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農民工: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文/潘 毅 盧暉臨 嚴海蓉 陳佩華 蕭裕均 蔡 禾]
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也是改革的創造者。30 年改革塵埃未定，中國儼然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是這一歷史過程的新興主體，它承載了中國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與苦難，也必然承擔著書寫中國社 會轉型歷史的偉大使命。中國未來與這一多達兩億的打工階級息息相關，農村問題、城市發展、城鄉關系、改 革走向，幾乎一切有關中國現狀和未來的重要探討都離不開對這一新興階級的認識。
在改革開放 30 年之際，為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農民工以及農民工所承載的歷史，2009 年 1 月 11 日 至 18 日，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第一 期「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高級講習班」，此次主題為「農民工與農民工社區」。來自中山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雲南大學、上海大 學、西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江漢大學、汕頭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廣東工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女工關懷」誌願者組織、雲南連心社區照 顧服務中心等單位的師生逾 60 人在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就此主題展開熱烈討論。
本刊作為此次講習班的協辦單位，將分兩期刊發部分發言者的發言內容。以下文字根據錄音整理，部 分標題為編者另擬。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馬克 思的階級形成理論
我們想利用這一個星期的時間重點探討中國 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當然大家都知道， 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只包含農民工，還包含 國營下崗工人，也包含了國營轉製工人，但我們此 次將重點放在探討這一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
先講講我們為什麽要研究中國工人階級。我 覺得我們其實是在一個歷史的笑話裏面，或者說 一個比較荒謬的狀態下，當階級話語在中國幾乎 是過時的、落後的時候，我們今天為什麽還要講階 級的問題?記得我二十幾歲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 時，校園裏經常會有這種講法:20 歲講馬克思，你 是個好學的人;30 歲講馬克思，你是個激進的人; 40 歲還講馬克思，你是個沒頭腦的人。我現在年 近四十，已經是沒頭腦的白癡一族了。可是，我還 是要講馬克思。我在 40 歲這個人生交叉點的時候 為什麽還要回過頭來看階級、看馬克思呢?20 歲 該看的時候我沒有看，30 歲我在看尼采、福柯，40 歲我才開始往馬克思的理論上面走。其實，我是白 走了一圈，這一圈我一直帶著兩個大的歷史的問 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麽會有一個社會主義 的革命?我們激起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可是今 天，它改變得非常快。而我們現在要建立的這種製 度，我認為是一個問題。這就進入了第二個問題， 我們為什麽會進入這樣的歷史的發展階段，而這 種發展階段比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描述的資本主義 還要來得更粗暴。所以我要問的是，我們今天為什 麽會走進這樣一個年代?我自己就是在這兩個大 問題下來思考農民工的問題，或者說新工人階級 形成的問題。而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要建立一個和 諧社會，而和諧社會就是取消階級。我們現在研究 階級，很清楚，是為了到達一個無階級的狀態。所 以，我們其實也是為了促進和諧社會而做出一點 努力。
一個工人階級的形成，我們首先要問到底是 誰，為什麽，以及怎麽樣形成?我一直有這種觀點， 中國經過 30 年的磨礪、30 年的改革，創造了一個 非常特殊的人群，叫做農民工。農民工是改革的產 物，也是改革的創造者。可是我們對這段歷史的書 寫還遠遠不夠。
研究農民工其實是解構農民工，而解構農民 工的前提是我們要顛覆這個身份的形成。農民工 作為一個人群，作為一種身份認同，是外在於工人 之上的。要記住，我們研究農民工是要解體農民 工，讓農民工可以真正轉化變成工人。所謂我們理 解的工人階級的形成，或者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就 是讓農民變成工人的歷史發展過程。
我一直認為，過去 30 年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 過程並沒有特殊性。我們看歷史，看其他國家的發 展經歷可以知道，所謂世界工廠其實是工業化以 及城市化的一種潛藏物、一種結果。中國的經驗特 殊在何處呢?我們的無產階級化特殊在何處呢?其 實就是農民在轉化為工人時並沒有完成轉化任 務。為什麽農民工已經是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它的 前提是什麽?我認為，過去 30 年的改革已經創造 了一種物質條件，工人階級的形成已經有足夠的 條件。那麽我們要問，這種形成以什麽方式來進 行?國內這種新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經驗，跟其他 國家有沒有什麽不同的地方?
我們這一代人跑到西方去讀書的時候 (我去 的時候是 90 年代中期)，幾乎沒有一個人講馬克 思，也沒有人講階級，因為他們那個年代剛好是要 告別馬克思的年代。告別馬克思是因為他們的社 會已經到達中產社會的狀態，他們認為他們沒有 工人，認為消費者替代了勞動者，他們在處理社會 內部問題的時候越來越感到馬克思理論的不足。 所以，他們走向後現代、後結構的理論中去了。我 的那本《中國女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成的，所 以你們會看到有福柯等很時髦的理論。但是，我認為這本書沒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處理好就跑 得遠遠的。比如，我當時沒有處理好中國社會結構 的問題，沒有處理好中國的社會關系的問題。我在 沒有處理好中國宏觀的結構性問題的時候，就跑 到非常微觀的層面去了。我不是認為我原來的做 法是非常錯誤的，而是認為這種做法非常不足夠， 我沒有在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這個比較宏觀的層面 下來看中國的問題，也就造成我整本書沒有處理 階級形成的問題，而是把階級問題邊緣化了。這是 我那本書最嚴重的缺點。
我回國後開始回到馬克思，是因為我走進了 一個「女工關懷」的 NGO，讓我能自覺地對應到權 力和資本，讓我感覺到在對抗狀態下一個工人的 壓力有多大。這時我發現，我原來把權力放到個體 及身體這種微觀層面去的時候，往往忽略了一個 大的環境、一個大的空間，而這時的權力還來得更 加赤裸裸。我這次走進工業區，想推動工人做一點 小事情的時候，才使我整個人開始改變，讓我開始 認真回到馬克思的理論上去，也讓我認識到馬克 思《資本論》中的許多問題是可以對應我們今天的 問題的。
我最近在看建築工人的問題時，我認為今天 的工人所面對的問題比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問題 更加殘酷。在《資本論》中，我們看不到工人打一年 工拿不到一分錢的情況，也找不到頻頻出現工傷 的情況，《資本論》中根本沒有談論這些問題。我不 認為是馬克思故意忽視這些問題，我不認為有工 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錢的情況而馬克思不把它寫 進去，也不認為有很嚴重的工傷而馬克思不寫進 去。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況比馬克思 寫《資本論》時面臨的情況還來得更加猛烈。
讓我們回到馬克思的基本概念上去，馬克思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生產方式、生產關 系。馬克思認為，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生產 方式，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創造不同的生產關系，比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會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 系。馬克思用一生的時間來揭示資本的秘密，他認 為資本的秘密其實就是資本的累積過程，他一直 追問，資本憑什麽達到資本的累積?馬克思主要貢 獻就是闡述勞動、勞動力、勞動價值等方面，他認 為資本在使用勞動力的過程中產出的剩余價值製 造了大量的私有財產，而這些私有財產並不像以 前那樣是由社會分享的，而是累積在一小部分人 的身上，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們理解的資產階級。 資本使用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由於與工人無 關，所以創造了異化過程。而這種異化過程又創造 了工人與資本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無法處理，於 是最後產生了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馬克思比較 經典的一些概念。
馬克思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在處理這樣一個問 題:資本主義到底是怎樣形成的?為什麽會有資本 主義?資本主義到底是一種進步的社會力量還是 一種落後的社會力量?他認為在 16 世紀就孕育了 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現 代工業的發展，世界工廠的擴張，特別是美洲的開 發，這些過程有助於達到資本累積的過程。而剛才 談到，資本累積是資本主義最核心的概念。這樣就 造成了兩個階級分化的過程。
馬克思經常講，資本跟雇傭勞工是一個互相 製造對方存在的關系，所以，沒有資本就沒有雇傭 勞工，沒有雇傭勞工也不會有資本。資本累積的過 程是這樣的，一個擁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 本家跑到市場上去，尋找自由勞動者。馬克思說， 等你一無所有只能變賣你的身體的時候，你作為 自由者，作為一個個體把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商 品來自由買賣。在我們還沒有進入工業化的過程 時，我們都是農民，都是一些小農，看起來，小農比 工人生活更悲慘。其實按馬克思的理解，他擁有土 地，起碼一小塊土地，他自己能掌握生產工具，他 可以決定產出什麽。但是當小農變成雇傭工人時，他便失去了生產工具，失去了生產材料，也無法決 定生產什麽，無法掌握勞動成果。馬克思認為資本 主義的製度就是不停地創造這種自由勞動者的歷 史過程，而這種過程是一種暴力的過程。這種暴力 過程是通過一種圈地運動形成的。
當小農變得一無所有，成為自由勞動者之後， 進入了勞動過程，其產出便是剩余價值，是私有產 權，而這種私有產權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所以，資本和雇傭勞工之間的對立狀態是無法避 免的。雖然我們會偶爾聽工友說某老板人很好，有 工傷會立即送去醫院，對工人很關心，但是資本和 雇傭勞工的這種對立跟資本家作為個體是黑心老 板還是良心老板無關。良心老板同樣要榨取勞動 剩余價值，他也需要資本的累積。
馬克思理解的資本是一種集體的成果，而勞 動也遠遠不是個體化的勞動，勞動也是一種相互 合作的社會勞動，也就是說，資本需要把一個個孤 立的工人安排在一起，用這種高度的合作性來推 動生產。所以，管理在資本主義裏面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概念，通過管理把個體聯合起來，達到一種合 作的狀態。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管理者其實是一個 交響樂團的指揮。所以，我們現在所謂工商管理絕 對是一個資本的代言人。
馬克思一直在研究勞動的異化，他看上去在 講工人的異化，其實他是在講人類的異化問題，而 工人異化問題是一個典型。他認為在勞動過程中 工人經歷了兩個異化的過程，一個是人自身的異 化，一個是人與自然的異化。我們稍作解釋，第一 點，勞動跟工人是外在化的，是外化的過程，在勞 動過程中，工人不是在實踐自己，而是在否定自 己，找不到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何在。換句話說，勞 動的時間不是屬於我的，是賣給了工廠的，而下班 的時間才是我的。這就是說，勞動過程中工人是一 個異化的過程，工人掌握不了勞動過程。第二點， 剛才說的是工人的勞動過程是不屬於工人的，現在講的是工人的勞動成果也不是屬於他的，也是 外在於他的。而且勞動成果還與工人站在對立面， 成為一種對立的關系，這樣就造成一種勞動的對 象化過程。舉例來說，當一個工人在 Disney(迪士 尼)的現代化工廠裏面生產出精美的公仔時，按理 說她應該感到驕傲，但是當她發現她沒有能力為 自己的孩子買一個她生產的公仔時，這個公仔，這 種勞動就站在了她的對立面。又比如建築工人，去 年我們與北大學生一起在工地上做研究。在這些 工人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來追討工資的時候，他們 往往會告訴我們，他們想去破壞自己辛辛苦苦建 起來的別墅。
剛才說到，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整個人類的 異化，而這種異化其實是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才 更加極端化的。馬克思強調從資本主義製度下解 放出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私有財產的問 題。而解決私有財產這麽重大的問題交給誰解決? 馬克思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工人階級，這看上去很 天真。他之所以交給工人階級是，因為他認為工人 階級的勞動是整個資本主義最核心的問題，所以， 只有借著工人階級的解放來解放人類，來解放社 會。
如何解放呢?馬克思在 1844 年就問過這個問 題，德國那時已經相當資本主義化了，他問，我們 到底有什麽樣的可能性來解放我們的國家。當時 他的答案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必須形成，而這個階 級需要有激進的手段，這個階級的歷史任務是解 體階級。他認為工人階級的苦難其實是整體社會 的苦難，這種苦難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工人階級的 革命性在哪裏呢?答案是，工人階級不但是在處理 單一階級的問題，還是在處理整體社會的問題。所 以，馬克思說社會的瓦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 而誰能扛起這一重任呢?那就是無產階級。馬克思 認為，當無產階級宣稱當今這個社會的製度是有 問題的，是需要瓦解的時候，無產階級也就講出了無產階級存在的秘密。無產階級的存在就是他創 造了剩余價值，可是這些東西又被拿走了，他經歷 了異化的過程，所以，無產階級具有極大的動力來 改變自己，挑戰現在的權力結構或者說資本的支 配狀態。
馬克思認為，當無產階級否定私有資產時，無 產階級其實已經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最大前提。 這麽重大的歷史任務交給了無產階級，但是無產 階級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在文本上，馬克思對無產 階級的形成梳理了四個部分。他認為這種抗爭首 先在小規模上進行，是個體的不滿造成的，個體可 能因為拿不到工資，工資太少，或受了工傷。由工 人個人不滿工廠對他的操控擴大到整個工廠，擴 散到一個行業，慢慢地把個體變成集體。個體在與 資本的角力中如果不團結起來是不能成功的，所 以，工人會先慢慢地解決工人內部的矛盾與競爭。 第二點，大工業的發展是要求工人數量不斷擴大 的，這讓工人非常集中於工業區，集中於工業城 鎮。因為數量更由於集中，讓他們感覺他們是有力 量的，是可以共同來對抗資本的。他們越來越知 道，資本內部會有競爭，過幾年便會有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是因為過度生產而製造的資本內在矛 盾。工人知道，每次經濟危機都會影響他們的工 資，同樣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力量。當他們需要保護 自己的工資時，他們感覺到需要一種集體的階級 力量。所以資本與勞工的對抗不是個人的過程，而 是一種階級化的過程。最後一點，工人遲早會感覺 需要建立集體的基礎，這種集體的基礎可能是工 會，也可能不是。而且工人也認識到，資本本身其 實也日益聯合起來了，所以工人不聯合起來便不 會有對抗成功的機會。工人的抗爭其實是一種政 治抗爭，工人必須知道他們是一個階級，然後走到 一起，形成一種階級力量，這便走向成熟。
馬克思在著作裏給我們比較清楚地梳理了階 級存在的物質條件、經濟條件。可是，雖然我們說農民工作為一種階級的外在條件早已成立，但這 不代表他們從自在走到了自為，這需要一個相當 漫長的歷史過程。
盧 暉 臨(北 京 大 學 社 會 學 系):主 體 、經 驗 與 文化剛才潘老師將為什麽要研究階級以及階級形 成的問題提了出來，並且講述了馬克思的一些基 本觀點。下面我用一點時間對湯普森最主要的理 論作一個梳理。
講到馬克思和湯普森，他們其實有很大相似 性，都是非學院派的學者。馬克思一生都沒在大學 教過書，而湯普森也是 40 歲時才在英國一所大學 獲得教職，此前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成人教育、共 產黨的基層黨務、政治活動等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國度過了他們的後半 生，但是此後 100 年，英國一直沒有形成穩固的馬 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直到 1940 年之後，隨著一批 學者，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興起，英國 才形成比較強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所以有 人說，過了 100 年，馬克思用英語開始講話了。19 世紀 40 年代，馬克思理論體系開始形成，過了 100 年，他的後繼者在英國發展了馬克思理論。這 中間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湯普森。
我今天的講題叫「主體、經驗與文化」，但是它 們之間的關聯，我們需要認真地討論。
馬克思在他的文章裏有這麽一段話，我非常 喜歡。他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 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歷史條件 下創造的，而是在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 下創造的。我認為，馬克思這段話，把人之能動性 和我們講的人的限定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總結得很 到位。而馬克思本人呢?剛才潘老師已經講到，在 他的階級理論中間，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結構這 一面，就是結構限定這一面。就是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這種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階級就好像是必然產生 了。所以馬克思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他給我們 講的更多的是被條件局限和約束的這一面。
回到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直接論述，我認為 在他的文本中並不多。有幾段相關的話我拿出來 給大家分享下。在馬克思看來，階級的本質是一種 社會經濟關系。他說，階級在任何條件下都是生產 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另外一段，他講，經濟條 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給這 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這批 人對資本家來說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 為的階級。在鬥爭中這批人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 為的階級，他們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馬克思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 級的區分，但是到底怎樣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 級，他的論述並不多。他主要強調社會經濟條件下 造就一批在結構地位上相同的階級，他認為這中 間有必然的邏輯結果。這批自在階級能夠為自己 的利益作鬥爭，形成自為的階級。
那湯普森的主要貢獻是什麽呢?我認為他是 在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之間建立了一個橋梁，即 自在階級怎樣變成自為階級。剛才已提到，馬克思 有自在和自為的區分，但是他認為從自在到自為 是一種邏輯發展過程，至多通過階級鬥爭便可以 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湯普森則非常明確，在 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有這樣一段話講工 人階級形成，他說，勞工在他們的長期生活和經驗 鬥爭中，認識到他們是作為利益一致的社會群體 而存在的，並且有別於其他社會集團。也就是說， 只有在產生了階級意識的情況下，他們才產生出 一個階級。自在與自為的區分不新鮮，新鮮的是， 在湯普森看來，不是客觀的利益一致性製造了階 級，而是對這種同一性的感覺和明確表達製造了 階級，所以他的重點放在這種主觀性感受上。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接受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他的貢獻在於引入了 一個概念，這就是「經驗」，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一 個重要修正。如果我們分兩端，經濟基礎是底層， 就是社會存在這一塊，那麽上面就是社會意識。在 這兩者之間，馬克思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可 是湯普森說，社會存在要決定社會意識需要一個 非常重要的介質，這就是人的經驗。在《英國工人 階級的形成》這本書中，湯普森的主要論題是，工 人階級的出現是在 1790 年到 1832 年這樣一個動 蕩的年代裏，是工人復雜和矛盾的經驗的產物。如 果脫離這一經驗，無法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
