與傳統的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個詞組。在學科分類中，它歸入廣義的勞動經濟學之中，可以說是勞動經濟學的壹個分支，或者壹種形態，所不同的是，傳統的、占主流地位勞動經濟學，大都隱含或者公開從資本、資本所有者、企業家的視角出發，把勞動、勞動者設定為壹個簡單的生產和市場要素（勞動力），因此準確地說，這樣的勞動經濟學，其實應該叫做勞動力市場經濟學（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為勞工經濟學的勞動經濟學，則明確地從勞工、勞動者、工人的視角出發，在價值取向、理論預設、思想資源、研究方法、邏輯構架、基本觀點等等方面，與主流的勞動經濟學有諸多的不同。它試圖建立的是壹門屬於勞動者（勞有）、依靠勞動者（勞治）、為了勞動者（勞享）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狹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勞工經濟現象的演變，廣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整個市場經濟的結構和發展趨勢。



二、勞工經濟的形態和階段



1、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

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的確普遍出現了原子化的勞動力市場與單個企業和單個工人建立的個別化勞動關系，無數勞動者從農村湧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大部分人被同樣相互競爭的企業所雇傭，剩下的人或者返回農村，或者留在城裏成為失業貧民，以各種方式覓食和維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就是依據這種情況做出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也看到了這個歷史階段的存在，區別在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肯定態度並且抽象出壹個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這個模型去修補現實就可以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應該被更高的發展階段所取代。

2、勞工經濟的升級形態：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

面對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剝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現象，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與此不同，制度主義、工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合作主義等思想流派，則主張將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和階段，上升到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中級形態和階段，這就是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在這壹階段，勞動者不是分散地、壹個壹個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而是有組織地、壹夥壹夥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就勞動力價格和其他勞動條件與資方或企業進行集體性討價還價，以組織對組織，以勞動力的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壟斷抗衡資本對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以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取代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的主導地位，以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取代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的主導地位。

3、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工人參與、勞資共決與人力資本、勞動產權

在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個生產要素彼此之間還是壹種外在的關系，只不過共處於企業、行業和市場的共同體之中。它們之間的對立還大於它們之間的合作，它們之間的博弈兼有對抗博弈、零和博弈與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並且前者還占有優勢。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是在經營管理層面表現為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甚至實行勞資共決，在產權層面表現為人力資本和勞動產權的形成，即勞動者也成為所有者，在這裏，資本與勞動之間已經形成壹種內在的、彼此滲透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合作大於它們之間的對立，它們之間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於它們之間的對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團結互助合作經濟

在市場經濟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述三種勞工經濟形態外，還壹直存在著勞動者的團結互助合作經濟，這是勞動要素控制和雇傭資本要素的經濟，是勞動者以民主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實現，是相當壹部分人的社會主義經濟理想的原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工運動壹直以工會運動為主流，但合作社運動也是其不可忽視的支流。按其本質而言，團結互助合作經濟應該是最高級的勞工經濟形態，但由於壹直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也不好說它在將來壹定會成為勞工經濟的主要形態，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

5、勞工經濟的宏觀延展形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社會再分配

在勞工經濟的第二階段即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對於勞工有利的、積極的制度要素出現並發揮作用了，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等壹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相繼出臺，政府和法院也會做出比較公正的仲裁和判決；在勞工經濟的高級階段，工人和工會也得到了關於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勞資共決、利潤分享、職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的國家幹預外，各民主國家在行政層面，由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供給政策、中介政策、就業保護政策和價格保護政策，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施與國家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的第二次分配，進壹步增加了勞工的經濟收入、改善了勞工的經濟狀況、提升了勞工的經濟權益，並因此而緩和了勞資矛盾、縮小了貧富差距，這兩個方面的成果，又反過來加強了勞工的勞動力市場主體和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把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稱之為勞工經濟的延伸和擴展形態。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經濟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則是“社會市場經濟”。如果說，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構成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話，那麽，勞工運動的推動，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的實現，以及工人參與管理、勞資共決、人力資本、勞動產權等勞工經濟形式的出現，就把整個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社會市場經濟”階段；這些勞工經濟形態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而是使市場經濟達到了更高的發展水平。社會市場經濟繼承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糾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場經濟變得更為公正合理了。



壹、社會市場經濟修正了自由放任經濟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



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應該承認，對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現實進行抽象和還原，找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並且用數學模式精確地表達出來，的確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壹大貢獻，這被稱之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抽象分析的終點應該是具體綜合的起點，在綜合的過程中，以前被抽象過濾的東西應該重新納入到思維的具體運動之中，這樣才能對現實的經濟運動有壹個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與其說是壹個現實存在，不如說是壹個理想的目標，把抽象模型當成現實存在本身，矢口否認壹切與這個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現象（比如剝削、不正當競爭、暴力和欺詐、權力尋租等等），是思維懶惰的表現。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應該進展和上升到對人類集體行為的綜合把握。事實上，除了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外，同樣肯定市場經濟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不再迷戀和停留於抽象的市場模型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了。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臨人間的，而是從歷史深處，掙脫自然的、血緣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級和身份的、暴力和權力的、民族和國家的種種限制和束縛，壹步壹步地生長起來的，毫無疑問的是，第壹，在這個過程中，上述那些歷史元素與市場經濟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和交織在壹起，使得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第二，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支持和保護，沒有這種支持和保護，市場經濟早就死了，共產極權主義就壹度把市場經濟搞死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或社會市場經濟學，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壹個復雜的歷史演化過程，特別重視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之間，找到壹種使集體個人化和個人集體化來回往復地進行的中間方法，建立了社會人競爭合作的新的理論模型。



二、社會市場經濟改變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



自由市場經濟以自私自利的個人為原點，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和物質財富的最大化為經濟活動的唯壹目標，這固然大大激發和解放了人們的自主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使物質財富得到迅猛的湧流，但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誘發和釋放了普通人在過去時代被等級制共同體的法律、道德、禁忌、習俗所壓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惡，於是，大量非生產性、侵略性、攻擊性、破壞性、霸占性、欺騙性的斂財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產性的投資、經營、勞動過程中去，使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現嚴重的不公平和劇烈的兩極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銳的社會沖突和驚人的道德淪落，所有這些，反過來危及到市場經濟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規則。少數人貪欲的滿足和巨額財富的積累，不足以構成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具體表現為需求不足、市場萎縮和生產過剩，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

社會市場經濟當然承認自私自利的必然性，當然承認個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意識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張自利利他、己他兩利的個人才應該成為經濟生活的原點，並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較大化作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這裏出現了兩大變化，壹是最大化變成了較大化，二是唯壹目標變成了主要目標。所謂較大化，就是給同樣追求經濟利益的他人留下機會和空間，而不是無限擴張、贏家通吃，從正和博弈角度來看，讓更多人進入分工和協作、競爭和合作，而不是少數人獨占和壟斷，會取得更大的宏觀經濟效應，所以較大化其實比最大化更能夠推進整個經濟的發展；所謂主要目標，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參加政治、文化、社會公益活動的經濟人，也不應該把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唯壹目標，因為經濟領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續發展和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都需要經濟人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再者，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的經濟動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經濟需要、非物質需要，當物質需要、經濟需要的滿足與這些更高級需要的滿足出現沖突的時候，理應做出適當的折中與平衡，這樣才能獲得壹種更為人道、更為健康、更為平靜、更為幸福的生活。



三、社會市場經濟扭轉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



社會市場經濟以集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集體定價機制，揚棄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個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個別定價機制。

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生產要素之間，特別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間，處於壹種個別的交易和壹對壹的討價還價狀態，但是，在這壹階段，其實只有資本家和企業的自由，而沒有勞動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於，這時只有資本家和工人壹對壹的外觀，在這壹外觀之下，其實資方已經形成了壹個由老板、管理人員、保安人員構成的高度組織化的集體，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而工人則是壹個壹個孤獨的個體，他哪裏有什麽條件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呢？如果資本家對他說：“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願意在我這裏幹，妳完全可以到別處幹，我是決不會強留妳的！”這也絲毫不會改變勞動者實質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為等待他的別處，也是壹個又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以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對付壹個又壹個分散的勞動個體，後者當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工人們逐漸意識到了他們受剝削和壓迫的原因，於是開始團結和組織起來，經過長期的抗爭，終於獲得了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這些集體性勞工權利和討價還價的手段。

於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就取代通個個體談判簽訂個別勞動合同而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制。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高呼，工會壟斷了勞動力供給，破壞了勞動力的流動和競爭，破壞了自由市場機制，降低了市場效率，他們也不想想，工人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壟斷反制壟斷、以集體力量反制集體力量而已，勞資之間集體談判不僅沒有破壞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反而是使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實現。其實這跟商品交易中的團購是壹個道理，工人以壹個集體去團購資方出售的就業機會，並不違反公平交易的原則，這是對資方過去以壹個集體去團購工人分散的勞動力的壹個抵消；以團購對團購，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就這樣升級為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雖由西德首創，其實已經在歐美存在和發展上百年了，並且成了歐美市場經濟的主流。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不同了而已，社會市場經濟仍然與計劃經濟和國家統制經濟有原則的、本質的區別。自由主義經濟學把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看作是壹個擾亂市場經濟的外生變量，而不是壹個推動市場經濟更好發展的內生變量，是違背整個歷史事實的。正是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力量的不斷壯大，從經濟體系內部改變了勞資關系的嚴重失衡狀態，實現了勞資雙方比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會市場經濟逐步縮小了自由放任經濟的適用範圍



最初，自由放任經濟的範圍幾乎是沒有邊界的，與“經濟”這個概念的外延幾乎是重合的，舉凡以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為目的、追逐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都被納入到私有制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範疇，甚至壹些非物質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滿足，也是通過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這壹絕對中介來實現的，最明顯的是，社會以及作為社會之代表的國家並不提供能夠平等地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養老、失業、工傷職業病、醫療、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並不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所有這些需要都必須由公民個人花錢購買來滿足，沒有積蓄的人，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於是出現老無所養、流浪乞討、露宿街頭、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等等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貧困和人道災難。人權和公民權利只限於財產權、人身權、信仰和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不包括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這種情況來源於把人等同於原子化的經濟人的假設，而不是把人當成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確必須和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滿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必須和只能以社會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滿足。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意識到了這壹點，於是主張從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劃出壹部分來，作為公共經濟、社會經濟得到相對獨立的發展，為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職業病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設施等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社會市場經濟並不是要壹舉否定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而只是限定其範圍和邊界，同時也把市場機制引入到公共經濟和社會經濟之中，按照投入產出原則、效益原則、自由平等競爭原則進行運營，區別只在於它們不以個人經濟利益或私人利潤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而是以社會公益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



五、社會市場經濟加強了整個社會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力量



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是壹個自洽自足的體系並且把市場經濟原理推廣到壹切人類生活領域，而社會市場經濟學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處於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

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主張壹種經濟決定論，壹是認為市場經濟自洽自足，是人類社會的原型，二是認為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都是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的，都可以或應該受經濟規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壹種強烈的知識沖動，渴望用市場經濟原理去解釋和規範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這被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經濟學殖民主義”。本來，用經濟學方法去解釋其他社會領域，是有壹定價值的，往往能夠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聾發聵的發現，比如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憲政經濟學、法律經濟學、非市場行為經濟學，其可圈可點之處就有很多。但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走得太遠了，以至於跨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把經濟學搞成了壹種包打天下的學科。其實，對政治法律等非市場行為的經濟分析的價值，在於幫助人們節省這些領域的資源、降低這些領域的成本、提高這些領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經濟分析取代這些領域自身的邏輯，用經濟學取代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甚至哲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學科模式的純粹性，更否認政治、法律、倫理、意識形態等等對經濟領域的滲透和內化，否認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和貢獻。

“無形之手”或市場自發的調節力量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和失靈的方面，這時單憑市場自發的力量是很難解決問題的。當然可以說，損人利己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是與市場經濟的本性背道而馳的，但問題在於，如果不以人類有意識的、積極的努力去糾正市場出現的問題的話，病入膏肓的市場經濟是不會自動康復的。於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種：第壹種是工人作為另壹個市場主體，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面對面的集體談判，這種勞資雙方都在場的直接博弈，當然是有形的、自覺的，而不是無形的、自發的；第二種是社會（包括社區、社團、消費者、知識界與輿論界等等）的介入，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制約企業和資本的力量，就是社會學家波蘭尼所說的，社會有權利保衛自己不受市場的侵害；第三種是那些在市場中受損的階級和階層，通過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對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響，對資本和市場進行具有強制性的監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調控當然不應該剝奪資本的合法權利和市場對資源的基本配置，但對“無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無壹利。社會市場經濟學承認經濟領域的缺陷，承認非經濟領域對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承認社會力量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這些制約，包括思想、學術、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強有力制衡，勞工政黨力量、社會黨國際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幹預，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規制，綠色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消費者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抗爭和影響，它們壹起發力，迫使仍然包含相當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轉化為更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為公正的社會市場經濟。

第三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學



社會學是壹門研究個人社會化和社會個人化、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學科。所謂個人社會化，是指社會環境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個人的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影響、塑造以至決定個人成為什麽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所謂社會的個人化，是指無數個人從自己的需求和個性出發，積極主動地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並使之適應和促進個性的發展。作為社會學大師，馬克思其實已經認識到，壹方面，任何個人都是現實的個人，壹出生就受制於他不能夠任意選擇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另壹方面，任何社會環境又都是由個人來改變的；環境改變人，人也改變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當代社會學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後繼續把這壹思想作為自己的社會學體系的基本原理：社會學的任務，正是要研究社會對我們的塑造與我們對自己的塑造之間的聯系；我們的活動既在塑造著我們周圍的社會世界的結構或其面貌，同時又在被社會世界所塑造；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壹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動的隨機分類，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賦予結構或模式；我們的行事方式，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規律性，但是社會結構不同於物理結構，比如壹棟建築，後者獨立於人的行動而存在；人類社會始終處在結構化的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被構築社會的“壹磚壹瓦”——也就是妳我這樣的人——重新構造。

依照這樣的社會學觀念，就會形成兩個概念系列：個人的社會化—社會分工—社會結構—性別和家庭—群體和組織—階級和階層—種族和民族；社會的個人化—個人行動—集體行動—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社會運動—社會流動—社會變遷。這裏只討論上述問題中的幾個問題。



社會分工與社會結構



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壹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壹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壹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和勞動活動，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原來是與勞動活動直接合壹的，後來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壹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壹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弗蘭克·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壹定歷史時期，由壹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制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制和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壹種方式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壹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壹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壹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分離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復雜化和社會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二、對抗性社會結構的形成



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壹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壹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應該說，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基於和表現了人的善性和優良本質力量的發展，然而，為什麽基於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社會分層變成了對抗性的社會結構呢？原來是因為人的惡性和惡劣本質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本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具有正當合理性，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制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詐力。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制、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壹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詐力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詐力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攻擊另壹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壹樣是壹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壹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制，但另壹種邪惡的力量——詐力，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詐力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詐力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詐力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詐力的壞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制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詐力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無不以政治權力（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為支持和保護，而所謂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和詐力啊！



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



壹、階級劃分和階層劃分的依據



1、階級與階層

從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基本預設出發，自由主義的社會學是否認階級存在的，而只承認階層的存在，並且認為階層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而處於不斷的上升與下降的流動過程之中。與此相反，早期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列斯毛主義則強調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而且是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富有階級與貧窮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階層只是階級內部的不同層次以及階級之間的過渡層次，如奴隸主階級包括大、中、小奴隸主，貴族地主階級包括大、中、小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包括大、中、小資本家，與此相反，奴隸階級、農奴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內部也存在若幹階層；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存在自由民，貴族地主階級與農奴農民階級之間存在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小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當然，後者也認為階級最終應當被消滅，階層劃分將會取代階級劃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將取代階層劃分。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學處於兩者之間，壹方面承認在很長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的劃分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另壹方面，又承認個體差別和競爭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階層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類的終點或理想是無層次的、均勻的個人自由狀態；壹方面，階級的確具有鮮明的界線和對抗性，另壹方面，階級也不是從來就有，而是從階層演化而來，並將重新回歸到階層。社會民主主義不以個人分析、階層分析替代階級分析，也不以階級分析替代個人分析、階層分析，而是同時承認階級分析、階層分析、個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視現實存在的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承認階級之間通過個人和階層而實現的共通性與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可能性。

階級分析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都有人承認階級的存在，區別在於，馬克思過於強調階級分析而相對忽視了個人的、家庭的、階層的、性別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層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分析誇大成為唯壹的社會分析方法，以階級性取代個性、階層性和人類共性，並進壹步將階級性上升為黨性。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則在個人、階層、階級、社會、人類的遞進結構中確認階級的存在、階級的歷史性和階級分析的重要性。每壹個人，既是壹個個體，也是家庭成員，社區、社群、階層成員，階級成員，社會、民族、國家成員，人類成員，階級歸屬曾經在個人的多種身份、多種角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種存在方式是相互連接和相互滲透的。

2、階級和階層的劃分依據於多種因素的組合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流派，最初僅僅以是否擁有和擁有多少生產資料即嚴格意義上的財產，作為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唯壹標準，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這壹標準後來被其他社會學流派放寬了，首先是勞動能力、生產經營管理能力、技術等其他直接生產要素，即“市場能力”、“職業”以及相應的“收入”，和財產壹樣也是“經濟資源”，也是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隨後，權力、政治地位、社會網絡等“政治資源”，聲望、教育程度、知識生產力等“文化資源”，也被列入到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分層方法，不是單壹因素的壹元論，也不是多種因素並列的多元論，而是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在內的多因素組合論，不是壹個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而是壹簇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其中哪壹種因素占主導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壹樣的。



二、階級和階層結構的演化



1、古代社會的等級：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社會性，都處在未展開的狀態，人們高度依賴於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來源，采集和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對土地以及附著於其上的自然資源的共同占有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血緣集團內部還沒有出現階級的分化。進入農業和畜牧業時代，對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資料的依賴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產工具和個人勞動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麽隨著創造性和個性的發展，理應出現以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占有為依據的社會分層，然而，由於人性之惡也被釋放出來了，暴力和詐力也加入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於是出現了以暴力、詐力、權力支配經濟生活的垂直社會分層，這時候的階級，史稱等級。

等級，也屬於廣義的階級範疇，比如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貴族領主階級、農奴階級，但它們主要不是依據經濟資源標準劃分的，而主要是依據政治資源標準劃分的，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強制服從關系。建立在以血緣種族關系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奴役等級制度，包括種姓制和奴隸制；建立在以個人結夥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封建等級制度，包括領主封臣制和農奴制。兩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級制度，只是統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區別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級制度相對於奴役等級制度，無論是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是在對被統治階級的關系上，都允許較多壹點個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業社會的階級：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

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主要區別在於：

（1）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資源因素）的作用進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產工具——本質上是人的科學技術的物化——和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力；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嚴重依賴於自然條件和動植物生長節律，產出少而且不穩定，工業生產則是對自然元素進行人工組合，不受自然條件的直接制約，產出量極大而且相當穩定，它依賴於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依賴於人類主體性和人類自由的發展。

（2）在農業文明中，個人受到血緣、地方和政治共同體的嚴厲約束，即使個性得到壹定的發揮和發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報和產出，工業文明的發展則要求和驅動個人的發展，促使個人做不厭其多的發現、發明和創造，促使個人在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賴於個體主體性和個人自由的發展。

（3）農業文明所得的產出和財富很有限，對有限的物質財富的爭奪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詐力以及作為兩者體制化的政治權力，就成為控制財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戰爭、搶劫、剝奪等非生產性的冒險活動所獲得的報酬（血酬），高於生產性的勞動、經營、交換活動所獲得的報酬（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情況在工業文明中得到根本改變，生產性活動、自由平等的競爭相對於帶有強烈攻擊性和破壞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風險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產性活動客觀上創造了無限的財富，非生產性活動最多只不過是轉移財富，於是整個社會形成了崇尚和平生產、反對暴力搶奪的經濟文化觀和經濟價值觀。

由於這三個方面的原因，農業文明和古代社會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就向工業文明和近現代社會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轉變：

第壹，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經濟資源即以物質財富的生產、經營、交換為主要依據的，暴力、詐力、政治權力這壹構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導地位。

第二，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前提、通過市場經濟即獨立個體之間的平等交換實現的，雖然統治服從關系和奴役等級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願交易關系和自由平等制度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

第三，新的階級構成是圍繞著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的關系橫向展開的，雖然開始時，由於資本與經營管理要素或企業家才能以及科學技術要素綁定在壹起，由於資產階級壟斷了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而資本對於勞動還保留了垂直統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依存互補的關系，使得資本的單邊壟斷優勢難以為繼，勞動要素的聯合對資本要素形成了強有力的制約，促使勞資關系由垂直結構向橫向、平行、對等結構轉化，這種新的結構隨著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以及勞動者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提高而得到鞏固和加強。

3、後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開始向階層結構轉變

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又叫做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社會，知識生產力、知識勞動力取代生產資料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這是經濟社會向人本社會、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階段，是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逐漸消亡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將是由不同範圍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組成的階層社會。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盡管是橫向競爭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還是存在著各階級在財富占有量、經濟控制力、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上等方面的明顯區別，存在著階級之間明顯的邊界。由於經濟必然性、經濟決定論、經濟價值觀的慣性，最初，知識生產力的高低、知識勞動力所有權或知識產權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物質財富、經濟利益的分配，會形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兌換和聚合，會導致很嚴重的階級分化。不過，隨著需求和人格結構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發展取向的轉移，隨著物質價值觀向精神價值觀的轉換，隨著知識的生產、精神文化的創造、個性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為目的本身，壹種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將會逐步形成。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競爭不同，精神生產和文化創造，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容得下所有人個性的發展，不可能形成贏家通吃、輸家全無、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格局，每個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經濟條件與社會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獲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實現，形成“高文化階級”、“中文化階級”、“無文化階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當“文化資源”終於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時，階級的對抗性就消失了，階級就轉化為階層了。



三、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



垂直的階級結構的壹個顯著特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貫穿始終；階級之間會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會有妥協和休戰，但不可能基於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鬥爭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讓位於新的階級階級統治。與此不同，在橫向的階級結構中，固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也存在著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認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也都有人承認階級鬥爭，馬克思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而忽視了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鬥爭誇大為社會歷史進步的唯壹動力。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單純的階級鬥爭，並不能消除長期困擾人類的奴役等級制度，並不能實現垂直的階級結構向橫向的階級結構的轉型，只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同時發力，只有鬥爭性合作和合作性鬥爭，才能夠實現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轉化。

1、資本與勞動的平等競爭關系

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也是壹種對立大於統壹的關系，那時，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壹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由於資本掌握著經營管理並支配了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對於除了簡單勞動力之外壹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而言，資產階級占有強勢和優勢的地位，勞資沖突和階級鬥爭自然就成為常態，而勞資雙贏和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則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業文明中，資本與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橫向競爭而不是垂直榨取的關系，這與農業文明中土地與勞動的關系有本質的區別。誠然，土地和勞動也是壹種對立統壹關系，雙方誰也離不開誰，但雙方只有壹種最低限度的統壹，這種統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垂直控制和統治的方式實現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產要素，而勞動只是對土地的簡單加工，生產成果主要依賴於土地本身的自然產出率，兩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地位是懸殊的；其次，農業的產出是很有限的，數千年間沒有顯著的增長，僅供全社會成員勉強維持生存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對土地及其有限產出的爭奪就變得極其激烈和兇狠，只有憑借暴力和詐力才能在這種爭奪中獲勝，於是奴役等級制度和垂直階級結構就成為維持土地與勞動之間的最必要的依存關系的先決條件。

工業文明的發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向平等競爭的勞資關系轉化，這是因為，第壹，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土地生產要素的權重大大下降，而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結構上，先進的生產工具和運用先進生產工具的勞動力兩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資本率先取得優勢地位並控制和剝削勞動，那不是因為勞動不重要，而是因為掌握資本的少數人以組織成為企業的方式強化了資本的重要性，而只擁有勞動力的大多數人是分散的、無組織的，沒有力量對資本形成反制並達到雙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勞資力量的結構性失衡是無法持續的，因為資本是動產，是競爭性、擴張性和不斷創新的，這不僅直接依賴於勞動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且依賴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否則整個工業體系和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崩塌；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出現了資本與勞動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的趨勢：

（1）勞動向資本演變。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復雜勞動為主，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家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

（3）由於人力資本這壹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壹，兩者結合為壹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壹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壹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2、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完全壓倒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壓倒階級合作、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及其同歸於盡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歷史上的確出現大量的負和博弈現象，比如在古代中國，每到王朝末年，必定會爆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將對方趕盡殺絕的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大於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大於階級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就是說，博弈的結果沒有出現增長，只是雙方數量的簡單相加，壹方的多得來自於另壹方的少得，而總和是不變的，比如1.5+0.5=2。在和平穩定時期的垂直型階級結構中，通常會出現這樣壹種階級博弈，在早期的橫向型階級結構中，也會部分出現這樣的階級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與階級同壹性達至平衡狀態、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形成合理張力、雙贏共榮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結果不是雙方數量的簡單之和，而是出現系統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的乘法效應，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總和則是不斷增長的。在橫向的並趨於自由平等的階級結構中，這種博弈會成為常態。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堅決反對和防止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批評和限制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主張和推動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



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



壹、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眾所周知，在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構成兩大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兩個衰退的階級，並且分別轉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存在壹個過渡的階層或中間階層（根據它更接近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而言，或者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把它稱為“半無產階級”或“半資產階級”），它是由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如獨立開業的醫生、律師；自由撰稿人、經紀人等等）等許多群體組成的，他們是以自己資本為基礎的勞動者，或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這個中間階層，本身兼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雙重特征，但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基本階級為主構成的社會結構中，這是壹個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的階層，不論就其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還是就其人數而言，都不足以成為壹個獨立的階級，猶如在農業經濟時代和古代、封建社會結構中，自耕農、手工業主、商人也處於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地主階級和農奴階級之間壹樣。從這個階層中，不斷有人上升到資產階級或下降為無產階級，但是同時，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也有人不斷地補充到這個階層中來。

1、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初始定義

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指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和物質資本，僅擁有自身勞動力並通過出賣勞動力而獲取工資報酬以維持自己生存的勞動者；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指擁有物質資本並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家，所以又稱為“資本家階級”。從這樣嚴格的定義出發，利用自己的物質本生產經營的勞動者，便不能稱為“無產階級”，而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便不能稱為“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分層

典型的無產階級，是以出賣自己簡單勞動力為生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分布於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各個產業，構成無產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與他們的家庭成員壹起也構成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歷史上稱他們為“產業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以出賣智力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則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還有壹個更低的社會階層，史稱“流民”、“遊民”、“城市貧民”、“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下層，他們沒有賴以謀生的正常職業，靠乞食、接受救濟、撿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條、小偷小摸、賣淫等等為生，他們是處於產業無產階級和結幫成夥的黑社會之間的壹個階層，是失業、不被社會保障而無正常途徑自救的壹個階層，是社會苦難、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體現。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包括擁有巨額物質資本的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他們只占整個資產階級的少數，在社會總人口中更是少數。中層資產階級是中等資本和財產規模的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下層資產階級即遍及各行各業的小企業主，是典型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他們經營的企業規模較小，只雇傭為數不多的勞動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比較接近上層無產階級和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即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區別在於後者並不雇傭他人為自己勞動。因此，小資產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由對立走向融合



正像資本與勞動的互動形成了壹個歷史合題即勞動性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壹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也形成了壹個新的歷史合題即以人力資本家、智力勞動者為主體的中產階級。

這壹合題是通過無產階級大規模地轉化為有產階級來實現的。傳統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然存在，但無論在其人口數量上，還是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財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產階級卻成為處於上升過程的、興旺發達的壹個階級。這個階級兼具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雙重特征，是在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轉化過程中崛起的，並將在信息知識社會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產階級是壹個最先進（就其掌握科學技術這壹第壹生產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毀傳統的、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動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而言）的階級。

1、中產階級的歷史來源

中產階級的第壹個歷史來源是傳統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中的管理勞動者和科技勞動者。由於資本家本身同時是經營管理者，因此專門的經營管理者最初只承擔中下層經營管理工作，構成資產階級的下層。進入20世紀以來，股份公司的普遍發展和所有者與經營權分離，導致壹場具有普遍意義的經營管理革命，使專業經營管理者或企業家成為壹個獨立於資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間階級——他們不僅要對股東和所有者負責，同時也要對雇員和消費者負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科技勞動者也是依附於資本家的壹個階層——資本家或是他們的老板、雇主，支付給他們超過壹般勞動者的較高報酬，或者是他們主要的顧主，購買他們的科技產品並支付給他們較高的價格。20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勞動者在人數猛增的同時，成長為獨立中產階級的壹部分。

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歷史來源是傳統小資產階級即處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以自己勞動和自己資本相結合而進行生產經營的農場主、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們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和集中過程中，不斷分化瓦解，但由於他們畢竟占有某壹種市場優勢地位（小型、靈活、無孔不入、與消費者直接交換），並沒有消失。而在20世紀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他們本身素質的提高，由於消費者對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權化的生產經營及其產品的抵制和厭棄，他們又得以復興，獲得新的市場和發展前景。美國數百萬中、小企業活躍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自己雇傭自己”的自由職業者和自己為自己制造產品的生產消費者（產銷者——Prosumer）。

中產階級的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來源是傳統的無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長期不懈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由於資本主義更趨開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於無產階級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於無產階級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由於工人參與管理、利潤分享、員工持股、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無產階級正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有產者。

2、中產階級的產業和職業分布

1956年，無論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美國以智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的人數，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的人數，從那以後，藍領工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白領工人，到20世紀70年代，藍領工人只占全美勞動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則只占1/8左右。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過不了幾十年，在發達國家，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將接近消失。智力勞動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壯大，是中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礎和前提。因為這個階級擁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資本，並因此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

最初他們分布在第壹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業）之中，隨著第四產業即知識信息產業從以上三大傳統產業中分化出來並成為主導的和最大的產業，他們便主要集中在這壹新興產業群（包括科學技術產業、信息情報產業、文化教育產業、傳播娛樂產業、智能智慧產業、策劃設計產業、咨詢代理產業、規劃管理產業、通訊資訊產業、思想創意產業等等）之中，以自己的發明、發現、創意、策劃、設計、技術專利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品牌、思想、信息、情報、文化、娛樂、傳播、資訊等知識商品、知識資本和知識價值，對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並因此而取得相應的經濟收入。

擁有人力資本的智力勞動者階級成為中產階級的主體，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推動這壹歷史潮流的是壹種更深刻的歷史潮流——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科學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第壹生產力；智力勞動者因為擁有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即信息和知識而成為經濟過程中的主導力量，又因為知識經濟所要求的不是像工業經濟那樣只要求部分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而是要求絕大多數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因此，壹個占就業人口大多數的、主宰整個經濟過程的、以從事智力勞動者為主的階級便形成了，這個階級，就其職業、勞動特征而言，可以稱之為“智力勞動階級”，而按其經濟地位、財產狀況而言，可稱之為“中產階級”。

3、中產階級的資本構成狀況

從資本構成情況來看，中產階級是擁有中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占社會總人口75%左右的階級。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可以自由交換和轉換的。壹般而言，從無產階級出身的、經過長期學習、接受教育和艱苦奮鬥而積累了“人力資本”的人，也可以很快獲取壹定的物質資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資本持有股份，或者將較高收入的壹部分轉化為物質資本）；反之，傳統的中小物質資本家，也可以將壹部分資本用於自己及後代的人力資源開發，使自己和後代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而在進壹步的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而不至於淪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純粹以物質資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純粹以人力資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實現兩者的結合和轉換，要想長期保持中產階級的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說單純擁有人力資本而不積極轉化為物質資本家的白領職工還能勉強獲得壹份體面的報酬並處於中產階級下層的話，那麽，單純擁有中小規模物質資本而不擁有人力資本的人，則會很快被淘汰下來而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個產業領域中從事簡單勞動的、收入較低的階級即傳統無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0%以下），這個階級正在以越來越快的程度轉化為中產階級。不過這個階級也會長期存在，因為不僅任何壹個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都很難完全消滅簡單勞動、初級服務勞動，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當過去的簡單勞動者初步轉化為智力勞動者以後，從前的智力勞動者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發達的知識經濟社會，也仍然有壹個在競爭中處於失敗和弱勢地位的階層，這個階層相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仍然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

至於巨額物質資本的所有者（這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和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大約占總人口的5%左右，他們當然不能歸入中產階級，但也不好繼續稱之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因為中產階級也是擁有資產或資本的階級），相對於“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巨產階級”。這個階級面臨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強有力的挑戰和競爭，也將是壹個人數不斷減少的、勢力不斷衰退的階級。不過，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這個階級也不會完全消失——如果說，單純的巨額物質資本所有者會趨於消失的話，那麽，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則是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必然產物，而且他們憑借其高級人力資本，也會獲得巨額的物質資本。他們是大科學家、大發明家、大企業家，不僅年薪在數百萬美元以上，而且擁有數額巨大的企業股票。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4、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

按邏輯上推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處在社會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數占社會總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會財富也應在社會總財富的75%左右。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按舒爾茨的報告，到1970年，美國官方公布的分種類的國民收入中大約有3/4由雇員報酬所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財產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凈利息和公司利潤四項。勞動收入（包括經營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已占國民收入的4/5，從中刨除“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勞動收入部分，中產階級的勞動收入（人力資本收入），再加上他們所擁有的物質資本收入，應該已占到國民收入的3/5以上。

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當然不是壹種平均主義狀態，而呈現出壹種梯級狀態，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現上、中、下等不同層次。這是根據效率和效益原則來分配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成員受教育水平的趨近，由於排除了非個人因素（如等級、門第、出身）後，人本身之間的素質和能力的發揮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別（即各具特色和個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別，因此，這種收入差別不可能達到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收入差別那麽大，中產階級於是便成為壹個相對獨立的、收入比較接近的社會層級。

5、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產階級除壹部分作為科技勞動者和管理勞動者分布在大型企業、巨型企業，絕大部分將分布在獨立或合夥創辦的中、小科技型企業以及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中，按丹尼爾•貝爾的說法，大學將取代企業而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企業”。在這樣壹種新型產業結構中，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將日益趨向於個體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業和組織本身會扁平化、網絡化和多元化。由於知識勞動需要勞動者充分發揮其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因此，傳統的垂直型的官僚主義科層組織已經不再適合了，而電腦網絡的出現，又使得基層、個人能與高層、領導機構進行“同時態”的溝通，使許多中間組織成為多余的了。於是，高度集權的決策轉向網狀結構的分散決策，統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轉向半自治工作小組和個人的自我調節。勞動者的個性將得到空前的發展。

（2）中小企業將成為小型的合作團隊和自由的聯合體，它們將既是壹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又是壹個興趣、個性合作互補的文化共同體。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識化的基礎上，壹種新的、產銷合壹的直接經濟模式將會復興。

（3）將普遍興起彈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許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門就在電腦上和網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轉變也將大大促進生活方式的轉變。首先，“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趨於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點自行安排這兩種活動；更多地為滿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現，將使消費者自行選擇的自由更為充分；“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將提供大量自由時間，使人們的個性、興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發揮。

6、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

中產階級將在兩個向度上重建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關系。壹方面是更加遠離政黨制和代議制政治，對全國性的大選日趨淡漠，因為政黨制和代議制本質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而且反映了社會上兩大對抗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需要——無產階級固然要通過工會運動和政黨政治來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資產階級也需要政黨政治來抵禦無產階級的進攻並力圖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則顯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個體化，沒有形成集體的政治運動的強烈願望，這並非因為他們的個體素質不高、個體能力不強，而正好是其個體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的結果：這個階級的成員具有強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過政黨這樣壹個中間組織和代言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可以預料，不管是工會、社會民主黨，還是雇主協會、保守黨，雙方爭奪中產階級選民的努力會越來越難以湊效。中產階級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黨的話，那也會是壹個非常松散的聯合組織，而不可能是壹個緊密地組織起來的、垂直的官僚主義組織。知識經濟和中產階級越發展，政黨政治和代議制民主將越衰落。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參與大選的選民越來越少，已經充分表明了這壹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是，中產階級將更積極地追求直接民主。人們將在五個環節和層次上要求實現直接民主。第壹個層次是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基層民主，這種民主就其以所有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經濟民主”或“產權民主”，就其以經營管理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工業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民主或專業民主，即雖然大規模和科層化的產業工會和全國性工會隨著產業無產階級的衰落而衰落，但適合於智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特性的各類專業性、職業性的協會將會蓬勃發展起來；第三個層次是社區和地方的共同參與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這是壹種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復決（Referenda）和創制投票（Initiaives）為中心環節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起來，選民對此類投票表現出極大熱情，投票率可高達70%、80%甚至90%；第四個層次是專題性直接民主，如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反核運動、女權運動；第五個層次是全國壹級的直接民主，即選民將繞過政黨和代議士而直接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以及就重大問題舉行全民公決。這種最高層次的直接民主雖然實現起來還有很多困難，但人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的普遍提高以及先進的電子網絡投票技術的發展，將使這壹遠古時期（如雅典共和國）實現過的直接民主成為現實。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市民社會也將更為強大；隨著市民社會的進壹步強大，國家終將衰退而成為真正的“守夜人”。

7、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可由兩個方面來描述：壹方面是更趨多元化、自由化、個體化。各種宗教、哲學、藝術、道德將得到更為充分和無限制的發展；各層次的價值觀都可以在價值和道德譜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被不同的人們所信奉。文化市場將越來越繁榮昌盛，同時，壹種寬容的、兼容並包的文化市場秩序和公平的競爭規則也將形成，人們不會因為價值觀、信仰等等的不同而發生社會分裂和處於敵對狀態。

另壹方面，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又會在多元發展的基礎上向更高方向整合，這種“更高的方向”可以這樣來測定：

（1）隨著物質需要和物質財富欲望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滿足，金錢和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益遞減，人們的精神需要將變得強烈起來；為了謀生而工作的動機會逐漸減弱，為了生活的更高意義而工作的動機會不斷增強；“生活質量”將取代財富數量而成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2）物質生活的豐裕、政治民主的發展，將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壞性、攻擊性、侵略性等惡性因素得到進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現實需要、合作精神與愛的感情將進壹步發揚光大；損人利己的行為將進壹步減少，自利利人的行為將進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眾文化繼續繁榮的同時，高雅的精英文化將有極大的發展，並反過來提高大眾文化的檔次和水平。

8、中產階級與社會結構的優化

自從人類進入階級對立社會以來，壹直到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都是按照“金字塔”結構組織和運轉的；占社會少數的有產階級、統治階級高踞於“金字塔”頂部，而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者大眾、被統治階級蹲踞於“金字塔”底層；雖然也有處於中間階層的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但它們只是構成“金字塔”結構的壹個過渡層，根本不能構成壹個獨立的、足以與其他兩大階級分庭抗禮的階級。

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和壯大，在人類歷史上、在社會結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根本轉型的意義。這是壹場深刻的革命，從此以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兩極對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壹種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元互補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從此，激烈的、對抗性的、兩極之間的階級鬥爭，被壹種溫和的、非對抗性的、三邊之間的階級競爭所取代。相比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不僅將更加堅定而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而且還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平和有序的緩沖器、制動器和安全閥。隨著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段越來越大，處於兩端的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體積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少，終於不再構成兩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別成為“中產階級”的最高層和最低層，然而，當中產階級成為唯壹的階級時，也就同時意味著階級不復成為階級，階級結構終於轉變為階層結構。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卻並不主張工人階級永遠是壹個無產階級，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有產化，主張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公平競爭和良性合作；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把推動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化，當作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



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社會民主主義正視壹定歷史時期階級分化、階級矛盾、階級沖突、階級鬥爭的事實，但堅決反對階級鬥爭決定論，而承認個人具有自主選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權利，主張通過正和博弈、合作博弈這壹宏觀戰略來消解對抗性階級鬥爭，實現勞資雙贏。除此之外，社會民主主義還相當重視微觀和中觀層面的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壹、階層的廣泛流動是消解階級對抗的重要路徑



階層這個概念是階級概念所不能取代的，從外延上，階層概念大於階級概念，階級固然是劃分為階層的，但階層卻並不被囊括在階級之中，在階級之外和階級之間還存在壹些相當獨立的階層。雖然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壹度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中心，但正因為階級內部存在著階層的流動、階級之間存在著階層的流動，才使得社會不會陷入妳死我活或同歸於盡的階級鬥爭之中。

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是極力反對階層流動的：第壹，它們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什麽中間階層，如果有，也必須把它們兩極化，要麽上升到資產階級，要麽下降到無產階級，這樣才能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歷史大決戰；第二，它們把無產階級成員通過財產繼承或個人努力上升到資產階級，看成是壹種階級背叛，無產階級追求的是“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整體解放，反對個人順著等級的階梯往上爬；第三，它們也反對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如果允許內部階層流動的話，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動，因為越窮就越是無產階級，革命起來就越是徹底和堅決。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倡導階級意識、階級的團結和組織、階級的集體行動，並且確認它們是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與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如下原則的區別：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敵，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客觀存在或主觀認同的中間階層的獨立自主性，由他們自己在兩個階級之間選擇贊成、反對、獨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第二，承認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具有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集體行動還是個人奮鬥的自由，承認他們具有上升到勞資之間的中間階層直至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個體公民權利；第三，工人階級內部可以有差別，壹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成功的集體行動率先提高工資和收入，整個階級集體行動的目標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壹舉獲得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和財產，而是通過集體談判、公平分配和利潤分享擴大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使自己由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和中產階級。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階級和階層的限制，大大擴展了“民間社會”的範圍



階級和階層基本上是以經濟關系、市場關系為依據劃分的，它們固然是社會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但遠遠不能囊括全部社會組織形式。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按照其所處經濟關系和市場關系形成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同時還按照其他的社會關系形成其他的群體、社群、社團：基於業緣關系，有各種職業群體；基於地緣關系，有各種同鄉團體、地方群體；基於年齡差別，有各種年齡群體；基於性別和性取向，有各種婦女、性少數群體；基於民族和種族關系，有各種民族和種族群體；基於信仰的不同，有各種宗教群體；基於價值觀和社會理想，有各種文化群體和社會公益群體……

總之，當今時代是壹個名副其實的社團革命、社群革命時代，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各個環節上和廣大空間內，產生了不計其數的、按照壹定的主題和原則組織起來的社團和社群。在這裏，廣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國家而言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組織，狹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經濟組織、市場組織而言的非經濟組織、非市場組織。如果說廣義的社會組織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那麽狹義的社會組織就處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它們壹方面獨立於國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獨立於經濟、市場，屬於經濟與政治、市場與政府之間那壹塊社會生活空間，這壹空間伴隨著人類需求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升遷，伴隨著經濟生活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下降與精神文化生活、消閑娛樂和人際交往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顯得越來越寬廣了。

社會民主主義，顧名思義，比自由民主主義更加重視“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對壹切來自社會的自治和自組織，對於壹切促進人類合作、聯合和團結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社會民主主義固然主要依托於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但對於其他壹切社會群體的自治和平權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教育平權運動、養老平權運動、醫療平權運動、居住平權運動、少數族裔平權運動、婦女平權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性少數平權運動等等，都予以道義的聲援和實際的支持。



三、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是社會團結的紐帶和社會安全的閥門



自古以來，民間社會就存在著互助互濟的傳統，特別是在圈地運動和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了失地農民、行會手工業工人和工場手工業工人的兄弟會、互助會、共濟會，他們是工會和合作社的雛形。工會和合作社是勞動者互助互濟的較高形式，但剛開始時它們專註於勞動者在職或就業時期的利益增進，而無力顧及勞動者在年老、傷殘、疾病、失業、生育等等沒有勞動收入時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而且工會和合作社也覆蓋不到非勞動者（如殘疾人、家庭婦女、鰥寡孤獨、無業人員等等），這樣壹來，相當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個市場和政府兩不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在勞工運動的推動下，這個問題以“社會保險”的方式得到了解決。

社會保險可以說是社會互助的最高形式，它從市場和政府籌集資金（包括個人繳納部分、企業繳納部分、政府繳納部分），建立社會保險基金，讓其承擔濟困扶危、轉移支付的功能。社會保險是處於市場經濟與國家政治之間的中間領域，由工會代表、雇主協會代表和政府代表組成管理機構，按照公開、民主、公平的原則，負責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和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

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壹方面天然具有團結互助的價值觀念，另壹方面承擔著為最弱勢群體爭取基本生存權利的現實任務，當然把推動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作為自己長期努力的目標，並終於通過國家立法建立了社會保險體系。這是壹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以至包括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內的整個現代社會，都接納這個體系作為基本的人權保障體系。



第四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學



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壹個重要領域，自古以來，政治權力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及其結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到處可見政治權力活躍的身影。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個人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與階級競合、正和博弈、橄欖形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是不可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的，而只能通過憲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來。



極權專制權治與憲政民主法治



壹、極權、專制與王霸統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現代劃分，那麽，古代社會，即經濟上以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在政治上大都是極權、專制和權治社會，不管在古代社會中，出現了多少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雛型，都不能改變這壹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極權、專制和權治是先於憲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現的。

1、極權政治

極權政治，也可稱之為無限政治，即壹種無限政府宰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政治，在這裏，政府不僅壟斷政治權利，而且壟斷和控制經濟文化權利，滲透或監控私人生活領域，建立起政經合壹、政教合壹的國家制度。

如果說古希臘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真的形成某種近似現代憲政的雛型的話（考慮到這些地方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比較發達），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結論：在整個古代世界，極權政治占絕對主導地位；雖然私有制和私有財產早就產生，但在古代世界並未取得主導地位：

首先，擁有私有財產的人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少數或極少數，而大部分人口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連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都沒有——他們只是個別人或者國家的奴隸和農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隸占其人口大多數。

其次，在古代農業社會，公地制度並未解體，在歐洲中世紀農村、古代俄羅斯村社、中國古代農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們由奴隸主、封建領主、地主、小農按照某種村規民約加以共同利用。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國家擁有極大的經濟勢力：它們不僅本身擁有全國相當壹部分土地、官營手工業和官營商業，而且憑借其手中的政治權力，無償征取徭役和勞役，征收普遍而沈重的稅收和苛捐雜稅，而且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沒有私法和民法體系，國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奪、罰沒臣民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因為中國的王權是“絕對王權”，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對土地和人民擁有終極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可以無條件地剝奪臣民的私有財產，以至其生命。

極權政治的衰落與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是互為條件的：越是私有財產權有限和相對的地方，政治權力越是無限和絕對，越是私有財產無限和絕對的地方，政治權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對。

極權政治雖然普遍存在於古代世界，但離我們今天又很近。事實上，20世紀冒出兩種登峰造極的極權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納粹政權和紅色共產主義恐怖政權。我們所說的古代和現代，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時間和歷史的中軸來劃分的，由此觀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處在前現代歷史中，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著極權政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2、專制政治

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是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國家權力具有無限的範圍，後者指國家權力的產生並非來自民眾的授權，並且被控制和壟斷在少數人（君主、貴族、官僚、政黨）手中。在古代歷史上，極權政治和專制政治有時並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紀，英國貴族反抗王權的無限擴張，逼迫英王先後簽訂《自由憲章》和《大憲章》，此時英王無疑壟斷了國家權力，但這種權力卻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夠完全控制經濟和文化生活；古希臘的斯巴達無疑實行的是壹種極權政治，但這種政治又不是由極少數人壟斷和專制的，而是由全體奴隸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統治（權治）

學者們壹般將極權專制政治稱之為“人治”，而把憲政民主政治稱之為“法治”。人們大概想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隨意性、任意性、掌權者為所欲為的特征，而憲政民主則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權者的個人意誌進行治理。

但“人治”這個概念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無論是極權專制，還是憲政民主，都是人在進行統治和治理，在這個意義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就會給人壹種錯覺，即“法治”仿佛是壹種客觀的、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法”、“道”、“規律”之類的東西在自行或通過人、假借人進行治理，“法”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人則成為政治的載體。另壹方面，極權專制政治在通常情況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進行統治，即依法而治，只不過這種法律是少數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這樣壹來，豈非極權專制也是“法治”了嗎？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權大於法、掌權者任意立法、少數人的私意高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意這壹本質特征。

因此，如果說極權專制政治是指權大於法，即政治權力大於法律、私意高於公意、政府權力淩駕於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憲政民主是指法大於權，即法律大於政治權力、公意高於私意、人民的基本權利淩駕於政府權力，那麽，極權專制政治應當恰當地稱之為“王霸統治”，即“權治”，與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法治”相對而立。這樣壹來，“人治”這種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權治”這種明確的概念所取代，而人與法、人治與法治之間那種引起種種誤解和混亂的對立，被權與法、權治與法治這種邏輯上不會自相矛盾的對立所取代。

王霸統治和權治，是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統壹，即少數人憑借暴力、武力行使無限制的政治權力，是政治權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規定政治權力的範圍、邊界和限度，是少數人掌握政府權力並宰制全部社會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社會與國家、公民與政府依照法律劃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王霸統治和權治的概念準確地突出了極權專制政治中政治權力大於或高於壹切、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和獲取政治權力、政治權力不受民眾控制和監督的本質特征（“人治”概念則不能突出這些特征）。

在王霸統治中，政治權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產生的，而是通過殘酷的政治鬥爭、政變、陰謀、殺伐、戰爭、造反、起義、革命等暴力手段產生，最後的勝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計謀、軍事力量最強大的人。當然，經濟基礎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們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種最終否決權和最終認可權的作用。在經濟基礎、民心向背與政治鬥爭的最後結局之間，有壹個廣闊的空間任人縱橫捭闔，鬥陰鬥狠，以勢力論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遊戲規則”。



二、憲政、民主與法治



1、憲政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憲政是以憲法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規定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國家與公民、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羅馬，已有憲政的萌芽，其時羅馬雖無憲法，但卻有較為系統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訴訟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規定了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物法規定了各種財產權如物權、債權、繼承權，訴訟法規定了民事訴訟程序，這些法律實際上已劃定了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疆界，並且成為資本主義民法和私法的重要來源。