我們在講到馬克思時會說，馬克思的邏輯是 一種決定的邏輯。在湯普森這裏，這種決定性依然 存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由於他引進了「經驗」這樣一個概念，使得這種決定性更加開放。 按照湯普森的說法，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存 在的決定，但不是完全的決定。經驗在社會存在中 生成，但並不是不加思量的生成。每一個人，每一 個工人是具備理性的，他們會思考發生在他們身 上以及周圍的事情。所以在湯普森看來，理性的、 積極的、能動的人就使得社會存在和經驗之間有 了一定的空間。沒有工廠體製、沒有資本主義生產 關系，當然不能產生工人的經驗，可是每一個工人 作為一個人都有反思能力，所以，在這種決定性中 間就有了活動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經驗對 於社會意識來說，這種決定性就更弱了。如果說社 會存在對於經驗的決定有一定空間的話，社會經 驗對社會意識的決定就比較松散了。具體到階級 經驗和階級意識來說，階級經驗大部分是由他不 願進入的生產關系決定的，可是階級意識在湯普 森看來是一種用文化的術語來處理經驗的方式， 體現在社會傳統、價值體系、觀念、製度形態之種 種。相同職業的群體，我們在他們的反應中可能會 發現某種邏輯，但是我們不能預測任何法則。同樣是工廠工人，同樣是某條生產線的工人，可是他們 的社會經驗轉化到社會意識時，其實踐空間很大。
剛才講到馬克思把人類解放的歷史使命交給 了工人，湯普森想解決的是工人如何具備這種主 體性，如何獲得這種主體性，人的能動性如何顯現 等問題。剛才已說到，當一個個人、一個工人在進 行文化處理的過程中，行動者的能力便得以顯現。 因為我們可能具有相似的經驗，但是如何去解釋 這個經驗，如何用文化的術語看待這個經驗，方式 可能多種多樣。這樣，人之僵硬的社會存在，具體 到階級形成，即生產關系決定社會意識乃至階級 意識，這種決定性便具有了靈活性。雖然方向仍然 是沿著生產關系、社會經驗到階級意識移動，但決 定性色彩薄弱了很多。
我們看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 它的篇章結構已經把湯普森的邏輯體現得非常清 楚了。它的第一部分講各種各樣的政治文化，就是 英國勞工階級在工業革命之前所繼承的政治文 化，主要是 18 世紀前資本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初 期的政治文化。第二部分則花了非常大的篇幅，非 常詳細地工人群體怎樣來經驗、經歷、評價構成資 本主義文化的政治變遷，主要講工廠工人的經驗、 經歷，手工工人及不同行業工人的經驗。第三部分 描述了勞工群體響應這種工業化的經驗，輔以創 造性地使用既存的文化傳統來鍛造一個有組織、 有意識的工人階級。其實就是講工人階級意識如 何形成，工人如何用第一部分所謂 18 世紀的政治 文化來描述解釋第二部分的經驗。
第一部分描述的政治和宗教傳統，當遭受第 二部分描述的剝削的經驗時，通過第三部分描述 的政治煽動，轉化為最後一章描述的「階級意識」。 湯普森在第二部分花了很大篇幅展現人類經驗的 變動性和他們逃脫社會存在以及逃脫生產關系局 限的可能性。舉一個例子說，很多歷史學家在研究 英國工人階級時會熱衷於爭論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英國工業化早期，工人生活水平是上升了還是 下降了。但湯普森認為重要的不是關於工人狀況、 工資或消費水平這些客觀變化因素，而是人們如 何感覺他們正在經歷的這個巨大轉變。所以他會 考察經濟資料和人們如何感覺之間的差異，得出 了一個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結論，這是《英國工人階 級的形成》裏的一段話，他說，在 1790 年到 1840 年之間，平均物質水平有輕微的改善，但是同一時 期剝削、不安全以及人類苦難卻不斷增加。他說， 到了 1840 年，從經濟角度、工資水平講，大部分的 狀況要比 50 年前他們的前輩好，但是他們從這一 輕微的改善中體會到的更多的是悲慘性的經驗， 而且繼續承受煎熬。所以，通過這種工人繼承和分 享的政治傳統的詳細敘述，湯普森令人信服地說 明了，工人的剝削經歷不是新技術、蒸汽機、棉紡 廠和生產關系的直接產物，也不是生產組織和政 治製度變化的直接產物，而是從特定的前資本主 義和前工業化的生活方式之中獲得的價值和希望 塑造了工人剝削的感覺。在湯普森看來，正是從 18 世紀前工業化繼承的價值和期望為勞工提供 了一個文化的透鏡，使得勞工藉著這種文化的透 鏡來闡釋工廠、技術和生活水平並做出反應。
湯普森通過歷史敘述提供了很多詳細的說明 文化主體如何促進階級意識和政治行動的例子。 比如，他追溯社會平等主義和農村手織工中強烈 的道義社區感是如何轉化為重塑社會的烏托邦觀 念，接著又促成政治活動的。
還可以舉另一個例子，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研 究中，有很多人會研究破壞機器的運動，我們稱之 為盧德運動(Luddism movement)。很多歷史學家 把盧德運動看作對不可避免的工業進步的情緒性 和非理性反應。但湯普森不接受這種廣為流行的 觀點，他認真地考慮那個歷史時代，嘗試去理解當 事人是如何評價和理解他們的生活處境的。他說:「我們是如此習慣於這個觀點:在 19 世紀初期，行業應該已經從『限製性慣例』中解放出來。以至於 我們必須發揮想象力才可以理解，那些通過無度 競爭、削減工資、挖對手墻角、削減技術標準等手 段積蓄財富的『自由』的工廠主，或者大的針織品 商，或者棉花製造主，不僅被看作是嫉妒而且被當 作一個從事不道德和非法行為的人。」在工人那 裏，資本家這種競爭和積累財富的方式具有很大 的非道義性。拼命地降低工資、無序的市場競爭， 在我們看來都是很正常的，但在當時，這些都成為 工人在道德上對資本家進行指控的一個緣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湯普森的整個的歷史研 究有一個重要特點，他致力於重建當時經歷事件 的人們如何解釋那些事件，而不是重建真實的事 件本身。通過耐心地收集尚存的文獻，以及仔細地 關心其中表現出來的判斷或者感覺，他已經將19 世紀早期英國歷史上熟悉的事件 —— 工業革命、 人身保護權的中止、盧德運動，轉化成普通人的經 驗。這樣一來，湯普森讓我們從那些經歷過這些事 件的人的觀點中看到了事件。或者我們應該說，他 創作了故事的脈絡，籍此我們能夠看到事件。湯普 森認為，英國工人的新的階級意識和組織不是工 業革命的直接產物。工業革命時期不斷變化的生 產關系和工作狀況是由什麽決定的呢?他有一段 話，他說這不是由原材料賦予的，而是由生而自由 的英國人賦予的，是工廠工人或長襪工，也是記憶 中的村莊權利、法律面前平等的觀念，也是工匠傳 統的子孫。他們是強有力的宗教教導的對象，同時 也是新政治傳統的創造者。工人階級造就了他自 己，正如他被製造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形成有兩面: 「造就自己」和「被製造」。可能馬克思的理論談論 的更多的是「被製造」的一面。他講的是社會存在 如何決定社會意識，生產關系如何在邏輯上必然 性產生有著階級意識的工人。但湯普森強調工人 階級「造就自己」的一面，即工人自己造就自己的一面。也是開頭我引用的馬克思的那一段話，而湯 普森更強調的是人創造歷史的這一面。
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交點，這樣一個特別大 的變化?當然一方面跟馬克思理論中論述人造就 歷史的這一方面不多有關。另一方面與 20 世紀 40 年代至 60 年代整個馬克思理論、國際共產主 義理論發展的走向有關。湯普森生活的年代實際 上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盛行的年代，在西方則是新 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阿爾都塞 (Louis Althusser)的 結構主義盛行的時期。湯普森明確反對這一點，他 既反對斯大林機械的馬克思主義，也反對阿爾都 塞結構決定論。所以，他特別強調工人階級造就自 己的一面。但是在整個敘述中間，我們可以看到， 他並無意走向一個極端，他不認為人是一個自由 創造歷史的主體。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敘述中， 人類主體具備行動的力量，但不是天真的個體主 義者的「自由意誌」，而是被結構化的行動。工人們 能夠思考什麽，感覺什麽和做什麽是由他們是衛 理教徒、是「自由英國人」、是衰敗行業中的熟練工 人、倫敦人等這些事實所決定的。但是這種決定又 不是機械的，因為湯普森的主體是吉登斯所講的「 有 見 識 的 」(knowledgeable)人 ，是 聰 明 、任 性 的 人，他們會對經歷的事件進行反省，能夠在構成他 們的主體性和環境的結構所設定的限製及開放的 可能性之內，在經驗的基礎上有目的、理性地行 動，從而造就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工人階級。
我的介紹類似於導讀性質，幫助大家理清工 人階級形成的邏輯結構，也幫我們理清湯普森所 要解決的最主要問題，即工人從自在階級到自為 階級是如何發生的。從梳理中，我們發現一個非常 重要的特點，就是湯普森非常重視工人階級的主 體性。他反對工人階級意識是從外部被灌輸的這 種觀點。實際上列寧就認為，工人很難從內部發展 出工人階級的意識，特別難以發展出足以承擔無 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的階級意識。他認為必須要有工人先鋒隊，要有共產黨的組織把這種意識 教育和灌輸給工人階級。但是在湯普森看來，他強 調工人階級內部認識到自己的利益，然後認識到 這種利益與另外集團對抗的可能性，所以他會花 很多時間去研究英格蘭的這種文化傳統。他關註 這種看似與資本主義沒有關系的古老傳統在工業 革命以及資本主義時代來臨時，與新的時代碰撞 的過程中，能夠對文化本身進行創造同時生出新 的承擔歷史變革的主體。
回到我開頭講到的題目「主體、經驗與文化」。 剛才談論的比較多的是經驗和文化。那麽這裏有 一個有關文化的概念的理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 下。當然，比較為大家接受的對文化的理解應該是 格 爾 茲(Clifford Geertz)受 韋 伯(Weber)影 響 而 作 的關於意義之網的解釋。講到文化，就要講到文化 和行動之間的關系。在說到這一套關系的時候，大 家比較接受的應該是帕森斯的說法，即文化給我 們提供價值和目標。
但是我想，對於文化和行動之間的關系應該 有一個更加豐富、多元的理解。至少可以從三方面 來理解:一是利益和策略層面;二是價值和意識形 態層面;三是習慣和本能層面。利益和策略層面是 帕森斯不太關註的層面，這裏面有一個 Swidler 教 授稱之為工具箱(tool kit)的概念，是給行動者提 供行動策略的工具包的概念。他認為人會在這個 工具包中選擇有利的策略來構建自己的行動。這 是強調人在運用策略時理性的一面，以及創造性 運用文化的一面。第二個層面是價值和意識形態 的層面。在第二個層面下，決定一個人行為的不再 是輸贏得失。這個層面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當人們 相信某種文化的意識形態時，人們就會按照這些 文化和意識形態辦事，即使這種辦法會給他的利 益帶來損害。在這裏，文化主要是扮演劇本的角 色，人們按照這個劇本行事。第三個層面是從文化 從本能、習慣和習以為常的方式上對行動者的影響。這個層面是指文本和意識形態已經在行動者 的頭腦中被徹底內化了，這些文本和意識形態已 經成為行動者的慣習。湯普森講文化，我認為主要 是從價值和意識形態層面來看的，當然也有一部 分是從策略與利益層面來講，但這部分不多。我認 為我們在考慮問題時有必要把這三個層面都考慮 進去。
再回到標題，講到主體概念本身。主體概念在 哲學上有很多的論述，但是在講到階級形成這點 時，實際上可以從一體之兩面來理解，一方面是自 由，一個人要去爭取自由;另一方面是反抗和抵製 被控製的狀態。工人階級同樣可以這樣理解，這種 自由可以包括他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經濟自 由。從反面來講，則是他去反抗很多加在他身上的 控製，比如政治控製，工廠裏對他的肢體的控製。 那麽，這種主體性的創造如何和工人的經驗以及 他所繼承的文化對接與關聯?我想這是我們在研 究工人階級形成時需要特別關註的。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湯普森被稱為是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就是 他在承認結構決定論的同時特別重視文化的東 西，在工人階級從自在階級轉為自為階級時每個 社會所繼承的文化如何通過有行動能力和理性的 個人對他的行動和經驗產生影響。
潘毅:中國的無產階級化與階級形成
今天的問題回到我們的重點——農民工。我 們昨天用馬克思的理論來理解階級結構，馬克思 給我們梳理了一種階級形成的物質基礎，而湯普 森則幫我們處理了階級形成這樣一個主觀的過 程。我們今天結合馬克思和湯普森的理論來理解 當下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
其實，我昨天應該講講湯普森過後馬克思主 義理論也就是「後馬」的發展，但時間關系沒有來 得及講，我現在高度概括地講一下。「後馬」其實是 在馬克思和湯普森的基礎上發展出的比馬克思和湯普森更為細致更為深刻的分析架構。他們把階 級形成分為了四層:第一層是階級結構，第二層是 階級認同，第三層是階級感情(就是湯普森及後來 者經常講的 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譯恰 當，但我認為階級感情比較接近本義)，最後一層 就是階級行動或集體行動。馬克思處理了階級結 構和階級行動這一部分，而湯普森幫我們處理了 階級認同和階級感情這一部分，「後馬」則發展出 了一套更細致的分析結構。
回到中國本土的問題，中國經過 30 年改革開 放製造了一個世界工廠，這個世界工廠的經驗沒 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發展過 程一樣，當出現高度工業化的時候就是出現世界 工廠。我們的特殊性在於製造了一個新的工人階 級，但是新工人階級產生本身與其他國家的歷史 經驗相比較也沒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於我 們的新工人階級是由農民工這種特殊主體形成 的。
馬克思的理論非常強調的一點是階級結構出 現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的第一天開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客觀的自在階 級就已存在。從人數來講，不管是之前我們常說的 1.2 億還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師說的 2 億，這都是一 個龐大的數字。馬克思講工人階級形成時強調人 數，也強調集中。我們很清楚，今天的農民工集中 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新的發展地區。從人 數以及集中化來說，其實已經完全達到了馬克思 理解的階級結構出現的標準。但是我們在他們作 為一個自在的階級出現時並沒有用一個階級的視 野去理解他們，而且往往回避階級的處理方式。
我認為階級形成的第一步是階級無產化的過 程。這個階級無產化的過程在剛才講的階級結構、 階級認同、階級感情和階級行動中是最為重要的 一步。而這一點恰恰是不管西方還是中國的勞工 研究非常忽略的一點。為什麽我們會忽略這樣一個起點性的環節呢?我這樣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 這個問題在於他們已經走過了無產階級化的過 程。什麽是無產階級化呢?就是讓農民變成工人， 讓工人除出賣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而所謂農民工 恰好在這個轉化過程中間，但是我們視而不見或 者忽略了這一過程。所以，我認為我們看中國農民 工的起點是要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其中尤為重 要的是看這個無產階級化的特殊性在哪裏?就是 說，中國的無產階級化與西方的經驗相比，異同之 處何在?這是我今天想處理的一個問題。
中國無產階級化的特殊性會影響中國新工人 階級形成，影響到工人階級的認同問題。這點很容 易理解，就是說你到底認同自己是工人還是農民， 你認同的是工人還是農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 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種農民生活方式還 是一種工人生活方式，最後會影響到階級感情。這 一切都會影響到接下來的集體行動。
我理解的中國無產階級化是一個沒有完成的 無產階級化，這種沒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製造了一 個不完整的階級主體。我們試著從馬克思的理論 上來理解。馬克思強調一個客觀的外在的社會環 境和物質條件創造和約束一個階級結構的出現。 這個宏觀論述其實是在講兩個大點，一個是工業 化，現代化工業的出現製造了這樣的客觀條件，另 一個是城市化，從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工業 化和城市化是比較同步的。而工業化和城市化製 造了一個階級形成的大環境。正是由於這種工業 化和城市化的比較同步，使得他們在農民轉化為 工人的過程比較順利。可是 30 年來農民工身上發 生了工業化而沒有發現城市化，也就是工業化和 城市化在他們身上是兩個脫鉤的環節。我們讓他 們走進工廠打工，讓他們走進工地勞動，讓他們走 進家庭當保姆，可是我們絕對不希望讓他們在他 們打工的地方生活下來。我們僅僅是想用他的勞 動力，當我們用完之後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趕回農村。這樣的基礎創造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民 工。很多社會學學者會解釋為什麽我們可以支撐 這樣一個農民工的群體，那是因為農村可以提供 社會化再生產的成本。簡單理解就是這些農民工 手上還有一塊土地，工業危機失業了，我們便可以 讓他們回家，老了幹不動了，我們可以讓他們回 家。我們可以讓社會再生產的成本讓農村來承擔。 我們沒有必要讓農民工轉化變成工人。這種沒有 必要便成為讓農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 argument。我們要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理解 中國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群。
這種讓他們進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 間上的一種分割。就是說，他的生產領域是在城市 的空間，而他的再生產則在農村的空間進行。這是 高度分割的兩部分。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春節 會有大量回家過年的農民，而在農村呆不了十天 半個月就又會跑出來。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我們是 看不到這種分割的，在湯普森那裏我們看到了一 點點。湯普森講到，因為圈地運動被迫離開土地， 因為他們找不到可維持生活的生產材料，所以他 們一定要逃到工廠裏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經講到 了，這一過程其實是一個蠻不道義的過程。因為農 民比我們想象的要自由，他們可以掌握生產材料， 掌握生產工具，決定自己要種什麽。但當他被迫離 開家鄉來到工廠時他馬上失去了這種自由。我們 知道馬克思經常用「自由勞動者」的概念，其實有 非常諷刺的意味。這裏的自由實際上是 lost 的意 思，就是你失去了生產條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 質條件，除了買賣身體外沒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國現在的社會，我們經常會問，那農民工 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由的，是高興的還是痛苦的? 我這樣理解，當我們的農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時，他 們大部分是高高興興的，可是等他們高高興興地 走出去了以後，他再也不能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不能回去」不單單是一個結構的問題，還有湯普森所講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感情的問題。也就是說 當他離開家鄉出來打工的時候，他整個人開始改 變。首先他的生產關系改變了，他不再是小農的生 產方式的參與者，而是大工業下的一個生產者，也 就是說，他其實想認同自己是一個現代化的工人。 比如我早期接觸的女工，她們是對自己成為現代 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業背景下，他們的階級 認同開始出現變動，雖然有些群體慢些，有些群體 快些，比如建築行業是比較慢地轉變的，他們的階 級認同還一直放在農民的身份認同方面。在製造 業方面，我們也看到服裝行業的階級認同比電子 行業快些。服裝行業招募的是一些初中畢業的，很 愛打扮。我 90 年代去的時候，她們都說「:潘老師， 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們整個裝束和打扮其實 是在經歷著一個強烈的內在身份轉化和調整的重 要過程，慢慢從這種階級認同轉化為階級感情。但 是 90 年代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感情現在講起來比 較壓抑。我們知道，她們工作時間比較長，12 或 14 個小時，經常性的連續加幾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 標準的 8 個人，那時是 20 個人;她們的工資是 300 多塊到 500 塊左右，跟農村比較，她們在農村 可能一年的工資都達不到 300 塊。她們雖然是在 一個非常壓榨性的場所勞動，其實在進行著內在 的心理平衡。雖然有很多壓抑無法講出來，但她們 認為已經比她們的上一代幸福了，她們有現金，可 以改變自己，或最起碼可以走出農村。當時那樣惡 劣壓榨的工作環境下，那些女工內心可能會掙紮， 但是我們看不到她們的憤怒，也看不到她們有集 體的行動。到現在，已經從第一代農民工轉化到第 二代了，這一代已經從壓抑失語的狀態轉化為憤 怒，接著由憤怒的感情轉化為集體的行動。我們可 以製造第一代農民工，但是無法想象我們還可以 這樣維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們是不可能接受資 本及製度上的這種壓榨的。
扯遠了，講回來。我們剛才講到分割，然後資本又通過勞動的體製把它們合一起來。這一點，任 焰老師會跟我們詳細地梳理，講的就是中國的特 殊性 —— 宿舍勞動體製的出現。雖然可以通過戶 口體製和城鄉區隔來卡住，但空間上的硬性分割 是不可能的，戶口製度等可以做的僅僅是讓他們 無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們在打工期間起 碼要有地方住，還是需要進行他的勞動力再生產。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政府應該承擔。大部分的國 家在經歷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扮演著一個非常 重要的角色，它起碼提供了一個集體消費的過程， 提供住房、醫療、教育下一代等，這些任務，我們叫 勞動力再生產。但我們的政府沒有承擔這一任務， 而想把這個任務交給資本和工人自己處理。當丟 給資本來處理的時候就出現了宿舍勞動體製;丟 給工人處理的時候就出現了農民工社區。而勞動 宿舍體製和農民工社區也會影響到集體行動。
當我們交給資本處理時，它往往以最廉價的 方式來處理，20 人、10 人、8 人一個房間，而這還 是臨時性的。這種臨時性方式安排的是一個個人 而不是一個家庭。我認為，我們為什麽可以撐起 30 年廉價的世界工廠是與宿舍勞動體製緊密相 關的。其他地方我們會看到，一二十年，勞動力成 本就會提上去，以香港為例，香港 60 年代的工資 是 500 塊錢，80 年代我記得我家開一個小工作 坊，請工人是 1000 塊工資，可是到了 1989 年，香 港服務行業以及製造業平均工資是多少?是 6000 塊。現在廣州、東莞、深圳生活費多高，但是整個勞 動力成本沒有提上去，被壓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這 與宿舍勞動體製支撐世界工廠是相關的。沒有這 種體製安排是不可能辦到的。我們可以設想，一個 東莞工人要在東莞活下去，他拿 1500 的月工資可 能活嗎?他要住房、要醫療、要教育的話，沒有兩三 千怎麽活下去?
我們用一個宿舍勞動體製支撐了一個世界工 廠，這種世界工廠還創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間、無法轉化的不完整的勞動主體。這種不完整的勞動主 體代表了什麽呢?他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他既是 農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農民又不是工人。我認為 第一代農民工是處在「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這種 交叉的模糊狀態。這一代人整個生活重心還放在 農村，他也認可農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則「既 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早就失去了耕種的經 驗，早就失去了當一個農民的可能性。我接觸的第 二代、第三代農民工 80%都講不出他家裏有多少 畝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過程中受了苦受了氣，炒 老板魷魚，然後跟朋友講他想回家，種田比打工 好，可是他們在家呆不了一兩個月還是會走出來。 也就是說，這一批人，他們已經不認同自己是一個 農民了，但是他們又沒辦法說他們已經是工人。因 為他們知道，到了三十多歲再在工廠呆下去的可 能性很低。也就是說工廠在運用你的勞動力的時 候是有時間性的，在你由一個不懂技術的工人轉 化到懂技術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勞 動力作為商品最有商品價值的時候。電子行業招 募的通常是二三十歲的人，當你到了四五十歲時， 其實已經走完了作為工業化工人身份認同的高峰 期。
我們創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體，這一批主體 不知道自己去哪裏，他不能往前走，也沒辦法往後 退，夾在中間。我們也可以從工人的詩詞中看到， 比如「我註定要四處流浪」，「流浪」、「無根」、「漂 泊」是他們的詞匯，漂泊無根是他們最重要的一項 生活體驗。當他們問北京到底屬不屬於我，或者深 圳到底屬不屬於我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了一個 交叉點，他們會想，我應不應該留下來，還是我要 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樣走。這些都影響到階級認 同，階級感情和接下來的階級行動。
盧暉臨:回不去的農村
剛才潘毅講到從第一代到第二代農民工的轉變。我們分析的重點應該是他們之間的差別，她談 到 disposition，她理解為階級感情，但是我認為我 們似乎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我們如果往前傾一 點，則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性情傾向。當我們分析 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時，我們發現他們的性情 傾向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主要與第二代農民工 成長環境有密切聯系。第二代農民工和第一代相 比有這樣一些特點。一個是受過相對較高的教育， 很多是初中文化或初中以上的文化。家庭狀況呢? 由於 1978 年以來的聯產責任承包製以及父兄出 來打工有了一定積累，家庭經濟狀況有了一定改 善，對這些人而言，家庭經濟壓力較小。另外，他們 成長於一個消費主義文化中，更加追求個人的獨 立和發展，而第一代農民工則有更多經濟的目的， 比如要支持自己的家人或為了自己的嫁妝等。而 第二代農民工有很多其他目的，比如見世面、開眼 界、闖事業、追求並實現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一 代農民的特點很多，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反應出來， 比如他們的發型、化妝、穿戴、說話、舉止以及生活 消費的其他各個方面。這樣一種性情傾向就使得 剛才提到的在城市中無法找到一個讓疲憊身心得 以休憩和恢復的地方的問題更加凸現出來了。第 一代農民工經濟目的很明顯，他們的生活重心放 在農村，城市是他的一個過渡，這樣就可以壓製自 己的消費，壓製自己的苦和累。但是對於第二代農 民工，經濟目的相對下降，而個人發展、體驗新的 生活、追求與實踐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些目標出 現。
我們在農民工創作的作品、農民工的日記、香 港「女工關懷」出版的刊物以及其他各種農民工作 品中間都能看到貫穿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 工的一個共同的且是主導性的主題就是對家、家 人、家鄉的思念，這些可以表現為母親的溫情、家鄉熟悉的景色、非常喜歡的地方風味等。這種想家 的情緒很明顯。兩年前，我與北大的同事一起去東 莞做問卷調查的時候，我們讓他們在開放性問題 中寫下打工的感受，我們發現在答案中反復出現 次數最多的一個字就是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 達想家、想念家人。在我們收集的 600 多份問卷 中，這種想家的感受出現頻次達到 100 多次。這與 剛才提到的農民工作品突顯的主題是相互呼應 的。
這種對家的思念不單停留在思想層次上，還 表現在行為層次上，比如說「回家」。我們現在去調 查工廠裏面的農民工，「回家」也是他們周期性的 一種行為。很多人一年回一次，有些人兩年回三 次，等等。比如在去年的大雪災中，我們看到千百 萬的農民工如此執著地用各種交通工具往家趕的 一幕幕慘烈而感人的畫面。
剛才我們講到這些農民工在城市中無法安 家，無根、漂泊，那麽我們會想，那這是不是意味著 農民工有一個根呢?剛才我們也談到農民工不但 在思想層面上而且在行為層面上表現想家的主 題，那農村、家鄉是不是他的根呢?這其實是一種 誤解，在學術界也有這種誤解，把農民工的再生產 寄希望於農村，而我們的政策也似乎有這種假設。
現在讓我們考察農村能夠為農民工提供的空 間。很多農民工會跟你說將來可能會回到農村，他 有很多與農村相關聯的計劃，比如，他說要回去做 生意。但是我們若考察農村中的現狀，我們發現這 種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夢幻。在大多數農村， 人地之間的比例關系非常緊張，華北一帶可能一 個人就一畝多地，東北可能多一點，江南、華南那 兒就是幾分地。剛才也說到，農民工連自己的土地 有多少畝都不知道，許多人已沒有耕作經驗。另 外，大家會想到種養業，就是說我們回去之後進行 規模經營進行養殖等。當然這是一種選擇，很多留 在農村的人以及回來的農民工從事這些，但是這種職業有局限性，在我們今天的農村環境下，金融 體系、市場空間等限製決定了這不可能是將來大 多數農民工的選擇。有些農民工會跟我們說回去 做生意，做小生意開小店是他們一個非常普遍的 想法。這一點前面的學者做過很多大規模的問卷 調查，發現做生意成功的可能性比較低，這與我們 農村中的市場空間以及城鎮發展中已有行業的高 度飽和狀態有關系。
上面從經濟方面來證明農村為回去的農民工 提供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至於其他方面，文化價 值、生活方式上，則這種空間局限性更加明顯。這 一點，明天嚴海蓉老師會講得更加明確，就是說農 村已經掏空了，這種掏空不僅僅是資源和勞動力 上，而且是在意義體系上。在幾十年的發展中，農 村被我們既在宣傳上又在事實上定義為一個落後 的土的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遠離的地方。呆在農 村的人已經和「沒有用」、「窩囊廢」等形象聯系在 一起了。所以從文化價值上，為農民工回到農村生 活提供了很大的阻力。生活方式上更不用說了，雖 然很多農民工在城市裏非常抱怨工廠，但是回到 農村後又抱怨村裏到處是土，路也不平，出門一腳 泥。所以，農民工在家呆一會又會跑回來，說在家 裏很不習慣，比如，來東莞打工的湖南農民工說家 裏很冷，呆了十幾天說吃不消，晚上又黑燈瞎火 的。
我們講一個阿新的例子，這個例子有點特殊 性。阿新曾經是想回去的，他在深圳打工，想回家 發展，去種經濟作物或者承包土地。可是反對他的 是誰?是他的父親，一個沒有離開過土地的老農 民。在他看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高中)的人呆在 農村是沒有出息的。他反對並且破壞兒子的計劃。 這個例子有特殊性，因為很多農民工是被迫回到 農村的，到了四十多歲，或者結婚生子等，在城市 呆不下去了才回去，不像阿新是主動要回去。但是 對農村、對土地熟悉的父親看到了農村發展空間的狹窄和沒有前途。 雖然很多農民工在思想和行為層次上都表現出與家的緊密關聯，好像家是他的根，但其實，現 實中很難實現。在思想和觀念層面上，家不過是農 民工在想象中所紮下的根，是在城市中沒有根，茫 然、漂泊的狀態中希望獲得意義的表現，就像船需 要拋錨一樣。我認為，很多情況下，農民工對家鄉 的思念更多的是想象意義上的。我以前一直在農 村做調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農村生活的沒有意 義，更多的是農村家庭生活的破敗，兒子不孝順父 親，媳婦不孝順公婆。而在農民工中間卻突然出現 了這麽多想家的主題。我認為我們更多的要把這 些看作是對工業事件的反應，是他在城市生活中， 在工業事件中的無根狀態下想象的東西。
回到兩年前我們做的問卷調查，我對開放題 進行了非常細致的閱讀，發現除想家外還有兩個 非常明顯的主題發生在新一代農民工身上。我把 它 歸 納 為 :一 個 叫 做「 不 自 由 」，一 個 叫 做「 無 意 義」。「不自由」是在問卷中反復出現的，他直接用 這個詞匯。我們通常認為自由是知識分子經常喜 歡談的，現在我們發現，這些青年農民工如此頻繁 地使用這個詞。另一個就是「無意義」，當然很少直 接用這個詞，更多時候他用「像機器一樣」、「枯燥」 等。當然這一點和工廠生活有直接關聯，和工廠的 紀律、長時間的工作等有直接的關聯。我記得去年 我在香港做類似報告時就有人向我提問說，朝九 晚五的上班族也一樣感到不自由，也在早上被鬧 鐘鬧醒，是不是說農民不能適應工廠生活是農民 變成工人早期必然出現的狀況呢?當然這有一定 道理，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家的平衡。 因為對於我們很多朝九晚五的人來說，公司上班 是我謀生的一個手段，可是回到家裏，有家人、有 社區、有朋友來開展生活，這樣一來，不自由的體 會一方面容易忍受，另一方面可以相對淡化。但對 於農民工來說卻是有工作沒生活。當然農民工也做了很多努力試圖在這種不自由、無意義中去創 造自由，這一點很多表現在消費上面，我們有時候 會發現農民工使用非常新潮的手機，一個月 1000 多塊工資，手機費加上網費平均一個月可以達到 100 多塊。如果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會覺得不 理性。
我覺得這種情況可以是由於無意義、不自由、 沒有長久地和未來相聯系的家等狀況而生發的一 種暫時的釋放，這也包括頻繁地換工作。我們有時 會聽到農民工很高興地說:「我把老板給炒掉了。 非常爽!」這也是對工廠生活之枯燥和對前途的迷 茫而多少體現出的所謂自主性。
潘毅:極其錯誤的觀點——「農民工回到農村 進行勞動力再生產」我接著補充下去，其實剛才盧老師非常的「湯 普森」，因為他使用湯普森通過生活的經驗來理解 階級認同和階級感情的問題。我再回到馬克思，回 答什麽叫「回不去」，什麽叫「沒辦法往前，沒辦法 退後」。如果從馬克思的結構性話語來看「沒辦法 回去」，我們會把它理解為一種「精神圈地」。因為 英國或其他國家工人階級形成的起點是無產階級 化，而無產階級化的前提是圈地運動，就是農民失 去了土地，被迫變成雇傭勞動者。而中國的情況是 相反，我們的農民工還保留了一塊土地，而這塊土 地變成了合理化不完整的勞動主體的理由。而現 在到了需要來處理這個不合理過程的時候了。到 底一塊土地能不能承擔起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 我可能會講的比較激動，因為這兩年我與盧老師 和他的學生跑了不少農村之後，我得出了這樣的 看法:我們一直認為的整個勞動力再生產是在農 村社會中進行的這種觀點是個極大的錯誤。因為 我們看到農村中除了糧食外，住房的錢來自打工， 孩子讀書上大學或職業學校的一年幾萬塊錢來自 打工，得病動手術的錢來自打工，穿著的錢來自打工，等等。而上面的錯誤觀點還是我們一些挺優秀 的社會學家的觀點，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這樣的 觀點。當我們認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時候，我們 就再也沒有理由說，農民工手上有一塊土地，所以 沒有必要在城市中解決他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
我認為，中國實際上慢慢地由「精神圈地」走 向實質性的圈地。「精神圈地」剛才盧老師給我們 梳理了，就是他們雖然非常想家但是卻沒有辦法 回去。而實質性的圈地就是說，雖然他有一塊土 地，但是他同樣也沒有辦法回去。這塊土地沒有辦 法解決他的經濟生活，他所有的經濟來源還是要 求他到工廠裏面去打工。在結構性問題下面看的 話，他們累積的社會矛盾只會一代比一代嚴重，而 這種狀況又會因為第二代及往後的農民工越來越 認同城市而不是鄉村而變得更加嚴重和劇烈。這 種矛盾的激化和加強也可以用來解釋今天為什麽 集體行動越來越嚴重。
對比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農民工，我們 會發現其實第二三代農民工賺的錢更多，他們也 不像第一代那麽急迫地拿到錢回鄉下建設家園， 他們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經濟獨立性，可是恰恰 他們的不滿是最強烈的。這是因為他們在「回不 去」的經驗上累積了很長的時間。他們整個生活的 認同是在城市，有比上一代更多的自由，這樣他們 背後會有更多的經濟和文化的因素來支撐他們進 行集體行動。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會從以前失語 和壓抑的狀態變成現在的不滿與憤怒。
我們一直在思考為什麽中國會有一個農民工 的新階級，農民工為什麽會出現?他們的無產階級 化是一個特殊的過程，這個特殊性在於，我們讓他 們走進工廠卻不讓他們走進城市，也就是把他們 的勞動力生產與勞動力再生產分割開來。這種分 割與斷裂也製造了他們身份認同的斷裂:到底我 是農民還是工人?這種身份的斷裂造成了一種不 完整的勞動主體，而這種不完整性又造成了一種創傷:第一代失語和壓抑以及第二代的憤怒。 我想用一個笑話來結束我的講話，同時也平 息一下大家的情緒。大家知道我是在(香港)科大 教書的，科大的特點是有蠻多國內學者，他們跑到 美國讀書或教書然後又回到香港教書。每一次我 們討論農民工，當我稍稍要往我的思路上來理解的時候，他就會蠻好意地說:「這是中國的國情。」每次碰到「國情」，我就馬上陷入一種失語的狀態。 「國情」的潛臺詞是什麽呢?是「潘毅，其實你不懂 中國。」「國情」代表什麽?代表它背後有特殊性。而 我與他們的區別在於，他們不會再追問下去，而我 則會追問這個特殊性是什麽，為什麽中國會出現 農民工，為什麽農民工會出現這樣不合理的離譜 的狀況呢?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已經接受了的特 殊性，你再追問下去就代表你根本不懂。另外，他們又會用「國情」把我置於一個「外人」的位置上。 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外人」，跑到中國妄圖理解中 國。後來我發現，那些講我不懂「國情」的人其實跑 的地方沒有我多，紮的根也沒有(我深)，還發現他 們根本不做田野調查，他們理解中國現實問題其 實遠遠達不到應有的水平。
話說回來，「國情」其實是要求我們 open up， 要求我們發現「國情」背後的特殊性，問題在於這 種特殊性背後是不是隱含了這樣的想法:農民工 是需要存在的，將這一存在合理化在於中國需要 高度的經濟發展，這樣才能讓我們享受深圳、廣 州、北京等大城市的生活物質條件。其潛臺詞就是 我們需要犧牲幾代的農民工。到了今天，我認為這 種理解可以自我批判了。我們需要思考，這種發展 模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發展模式，是否是最有市 場效益的發展模式?今天的經濟危機給了我們一 個很好的反省的機會，我們看到很多工廠開始倒 閉，特別是東莞以及周邊。倒閉之後，我們會想農 民工可以回鄉了，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他們沒辦法 回鄉了。我們走了 30 年的這種發展模式之後的結果是「一頭熱、兩頭空」，「熱」的是資本，甚至是跨 國資本，「兩頭空」的一頭是農村的虛空化。農村在 七八十年代有了一個比較高速健康的發展之後， 進入了 90 年代到今天，我認為中國農村停止了 20 年的發展。我認為這種停滯最核心的問題並不 是土地製度，而是我們把農村的勞動力掏空，農村 根本沒有發展經濟的勞動力。現在，我們可以思考 東莞的工廠一倒閉，工人一走，那些工業區變成了 什麽，變成了空城，變成了死城，這同樣也是一個 虛空化的過程，這些城市沒有承擔一個有機發展 的過程。我們講不出這種發展模式下，我們犧牲了 之後還留下了什麽。
嚴海蓉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城 鄉關系與現代性反思為什麽我不講現代化而講現代性呢?因為現 代化在我們經常性的使用中已經被指標化了，是 可以用數據來說明的，比如「GDP 翻兩番」。當我們 把現代化本身用數據抽象出來進行比較的時候， 我們把發展觀表現為一種線型的發展觀，由不發 達到發達這樣的線型思維。線型發展觀有這樣的 問題，它把發展過程中的整個關系的演變和一些 社會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會的發 展有連續也有斷裂，會有跳躍和轉折，但是采用線 型指標後往往會把這個過程看作是連續的由低到 高的發展過程。這會造成許多的問題。我用一個例 子說明，比如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個中層幹部 的收入可能是幾百塊，但是 90 年代末到現在，一 個工人的收入可能有兩三千塊。如果我們認為由 幾百發展到了幾千就說明我們的社會發展了，那 麽我們心裏都會打鼓，比如社會福利的問題、貨幣 本身的含金量，還有一直到 80 年代我們的社會其 實還沒有完全貨幣化，所以當時貨幣所起的作用 和 90 年代及現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樣的。你把這 些都忽略了來講發展是有問題的。所以現在，我們講改革開放 30 年的成就，如果單純用數據來說明 的話是有待商榷的。我們總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聯系在一起，有些媒體甚至把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等同起來，好像是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沒有「現代化」這樣的東西。這些都是我不想用「現代 化」的原因。
剛才講到了「現代化」的指標性、線性和抽象 性，「現代化」還有同質性的特點。比如世界銀行、 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機構會經常出經濟 發展報告，通過數據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 沒有質上的不同。這樣就把不同的社會變成同質 的東西。基於此，我不用「現代化」而用「現代性」。
我用「現代性」，是因為這個詞具有多元性的 歷史經驗和非同質性。「現代性」裏面包含了很多 的矛盾，很多曲折的東西。哪怕是中國的「現代性」 裏面也包含了挑戰自身的矛盾性的東西。比如，中 國半殖民地的現代性和帝國中心的現代性之間有 很大不同，毛澤東時期的現代性和改革開放的現 代性也是不同的。我們用「現代性」強調的是非同 質性，而且我們強調的是復數而非單數。
我想先講一下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從明朝的 1350 年到 1650 年之間，中國和歐洲發展的方式 很大程度上是基本相像的。到了 18、19 世紀有了 一個「大分流」，這些是世界體系的學者提出的觀 點。這種大分流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在中 國的發展是勤奮革命，是在自己疆域裏面的發展， 而在歐洲的發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為基礎的帝國 式的發展，在帝國裏面建立了以歐洲國家為中心 的中心邊緣的區分，也就是說，我們關於中心與邊 緣的區分從殖民時代已開始。中國還是以家庭生 產為生產的基礎，而在歐洲則已發展為以階級區 分的生產方式。他們是工業革命，而我們是勤奮革 命，通過豐富的勞動力的投入來進行消耗人力但 節省資源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在中國是以 河流為渠道，在歐洲則是長距離的海洋為渠道，建立與殖民地長距離的貿易關系。同時，歐洲各個小 國的競爭力完全取決於它能夠攝取海外殖民地資 源的程度。而中國歷來是大國，鄰居又都是小國， 長期以來沒有戰爭，中國不需要跟誰競爭以獲發 展，中國的發展歷來是立足於中國本土的發展，貿 易也是短途的。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農村和城市沒 有形成對立的關系，而歐洲工業革命以後發展起 來後形成的城鄉關系是對立性的。(可參考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末尾部分) 我講這些其實是說，在傳統中國，家庭內部生產和消費是沒有分離的，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同 時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基本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 位。生產和消費沒有分離，同時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有一定分離，但不完全分離。比如，小農除了耕種 自己那一小塊地外還會幫地主耕種一些地，他跟 生產資料的結合是部分的結合。而在歐洲則是大 都市化生產，生產和消費分離，生產在工廠中完 成，織布機從家庭轉移到了工廠，同時生產者和生 產資料分離。前面幾講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就是一個生產者和生產 資料剝離的過程。分離後，兩方都商品化，生產者 商品化變成勞動力，生產資料商品化變成資本，通 過市場交換二者又加以結合。但是中國漫長的市 場經濟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沒有這種分離，這樣 來說，歐洲形成的是幾種強烈的矛盾對立關系:城 鄉對立，城市的發展是剝奪農村資源和勞動力的 發展;帝國和殖民地的對立;階級對立。這些對立 在 18、19 世紀的中國都沒有完全出現。中國不是 完全沒有資本主義，但是在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 關系和資本的意誌上升到國家意誌，就是國家機 器及國家意識形態為國家所掌控。在中國，長期以 來有皇權和紳權的矛盾關系，皇權不能完全代表 經濟利益。簡單來說，傳統上，中國和歐洲發展出 了兩條不同的道路，這可以從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的關系、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城鄉關系的視角來看不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城和鄉沒有巨大的對立 和隔離，對於當時的精英來說，衣錦還鄉，做鄉紳 都是他的選擇，他可以從城到鄉，也可以從鄉到 城，沒有什麽隔閡。
進入 19 世紀後，城鄉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先介紹一本費孝通的書《中國紳士》，這本書講 的城鄉關系是比較有意思的。這本書寫得淺顯，但 卻揭示了相當深刻的東西。他主要講在半殖民地 時期，中國城鄉對立是怎樣形成的。以前其實沒有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中國有「城」，這是有圍墻的地 方、有防禦工事。我們還有「市」，集市穩定下來就 變成小鎮，若隔三差五的則變成流動的非固定的「市」。「城」是政治精英和軍事權威落腳的地方，而 「市」則不定。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是在 19 世紀發展起來的。他講到，中國勞動力很便宜，很 多地主，不需要特別富有，可以完全不勞動，雇人勞動，自己在城裏住，跟政治精英去親和。 我提一個小插曲。這個插曲發生在前幾年，我 去耶魯旁聽一個關於中國社會的會議。一個中國 訪問學者在會上發表了一個看法，他說，中國地主 所擁有的土地根本無法跟美國的農民(farmers)所 擁有的土地相比，那麽有什麽理由說中國擁有地 主呢?可能當時在座的人感覺耳目一新，這是一個 反正統的想法。但是，費孝通在 40 年代寫的這本 《中國紳士》裏，早就揭示了這方面的原因。因為中 國勞動力非常便宜，在中國不需要很多土地，不需 要很多的錢財就可以成為地主。我之所以講這個 例子，是因為這裏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如果一個 人只通過所謂實證論的方法——看數據，就會得 出我剛才說的有問題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沿著 費孝通等人的方法，沿著社會關系，沿著生產關系 來分析，回到當地情景中去的時候，那個人的講法就變得非常可笑。 馬克思在研究英國工業化時曾經提到，家庭裏面的織布機，和當這個織布機去了工廠變成工廠裏面的織布機，二者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他 說，它們整個靈魂都變掉了，也就是說，整個社會 關系都變了。但是我們的眼睛不能只盯著織布機， 說「:這還不是同一部織布機嗎?」若這樣的話，我 們就看不出社會本身的變化，看不出其中產生的 斷裂。所以，有時看似有證可查的所謂實證主義的 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可能是滑稽的。