憲政的直接來源是中世紀末期英國封建主對英國國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歐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國的發展（其中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最負盛名）。如果說《自由憲章》和《大憲章》主要表現了農業經濟和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憲政的產生和發展，那麽，城市商業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則表明了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基礎上城市憲政的發育成長。英國和西歐各城市共和國的憲政水平還很低，英國貴族因為沒有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持，不僅自己只獲得某種防禦性的、否定性的、消極的政治權利，而且對王權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積極的限制也很有限，至於城市共和國，在封建專制的外部威懾和滲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憲章》以後，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鬥爭，為了處理國王、貴族和新興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關系，議會這種政治機制應運而生。議會與傳統的貴族會議有很大不同：議會包括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興農業和商業資本為財產基礎的騎士、鄉紳、市民，在議會占半數以上席位，這些人後來成為議會中的下院，在英國革命中和革命後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議會成為強有力捍衛納稅人權益和私有財產權利的機構，不僅擴展了批準賦稅的權力、監管征稅和稅收開支的權力、限制國王違法勒索的權力，而且獲得參與立法的權力。17世紀英國革命和《權利法案》這壹憲法性文件的實施，確立了議會完整的立法權、對政府完全的財政控制權、對國王及其臣屬的彈劾權以及組織軍隊的權力，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繼承了英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比英國的君主立憲更為徹底，並且因為吸收了洛克等人對英國憲政經驗的總結，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壹條宣布：“壹切人生來同等自由、獨立，並享有某種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他們進入社會的狀態時，是不能用任何契約對他們的後代加以祛奪或剝奪的；這些權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財產和占有財產的手段，以及對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獲得。”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頒布的《人權宣言》，在歷史上第壹次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地宣布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憲政的基本原則是：

（1）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政治權力不是自為目的的，而是為了維護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基本人權，現代憲政還進壹步將弱者獲得物質幫助和基本社會福利的權利列入基本人權。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維護而是侵犯和損害基本人權的話，就是違憲的和違法的。

（2）社會和國家分離的原則（政經分離、政教分離原則）。國家是社會成員為解決某些公共問題而創制的，而經濟、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則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領域，國家不能壟斷或肆意幹預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無禁止即可為）。

（3）有限國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會”原則。這是從第二條原則直接推論出來的：政府的規模、權力和活動範圍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

（4）分權原則。壹方面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並分屬於不同的機構，使之彼此監督、彼此制約；另壹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權，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

（5）民主原則。壹方面，民眾的同意和選舉，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唯壹來源；另壹方面，對於民主產生的、有權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職人員，也必須經常予以監督和制約，防止他們腐化墮落，促使他們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和公眾利益。

（6）法治原則。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和公民權利的保護，政治權力的目的、範圍、大小、界限，必須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憲法形式加以規定並昭示於天下，對任何違憲行為，尤其是政治權力、政府、政府官員的違憲行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則。人性含惡是憲政的人性論和本體論基礎，懷疑論是憲政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憲政環境中形成的壹個普遍共識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是不可輕信的，如果沒有對權力的制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2、民主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所謂民主，是指國家權力由人民產生、由人民參與行使、由人民制約和監督的政治制度。

遠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後於憲政，但在遠古時代則先於憲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這種民主與現代憲政民主區別極大，因為它是壹種極權民主——每個個體極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團就壹切事情實行共同決策，沒有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領域。這種民主不是個體覺醒和解放後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出於嚴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動適應。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當壹部分個人變得相對強大以後，這種極權民主就普遍地讓位於極權專制：之所以是極權，是因為大多數個體仍然軟弱無力而不得不依賴於共同體；之所以是專制，是因為少數個體強大到了能夠壟斷性地支配公共權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古希臘城邦繼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遺風，其中斯巴達是典型的極權民主，雅典民主則帶有半極權性質。古希臘民主在時間上略早於並影響了古羅馬民主，但古羅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廣大的地域範圍內實行的，因此不具備古希臘民主那種民眾直接參與的特點和極權化的傾向，而是某種古代代議制和有限政府。雖然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有相異之處，但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即都是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則被視之為物體和奴隸主的財產，連人的資格都不具備，更不可能享有什麽政治權利。據記載，雅典自由公民有9萬人，而奴隸和被保護民達41萬人，他們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可以說，在整個古代世界，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隸—奴隸主經濟時期還是在封建主—農奴、地主—農民經濟時期，古代專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只是古代專制世界縫隙中兩個特例和兩段短暫的插曲。當然，它們也不是無根無據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們之所以得以產生和發展，正是因為它們處於東、西兩大古代世界的交匯之處的地中海沿岸，它們得益於壹種不同於農業和自然經濟的異質的、新質的經濟因素——手工業、商業、海外貿易等商品經濟因素的成長，而當這種新的經濟因素衰落時，古希臘羅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現代民主：英國中世紀末期的《大憲章》雖然限制了王權，但王權本身的專制壟斷性質依然沒變。近現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及西歐各國都曾出現過的城市政權，它們是在壹種新的經濟基礎即工商業和商品經濟之上發展起來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權和城市共和國或者被君主封建專制和教會專制力量直接撲滅了，有些則因為長期抵抗外敵而導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隨著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普遍發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燒起來，終於導致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的總決戰——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隨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

（1）普選權原則即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又可稱為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原則。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最初對選舉權還有財產、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視，但都相繼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表達政治意見和參與政治制度化運行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數服從多數和保護少數的政治權利的原則。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數同意原則做出決策，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同意並不等於多數專制和多數專政，因為按民主的第壹條原則，少數派仍然擁有不可隨意剝奪的政治權利，完全有權利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數變為多數。這是民主政治的壹種和平的、公平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因此被稱之為共和原則，民主與共和因此而並稱，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稱之為共和政治，民主政權因此也被稱之為共和國。

（3）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代議制與參與制相結合的原則。現代社會公民通常通過選舉授權，讓議會代表、行政官員、法官等專業人士代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比如通過個人創制和全民公決參與立憲和修憲，通過全民直選產生總統，通過陪審團參與司法判決，隨著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還會出現更多參與制與直接民主的發展空間。

（4）多黨制原則。如果說議會、政府、法院構成國家權力機構和政治權力運行體制，那麽多黨競爭則是壹種政治動員機制和政治權力產生和形成的機制。公民、家庭、企業——社團、社區——政黨——國家，構成壹個自下而上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自組織過程。政黨不是國家權力機構，而屬於民間社會，必須從民間社會募集自願的經濟和民意支持來解決其生存和發展問題，只有在選舉獲勝以後才能獲得有限期的執政地位。政黨制度必然是多黨制，這是由現代社會多元的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階級結構決定的。根據各主要階級所處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壹般會出現在政治上代表它們的幾個主要相互競爭的政黨，小政黨則代表範圍較小的階層或利益團體。

（5）憲政原則。民主必須符合憲政，也就是說，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兩個領域的界限，也不能擴張和膨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和環節。如果有這樣壹種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又反過來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權力，它就不能叫做憲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極權民主。在正常情況下，人民不可能選舉產生壹種從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某些特定歷史情況下產生的極權民主，古代斯巴達國家、近代的雅各賓專政、20世紀的納粹和共產政權，很快就會演變為極權專制，因此非憲政的極權民主本質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實行的、最惡劣和極端的專制。

（6）法治原則。民主正如憲政，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公民和政黨必須遵守選舉法和政黨法、議會必須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須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須遵守訴訟法、壹切國家權力機構都必須遵守國家賠償法、壹切參與民主政治過程的主體都必須遵守憲法。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憲法和法律，也必須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進行。民主如果沒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就會淪為無法無天的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這種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必然由暴君統治和暴君專制來收拾殘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縱人性之惡，甚至比君主專制帶來更加可怕的人間慘劇。

（7）人性可信原則。民主雖然也有自我懷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為哲學基礎的。首先，人民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和對政治權力的約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專制具有優越性；其次，人民對他們所投票選舉的政黨和候選人抱基本信任的態度，否則他們就會不去投票了，這樣一來，在民主而非專制的情況下，國家政權反而產生不出來了，結果社會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從而導致“民主的悖論”；最後，從民主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民主產生的政治領袖總體上無疑比專制君主優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當然，受到憲政的人性可疑原則的限制，人民對他們所選舉的政治領導人也不會持絕對信任的態度。

3、憲政與民主的區別和矛盾

憲政和民主所要解決問題並不壹樣：憲政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範圍、大小、界限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劃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經濟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來限定和限制政治權力；民主所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和誰來掌權的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國家權力，並且由公民制約和監督這種權力。憲政的對立面是極權，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

在歷史上，憲政與民主出現過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達民主、雅各賓民主、納粹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並不是憲政的民主，而是壹種極權的民主；古羅馬帝國、中世紀末期的英格蘭王國、拿破侖帝國的憲政，並不是壹種民主的憲政，而是壹種專制的憲政。至於雅典城邦、羅馬共和國、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出現的憲政與民主的初步結合，也導向兩者的分離：或者導向帶有極權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導向帶有專制色彩的憲政（在羅馬共和國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

即使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憲政與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憲政要求嚴格地縮小政治權力的範圍，而民主則要求擴大政治權力的範圍。從亞當•斯密時代的“守夜人國家”，壹直發展到社會民主黨的“全民福利國家”，其間經歷了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右派與左派反復不斷的鬥爭和拉鋸。當然，盡管當今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已經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大得多，但仍然沒有突破憲政的基本框架。

4、憲政與民主的統壹性

憲政與民主在本質上又是同壹的，這種同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兩者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越來越普遍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以及越來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識的普通個人和全體公民。憲政所要保護的是“每壹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等基本人權，民主所要爭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國家、當家作主的權利。在這裏，“每壹個人”與“所有公民”是同義的。憲政與民主的主體都是社會全體成員，而不是社會上某個特權階級，只不過它們的任務、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它們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兩者互為產生和發展的條件。從歷史上看，近現代憲政和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互為條件的，幾乎是同步的。沒有以民眾為強大後盾的議會權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絕對王權”的限制和逐步剝奪就是不可能的，而沒有私有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的逐步確立和進壹步發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通過限制王權的鬥爭而發展民主，通過第三等級、平民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而確立憲政，完全是壹回事。資產階級革命同時確立了憲政和民主，這種確立，同時也是爭取更高階段的憲政和民主的開始：憲政由對王權的限制進壹步轉化為對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則由有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向無產階級和壹切公民擴展。最早的無產階級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這兩個階級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反對君主、貴族的鬥爭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於是它們結成“第三等級”，共同爭取針對君主、貴族的憲政和民主。君主、貴族退出歷史舞臺而資產階級當政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走向前臺，憲政與民主進入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3）兩者相互滲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憲政包含民主，憲政所要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權利，即管理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其次，民主包含憲政，憲政的基本規則——憲法這壹規定公民和國家雙方權利義務的總章程，本身就是全體公民通過壹定的程序制定出來的。真正的民主本質上是憲政的，即人民、公民為了確保自己的基本權利，應該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選舉產生和參與執行的政治權力，設想人民、公民選舉產生壹種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個方面的政治權力，是不可思議的，是自相矛盾的，是違反人類理性的；真正的憲政本質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的決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約束自己，不能要求國家、政府滿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願望，不要授予國家、政府解決壹切社會問題的權力。

5、法治：憲政與民主的合題

“法”的最本質的含義是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界標、準繩、尺度；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據自己所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壹方面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機關，積極地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國家和政府機關超出自己的權力範圍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領域。

對上述定義可作如下進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於壹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絕對的“法本身”、“法實體”在自行進行統治，這樣來理解法治的話，壹方面無法理解法的來源和本質，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礎和法的人類來源，遮蔽和扼殺了法的經驗主體，導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觀主義化；另壹方面，又給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專制地行使政治權力提供了絕妙的機會。法是經驗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來的規則，只不過不是由個別人制定出來的，而是由全體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訂出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意誌的表達，即“公意”。在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過不是依據只是體現少數人專橫意誌的法而治，而是國家、政府依據作為“公意”的法而進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於法治，因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數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惡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數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達“公意”的，並且本身就是對付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因此，少數人隨時可以改變這些法，因為權大於法；而作為“公意”表達的普遍法，非經全體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隨意改變的，因為法大於權。少數人制定的法，當然也是由少數人來執行的，又因為缺乏強有力的制約機制，這種執行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以罰代法、貪贓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為“公意”的普遍法雖然也是由少數人執行的，但由於建立了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損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會成為公民與執法和司法機構的共識。

第三，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壹，是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沒有憲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謂“法治先行論”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法治就是憲政的民主和民主的憲政，它是憲政與民主在差別、矛盾和對立的基礎上達到統壹，又在統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別、矛盾和對立。憲政確認公民基本人權的優先性和政治權力的有限性，並且使之成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憲政的這種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權力也不能隨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於民主實際上總是多數人在政治競爭中獲勝，因此憲政要求，即使是多數人掌握政治權力，也不能剝奪少數人的政治權利，更不能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等基本人權。憲政永遠保護少數派繼續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保護少數派爭取變成多數派的權利。憲政還要求，即使是對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少數派，也要保護他們的基本人權，即使是對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剝奪他的生命權和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無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有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人身自由權。至於他們曾經合法地擁有的財產，更是不能剝奪的。憲政的這壹要求使得民主註定不可能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或者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在憲政之下，沒有哪個階級或者哪壹個特定的人群生來就要成為專政對象。憲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種專政，因為沒有確定的專政對象，至於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懲處，不是因為他們是屬於哪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實際上，他們出現在每壹個階級和階層之中），而是因為他們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或者損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對立面是王霸統治或權治。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產生的政治權力按照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治理社會，而每個公民則依據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法律高於權力，公民權利高於國家政治權力。這與王霸統治或權治構成尖銳的對立，後者是憑借暴力產生的王權和霸權依照統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來統治社會，而每壹個普通民眾除了服從王權和霸權外，不可能公開地、合法地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權力大於法律，國家（政治）權力大於公民權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則大致歸納如下：

（1）公正性原則，又稱正義原則。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都必須是公正的，前者稱之為“立法公正”，後者稱之為“執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強調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內容的公正，後者強調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過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正就沒有法治。

（2）普適性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律規定了公民的權利，規定了國家機構的權力，規定了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公民、企業、團體、政黨、政府，不論是誰，只要違反了法律，就必須受到嚴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會援引而效仿，法律就會成為壹紙空文。法律的普適性和強制性還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須得到遵守，如果人們都以法律有缺陷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會蕩然無存。

（3）法大於權、依法行政原則。在法治條件下，公民必須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員更應該守法，這不僅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擁有的權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謀取私利，也可能給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也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的不守法，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和帶頭作用，會極大地敗壞公民的守法意識和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大於權、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動都有法律依據（法無授權不可為），違法了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並對被損害的公民做出賠償，同時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違法行為的權利。

（4）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原則。司法獨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條件之壹，立法機關可以依法監督和質詢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可以對司法結果提起申訴和抗辯，但卻不能夠事前和事中幹預獨立的司法過程。不僅如此，憲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還有權審查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規章是否符合憲法，也有權在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發生尖銳沖突的時候，做出雙方行為是否符合憲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雙方都不服憲法法院的審查和裁定，則最後交付全民公決。

（5）憲政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憲政原則，也就是說，法治的前提是必須以最高法即憲法的形式對基本的社會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至上和政府權力的界限做出規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須與憲法相壹致。

（6）民主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則，也就是說，包括憲法在內的壹切法律，都必須通過民主程序來制定，都必須充分地表達、綜合全體公民的意誌，少數人制定並只表達少數人意誌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統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補的原則。為什麽要法治，而不要權治？因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永遠有可能越權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權力之上高懸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每個人包括掌權者必須遵守的法律，以約束人們尤其是掌權者的行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過不是少數人的專治、專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稱之為“民有、民治、民享”），因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從無數個人中發展出壹種作為“社會合作的擴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種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競爭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對局的而不是零和對局的、弘揚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縱容人性之惡的“政治遊戲規則”。當然，憲政雖以人性可疑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憲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權力範圍內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決公共問題和滿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雖然以人性可信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眾對於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和政府官員，也要設置壹系列的防範、制約和監督機制，以防止政治權力的異化，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出政治權力止惡揚善的積極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這樣相互補充而構成法治的哲學基礎。



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



當我們論述憲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質和基本原則時，自由、平等、正義這三個概念已經多次出現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義是人類夢想和追求的最珍貴的價值目標。那麽，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之間有什麽關系？

盡管憲政與平等、正義，民主與自由、正義，法治與自由、平等有著深刻的關系，但就其直接對應關系而言，憲政主要滿足自由的訴求，民主主要滿足平等的訴求，法治主要滿足正義的訴求。當我們強調憲政的首要原則是個人權利、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民主的首要原則是公民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法治的主要原則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義性原則時，已經顯示了這種壹壹對應的關系。



壹、憲政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從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憲政與自由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憲政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過限制政府權力捍衛自己的自由，而較少把憲政與平等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的確確，對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無限制的、極端的、絕對的政治權力：自由也許會和某種開明的專制（有限制、有邊界的政治權力）短暫地聯姻，但絕不可能在極權政治、全能國家、無限政府下存在和發展；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專制之下，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當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民對平等的要求



從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民主與平等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也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滿足自己對平等的要求。的確，對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壹種僅僅由少數人壟斷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權力，這種專制權力不僅使人們不可能參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徹底斷絕了人們通過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和政策來改變其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與專制是直接對立的，而民主與極權還可能有某種短暫的結合：壹方面，壹種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有可能強制性地使全體人民處在壹種平均主義的狀態，從而滿足部分人的平等願望或者滿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願望（比如保證每壹個公民的就業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當民主極端化、絕對化時，政治權力也會變成壹種極權力量，控制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每個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與平等的緊密聯系還表現在，民主是通過普選制和壹人壹票制來運行的，因此，它表現出壹種數量的優勢，特別適合於占社會人口相當數量的下層和弱勢民眾通過民主選舉政治權力來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憲政並不包含這層意思，相反，憲政要通過限制政治權力而讓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發展，而且憲政並不承諾結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憲政尤其為處於社會上層的公民所特別強調。如果說，民主有使政治權力擴張的傾向，那麽憲政則極力限制政治權力。當社會在經濟上處於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有可能導致憲政與民主的對抗性矛盾，結果或者是由社會上層壟斷性地控制政治權力、壓制民主，以確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會下層通過建立強大的民主政權，取消憲政，建立壹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只有在階級矛盾比較溫和或中產階級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時，憲政與民主才會互相趨近，而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社會公正（公平和正義）



法治正是試圖通過協調憲政和民主來同時滿足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從而使社會處於壹種正義的狀態。由於自由與平等之間存在壹定的區別，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憲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實現兩者的統壹，而使法律處於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謂“法律是正義之劍”的說法，已經意識到了法律的正義本質（但未聽有人說過“憲政是正義之劍”或“民主是正義之劍”）。自由的反面是奴役（憲政的反面是極權），平等的反面是等級、特權（民主的反面是專制），而正義的反面是邪惡、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權治、王霸統治）。不論是否定民主而僅僅維護極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還是否定自由而實行極權民主即多數人的專政的法律，都是邪惡的法律。真正的憲政必須也是民主的，即滿足平等訴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須是憲政的，即滿足自由訴求的。

人們通常把現代政治制度稱之為“自由民主制度”，這是不準確的。根據上面的論述，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憲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滿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義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徑。

在歷史上，自由或平等、憲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別強調，於是便形成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與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兩大思潮。總體上來說，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平等主義、民主主義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社會主義為經濟基礎。當然，這兩種思潮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是互補的；雙方壹旦絕對化，就會演變為不正義的、邪惡的東西（這在歷史上都有實例）。事實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為壹方，以集體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為壹方，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已分別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間（中道、正義）匯合，在經濟上表現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匯合、勞動和資本向人力資本匯合，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憲政和民主向法治匯合，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匯合，在社會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匯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資產階級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對封建特權和君主專制而伸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權利，但在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他們當然更關心的是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維護自身已經獲得的自由和權利，於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權利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處於弱勢的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的追求目標，而民主也成為他們所達到這壹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普選權、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具有選票數量上的優勢，能夠通過政治權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徑，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強勢階級更強調自由、憲政（但並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勢階級更強調平等、民主（但並不否定自由、憲政），雙方之間已形成壹種既對立又統壹、

既競爭又合作的社會張力。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譜系



如果以憲政和民主兩者高度完滿的統壹狀態為原點和軸心，就會出現中左、極左、中右、極右四種區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憲政，中右追求更多憲政但不否定民主；極左只要民主不要憲政，但這種最初的極權民主必然導致極權專制，比如蘇聯、東歐、中國、古巴、朝鮮、柬埔寨等共產主義國家；極右只要精英治國不要民主，但這種最初的專制憲政也必然轉變為專制極權，比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中左與中右競爭互補，極左與極右兩極相通。



壹、左右劃分的主要依據



1、左右劃分的歷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級和極權專制社會，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沒有橫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種現代的劃分，左右劃分主要是壹種現代的現象。誠然，在傳統社會或古代社會，在壹定的區域範圍或者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某種趨於扁平化的社會結構，雖然那時候的人們並沒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識，我們現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進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共和國時期，以及中世紀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國，由於出現了壹定範圍內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蕩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級隔離，給有限數量的公民提供了壹個可以競爭的扁平的舞臺，於是便出現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爭，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貴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右，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左。

左右劃分以三個歷史條件為前提：壹是工業化、商業化、分工和交換的普遍發展，帶來了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這意味著經濟的多元化和自由競爭，經濟領域因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而成為社會生活中權重最大的壹個領域，基於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自由平等交換的經濟邏輯，要求沖破暴力和政治權力對於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橫向的、相對獨立的擴展和發展，尤其是經濟和文化對於政治的獨立發展，使得過去人們只能順著等級政治的階梯往上爬這種狹隘的行為模式，轉變為朝著經濟、政治、文化三個不同的方向自由選擇和發展的行為模式，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意識得以產生和發展；三是政治上由極權、專制和權治初步轉向了憲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轉向了橫向的、扁平化的社會治理模式。

總之，沒有社會結構的橫向展開，沒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保障這種展開和擴展的憲政民主法治，就無所謂左右劃分而只有上下劃分。當然，在現代化的早期，由於傳統社會的慣性力量，還會出現財富、權力、文化等社會資源占有上的嚴重分化乃至兩極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權力維系的僵硬的等級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生產的階級和階層的分化，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之間的橫向競爭，原則上是沒有血緣、宗法、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離和屏障的。

2、左右劃分的幾個依據

（1）以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多寡為依據

通常，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右的，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左的。這當然不否認，有些精英會成為左派，而有些平民會成為右派。

（2）以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為依據

現代社會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雖然不否認平等和正義，但堅定地把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第壹位，重視消極自由而相對忽視積極自由；如果也承認平等，那只承認與個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而堅決反對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拒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如果也承認正義，那只承認基於自由的正義而否認基於平等的正義。與此相反，左派雖然不否認自由和差異，但堅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視積極自由而相對忽視消極自由；要求起點平等以及盡可能的結果平等，要求較高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要求基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公正。

（3）以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為依據

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或所謂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認為價格這只無形之手完全能夠有效地調節供求矛盾，達到市場均衡，不存在所謂市場失靈，市場競爭能夠自動地實現社會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動地調節勞資沖突和貧富分化；左派則主張社會市場經濟，即認為市場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來自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種力量的制約，尤其是受到聯合起來的勞工力量的制約，勞資集體談判這種有形之手或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與勞動力供求關系這只無形之手或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共同決定勞動力價格並調整勞資關系。

（4）以公民社會自身建設的邏輯和方式為依據

右派從個人自由優先的原理出發，主張較低程度的公民結社或聯合，認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個人之間，最多只存在階層的區別，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堅決反對威懾個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左派也以承認個人自由和權利、公民結社自由為前提，但認為公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應當上升為階級的自由和權利，階級壹旦產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個人自由，個人應該放棄壹定的自由和權利以實現階級的團結、互助與聯合，通過階級之間的博弈而不是個人抗爭或個人成功來解決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

（5）以對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態度為依據

右派主張最小國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場和社會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允許國家、政府插手，國家、政府只需要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社會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場不願提供或沒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可以了，或者說，在憲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視憲政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民主，如果也認同民主的話，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間接民主，而反對大眾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雖然也認同憲政、民主、法治，認同“大社會、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視民主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憲政，認為壹個民主的政府，有義務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此左派呼籲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所有社會成員的實質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進步的快慢、變革的急緩為依據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時期，在與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鬥爭時期主張徹底的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外，在其成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後，就傾向於對現存秩序持保守的態度，如果也要求進步和變革的話，那壹定是主張溫和的改良和緩慢的變革，堅決反對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左派則對現存秩序持比較激烈的批判態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徹底的改變，甚至要求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對待傳統的態度為依據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右派接替了傳統統治階級，而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社會裏占據了主導的、強勢的地位，甚至壹度對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實行專政（比如限制底層民眾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因此，右派對傳統有更多溫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勢群體的代表為己任，認為現在的強勢階級和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繼續對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甚至要求與傳統進行最徹底的決裂。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關系



1、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極右。通常指那種突破平等的底線而赤裸裸地主張“優等人”的絕對自由和公開的社會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會力量如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力量發展到極端的必然產物，是在叢林狀態中獲勝的強者的權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傳統社會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就是極右勢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種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義按其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偏左的是社會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競爭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之為思想指導的中右政黨如英國的保守黨、美國的共和黨、德國的基民盟，長期居於執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種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屬於中左，其中以社會主義影響最大。社會主義按其本身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居中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偏左的是新馬克思主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溫和形態）。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以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中左政黨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經常獲得執政地位。

（4）極左。通常指那種突破自由的底線而主張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等思潮屬於極左，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曾經在19世紀中後期獲得較大的影響，但後來轉入衰落並逐漸邊緣化了，以之為指導思想的歐美國家的共產黨正在趨於消亡。但是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壹些發展中國家，作為馬克思主義之地方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的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等等，壹度獲得世界性的影響和力量，經過將近壹個世紀的鼎盛而終於轉向衰落。

2、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壹般人都以為，極右和中右都屬於右，中左和極左都屬於左，前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左的共同性，後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右的共同性。然而，這是壹種誤解。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那就是中右與中左的共同性大於中右與極右的共同性，中左與中右的共同性大於中左與極左的共同性；或者說，中右與中左正從右和左兩個方向向中間匯合，而極右和極左則兩極相通，成為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壞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間區域的融合

由於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使得智力勞動或者人力資本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物質資本和簡單勞動而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由於中產階級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逐漸成為主導的階級，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義中的左翼（社會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正像資本與勞動誰也消滅不了誰並趨於融合壹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如此，以至於中右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勞工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而中左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方都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認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國當代民運先驅和學者陳子明先生準確地把中右稱之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憲政左派”。網上有壹個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稱之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認同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麽大的差別、矛盾和沖突，總是可以通過結社、集體談判和集體博弈、政黨競爭、選舉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當然，我們希望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成為文明世界的主流發展方向。

（2）極右和極左兩極相通

極右和極左，表面上是針鋒相對甚至絕對對立的，前者鼓吹強權就是真理、精英治國、優秀種族統治世界，少數傑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會、全民族乃至全人類（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後者則鼓吹勞動創造人本身、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黨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唯物史觀、人民史觀），但細觀之下，就會發現物極必反，而且兩極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顧名思義，極右和極左都是壹種極端思潮，作為極端，它們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樣的東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兩者都要求取消多黨競爭、結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建立壹個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黨國體制和極權國家體制。因此陳子明把極右稱之為專政右派，把極左稱之為專政左派；胡常根的說法是專制右派（右憤）和專制左派（左憤）。

第三是組織技術和執政方式上相通。當其處於上升和謀取權力階段時，極左會以底層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忠實代表的面貌出現，極右則會以民族、國家的最優秀代表的面貌出現，利用憲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與和平發展空間，擴大影響和選民基礎，壹旦通過競選程序上臺（納粹），或者利用國家權力出現潰敗狀態時政變或武裝暴動上臺（布爾什維克），就逐漸拋棄憲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羈絆，以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武裝到牙齒的黨軍憲警暴力集團，對所有政治反對力量、異議人士、中間人士和內部不堅定的成員，不擇手段地進行思想控制、灌輸洗腦、欺騙利誘、造謠惑眾、威脅恐嚇、監視舉報、勞改囚禁、刑訊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謀殺和判處死刑，從而建立壹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和制度。極右和極左之所以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是因為極右的烏托邦敵視左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右翼群眾的支持，極左的烏托邦敵視右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左翼群眾的支持，它們僅僅靠憲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說服都是很難得到群眾的同意和授權的，於是只能動用欺騙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極右和極左在掌握權力的條件下向對方轉化。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都違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規則，其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的，無法在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建立壹種有序而通暢的關系。極左派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壹定會極力掩飾他們自己也是精英這個事實，而處處標榜民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民眾幫助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手中的權力就壹定會因為缺乏民眾的監督和制約而蛻變為極權專制權力，極左因此也就轉變為極右，盡管他們還會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標榜極左。此即所謂“形左實右”也。極右派雖然不憚於鼓吹英雄史觀，但也深知要獲得和掌握權力，必須極力煽動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而在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會實施壹些極左的、平均主義的、民粹主義的政策，誘使底層民眾為其對內極權專制、對外窮兵黷武充當炮灰。此即所謂“形右實左”也。總之，不管極右和極左是如何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義的極權、專制、權治的實質是壹樣的。

（3）自由主義是極右的尅星，正如社會主義是極左的尅星

社會主義當然也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後者，因為社會主義不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自由主義則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只要極右得勢，自由主義就會首遭滅頂之災，因此必須奮力反抗，而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擴大和發展，會侵蝕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賴以產生的壟斷性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反過來說，自由主義雖然也是共產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共產主義，因為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由於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使它鏟除不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有效地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使底層民眾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滿足了自由主義滿足不了他們的對於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訴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

（4）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競爭與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極右、極左勢力的唯壹途徑

如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妳死我活地鬥起來的話，極右與極左就會趁虛而入、大舉發展：如果自由主義輸了，戰敗了的自由主義者會轉化為極右派，而社會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左派；如果社會主義輸了，戰敗了的社會主義會轉化為極左派，而自由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右派。只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分別防止和阻止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滋長蔓延，同時把越來越多的選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範圍，通過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權輪替，鞏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極右和極左才會逐漸被弱化和邊緣化，而且實際上，隨著憲政民主法治的鞏固和發展，也逼迫極右和極左淡化了自己的極端色彩，原則上和基本上接受了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現在與其說它們還是極右派和極左派，不如說它們只是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了。



勞工政治：工會與勞工政黨



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為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實質上就是勞工政治；勞工政治包括以工會為構架的微觀、中觀勞工政治與以勞工政黨為構架的宏觀勞工政治。



壹、何謂勞工政治



1、微觀政治、中觀政治、宏觀政治

說到政治，人們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觀政治，也就是國家層面的權力來源、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其核心的範疇就是民主與專制、憲政與專政、權利與權力、階級與政黨、公民與國家等宏大的概念。與此同時，政治學通常也就是宏觀政治學，即壹門研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態、國際政治等等宏觀政治現象及其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社會科學。

這種對政治和政治學的界定，具有壹定社會歷史觀和方法論的依據：通常，人們對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平面的、橫向的三分（經濟、政治、文化），或者進行立體的、縱向的二分（國家與民間社會），於是就把“政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明確地劃分出來了並加以專門的研究。這種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或層次本來就是相互滲透的，社會生活本質上是流動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結果又要還原、復歸到相互滲透、流動不居的整體社會生活之中去，這樣壹來，不管是三分法還是兩分法，就都不是絕對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於對普遍聯系的整體把握之中去，這才算完成了壹個理論思維的完整的流程。

實際上，“宏觀政治”作為壹個社會的上層結構、作為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微觀的、中觀的社會生活中逐步、逐級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微觀社會生活和中觀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政治”的元素，因為微觀和中觀層面也存在較小範圍的公共領域，也存在公共管理問題，也存在壹些人對於另外壹些人的影響力、控制力乃至強制力的現象，這種影響力、控制力和強制力其實也是壹種微觀的和中觀的“政治權力”，正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出宏觀的、最高的國家政治權力。

另壹方面，國家政治權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運行、要有效地治理整個社會的話，恰好又需要通過中觀的、微觀的“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地、逐級地得到貫徹落實，這不僅有賴於直接隸屬於國家、作為國家權力之延伸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而且也有賴於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和協助。可見，不管是國家權力的產生還是國家權力的運行，都與微觀和中觀政治權力的存在和變化息息相關。

2、微觀勞工政治、中觀勞工政治、宏觀勞工政治

所謂勞工政治，就是勞工階級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政治意識、政治組織、政治行動、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現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微觀的勞工政治

從微觀政治學角度來看，即使是最初的業主制私營企業，也是壹個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員組成的高度嚴密的組織體系，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有學者稱之為“資本霸權”或“工廠專制政體”，分散、孤立、無序的工人個體壹旦進入這個體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統治，工人可以離開這個工廠，因此表面看來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進入另壹個同樣體制的工廠，因此實質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個體性的，包括消極怠工、破壞機器、對老板和管理人員的人身傷害，但這都是無效的，反而加強了資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個真正有意義的微觀政治行動是聯合起來，以組織對組織，以團結起來的集體力量反制壟斷性的資本力量。這就是工會的出現和發展。工人的第二個微觀政治行動是通過工會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勞動保險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把勞動力的個別定價方式轉變為集體定價方式，以集體討價還價取代個別討價還價，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加強工人在工廠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工人微觀政治權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個微觀政治行動是罷工，通過阻斷生產鏈條並給資方造成重大的損失，迫使資方答應自己的要求，其微觀政治含義更加鮮明，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攻擊性和強制性，是對資本霸權和工廠專制政體的壹種有力的制約。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也可以稱之為較低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進入20世紀，微觀勞工政治發展到第二階段：工人進壹步要求分享企業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工人委員會、工人董事和工人監事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常設機制。如果說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都是對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外部制衡的話，那麽參與管理甚至勞資共決，就是工人登堂入室，進入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對企業的重大和根本決策施加直接的影響。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稱之為較高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2）中觀的勞工政治

中觀的勞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業範圍，而在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級別形成更大的聯合，成立行業工會、產業工會、地方性總工會乃至全國性總工會。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場經濟和自由結社條件下，即使是全國性的工會聯盟，也是多元競爭的社團組織，也不屬於宏觀政治的領域和範圍，其主要職能是與相應的雇主組織進行中觀層次的集體談判，組織中觀層次的產業行動（罷工），對資方形成中觀層次的威懾和制衡，以改善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層次上特定工人群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狀況。

（3）宏觀的勞工政治

宏觀的勞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層面即國家政權、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層面，表達和實現工人階級的權利、利益、意誌和願望，通常由以下幾個環節或者方面構成：

壹是爭取工人作為國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由於財產的限制，工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工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旨在爭取普選權及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從那以後，各國逐步實現了下層和底層民眾的普選權。

二是通過勞工運動的強大壓力，使“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由壹種工人自然行使的權利，變成壹種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權利，從而大大減少了自發的、野貓式罷工的數量，使勞資博弈進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國家層面的勞資政三方機制，成立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這樣壹種調整勞資關系的特殊機制，這個委員會在勞資關系的立法建議、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權力並負有特殊的責任，其級別和權威不僅高於勞方組織和雇主組織，而且高於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對勞、資、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約束力。

四是在19世紀後期就出現了勞工政治的最高級別和最高形式，即勞工政黨。壹般來說，歐洲各國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自居為工人階級政黨，通過議會選舉進入立法程序，把有利於工人階級的議案變成國家法律，如果獲得議會多數，還可以上臺執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強制性地貫徹和落實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

3、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在現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偉大歷史地位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豎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目標，資產階級革命初步建構了實現這壹目標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應該說，這為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準備了壹定的形式構架和制度條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縱深發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上升到了現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的高度；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就會停留在資產階級狹隘的範圍內和低級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轉變為現代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法治，就不會有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

首先，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全面下沈和落實到了工人階級等下層和底層民眾身上，這包括生命權、財產權、就業和擇業權、遷徙權、幸福權、新聞言論出版權利、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利、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企業和國家管理的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等。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這些權利對於社會下層和底層就是殘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備。

其次，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憲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變成實質的，由社會上層獨享的變成覆蓋全社會的。此前，議會民主制只是所謂社會精英或社會上層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的政治形式，即社會上層的不同黨派或利益集團（如托利黨和輝格黨）輪流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實質上還是壹種專政。正是勞工政治力量和勞工政黨的崛起並且通過贏得議會多數而成為執政黨，才形成了現代社會中左與中右、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競爭和政治監督並把國家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勞工政治和勞工政黨，就沒有較高階段和較高形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



工會是微觀、中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勞工政黨是宏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工會與勞工政黨都是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而奮鬥，都是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但是工會與勞工政黨在屬性和職能、範圍和層次、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等方面有諸多不同，雙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的關系應該是壹種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系。

1、屬性和職能的差別

工會具有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經濟利益需求；工會具有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社會合作和身份認同需求；工會具有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要滿足工人的政治權利需求；工會具有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勞工政黨也具有這四個方面的屬性和職能，區別在於，工會突出和強調其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而勞工政黨突出和強調其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

工會首先是壹個勞工經濟組織，是工人們聯合和團結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集體抗爭的平臺，是集體討價還價的勞動力定價機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至於對宏觀政治的影響，那是通過輿論、院外遊說和院內勞工黨團等中介來實現的，並不以改變國家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為直接行動目標。與此不同，勞工政黨首先是壹個政治組織，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要改變宏觀層面的政治力量對比和政治結構，把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反映到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過程中去，通過取得執政地位，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

2、範圍和層次的差別

工會最初產生於企業這壹最基層和最小範圍的經濟組織，每壹個工會所產生的微觀環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觀意識、資方的情況以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是千差萬別的，工會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發性和無序性，只有經過長期的發育以後，才形成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聯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職業工會、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行業—產業工會，乃至由若幹全國性行業—產業工會聯合而成的總工會。工會範圍的擴大和組織層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條自內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線。與此不同，勞工政黨是在工會普遍存在和勞工運動高漲的基礎上，由少數具有明確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取向的人們——通常是支持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和工會領袖——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它壹開始就定位在宏觀和最高政治層面，然而沿著壹條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路線向地方、社區和企業擴展。

工會是平民組織，勞工政黨是精英組織。工會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勞工政黨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會之外必然會產生勞工政黨，是因為工會本身具有特殊性、具體性和大眾性，從自身很難產生出具有政治共識的政治組織力量，而勞工政黨彌補了工會的這壹結構性缺陷；之所以勞工政黨絕對不可能取代工會，而必須以工會為自己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是因為勞工政黨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對全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團結和動員工作，工會正好彌補了勞工政黨的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會和勞工政黨連接起來的紐帶是壹種供求關系，即普通工人和工會具有對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勞工政黨具有滿足這壹需求的價值導向和能力。工會是工人階級的基礎結構，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的上層結構，二者構成完整的工人階級政治結構。沒有勞工政黨，工人階級就會停留在自在的階段而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沒有工會，工人階級連自在的階級都談不上，勞工政黨就不成其為勞工政黨，而只能是某個自娛自樂的政治清談俱樂部。

3、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的區別

工會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微觀和中觀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以集體談判、產業行動推動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和均衡發展，通過參與企業和行業管理來追求企業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勞工政黨的活動領域主要是社會公共空間和宏觀政治領域，以思想和意識形態論爭聲張勞工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經濟政治文化主張，通過贏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選票成為參政黨和執政黨，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和政策。

4、工會與勞工政黨的分工合作關系

由於以上的共性和差別，工會與勞工政黨就必然形成壹種分工負責、合作互補的關系：工會是勞工政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主要中介和紐帶，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基礎部分，是勞工政黨賴以獲得工人階級選票的主要動員和組織機制；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和工會在議會和宏觀政治領域的代表，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上層部分，負責向議會提出議案和法案並爭取獲得通過，爭取成為執政黨並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工會與勞工政黨的組織方式和組織機構是相互銜接的，勞工政黨可以從工會發展黨員，黨員可以以工人身份競選工會領導人，工會也可以向勞工政黨輸送領袖人物和議會黨團代表，但工會和勞工政黨不能合並，不能相互替代，它們之間也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5、共產主義勞工政黨與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對工會的不同態度和政策

上述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模式，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政治結構和政治發展規律的，得到了大多數工人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個模式正好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與工會關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勞工政黨即共產主義勞工政黨或共產黨，並不認同這壹模式。它從徹底否定私有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這壹理想和目標出發，自命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認為自己有責任也有權力加強對工人群眾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並按照所謂民主集權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階級動員和組織起來，引導和領導工人群眾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於是勞工政黨與工會的關系就變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工會就成了實現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個模式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曾經取得了壹定的影響，與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展開了長期的競爭並終於被歷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個模式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且成為政黨與工會關系的主導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裏，共產黨本身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即權貴官僚階級，而工人階級重新成為被統治階級，工會則成為黨統治工人階級的“橋梁和紐帶”。



三、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這裏統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簡稱社會民主黨。

1、社會民主黨是勞工政黨或工人階級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創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和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1864年），是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政黨的雛形。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第壹個規範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其前身是1863年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1869年，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1875年兩者合並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891年10月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80年代末，又有16個歐美國家成立了工人階級政黨，當時大都叫做社會民主黨，並於1889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壹戰結束前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共產主義派別獨立出去成立了共產黨，並在列寧的倡導下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二國際於1923年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並於1951年重建為社會黨國際，迄今已有200多個成員組織，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且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早就在1943年被蘇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重新建立國際性組織。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壹個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聲稱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指社會民主黨是修正主義政黨，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資產階級政黨，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也是對歷史地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智商和判斷力的侮辱。

2、社會民主黨是認同、踐行和推進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政黨

自由主義政黨強調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則強調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義。不過正像自由主義政黨也承認壹定程度的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義壹樣，社會民主黨也以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為重要前提；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以平等壓倒和取消自由，永遠會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保持壹種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可以接受的張力。《法蘭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綱領》等社會民主主義的經典文獻反復重申了這壹基本的價值理念。

3、社會民主黨是憲政民主政黨

社會民主黨不僅繼承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議會民主制、多黨制、有限政府、三權分立），而且把憲政民主發展到壹個新的歷史高度。19世紀部分無產階級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種反憲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傾向，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制只對資產階級自己適用，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才是壹種實質民主，而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而言，這種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虛偽的民主，而且轉化為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實質上的專政和專制。因此，他們希望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民主，壹種比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級、在實質上更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並借助於這種民主徹底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過這樣壹來，民主便與憲政分家了，按照事物發展的邏輯，無產階級民主就成了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直至變成能夠自上而下地控制經濟、文化和全部生活領域的極權政治力量。

意識到這種危險，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及其思想代表，就拋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把自己納入憲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們認識到，雖然資產階級在憲政民主中占盡了優勢和便宜，但憲政民主本身並非資產階級的專利，從其產生過程來看，憲政民主是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與資產階級壹起流血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從憲政民主本身的性質來看，它並沒有從學理上和法律上宣稱它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是確認了“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確認憲政民主是“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憲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適性的“形式規則”，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在這套形式規則下，逐步地爭取和落實自己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使形式的民主成為實質的民主。無產階級應當在這種普適性的憲政民主規則下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其他階級壹起把憲政民主發展到更高階段。從20世紀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正是在憲法、多黨政治、代議民主制等等憲政民主規則下為無產階級爭取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使憲政民主獲得了更為普遍的實質性內容，越來越多的人以至全體公民都實際地成為憲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會民主黨是恪守和推進法治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擴展政治民主和倡導直接民主，無論如何推進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無論如何擴大國家的權力範圍和政府的職能範圍，永遠也不會突破公民權利至上、社會為本國家為用、有限政府的憲政基本原則，永遠不會拋棄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於權、司法獨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永遠接受反對黨、公民個人、社會團體、公眾輿論的制約和監督。只要存在著私有制、市場經濟、階級和階層的劃分、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社會民主黨即使獲得長期的執政地位，也不可能變成壹黨專制和壹黨獨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權治和王霸統治。

5、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經濟剝削，推動以工會、集體談判、罷工為基本形式的勞工運動，推進勞動力市場的集體定價機制的建立，推進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推進社會個人所有制和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黨反對階級不平等，推進階級之間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進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勢力均衡，推動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轉化，推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匯合；社會民主黨反對政治壓迫，反對世界上還在相當範圍內存在的極權、專制和權治，推動全人類實現普遍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民主黨反對社會區隔和社會不平等，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民主黨反對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動每壹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

最終，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發展，隨著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的消失，社會民主黨也會像自由主義政黨壹樣進入歷史的博物館。

第五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對立走向融合



“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是壹個綜合性概念，是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思想文化四個方面的統壹體。在分別論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與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基礎上，本章接著論述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現代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演變的壹個“世界歷史性”的現象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而並入資本主義陣營，而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崛起壹種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西方意識形態專家斷言，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社會主義而統治了全球，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同化”、“壹體化”於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已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另壹些人則只承認社會主義受到暫時的挫折和失敗，社會主義終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持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正在“合流”或“趨同”。



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



壹、早期時代



早期資本主義在歷史上被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不加幹預，資產階級以各種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並且憑著資本的優勢地位對勞動者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勞動者在工資收入、工時、勞動強度、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權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種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必然引起強大的社會反彈，於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起來。1871年，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這是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第壹次試圖從整體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家的首次實踐。資產階級雖然殘酷鎮壓了巴黎公社，但也從其自私、偏狹、粗野、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驚醒過來。首先，從純粹“經濟人”和“經濟理性”角度出發，資產階級看到了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不僅給整個社會和民族帶來災難，也給資產階級造成巨大的損失——付出這樣高的“成本”和代價，對於資產階級是劃不來的，如果能夠實行壹種緩和階級矛盾、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溫和的統治，在經濟上是劃算的；對無產階級做出壹些讓步，近看是損失，遠看則符合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其次，資產階級看到了無產階級追求人權、尊嚴、自由和民主的強烈的要求和強大的決心、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他們因為害怕遭到無產階級的反抗和報復，而不得不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人、作為勞動者所應享有的基本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二、資本主義的四次大調整



1、第壹次大調整

1871年以後，資產階級進入第壹個歷史調整時期，在這壹時間，普選權得到進壹步落實；各國都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立法，確認了工人結社的權利，確認了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合法地位；到20世紀初，各國先後通過了有關勞動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體談判、集體合同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調整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壹個前所未有的蕭條時期，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業，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人運動又走向壹個新的高潮，法西斯主義也乘機崛起，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為拯救這壹危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系統地提出了壹套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否定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關於供給本身能夠創造充分需求、市場機制本身能夠保證充分就業的理論，主張在市場之外由國家來幹預市場以創造和擴大有效需求、增強消費和投資取向，以此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幹預經濟不是國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場，而是通過壹些間接的方法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經濟杠桿，來調控市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率先采用了凱恩斯主義，實施“新政”，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二個歷史調整時期。這次調整，使資本主義得以渡過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並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3、第三次大調整

二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繼續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同時，吸收福利經濟學、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二元經濟論等其他經濟學理論，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作了更大的讓步，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歷史調整時期，不僅繼續在宏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加以調整，而且開始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加以多層次、全方位的調整：

（1）宏觀層次上的調整

壹是國家利用計劃、稅收、貨幣、利率等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限制資本主義的過度壟斷、過度競爭，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使戰後避免了像30年代那樣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

二是國家不僅通過稅收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國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資本和生產領域（壹般占國民經濟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訊、國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產業以及適合於由國家實行“自然壟斷”的產業，由此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國民財富用於進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方面的勞動保險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資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得到了社會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勞方和資方的三方協商機制，即由政府、勞方和資方共同建立壹個機構，就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協商並做出決定或協議，這壹機構壹般稱之為“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等。

（2）中觀層次上的調整

主要指勞資雙方在產業或行業壹級舉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在西方國家中，除美國以企業級談判為主，瑞典等國以中央級談判為主，大部分國家均以產業級、行業級集體談判為主，中央級談判以此級談判為基礎，企業級談判也以此級談判為最低標準。談判內容涉及工資、工時、休假、請假、解雇、學徒、福利、職業培訓、勞動安全和衛生、勞動保險、社會保險等各個方面。

（3）微觀層次的調整

壹是企業級集體談判，指以企業工會為壹方、以企業雇主為另壹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等涉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這種談判在美國是集體談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國也是中央級或產業級集體談判的重要補充。

二是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二戰以後，工人參與管理已成為壹股世界浪潮，成為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主流，各國湧現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國“勞資共決制度”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與勞資集體談判不同，勞資共決制不限於職工勞動權益，而進壹步擴展到職工對企業的民主管理權利和企業利潤的分配權，企業重大生產經營問題，都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企業成為勞資雙方的利益共同體。

三是股權多元化和職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紀以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壹種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傳統的家族企業大部分都成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向全社會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購置其股票；後者是指企業內部職工擁有企業的部分股權，這部分股權與其勞動者身份是統壹的，不能隨意轉讓，更不能上市交易。職工持股運動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倡導和推動的，其理論基礎是“二元經濟論”，認為資本與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兩個基本要素，在正常經濟運行過程中，任何人不僅可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收入，而且還應通過資本獲得收入，經濟制度的設計應當既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又能達到社會公平，使每個人都能同時獲得兩種收入。與集體談判和勞資共決不同，職工持股已是資本主義在產權層次上的調整和改革。如果說集體談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勞動者權益，勞資共決是工人以勞動者集體的身份分享資本權力和利潤，那麽，職工持股則是工人、勞動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個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資本的權利，資本主義的調整由勞動環節轉入管理分配環節，再由管理分配環節轉入產權環節。