回到費孝通當時講的城鄉關系。這個城指的 是有圍墻的城，在裏面住的主要是消費者，也有一 部分是手工業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供城裏的消 費者消費的。他說，這種城裏進行的交換，這種生 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是以農村資源為基礎 的。城裏的消費者的資源來自地租及其他盤剝，有 了地租後還可以進行多元投機，比如投資糧店、米 鋪、當鋪，但總的來說，他的資源來自農村。所以， 城裏的交換其實包含了剝削性的城鄉關系。
費孝通進一步指出，到了 19 世紀以後，這種 傳統的城鄉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國出現了現 代意義上的我們所了解的城市——通商口岸，以 上海為代表的半殖民的通商口岸。對這種通商口 岸，費孝通在他的書裏面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 說，這種通商口岸的出現使得原來已經有了的城 鄉剝削關系變得更加劇烈，其劇烈程度使得原來 可以維持生計的很多小農破產了。這個過程是這 樣發生的，本來住在城裏的這些消費者，一方面要 跟手工業者進行交換，另一方面要跟住在農村的 農民進行交換。費孝通根據江村的數據通過算每 一家有多少土地，種多少糧食，這些糧食可以到市 場上換多少錢，他發現，完全靠糧食，一個家庭是 無法自給自足的。所以家庭需要補貼，這個補貼從 何而來?就是手工藝，農民拿手工藝到市場上進行 交換，這種手工藝對平衡家庭開始是至關重要的。
通商口岸出現後，住在城裏的消費者不再願 意買農村土產品，他更想買洋貨，比如洋肥皂、洋 火柴，因為這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很大面子和排場。
這樣一來，農村的農民生產的手工藝就沒人買了， 沒有銷售渠道了。同時，由於這些城裏的消費者熱 衷於買洋貨，他們的生活開始日益奢侈，他們需要 更多的錢來維持他想要的生活。這樣，不但農民自 己的手工藝賣不出去，而且地主對農民的盤剝更 加厲害，在中國就出現了農民與地主的對抗。對於 農民而言，地主是看得見的，他拿了我的東西;他 看不見的是，整個事件背後，通商口岸帶來的帝國 主義經濟對中國的沖擊。這樣，在中國近代史上就 出現了一種狀況——城市的興起伴隨著農村的破 敗。
這是經濟帶來的變化，還有社會關系帶來的 變化。費孝通在書裏面做了研究，他調查了 915 個 舉人的城鄉來源。他發現 52%的舉人來自於傳統 意義上的城，41%的舉人來自鄉村。他還調查了幾 個具體的大省份，山東、安徽、山西、河南，這些省 份裏，來自農村的舉人是過半數的。這也就是說， 在中國傳統城鄉之間沒有對立的關系。城鎮與鄉 村都提供了精英來源，同時這些精英也可以回鄉。 但是到了 19 世紀以後，洋學堂開了，並且都開在 現代性城市裏，比如上海、天津等。由於這種教育 是西方引進來的教育，與中國鄉村社會不接軌，這 些大學生畢業以後回不去了，而且不只大學生，就 是中學生也回不去了。費孝通用了一個有趣的詞: deserters，這個詞在軍事上是指逃兵，形容他要逃 離農村，他來了城市就回不去了。
到了 20 世紀初，我們還在城鄉關系中掙紮。 比如，魯迅寫的「假洋鬼子」就是那種食洋不化的 角色。到了 30 年代，魯迅寫《故鄉》，寫 30 年代的 知 識 分 子 ，也 就 是 小 說 主 人 公「 我 」，他 在 城 裏 謀 生，是新型知識分子。當時有一大批人從農村來到 城市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在 小說裏，他沒法回去了，回來只是為了賣他的老 屋，舉家搬遷，把老母親也接到城市裏。他跟他兒 時的朋友見了面居然沒有話說，不知道說什麽。他們心中有千言萬語，可是到了嘴巴裏卻什麽也沒 有。最後，他還是離開了故鄉。這裏就遇到了一個 強烈的困境，本來新文化運動是為了整合一個民 族，整合一種新的民族文化，同時要把這種文化大 眾化。但是走到 30 年代的時候，這種新文化運動 顯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新文化運動是以都市為 根基的，是以書面語為基礎的，跟廣大農村沒法結 合;同時其知識結構也是一種外來的知識結構。盡 管在三四十年代出現了左翼文學，但是，即使這種 左翼文學也沒有逃脫這種結構性的局限，這種文 學無法下鄉。魯迅小說反映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面 對的巨大的城鄉差異和伴隨著的無能為力。最後 他的小說結尾是:「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 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想保存希望，但他不知道 希望在何處，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那麽後來，這個問題在中國現代性中是如何 突破的?有兩個突破，一個是有一部分左翼知識分 子終於下鄉了，這部分人的下鄉從某種意義上是 被蔣介石「打下去」的。1927 年大革命失敗，蔣介 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共產黨勢力勢必要轉移。當 然，這一下鄉過程並不完全是被動的，毛澤東在大 革命之前就提出了中國農民運動的極端重要性， 不過他當時沒有領導權，他的話沒人聽。1927 年 大革命失敗後，這批左翼知識分子被迫下鄉，跑到 了江西這個紅色革命根據地，這其實把中國新文 化運動往前推了一小步。這時開始了探索知識分 子跟農民結合的辦法。
第二個突破，也是被「打下去」的，這次是日本 人打的。日本侵略中國 30 年，占領了中國的很多 中心城市。很多在城市裏的知識生產的機構—— 學校、媒體等開始轉移，往西南和西北轉移。一旦 下鄉，往西南西北等邊緣地帶轉移時就面臨了一 個問題:以城市為中心、以白話文為基礎的新文化 運動如何面對廣大農村?這時，知識分子要和農村重新找結合的方式，這就產生了「延安文化」，這樣 以城市為基礎的新文化運動要重新進行地方化和 鄉土化。這時產生了中國另類的現代性。我這裏可 以舉一個作品《小二黑結婚》。我為什麽說《小二黑 結婚》反映的是一種另類的現代性呢?因為它反映 的是根植於鄉村的現代性。那麽又為什麽是現代 性呢?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一種傳統的 社會關系、傳統的家長權威，以及這種社會關系及 權威背後所依賴的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這是一 個反封建、反家長權威的愛情故事，這為什麽成為 可能?他們為什麽沒有選擇私奔等傳統結局呢?他 們的愛情為什麽可以成為可能?在我看來，很重要 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為這兩個年輕 人不再需要他們的家長給他們生活資料，不怕被 趕出家門，他們可以獲得屬於自己的土地。這裏有 一個強大的生產資料再分配的動力，使得二人的 愛情不至於成為一個悲劇。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 的鄉村現代性或另類現代性的文本。
這裏我們還看到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就是農 村青年作為革命主體的出現。「青年」這個詞是舶 來品，在 19、20 世紀指的是生活在城市的、受過教 育的年輕人。但是通過兩次知識分子被「打下去」， 進行土地革命，尋找另類現代性，農村青年主體開 始出現，他們具有革命性，改革當地生產關系和社 會關系。從這個意義來說，兩次左翼知識分子下 鄉，尋找和農村相結合的道路，都把新文化運動往 前推進了。
下面我要講的中國的現代性是毛澤東時代的 現代性。我以保姆為例來講。先講下大背景，在毛 澤東時代，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有了一個結合—— 全民所有製或者集體所有製。比如當時說「以廠為 家」「，廠」和「家」放在了一起。我們現在也許認為 這只是一個空泛的口號，但當時卻是切實的經驗。 這尤其可以從後來下崗工人的口述史看出來，他 們會感覺失去的真的是他們的家園。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城市下崗工人的反抗和農民工的反抗是 不一樣的。城市下崗工人的反抗是要「護廠」，而農 民工的反抗則像西歐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 樣要搗毀生產工具，砸掉廠子。反觀歷史，我們發 現，毛澤東時代希望建立的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的一種結合，另一種是生產和消費的結合。當時很 多國營單位是生產性的單位，也是消費性的單位。 以單位為基礎，有托兒所、醫院、住房和其他福利， 某種程度上有種家的形式，這就是說，那時的領導 不但管生產，還管吃喝拉撒。那麽農村呢?在農村 也出現了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以及生產與消 費的結合。和以往傳統不相同的是，結合的級別提 高到了生產隊。雖然傳統家庭仍然存在，但是生產 與消費大都在生產隊中完成。
毛澤東時代的全民企業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企 業(social enterprise)。雖然增產和利潤是它的一大 目的，但是它還承擔著生產與消費的結合。在農村 發展起來的是社區農業。但是這種結合的方式卻 是以定點方式完成的，就是說，你進了工廠或者呆 在農村之後不要流動。那個時候流動是很困難的， 你的生產和消費是相對固定和穩定的，使這些得 以保證的是戶籍製度。我們當時是部分地去市場 化，很多交換不是通過市場交換的;另外，我們的 生活資料部分地去商品化，雖然還需要錢來買，但 又不僅需要錢，還需要票證。所以，戶籍製度起到 了定點供應的作用，以及生活資料部分去商品化 的作用。
當然，現在的戶籍製度是臭名昭著、人人喊 打。但是會有人認為，從一開始，戶籍製度就是為 了控製人的流動，為了剝奪農民。我認為，這種看 法是不客觀的和不歷史的看法。這種看法完全忽 視了戶籍製度在當時去商品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 用以及保證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所起的作用。如果 我們把當時的戶籍製度等同於現在的戶籍製度的 話，就等於是把前面講到的馬克思的織布機當作是同一個織布機了，看不到織布機的靈魂發生的 變化。
當然，當時的定點供應和種種結合方式是以 流動的減少為代價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雖然生產 資料是全民所有，但是管理者只能是少數而不能 是全體人民，所以我們的管理方式是通過代理人 的方式實現的。代理人是誰?我們的幹部，幹部代 替全民實行管理。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 管理權和所有權其實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 現分離。我們如何能知道我們的代理人確實能夠 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階層的利益來管理 呢?這就涉及到了前幾天講的階級感情的問題，怎 樣保證管理者能夠有工人的階級感情?我們知道，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私有化是管理層收購，是管理 層的大倒戈。文革中希望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管 理者階級感情的問題。
我下面要通過一個最不好的例子來說明毛澤 東時代城鄉關系。這個例子就是保姆，家庭服務行 業。我們提到，毛澤東時代很多勞動和生產都是社 會化的。但是家庭服務還沒有社會化。當時的政策 裏，可以給幹部發保姆補貼金，而沒有把他們組織 起來進行社會化勞動。也就是說是通過雇主把錢 發到他們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案例是毛 澤東時代最不好的一個案例，同時也是局部現象， 當時雇傭保姆的人家還是比較少的。
那麽，通過這些保姆看當時的城鄉關系是一 種怎樣的城鄉關系?就是工人和農民的關系。當時 在城裏工作就是做工人，這是他們認為的最好的 事情。做工人和做農民的區別就是和生產資料結 合的方式不一樣。在城市裏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 保障，而在農村做農民的保障則僅限於生產隊裏， 是部分的保障。所以，當時城鄉關系從某種程度上 可以類比成工人和農民的關系。那麽，改革開放之 後我們的城鄉關系是怎樣的?城市為什麽有這麽 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費的中心。以消費為基礎的現代性，改變了原有的城鄉關系。當然這是後 話。
當時出來做保姆的都是已婚的農村婦女，人 數相對少。對她們來說，出來工作苦不苦?苦。這 種苦有幾種苦法。一種是離開家庭離開兒女很苦; 一種是工作勞累，吃不好，有時還不被雇主信任， 很苦。她們不用「不信任」，用「偷看」，說雇主偷看 她。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我們知道很多城裏人雇 保姆，他不「偷看」，他「監視」，對勞動過程監視，比 如，家裏放個老人。這種監視是明目張膽的監視， 完全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當保姆們描 述雇主「偷看」的時候，她們會認為這種「偷看」、這 種「監視」是具有不正當性和不合法性的。但是改 革開放之後，這種對勞動過程的「偷看」和「監視」 是相當合法的了。如果比較毛時代和後毛時代做 保姆的體驗的話，二者都是以工資為形式的雇傭 勞動，二者都很累。不同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大多 數保姆認為她的勞動過程是一種自主行為，她可 以自己掌握勞動過程，而在後毛時代，勞動過程被 監視與被掌控非常普遍。另外，在毛澤東時代，城 市文化具有很濃郁的鄉土性。很多延安時期出來 的幹部，原先是城市知識分子，經過延安後具有很 多的鄉土性，回城後依然保持著。又比如城市從農 村招工、上學等。同時整個時代有艱苦樸素的作 風，我們自己做鞋子、做小手工啊。這些都有與勞 動者、與鄉村相結合的特色，使得當時城鄉差距並 不顯得很大。當時孩子都會穿保姆為他做的鞋，並 不丟臉，城裏孩子送到鄉下住幾年也很正常。這些 都說明，當時城鄉流動其實也是相當豐富多元的。 但是 80 年代直到今天，把孩子送到農村去養，這 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已經看到了農村的破敗，使我 們很難相信農村可以承擔起撫養我們下一代的責 任。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流動，但這種流動只體 現在單一的流動——從農村到城市打工。這時的 城鄉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另外，在毛時代做保姆，有一個大的背景，就 是基本上普遍的物資都是非商品化的。同時，當時 撫養小孩是由社會的各個角色來參與的，可以是 鄰居、親戚、雇來的保姆。去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整 個的風氣是「當家作主」，保姆的勞動也有比較大 的自主性，其勞動是被信任的。現在呢?我做田野 時發現，城裏雇主比較願意要聽話的、易受培訓 的。你不要說你在家裏面帶過弟弟妹妹，不要說你 在家裏養過自己的小孩，所以你是有經驗的。這可 不行，北京那些家政服務機構會跟你說，你在農村 帶過小孩的種種經驗都要統統忘掉，你到城市裏 來是一張白紙，你要重新學起，城裏人教小孩的方 法和你的完全不一樣，你不能按你以前的方法來 做，那不科學。這其實是對農村主體經驗的全盤否 定，是對農村鄉土性價值的否定。這個否定其實也 是一個階級改造和勞動改造的過程。這個改造不 是說你不來做打工妹了而來做白領，而是，你依然 是打工妹，但你的想法最好和我一樣，我的想法就 是你的想法，你能替我想。這是一個階級主體改造 的過程。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他們認為農民出去 外面打工可以提高他們的素質。那麽，什麽是「提 高素質」呢?我們對「素質」的界定都是包含了階級 想象。所以，從地方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個階級 改造過程。
毛澤東時代的保姆在城市打工幾年後回去農 村沒問題，參加農業勞動沒問題。而現在的打工 妹，出來做保姆或是其他工作，出現了一個主體性 危機，她進城後沒辦法再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是人 在心不在。這時我們又回到了費孝通在三四十年 代講到的問題，就是大學生、中學生進城後就沒辦 法回去了。某種程度上，我們現在的城鄉關系又一 次面臨了和三四十年代相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就 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城市成為唯一的現代性 可以發生的地方。回到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關系 問題來看，整個改革開放是一個企業甩包袱的過程，企業不再成為社會企業，而是成為資本主義生 產關系下一個正常的企業。所以，我們重新出現了 生產資料商品化和資本化、勞動力商品化、生活資 料商品化，這是一個全面商品化的過程。在農村， 生產者和生產資料還是有結合，我們還保留了一 點點類似社會主義的尾巴。按人頭分田地，有平等 的思想在裏面，但是歷朝歷代小農都有這種均田 的想法，所以這本身不代表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 義推動下的平等思想。我們保留了這個尾巴，所以 也就產生了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問題。保留這個尾 巴是為了什麽?為了社會穩定。沒有這個尾巴，我 們的社會就更加的不穩定，更加的動蕩。我們保留 了這個尾巴，使得農民和生產資料不能完全脫離， 之間有一個結合，這個結合是從生產隊回歸到了 家庭。但是現在我們又開始講土地流轉，其目的何 在?這種土地資本化其實是想把上面的這個尾巴 割掉，認為這個尾巴是不合時宜的。這個問題我們 以後可以討論。改革開放時代，農村不但喪失了其 相對自主性的存在而變成了現代性的反面，而且 成為城市的反面教材。
最後我想講講「新農村建設」，國家提出「新農 村建設」其實是開始認識到「三農問題」的困境以 及這種困境對社會穩定帶來的挑戰。大家應該聽 過最近的一些新聞，比如大學生村官。國家可能是 想推動某種程度上的城鄉結合。但是我認為，如果 大的社會背景及結構不發生大的變化，這種結合 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而已，不可能真正起到 效果。
陳佩華 (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蕭裕均(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沃爾瑪中國 供應廠的「血汗勞動」這是我們正在寫的關於中國沃爾瑪的書 (書 名還沒定) 中的一部分。打開網絡，關註西方的 NGO，他們有很多的個案調查，大都講述工資和工時的問題。我們想將這些個案做個有系統的分析， 即關於工資和工時的分析。我們用了很多很精細 的數字來做，為什麽要這樣做呢?首先講講關於「血汗工廠」(sweatshops)和「血汗勞動」(sweating) 這兩個概念。西方認為中國有「血汗工廠」，中國的 文章有時也用這個名詞。而「血汗勞動」則很少見 到。其實「sweating」這個詞在 200 年前(即工業革 命的時候)就已經常被使用，但現在似乎已經淡 化。在歐洲工業革命時代，政府做了許多關於工廠 的調查。他們用分毫來講勞動的價錢。現在，有些 人的報告也用諸如 0.01 美金來看公司之間勞動 價錢的差距。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共同點，即工資是 那麽低以致不得不用這樣細的單位來衡量。所以， 我們現在也追問到底有沒有「血汗勞動」?如果有， 在調查中如何分析出它的存在。但是，「血汗勞動」 在歷史上也常常處在變化中，它是一個不精確的概念。比如說，19 世紀時「血汗勞動」是承包的概 念。多年後，在 1892 年，Sidney & Beatrice Webb 寫有一本名叫 《如何停止血汗勞動製度》，但是 當時他們對「血汗勞動」只有一個比較廣泛的定 義:不正常的極低工資、極長工時、極不衛生的工 作環境。再幾年後，新的定義的出現依然很空泛。 我們要做的則是看中國有沒有「血汗勞動」的現 象。所有關於「血汗勞動」的定義都包含三個方面: 第一，極長工時;第二，卑微的報酬;第三，能引致 身體不適及疾病的不衛生工作環境。由於第三點 研究起來很困難，工人的主觀很難定義，且並不能 進行實際的測量，我們的研究沒有包括這一點，只 研究工資與工時的關系。另外一個概念是「體面勞 工」。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國際勞 工組織)現在用的一個概念是「體面工作」(decent work)，而不是以前的「血汗勞動」。後者描述的是低至不能再低的勞動條件，而前者則表示發展中 國家工人渴望的最高基準。現在 ILO 在進行一個 運動，就是提倡用「體面工作」的標準。
我們為此作了一個問卷調查，調查點中 4 個 是製衣廠，5 個是玩具廠，得到了 88 份可用的問 卷。
我們常常聽到做出口的公司整天抱怨說，人 工太高，付不起。但是我們的圖表(圖 1)顯示，工 人工資其實並不高。我們的資料是從 1993 年開始 收集的，一直到 2007 年。圖 1 中的第一條線是深 圳關外職工工資。在中國，什麽是職工呢?職工就 是有深圳戶口的工人。跟著我們看第四條線，那是 農民工最低工資，官方公布的。我要補充一下，在 中國，如果你看年鑒，是沒有農民工最低工資的。 所以，我只有拿官方最低工資標準來做比較。我們 發現，1999 年之後，農民工最低工資一直沒有增 加，即使增加也是一點點。到了 2004 年之後，工資 又突然增加了。為什麽增加呢?就是勞動力短缺， 2003 年和 2004 年後這個現象在廣東省出現。再 看最下面那條線，我們為什麽用食品的 CPI 來調 整最低工資標準呢?因為食品是生存所必需的。調 整後我們發現，農民工工資其實是很低的，也可以 說，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其實沒怎麽調整。我想通過 這個方法作一個跨國的比較，比如，跟越南的比 較，也可以作跨行業的比較。我們調查發現，由於 出現了勞工短缺，男工人增多了，年齡也變得偏高 或偏低。
再分析工資和工時的關系。我們認為勞動強 度的分析也很重要，但是這個很難做，因為只有去 到工廠管理層才能得到數據和資料，否則只能進 行比較主觀的分析。
我們先看一些定義。「正規工時」是官方的正 規工時，在中國為一周40個小時(或每月21.75 天，或每月 176 小時);「加班工時」就是超過了這 40 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加班工資」是勞動法規定的，周一至周五內的每個加班小時都應是正規工 時所得工資的 1.5 倍，而在周六周日的每個加班 小時應是正規工時所得工資的 2 倍;「法定最高工 時」是每個月 212 小時 (即每月正規工時 176 小 時，再加上 36 小時的加班工時);「實收工資」是我 們在訪問工人時問到的上個月的實收工資;「期望 公平工資」是我們問「你希望每月能得到工資是多 少?」時得到的回答;「法定應得工資」是指按照勞 動法的規定，工人在正規工時及加班工時中勞動 所應得的工資，而不管這種加班是否因為超時而 不合法。
我們看表 1，調查樣本中的工人平均每月工 作 303 小時，其中 127 小時為加班工時，每月總工 時超過法定最高工時 43%。大部分工人(88%)都 每天工作 11 小時;81%的工人每月休息日少於 4 天，而勞動法規定每月最少要有 4 天休息日。
當比較製衣廠和玩具廠的情況時，製衣廠所 有工人都是超過法定最高工時的，玩具廠好一點， 但也只有極少量符合法律規定。比較發現，製衣廠 在很多的待遇方面都比玩具廠差。比如，製衣廠正 常工作時間至少需要 13 個小時，而玩具廠平均 12 個小時。又比如，我們問他們在旺季有沒有連 續工作一個月而沒有一個休息日的情況，製衣廠 有 33%的工人做了肯定回答，而玩具廠則只有 25%。再比如，我們問他們最長連續工作了多少小 時，有 2 / 3 的玩具廠工人說有連續工作 12 個小時 的情況;而製衣廠則有 16%的工人反映他們有連 續工作超過24小時的情況(玩具廠沒有工人說工 作超過 24 小時的情況)。
雖然製衣和玩具在每月法定最低工資、實收 工資等方面不可做比較，因為我們獲取數據的時 間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在行業內部作比較。比 如，我們發現「當地職工工資」遠高於農民工的實 收工資、法定應得工資，甚至他們期望的公平工 資。我們還發現，「法定應得工資」差不多高出「法定最低工資」一倍。另外，「期望公平工資」和「法定 應得工資」差不多是相當的，好像工人很了解法 律似的。製衣廠工人期望的比法定應得的多些，我 們猜測的原因是他們工作很辛苦但工資又很低， 他們希望有很大的改變。製衣工廠的工人都是通 過計件來計算其工資的，而玩具廠工人則是通過 時間來計算工資的。我們在表1 已看到，在 40 個 製衣廠工人中有 22 個工人每月工時超過 300 個 小時，但是算下來發現他們每個小時的工資只有 2 ~ 3 元，這就是說，按小時算的話，他加班的工資 低於他正常不加班的工資。「多勞多得」變成了「多 勞少得」。
我們問他們理想中最多的工作時間是多少， 包括加班時間?製衣工人中有 28%的選擇小於 10 個小時，41%選擇每天工作 10 個小時，30%選擇工 作11~12個小時。而玩具廠選擇工作11~12個小時的工人是少很多的(只有 18%)，大部分選擇 工作 10 個小時。我們接著問他們，希望每個月有 幾個休息日?製衣廠差不多 60%選擇少於 4 天的 休息日，而玩具廠則有 60%的工人選擇 4 天休息 日。根據這些數據我們計算出，工人每月平均期望 工時為 260 小時(即每星期 60 小時)。這期望工時 比他們實際工時少 43 小時，但是比法定最高工時 多 48 小時。也就是說，他們期望的工作時間在法 定最高工時和實際工時之間。有趣的是，這期望工 時亦與很多跨國公司的勞動規範 (code of con- duct) 中最高工時相吻合。但是我們需要說明的 是，這每周工作 60 個小時並不是工人所想的，而 是他們身體的容忍度，超過了這個容忍度他們就 幾乎不能工作了。