四是企業的法人化和公眾化，由於集體協商和勞資共決的不斷完善、企業股權的日益多元化和內部職工化，由於養老基金等法人資本日益進入企業和法人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由於消費者權益和消費者主權的確立，由於社會和公眾對企業外部影響的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企業日益成為法人企業和公眾企業，傳統物質資本家對企業的決策權力越來越被削弱，企業董事會越來越成為股東代表、雇員代表、消費者代表、聯營公司代表和公眾代表的“共決機構”；企業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成為“民主的”；企業經營由單純的利潤目標向利潤目標和社會目標的結合轉化。雖然利潤的絕對量還在不斷增長，但利潤在各個當事人之間的分配則日益趨向於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調整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初步進入信息服務社會，到90年代，西方社會已初步邁入信息服務社會的高級階段——知識社會，資本主義也由物質資本主義階段轉入人力資本主義階段。如果說，凱爾索的職工持股計劃仍然是以假定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為前提的話，那麽在現代新興的高科技企業中，智力勞動者則直接以人力資本分享和擁有企業股權。例如，微軟公司已培養出3000名百萬富翁，這些人當初並沒有對公司投入什麽物質資本，但他們成了真正的資本家——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壹種新的資本和企業產權構成方式應運而生，物質資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傳統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已經過時，壹種以對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無形資本價值的確認和評估為主的新型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將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已進入第四個歷史調整時期，這壹調整將在前三次調整的基礎上，使資本主義更為合理化。

20世紀初期，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壹預言已經落空。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具有極強的應付挑戰和自我調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極為強勁的生命力。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壹種缺乏應戰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的制度（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往往不僅給它本身，而且給生活於其中的人民大眾帶來可怕的災難。



社會主義的歷史演變



與資本主義壹樣，社會主義也經歷了壹個歷史演變過程。恩格斯說，由於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由於找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具體道路，社會主義便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後人根據恩格斯這壹論述，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以區別於在他們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在他們之後的“民主社會主義”，而在整個20世紀，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構成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責後者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塗脂抹粉的、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後者指責前者拋棄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會的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



壹、馬克思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改造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初的、粗糙的形態，表達了早期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馬克思對它進行了三個方面的重大改造：

1、賦予社會主義以壹種新的哲學基礎

正如資產階級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封建專制制度壹樣，空想社會主義也是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兩者具有同樣的思想基礎和思維邏輯，只不過對自然權利和人性的解釋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財產和自由等個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而後者則把平等、團結、公共利益等群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

馬克思則摒棄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方式，而確立了壹種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他在壹種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具體歷史關系中來把握人性、人的權利和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根據對人類基本生存方式（物資生產勞動）和對人類的生存基礎（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靜態的和動態的分析，找出壹種決定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力量（生產力），找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由此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和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歷史階段，或“人的依賴關系——建立在物的依賴關系上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三個歷史階段，或“人類史前史——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因此而獲得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背景。馬克思由此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平均主義、禁欲主義成分，而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物質文明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其獲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的基礎之上。

2、為社會主義提供實證經濟分析依據

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停留在經驗描述的層次上，它們歷數資本主義社會各種黑暗、荒謬、醜惡的現象，而不能進壹步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而馬克思則把畢生精力用於《資本論》的創作，旨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和規律，他終於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那就是無限制地追求利潤，而利潤實質上是對工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由此，馬克思發現了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科學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根本矛盾，正是這兩個矛盾，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滅。

3、尋找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空想社會主義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憤怒詛咒和對理想社會的道德訴求上。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只是壹個受苦受難的階級，無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別人的拯救，他們找不到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和具體途徑。馬克思則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無產階級的真實地位，使無產階級獲得明確的階級意識，由壹個“自在的階級”變為壹個“自為的階級”，同時，馬克思還指出，無產階級因為代表社會化大生產，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是壹個有遠大前途和肩負世界歷史使命的階級，能夠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主體。馬克思認為，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與其同時代的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水平、利益、願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的歡迎。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兩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縱深”，站在今天的歷史高點返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說，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會主義科學化的第壹步，而沒有終結其科學化的全部歷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既有寶貴的科學成分和恒久價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烏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有其只適合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暫時的並被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為已經過時的層面和成分。

1、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方面

人類歷史上，有些偉大的導師，今天以至未來的人類都要反復聆聽他們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發出的教誨：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耶穌•基督、穆哈默德、釋迦牟尼……就是這樣的人物，馬克思無疑應列入這些偉大導師之列。馬克思繼承了歐洲偉大的科學傳統和人道主義傳統，創立了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從這種哲學出發，他為人類展現了壹個理想的社會和未來真正人的歷史，在那裏，勞動、創造成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賦和本質力量的發揮以及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個體與類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存在與本質的矛盾、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的矛盾、必然與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決。不論這種理想社會在名稱上是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叫做別的什麽，都是我們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這壹超越的層面，像壹面永遠激勵和鼓舞人們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輝旗幟。

2、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空想的和過時的方面

馬克思處在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還是作為其否定面和對立面的無產階級，都處在不成熟的、不發達的歷史階段，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文明、整個時代的局限。顯而易見，當馬克思從價值層面進入操作層面、從理想層面進入現實層面時，他的思想不能不帶有他那個時代特有的弱點。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源、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在財富創造和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內在作用，而把價值和剩余價值全部歸之於直接生產勞動者，這壹理論是以科學和客觀的面貌出現的，但實際上其中包含了強烈的主觀傾向性，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然而，憤慨是正當的，而仇恨則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滅剝削是正義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會財富則是非歷史的、不現實的，壹旦這壹要求得到實現，必然會取消其他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從而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這壹點，無論是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是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確的自省意識。馬克思旗幟鮮明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把全部同情都傾註於無產階級，因此，在他明確地表達無產階級已經成熟的歷史要求時，也不自覺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的、不現實的歷史要求，與此同時，也過早地否定了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性。

（2）馬克思指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中斷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然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壹設想也符合當時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忍受剝削和壓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馬克思根據當時無產階級的素質、能力和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設想出來的壹條具體途徑，這壹途徑固然比空想社會主義實際得多，但依然帶有無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因為無產階級當時的素質和能力不足以從資本主義內部、從經濟領域內部逐步地改造資本主義，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這壹集體的、整體的政治行動來從外部全盤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壹種“共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這種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獲得成功的話，必須具備兩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即無產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素質和能力，同時又都具有大公無私的道德品質。然而，無產階級並不具有這兩個條件。既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無產階級較低的素質和能力以及對自己道德水準的主觀自信和道德力量的誇大的基礎之上，那麽可以說，這個理論也就帶有濃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馬克思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階段表現為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大壹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式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和整個社會文明極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而當早期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此時，無產階級因為與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處於壹種外在對立狀態，無法滲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於是便以壹種對立物取而代之，在無產階級的主觀意識中，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壹種完全異己的、對立的力量——付諸實施時，就必然墮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恩格斯逝世以後，他開始全面批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吸收了與馬克思、恩格斯展開激烈競爭的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重要理論成果，並於1899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

如何評價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思想，壹直是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爭論的壹個問題。如果繼續堅持共產國際當年的立場，那麽，伯恩施坦主義無疑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壹個不斷倒退和下滑的過程，最後終於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汙了。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民主主義壹直具有強大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並獲得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這壹事實，那麽伯恩施坦就會得到非常高的評價——他是整個20世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他像馬克思恩格斯壹樣開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看，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壹個上升的過程，是社會主義隨著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壹個過程既反映了也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不斷發展壯大、不斷獲得新的解放、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的過程。

不錯，伯恩施坦拋棄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許多具體結論，“降低”了社會主義的目標，“緩和”了社會主義的激進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會主義更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這壹點已經被20世紀的歷史所證明。今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續鼓吹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人，基本上已經絕跡了。可以說，伯恩施坦並沒有拋棄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精華的、具有深遠歷史價值的成分，毋寧說，社會民主主義把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壹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歷史環節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了。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綱領



伯恩施坦雖然已明確地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民主的社會主義”，但各國社會民主黨並未采用這壹叫法，還依然采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指導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大力開展議會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恢復和穩定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很大發展，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挪威等國的11個社會民主黨、工黨先後參政和獨立執政，通過立法和政府行為，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經濟條件，在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國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執政地位的英國工黨最先倡導恢復社會黨的國際組織。1951年，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成立了“社會黨國際”，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的決議即《法蘭克福聲明》，正式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概括各國社會黨的目標、任務、理論和政策。此後，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西歐24個國家中，有28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擁有2000多萬黨員和2億多選民（占西歐各國選民的半數以上），擁有5000萬工會會員（占西歐工會會員的70％以上），大多數社會黨在議會中居於第壹、二位，已成為西歐主要的執政黨、參政黨和反對黨；在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長期或輪流執政。在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會主義的勢力也在迅速發展。

現以《法蘭克福聲明》為藍本，參考近幾十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將其要點介紹如下：

1、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社會民主主義壹般承認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馬克思分析社會的方法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思想來源之壹，但只要社會黨人的共同目標是建立壹個“社會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制度”，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基督教倫理學、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康德的倫理與啟蒙思想、黑格爾的辯證歷史哲學、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源。社會黨是壹個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黨，不把任何壹種學說宣布為絕對真理；社會黨的指導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

2、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和基本價值

（1）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後來，越來越多的公民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掌握著他們未來命運的鎖鑰。社會主義向所有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必須予以消滅的人們發出呼籲。

（2）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占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利交給全體人民，創造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從事共同工作的社會，壹個每個人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作為公共生活中服務性的壹員負責地參加人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社會，壹個消滅了剝削的無階級的社會。

（3）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系，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公正是通過在社會中給每個個人提供同樣權利和均等的生存機會，而實現著每個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間負有責任並相互幫助的情況下，才能友愛地相處。

（4）社會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勢力或第三條道路，它與共產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共產主義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傳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權的地方，建立壹黨獨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把它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強迫勞動的基礎之上，並造成財富和權利上的懸殊，從而形成壹個新的階級社會。

（５）社會主義是壹項持久的任務。民主社會主義不許諾壹個人間天堂來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也不是壹個新的社會制度的盡善盡美的計劃；它更多地是通過爭取並捍衛自由、公正、相助，同時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經受檢驗而實現自身。

3、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

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

（1）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改良而建立壹個新的社會。

（2）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不僅尊重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而且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民主社會主義取得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

（3）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形式的階級專政和實行專政的階級，因為任何壹種階級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都將導致國家或權力機關的膨脹和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

4、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謀求建立壹種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的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

（2）民主社會主義實行公有企業、私人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經濟”體制。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可同時采用把私有企業國有化、創立新的公共企業、市有和地方性企業，或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形式。在重要和廣泛的生產範圍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型工業，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的市場經濟。在私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應該有廣泛的競爭，同時，通過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來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說得最明白：“社會民主黨贊成在凡是真正存在著競爭的地方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在凡是市場受到個別人或集團控制的地方則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經濟領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實行市場競爭，只要有需要就實行計劃。”

（4）無論在公有企業，還是在私有企業，都要實行廣泛的經濟民主，讓所有的工人都參與決定，不僅在就業問題和企業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參與決定的權利，而且在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方面與資方享有平等的權利。

5、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和文化進步

（1）在全社會範圍內公平地分配生產成果和國民財富，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保證所有人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生活福利的權利，因年老、殘廢與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權利，適當的住屋的權利等等。

（2）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所有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

（3）解放和發展人類個性和道德上的價值，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精神的發展和在文化方面發展完整的人格打開道路，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和鼓勵人類的創造願望。

6、關於社會黨的性質、階級基礎和組織結構

（1）社會黨認為，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對抗的緩和，隨著中間階層人數的增多，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不應局限於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應向壹切反對資本主義的公民開放；社會黨已由工人階級政黨，變為“人民黨”、“全民黨”，變成壹個以工人為主體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眾性的各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職員、公務員、農民、手藝人、零售商、知識分子等壹切中間階層都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

（2）社會黨是無條件地實行民主原則的黨，不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黨，而且是組織上高度自由的黨。社會黨堅決反對民主集中制，主張黨內少數派有存在並轉變為多數派的權利，主張每個黨員有以其本來面目存在於黨內的權利。



五、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和誤區



1、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劇變，使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壹時陷入低潮，處於守勢，許多社會黨失去了執政地位。正如皮爾森所言：“在戰後的初始階段，甚至右翼政黨也不得不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限定的框架內活動，而現在形勢反轉過來，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了。”民主社會主義本身陷入了國有化、福利國家、經濟滯脹、生態問題等諸種危機之中。

2、民主社會主義的誤區

導致民主社會主義上述危機的原因，除了與資本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面臨同樣的客觀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劇增、生態環境的惡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業經濟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會主義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誤區，舉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輕經濟自由；重宏觀調控，輕微觀改造；重分配領域的改革，輕所有制的改革；重就業、福利和經濟增長，輕生活質量和生活。

這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什麽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福利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會失去後勁，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社會民主黨能贏得較多的選票，而在經濟衰退時，廣大選民，包括工人階級，就會拋棄以至反對社會民主黨，並轉而支持資產階級政黨。今天，我們不能說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和失敗了，事實上，它仍然擁有普遍的和強大的社會基礎，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不從上述誤區中走出來，如果不重新檢討自己的綱領、目標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種已經變化了的歷史基礎上，如果不適應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物質資本主義向人力資本主義、狹隘的少數人的資本主義向普遍的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轉化這壹偉大的歷史潮流，那麽，民主社會主義被拋棄和淘汰的命運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場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的諸種誤區可以歸結為壹個總的誤區，那就是它沒有建立壹個微觀的經濟基礎和所有制結構，壹種既與自由市場經濟相融又保證高度的社會公平的經濟制度。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來看，僅僅通過國有化、國家幹預和社會再分配（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些宏觀改革，是不可能建立這樣壹種制度的。必須進行企業產權和資本結構的微觀改革。“市場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這壹改革的壹種設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如克•皮爾森所言，是“把經濟的社會所有制原則與繼續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商品（包括勞動）的做法結合起來的壹種經濟和社會制度。”它的兩個基本環節就是市場和社會所有制。

（1）市場。對於市場社會主義來說，市場不僅是社會主義取得更大經濟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社會民主和提高社會公正的途徑。取消市場競爭，不僅將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無法達到社會公正。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市場是主要的調節機制，而中央計劃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社會所有制。這是壹種與市場內在貫通、銜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與傳統的私有制是對立的，另壹方面又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因此，它處在壹個廣闊的社會平臺上，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壹種“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團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經驗來源

（1）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他認為隨著國家的消亡，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將取而代之。按照馬克思的辯證邏輯，這種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同時也就是個人所有制（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因為社會不是與所有個人抽象地對立的獨立實體，它本身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共同體。

（2）蘭格的競爭社會主義

20世紀30年代，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行性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壹種競爭的或模擬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可以在公有制基礎上模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下完全競爭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其具體方案是：工資和消費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投資率和積累率由中央計劃機關確定，工業品價格則由壹種從中央計劃機關到企業反復摸索估計的“試錯法”程序來決定。蘭格首次確認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壹致性和兩者結合的可行性，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第壹個擺脫蘇聯控制而主動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試圖依據的是馬克思的社會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種不同於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壹模式的基本要點是社會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會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不過，南斯拉夫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慢、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升高、外債負擔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因此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可以說，自治社會主義在相對消除了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兩極分化和國家統制主義），同時也把兩者的弊端集於壹身了（無政府狀態和產權不明）。

（4）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二戰以後，聯邦德國卓有成效地實行了壹種“社會市場經濟”即把自由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被認為是介於極權主義經濟（納粹主義強制經濟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它試圖在競爭經濟的基礎上，把自由首創精神同恰恰是由於市場經濟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會進步結合起來，具體表現在兩個層面：在企業和市場層面，把經濟自由與經濟民主結合起來；在社會和國家層面，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來保障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

（5）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悠久的合作經濟

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歷史，其源頭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等人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和勞動管理型經濟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種社會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宏觀環境中由工人、勞動者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壹種反抗資本主義的自發群眾運動。合作經濟在歐洲經濟領域中雖然只占產業活動的壹小部分，並總的來說處於某種邊緣狀態，但壹直在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

3、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決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爭論的焦點是，所謂社會所有制，是否認個人所有制的共有制，還是承認個人所有制的聯合所有制？是全體公民的整體、統壹的所有制，還是作為不同公民之間的合作的分散的、團體的所有制？第壹種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繼續，而第二種思路是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合作制的繼續。第壹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否定工人的個人所有，工人只有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經營使用權和收益權。但是，正如我們從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會所有制很難和國家所有制劃清界限，因為總得有壹個機構來代表社會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這個機構，不管是叫做“計劃委員會”，還是叫做“國家銀行”，都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壹種壟斷權力，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在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自由流動是矛盾的（只有壹個自由的資本市場才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這種經濟與其叫做市場經濟，不如叫做計劃經濟。另壹方面，這種模式不能防止各個工人團體從本位利益出發，對屬於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性經營，把本企業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漠不關心，同時，在工人團體內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義、“搭便車”和“吃免費午餐”的現象，不能防止沒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數票剝削那些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強的工人。第二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則沒有否認資本的個人所有權，只不過把資本雇傭勞動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了。但這種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傳統的合作社範圍內，解決不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問題、規模經營問題、勞動力自由流動問題等市場經濟中必然發生的問題。第壹種模式實際上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因此，出路在於改造第二種模式。



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不發達國家的異化和畸變



1、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模式在不發達國家的實踐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作為其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層面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提出的，反映了仍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初級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級階段，是工人階級處在不發達階段所能設想出來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物，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的實踐後，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成長和壯大，逐漸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拋棄。但是，這壹模式卻對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具有某種天然的適用性——這些國家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其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以至傳統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癱瘓了，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由於力量太弱還沒有形成統治能力，於是，這些國家的城鄉無產階級被推到歷史的前臺，成為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俄國等經濟文化落後以及工人階級本身很不發達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文明成果這壹前提和內核被中斷、否定和拋棄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專政的方式把壹種反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強加於整個社會的結果，就是把在馬克思那裏只是工具、手段和過渡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變成了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壟斷和控制，變成了與納粹極權主義異曲同工的共產極權主義。

2、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開創的壹條企圖通過非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它不僅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而且是國際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本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並非壹定要實現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實際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張長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只通過經濟杠桿引導私有經濟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通過政治暴力強制推行集體化、國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條道路對於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和威脅之下而急於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急於建設壹個強大國家的民族來說，確實是太漫長了。如果能夠既避免剝削、貧富兩極分化、壓迫、奴役等種種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弊端，同時又迅速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主，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壹種巨大的誘惑，能激起他們無限的希望、熱情和奮鬥精神。

事實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確實能夠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更為迅速、更為顯眼的經濟效率，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令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的工業化成就，因為國家可以集中全國的資源、資金和人力來達到某些近期目標，就像在戰爭中，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壹樣。這樣壹種集中的優勢和爆發力，是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然而，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與工業化和工業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對立的。所謂工業化和工業經濟，是指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並滲透和控制其他的產業（農業、服務業）。與農業經濟相比，工業經濟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產和消費直接結合的經濟，而是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經濟；它不是直接利用體力和手工工具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通過機器體系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產過程”；它不是利用簡單的經驗和技能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織這壹簡單的分工狀態的經濟，而是要求大規模分工和專業化，並在此基礎上達到壹種新的協作。很顯然，這種生產只有在廣泛的、發達的市場交換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市場交換又必須以生產要素的私有制作為前提，才會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這就是說，工業化、工業生產力和工業經濟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市場，工業化的目標本質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這壹手段和途徑才能達到。但是，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業化和現代化這壹目標卻在本質上是與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這壹手段和途徑相矛盾的，壹旦這種社會主義把工業生產力、科學技術、大規模分工和協作以及現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內部，同時也就為自己準備了壹種否定的力量，這種力量終將從內部摧毀它的外殼。這就是說，正好是因為工業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主義，而在工業經濟得到充分發展的狀況下，這種社會主義就越來越失去其現實性了。

3、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嚴格地說，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叫做社會主義，而只是社會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這就正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壹樣。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稱之為共產主義，與作為西方社會制度和發達國家正常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作了明確的區分。

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幾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對立的：前者追求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後者追求權貴官僚集團所有制；前者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後者實行國家統制經濟；前者實行憲政、民主、法治，後者實行極權、專制、權治；前者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後者實行壹黨制、共產黨專政、三權合壹；前者確保信仰、思想、言論自由，後者對所有人施行意識形態控制。幸運的是，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之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經土崩瓦解，目前僅在兩三個國家茍延殘喘而已。



八、歐洲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流



第二國際解體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紛紛獨立出來，成立共產黨，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倡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依然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觀點。1956年蘇共20大召開和共產黨情報局解散，為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68年歐洲17國共產黨支持“布拉格之春”並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權主義行徑，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獨立自主路線的形成；1976年，歐洲共產黨正式打出“歐洲共產主義”的旗幟，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和政策，至此，“歐洲共產主義”正式成為壹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個共產黨奉行“歐洲共產主義”理論，其中，在西歐24個共產黨中占14個，共擁有黨員330萬，約占資本主義世界共產黨員總數的75％以上，占西歐共產黨員總數90％以上，在西歐各國選民中，獲得約10％的選票，在議會中擁有壹定數量的席位。

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把自己界定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不同，歐洲共產主義則把自己界定為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觀點如下：

1、歐洲共產主義主張“獨特的民主道路”

放棄暴力革命，通過和平民主途徑實現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壓制反動派的政變；以結構改革的辦法，改造和利用國家機器，而不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2、歐洲共產主義主張“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

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以“勞動者政權”和“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由勞動力量和文化力量聯盟所領導的新政權”；實行共產黨起政治引導作用的“多黨制聯盟”，各政黨可通過普選輪流執政。

3、歐洲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對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同時發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區所有制等社會所有制形式；允許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多種所有制在壹定時期內繼續並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種形式過渡到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行經濟民主計劃，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把公有和私有企業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把國家、地方和企業的決策同勞動者的參與和監督結合起來。

4、歐洲共產主義的“新型群眾性政黨”理論

在指導思想上，不再沿用蘇聯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而改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偉大思想”等提法；對黨的性質，不再提“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改為黨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公民的“群眾性組織”；黨依然堅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對國家、社會實行絕對領導，而是與向往社會主義的不同政黨和團體建立政治聯盟。

從以上簡略論述可知，“歐洲共產主義”在急劇地遠離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而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甚至自稱是壹種“民主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歐洲共產黨人探索壹條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的努力。雖然在指導思想、最終目標、民主道路和黨的性質等方面，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還存在壹些重大的區別，因此不能說歐洲共產主義已經融入了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融為壹體的趨勢，在不遠的將來，歐洲共產主義融入社會民主主義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產黨”和“新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末流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壹些堅持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老共產黨，如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國外）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愛爾蘭共產黨、丹麥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馬耳他共產黨、土耳其共產黨，共有黨員35萬人，擁有少量的選民和議會席位。這些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學習蘇聯經驗，甚至以蘇聯為社會主義的“活樣板”。但在蘇東劇變以來，這些共產黨急劇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

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以來，先後從“老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壹些“新共產黨”，他們自稱是“馬列左派共產黨”，只有幾萬名黨員，沒有多少群眾基礎。這些新黨壹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把中國革命道路當作革命的樣板，並且“唯我獨尊”、“唯我獨革”，把其他共產黨都看成是修正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推行壹條極左路線，盲目拒絕合法鬥爭、議會鬥爭，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組織上陷入宗派主義，壹般又分裂為好幾個組織。80年代以來，這些新黨大部分已名存實亡，幸存的幾個新共產黨則開始糾正左的錯誤，表現出向“歐洲共產主義”靠攏的趨勢。

以上我們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變化的基本歷程。總的來說，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尤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社會主義走的是壹條上升的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壹度在近半個地球上獲得絕對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輝煌的頂點，但終於在20世紀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運動早在二戰以後就開始了衰落的過程。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急劇地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左的“新共產黨”和“老共產黨”急速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而“歐洲共產主義”本身又急速地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歷史大趨勢來看，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主要是壹種民主的、市場的、自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根據20世紀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能夠做出的壹種預言。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是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發展的世紀，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由誕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世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兩敗俱傷，而是同時得到發展；不是零和對局，而是雙贏。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無法解釋這壹復雜的歷史現實。這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的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什麽？



壹、社會主義的再定義



按照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是壹種全面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主張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追求自身和全人類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取代資本主義的壹種更高的社會制度和更高的歷史階段。如果按照這種說法，那麽，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這種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會失敗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只有把蘇聯東歐劇變解釋為暫時的失敗，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很快就會東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會主義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壹個變種，才能保持邏輯上的自圓其說。這是壹種極左派的解釋，很難讓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已經唾棄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人們相信，發達國家占全部選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和擁護者，也不會接受這種解釋。

有必要區分“社會的”（Social）和“社會主義”（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區分“個人的”（Individual）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壹樣。所謂社會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會的、合群的、合作的、互愛的、利他的壹面；所謂個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獨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這是兩個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實判斷，而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則是兩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價值判斷，是分別把“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誇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絕對的、普遍的東西，用其中壹個方面來概括整個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認和貶低另壹個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資本主義，正好是壹種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剝削、貧富兩極分化等種種負面的和醜惡的現象，因此，必然引起強烈的反彈，也就是引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和階層的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們不可能用個人主義去對抗個人主義，用利己主義去對抗利己主義，而只能以個人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這壹價值形態來表達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會主義”壹詞最早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的法國，是合作主義者的創造物，尤其是在聖西門圈子中，被用作“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於是，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抗、抗議，作為壹種“痛苦的呼聲”和“憤怒的吶喊”，作為資本主義的壹種解毒劑出現了。對此，歐洲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宣言》有比較準確的把握：“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反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