我們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也是我們調查中發 現的問題，為什麽有些工人想賺得比上個月多很多，而有些則只想多賺一點兒?這時我們引入了 「期望工資指數」的概念，其算法是:期望工資指數= 期望工資 ÷ 實收工資。 我們認為，由於他們的實收工資都很低，所以他們所期望的都會高於他們的實收工資。另外我 們發現，若他們實收工資越來越低的話，那麽他們 的期望工資會越來越高，即負相關。比如，他的工 資只有 500 元，但是他的期望卻是很高的。相反， 工資比較高的人，所期望的工資卻比他們實收工 資還低。當然，這裏我需要特別加以說明，我們訪 問的工人中有5 個對工資有很不實際期望的工 人，他們的工時很長，可是工資極低。我們認為，他 們這種不實際期望其實是沮喪的表現。而另外有 4 個工人，他們賺錢很多，可他們卻期望賺少一 點，這是因為他們寧願少賺一點來換取較短的工 時。工廠管理層總會跟你說，工人都希望加更多的 班，這樣就可以賺多些錢。可是我們發現，到了一 定的工時限度和工作強度時，工人是不希望再加 班的，他寧願賺少些。當我們把工資用小時來衡 量，有了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 你工作越長，每 小時的工資就越低。這也可以解釋我們所講的「多 勞少得」的問題。
現在，我們做個結論。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 出，我們是有「sweating」現象的，就是極多工時但 卻極低工資。我們發現，出口行業中工人工資其實 不高，之所以會產生「高」的幻覺，是因為工廠被供 應商逼得很厲害，在工廠眼裏就什麽都變成「高」 的了。很多因素使得工廠的成本很高，而唯有工資 是工廠可以壓製的。
我們在做研究時有一個問題，常覺得工人應 該得到最低工資。現在維權的概念裏面，就是以最 低工資為標準的，因為最低工資是合法與非法的 界限。我們認為合法就是對的，所以說，你給的工 資不合法那是因為你沒有給他們最低工資。但是 我們反思，到底最低工資定對不對?最低工資是一種最低標準，而不是最好的標準。所以，我覺得我 們的概念要改下，不要常常用「最低工資」為標準， 而是要高於最低工資，這如何得到呢?那就需要集 體談判，否則沒法提高工資。要知道，最低工資是 政府定的，我們最後還是需要跟政府談判。不要常 常講維權，維權維持的是最低的標準。我們覺得， ILO 定義的「體面工作」很模糊，建議換成更具體 的「條例」，因為這是可以量化的。
最後，我們認為，不能再講「月工資」，要改變 話語，用「小時工資」。在發達國家，低等的工作通 常都是用「小時工資」的，美國、澳大利亞都是。但 是，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是用「月工資」計算 的，中國、越南、印尼都是。其實，「月工資」是很模 糊 的 概 念 ，使 用「 小 時 工 資 」的 話 ，工 人 就 比 較 清 楚。
蔡禾(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行政賦權與勞動 賦權:農民工權利變遷的製度文本分析我的發言是想做一個製度文本的分析，實際 上是從這幾年來國內的一些相關政策來看農民工 的一個權利的變化。改革開放讓中國步入了工業 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但是由此帶來的農業人口的 遷移和農民向工人階級轉化，村民向市民的轉化 並不是一個完全同步的過程。所以才會出現一個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階層——農民工。農民工是城 鄉二元體製的歷史遺產和改革過程中政策選擇的 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完全是二元的話，不可能出 現農民工。同時這個過程是政策選擇導致的結果， 所以值得研究。農民工的工人階級化和市民化，實 際上是在二元體製下權利獲取的過程。二元體製 實際是一個以戶籍為代表的權利分割。工人階級 化和市民化是依附在這上面的農民如何獲取權利 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有 關農民工的政策與法規，這些政策是對農民工權 利的「製度性確認」。分析製度本身或政策本身，在國家層面怎麽來看農民工的問題，或者說，在權利 的變化過程中，農民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發生變 化。文本中的製度與實踐中的製度肯定存在差別。 可能有了製度，而實踐操作很小。但文本製度至少 表明了國家層面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和發展的趨 勢。有了一個文本，表明國家確認了農民工處在何 種地位。我們透過文本的描述，討論農民工權利獲 取的「合法性」基礎，展現出農民工權利變遷的歷 史過程。
我把農民工的權利分為三大類。第一是就業 權。二元體製是農民固定在農村，城裏人固定在城 裏。這兩個就業體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一個個城 市、一個個鄉村也是固定的。所以，第一個是農民 有沒有進城務工的權利，即有沒有自由流動進城 務工的權利。第二個是社會保障權，國內稱為社會 保險，即工傷、失業、養老、醫療四大強製保險，嚴 格來講是職業保險，即個人參加工作，通過雇主和 個人供款來獲得的東西。這跟其他國家的所謂社 會保險，即一定要繳錢到了一定年齡則有一筆養 老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第三個是市民權，也可 叫公民權。即因為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或 是城市的居民而得到的權利。比如義務教育、社會 救助、選舉、住房等。大致來講，農民工怎麽工人 化、市民化，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保障權是與工人身 份聯系的，而市民權是與市民身份聯系在一起。這 種變遷大致經歷了從就業權向社會保障權，再向 市民權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但基本 路徑是這樣。
首先，以就業權來看，改革開放農村實行承包 製後，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就顯現出來，農民為了 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開始向城鎮和城市流動。在 城市裏，隨著私營個體經濟的出現，國有企業的改 革，用工製度的改革，也越來越希望接納一部分外 來用工。80 年代的國有企業工人就像貴族工人， 底下指揮著一幫農民工。80 年代初實際上還在控製、清退農民工。當時把所有農民工叫做「計劃外 用工」。因為計劃經濟沒變，計劃外用工，政府是嚴 格控製的。當時的一些文件製度很清楚地表達了 這點。清退的原因是跟改革開放後城市的自身就 業壓力有關。整個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我稱之 為以鄉鎮就業為主，80 年代是鄉鎮企業蓬勃發展 的時候，所以需要大量的勞工。這時候的國家政策 也叫做「離土不離鄉」，鼓勵鄉鎮企業。所以，從國 家給農民工開放的角度講，在小城鎮開放的就業 權利，是鼓勵鄉鎮就業。這在 1983 年的國務文件 中有很清楚的體現。「在城鎮或城關鎮可以招收農 民人員，但不得改變其戶籍，國家不供應口糧。」到 了 1984 年，中央的一號文件有所變化，允許務工 經商服務的農民自提口糧到城鎮落戶。到 90 年 代，鄉鎮企業開始衰落，大中城市開始發展，農民 工潮開始形成，向大中城市流動。這個時代叫「準 入審查下的城市就業」，即允許農民工進城，但設 定了一系列審查條件，如暫住證、就業證的製度。 流入地和流出地都要有一個證，而且提倡用工審 和流出審的勞動部門協商、規範引導。整個 90 年 代，審查製度控製得比較嚴，不僅在進入時有審 查，在用工類別上也有審查。比如，上海把工種分 三種，哪一類農民工才能用，哪一類不許用。在各 個省，基本上都有這種情況。北京市當時有 12 個 行業、200 個工種對外開放，到 2000 年的時候限 製到 5 個行業、8 個工種。2000 年以後，農民工就 業才進入平等流動就業的階段。標準性的文件是 2000 年在勞動部國家計委等各部的一個聯合文 件裏面第一次提出來「改革城鄉分割體系，取消 對農民進城就業的不合理限製。」6 月份，國務院 出臺一個文件，提到對農民工及子女入學參軍就 業不得實行歧視性政策，但強調的還是探索小城 鎮特點的社會保障。到了 2001 年計委的文件是全 面清理主要面向外來務工人的各種收費。2002 年 的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農民工進城的方針，即「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2004 年，中央進一步下發文件，強調保障進城就業農民 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就業的 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簡化跨地區就業務工 的手續。而且第一次提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 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致從這裏可以 看出就業權利的變化，歸納到兩點，從「計劃外用 工 」到「 平 等 就 業 」;從 勞 務 供 給 轉 向 平 等 的 勞 動 者。
第二個叫社會保險。城鎮的社會保險項目有 五大項，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 保險與生育保險。這五項社會保險中，主要有四項 涉及農民工，即養老、醫療、工傷與失業保險。各地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上的探索不盡一致，國家沒有 形成統一。比如在廣東，農民工的四險和城裏人繳 費是一樣的。但在上海則專門有農民工的社保體 系。這兩個各有優缺點。廣東是農民工將來在權利 的享受上與城裏人無區別，但相對農民工的低收 入則繳費較高。上海則繳費較低，但不是城裏的社 保體系。廣東省在 1998 年實行的社會養老保險條 例裏面，從製度上已經把農民工納入其中，但其落 實時間很久。從國家的製度安排上講，最早是 2004 年實行的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但養老險和 失業險並無專門國家政策法規來規定。工傷險的 產生動因不是在於農民工的權利，而在於大量農 民工進城尤其在比較低層次的產業工作時，工傷 事故特別多，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糾紛和社會問題 非常嚴重。曾經有統計說，一年要斷幾萬根手指。 2004 年還出臺有公有企業和非公有企業醫療保 險的國家製度法規，強調非公有企業也要建立醫 療保險，實際上把農民工納入其中，但沒有納入城 市的醫療保險體系中。所以，目前很多企業針對農 民工的醫療保險主要是大病醫療保險。2006 年發 生了標誌性的轉變，中央和國務院在推進社會主 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中提出:「逐步建立務工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製度，依法將務工農民全部納 入工傷保險範圍，探索適合務工農民特點的大病 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險辦法」。不管怎麽說，農民工 作為獨立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職業保障在中央 的製度裏面已經出現。《2006年度勞動和社會保 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6 年末，全國參加 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 1417 萬人，參加基 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 2367 萬人，參加工傷 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 2537 萬。如果農民工人數以 1.4 億算，大概比例為 10% ~ 18%之間，工傷最多， 醫療第二，養老第三。
第三，市民權問題。市民權實際上享受由政府 提供的公共產品的一些權利。首先看教育，這個工 作是在進入 21 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前面的職業保 障在 90 年代在各個地方已經開始了探索。到了 2003 年、2004 年，中央開始出臺一些文件來加以 肯定。中國的改革是以地方先行，中央最後整合的 模式。教育是最晚開始的，2003 年國務院教育文 件第一次提出來「進城市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 府負責進城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以全日 製公辦中小學為主。」2004 年財政部發文，要求學 費一視同仁;2008 年一號文「堅持以公辦學校為 主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收費與當地學生平等對 待。」農民工子女教育在 90 年代就已經開始，但當 時主要走的市場化的民辦教育。當時廣州的第一 個民辦學校是在中山大學對面的鷺江村，後來被 拆掉了。當時我在《廣州日報》給它寫過一篇文章， 最後留下來了。到 90 年代中期，由於對農民工子 女教育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雖然民辦學校達不 到城市標準，但作為輔助已經開始發展起來。直到 本世紀，政府才開始強調教育是一個公共產品，即 從市場領域進入義務教育領域。到 2004 年，國務 院文件提出「，把農民工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勞動 保障和其他服務經費納入正常財政預算。」從農民 工的居住來講，居住一直是個空白點。但在 2008年開始，建設部、發改委等部門發文，「改善農民工 居住條件，多渠道提供農民工居住場所，將長期在 城市就業與生活的農民工居住問題，納入城市住 房建設規劃。」這是第一次提出來要把農民工住房 問題納入城市住房規劃。當然現在並沒有實現。但 我們可以看到在政策上從 2005 年後對市民權利 的關註開始增加。2008 年一號文提出「提供符合 農民工特點的低租金房屋，改善農民工居住條 件。」據我們了解，2008 年正在製定中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明確了農民工享有「申請和 獲取社會救助的權利。」市民權利的變化在 2008 年以後表現的較為明顯。再看戶籍。在 90 年代初， 中央政策是在小城鎮逐步把戶籍放開，到 2004 年 國務院提出，「推進大中城市戶籍製度改革，放寬 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2008 年一號文「加 快大中城市戶籍製度改革，探索在城鎮有穩定職 業和固定居所的農民登記為城市居民的辦法。」廣 東今年搞了優秀農民工落戶，雖然有政治秀的表 現，但畢竟在走這一步。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的權 利變遷在製度文本裏的一步一步的變化。
接下來我想講的是，農民工獲取權利的基礎在哪?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 權利變遷過程，基本上是一個行政賦權的過程。也 就是說，農民工之所以能獲得以上提及的權利，不 是因為他們作為城市工人勞動者這一事實本身， 或者說沒有堅實的法權，而是由政府根據經濟社 會發展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所以，其基本點還是 建立在農民工是「農民」這一認識上。行政賦權的 性質決定了農民工的權利不是當然的權利，而是 具有或然性的權利，這種或然性取決於政府發展 策略的選擇。21 世紀以來，農民工進城規模越來 越大，而且沈澱的時間也越來越久，圍繞著農民工 的問題和呼籲也很高。行政賦權有以下特點:
第一，中國的政府治理體系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多層治理體系，中央政府的政策是通過多 層級地方政府組織來實現的，多層級政府之間的 目標緊張必然導致賦權過程首先是一個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間利益博弈的過程。以市民權為例，比 如子女教育，這是義務教育，但供給是由地方財政 支付的，那麽地方財政能不能支付和願不願意支 付呢?以廣州為例，前段時間《廣州日報》有一篇文 章說廣州現在可以接受的義務教育兒童大概是 50 多萬，按照廣州的辦學標準，一個人每學期的 開支是 1 萬多，但要擴充學校是一個很大的比例， 要重建很多的學校。據公安局講，廣州的外來工是 600 萬。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公共產品上 的供給能力和主動性與中央政府想要實現的目標 之間，一定存在差異性。這就導致在實踐農民工權 利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有滯後性，會根據自己的經 濟發展要求來調整。在吸納農民工相對緊張的時 候，政策規定的權利的落實相對較快;當市場供給 非常充分時，製度的落實則較慢。比如廣東省大規 模地推行養老保障、工傷保障、最低保障是在出現 農民工荒以後。這其中就有博弈過程。
第二，地方政府的賦權實踐服從於地方經濟 增長目標和政治穩定目標的要求，同時遵循「城市 中心主義」的原則。所謂經濟增長是指根據當地的 經濟發展需求來實踐這個問題。所謂服從政治目 的的要求，即如果導致社會不穩定，問題就會被提 出來，就像工傷保險的出臺。但當城市本身發展發 生問題的時候，還是遵循城市中心主義，它優先考 慮的還是城市居民。比如 90 年代，政府鼓勵鄉村 向城市轉移時還是優先安排城市下崗職工和城市 失業人口。
第三，行政賦權與行政限製往往是伴隨在一 起的。我能夠賦權，也能製定規則限製權利的實 現。比如說允許農民工流動，但必須要有兩證。通 過證來約束你、控製你，所以這種權利一定具有不 完整性、不穩定性和權變性。行政賦權在操作層面很難完全實現。 在行政賦權的製度結構中，農民工處於被動和從屬狀態，必然導致以下問題: 第一，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如果沒有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變以及農民向市民的轉變是無法 真正實現的。但是，行政賦權無法形成勞動者源於 自我規定性的權利意識，從而最終難以完成向工 人階級的轉變;無法形成穩定的職業行為和人力 資本的投資意識，從而最終難以完成向市民化的 轉變。比如農民工的流動率是非常高的，非常不穩 定。這種不穩定與他沒有一個穩定的有著法權基 礎的權利相關，比如說養老保險，農民工退保率是 非常高的，他很清楚自己做不了多久，所以不如拿 走。其實說句刻薄的話，城裏人的養老保險繳費率 能夠維持在這個水平是因為有大量的農民工做了 貢獻。因為 12%，至少在廣州是拿不走的，就沈澱 在廣州。在農民工權利不確定的條件下，農民工本 身是很難形成自己的權利意識。所以整個人力行 為和投資意識都不太一樣。其實，他也影響企業行 為。因為企業不願意繳失業保障金、養老保障金， 它有理由:我繳了，農民工也拿不到養老保險，也 拿不到失業培訓，我幹嘛要繳這筆錢呢?這是必須 要看到的一個問題。
第二，行政賦權還會導致政策難以得到農民 工自身的積極回應。農民工對這套權利的認同相 對來講是比較低的。我們一方面要強調政府和企 業承擔責任，另一方面農民工自身如果不能建立 權利意識的話，也是一個問題。這個權利意識的建 立又和政府的規定是有關系的。
我們要確定一個概念:勞動賦權。勞動賦權是 指權利來自於農民工作為「新城市工人」參與勞 動過程這一事實本身，它不應受行政權力的剝奪。 這是一個理念，首先要確定這點。其依據是:勞動 必須與勞動力的再生產統一，而農民工的現狀是 勞動與勞動力的再生產是「拆分」的，農民工沒有當然的權利獲取諸如義務教育、公共住房、公共醫 療等現代社會中勞動力再生產必需的集體消費 品;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勞動和消費為城市社會經 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所擁有的權利是依附在 其勞動創造的價值和作為納稅人的貢獻中的，而 農民工的現狀是貢獻和創造與回報和權利是「拆 分」的。
我們強調勞動賦權，一可以消除「拆分」，二可 以弱化賦權過程的地方行政幹預能力。當然我們 承認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需要政府行政的推動， 但行政推動和行政幹預不是一個概念。樹立了這 個理念就能弱化行政幹預的能力;三可以提高農 民工的權利主體意識，約束資本在實踐農民工權 利方面的「不軌行為」;四有助於減少農民工行為 的短期化，促進其人力資本的提升和城市工作生 活的自我約束，即遵循城市的法規。有了這樣四個 方面，才能加快其實現工人階級化和市民化的轉 變。
當然，這很虛，怎麽去賦權呢?我們有個設想， 首先，確定的理念是勞動是農民工獲取權利的唯 一依據。但第二點也要看到，在中國現有國情下， 權利的實現是一個過程，尤其是滿足市民權利的 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是逐步提高的。那麽，勞動賦 權的製度設計依據是以是否參加城市勞動和勞動 時間為依據來分享各種權利。即只要農民工在城 市工作了一段時間，對城市發展做出了貢獻，就有 權利來分享。確定農民工的勞動，是以農民工是否 簽訂勞動合同，是否繳納強製性保險為憑據。當有 穩定的工作後，他就有權利來分享小孩的讀書問 題。我們公立的學校現在開始有剩余的學位，雖然 不多，這些學位的分配目前基本還是屬於貨幣的 分配，即外來人就需要繳費。這樣，這些學位也就 意味著向有錢人開放。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公立學 校不能因家長錢的多少來決定誰的小孩有優先讀 書的權利。我們承認學位是少的，只能向少部分人開放，但選擇的依據必須是一致的。我們的觀點 是，所有沒有戶籍的人口依他們在當地的勞動和 繳納保險的時間來決定。而且這樣做可以增強農 民工的合同意識。當我們告訴你如果你有 10 年的 合同，繳了 10 年的保險，可以轉戶口，那些想要城 市戶口的人會非常在意勞動合同，會非常在意自 己的勞動保險，不會輕易退保。但如果沒有期望， 子女教育也沒有期望，戶口也沒期望，那農民工就 不會太關註這個東西。其實當一個人繳夠了 15 年 的保險，對於城市來講是沒有負擔的。這個製度對 政府壓力相對不那麽強，但至少給了農民選擇的 權利。市民權利是公共產品，應該以平等權利來分 配。在戶籍製度還不可能馬上取消的現階段，同樣 以在當地穩定工作的時間為基本尺度 (可能還要 考慮穩定的居所、無犯罪記錄等)決定戶籍獲取的 權利，從而為農民工的入戶提供一條通道。我們做的研究表明，打工人的規模與要入戶的人的規模 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以打工人的規模來考慮我 們這個城市是不是有這麽多人要戶口，這是不同 的概念。但這至少可以改變現階段只以文憑、投資 為依據，實際上只向精英開放的入戶製度。在農民 工的社會保障權方面，政府其實只起個擔保作用。 而恰恰在公民權與市民權這塊是需要政府提供公 共產品的。這一塊的推進反而是最難的，因為需要 政府拿錢。我的觀點是，這不能一日實現，但需要 製定一個公平的製度，即所有的公共產品對每個 階層都有公平的標準。這個標準就建立在勞動賦 權的理念上。
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 控製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潘 毅 盧暉臨 張慧鵬
[內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製度變革的產物，它又如一個縮影，揭示了三 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被投擲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建築工人， 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 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並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記錄了分包 勞動體製下建築工人掙紮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艱難孕育的歷程。
打工可以暑熱嚴寒
但不能沒有工錢
工人不再沈默無語
只要發出我們的聲音
多少年來你的付出
改變了城市的容顏
勞動權利一定要爭取
團結起來討工錢
——建築工人大軍改編的《討薪之歌》
2008 年 6 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1，建築工人老張在焦急地等待著老板發工資，家 裏的麥子已經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張幹建築已經三十多年了，這次他從老家找來十 多個抹灰工，為包工頭幹活。從開春幹到現在，除了每月一兩百塊錢的生活費之外，他們 還沒有拿到一分工錢。一星期前，老張代表十多個工人向包工頭提出了結清工資的請求， 當時包工頭滿口應允。眼看約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頭卻說一時沒有那麽多錢，讓他們再 等一等。工人們很生氣，但拿不到錢也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再等兩天。