如果對社會主義做這樣壹種理解，那麽，社會主義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義的、“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形態出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形態出現，隨著歷史的進壹步發展，還可以“民主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態出現；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社會主義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孿生兄弟，也是它的對立面和否定面。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產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更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的壹派繼承者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說是最後和唯壹形態的社會主義，在他之前、之外、之後，湧現出更多的社會主義形態。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越是走向極端，越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越是野蠻和弱肉強食，社會主義的反彈就越激烈，越傾向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越傾向於采用集體至上、整體至上的“共產主義”形態；反之，資本主義越是溫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經濟”和顧及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貪婪、瘋狂的特點，社會主義就越是會相應減弱其激進和猛烈的色彩，而傾向於用民主的合作方式來限制和引導資本主義，並相對承認個人主義的合理性。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和互補



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反彈、抗爭和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早就已經被自己所帶來的負面的、消極的以至罪惡的東西所摧毀了。正如社會主義會發生自我異化，資本主義，如果不加限制的話，也必定會發生自我異化，也會造出壹種足以毀滅自身的異己力量。試想，壹個人對人像狼對狼壹樣的社會，能維持多長時間呢？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走向極端，結果必定是整個社會（包括資本家本人）同歸於盡。所以，資本主義為了使自己能夠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長期地發展下去，有時是被迫地，有時又會自願地接受它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的某些要求和原則，甚至從最深層的關系而言，資本主義內在地需要社會主義，因為任何壹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環境，任何壹個個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強加於所有的人，只不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還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個人與社會的深刻同壹性，還不能主動地追求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統壹，因此，這種統壹只能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外部對抗的、對立物互補的形式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反過來說，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要存在和發展下去的話，也不能采取壹種與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絕對對立的形態，不能要求立刻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同社會主義壹樣，也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包括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並無獨立接管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廢止了資本主義而實行壹種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為了能夠有效地管理整個經濟和社會，又不得不把從前門趕出去的資本主義從後門放進來。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得以長期有序發展而必須在同壹社會內部同時采用的兩種方法、機制和制度，反過來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同時以工業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兩者同時以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作為主要目的，區別只在於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和對所得結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資本主義不能在沒有社會主義的制約下單獨獲得長期發展壹樣，社會主義也不能離開與資本主義的共存關系單獨成為壹個獨立體系而獲得長期的發展——固然，這種獨立而大壹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全社會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並取得種種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由於它從根本上取消了全社會範圍內每個個體的私人財產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種種個體權利，窒息了作為社會發展源頭活水的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於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個體權利、個人自由）包含於自身之中，因此，雖然它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資本主義是平行的，但在社會制度的文明水準上和進步水平上，卻要比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現代資本主義低壹個檔次，這就決定了它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過程中，終於因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後勁而敗下陣來。這就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衰敗的根本原因。



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壹：社會資本主義



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已經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壹個歷史合題——社會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新的形態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資本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與少數人掌握多數資本和財富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資本主義、人民資本主義、平等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表現為無產階級的有產化、職工持股等等）；與經營管理決策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單純以利潤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公眾資本主義（表現為勞資共決和雇員、顧客、消費者、社團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與個體資本家擁有全部所有權並承擔無限責任的私人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資本主義（表現為股權多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限責任制度和法人財產權的確立）；與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勞動資本主義、人力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表現為智力勞動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資本）；與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缺乏社會保障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資本主義（表現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可以準確地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的和普遍的發展階段，是資本和私人財產所有權向全體公民普及化的資本主義，但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正因為這種廣泛的分化、多元化和個體化，才產生出資本和私人所有權的橫向聯合和社會化，如同普遍的分工產生普遍的協作壹樣。比如，在微觀層次，公司的法人財產權，不可能完全還原和分解為股東的私人所有權，因而在壹定範圍內具有公有的性質；又如勞資共決和社會公眾參與企業的管理，也是壹種社會化。在宏觀層次，國家通過經濟杠桿對市場的調節和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依法幹預、限制和懲戒企業不當的經營活動，國家通過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有這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改革和調整，總體上是在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通過立法途徑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資產階級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資產階級從本身的長遠利益出發，認識到緊張的勞資關系、頻繁的罷工等對抗性的因素會帶來巨大的損失，使“成本”劇增而利潤減少，不如多做壹些讓步，建立比較溫和的以至和諧的勞資關系，反而能使經濟穩定快速地增長，從“長時段”而言，會給資產階級帶來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互補性。



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二：資本社會主義



從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已經把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二個歷史合題：資本社會主義。這種新的形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新社會主義；與極權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主張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與否定市場經濟的計劃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競爭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市場調節經濟的主導作用）；與實行大壹統的公有制為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多元社會主義、民間社會主義（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營公有制和各種形式的私有制並存和交錯的混合經濟體制）；與政企不分的統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治社會主義（表現為工人參與管理）；與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權和自由的兵營式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由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確立的所有公民權利）；與激進的、上帝創世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可行的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暴力革命和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改造，而主張以經濟制度本身的自然演進為主，以國家調控和引導為輔）；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則可以準確地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

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不同，資本社會主義是壹種把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社會主義，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大退卻，是壹種極為溫和的、極為低調的社會主義，甚至於是對資本主義的投降，但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後腳踏實地地開始了它的上升和發展的過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長期鬥爭中開始認識到，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己的天敵，相反，通過階級聯合的政治行動，通過加強集體談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分享到資本的利潤並且直接轉化為有產者，在此基礎上鍛煉和提高自己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能力，否則，即算通過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也沒有能力接管經濟和社會，也成不了新社會的真正主人。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壹是在微觀層次滲透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逐漸將大部分資本和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過聯合的政治行動和議會民主道路，通過立法和國家的宏觀幹預，消除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現有利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這樣壹來，社會主義就能夠在保存競爭、效率、自由的基礎上不斷地提高社會的和諧、公平和正義的水平。試問，按照我們人類的天性和能力，我們除了按照這個思路實現這種可行的社會主義外，到底還能夠實現其它什麽更高級的社會主義？



五、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異同



從以上論述可知，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在許多基本原則上是相當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發展，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階層大多數公民和各種政治力量都認同的原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趨同，表明人類歷史上壹直存在著的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正在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在轉向階級之間的和平談判、協商和合作。這對人類來說，絕不是壹件壞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類文明取得的決定性的、實質性的進步，對這壹進步，只有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極右派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極左派才會感到失落，而廣大人民群眾則感到由衷的慶幸和喜悅。

但是，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畢竟還有壹些重大區別，即社會資本主義是壹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狹隘的、少數人的私有制轉化為普遍的、社會化的私有制，物質資本主義轉化為人力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下降為中產階級的過程；而資本社會主義則是壹個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單壹公有制轉向混合所有制，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無產階級上升為中產階級的過程。這個雙向的過程將在某種中間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雙方仍將存在長期的拉鋸、競爭以至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對抗。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壹旦完全合流和趨同，就意味著人與人、階級與階級、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基本得到解決，人類將進入壹個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歷史階段，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人的歷史”發展階段；那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將基本解決。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如他們曾經壹同產生壹樣，也將壹同消亡。

對這壹結論，資本主義的信徒們當然堅決反對，如弗蘭西斯•福山就宣稱，當代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歷史的終結”，現在的人類已是“最後的人類”；同樣，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也會大為不滿：怎麽？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之後的壹個新的更高的歷史階段嗎？難道社會主義不再是全人類奮鬥以求的理想社會嗎？

不錯，正是如此。正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別有其獨特的優越性壹樣，它們也都具有同樣獨特的局限性：資本主義把個體化、個性、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人的社會性、公共的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互愛；社會主義則把集體化、共性、社會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個體的權利、自由和個人的歷史本體地位。它們都是片面的，因此它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向對方趨近；壹旦它們完全合流，它們當然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同過去的歷史壹同消逝。這有什麽可惜的嗎？難道壹種既高於資本主義，又高於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不是更好嗎？

因此，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手、伴生物和解毒劑，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而成為壹種與資本主義平行發展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成為壹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的社會制度。它與資本主義同生共死。對今天的人類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弱點，因此，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殊死鬥爭中醒悟過來的人類，不應當再陷入那種狂熱的或冷酷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應當聰明地把雙方的優點結合起來，把雙方的弱點消解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相互競爭而又相輔相成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自由、競爭、效率、變化、活力，能夠充分調動社會成員投資、創業和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必然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平等、團結、合作、穩定、和諧，致力於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使人類能夠共同富裕和全面地發展，因而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糾正。資本主義要盡可能接受社會主義的合理要求，而社會主義要盡可能容納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當它們壹方力圖離開、否定、消滅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壟斷的、至高無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時，它們就都會因為走向極端而陷入荒謬和崩潰。

如果有人堅決反對這種觀點和態度，那就請他重新回去體驗壹下資本主義血腥的原始積累或者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家王朝的極權主義恐怖統治吧。



第六章 共產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從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歷史了。在中國歷史與人類歷史長河中，70年並不算長，但就中共政權給中華民族造成世界罕見和亙古未有的大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壹眼望不到頭的深重苦難而言，70年實在是太長了。



壹、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專制主義



1、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且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它決定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壹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壹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後，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壹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憲法性文件，具有壹些憲政民主的元素，承認各民主階級和民主黨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參政地位，承認私有制經濟的合法性，承認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部分兌現了中共對幫助它奪取政權的民主黨派和工農群眾的承諾，包含了壹些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但關於專政，關於工人階級、共產黨、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已經埋下了向大壹統社會主義極權專制轉型的伏筆。果然，僅僅過了四年，毛澤東就宣布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1954年憲法立刻對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開宗明義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人民在過去幾年內已經勝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的鬥爭，這就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又僅僅過了兩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壹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為了夯實這壹以閃電般速度獲得的勝利成果，1957年，毛澤東共產黨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發動反右運動，把55萬以上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黨內敢言之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至此，共產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機關，生產資料公有制壹統天下，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運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壹切，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制就完全建立起來了。

2、極權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共產黨會說，高度集權有什麽不好嗎？只要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為人民服務並且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對於資本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那好，就讓我們扒開這個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會主義等等美麗詞匯編制起來的畫皮，來看壹看它的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性質。

第壹，個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財產權、投資經營權、擇業權、遷徙權、信仰思想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自由選舉和公平競選權、自由婚戀權和生育權、隱私權等等壹系列人權和公民權利，不是被剝奪，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存在、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被弱化和虛化了，人民權利也就不復存在了。然則個人被剝奪的權利和利益跑到哪裏去了？個人的奉獻和犧牲被誰收走並享用了？當然不是那個抽象的、沒有身體和五官的、作為虛幻共同體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個自稱代表了人民的政黨，它成了壹個壟斷和占有所有個人的犧牲和奉獻的特殊利益集團。人民被當作聖物頂禮膜拜，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尊榮，但每壹個人民個體卻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壹無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擁有權力的人隨意指認為敵人的，因此人民什麽都不是，執政黨和官僚集團才是壹切，在這個所謂人民共和國中，舉凡壹切冠以人民名義的機構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日報、人民廣播電臺、人民電視臺、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學、人民醫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極其準確地置換為“共產黨”或“官僚集團”。

第二，個人之間橫向的社會聯系、由個人自由聯合而成的社團之間的聯系，統統被人為禁止和破壞了，人們之間只能發生由黨國官僚行政體制為軸心的垂直的等級關系，黨國社會化，同時社會黨國化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被取消了，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復存在了。試問，連公民社會都沒有了，哪來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黨國至上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最缺少本真意義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了，最缺少人們之間的自由聯合、平等交換、團結互助、濟困扶弱了，在權力拜物教和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下，不可能產生基於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嚴的公共利益和社會公正，最多不過有壹點黨國對民眾的父愛主義的、不斷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優良的私有制被消滅後，不可能產生由優良私有制轉化和擴展而成的優良公有制，而只能產生出壹種惡劣的私有制即黨國官僚集團私有制。它是壹種集團所有制，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並沒有量化到每壹個官員身上，共產黨作為壹個集團整體地占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它又是壹種私有制，這不僅表現在特權利益集團和統治階級成員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分享著所有者權益和剩余價值，而且表現在它具有強烈的壟斷性、獨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進入官僚等級體系的人，都不可能獲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獲得壹份由黨國自上而下規定的、僅供維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資料；在所謂的國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中，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實際的所有權、支配權、經營權、管理權、分配權和收益權，根本就不存在與黨國討價還價的余地，公有制對他們而言是徹頭徹尾的空有制和壹無所有制，他們只不過是黨國這個總地主和總資本家的農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和層面，它具有極權主義的壹切特征：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權力高於壹切、不服從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級專制主義的壹切特征，它的構成和運行機制，以縱向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為主，以橫向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為輔，後者決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單位範圍內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但任何壹級單位都必須對上級單位負責，為了避免出現某壹級單位做出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的決定，就必須賦予壹把手最後決斷之權，依此類推，中央也必須賦予最高領袖以最後決斷之權，而最高領袖則向抽象的歷史規律和人民意誌負責，實則是向壹黨專制的整體利益負責，只有這樣，才能維系共產黨專政的正當合理性、持久性和萬世壹系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並不是偶然的和主觀的，而是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最高表現形式。

第五，維系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制度的根本力量，絕不是黨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絕不是黨對生產力、經濟、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促進和推動能力，而是暴力和謊言，是以暴力為後盾的謊言和以謊言為文飾的暴力，它們通過制造普遍的恐懼和愚昧，來獲得人民的服從和忠誠，來維持其長久而穩定的統治。這個制度逼迫人民創造財富又把財富從人民那裏奪走，並沒有強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把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共同富裕而只是給人民帶來共同貧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間，竟然有三四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有數千萬人被無情殺害和傷殘！這是史無前例的人類大災難，是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駭人聽聞的大犯罪！

3、毛澤東時代的左右問題

這個問題分兩個層面來說。第壹個層面或者顯性的層面是，中共建政以後繼續革命，即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這是壹個不斷左化的過程，先是通過所謂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消滅了最右邊的；然後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次右邊的；最後通過反右運動，消滅了右傾勢力在政界和知識界的代表。到此為止，左的東西實際上已經壹統天下了，但毛澤東還嫌不夠，不夠左、不夠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滅漫長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壹切不夠革命、不夠先進的東西，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是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消滅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他昔日的戰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力量不僅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點，而且達到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點。毛澤東儼然成為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

然而物極必反，從另壹個層面也是更為深刻和隱性的層面來看，毛澤東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時間，實際上完成了從最左、極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極右的轉化，或者說，因為這個政權是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消滅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極左與極右於壹身，既是極右又是極左，是極左與極右高度統壹的利維坦怪獸：說它是極左，因為它以平等之名消滅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自由，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了壹個壟斷和控制所有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政權；說它是極右，是因為它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其中權貴特權官僚階級居於金字塔的頂端，普通幹部、工人和知識分子居於金字塔的中間，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農民則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農奴壹樣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內。

按照正常的政治邏輯，壹個偏左的政黨上臺執政後，在其施政過程中，會照顧到右翼的權利和利益，其政策會比上臺執政前向右邊擺動壹點，這樣壹方面還能堅持其左翼立場，另壹方面又能大體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舉消滅右翼。但是中共作為壹個左翼革命黨取得政權以後，不僅消滅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黨內不夠極左的力量也當作右翼消滅了，它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極左，這個極左政權在取消了從前境況較好的階級和階層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時，並沒有真正給予從前境況不好的階級和階層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讓他們普遍處於既無自由又無平等的奴隸狀態，只有位居金字塔頂的權貴官僚才享有為所欲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權。這樣的政權不是極右的政權又是什麽？



二、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制主義



鄧小平時代，泛指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由鄧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確定了大政方針的改革開放年代，包括鄧陳胡趙時期、江朱時期、胡溫時期，共計三十余年。對於這個時代，官方稱之為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等等，擁護普世價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極左毛派則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本文稱之為威權專制主義。

1、改革開放是極權專制向民間社會的松綁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話，這個壹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壹個最壞的時代：

第壹，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推進了，出現了世界上少見的、長達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老二，但是，為此付出的資源、環境、人權、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價也是驚人的和無法計量的，需要以後幾代人來償還。

第二，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是極權專制主義對民營經濟的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松綁，由此產生了相當壹部分比較優良的私有制並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存量巨大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從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以“三無”（無名、無法、無序）和“三不”（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說，從壹種虛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亦即真實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變成惡劣的私有制，從隱蔽的私有制變成了公開的權貴官僚私有制，而作為虛假公有制的虛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卻被大規模掃地出門，不僅失去了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且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就業權和勞動權。中國形成了壹種以權貴官僚私有制經濟為主、以民營私有制經濟為輔的經濟結構。

第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但市場經濟的自由度和平等度並不高，仍然深受權力操控，盡管進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私有制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壹度超過了國有經濟的總量，但最初的國退民進又轉回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占有60%左右的資源，卻只解決20%的就業，貢獻40%左右的GDP和稅收，這其中的超額利潤基本被“內部人”掌握並分配了，與此相反，民營企業只占有40%左右的資源，各方面並未受到平等對待，產權保護和經營自主權保護嚴重不足，壹部分已經破產，另有相當壹部分掙紮在破產的邊緣，但卻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中國經濟是壹種權貴官僚私有制與市場機制雜交茍合的、權貴官僚劫掠收割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剝削壓榨勞工的、畸形惡劣的市場經濟。

第四，政治體制也有某些松動，廢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實行了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壹部分民間精英進入權力體制，法制建設得到加強，依法治國入憲，人權保護入憲，出現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競選的試點，公民自發維權運動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但四項基本原則不容挑戰，八九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民間組黨行動、政治異議行為、有組織維權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仍然形同虛設，形成了嚴密的網格化維穩系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官民矛盾日趨尖銳。

第五，在社會領域，出現了新興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和新興工人階級等階級和階層分化，各類相應的社會組織獲得壹定的發育發展空間；開啟了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體系的建設，廢除了收容審查制度。但是，勞資矛盾日趨嚴重，勞工社會組織發育艱難，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大多數農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消費自由、婚姻戀愛自由等有了相當大的擴展，但只能作為消極的私人生活權利得以存在，不能作為憲政話題進入公共領域；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項公民權利作為既成事實也許能夠得到壹定的默認，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積極保障，壹旦觸及政治紅線，還會被無情地壓制和剝奪；世界經典名著和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被大量翻譯引進，但國內學術研究卻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對外開放和國際關系領域，大量引進先進機器設備、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不扛旗、不當頭、不輸出革命、停止或減少對外經濟援助、和美國及其盟國建立友好關系、“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中國經濟建設贏得時間和空間；積極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分工鏈條。但中國在對外經濟貿易過程中不遵守WTO規則、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用低人權低福利低成本優勢傾銷廉價產品等做法，也引起發達國家的警惕。

總起來說，改革開放是被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的中國人民倒逼出來的，是極權專制制度對人民的松綁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發出驚人的生產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跡。盡管政治制度沒有重大的變化，但私有制、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論自由，表明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專制主義已經轉變為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制主義，作為專制政治與市場機制、權力與資本的壹種亂倫式的結合，我們可以把這種體制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或權貴官僚資本主義。這是它的真實的身份，與什麽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沒有關系。

3、鄧小平時代的左右問題

對這樣壹個時代，如何從左右視角出發做出評價？

從表層來看，改革開放是極左體制向右、向後的壹種退卻，是壹種統治策略上的調整和讓步，以便獲得極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統治者的同意，獲得更多的統治資源、技術、手段和工具。這種解讀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讓人們看到極左體制是怎樣逐步放寬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和新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限制的。

但是這種解讀沒有看出共產極權主義體制融極左與極右為壹體、形左實右的本質，誤以為中共還在獨家壟斷左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因此任何從極左立場的退卻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現，於是就形成壹種凡是擁護中共統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離、質疑、抵制、不合作、反對中共統治的就是右派這樣壹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這恰好是60多年來中共壹貫的話語邏輯，只不過對左右的好壞評價顛倒了而已。中共這麽看不成問題，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實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間異議和反對人士也這麽看的話，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這個圈套就是，由黨國壟斷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價值，始終把西方率先發現和實現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而中共自己則永遠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代表；在這個圈套裏面，那些發生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真正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構成批判和制約的、倡導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左派就無處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站在壹起成為右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義順帶代表了。於是，西方社會中那種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為坐標體系的左右（極左、中左、中右、極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國來了。

因此應該從更為深刻的層次來看待改革開放。既然共產極權主義是形左實右的權貴官僚階級專政，在這種專政之下，廣大人民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那麽改革開放就不應該看作是權貴官僚階級主動的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利於民的過程，而應該看作是廣大人民群眾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抗爭和推動過程，是他們逼迫統治階級不斷做出讓步的過程，因此，這不是由極左向右方、後方的退卻，而是從極右向左方、前方的進步，正如秦暉所言，相對於極右的權貴官僚主義體制而言，不論是增加了自由，還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種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自由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產業民主、勞工運動，都是站在極右體制左邊的，都是左派。

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認同中共壟斷了左邊的意識形態，那麽不管是西方意義上的中右（自由主義），還是中左（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從共產極權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極右專政體制而言，民間任何壹種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這兩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證明以擁護現存體制為左、以反對現存體制為右的簡陋區分，是錯誤的和不適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兩種視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種綜合性的、對應於中國現階段國情的、適合於中國社會轉型時代的左右區分，即有條件、有限制地引進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被徹底否定了以後，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後，中國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潰時代極權專制主義的回光返照



習近平上臺執政以後，出現了從鄧小平的威權專制主義向毛澤東的極權專制主義復辟和倒退的明顯跡象：在政治領域，加強黨對壹切的領導，重新倡導黨政合壹、政企合壹、媒體姓黨、軍隊姓黨、黨組織滲透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黨又是定於壹尊的，全黨都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樹立政治規矩，不得妄議中央，通過反腐鏟除異己，高度集中權力，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悍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為最高領導人終身執政掃清障礙，嚴厲打擊壹切政治反對者和政治異議人士；在經濟領域，通過對金融和其他核心經濟資源的壟斷、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準入、稅收和社保、房地產金融、國債和地方債、超發貨幣、掃黑除惡等等國家權力杠桿，壹方面歧視、打壓和收割民營經濟，甚至鼓吹民營經濟退場論和消滅私有制，另壹方面拼命維持和擴大投資和就業規模，實現國進民退；在社會領域，繼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從2013年開始，大規模掃蕩已經發育多年的社會組織，輪番打擊新公民運動、環保運動、基督教運動、女權運動、維權運動、人權律師運動、勞工運動，取消村民自治、社區自治、基層選舉，編織密不透風的、高科技的網格化維穩體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營；在意識形態領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礎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講（不準講普世價值、不準講新聞自由、不準講公民社會、不準講公民權利、不準講黨的歷史錯誤、不準講權貴資本主義、不準講司法獨立），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搞毛澤東和鄧小平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為“艱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課堂、新聞輿論和網絡媒體；在國際關系領域，通過大外宣、大撒幣、壹帶壹路，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支持和聯合盡可能多的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構建亞洲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舉擴大軍備，蠶食香港壹國兩制，威懾臺灣，修造南海人工島，在世界上與美國全面爭奪領導權。壹時之間，形成對內法西斯主義和對外帝國主義的浩大聲勢。

那麽，習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實現極權專制主義的閃亮回歸？能不能實現這個“中國夢”？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需要對中國現存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國際環境進行客觀科學的分析。

1、當代中國的經濟結構

中國經濟總量或許很快就會逼近甚至超過美國，但經濟質量、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力十分堪憂，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的內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創新的嚴重不足、對外貿易受制於國際市場等等，都不能長期支持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固然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和統治地位，但這僅限於其對關鍵資源和產業的壟斷、對國民經濟的操縱和支配、對社會財富的汲取和剝削方面，在經濟總量結構中，已經發展數十年的競爭性私有制經濟和民營市場經濟早就已經占據數量上的優勢，並且對於就業和民生具有關鍵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個國家都必須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對人口龐大的中國尤其如此，而這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的短板，用暴力和權力摧毀民營市場經濟，立刻就會造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失業，使大多數中國人民遭受嚴重的生存危機，由此引發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足以反過來摧毀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本身。此外，已經擁有天量財富、富可敵國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自己也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不願意用過去那種產權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級享受特權待遇的官僚集團所有制，取代現在已經產權明晰、量化並可以隨意享受、支配、轉移財產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所有制。

2、當代中國的階級結構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包括四大主幹階級和若幹階層：壹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權貴官僚大資本階級，它本身又由共產黨紅色權貴階層、官僚階層和大資本階層組成，他們共同實現權力通過市場變現為大資本與資本通過權力轉變為壟斷資本的雙向運動，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二是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也就是過去所說的中小資產階級，包括依托於市場競爭的中小企業主階層、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階層，他們是民營市場經濟的主體力量，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階級，包括城市戶籍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零散就業和下崗失業工人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50%；四是農民階級，包括富裕農民、小康農民、溫飽農民和貧困農民四個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幹階級之間還有若幹過渡階層，比如知識分子群體，其中死心塌地維護現行制度、官商學通吃、壟斷和分配學術資源、毫無廉恥地進行意識形態維穩的那部分學霸、學閥、學官，屬於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或權貴官僚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就業於科教文衛行業、擁有專業技術職稱的非官僚知識分子，屬於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中下層；畢業後做初級白領或難以就業的大學生，屬於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受益於改革開放，力圖保持威權專制主義體制，只有在這個體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同意復辟毛式極權專制主義；在被統治階級中，大部分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願意並且追求競爭性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擁護現存的威權專制主義體制，或者希望回歸到極權專制主義體制。

3、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

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當然壟斷了全部國家政治權力，擁有由軍警憲特法院檢察院監獄以及各級各類維穩力量組成的龐大的專政機關，但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那種鐵板壹塊的極權專制力量了，其內部出現了上下之間和板塊之間的松動和裂痕，出現了很多的派系並且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權專制下獲得更大的權力和財富，不願意放棄已經私有化的財富而返回共產黨整體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極權專制，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支持以軍管、國家緊急狀況、供給制等方式來維護這個階級的共同和整體利益。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雖然被統治階級還沒有發育產生出公開的、有組織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對力量，但潛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對力量已經暗流洶湧，他們絕不會把四十年來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權利拱手還回去，絕不會坐視文革和毛式極權專制的復辟。中產階級固然在政治上還相當軟弱和怯懦，但畢竟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並且正在通過企業家俱樂部等組織形式整合為政治資源，至於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成為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主體了，他們發起了每年多達數十萬起的群體性維權抗爭行動，缺少的只是維權抗爭群體的內部組織化和群體之間的橫向組織化了。威權專制固然壹定會用網格化維穩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鎮壓阻止和破壞維權抗爭運動的組織化和政治化進程，但這壹進程同樣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維穩成本的急劇膨脹，另壹方面是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短缺，在壹定的時間點上，整個維穩體系和威權專制的癱瘓和垮塌是可以預期的劇情。

4、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

2018年開啟的中美貿易戰，拉開了世界專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總決戰的序幕，美國已經明顯和公開地改變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接觸主義、容納主義和綏靖主義的對華政策，緊接著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意識形態戰、政治戰乃至軍事戰也會並正在接踵而至。考慮到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等所有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和實力的巨大差距，考慮到美國及其民主國家盟友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導地位，即使中共以13億多中國人民作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夠把世界上所有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聯合起來，也不可能在這場全面的冷戰和熱戰中取得勝利。或許中共在世界性的圍堵和打擊下，真的會祭出最後壹張王牌，以便能夠負隅頑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復毛澤東的極權專制主義，不過這意味著數千萬乃至數億中國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時也意味著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最強的極權專制政權會遭到最徹底和最悲慘的覆滅，因此，從其自身利益考慮，比較理性的選擇是與美國及其盟國做出壹定的妥協，在維持威權專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帶有結構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選擇是，在官民內外各種力量共同推動下，進行結構和制度的根本和徹底轉變，從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這對於中國和世界，對於中共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壹個多方共贏的正和博弈的結局。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點預測：壹是中共稱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戰中失敗後閉關鎖國並全面復辟極權專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維持很短時間；三是國際國內民主力量或者會通過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從威權專制轉向憲政民主，或者會在中共復辟極權專制時，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徹底清除這個邪惡的極權專制暴政。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恢復毛澤東極權專制的種種努力，只不過是共產威權專制覆滅前向共產極權專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掙紮而已。

盡管大勢所趨是明確的，但轉型所需時間仍然是難以預測的，因為中共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專制集團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詐力、統治技術和統治謀略、超限戰手段和熱核戰手段於壹身，會竭盡全力綁架和控制13億中國人民作為肉盾，會竭盡全力糾集全世界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國家負隅頑抗，會竭盡全力勾結和收買憲政民主國家仍然存在的邪惡力量——它們在憲政民主法治體制下被關進籠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發揮，卻可以作為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暗中破壞憲政民主國家內部的團結和憲政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追求自由平等正義、憲政民主法治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考驗。

5、當代中國的左右問題

（1）處於極右位置的是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這是在“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而在鄧小平時代變換形態的特權統治階級，在開啟、引進、推動市場經濟以後，運用手中的政治特權控制、利用市場機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政治思想形態，其意識形態表層是過去賴以造反和革命的極左意識形態即官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是用來忽悠愚民和腦殘的；其深層是極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紅色江山萬萬年”的特權、權貴意識形態，這個才是其真實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忍不住發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用三千萬人頭來換江山”的咆哮。

在極右這個思想政治光譜上，還有壹種與權貴官僚意識形態形成耦合的民間意識形態，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這是在改革開放中捷足先登，通過與權貴官僚的錢權交易而暴富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當然會巧妙地隱藏起權貴官僚控制市場這個前提，而以壹種純粹形態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型（在現實生活尤其是中國語境中，這個模型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為獲得暴富的富豪階層提供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辯護；它同時認為，市場競爭出現勝負和貧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國的勞工已經獲得了其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回報，不存在剝削，從而也就否認了官商聯盟共同剝削勞工的事實。

處在極右光譜最左端並向中右過渡的思潮是壹度風生水起的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變種：儒家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和黨主立憲派，就其擁護中共的領導而言，屬於極右，但就其宣稱憲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終目標而言，已經與中右匯合了。

（2）處於中右位置的是中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雖然受到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掠奪，經過將近30年的發育和發展，好歹還是形成了壹個以民間中小資產階級、企業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崇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成為其主流的意識形態，其中又分為兩派：偏右的壹派主張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極權、專制和權治，追求憲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應勞工和底層的平等權利訴求，在勞資關系上主張依照法律保護雙方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利，在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主張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幹預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壹步呼籲落實勞工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稱其為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

對於這壹派，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即以擁護現存制度為左，以改變現存制度為右的話，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劃分，那麽它只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對於正在利用、扭曲市場經濟並阻撓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成長的極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張激進革命的。

（3）處於中左位置的是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及其意識形態。勞工階級是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新生的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壹起出現並發展起來的，迄今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五千萬之巨，加上其附屬人口，成為當代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應該說，它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在時間上是落後於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發展的，但隨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隨大流到接受、認同這壹趨勢，再進壹步則積極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這樣壹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壹致的，盡管工人中知道這壹中左思潮的還很少，但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中，參與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數勞工機構倡導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左，比社會民主主義再左壹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勞資集體談判、產業行動和社會保障，而民主社會主義更重視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它與自由主義壹樣屬於右派（凡是主張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在當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劃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與偏右的自由主義（中右）相對而立的、各自代表勞資雙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競爭對手，也是共同維護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合作夥伴。當下中國的民間思想輿論，因為還沒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劃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劃分，結果是不知道有中左、憲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說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認為是馬列毛左或極左，徒然地使極左壟斷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間。這是壹種錯誤的看法。

（4）處於極左位置的是最底層民眾及其意識形態。在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出現了壹個墊底的階層，或勞工階級的最底層，主要包括原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現存權貴市場經濟中壹敗塗地並且陷於絕望的城鄉貧民，他們本能地、理所當然地趨向於接受馬列毛左或極左。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加以區別：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標榜的、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的宗旨和路線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是貪官汙吏，這是被官方成功洗腦的毛左或極左，本質上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是奴才和太監思維，在網上又被人稱之為“皇左”或者“自幹五”；另壹些人則是真正的極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極左，雖然他們與老的極左派（實際上是掌權的極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論和思想資源，但他們認為正在掌權的共產黨只是偽左派，是偽共產黨，是已經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壹個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壹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肩負著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

以上我們大體上按照西方模式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結構做了壹種劃分。之所以可以引進這壹分析框架，是因為，不管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在多麽暴虐地阻擋普世價值、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以及憲政民主法治的進程，工業化、信息化和市場經濟畢竟是不可逆轉的了，伴隨著它們而出現的中右、中左、極左力量已經逐漸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簡單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國來，因為有三個很大的區別：

第壹，極右在西方只是壹種邊緣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國卻是壹種占超級強勢地位的統治力量，對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種壓倒性、壓迫性的優勢。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顯主導地位，二者輪流執掌政權早就構成西方政治的常態，而在中國，中右和中左的力量還相當弱小，還遠遠沒有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極左已經邊緣化並且很難東山再起，但在中國很難說，如果極右當局封殺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力量的壹切發展空間，如果兩極分化愈演愈烈，使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陷入破產和絕對貧困化，那就意味著底層無產階級的人數會越來越多，那時再爆發壹場由極左思想所引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夠有效制止這壹趨勢並將中國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實現中右與中左、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合作，擴大和發展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空間。

最後需要補充壹點的是，在對現存制度和政權的性質的判斷上，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其實是相當壹致的，即雙方都認為這是壹個極右的制度和政權，只不過前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和權貴資產階級專政，後者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雙方的實質區別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從現代化的高度和整個過程來看，中國的首要問題無疑是要解決極右當局與中右、中左、極左之間的矛盾，其次是要解決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之間的矛盾。至於中右和中左聯盟獲勝並建立了憲政民主法治之後，中右與中左之間如何展開新的、長期的競爭，那是將來的事情，不是當下的主要議題。


第七章 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



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國家的歷史無不證明，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運動之間 ，具有深刻的、內在的關系，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有力地推動了前者的發展和壯大。因此，在我們論述了中國壹般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亦即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礎之後，還應該論述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礎，這就是當代中國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復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閑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裏，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復，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制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裏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註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制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制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制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制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制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制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誌，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壹個標誌。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制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制。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裏度過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裏，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註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機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托之後，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制”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制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著放大，行動擴及行業裏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系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制的嚴厲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制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采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制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系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系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裏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系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制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全社會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中國社會民主黨與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



行文至此，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社會民主黨（也可以叫做中國社會黨、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經呼之欲出了。它們以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反過來也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上升到更高階段並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必要條件。

我們曾經說過，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黨、民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很弱小，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和政黨也沒有積極尋求勞工運動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種力量”失敗了，“第三條道路”沒走通。1949年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運動則是壹次徹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對象就是章（伯均）羅（隆基）聯盟。20多年後絕大多數右派都被平反，全國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個中央級的右派沒有被平反，他們是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再次在中國出現，是在反右以後差不多40年的時候，當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浮出水面，這個新左派，雖然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資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不過，新左派都是壹些學院派知識分子，只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卑鄙的權貴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場經濟發出抗議和道德譴責，而找不到自己的社會階級基礎，因為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不可能接受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在市場經濟中形成的新工人階級，當時還處在形成的初級階段。新左派因為不接地氣而風流雲散，有的幹別的事去了，有的只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做壹些純粹學術的研究，有的變成了新極左分子，有的變成了為威權專制辯護的國家主義者。

中共黨內也有壹些兩頭真的老人想為修正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黨齡、曾經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退休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教授，他在《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發表了壹篇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呼籲中共應該回歸到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他的觀點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開回應說科學社會主義永遠都不會是民主社會主義。他想勸中共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無異於緣木求魚，甚至是與虎謀皮。他年歲很大了，當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醞釀中的底層的勞工運動。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於90年代末公開打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並且於2000年在美國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到2007年召開其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了自己的綱領、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構架，但由於客觀上孤懸海外主觀上定位失誤，壹直沒有與國內勞工運動建立什麽聯系，致使其成立約20年來無所作為，看不出它與海外其他民主黨派之間有什麽區別，甚至淪為不折不扣的、自娛自樂的口炮黨。

其實，只有從2010年開始大規模拉開帷幕的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才真正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發育成長的土壤和基礎，才能夠使社會民主主義找到自己準確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壹方面，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要在偉大的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憲政革命中占據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政黨組織；另壹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應該也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民主黨也應該和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勞工運動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工運動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勞工運動是撬動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阿基米德杠桿

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首先，西方國家有長期封建制的傳統，權力結構比較分散，實際上形成了王權、教權和貴族權的三權分立，當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起而爭取政治權利和爭奪政權時，可以利用三者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並且順著分權制的邏輯把封建主義的三權分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中國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傳統，因此在清末民初開始政治現代化過程時，不容易產生分權制和三權分立的新傳統，再加上集體主義的救國圖存打斷了自由主義的啟蒙進程、東西方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峙和蘇俄地緣政治滲透等因素壹起發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勢力仍然順著傳統政治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邏輯，爭奪壹統天下的最高權力，國共兩黨為此進行了妳死我活的鬥爭；第二，20世紀末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以及政治現代化，是在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基礎上開始的，主導改革的政治力量絕不願意放棄“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維，不願意進行政治領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願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關進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它只是利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大肆變現手中的資源壟斷權和控制權，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進壹步加緊對於社會的政治控制，結果是，依托於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而產生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包括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不僅不具備與權貴官僚階級相抗衡的經濟政治力量，而且對後者形成經濟政治上高度的依附關系，註定不能像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那樣，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進程中產生出來的另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便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登上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舞臺。與新生的資產階級相比，新生的工人階級在現存體制下是純粹受害的階級，因而具有更加強烈的變革動機和更加堅定的變革意誌，另壹方面，他們人數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質性和凝聚力，更容易產生團結壹致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階段可以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成為撬動專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桿。

2、勞工運動內在隱含的憲政、民主、法治意義

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價值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看上去只是為生存權利和經濟利益而抗爭，並不直指宏觀的政治制度，並不提出激烈的反對口號和政治目標，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識界、輿論界和其他社會各界的興趣、關註和支持。然而細觀之下，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內容。

首先，工人自組織過程作為壹種基層民主實踐，不僅是整個政治民主化的微觀基礎之壹，而且為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自組織和民主實踐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宏觀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實現，壹定要以微觀和中觀的社會自治為基礎，否則，像辛亥革命那樣，雖然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終於因為社會底層和中層沒有發生普遍而實質性的變化，而功成垂敗了。最近30余年的工業化、市場化和私有化，使民間社會在空間上得到壹定的擴展，但由於宏觀政治制度的緊控，雖然存在某些基層民主方面的嘗試，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企事業職代會和工會選舉、業主委員會選舉、縣鄉級人民代表選舉，但都流於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無幾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區此起彼伏的勞工運動中，工人們成功地創造和普遍運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業內部選舉產生了各級工人代表和全廠工人代表委員會，代表全體或大部分工人就勞動權益問題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其中壹個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廠2750名工人，在勞工機構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幫助下，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從工人代表中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最後從工人談判代表中選舉產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這個基礎上又形成了談判小組、團結基金管理員、新媒體宣傳員、工人糾察隊的職能分工。這樣壹個民主選舉的過程，就是工人訴求的梳理過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識、共同意誌、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壹個工人跨越個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體理性、跨越個人利益的狹隘性而上升到集體利益的過程。這是有效的集體行動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體行動的陷阱”。因為在民主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目標和意誌，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談判代表的權威性，才能夠令行禁止，該罷工的時候就罷工，該復工的時候就復工，有張有弛，進退自如，而不會陷入到工人內部的紛爭和內鬥之中不能自拔，最終被政府和資方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其次，工人們在民主化自組織的基礎上，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迫使資方進入和平而有效地解決勞資沖突的集體談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現代政治價值。中國傳統政治壹直貫徹壹種等級專制、主奴對峙、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邏輯，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體、理性共和、分享雙贏的合作博弈傳統。由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發起的勞資集體談判，對於否定傳統政治邏輯並創建新型政治邏輯，具有多重開創性的貢獻：壹是拋棄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權代替舊的霸權的習慣，包含了以憲政取代極權的元素；二是拋棄了以暴力爭輸贏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談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專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的集體合同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嚴格的約束力和權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權治的元素。可以說，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實際上就是微觀層面的憲政、民主、法治，而現代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可以說就是壹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結構，比如說，階級和政黨競爭相當於勞資博弈，議會相當於由資方代表和勞方代表組成的董事會，國家元首相當於董事長，政府首腦相當於首席執行官，檢察院和法院相當於監事會。我們不妨展開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業單位和所有存在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體談判機制，整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嗎？

第三，工人們的選舉、停工、罷工、上訪、請願、網上發聲等集體行動，實際上突破了對言論、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限制，率先把憲法第三十五條在形式上承諾公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變成了現實，這對我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近年來，因為環保等問題而在全國各地引爆了數十起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但組織性弱、持續時間短、官民對話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對於重構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義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具有目標明確、組織嚴謹、進退有序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復制性、可傳播性，對於制度演進和制度創新具有更大的意義。

3、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

即使勞工運動在其初級階段僅僅局限於爭取經濟權益，也會產生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眾所周知，由於政府及其官員對民營企業過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稅、費、賄等多重、反復、高額的索取，由於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和民營企業不平等的待遇，由於政府不能以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主體身份，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強有力地保護和爭取本國工業、資本和市場主體的利益，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的利潤水平是很低的，利潤空間是很薄的，民營企業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壓榨勞工，拼命把成本和負擔轉嫁到勞工身上，拼命壓低勞工的工資、延長勞工的工時、惡化勞工的勞動條件、不繳或少繳勞工的社保，以至於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可以說就是血汗工廠，而大部分勞工的待遇低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的待遇。

那麽好，我們勞工運動不要求別的，僅僅要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僅僅團結起來向老板要求漲工資、減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繳納社會保險，如果老板不答應，就發起罷工抗議。這時候老板可能會做出三種反應：壹是堅決不向工人讓步，結果導致生產鏈條的中斷、生產率和利潤的嚴重損失，即使買通黑社會或當地警方來壓制工人，逼迫工人復工，也會招致工人的仇恨，損害企業的聲譽，進而導致企業留不住熟練工人，最終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二是答應工人的要求，結果是利潤大幅度減少，以至於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於是宣布不幹了，於是許多企業都關廠歇業了，於是大批工人失業了；三是老板們不得不甚至願意答應工人的要求，同時還想接著幹，還想在市場經濟和實業界大展宏圖，甚至想成為成功的、優秀的企業家，這時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力圖維護和爭取企業公民的權利，改變企業與政府的關系。

這三種情況都會引發壹定的政治效應。在第壹種情況下，政府公信力受損，勞資矛盾演變為勞政矛盾，引發政府危機和政治危機；在第二種情況下，大規模失業從來就是壹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問題；在第三種情況下，企業家或新生的資產階級產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本階級的自組織意識，壹起抱團取暖，壹起回過頭來向政府要求降低賦稅、取消不合理收費、拒絕官員索賄，要求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待遇，要求實現公民和納稅人的權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關進籠子裏，要求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觀和宏觀的勞工政治必將極大地推進政治現代化過程，並構成未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各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經驗可知，工人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紛紛組織起來並發起集體行動之後，必定會進入橫向聯合的階段，即跨企業的行業性和產業性聯合、跨行業和產業的地區性聯合以及跨地區的全國性聯合。這種中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聯合比企業層面的聯合，具有更明顯的政治性質、更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應，比如，行業性、產業性、地區性和全國性罷工，會對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或者吸納工人的經濟政治要求，從而向更為開放、更為民主的方向演變；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鎮壓，從而引起更為激烈的勞資矛盾和勞政矛盾。

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由微觀向中觀和宏觀發展的主要動力有：

第壹，中國新工人階級遭受跨國資本、本國政府和本國資本三重剝削和壓榨，勞動強度、勞動長度與勞動報酬、勞動待遇呈現出懸殊的不對稱，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雙重傷害等種種苦難，改變現狀的要求十分強烈；另壹方面，這種所謂低人權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因為它們反過來降低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和勞動力素質，使生產力的提高、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勞動力再生產和內需不足的瓶頸制約，引發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如果說上壹波勞工運動以追討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權利（加班費、帶薪休假補償、高溫補貼、社保和公積金、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等等）為主要訴求的話，那麽，下壹波勞工運動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務等“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為主要訴求，歸納為壹句話，就是農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裏的勞動報酬和各種平等的公民權利。新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要求和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體性要求兩者的匯合，構成勞工運動進壹步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趨勢。

第二，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的實現問題，涉及到中觀和宏觀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單個企業的工人的集體行動可以提出來，但沒有能力加以解決，個別企業資方如果單獨滿足工人的訴求的話，很快就會因為經不起同行業和產業的競爭而被淘汰出局；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徑，就是由企業層級的勞資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產業、地區和全國壹級的勞資集體談判，而這種升級當然以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工人聯合和組織為前提。由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勞工、雇員與同樣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方、雇主進行較高級別的、集中的談判，以取代過於分散的企業層面的勞資集體談判，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勞方固然因此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並因此而掙得更多的權益，資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與勞方談判的成本、減少了罷工的數量及其所帶來的損失；壹個覆蓋面很廣的行業性、產業性、地方性、全國性勞資協議或集體合同，能夠帶來較長時間和較有約束力的產業和平，推動產業升級，推動技術、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創新。可見，工業共同體內勞資既對立又統壹的關系、勞資雙贏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動勞工運動由低級走向高級的動力源泉。

除此之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資關系國際慣例的引進，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價值的傳播，互聯網時代工人權利意識的加速度發育等等，也都是促進中國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終，中國工人必定會獲得完整的勞工三權以及通過自己的政黨參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權利。

如果說勞工三權的實現和獨立勞工政治力量的出現，是推動我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導性的力量，那麽，在轉型以後的政治結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政治力量當然會獲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構成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結構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會構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樣。我們不要小看這壹偉大的歷史成果，因為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從文藝復興算起的話，差不多經過了四百來年的奮鬥才建立了這樣壹種較為合理的政治結構。中國工人階級肯定不希望在未來壹百年重新經歷經濟上自由放任、剝削猖獗而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那樣壹個資本主義原始發展階段。



二、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和路線圖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在權貴官僚資本集團中，雖然權貴官僚與資本家、權力與資本經常是相互勾結和利用的，權貴官僚和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和資本又占著主導的地位，是現存體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獲益者，是變革的主要對象和頑強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已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

中國新生的大資本力量和大資本集團，整體而言，是從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制中衍生出來的，先天地帶有權力壟斷、錢權交易、貪賄腐敗的原罪，整個大資產階級對於權貴官僚階級，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獨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現存體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瀾者、權貴官僚集團的合謀者和勾結者，總的來說，大資產階級不僅不是中國政治轉型的發動機和原動力，而且是憲政民主革命的對象。

處於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中間階級（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於現存體制的，是受到權力資本網絡的層層滲透和控制的，在未來半個世紀之後，它很可能會成長為中國主要的、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階級，但在目前歷史階段，其不能作為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對大資產階級而言，這個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動力、願望、意識較強，但基本上處於自發無序的狀態，缺乏強有力地推動結構性轉換的意誌力量、行動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農民是匍匐於社會底層的兩大階級，占就業人口和總人口的大多數（75%左右）。農民階級不太可能成為積極地推動社會轉型並深刻形塑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已經、正在、將要轉移到城市，成為新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剩下來的以農業為生的農民將越來越少；大部分農民處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處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外圍地帶，在農業這個夕陽產業謀生，缺乏經濟競價能力，並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難以組織，缺乏主動的政治參與和博弈能力；農民受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現代意識最弱，將是最後壹個在政治上發育起來的階級，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農民才有較強的經濟政治參與意識和博弈能力。

與之相比，工人階級將是壹個積極得多、主動得多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產線、同壹工廠、同壹產業、同壹城市社區，為他們創造了進行積極的經濟談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競爭的客觀條件；多達數億的新生代工人已經主觀上不想退回客觀上也退不回農村，他們要想在城市定居下來並獲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唯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他們所受到的多重經濟政治文化壓迫進行抗爭；信息和互聯網時代加速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組織化的進程，同時迅速淘洗掉傳統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

如果說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不願、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不能撬動整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話，那麽工人階級則不僅非常願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團結和組織起來）做到這壹點：首先，工人們團結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資產階級爭取自己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和利益，迫使資產階級為產業和平、為生產的連續性和長期利潤而做出壹定的讓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壓力壹定會迫使老板們向老板的老板即權貴官僚集團伸張自己的權利、爭奪自己的利潤空間，迫使資產階級成為公民、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而不僅僅是狗茍蠅營地在權力庇護下分贓逐利的經濟動物。

於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壹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的雙胞胎，就會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對黨國專制、政府壟斷、官僚腐敗的基本共識和政治聯盟，就會壹起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產階級壹個階層的中高層知識分子與作為工人階級壹個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會起壹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粘合劑的作用，而農民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也會逐步地組織和聯合起來，加入反對極權專制權治、建設公民社會的大合唱之中。這個大合唱的肇始者和發動者，就是工人階級，勞工運動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動整個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桿。

於是就會形成壹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階級——中產階級——農民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壹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投機和妥協”；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和中層聯盟與上層決戰”。

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固然強調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地位和作用，但也認為勞工運動只是壹個原動力和阿基米德杠桿，並不能單獨完成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產階級、農民階級的跟進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勞工運動孤軍深入壹家獨大，不僅很難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會聯合和利用其他階級進行嚴厲的壓制，使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愈演愈烈，使得中國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其次，即使勞工運動僅憑自己的努力取得勝利，其所建立起來的只能是壹個經濟上新型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意味著中國將再壹次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