最後的期限到了，卻不見包工頭的影子，工人們來到建築公司項目部要錢。項目部經 理給包工頭打電話，讓他趕緊來處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來了老板娘，工人們把她團 團圍住，讓她結工資。老板娘說工程沒有完工，不能給錢，要工人們收完麥子再回來，把活 幹完才能給工錢。工人們憤怒了，一個工人把吃飯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 為老板娘是女人的話，工人們恐怕早就動手了。幾個工人去買了錘頭，揚言要去砸了自己 幹的活。還有工人威脅說要去勞動局告老板。老張對老板娘說，必須解決工人的工資問 題，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幹出什麽事情。
晚上 11 點，包工頭派人送來 3 萬塊錢，說是過兩天再給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 北京再一次結清。無奈之下，老張只好把這些錢先發給工人，讓他們先回家收麥子，自己 留在工地上等著拿剩下的錢。夜裏兩點多，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車。
桃源村的這一幕令人心酸和憤怒，卻一而再地在全國的建築工地上上演。常見的情 況是，包工頭想方設法把工人打發回家，承諾年底結清工資，甚至給工人打下欠條，而到 年底工人追討工資時卻困難重重，包工頭要麽以沒錢為理由，一拖再拖，要麽幹脆死不認 賬。幾乎每個建築工人都有過討工資的經歷，可以說，工資拖欠成了建築行業的頑疾。分 析工資拖欠牽連的矛盾和沖突，需要我們放寬視野，直面建築工地背後的資本主義生產 關系，引入階級這一既老套又新鮮的視角。
一、階級分析的本土社會學意義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20 世紀中期以 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 翼知識分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 麽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麽遲遲 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麽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 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在馬克思那裏，雖然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但是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 是預定的，「自在」到「自為」的轉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的發展必然帶來階級結構的簡單化和尖銳的階級對立，「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 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 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2馬克思預言的革命沒有來臨，相反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後走向相對繁榮和穩定的通 道，為了彌合西方現實社會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鴻溝，「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 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 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製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 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3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 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 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系中 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開展階級行動了。4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 註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 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 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 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5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 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 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 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系、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
「中產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於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 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 當然。如此看來，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 面過分誇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後 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 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 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此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裏製造了 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 三十年來，這一群體的勞動和生活處境吸引了社會各界的關註，更成為本土社會學共同 關註的一個宏大課題。可是在如何理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 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 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存在於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社會性質和社 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於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 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 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製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 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製度文化 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 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背後的剝削關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說法:「判斷中國的改革，離不開中國的國情，尤其得弄明白我 們處於什麽歷史階段」「可是農民工卻認為，這總比俺農村強，竟喜歡受剝削。何止農民工 缺乏『階級覺悟』，整個中國都如此，甘願當世界工廠，歡迎資本主義剝削。」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 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沖突，主張只有將處於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 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製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 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系的體現， 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階級沖突的普遍議題，而 且是要特別地關註一個處於後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 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 主義社會關系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於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的 實質性變革。在一篇名為《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生產》的文章中，沈原提出了一個理 解農民工問題的階級視角，即資本主義通過對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的剝奪，最終不可避 免地導致勞動剝削。那些在沿海地區外資或私人企業中工作的農民工，正在形成的馬克 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他們除了向資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6吊詭的是，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我們卻正在中國真實地面對 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艱難誕生的歷程。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 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在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或扭曲或壓製，在這個 意義上，被投擲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兩億農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時」的意味，然而， 他們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 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並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
兩年來，我們對建築工地上農民工的研究——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情感，活生生的勞 動、生活及抗爭經驗——讓我們不由不重拾「不合時宜」的階級視野。我們註意到階級結 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復雜多變的關系，從自在到自為是一條充滿荊棘、與主流意 識形態不斷角力的艱難歷程，但是所有這些都無法取消階級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 們更進一步體會到階級視野對於本土社會研究的重要意義。
二、階級與階級形成概念
在馬克思那裏，階級是因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而產生的對立關系概念。對立的兩方 中一方是資本家，他們靠榨取勞動剩余獲得資本增殖，並通過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 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另一方是雇傭工人，是專靠出賣自己的勞動來獲得生活 資料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涵義在於它擁有雙重意義的自由:「一 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 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須的東西。」7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階級結構上，他強調的是工人階 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內在的利益對立和沖突，卻沒有特別關註工人階級意識如何形成， 以及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與情感傾向如何影響其集體行動的問題。換言之，馬克思並沒 有為我們提供一個解釋階級形成機製的微觀學說，在此，我們引入湯普森和卡茲尼爾森(I. Katznelson)的論述進行補充。 《英國工人階級形成》致力解決的正是階級形成機製問題。湯普森指出「，工人階級形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來一樣」，他強調的是階級形成過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動性， 特別地突出工人勞動和生活經驗在階級意識發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他強調 階級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假如我們將歷史停頓在一個定點上，那麽那裏是沒 有階級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當多不同經驗的個人而已……階級是人們在其走過的歷史 中間自己定義出來的，而且在最後，這也是唯一的定義」。因此，「階級本身並不是一個事 物(thing)，它是一個發生的過程(happening)」。8湯普森將這一動態的歷史過程理解為階 級鬥爭的過程，只有透過長期的沖突，透過鬥爭中的經驗與學習，階級形成才能夠最終完 成。
卡茲尼爾森在對德、法、美等多個國家階級形成的歷史進行比較研究之後，進一步提 出理解階級形成的四個層面，即階級結構、社會經濟組織、性情傾向、集體行動。9他指出， 在不同社會的特定歷史時空下，階級形成會呈現出各種復雜多變的樣式，但資本主義生 產關系為階級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條件是最為基本的，它確定了一個社會中的不同位置， 簡言之，它奠定了一個社會的階級結構。階級結構連同社會經濟組織，構成了理解階級形 成的社會經濟層面，這兩個層面所確立的階級地圖，主要是一個人在所有製關系網絡中 的客觀位置，他的勞動、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這樣的階級地圖中，尚無法找到意識、文 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傾向和集體行動這兩個層面恰恰彌補了這一重要缺失。性情傾向 是工人在勞動和生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們涉及到如何看待社會體 製、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認識造成工人現狀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變的判斷。卡茲尼爾森 特別提出集體行動層面，是考慮到分享共同性情傾向的工人未必會自動走向共同的集體 行動。工人以運動和組織的形式展開集體行動，對社會施加影響並改變自身的命運，是個 不斷克服障礙的動員過程和成就。性情傾向與集體行動構成了理解階級形成的文化政治層面，將其與社會經濟層面結合起來，我們就獲得了一幅理解階級形成的更為完整同時 又更為復雜的圖景。
三、走進工地，走近建築工人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地」。當前的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建築市場， 建築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鋼筋的消費量分別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10 轟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開放以來令人嘆為觀止的物質文明，同時也為國家的經濟增 長做出了顯著的貢獻，近年來，建築業連同房地產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以 2008 年為例，建築業和房地產業對 GDP 增長的貢獻超過 10%。訛輯輥然而，像老張這樣在大工地上 揮灑血汗的建築工人卻從來沒有得到過適當的關註。
2007 年底，我們開始走進工地，大規模接觸建築工人。我們選擇了京郊的桃源村作 為田野調查的基地。桃源村位於北京西北方向，五環以外，是典型的外來人口社區。按照 政府的規劃，這個村子即將拆遷，大規模的商品房開發建設即將開始。我們走進村子的時 候，農業耕地的征用已經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別墅群已經初現雛形，工人們正加班加點 趕工期，工地上塵土飛揚，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時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會有 大量的建築工人，正是這片工地和這些工人吸引了我們的目光，讓我們把關註的焦點放 到建築工地和這些工人身上。
當我們試著走進工地，走近建築工人的時候，我們發現這些工人的處境比我們想象 中的還要糟糕。雖然新的《勞動合同法》已經出臺，但工地上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人都沒有 勞動合同。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勞動強度大，吃住條件差，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 們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資，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來連工資都拿不到。在兩年多時間裏，我 們重點探訪了北京的 5 個工地，接觸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訪談了上百名工人。他們大部分 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四川、江蘇、湖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訪談的對象主要是男工，也包 括少量女工，既有技術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鋼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幾乎 所有工種。我們還訪談了大大小小的包工頭、公司管理人員、項目經理等。我們的研究不 僅僅停留在工地上，我們還利用春節和麥收、秋收的季節，隨同建築工人一起回到他們的 家鄉。我們先後進行了 3 次下鄉調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臺共 4 個農村。
建築工人是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主體，根據 2009 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2008 年 末，全國共有建築業從業人員 3901.1 萬人，其中，施工現場操作人員基本是農民工。借鑒 馬克思和西方後馬克思的理論視角，我們試圖將中國的農民工問題引入到社會轉型和工 人階級形成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之中，無產階級化是我們關註的核心問題。建築工人除 了具有農民工的基本特征，還具有自身的重要特點。與南方工廠工人相比，建築工人和農 村聯系更為緊密，很多人在農忙季節還從事農業生產，對農民的身份也最為認同。建築工 人的這些特征讓我們更好地考察農民工群體艱難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以及作為新興工人階級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礙與反抗。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將考察在層層分包的勞動體製下，資本是如何控製勞動，而工人又是如何進行抗爭的。建築工人的抗爭具有怎樣的特點?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積月累的 體驗如何形成他們的階級意識，國家和資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興工人階級?他們將具有 怎樣的階級身份與主體性?我們將在國家、資本和勞動者三者互動的視角下進行考察。
四、中國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
中國農民工的階級形成，既有與西方工業化國家相似的一面，又有著自身的歷史特 殊性。歷經三十年，中國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仍然處於未完成的狀態，一個龐大的雇傭勞 動者隊伍陷入到「半無產階級化」的困境中。
馬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 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資本論》裏，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 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余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 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 主義的，他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 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訂立了平等的契約關系訛輰輥。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改革 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引發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大潮，但製度性的障礙卻使得這些已 經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沒有辦法真正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 的契約關系。農民工的出現是馬克思的理論難以處理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化不 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回避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系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的「勞動從屬於 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 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系 和勞動主體身份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於國家和體製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 產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 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視野出發，理解今天的建築業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 級關系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份、階級地位形成的復雜過程。雖然絕大多數建築業 農民工在家鄉都有一塊田地，但從生產關系上看，他們已經成為典型的雇傭工人，與一個 世紀前列寧分析的俄國的農村無產階級沒有分別，「(他們擁有的) 小塊土地的經營規模 微不足道，而且經濟完全處於衰落的狀態中，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生存，生活水平極其 低下，甚至還比不上沒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訛輱輥但從身份角度看，中國的農民工則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 土地，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們的農民身份;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裏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份，國家在他們的勞動 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份變得模糊起來。回到 馬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由於勞動者和生 產資料相分離，他沒有辦法控製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 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 民工」身份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建築工人階級形成的特征恰恰在於它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 國家體製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份，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就已經把他 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在他們進入城市的生產 領域之前，就已經被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處於「半無產階級化」 的當代中國農民工身份政治的奧秘。這是體製對他們造成的傷害，而這種傷害進一步為 資本所利用，成為更好地控製和剝奪建築工人的基礎。