三、憲政民主革命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清晰的考慮。雖然1991年胡石根創立自由民主黨，1998年徐文立等人創立民主黨，海外還出現更多政治組織，但不管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民運力量，都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現代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

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歷經憲章運動、街頭暴動和武裝起義，直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雖然共產黨還存在，但其影響力日趨衰退，最後成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兩翼政黨的社會階級基礎、政治理念、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有多麽大的不同，但雙方都認同和遵守憲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規則，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展開政治競爭，以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爭取選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執政地位。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治力量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

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中國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大都簡單地把憲政民主主義理解為自由民主主義，而對社會民主主義壹無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

第壹，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對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的確主要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及其自由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階級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對憲政民主的貢獻是輔助的和後起的，因此後發國家引進憲政民主時會受到先前歷史和先入之見的影響，以為後發國家也要經歷先發國家那樣的憲政民主歷程。

第二，首先來到當代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它們對於解構中國20世紀的共產極權專制，的確居功第壹，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逐漸為國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沒有並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紹和研究。

第三，中國本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隨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勞工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在介入勞工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用自由主義當然無法指導與資本爭權奪利的勞工運動，但同時也感到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更不能夠用共產主義來指導勞工運動，於是便向社會民主主義尋求理論思想資源。

然而，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出場並承擔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第壹，沒有多達三個多億的工人的參與，沒有勞工運動這壹阿基米德杠桿的撬動，單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摧毀和取代極權專制制度和威權專制制度。在當今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民主形勢下，工人階級壹定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願地成為替其他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如此明顯，階級意識如此強烈，工人、農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對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有著明確的判斷，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存在素質論者所說的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不應該也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後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道路，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兩百多年來西方社會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繼承下來，走壹條適合當下中國國情的社會政治轉型之路，反過來說，假定推倒極權和威權專制政權之後，只有壹部分人才能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而把工人農民排除在憲政民主結構之外，則不僅落後於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轉型國家已經形成的憲政民主慣例，而且必定會激起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從而重新出現急風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來這也是自由民主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第三、社會民主主義登上當代中國政治舞臺，也是有傳統資源可以繼承的，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由於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發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沒有什麽作為，反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帶有壹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以及以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憲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是三民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結合。將來中國壹定會重新制憲的，不過，中華民國的國號和47憲法，對於打通過去與未來，對於賡續亞洲第壹個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道統和政統， 應該是壹筆可以選擇和繼承的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遺產。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在共產極權專制崩潰過程中和崩潰之後，壹定會冒出形形色色的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各政黨之間壹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制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制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壹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就都是合法的政黨，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黨，也不能訴諸於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通過議會民主政治獲得權力以及施加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力。



四、社會民主黨與新共產黨將會發生長期的拉鋸戰



在世界上，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已經進行了超過壹百年的鬥爭，未來中國還會長期重演這種鬥爭。

1、2018年毛左等新極左第壹次高調亮相當代中國勞工運動

2018年7月中旬，發生了壹起規模很小而影響很大的工運事件，幾名籌建工會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員工相繼以嚴重違背企業規章制度之名被開除，他們與資方抗爭時被警方抓走了，來自深圳、廣東以及各地的網友20余人（後增加到50多人）組成佳士工人聲援團，來到坪山現場聲援被捕工人。與線下行動同時進行的是網上輿論動員和傳播：由幾個著名紅色網站和毛左大佬發起了多達數千人的聲援簽名；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幾所高校部分學生相繼發出用馬列毛主義武裝起來的聲援書；由毛左自媒體組建的多個聲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屢封屢建，壹直在頑強地傳播來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於8月24日警方對聲援團駐地強制清場而告壹段落，但鬥爭並未結束，而是發酵為當局對整個毛左等新極左力量的持續的打擊，先後有5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包括大學生、自媒體和NGO工作人員。

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導的勞工事件，具有鮮明的毛左意識形態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風格。其他的極左翼也在關註和聲援，比如香港大學教授、新馬克思主義勞工社會學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發表了《佳士工友抗爭：中國工人政治鬥爭新篇章》，並領銜簽署了全球百名學者的聲援書。托派也在關註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勞工運動當中影響甚微。他們或者與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網絡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擊鄧小平理論、特色社會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或者熱衷於各種極左派別之間的內鬥，或者由於他們的目標太高不接地氣、觀念太陳舊而跟不上時代潮流，無法找到與新生代農民工對接的通道。毛左因繼承了計劃經濟年代留下來的極左資源，曾經輿論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抗爭，但隨著這種抗爭的失敗，老的工人階級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階級即農民工他們又瞧不上，因此越來越沈溺於意識形態爭論之中，只有極少數有遠見的毛派人士，意識到與新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檢討把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運動拱手讓給了“自由派”和“右派”，並有了壹點行動的跡象，比如在新生鞋廠工人集體上訪的時候，有兩個紅色網站分別給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較多接受西方極左翼思潮影響的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派和托派，倒是較早地關註和研究農民工問題，但他們的活動總的來講還停留在勞工學術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設這個範圍內，還沒有進入勞工運動第壹線。不過他們培養了壹些具有勞工情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訓了壹些有思想覺悟的工人，準備了較多的人力資源，這種優勢在今後的勞工運動中將會表現出來。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勞工運動中起倡導、動員、組織、宣傳作用的，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毛左等新極左對此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壹方面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投機主義、修正主義，會把中國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們又不得其門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響新時代的勞工運動。他們處在壹種躍躍欲試、望而卻步的狀態。按照他們信奉的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他們是要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反對現在的共產黨，並不是因為它在以前高舉的馬列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是不對的，而是因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質和宗旨，蛻化變質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了。

2015年以後，隨著憲政民主左派勞工界力量因被打擊迫害而處於基本缺位狀態，毛左的壹些力量開始滲透到勞工運動之中。第壹個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學生工人狀告南街村食品廠，這35人大學畢業後來到著名毛左韓德強主辦的正道農場，實踐了壹段共產主義生活，經韓德強推薦，來到南街村就業，他們試圖改變企業的血汗工廠性質，實行8小時工作制，結果和企業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被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他們奮起維權，自己學習和運用勞動法律知識，以團隊的力量進行集體仲裁和訴訟。第二個例子是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生沈夢雨，於2015年進入廣州日弘機電廠成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員工選舉成為年度工資集體協商員工代表，因為認真履行工人代表職責，為工人謀利益，得罪了企業高管和工會主席，先是被撤銷了協商代表資格，然後被解除勞動合同，沈夢雨奮起維權，成為知名度很高的網紅，之後，成為佳士工人援助團的負責人。第三個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會案了，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毛左全面介入勞工事件的壹個典型案例。這個事件已經引起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關註，工人建立不受資方控制的民主工會的問題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會空間成為壹個重量級的議題和輿論熱點（這個問題先後已經由煙臺澳利維、南昌沃爾瑪、南海本田、深圳歐姆、番禺勝美達、深圳沃爾瑪1059店等企業的工人們破題了，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響）。

2、勞工運動中必然發生憲政民主左派與極左派的鬥爭

要解釋毛左等新極左高調進入勞工運動這個事實，以及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這種情況，首先要把這個問題置諸於壹個更為宏觀的歷史與邏輯的框架之中。

第壹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勞工運動中，存在著中左和極左兩種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的鬥爭，結果是中左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逐漸占了主導地位，而極左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或者崩潰了（前蘇聯和東歐），或者邊緣化了（歐洲）。

第二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中國目前處於壹個十字路口，處於壹種不確定的狀態，我們不得不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趨勢提出某種預測，因為只有在壹種理性預期之下，我們才能對各種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關系做出分析和評估。

第壹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很快將會實現社會政治轉型，歸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以憲政民主法治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本經濟制度。我們樂觀地預期，中國經過艱苦的社會轉型，很快會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我們當然要堅定不移的參與和推進勞工運動，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把勞工運動定位為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這樣的預期中，中國憲政民主導向的勞工運動有遠大的發展前景：第壹步，我們要在現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內維護勞工權益，並通過集體維權把工人動員和組織起來，加快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化；第二步，我們要爭取和實現勞工三權，以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的力量爭取更多的權益，同時與社會各界形成壹種爭取憲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會和政治聯盟，成立勞工政黨，幫助和推動工人階級成為社會政治轉型的主體力量；第三步，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框架內，與非工人階級進行長期的競爭與合作，壹步壹步地推進政治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

第二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可能會回歸到毛澤東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對於包括工人在內的民間社會就會形成壹種嚴酷的控制和強烈的打壓，就會形成壹種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當人們再也忍受不了的時候，就壹定會爆發極其猛烈的反抗，這種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當暴烈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統治階級會充分利用毛澤東思想中的極權主義、專制主義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層民眾會利用毛澤東思想中造反有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成分。現在毛粉還占人口的少數，到時候足夠多的人會成為毛粉，因為他們覺得只有這樣壹種非常決絕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徹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們徹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們對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那套思路，會越來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現行體制越是向極權專制演化，對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對憲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既不能順利地完成社會和政治轉型，也不會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在較長時間比如二三十年內停滯在威權主義的狀況之中，民主轉型之前的南非、韓國、臺灣、緬甸等國就是這種情況。威權主義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是，民間社會相對於專制國家政權而言，有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間，勞工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能夠在不斷遭受控制和打壓的情況下得到堅持並緩慢地往前推進；在勞工運動內部，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派會處於長期的拉鋸和競爭狀態。

3、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極左派的挑戰和競爭

（1）要承認毛左等新極左長期存在和發展並且進入勞工運動的必然性

長達三四十年的權貴市場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使得中國的貧富兩極差別和基尼系數達到世界之最，底層民眾被階級固化和階層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積聚了對權力和資本、對權貴官僚和富人資本家巨大的怨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價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養的情況下，很多底層民眾只能就近、習慣從他們少年時代就接受的紅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氣和希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則從西方的極左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這就是毛左等新極左得以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根源。新極左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從網絡空間進入實體性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是遲早的事情。前些年當他們看到憲政民主左派（他們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勞工領域風生水起的時候，就已經有些羨慕嫉妒恨了，當憲政民主左派被打壓控制之後，新極左終於有機會登臺出場了，而且，他們還具有壹種憲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備的政治意識形態優勢，那就是他們可以高舉現在的當權者也曾經高舉並且現在也沒有放棄的馬列毛主義的偉大旗幟、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四項基本原則），以壓倒壹切的政治正確對抗維穩力量，保護自己不被當權者鎮壓。只要兩極分化的狀況惡化下去，毛左等新極左就壹定會存在和發展，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如其所願地推動和領導壹場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無產階級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具有的正面價值

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帶來的負面價值和危害，歷史的經驗已經很多了，此處就不再列舉和總結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戰勝極左派的過程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就夠了。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現階段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毛左的介入，對於整個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還是利大於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識形態紮堆勞工運動，會產生壹種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就像紮堆做生意產生市場壹樣。社民的、毛左的、新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進左翼和極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義，都可以來做勞工運動，雖然各派之間會產生激烈的鬥爭，但好歹都是把矛頭針對無良資本和為之保駕護航的現行專制權力的，都能夠起到喚醒數量巨大的工人階級的權利意識的作用。總的來說，這比壹家壹派獨占勞工運動投入更多壹些，並且產出更大壹些。至於哪壹派最終占據主導地位，那取決於整個社會和工人階級的選擇，現在不可能就做出結論。

其次壹點也很重要，新極左的加入會分攤勞工運動界的風險和成本。原來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被指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現在這項罪名對毛左不管用了，因為他們從來就把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痛罵為西奴漢奸，他們自己絕對不可能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況且他們還有共產黨開國太祖毛澤東的思想、畫像等神器護體，不到萬不得已，維穩當局也不好痛下殺手。可以說，毛派等極左派的介入，分攤了憲政民主左派受打壓的風險，增加了當局的維穩壓力和維穩成本，在維穩力量事實上不可能無限增長的情況下，客觀上減輕了憲政民主左派的壓力並撐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

（3）要肯定毛左等新極左率先倡導和實踐的大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工運路線的功勞

憲政民主左派多年來壹直在倡導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為此與自由民主派、憲政民主右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應該承認，憲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夠壹度掌握勞工運動的話語權，主要因為恰好與在第壹線主導、指導和引導勞工集體行動的勞工律師和勞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並沒有與高校大學生群體進行廣泛而親密的接觸，並沒有在他們中深耕並播種社會民主主義，在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中，沒有出現壹個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學生群體並與工人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極左多年來積極滲透到了高校社會學等學科的教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學生社團之中去了，壹部分學生通過與老師壹起做課題研究，或通過假期社會實踐，到工廠臥底打工，對勞資關系、工廠管理和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親身體驗和第壹手的調查研究，並因此而接受了他們的老師們給予的馬列毛主義的解釋框架。從佳士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毛派學生的言行可知，這些青年學子的血是熱的、心是赤誠的、感情是真摯的、思想是純潔的、意誌是堅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們的表達方式和抗爭方法，也是富有才華的、多種多樣的、技術和藝術含量都很高的。這是憲政民主派應該虛心學習、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國每年有七百多萬大學畢業生，他們畢業後也就是作為白領勞工的初級知識分子，與普通勞工處於同樣的勞資關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難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識分子會在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多麽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學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極左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從表面和短期來看，憲政民主左派的劣勢，壹方面來自於極權專制力量的打擊，另壹方面，對於廣大勞工群眾來說，憲政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壹個完全陌生的東西，他們更多接受的是傳統的觀念，要麽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要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不知道還有壹個介於兩者之間的、更適合於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民主主義，要讓他們接受和形成這樣的觀念，有壹個漫長的過程。相比之下，毛左的優勢，壹方面因為與當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所受政治壓力較輕，活動空間也較大，另壹方面，相當多受過共產黨教育的勞工群眾，對於毛左的理論和話語比較熟悉，毛左站在歷史、人民、道德制高點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號召，會激發幾乎所有勞工心中對剝削和壓迫的痛恨、對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維的情況下，毛左能夠動員和組織大規模、強有力的勞工集體行動。

但是，相比極左派的短期性、意識形態性、道德情感性優勢而言，憲政民主左派擁有的是長期性、結構性、邏輯性優勢，這種優勢來自於工業文明、市場經濟中資本與勞動相生相克的基本結構和恒久邏輯。經過長期的摸索，人們找到了壹條解決勞資矛盾的有效的路線：第壹步實現勞資鬥爭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結社、集體討價還價和罷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於鬥爭與合作之間的“鬥而不破”、“和而不同”的關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勞動與資本相互轉化、勞資分享合作剩余、勞資雙贏的道路。這就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左派的勞工運動路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被否定了，而是讓所有的勞動者也分享和參與了，以至於變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會市場經濟，結果是，在經濟效率、投資收益和投資積極性、生產率和科學技術得到長期穩定發展的同時，廣大勞動者的經濟狀況也在不斷改善，勞動收入占到了國民收入的75%以上。這是壹條符合絕大多數勞動者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發展道路。

相比之下，極左派的劣勢就暴露出來了：首先，在動員和組織勞工參加社會革命時，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烏托邦經濟政治目標，其實並不為大多數工人所接受，於是只好以少數人組成的先鋒隊，訴諸暴力革命，裹挾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眾參加革命，要求人們犧牲現實的權利和利益，甚至犧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擇手段地去實現所謂偉大崇高的目標；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強制性中斷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關系，以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之名，以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之名，以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個壟斷了所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國家，在剝奪和鎮壓了所有非勞動階級階層之後，勞動者、工人農民也成為專政的對象。經過大約半個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競跑，由極左派統治的國家全面落後，那裏的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依然處於經濟上貧困、政治上無權、思想上沒有自由的“無產階級”狀況，而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參與治理、輪流執政的憲政民主國家在各方面都遙遙領先，那裏的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遠遠高出於共產黨國家。

經過這樣的優劣比較，憲政民主左派其實才真正擁有歷史優越性，包括經濟優越性、政治優越性、文化優越性和道德優越性，這是它經過壹百多年的競爭終於戰勝了極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長時段的優越性並不能夠在每壹個短時段表現出來，毋寧說，因為極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強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權變性，由於它能夠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道德危機的時刻激發起共產主義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夠壹時之間占據優勢。這就需要憲政民主左派平心靜氣、冷靜應對、不計壹時成敗得失、長期苦練積聚力量，壹步壹個腳印為勞動者維護和爭取實際的權益，堅定地相信勞動者具有足夠的明辨是非、鑒別優劣的理性認識能力，尊重和擴展勞動者自主選擇和民主決策的權利，從而反過來贏得越來越多勞動者的支持和擁護。有了這樣壹種信心和定力，才不會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較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的戰略和策略

在勞工運動的戰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澤東思想和工人階級先鋒隊主導具體工人團隊的維權和抗爭行動，領導工人群體為整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而憲政民主左派則尊重每壹個工人團隊的主體地位，幫助具體的工人團隊獲得維權的成功，實際增進其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權利，最後才從不同企業、行業、地區工人團體的橫向聯系中民主地產生出全國性的工人組織和勞工政黨。

在策略上，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本來會有更多的共同點，這是因為，即使是為了實現毛左的至高無上的戰略目標，也必須壹步壹步把它分解為近期目標和中期目標，也必須有切實可行的達成目標的近期計劃和中期計劃，有壹個壹個戰役的構想與壹個壹個戰鬥的方案，有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研究，有縱橫卑闔的統戰謀略，這些都是毛澤東政治和軍事思想留給毛左的寶貴財富，其精髓叫做“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則著重運用現代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所積累的策略、方法和戰術，包括SWOT、SMART、內部組織層級、敵友光譜分析、博弈論等等操作工具，以勞工力量的有效組織和成長壯大為底盤，在勞、資、政、社會四方犬牙交錯的關系中達成和實現勞工的具體訴求。這與毛澤東策略思想有很多類似和相同之處。其實，別看毛左等新極左徹底革命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真要他們付諸實現，馬上就意識到根本就不可行，於是他們要麽永遠只能停留在口炮黨的狀態而沈溺於意識形態紛爭，要麽只能痛下決心，退回到現實情境中，通過回應和滿足工人的具體的利益訴求來獲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這些比較務實的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補的地方，只不過由於雙方戰略上的區別，雙方在策略上也終於會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並非吊詭的是，毛左在策略層次維護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戰略層次就離毛左灌輸給他們的偉大目標越遠；並非偶然的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極左派轉化成為憲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國家極左派在做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之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體到佳士案，如果憲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話，會提出與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憲政民主左派會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導者、推動者和幫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訴求，這與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會是為所謂工人階級整體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這種工會，擺脫了資方和官方的控制，又會落入壹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控制之中；憲政民主左派倡導的工會，則首先是為具體企業和行業工人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既獨立於資方和官方也獨立於勞工政黨和勞工NGO的工會，是真正獨立的工會。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不僅重視維護和爭取工人迫切的權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視工人風險和代價的降低，尤其是重視工人領袖、工人代表的保護工作。

第二，憲政民主左派始終堅持工人主體性原則，始終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長和壯大。針對佳士案，曾飛洋在微信群裏明確提出了三個堅持：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組織建設到班組，產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動搖的堅持勞資集體談判模式；要堅持在工作場所的鬥爭，決不輕易放棄陣地。工人出身的集體談判專家彭家勇則提出壹種實戰性很強的打法：“最有效的辦法是到各車間去，做工友們的組織動員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來，在廠門口玩，或者到勞動監察、工會去投訴；或者只要在廠內找壹個寬闊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車間裏面玩，堅決不要做事，工友們就會贏。只要堅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資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們的工人代表談判，到時候，廢除非法的罰款制度、補繳住房公積金、讓工人自己選舉的代表進工會，壹切都不是問題。”



五、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應結成反對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戰略同盟關系



如果說2018年上海環衛工、全國塔吊司機、全國卡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由於具有鮮明的行業特征而引起轟動，那麽佳士工運則由於其鮮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關註。這裏觀察和評論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對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極左色彩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反應：

第壹種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話語模式對這次運動全盤打包、解釋、包裝、收割，把它說成是追求自由主義模式的憲政民主運動，把沈夢雨、嶽昕演繹成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徒，根本就沒有受毛左的影響壹樣。

第二種自由民主派對工人核心訴求表示支持，對工人本身的經濟訴求、勞動權利訴求、建立工會和罷工的訴求都是支持的，但對毛左的戰略和策略持批判態度，當然，也承認毛左有觀念和言論的自由。上海學者張雪忠和北京律師謝燕益代表了這種態度。

第三種自由民主派表示堅決支持工人的訴求和行動，但徹底否定毛左的積極作用，要求工人們堅決與毛左切割，甚至認為毛左像德國納粹壹樣應當被剝奪言論自由。

第四種自由民主派則不僅徹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訴求和維權行動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寫了壹篇《說幾句政治不正確的漢奸言論》，對佳士工運給予了否定性評價；經濟學者唐大傑認為佳士建會工人余浚聰就是個原教旨共產黨員，他的觀點得到陳有西律師的支持。

前三種觀點基本上屬於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發達國家名叫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區別在於，第壹種觀點完全無視毛左的存在和影響力，是不客觀和壹廂情願的；第三種觀點則主張剝奪毛左的言論自由，這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按照西方國家的經驗，對極左的真正打擊，是通過法律和政策的改變，通過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改變，鏟除極左產生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不是對極左采取強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張雪忠和謝燕益表達的第三種觀點，是比較標準的自由主義觀點。

最後壹種觀點，放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初級階段，還勉強可以歸入自由主義之列，但經歷了壹百多年資本主義和勞工運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鬥爭和相互滲透、相互對抗和相互轉化之後，在西方已經沒有幾個人說得出口了，已經轉變成為極右的政治意識形態了。在中國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客觀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表面對立實則互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教條，指工會為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壟斷，堅決反對勞資集體談判，視罷工為對企業的私有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分配權的侵犯等等，這些恰好是權貴官僚資本完全認同的，從這樣的前提出發，不難得出警察有權鎮壓工人運動的結論，只不過極右權貴官僚資本政權就是這樣做的，而民間偽自由主義極右派則不敢直接說出來而已。

在西方，經過壹百多年的歷史演化，憲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與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相互競爭和合作的兩大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它們已經結成限制和控制極左派、專政左派、共產主義與極右派、專政右派、法西斯主義的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同盟。

這是西方經過壹二百年的奮鬥才達到的歷史階段，而中國還處在這個過程的開端：中國的極右實力還在統治整個社會，而極左勢力也不容小覷，相反，無論是憲政民主右派還是憲政民主左派，都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並同時遭到極右政權的嚴厲打擊和極左思潮的兇悍攻擊。改革開放之後自由主義的興起可以說是先天基因不足後天營養不良：中國歷史上嚴重缺乏自由主義傳統，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進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又被共產革命和共產極權專制所中斷；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新生資產階級，是在極權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對社會松綁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不像西方那樣是在封建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地生長發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烙印，使得這種新生的經濟社會力量在政治思想上註定是不徹底的、軟弱的、不革命的，根本無力領導更不可能獨立承擔否定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這就需要它向深受極權專制制度壓迫、剝削、奴役、摧殘的底層民眾尋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主張，而應該承認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成分的底層民眾的革命主體地位，並在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立即落實底層民眾的各項人權和公民權利。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勞工運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憲政民主左派運動相比歐美國家的政治節奏而言，提前登上歷史舞臺，也意味著憲政民主右派要積極主動地向憲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欖枝，更不能將其當作敵人。另壹方面，憲政民主左派當然也不能把憲政民主右派當作敵人，而應當接受和承認後者在歷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只不過要以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社會政治力量，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權利和利益訴求灌註其中，否則的話，憲政民主左派就會演變為極左派或極權專制左派，即使他們有力量發動壹次激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極右派或極權專制右派，他們也沒有能力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憲政民主法治，而只不過是完成極權專制制度的再壹次輪回而已。目前階段兩派應該共同對敵，聯合起來動員和組織民眾推翻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的統治，至於雙方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只有在社會轉型之後，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範圍之內，才能上升為主要的問題。在目前歷史階段，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合則雙贏，離則雙輸，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會將它們玩弄於鼓掌之間，挑動其互鬥並最終各個擊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義）也很難和極左派（共產主義）爭奪底層，因為按其自由高於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沒有能力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而極左派恰好善於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層民眾的狂熱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層民眾承諾和讓步到可以和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的程度時，它其實已經轉化為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了。如果民主右派堅決不讓步而又想領導和統治整個社會的話，就只能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暴力優勢，通過豢養軍警憲特鎮壓極左派及其追隨他們的民眾來取得和穩固政權，但這樣壹來，他們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憲政右派，而變成極右派、極權右派、專制右派（法西斯主義）了。對於克制和克服極左，民主左派即社會民主主義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因為它也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與自由派進行政治競爭，因為它也側重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義，滿足了底層民眾的精神需求；特別是，它所提出的經濟社會政策，包括工廠立法和勞動立法、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工人聯合與勞資集體談判、利潤分享和產業民主、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等，實實在在地增進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利益，提高了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從而獲得了大部分工人群眾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只有同時繼承了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髓的社會民主主義，才能真正與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內，解決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從而鏟除極左共產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土壤。沒有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會陷入無休無止、沒有勝負的苦鬥之中，整個社會將會在野蠻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專政與共產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來回折騰，永遠不能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法治，永遠不得安寧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