五、生產關系的變革與建築業改製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製經濟獲得巨大 發展，即便是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已經通過改製，轉變經營方式，其目標從追求社會效益 轉變為追求經濟效益，其勞動關系和非公有製企業已經沒有多少區別。進而，中國社會占 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一轉變在建築行業有最明顯的體現。
在建築領域，改革之前中國的建設項目都由國營建築企業承擔，建設項目所需經費 由國家財政劃撥，納入到當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名目。建築企業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 月領取工資，和其他行業的國企職工擁有相似的社會地位和福利配給。在社會主義時期 的勞動關系下，建築企業不但是一個生產單位，同時也是一個生活單位，負責工人的生老 病死等社會福利和保障。同時，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宣傳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註重培育 階級感情，倡導勞動光榮，尊重體力勞動者的勞動價值。
建築業是最早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領域。自 1980 年代初起，國家在建築行業引入一 系列重大的市場化改革措施:重組現有管理體製、開放建築市場、允許國營建築企業自主 經營、建立工程競價機製等等。在國家的政策引導下，現代包工製度開始萌芽。一方面國 企內部承包人從原企業獨立出來，雇傭農村勞動力，成為最早的一批現代包工隊;另一方 面，農村的一些帶工師傅也開始帶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龐大的包工隊伍。這些最 早的包工隊完成了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訛輲輥與企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相伴隨的是建築行業用工體製的變化。按照國家的改革方 案，國營建築企業一方面大量使用農村勞務承包隊，另一方面大量招用農村勞動力作為 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國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漸脫離生產一線，成為公司技 術和管理人員。此後，建築公司大量使用農村包工頭帶領的包工隊，形成建築行業層層分包的用工體製。 建築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也意味著生產關系的變革。今天的建築工人已經完全不同於社會主義時期的國企工人，他們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已經自由到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 勞動力維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築工地上打工的工資收入已經成為家庭的主要收 入來源。他們和公司老板之間完全是雇傭勞動關系，他們是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主體。
六、分包勞動體製與勞動控製
在當前的中國，建築工人屬於典型的雇傭勞動者;而建築業層層分包的用工體製，則 將工人帶入到一種勞動關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資本對勞動的控製既有普遍特征，又體 現出中國特色。
在今天的建築行業裏，無論工地的所在地區、建築類型以及資本性質如何，一線作業 任務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頭為核心的農村包工隊承擔的。在這種體製下，數千萬的農民 工湧入城市成為建築工人。這些農民工通常由個體包工頭帶入工地，在包工頭的直接管 理下參與建築生產活動，並從包工頭那裏領取自己的工資。
層層分包是當前中國分包勞動體製的基本特征。經過層層分包後，建築工地上形成 了一種臨時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管理體系。該金字塔以開發商(或市政項目中的政府)為最 上層，建築工人為最下層，中間涉及建設單位、勞務公司、包工隊、帶工隊等多層。最少的 涉及四層，最多的超過十多層。如圖 1 所示，我們以簡化的五層承包體製來進一步說明該 分包勞動體製的基本架構。
開發商位於整個分包體製的最上端，是整個建設項目的發起人，但它基本不參與實 際的建設工作，而是通過招標等形式發包給一家或多家建築公司。在 符合建築資質要求的基礎上，競價 成本最低的建築公司通常可以中 標。
建築公司在承接具體的建設項 目後，只會部分參與管理工作，具體 的生產任務往往在肢解後進一步分 包給其他建築公司，後者再分包給 專門的勞務公司或者單獨的包工 隊。有的包工隊本身並不具備建築 資質，而是掛靠在一些具備建設資 質的勞務公司之下，借殼開工。
勞務公司或者包工頭一級，可能直接負責工人的招募與管理，也可能進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給規模更小的包工頭。最 後，層層分包後，直接面對工人的包工頭或帶工訛輴輥就是建設項目的直接管理者。他們不但 負責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產中全面負責具體生產計劃的製定、工作任務的分派、勞 動過程的監督等等。除此之外，勞動過程終結後，他們還要全面或部分地負責工資的結 算。
建築業的分包勞動體製，對於工地上的勞動控製與抗爭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 (一)層層分包，誰是老板?
在層層分包的用工體製下，工人通過老鄉的介紹進入工地，跟著包工頭幹活，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頭接觸，將包工頭當成自己的老板。層層分包、轉包之後，大 大小小的包工頭橫亙在工人和建築公司之間，遮蔽了真正的勞動關系。它導致的直接後 果是，當出現勞動糾紛的時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誰是自己的老板。
2009 年 3 月，在北京溫泉鎮北辰工地上，建築工人史東東在寒風中爬上了高高的塔 吊，以死相威脅，意在討回自己的工傷賠償。史東東來自江蘇，2008 年 10 月跟著同鄉包工 頭李龍發來到北京北辰工地做木工，工程總承包商是北京六建集團，勞務公司是北京鴻 佳建築工程公司。和其他工人一樣，當初史東東只認識自己的包工頭，也就是他的老鄉李 龍發，至於開發商、承包商、建築工程公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他一概不知。2008 年12 月，史東東在 10 米高空作業時從樓上摔下，醫生診斷為腰骨爆裂。想不到遭受工傷之後， 公司的項目經理拒不承認史東東是他們的工人，稱史東東是包工頭李龍發找來的，應該 由李龍發負責，和公司沒有關系。史東東去了兩次勞動局，工作人員都以沒有勞動合同、 證據不足為理由不予受理。在接下來長達半年的時間裏，僅僅為了證明自己的工人身份， 史東東費勁了周折。
(二)化整為零，分化瓦解 層層分包的用工製度，不但遮蔽了勞動關系，還將整個工人隊伍化整為零，分化瓦解，從而削弱了工人抗爭的力量。事實上，以專業分包為基礎的彈性生產方式作為後福特 主義的主要特征在眾多行業都有體現，但在建築業體現得更加明顯，更加極端。層層分包 的用工體製不但實現了資本的靈活積累，在將工程分解的同時，也導致工人的分化，讓資 本可以更好地控製工人。
層層分包的體製先是將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隊，同時在同一個包工隊內部也造成分 化。一個規模較大一點的包工隊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組成，分別由不同的帶工帶領著。雖 然他們有共同的老板，幹同樣的活，平時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們之間的交往還是以地 緣網絡為紐帶，形成不同的親疏遠近關系。有時候同一宿舍住著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間 交流卻很少。加上工人們流動頻繁，不同地方的人難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難以建立。在桃 源村的工地上，一個經驗非常豐富的帶工老靳告訴我們，老板通常會選擇不同地方的工 人，這樣即便一部分工人鬧事，其他工人也不會跟著鬧，不至於影響整個工程的進展。
(三)鄉緣關系的挪用
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間實質上是雇傭關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間、工人和管理人員 之間普遍存在的老鄉、朋友關系，使得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變得模糊不清，這種鄉緣 關系被資本所利用，通過包工頭達到控製工人的目的。
正是這種關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資，而是拖到工程結束之後 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資。原本是生產領域的矛盾被轉移到生產領域之外，削 弱了工人抗爭的意識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生產關系，涉及到直接的經濟利益問 題，都可以擺到桌面上來講清楚，而回到農村社區之後，所處的環境變了，工人和老板之 間的鄉緣、朋友的關系更加凸顯，受到鄉土社會規範的約束。在熟人社會，人們常說的一 句話就是「鄉裏鄉親，擡頭不見低頭見」，這種鄉土社會的規範可以約束包工頭，同樣也對 工人具有約束作用。人們顧及面子，總不好撕破臉皮，把事情做得太絕。在河北堯村，很多 人向我們展示陳年的欠條，而拖欠者大多是同鄉包工頭。一個五十多歲的工人告訴我們， 他每到過年的時候都到包工頭家去要拖欠的工資，但包工頭總是說沒有錢，一年年下來， 最後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前現代社會中的鄉緣關系，竟然 成為現代社會中資本追逐最大利益加以挪用的資源。
總結起來，建築行業分包勞動體製的一個基本特性就在於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勞動 體製下，包工頭與工人之間的鄉村社會關系遮蔽了工人與資本之間的勞動關系。在建築 業農民工的認知中，對「老板」的反抗和對「親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間的界限往往十分模 糊。「老板」體現出一種勞動關系，「親戚」或「熟人」則意味著前工業社會的人際關系。勞動 關系和人際關系交疊在一起，使得工人經常只能看見人際關系，而無法看清楚勞動關系。
遮蔽性作為資本主義勞動體製的基本特性，馬克思及其繼承者早就作出過深刻的分 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就是取得並掩飾剩余價值訛輵輥。然而，建築行業的遮蔽性卻多 了另外一層含義，資本不但要掩蓋剩余價值，更要掩蓋勞動關系，遮蔽農民工的工人身 份，以獲取更大的剩余價值。在馬克思的時代，剝削體現為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提高工作 強度來盡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價值，而勞動力價值的兌現，即工資的按時發放卻不是主要 問題。但是，在分包勞動體製下，勞動力價值的兌現卻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兌現的。通過 拖欠，資本以最廉價的方式獲取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分包勞動體製的存在，使得今天的 建築工人在事實上進入到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同時，他們的勞動關系卻被一層一層 地遮蔽，最終陷入勞動關系缺失的困境中。
七、與資本的對立
馬克思指出，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資本為了追 逐利潤膽敢犯下任何罪行。訛輶輥而資本的利潤最終來源於勞動，來源於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 值，資本主義生產從本質上說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對勞動者的剝削。為了追逐利潤，資本之間展開激烈的競爭，資本競爭的內在規律就像一種外在強製性的力量，驅使資本 家不斷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從工人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但是，當資 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突破工人的底線的時候，就會激起工人的反抗。
馬克思對資本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於 18 世紀英國工廠的情況，但在 21 世紀的中 國，在建築行業，我們發現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國房地產業興起只有十多年的時間，然而 這十多年卻是一個財富迅速膨脹的時期，地產業成為名副其實的聚寶盆。在地產資本和 建築資本一夜暴富的同時，廣大的建築工人陷入了毫無保障可言的境地。建築行業層層 分包的用工體製下，一個工程被層層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從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 處在利益鏈條的最底端，忍受著最強烈的壓迫。在老板們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工人們卻 不得不通過超長的工作時間、高強度的勞動換取微薄的工資。然而即便這點工資，工人們 都很難順利拿到，有的不得不采取爬塔吊、堵馬路等暴力方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2008 年 6 月 1 日，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張他們向老板追討工資的同時，另一群工 人也在追討工資，他們來自河北邢臺，從開春到麥熟已經在工地上幹了 3 個月，還沒有拿 到一分工錢。
包工頭還沒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於是就利用老鄉的關系，極力安撫工人繼續工作， 承諾等工程一結束就發工錢。工人和包工頭是老鄉，看到包工頭如此肯定的態度，礙於老 鄉的情面，工人們答應繼續幹活。
活幹完後，工人們又開始催錢，包工頭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錢，但公司總是以錢未到帳 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們去找建委，建委的人說沒有勞動合同，管不了。
「怎麽辦啊?我們辛辛苦苦幹了 3 個月，到最後不給錢，讓農民怎麽過日子?」小芳是 個年輕的女工，顯得很焦慮。
「放心，不給錢就跟他拼了，敢不給錢?」 另一名女工王蓉卻顯得很堅決。在工地上，女 工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她們只能做小工，哪怕 和男工幹一樣的活，工資也比男工低很多。
「前 3 個月時間拼命幹活，後 1 個月時間等著 要錢，打工容易嗎?幹活的時候頭頭們一個比 一個會抓緊，給錢的時候一個比一個都會推， 可惡!」王蓉憤憤難平。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我們現 在要錢要理直氣壯。」工人們氣憤地說。
工人們決定采取行動。但他們人數太少， 於是小波聯系了在北京昌平幹活的同鄉，請 他們過來支援。
小波說:「明天咱們的大部隊就來了，咱們要好好鬧一回，讓他們知道工人並不是好欺負的。」6 月 8 日一大早，同鄉們趕了過來，這次，他們決定掛著牌子去堵馬路，牌子上書寫著「還我們血汗錢，回家去收麥」。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建築行業的充分發展，確立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對立性的階級結構，然而，中國建築業廣泛采用的分包勞動體製，即卡茲尼爾森階級分析框架中的 社會經濟組織，在建築工人那裏發揮了遮蔽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的作用。層層分包的勞 動體製，復雜的承包鏈條，尤其是包工頭的存在，遮蔽了真實的勞動關系，使得工人難以 認清真正的老板。一方面，分包勞動體製利用鄉緣等傳統社會關系壓抑、緩解和轉化勞動 現場中的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由於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階級結構中內在的利益對立 問題，因此它實際上是從第一天就將矛盾和沖突推延積累，直至最後的爆發。分包勞動體 製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使得資本的剝削程度被推到極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身體的 界限，使得工資發放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條件都成為問題，最終將工 人推到無法生存的絕境，反而激發了工人的絕地反擊。討工錢這一看似最簡單的經濟鬥 爭，讓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內在對立、隱蔽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清晰地呈現在工人眼前。
在湯普森的理解中，階級意識並不是先於抗爭而存在的，階級意識與抗爭是相互交 織、密不可分的，「(工人)經歷了剝削，他們認識了對立利益，他們針對這些議題展開鬥 爭，而在鬥爭的過程中，他們各自發現他們自己是階級，他們知道了這一發現就是階級意 識。階級和階級意識經常出現在歷史過程的最後而不是最初階段。」訛輷輥可是，中國建築行業的社會經濟組織，使得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更具有它的特殊性 與復雜性。我們看到，惡劣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經常讓工人產生對老板的不滿和怨恨，但這 仍然是一種處於萌生狀態的階級意識，零碎、模糊、多變，並且時時遭遇工地上的分包勞 動體製的稀釋和扼殺。工人與包工頭鄉緣紐帶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工人可以承受其他行 業難以想象的勞動條件和剝削程度，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不滿和怨恨經常停留在包工頭 身上，並隨著包工頭態度和行為的變化而轉化。於是，階級意識與鄉緣意識經常處於糾纏 和錯位狀態中，使得明晰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困難重重。可是，資本追逐最大利潤的本性總 是將包工頭推入到一個無法化解矛盾的境地。工人的不滿和怨恨一點一滴地積累，到了 辛苦勞動的工資都無法拿到的關頭，爆發為行動，鄉緣關系的溫情脈脈的面紗終將剝落。 在「還我們血汗錢」等訴求引導的討工錢的行動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積累的怨恨 在最後的關頭爆發，使他們顯示出驚人的力量。
討要工資的抗爭行動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怨恨的激發，它也將這些彌散的怨恨引導到 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使其擺脫與鄉緣意識的復雜糾結，模糊的階級意識逐漸尖銳化、明 朗化。在這個過程中，工人得到了鍛煉和成長，他們認清了老板的真實面目，也認清了工 人和老板之間的區別，這種經歷為以後的抗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八、工人行動的政治化
以往的工人階級研究，經常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那就是工人的抗爭到底是經濟性 還是政治性的，把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爭取提高工資等抗爭理解為單純的經濟鬥爭，從而 將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置於簡單對立的狀態，並賦予工人的階級行動內在的目的論，即 階級行動最終必須通過高度組織化、政治化的形式，才能實現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終極 目標。
現階段中國建築工地上工人的集體行動，基本上都是圍繞工資拖欠而展開的經濟領 域的鬥爭，而且是針對利益受損的防禦性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似乎都可以將它們稱作 經濟鬥爭。但是，在工人討要工資的一系列的鬥爭中，我們發現工人行動總是處於一種不 斷政治化的過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簡單的工人行動，都涉及到將單個的工人團結起來進 行集體抗爭的復雜過程;第二，工人在抗爭中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國家發生關系，他們要麽 直接求助於政府並與相關部門交鋒，要麽援引相關法律和政策對抗資本，無論是哪一種 方式，他們都在這個過程中加深了對於國家和製度的認識。在後社會主義轉型的背景下， 國家與資本密切交織，工人行動的政治化更是無法避免。
當工人受到工傷無法獲得賠償，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資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 就是政府，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只要找政府，什麽問題都能解決。然而，在抗爭過程中， 工人目睹政府部門在勞資沖突中扮演的角色，經歷現實與期望的巨大反差之後，對於政 府的看法和認識總是會發生明顯的變化。
2008 年春節過後，河北石家莊的 8 名工人來到北京馬連窪億城工地打工。按照當初 他們和包工頭的約定，每人每天 85 元。後來，他們的包工頭跑了，公司項目部的管理人員 要工人們繼續幹下去，並承諾一定發工資。工程完工時，公司發給每人 500 元路費讓他們 回家，卻不給工資。
工人們不同意，說如果不能拿到工資，就要去勞動局告狀。公司揚言「:愛到哪告到哪 告，告到勞動局也不怕。」於是工人們來到街道辦事處的勞動科，工作人員首先向他們索 要勞動合同，沒有一個人能拿得出勞動合同。工作人員說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 準，分別按每人每天 35 元、45 元和 65 元不等的標準結算工資，並扣除每天10 元錢的夥 食費。工人不答應，堅持按照當初的約定結算工資。工作人員斷然拒絕了工人的要求:
你想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錢，沒有這個可能。我知道，這活兒沒法幹，這個人(包工 頭)走了，找不著了，這是個事實吧。找不著怎麽辦?這要找他們上一級機關單位對不對 ……工資不能都給你們，因為這個問題啊，也有咱們的責任是不是……你們直接老板(指 包工頭)走了，找不著了，你們這個情況我們不能處理。訛輮輦街道勞動科的答復讓工人們很不滿意。工人代表劉小兵不明白，為什麽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說出如此不專業的話。劉小兵不明白國家製訂了這麽多的法律，又總是說 要維護農民工權益，為什麽建築工地上一點都不按法律辦事:「現在國家法律很明確了，8 小時工作製，什麽雙休日工資翻倍啊，在工地上面還是這樣，一天還是十幾個小時，吃的 也還是這個飯，住的也是最破的……」和劉小兵他們一起討工資的還有河南林州的工人馬斌，他孤單一個人，更沒有辦法 爭取自己的工資，共同的遭遇讓他們走到一起。從勞動科出來，他們都感到很氣憤。馬斌 感慨道「:不知道這些執法者啊到底是幫工人呢還是幫老板呢?」劉小兵說的更直白:「我 覺得啊，官兒和有錢人近，官幫有錢人，誰有錢幫誰，是吧。」街道勞動科的人不管，他們又找到上一級——海澱區勞動局。工作人員依然堅持在 沒有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只能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結算工資。
馬斌氣憤到了極點:「最起碼我是特種作業吧，我說你打聽一下子，我這特種作業，低 壓電工一天給多少錢?」「你別跟我說市場價，市場價 30 塊錢我還能找到人幹活呢……」 工作人員如此回答。馬斌無語。
資本的囂張和國家的不作為，把工人逼上絕境。次日，工人們將行動升級，把工地倉 庫和項目部的大門鎖上，不讓一切人員和車輛進出，想以此迫使公司發工資。
項目經理報了警，一位警察很快趕過來，了解情況後對劉小兵等人說:「要錢歸要錢， 要錢很正常，不過你這個手段不應該影響人家正常生產。」警察把劉小兵和另一名工人帶 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連哄帶嚇，勸工人們接受勞動部門給的條件，趕緊拿錢走人，否則就 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刑事拘留。工人不同意，警察就把工人關在派出所，從上午 11 點 一直關到下午兩點半，直到項目經理過來，才放他們回去。公司只答應給每個人按每天 65 元結算工資，工人不同意，見工人態度堅決，公司不想事態擴大，最終同意了工人提出 的要求。當晚，所有工人拿到了所有的工錢。
這次行動讓工人們對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他們在鬥爭中學習，成長，他們 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團結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建築工地上的討工資事件，總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將國家卷入其中，在此，工人行動 的政治性非常明顯，正如列寧一個世紀前評論的一樣:
工人群體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處於這樣的狀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空閑時間和可 能去考慮國家的任何問題。但是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進行的反對廠主的鬥爭， 卻必然使工人來考慮國家問題，政治問題，以及俄國這個國家是怎樣管理的，法令和條例 是怎樣發布的，這些法令和條例是為誰的利益服務的等等問題。工廠發生的每次沖突，都 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國家政權機關的代表人物發生沖突。訛輯輦考察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沖突，不能忽視國家的重要角色。如果說馬克思揭示了生產關系的結構性作用，湯普森、卡茲尼爾森補充了階級形成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布洛 威則提醒我們註意影響勞動關系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家為規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而 提供的各種製度安排與治理手段訛輰輦。簡言之，對勞動控製與抗爭的探究，不但需要我們了 解資本與勞動在生產和再生產方面的微觀運作，更需要我們了解國家與資本的雙重運 作。
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的中國，其國家性質要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復雜得 多，它既承載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遺產，同時又成為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 導航者，這使得它的國家角色充滿了內在的緊張。一方面，在面對頻繁的勞資沖突時，它 必須以勞動人民的保護者形象出現，甚至經常出臺一些較西方超前的法律法規;另一方 面，在實際處理勞動糾紛時，地方政府又因其與資本之間的利益關聯，漠視勞動者的權 利，致使相關的法律法規落空，暴露出國家階級屬性親資本的一面。
2003 年，溫家寶總理為農民工討工資的事情經過媒體報道之後，全國範圍內掀起了 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薪風暴」，建設部、全國總工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下發文件， 要求相關部門整治建築工程非法轉包、保護建築業農民工勞動權益、切實解決建築工人 的工資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從建立專用賬戶，到發放形式、發放 工作的整個操作流程，無所不包，細致入微，但這些法律和政策無一例外被架空。訛輱輦國家給 了工人美好的承諾，然而，當工人們一次次滿懷信心求助政府部門的時候，卻又一次次失 望而歸。
國家角色的內在緊張，令工人行動的政治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並顯現激進化的傾向。 行政執法部門在勞資沖突中的表現，削弱了工人們對於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轉而更 加依賴自身的力量。我們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過求助政府部門經歷的建築工人，再次碰 到權益侵害事件的時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選擇「鬧」的方式，采取更加激進的集 體行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行政渠道是用來調和勞資矛盾、規避階級鬥爭的一種製度 設計，當後社會主義的中國強調「依法治國」的時候，其實也暗含著類似的考慮;吊詭的 是，地方政府親資本的立場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對工人幾乎封閉，結果反而將工人 推向階級抗爭的軌道上，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復雜性和國家角色的自我矛盾，無意中 成就了工人的階級行動。
九、在抗爭中走向聯合
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總是過於強大，工人相對來說處於弱勢地位。那麽工 人的集體抗爭力量究竟在哪裏?懷特詳細區分了工人階級力量的不同來源。他指出了兩 種主要的力量來源，一種是「結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種是「結構力量」(struc- tural power)。結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體組織的各種基礎。結構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經 濟系統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議價能力。訛輲輦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為我們探尋工人階級抗爭 / 受控的力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層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 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訛輳輦，對工人抗爭的研究需要我們走近具體的工人，探究他們所承 載的具體的抗爭力量。
在當今的中國，建築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 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製度化抗爭渠道，也沒有工會 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持訛輴輦，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力量」而言， 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建築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 完整的工人身份，他們的身份認同徘徊於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 動能力;其二，分包勞動體製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 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製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 生產任務完成之後，使得工人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建築工地上的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總是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並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 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
2009 年 8 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北辰工地上，來自河北的 7 名工人與來自河南的 8 名 工人住在同一個宿舍裏，跟著一個來自江蘇的老板幹活。他們都是木工，從開春到 8 月 底，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雖然有鄉音、地域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但在朝夕相處中他們 還是建立起了信任關系，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都是出來打工的，都是給同一個老板幹 活，平時都相互照顧，也不分誰是哪個地方的。」8 月底，工程完工了，河北工人決定不再幹下去，就去找老板結清工資。和其他工地 上的情況一樣，老板百般推脫，說是要年底才能結清工資。工人們決定采取行動，但擔心 人數太少，鬥不過老板，於是就動員河南工人加入。他們一起來到勞動局信訪辦投訴。
兩天後，勞動監察大隊的人員來到北辰工地，找到包工頭以及勞務公司和建築公司 的項目經理，要求他們盡快解決工人工資。大小老板們都叫苦連天，推脫沒有錢，要工人 們等一等。工人不答應，一個工人揚言要爬塔吊，被勞動監察大隊的人製止了。工人和老 板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勞動監察大隊的人擔保，每人先領 1000 元，剩下的由包工頭打下 欠條，等到 31 日當場結清。
有勞動局的承諾，工人們答應了老板的條件。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 南的工人決定繼續呆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資。河南的工人在北京南郊找到了新的工程，邀 請河北工人一起幹。
31 日上午，河北和河南的 15 名工人從南郊趕往北辰工地，為壯大力量，河北工人還 叫來了之前跟著同一個老板幹活而中途沒有拿到工資的 5 名工人，讓他們從老家河北定 興趕過來。這樣，人數增加到 20 人，大家很齊心，表示拿不到工資誓不罷休。
在他們即將到達工地的時候，接到包工頭的短信，說當天錢不夠，要第二天才能給 錢。工人們一下子憤怒了。
「就得跟他們幹，不能太軟了，勞動局得給個說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讓他寫個條子， 說我管不了。」「我們去要錢，又不犯法，天經地義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們怎麽樣。勞動局不給解 決就去靜坐去。」在對老板的憤恨情緒中，工人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下午兩點鐘，勞動局的人趕來了，公司卻沒有辦法拿出錢來。在工人們激憤的抗議聲 中，公司完全沒有了平日裏的威風，勞動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兌現承諾。僵持了很長時 間，公司答應給每個人 150 元作為路費和住宿費之後，工人才答應再寬限一天，並且要公 司當眾承諾，如果第二天還不能給錢，就給每個工人多加 1000 元。第二天，工人們順利地 拿到了工錢。
不斷積累的鬥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在夾縫 中生存，如何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麽事情 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板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板就不拿你 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包工製度建立在鄉緣關系基礎上，在工人日常的勞動和生活中。一方面，鄉緣意識一 定程度上維系了包工隊內部的團結，與包工頭之間的鄉緣紐帶更是建築行業拖欠工資得 以可能的一個重要條件;另一方面，鄉緣意識也造成建築工地上不同包工隊工人之間的 分隔，來自不同地域的工人甚至在日常勞動和生活過程中時常產生糾紛。但是，一旦進入 討要工資的環節，包工頭難以滿足工人要求，資本從幕後走上前臺，真正的老板出現，勞 資雙方正面碰撞時，鄉緣意識就不再是資本利用包工製度約束工人階級意識的枷鎖，反 而成為工人迅速團結的社會基礎。正如裴宜理曾經指出的，鄉緣、技術、性別等造成工人 分裂的因素，同樣可以推動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訛輵輦我們的調查發現，在討要工資的抗爭 中，工人經常從附近工地甚至老家調來同鄉工友壯大聲勢，在缺乏工會等組織的支持下， 鄉緣關系成為工人集體行動最重要的組織依托。在本節的個案中，面臨共同的工資拖欠， 來自河北、河南的工人一方面各自在鄉緣關系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另一方面又超越鄉緣 意識實現了更大的聯合。資本的殘酷剝削，共同的利益，加上日常勞動和生活中積累的共 同不滿和怨恨，使這種聯合成為可能。
由於農民工生產和家庭生活空間的分離，沒有辦法形成工人社區來承載、累積鬥爭 力量，也由於缺乏製度性的組織基礎，現階段建築工人難以以城市為基地開展長久的、大 規模的、組織化的抗爭，集體行動呈現出自發的、分散的和野貓式的特征，達到直接的目 標之後即告終結，一場典型的討工資的抗爭往往維持不過幾天，參與人數通常不超過百 人。由於討工資通常發生在建築工程行將或已經竣工的時候，工人要麽已經脫離生產領 域，要麽難以對生產過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工人的集體行動往往不是采取罷工的方式， 而是選擇多種多樣「鬧」的方式，這些集體行動雖然規模小，但往往采取極端化甚至充滿 暴力的手段，或者沖擊項目部圍堵具體的管理人員，或者轉而圍堵售樓部，或者爬吊塔、堵馬路，呈現出與製造業工人集體行動不同的特點。 十、建築工人的階級形成老張、小波、史東東、劉小兵……這些來自河北、河南、江蘇的普通農民，當他們最初 離開家鄉走入城市工地的時候，無非是為了改換一種謀生方式，在土地之外討生活而已。 吃苦、受累，甚至受委屈，所有這些都在他們的心理準備之中，但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是， 現時代的中國的政治經濟註定要將他們推入一個階級主體鍛造的歷程中。
在建築工人走入城市之前，城鄉分割的歷史遺產連同國家的發展主義戰略，已經將 他們打造成為殘缺不全的勞動主體，這嚴重削弱了他們的權利意識、生活期望以及可用 資源，反過來，這為地產及建築資本控製及剝奪他們提供了有利條件。就連建築工人唯一 可以憑籍的鄉緣關系，當遭遇強大而貪婪的資本時，也在分包勞動體製之下淪為資本追 逐利潤的利器。所有這些因素匯集在一起，造成了哪怕是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 難得一見的嚴重而又普遍的工資拖欠現象和殘酷剝削。
在工地上、在宿舍裏，在具體而微的工作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 剝削和壓迫，體會到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建築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 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他們的情感本質上正是一種階 級情感。然而在當今的中國，階級語言早已經被打上極左的標簽，成為整個社會的禁忌， 階級主體也因此患上了失語癥訛輶輦。現代性的話語喧囂湮沒了底層的聲音，建築工人沒有 辦法在主流社會的話語體系中找到合法的語言概念來理解和解釋自身的處境，也沒有辦 法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和情感體驗，因此更多地以對於包工頭、管理人員的不滿和怨恨 的形式呈現出來。它們至多是一種萌生狀態的階級意識，模糊、零碎，並且經常因與鄉緣 意識的糾結而變得復雜多變，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之路充滿荊棘。
「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本文開篇引用的這首《討薪之歌》所揭 示的，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承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 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 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著，但並沒有 消失，而是在工人心裏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 量。當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當工人受工傷卻沒人管的時候，包工頭與 工人老鄉關系的溫情面紗瞬間滑落，隱於幕後的資本被迫走上前臺，鄉緣關系再也難以 掩蓋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正是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於模糊 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並擺脫 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在中國農民工群體中，建築工人是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群體，很多人連初中的學堂 都沒有邁進過，更談不上去讀馬克思列寧的鴻篇巨著，也從來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來自外部向他們灌輸先進的階級意識;然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艱難打工生活，尤其 是與資本持續不斷的抗爭，就如同一個熔爐，終將它們模糊、零散的不滿和怨恨鍛造成為 階級對立的意識。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的利益對立，以及資本殘酷的剝削，使得建 築工人在沒有任何外力幫助下，能夠突破諸多結構性障礙和壓製，擺脫社會經濟組織(分 包勞動體製)、主流話語以及他們的農民工身份等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完全自發的反抗行 動中(主要是討要工資的集體行動)塑造出明確的階級意識。在這裏，我們看不到後馬克 思主義者殫精竭慮思考的「為什麽不」的問題，生產關系、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之間的邏 輯關系再清楚不過地呈現出來。
階級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很難確定一個僵硬的評判標準，與湯普森描述的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歷程相比較，我們看到中國建築工人的集體行動大多為零碎的野貓 式抗爭，雖然頻繁發生，但沒有形成大範圍的相互之間的呼應和聯合，更沒有形成任何堅 實的組織基礎，工人的團結還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可以說中國建築工人的集體 抗爭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階級形成尚處在一個初生的階段中。
每到開春，一個個工地在機器轟鳴聲中開工，掀起陣陣塵土，地表仿佛被撕開一道道 傷口。及至歲末，一個個工地又在一片靜寂中完工，地表的傷口彌合，留下的是一棟棟或 宏偉或精美的建築，而那些工地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工地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製度變革的產物，它又如一個縮影，揭示了三十年改 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建築資本 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系的中心和主 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建築工人在大工地上艱難掙紮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 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他們尚未誕生就被迫進入到一個由國家和資本聯手打造的狹 小空間裏。在大工地上，我們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階級對立和沖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 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 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製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 重生的機會。
本文作者對連佳佳、劉靜、李大君、劉曉紅、周麗娟、李慶素、小強、李丁、張劼穎、王 敦猛、朱倩等人為本研究成果所作出的貢獻，表達萬分的謝意。本項研究受到以下課題的 支持: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HKRGC)研究項目「一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對華南地區宿 舍勞動體製下集體行動的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民工群體的階層形成和身份 認同」(批準號 06CSH009)，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課題「新一 代農民工的生活空間:階級與公民意識的探索」。